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9 14:08:03
一、重视选用突出人物特征的史料
首先看看钟繇的史料：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诞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法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据此讲解，可帮助学生认识到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身边的红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书如命。一个于生活中时时刻刻沉浸于书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礼数去迷恋书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这个材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又导出与其并称“钟、王”，且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羲之。时太尉郗鑒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今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鑒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鑒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学生由《晋书》这段记载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羁的坦荡个性。他面对太尉的选婿活动毫不在意，与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旧不拘小节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这样率真越礼的行为博取了太尉的青睐，从而结下一段姻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晋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总此二则材料，“钟、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点就非常鲜明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这种由事见人的方式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的年代、性情与喜好。如通过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钟繇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则是东晋王氏家族的一员。学生因此对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及区別认知，这都得益于史料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现。
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精选典故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学生注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在快乐中学习的效果最好。课堂上提高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营造轻松、快乐的气氛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历史知识。要达到这种效果，除了要求老师言语风趣，还要求老师选用的辅助讲解內容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趣味性。采用内容隽永而又不乏趣味的史料来讲述人物，往往能够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起到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比如讲到草圣张旭时，可提及：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太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得也。世呼张癫。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张丞相好草圣。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尤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惘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恙曰:“何不早问？”此资料可让学生得知，张旭官至丞相，爱酒，作书好纵情为之，擅长草书。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齐名，被帝王诏封为“三绝”。他的草书过于奔放自如，居然有的字写得自己回过头来也认不得了。学生定会被这位狂野的书法家逗得捧腹大笑，同时也会记住张旭是以狂草闻名于世。苏轼奇闻逸事流传后世者极多，在此可选一些与书法题材密切相关的谐趣典故来表现他的风采神韵。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黄庭坚号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两大书法家互相调侃对方的书法分別为“树梢挂蛇”和“石压蛤蟆”，言语风趣而意义深刻。此时向学生展示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及苏轼《寒食帖》影像图片，让学生讨论二人互相的滑稽点评是否精准。同时也引导学生学会领悟苏轼书法厚重和黃庭坚书法清劲的艺术特色。精选能提起学生兴趣的典故来讲述历史人物，是一名历史教师用心教学、有责任感的体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并有针对性地结合课文知识点来教学，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即学生不是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学习，其历史情感和历史观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汉字与书法艺术”为例来探讨如何将历史人物讲述得传神，让人物形象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并希望可以给历史人物的讲授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高中历史课程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解读的课题，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每一课都要向学生介绍很多历史人物。如何灵活地挑选史料来表现人物，选用史料要考虑哪些因素，都要求教师于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并总结经验。笔者以为讲述历史人物传神与否的关键在于所选取的史料能否在紧扣课本内容的基础上生动、有趣地充分表现个人性格特征。
作者：宁其冲单位：广东省遂溪县第一中学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从对历史的本原、主体等问题的哲学反思的角度即历史哲学角度提出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论断。下面我们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内容及哲学内涵作一分析。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著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著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思想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尽管毛泽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的深深烙印，但也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从对历史的哲学本体论反思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历史的本原问题。因为历史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人的活动即实践活动其主要的特点在于其创造性或者说改造性、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展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有四类：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科学实验及文艺创作。这四类活动无一不是创造性活动，无一不是对外在的对象的能动改造，而且正是这四类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当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在以上四类活动中具有根本的地位，是决定与支配其他三类活动的带有根本意义的实践活动，从而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讲，也是一种最终的起决定作用的实践活动，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活动都有一个主体问题，即实践活动的承担者问题，这里自然就凸显出来了历史活动主体即历史创造者问题，谁创造了历史？当然是人，但人与人之间总有区别的，首先这里所说的人是历史上的人而且是指作为以上四种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意义上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具有充当历史创造者的资格。这四类人就其共同特征而言都是劳动者，区别在于“劳力”与“劳心”的不同，不过也很难区别出何者是体力劳动，何者是脑力劳动，应当说都是体力与脑力的综合，可能各有侧重点的不同。这样来看，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如果把人民这一概念稍作宽泛理解不仅仅理解为工农的话，是否具有其内在的历史的本体论的意味呢？我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因为提“创造”就把历史本体论问题提出来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成为具有本原意义的事物，如果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历史，那么人类及其历史的本原与始基自然就在于上帝那里了。同样如果认为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历史的最终的决定的力量应当从人民那里去寻找，而不应当从上帝那里去寻找。也就是说，“创造”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一个何者为根本或者说何者具有本原的意义。其次，在四类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活动无疑是最为根本性的活动，因此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即狭义上讲的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又具有一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从最终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创造了整个历史。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讲的人民创造历史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确实包含着一个深层次的历史的本体论问题，也就不可以泛泛地仅仅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角度加以思考了。
就历史创造者与历史运动的关系而言，历史创造的过程，也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总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因为历史上任何一种创造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创新意义的活动，所谓创造创新，即开创前人未有的局面，这也就是历史进步。二是历史创造者的总体是在不断进步的，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原因。历史创造者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古到今，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多少变化，这且不言，就其他活动而言是如此，人类实践总在更新，总在前进，当然任何时代的创造活动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如此，人类才有进步，历史才向前进。历史创造者的总体演变、变化是向着一个更好更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今人比前人聪明，比前人更善于创造活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三是历史运动是各类历史创造者的综合创造活动的结果，这就是列宁说的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意思，虽然是各自“独立创造”，但却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般历史的潮流，使历史有所进步，有所前进。总之，历史创造活动实际上正是历史运动的推动力量，是其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哲学的内涵。
一、明确学科要求，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前提
历史人物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起重大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人物。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过程错综复杂，但都离不开人的活动，每个时代、每个王朝、每个国家都要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加快或延缓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正确讲授和判别各个历史人物及他们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行中学历史课本中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课本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使不少历史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在教学中对历史人物“正确地、具体地、实事求是的给予叙述和评价，对历史上某些反面人物要进行分析和批判”，是我们历史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教学中必须依据大纲要求，充分利用课本中的图文系统，准确地讲述和评价课本中涉及的各类人物，激起学生强烈的爱憎感情，对学生进行理想及人生观教育。
二、充分利用课本，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途径
历史课中的人物教学，既不能用数理学科演绎推理的论证方法，也不能采用理化实验那样的手段，必须充分发掘课本中的图文因素，充分利用图画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字的生动具体性等特点，去描述人物的神态、特征及其活动，使学生充分地感知教材，经过一定的心理活动，让历史人物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接近于历史的基本面貌。
1、描述图画，趣化人物形象。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还附有图画。这些图画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重要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图文并茂，学生喜读易学，为教师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借助这类图画，对人物外貌和心理特征进行描述，使人物形象立体地再现在学生面前，在学生头脑里形成鲜明的印象。对历史人物的语言描述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前提，结合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史实进行，要实实在在，合情合理，不虚构，不篡改。
2、赏析引文，活化人物品格。为了使学生对历史人物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掌握人物的思想精髓，课本中或直接引用人物自己的言论、著述，或引用经典作家对该人物的褒贬之词，是我们讲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及性格特征的最好佐料。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人物的活动，对这些引文进行富有感情的朗诵和赏析，对于展示人物的个性，表现人物的精神，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迁移概括，强化人物活动。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一定的活动过程，或以时间推移为顺序，或以地域转换为线索，都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要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就必须对其历史活动进行阶段性揭示和评论。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叙述呈点、线、面，散见在各个章节，有详有略，有主有次。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地掌握课本内容，了解人物活动，除描述图画，赏析引文外，还应根据教科书对于人物活动的叙述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归纳，围绕人物图像叙述人物活动，在叙述人物活动中再现人物图像，图文结合，相得益彰，或教师综合，或学生复述，在综述人物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化，完成历史人物教学的德育任务。
三、正确指导评价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重点
1、功过评价法
凡需评价的历史人物，有些是具有两面性，即功过兼有，所以评价历史人物须从功与过两方面考虑。有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并存于同一时期的不同方面，有的则分别存在于不同时期，呈现前后变化。教学中要将其活动分解为几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
2、阶段评价法
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随着变化。或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好坏相间。评价跨越不同阶段的历史人物时，应引导学生应用阶段论，根据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结合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去评价其功过是非。在历史教学中用阶段评价法评价历史人物，既可避免对历史人物不分阶段，不分功过的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片面性做法，又可培养学生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3、分析评价法
