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4 23:18:28
近年来，关于历史人类学的探讨日益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它是由文化人类学向历史人类学的逐渐建构过程，是人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有史学的历史人类学，也有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历史化，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匡。它是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匡。
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无时问感”的批判性，两者之问在挑战、对话中不断磨合、互动发展，在白身文化研究的反思中超越近性史观并与历史相汇的产物。二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区分，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后者更强调关注人民如何对待并处理他们的历史匡。历史人类学是空问文化和时问历史的统一，因此在研究过程应注意把握文化的历史向度、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记忆对历史的制作以及历史的力量等特征匡，将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将历史文献的收集、了解与运用渗入田野调查。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诚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均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曾论道:“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对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社会表现在习俗中的争论的最少的态度和行为，如对身体的照料、穿着的方式、劳动的组织和日常生活的日程安排等，都反映着这个社会的表象系统;而这系统在深层上与法律、宗教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件的知识框架都紧密相连。
而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对于研究历史文本也起到补正作用，“只要人类的存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存在，历史最可靠的依据，仍然是这些生产一生活工具所标志出来的人们经济生活的遗物，其上政治体制、文化特征、宗教信仰，文本的编造性和虚构性的比重，显然要沉重得多。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并非虚构，也非文本。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因之，由考古发现的远古石器、农业陶罐、殷周青铜、希腊遗雕……尽管可以被人们做不同的文本解释，但毕竞不可能被文本所全部吞没，即使想象和虚构，但毕竞难以任意匕翔，相反，个体文本总是围绕着特定历史实物进行指述和解说。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化是必不可少的。而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除土地产权变革、科举制度变迁、边疆政策等方面外，还体现在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方面，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从唐宋妇女日常社会生活角度去研究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受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秩序制约，唐宋时期妇女仍旧保守这一底线，但在经济、文化、思想、民族融合等方面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妇女群体也出现时代特色，呈现出女性观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母亲辈在社会、家庭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对于弱势妇女同情心理愈烈;宫廷妇女参政风气日盛;妇女普遍参与社会出游活动;两性关系相对白由;婚姻嫁娶出现松动;妇女胡服、妇强夫弱现象等，这对于研究唐宋时期妇女日常活动提供可能。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第267页。
关键词：朱谦之
日本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1－0118－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代。与同时代中国的日本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主要从日本或苏联引进研究成果相比，在日本思想史领域，中国学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通史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日本哲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和刘及辰的《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及朱谦之主持编撰的两本日本哲学史料集。这些著作，可谓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领先于日本研究的其他领域，要归功于朱谦之和刘及辰这两位卓越的先行者的努力。而且，从上述著作的名称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起初主要是以日本哲学思想为内容和对象，这与两位奠基者的哲学家身份是分不开的。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就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 新中国成立前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
朱谦之(1899～1972)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是中国“历史哲学”的开创者。他的日本思想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其历史哲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提及朱谦之早期的日本思想研究，就不能不追溯到他1931年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虽然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状况还有待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文的实证性与系统性、理论性，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
据朱谦之自述，《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是他在日本写成的。关于在日本留学的情况，朱谦之在1945年写的自述《奋斗廿年》中称，那时“专注全力于历史哲学研究”，“我初住在神保町有明馆，后迁赤门帝大对面的登龙馆，两处附近均有长列书市，我每日有暇，一定从书市的首端走到书市的末端，视为常课。我搜集历史哲学一类书籍，凡能购得的，都不惜重资，尽量收为己有，书籍之外更特别注意于新旧杂志……我所搜集的单篇论文，在两年之后，居然订成五大册，定名为‘历史哲学论文集’，这也许就是我在东京的最大收获罢!我又每日必往图书馆，如上野帝国图书馆、大桥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均为我经常足迹所在，凡不易购得的书籍，便在那里面抄……自朝至夕，我均为历史哲学的工作而忙，我的苦学和搜集狂，即是我唯一的嗜好和唯一的娱乐……我的刻苦耐劳的习惯，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来看，朱谦之后来在1968年的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中所说的“我虽曾留学日本，但从未注意日本哲学”，显然是另有深意的。我想，这主要是他因为学术立场发生转变而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搜集阅读大量资料并专注于历史哲学研究的情况下，朱谦之是如何看待和研究日本思想的发展呢?
