时间：2023-01-31 13:01: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桑耶镇历史文化保护不能就保护论保护，也不能停留在对遗产的有限展览上，而应结合现实环境，“保护下实现利用，严管下进行开发”，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宏观上，全面统筹镇域历史文化遗产，以镇域自然空间为依托，以桑耶镇宗教文化为根基，将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大遗产”保护的构想。局部上，不仅针对遗产本体的保护，而且包括遗产环境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平衡点，保护是基础。桑耶镇是“藏源文化的窗口”，拥有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并且古镇肌理保存良好，有大量居民生活于此。因此保护过程中应避免南京夫子庙保护改造中的“去旧建新”行为，也不能走成都“宽窄巷子”保护更新中将原居民全部迁出的道路。生活于此的居民是对当地文化的直接展示，而古镇的肌理是文物保护单位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保护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并对重要民居进行保护修缮；为避免人口要增长对古城古镇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形成巨大压力，分散人口至古镇周边的新区。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是要在不损失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兼顾其它使用功能。利用是街区发展的“触媒”，历史街区将以商业服务功能为主，居住功能为辅。如同上海的田子坊，“在保护促进利用，因利用强化保护”，通过功能置换疏散历史街区部分居住人口。桑耶镇应在保证“街区尺度不变，民居形态不变，街坊风貌不变”的基础上对历史街区进行利用，最终实现“风貌得以保护，文化得以延伸，环境得以改善，居民得以实惠，经济得到发展”的目标。
2.桑耶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措施
（1）整体保护①自然环境要素保护主要包括镇域地形地貌的保护和镇区周边自然山水格局的保护两个层次。从镇域来看，高山连绵不断，北为掉瓦日那山、南为哈布日名山，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而桑耶镇区则位于镇域南部，地处藏南谷地，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串珠状宽谷地的其中一处。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孕育桑耶镇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温床，要求保护镇域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个历史文化核心保护片区周围，严禁大规模的开山采石，不得人为更变已有山体轮廓，保护已形成的自然生态格局和大地景观环境，维护境内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观，严禁乱砍乱伐，慎重处置各类旅游区的开发开放。同时，保护桑耶镇区内帮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观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视线通廊，进一步整合城镇、寺庙与山脉、水系及田园之间的关系，优化“谷口型城镇”的环境特色，强化“山—寺—城”相辅相依的传统空间建设思想，形成以山为景、以寺为核、以水为界、以林为底的整体模式。在此景观格局范围之内进行城镇建设，应保证自然环境的历史状态，控制机动车辆的通行，控制建（构）筑物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高度。②城镇空间格局保护为了保护独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续其城市发展脉络，对城镇空间、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镇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剖析。从空间布局来看，城镇主要分布于两山一河之间，在泽桑公路的交通牵引之下，围绕桑耶寺呈现出不完整的扇状布局形态。从街巷肌理来看，泽桑公路东段、泽桑公路西段和艾玛龙公路形成以桑耶寺为中心的放射状格局。同时，由于地处谷地，城镇内部道路多较为平直。现状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阳日照的影响以南北向布局为主。综上所述，桑耶镇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扇形+格网”状的双重空间发展格局。尊重桑耶镇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城镇发展格局，保留城镇生长骨架，保护城镇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减少对老镇区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对于严重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时，建议与老镇区性质、风格不相符的新镇或新的功能组团在一定的保护距离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坏原有的城镇格局和空间景观。（2）桑耶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东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泽桑公路。保护文物单位的原真性。严格保护桑耶寺、康松桑康林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具体措施为加大技术、资金投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真性，保护其作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保护整体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以及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标志性地位。对桑耶寺进行保护性修复，并对周边环境进行重点保护和设计，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为全城标志性景观节点的地位。要求周边建筑环境与桑耶寺协调统一，高度以不超过乌孜大殿高度的1/2为宜。
3.结语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桑耶寺见证了桑耶镇乃至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另一方面，典型的坛城形制、具有第一座寺庙之称的桑耶寺已成为吸引进藏游客观光游览的重要旅游资源之一，是以拉萨为中心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利用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使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黄珊珊梁靓洁孙双辉潘海坤单位：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关键词]转河、历史文化园、长河遗梦、历史、文化
1&前言
转河历史文化园位于转河上游，西起北京展览馆后湖，东至高梁桥，其水线全长550米。追溯历史，明清两代曾经是连接昆明湖的皇家御道，也是百姓踏青观柳的好去处。河道沿途景点、建筑物有“绮红堂”、“绮红堂码头”、“高梁桥”等，应该说，他们的存在标明着转河的历史，体现着转河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些特定事件的影响，园内景点、建筑物遭受到一定程度损坏。河道也是经历了填埋、打开多种境遇，直到今日，才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得以修复、重建。
笔者在历史文化园的规划设计中，围绕“长河遗梦”这一转河全程设计主题，利用现代水利技术，融入治水新理念，展开多种表现手法，着重强调了该景区的历史性、文化性。如果说“长河遗梦”的设计主题是为了实现让转河链接历史、通向未来的梦想，那么历史文化园就是梦的源头，梦开始的地方。
2&恢复自然型生态古河道
一直以来，回归自然，恢复生态环境是人们向往和推崇的一种境界。“自然”无论是在物境上，还是在意境中都美化着世界，净化着心灵。恢复生态原有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是体现自然，以人为本的唯美途径。
笔者在历史文化园河道的规划设计中，考虑到该河道原有文化历史背景，在恢复自然生态河道的同时，用多种表现手法将历史文化蕴涵其中，从而让河道生动、多样，韵味无穷。
1.1&恢复河道原结构从根本感受自然
河道是水生态的重要载体，恢复河道原有结构，顺其自然，为生物提供多样、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治理历史文化园河道的基本原则。在历史文化园河道生态整治修复工程中，笔者本着“宜宽则宽，宜弯则弯”的治河思想，恢复河道原有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特征，让原有生物群回迁，重新建立水生物生态系统。
设计中，在满足宣泄洪水的基础上，尽量保持了河道的自然特征及水流的多样性，只有水流的多样性才有水生物的多样化。恢复后的生态河道，为水生、两栖动物创造了优良的栖息繁衍环境。这样既有助于保护河道水生态环境，又有利于提高河流自净能力。
1.2&利用植物体现历史文化
回首历史的长河，早在明、清时代河道两岸绿树成荫。春夏之季，更是引无数的文人墨客提诗赋词，风靡一时。据《琼花斋记》记载，当年长河两岸风景可谓是“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可见；精蓝棋置，丹楼珠塔，窃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九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当春盛时，城中仕女云集，缙绅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
为将现历史文化园恢复其历史原貌，在规划设计中充分尊重历史文化背景。布景中不做过多修饰，而是在河道两岸及河道内大量种植柳树、桃树、荷花、芦苇等植物。并利用现代光感技术，配以灯光效果，从而更加完美的再现了长河绮丽风景。
新建历史文化园，河面水光潋滟，两岸树影婆娑；柳枝低垂摇曳，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明清两代盛极一时“长河观柳”的民间聚会，在这里再次成为一种风俗、一种时尚。由此不难看出，历史文化园大面积种植多种植物，是在让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同时，又将历史与文化的特性得以拓展。
1.3&故道遗址浓缩的历史文化
文化对于一个城市有着深远的影响，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是体现文化的一种方式。祖先千百年积沉保留下来的文化不应被支离破碎，而是需要更多关注和保护。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与都市生活的现代性有机的融合，才能创造出都市景观新文化。
历史文化园内长河故道遗址是历史文化园设计中，突出历史文化的点睛之笔。故道遗址在被挖掘维护的同时，遗址四周利用经过仿旧处理的条石将之圈起。条石的运用让历史的味道呼之欲出，故道遗址与周边现代环境的强烈对比，在感官上提高了人们对长河历史文化的兴趣与认识。
3&重建绮红堂码头
关于绮红堂的历史应当追溯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其生母孝圣太后祝贺花甲正寿，在长河南岸修建了绮红堂作为登船游览皇城水系的一个码头。其间，绮红堂不仅作为御用码头，更是自乾隆后历代皇帝在来往皇宫与万寿山途中，小憩、用膳、召见群臣处理国事之地。当年光绪皇帝就曾在此下榻，跪接慈嬉。
