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6 16:25:15
要论述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程度，首先需要明确现代化定义。本文给现代化下的定义是：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是以科学与技术革命作为推动力，在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的历史发展进程。
现代化上述定义包含了以下含义：
一是现代化实质就是工业化，但现代化又远不能等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两者是不同的。工业化指的是由于技术和应用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经济变迁，而现代化则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自身的变迁，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福利、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才称得上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经济内容，现代化还包括大量非经济内容。但尽管如此，工业化毕竟是现代化核心，其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工业化意味着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大大增强，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化推动了政治发展，为自由民主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现代化的与时俱进特征受一定历史时期限制。现代化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不是“当代”的泛称，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因为现代是相对而言的时间概念，所有具体的时间规定相对过去都是现代，但不是所有的“现代”时态都能代表现代化。比如，仍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但还不能称为现代化。已经结束现代化过程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虽然也处在现代，但他们的现代化过程已经结束。既然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发展过程，自然应当把现代化理解为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但由于现代化仅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因而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动态性、与时俱进的特征又是受一定的历史时期限制。也就是说，现代化与时俱进特征只是限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当一个国家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意味着这一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完成或结束。比如，当今世界，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完成或结束。虽然这些国家本身仍在发展，但这种发展已经超出了现代化这一历史时期，不能把这些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仍看作是仍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如果那样，现代化也就永远没有结束之说。
三是现代化实现目标可理解为描准“固定靶”，而非“移动靶”。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有“移动靶”还是“固定靶”之争。把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这种认识实际就是“移动靶”。
从纯理论角度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定赶超目标时，当然应当以“移动靶”作为赶超目标，而不应是“固定靶”。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然，以“固定靶”作为赶超目标，当达到这一发展目标时，别的国家也在前进，已经不在原先“固定靶”的水平，就难以达到赶超目的。但问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就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两者是绝然不同的。而现代化本身有着明确规定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现代化，其发展目标只应是“固定靶”，而非“移动靶”。所谓“固定靶”，就是根据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对现代化结束时的国家或地区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分析，确定现代化完成时的标准，并以此标准作为现代化实现的目标。本文持“固定靶”观点，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到底处在怎样水平，这是一切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想要搞清楚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研究现代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做了大量分析。主要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吴寒光应用英克尔斯指标所作的计算，主要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出版的〈2000年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重要文献，结论是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81.9％，居世界第66位。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根据英克尔斯标准所做的计算，认为1998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2.3％。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2000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6％，世界排名第64位。
本文认为，上述一些专家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计算，都有高估之嫌。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英克尔斯的标准明显偏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英克尔斯的标准，实际上不是一个现代化结束或完成时的标准，至多只能看作现代化发展中期的标准。离基本现代化标准也还有一定距离。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化进程是很难通过数据计算出来的，因为指标之间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如果对未来现代化进程作一预测分析，判断今后趋势，通过各指标加权计算，可能反映出一般发展走势。本书依据对现代化概念理解，根据2001年统计资料，对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作了测算，下表是所设计的标准值与现代化实现程度之间的比较。
表12001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
附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按照基本现代化标准，只实现了61.6％；按照现代化标准，仅完成了47.9％；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进入工业化中期，要实现现代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印度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的国家。为便于比较，本文也对印度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作了分析。通过与表2比较后可以看出，印度除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个指标领先于中国外，其他指标均不如中国。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而当时印度是57美元，中国不及印度的一半。而到2000年，印度的人均GDP不足中国的2／3。从总体看，印度的基本现代化实现程度为45.7％，现代化实现程度为32.4％，分别比中国低15.9和15.5个百分点。应该说明的是，在测算印度现代化实现程度时由于无法获得最新数据，一部分数据是90年代的数据，所以实际差距较之表2反映出的差距应当小一些。
表2印度现代化实现程度
附图
三
结合表1，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1.人均发展水平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从人均GDP看，2001年已达到7500元，比1978年的379元增加了712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近5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均发展水平明显偏低。目前世界人均GDP已超过5100美元，高收入国家更是在28000美元之上，而中国2001年仅为907美元（按美元与人民币1∶8.27计算），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5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30，甚至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200美元，1999年）。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人均GDP约为3800美元，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60美元，1999年）。从人均GDP的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看，分别为15％和9％，是现代化10个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可见，人均发展水平偏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的制约因素。
2.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90年代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45％，人口城市化水平已从1990年的26.23％提高到2000年的36.09％，北京达到78％，上海则超过80％。目前中国城镇总数已经达到1.9万个，全国县级以上城市669个。但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经达到45％，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达到38％，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则达到45％以上，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低9个百分点，离现代化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偏低，与多年来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政策有关。且不说，“”和“文化革命”期间采取的一系列反现代化的做法，如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等，这些措施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发展，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措施也严重制约了城市化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离土不离乡”政策，现在看来，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限制了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出现了非农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罕见。目前。中国非农水平为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6％。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愈益认识到，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推算，如果每年能够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水平，就能够创造近千亿元人民币的社会消费需求，就能够让GDP加速近一个百分点。而要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步伐，必须对中国的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已成为横亘在城乡间的重要壁垒，是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有了一些松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才有了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
3.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2001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3.6％。这一比重不仅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0％相距甚远，也与世界低收入国家37％的平均水平相差2个百分点。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除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指导思想和体制政策等方面压抑第三产业发展，使得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低于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由于城市化和非农化水平偏低，也使得第三产业继续发展缺乏持续的后劲。第三产业发展一般呈现以下规律：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到工业化中期后，第二产业达到相当规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向比较富裕阶段迈进（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迈进），经济增长处于起飞过程，第三产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逐渐接近并超过第二产业，进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1990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7.1％，41.6％，31.3％；11年以后调整为15.2％，51.1％，33.6％。第一产业在此期间下降了11.9个百分点，二产增加了9.5个百分点，三产增加了2.3个百分点。三产比重显示，中国目前正处在向工业化中期逼近阶段，人均GDP已接近1000美元，目前正处于居民消费结构转型期，对第三产业服务消费的需求处于快速上升期，同时，一、二产业升级对生产的需求大大增加，这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4.非农化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非农化水平是反映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重要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大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目前已达1.45亿，这一期间，是中国非农化水平提升最快的时期。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我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巨大，虽然大批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目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仍达到50％，就业结构仍呈现正金字塔形，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99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1％∶23％∶26.9％，非农化水平为49.9；2001年，这一比重才超过50％。说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只是接近工业化中期水平。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难题之一。目前全国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仍超过4亿，但农业发展水平至多只需要1.5亿劳动力。也就是说，全国至少还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要使2亿多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通过当地消化，发展二、三产业，或向城市流动发展城市的第二、三次产业，至少还需要15至20年时间。我国第10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到2005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分别达到13％、51％和36％，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44％、23％和33％，基本上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现代化完成的国家，非农化水平普遍达到95％以上，我国到2005年才达到56％，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道路漫长。
5.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难继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发达国家普遍进入零增长。而中国，由于30年来实行以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的生育意愿被纳入国家限定的生育政策范围内。虽然生育率已达到较低水平，但由于生育观念没有彻底转变，计划外生育现象难以禁止，2000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仍达到1％以上。北京、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接近或已经进入人口零增长，在这方面已接近进入现代化。
6.居民生活水平跨入小康。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57％，农村居民更是高达60％以上；到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37.9％，农村居民下降到47.8％，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为44.1％，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已进入小康型阶段（40％～50％）。从恩格尔系数的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看，已分别达到79.4％和56.7％，在现代化10个指标中属于实现程度比较高的。但与美、英、法、日等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均在20％以内）和韩国、墨西哥等上中等收入国家（恩格尔系数在30％以内）相比，差距还很大。
7.卫生保健和健康水平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由于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2001年，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由1949年的6.7人增加到16.4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5人），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8人）；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200‰下降到32.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4‰），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1.0‰）大体相当。
8.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信息化水平的综合反映。在这方面，中国的水平明显偏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仅为6％，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5％）和世界平均水平（19％）相差甚远，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其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为21.0％和17.1％，是现代化10个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2个指标之一，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9.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电话、移动电话、计算机和因特网这些信息流动载体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信息化发展的整个历程。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不断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互联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156.5条、移动电话138.6部，两者合计295.1条（部），是1998年（每千人电话主线22条、移动电话1部）的近13倍，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286.3条（部），2000年）；每千人拥有个人计算机16台，是1998年（2.7台）的近6倍，约为世界平均水平（78.3台，2000年）的1／5；上网用户已达4580万户，是1997年的74倍，每千人有因特网用户32.7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60.1户，2000年）的一半。
