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2 06:13:20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心得体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立于我国由大向强新的历史方位，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体现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贯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升华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点亮了强国复兴的“思想灯塔”,成为新时代具有开创意义的开篇巨作，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创新特色、最具时代价值、最具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学习体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展开，体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主题和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两个最核心的概念。而对这两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此外还有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提了两个有关“中国”的概念，一个是“中国话语”，一个是“中国方案”，我觉得这样更有整体性，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方面为党的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本质特征、独特优势等作出了深刻回答;对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成为这一思想的重要支柱。一是新时代观。新时代观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时代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二是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追求中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中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三是新党建论。主要体现在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致力于长期执政，进而开创根本区别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都是新党建论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四是新全球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重大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第三个阶段”，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著作，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片断和论述。2008年是这部伟大手稿产生150周年，学习和重温手稿中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可以指导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时代的基本特征。
一、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超越了历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又会被超越。他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3]所以，马克思在手稿里特别论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式的论述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由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论人类最初的迁移时代还是终于定居下来，像古代东方亚细亚自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都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4]单个人的财产是无法同共同体的财产分开来的，个人仅仅是公共财产的占有者。共同占有土地成为原始时代或人类社会上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如同罗马、希腊和犹太人那样以城市作为农民即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属于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也在于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由家庭组成的公社组织，公社财产即公有地，是和私有财产分开来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了保卫公社财产，同时也为了保卫公社成员自己的耕地，由许多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像中世纪的日耳曼那样以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为特征，是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在这一发展形式中，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公共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所以，事实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
马克思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5]马克思以罗马为例，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对殖民地的征服，等等，都在破坏原有的和传统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旧共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存会转向对立面”。[6]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然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各种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动新形式逐渐取代旧形式。例如，因为人口增长引起向外扩张和征服殖民而产生奴隶，而奴隶的出现则改变了共同体的原来的社会结构，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与奴隶主，等等。再比如，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都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都会破坏共同体旧有的经济条件。马克思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变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7]
马克思从人类劳动条件方面对历史进行考察，人们最初是在自然形成的基础上从事劳动，后来，这个基础被扬弃，原有的基础逐渐转变成为对于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人群的过于狭隘的基础，经济形式就将发生变化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8]
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仍然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变化为主线，论述自然形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必须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自由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即没有个人财产，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劳动者也摆脱了自然的和宗法的依附关系，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有出卖自己的劳动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资本，不是以追求使用价值而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就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来说，第一，是历史上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已经不能自然地以土地为劳动条件来谋生。第二，劳动者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的那种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手工劳动者那样使用自己的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第三，劳动者没有生活资料的储备。劳动者已经不能像历史上土地所有者在生产前就储备了新的一个生产周期的生活消费品，城市中行会师傅也具备了自己和徒弟的生活资料。第四，劳动者的依附关系的解体。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劳动者属于自由人，可以自己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工人得到的是货币，资本家得到的是对工人的某一种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工人得到的货币是补偿和保持其天天都需要的生命力，这是需要每天都必须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才能维持的一种活动。资本家得到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可以合法地支配工人从事某种生产劳动，而且能够支配其生产出补偿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同等价值和这个价值以外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假使只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也没有支付。使它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及一定量的价值。因此，价值之所以得到增加，只是因为获得或者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不会起源于流通，他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它维持生命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者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造就大工业，逐渐把全部农村纳入到不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中。资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理解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曾经向恩格斯解释说：“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9]传统时代地产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转化、农民向雇佣劳动者转化，社会最后变成仅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在一个国家站稳脚跟后，其无限扩张的本能和冲动必然要求向国外发展。世界贸易是资本的世界市场。资本向国外发展和建立世界市场，同时也把固有的矛盾和危机带到海外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在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社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种生产和交换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比它更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一切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的目的都是要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的限制。马克思接着说：“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0]
马克思科学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1]
三、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
在马克思的时代，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多如牛毛。这些社会主义都会拿出许多改良社会的方案，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是，从不设想未来是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接受并共同遵守的一份宝贵遗产。黑格尔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神才知道彼岸的东西在哪里，或者可以说（其实我们都能说出），这种彼岸的东西就是在片面的空虚的推论那种错误里面。”[12]为了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主义。
但是，马克思一生的斗争和追求，可以说就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对未来的认识问题上，不是预料和推测，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科学批判。1843年，刚刚投入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就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3]马克思逝世后，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要求为其准备创办的《新纪元》杂志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14]恩格斯摘抄的这段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过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细节。马克思为了不引起误会，在其著作中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时，即使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经过反复推敲的严肃著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极为模糊的语言以表述其逻辑关系。个别情况下，马克思会使用“联合体”或“共同体”[1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用过“自由人联合体”[17]。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争取政权的斗争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才把马克思的有关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思想统称之为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和发展概括为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次出现的三个阶段，并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8]来概括社会主义。手稿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个人、共同劳动和自由个性，则是理解社会主义的几个关键词。下面介绍比较集中阐述的一些段落。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许多相关的论述都属于文献史上第一次出现，有的甚至于是马克思唯一的一次论述，笔者尽可能使用马克思的语言。另外，文稿属于手稿性质，主要是记录作者的思想过程，难免凌乱和重复。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成的一种经济关系，当这一经济关系还没有产生和没有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说，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9]社会主义需要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点以后，“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20]。