绮红堂新码头由台阶、坡道、休息平台、拴船桩、浮雕、立石雕塑组成。重建后的绮红堂码头，不仅秉承了原有码头的功能性及使用性，更是加深立意，用艺术的语言传达思想，让人们从更深层意义上了解河道的历史文化变迁。
码头背景墙上的浮雕被设计为三个部分。中间采用高温彩釉的工艺，以“春水游幸图”为主题，用图画的形式展现了昔日帝王出游的热闹场景。左、右两旁分别选用汉白玉材质，以“水系开凿图”和“泽润万民图”为主题，依此讲述了北京水系的起源、开凿、修浚。三幅不同的画面让人们了解了历史，感受了历史文化，从而达到了加深立意主题的目的。
码头立石雕塑在选料上分别采用新旧两种石材。用从原有河道挖掘出的旧石材与新石材混合排列，从视觉上形成新旧对比，在内涵中象征着历史与现代沟通、融合。其中旧石材的排列为“九位一体”的组合方式，九位的选用是因为在中国、佛教以及各种文化中数字“9”都代表着各种能量的高度聚合，并有吉祥、幸福之意。在排列中五块立石被放在码头平台高处，表示历史被认知的部分；另外四块则放在平台低水位处，随着水位的变化时隐时现，意味着历史还未认知的部分。而在条石排列中变化的水位，也在寓意着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主观认识的变化，是大众群体的象征。
其实纵观重建后的绮红堂码头，不难看出设计中大量运用了对比与交错的表现手法。两种不同的手法都再次演绎了历史与现代的共存。
4&亮出高梁桥
高梁桥始建于元代初期，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历代曾多次对古桥修葺，清代修葺过的石桥桥下为单孔拱券，桥上用青白石构筑，桥两侧的护栏雕琢精美。桥体外观朴实无华，坚固无比，是京成著名古桥之一。
高梁桥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还蕴涵着一段神话传说。传说中，高梁桥的得名是因为当年刘伯温奉命修建京城，把好山好水全部搬到了北京，因此惹怒了掌管水系的龙神。龙神大怒将全城的水偷走，伯温发现后立即派手下名为高亮的大将追赶。在擒获返回的途中，龙神挣断绳索逃跑，临跑前还将装水的水车推入长河。高亮怕皇帝怪罪，随身跳入长河，从此他跳河的那座桥偕他名字之音，被称为高梁桥。
鉴于高梁桥的历史性、文化性，亮出高梁桥成为设计中的重点。经与多方部门协商，基本保留高梁桥基础原结构，并对原结构进行加固处理。对于桥体外观进行适当装修，在桥头两侧安装青石板碑文，分别篆刻桥名及桥名传说。桥西侧采用投头灯照明，着重反映出高梁桥及周边景区。光源采用代有凝重气氛的橘色，更好烘托其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
高梁桥的亮出为历史文化园带来了良好的景观效应和社会效应。在景观上，远眺高梁桥，长河似玉带，白桥跨碧水；近观高梁桥，桥下，柳浪飞燕逐清波；桥上，行人车马如穿梭。侧看高梁桥，则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高梁桥的保护、修复，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政府对待历史的高度重视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并让那些关注历史，热爱文化的人感到欣慰。
一、大唐佛教寺院建筑特点
唐代寺庙建筑的基本特点是：（1）寺庙的屋顶平缓，而屋檐延伸深远，柱子比较粗壮，斗拱的比例大。寺庙使用板门、真棂窗的地方比较多。单体建筑呈现出来的是庄重朴实、美观大方的风格。（2）木质建筑是唐代佛教寺院艺术加工和结构统一的结果。唐代寺院木建筑的特点是气势宏大，规整而统一。（3）唐代佛教寺院的柱子、斗拱结构、梁木等构件，其承载压力的状态与构建存在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了力与美的高度融合。（4）寺庙的色调简洁明快，屋顶四角舒展、平远，门窗的设计效果朴实无华，整体呈现出来的是庄重大方的形象。
二、两座仅存的唐朝寺院建筑文化分析
佛教历经规模庞大的灭法运动，多达四次，此后，中国的佛教艺术和金碧辉煌的寺院建筑也因此走向没落。在悠远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建筑里，人们很难再看到唐朝以前的地面建筑了，也许是自然灾害、灭法、战乱和木建筑寿命短等原因，导致唐代异常辉煌的佛教建筑永远消失。然而，就在1937年的一个夏日，清末建筑学家、思想家梁思成抵达五台县城，他没有去台怀镇参观五台山寺庙集中的地方，而是北上，潜入那些偏僻的荒山野岭，在达豆村镇附近发现了佛光寺。这里就是梁思成曾经考察过的敦煌石窟第61窟图中呈现出来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之寺”。过了若干年以后，梁思成在回忆起这次经历时，讲到自己在黄昏的时候来到豆村，在附近见到佛光寺时，他惊喜若狂，他说“：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还必有唐构的信念，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3]1.五台山遗迹佛光寺的建筑文化。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也即471年至499年间。位于五台县豆村镇东北的佛光山中。在隋、唐时期，佛光寺的游客很多，香火兴旺，长安、敦煌等地的人慕名而来。佛光寺在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也颇大。唐武宗曾下令消灭佛法，佛光寺因此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此后，唐宣宗于大中十一年重新建造东大殿，现存的殿内壁画、塑像、石刻，以及殿外的经幢、墓塔均为唐代遗留下来的建筑。此外，佛光寺内还有唐代壁画、石幢、塑像、墓塔、汉白玉雕像等建筑物流传后世。两座石幢为平面八角形，一座位于东大殿前，是唐大中十一年前重造的；另一座石幢的位置在东大殿的前院中，却是唐乾符四年（877）重新建造的。佛光寺在寺内坐东面西，东、南、北三面则是群山环绕，松柏苍翠，景色秀丽。佛光寺最大的特点是因势造寺，寺院的西面开阔，一走进寺院，展眼望去，能观望到层层升高的屋檐，13米高的台基上是东大殿。大殿有七间房那么大，里面的深度占据四间的距离，环境清幽。单檐，无廊顶。前檐的五间设有板门，两间安置了直棂窗，另外的三间以厚壁围起来，错落有致，和谐而不单调。大殿内设置檐柱和内柱各一周，柱础为宝装莲瓣的石雕，十分精美，且罕见。后檐柱和后槽金柱因地制宜，巧妙地设置在了所开凿的山崖位置上。内外柱头上和柱与柱中间设置了硕大的斗拱以支撑梁枋在柱头上的压力，且承载屋檐的重力。大殿的柱头斗拱分担着大梁上面的负荷，后尾压在四袱椽两端的下面，作用不小。大殿内供着“华严三圣”等37尊形象生动的彩塑，大殿内的拱眼壁上和佛座背面还有少量精美唐代壁画，壁画、板门和立颊背面的唐人题记，被后人称作“唐代四绝”。佛光寺的东大殿占据七间大小，东大殿内部的结构布局显得比较精巧，但从外看去，则是稳健壮观。大殿内的塑像、壁画有不少是唐代时期所作，这些塑像、壁画与建筑设计结合，浑然一体了。唐代的佛塔不在寺院中心，而在院外，但佛塔仍是寺院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光寺外形呈现出来的是朴实的特点，比如寺庙的柱子、门窗、斗拱、墙壁等，并没有什么艳丽的色彩，而是涂成了土红色，符合佛教自身不张扬的特征。佛光寺的大殿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佛光寺出色的设计，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给后世留下一道建筑的风景。2.五台山遗迹南禅寺的建筑文化。南禅寺位于五台县李家庄西侧，名气颇大，寺院却不大，由东、西两院组成。就位置而言，东院给僧人居住，安静深旷；西院则是由菩萨殿、观音殿、十王殿和大佛殿这四座院舍组成的四合院落。大佛殿重建于唐建中三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又是历经千年烽火而保存下来的一座罕见古寺。从结构上看，大佛殿的面较宽，深三间。大殿建在了一米来高的台基上，殿前有近似方形的月台，这种建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较为罕见的形制。大佛殿为标准的唐代寺院建筑，有单檐歇山式屋顶，前檐明间设板门两扇，两次间安破子棂窗。大殿由12根檐柱撑起屋顶，墙其实不受力，只是起了阻隔防护的作用。西山墙有三根抹楞方柱，其余为九根轮廓秀丽的圆柱。大殿古老的方柱为创建时的原物，圆柱却是后来重建时的替代物。檐柱上面的斗拱使殿堂的空间显得开阔、疏朗。斗拱硕大、雄壮，这也是唐代寺庙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大殿内的17尊佛像，秀眉善目，体态丰满，仪态端庄，很有亲切自然的风范。尤其是色彩的搭配，和谐自然。顶梁架的转角处，大角梁通内外，檐头翼角微微挑起，不是很明显，给人感觉平缓古雅，大气和谐，这是古代遗留下的建筑方法。南禅寺大佛殿距今1200余年，历史悠久，它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为我们研究唐代建筑的结构、形制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大唐佛教寺院建筑的研究价值
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极盛时期，佛教寺院文化也是我国建筑艺术的精华。佛光寺和南禅寺是我国目前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少数唐代寺庙建筑的其中两座，为后世研究大唐寺院建筑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佛光寺内藏有不少珍稀的佛教文物，因此，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佛光”之美誉。寺中的唐代建筑、雕塑、壁画、唐代题记，被人们称为“四绝”，这些罕见的建筑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南禅寺和佛光寺的建筑风格，让我们领略到了大唐寺院建筑设计所独具的民族特点，也深刻理解了彼时寺庙建筑的环境和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
作者:史俊巧单位: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
一、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已在贵州省举办了6次，今年将召开的是第7次年会，这就使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有了更充分的依据
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连续在贵州省举办，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齐聚贵州，他们以探索和挑剔的目光，开始发现和了解了中国西部贵州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高原，是一方多彩而又神奇，仍然保持着生态和谐的土地。当七月炙热的酷暑席卷全球，地球村的村民们在热浪中煎熬时，爽爽的贵州却凉风习习，大自然的恩赐，让来自世界各地、齐聚贵州贵阳的代表们，在会期间沐浴着生态文明赋予人类的清爽，体味着大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惬意，让全体贵州人自豪，让全省17个世居民族兄弟姐妹们从中受到生态文明的启迪，从而开始了贵州人在冲击经济洼地的搏击中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种新思路和全新概念，描绘出一幅贵州人心中颇为独特的绿色“中国梦”。而归兰山和水族人则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彩夺目，绽放异彩，正向推进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进程携手迈进！为圆中国梦奉献一片山地高原的青春世界和本民族文化。
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五、水族同胞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寄予极大的期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水族同胞将会全力支持