(一)朱谦之力图推演、概括日本思想发展的历程，符合其历史哲学的“分期说”
朱谦之指出，日本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再到科学阶段”三个时期。
关于日本的古代思想，他认为“都是不重理论而看重情意的，所以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摆脱大陆儒佛思想的影响，是日本思想发展的出发点，“从崇拜儒教本土的迷梦唤醒起来，这实在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起点。过此便入日本思想的第一期――神学思想的时期了”。具体而言，“因为德川时代正是日本文艺复兴运动的时代，所以许多神道学者如贺茂真渊等出来提倡古学，而排斥从外国传来的儒佛”。
关于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时期”，朱谦之说：“如把德川时代的神道思想比成西洋思想史上的文艺复兴，则明治维新实好像‘启明运动’似的。所以明治时代，神道思想便只剩得糟粕，没有人去注意他。于是神学时期一转而为形而上学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他认为以西洋思想为背景的“明治时代的维新精神，已完全根据于个人的和国家的自觉运动，较德川时代只以宗教为中心的神国观念、保皇观念，当然是要进步多了”。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他具体分析说：“我们讲到日本思想的第二期，为方便起见，可完全用德国的正统派哲学代表它。这派哲学起于明治中期，以大正十三年地震为止，势力很大，至今尚为大学里研究的中心。”日本的思想家将德国派的观念论哲学“与东洋思想融化而成一新的哲学系统”，朱谦之认为“形而上学派”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讲坛哲学中还有“认识论派”(左右田喜一郎、波多野精一等)和“现象学派”。
第二个时期日本思想的特点是“高唱着国家主义”，“并且以为国家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绝对不可侵犯的”。朱谦之认为：“日本思想从大正十三年大地震以后，便是一个大转期，他(原文如此，应为“它”。――引者注)已经不是第二时期的国家思想，而进入于第三时期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派(大杉荣、荒烟寒村、石川三四郎)、社会主义派(早期如坍利彦、山川均、安部矶雄，代表唯物论辩证法的福本和夫、河上肇、三木清)。朱谦之总结说：“日本现在的思想，正在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思想极发达的时候；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出风头的时候；……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另外，他还看到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另一种倾向，即“似乎有积极走向法国的新实证主义的趋势”，并对这种趋向充满期待。“日本对于德国哲学已根深蒂固似的，无论在官学，在民间社会，试问除了粉饰着晦涩的文句，与观念辩证法的滥用以外，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派的哲学，是从生物学出发?那(原文如此，应为“哪”。――引者注)一个哲学家，是从心理学出发?真是一个也没有。为救这种死沉沉的霉气，当然日本学者会有重新呼吸新实证的空气的要求，这或许也是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罢!”
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的“事实”作这样的分期，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的最后一段给出了答案的线索：“最后由上面所举事实的证明，便知日本思想的发展，是由(一)宗教的
哲学时期；到――(二)自我的哲学时期；又到――(三)社会科学时期；而最近将来的――(四)新生命哲学时期，则正在创造的进化中。如由于新黑格儿主义与青年黑格儿(原文如此，应为‘尔’。――编者注)派的运动，重新发现黑格儿哲学的生命性、艺术性(如大江清一、松原宽、岩崎勉等)，这便是好例。前途茫茫，我不敢预说什么，然而由上种种的事实，对于我前著《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却已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了。”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朱谦之强调说，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历史哲学”的成立，即把历史事实给以哲学的研究，由“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哲学”“来解释历史全体”。为此，他介绍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讲义》，写道：“以为人类的一切知识，系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的阶级：(第一)神学阶级(Theological Stage)，这时期做一切理论的基础的，就是‘神’。一切现象都可以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解释他。(第二)形而上学阶级(Metaphysical Stage)，这时期以抽象的概念，就是潜伏人们内心的思想来解决一切。(第三)实证或科学的阶级(Positive or Scientific Stage)，这时期专以观察为主，汇集事实上所得的法则而整理之，排列之，籍(原文如此，实应为‘藉’(借)。――编者注)以说明一切，所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
据此，朱谦之将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分为宗教的历史时期、自我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或科学的历史时期和综合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论述西洋、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时都运用了这种分期说。比如，在论述西洋近代哲学的生命派时，他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文艺复兴)”、“自我哲学时期(启明运动)”、“社会的科学的时期(19世纪)”和“现代的生命哲学时期”四个时期；在论述印度哲学的历史进化时，他同样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婆陀罗衍)”、“自我哲学时期(乔陀婆陀)”、“社会哲学时期(甘地)”和“生命哲学时期(泰戈尔)”；在论述中国近世以来的哲学时，他也将其分为“宇宙哲学时期(宋代)”、“自我哲学时期(明代)”和“社会政治哲学时期(清代)”。
从《日本思想的三时期》对日本思想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可见，这时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本着他一贯的历史哲学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其日本思想研究与《历史哲学》的分期原理的关系，与其说是“无意之中，更得了一个旁证”，不如说是有意地对其分期原理作了一个补注。
(二)朱谦之对日本思想发展状况的理解，显示了既定的历史哲学原理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朱谦之的研究侧重于日本近世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现代思想状况，对日本古代思想的论述比较简略。(2)关于儒佛等来自中国的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朱谦之一方面承认其影响非常大，但是更多强调“儒家思想和日本的国民性，有些不尽吻合”，以至于主张“儒家思想终究和日本思想不能相容。我们现在一谈到日本哲学，好似就只儒佛的思想盛行，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尊的心理，结果把日本思想的真相淹没，对于研究的对象，反为把捉不着了。实在说来，在德川时代所谓儒教，虽代替了佛教的地位。但到日本古学复兴，便儒教也渐渐自告衰微；当时的国体论和神道论，都是始而主张神儒合一，后便变成纯粹神道的思想了”。注重日本思想的固有特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朱谦之对日本儒学自身的特色显然注意不够，这也与他的理论前提，即将所谓“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规定为“神学思想的时期”这种限制有关。
(三)朱谦之关注的重点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思想界，对近现代日本思想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这不仅表现在朱谦之对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各种派别的思想实质及其论争的充分了解，而且在于他并不是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简单地进行直线式理解，而是看到了不同阶段里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因素。比如，“科学阶段中虽有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观两派，但均不彻底，尤其是神学阶段的封建思想与形而上学阶段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尚为有力的反动阶级之势力，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旧式之军事征掠手段，强占东省，便是好例”。此外，他还针对“形而上学派”中的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西晋一郎、纪平正美等代表人物，从其各自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其思想中东西方思想因素的融合及其浓厚的东洋色彩。即便在日本思想的第一时期中，朱谦之也注意到了儒佛的更替以及神儒的关系，只是没有充分展开。
(四)朱谦之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值得注意
比如对河上肇，朱谦之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础理论》一书，上篇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可算日文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最好参考书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利彦也这样说他)，其所谓唯物史观，究竟是否和马克思、燕格尔(即恩格斯――引者注)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很是问题”。还有，其辩证法“是否真是唯物辩证法”也大可怀疑。由此，朱谦之提醒人们注意，“在我国思想界所认为日本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不可靠极了”。他希望将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的诞生。他希望以“从生物学出发”、“从心理学出发”，即他在《历史哲学》中所强调的“生机主义的方法”来打破思想界“死沉沉的霉气”，“给过渡的政治革命论者以一个理论的基础”。
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虽然认为它“是算不了什么的”，但还是看到了其积极的方面。他说：“他这种以经济事情为中心的历史观，因他说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的条件而变化的原因，故此学说推到极端，把理想那样东西，也看做不过物质的影子，历史家对于这句话，自然不能同意的了。不过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他们专门在上帝之城、理想之城去发现历史的原理的，却别开生面从地球上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原文如此，应为“它”。――编者注)。”后来，朱谦之在其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唯物史观放在了欧洲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朱谦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批判、介绍以及到后来开始接受并自觉运用的变化进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发现，他在回忆自己20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时，曾这样提到唯物史观：“我因痛恨于独秀用列宁政府的金钱，来收买工人，做他野心革命的牺牲，所以对于唯物史观的革命论者，非常失望!而欲从根本上去求改造人心了!”后来，在《世界观的转变》中，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哲学》根本是从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前提出发，所以太信赖了人类的良心，而忘记了有许多剥削阶级存在，因为立场错了，世界观也错了，甚至所用以实现未来社会的方法也流于空话”，并表示“我深刻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无比，同时更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这一次思想