10.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全世界的森林资源以每年0.2％的速度在减少，每年有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遭到破坏，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砍伐以及将林地用于农业和牧业用途，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都过度开采森林。由于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许多自然资本被消耗掉了，不仅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环境退化问题已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早在1992年6月，全世界17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西里约热内卢，一致同意采取措施以保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于1994年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广泛的政策目标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2年9月3日，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总理朱róng＠①基正式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核准《京都议定书》，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积极态度和重要影响。近年来，在世界森林资源逐年减少的趋势下，中国森林资源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这一增速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国家达到，反映出中国正努力通过人与自然的互动来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一、国家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动因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这种变革，可以改变社会的目标、体制、组织、准则，以及改革人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这一转变过程涉及社会和人类生活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刻变化。从广度上来讲，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的互动过程；从内容上来讲，现代化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深度上来讲，现代化进程涉及到物质层、制度层和思想行为层三个层次。
我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我国的现代化包合两力面内容，即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两者相辅相成。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物是人造出来的，又是通过人加以利用的，因此，人的现代化比物的现代化更加重要。职业教育要现代化，就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培养大批合格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和劳动技术大军；职业教育要现代化，就要进行自身的改革，改革教育体制，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育体系。
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尽管如此，职业教育的观状还很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不论是体制、规模，还是质量都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近两年来职业教育无论是招生数还是在校生数，都有所下降，某些专业出观了一定程度的滑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是传统的职业教育，没有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化。教育观念落后，管理体制僵化，办学形式封闭，不适应整个观代化的罢求。因此，改变职业教育原有的教育观念、教育目标、办学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育的发展策略，实现由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数有的转变，使职业教育观代化，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加速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二、观念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职业教育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带来了现代化社会的科技进步，带来了社会经济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社会发展呈现出“信息化”、“智力化”、“知识化”的趋势。于是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教育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地位。在当前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高级专门人才轻劳动技术大军、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思想。我们知道，“综合国力的竞争实际上是科技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经济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职业教育是各类教育中与经济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教育，是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为的桥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级专门人才的作用固然相当重要，但从事物质生产第一线的人员却总是占多数的，只有提高占多数的广大劳功技术大军的素质，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提供高效益的服务，才能为现代化提供雄厚的基础。职业教育正是培养和提高千百万劳动技术大军的基本途径，其现代化与否，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制约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职业教育是一种适应未来需要的事业，必须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确定其发展战略、发展目标，使其体系结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根据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需求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进一步推进三级分流，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适当发展多种形式的初等职业教育。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等层次的人才总是占多数，他们是从事物质生产第一线的主力军，只有大力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急需职业教育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的实用技术和管理人才，教育自身的发展也需要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因此，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突破口，是职业教育继续发展的契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可以适当进行小学后分流，发展多种形式的初等职业教育。
实现上述发展战略目标，需采取的发展策略主要是：办好现有学校，特别是骨干示范性学校；改办、创办高等职业学校；鼓励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办好乡农技校。骨干示范学校是职业教育的主要阵地。办好骨干示范学校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基础工程，各地要下大力气抓好。适应职业教育的现代化，骨干示范学校的重点要放在改革与建设上，做到办学模式、管理体制、课程与教学的现代化，做到教学条件、基础设施等物的现代化和培养人才素质的现代化。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采取“三改一补”的途径，充分利用现有救育资源和设施来改办与创办高等职业学校。民办职业教育能适应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鼓励与扶持的政策。乡农技校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主阵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科技辐射的场所，一定要办好，以促进农村的快速发展。
三、人的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归宿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形成了现代化人格，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职业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发展职业教育可以增加社会的受教育机会，这对个人而言，拓展了受教育者自我发展的渠道，对社会而言，则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现代性心理素质的重要手段。职业教育对加速人的现代化的作用主要在于为个人得到职业满足和获得成就创造条件。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能有效提高人的职业能力，使其更好地胜任所从事的职业；能提高人的应变能力，使其适应现代职业的变化；能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使其与现代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相协调。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呢?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主要体现在其培养目标和教育质量上。来社会劳动者的素质不仅仅指某项专门职业素质而应是其综合职业素质，它既包括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还包括职业意识、职业道德以及合作共事的能力与处理矛盾的能力等，即要求所培养的劳动者既有扎实的职业技能基础，又有适应转岗、换岗的能力。根据这一要求，观代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是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创业意识、现代意识、敬业精神，以及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现代实用人才。具体来说，包括这样4种类型的人才：农村的专业示范户、科技致富带头人；各类企业的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个体工商业主，国内外劳务市场的技术型“打工仔”。要用现代的思想和眼光来判断和评价人才标准，改变传统的认为农业示范户、个体户和“打工仔”不是人才的观点。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现代化，就是要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改变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改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先进的教学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形成适应现代社会体系、经济体系、科技体系和教育体系的职业教育思想、制度、管理体制、内容、方式和方法等等。改变学科本位的教学模式，实行能力本位教学，以社会和产业组织的需求为导向，从劳动力市场分析和职业岗位分析入手，合理设置专业，开发新的课程体系，加强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培养。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市场、面向经济设置专业，做到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发展相适应。以“供应”为目标，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开办什么专业。课程设置要突出岗位实际需要与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不要一味强调系统性，教学内容要有地方性和时代性，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现代经济思想的特点。
四、管理现代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职业教育管理的现代化集中体现在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上。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现代化，就是指职业教育要放弃传统的单一政府办职业学校的体制，而应以企业为主，形成企业、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实施办学多元体制，是市场经济的要求。首先，职业教育因其与经济联系最密切、最直接，是现代企业制度劳动力开发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具有很强的企业行为，企业是职业教育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企业理所当然要承担职业教育的大头；其次，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包含政府行为，政府应承担办学的责任；再次，职业教育属非义务教育，它以提高国民自身素质和个人的职业地位、经济收入为目的。因此又具有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要求社会承担办学的义务，同时个人也应交纳一定的学费。此外，为了适应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对人才多样化的要求，要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下岗、转岗人员的再就业创造条件。目前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加上政府宏观调控的办度不够，各办学主体之间还缺乏必要的协调与配合，直复办学现象比较严重，致使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因此，今后在进行职业教育办学规划时，应做到：第一，坚持区域规划、区域覆盖的原则，学校布局实行省、市(地)、县统筹，以地市为主；第二，打破部门与行业界限，实行普高、职高、中专、技校、成人中专等同层次学校统筹布局；第三，对办学规模小、条件差、质量低的学校予以合并或撤消；第四，做到职前、职后并举，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发挥职业教育的整体效益。
职业教育运行机制的现代化就是要放弃传统的终结性、封闭式的运行机制，实行终身化、开放化的灵活运行机制。传统的职业教育社会化程度不高，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以教育部门为主制定，容易造成供需双方的脱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职业教育必须走开放式的道路，主动与企业和社会“联姻”。同时，职业教育要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走终身职业教育的道路。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学校在职业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为了真正发挥学校的自，学校要把自己办成社会法人实体，彻底改变主管部门和企业与所办学校之间的“婆媳”关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合同关系；彻底改变按指令性计划配置教育资源的方式，主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彻底打破各类职业学校之间的严格界限和封锁，开展公平合理和正当的竞争。
一、现代政党政治的由来和特性
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甚至灭亡，并不会造成社会制度剧变；而在苏联和东欧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旦下台，为什么就要(改变国号和国体)亡制(社会主义制度)?亡党和亡国、亡制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你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就教苏共党史这门课，可以说对苏共党史深有研究，能否用最简明的语言对此作出透彻的回答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重大。我们理论工作者的确应该追本溯源，破解这个难题。这不仅对于彻底弄清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亡制这个历史大课题大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如何以史为鉴，切实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建设，防止重蹈苏共覆辙，建设成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苏共亡党导致亡国亡制，最根本的一条原因，从政党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就在于苏联长期以来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国家，党内又缺少自由与民主，权力过度集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出错，无法自我及时调整和改正。苏共执政74年时间，大约60年之久都是急于求成，推行过左路线，积重难返，最后四年急剧转向右倾路线，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苏共又培植了一个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极权化、官僚化、特权化，终于使苏共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苏共这个顶梁柱一旦，苏共所缔造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必然坍塌瓦解。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你所提出的“追本溯源”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很有好处。这样便于人们从源头上考察事物的来龙去脉，进而从发展进程来探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据我所知，政党本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如何形成共产党的国家呢?
这就要追本溯源，从现代政党政治的由来说起。
政治指社会的公共权威和发展大局。人类社会自从脱离原始公社，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以来，政治就与国家政权机关密切相关，亦即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威，并用以解决社会发展的大局问题。自古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大体上分为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大类型。专制政治是由君主个人或少数寡头作主，它并不绝对坏，遇有昭君圣主、贤明寡头也能把国家社会治理得较好。专制政治是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它并不绝对好，如果缺少正确的思想指导，或者受人蒙蔽，多数人自己也会盲目决策，盲动妄为。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古希腊、罗马出现过民主制、共和制政体。那时的民主政治还不是政党政治。那时虽然已有法利赛党、贵族党、等说法，那只是指不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集团，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到现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以后，才形成了现代政党。所谓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政党不仅是现代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是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产物。古代已有阶级斗争，但是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典型形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
这么说来，现代政党政治是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而出现的。你能否更具体地说明现代政党政治是怎样产生的?