归兰山景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致富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每逢节假日来归兰山景区游玩的旅客络绎不绝，游客的到来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商机，并涌现出了专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旅社和饭店，还有为旅客提供扛东西上山和提供其他便利服务的农民。因此，水族同胞期待着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的开发。在归兰水族乡这样深度“欠发达、欠开发”的边远贫困少数民族，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又是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能源的有效措施，只要合理利用，有机协调，创新思路，整体推进，就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作者：崔之东 单位：贵州都匀市委党校
一、研究综述
（一）对于“历史文化老街”概念的界定
自2008年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以来，已有全国各地共计40条街道入围。“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时为了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那么到底何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街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并报国务院备案。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做出的定义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在学术上，一般称其为“历史地段”。 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历史文化老街”就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核心内容。
（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价值及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传统历史街区的外在物质形态与现代文明、发展形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历史文化老街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联系，保留着城市的历史特色，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当今的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变换更是日新月异，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旧城改造，很多的旧城街区被拆除改建为高楼大厦，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老街很少，并且在现实的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使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因此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就必须受到重视了。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重点体现在：
1.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因为历史文化老街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对其的研究当然可以了解城市的历史，观察城市的变迁。
2.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寻求历史文化老街的合理保护模式。对不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寻找各自优缺点，找到更好的老街保护模式，解决一些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中遇到的问题，为老街保护提供政策的参考。
3.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唤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历史文化老街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财富，是属于广大市民的共同财富，但由于老街的存在可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对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可以唤起大家对历史文化老街的重视，注重对其的保护，为老街的保护献出一份力。
4.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丰富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增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相关政策规定
历史文化街区或说“历史地段”这一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60年代。战争的肆虐以及随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大面积的老城区、老街道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城市的特色渐失，当城市的回忆被割裂，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保存这些历史文化、地区特色对于文化传承、地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最先提出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的国家是法国。法国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其中制定了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如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等。
相比之下，中国略为落后。中国正式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从此开始形成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四）关于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通常是与该城市的城市规划相结合，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重庆市规划局编制处共同发表的论文《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表的论文《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综合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践模式及其利弊，该文指出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科学发展值得思索的几个共同点 ，并试着提出发展对策。或是以旅游业发展为目的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动态保护模式，如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动态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而这些研究可说大多都是基于发展目的来研究保护模式的。
二、百年昙华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误区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一时期的建筑代表；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感。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还可以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此，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三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与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和谐一致。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
【关键词】公共政策；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同里
在近2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在结构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转变，城市建设从传统的政府部门中央指令性模式向多级参与模式转变[1]。这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使得传统的以强调技术因素为主的城市规划决策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属性成为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除一部分集中在历史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历史古镇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历史文化古镇中社会利益的分配，包括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的利益争夺也逐渐加剧，在保护与发展的语境以及我国镇一级行政体系下，保护规划和实践的最大难点尚不是在于工程技术问题，而在于政府和规划者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为所有相关利益人创造互惠的赢局。保护实践中“谁来保护、怎样保护”，以及影响保护实践的各种现实因素，特别是政府、开发商和民众在不同时期和阶段中三者之间博弈规则的变化显得格外重要，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中公共政策的多样化和重要性。
1. 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的公共政策过程
