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2 03:47:37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作者：杨生平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评论
客观地讲，曼海姆的政治科学理论视角独特、新颖，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在两个方面可以深化政治科学的研究：首先，他区分了政治与行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的确比行政要复杂，它不仅要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并以此处理日常行政工作，还要不断面对新问题新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办法以保证社会稳定。就此而言，曼海姆提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相比理性世界是一个秩序的世界而言，非理性世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而对一般统治者来说，自然希望用各种办法将杂乱无章的非理性世界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由此，便有了曼海姆提出的不同政治理论及不同的解决方法。若单从解决问题的技巧来看，曼海姆对不同政治理论问题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并值得肯定的。不过，秩序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一是通过理论论证，二是通过强权。纵观曼海姆的政治理论，他显然不赞同第二种方式，并把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秩序统治归入非理性领域。这除了反映出他坚持一定的民主立场之外，也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强权统治实际上是通过高压政治压制非理性因素，而一旦这种统治达到一定的限度，社会必然会出现革命或混乱状态。另外，通过理论论证达到的秩序也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一定的理性方式达成的秩序，二是通过神秘化方式达成的秩序。显然，曼海姆也不赞成后一种方式，这也表明了他坚持的是一定形式的理性主义政治立场。其次，他对不同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在他那里，知识社会学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他的这一学说有两个明确的主张：一是从群体视角考察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所有社会知识，认为个人意识离不开群体意识；二是从社会环境出发去分析研究不同的思想类型，认为任何思想类型都跟它所处的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思想自然有很强的合理性，当然这也跟马克思的思想对其影响有关（曼海姆本人曾多次肯定马克思思想对他的影响，并在其著作中高度肯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若从深层次上考察，曼海姆的政治科学思想自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他对政治所作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解读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若我们保留曼海姆的这一政治分析框架，那么，历史领域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实际上并不简单是秩序与混乱的关系，而是历史规律的自为状态与自在状态的关系。当历史规律没有被人们所掌握（即没有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时，任何以理性为指导的规则和方法都不能消除或解决非理性因素。而且，每次非理性因素爆发的方式也会不完全相同，历史上曾经成功化解非理性因素的方式并不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普适意义。那么，从政治视角看，整个人类历史表现为何种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一个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然会用意识形态与政治方式加以统治，而被统治阶级自然会因为自身合理的愿望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对统治秩序进行破坏。解决秩序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发明某种统治术，也不是只在理论上承认被统治阶级的合理利益，而是以尊重历史规律为前提，通过对社会存在的改造，切切实实满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合理愿望。当然，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自然也包括曼海姆所说的个人身上的非理性存在（如本能、情感、情绪等）。但个人身上的非理性存在并不构成秩序的对抗力量，相反，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他们能用合理的方式控制和提升非理性存在。如果人身上非理性存在真的构成对秩序的严重对抗，那只能证明这种秩序是完全非人性的，或者说它严重压制了相对多数人的合理愿望。而这种压制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激起人们的情感反应，最终出现曼海姆所说的“情绪”，而这种情绪自然会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尽管曼海姆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他显然只是想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让政治家与理论家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医治对策，而他本人则不想通过彻底改造现有社会存在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次，他主张的所谓科学政治学理论有着明显的调和性和自相矛盾。根据他的知识社会学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任何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环境的产物，它们总是与特定阶级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尽管曼海姆在责任伦理原则中一再强调思想要有批判性的自我审查意识，但是通过他所强调的上述知识社会学排除偏见的方式或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中和的方法，最终得出的都只是对不同政治思想进行调和的政治学知识。这种知识表面上看可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由于它没有依存于现实定的阶级，因而带有一定的空想性。事实上，从学理上讲，普遍的东西只有存在于具体之中并用于指导适用的具体，才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曼海姆这种建构政治学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方法，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想表现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政治、为人类整体利益着想的善良愿望，但这种所谓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并不利于被统治阶级政治利益与政治愿望的实现，它最终只能被一些统治阶级集团利用来巩固其现有的政治秩序。另外，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曼海姆所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会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但这个阶层具有不稳定性，社会基础也不牢靠，因而不能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阶层。知识分子从事的精神生产活动可能使他们更重视理论生产的学理性与全人类性，但理论中的价值取向与现实中达成的政治取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历史上许多理论家都以代表人类利益与人类面貌自居，但最终达成的结果都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对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深刻的分析。当然，曼海姆也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却故意修改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指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自相矛盾，认为马克思只看到其他阶级政治思想的阶级局限性，而没有看到自己理论所带有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这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解，又反映了曼海姆理论的自相矛盾。如果曼海姆活在当下，面对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普遍知识分子死亡，特殊知识分子兴起”的局面，他就会更显尴尬。在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朝着曼海姆想象的自由独立的方向发展，反而进一步成为维护与解释社会现状的技术专家。卡尔•博格斯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书中指出： “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平稳运作和工业社会的其他形式合法化。”既然曼海姆大体认同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那他就应该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寻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建构政治科学，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所谓的科学政治学其实还是想通过一种理论的建构并最终用它去影响现实的发展，尽管他一再声称政治科学的建构要随着环境的发展而发展，但这仍然无法改变他所谓科学政治学的精神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性质。另外，正如曼海姆所言，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它自身就公然申明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这不仅不表明它有曼海姆所说的局限性，反而证明其理论的真理性与现实性，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彻底应用。无产阶级虽然也是众多阶级中的一个，但其人员之广、性质之先进是以往任何阶级都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其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解放全人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纵观曼海姆的整个思想，他其实并不想改变当时德国乃至整个世界阶级多元的社会格局，他所想做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下尽可能调解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284；603；2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25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373；379-380；63；364；79.