现代政党政治首先形成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通常有两种产生方式。其一，在最先发展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国家，如英、法、美等国，新兴资产阶级起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不同的政派，进而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取得政权之后才在议会斗争中逐步组成正式的政党，再经由多党竞争，选民投票，实现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形成政党政治。其二，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意、俄等国以及广大被压迫民族国家，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之前，先组成各类政党，由政党领导或推进革命斗争，到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形成完全的政党政治。
那么，现代政党政治都有哪些特性呢?它是如何区别于古代的家族政治或暗中拉帮结派的“朋党”政治呢?
政党政治不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依据长期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性。第一，公开性。任何政党都要把它制定的党纲、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主张公诸于世。政党还要公开它的组织章程、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和普通党员。政党还要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总之，党内都有公开性问题，当然党内公开性与党外公开性是有区别的，但是都要有公开性。即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些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具有保密性，但是终究大都要逐步公开化，这样才有利于争取群众。第二，群众性。任何政党要想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都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同时要把党的各种政治主张公诸于众，争取广大群众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党还要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和呼声，反映群众要求和利益。总之，党内外都有群众性问题。一个政党要取得政权并且执掌好政权，都要反映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拥护。人心的向背是政党成败的关键。第三，竞争性。政党既然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所有阶层人民的利益；政党既然是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政治产物，因此政党政治必然是平等竞争的民主政治。这种竞争性表现在内外两方面。在政党内部，由于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有不同的看法，必然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对选举哪些人作为党的领导人也时常会有分歧意见。一个民主政党在决策和产生领导人这样重大问题上应该有党内民主自由，有竞争意识和竞争程序，通过正常公开竞争，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在政党之间，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定期的公开竞选，依得票多少、多赢少败的原则，决定由哪个政党执政或者哪几个政党联合执政。第四，选择性。民主政党在党内党外都具有选择性。党内选择性指党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选，要由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代表大会在各种不同意见自由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作出选择。而不能由个别或少数领导人按照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代表大会，把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或表决机器。各党之间的选择性指各党在定期民主选举中要提出自己的政纲和候选人，在自由平等的竞选中，按照法律程序，由选民选择由何党执政。而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垄断民主选举，把它提出的政纲和候选人，强加给广大选民，硬要选民画圈认可。第五，轮替性。民主政党在党内党外都要不断轮换更新更替。党的政纲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党的领导人要有任期，要一届一届一任一任地更新，不能搞终身制。这样才能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与执政力。政党政治既然具有竞争性与选择性，那么在几年一度的竞选中就必定有难以预测的胜负，不可能由某个政党永远垄断政权。所以在多党制国家(两党制也是多党制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多党制中只有某两党轮流执政)，执政党必然时常轮换更新更替，这完全是正常的积极的现象。只有时常轮替，才能不断调整政策，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防止社会动乱与危机加深。一党制国家由于缺乏党与党之间的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一党容易趋于保守、僵化、专断。一党制国家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必然演变为多党制。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治危机严重的特定时期，也可能又蜕变为一党制，如20世纪30—40年代的德、意等法西斯国家。但是一党制终遭覆灭，还是要再回到多党制。这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标准模式。
你所总结的现代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很有新意。不过看来它们只是适合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像苏联那样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适用。领导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固然具有公开性和群众性前两个特性，但是在一党制条件下它不具有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后三个特性。那么像苏联这样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属于政党政治呢?
上述政党政治的五个特性，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我自己综合大量史料独立思考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照搬照抄别人的研究成果。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就是政党现代化的标志，也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区别于古代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优越性所在，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成果。它比起古代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那种黑箱操作、暗中背地巧施阴谋诡计、搞宫庭倾轧、军事等等要光明磊落得多，要高明文明得多。当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仍然有其阴暗面和局限性。各种资产阶级政客和政治投机家善于利用政党政治，拉拢、愚弄、欺骗选民，以达到维护、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理应全面继承资产阶级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文明成果，又克服其弊病，在扬弃资本主义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现代化、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即便在当年苏联一党制的条件下，如果有充分的党内自由和党内民主，仍然可以保留并开创出党内的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所以我认为上述政党现代化，政党政治的这五个特性同样适用于可供苏联那样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即便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现代政党政治。可是至今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然有很大分歧。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编委会编委兼政党部分主编，在讨论“政党政治”这个条目时，组内有的专家曾经认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制，即便存在多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由一个共产党长期稳定领导，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轮替大不一样，因此政党政治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独有现象，对社会主义国家不适用。我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也是政党政治，它要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即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政党政治”这个条目是由华东师大施鹏飞教授撰写的。他的看法基本上同我一致，所以这个条目把“政党政治”定义为“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广义包括政党为实现其政纲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又说：“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随着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和政党的发展，政党政治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政党政治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实行政治领导。”为了反映理论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个条目最后写上“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党政治这一概念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学说范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坦率地说，这种观点我认为实在过于保守，太背离实际。社会主义国家既有政党，又有政治，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政党政治，岂不是有悖常规常理，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新特点，决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政党政治。我认为苏联共产党起先是注意继承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特性，遵循政党政治的准则，从而很快取得政权并且巩固政权，赢得很大成功。可惜后来越来越背离政党政治的常规，使苏联的政党政治产生重大缺陷，而且长期无法自我改革，自我改正，实现政治体制转轨，苏共终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遭到覆灭!其教训非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以为这只是苏联一国一党之事。因为苏联模式是有普遍国际影响的。
二、苏共是怎样遵循现代政党政治特性而成为执政党的
俄国比之英、法、美等国，属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俄国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政党和政党活动、政党之间斗争的情况，没有专门学过俄国近现代历史的广大青年是不清楚的。你能否作个简要介绍呢?
可以。沙皇俄国自1861年自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度后，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形成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依附沙皇专制制度，迟迟没有成立自己的政党。倒是无产阶级茁壮成长，捷足先登，紧跟西欧先进国家，于1898年率先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当即遭到沙皇政府取缔。到1903年重新建党后，因政见不同，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两派。1902年成立主要代表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1906年其右翼又从中分出另立人民社会党。1905年形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十月党。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各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公开亮出自己的政纲，各自开展政治活动，争取群众的支持，初次出现政治竞争的局面。到1907年革命失败后，各政党还继续在沙皇专制政府被迫虚设的国家杜马(意即议会)中进行政治角逐。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1906年4月至7月)的有立宪、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到第二届国家杜马时(1907年2月至6月)，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这时革命已转入低潮，于是改变抵制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到杜马中去揭露沙皇专制政府，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努力争取群众。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都犹如昙花一现，只露头几个月就被沙皇专制政府借故解散了。然而俄国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都存在五年之久，即1907～1912年和1912～1917年。布尔什维克都继续推出代表参加竞选，并在杜马中成立独立的党团，利用公开的合法斗争，坚持不懈地唤起民众。到1917年2月，俄国爆发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民大众终于奋起斗争，了沙皇专制政府。然而却由第四届国家杜马于3月间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时临时政府大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手中。该党宣布准备召开立宪会议，正式成立民主共和国，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立宪民主的道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原本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然而他们都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决定支持立宪的临时政府走资本主义之路。二月革命后俄国曾经出现过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由二月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广大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组织(苏维埃意为代表会议)。临时政府是全国性的正式的中央政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是全国性的非正式的民间政权。这两个实际存在的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来说本来是完全对立的。可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了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和领导地位，推行与临时政府妥协的路线，因此这两个政权和平并存，临时政府因得到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而显出暂时的稳固。然而由于临时政府拒不退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不满足广大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食难果腹的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广大人民严重不满，连续不断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造成临时政府三次危机，逼使它进行三次改组。5月间第一次改组为第一届联合政府，其成员除立宪、十月党人外还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入阁。7月间第二次改组为第二届联合政府，9月间第三次改组为第三届联合政府，这两届联合政府都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担任总理。但是三变不离其宗，临时政府始终推行战争政策，使人民愈益陷入苦难深渊。看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才能解救人民疾苦。当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临时政府受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力支持，甚至由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挂帅。为此，布尔什维克党就要善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党究竟是怎样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特性、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取得了政权、变成为执政党呢?