1.1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过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整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往往通过法令、条例、规划、计划、方案、措施、项目等形式表达出来。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核心作用与功能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协调与引导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确定政策问题、制定政策方案、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与政策调整、政策终结[2]。实际上，规划工作的本质就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应对当时当地社会需求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3]，特别是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或者说规划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将显得尤为明显。
1.2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必要性。
1.2.1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空间增长主要还是一种外延性的扩展，相应的城市规划也是一种增量规划，以城市建设用地的外扩为主要特征，小城镇容易遭受到特定的危险。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在市场化背景下其价值观和利益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在当下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命运，一旦其决策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那么历史文化古镇历史环境将面临着结构破坏、风貌消退甚至彻底消亡的危险。
1.2.2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来看，镇一级政府处在管理体系的末梢，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因此除了遵守国家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决定了它具有其他层次的行政管理体系所不具备的一些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1）自由裁量权力大，这种灵活性使得古镇政府能够比较迅速的作出决策，同时，它也是导致决策失误的诱饵。（2）人力、财力资源有限，镇财政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集资渠道的也较窄，财政实力并不如城市那样雄厚，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普遍缺乏专家支持。由此可见，镇一级的行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财政体制等方面与城市的行政管理体系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的情况下，自身利益的驱动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在参与古镇保护活动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而忽视或是侵犯其它群体应有的利益，使古镇保护沦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逐利工具，从而偏离了历史文化保护事业的基本方向。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性。
1.2.3因此，虽然古镇保护规划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法规存在，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才能使保护规划产生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具体项目操作层面，政策过程往往才是最终决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发展的好坏的背后作用力。
2. 同里古镇及其保护概况
2.1同里古镇概况。
2.1.1同里镇隶属江苏省吴江市，现辖镇域面积133.1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人。是江南著名水乡，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由网状河流将镇区分割成七个岛，是太湖流域典型的水乡古镇。东南接318国道，距离虹桥机场80公里，西连苏嘉205省道，距苏州市18公里，吴江6公里，水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素有“苏淞要涂”之称。
2.1.2同里镇的空间布局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特征，水网密布等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同里镇以河网作为市镇建构的骨架而发展，其空间布局特征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4]：
（1）有机的空间形态。同里古镇的空间形态因借于自然因素，与水体有机结合，不规则但连续性极强。
（2）网络状的空间结构。同里的运河体系条连环通，网络状分布，使得古镇内部景观视线走廊具闭合性与可选择性，内部空间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多样与紧密。
（3）差异化的空间功能。由于同里历史上一直是官绅雅士的聚居地，使得其空间格局受自上而下“规划意识”的影响，形成了商住分离的功能结构。
（4）匀质的空间界面。从建筑连续所构成的界面看，其比例、尺度、组合方式颇具特色且保留完好。
（5）多样的空间类型。桥头、埠头小型广场或等公共活动的主题空间，提供了多样的视觉体验与心理认知。总的来说，同里的历史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城市空间之中，而非建筑单体或建筑群之上。这个特征很大程度决定了同里保护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城市空间关系。
2.2同里古镇及其保护规划相关研究成果。
（1）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阮仪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江南古镇，对古镇作了科学详细的实测、记录和规划，整理出版了以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江南水乡》、《江南古镇》等著作[5]。伴随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的深化，形成了较为丰富系统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同里古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规划、保护与更新、体制和发展、古镇旅游四个方面[6]～[10]。
（2）在保护规划实践方面，同里于1999～2000年开展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确定了不同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目标以及相关的措施，价值要素主要涵盖了物质遗产、古镇格局和风貌景观以及非物质遗产三方面。保护区界包含了同里古镇清末民初的镇区建成范围及出入镇区的主要河道两侧的景观范围，保护区总面积57.6公顷。
3. 同里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实践的政策过程及经验
同里从1982年列入江苏省省级文保单位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见表1），二十多年来的古镇保护制度变迁历程实际上是政府组织下、多方力量参与古镇保护与发展的行为与作用，特别是乡镇政府如何运用各种创新手法，在各方博弈中获得所需的各种政治、经济知识和社会资源，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政策驱动、市场拉动、投资带动的古镇保护、开发和发展之路。回顾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管理体制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7]：
3.1第一阶段：吴江市建委主导下的同里景区（1998年之前）。
（1）当时同里古镇是作为太湖景区的景点之一，采用江苏省景区建设办公室垂直领导下的景区管理模式，由吴江市建委直接领导。此阶段主要是对“一园”（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三桥”（太平桥、吉利桥和长庆桥）等景点的古镇保护基础修复工作，其中退思园是修复核心，此时期退思园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古镇的同里。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和财力上的制约，同里镇并没有多少发展自。
（2）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的自我发展权，其积极性被从分调动，地方基层政府开始成为古镇保护实践中最重要的推动力。1996～1997年间，同里镇政府先后投入约500万元进行旅游景区基础建设，自己开发出一些景点（明清街、世德堂、罗星洲等），修建景区入口处石牌坊，同时为重现水乡风貌，投资300万元重新开挖丁字河、重建三桥，增建泰安桥。1997年4月，同里第一届旅游文化节举行，同里镇的知名度提高，奠定了同里开发旅游的基础，同里旅游发展开始起步。
3.2第二阶段：镇政府主导后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1998～2005年）。
（1）1998年，景区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吴江市将包括退思园、两堂（嘉荫堂、崇本堂）在内的几个景点的管理权下放给同里镇政府。同里镇政府从此有了对镇区内所有景点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宣传的权力，可以采用统一的门票，并能获得古镇保护所带来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受益。此次权力下放明晰了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使镇政府拥有了对自己镇区范围内主要景点的管理权以及相应的收益权，将同里镇的保护投入与其产出直接挂起钩来，因此在谋求地方发展激励下的地方政府便大大加强了投入力度。
（2）但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同里镇政府力不从心，也意识到引入新投资主体的必要性。2001年政府在景点的建设中引入了苏州凯达公司，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形式，投资2700万元，建设了珍珠塔景点群，开始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建设。2003年底组建同里古镇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首家古镇“保护公司”，开始探索古镇保护企业化运作模式，由政府（同里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技术专家（同济大学旗下同楷公司）、专业化公司（苏州新沧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联手，打破了古镇保护由政府“包揽”的局面。2005年，同里红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成立，同里总公司注册成立8家子公司，依托同里的旅游大品牌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立运作。虽然同里总公司没有实现政企分离，但子公司已经彻底市场化，这种同里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承包模式实质是将下属经营管理的各项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公司化运作，也是根据发展旅游的需要，将旅游公司的职能不断细化、专业化的必然结果。