改造运动，感谢全体群众所给我的过去所未曾有的思想教育。共产党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我”。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自觉地批判和否定自己的“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目的在于“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我为鉴戒，以后不再走资产阶级世界观下个人英雄主义的路”。同时，他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并想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一定的具体实际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朱谦之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曾经抱有的力图从学理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热情，这时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而其在日本留学期间注意收集唯物史观的著作，在后来也只不过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朱谦之后来回忆说：“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东京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此外，朱谦之的自叙诗中有日：“中年落拓到东瀛，无福日光富士行。埋首篷窗逃白眼，侧身岛国隐书城。何曾丝竹耽歌舞，而向马恩借甲兵。终是风尘身仆仆，不教狂客显声名。”其心绪可见一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共识，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①。其开创之功或研究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先河；(2)系统地梳理了日本的哲学史、儒学史；(3)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4)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朱谦之也有一个从小心翼翼地试用到充满自信地娴熟掌握的过程。这也是当时的时势使然。
在其第一本日本思想史专题著作《日本的朱子学》中，朱谦之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还不是那么坚定，称“在观点方面，日本哲学界至今尚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并申明“本书是我研究东方哲学史之一初步尝试，在观点方法上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加以指正”。但是到1962年7月为《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撰写前言时，朱谦之对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似乎已经很有信心，也非常娴熟了。他写道：“日本哲学史即日本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前日本哲学的基本情况，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斗争，在德川时代已经十分明显。”“研究日本哲学史，主要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日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并批判过去所有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也不能忘却，在唯心主义哲学里面，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其合理的内核一样，阳明学左派的辩证法，也有其合理的内核。现代日本哲学的主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而追溯其思想背景，则不可不先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哲学及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准备时期哲学的诸流派。”
实际上，将这里的“日本”替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那个时代都很适用。朱谦之进而将哲学学派斗争与社会阶级矛盾联系起来，说：“日本哲学的学派斗争，是和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与变动有关；以阶级矛盾作为各学派思想斗争的背景来看，就更容易明白中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所起的各种特殊作用”。可见，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公式化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朱谦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时地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比如，他在评价徂徕的“独特的所谓‘唯物论”’时说：“徂徕所谓物，当然不是我们之所谓物质，但也具有某一种客观存在之意义。”“徂徕的唯物是把自己束缚于先王之礼之物之下，一口气也不许出，结果便是极端的自卑感，极端的奴性教育，和他的《学则》的自由主义风格恰相矛盾”，并感叹“以一个绝顶豪迈的人，抑何其谦卑自守至此!”有论者由此读出：“朱谦之倾注了个人情感在里面，对自由主义学风的推崇也表明他的五四学风是一以贯之的。”
(二)重视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
朱谦之的中日思想交流和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以至比较文化学的延伸。
朱谦之认为，从文化的类型上说，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从文化的结构上说，西洋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而从文化的接触上说，西洋文化史上的“哲学时代”是受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的。为此，他先后对中国文化在欧洲和美洲的影响进行研究，出版了著名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之影响》(1940年)和《扶桑国考证》(1941年)。在其比较文化学的视野中，朱谦之认为“日本文化的发生，实始于中华民族移住该土之后”，“日本文化原为中国文化的产物，为中国文化所传播”。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谦之首先从朱子学人手，对日本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亦为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然而不幸即此种研究工作，在中国今日尚属创举”。因此，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注重叙述朱子学在日本之传播与发展”，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的研究，也是想“借以明了中国哲学对于日本近世哲学的影响”。
朱谦之能够开创中日思想交流与比较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源于他的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是对其既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因为固有理论的影响，使他容易过于看重中国哲学，特别是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
比如，他在论述“建武中兴”与宋学的关系时就指出：“所谓‘建武中兴’(‘建武’为后醍醐天皇年号，建武元年即1334年)，从思想的基础上说，是得力于研究宋学。因宋朱子生于偏安之时，无一日不思复兴，其史论往往为此而发，后醍醐为武门陪臣所迫，王室衰微，情况与此相似，故因研究宋学，而激发忠义磅礴之气，确立了建武中兴的功业。”这种说法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推测，也许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建武中兴运动由宋学的理念所致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朱谦之在这里一方面主张“后醍醐虽在宫中树起宋学的新学帜，成就了后来复位时的建武中兴”，一方面也还是顾及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当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的儒学，依然是没有它的独立地位的”，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的谨慎态度。而后来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做了过当的发挥，甚至提出日本史上的‘建武中兴’，是以宋学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判定在14世纪，即德川幕府之前两个世纪，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把宋学作为一种理想的统治思想了。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理论先行的负面影响吧。
(三)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朱谦之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如果说，朱谦之在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的文
化比较学的理论是一种外在的临时习得的或固有的由来已久的理论，在给他的研究带来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种局限的话，朱谦之那种尊重原始资料、强调“无征不信”的历史主义的实证方法，则是最终使他的研究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的法宝。
实际上，提倡史观与史料并重，是朱谦之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倡导的“现代史学”的重要思想。他说：“从前只知注重史料的确实性。以为只要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事了；现在却将这些史料用来解释那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我们看重后者方法，因其能为人类历史建立下进化的根本法则；我们亦看重前者，因其能为历史进化法则建立下史料之确实的基础。”到50年代，他在讲授史料学时还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把握材料，愈能全面把握关于研究部门的所有材料，研究的成绩，便愈成功”，同时还批判了傅斯年等“不注意史料学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朱谦之在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时正是注重选录大量的相关原始史料，使研究者得以直接与原始史料接触。这为他的研究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结语
笔者曾经提出过“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接着朱谦之讲”这一观点。通过上述对朱谦之的研究著作和方法进行的分析和总结，所谓的“接着讲”，不外乎有以下几层含义。
1.坚持资料“搜集狂”精神，这当然是尊重原始资料的实证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就个人而言或许容易做到，但是要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翻译出版而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个世纪之前以朱谦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就亟待有人能够接下来进行校订、增补和扩展。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外交