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于4月初从西欧赶回俄国亲自领导党开展政治斗争。4月底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又称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前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现在俄国的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中，这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下一步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把政权交给在苏维埃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和贫农。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四月代表会议在决议中强调：“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全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目，加强苏维埃的力量，在苏维埃内部团结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分子。”(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56页。)会后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报刊、集会等各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6月上旬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首都彼得格勒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822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只占105名，其余代表属其他小派别。列宁虽然出席发表揭露临时政府本质的演说，但是由于妥协党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否决。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妥协党正是反映了这个阶级的目前状况。因此只有耐心地继续争取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与觉悟。这只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和耐心的教育。果然7月间临时政府因在前线进攻失败，恼羞成怒，疯狂镇压了举行反战示威游行的人民大众，严厉取缔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活动，封闭党的报刊，逮捕党的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决定采取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间前线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兵遣将，举行叛乱，妄图彻底消灭苏维埃。结果遭到工人和士兵奋起反击。于是苏维埃又重新复苏。布尔什维克鲜明地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来争取群众，这是当时俄国最广大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于是参加各地苏维埃组织的工、兵、农群众开始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这时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尽管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居多数，终于被迫定于10月下旬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于9月底在《工人之路报》发表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即是说，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力争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各党之间的竞争，争取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来实现政党的轮换更替执政。这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后来尽管布尔什维党抓紧时机于10月25日凌晨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立宪头目，但是在起义胜利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全部政权已经归苏维埃。出会的代表645名，代表全国各地400多个苏维埃组织。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占60%多，社会革命党人153名，孟什维克72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名，还有一些是更小党派的代表。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在26日晚选出了由15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工农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家最高立法、号令和监督机关。其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0名，社会国际主义统一派6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3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到1917年12月初，布尔什维克党进而吸收7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中央工农政府，分别担任司法、农业、城市、邮政、国有资产、城市自治等部人民委员(即部长)，实现了两党联合执政，即建立了共产党领导执政、左派社会革命党参与执政的联合政府。1918年1月中旬召开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起初有707名，其中布尔什维克441名，占62%多。大会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是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同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苏俄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而退出政府。然而该党一部分左翼革命者于9月间又另建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继续参加政府，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实现俄共(布)领导的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从上述可见，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遵循政党政治所具有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的原则，以公开的政纲和政治活动，争取到广大工兵农群众的拥护，在竞争中打倒了资产阶级立宪，击败了并且取代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而且成为执政党后还注意联合同盟者，实现共产党领导的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实现了政治体制转轨，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雏形。列宁在1918年1月总结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在苏维埃内部通过公开的争夺群众的竞争而取代妥协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经验时，还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苏维埃在1905年诞生，而在1917年成长起来，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国，这决不是偶然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在各个国家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注：《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306页。)可见列宁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仍然承认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存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仍然强调苏维埃政权是高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群众性政权组织。可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正是俄国共产党现代化斗争的政治成果。可惜此后列宁的思想和苏共的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苏共是怎样逐步背离政党政治的特性而亡制的
看来俄国共产党是第一个通过政党现代化之路，采取非法武装斗争与合法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公开争取到多数工兵农大众，联合多数革命派，共同执掌了政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的。可是后来列宁的思想和革命的实践又如何发生了变化呢?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呢?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创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方面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是有四个问题还需要列宁等人加以解决。可惜列宁晚年有的解决错了，有的没有解决好，有的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很值得我们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期实行两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的政党政治体制。如前所述，从1918年9月起俄共(布)同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实行三党联合执政。可是仅隔两个月时间，民粹主义共产党因人数很少，于11月间决定自行解散，其成员全部加入俄共(布)。至此俄国还保留俄共(布)与革命共产党两党联合执政。到1919年3月建立了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之后，又出现新问题，即一个国家成立了两个共产党，如美国于1919年8月新建了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9月又另建有美国共产党。那么凡是一个国家出现两个共产党的是允许其并行发展，还是必须合并为一个共产党呢?为此，1920年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文规定：“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8页。)列宁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考虑到统一为一个共产党便于统一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行动。依此，9月间俄国革命共产党就宣布并入俄共(布)。如果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对政党政治的特性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就应该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俄国既然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保留一个与民粹主义有传统联系、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要求的俄国革命共产党，放手让它在农民中发展党员，逐步壮大队伍，这样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协助俄共(布)领导执政理应大有好处。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真诚合作，联合执政，这将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新创造。为了不与共产国际二大的决定相违背，可以建议俄国革命共产党改名为俄国革命农民党或农民革命党。可惜当时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的新看法。我们当然不能自以为高明，苛求前人。事实上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决定，俄国从1920年9月起就开始形成的政治体制，俄共(布)已经自行砍去党外合作与竞争的政治伙伴。俄共(布)不仅结束了政府中的两党合作，而且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也清除了孟什维克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者。当然，在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政党民主尚无先例可循的历史背景下，如此作法，也不失为一种尝试。但其后的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是否能获得充分保证。
社会主义既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新型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又正开始在苏俄大地上试验创建，众人难免对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布尔什维克这样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显然是自行斩除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自行砍杀了多党合作制，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一党制条件下还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列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以党代政。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在1918～1920年三年内战和外战(反对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期间，由于党刚刚夺取政权，政权机关还很不完善，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得不由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发号施令，由党的机关和领导人直接处理该由政权机关管辖的事情，于是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权高于政权的政治体制。这样是背离政党政治的常规的。政党政治固然要求由政党来执掌政权，但是政党不是政权机关，所以不能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和具体机制通常是由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代表该党执掌政府领导权，按照该党的竞选纲领由执政党领袖决定政府的内外政策，党组织、党中央从不干预政府决策，所以不可能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1921年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已经发现以党代政体制的弊病非改不可。他于1922年3月23日在写给中央全会的信中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既然要实现党政分开，又还要党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进行干预，只是要求不要过份频繁、琐碎的干预。这样党政岂不是难以分开吗?可见列宁只是提出了解决党政分开问题的总原则，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大难题。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原因出在哪里呢?
这恐怕难有简单的答案。不过，由此便涉及到列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即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在一党制条件下，缺少其他政党的制约和制衡，发扬党内民主是使党在执政中尽量减少失误的主要途径。党内民主的主要之点是要重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因为它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党的工作六年之中，以身作则，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党执政之后确立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做到每年重新审议、调整党的重大决策。这是列宁对共产党现代化、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重要贡献。然而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和在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决策，党内难免时常发生分歧，由此形成不同派别。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党内曾经出现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通过党内思想斗争和自由讨论，终于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一到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来。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其中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加深党的分裂”；同时又强调“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注：《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第3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471页。)然而，既要反对派别活动，又要扩大党内民主自由，两者是很难严格划清界限的。因为在扩大党内民主自由中，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很自然要互相沟通，交换意见，商议对策，进行活动。正如中国人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思想观点上的不同派别有时因有串连活动就很容易被党的主要领导人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从而限制、扼杀党内民主自由。而且列宁已经看到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太粗暴”，“是最残忍的党员”，担心党会发生分裂。可见在如何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上，列宁已发现存在不少矛盾，但是也没有解决好。实践证明，后来苏共终因缺少党内民主而灭亡。
政党本来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且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既是政党就必须有党内民主。可以说任何政党都应该是民主政党，固然其民主的性质和程度有所区别。例如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无产阶级民主政党；党处于地下秘密斗争环境民主不免少些，党处于合法执政地位民主就要更充分。如果窒息了党内民主，岂不变成为专制政党?这是违背政党的民主本性的。如果共产党变成为专制政党那该怎么办呢?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第四个问题，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还会不会下台再被其他政党取而代之。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直到列宁等人，一直都认为：只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之后能够巩固政权，而不像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那样只维持七十二天就被颠覆了，那么经过一个不太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可以很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改造各种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国带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会发生连锁反应，引起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成功后各国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和政党都逐步消亡。“自由人联合体”将在全世界普遍建立，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境。列宁的设想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具体。他于1921～1923年间认为，赢得三年内战外战胜利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已经站稳了脚根。俄共今后对内要领导各民族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对外要领导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他认为俄国工兵农创造的苏维埃就是当年马克思所赞扬的巴黎公社式的“世界共和国”的再现和进一步发展。所以遵照列宁的意见，1922年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文简称苏联。采取这样一个既无民族标志又无任何其他标志的异常奇特的国名，对内是为了不突出俄罗斯，有利于克服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是为了表明其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性质，便于未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加入苏联，苏联将成为未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国。但这只是对党内团结和社会主义前景的一个美好预期，并基于如下假设：共产党执政后永远不会下台，直到国家和政权消亡，世界共产主义普遍实现。没有根据十月革命前的经济土壤、民主条件、集权传统，对党内派别关系和社会主义在一国突破后的艰巨性、复杂性，作出充分的考虑。于是事与愿违。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和苏共党内长期大俄罗斯主义难以消除，世界革命虽然有所进展，但是远没有实现。如果苏共体制的弊病和决策的失误长期改正不了，世界资本主义依然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那么苏共是否允许党内不同政派的平等竞争，以保住并且更新社会主义的天下呢?或者是否可能由于受西方影响在苏联国内形成另外一些的资本主义政党来取代苏共执政，实现颠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政党轮替，使苏联又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呢?后者列宁等人可能想到，前者大概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列宁想到和没有想到的以上这四大问题，在列宁之后是如何发展变化呢?