3.3第三阶段：吴江市“区镇合一”管理新体制（2005至今）。
由于同里镇西侧吴江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吴江市松陵城区向东发展，同里城镇的发展倍受影响。2006年，吴江市政府引进中国世贸集团共同策划和运作，成立由同里镇与港合资的“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同里占合资公司股本的49%，港方按比例注入51%的资金，同里己开放的景点以租赁形式向合资公司转让经营权，该公司每年缴纳包括景区、景点维护以及品牌形象等各项经费，并逐年递增。借助世贸集团的实力、资源及影响，同里历史文化名镇提高了其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4. 从同里的经验看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实践中公共政策过程
4.1制衡——权力下放与上收。
（1）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变化看同里古镇的保护历程，其存在一个管理权下放和上收的过程，同里古镇保护与开发的管理主体从吴江市建委下放到同里镇政府，而后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同里古镇保护开发的管理者由同里镇政府变更为吴江市同里古镇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在充分调动地方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同里免于完全受市场法则所支配而产生与历史文化名镇价值目标不相符的开发建设。
（2）以放权为核心的转型期中国整体制度环境变迁，使得地方政府既有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又有谋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财政收入、政治业绩）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时他们拥有对行政资源、垄断性竞争资源（如土地）的特权，于是与城市中诸多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结成了种种增长联盟[11]，同时，我国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极其微弱。如此一来，多种行政与市场经济利益的趋向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价值判断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因此，在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中，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内部的权力制衡尤显重要，通过不同级别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制约将有利于镇政府作出相对正确的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与开发对策。
4.2放眼——区域框架下进行保护。
（1）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孤立的考虑历史文化古镇是不再可能的，还要考虑到与之相关的总体发展计划，同时，城市的相关总体规划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为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与发展作出适当考量。吴江经济开发区与同里古镇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其行政调整即明确了开发区与同里在产业发展上的不同定位，从根本上减轻了古镇的GDP考核压力，跳出了就古镇论古镇的框架，使得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在区域框架下有了更大发挥空间。
（2）因此，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只能够在城镇框架和地区规划下进行，城镇和其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一方面城镇要服从于地区更大范围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地区需要也应为保护这项紧急工作有所变动。地方政策必须考虑到历史文化古镇的特殊需要，其经济功能的选择必须既不瓦解也不遗弃其历史的本质和结构，所有影响历史古镇的政府部门在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必须协调一致，如工业选址、交通网络和其他地方场所。赋予历史古镇乃至地区发展合理的功能才能保持历史文化古镇的生命力。
4.3联合——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
（1）在历史文化古镇保护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占主导，这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也是资源需求的趋势，它打破了各类资源完全按行政原则由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的局面，各种资源开始逐步按照市场法则在各社会群体中重新分布与流动。同里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实践中，政府引入市场机制，采取由企业管理、转让经营权等方式吸收社会、民间的资本和后续使用、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一方面更好的利用物质遗产，发挥其传递历史信息的作用，同时也为遗产的维护筹集了资金。
（2）政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与开发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与开发者之间既是调控与被调控的关系也是合作关系，政府需要依据完善、全面的公共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市场，逐步分散古镇资源的配置，这不仅为社会资金进入古镇保护提供了条件，也能发挥社会各方群体的协作精神，创造更加多元的价值目标与空间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应限制与防止市场弊端，杜绝市场投机、抬高地价、过度开发、谋求暴利，平衡开发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另一方面其应鼓励与激发开发者的保护积极性，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减少投资风险，让其有利可图，增强开发者的投资信心，在严格详尽的保护技术指标控制下，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工作中，并从中受益。
5. 结语
规划管理从过去相对单纯的技术管理为主向如何体现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转型，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规划学者和工作者所认同和关注。历史文化古镇是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去认清历史文化古镇保护，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探讨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背景下保护规划的编制内容和方法，弄清楚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应该做什么，各级规划管理部门应该管什么以及地方政府应为保障规划的实施采取什么相关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提高历史文化古镇保护规划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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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更新
一、前言
（一）研究的背景、意义及现状
1.背景。当今世界，传统文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重要会议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最值得关注的话题。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结合城市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和时代要求，打造具有自身特点的城市精神，达到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的目的，再次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众视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赵中枢表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提高中国文化自信，建立城市精神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足以见得，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民族兴旺有着重要意义。
2.意义。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精神，在新r代条件下显得十分重要。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作，真正保留住历史遗存，使其具备文化效应，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艺术、人文以及社会价值，才是我们研究该课题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研究方法
1.调查法。通过对柳州东门街区以及桂林靖江王城历史街区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调查有关材料，全面地收集三个历史街区各方面的材料，综合分析、作出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和决策提供依据。
2.经验总结法。通过收集以往的典型历史街区的相关参考资料，制定好总结计划；搜集具体实事，进行分析与归纳；组织论证，总结研究成果。
3.比较研究法。通过将广西历史街区与其他地区历史街区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其异同点，探求各个地区间保护历史街区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4.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报刊以及网上资料来搜集有关历史街区保护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查阅广西近年来对历史街区实施保护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对所查找资料进行比较、归因和数据统计来对如何保护广西历史街区进行阐述，为论文寻找更为充实的理论依据。