在阶级社会里，人都是划分为阶级的，人们从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活动，无一例外都代表其所属的阶级利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引导学生抓住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倾向，并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揭示其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既不能笼统地进行综合或加减抵消，也不能互相取代，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要引导学生用历史的、阶级的和逻辑的分析方法，全方位地立体地分析和考察历史人物的活动，给予客观的评价，通过评价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
四、开展课外活动，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补充
进行人物教学仅仅依靠历史课堂是不够的，还必须针对学生身心特点，有序地设计和开展课外活动，以丰富学生的历史人物知识，拓展学生视野，补充课堂教学不足。
1、举办历史人物图片展览
开学初就有准备地组织学生搜集有关历史人物图片，然后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整理，并在图片上编写好人物活动的文字说明，然后通过办墙报等形式面向全班或全校展出。这样，不但密切地联系了课堂教学，加深了学生对课内所学人物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满足和发展了学生在历史人物学习中的兴趣。
2、撰写重要人物小传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容学完后，教师根据大纲要求选择重点人物，布置学生写人物小传，要求学生在写作中要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还可以结合课外阅读补充一些有关内容。这样，学生既可进一步掌握教材内容，又培养了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的能力，为将来进行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文物；中学历史教学；应用
文物是物化的历史，是第一手史料，是最原始、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史料比文字史料少了人为因素而更具真实性。充分运用我国古代丰富的文物史料进行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也可以让我们的历史课堂更具历史文化气息、更能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目前对中学历史教学中文物的应用还没有系统的论述，现将我的研究结果做如下论述。
一、利用文物图片，阐述知识、组织教学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的时间，在教学中穿插一些图片能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历史学科特有的过去性、不可复制性，需要我们借助文物图片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如必修二经济史开篇是《中国古代的农业部分》，课本内容大多是在论述先秦农业发展的概况。当今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离传统农业文明渐行渐远，学生对古代农业的很多内容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出示了大量图片辅助教学――如半坡遗址出土的粟和菜籽照片、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图片、古代农具文物系列组图（打制石器、耒耜、青铜农具、春秋战国铁农具）、二牛抬杠壁画、曲辕犁照片、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和工具组图（都江堰、芍陂、郑国渠、坎儿井、桔槔、翻车、筒车等）。通过图片，学生集中了注意力，也理解了历史名词的时间定位和具体内涵，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目前，我们的常规教学还停留在利用文物图片阐述知识上，利用图片组织教学做得还不够好。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文物图片的利用形式可以更活泼多样。我们可以采用配乐图片展、放大定格展示、动态图片展、模拟博物馆展厅、学生模拟导游、仿制文物等形式来组织教学。在教师展示文物图片、阐述知识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学，全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挖掘特殊或典型的文物史料、创设历史情境、引导学生观察和比较、合作探究等，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文物图片功能虽大，但在教学中需围绕目标、精当选材、合理取舍、规范描述，与课本主干知识、重大史实有密切联系，不应冲淡主题，否则会加重学生负担，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还应注意图文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于某些史实和观点，第一手第二手史料并不是孤立而是有机联系的，所以应针对同一史实和观点，将教材中或补充的相关材料结合起来使用。
二、利用文物实物，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从教学的直观性来看，图片不如实物。记得在大学时的课堂上，大学教师经常把学院历史博物馆的石器、青铜器等文物搬到课堂上引导教学。在历年的发展中，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博物馆积累了近万件历史文物，这些文物很好地促进了学校的历史教学。学院里有才、热心的几位教师也几次带本科生参加电视台节目的拍摄录制，去博物馆、历史遗迹参观。目前，中学的理科教学中经常采用看模型、做实验的方法。而我们的中学历史常态课，多采用模拟情境和展示图片，与大学和中学理科还有一定的差距，学生的体验性不够。
把文物搬进日常的教学是我很久以前就有的想法。在近现代经济史部分的教学中，我尝试着利用票据、钱币等文物实物印证教学内容。用粮票来解读计划经济，用老版人民币上的图片来解读我国当时在重点发展重工业。遥远的历史，一下子有了真实性和现实感。学生在以前小学、初中的历史课上没有见过文物实物，兴趣盎然。把文物实物搬进教学能很大提升我们教学的层次，也是切实可行的。保定是文化古城，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可供利用，如生活器皿、古钱币、旧邮票和旧书报等等。很多普通文物的价格并不算贵。再者，在课堂教学中展示的实物并不要求是真品，因为培养的对象是中学生而不是鉴赏文物的专门人才。
我们不仅可以把文物搬到课堂，还可以走出去，以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的形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随着传统教育向激发、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转变，博物馆校外教育功能也会日趋重要。博物馆的教育融科学性、知识性、人文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每一件展品都是过去历史的再现，每一件历史人物遗物都蕴含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热情有很大的帮助。博物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以及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少年的心灵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博物馆与学校教学紧密配合，努力开展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都已成为大势所趋，博物馆正越来越成为学生喜爱的“第二课堂”。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博物馆实行了针对社会全体或者部分公众的常年免费开放，更为学生在博物馆中感受历史、体验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便利。
三、利用文物类高考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我们的历史学科是一门对文科思维要求较强的学科，她要求学生的思维要兼具全面性、思辨性。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历史能力，让学生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每一年的各地高考题都会有不少以文物资料为载体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阐释能力和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历史新课标中明确指出：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点滴积累和长期培养。
通过做题，我发现高考与文物有关的题主要有两类：一是文物图片题，给定历史文物的图片和历史情境，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读图、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认真、细致，这类题普遍难度不大。另一类是史学方法类题，以文物为载体，考查学生处理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关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正确看待不同见解等问题。这类史学方法类试题有增多、变难的趋势。“最好的试题是高考题”。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加大高考题的比重，利用文物类高考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要用好文物史料，我们历史教师应该具备一定的文物考古知识。文物学和考古学是历史学科体系里面的“阳春白雪”，在中学常规历史教学中要用好实物文物并非易事。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加强文物学和考古学的素养，否则就算利用文物实物，也会仅仅停留在浅层次，或者在无意间传达出错误的历史信息。只要我们全力搜集材料、拓展自己的人文素养、精心组织教学、自己多读书研究高考题，就一定能让学生的历史成绩取得质的飞跃，也一定能为国家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朱筱新，《文物与历史》，东方出版社，2002
【关键词】历史教学；历史意识；培养方法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意识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意识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自然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意识的形成的条件和意义，从学习思维上说，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往往能唤醒学生对于历史的好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管这种评论对与错，都与学生本身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和冲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化还原为文化，把历史文化与学生自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史，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和训练和历史意识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存在问题分析
1.历史教师缺乏历史意识的教学意识
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的进行备课，很用心的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历史意识并培养历史意识，这与我国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意识的深入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历史意识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深度不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意识，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历史意识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
许多历史老师也会讲到历史事件时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起因说，把起因说定义为历史意识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意识，成熟的历史意识是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形成的条件入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进行深入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意识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方法
1.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
让学生扮演人物角色只是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在扮演前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决定的，思维和语言的习惯，特别是要对学生扮演人物角色进行人物解读，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态、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对过去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意识，所以学生在扮演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展现人物的历史意识对人物所掌控的事件的作用。对于扮演能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并从中明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意识。
2.初中历史教学“三七理论”
关键词：史学角度；马克思；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国际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伴随着科技资讯发达、新媒介充分运用、国际交流频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成果颇丰。①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而且对于人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全球化理念，均大有裨益。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现，现有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言说实质；2、该理论与唯物史观是何种关系；3、该理论与全球化是何种关系。
关于第一个方面，通俗来讲，就是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和针对的对象。这不仅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与实质，也是后两个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正因为大家对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各有不同，才导致对后两个方面出现不同意见。因此，只有搞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要义，才能合理、准确地回答后两个问题。目前学界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角度或现实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但从历史学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很少。既然是“世界历史”理论，便有从史学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必要，从而进一步扩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为此，本文先从第一个方面入手，从史学角度探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再简要探讨后两个方面的问题，以期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和学术渊源
要研究一种重要的理论，应先了解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众多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背景，但从历史学角度来探讨的较为匮乏。那么，其史学背景是怎样的呢？
一是从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传承了前人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概念与解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并非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西方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已在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萨贝利科、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等。其中，对马克思影响至深的，当属康德和黑格尔两人。1784年11月，康德发表了名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哲学论文，提出了著名的“普遍的历史观念”思想。而《历史哲学》一书则是黑格尔一生中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世界历史”概念对马克思影响巨大，下文还将详述。