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蒲鲁东要资本、不要资本家，幻想保留交换制度却消灭货币的荒谬性时指出，“在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为前提”。[21]马克思接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已建立在全面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2]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交往的普遍性和世界市场，都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都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3]
马克思批判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包括资本前在内的那些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共同的局限是，资本决不能全部被使用，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马克思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限制，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前的那些已经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但是这些限制并不是生产本身的规律。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24]
与资本的生产不同的是，共同劳动一开始就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资本生产是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以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和市场等等为媒介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共同性生产是基础和前提，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或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构成一般生产的环节。马克思说：“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它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25]
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进步也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社会劳动量，劳动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劳动，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自觉和强制性的动力。科学巨大发展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26]“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7]
四、结束语
第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手稿中有不少关于未来社会的语句和段落，但是，没有一条是马克思特意论述未来社会的。这些论述，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而得出的结论或观点，都是为剖析资本主义或者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服务的。
第二，马克思一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特征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未对这个问题给予过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并不是系统的、逻辑的和连贯的。而且，马克思讲述这些论点的目的主要地还不是为了传达有关“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社会主义的信息和认识，而是为了更透彻地理解和分析资本的特征与本质。所以，即使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当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的规定，其中仍然缺乏前提和环节方面的许多条件。所以，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上来把握。
第三，马克思以考察劳动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关系为主要依据，把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原始人类以自然占有土地等自然条件和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氏族或部落开始，发展到像日耳曼那样以家庭和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都属于人类利用和适应自然条件为特征的历史。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不可逆转的发展，从第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内部生长出以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这就是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与人类最初完全依赖于自然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中以物（经过人的劳动创造的）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统统称之为第三阶段。
第四，马克思特别地强调和多次论述了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为第三阶段创造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生长着否定它的因素，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不是别的，是资本内部生长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全面的交往关系、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人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条件如具有现代意识的观念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等等。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但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和生产阶段所具有的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这种趋势既是资本所具有的，又是与资本的本性对立和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较高的层次并最终导致其解体。由于新阶段的社会因素生长于资本内部，所以，这一解体过程和解体条件也是自然发生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也用“地雷”、“炸毁”、“暴力”等词汇，却又说“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第五，马克思通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形成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8]的研究顺序。这是研究的理论逻辑，也是资本发展的历史逻辑。资本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取得胜利仅仅是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本来就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之中。资本用自身的历史证明了它的崇高。资本一直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方面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以实现其固有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资本的伟大文明已经超越了人类以前所表现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要求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冲破国家的界碑，扩展到全世界，使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同时也把资本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也扩展到全世界。那时，才是资本的总危机和资本的解体，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资本在其早期阶段，最先在欧洲一些国家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了寻找世界市场的历史。但是，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仅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时期没有结束，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结束。目前，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还没有形成，全球化的趋势仍在行进的状态中。
第六，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不仅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全面交往的社会关系为前提，而且是以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在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和自由个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由资本关系发育和形成的，“隐蔽地存在”并不断地成长着的。当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100年前的俄罗斯和50年前东欧国家，都还属于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家，不用说绝大多数国民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就是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也尚未形成。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的剧变，远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但是，即使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苏东国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期内培育和生长了许多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物质与精神条件。
第七，马克思揭示的社会主义和有关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是从人类大历史的视角提出来的。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人类已经有了几十万年的历史，仅有据可考的文明史也有数万年。马克思把这样长的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马克思在世时历史也仅处于第二个阶段。所以，这样的历史时期不是以20、30年为单位计量的，甚至于也不以100、200年为单位进行计量，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概念。我们还处在资本改造旧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继续成长和社会主义因素发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成分迅速成长和资本主义为自己的解体培育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时代。
历史正在实践马克思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关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J].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
[2]马丁尼古拉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黑格尔的关系[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
[3]A科甘.〈资本论〉的初稿——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的出版（摘译）[J].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
[4]王锡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珍贵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简介[J].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117).
[5]梁中堂.马克思主义和现时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6]刘永佶，梁中堂.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内在和客观规律的要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5）.
注释：
[1][17]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2、11.
[2][3][4][5][6][7][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104，458，472，485，494，494，497.
[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A].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31.
[10][11][18][19][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上):393，287，104，106，119，221，218-219.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
[13]马克思.“德法年鉴”的书信[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16.
[14]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9）：189.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73.