近百年来有关从外交领域研究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外交的学术成果目前并不多，从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梁启超的研究学术成果目前主要集中梁启超思想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梁启超思想、新民思想文学史学教育报刊传媒等领域，而对“一战”期间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通史性的著作中，而其评价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革命反帝外交话语的主宰，一直以来史学界对其往往以“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做否面性评价，对其研究与评价并不符合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思维。随着近年来史学领域现代化范式的深入，对这段时期外交研究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中关于梁启超在不同领域的文献综述就超过十篇，分别涉及梁启超一生在政治、思想、学术、社会、文化、教育、传媒等诸方面在不同时期所取的研究成果的文献回顾与学术点评，其往往聚焦于“革命研究范式”下，革命话语主宰时对梁启超研究在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至时期研究的反思与检讨，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批判与否定。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研究范式”主导下对梁启超在诸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术成果表现多为对梁启超的肯定与赞扬，同时注重对大陆、港台及欧美不同研究群体对梁启超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与研究史料下的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对比与分析。
相关研究的研究论文则更注重对一些个案的研究。刘振岚在《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战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6期）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终致将参战案付诸实施。因此应承认，使宣战成为事实是梁启超的一功，而非一过的观点”。郑云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史学集刊，2005年04期）一文中详细考察了梁启超立足与国家利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反对“二十一条”，提出参加协约国，主张“联日疏美”的对日外交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01期）。刘福祥，实元《梁启超与巴黎和会》（历史教学，1983年01期）。范春昕，康大寿《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中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刘新华的《试述梁启超外交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一文以梁启超外交思想为直接切入点，对梁启超在不同时期的外交认识，逐一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从外交思想的最高目标、根本原则与重要内容，指出了梁启超外交理论的框架，同时对梁启超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做了分析。
还有一些著作在讨论梁启超时也触及这一问题。袁咏红著《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11年第一版）一书中以《日文档案》、《日本外交书》、狭间直树教授《梁启超年谱长编系年表（1898--1903）》、岛田虔次翻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史料，系统详细地论述了在清末民初历史环境下，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的变化。同时以“二辰丸事件”、梁启超访台和揭露“二十一条”日本侵华野心为线索，概括了梁启超戊戌--辛亥时期至“一战”时期，由“联日为主”向“防日为主”外交思想的转变过程。张朋园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2月第一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第一版）几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梁启超在晚清至民国一系列重大事迹，并全面分析了梁启超与民国关系，尤其是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分析了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其次，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在外交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中也有记载。但这些记载一般都是按照外交与政治编年史的记述方式，对重大事件与主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进行书写，并对其历史意义总体性的评价。而单独对某一历史人物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评价的不多，所以本文选取文献及史料时只能从通史中选择这一阶段主要内政与外交进行参考与梳理。这方面的著作及主要参考资料有早期名作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钱端升著《民国政治制度史》、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卷1912-1916》（上下卷）和《中华民国史卷1916-1922》、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卷》、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1940一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一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凤志主编《中国外交史：1840一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来新夏《北洋军阀史话》、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
再次，与本文相关的就是港、台、日本与欧美出版的相关专著与史料。这些区域群体的著作的论述方式与史学方法往往不同与大陆学者的史学方式，其著作往往观点新颖、史料新、研究方法多样、史学价值多元趋向明确，对本课题的研究与思考，往往提供不同的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客观中肯地理解历史史实与历史价值。台湾与此阶段相关的著作代表人物有近史所研究员张启雄著有《外蒙归属交涉，1911―1916》（近史所专刊，1995年）、《收复外蒙，1917―1920》（台北，1998年）、花莲师范学院教授吴翎君著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于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与此阶段相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东京中央大学助教授服部龙二著有《远东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汲古书院，1995年）。欧美与此阶段相关的代表人物与作者有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一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档案为基础，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美国学者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的名作是Lucian Pye，warlord Polities： ebonite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中，由日本青山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卫藤沈吉编写的第二章《19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主要从追溯晚清外交、剖析日本与一战及战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和中国革命与列强5个方面，对涵盖了中华民国外交做了详细的历史论述。徐国琦著《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 & ape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两部部书中都肯定了一战时期中国民国北京政府在寻求国际化，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修约外交中所取得重大外交成就和这时期外交在我国近代外交史所处的重要地位。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初稿）》（新店：国史馆，2002）《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几部书都考证与研究了“一战”时期，当时北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所取的成就与对我国外交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这段被“革命外交”思维所“遮蔽的北洋外交”史实。日本学者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该书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档案为史料依据，按照“近代”与“文明国化”为维度分四个章节，详细考察与研究了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的转型与建构历史特征。
最后对北洋外交全面论述，在学界普遍引用重视就是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史学专刊，2006年8月第一版）一书以2004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北洋时期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为来源，收录了来自大陆、台湾、日本和美国学者对北洋时期外交最新思考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目前北洋外交研究的新局面与新趋势。主要中外学者论文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川岛真《再论华盛顿会议体制》、冈本隆司《北洋时期的海关与关税特别会议――英国的外交看法》、李兆祥《中华民国早期新变化：以外交立法为中心》、石源华《略论袁世凯与北京政府外交》、金光耀《外交系初探》、陈立文《从联俄看孙中山的外交观》与虞亚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概述》，其分别涉及北洋政府外交的方方面面，既有深度的考证与严密的学术回顾，又有外交制度的考察与个案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主导下的历史研究范式对其个人历史的裁减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价值与话语体系，对历史认识与评价的重大影响，体现了历史发展内部复杂矛盾的不可抗拒性在历史个人主体上的强烈影响。梁启超作为近代上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在其外交思想与个案研究中显得更为清晰与客观，但同时随着历史自身研究的深入与拨乱辨伪，追求唯物主义史观与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的回归与还原，不同时期，不管是革命范式的定性评价还是现代化范式的解冻性复原，都为客观辩证地研究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洋外交创造了历史条件，其认识成果可以说是梁启超个案研究的一体两翼，存在固有取舍与益彰。这正好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有的时代性张力与活力，为我们开拓与保留了丰富饱满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空间。
参考文献：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后现代主义 文化 福柯