二是从史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式来看，在19世纪40年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研究，逐渐打破了以往神学和宗教垄断历史研究的状况，已经呈现出一种探索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联系的趋势，使得学界对历史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差不多与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同时的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也提到“世界史编纂”、“通史”等概念，说明世界史的概念已为人接受。②另一方面，伴随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③历史研究范式一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而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模式。这是由政治社会事件而引发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对当时历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史学家、“新史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哈威・鲁滨孙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论述得非常明显。鲁滨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曾因法国革命而起并风行一时的世界精神开始消退，而欧洲各国的民族思想、国家精神开始觉醒，而且在德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历史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视角。“欧洲各国民族思想开始觉醒，这在德国尤其显著。这种情况立刻在历史哲学的解释上表现出来。”[1]3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是对当时史学研究路径的一种深刻反思。
三是从马克思早年经历来看，他对史学有过执着探索与不懈努力。早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曾从黑格尔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经济学，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历史和政治著作，做了详细的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关于各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涉及近现代多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内容也涵盖了法国、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时间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横跨2500多年。需要指出的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给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度评价。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未成体系，但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的历史眼光并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具备时段长、视野宽、范围广的特点。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要义的理解，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2]一种认为是人类的解放事业，[3]52一种认为是事实概念、历史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的综合。[4]看法的不同主要在于大家方法论的不同。看法虽不同，但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笔者认为，在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后，我们应回归文本、研读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在经典文献中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要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几部经典文献中。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是在《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5]其实，只要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便可发现上述观点不很精确。早在1842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即已提到“世界历史”概念，即，“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代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⑤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恩格斯也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他在《英国状况》中称，“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困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⑥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应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尽管马克思尚未对其延伸、扩展，但至少该理论（或概念）已纳入马克思关注的范畴，而且是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W.H.沃尔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任何讨论，不管多么简略，都必须从考虑他和黑格尔的关系而开始。……黑格尔主义的某些因素却永久盘踞在他的思想中，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不参考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6]158有论者探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异同，成果斐然。⑦在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一般会形成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言说对象的实质是对黑格尔的继承与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人，而不是精神或意志，这一点与黑格尔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开始。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他多次提到世界历史研究对象是精神、意识或理性。“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7]15“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7]9而马克思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而且，他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⑨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有关论述列出来，只是想从文本角度、用文本自己“发声”的方式来体现两位哲人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人的交往，而不是理性或观念，这也与黑格尔的观点迥异。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8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发达，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逐级加大，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世界历史越容易建立起来。他论述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⑩“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关于两人之间的不同，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罗素慧眼独具，有着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他（指马克思――笔者注）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8]339
再一方面，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目的（趋向）不同。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趋向是“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社会，他描述的是各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7]18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发展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因此可见，两个人对世界历史最终发展趋向或者目的的认识是存在不同的。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下鲁滨孙的论述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他认为，“早在1845年，卡尔・马克思就曾抨击过那些专门是在天上浮云里，而不是在地球上困苦的日常生活里去发现历史的发祥地的人们。他认为只有从经济上来解释过去，那才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1]37这句话，把马克思从经济（物质）角度认识和解释世界，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恰当。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关系
理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理渊源、基本内涵和言说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第一方面与第二、第三方面的关系。
（一）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论据。这个看法应该是成立的。当然，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如有的学者所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3]1笔者认为，尚有待商榷。毕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架构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等不完全对等。他从大工业开拓的世界市场、各族人民的交流与联系、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层层递进的论证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萌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唯物史观更多强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与不同，是马克思坚持用唯物史观解释世界。结合上述材料，在没有新的文本依据发现以前，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创立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可能更稳妥一些。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问题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有的论者认为，无论认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等同论”还是“对立论”，都有片面性和认识偏差。[9]
笔者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关系，的确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在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至今，无论理论界或实践层面都无法给“全球化”一个明确的界定，可以说大家意见纷纷。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所指定时段问题，大致有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诞生之日、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等几种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百五六十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全球化概念相联系，恐怕不很恰当。其实，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但这种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倒寻理论依据的研究方法是否妥当，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向很明确，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观念的同时，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探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发展方向。可以说，其初衷与目前大家讨论的“全球化”、“国际化”关联不大。第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共产主义，是各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现在流行的全球化理论也不尽相同。在2000年，已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尽管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主体、制度、价值取向、逻辑线段”等四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10]
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多从哲学视角和该理论与全球化关系的角度入手，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学角度出发，剖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紧密结合体现该理论的经典文献，分析其基本要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希望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并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注释：
①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
辑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其他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景中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4期；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6期。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学术月刊》，1997年第
11期。在学术专著方面，可参见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
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6月。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以下再引相关著作时直接注明页码，不再
注明出版单位和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材料所限，笔者未能深入查找上世
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
②恩格斯提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但毕竟不
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
第18页。
③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下）第
27章有关“民族主义”的介绍。
④可参见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一书的有关内容。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5页。这里，马克思提到的“世界历史形
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和研究。
⑥恩格斯：《英国工人状况》，第22-23页。
⑦可参见注释①中提到的叶险明、向延仲、顾红亮等人的讨论。
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3、89、86、88、87、92页。
?诚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一词，而是由恩
格斯运用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可参见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M].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
界历史理论在当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
[3]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顾红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J].学术月刊，1997（11）.
[5]景中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6]（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一、明确学科要求，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前提
历史人物是指在历史中起重大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加快或延缓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正确讲授和判别各个历史人物及他们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中学历史课本中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在教学中对历史人物“正确、具体、实事求是地给予叙述和评价，是历史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充分利用课本，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途径