二、广西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问题
历史街区与历史街区保护：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通常也称作历史地段，一般而言，它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建筑所构成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延续的社会结构，且传统风貌相对完整的地段或区域。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因此关于历史街区一直以来也存在许多分歧。
第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一是历史原真性与风貌完整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街区价值的体现在它以一个活载体的形式承载着历史发展演变，在保护与更新历史街区的过程中，不能以破坏街区传统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为代价，破坏街区本身所具备的价值。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本身就是一个冗长的过程，我们应根据历史街区的实际情况，将生态宜居考虑在前头，因地制宜地确立相应的保护策略，使历史街区既保持其原真性，又能适应实际需要，在保护传统特色的同时，能长足的发展下去，在动态的循环当中传承历史遗存。三是民主性原则。历史街区保护的每一项措施都要以满足人的精神以及物质需要为前提的。我们在对历史街区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鼓励公众参与进来，“以人为本”，实现多元化的平衡。历史街区的改造与居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让公众真正参与到进来，才能实现多元化的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广西主要历史文化街区背景以及现状分析
（一）柳州东门街区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
1.背景。柳州东门城楼位于柳州市城中区曙光东路的文惠大桥北端，坐北朝南，由城门和谯楼两部分组成。始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城楼。初建时，为护城之用，后来民间作为奉祀所用。
2.现状分析。（1）原始骑楼不再。笔者深入东门街区了解到，东门街区的原始骑楼几乎已经拆除殆尽了。由于原始骑楼大多为木质屋梁，侵蚀严重，容易坍塌，相当部分已经拆除重建了，仅剩几座老式骑楼分散而立。（2）经济活力不够旺盛。自1994年柳州被列入国务院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以来，柳州不断加大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但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效果却不显著。尽管对柳州东门街区的改造从未停止过，但经过几番改造后的东门街区却丧失了原本所具有的经济活力，笔者携调研队前往东门街区的时候发现部分骑楼正在休整，大部分店铺处于关闭状态，前来观光的游客也局指可数。2015年底，市规划部门表示将对“东门城楼西侧院落”进行规划梳理，将东门街区打造成一个集历史文化展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
（二）桂林靖江王城街区背景与发展现状分析
关键词：中学历史 学习兴趣 兴趣小组 参观名胜 多媒体教学
教师如何激发中学生历史学习兴趣，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有意义的话题。中学历史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讲授，教师在教学方式的内容与组织安排上，需要注重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有趣的、激情的、新颖的教学方式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只有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他们才会在兴趣的指引下进行思考、探索和发现。这样学生学到的知识才会真正被掌握和运用。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搞好中学历史教学？笔者认为，应该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努力提高专业修养，加强综合素质
教师是学校发展之本。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关键在于发展教师的素质与能力。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搞好中学历史教学的前提是任课教师具有较高的专业修养和较强的综合素质。
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包括：首先，掌握广博的历史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这是中学历史教学成功的前提。其次，教师应该具备优秀的人格特征，这样才能保证中学历史教学的方向。教师的浩然正气和才华才能叩开学生的兴趣之门，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及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再次，中学教师应该掌握包括多媒体应用在内的计算机知识，具备利用现代化设备开展多元化教学的能力。最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搞好中学历史教学，需要教师具备诙谐、幽默的教学风格。
二、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织兴趣小组
组织历史学习兴趣小组，用学生的活动激发他们对历史学习的热情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方式。历史学习兴趣小组由对历史课程感兴趣的学生自由组成，开始并不强制要求，随着活动的开展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以提升和培养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我根据多年组织学生兴趣爱好小组的经验，认为兴趣小组的组织形式不拘一格，我们完全可以广开思路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举例如下：
1.组织历史讲座，就学生感兴趣的历史问题展开无领导小组讨论。
2.办与当前时政相关的历史方面的黑板报，如“关于的历史问题”的黑板报就很受学生欢迎。
3.其他形式，如开展历史竞赛、就某一专题进行讲演、请专家开讲座等。
这些兴趣小组的活动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同时进一步充实学生的历史知识，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三、引导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场所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身经历往往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教师要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可引导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场所，通过参观名胜古迹使学生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使学生切身感受到过去发生的事情，自然地产生对历史的感同身受，从而激发与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
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博物馆等，往往不仅仅在于学生观看了多少历史文化遗迹、遗物，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将思维设身处地地移情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进而开动思维，从片段之中想象全部，在脑海中构建出真实的历史活动。参观之后，教师要注意指导学生收集资料，交流访谈心得，有能力的甚至还可以培养其试着撰写小论文，内容和形式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套路和思维，以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等等，巩固参观效果。
四、指导学生就某一历史专题开展辩论
辩论赛具有竞争性，符合中学生内心深处争强好胜的心理。而新版教材中也提出了“提高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的思辨能力”这一方面的要求，如设置了“学思之窗”“问题辩论”“探究学习、总结”等，让学生不只是满足于对所学的基本知识进行简单的记忆，还要懂得思考和探究。根据这一思路，教师可指导学生就某一历史专题开展辩论，借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组织学生就某一历史专题展开辩论赛，可以在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材料能力的同时，让学生掌握与专题有关的广博的历史知识，这样学生印象深刻，记忆牢固，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激发了学习历史的兴趣。
五、运用多媒体教学，适当插入漫画、视频等内容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学历史教学方式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大环境的影响。有些历史知识，用单纯的讲授法进行授课，往往会显得生硬、枯燥，如果辅以多媒体进行教学，把一些难以口传的知识转化为图片、视频、音频、幻灯片等，以立体、动感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则会起到曲径通幽的效果，比干巴巴的口头描述强得多。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漫画的运用值得重视。漫画因其贴近现实，直观性和可读性强，诙谐幽默，讽刺尖刻，表现形式生动形象，适当地运用在中学历史教材中，能够增强学生学历史的兴趣，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增加人文素养积淀，使学生在开怀一笑中认识事理，启迪心智，起到“一举多得”“四两拨千斤”的教学效果。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时代，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有些内容已有名校教师的经典讲解视频流传，甚至有高校历史学教授做过专门论述。我们可以适时播放适合学生阅读的电影电视、纪录片，适当插入《百家讲坛》中等视频，使这些材料“为我所用”。这些视频最好能与学生现在学习的历史知识有关，以便加深学生有关历史方面的记忆。
综上所述，中学历史教师应努力提高专业修养，加强综合素质；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织兴趣小组；引导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场所；指导学生就某一历史专题开展辩论；运用多媒体教学，适当插入漫画、视频等内容，激发中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提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桂芳.兴趣、体验、探究、反思――谈新课程实施中的中学历史教学改革[J].课程、教材、教法，2004（2）.