英文名称：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月刊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1-8402
国内刊号：35-1248/C
邮发代号：34-3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百种重点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福建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刊物，创刊于1981年，原名为《福建论坛》，2001年改版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现为月刊（刊号CN35-1248/C）。作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刊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循党的办刊方针政策，贯彻“双百”方针，崇尚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以弘扬人文精神、关注社会实践、提供理论精品、展呈学术新见作为它对社会的承诺。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页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页。
〔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13〕张斌《技术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9页。
二、战后日本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科学因素 战后到1952年的媾和条约成立期间，日本社会发生了较明治维新有过之无不及的巨大变革。战争期间蒙受压制的“作为科学的法律学”在新宪法确立的思想学问自由的体制下获得了新生。法社会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1947年12月法学流派倾向不尽相同的学者尾高朝雄、中川善之助、末川博、舟桥谆一、平野义太郎等发起成立了日本法社会学会[12]，1949年至1950年出现了围绕实践性课题的“法社会学争论”，站在市民法学立场的法社会学与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法社会学关于法社会学的方法论展开了争论，其结果是增强和提高了法社会学的科学性。 1．法社会学争论 战后不久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平野义太郎和加古佑二郎思想的基础上，在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的指导下，不仅开展了前苏联法的研究，而且对日本人民民主主义革命了炽烈的心血，对以建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为目的、对人民民主主义缺乏展望的法社会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疑虑。1949年开始马克思主义法学者对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展开了批判，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内部也发生了有关国家法及其阶级性的争论。[13]马克思主义法学者杉之原舜一在论文《法社会学的性格》中，批判了川岛武宜将法律分为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的观点，指出法的本质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把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塞进同一法律范畴的做法抹杀了法的阶级性，并且现实的行为规范也不是审判规范的基础，相反却经常受到审判规范的践踏。杉之原舜一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什么是法—行为规范和审判规范？》中指出，“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的出发点，首先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必须从具体的国家和法律现象的具体分析中弄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律。同时，必须从彻底批判掩盖国家和法的阶级性、为其合理化和粉饰所散布的这样那样的资产阶级法律理论出发”。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批判面前，川岛武宜没有从正面应对，戒能通孝作了自我批判。以此为契机，许多法学者对法社会学的性格和法的本质有了新的科学的认识。 2.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早期的日本法社会学主要聚焦在农村的实况调查和对明治以来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家族制度和资本主义法律构造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对法律现象的分析不够充分。1960年川岛武宜发表了《法社会学的课题》一文，指出了法社会学偏重历史研究、缺乏分析法律现实的缺点，强调应确立作为经验科学的法社会学，为此不能停留在例如使用马克思的公式或假设说明过去存在的法律现象阶段，也不能停留在基于对某一法律现象的政治价值判断展开的政治攻击、批判或宣传。川岛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人的地位》中，对经验科学做出了阐述。他认为，在英国和美国使用经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已成为一个传统，经验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性质，是以社会现象的基本要素“人”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也认为作用于自然的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因此现代美国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在最基本的点上是相通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以革命为目的，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工作、宣传、广告、市场调查、舆论调查、教育和劳务管理等为目的。两者之间虽然存在难以跨越的深谷，但如果认为两者完全水火不容，就不可能对各该理论作出正确的评价。 构想作为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性质的经验社会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川岛武宜一贯主张的研究方法。敢于从“活着的肉体性的人”中找出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并认为从此出发才能构想作为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性质的经验社会科学，表明了川岛武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自理解，同时也是他向美国社会科学或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转移的标志。[14]的确，从川岛武宜五十年代后期以后的论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法社会学方法论的转移或转换。如果以五十年代后期为界，那么在前期中多少显示出历史唯物论和哲学唯物论的倾向，在后期则转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并且带有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倾向，七十年代以后则更向信息行动科学倾斜。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思想内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最高价值,是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所有准则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62)这就从根本上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各种形形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曾经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3](P109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服务人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当努力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否服务人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句话,“服务人民”,就要以人民为基本价值主体,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和检验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客观尺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判断荣辱问题的基本标准;就要始终做到相信、信任、尊重并依靠人民群众;就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个人是真心实意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的根本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体现了我国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对待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与命运。