列宁之后斯大林执政30年之久。斯大林不仅在消灭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后还要捕风捉影地清查各种反革命政党，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加强了他个人集权。到1941年斯大林以党的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他还搞个人崇拜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他破坏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相隔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十三年之久才开代表大会。在1952年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上，在中规定每四年才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且在代表大会上只能歌颂他，不许不同意见发表出来，搞一言堂。他把党内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同他持有不同观点者先后打成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不仅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而且用逼供信等手段定案，都当作敌特、暗害分子和卖国贼加以处决或长期监禁。如果能够像列宁那样允许党内在决策方面可以自由争论，甚至在党刊上开辟“争论专页”，不轻易把持有不同政见者定性为集团，苏共就不至于长期执迷不悟，积重难返。即便硬把持不同政见者定性为集团，党内的最高处分是。如果允许托、季和布、李作为党内的少数派而合法存在，并借此警示、制约、消解一派独大、个人专制的潜在威胁，从而充实党内民主制，砥励、激活、保存党的适应力、创造力与生命活力，形成和而不同的党内民主机制与文化氛围，也许苏共体制的弊端和决策的失误还能及早得到改正。如果说在列宁时期清除了或合并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变社会主义多党制为一党制，但是还拥有党内民主自由的话，那么在斯大林时期则进而消灭了反对派，取消了党内民主自由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自以为是受亿万人民群众拥护、代表亿万人民利益的领袖，他是无产阶级民主自由集中的化身。历史上有过古罗马恺撒的个人专制，那是奴隶主阶级的专制，第一个沙皇的个人专制是封建主阶级的专制，这固然是古代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基础的产物，都难以持久存在。希特勒的个人专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专制，斯大林的个人专制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专制。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现代工业社会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产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有自己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不能允许有人开倒车再搞个人专制。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式的个人专制很快就被人民消灭了，德、意等国都回归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斯大林晚年搞的个人专制已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制，把现代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专制政党，使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特性大受损害，甚至荡然无存。
那么，在斯大林过世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政党政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什么苏共拖到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苏联自行解体呢?
斯大林于1953年73岁谢世后，苏联经过38年的改革，更换了五任领导人，依然改不掉斯大林带头确立的个人崇拜制、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以党代政制、干部特权制等等固有弊端，不能回到社会主义民主制，不能认同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特性，致使亿万人民群众对苏共失望了。斯大林从1922年担任总书记达31年之久，为苏共第一代终身制领导人。他本来指定曾担任过他的秘书的马林科夫破天荒第一次取代斯大林来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可以看出。可是他最后嫌马林科夫太软弱，又想换马。还来不及安排好后事，他就突然中风于3月5日身亡。马林科夫只继任九天，就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并成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书记处。赫氏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又搞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在经济方面乱改一气，引起中央内部很多人不满，于1964年10月逼迫他辞职。如果他不是被撵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死在任上(他死于1971年77岁)。赫氏执政十一年，勉强可以算作第二代。第三代是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执政长达十八年之久。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搞得更厉害。勃列日涅夫自己不断给自己授勋章。76岁死在任上。随后由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就病故。再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只有一年零一个月又病故。随即于1985年3月推选出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终身制与老人政治使苏共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三易其主。到第六任领导人戈氏上任时，较为年轻，大家对他曾经寄以厚望。可是几十年来社会矛盾重重，问题堆积如山，戈氏依然独断专权。头两年多，他照样推行“左”的路线方针，要加速发展。然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压力之处，急剧转向右倾方面。从1988年召开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起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不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去寻求一条发展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的体制更新的改革新路，而是转向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亦即要改向去走西欧社会的改良主义旧路。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党代表会议竟同意实行“社会团体多元化”，实际上是开始开放。如果严格控制在按法律程序内，可以成立其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那还不失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可是不加限制地允许成立各种非社会主义、主义政党，只能是制造混乱，使政局失控。可以说到这时苏联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已集中表现为政党危机。如何寻求出路，党内主要形成了三派，即以戈氏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主义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主义派。这三派指导思想虽然有区别，但是都一致同意转去实现西方那种多党制。到1990年5月居然建立了立宪，它公开表明继承1918年被取缔的立宪。甚至连主张恢复沙皇制度的君主立宪党也出笼了。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在坚持一党制长达近七十年之久的苏维埃大地上一下子冒出了一百多个乌七八糟的政党。苏共既然无力主动地自觉地从社会主义一党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多党制，就只能被动地被迫转轨到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多党政治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同意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从此苏联多党激烈竞争，政局急剧动荡。到1991年发生8·19事变，显然这是苏共中央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企图力挽狂澜的重大举措。可是广大苏联人民非常担心此举如果成功，苏联又将回到原先一党制个人专断严酷统治的旧体制。保守派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甚至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所以8·19事变迅即失败。同年6月刚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的叶利钦(他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思想上完全转向自由主义方面于1990年7月退党，另外组织反对派向苏共夺权)则在8·19事变后的8月23日停止俄共活动和限制苏共活动的决定。8月24日戈尔巴乔夫眼看苏共大势已去，他为保住自己总统地位竟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此时尚有近1500万党员的苏共就这样悄然消失，没有多少人出面去保卫苏共。到12月21日叶利钦又暗中联络苏联十一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宣布各自独立并成立独联体，完全脱离苏联。至此苏共亡党之后又进而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苏共既然无力自我改革，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回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正轨，最终必然滑到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老路。
四、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共产党要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现代化
从苏共兴亡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它同政党的现代化、同政党政治的特性是紧密相关的。最后能否请你再谈一谈苏共的兴亡给我们提供的最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
苏共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20世纪的第一个共产党，又是在20世纪第一个执政长达74年之久的最强大的共产党。20世纪有10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能否正确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经验教训，能否真正改革掉苏共的种种弊端，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是涉及各国共产党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要大事，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认为苏共兴亡的最基本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共产党要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首先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这样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全面成功，逐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从前面所讲可以看出，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共产党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你为什么又提出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最前列实现自身彻底现代化的问题?
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历史进程，其内容是不断创新、更新的；第二，苏联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基本路线到组织制度、工作作风，有好多是背离共产主义理论、背离政党现代化轨道的。
怎样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实现自身的彻底现代化呢?
世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从古代以个体分散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改变为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至少包括十个“化”的内容，即劳动社会化、国家工业化、生产机械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文化多元化、乡村城市化、大众知识化和思想自由化。其中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由现代化的民主政党来领导国家政权。现代化起源于英国。英文“现代化”一词作为动词(modernize)出现于1748年，作为名词(modernization)产生于1770年。二百多年来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约三十个，即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余约一百五十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正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世界现代化经历了18世纪末的蒸汽化、19世纪末的电气化和20世纪末的信息化三次大浪潮。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于蒸汽化的年代，也就是资产阶级刚取得革命胜利不久的年代，如英国保守党建于1833年(其前身为1679年出现的托利党)，它代表新贵族阶级；英国自由党建于1839年(其前身的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党都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政纲，较长期轮流执政。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及时调整政策，这两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作出决策建议，供党的领袖参考，党的领袖掌握最高决策权与领导权。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了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明确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规定党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执行机关。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盟章明文规定每年8月举行党代表大会。当然在党尚未夺取政权前很难做到年会制。到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即电气化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几乎已遍布资本主义各国。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每年都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自由，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领导人。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一票表决权，他多次处于孤立少数地位，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决定，而只能耐心地反复地说服别人。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才开始设立总书记一职，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是书记处首脑的称呼，中文也可译为秘书处的秘书长。总书记并非党的领袖的职称，苏共中央从未设过主席一职，党的领袖列宁也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共产党设政治局也始于俄共(布)。它成为大国执政党后肩负重担，从1919年起党中央才设立三个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工作。政治局与组织局各设几名委员，书记处设几名书记。这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各国共产党大体上是模仿苏共模式建立的。这些是共产党现代化和现代化共产党的主要体现。到当代，迎来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化浪潮之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现代化已推进到空前未有高水平、新阶段。共产党理应与时俱进，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改革，进一步彻底现代化。信息化使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愈益增多，作用越来越大，传统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愈益减少，白领、灰领、金领、粉领、绿领(环保工作者)等五颜六色衣领的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因此共产党应该转向大量吸收脑力劳动者入党，还要接纳中间阶级和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者为主力军去进行掌握政权的斗争和开展现代化建设。当今现代化社会涌现了众多社会主义派别，不少国家有好几个共产党，而且除共产党以外还有社会党、绿党、民族社会主义政党、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等等。共产党要善于求同存异，通过多党竞争与合作，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在多党制条件下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事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难以激化到爆发暴力革命的程度，同时议会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又有所发展。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善于探索一条比较和平地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新路。现代化的共产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由年会制的代表大会来进行民主决策并民主选举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领导人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通过电视与网络定期同党员和群众对话并解答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
现代化的新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来临，的确给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那么，从吸取苏共灭亡教训、克服苏共弊病这个角度，共产党应该怎样加快自身的改革呢?