历史课中的人物教学，必须充分发掘课本中的图文因素，充分利用图画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字的生动具体性等特点，去描述人物的神态、特征及其活动，使学生充分地感知教材，经过一定的心理活动，让历史人物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接近于历史的基本面貌。
1.描述图画，趣化人物形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还附有图画。这些图画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重要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图文并茂，学生喜读易学，为教师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历史人物的语言描述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前提，结合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史实进行，要实实在在，合情合理，不虚构，不篡改。
2.赏析引文，活化人物品格
为了使学生对历史人物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掌握人物的思想精髓，课本中或直接引用人物自己的言论、著述，或引用经典作家对该人物的褒贬之词，是我们讲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及性格特征的最好参考。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人物的活动，对这些引文进行富有感情的朗诵和赏析，对于展示人物的个性，表现人物的精神，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迁移概括，强化人物活动
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一定的活动过程，要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就必须对其历史活动进行阶段性揭示和评论。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掌握课本内容，了解人物活动，除描述图画，赏析引文外，还应根据教科书对于人物活动的叙述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归纳，在综述人物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化，完成历史人物教学的德育任务。
三、正确指导评价，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重点
在历史人物教学中，除采用多种方法讲授外，更为重要的是正确指导学生评价。通常采用下列方法进行评价：
1.功过评价法
凡需评价的历史人物，有些是具有两面性，即功过兼有，所以评价历史人物需从功与过两方面考虑。有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并存于同一时期的不同方面，有的则分别存在于不同时期，呈现前后变化。教学中要将其活动分解为几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
2.阶段评价法
人物的思想行为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随着变化。或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好坏相间。评价跨越不同阶段的历史人物时，应引导学生阶段论，根据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结合所处的历史和历史环境去评价其功过是非。在历史教学中用阶段评价法评价历史人物，既可避免对历史人物不分阶段、不分功过的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片面性做法，又可培养学生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和评价的能力。
3.定性评价法
历史好比是个大舞台，历史人物好比舞台上的某个角色。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多方面的，社会的曲折变化，决定他们活动的复杂性，但这些活动有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抓住主要方面，给予总的评价定性，然后围绕这一定性对人物活动的叙述具体化、形象化。对具体人物要具体分析，在功过之间，抓主要方面作定性评价，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四、开展课外活动，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补充
进行人物教学仅仅依靠历史课堂是不够的，还必须针对学生身心特点，有序地设计和开展课外活动，以丰富学生的历史人物知识，拓展学生视野，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1.举办历史人物图片展览
开学初就有准备地组织学生搜集有关历史人物图片，然后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整理，并在图片上编写好人物活动的文字说明，然后通过办墙报等形式面向全班或全校展出。这样，不但密切地联系了课堂教学，加深了学生对课内所学人物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满足和发展了学生对历史人物的兴趣。
2.撰写重要人物小传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容学完后，教师根据大纲要求选择重点人物，布置学生写人物小传，要求学生在写作中要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还可以结合课外阅读补充一些有关内容。这样，学生既可进一步掌握教材内容，又培养了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的能力，为将来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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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一 《回族人物志》与回族史研究
白先生是一位回族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致力于对回族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分别是回族通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这方面的开拓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回族简史》、《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等影响颇大的专著、论文。“文革”结束后，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占用了先生主要的精力与时间，但他仍然不能忘记自己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希望编撰一部“可看的中国回教史”的愿望[3]，《回族人物志》即是他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作出努力的成果之一，其中包含了他对回族史研究的许多深入思考与重要设想，概括言之，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在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同时，还“要在资料上多下功夫”。而在理论与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党中央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对于回族史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意义”[4]。《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等问题最早的论述，它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白先生在40年代虽然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待回族历史的严谨、客观的态度，使他在很多观点上与《回回民族问题》相一致[5]。在《回族人物志》撰写之初过程中重新强调这些基本原则，充分反映出他对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
第二，是关于新型回族史编撰体例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得不到认可与重视的少数民族，加之史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回族历史研究一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的回族史著作在80年代还属开创之举[6]。正因为如此，白先生关注、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回族人物志》每卷的《题记》，反映了他这种思考的发展轨迹。在1985年出版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中，他提出：可以按照他对大型《中国通史》的设想，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来阐述回族历史的发展；对每一部分的具体撰写要求，他也根据《中国通史》的一些编撰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果说这一设想反映了白先生对回族史编写粗线条的筹划，那么，当1992年《回族人物志》清代卷出版时，这一筹划已在编撰中逐步实现并得到更为具体的发展。以典志部分为例，他提出应当根据回族历史的发展实际，从九个方面来论述[7]，即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这九个方面既包含了一般通史撰述体例中的生计、会社、教育、礼俗等内容，又充分考虑到回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如人口的流动、宗教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特殊的传承方式等因素，及其如何在史著中恰当、客观地体现出来的问题。这种设想不仅体现了白先生在制定体例上的卓识，还充分体现了他在把史学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客观历史研究相结合方面的创获成就。白先生在回族史编撰体上的这些设想，以及他善于根据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其史著形式的思维特点，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撰述无疑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第三，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史料和人才问题。作为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回族人物志》的同时，反复致意十分关注的回族史研究具体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关于史料的搜集。由于回族形成、发展的复杂性，其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虽然数量并不少，但系统、完整的回族史料却十分匮乏。因此，大规模的史料搜集是开展回族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方面，从礼拜寺的碑刻、墓碑，有关的家谱、文契、帐簿，到历代史书、小说笔记的记载，近代以来回回团体、学校的材料，回族人的各种著作和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再到对各地回族人物、风俗的调查、访问，以及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都在白先生考察视野之内。《回族人物志》在这方面的做法与结论，既是回族史研究的基础，又是回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个典范。二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白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渊博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回族史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有伊斯兰教史、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通史的理论与知识的素养；同时，他还需要具备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等等。通过《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亦是白先生的愿望之一。从各卷《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所抱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
二 《回族人物志》与历史人物研究
在回族史研究中，关于回族人物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也显得格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回族人物族属的界定。由于回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历代史书又多不记载人物的族别，因此对某些成说以及某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都需要下功夫去考察清楚。二是对回族人物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点是由回话族史料相对匮乏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要穷尽各方面的史料，再加以甄别、分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是对回族人物的评价问题。人物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关于民族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今天亦有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回族人物志》在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时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当是其理论成就的最重要部分。在认识与处理普遍原则与具体分析的关系，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白先生都显示出了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和具体处置上的卓识。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出版之际，就全面阐述了关于历史传记写作的基本理论。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就很难全面地了解这个人。反过来，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因此，人物传记的撰写有其必要性。其二，写人物传记与走英雄史观的路子截然不同，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传记，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白先生认为，这里说的历史观，应当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运用它进行评判历史人物时，既要肯定他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认识，实质上是指明了人物评价中所必须遵循的全面性、辩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基本原则。从白先生40年代出版他编写的《回教先正事略》到90年代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完稿，其间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前者未刊稿的延续和发展①，我想这里的“延续”指的当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而“发展”则指思想观念，主要是评价历史人物观念上的升华。对《回族人物志》的理论价值而言，这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它在当今民族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于评价回族人物的基本原则。回族人物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部分，其评价首先要以上述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普遍原则为指导。因而，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定位，都需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发展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回族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两个方面背景共同对人物产生影响，决定历史人物的面貌与特点。因此在评价时需要慎重对待，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等等。在这方面，《回族人物志》的做法是有典型性的，它强调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生搬硬套，绝对化、简单化。如明代卷强调族别辨识的复杂性与回族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回族人物历史记述与评价所带来的影响，清代卷则注意到了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民族内部文化界人士的增多这两方面因素。再如云南回民起义因民族压迫而起，杜文秀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就应给予褒扬；而对于先投身起义，后变节降清，成为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代表人物的马如龙，就予以贬抑；至于同样是为清廷服务，而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协助林则徐禁烟的伍长华，则在书中得到了应有的正面评价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十分注意于从时展背景的不同特点出发，客观地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人物评价的着眼点与侧重点。