历史是什么？20世纪，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答。从狄尔泰的“历史即体验与理解”，到克罗齐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再到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堪称流派纷呈，各具长短。在20世纪下半叶，法国年鉴学派、欧美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德国的民俗学、意大利的微观历史学等相继兴起，几乎每一种观念与理论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变更。创新始于边缘，在上述多个学科的相激相荡中，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出现①。但年鉴学派早于50年代就朝着历史人类学的方向开始扩充结构史学。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人类学于20世纪90年代勃兴。对此，彼得·伯克在92年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指出：“过去几年中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间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反应，这就是反对与功能分析、马克思主义、计量方法相联系的，总之是与某种社会‘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决定论。这种反应，或者说反叛，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发生的，而‘文化’这个术语像‘功能’这个术语一样，是与一种特殊的解释方式相联系的。”③进入21世纪，历史人类学已然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研究重镇，学术机构与学术团队日益增多，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成果的影响均超出历史学的边界。大陆亦已形成了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已有学者对“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这一重要的历史学理论变迁进行了研究。④笔者认为，“历史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历史人类学兴盛的题中之义，拟就这一命题展开探讨。由于理论基础薄弱，本文更多是读书笔记及笔者个人的粗浅感悟。
一、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
“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内涵丰富而颇难界定的概念，与其说它所象征的是一个特定的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复杂的棱镜——不时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巨大的酵母——不时催发出新问题与新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就是这一棱镜得以延展视野与角度的光线，也是这一酵母得以顺利并持续催发各种新范式与新方法的环境。在论述历史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前，先简单介绍下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根据徐浩教授的界说，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前提，是历史研究的人类学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⑤对此，徐浩教授以“历史是文化”来精辟概括这一变化。
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接近与趋同，E.E.埃文斯—普里查德这般表述：“梅特兰说过，人类学必须选择，要么是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我接受这一断言，但是我想，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改动——史学必须选择：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⑥那么，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于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是一种至今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言者纷纷，尚未形成公认的定义。根据高宣扬先生的界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和文化范畴，是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是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更是一种实践，是对西方文化所经历的路程的彻底反思。其根本述求，在于最大限度的追寻自由，而这一追寻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全盘反思、深刻拷问与精彩解构密不可分。⑦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的批评，简而言之，似可这样概括：西方哲学观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种族观解构白人中心主义，反思批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主义兴起，自然观、生态观清算西方式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与现代主义及传统文化的对立与论争中，不断地超越自身目标，也在超越中不断变更。诚然，作为一种多流派的、跨学科的、内容驳杂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也有其缺陷，有着将一切东西带向碎片化、解体和丧失中心的危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完成，有些学说过于偏激。但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创造批判性兼具的充满生机的运动。作为现代思维重要部分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着重反思批评的对象。
关于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马歇尔有着精彩论述，后现代主义不是“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知道过去的那种历史学。在后现代的端点，历史已变成诸种历史和各类问题。它问道：吾人述说的是谁的历史？以谁的名义？基于什么目的？后现代主义是关于未被述说、重新述说、不可述说的诸种历史。历史学也不像往昔一般，相反，它是各种被遗忘的、被隐藏的、无形的、被认为不重要的、变迁的、被根绝的历史学。它拒绝把历史视为直线的、且可用某种可认知的模式直接带向今日——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才得以理解。它是关于机会。它是关于权利。它也是关于资讯，……而那才是有点是后现代主义。”⑧后现代主义让历史学家在后现代情境中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窠臼，重新书写历史，乃至思考历史本身。作为对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学”何去何从的思考，罗伯特·F·伯克霍恩教授在《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做出了颇具创见的回应。在伯克霍恩教授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去自然化”、“去神秘化”、“去等级化”、“去指涉主义”以及“解构”，⑨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条件和基础，传统的历史研究路数已经不再可能。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应当遵循一条“自反性”的思路，“超越文本主义和语境主义、诗学和政治学问题式，而进入自反性历史化合后现代文本化，超越这些基本问题式的局限而保留它们的合理意见。”⑩
后现代主义的旗手福柯则对人类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人类学与西方现代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学“在现代思维中肯定起了根本的建设性作用”，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限于这种现代性思维。福柯在《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这本历史学与哲学巨著中将这种状况命名为“人类学睡眠”。“这种人类学睡眠是如此深沉，乃至思维竟然莫名其妙地将它感知为清醒状态了”，要想将人类思维从沉睡中唤醒，还人以本真面目，其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摧毁现代思维”。福柯为此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他在其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疯癫之人”的禁锢与压制进行了考察，所使用的史料是有关“疯癫之人”的细小行动的档案。在该书的“人类学圈环”这一章中，福柯写道，“疯狂之所以可能，只有由一个从非常遥远、但又非常必要的片刻出发，这是，疯狂是在其作为非真相的自由空间中，摆脱了它自己，但是这么一来，它又把自己建构为真相。”疯狂与人类学关联极大，因为“疯狂现在说着一种人类学语言。它以模棱不可的基本态度，同时为现代世界瞄准数个目标：疯狂令人不安的力量、人的真相和这个真相的丧失，并且，它的目标也因此包含了这个真相的真相。”“人类学的圈环”之诡吊，就在于“人之真相只有在消失的时刻中，才能被说出来；它只有在已经变成他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那么，什么是人之真相？人之本质？福柯运用其知识考古学方法，对“人”进行了考察，最终认定“人只是一个最近的发明”。人之本质，不是肉体，尽管历史学家将肉体视作需求和欲望之源，但福柯认为肉体是一个历史概念，，它被卷入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利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人之本质，也不是灵魂。福柯以忏悔为例，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了灵魂被社会化建构的历史。人之本质，也不是性。弗洛伊德宣称力比多是人的驱动力，性从来只是被压抑和被否定的，但在福柯看来，性自十六世纪以来没有被压抑而是一再被激发出来。性史昭示，性不是人的本质，“在‘身体’和‘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权力始终掌控着性，一方面压抑性，一方面制造着有关性的话语禁制。“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而组织的性经验的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无疑，福柯对人的存在的普遍必然性的批判与瓦解、对“人类学圈环”的解读是成功，但他并没有对“人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破而后立，正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对作为现代思维根基的传统人类学的解构，才使得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出现。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后现代主义是历史人类学得以形成的催化剂与粘合剂。那么，被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类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二、历史是文化：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及意义
根据雅各布·坦纳的界说，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被归纳为三类。第一，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第二，有关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第三，涉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其中，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四：一、与“身体”有关的人类社会行为，譬如生死问题、营养、衣着等等；二、被持现代化理论史观（传统史观）的学者所不屑一顾而甚少进行历史考察的社会存在，如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等；三、边缘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如失败者、越轨行为等等；四、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等。笔者对第二类问题的前三个领域颇感兴趣，因为它们的关注与研究或从下层着眼、或从边缘入手，对于丰富人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意义。而该问题的第四个领域，则对于异文明之间的相遇与对话，对“他者”的尊重有着莫大的作用！