[2]吴越.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策略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所受到污染与损害已经触目惊心。人类的生存环境，除了直接面临着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的威胁外，还存在着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旅游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与此相对应的以商业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旅游资源开发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文化遗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以致旅游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
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公约规定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属于以下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是古代的东西，是经历了百千万年而至今仍在的东西，是没有备份，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我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次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1999年lO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至2008年7月，我国已有37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5项，自然遗产7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成为了全世界共有的财产。在我国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申报和未提级申报的历史文化遗产，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典型的历史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点，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保护。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体。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云南丽江古城经历了7级地震还基本无损，后被评为世界遗产。这个地方得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逐渐都会知道。反之，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有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或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历史遗存丰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意义。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古建筑、构筑物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如我国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业年间(公元605 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桥高7．23米，1400年的历史，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邢台发生的7．6级地震，邢台距这里有40多公里，这里也有四点几级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径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赵州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此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这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奇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诚然，也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还不清楚其科学原理，需要我们去探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旅游经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之加强保护，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旅游活动的客体是旅游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要依托于旅游资源，除大自然赋予的自然旅游资源外，更离不开人文旅游资源。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的重要场所。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及众多明清皇家陵寝等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小小的周庄，年旅游收入达2亿元。可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客体就会存在。
(2)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人文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保护好这部分旅游资源，能更快地发展旅游经济。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能提升旅游资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历史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旅游资产。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升旅游资产价值。历史文化遗产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供世人观赏、研究与利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得好的地方，旅游业就发展得好，旅游资产价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平遥古城、周庄古镇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其旅游资产价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能带动本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品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发展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O项，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留存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也关乎未来。全球《2l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被重视。在多年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变化，很多承载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间消失了。上世纪几次大规模建设，使许多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摧残和破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加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缺乏认识，观念上的轻视、经费支持的不足与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也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不利，存在很多问题。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难达共识。虽然社会总体上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导致认识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如在城市建设中对一些古迹遗址的去留问题上，在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观要不要新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种状况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共识而难以处理。
2．历史文化遗产家底不清。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碰到历史文化遗产时，讲不清道不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本没有调查、登记，更谈不上公布文保单位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3．“建设性破坏”现象严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只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程度令人堪忧。尤其在一些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历史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到破坏。襄樊宋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发展，旧城要更新，势必要拆迁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时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样协调好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开发商的需要，为了出卖土地，筹集资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毁掉。
有的地方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经济效益，造成历史文化遗产严重破坏。一是为了迎合旅游热，不惜以拆毁传统历史街区为代价，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异地开发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沦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不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为什么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许多地区领导，甚至最基层的领导一句话就能化为乌有。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管理，而是权大于法。
5．保护资金的匮乏，专业人才、技术的匮缺，直接影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由于没有专项的保护资金，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尤其是贫困地区，文物专业干部仅一、二个人，连日常开支都很难保证。缺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保护人才队伍，同时缺少过硬的保护技术，何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积极宣传，更新观念，加强全民保护意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各级政府和每个市民的神圣职责。政府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文物，并且要加强舆论监督，有了群众支持和舆论支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有了强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2．提高全民素质与法律保护并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城旅游刚刚兴起时，各个长城景区普遍遭遇了一次“毁容”高峰。从八达岭瓮城西门登上长城，分别沿南北两侧依山而上的长城边走边观察，看到这段3000多米的长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处，几乎都被刻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鲜文，以及难以辨认的字词，刻得密密麻麻。这些字不仅破坏了长城的历史面貌，有的字深达半厘米，已伤及墙体。长城乃中华民族的象征，此举严重破坏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国长城学会与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的去除长城墙体字迹方案征集活动，消息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为长城保护献计献策。近十多年来，随着游客素质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强，刻字破坏行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遗产不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规来保护，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来保护。对于严重损毁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应规定为犯罪，应给予刑事处理。