苏共是深受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实用主义三害而亡制的。因此从党的指导思想到组织结构和思想作风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能使共产党彻底现代化。共产党，顾名思义应该以共产主义科学为指导，关键是各国共产党要彻底现代化就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科学同当今信息时代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各国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路，而不要停留在蒸汽时代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电气时代出现的列宁主义之上，更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是‘公共’的意思。”⑦中文“共产党”、“共产主义”都是从日文移植照搬过来的。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把私人财产共有化。如果改译为公共党、公共主义，这样就更准确、更符合原意。公共党，以公共主义为指导思想，立党为公，旨在建立公共权力，发展公共生产，增加公共设施，弘扬公共精神，推行公共道德，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成就公共事业，这样必定会受到公众拥戴，共同实现共有共享理想。当然公共与私人并非截然对立，公共要组织私人合作，涵盖私人权益，协调公私关系，化解公私矛盾。既然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现代化的共产党就要改变传统苏联模式对待世界资本主义的那种错误路线方针：即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封闭，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对峙、对抗，推动世界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既然还能带头掀起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浪潮，足见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对外开放中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既交往、合作，又竞争、斗争，善于借鉴、吸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文明成果，逐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荣共赢。各国的革命留待各国的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更要着力清除渗透到苏联模式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影响，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首先，要杜绝个人崇拜、个人集权，限制领导人年龄与任期，切实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促进领导人年轻化。其次，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并且随时可以罢免，铲除等级制、特权制，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真正实现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的两大原则(选举制与低薪制)。要牢记苏联因采取干部任命制和高薪特权制而培植了一个官僚集团而遭致覆灭的深切教训。再次，要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常委转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与年会制，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政治局及其常委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而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把“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提法改变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和部门服从中央”。要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各级党委平行并且专门监督各级党委成员的监察委员会。最后，要实现党政分开。党的总书记和各级书记要集中精力管好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抓党员的培训和考察工作，不断大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使每个党员在各个岗位不仅起螺丝钉作用，而且起发动机作用。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竞争力、领导力和执政力。在政权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依法独立自主地管好立法、司法和行政工作，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样党政在职务、职权、职责、职能四个方面都分开，岂不是对党和政双方都大有好处吗?共产党的彻底现代化还要在思想作风方面克服苏共长期难改的实用主义痼疾。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以保密为借口对党员和人民群众隐瞒真相，或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先是知情权。不全面知晓真实情况，就难以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质询、民主建议等权利。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作风。可是在苏共历史上，时常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庸俗地从苏联一国和俄罗斯狭隘民族利益实际出发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主义横行，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愚弄群众、欺压群众；以领袖至高无上原则，随意批评下级和群众，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立场，随意批判别国别党。这些恶劣思想作风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自从1923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起，只讲中央的成绩与正确，不讲或者极少讲中央的缺点和错误，这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传统。共产党中央所犯的错误大多是由下一任中央甚至下一代中央领导人来加以揭发和纠正。这样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造成重大损失，也有损党的声誉。要实现共产党的现代化就应该由党中央带头善于作自我批评。在党代表大会年会上既讲成绩与正确，又讲缺点与错误。如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未讲到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由代表们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就要展开争鸣，这样党代表大会才能开得生动活泼，做到激浊扬清，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循序渐进。现代化的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的尽头使“自由人联合体”遍布全球，像《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30]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31]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32]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33]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34]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35]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36]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37]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38]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39]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40]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41]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42]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43]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44]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45]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46]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47]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48]“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49]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50]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51]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52]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53]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54]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55]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56]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关键词：物流系统优化计划采购新型仓储配送
0引言
由于物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传统的供应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需求，要以合理的物流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实现“供应好、周转快、效益高”的目标，就要经济合理地完成物流的全过程以及对物流环节系统硬件的改进和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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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企业物流现代化模式
1.1实现“三个转变”和坚持“三个不变”。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国有大型企业的物流系统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指令性计划不复存在，企业所需物资主要依靠市场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物资供应部门必须适应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和坚持“三个不变”。就要转变过去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供应主体要转变，随着物资体制的改革推进，保证供应的主体将逐渐成为企业供应人员自己。储备格局要转变，无论从定额和结构品种上都要进行转变。在做好“三个转变”的同时，要坚持“三个不变”，一是坚持为：企业基层生产建设和其它方面的服务不变；二是保证供应的任务不变；三是坚持供管结合的原则不变。
1.2集中管理为主，分散管理为辅。作为国有煤炭大型企业，物资应采取集中管理为主，分散管理为辅(分散管理应在统一资金管理的前提下)的管理体制模式，在原来“二集中、五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逐步实行和完善“三集中、五统一”的管理体制，提高计划的准确性，提高供应人员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企业集团订货批量大，竞争力强的优势，将企业的物资供应牢牢地拧在一起，确保一盘棋，集中订货供应，降低进货费用，解决当前部分材料采购分散和各自为政的不良倾向，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在目前买方市场的形势下，如果对主要资金和大宗材料、主要设备不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把采购权下放到基层单位，势必会造成同样一个品种的物资几个下属单位都去采购，给人力、资金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各种关系和不恰当手段的竞争卷入，更会造成各种不正风气和不必要的应酬支出，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参与市场竞争。实行物资集中采购、物资储备计划集中管理和物资消耗的统一制度，有利于物资部门发挥整体优势，实行物资经济批量采购，形成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并降低物资采购进货成本，防止了二级单位的多头采购。另外可以使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生产部门和供应部门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物资采购质量。实行物资供应集中管理，物资供应部门要实实在在的为企业生产建设搞好服务。另外对个别小批量、特殊专用物资的分散管理，由驻基层单位供应站负责，这样可具有灵活性，便于及时保证供应，降低储备。但一定要在集中资金的统一管理前提下，坚持个别品种物资放开与大宗物资统管相结合的原则，并在价格和质量上实行宏观监督管理，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同时搞好储备定额和材料消耗的管理，充分发挥人、财、物的作用。
