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01:53:42
关键词:协整分析;管理时尚;PMI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202-03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目前大量的关于管理时尚的研究都认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应该主要采用平面媒体指标(print media indicator,PMI),即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文献的数量来测量管理时尚的扩散的趋势。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也就是与某种管理时尚相关的论文数量与企业高层对此时尚的采用比率成正比,即管理时尚在中国的理论传播曲线与企业应用曲线是相互耦合的,两者之间的变化是协同的(Abrahamson,1999)。Abrahamson(1999)认为,时尚制造者会通过在大众或者学术出版物上发表文献,来提出某一新的管理技巧的概念并进行传播,因此研究管理时尚可以以文献资料为依据。Abrahamson和Fairchild(1999)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质量圈(quality cycle)这一管理技术的扩散过程,发现管理时尚的特点表现在那些推进管理时尚的学术和大众出版物的数目的起伏,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其周期和时尚的管理技术扩散的周期具有协同性,因此,管理时尚的传播呈现波浪式演化过程。但是Jurriaan Nijholt(2007)却通过对“自我管理团队”在丹麦的学术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发现 “自我管理团队”这种管理时尚的研究有暂时性的特点,但是采用“自我管理团队”的企业的数目却是稳定的,两者不存在完全的协同进化的关系,至多也只是部分的协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管理时尚的个案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Jurriaan Nijholt(2007)通过对两个国家比较分析,发现研究结果发生差异的原因,一是因为对于管理时尚的实践和学术发展的测量方式有差异,二是因为两个国家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诸因素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研究的结果是支持Jurriaan Nijholt 还是Abrahamson的结论呢?我们选择目标管理这一个在引入中国比较早,而且在中国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得到广泛使用的管理时尚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数据收集
本文将运用Johansen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并且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首先,本文探讨的是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数据的收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数据,一是和“目标管理“这种管理时尚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量的变化趋势,二是目标管理实践的统计。
就和“目标管理“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据的收集而言,我们采用PMI法(print-media indicators),即运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以中国期刊网(cnki)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基础,统计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来作为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统计的周期从1981―2007年。通过检索和计算,结果如表1。
目标管理的研究文献的数据已经通过前面提到的方法计算得出,相对而言,目标管理的实践的统计是困难而且花费高昂的(Benders,Huijgen,& Pekruhl,2002),而且即使花费大量的费用调查,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客观地测量企业是否运用目标管理的实践的问题,受访者的回答可能和实际情况不符合,可能大量的企业都或多或少有目标管理的实践,区别只是程度而已,或者某些企业只是打上目标管理的标签,另外一些企业虽然没有公开声称采纳目标管理,但是在管理中却受目标管理思想的影响。鉴于收集数据的困难,本文作出了这样的假设,采用某项管理时尚的企事业的数量越多,则有关某项管理时尚的新闻报道数量就越多,出现在学术期刊中的目标管理的历史事件的数量就越多,因此,本文就通过计算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和目标管理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数量来测量目标管理实践的变化。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假设设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为X,而管理时尚的文献研究的变量用Y来表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即变量I(1)过程。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Dickey 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 检验法。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方程的选取根据相应的图形来确定,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和SC最小准则,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也就是都是属于序列I(1)。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 模型的必要条件。
(二)协整分析
在理论上,几个I(R)过程的组合有可能是I(0)过程,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可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我们对VAR模型的滞后期进行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两个变量的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见表2)。确定完最优滞后阶数之后,我们需要确定协整方程的具体形式。我们在比较了Johansen检验中协整方程五种形式产生的结果之后(根据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了最终的检验形式:时间序列数据没有确定性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常数项。
(三)因果分析
表3给出了对上述VAR 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在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数量和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到此为止的分析,只是说明了这两个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变量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每一个序列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存在稳定的关系,从而表现出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我们只是考虑了管理时尚的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采纳之间的关系,还忽略了其他诸如宏观的经济因素、企业的绩效差异、管理者的认知对等影响管理时尚的采纳量的因素,所以,就没有分析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企业的采纳量之间的具体关系。
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管理时尚的理论扩散和实践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而协整关系的存在是研究因果关系的基础,在协整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表3也清晰地显示,格兰杰意义上,在95 %的置信水平下,目前中国管理时尚学术的发展推动了管理实践的发展。从计量及结果来看,第一个检验的伴随概率0.00812,拒绝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812,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伴随概率P=0.30954,拒绝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30954,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管理时尚实践采纳不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格兰杰成因。
四、结果分析
咨询公司、商学院、商业媒体、权威、管理精英、诸如此类的管理时尚的供给者在创造、选择、处理和传播管理时尚的过程中,要让经理和股东们相信这种管理时尚是进步和合理的。尤其是在选择一种管理实践或者是管理技巧作为管理时尚进行推介时,它们必须要通过语义修饰,以使追随者相信其合理性。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两大类即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按照他的观点,所谓的“合理性”是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目的。理性表现为生产性、自觉性、逻辑性和显在性,即使是非理性的行为,非得转化成理性的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深刻的。人们总是以信念式地、毫不怀疑地、自然而然地相信:只有严格理性化、逻辑化的理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非理性这种特殊的意识活动状态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理性地、合乎逻辑地表达出来,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即非理性必须理性化、理论化。所以,管理时尚的制造者们才会制造“理论”和“概念”。
从计量的结果来看,假如说真的存在知识市场的话,那么管理时尚这个产品的营销已经进入“后市场营销时代”。管理时尚的供给者们不是被动对顾客需求去反应,而是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顾客。所以反映在计量的结果就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发展推动了管理时尚的推广和应用。
五、结论