3．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建设的关系，保护是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离不开的客体。一旦被破坏便永久消失了，也就谈不上长远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开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绝不能对开发急功近利。在保护方法上，除了要依照国家相应的保护法规之外，还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与自身环境、条件相符合的办法。多借鉴浙江兰溪的诸葛村(八卦村)的做法。还可以对实物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限人限时地开放参观，西藏布达拉宫就是这样的。甚至可以不对外开放，只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开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会日益增加。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所拥有的宝贵资源，要意识到这些资源是潜在的、不断升值的资本，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即使当下受条件所限无法立即进行开发，也要积极予以保护，可利用其他产业先行发展，待时机适当的时候，再将其宝贵的文化价值予以转换。
4．摸清家底，搞好保护规划。去中原地区旅游，当地人会自豪的对你说：“你拿把锹，随意挖几下，就有可能发现宝贝”。虽然是笑谈，但还能反映出因文化积淀深厚，本地人引以为豪的心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示我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心中有数，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规划和保护。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应积极修整并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但要处理好个性文化与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丽江古城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古城保护得不错，但古城内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文化氛围不浓，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这是令人遗憾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护城市的全部，它的保护范围、内容与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细致确定。关键在于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关系，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上相协调，使整体格局达到和谐，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严格控制文化遗产保护区、历史街区内的空间过量的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旅游开发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点建设。
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在保护文化遗产中平遥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护规划；第二，实施古城居民搬迁工程；第三，全面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麻扎；巴合西；萨满教
“麻扎”是阿拉伯文“Mazar”的音译，原意为“访问”、“探望”意思，维吾尔语中转意为“圣灵之地”、“伟人之墓”，主要是指伊斯兰教显贵们的陵墓。麻扎朝拜在维吾尔族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南疆农村，麻扎朝拜已成为维吾尔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麻扎被人们看成为攘灾避祸、倾诉痛苦求医治病、拯救灵魂、寻求欢乐的场所。新疆的麻扎随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了各方面的组成部分。许多学术著作中关于麻扎的概念与伊斯兰教圣贤们的陵墓紧密联系在一起。
1 麻扎建筑的形式
建筑是社会意义的一种载体，是从物质上表现特定历史时期核心观念、目标和情感的方式。[1]麻扎作为维吾尔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筑也具有各种的形式。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年代的麻扎建筑有所不同。麻扎的外观和附属建筑都有所不同，一般由圆顶型的墓室，礼拜寺、罕尼卡等组成。[2]塞尔江・哈力克在“交融的趣味--浅析哈密三座麻扎建筑的风格演变”论文中说“新疆麻扎数以千计，家族麻扎尤具历史地位，其中著名的有霍城秃黑鲁・帖木儿土陵、喀什阿巴霍加麻扎、哈密土陵等。整体考察新疆伊斯兰建筑，回族聚居地的中国传统木结构风格、维吾尔族聚居地的中亚生上砖混结构风格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代表。”[3]
2 麻扎村
作为传统的人民居住空间，古村落大都包含着悠久的历史，是历史的微缩，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建筑、科考等价值。作为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旅游地之一，古村落正正在面临瞩目与追逐，成为了新世纪旅游热点，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乡上建筑是民居的主要形式。在新疆麻扎村广泛的位于。 1997年保罗・奥利弗在们日_界乡上建筑大百科全书》中指出：“任何形式的乡上建筑都可以按照特定的需求而建，并与促生它们的文化背景下的价值、经济及其生活方式相适应”[4]。19世纪以来，麻扎村一直吸引着德、英、日、俄等国旅行家和探险家的目光，被称为“中国西部最神秘的地方”。[5]李欣华在《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这一论文中指出“特的宗教历史、民俗和独有的神秘性，使麻扎村开展古村落旅游的潜力异常巨大、优势相当明显”。[6]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的学生沙代提古丽・买明在毕业论文“麻扎与维吾尔族麻扎朝拜”中以吐峪沟麻扎村为例在吐峪沟麻扎村的地理位置，朝拜仪式，麻扎村朝拜的变化及麻扎村朝拜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比如：布施仪式、油炸食物放烟仪式、扎彩条（旗）、除秽术、洞里念经祈望等等。[7]
3 麻扎与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多神教，其内容是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为基础，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部。[8]萨满教在古代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时间比较久，长期支配着先民们的精神，形成了有着民族特色的观念和习俗在与外来的宗教文化而融合的过程当中，以另一种变体的形式而出现在我们面煎而剥离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识别原有文化、风俗和习惯都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周得华《浅谈麻扎朝拜中的萨满教遗存因素》（2011）指出萨满教在新疆古代民族中的影响。高琳的《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一文中指出维吾尔族独特的麻扎朝拜活动，可以视为萨满教自然崇拜、先祖崇拜和伊斯兰苏菲派偶像崇拜的一种混合体。在维吾尔族麻扎朝拜活动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萨满教遗迹[9]。
4 麻扎与妇女的生育观
麻扎朝拜是维吾尔族妇女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热依拉・达吾提在《维吾尔族麻扎的功能职司及其演变研究》说到“传统社会里，妇女们的言行平日里受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教规的限制。她们不能轻易走出家门，不能参加公众活动，长期处于某种程度的心理压抑之下。麻扎活动则给了她们一个“合理合法”的机会参加娱乐活动”。[10]子求子习俗在维吾尔族中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突厥、回鹃时代对萨满教乌弥（Umay）女神的崇拜。乌弥为突厥语的音译，是突厥萨满教中的保护神和生育之神，地位仅次于男性化的保护神一腾格里（T angri）而凌居其他众神之上，享有很高的权威。从维吾尔族的其他生活习俗里也可以窥见对乌弥崇拜的痕迹[11]。维吾尔族原来是游牧民族以后把生产方式改变定居了，在游牧时期，氏族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从此后这种氏族关系逐渐被家族关系代替，而生儿育女成为维持这一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父权制度下，男性被视为维持家庭存亡的根本，而妇女们被视为生儿育女的工具，无子成为妇女被体以及在家中受辱的理由。而即使在生育知识较为普及的今天，在一些农村地区，生育还是被看成是妇女单方面的事，这是在今天专司生育的麻扎在民间仍具有威望的重要原因。在《麻扎与维吾尔族妇女_从麻扎朝拜谈维吾尔族妇女的生育观》论文中热依拉・达吾提博士阐述了维吾尔求子习俗的历史演变及在麻扎朝拜活动中的种种表现后，她认为这种求子习俗在维吾尔族中经历了较长演变过程。[12]
5 结论
麻扎朝拜，作为维吾尔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在维吾尔族人们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现代人们需求的多元化，人们来麻扎朝拜的动机也各种各样，举行的朝拜仪式也多了，麻扎朝拜文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麻扎不仅是对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是多层次文化现象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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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超、李丽、路霞，《新疆伊斯兰教麻扎墓室建筑的类型研究》 ，西部考古，第6辑
[3]塞尔江・哈力克，《交融的趣味--浅析哈密三座麻扎建筑的风格演变》 民俗民艺，2009年7月
[4]荆其敏，《中国传统民居百题》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5]李欣华，《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吐峪沟麻扎村为例》 干旱区地理，2006年4月，第29卷第2期
[6]李欣华，《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吐峪沟麻扎村为例》 干旱区地理，2006年4月，第29卷第2期
[7]沙代提古丽・买明 《麻扎与维吾尔族麻扎朝拜，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2期
[8]高琳，《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9]高琳，《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0]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的功能职司及其演变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