2现企业物资流通管理的现状分析
2.1目前有部分煤炭企业的物资储备仍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储备模式，即企业物资供应部门设立一级总库，各矿(厂、处、队)设立二级库，有的甚至保留了车间，班组的三级小库。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有效地保障生产所需物资的及时供应，但在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的今天，大多数物资已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传统的储备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仓储管理方面，仓库布局不合理、装卸搬运环节不配套，造成重复搬运，多次作业，不仅效率低，而且损失浪费严重。此外，由于层层设库造成材料积压现象大量存在，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材料及产品多次中转运输，中间环节延误以及多角周转使许多企业苦不堪言，额外支出了大量运
2.2物流系统各环节管理粗放，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很多企业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方法的变化，物资采购手段方法落后，缺乏规范化。库存管理只采用传统的储备资金定额管理办法，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实际库存动态等。从煤炭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处理技术看，相对于物流系统合理化的要求普遍落后，制约了物流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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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现代化煤炭企业物流系统的具休措施
3.1加强物流系统的计划采购管理
3.1.1物资计划的编制首先要以确保煤炭企业正常生产所需的物资并以成本所能容约的材料费为控制依据。参照近几年材料消耗指标提报物资需要计划，并要坚持自下而上的原则，平衡利库的原则。二是在计划、生产、技术等部门的专业审查后编制出物资计划，最后由企业物资主管部门根据生产矿井(厂、处、队)提报的物资计划，参照各部门的审批意见，对物资计划进行审核，确定物资到货时间和到货批次，完成计划编制程序，使物资计划编制的目的性明确，准确性提高。编制计划的依据充分可靠，计划的指导意义明显增强，很好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物资计划的编制问题。
3.1.2物资采购管理是物流系统的重要内容，物资采购要根据计划组织货源，应坚持货比三家，择优选购，要实行比价采购、比物资供应质量、比物资采购费用、比物资供货价格、比售后服务、比供货单位信誉及货款承付方式等，以最佳的购销方式，取得最优的质量、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服务，达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物资比价采购在具体操作中，根据物资品种情况，批量多少，价值高低，市场采购难易程度，是否现款提货等因素，又具体分为比价采购和限价定点采购。对当地市场采购的土特产材料以及物资采购品种杂、单种物资采购价值低，零星采购次数频繁，较难形成批量采购的物资，以企业物资主管部门在大范围调查市场行情的基础上，公布《物资价格信息》进行限价，实行限价定点采购。
3.2加强物流系统中的物资储备管理
调整库存结构，降低库存储备，盘活超储积压物资，加快资金周转，利用代购代销，减少对储备资金的占用，是加强物资储备管理的核心。根据我国目前大多数物资是买方市场的特点，煤炭企业所用的物资一般分三大类：一类是短线重点物资，这类物资是市场较为紧俏物资或是直接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物资，对这类物资要加强合同管理和安排到货时间，并必须有必要适当的库存；二类是中线产销平衡物资，一般情况下是尽量多储备信息少储备物资；三类是市场长线物资，这类物资原则上是不储备。加强物资储备管理，建立新型仓储势在必行。
3.2.1物资储备观念必须更新，传统储备观念以大而全来达到保供的目的，其前提是物资短缺及物流信息不畅。而目前物资市场资源相当丰富，物流信息十分通畅，因而必须针对当前物资市场的特点，树立新型的物资储备观念，即以物资信息为纽带，充分有效地调动企业内外两部分储备资源，以达到保障供应的目的。
3.2.2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物流信息网，优化企业物资储备管理。随着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逐步深入，不少企业已经使用计算机进行物流程序化管理。企业内部物流网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企业内部各成员单位能够共享企业内部所有的物资储备资源，为物资在企业内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相互调剂提供准确及时的依据。
3.2.3充分利用社会库存。在企业内部库存得到优化之后，还应该用供货厂商的库存来合理降低本企业的物资储备。通过与供货厂商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供货厂商相关物资的库存情况为己所用。
3.2.4利用供货厂商的辐射能力，积极处理超储积压物资，通过他们的销售渠道及时处理。
论文提要：精细营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而出现的一种新理念，超市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其促销手段、环境布置、个等均有许多值得探讨商榷的地方。
论文关键词：超市；精细营销；业态；服务
所谓精细营销，就是产品销售过程中，以一流、超一流的产品进入市场，又以“精雕细刻”的销售服务赢得消费者，在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品同质性和服务同质性越来越明显、市场竞争的焦点向服务上越来越集中而出现的一种现代营销新理念。
超市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正在我国广为流行。不管是世界巨头沃尔马、家乐福，还是国内的京客隆、保龙仓……在大赚了一通之后却发现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难“伺候”了，不仅客流量逐渐下降，而且消费者的牢骚、不满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喜、浮躁之后，对超市的经营管理与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超市的粗放经营正在经受一场来自消费者“精细化营销”需求的大考验。
本文结合消费者所反映的超市经营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就超市经营中如何贯彻精细营销谈几点浅见。
一、残缺美与超市商品陈列
商品陈列作为商业零售企业的一种营销方式，在美化环境、促进商品销售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超市”的商品陈列却在观念、方式方法上有违营销的核心宗旨，主要表现为：过于整齐、美观，以致消费者“不忍下手”去“破坏她的美”。
商品陈列创造美，但美的目的是适应、满足和积极地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从而有利于其做出购买决策，实施购买行为。整齐划一是一种美，但美的单调、美的机械，极易使消费者在“适应”之后变得麻木，从而读不出其美，品不出其味。其实，残缺也是一种美，著名的维纳斯雕像就美在残缺。客观地讲，商品陈列也应该有另一种美，那就是残缺的美。这不仅能调整消费者的购物节奏、购物情绪，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商品的销售。因为“残缺”能使消费者产生一种错觉：即这类商品是畅销商品，是大多数人喜欢的商品，是不错的商品。而陈列整齐的商品，特别是一些新产品，也会给人一种错觉，但却是一种“无人问津”的错觉。面对“残缺”，面对其他人的“青睐”而残缺的商品，从众心理会使人们下定决心并赶紧去“拿下”。而面对“无人问津”的商品，又有多少人犹豫、彷徨，企业又失去了多少潜在的市场机会呢？
二、众里寻她千百度
信步超市，但见熙熙攘攘的顾客，忙忙碌碌的理货员，整整齐齐的货架，丰丰富富的商品，忽有“疑难杂问”，却难以寻觅排忧解难、传道解惑之人。已故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在忆及成功之道时说过这样一些细节鲜明、发人深省的话：我父亲告贷了200元钱供我在嘉义开一家米店。卖米的时候，我用心盘算每家客户的耗用量，如果一家十口人，每一个月大约需要二十公斤米，五口之家就是十公斤。我按照这个数字设定标准，如果十口的人家一次叫了二十公斤米，我就等约摸一个月后，估计他们差不多缺米了，主动地将米送到顾客府上。若是一次只叫十公斤，则过半个月，我就要向他招揽生意了。由于当年叫米不像今天可以用电话联络，得靠人跑腿吩咐，相当不便，我这样“服务到家”的计划，带给顾客莫大的惊喜，顾客欣赏我的设想周到，决不会转向别家米店叫米。
某超市在优秀服务员的评比工作中出现了一桩怪事，某收银员连续多年获得顾客的好评，总分一直名列第一。究竟是什么原因？经过调查，人们不禁为事件的真相大吃一惊——原来，该收银员不仅服务热情周到，技术熟练，更重要的是，在为顾客找零钱时，她总是把钱箱里最新的钞票找给顾客。
王永庆在当时也许不知道什么是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对一”个性化服务，但他的成功，他在服务细节上的所作所为，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且也为我们今天提出“精细化营销”给予了重要的启发，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例证；收银员的成功也绝非偶然，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精细营销”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
现代市场营销学研究表明，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者多为非专家购买型，即消费者大多缺乏商品知识和市场知识。徜徉于丰富的商品世界之中，眼花缭乱之际，如有疑问，找谁解答真的很成问题。旧时的商业形式虽有柜台相隔，但一问一答，亦颇多人情，颇多畅快，颇多明白。为了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竞争者提供更有效、更全面、更富有个性的服务，促进商品销售，超市可在相应柜组根据实际需要，为“无知的”消费者配上足够的导购员，配上相应的“商品博士”效果会更好。
三、想说爱你不容易
超市作为当前主要的商业形式，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企业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套用一句歌词来说就是：想说爱你不容易。第一，空气污浊。超市大多是中央空调，门户相对较紧，陈列的各种商品会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加之消费者众多，使得一些超市的空气质量很成问题。这不仅不利于超市员工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减少消费者滞留的时间，减少消费者的随机购买几率，降低企业经济效益。第二，过于拥挤。开架售货的超市，寸土寸金，许多超市的货柜之间距离较近，有的超市甚至在通道中间也摆上了摊位。过于拥挤的环境非常不利于消费者的选购，影响企业效益；容易使消费者、员工产生烦躁的情绪，造成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员工之间不必要的矛盾或冲突，影响企业形象；不利于企业对销售现场的监控，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从而增加企业成本。第三，购物容易交款难。一方面各大超市普遍存在着排队交款的现象，令消费者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好脑袋或没带计算器的消费者往往在交款时遭遇尴尬：钱不够。第四，收银员公然贪污。超市收银员在收银时“四舍五入”，公然违法贪污应该找给顾客的零钱，而在机打的小票上却赫然表明“已找零”——这些零钱进入收银员个人的腰包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以损害消费者权益，败坏企业形象为代价来谋求一己之私利的行为在很多超时仍在上演着。顾客想争回自己的利益，但为几分钱而“嚼情”，不值得，但心里很是恼火，除了“口出不逊”，向其他消费者传递消极信息之外，只好“敬而远之”了。第五，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犯了烟瘾无“地方”解决、要“方便”时却不方便、想尝尝之后再决定购买与否却断然不行、走累了歇歇脚却没地方等等，也只好与超市说“bay，bay”……。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焦点更日益集中在服务上。如果能够不断改进服务中的不足，积极推出别具特色的、富有个性的精细服务，对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效益都是大有好处的。如根据客流量的大小播放不同音量和节奏的音乐；为带孩子的顾客设置孩童“存放处”；为烟瘾大的人士设置“吸烟区”；为走累了的顾客设置休息座椅；为老年消费者或有残障的人士准备轮椅、全程陪购人员；为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消费者配上特殊服务工具和服务人员；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整齐”而随意把消费者的自行车搬到距原存放地较远的地方，以免消费者因一时找不到自行车而着急，等等。
实践证明，重视小事，“精耕细作”，方能成就大事。请记住，当你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时候，你一定能获得比竞争者更多的“货币选票”。
参考文献：
[1]顾文钧，超市经营中的问题与对策[J]，上海商业，1999.2.