无疑，历史人类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雅各布·坦纳的分析，历史人类学从兴起直至今日，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变革并将继续引领变革。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将日常生活史、习惯史、微观史、新文化史、非欧历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人类学家针对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逻辑、文化技术和符号互动形式展开了深入分析。通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与实践，他们开辟了为数众多的全新的认识途径，“可以对身体图像和社会观念以及同这些图像和观念有关的纯洁和伤害幻象进行考察”。他们也努力尝试从“边缘地带”提出解释视角，所以历史人类学“成功地揭示了公开羞辱、革出社会、歧视、诱使犯罪和压迫的种种细致的和粗犷的形式，并且分析了推动这些融合和排除过程的那些社会现象的兴趣”，这大大扩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历史人类学家们不遗余力的对文化多样性进行了解读与阐释，其研究成果均指明了一点：“不仅是人们对自我的感知，就连人们对外来的东西的解释，过去一直都是非常各不相同的，而至今也依然如此。”历史人类学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将“人类怎样才能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人类普遍主义，开展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个关乎全人类的重大问题展现在世人面前。历史人类学还未曾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它给不出答案。但不论历史人类学从何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阐释与回答，笔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发掘或擦亮历史与当下的不同文化镜像来让人类更为清醒的认识自己与尊重他人！这也就是“历史是文化”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所在。（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60页。
②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53页。
③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9页。在该书的“第二版”中，伯克已经删去了这段话。（见该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④ 大陆学者对这一进程的说明当的以徐浩教授的《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为代表，作者受惠于此文颇多。
⑤ 参见 徐浩：《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⑥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53页。
⑦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述 参见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前言”，第3页。
⑧ ［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正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一版，第31页。
⑨ ［美］罗伯特·F·伯克霍恩教授：《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邢立军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0页。
⑩ 同上，第413页。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版。
同上，第714页。
同上，第716页。
同上，第730页。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25页。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27页。
［法］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三章 性科学”。
［法］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增订版），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95页。
同上，第104页。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1页。
参见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71页到第172页。
参考文献：
［1］ 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3］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4］ 徐浩：《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5］ 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6］ ［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正宽 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一版。
［7］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版。
［8］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一、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 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 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 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 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 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 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 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 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 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 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 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 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 《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 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 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 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 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 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 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 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 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三)朝鲜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 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 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 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 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 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 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 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 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 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 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 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 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五)东南亚(六)印度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 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 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 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 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 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 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 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 、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 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 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 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 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 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 、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写 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 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 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 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 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 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 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 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 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 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 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 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 (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 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 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 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 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 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 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 。