[16]联合体、共同体，是马克思时代被广泛运用的两个词汇。马克思就常用它们泛称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或公社.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这就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绝不可能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生，更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生——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仅仅看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没有看到“不均衡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会出现卢森堡所说的“过度积累”，它才促发了不发达地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而使得那些地区成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火药桶。 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人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然后，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的，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于是，列宁指出：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所要追求的“当务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和“支持民族自决权”。 列宁说，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普遍”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根据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 实际上，今天的情况不也是差不多的吗？难道在英法、特别是美国与德国、俄国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吗？这种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能源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不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国家的反对派，用他们来镇压那些国家的人民，并以此来控制石油资源吗？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吗？如果美元不与石油和大炮相联系，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傻瓜会蠢到去积累这些废纸吗？而美元可以转化为石油和大炮——这不就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吗？这种转化，难道不就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一般逻辑吗？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绝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级帝国主义”，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按照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运动规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划分为针锋相对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表现为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正是这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导致了世界大战。思想“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从那时起，不但出现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相对抗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 随着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暧昧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但是，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剥夺和外部、排除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为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地区的现代—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地区的现代—工业化则随着1980年代“万隆”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这已成为世界共识。（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和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和“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的悲惨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因此，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旧的传统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审视 社会主义运动史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职业院校世界历史教学，应不失为一种教学思路，尤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教学中更有借鉴之处。本文就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讲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做些有益的探索。
1 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宏观把握，系统考察，分段理解，认识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一波三折，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世界历史教学，审视、梳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以科学发展观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会提供一种更崭新的思路。
2 用科学发展观梳理社会主义运动史
2.1 阶段科学划分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世界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期间，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阶段，是从1848年到1917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主要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科学到实践的飞跃，主要任务是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飞跃，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2 宏观审视与梳理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特别是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而且又是一个国家单独举行革命，巨大的历史飞跃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由此引起的争论贯穿于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毅然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继续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构想，其实质在于探索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2]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未能在俄国结出应有的果实。
第二阶段，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次转变的结果，是建立起了斯大林模式，即后来持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大到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相同，但其基本框架则是一致的，都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等。
第三阶段，随着剧变，国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甚至低谷，经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之后，社会主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缓缓回升结束了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新思路、新方略。这些新思路、新方略，既承载着浓浓的历史厚重感，也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新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复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不垮”、“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3]“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4]我们应当站在这种政治高度，来看待与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目前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世界有目共睹，其发展成果越来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认可、接受，甚至学习。
3 展望未来，教育学生坚定信念
由此观之，近一百六十年来，一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从总体与发展趋势上看，虽跌宕起伏，但仍在曲折中前进。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梳理这段历史，进行教学。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把好钥匙，更具有指导作用。它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思路，以人为本的理念教育学生，使广大学生不仅能掌握历史知识与能力，更要展望未来，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形成科学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目前的低谷――调整――局部复兴，必将走向伟大的复兴，直到最后的胜利。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推动高职院校历史教学与改革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14.
[2]李红庆.世界近现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05重印），168.
[3]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 中国大有希望[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320-321.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运动与运行规律，指示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光辉历程，我们发现：对于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市场规律、市场法则、市场要素的认识发展历程。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发展，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的产生与丰富离不开实践的发展；同时，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同时，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为历史潮流的引领者，为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初步奠定基础
如何科学看待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逐渐转变为全国执政，在对待市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历史的、客观的审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看到同市场关联的私有制经济的两面性。依循这一理论，建国初期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但对市场经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对市场机制持谨慎允许态度。其间，形势发展要求对市场经济采取过相对缓和的战略策略，但仍然不免将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吃人”的邪恶面相联系。这种总体认识，同中共中央那一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特别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苏两国政治和军事同盟地位巩固之后，仿照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中问题的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中国刚刚建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泛起了“涟漪”。 一方面，我们突出国家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力和掌控力；另一方面，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价值法则对经济发展有着无形的影响。两种力量在“共存”中“交锋”。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排斥市场手段从而单一依赖计划手段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农业方面，“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使有些农户变相破坏生产工具；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例如，北京有四五十万辆自行车，修理自行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很方便。后来……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老百姓很不方便”；在民族工商业方面，“北京有名的老字号‘全聚德’烤鸭，由于合营后轻易改变原料供货渠道和制作方法，品牌效益比过去降低了”[1]340-356。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面世为标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主要指向。《论十大关系》著作本身，并未直接涉及更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其中经济思想和理论，则从经济哲学层面阐述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道路问题。此文主要阐述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对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思路。在分析经济领域诸多矛盾关系过程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理论逻辑问题，阐述了解决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方法论问题，阐述了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推动主要矛盾的思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具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统筹兼顾思想和辩证统一思想，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虽然并未动摇刚刚依据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及其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但是，不可否认，在斯大林迷信破除后，在社会主义各国探索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道路的氛围下，毛泽东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具有思想引领意义。