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武器,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实现精神解放的重要杠杆。崇尚科学,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规律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逐步摆脱盲目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杠杆。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5](P25);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要真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P41)“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劳动观和荣辱观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辛勤劳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优秀民族,素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懒惰乃罪恶之根,勤劳乃幸福之源”,[7](P61-63)道出了劳动对于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正价值。劳动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剥削者是最可耻的。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弘扬,也是对好逸恶劳思想的有力鞭挞。它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和从事劳动,发挥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要尊重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激活和增强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正如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2278-2279);要通过制度和体制约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和保护人人干事业、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揭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敬业乐群”,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团结互助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保障,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崇尚集体主义,褒奖团结互助,贬斥损人利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讲究邻里团结,注重和衷共济,相互之间应讲究相互关爱、和睦相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旗帜鲜明地倡导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念,批判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的良好道德风尚,规范和约束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抵制并减少损人利己的言行,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13亿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形成中华民族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凝聚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对社会主义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与总结
诚实乃为人之本,守信乃行事之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实守信被珍视为“立身之本”、“处事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孔子倡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P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P42)“民无信不立”[9](P106)。自古以来,那种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不道德行为均为世人深恶痛绝。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撑,是维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利益驱动的消极影响,诚信失范、见利忘义的现象和行为明显增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对于在新时期弘扬社会正气,整肃和打击失信毁约和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和道德支撑,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集中概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对于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行为模式等正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高度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从荣辱的自我评判上划清荣与耻的界限,自觉扬荣抑耻,进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培育和养成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从而保证国家法律和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概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是强国固基所不可限量的强大道德力量
艰苦奋斗是人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著称于世。我国古人就留有“艰难困苦,玉钕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优良传统美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政党的兴旺发达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种种消极负面影响,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10](P245)“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利于动员和鼓励我们在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拼搏开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有利于驱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骄奢淫逸不良作风所产生的不谐之虞,冲破一切人间障碍,创造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赵存生,宇文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与时代要求[J].高校理论战线,2006,(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
[7]崔自铎.生活哲学——思想语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8].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A].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摘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性质上看,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从历史方位上看,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从特征上看,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40-01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呢?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前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来指导人的行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与古代相比,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化”,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文化的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文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建设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对于什么是“先进文化”,人们在认识上有这样几种误区:一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对其趋之若鹜;二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文化趋新,认为什么流行什么就先进;三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厚古薄今;四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人们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认为什么有市场什么就先进。而实际上我们所讲“先进文化”,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都要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不论其贴上任何标签,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苏联搞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思想混乱,最终走向了解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在文化宣传上如果污蔑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建设上如果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准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是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举措。