本文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的管理时尚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采纳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管理理论的扩散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存在着协同性,在此基础上,该文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是表现在仅仅只是针对目标管理这一种管理时尚而言,其结果可能缺乏普适性,其结论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其他的管理时尚。二是在对管理时尚的实践的测量上,本文的数据收集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采用的某项管理时尚的企事业的数量越多,则有关某项管理时尚的新闻报道数量就越多,但是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还缺乏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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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1战略创新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图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②选择自主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模式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型管理方式。
③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综合，需要古今中外多种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要打开国际市场，还需要有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与把握。实践证明，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习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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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着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着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着《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2] 该方面相关研究的突出成果有唐长孺先生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慧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严耀中先生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三北先生的《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何汝泉先生的《汉唐财政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1期）等。
[3] 《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条
[4] 《魏书》卷1《序记》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刊《文物》1997年12期
[9] 《魏书》卷32《崔逞传》
[10]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 《通鉴》卷111，《晋纪》33，安帝隆安三年条
[12] 《魏书》卷113《官氏志》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参见陈琳国《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刊《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2期
[15] 《通鉴》卷119《宋纪》1，营阳王景平元年条
[16] 《魏书》卷113《官氏志》
[17] 前揭陈琳国先生文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濬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政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政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政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政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祐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政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珪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31]。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对此胡三省解释曰：“魏中世分殿中尚书所掌仓库，置太仓尚书，掌仓粟事也”[33]。仓部尚书是北魏所创置。西晋武帝时始置仓部郎，属度支尚书管辖。北魏的仓部尚书即前太仓尚书[34]。从李“复为”太仓尚书可见此前北魏就已经有此职，可能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如穆顗在拓跋焘时曾经“领太仓尚书”[35]。北魏初期的太仓尚书属于掌管京师太仓粟米收支的专职机构，并兼掌粟米征调[36]。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国家财赋支出的事务性机构。
从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诸官的设置明显看出，北魏初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内朝和外朝财务系统，殿中尚书、驾部尚书、少府、侍御史、内库等都属于皇室财政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皇室财政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而作为掌管国家财政的行政机构尚未出现，只有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在管理粮食绢布，起着物资的储备收藏作用，内朝财政重于国家财政的态势极为明显，这和北魏太和改制前所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也说明了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运行机制的低下。
[1] 《魏书》卷94《段霸传》
[2]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3] 《魏书》卷113《官氏志》
[4] 《魏书》卷30《安同传附安原传》
[5] 《魏书》卷50《尉元传》
[6] 《魏书》卷94《孙小传》
[7] 《魏书》卷24《张兖传附张修虎传》
[8] 《隋书》卷27《百官志》中
[9] 《魏书》卷26《长孙肥传附长孙头传》
[10] 《魏书》卷44《罗结传附罗伊利传》
[11] 《魏书》卷30《吕洛拔传附子文祖传》
[12] 《魏书》卷51《韩茂传附韩备传》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泰传》
[15] 《魏书》卷44《费于传》
[16]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 《魏书》卷7上《高祖纪》
[18] 《魏书》卷86《乞伏保传》
[19] 《魏书》卷51《吕罗汉传》
[20] 《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
[21] 《魏书》卷7下《高祖纪》
[22] 《通典》卷23《职官》5
[23] 《魏书》卷94《张祐传》
[24] 《魏书》卷110《食货志》
[25] 《魏书》卷103《蠕蠕传》
[26] 《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7] 《晋书》卷24《职官志》
[28] 《魏书》卷94《赵黑传》
[29] 《通典》卷24《职官》6
[30] 王三北《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刊《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
[31] 《魏书》卷28《张黎传》
[32] 《魏书》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33] 《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六年条
[34] 《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条引胡注
[35] 《魏书》卷27《穆崇传复穆顗传》
[36] 《魏书》卷44《李传》载，拓跋弘时李为太仓尚书，“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
二、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1]。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政收入也由前期的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军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财政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政机构的设立与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2]。不再赘言。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政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政压倒皇室财政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政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3]。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513），时年61岁。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467）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阙载[4]。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余以为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一事[5]，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404）拓跋珪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6]。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386）“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398）“典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政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7]。