在毛泽东倡导的“探索中国特色道路”的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重要十年（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同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反思苏联模式，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致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性，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受此影响，作为党内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大胆破除党内以往对斯大林经济理论模式的过度依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当然，由于历史固有的局限性，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运用市场机制方式和道路上继续深入发展，但这种开创新路的大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生长点”。
比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一点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思想。1958年后的大跃进时期，针对如何走出中国经济困境，在中共中央高层和思想理论界，曾产生过关于“是否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争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有关“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价值规律”的思潮提出批评，并指出“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进而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由此主张“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2]。
又比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当时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很多农民对此采取了对生产的粮食“瞒产私分”，拒绝缴纳相应比例的“征粮”，以此方式加以对抗；更有甚者，为了缓解当时的生活困难状况，有的农民直接到农村粮库“抢粮”。为缓和诸如此类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建议“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理论观点。
再比如，毛泽东曾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很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3]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印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可能做到完全排斥非市场因素而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后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借鉴。
另外，在分配制度方面，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利益兼顾、按劳分配等思想；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的管理方面，毛泽东主张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科学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思想，等等。
纵观毛泽东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相关论述，有很多“真理颗粒”，但遗憾的是这些“真理颗粒”并未继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56-1966年的十年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与中国发展的实际和理论的背离。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地针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自我纠正，有失败的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经验。针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反，1966-1976年的十年间，毛泽东经济思想被“左”倾错误思潮淹没。自由市场、按劳分配、商品经济等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诸多要素，在“集体非理性”的宣传氛围和盲目实践中，被当做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灰暗事物――并遭到批判。毛泽东晚年经济理论中“真理颗粒”的光彩，也被其晚年错误思想理论的阴霾所遮蔽。应当说，在毛泽东领导下集全党智慧孕育生成的思想理论生长点，相应表述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些“真理颗粒”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思想养料，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中弥足珍贵的“源头活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成熟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的艰难探索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又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中模式，面临国内国际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如何认识市场机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始终是中共中央不可回避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展主题；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重点。中共中央立足、因应执政方位的历史变化，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活问题作为党的工作重要内容，并试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过去长期以来人们对外资的恐惧思想，突破将外资同资本主义罪恶无限联系的“左”的思想，提出“要积极引进外资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理论观点。由此，“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1]1002。这种思想理论认识，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要素不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思想理论禁区，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社会环境。这场实践和论争，促进了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工作者关于商品经济、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极力倡导的的“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果断地提出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交互作用中，重新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探索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论基础。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次会议涉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制定经济战略设想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制等相关问题时，开始突破原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渐将过去被长期排斥的私有制经济形式，如劳动者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农村改革成为市场要素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且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的较早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这一探索的典型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承包合同履行的监督，公共设施的统一安排、使用和调度，土地调整和分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政策从1979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行，对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为保障此轮改革中农民土地经营权，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两个法律法规，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法制保障。加之这一时期，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的鼓励和引导，使得在农村区域依靠市场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产生广泛影响，农民的市场意识伴随收入增长而增强。
这种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农村向城镇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领域产生着变革性影响：在经济领域，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政治领域，人民公社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各级乡镇党委、政府机构的设立和各级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在社会领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种交易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在区域、产业之间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宽泛；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等不断增强。这种影响，使得基层民众自觉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革。与此同步，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逐渐铺开。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作出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相伴启动。
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随着实践和理论发展呈现出“轮廓”到“细节”到“系统”的进化描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从理论上开始确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对生产、流通的调节作用，并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界定了商品经济，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判断。这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创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对此，邓小平后来高度评价该《决定》的历史地位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又将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加以检验、运用、发展。特别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改革开放理论进行系统提炼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构了较为成熟的框架。这一思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性质的界定上，认为市场经济不独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独属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都可以作为调节手段同时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第二，在对商品经济形式的理解上，认为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因此商品经济的形式不会背离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要鼓励其不断发展。第三，在对价值规律的把握上，认为我们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要求相结合，积极探索利用价值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和途径，并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在关于上述市场机制、市场要素、市场法则姓“资”还是姓“社” 判断上，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这些系统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动荡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为核心内容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在十四大上作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之后，以调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和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达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多方共识。这些思想理论的继续拓展，使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市场要素理论逐步丰富。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需要遵循价值规律所要求的供求关系、价格杠杆、竞争机制；需要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经济领域和环节中去，给基层经济单位传导市场信号，使企业回归主流经济，运用市场对经济信号反映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协同协调。当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也进而认识到：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发展也不科学，也需要同时发挥长期坚持的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以此调和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理论的演进顺应实践的要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之前探索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一步总结提炼，勾画出更加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蓝图。正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前提，既致力于推动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又致力于运用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了理论丰富和实践发展。