——关于民族感情与史家职责。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还有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是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与事实的统一问题。对于一位出身于回族的史家来说，如何做到真正“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8]，而又能不被这种感情所限，影响人物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避免“情甚于理，适得其反”[9]的弊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回族人物志》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卓有成就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回族历史及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回族人物志》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如赛典赤·赡思丁、也黑迭儿丁、萨都剌、李贽、郑和、杜文秀、左宝贵等回族优秀人才，书中都对其生平事迹条分缕析，在充分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给以适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人物的传记，成为《回族人物志》中最能弘扬与体现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篇章。第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如阿合马、萨都剌、丁鹤年等人物，就一面在充分肯定其政绩与其他方面成就的同时，指出他们在为政做人、诗歌艺术等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并对这些不足与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客观分析，真正做到了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轻下断语。如对阿合马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财政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利用职权仗势欺人，“在封建官吏中也是数得着的坏人”，同时还提出“他被谋杀，这跟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派系斗争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索。”[10]这种评价既客观平实，不夸张、不苛求，还从学术角度向人们提出了更为深层的问题。这些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具体做法，不仅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撰写与研究，就是而且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及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回族人物志》与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方面。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回族人物志》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虽然成绩颇丰，然而其中专门之作甚为寥寥，许多成果都是研究者在进行其他问题研究时的“副产品”。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方面，谷苞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疆历史人物》，谢启晃主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等，均为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回族人物志》则是第一部对单个民族历史人物所做的最为全面与严谨、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定会推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回族人物志》的另一宝贵价值在于，它在史料搜集的方法与运用上，为民族史研究、民族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回族人物志》所征引的文献种类来看，除了相关历代正史以外，各个时代的文集、墓表碑传、方志、杂传记、游记、画集、谥文、宗教经典以及现代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等也都包含在内；在白先生的设想之中，当代人物传记还应包括对当代口述史料的重视。其材料涉及范围之广，在同类人物传记中实为罕见，仅元代部分的参考文献就达140余种。这种广泛搜集各方面可能见到的史料的方法，应当具有普遍意义。与此同时，《回族人物志》的史料价值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补充了必要的史料。如白先生在40年代进行的关于清代马雄以及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的搜集、整理，为研究回族人物补充了大量可信的碑刻、文献资料，这些成果被《回族人物志》中相关人物的传记所采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二是增添了不同方面的人物。通过对文集、宗教经典、方志、碑刻等所包含的相关史料的勾稽梳理，使得更多的回族历史人物，从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凸现出来，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与地位，进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回族社会发展脉络提供了思路。三是增强了人物传记的生动性。在文集与方志、杂传记等不为正史所重视的史料中，往往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回族人物志》对这些记载有选择地予以采用，使传主的事迹更为形象、生动。如元代卷以王礼《麟原后集》中的一条材料来说明赛典赤·赡思丁的政治声望，以朱德润《存复斋集》中的一首诗来形容高克恭的长髯等，都起到了这一作用。
再次，除上述关于回族史、回族人物研究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设想之外，在史学思想的其他诸多方面，《回族人物志》本身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亦卓然可观。如在体例结构上，它大量采用了附录的形式来容纳与正文相关的史料。这种附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置于每册书末，以附卷形式出现，包括遗文、碑传、题跋、姓名录、参考书目、回回人著述目录、档案、译文等。据笔者粗略地统计，附录部分虽然在《回族人物志》中只有十卷，却占到了全书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篇幅，这成为本书撰写的一大特色。《回族人物志》的另一种附录置于文末，如李贽传末所附的《答耿司寇书》、赛典赤·赡思丁传末所附的《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屯田表》与《元代云南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设置表》等，它们主要用以容纳与传主直接相关，但因篇幅过长，不宜在正文中出现的材料，以利于人们对正文做更多的了解。这种体例为希望进一步研究回族人物的学者提供了更为详尽、完整的史料，使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书中得到收获，从而推动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普及与提高。又如在历史人物传记撰写的具体要求方面，除体现上述评价人物的原则以外，《回族人物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文字表述上，其中的很多篇章如《马文升》、《杜文秀》等都体现了白先生“准确、生动”的撰写要求。当然，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事迹，具体情况颇多差异，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亦非易事，因此不同传记在文风上的特点与侧重点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读《回族人物志》，总的印象就是平实，没有过多的词藻，却决不枯燥，这是写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的很高境界。在撰写人物传记的其他方面，如史料辨识的审慎性、表述的全面性、遣词造句的准确性等方面，白先生都有详尽的指导意见。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认识与创造，是为《回族人物志》取得上述成就的前提与保证，同时也是本书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最具有价值的部分。
当然，既然是首创之作，就难免存在不足，如本书元代卷中体例上有些长处，像参考书目、姓名录附于书末的做法，未在以后各卷中加以完全贯彻；有些人物传记出现文字上的讹误等等。这些都是它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回族人物志》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回族人物研究的创举，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笔者限于学识，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粗浅分析，不足之处，尚祈请方家教正。
[1]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吴怀祺：《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3]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4]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题记》（元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
[6]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出版邱树森教授主编之第一部回族通史《中国回族史》。
[7] 在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白先生曾在录音讲话中对多卷本回族史的总体设想做过规划，当时他将典志部分分为12个方面来考虑，比本文所述多出工艺考，天文、历算考与医药、体育考3个方面。参见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收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①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8]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9]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一文所引白寿彝先生语，《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页。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 创作 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www.lwwzx.com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www.lwwzx.com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梁启超；历史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274-02
一、进化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即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把世界视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列宁说：“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1]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世界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社会运动的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过程。所以，在辩证法看来，世界永远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是世界的根本规律。
梁启超正是以此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进化，提出进化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在整个宇宙的进化发展中，有许多自然物的变化是表现为“循环”的现象，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却是“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是富有前进性的上升的趋势。所以，梁启超给史学下了一个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2] 所以，进化是必然的，“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3]
他依据这种历史进化论思想，认为进化等于进步。他说：“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也。”[4] 由于此时梁启超将“进化”趋同于“进步”，使其进化论充满了价值意味。同时，梁启超认为，有破坏才有进步。“破坏”是“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人群中一切事物都有经过破坏阶段而上于进步之途”[3] ，这些观点都深含着历史辩证法，但也不是社会历史进化发展所特有的基本规律。
二、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的,是走近似螺旋形的曲折道路
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发展观，正是对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及其客观规律性的把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的运动发展又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事物发展中本身所固有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恩格斯曾说过：“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5] 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核心，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不是直线式的，其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而不是周而复始的往返循环的。所以，在世纪活动中，我们要反对认为事物发展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论和悲观论，坚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前进行。而本文所探讨的核心人物——梁启超，正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历史进化论的。
梁启超不仅肯定历史是进化发展的，而且认为历史的进化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走着近似螺旋形的曲折的道路。由此得出，历史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的。
在时期，梁启超主要是受了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以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前进的，他将进化论与从康有为那里接受的“以群为体，以中为用”，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的思想和春秋三世说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在他的心目中，这便是社会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1898年，他在《读〈春秋〉界说》里是这样描绘人类社会的“三世”进化概况的：“由打牲之世界变而进为游牧之世界，又变而进为种耕之世界，又变而为工商之世界；由不火食，不粒食之世界变而进为苗黎、红番、黑蛮之世界，又进而为埃及、印度初辟时中国洪水初平时之世界，又变而进为中国三代唐汉、西方希腊、波斯、罗马之世界，又变而为今日欧美各国之世界，此其中有三世之理焉。打牲为据乱，则游牧其升平，种植其太平也；游牧为据乱，则种植其升平，工商其太平也。而打牲以前尚有不如打牲之世界，则打牲已为太平；工商以后更有进于工商之世界，则工商亦为据乱。如是演之亦不可纪极。”[4] 这里梁启超把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变成了一个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较之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的循环论色彩,梁启超代之以“变而进”和“演之不可纪极”的进化论思想更具有进步性。
同时，梁启超还提出“三世六别”说，阐明社会政体的进化也是遵循“三世”的道路。他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之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6]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转变的阶段。
失败后,梁启超在国外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的史学思想,从理论上肯定了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的。他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何谓进化？进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也。”[7]他认为明了历史进化的规律，就可以“施诸实用”，促进社会历史的进化。
总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梁启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社会历史进化发展所特有的基本规律。但较之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进化论思想，梁启超显然是前进的一步，他明确的提出了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的，不仅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而且人们还可以发现其规律性，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在当时来说，他的这种理论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肯定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三、历史的进化是主体的进化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并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生产活动的承担着。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创造者即指创造历史的主体，指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的决定者。而历史上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社会生活，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历史人物是历史上起过显著作用的个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的共同努力。所以，“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是无数普通个人和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的总和。”[8]