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政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政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政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财政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政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司农、少府等。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政萎缩，国家财政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揭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 元年（428），“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政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职责不明确。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责进一步明确。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道，史载李道“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8]。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政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因此计帐、户籍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计帐、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曰，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9]。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10]。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史言，“後魏有司竹都尉”[11]。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12]。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13]，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14]，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15]。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度支尚书节制下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政前文已有论述。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政，但却出现由皇室财政官向国家财政官过渡的倾向，这从北魏财政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政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16]。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厚的皇室色彩。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17]。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18]。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政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政的加强，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政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政加强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政管理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政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已发生明显改变，国家财政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政的管理和执行主体。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国家财政日趋强化、成为国家经济主体的态势愈加明显。
[1]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乃“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此论甚为精审，反映了太和改制之际制度变迁的一面。见氏作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参见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86页，《杨播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魏书·杨播传》虽对杨播事迹记之颇详，但对其改任卫尉少卿一事仅述为“除龙骧将军、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只字未提“其冬改创百官”一事。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魏书》卷113《官氏志》
[7] 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魏书》卷49《李灵传附李道传》
[9] 《太平御览》卷232《职官部》30
[10] 《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总序》。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 《通典》卷26《职官》8
[12] 《唐六典》卷19《司农寺》
[13] 《魏书》卷43《严稜传附子严雅玉传》载：严雅玉在孝文帝“太和二年，太仓令”
[14] 《魏书》卷113《官氏志》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唐六典》卷17《太仆寺》
[17] 《魏书》卷94《李坚传》
[18]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三、北魏后期（洛阳时代）的政治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
北魏洛阳时代制度转型的动因之一与王肃北奔直接相关。太后十七年，王肃自建业投奔北魏，深得孝文帝器重，“雅相器重，朝野属目”[1]，“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孝文帝甚至到了“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的地步[2]。孝文帝对王肃的极其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欲创革旧制”的汉化意识[3]。王肃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必然受到孝文帝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洛阳时代前北魏财政管理机构主要是随着汉化的完成而逐渐向汉魏财政体制靠拢，那么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王肃所定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品，历隋唐到元而不变”[4]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清除了北魏官制中的胡族成份，影响深远。继北魏而起的北齐、北周也深受影响，史言：“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后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5]。这都说明了王肃所定官制的深远影响。
北魏后期官制的南朝化，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论[6]，无须赘言。如果将王肃所制官品百司与南朝齐梁职官相较，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后期中央官制的南朝化倾向来。同时下面一例就有反映。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中侍中刘腾等奏重制王后所乘车舆，灵太后令“付尚书量议”，朝中百官争执不休。参与争论的官员有司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有考功郎中、北主客郎中、南主客郎中、三公郎中、驾部郎中、起部郎中、左主客郎中、骑兵郎中、外兵郎中、右外兵郎中、都官郎中、尚书左士郎中、度支郎中、左民郎中、金部郎中、库部郎中以及国子博士等五十人。他们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7]。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人如何取悦胡太后，仅就上列50余人的职官来看，和南朝已无多大差异。
度支尚书是北魏后期中央财政管理的主要机构，其虽然在太和中期就已经出现，但“度支亦掌支计”[8]的作用在北魏后期越来越大，度支尚书不只单纯掌管财务行政，而且深入到经济管理的诸多方面，从这一点上讲，北魏后期度支尚书的职能已经与魏晋南朝时期相同了，这应该是北魏财政制度上的重要变化。如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萧齐，“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9]。崔亮在魏世宗时为“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0]。朱元旭在孝明帝元恪时为度支郎中，“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于是肃宗大怒，召问所由。录、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见，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及逾一年，事乃得释”[11]。这些事例反映出度支尚书已经不只是被动地掌管财赋，而是积极从事开源节流工作，控制财赋的盲目支出，并参与漕运兴建，作用日益明显。
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下统何曹，史无明载，但从“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齐度支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来看[12]，应该说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也有此六曹。翻检《魏书》，除度支尚书右户未见外，其他五部均在北魏后期出现。如祖莹在北魏后期“领尚书左户部”[13]。既然有左户部，右户部就不可少，只是《魏书》阙载罢了。北齐左户“掌天下计帐、户口”，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课”[14]，估计北魏后期左右户职能也是如此。而北齐度支尚书之下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15]，北魏金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北魏后期确实有金部郎中一职，如邢臧在孝明帝元诩“永安初（528），征为金部郎中”[16]。穆安国在北魏后期“历金部长、殿中尚书，加右卫将军，赐爵新平子”[17]。