关键词：控制理论；系统化；比较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1-0042-02
控制理论是自动化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程，在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动化专业，控制理论所授主要内容为以经典控制论为核心的“自动控制原理”和以卡尔曼的状态空间分析法为核心的“现代控制理论”。
其中，“自动控制原理”是研究控制系统的一般规律，并为系统的分析和综合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该课程又是“现代控制理论”“过程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技术”“智能控制”等许多后续课程的基础。而作为其后续课程的“现代控制理论”仍作为硕士研究生“线性系统理论”与“最优控制”等学位课程的基础。这两门课程理论性强，概念多且杂，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我院作为一个三本院校，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相比较一本和二本的学生而言，数学基础较为薄弱，故学好这两门课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且具有一定的难度。
而教好上述两门课程也是教师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摸索出一套比较适合三本院校学生的系统化教学方法，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系统观，进行了一些尝试，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工程背景系统性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自动控制技术萌芽在18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期间，自动控制技术逐渐应用到现代工业中。其中最卓越的代表是瓦特（J.Watt）发明的蒸汽机离心调速器，一种凭借直觉的实证性发明。飞球调节器有时使蒸汽机速度出现大幅度振荡，其他自动控制系统也有类似现象。
由于当时还没有自控理论，所以不能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盲目探索了大约一个世纪之久。1868年英国麦克斯韦尔的“论调速器”论文指出：不应单独研究飞球调节器，必须从整个系统分析控制的不稳定。麦克斯韦尔的这篇著名论文被公认为自动控制理论的开端，接着就进入了经典控制理论发展的孕育期。1875年，英国劳斯提出代数稳定判据。1895年，德国赫尔维兹提出代数稳定判据。1892年，俄国李雅普诺夫提出稳定性定义和两个稳定判据。1932年，美国奈奎斯特提出奈氏稳定判据。战中自动火炮、雷达、飞机以及通讯系统的控制研究直接推动了经典控制的发展。1948年，维纳出版《控制论》，形成完整的经典控制理论，标志控制学科的诞生。维纳成为控制论的创始人。
经典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时域分析法、频率特性法、根轨迹法、系统综合与校正、非线性系统和采样控制系统分析法等。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末，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使整个世界的科学水平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几乎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及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广泛采用了自动化控制技术（可以说工业革命和战争促使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迅速地发展控制理论，而且也给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准备了两个重要的条件――现代数学和数字计算机。现代数学，例如泛函分析、现代代数等，为现代控制理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而数字计算机为现代控制理论发展提供了应用的平台。[1]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并且为多输入多输出系统、非线性系统和时变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提供了新的手段。
五十年代后期，贝尔曼（Bellman）等人提出了状态分析法，在1957年提出了动态规划。1959年卡尔曼（Kalman）和布西创建了卡尔曼滤波理论；1960年在控制系统的研究中成功地应用了状态空间法，并提出了可控性和可观测性的新概念。
由上面的历史背景介绍可以看出，现代控制理论是在自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得到的，尽管两种理论在方法和思路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在教授的时候不能将两者视为单独的个体。笔者每次在绪论部分都会系统化地讲解理论的产生，以让学生对两门课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清晰的认识。
二、理论教学的系统性
在这两门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的知识点有差异，但是经笔者研究，在具体教学中，两门课程的教学有些许共性，比如说两门课程的教学流程就基本一致。如图1所示：相对于现代控制原理而言，自动控制原理理论推导较少，同时其工科背景较强，实例较多。在学习之初，可先帮助学生搭建起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形成一个较为初步的系统观。
自动控制原理分析问题的核心是数学建模，稳定性判断和性能指标的计算，[2]主要分析方法是时域分析法、频域分析法和根轨迹分析法。时域分析法直观易懂，频域分析法是自动控制原理的核心，根轨迹分析法在目前的工程实践中已用的很少，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略讲。在实际讲解的过程中，要合理安排学时，适当加快时域分析法的讲授，略讲根轨迹分析法，重点讲解频域分析法及系统校正。
现代控制理论包含了大量的理论概念机数学公式，在实际讲授中，应弱化理论推导，在教学过程中可结合倒立摆工程实例，从建模、稳定性分析、能控能观性分析、极点配置到状态反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过程。[3]
总而言之，在讲解的过程中，注重引言，初步建立系统观，结合实例，比较异同，突出重难点，最后再通过总结强化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4]
三、实践教学的系统性
1.重视实验，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系统化[5]
以往，控制理论的实验课和理论课教学是独立的，理论课教师和实验课教师各行其道，相互交流匮乏。目前，学院已明确提出，理论课教学和实验课教学的一致性，理论课教师必须参与进实验教学，教学手段要丰富、系统。
2.实验箱教学和仿真教学的系统化
首先在实验箱上搭建模拟电路，利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测量波形和数据。同时引入MATLAB仿真，先引出数学模型，利用MATLAB强大的系统工具箱分析并绘制各种相应曲线，利用Simulink工具箱进行校正和状态反馈设计。[6]最后，对比电路测试波形和仿真结果，可让学生深入了解理论和实际参数之间的差异，进而寻找原因，加深理解。
四、今后教学方向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可进一步加强比较，加强学生的系统观，并且尝试迁移到其他相关学科，加强学生对整个学科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万雄波，杨方.基于“自动控制原理”与“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异同点分析的教学探索[J].科教文汇，2013，（7）：56-57.
[2]孙韵钰.“相似论”在“自动控制理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消费电子，2013，（7）.
[3]王斌，李斌.“现代控制理论”教学改革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3，（10）：61-62.
[4]李长云.“自动控制理论”的系统化教学实践[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3，（8）：75-77.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
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从文化分析的范围来看，要进一步拓展文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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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企业管理中的跨文化沟通障碍刍议
37.基于精益生产的制造业企业管理创新模式探讨
38.论企业管理中沟通不畅的改善策略
39.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会计面临的挑战与解决对策
40.激励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分析
41.权变视角下的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创新
42.论企业管理创新
43.新时期企业管理创新问题思考
44.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管理的有效路径分析
45.我国企业管理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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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企业家个体特征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民营企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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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新时期企业管理创新思考
52.论传统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53.企业生态与企业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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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SWOT与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管理中的集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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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企业管理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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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日本企业管理模式及其人本内涵探讨
69.企业管理决策科学化与决策合法化的思考
70.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研究
71.我国企业管理信息化的现状与发展分析
72.浅析企业管理信息化对财务内部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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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浅析创新高速公路企业管理
75.论企业管理标准化
76.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与员工有效沟通的技巧
77.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78.企业管理信息化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探讨
79.绿色管理:21世纪企业管理研究的新领域
80.对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问题的探究
81.论管理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82.依托内部控制建设 提升企业管理会计水平
83.企业管理创新机制与创新空间的建构
84.中德企业管理文化对比
85.微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探索
86.企业管理制度内生性的经济学分析
87.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以人为本
88.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境及其对策
89.基于CSSCI的企业管理研究发展脉络及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90.中小知识型企业管理模式的策略选择
91.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历程
92.中外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比较分析
93.谈企业管理创新
94.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研究
95.浅谈组织行为学在企业管理中提高绩效的作用
96.论十年建设时期薄一波的企业管理思想
97.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
98.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初探
99.制造企业管理模式:国际发展趋势与我国创新状况
100.企业管理模式的理论与发展研究
101.混沌理论对企业管理哲学的启示
102.基于ERP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研究
103.企业管理信息化探析
104.企业管理标准化分析
105.电力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以及合同管理对策分析
106.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思路
107.论我国中小企业管理模式及其体制创新
108.浅谈我国企业管理创新体系的构建
109.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110.企业管理中的财务比率分析及运用
111.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管理创新——在“2015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的讲话
112.企业管理的重大变革
113.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
114.电子商务模式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精神分析;身份认同;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35-01
迄今为止,各种思想理论风起云涌,互相交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中涉及着各种学科门类,历史、宗教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都在与文学发生着微妙的联系。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以赛义德为标志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在跨文化、揭露东西方潜在的文化乃至政治压迫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巨大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图景。其中,精神分析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曾经将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划为两个分支,其一是弗洛伊德――尼采;其二是弗洛伊德――福柯,而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赛义德深受福柯思想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精神分析学与后殖民主义理论间的关系提供了某种可能。其次,后殖民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理论系统,与他们的身份经验和20世纪文学发展趋势之文化转向息息相关,而作为文学理论发展的一枝奇葩的精神分析学在阐释作者经验、解读思想理论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精神分析学的继承与发展
精神分析学是以弗洛伊德主义为根基而形成的理论体系。继拉康之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精神分析批评由于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影响,一批受过拉康训练或者他影响的法国批评家开始修正和开拓精神分析学,将精神分析批评直接应用于解释社会、文化与思想问题。按照精神分析学所发展的线索,“批评界一般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批评话语综合分为‘古典精神分析批评话语’,‘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话语’,‘拉康的符号学精神批评话语’,‘精神分裂分析批评话语’,‘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等”。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是指萨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样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话语的研究。他们沿着葛兰西开创的分析框架,分别吸收了福柯、德里达、拉康的理论思想,描绘出绚丽世界文化图景中隐蔽的权利关系结构,他们强调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多从政治、历史和文学层面全方位的探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
三、身份认同与个体经验
后殖民主义学者都具有双重身份,赛义德为美籍阿拉伯裔;斯皮瓦克,出生于印度加尔各大,后移民美国并成为美国知名学者;霍米巴巴则是牙买加裔。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既具有西方的文化理念,又具有非西方的思想背景。他们能够以旁观者的独特视角解构西方文化,重构世界文学文化图景。但这种独特的身份和个体经验令他们陷入到“边界自恋情结”的怪圈。精神分裂分析的代表人物――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里对此有深刻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共同的历史背景与其导致的心理图式――“自我认同社会”,即是“边界自恋情结”。自我的概念通过进入语言系统得到社会性的巩固,从而象征性地完成社会化编码过程。在现代社会,随着象征秩序的解码,个人身份大多是在想象中,或者是自我想象的结果,是精神性自我的个人定位,而不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坐标上。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等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处境紧密相关。赛义德一方面极力反对本质主义的架构,否定人们自我身份的设定,尤其是狭隘的民族观。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在自我设定身份认同,坚持本质主义,从而陷入二元对立的悖论。这种悖论即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造成的:承传西方文化观念与保持本民族古老思想传统,新我与旧我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