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 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 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 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 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 。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 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 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 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 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 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 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 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 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 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 Musique 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 、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 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 。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 of Indian 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 HistoricalStudy of Indian 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 》(History of Indian 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 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 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 Bhandarkar)、考马拉 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 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 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 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 de Musique de I'gnde 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c) 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 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圈的音乐》(Die Musik des Arabisch—islamischen 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 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 Modal System of Arab andPersian 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 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 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 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 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 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 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 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 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 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 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 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 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 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 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 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③原字左亻右耶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晚清学人；西方中心模式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第三种模式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溃、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动因。柯文认为把帝国主义作为是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确实是一种神话。
【关键词】历史文化 资源内涵 德育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文明活动过程中遗存的各种文明印记。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自身文明发展规律的研究。各国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从未间断,并且形成了一个跨多学科的研究体系。
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
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丰富,本文主要从含义,内容和特征三个方面具体阐述。
1.历史文化资源的含义
这一概念的界定,各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郑冬生指出,“所谓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文物、古迹、历史遗存。”郑汕、赵康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以文化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纪录,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淀,是社会文明的结晶”。
金一的《文学观》里有:“从古帝王之业,真能赤手开创而无所凭藉者,史上,多不过三四人。”这里的“历史”指得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文化”,词典里的含义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曹禺《王昭君》第二幕:“他不相信,汉朝对待匈奴的诚意,看不起长安文化。”中“文化”就是此意。“资源”则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的词《浣溪沙?登大兴安岭》中:“伐后更生延百岁,祖先遗树值千年。资源利用慎材艰。”中的“资源”就作此解释。由此,我认为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对人们的生产或生活有利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2.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的内容
历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资源。物质文明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人类社会的同时产生的能够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财富。
3.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
(1)时代性
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程,是人类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人文资源。它的各个细胞无不铭刻着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
(2)唯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决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历史材料、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地位作用是不可再生的 ,无可替代的。因此,它具有唯一性。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历经几百万年,但是没有哪个历史事件或是历史人物是相同的,所以历史文化资源有明显的唯一性。
(3)客观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资源。不论是文物古迹还是人文精神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依托我们的意识而改变的客观存在,是无法更改和麽灭的。如:日本侵华战争,不论日本政府是更改教科书,还是试图掩饰罪状,都无法改变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实,因为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它已经留下了历史证据和历史记忆。
(4)复合型
历史文化资源是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二者的复合体。历史文化资源既有博物馆、历史古迹等物质实体,也有历史事件、人物精神等精神内涵,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历史古迹是历史事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实体,而历史事件依托历史古迹等实体展现出来。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内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5)统一性
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和文化的统一体。它既包含历史资源也包含文化资源,它是二者的融合,也是历史和文化的完美组合。
(6)价值性
历史文化资源的物质实体即给予了我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又给予了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信息,它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源泉,是我们人类的宝贵财富。而历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更是人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改造自己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教训、经验、理念、精神等等反映人类心灵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发展的指路明灯。