梁启超的历史进化论深含着上述思想，他既看到了主体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又详细论述了历史人物以及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问题。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而在这里，他尤其注重人类情感理智意志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历史也就是这个“共同心理”所创造的。梁启超把这个创造历史的“共同心理”称之为“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他的这个“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与我们所说的社会意识相似。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的“体”不是单个的人。历史不是讲个人的进化，而是人群的进化。他认为，人类结合成群体，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他在《说群》里说，宇宙万物都是要组成“群”的，这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性”。因为物是“以群相竟”的，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人类更是如此，只有组合成人群，才能在生存竞争中保护自己，战胜敌人。故梁启超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从析而独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善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所以，历史的进化是人群即“人格群”的进化。
此外，梁启超还论述了少数的“首出人格者”与社会多数人的意识的关系，“群众的人格者”与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看来，似乎一切史迹都是他一人或几个人活动的结果，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寝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由此看出，“首出的人格者”的活动之所以能成为史迹，是因为有“群众的人格者”作其基础，“首出的人格者”绝不能离开群众而存在。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其实反映了历史的活动是不能离开群众的，而群众也需要有代表自己的领袖人物的领导和指导。要辩证的看待历史人物与群众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
上述这些，说明了梁启超充分认识到主体在历史进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包含了很多合理的思想成分。但他的这种进化史观还不足以说明现实历史的进化发展。其实，人类的活动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梁启超还很难找到历史进化发展的动力和根源，但他承认社会历史是进化发展的，进化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进化等于进步，有破坏才有进步。这些思想都深含着历史的辩证法。相比同时代的很多人，其思想的深邃是不可否认的。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06.
[2]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G]//梁启超文选:下集,P211.
[3] 新民说·论进步[G]//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10.
[4] 读《春秋》界说[G]//葛懋春,蒋俊.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
[6]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G]//王德峰.国民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6.
一 、历史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体
什么是历史？钱穆的主要回答是：
"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1
"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2
"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3
历史是一人生和生命。历史人生和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种群体的、人类的人生（命），即"我们（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命。因此钱穆又说：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4
"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5
然而，历史生命和历史人生的本质意义更在于它是超越自然的，兼有物质和精神的内容与价值，融情感和道德为一体。他说，人类生命与生物生命行为的根本不同是除了求生存，还有情感需求和道德精神追求，人的生命"一定要超出此生命所凭借之工具－－身体，而到达另一心灵的世界……。衣与食，则仅是维持此工具的一种手段，只是一种生活手段，却不能说衣食是生命。……所以为自己身体谋求衣食，这决无所谓道德精神。"6 他又说，人生只是一向往，向往必有对象，人生正因向往和闯进对象不同才变得真实有意义，"生命之实在，在于其向前闯进之对象中。向艺术闯进，艺术便是生命之真实。向科学闯进，科学便是生命之真实。若只有闯进，便是扑空，没有对象，便没有生命之真实性。……闯进愈深，才始有求美求真与求善的种种对象。"7 人生因向往对象不同分为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精神人生又分为艺术的、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和道德的。
人生这种超越自然求生和物欲之上行为目的，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爱敬等情感，这便是文化。他说："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8又说："物质虽时时变坏，而生命却能跳出此变坏之物质继续存在。所以生命是在一连串的物质与物质间跳过去而长存。……这便是所谓文化。"9所以说，有文化的人类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才能形成历史。换言之，历史即是一文化生命。
钱穆还继承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结合近现代传入中国的某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从文化生命学的角度阐明了历史的文化生命性。他说：
"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同时是一长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短生命。"10
"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集合而成的人生，此当包括人生之各部门、各方面。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11
钱穆对文化的上述解释和对历史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因此，他说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有历史才有文化，有文化就有历史，"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12 历史与文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3 但是，历史和文化又有差别。他说，文化是历史的体，历史是文化体外化出的相，即体之种种表现，"也可说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着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14 因此，说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是从体相和本末合一的角度说的。若从体相和本未相分的角度说，文化是本与体，历史则是末与相。当然，作为本体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他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在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15 所以从文化生命是历史本体的角度说，历史即是一文化生命体。
但历史这一文化生命还要落实到民族性上才是真实存在和有意义的，民族在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
钱穆说："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怕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民族所产生的。"16 民族、文化和历史三者间是互为作用和缺一不可的。一方面，"历史文化传统，即民族大生命之所在"。17 一个地域的大群人要在长期的生活演化中形成为一个民族，必须靠文化来指导和凝聚；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民族，文化兴衰决定了民族兴衰。他说："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18 另一方面，民族又是历史文化创造的主体，没有这一主体的实践活动，历史文化无法被创造出来。他说："文化必有一体，此主体即民族。"19再者，历史文化是由共相和别相、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构成。而历史文化的别相、个性或特殊性即是历史文化的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是历史文化的别相、个性或特殊性形成的原因。质言之，没有特殊性便没有历史文化，民族性是历史文化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他说："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20又说："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中国史美国史之分。"21 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只有发展阶段的差异的观点是一种"文化抹杀论"。
总之，钱穆认为撇开民族性来讲历史文化是抽象和没有意义的，只有民族的历史文化才是实际存在和有意义的。所以说，他的历史观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
二、"心性"是文化生命的本体和天下归"仁"
历史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又必有它的本体。钱穆继承中国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宇宙生命论和心性本体说，提出了道德化的"心性"是文化生命的本体。他既指出了历史文化本源的自然性和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又强调历史文化本质上的人文道德超越性，认为历史文化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即客观实在与主体精神的合一，力图打破近代以来思想界在历史本体论上唯物和唯心的"两分说"。
钱穆说，心源于天，是自然和个已的；但人心又是一种超越自然心的精神文化心，是历史文化生命之本。从人文演进趋势看，"人类终极人生，应向大生命归宿。此即是人道中之大仁大义，而其本则皆在于人之一心。"22心是一生命，是生长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和文化就是心生命的生长。他说："心生命乃是物生命以外之另一种生命。……人类的心生命，乃寄存于外面之物质世界而获得其生命之进展者。均在此宇宙界，凡属人类所创造之新的物质世界中，则莫不有人类心的生命之存在。"23人心同然，当古人与今人之心互通为一，古人和今人的生命融合为一，由此便形成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24 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得历史文化的这一精髓，"中国文化以人文为本位，而在人文界中一切以人心为出发之基点，故说中国文化为唯心文化。"25
性也源于自然，是万物人生共通的，但人性又超越了求生好生的自然本性；由人性展演和发展出历史人生，而历史人生又不违自然，"性即是一个天人合一。排除了人，于何见性，亦于何见天。欲知生命真谛，先须知此小我之小生命。此一小我之小生命，乃自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来。但仍必回到外面大自然大生命中求持续、求发展、求完成。"26人性最主要的精神便是具有道德性，即"善"。他说："人生一切美德，则总称曰善。有善心斯为善人，始为有价值人。善心亦称良心，……此种善良之德，出自天赋，乃属与生俱来，中国人则称为曰性。"27中国文化最能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以"善"设教和制行，以做一善人为人生最高目标。他说： "中国人讲人性的正宗是孟子性善论，是世界唯一独有的中国文化结晶，是世界唯一独有的为中国人所发明的人文真理。"28
心与性虽然都源于天，但又有区别，各有功用。性是更自然化的，属于天，由性展演出心，心则倾重于人文，属于人，"心固由性展演而来，但性只属天，而心则属于人。由性展演，乃是自然天道。由心展演，乃有文化人道。即论科学艺术亦如此。29另一方面心与性又是相近相通的，"性相近，心亦相近。人同此性，故亦同此心。"30心性不仅相近相通，还是合一的。心性合一即是天人合一，"亦即是心与物，人文与自然之合一。"31正是心和性的融通合一，才使宇宙自然和历史人生融通和合为大生命。他说："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32 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主张"心性合一"论，即"天人合一"论。可见，心和性虽有别，却不是两个分别存在实体，而是不可分的一体。一体的心性才是贯通宇宙自然和文化生命的主宰和真实本体，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钱穆所说的心性，不仅是一个实体范畴，即，心性是历史文化生命的本体，还是一个属性范畴，即心性具有"用"的功能。历史文化是由心性展演、领导和推动的。他说，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33 就是说，体用不分，体用合一。心性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的作用主要是：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4 "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在人文界，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6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历史文化之演进，其背后常有一抉择取舍之指针，此指针即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7 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它的领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也就会走向善。第三，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38 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39 只要发扬道德精神，即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
体用合一的心性论强调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同一性。不过它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心性的活动过程，没有具体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心性怎样演化、推动和创造历史，是把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在钱穆看来，说心性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本体固然不错，但仍未说到尽头。因为，心性的本质意义，即人文意义，在于伦理道德性的"仁"。
钱穆说，仁普存于宇宙天地之间，是宇宙天地之本体，赞育化成了天地万物，仁道即是天地之道。然而，仁更具有人文意义和人文精神。首先，仁是人心本体，是人类生命的本质，仁道即人道。他说："人心不能封闭在躯体内孤立为心。人心必要跨越向外，与他心和通会合。故心之本体即是仁。"40 就是说，在社会历史中人心必然要相互交往才能存在和显现其价值。个人的封闭的心是不能存在和没价值的，所以，"仁是人道不动真理，因仁是人类原始本心，此心上通于天，可谓是自然与人文之接笋处，亦可谓是人类生命之特性与本质。发于仁心，斯为仁道，不仁即不可谓之道。"41 其次，仁演化出人文历史，无仁则无人类历史。从个人说，仁是人之为人的要义和根本，"身之要义在其生，即在其人身各己之德。其德之发，最大为仁。"42 从整个历史文化生命来看，也是由仁发展出来的，"人文生命，发展完成于心之仁。此心之仁，则广及古今中外之全人类而不可死。若仁心死灭，则人道亦绝，回同于禽兽。亦将不获如禽兽。"43 第三，仁虽是心，但与一般的心不同，它具有人文的情境和道德伦理性，仁爱为人生的最高真理，"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最高真理曰仁曰爱。了解得仁与爱，始是了解得人之历史心与文化心，始是了解得人性。"44
仁是中国儒家提出的一个人文道德范畴，乃中国儒家思想之本，儒道即是仁道，但仁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钱穆说，人类的学问分对人之学（人文学）和对物之学（自然科学）两种。"对人之学，最主要中心乃学为人之道，即人与人相处之道。"45 仁既展演了人文生命，又涵括了历史的一切人事，所以中国人说"天下归仁"，"仁是超人我之一体。……一切人，一切事，尽在此一体中。故曰天下归仁，乃是归入一体。"46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最有生命力的国家，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历史文化自始便走对了路向，即建立了以"仁"为本的文化，即道德文化。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47而西方人重物变，由物变来影响人文。近代西方文化也只是一种因科学和知识发达而在物质上和力量上取得成就的文化，这是一种外倾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一时的力量和物质文明上的辉煌表现，但无法解决人内心的道德精神问题，无法满足人内心的情感要求，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本质特征――人文道德精神。所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复兴的本源，也将为解决目前因西方文化所带来的问题与危机，为世界人类文化谋求新路做出贡献， "此乃中国人当前一大责任大使命所在。"48
三、 人是历史的中心和圣贤创造历史
历史是道德化的心性本体展演外化的产物。那么，道德化的心性本体是如何演化出历史的呢？在钱穆看来，历史主要是人的心性道德实践的产物。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积极和主体地位和作用，认为历史创造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他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9
那么，历史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呢？是少数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创造了历史？还是多数平民百姓创造了历史？还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了历史？