二、从历史方位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个面向”的文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这里的“三个面向”,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向现代化”,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社会全面现代化服务,同时也要求文化建设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面向世界”,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具有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在广泛汲取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面向未来”,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向前看,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目标,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文化领域,可谓种类繁多,光是各种文化的定义就有四百多种,如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有: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行政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海洋文化、流域文化、山地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媒介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地域文化、节日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官德文化、艺德文化、师德文化、武德文化等等,而称得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须是站在“三个面向”的历史方位,具有“三个面向”的时代感,否则,不论其多么标榜有文化品味,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从特征上看,中国的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印度国父甘地有一句名言:“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文化之风都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就是既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既要广泛吸取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要充分显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是“科学的文化”,就是要驱散愚昧和迷信的阴霾,用理性的火炬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还是“大众的文化”,表现在她来自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农民艺术家赵本山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就是他始终认为,是东北这片黑土地给了他创作灵感,是东北人民给了他艺术的智慧。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了哪里都得到热烈欢迎,就是因为他们上矿山、下油田、进工厂、到农村,把艺术带给了人民,也从人民中汲取了发展艺术的力量。
一、方法与语料
为了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考察该四类模糊限制语在摘要中的使用与分布，课题自建多样本语料库。本自建语料库所选用的语料是从郑州大学图书馆中文与外文电子资源收录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数据库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权威核心期刊随机抽取，如:《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哲学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时间跨度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计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势。所有语篇使用GL_MMAX2软件进行标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进行整理统计。基于Swales提出的语步—步骤模型理论框架，首先对语篇的五语步宏观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对英文摘要进行标记;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类方法，对模糊限制语在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摘要的不同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四类47个常见模糊限制语在五个语步中出现的特点与规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语分布特点。
二、统计与分析
(一)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中的分布
通过对504篇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调查统计，我们发现: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数相当，分别为274次与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分别为60、114和60次;而目的与方法语步限制语的使用较少，仅分别为19和21次。SEE中限制语使用最突出的是结果语步，为97次，方法、结论与目的语步其次，分别为60、55和53次，背景语步最少，为37次。除结果语步外，其他四个语步的差异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21．9%、6．93%、7．66%、41．61%和21．9%。这说明中文论文作者在对结果的讨论上注重保护自己，结果也不是绝对的，留有商榷的余地，体现了模糊限制语自我保护的语用功能。但目的与方法语步则较为主观，忽视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辩证关系。英文论文作者在措辞上更为模糊，模糊限制语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12﹪、18﹪、20﹪、32﹪和18﹪。他们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护，尤其在目的与方法语步，他们不排斥不同的观点与方法，“一箭双雕”或一箭多雕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欢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体现了模糊限制语的礼貌原则的语用功能。针对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分布呈现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同样重视模糊限制语在论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学习怎样更客观地表达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类模糊限制语在五语步中的分布统计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SCE与SEE在语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异同，笔者对四类限制语在摘要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细化。统计发现，无论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语步中，直接与间接缓和型限制语出现的次数最少，接近于零，SCE较SEE出现的次数略高。程度和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摘要中出现的频次较高。这是因为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测量事物时经常使用，与数字的搭配较多，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数字说得太死，以免与事实有距离，或无法说出准确数字，当作者综述前人成果时，他们虽竭尽全力收集资料，仍不可能涵盖全部文献，所以通常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使自己不至于把数字说得太绝对。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SC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背景与结果语步出现最多，分别为44次和90次，结论语步中出现38次，目的与方法语步分别为16与13次。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更强调语言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变动型限制语，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词，只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少量出现，目的与方法语步几乎为零。SE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结果语步出现最多，为81次;目的、方法与结论语步其次，分别出现41、50与42次;最少的是背景语步，只出现21次。各语步中出现的程度变动型限制语比SCE中出现的次数略多，分布较为平均。通过对比四类限制语在两类摘要语步中分布的异同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在结果语步更多地使用变动型限制语给自己留有较大的空间接受不同意见的冲击。英文作者较中文作者对自己收集的背景资料的权威性与丰富性更为自信，所以较少适用模糊限制语。此外，模糊理论与模糊限制语的提出最开始是在国外，近水楼台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文作者更应利用机会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比如引进更多的关于模糊限制语的评论与研究。
(三)各类模糊限制语高频词统计与分析