财税的储藏与管理仍是北魏后期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由太府卿取代少府掌管财物库藏则是北魏后期财政体制的重大变化之一。如前文所述，太和改制前少府属于皇室财政机构之一。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国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再继续由帝室财政色彩颇浓的少府参与国家财政管理已不符合孝文帝汉化的要求，因此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太府卿的演变，《通典》言：“后魏太和中，改少府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财物库藏”。北魏改少府为太府卿的时间当在宣武帝景明元年（500），比梁天监七年（508）置太府卿要早八年[18]。太府少卿为太府卿之副，协助太府卿掌管财物库藏。如范绍在北魏后期曾任太府少卿，灵太后专政时范绍“转长兼太府卿。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19]。由此可见太府卿主要掌管库藏绢帛。宣武帝元恪孝昌三年（514），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哉！”[20]。众所周知，北魏百官之禄和没收官吏贪赃之物以及赎罪收入都要上缴国库，王显和阳固的对话清晰表明此时太府已经完成了职能转换，从而成为管理国家公赋的机构了。因此我们认为，北魏设置太府卿，实质上是北魏财政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现象。至于有学者指出，北魏后期将少府卿更名太府卿，虽然其职掌未变，但却隐隐透露出魏晋以来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这一重要消息[21]。此说并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太府卿的出现，不是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而是二者已经完成了分离。
左右藏署是北魏太府卿下掌管库藏的主要机构。南朝梁时“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22]。关于北魏的左藏署，《唐六典》云“后魏阙文。北齐太府寺统左右藏令、丞。后周有外府上士、中士二人，掌绢帛、丝麻、钱物、皮角、筋骨之藏”[23]。北魏太和以后也有左右藏令，这显然是受萧梁财政体制影响的结果。如宣武帝元恪熙平三年（518），“尚书奏复绵麻之调”，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24]。可见北魏是有左右藏署的，掌管绢帛、丝麻、金玉、货币之物，估计和北齐、南朝相同。北魏末期的左右藏令和南朝相同应是王肃改定官制的结果，这也说明了北魏财政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朝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司农在北魏后期财政管理中的地位，一般认为，北齐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而“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魏后期司农之职当和北齐相近。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据刁遵墓志记载，北魏后期，大司农仍然掌握着财赋的出纳，是国库的大总管，职位颇为重要。如刁遵在北魏正始年间（504～508年），“转大司农少卿，均节九赋，以丰邦用”[25]。而“九赋”是赋税的统称，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单独由太仓尚书掌仓廪之事到北魏后期又转为太仓由大司农统领，以此来看北魏大司农职能要重于北齐。
太仆寺仍是北魏后期掌管畜牧的重要机构，驼牛署、骅骝厩等就是属于太仆寺管理下的机构。如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孝庄帝将萧宝夤“于太仆驼牛署赐死”[26]。而为北魏进行畜牧生产的就是众多的牧子或牧奴，左牧令就是太仆卿之下管理这些牧奴的官员。正光五年（524）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27]；斛斯椿，“广牧富昌人也。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28]。但无论是北魏的牧子抑或牧奴，都是属于国家掌控的人身依附者，其所创造的财富应该属于国家财政而不是帝室财政。
作为服务于皇室需用的御府在北魏后期仍然存在，但其财政职能和北魏前期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仅成为皇室掌管御用财物的机构。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下诏赐徐謇“钱一万贯”，但由于国库货币存贮不足，孝文帝又下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29]。而骅骝却属太仆寺管辖，同时提供皇室所需御马，这也说明北魏后期皇室财政已经失去了前期那种囊括国家财政的职能，仅成事务性服务机构。
总之，北魏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进一步加强和财政体制江南化趋势的出现，其财政管理体制趋于成熟，由度支尚书负责财政收支计划的制定，太府、司农负责财税的出纳，从而使财政管理和执行机构分离。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有利于皇帝对全国财政的控制与监督，这一切都是北魏制度转型和财政体制长期互动的结果。
[1] 《魏书》卷55《刘芳传》
[2] 《魏书》卷63《王肃传》
[3] 《魏书》卷66《崔亮传》
[4] 《通鉴》卷142，东昏侯永元元年条
[5] 《通典》卷第19《职官》1
[6]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有较为详细论述。
[7] 《魏书》卷108《礼志》4
[8] 《文献通考》卷52《职官》6《户部尚书》条
[9] 《通鉴》卷141，明帝建武四年条
[10] 《魏书》卷66《崔亮传》
[11] 《魏书》卷72《朱元旭传》
[12] 《通典》卷23《职官》5
[13] 《魏书》卷82《祖莹传》
[14] 《通典》卷23《职官》5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魏书》卷85《邢臧传》
[17]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安国传》
[18] 前揭王三北文
[19] 《魏书》卷79《范绍传》
[20]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
[21] 前揭王三北文
[22]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3] 《唐六典》卷20《太府寺》
[24] 《魏书》卷78《张普惠传》
[25]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6页，《刁遵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6] 《魏书》卷59《萧宝夤传》
[27] 《魏书》卷9《肃宗孝明帝纪》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图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一、2020年工作总结
（一）编撰学校文化管理手册，明确“三线”目标。
学校组织各部门，将学校发展概况、章程及发展规划、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课程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教师评价等进行了整合，结合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做了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学校文化管理手册，使之成为全体教职工工作的指南。
1、规范考评机制，画好纪律红线。
构建“532”综合考评机制。对于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修订、评先评优、考核表彰、资金使用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广开言路，商讨谋划，工会、纪检部门履行部门职责，参会讨论监管监督。
2、明确岗位职责，守好安全底线。
构建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层级，明确了33类工作岗位职责，提示了22类岗位风险，完善了14个安全事故应急流程，确保30个教职工每周安全点位值守。进一步完善了安全考核细则，提高绩效考核比重。
3、落实常规管理，提升质量生命线。
依据《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针对现有问题，进一步完善学校常规管理细则，每月底进行教育教学工作集中检查，统一反馈，及时整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并纳入学期绩效。
严格落实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心理健康课、生命安全教育等课程，开展尚美智慧课堂高效课堂建设，依据学区建立公平多元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制度；积极开展微课、慕课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研究，增强课堂实效。
学校以“质量提升行动”为重点工作，继续着力推进。要求做到“三清”，即对质量现状认识清，对质量提升目标清，对质量提升做法清。宣传动员全体教师提高认识，按照学校“质量提升方案”，认真落实，逐步达标，建立常规检测预警与期末检测考评机制。对处于考核标准以下且连续落后的教职工予以警示提醒，约谈问责。
规范管理不是无情管理，学校适时依据“尚美教育”办学理念，对教职工予以引导，力图形成“以美引善”的管理文化。
（二）落实“青蓝工程”，促进年青教师快速成长
1、开展教师“品格提升行动”
建立“尚美教师”标准，制定考评细则。与青年教师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规范自身教学行为。评选出3名“尚美教师”，树立了典型。组织22名中青年教师学习“五星党员”李美玲同志先进事迹，坚持用身边“模范”引领一批人。
2、落实青年教师三年专业发展规划
利用“青蓝工程”，帮助新入职教师尽快熟悉教学、适应教学。帮助35岁以下青年制定三年发展规划，强化目标管理。通过推荐教育类论著、杂志、视频、APP等，加强教职工理论的自学研读，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2020年，22名青年教师完成案例、论文撰写近80篇；通过校内外培训、教科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学校选派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到北京、上海、重庆、焦作学习观摩。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区教学研讨活动，仅参与钟小教研活动，就超过160人次，市内参加教科研活动近200人次；结合校内集体备课、研究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坚持每周二集中听评课，完成了3轮校内教科研活动；通过区内竞赛活动，促进教师成长。积极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活动，1人主讲区级数学研讨课，6人参加区级竞赛课。通过备赛、比赛、总结等过程，让教师得到历练，得到成长。