走进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方位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各种市场要素的快速流动，“四个多样化”特征――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中共执政历史坐标的重要内容。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成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体现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改革方向，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体制创新；既坚持以人为本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力作用，为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既坚持通盘考量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又坚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改革；既坚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又协调好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合法诉求；既坚持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立场和总体方向，重点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回答，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更加灵活、更加充分，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致力创新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三年半时间，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倡导问题意识、底线思维，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一些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这样的表述迅速引起世界范围的深度解读。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的主流趋势和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因为中国市场和经济脉动会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都不可或缺。随着中国制造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是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国内外学者运用各自话语体系所确立的相应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结论是截然不同。2005年，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标准还有很大差距；2006年，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7]。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没有及时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认同，固然有很多国际政治因素，但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思想理论认识也存在一定关联。
毋容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凭借制度优势、改革红利、人口资源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创新、机制模式，皆为世人无法小觑。尤其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的影响权重日益提升，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扩大了认知和认同。在此历史节点，以中共中央全会形式，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作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理论指引，不仅符合中国党情、国情、世情，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代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还是以民为本的道德经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互统一和协调推进的改革，还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先导、创新引领”的改革。这些既“集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8]，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新经济、新常态、新动能的高度融合。注意到这些背景与趋势的格局之 “变”，自然就要注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之“变”。根据这种变化，可以从中循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第一，全新定位市场作用，由原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9]76。之前，基于大国经济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考虑，才出现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加以辅助，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认识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大国执政党理性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统筹兼顾的战略安排中，积极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双重作用。市场作用代表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政府调控代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如何有效发挥二者作用，既能发挥自由市场活力和政府调控稳健，又避免市场盲目和调控滞后的局限性，是各国执政党和理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交接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一直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有所侧重。认为，“只要市场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10]。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77。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同时，围绕劳动、资本和效率三因素，在理论上作出“供给侧”的创新性概括；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政策上作出系列前瞻性安排。最显著特征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上，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举措体现出大国执政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建立完备现代市场体系的最大关联性和最大通约性，任何一方“失调”都将导致“失序”。只有科学做好顶层设计，把政府“有形手”的作用定位合理、发挥正常，以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同时，也只有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无形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从而使“两只手”作用发挥配合得当。值得肯定的是，“两只手”的观念已成为目前的发展共识和经济常识。
第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在经济体制和机制改革转型中，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仍处于趋向健全与成熟的阶段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凸显的情形，如何树立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以推动中国市场改革步伐，本身也是巩固大国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9]77。2016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这是首次提出的论断，从中可以看出发挥好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深化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愈加深入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方面，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又一实证。这也充分表明，“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9]86。
第四，因应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强调推进依法治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蕴含着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指导。“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9]77。简言之，就是要“简除烦疴，禁察非法”，对该管的事和该放的权加以厘清，进而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第一次把“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相提并论，统一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诠释了“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的最新论断。第一次提出“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落脚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体现了法治自身的规律性和能动性；第一次提出“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落脚在“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体现了法治对于发展“可靠保障”的制度化、常态化；第一次围绕“发展”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体现“改革、发展、法治”新的辩证统一，使“稳定”这一侧重主观的意愿转化为侧重客观的“法治”的方式，隐含“中国理论”的创新和“中国制度”的实践。“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深化和丰富了三中四中全会的“姊妹”关系和“动力”机制。这些思想观点，也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协同推进，有利于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独特的中国制度优势。
第五，立足大国执政、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遵循现代政党建设规律、发挥总揽全局领导核心作用，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定位执政党历史方位，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表现，也符合现代政党制度特别是大党执政和大国执政的内在要求，关系执政合法性来源的实践基础和执政形象、执政效能、执政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同全面从严治党互促共进，是新时期“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集中统一”和“生动活泼”两个方面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中国社会各阶层，既要积极贯彻落实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同时又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号召下，积极助力中国共产党 “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此凝聚共识，协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很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尤其是把握经济建设中的新形势、新问题，科学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全面实现。
[摘 要]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国民党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国民党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 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国民党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国民党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蒋介石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蒋介石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国民党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国民党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蒋介石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国民党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蒋介石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蒋介石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国民党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国民党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国民党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静如.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章有义. 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J]，中国农史,1991(2).
[3]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5]王亚南文集[M],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科学出版社,1955.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2辑，三联书店，1957.