即使同一类各个模糊限制语在语步中使用的频次也不尽相同。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各类模糊限制语中有些词高频使用，出现一边倒之势。程度变动词在SCE的五个语步中，出现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的次数稍多，分别为:14、17、10，而some次数分别为10、6、4，kindof次数分别为2、7、2。Some与kindof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例如，SCE的背景语步中程度变动语出现14次，而some则出现10次，some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范围变动语出现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则分别出现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语则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零星点缀。Somethingbetweenxandy成为各语步范围变动语的高频词，紧随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变动词为例，SC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现在全部五个语步中;SE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个语步均有出现的是kindof，而SEE中，五个语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两类摘要不约而同地首选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确的话说得更得体，以免遭到质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烦。范围变动语在各语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与SEE的一些不同之处，SCE中，共计使用9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计使用11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们并列出现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围变动语中最常用和最常见的限制词。缓和限制词在各语步中出现最少。两类文件中几乎都没有使用直接模糊语，偶尔使用时，选用的词汇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个间接缓和语词汇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还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词汇。通过统计和对比范围变动语和间接缓和语分别在SCE与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译作者在模糊限制语的选词上与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体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选词上范围较广，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词更为丰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丰富性。
三、结语
摘要：__检察工作近年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队伍建设、检务保障、制度机制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立足检察职能，从多方面解决好__检察工作如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
20__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__检察长在高检院机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交流会上强调指出：检察机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二是如何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笔者结合近期的调研工作，在这里就__检察工作如何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正确看待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和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这种职能的有效发挥，对于形成和维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能量源泉”，对检察工作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基础和前提，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是根本要求。检察机关只有自身科学[:请记住我站域名/]发展才能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只有以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为立足点才能实现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只有把握好二者间的关系，才能在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上取得双突破、双成效。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应当成为检察机关的自觉行动。检察机关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牢牢把握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加强工作的主动性，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上来，把检察工作放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来推进。坚持“练内功”与“发外力”相结合，以加强自身科学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找准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
二、__检察工作在自身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做法
如何引领__检察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落实好高检院的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是市院党组时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20__年以来，__市检察院党组始终坚持“三个强化”的工作思路，即“强化办案、强化素质、强化保障”。强化办案，就是以反贪工作为龙头，以办案质量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依托，促进检察工作取得新成绩；强化素质，就是以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为抓手，全面提高干警政治业务素质，使检察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强化保障，就是以“两房”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装备投入，使检务保障取得新进展。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明确了建院发展目标，即：“以办案工作为中心，推进执法规范化；以提高素质为核心，推进队伍专业化；以信息技术为平台，推进管理科学化；以科技强检为抓手，推进保障现代化；以检察改革为动力，推进工作创新发展，努力把__市检察机关建成‘理念先进、队伍精干、执法规范、管理科学、保障有力’的现代型检察机关”。
为使工作思路和目标更好贯彻，__市检察院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相继提出 “四个切实提高” 、“五个确保”和“四个突破”的工作着力点。“四个切实提高”，即：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得到切实提高，检察信息化应用建设得到切实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和作风建设得到切实提高，干警业务素质和学习能力得到切实提高。“五个确保”，即：确保不发生干警违法违纪问题，确保不发生办案安全事故，确保不出现错案，确保不发生超期羁押，确保不发生涉检集体越级上访。“四个突破”，即：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要有新突破；检察机制创新要有新突破；业务能力建设要有新突破；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要有新突破。
这些思路、目标、举措是市院党组针对我市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凝练出来的，实践证明，它们是切合__检察工作实际的，对于统一全市检察干警的思想，指导全市检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__年以来，市检察院连续三次被授予“安徽省第六、七、八届省级文明单位”,连续两届被授予“安徽省创建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20__年又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__年被高检院授予“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被评为“__建市五周年先进集体”,20__年市院“全省基层院建设组织奖”，连续几年在全省检察业务工作综合考评中，位居全省前列，市院反贪局被省委组织部、省检察院荣记集体三等功。全市检察工作进入了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
三、__检察工作在科学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形势、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检察工作在自身的发展以及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在自身科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检察干警的执法观念却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沿袭着旧的传统，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现象，过多依靠打击实现监督。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理解把握不够，实践中既存在把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等同于轻缓刑事司法政策的片面执法观念，也存在不敢从宽，沿袭从严的思想倾向。法律监督的实效还不甚明显，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诉讼监督方式和途径比较单一，诉讼监督手段比较简单。这主要是一些干警受自身业务能力水平的限制，对法律政策把握不准，还不善监督；部分干警对诉讼监督存有畏难情绪，怕影响与公安、法院甚至案件承办人的关系，不敢或不愿监督。