当今世界,唯有中国享有从远古到今天不曾间断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经济开发价值与文化教育价值,这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但是,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具体。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德育价值
1.理论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思想依据。历史文化资源留给我们诸多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理念,是我们实施德育的有力思想依据。它是以人的本性为根本出发点,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高扬,尊重人的各种本性需要,使人的独立意识得以确立的一种德育理念。我们党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源于这种理念。
2.实践价值
历史文化资源是实施德育的实体依托。“不言之教”的教育方法并非指不说话来教,而是指教学生于不知不觉之中,同时要使“不言之教”透出一种难以抵抗的威力,就要用实事来让人信服。而历史文化资源恰恰能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时,人对待事物就会有一定的态度。因此,情感的产生离不开客观事物。青少年“情感参与”的深度、广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客观事物”的表现形式。青少年对德育不一定能“情感参与”,但对一个鲜活的具体形象就能轻而易举地“情感投入”。这是因为青少年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同时,德育教材限于容量,只能以大量的文字出现。因此,历史文化资源充当了为青少年提供形象化德育素材的重要角色。历史文化资源中拥有丰富的民族习俗、传统文化、人物精神等具有鲜明形象的德育载体,可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参与”。同时,历史文化资源还为青少年提供了德育的情境,使青少年借助具体而形象的事物将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从而外化为相似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使德育在青少年身上完成由理论意识到实践行为的升华。
参考文献:
[1]云南省社科联课题组.论云南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类型、特色和价值 [J].学术探索,2004,(08).
[2]刘艳平.三峡地区乡土德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 [D].华中师范大学,2005.5.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审美悖论
前言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
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
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 年12 月25 日。
（2）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xxxviii — 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 页。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诚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语境中,文学会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范式。因此,想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首先要对其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有所了解。电视剧也不例外,它的发展同样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也离不开社会历史变迁及语境转型的大背景。中国电视剧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却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更是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与时代环境紧密相联。而新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顺应时代潮流保持原有功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某种可以被消费的可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了巨大的转型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冲击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昔日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开始淡化,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逐渐退居边缘,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开始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需求,娱乐休闲日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为大众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市场经济的渗透与影响下,逐步向市场化与商业化道路迈进,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愈加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成为媒体最终的价值诉求之一,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也随之迅速蔓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论是作为一种挑战或是作为一次机遇,当下的文化产品都必然带有消费时代的明显标志,成为记录这一时期的历史样本。
二、权力与资本的渗透
纵观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电视剧的生产始终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即便是在当下的“电视全球化时代”,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仍旧占据着电视剧制作的核心位置,尤其是那些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视剧,始终处于电视剧市场中的强势地位。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一项党和国家宣传的整体战略,自上世纪 90 年代“主旋律”工程实施以来,“主旋律”电视剧一直致力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旨在唤起民众对社会主体的认同,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所颂扬的思想观念,抵制一切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行为,保证社会在现有的政权领导下能够获得稳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主旋律”电视剧的存在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及共同的民族心理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受到了国家权力机构极大的关注与重视,而与之相关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更是为“主旋律”电视剧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保障。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作为“主旋律”电视剧的特殊一种,始终坚持以艺术的方式重现我党建立以来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以此来确证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并试图“唤起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信仰和信心。”[1]在这些电视剧作品中,无论是说“事”还是论“人”,都自觉地将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光辉历史,将历史变成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从而更好的发挥书本所无法达到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也可以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主旋律”电视剧生产的重中之重,相较于其他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无疑要获得国家权力机构的更多青睐。
.......
第二章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消费特质
在欲望日益膨胀的文化消费时代,秉承着特殊历史记忆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继承“一体化”时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种种遗产,依旧饱含着意识形态元素的同时,其作为商品的属性也愈加明显。在消费文化的海洋里,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不仅在生产传播的方式上向着产业化的道路大步前进,在更深的层次上,消费理念也开始渗入到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内部,并促使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文本本身发生变革。尽管在新世纪以来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仍然能够找到一些“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创作的点点轨迹,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新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话语表达、叙事模式以及总体风格等方面均已出现新的转向并愈发成熟。而在消费主义的强大“攻势”下,它们所彰显出的消费特质也日渐明晰起来。
一、历史的重述与位移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叙事都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渴望,但在不可假设与经验的历史现实面前,历史作为叙事如何“进出”文本,是叙述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历史“进出”文本的方式和角度的不同以及叙述者历史观的差异,决定了它所呈现出的历史形态也各异。正如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所说:“任何一个事件的历史,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写同一个历史事件,并给它一种新的解释。”[1]当然,无论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它都值得人们尊重。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历史的重构也注入了更多的当下价值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叙事较之“十七年”时期的同类叙事实现了重大转变。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一方面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证明历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是共和国建立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所以这一阶段有关革命历史的叙述大多以再现还原历史真实为主,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与严肃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而且在对革命历史的讲述过程中,叙述者也都不约而同的以“史诗性”为创作取向,追求历史场景的宏大效果,注重对于集体群像的塑造,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独特风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