[9]毛泽东文集[M],第1卷,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内容摘要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制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过渡时期社会的某些理论，以及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历史传承，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面对的现实，存在很大差距。此外，进入20世纪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客观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从根本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原生性需要。
关键词 逻辑推理 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改革 原生性需要
作 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起源和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所以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各种国体的国家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又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国体的国家。因此，它比之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更加需要改革。苏联74年历史表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之，不仅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而且祸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生性需要
从苏联的74年历史来看，无论国家的巩固，还是社会的发展，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生性需要。
首先，从理论源头上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赋予世界上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指出国家从本源上说既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又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历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国家的设想，既有科学的预见，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种理想主义成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也就不再需要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作“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于之所以这样称谓，马克思恩格斯解释说：“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并不能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立刻消亡。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即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革命的基本目标，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夕，关于新国家的设想，列宁曾说：“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称“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为“半国家”“消亡中的国家”“非政治国家”。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列宁认为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国家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组织。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了严峻的现实。实际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击碎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暴力成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加强了，“红色恐怖”所扩及的面甚至越来越广。此外，国家一点也没有简单化，而是越来越复杂，国家机构叠床架屋。更让列宁意想不到的是，苏维埃国家也远不是“廉价政府”。马克思称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家机器，是长在法国社会身上的可怕的“寄生赘瘤”。列宁以他特有的犀利目光，也看到苏联国家的这种发展趋势。1923年1月，已重病缠身的列宁，不无忧愤地说：“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说到苏联国家机关的现状时，用了“糟糕透顶”四字，并且一再提到必须“改革”。但是由于健康以及某些其他因素，列宁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却无能为力了。列宁无奈地把改革的重任留给后继者。
其次，列宁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板，筹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公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这就使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建立后，改革就成为国家得以巩固和逐步完善的起点。
马克思曾经饱含热情地颂扬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措施。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由于取消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项最大的开支项目，而成为廉价政府等。因此，马克思给予了这样的肯定：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而历史的实际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再者，这72天基本上是在内战的环境中度过的，局势根本没有给公社留出推行这些措施和检验这些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应当怎样修正的时间。此外，更应当看到，公社所颁布的那些法令和采取的措施，是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的历史时代，领导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凭着工人的朴素阶级本能，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朦胧憧憬，所做出的情感性选择。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结，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只能就历史时代谈历史。所以，马克思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本身就是历史和时代的一种认识。
1917年8～9月，列宁所写的《国家与革命》既作为夺取政权的理论指导，也是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新国家的蓝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3章中，专门谈“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其中第2节，集中地谈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的结论是：“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可见列宁是以公社为模板，构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称苏维埃国家是“巴黎公社型国家”。列宁以巴黎公社为模板来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给苏联国家带来的时代性缺陷。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几乎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列宁创建苏联国家，也是边建、边改，在建中改、改中建的。
此外，马克思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最初尝试，还给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一个空白点，也是创建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的重大难题，即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领导1871年3月18日巴黎起义和组建公社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虽然有朦胧的社会主义意识，委员中也不乏第一国际的忠诚会员，但是它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组织。3月28日公社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公社的代表。关于公社委员，恩格斯说他们“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这样，作为立法和行政统一的政权机关的公社，由于从成立到失败，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存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就从未涉及政党和政权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空白点。通过1905年俄国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已确定将苏维埃作为未来俄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但是，即使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也未涉及即将成为现实的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其名称为人民委员会。由于苏维埃国家政权是布尔什维克党创建的，毫无疑问，国家政权当然由党绝对领导。这样，列宁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党政关系上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集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实行党即国家的党国一体政治体制。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在党的领导权与国家的立法权，以及与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方面的关系，都是新国家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恰当性与艺术性，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苏联之所以74年而终，与没有解决好这些大问题，也有很大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和社会的某些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改革，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这些理论中，有重大影响的是：
其一，实行“两个彻底决裂”。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家遵循的基本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白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先说关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问题。《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当然是-月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成熟后的过渡或者称作“转变”的自然过程，根本毋需“革命”。所以，问题的症结是：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建立后，就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然，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是就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即到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来说的。那个时候，阶级已经没有了，国家也自然地消亡了，“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当然是统统不存在了。可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起，到达这个境界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里，怎样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呢？再说，笼统地称“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也太模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就农村的所有制关系来说，有农奴制的残余、大小不等的地主庄园经济、富农经济、农村公社残余，还有巾农、贫农、雇农等大大小小的个体所有制关系。即使是城市的所有制关系，也非常复杂多样。在过渡时期里，怎么可能同这些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呢？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建立后，列宁曾经试图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结果是几乎让社会主义苏联国家陷于灭顶之灾。斯大林以行政命令推行过，结果是给苏联人民带来灾难。实践表明，对各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在漫长而又漫长的过渡时期里，在不同的阶段，都要区别对待。对于这些复杂、多样的传统所有制关系，有的不仅不能“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甚至还要加以利用，乃至必须发展。