2．检察队伍建设方面。__地方小，属欠发达地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素质人才的引进，难形成很好的人才储备。近两年来，通过公务员招录，__市检察队伍断层现象有较大程度的缓解，但在少数基层检察院依然比较严重，检察官后备力量依然严重不足。目前，检察队伍年龄结构还不合理，呈老化现象，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匮乏，检察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有待提高，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工作亟待加强。检察机关编制、职级解决依赖于地方，对检察队伍的管理趋同于
行政机关，受职数限制，许多工作年限很长的检察干警职级都得不到晋升，职级待遇偏低，较大程度影响干警工作积极性。检察队伍纪律作风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受利益驱动办案的问题仍然存在，检察人员违法违纪的隐患依然存在。思想政治工作还不深入，存在重业务、轻思想政治工作现象。3．检务保障方面。随着犯罪的智能化、专业化等，侦查办案费用不断增大，办案成本普遍提高，对检察工作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化应用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检察经费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由于地方财政力量薄弱，有的县区院经费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经费缺口大，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相对落后，跟不上科技信息化的要求，并且检察技术人员匮乏，使得科技强检迈不开步伐。
4．检察工作机制方面。办案激励机制和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队伍管理机制还不完善。自身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监督制约措施还有待深化。基层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业务考评机制不够科学，不少考评项目未能充分考虑到业务、地区的差异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际需要。规范化建设的任务还很重。
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主要有：
1、少数检察干警政治敏感性和大局意识不够强，对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__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认识不清，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了解和把握不够，不能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部署和开展检察工作。
2、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不强，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找的不够准，缺乏有针对性的服务措施，监督职能作用发挥不够，服务成效还不明显。
3、不少地方存在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等单纯业务观点，执法方式简单机械，影响了办案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上还不深入、不细致，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回应不够及时；另外在检察环节的便民利民措施还不完善，抓督促落实不够，在关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四、__检察工作如何服务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实现自身科学发展
(一)实现自身科学发展
__检察机关规模小，人手少，要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转变__检察机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从业务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投入、机制创新、形象塑造等方面来推进检察工作的开展。
1、业务立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夯实业务基础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在服务科学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过硬的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必须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作为重中之重，把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研究新举措 ，找准着力点，谋求新突破，使法律监督的力度、水平和实效， 更加适应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断夯实检察事业科学发展的根基。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要突出重点，坚持以办案工作为中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水平。首先，要充分履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职能，努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化对批捕、公诉工作的认识，真正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突出监督的重点环节，眼睛向内，从查找自身监督方面的薄弱环节入手，增强不捕、不诉案件的说理性，不断提高诉讼监督能力。其次，要以提高发现和突破案件能力为关键，加大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力度。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促进廉政建设，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促进勤政建设。再次，要改变监督方式，提高监所、控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效性。监所检察监督要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控申检察监督要坚持对外监督与对内制约并重，及时发现和纠正办案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的权威。要拓展监督途径，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水平，深入查找执法水平、案件质量、自身发现错案能力及社会的认可度方面的差距，切实加大对法院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监督力度。
2、人才兴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政以才治，业以才兴，检察人才是检察事业的第一资源。检察工作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实施人才兴检战略，致力于打造高素质的检察队伍。首先要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建设充满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领导班子。第二科学发展要抓好党员干部党风党纪教育和干警思想政治教育，构筑有效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检察队伍纪律性、廉洁性。第三要加强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提升干警素质。采取激励机制鼓励干警继续学习，为干警学历教育营造条件。采用集中培训、到高校学习、到其他检察院观摩以及开展练兵等方式提高干警业务水平。第四要构筑文化建设平台，通过《__检察》的创办、__检察论坛的开设，给全市干警一个理论学习的阵地和展现自我的舞台，使干警们的理论水平、文化修养得以提高。最后还要解决好干警的职级待遇问题，确保人才能够留得住。
3、科技强检，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有效的检务保障
向科技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要坚持检务保障、信息化建设为办公办案服务。以建设为基础， 以应用为目的，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办公、办案各环节。要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改善干警的办公条件，实行检察业务管理系统网络化、电子化。要加大检察技术人才的培养，让现代科技手段在检察业务建设和队伍管理中得到有效运用，使法律监督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4、机制促检，建立、完善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制度机制
构建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长效机制是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强劲动力。首先要在制度建设年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总结、深入调研、理性思考，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再次完善和补充。其次要进一步优化检察职能配置，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规范派出检察室的建设；三要结合实际，重点完善四项机制建设，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机制、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建设、积极探索民行检察人员参与民行案件庭审监督机制、完善并全面实行科学的检察工作绩效考评机制”。
5、形象塑检，把执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执法形象直接决定着检察机关的社会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加强执法形象建设，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一要自觉接受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和