（三）依托课程开发、社团活动，突出“尚美德育”活动体验
1、完善了尚美德育建设内容
一是进一步修订《班级管理常规工作考核细则》，督促教职工落实学校德育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学生文明监督岗，坚持每周开展“五星班级”评比，“六星尚美好少年”评比；三是加强尚美德育评价有效性策略的研究，形成了学生综合评价细则。四是完成了班级文化建设，9个班特色鲜明，美美与共。
2、完成了学校“尚美”校本课程架构（课程、体验区、活动）
一是计划开发“尚美”4个方面（社会美、科技美、自然美、运动美）校本课程，二是完成美育主题区域的设计，围绕“尚美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完成美育体验区建设。完善花卉种植基地、农作物种植基地和果树种植基地等4个美育体验区建设。三是推动学生社团建设，落实校本活动。以学校“风筝节”活动为抓手，开展学校特色社团建设，以足球进校园为契机，开展校园足球联赛和足球社团活动，坚持每周三下午开展9个校级社团活动等。
（四）鼓励师生读书，努力打造“书香校园”
1、以建设“书香校园”为平台，培养教师读书的习惯
2020年，学校推荐《做最好的老师》、《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技巧与策略》、《小学生主题教育35例（基于核心素养）》、《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供教职工精读，并开展2次读书分享会，收集近60篇读书心得。通过读书，拓宽教职工的知识视野，努力让书香溢满校园，不断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2、以学区“书香班级”建设为切入点，层层推进读书活动
每班建立了图书角，每周固定时间组织学生阅读，让学生时时浸染在“书香”中。继续组织开展“书香伴我行”班队活动和“诗韵飘香”等竞赛活动，评选出4个书香班级，10个书香家庭、18名读书小明星。
二、存在的问题
2020年，学校按照三年发展责任清单，围绕“规范”做了一些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还落后于全区教育的发展。学校当前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1、教职工结构不合理，合同制教师占比过大，缺编却又得不到补充。偏远薄弱的现状近期又难以改变，人心思动；
2、中青年教师培养左右为难，很难留住人才，学校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3、学校班子配备不足，中层干部岗位少，干部分管事项过多，精力难以为续，顾此失彼。
三、2021年工作计划
2021年，我校将继续认真落实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围绕“能力发展”这个主题做文章，力促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一）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深入开展“正风除弊”评议活动，严肃查处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追责问责，提高周边居民对学校办学的满意度；
1、进一步修订常规考评、民主测评细则，突出纪检、工会的监督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2、收集整理“三育人示范岗”典型案例，坚持用身边人宣传身边事；
3、通过“尚美教师”（即“ 四有教师”）评比，选树一批校级“四有”教师。
（二）继续进行尚美课程开发及社团品牌的提炼工作
落实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运用新媒体促进科技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1、完成4-5本校本课程开发；
2、完善9个学生特色社团建设；
3、完成美育主题体验区建设。
（三）进一步落实“青年教师三年发展规划”
1、继续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科研活动、培训活动、竞赛活动；
2、继续深化“尚美智慧课堂模式”研究；
3、积极推选年青教师参加区学带、区优青评选。
（四）继续开展学生“品格提升行动”
“光纤世界、鼠标生活”，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品牌是什么？品牌观是什么？中国品牌离世界品牌还有多远？国人对品牌的认识究竟在什么层面？“物联网”、“云计算”、“新媒体”在品牌运营中如何应用？
关注当下，面对未来。在这样的重要时刻，由中国服装协会主办，山东如意集团协办，北京盛世嘉年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同时还得到奥特莱斯（中国）有限公司对平行分会特别协办的“如意・2011中国服装论坛”诚邀优秀企业家与社会各界精英、大师一道，就“构建品牌力量”这一重要话题展开研讨、辩论和交流。建设新环境，践行新关系，达成新共识、笃定新动力，“如意・2011中国服装论坛”与各方共同打造中国服装品牌强大的诺亚方舟。
观察世界经济格局，中国经济不经意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从“世界工厂”变成了“全球的市场”，服装消费市场也呈几何级数式的倍增。
在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服装设计系讲师陈晓穗看来，中国将是未来时尚界的一个大赢家，随着时间的演进，未来5年，中国服装力量将在中国的平台上会同全世界时尚势力进行大博弈；未来10年，中国服饰文化将会同世界主流文化在世界时尚平台上分庭抗礼；再过20年，中国的服装产业将成为世界的主流之一，而世界时尚界也会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东方时尚、美洲时尚、欧洲时尚共同构成世界三大时尚文化；30年后，中国将出现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品牌，我们的品牌、文化、价值观将会为世界所欣赏，在全球得到过去从未有过的弘扬和尊重。
“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大众服装消费市场，还是潜在最大的高端时尚市场，时尚的多元化给各类时尚品牌展现魅力的舞台。”聚焦现实发展路径，东华大学教授顾庆良提出，除了世界市场之外，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而前者空间虽大，但波动也大，且竞争激烈；后者虽然人均基数不高，但成长很快，即使在金融危机中内需仍以两位数高速增长，这将是中国服装界品牌战略的广阔演习场。
认为中国服装品牌未来的重心应首先放在中国本土也是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姜蕾的一贯观点。“尽管很多人一直纠结于中国服装品牌不能冲出国门，我一直认为只有众多的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上都生存得很好，中国经济（人均GDP）真正强势时，自然会有顶级的自主品牌走出国门。中国的市场很大，能够做好已属不易。”
显然，捕捉到这一信息者众多，不但国外品牌纷纷入驻中国市场，在中国陆续开设旗舰店开始争抢资源，国内不少外贸企业也调转方向，开耕内销市场，开始做设计和品牌。他们的加入让中国服装品牌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很多企业和品牌可能会被淘汰。
同时，中国本土品牌也在加速以国际化标准要求自身，众多品牌开始营建自己的多品牌军团，扩充产品结构，锻造自己的“多级品牌与利润贡献序列阶梯”。
中国服装市场与产品均处于量变的积累之中，在品牌锻造力的催化之下，最终将带来全新的增长点与爆发力。
针对这些新价值和滋养点，2011中国服装论坛在“构建品牌力量”这一主题下，分解为八个议题，分别为：品牌观与品牌管理实践；品牌+品牌管理力；品牌+跨界创新力；品牌+故事力；品牌+设计生产力；品牌+未来力；新消费主义下的新媒体营销、新奢侈主义与品牌超力量以及美学成就品牌，邀请了从管理大师到设计大师以及美学、文学大师在内的诸多一流专家，其中包括：美国全面品牌管理大师马丁・勃兰特、蓝海战略区域中心国际市场和运营副主席Dr. Peter Ting以及台湾著名导演编剧徐立功、中国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营销界泰斗卢泰宏、小智研发创办人黄谦智、台湾当代艺术空间发展的代表性人物庄普、著名作家评论家马国光，同时《汉声》杂志创始人、设计家黄永松先生也再次莅临论坛现场畅谈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品牌“优衣库”(Uniqlo)的首席执行官柳井正先生将出席本届论坛，与时装品牌经营者们一同整合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从不同角度发现更多可供参考和探索的新模式新环节，集思广益，从大家的智慧中产生集合效应，整体思考构建品牌力量，在2011年这个产业转型升级的节点上，共同思索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建设体系与模式，并详尽分析和探索构建品牌力量的未来趋势及核心动力，为中国服装品牌的发展进行有力的探索。
关键词：孔尚任；齐文化；继承
孔尚任虽然生于鲁国故地，并在曲阜居住了近半生时间，但由于其好游历的个性，孔尚任也不止一次去过属于齐国故地的济南、莱州等地，而且也与齐地之人颇有往来，这些也必然会对孔尚任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务实性
务实性是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尚任从小博学，不仅精通儒家学说，而且对于“礼乐兵农诸学”也颇为留意。孔尚任在《九九诗》（其五）中就说自己：“领会羲文观象意，消磨管晏济时才”，这里面就提到他经常阅读管仲晏婴的书籍来消磨时间，这自然就少不了太公、管、晏思想对孔尚任的潜移默化。
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阳明心学的风靡，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空言义理、不务本原的学风，因此清初由顾炎武、黄宗羲倡言的返归经史、“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潮蔚然兴起，山东学风也受其影响，代之以经史为根本。而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张尔岐和马X便是齐国故地之人。孔尚任虽未与他们有直接交往，但他多次去齐地，仅济南就去过两次，此外还去过莱州、泰山、青州等地，尤其是他为莱州撰修府志，更是加深了他对齐地文化的了解。