再说关于“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问题。
实际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传统观念，都是在千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淀起来的。优秀的传统观念是历史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文明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当然，传统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观念一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渗入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血脉，筑成共同的灵魂栖息地；另一方面，传统观念本身也在除旧布新。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传统观念，不应当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是应当既有否定，也有继承。硬要用行政手段“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是非常有害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苏联74年历史中，在贯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方面，关于怎样对待宗教信仰问题，是深刻的教训之一。
马克思曾经把宗教比做“精神鸦片烟”。宗教在麻痹人民的思想，阻碍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压迫的斗争方面，确实起过很大的消极作用。而且，在欧洲历史上，教会往往还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机构之一。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禁止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禁止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禁止教会参与国民教育事业。法令还规定：教会占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必须收归国有；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白由。
苏维埃政府颁布这一法令，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贯彻这一法令中，却贯穿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就是通过暴力和种种行政手段，搜查和没收寺院、修道院的一切生活资料，以及包括法器、祭祀器等在内的一切财物，并将神职人员扫地出门，有的还将寺院改建成监狱。以后，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基本取向是消灭之，硬性推行无神论。俄国是宗教意识极浓烈的国家，东正教是历史形成的、俄国国民性的体现之一。现实情况是，可以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可能在俄国社会消灭宗教；硬要反其道而行之，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苏联历史止步于74年的教训之一。
宗教信仰问题是如此，其他的传统观念也不例外。苏联剧变的因素之一，就是在它存在的历史时段里，始终没有形成既承接俄罗斯的优秀传统，又适合俄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观念。74年时光，就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就日月轮转来说，毕竟也是很长的时段。苏联74年历史、八任领袖，除列宁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只会教条式地背诵“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在如何继承俄罗斯优秀的传统，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始终碌碌无为。1970年代，苏联社会的新一代人丧失理想信念，陷入意识形态迷茫，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悲剧终结的因素之一。
其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
如果说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理论，曾经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话，那么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则是长期的窒息性折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在谈到消费资料的分配时，马克思又说：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这是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明确论述。这段论述表明，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将是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或者至少是处于消失中的“三无社会”。马克思的这一构想，使得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否定价值规律，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掠夺农民视作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把指令性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产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经济生活形态去追求。且不说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农业全盘集体化，推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等，即使到1952年10月9日，当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联共（布）“”的报告中仍旧表示，苏联将努力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以共产主义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取而代之。米高扬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中，长期分管经济工作。他的认识和主张，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联共（布）中央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把这种理论扩大到国际市场的范围内，提出世界已形成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论说。而世界的现实是：“两个阵营”是存在的；至于“两个平行市场”，只不过是斯大林用行政命令圈起来的经济壁垒，从来就不存在“两个平行市场”。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概括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不是面对现实，而是仍然立足于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货币的观点，从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出发的臆断。
斯大林逝世后，有的苏联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那种人为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分为商品生产和非商品生产的观点。1962年9月，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润也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总尺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理论（包括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提出颠覆性挑战。一石激起千重浪。关于“利别尔曼计划”的大讨论，成了苏联建国以来经济学界真正的春天。可是，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关于利别尔曼计划的讨论，也无声无息了。可是，现实的世界是：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不是苏共中央的闭目塞听所能改变的。迫于现实社会的巨大压力，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想在苏联社会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经济的某些刺激因素，激活苏联社会经济。但是，即使在新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消停过。1970年代初，新经济体制改革又被实施“安乐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急剧升温，“利别尔曼学说”的几个积极支持者，像利西奇金、比尔曼等人，都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苏共中央的骨子里，始终装着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货币的朦胧追求。苏联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原路上去，社会经济走进停滞的死胡同。
其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天然民主，使得社会主义苏联国家在治国方针上，摆不正“权”与“法”的关系， ‘长期以“权”抑“法”，甚至以“权”代“法”。
马克思恩格斯从民主的阶级性出发，认为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而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被剥削劳动大众成了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是由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和考茨基的论战中，更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列宁还进一步无限放大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还借此再前进一步，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实际上，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就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联国家所确立的苏维埃民主制，也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来体现，以不断健全的法制来逐步完善。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是“天然民主”的理论，从逻辑推断上说是合理的，但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的实际执行中，却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观点，使得苏联国家无度地使用“红色恐怖”。这种观点的严重后果是以后一直在阻碍苏联的法制建设，为以后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埋下祸根。斯大林当政时期的“大清洗”，不断制造离奇的“案件”，以及其他一系列破坏法制的行为，让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蒙羞。
自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人类几千年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律是公共权力的载体，也是公共权力的体现。法律当然有阶级性，但是也不能因为有阶级性而否认法律的公共性。法律的阶级性和公共性是矛盾的辩证统一，即统一于维持社会的一定秩序。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还表明，法律的阶级性和公共性这一对矛盾的辩证统一，也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公共性在矛盾统一体中的权重，是有所变化的。苏联之所以只存在了74年这一历史事实，其中也有社会主义苏联国家没有摆正“权”与“法”的关系的教训。
2014年10月20～2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014年是十月革命胜利97周年。从十月革命，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经过了97年，才由中国共产党以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澄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观念，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国策。当然，践行依法治国，完善依宪治国，仍然是长期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史上，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的上述三大理论，实际上都是从逻辑推理出发的。在科学发展史上，理论创造不仅不排斥逻辑推理，甚至需要逻辑推理来为理论创造导航。但是，用逻辑推理演绎出的理论，毕竟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检验，并在实践中纠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不例外。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创造固然伟大，但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家们，既要认准共产主义的目标不动摇，又要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为复杂而艰辛。苏联74年历史显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自然应由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负责。相反，历史也恰好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生性需要。客观拦界的变化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必须不断改革，除了原生性需要之外，同时缘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变化，工人阶级更已今非昔比。