政协监督。认真落实上级检察机关对检察工作的部署，积极主动向党委汇报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积极做好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深入推进执法执纪监督员监督工作。二要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树立执法为民良好形象。要加强控申部门窗口建设，及时化解矛盾，认真落实各项便民维权措施。要进一步完善权利义务告知、答复、接待、提供帮助等维权措施，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等。三要深化检务公开，加强宣传力度。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活动和事项，健全案件办理情况查询机制，公开办案流程和办案纪律，增强工作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让群众了解、关心、支持和监督检察工作，推动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始终坚持科学发展，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重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__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司法服务，是__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市检察机关在服务__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要能够深刻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立足职能、强化服务措施，增强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能力和实效。
1、认清形势，理清思路，增强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当前__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检察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具体问题。全市检察人员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以服务大局作为首要任务，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统一到__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上来，把检察工作置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之中，把维护社会稳定、为__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总揽、谋划检察工作。通过召开领导班子会、工作会、社会人士座谈会等形式，大力宣传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宣传教育，使检察干警能形成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牢牢把握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目标要求。 通过职能作用的发挥，着力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
2、立足职能，把握重点，强化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的措施。
⑴加强对民生诉求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检察机关要通过检务公开、设立派出检察室、检察工作站等方式，进一步使检察工作便民利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要严肃查办在城镇建设、征地拆迁、医疗卫生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案件，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要认真办理涉及民生问题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要建立对因犯罪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实行救助的制度，加大执行刑事申诉复查纠正决定和刑事赔偿决定的力度，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司法保障和救济。
⑵加强对政府投资安全的司法保护。保障政府投资安全是检察机关服务大局，保障市政府政策顺利施行的关键。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的法律监督，积极做好公共资金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和环节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通过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堵塞漏洞，避免在重点工程项目上出现“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现象。对于涉及政府投资安全方面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以及政府采购中的串通招投标犯罪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⑶服务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改革发展。__市农业人口多，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稳定对于整个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至关重要。检察机关要加强涉农检察工作，依法打击侵害农民利益、破坏农业生产、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活动，努力维护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继续深入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工作，从严惩治破坏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犯罪活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加强对各项强农惠农政策贯彻落实的法律监督，保障政策的落实，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
⑷维护和保障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需要坚决严厉打击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行政执法和经济犯罪立案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犯罪活动；继续深化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加大查办城乡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力度；依法惩治、积极预防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的犯罪和加大对制假售假、合同诈骗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⑸营造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能的同时，要坚持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重、打击与防范并举，综合利用打击、预防、监督、保护等手段，把提供司法保障和化解矛盾两手抓，优化__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发展的大环境。同时，加强涉检工作力度，继续深入开展涉检重信重访治理，着力抓好源头治理。在执法办案中，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注重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抗。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积极参加“平安__”建设，为__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3、改进执法办案工作，增强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效能。
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对于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检察机关应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基层群众的呼声，积极探索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举措、新方法，改进执法办案工作，增强服务效能。
⑴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防止把经济纠纷、工作失误和一般违纪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理。要正确处理惩治与保护的关系，对严重阻碍发展、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对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和业务骨干的犯罪案件，轻微犯罪行为，能挽救的尽力挽救；对受到诬告、错告的
干部，及时澄清问题，依法保护。⑵从有利于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维护企业职工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出发，在查办职务犯罪特别是涉及企业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慎重选择办案时机，慎重使用拘留、逮捕强制措施；查办企业经营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慎重决策。重视与党委政府、主管部门或者企业领导及时沟通，落实重大情况报告制度；既要坚持依法办案，更要注重及时有效地为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1999年省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利益的得失必然会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
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乡镇政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大流或应付〔8〕。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从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前者是讲“为谁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前两个“统筹”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政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感。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79.