正是由于管晏思想和清初齐地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孔尚任也提倡实学，讲究经世致用。孔尚任为官以后，尤其在赴淮扬治河期间，他没有像别的官员一样流连于莺歌燕舞、敷衍了事，而是踏踏实实地为灾区百姓做了许多实在之事。孔尚任刚到扬州不久，在别的官员还沉醉于莺歌燕舞之中时，孔尚任已开始对淮扬各县进行实地考察。孔尚任从康熙二十五年八月来到扬州后，到这年年底，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他“往来大河、长淮、秦邮、刊沟之中者数十次，海岸湖心，住如家舍”，并常常是“鞍马何曾经柳影，枕衾大半近芦花”。尤其是他前往泰州东部一百四十里的西团村督修河道时，更是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十几天。这西团，东濒大海，遍地草荡，居民以捕鱼煮盐为业。孔尚任来到后，率领属吏“建旗以聚民事。子来之众，日及八九干，给食程工，坐立泥涂中，饮咸水，餐腥馔，不胜劳且苦”。而且他还在与民工的共同操劳中，详细考察了当地居民捕鱼煮盐的艰苦生活，并由此想到待到海口工程兴修完毕，“海水不漫灶，则盐有余……有余者税课易，讼斗稀，婚丧举，粟布无缺，民俗斯乐；民乐矣，场大使复何忧！予处于同乐无忧之乡，虽斥卤荒凉，手骈足胝，与之欢呼鼓舞，盖不知劳之为劳，苦之为苦矣”（孔尚任《西团记》）。正如邓汉仪所说：“先生以疏浚海口之役，渡黄河，越射阳，下萸湾，入海陵，继移昭阳，驻草堰，遍历诸场亭，是皆鱼龙喷薄之区、荆榛荒秽之域”（邓汉仪《湖海集・序》）。在孔尚任看来，只要治河事务能顺利完成，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算自己再辛劳，也不觉得“劳之为劳，苦之为苦”。可见，孔尚任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地为百姓做好事，这与那些只停留于口头，而没有多少实际政绩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孔尚任还通过剧作《桃花扇》流露出对明末士大夫清议的不满。其实明末士大夫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并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整天讲学结社，放言高论，即使到了国难当头之时，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只知清谈高论，打击异己，遇到实际问题时便束手无策。如当阮大铖参加祭祀孔子的丁祭时，复社文人吴次尾等不但大骂他“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令其“快快出去”，而且还对他大打出手，“掌他的嘴，捋他的毛”（第三出《{丁》）；在《侦戏》一出，陈定生等复社文人借阮大铖所作之《燕子笺》观看时，也不忘评论阮大铖的为人，骂他对魏忠贤“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而到了出现实际问题时，这些文人便又极力推脱。如在《修札》一出，当杨文聪提到派一人送信给左良玉时，侯方域与左良玉渊源颇深且又是此信的执笔者，由他送信是最好不过，但侯方域却立刻推辞道：“小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那能下的书来。”当杨文聪犯愁说这样的密信，派生人去也不行时，侯方域却抛出一句：“这却没法了。”送信或许要担一定风险，但他作为复社的中流砥柱，却宁可使这事办不成也不愿身体力行。可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这些只知清谈高论而缺乏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复社文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二、兼容并包的开放性
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是齐地文化的另一重要特点。自太公治齐时就采取宽松开明的文化政策，这也是齐文化发展的优势。所以，齐国自古就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蓄。
孔尚任多次游历齐国故地，而且与齐地之人交往密切。如王士祯、田雯都是从齐国故地走出之人，而且与孔尚任同朝为官。孔尚任不但经常与王士祯饮酒聚会，而且王士祯还亲自拜访过孔尚任，孔尚任的《王阮亭先生招引同顾梁汾、孙孝堪》、《寿王阮亭先生》、《王阮亭先生过访寓斋》等诗都反映了他和王士祯的交往。而田雯和孔尚任更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孔尚任的诗札《寄田纶霞先生》、《与田纶霞抚军》（两篇）等都写了他和田雯的交往，而且孔尚任被罢官后还曾找田雯帮其辩解（《运访田纶霞先生，不遇》，《长留集》卷三），可见孔田交情之深。王士祯、田雯思想中的开放性精神也必然会影响到孔尚任。
如对于女子的态度上，齐国素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行为较自由，对待女子的态度也较为开明，从齐国故地走出的王士祯和田雯都是如此。王士祯刚中进士时就在大明湖边邀请过数百位女诗人参加赋诗，从而助长了妇女文学的发展。田雯也是如此，他教女“莫谓从军非汝事，木兰曾战黑山头”（田雯《示女》），希望女儿能后像花木兰一样，“巾帼不让须眉”。可见，无论是王士祯还是田雯，在思想上都是比较开明的。孔尚任受齐国故地和齐地文人的影响，在对女子的态度上，也是比较开明的。他不仅在《桃花扇》中歌颂了李香君的巾帼卓识，而且对女子的贞节问题也比较开明，他写了几首反映女子守节之诗，如《泊露筋祠》、《车碾女》等，在诗中表达了对女子守节的同情，认为女子守节是“可悲之事”。再如对佛道的态度上，作为至圣后裔的孔氏家族，历来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对于佛道二教则是不予重视的，“孔颜丧祭不作佛事，异姓亦效之。”①但孔尚任不但喜好游览寺院、道观，而且还与一些僧道中人颇有交往，甚至对一些佛理和道教思想也略通一二。他不仅写了很多描写寺院、道观、及与僧人、道士人交往的诗歌，而且还在其戏剧《桃花扇》和《小忽雷》中对道教也都有所反映，体现了对佛道的理性认识。
可见，孔尚任的思想比较开明，而且除了儒学外，对佛道思想也颇有领悟，这些都体现了他思想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这些又是与齐地、齐人开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是分不开的。（作者单位：1.临沂市兰山区商务局；2.临沂大学物流学院）
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关键词：贤文化;引领;农村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8-0268-02
一、引言
当前农村小学生的行为习惯不良，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然要求改进学生的道德教育，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小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和道德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2010年，我校先后撤并六所农村小学，成为新合并的农村学校，学生都来自农村，有些还是外来工子弟。他们的父母基本都外出打工，有的早出晚归，有的极少回家，平时都是爷爷奶奶看管;他们得到父爱、母爱的时间更少。家长文化水平都不高，在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更少，所以绝大部分学生没有学习意识，行为习惯比较差。从学校构成的背景、老师与家长的专访清晰可见，学生在家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有责任去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好习惯伴随孩子一生，影响孩子一生。
因此，我校从树品牌为抓手，打造以“贤文化”为学校文化特色，以文化的熏陶与引领，启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贤文化”落到实处，使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变成自觉、自发、自愿的行为。
二、用贤文化引领农村小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的步骤措施
1.用贤文化引领学校内涵发展，奠定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基础。希贤小学校名源于邓小平同志的学名“邓希贤”。邓小平同志满腔的爱国情怀，从小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面对苦难时的不折不挠的精神，面对新问题时的改革创新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希贤人。践行邓小平教育思想，构建尚贤教育模式，以贤立校，以贤治学，成为希贤小学内涵发展、提升品位、特色发展的现实选择。我校经过反复讨论、反复推敲，构建了具有校本特色的学校内涵发展的理念体系。这一理念体系如下：教育特色：尚贤教育;学校文化：贤文化;办学理念：习贤致远 成就人生;办学目标：践行邓小平理论，建设广东省农村现代化示范性学校;德育理念：树贤人;教学理念：启贤能;管理理念：施贤策;校训：见贤思齐;校风：尚贤进取 阳光和美;教风：博学树人 厚德育贤;学风：善学求实 善思求真;学校口号：阳光希贤，永远向前！
学校以这科学的“内涵发展理念体系”统筹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让希贤的学子崇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先贤，传承伟人贤德、贤能，见贤思齐，向自尊顽强、求实创新、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的历史巨人学习，促使希贤小学的学子成为志气高远、品德高尚、不折不挠、勇于创新的新一代贤人。有了“贤文化”的引领，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就有据可依了。
2.用核心价值引导师生和谐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尚贤”的过程中，习贤致远、成就人生，是希贤小学价值追求的核心。学校用“贤文化”进行引领，把“贤”融入到学校的管理中，以贤德去引领、感染全校师生，全面实施以人为本、以贤立校、任贤使能、以贤治校的“贤策”，把学校从制度治校，转变为贤德治校。学校的教师做到以生为本、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以贤启智。在教学工作中渗透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先贤的贤德、贤能，启发学生的智慧，使学生自尊、顽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功，用教师的智慧去铸就学生的智慧，使学生自主发展，实现“差生转优，优生更优，学生全面发展”。我校根据邓小平教育理论树立了“人才多样化，人人能成才”的人才观，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观，确立了“成就学生人生”的教育价值观，始终坚持以高尚的人格感召学生，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激励学生，以热情的关爱、优质的教育服务学生，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陶冶学生。
3.用尚贤内容构建校本课程体系，使之成为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抓手。课堂是育人的主渠道。尚贤教育扎根于邓小平的现代教育理论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要体现其教育特性，构建校本课程体系、形成校本课程文化特色，是希贤小学落实课堂育人主渠道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们从课程文化的入手，建构尚贤教育模式，引领学校特色发展、品牌发展。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的“尚贤”传统，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尚贤教育”课程体系：
（1）核心课程引导。在尚贤文化这一主旋律的引领下，我们按照“施贤策、启贤能、树贤人”的思路精心研发校本德育核心课程，编写了《尚贤教育》校本教材。以“习贤致远、成就人生”为核心，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思贤、习贤、尚贤，体现知识的系统性和螺旋式上升性，分低、中、高三个年龄段分步骤实施。每个年龄段按照“尚贤园篇”、“交贤友篇”、“做贤事篇”和“立贤志篇”这样的脉络，以螺旋渐进式的理念构建课程。各年部组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各年级学生的心理、生理和行为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德育分层教育课程，既有传承民族传统美德的重点内容，又有塑造良好个性心理的引导。