钱穆说，历史只是一大人事，因此每个人及其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50 历史是由人的共业造成的，"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51 这种看法颇近于民众史观。
但是，他更强调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便是"在人事中有杰出的人，起领导作用，主持历史命运的"。52 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维持并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53 这又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钱穆对历史创造者的看法确实存在矛盾。不过，从根本上说他是主张英雄史观的。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往往是从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来说的。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并不是说人人都是尧舜，只是说每个人经过自身努力才能成为杰出人物，才能真正成为历史中心，具有扭转时代的力量。而最终能成为尧舜者在历史上是极少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54 最终成为历史主宰和领导者的只能是尧舜一类的少数历史人物。
不过，钱穆眼中的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而是圣贤。严格说，他是主张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对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的标准，首先和最根本的是心性道德，其次才是事功表现。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他十分看重那些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说他们在事功上虽无突出和伟大表现，但在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上却产生了历史性影响，而这正是他们超过那些治世盛世、成功得志和有事功表现的历史人物之处。55 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的标准分别是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是因其道德的历史影响重于事功。56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判分这两类历史人物标准则完全是道德品性。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钱穆对此阐发尤深。他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人物和失败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人物有两种：圣贤和豪杰。两者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57 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58 何为豪杰？"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59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而特立独行到圆满周到处即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定要站在道德上。可见，对品评的标准圣贤和豪杰的主要是道德心性。
钱穆认为，把心性道德的高下视为品评历史人物首要和根本标准，重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格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60圣贤既能明道淑世，又道德高尚，是中国历史人物的最高目标。
钱穆的圣贤史观把人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看到了历史人物的道德实践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不过，他夸大了道德实践在历史实践中的作用。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强调人的道德实践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并不等于说只有它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人的物质实践活动。
四、历史文化的三层面和七要素
由心性展演，由人创造出的历史这一文化生命是如何构成的呢？它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和内容？钱穆最主要和系统的回答是文化三层面说。
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和人生综合体，"大概言之，任何一种文化人生，必然由三个阶层所凝合。"61 他把人生分为三大类，进而将文化划分成三个阶层：一是物质人生，或称自然人生和经济人生，这是文化第一阶层，属于物质经济方面。一切衣食住行，凡属物质方面者均归入此类。它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是最低和最先的，亦是最基本的，"没有物质生活，没有经济条件，根本没有所谓人生，亦没有所谓文化。"62 第一文化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物世界，是人对物的问题。二是社会人生，或称政治人生、集团人生，属第二阶段的人生。这是文化第二阶层，属政治社会方面，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礼俗、民族风习、群体集合和家庭生活等种种组织规定与习惯。第二文化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人世界，是人对人的问题。最后，达到人生第三阶层，也可称为精神的人生或心理的人生。这是文化的第三阶层，属于精神心灵方面，是心对心的问题。它是最高的和最终极的，全属观念、精神、理性和趣味的。它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道德等。"此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此是一种可以长期保留，长期存在的人生。""文化演进，正在目的提高。必待到达第三阶层之目的完成，才始是文化之完成。"63
钱穆说，文化的每一阶层各有其独特的意义、价值和目的；下面阶层孕育出上面阶层，上面阶层则会超越下面阶层，但必包涵下面的阶层，"各阶层各有独自之目的与向往，低阶层目的之完成，转化为高级目的之手段，而高阶级目的之向往，并不毁损低阶级目的之存在。……文化三阶层之正常演进，应该是一个超越一个，同时又是一个包涵一个。"64自然无目的，人文有目的，文化演进正在目的之提高，必待到达第三阶层之目的完成，才是文化之完成，所以说："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此我们说文化有上述之三阶层。"65
关于历史文化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他说，文化是人类总体生活多方面各种部门之配合，人类文化逐渐演进，方面愈广，部门愈杂。但扼要分析，则可将人类生活诸多形态划分成七大部门，亦称文化七要素：一经济，二政治，三科学，四宗教，五道德，六文学，七艺术，"古今中外各地区各民族一切文化内容，将逃不出这七个要素之配合。"66
在历史文化三阶层和七要素中，道德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67
钱穆说，道德是人生和人生的终极理想，"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68 "道德是人生理想之终极实践。"69 道德在历史文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一切有关人道之学，则全该发源于道德，全该建基于道德。也仍该终极于道德。"70 中国历史文化所以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悠久和最伟大的，就在于它以道德精神为基础，是道德的产物， "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71 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衰落和革新失败的根源不在科学与物质生产的落后和政治制度的落后，而在丧失了固有的道德精神，中国的振兴必须建立在重新唤起传统道德精神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再把为自己历史文化民族作基础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从新唤醒，我想当前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72 道德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和领导力量，也是解决整个人类目前问题和危机的根本途径。他说，近两百年来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忽略了对人类本质真实意义与价值的探讨，人们太看重物质和政治，认为知识即是权力，知识权力胜过一切，忽视道德的重要性。结果引发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病。因此，"将来人类新文化之最高企向，决然为道德的，艺术的，而非宗教与哲学的。"73
钱穆指出道德在文化的各层面和要素中的决定作用和终极意义，肯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在现代的价值和意义，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中唯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按：这不是指哲学范畴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往往把道德及其意义绝对化，忽视了道德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他贬低了科学与物质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唯道德主义。他的"道德至上论"是其中国文化中心论重要理论依据。
五、变与常相统一的历史渐进论
钱穆说，历史是变化的，又有不变的，历史演进是变与常、变化与持续的统一。
他说："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74 正是历史的变体现出一个民族历史的精神，"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75 然而历史也有不变的常，历史是常与变的统一，"变完成这个常，常亦是来完成这个变。没有变，就不得常。没有常，也不得变。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里都该有常有变。变只是在常的中间变。常呢？拿这许多变合起来，就出一个常。"76他又说，历史是变化和持续的统一。自然界变化的便不持续，持续的便不变化；个人的自然生命也有限度，不能持久。但是，历史文化生命则可以在变化中无限持久，"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它两种的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但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与自然现象绝不同。"77这与说历史是常与变的统一是相同的意思。
这里的历史之常当为历史的本体和本质，历史之变则为此一本体和本质在历史演进中外化出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前者决定后者变化的形式、内容和特征，后者体现前者的本质特征。两者是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故历史有变亦有常，有常亦有变。常与变同时而俱存，一相而两显。"78
钱穆认为，历史是变与常的统一是由历史的本质及其特性决定的。历史是一文化生命，生命的特征之一便是既有变，又有不变，"生命没有不变，时时在变，但生命本身则不变，变了，这生命也完了。生命之变，有其一定的限度，只是生命本身在那里变，不能变出这个生命之外去。"79钱穆还用孟子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来解释生命的变与不变。他说，天地万物人生都只是一化，"所过者化，只是此一现象过去了。所存者神，乃是此一现象之背后之本体仍存在。"80 因此，历史是一融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的大生命。再者，历史是一文化生命，它与自然生命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由人生不断的、有价值的事业构成的，所以钱穆又说："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81 人事或人生的事业必有持久（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变动，故方其端绪初生，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82 因此，历史又是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将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一有宽度的现在，"一部历史，过去、现在、将来，错综复杂，其实会通而观，则只是一大事。"83如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实际只有一大事，即民族和国家的抟成与扩展。
钱穆关于历史是常与变、持续与变化统一的思想，指出了历史演变进程中本质体的绝对性、持久性和具体历史事实、事件、制度的相对性与暂时性；变只是常的属性，历史变化只是历史本质体的展演与外化，而不是对历史生命本质的自我否定，肯定了历史文化发展的持续性。所以，民族历史的更新和变革只能在不变更自身生命本质的基础上进行。他说，民族历史的"常"即其传统，即"旧"，"变"即历史之"新"，"唯旧乃时间之悠久，唯久乃有意义价值可言。亦可谓新只是一工夫，而旧乃是其本体。"84 又说："开新之前，必先守旧。"85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而非抛弃传统的现代化，"我们固要现代化，但不能把现代化转成非中国化，把中国的都在现代化中化掉了。"86 民族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民族历史的求新而是死亡。
历史演进又是在兴衰和进退的交替渐进的。钱穆说，历史是不断向前进步的，然而历史演进又如波浪般有进退兴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依着直线上进或后退。他往往常走成波浪式，有时上进，有时后退。"87 造成一个国家民族历史曲折演进的原因在于它既有生力，亦有病态，"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动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88 由于有生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能不断演进；由于有病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会有顿挫与波折。但生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根本，是生命之所在，可以去病；病态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中暂时和突然出现的，因此只要有生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虽有波折、顿挫和衰退，根本上则是向前演进的。历史的演进又是渐进的，他说："历史上无骤兴，也无骤衰，其兴衰必以渐。"89因为历史是一民族文化生命，生命虽是生长和变化的，但本体是不会发生质变的，否则就不是原来的生命了。
钱穆承认历史是进步和发展的，指出历史演进发展的曲折性。但是把一个民族历史演进出现曲折的根源仅仅归结为生力和病态，难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历史渐变论片面强调民族历史发展质的同一性与连续性，忽视了民族历史发展的变异性。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道路固然不会与西方相同，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也有了质的变化。
由于钱穆过于强调历史演进中本质体的同一性，所以他认为，在历史演进中"融和"比"斗争"更重要和更根本。他说，由于文化三阶层的目的不同，决定了完成此目的之方法和特性也不同；斗争只存在于文化演进的第一阶层，"当其在第一阶层面对物世界的时候，免不得要提高斗争性。""待到第二阶层，转眼对向人圈子本身内部的时候，则斗争性必然要冲淡，组织性代之而起。待到第三阶层，人类文化面对心世界，那时则融和性又将代替组织性。"90若文化止于第一阶层，将只见有斗争，不见有组织。若文化止于第二阶层，将只见有组织，不见有融和。作为文化最高和终极的第三阶层，则只有融和。而此一阶层的文化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人类文化演进的最高阶段和终极目标。所以在人类文化由高阶层来不断融摄低阶层的演进过程中，"不免带有战斗性之成分，但战斗性决非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融和摄合，比战斗更重要。"91 他认为，由生物进化论所导致的历史生存竞争论和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观都是错误的，两者都忽视了道德精神在人类历史文化演进中的终极意义与最高价值，都因强调斗争在历史文化进化的决定作用而昧失了历史文化进化的真义，以致造成世界不能安宁。
钱穆的看法是夸大了融和的绝对性和普遍意义，以融和否定历史发展中矛盾斗争的作用，说矛盾与斗争只存在历史的物质经济层面。实际上，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层面和领域，矛盾性与融和性所起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以斗争和矛盾来否认融和与统一，或以融和与统一来否认斗争与矛盾都是错误的。
六、历史演进是一"道理合一"和"天人合一"
道与理是中国哲学论述宇宙和历史本原、本质或本体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论述宇宙和历史演变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钱穆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我们也可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92 他从不同角度对道与理作过大量阐述，这里只就其涉及历史演变规律及其运动方式层面的道与理作分析。
钱穆在论及自然和人文演变的规律时，有时把道视为世界的本体或本质规律，93 但更多的是把理视为本质规律，把道视为理演生和支配的事物的运动过程和趋势。理决定道的运动和变化，道的运动和变化体现理的本质及其规律，两者密不可分。无此理，则无此道；无此道，则无以见此理。他说："理在先，一成不变，道创生，变动不居"；"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求完成，不限于一方法，一路线，所以道属于多，可以变。而规定一切的理，则是唯一的，绝对的，不变的。""唯其理是事物之所以然，所以理应该先事物而存在。因此理也可以说是本然的，而道则待人行之而始然，并不是本然。""大道是常然的，又可说是当然的。……至于理，则是一个所以然。……既有所以然，便连带有必然。……所以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94 理是所以然、本然和必然的，即，理是本质自然与人文演进中的规律，由它来创造和决定世界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方式。道是常然的、既然和当然的，即，道是理支配下的自然与人文演进的过程和具体方式。