〔9〕王景花.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2000，（11）.
关键词: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
1 科学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事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以及由这些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形成的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总和。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文化是最近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个新概念。通俗的说就是指社会大众对科学的需求和消费现象,是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等等的大众化。一般我们把科学文化指做知识智力意义上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不断更新进步的泛世界文化。其次它是以自然界为指向、 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 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对人类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科学的广泛普及、技术创新机制的运转,以及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高扬。从科学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认识到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它还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全面的科学文化应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个方面。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的物化成果;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科学的社会建制;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从文化学或从文化论的高度来研究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科学观,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根源 、动力、 目的、 意义和价值。
2 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体系的物质利用、能量平衡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来达到社会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面临着不平衡发展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为了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好的发展,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上更倾向于“文化”:即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的改善、生态的优化、资源的节约利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科学发展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图。胡锦涛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及思想体系,这是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她要求把治国理论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的经济要高度的发达,而高科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因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高科技,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面对当今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重大发展变化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科学作为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通过大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使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大众化来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通过科学与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紧密的结合建造一个社会知识基础和平台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好转、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质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3 我国加强建设科学文化的紧迫性
在当今社会科学文化的力量已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用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将科学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迅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当务之急。
但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实现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也长期落后于社会存在;特别是难以抗拒的大自然的严重天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也是不能摆脱的;同时,由于我们现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暂时还属于初级阶段,这就从总体上而言,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还不会太高。另外,在科学文化普及的方面,由于我们的许多工作,宣传的方法还主要依靠报纸书刊等,用影视作品来反映科学文化方面的素材少之又少。其思想基点也仅停留在宣传,普及一般科学知识的层面上,科学文化宣传的力度远远低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当今封建文化和迷信行为还有发展的趋势也是国民科学素养水平低的一个表现,这也说明了我国社会还缺乏科学的文化氛围。以上的种种原因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加速发展。
4 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建议
(1)提高13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人们谈到科学文化素质就认为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公民的文化素质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种想法对吗?据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是不对称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文化素质是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提高的。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当今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竟热衷于迷信愚昧活动,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也跟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有关,同样的有人认为科学文化素质会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自动提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人们所具有的一定或较高的文化程度乃至专业技术水平与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是不能自动划等号的。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为邪教邪说的痴迷者,就是很好的例证。从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应把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到日程方案里,加大培养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力度。
(2)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教育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知识,提高公民的素质。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和人才支撑。
(3)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需要的文化氛围。
广泛的利用社会宣传,新闻宣传,网上宣传,手机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深入宣传创建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让科学文化大众化,更接近人民群众。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科学文化带来的新变化和利益,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创建科学文化的活动中来。
(4) 让科学文化走出象牙塔顺应中国社会文化产业发展潮流。
为发展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战线也将密切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2002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第一本代表国家水准的文化发展蓝皮书对文化产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告诉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要不断的从社会文化中吸取营养的,它们两者是相互借鉴和渗透的。将科学文化融入顺应到中国文化是未来文化发展是主要趋势。
(5) 进一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它不仅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更为深刻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由于目前科学文化的传播还不是很完善,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也是急需科学文化来支持的,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实施力度。即通过宏杨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推广与应用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理论,传授科学方法和实用技术,宣传科技精英人物、推动科研活动机制对整个社会机制的促进,评价当前科学技术,尤其是前沿科学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等方面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通过加大普及力度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邹海林,徐建培.科学技术史概论[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5.
[2]黄顺基.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美)阿伽西.邬晓燕,科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