（2）学科课程渗透。学科教学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主体部分，占学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学校尚贤教育工作绝不可忽视这一主体部分，不应该脱离这一主阵地，而应该充分利用这一阵地。因此，我们要求每个学科的教师在备课时都要考虑在每节讲授知识课的同时，密切进行贤文化的渗透教育，每学期每个学科的老师都先填写了“贤文化渗透教育表格”，明确每一节课所能渗透的教学内容，在日常的教学中就遵照表格的内容进行渗透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活动课程内化。我们以贤文化为切入口，系统开发了尚贤教育课程。我们开发了《中华经典美文》等小读本，精选古代先贤名言警句和优美诗文，供学生每天晨颂午读。这种形式，让希贤学子，每天与古代先贤对话，潜移默化接受先贤的教育熏陶。我们还设计了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都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获得体验，充分展示了习贤致远、成就人生的品格，并将此品格内化为自己个体的文化。
4.打造尚贤环境，熏陶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浓郁的文化氛围、优美的育人环境，体现出一个学校的文化积淀和底蕴，它不仅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而且对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校一直缺乏清晰的文化定位，更名为希贤小学后，我们把中华文化文脉中传承不朽的尚贤精神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用尚贤精神教育人、熏陶人，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处处体现，初步形成了尚贤进取、阳光和美的尚贤文化，为未来的品牌发展进行了清晰的定位。
我校精心设计与打造校园环境，融艺术性、观赏性和教育性为一体，学校成为环境优雅的花园、开发潜能的学园、升华人生的乐园，尚贤文化氛围浓郁。学校花园式校园环境融合了传统文化、现代风格，像无声的教科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学校根据文化理念，从知识性、艺术性、教育性三个角度建设特色长廓和场室，精心建设优雅的校园环境，组织学生开展对校园景点的命名，其命名活动也是对学生的一次尚贤文化的教育学习。
5.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决定性环节，家庭教育是促使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社会教育是少年儿童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三个方面必须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担负起培养年轻一代的任务。我们利用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家校联动，通过家长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走进课堂听课，针对独生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老师、家长、学生代表定期共聚一堂研究探讨教育子女的经验;聘请专家，开展主题系列家教讲座;创设亲子活动平台小手牵大手，发挥家庭教育特有功能;张榜表彰那些不遗余力协助学校教育工作的“尚贤家长”、聘任家长义工队……带动家校携手合力，形成良好的教育风气，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三、结束语
百年树人，教育为本。希贤人当践行邓小平理论，尚贤进取，博学树人，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学校为契机，打造学校的“贤文化”特色;以课题研究引领学校德育工作，以“寻找我的中国梦――做阳光的希贤人”为主线，大力营造浓厚的校园育人环境，强化学生的自我改变意识，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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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基础，传播文明风尚，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养，结合工作实际，制定20xx年文明风尚传播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开展践行文明风尚活动，全面、快速、持续提升职工文明素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xx局xxxx工作更好开展。
二、组织领导
为做好此项工作，由队精神文明创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三、主要任务及分工
1、在显要位置悬挂文明风尚宣传标语，宣传展板，营造浓厚的文明风尚传播氛围。具体实施由办公室负责，全体人员配合。
2、成立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小组，积极开展文明风尚传播活动，定期在网站、微信公众号文明风尚文案等。
3、开展文明风尚传播宣传语征集活动和文明风尚传播我来拍活动，征集优秀的文明风尚宣传语和优秀的文明行为摄影作品及曝光不文明行为摄影作品。具体实施由办公室牵头负责，全体人员配合。
4、制定下发全体人员文明上网规范，全体员工要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领导小组人员负责监督检查。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
（2）执行单位微机网络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与纪律要求。
（3）自觉遵守《保密法》《档案法》，以及有关保守国家机密的各项法律规定，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不传送有损国格、人格的信息；不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及社会公德和有伤社会风化的信息；禁止在网络上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4）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不发表任何诋毁国家、政府、党的言论，不发表任何有碍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言论。
（5）不得复制和使用网络上未公开和未授权的文件；不在网络中擅自传播或拷贝享有版权的软件，或销售免费共享的软件。网络上所有资源的使用应遵循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不利用网络盗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和受法律保护的资源。
（6）不使用软件的或硬件的方法窃取他人口令，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系统，阅读他人文件或电子邮件，滥用网络资源。不得制造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禁止破坏数据、破坏网络资源，或其它恶作剧行为。
（7）不在网络上接收和散布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暴力、凶杀、恐怖等有害信息。不得浏览色情、暴力、反动站点。
（8）不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诽谤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信息。
（9）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10）有违反上述规则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理。
5、对个人参与文明风尚传播活动进行年度考核表彰，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优秀博文和评论文章，进行宣传表彰。
四、活动实施步骤
1、宣传动员（20xx年6月31日前完成）
按照本《方案》要求，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深入细致的学习，促使全体职工自觉遵守方案有关规定。领导班子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宣传栏等进行广泛宣传，形成文明风尚良好氛围。
2、监督检查（20xx年9月30日前完成）
全体职工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认真落实文明风尚传播方案的具体要求，抽调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的人员组成文明风尚检查组，对干部职工进行不打招呼、不定时间、不定路线的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突出问题。
3、总结提高（20xx年12月31日前完成）
形成文明风尚传播的长效机制，总结近年来文明风尚传播活动的经验，并着手制定下年度文明风尚传播活动的实施方案和具体部署。
Xx
2012年12月20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举行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丝路》光碟首发式。该记录片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国内高端电视创作队伍，聚集高级行业专家团，并引入跨行业学者，历经近三年的时间制作完成，并于2012年9月、10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其中的16集，获得行业内外好评。
《丝路》从历史、文化、经济、科技创新等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大纺织产业的丰富内涵，表现出大纺织业在国计民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迄今为止，如此全方位、高水准地展示大纺织产业的电视片还是第一部。在落实“十二五”规划的年代里，在中国由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的时代进程中，本片的制作与播出对全社会都具有丰富的启迪作用与教育意义。
意大利联合企业之上海陈列室正式建成
日前，意大利顶级时尚品牌集团的上海陈列室在上海世贸商城正式建立，在这个陈列室中收纳了包括针织品，童装，内衣和珠宝等多种意大利高端产品的最佳系列。该陈列室立足于打造真正的意大利最佳时尚品牌大家庭，为满足男性、女性和儿童的不同生活方式的需要，意大利联合企业对这个陈列室进行了类别的划分，这样能更方便客人需求，针对不同类别进行精彩的魅力体验。
The MICAMshanghai 展览会在亚洲推出
意大利国家鞋履制造商协会服务公司（ANCI Servizi）联合米兰展览公司（Fiera Milano s.p.a.）与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上海）有限公司（HMFS，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共同创办的第一届TheMICAMshanghai 展览将于2013年4月9日至11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TheMICAMshanghai 展览是一个国际中型高阶企业的商业平台，它是米兰国际鞋展在海外首次举办的子展。意大利国家鞋履制造商协会的主席克莱托·萨格里潘蒂（Cleto Sagripanti）表示：“TheMICAMshanghai 是意大利制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的表现，这一辉煌成就将鼓舞意大利制造业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提升实力。米兰国际鞋展多年来的经验与成功，已肯定了支持这项活动与制鞋行业内的所有公司的成效，且证实了向国际推广此做法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等市场引起了一些问题和复杂性，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些市场，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市场将提供巨大潜力和机会。”