钱穆承认理在世界运动变化中的客观性和决定性的同时，也承认人在世界运动变化中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他说，道是人的主观意识，即理想与目的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过程，"道应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并加上人类的行为与活动，来到达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者始谓之道。"95 因此道必由我们的理想来确定，又必由我们的行动来完成；道必然是前进和活动的，必然有它内在的目的和理想，单纯强调理的决定作用的命定论是错误的。他说："唯理的世界，其实只是一唯物的世界。不仅没有上帝，而且也没有人，宇宙则仅是一理在主宰而支配着，而此理又只有在物上去求，所以说格物穷理。所以此唯理的世界，其实仍是人类所不能忍受的世界。"96 偏重道与偏重理，会形成两种宇宙观和人生观。道的宇宙，在创造过程中，有多种可能的变动，有些处尽可由人来作主；理的宇宙，则先已规定，在此规定中无法有变动，不能另有主张和活动余地。那么，那种看法对呢？他认为，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宇宙本有两种。从某一角度看，宇宙是动的，能创造，允许人插手作主。从另一角度看，宇宙是定的，不许人插手作主的。宇宙如此，人生也如此。换言之，宇宙有些是可知的，有些则不可知；宇宙决非全不可改造，也决非全可改造。宇宙是被限定的，而在被限定范围内却有无限可能。宇宙如此，人生亦如此。所以说，宇宙人生既非理的世界，亦非道的世界，"这一世界乃是道理合一相成的世界。"97
"道理合一"观在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承认历史演进有内在和不可改变的规律，即理；理决定和支配人事和历史演进的"势"。首先，理是客观自然的，理主宰历史，决定了历史上人事的成败。他说："天地间无无理之事。合理则事成，失理则事败。理属公，欲属私。存了私欲，即昧了公理。……若理不存在，或有不信，则一切历史将无可说。""故历史演进则必然是合理的，亦可说是命定的。但理可以规定一切，范围一切，故事有常然与必然。"98 其次，理决定历史演进的"势"。他说，历史演变的势虽然可以历史之理，但势又是由理决定的，"理是一主宰，势是一倾向，亦可说是一端兆。""理与势合，则理显。理与势背，则理隐。但理常在势后，支配此势。"99所以应该明理顺势，不应昧理尚势。否则，一个民族的历史就不能有恒久广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历史又不是命定的，人们可以认识历史演变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从事积极的活动，创造新的历史。首先，人文界的心能觉理，对理能起能动作用。他说，理与气结合生成了宇宙自然，理与心结合生成了人文界，心与气都蕴涵有理。但气不能觉理，而心是气之灵，能觉理；无此心，理虽在，却不得觉见，所以，"就人生界论人生，则心之重要更过于理。因理是已存底，而心则是待发底，亦可谓理属体，心则主要在用，在工夫论上"。100其次，理虽是本然和必然的，人的情感和意志却是偶然和或然的，它并不完全受理的限制与约束。他说："理之缺点，在其不能推动，不能开创。理只能在事的外面作决定。事的里面，则由人来作决定。""（事的）推动与停止皆由人，故事有偶然与或然。若纯从历史事件看，只就其表现在外面的来看，则历史事件一切是偶然，无必然。"101 再者，理是决定历史演变进程的规律，但人亦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人可以创造历史。他说："天理只能限制人事，规范人事。只有人事可以表显天理，领导天理。历史须求天人不相胜，而循至于天人合一。不能有天而无人，亦不能有人而无天。人之能事，在能先天而得天时，后天而奉天道。历史由人来创造。"102
钱穆把历史演进视为客观规律（理）及其决定性与主观意志情感及其能动性（欲）相统一的产物，历史发展的成败得失与治乱兴衰全是由人处理两者关系的不同做法所致。他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兴衰治乱，皆由人类内心理与欲之分合之分数多少而判，此乃人类历史一条不可易的铁律。……理属自然，如天所命，故曰天理。欲则起自人生，由人所出，故曰人欲。"103 而理属天，欲属人，"理欲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正确处理好理欲关系也就是要做到"须是天人不相胜，而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104 他说，这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一条历史大原则，"此实是一条历史真理，人道真理，颠扑不破。"105
钱穆的"理欲合一"观承认历史演变中理的决定作用，看到了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不同，肯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过，以"欲"来说明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强调人的情感与主观意志而忽视理智及实践的作用，也是片面的。
七、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意义
钱穆生活在中国在西方强力文化冲击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最为剧烈深刻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种种巨变。这种历史社会环境是造就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他说："余岂关门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106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说，钱穆的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107 他的历史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思考和探索的中心问题是寻求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但是，是走以西化为本位的道路？还是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道路？亦或其它道路？这在文化思想界却聚讼纷纭，不同学者有不同回答，迄今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钱穆主张中国历史文化复兴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他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本位，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建立起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就是为了在理论上回答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问题；并且提出中国文化不仅不会衰亡，还能发扬光大，救治西方文化给人类文化带来的危机。他的思想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首先，它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主张（文化）生命历史哲学的其它流派及其人物的思想有根本不同。近代以来在中国提倡历史文化生命说的史家和思想家主要是借鉴西方的历史生命说和文化生命学说。钱穆的独特贡献则在于承继和发掘中国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历史观和生命哲学思想，兼收一些近现代西方文化生命哲学的思想，对历史文化生命的内涵及其民族性、道德化的历史心性本体论、心性道德在历史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创造、历史文化的结构及其要素、历史演进的方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阐发，为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次，钱穆又和中国现代其它新儒家代表人物走着一条不同儒学现代化道路。钱穆讲"守旧开新"，而现代其它新儒家一般都是从哲学层面讲"返本开新"。两者目标一致，但取径不同。"返本"讲直探中国文化的本源，重在义理的发扬；而"守旧"要求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一全面的现代审视，重在历史的承继。因此钱穆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广泛的历史实证研究基础上。他通过对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全面深入研究，为其文化生命史观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依据。
钱穆从历史的民族文化生命性出发，论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力，指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心性合一"与"天人合一"性，并以"仁"化精神，即人文道德精神来界定中国历史生命的本质和特征，深入阐明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系统反驳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各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其现实意义是为了说明，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或类似西化的基础上，而应当从自身寻找源泉与动力，走"守旧开新"的道路，否则，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同时，他把中国儒家文化的"仁"作为历史的终极本体，提出人文道德精神是历史本质所在，这对主宰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唯科学主义是一有力挑战。
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观又有内在的矛盾和局限。首先，以生命来解释历史文化，而生命必然有一个新生、成长、鼎盛、衰老与死亡的过程，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就必然会有衰亡。钱穆却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不同，中国历史盛衰起落无碍于中国文化大系统的层出翻新，"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这能单独跳出了斯宾格勒文化悲观论的圈子外，而继续生长，欣欣向荣，机运不绝。"108这种以中西历史文化的差异来说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看似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勿宁说是一种宗教信仰。其次，钱穆极力反对西方历史文化中心论，但他却把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泛化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与最终目标，认为它具有人类历史文化的普式性和终极意义。而西方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只有物质的进步，是完全走错了方向，"故一部西洋史，可谓乃在物变上有进步，而人文方面则未见有进步。""现代欧洲，以人文论，恐尚不能与中国之战国时代相比。……故惟中国史之进程，始得谓人类前途理想一目标。而如西洋史，则对人类前途和平相处之理想，相去甚远。"109这是一种意图取代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与其历史文化多元化观点是相悖的，也反映了他浓厚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再者，钱穆在主张历史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质时，又表现出反科学倾向，成为一种"唯人文主义"。他说，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仅在求人生外在之真，惟心灵科学为理想的最高级新科学，"其能事乃始为求人生本身之真之善之美之学，而为此二百年来科学智识之未所遑及者"。110
钱穆主张"守旧开新"的民族文化复兴道路，为中国历史文化现代复兴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他讲"守旧"重于讲"开新"，或者说在如何"开新"上阐发不足。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守旧"和"开新"在实践上有机融和在一起？即，如何真正把继承传统历史文化与实现现代化有机融和起来？他没能做出更有力的回答。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主张以儒家文化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共同难题和根本问题。进而言之，这也是中国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进程中一个依然未能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
注 释：
1、《历史会重演吗？》，《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01页。
2 、3、6、16、47、54、68、71、72、77、81、108 《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1页；第4页；第97页；第5－6页；第136页；第115页；第103页；第95页；第96页；第6页；第3页；第88页。
4、18、75、88 《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第1页；第31－32页；第12页；第25页。
5 、49、89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83页；第83页；第60页。
7 《实质与影像》，《湖上闲思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3页。
8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9、24 《物与心》，《历史与文化论丛》，第358页；第361页。
10、76 、79、86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51页；第33－35页；第33－35页；第195页。
11、12、15、20、21、53、74 《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版，第108页；第108页；第120页；第111页；第2页；第77－78页；第3页。
13、14、52 《历史地理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1），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9月版，第29页；第29页；第33页。
17、84 《晚学盲言》（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728页；第739页。
19 《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43页。
22、26、30、31、35、40、41、43、46 《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57页；第4页；第30页；第234页；第27页；第67页；第85－86页；第37页；第36页。
23、29 《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中国文化丛谈》（2），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215－216页；第221页。
25、27 《中国文化之唯心主义》，《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08页；第111页。
28、36、44 《物与心与历史》，《历史与文化论丛》，第306页；第305页；第306页－307页。
32、80 《晚学盲言》（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94页；第75页。
33 《有关学问之系统》，《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22页。
34 《精神与物质》，《湖上闲思录》，第8页。
37、99 《从人类历史文化讨论中国之前途》，《历史与文化论丛》，第58页；第57页、第58页。
38 《谈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文化丛谈》（1），第106页。
39、92、94、95、96、97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2页；第5页；第6－8页；第6页；第13页；第13页。
42 《庄子薪尽火传释义》，《中国史学发微》，第257页。
45 《人生三讲》，《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11页。
48 《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81－82页。
50 《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28页，第31页。
51 《中国史学之特点》，《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24页。
55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历史人物研究法"部分和《中国文化丛谈》（1）中《中国历史人物》一文的有关内容。
56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文化丛谈》（1）中《中国历史人物》一文的有关内容。
57、58、59、60 《中国历史人物》，《中国文化丛谈》（1），第146页；第146页；第146－147页；第147页。
61、62、66、69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版，第106页；第106页；第31页；第47页。
63、64、65、90、91 《文化三阶层》，《历史与文化论丛》，第8页、第17页；第17页；第8页；第16页；第14页、第14页。
67 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不详析钱穆对经济、政治、科学、宗教、文学和艺术这几个要素在历史文化中地位和作用的具体分析。钱穆的有关论述可参见《文化学大义》一书。
70 《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32页。
73、110 《人类新文化之展望》，《历史与文化论丛》，第46页－47页；第45页。
78 《历史与时代》，《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9页。
82 《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0页。
83、98、101、102、103、104、105 《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中华文化十二讲》，第143页；第144页、第145页；第147页、第145－146页；第150页；第145页；第148页；第149页。
85 《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幼狮学志》16卷2期，第11页。
87 《中国历史上最近几个病源》，《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47页。
93 他说："中国人讲的道，乃是一本然之道，本来这样的。亦可说乃一同然之道，大家这样的。又可说乃一自然之道，它自己这样的。因此又是一当然之道，人人都该这样的。所以中国人又称此道曰天道，是天叫我们这样的。"（《晚学盲言》（下），第635页。）所谓本然、同然、自然和当然之道，即是指自然和人文历史演进的规律。钱穆有时也把道视为本体与运动规律和方式的统一。他说："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道与命》，《湖上闲思录》，第38页，第40页。）
100 《朱子学提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1月版，第55页。
106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