法国内衣回溯艺术展在上海举行
日前，法国内衣回溯展在上海中信泰富广场中庭揭开帷幕，法国针织及内衣联合会法国内衣协会代表（French Knitting and Lingerie Federation）Anne-Laure Linget女士，Lise Charmel公司总裁Olivier Piquet先生，Eurovet公司总裁Marie-Laure Bellon Homps女士和Défi - Mode de France公司Clarisse Reille女士出席本次展览开幕式并剪彩。
此次展览汇集了AUBADE、 BARBARA、 CHANTELLE、 EMPREINTE、 IMPLICITE、 LEJABY、 LOU、 等诸多法国一线内衣品牌，不同时代的产品展现出各时代女性内衣审美取向及功能需求的变化，传递出内衣设计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其标志性的发明，比如：可拉伸紧身胸衣，第一代的内衣，紧身褡，还有能够紧紧包裹女性每一处身体曲线的“智能内衣”，它所使用的莱卡纤维？从其问世至今的50年中，已经彻底改变人们对紧身胸衣和内衣材质的认识。
第十届上海时装周华丽转身
作为由国家商务部支持，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型经贸文化活动，2012年上海时装周春夏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上海时装周2013春夏作品在上海时装周十周年之际举行，秀场从复兴公园场地移师至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搭建起一大一小两个T台，首创了水上“双子星”秀场，相互辉映，交织成一幅炫亮时尚的画面，成功完成了十年后的华丽转身。此次水上“双子星”秀场为时尚界人士举行的37场作品，是上海时装周自2003年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品活动。2012上海国际模特大赛总决赛在浦江之畔为上海时装周十周年系列活动画上亮丽句点。
2012年是上海时装周的第十年，也是上海时装周超越自我、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时尚的光影瞬息万变，唯有在探索中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才能于风云际会的时尚舞台如逢花开、如瞻岁新。上海时装周将继续致力于培育自主品牌、扶植原创设计力量；致力于加强国际间互动合作，促进中外时尚艺术的融汇交流；并切实为上海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国际时尚之都发挥重要作用。肩负着使命与理想的上海时装周将踏上新的时尚旅程，让我们共同期待她的下一个十年！
英威达用创新满足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服装的要求
作为纺织行业的先驱者，英威达坚信创新是迎接任何机遇与挑战的最好方法。不久前，拥有著名LYCRA（莱卡）纤维品牌的英威达公司联合22家合作伙伴在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上共同打造了720平方米的联合展台，并举行2012英威达风尚商机面对面博览会，展示一系列最具创新性的纤维和面料。包括具有卓越弹性及出色回复功能的、非常适合超弹牛仔服饰的LYCRA dualFX面料；有集强韧、舒适、合体于一身，为男士们带来全新牛仔服饰体验的TOUGH MAX LYCRA面料；有具备质地轻盈、肌肉支持、活动自如等多种功能，适合运动服饰的LYCRA SPORT面料；以及兼具舒适及塑形功能，适合内衣和泳衣的LYCRA BEAUTY面料。2012年也是英威达连续第9次联合其他展商在该展会期间举办英威达风尚商机面对面博览会。
“羊毛运动”倡议人英国查尔斯王子访问澳洲
近日，澳大利亚羊毛发展有限公司（AWI）热情迎接“羊毛运动”倡议人查尔斯王子访问澳洲，并在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
在国际羊毛局主席Wal Merriman先生和国际羊毛局首席执行官Stuart McCullough 先生的隆重介绍下，身着由英国独立设计师品牌Anderson & Sheppard选用美丽诺羊毛特别设计的双排扣外套的查尔斯王子在博物馆前院亲切问候了现场嘉宾，并在6楼与一百多位羊毛行业代表和时尚行业代表做了近距离交流。
另外，包括Camilla and Marc、 Akira Isogawa、 Dion Lee、 Josh Goot和 Kym Ellery等在内的一直大力支持“羊毛运动”的众多澳大利亚顶尖时尚设计师受邀参加了活动，并在现场向查尔斯王子展示了各自的设计作品。
乔万尼创新时尚产业发展模式
武汉首个集创意设计、时尚、流行展示、生产制作为一体的时尚创意平台“乔万尼时尚创意中心”落成启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和武汉市领导在这个约3万平米的创意中心参观时装设计、制作流程，观赏乔万尼2013秋冬时装流行趋势、中国职业模特湖北选拔大赛后指出：将符号语义和美学原理融入到产业发展形态和品牌服务功能中，乔万尼时尚创意中心在引领武汉时尚业向设计创意、时尚、打造自主品牌转变的跨越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有统计表明，乔万尼公司以年投入千万元商品研发资金的力度，到欧盟各地和韩国、日本、香港收集时尚流行资讯，针对目标消费群体对色彩敏感、对品质讲究的特点，创造性地将国际流行含蓄内敛知性的色彩，高品质的真丝面料运用到品牌服饰的设计创新中，不断从色彩、面料、工艺结构等技术含量上提升品牌的时尚感，在每年投放市场的新品服饰数量同比增加45%，多达1000余种的同时，将传达知性女性消费群体典雅、柔美、风韵的色彩，体现高雅女性生命质感的真丝、羊绒面料将打造成“乔万尼”与众不同的品牌时尚风标。
创·忆 十五年
Cabbeen 15周年庆启幕暨2013春夏系列
为了庆祝品牌成立十五周年，“Cabbeen 15周年庆启幕暨2013春夏系列”在751罐重装上阵，为满怀期待的人们奉上一台创意爆棚的开场演出。此次Cabbeen Lifestyle、Cabbeen Urban及Cabbeen Chic再次同台展示2013年春夏风格精选，为观众展示出更多元的风格样板。本次Cabbeen Lifestyle的系列是关于一段旅程的探索与体验，该系列以色彩和图案传达清新中的奔放，释放强力视觉舒适感，本季题材取自于夏威夷群岛原住民图腾的灵感，以多种工艺表现注入服装，除毛织提花、针织织花外，还特别开发了创新性提花牛仔面料，创造出独家的图案主题；Cabbeen Urban的2013春夏则大玩几何，探究建筑和时装的相互融合，“几何线条”、“几何印花”、“几何拼接”、“几何纽扣”、“立体纹样”、“建筑窗花”等等都是它的关键词，又以独特的领型和精准立裁贯穿始终，为现代都市男人衣橱寻求最佳范例；向来让设计师可以“走得最远”的Cabbeen Chic从时装设计师的角度，将法国传奇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故事娓娓道来。卡宾先生将他作品中描写的靛蓝天空、沙漠卡其及褐色对撞组合运用于服装的配色；用硬挺的收身军装LOOK和民俗风味的垂坠穿着搭配，展现从西方飞向东方的航程。整个系列是一个“沙漠夜航”的故事，不仅仅以时装形式再现了作家所描写壮丽景观，更描述出作家经历本身所携带的传奇和神秘感。
SUNVIEW尚约
2013“寻梦花舞”春夏新品会
近日，Sunview. 尚约品牌于上海华纳国际会议中心举例，随着浪漫而优雅的提琴迎宾乐响起，名媛嘉宾、各区商场领导步入秀场。模特们美轮美奂地演绎本季主推的《寻梦花舞》、《流光幻影》、《吉普赛节日》、《青春物语》及《都市向日葵》五大主题的高级成衣。
源自于西班牙风格的Sunview. 尚约 秉承了西班牙品牌的简约明快、品质精良、注重细节，深谙中国女性对色彩、款式的追求，完美地缔造出“时尚、简约、知性、优雅”的经典形象。
兰精？木代尔？推出原液染色纤维
近日，兰精公司推出包括黑色在内的原液染色兰精？木代尔？纤维。其优点就是这类原液染色纤维非常环保：由于染料直接植入纤维母体，所以无需进行后道染色。在面料生产中可以节约大量资源，如水和能源。实验证明与常规纤维相比，使用兰精？木代尔？COLOR可在浸染过程中（采用高温高压染色机）*节约高达80%的能源和75%的水。
兰精？木代尔？COLOR源于榉木，在奥地利采用雪嶺花环保工艺生产。它是一种碳中性纤维，整个生产过程中高达95%的化学制剂都可循环利用。由于这个原因，兰精？木代尔？现已重新定位，将原来的宣传口号“令世界更柔软（Makes the World a Softer Place）”改为“雪嶺花碳中性技术带来非凡的柔软体验（Carbon Neutral Softness with Edelweiss Technology）”。
Lectra Fashion PLM
还时尚以完美的生命周期
力克近期在2012中国时尚行业信息化高峰论坛上发表题为“还时尚以完美的生命周期”的主题演讲，为与会听众带来力克专为时尚行业设计开发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Lectra Fashion PLM。此次高峰论坛以“转型升级中的信息化价值”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的信息化专家和时尚企业CIO。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对经济实体的强烈冲击、海外大牌时尚企业转战内地市场等，让时尚行业的国内竞争环境愈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国内时尚企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从传统产业向时尚创意产业转型，从传统管理模式向信息化管理模式递进，中国时尚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对此，力克中国区PLM解决方案高级顾问代表力克大中华区总裁Andreas A.Kim在论坛上表示，“企业谋求发展和业务拓展带来的挑战，使传统的研发工作方式已不能满足时尚行业品牌发展的需求。信息化作为时尚企业转型升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已经成为时尚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有效武器。”
Lectra Fashion PLM是一款专为帮助时尚企业应对行业挑战的协同性解决方案。通过将设计、开发、生产等诸多独立元素自然融入到统一的开发周期中，这个时尚行业专用的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把每一个单一的产品细节都与更高层的产品系列信息联系起来，使得企业可全面掌控运营，在持续预测和应对分销渠道对颜色、尺寸、款式、合身性等要求的同时做出供应决策，并快速明智地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此外，它还可通过在产品设计、开发和阶段全过程精准定义和追踪订单的方式使服装企业与消费者联系更紧密。界面友好的报告和仪表板工具使管理人员可从全局角度了解和控制产品系列开发流程，建立更高效的组织。
“整合与细分”
“2012中国服装论坛”在甬隆重举行
由宁波国际服装节组委会主办，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宁波市服装协会联合承办，中国服装协会、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协办的第十六届宁波国际服装节系列活动之一，“2012中国服装论坛”近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宁波市副市长陈仲朝、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冯德虎、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礼成等领导在论坛上致辞发言；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导师、博士研究生骆梅女士、DRAGON ROUGE 中国首席执行官Jonathan Chajet先生和太平鸟风尚男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峰先生在本次论坛上作主题演讲，由宁波市服装协会副会长车小方主持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