德国是这方面变化的典型与代表。20世纪初，德国作为后起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狂热追求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国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投降。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1919年2月，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帝制，通过宪法，德国成为共和国。关于劳资关系，《魏玛宪法》第165条规定：“工人、职员，有资格与责任，平等地与企业家一起，参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规范，以及（推动）生产力的整体经济发展。工人与职员通过合法的企业工人代表会，以及按照经济区域成立起来的地区工人代表会和中央工人代表会，保障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实施的《企业代表会法》，具体地确认了工人、职员、企业家三方，在企业内部的经济共决权。《企业代表会法》产生于德国，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很快被西欧国家普遍采纳。可以说，德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企业内部经济共决”这一政治运作模式。
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纳粹党把德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德国法西斯战败、无条件投降后，德国经历了被分区占领、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漫长道路后，又重归统一。在这期间，联邦德国是欧洲区域联盟、区域联盟国互补共赢的倡导国和积极推行国之一。联邦德国倡导的主张和国际关系模式，已被当代世界接受，作为处置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与此相联系，联邦德国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几乎被世人公认是当代社会理性、文明的体现。20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德国相比，简直判若两个国家。
与社会整体的变化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也有所进步，法制也有所完善。马克思、列宁一再揭露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是残缺不全的、虚伪的、只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事情了。
其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新挑战，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改革。
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无论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人的观念的改变，都是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完成，世界已日益变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村”。各种问题都更具有全球性，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去面对。经过二三个世纪发育的世界市场，信息网络时代的开启，国际大市场整体性的日益显示，所有这些，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形成新挑战。
再次，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的现实，更需要社会主义国家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不断改革、进取。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熟悉的是西欧社会。据此，他们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全世界、至少是在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同时胜利，人类社会将会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念中，压根儿就没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的意识。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也曾经期望、并力图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一国首先胜利，引发世界革命高潮，实现社会主义在多国的胜利。可是，这种期望和努力，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世界进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的独特时期。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现实的长期性和严峻性，都应有足够的估计。
对这个独特时期的长期性估计，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问题。
总体来说，苏联领导高层，特别是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指日可待的。而斯大林所指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处和竞赛中落败，而是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由战争之类的突发性事件而引发革命。加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汇成革命洪流，以暴力推翻之。斯大林把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定位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可是，20世纪历史的实际是，除了俄国十月革命，再也没有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宗主国，都成历史概念，而资本主义世界各殖民宗主国，都平稳地化解了由此而发生的变化。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虽然也一再发生不同程度的危机，但是危机和新的发展，总是相依相存。20世纪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既有衰朽的一面；也有自我调节，激发新的生长点的一面。
对这个独特时期的严峻性的估计，是社会主义国家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认识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新生事物。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比起早它存在了300来年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恐怕只能称作“毛孩子”。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年轻”，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完善。苏联在它存在的74年里，既没有如实地认识资本主义，更没有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斯大林过分地渲染苏联国家工业化的“辉煌”，不切实际地炫耀赶超式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奢谈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历史意义”。勃列日涅夫更以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自我陶醉。苏共一贯对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对发生的严重问题，运用行政手段，文过饰非。苏联之所以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和竞赛中落败，对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也是一大重要原因。
虽然无法估计这个新的、独特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时期，究竟会有多长，但是不论怎么说，它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奴隶社会存在了三四千年，封建社会在西欧也存在了1000多年。资本主义制度从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取得胜利至今，还不到400年。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时期，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时期，即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过，他们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的认识，认为“过渡时期”是全世界从社会主义社会共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20世纪世界历史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一国或几国依次建立；那么说不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竞赛时期，或许就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也即“过渡时期”。人类社会的历史或许是：“过渡时期”不是全世界都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通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和竞赛，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也纯属是某种“逻辑推理”，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逻辑推理”，总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改革奋进。
1992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各地时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生存与发展历史的概括，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宏观指引。
参考文献：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293．
[2][4][10][1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9、160、605、594-595.
[3]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79、781-782．
[5][7][8][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303、304、777．
[9]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02．
[12]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84.
论文摘要： 历史 唯物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当作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在客现上要求不断加快技术革新、 科学 进步和 教育 发展，知识经济的来临是必然的。随着生产关系从而整个社会关系的改变，人类将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无形”经济，知识社会是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人本社会。
马克思和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铁器和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工具的最伟大革命，曾造成了生产关系的革命。铁器的发明造就了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的兴起，使人类从采摘和狩猎进入真正的经济生产时代。蒸汽机的发明造就了 工业 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兴起，使人类从手工劳动时代进人机器大工业时代，并使人类开始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电力的运用加快了这一步伐，人类逐渐步入自动化时代。随着 计算 机发明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又迎来了新的生产工具革命。计算机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越来越便利了，知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了。知识创新不断加快，知识对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创新最终将从工业和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知识产业，并对社会生产起主导作用。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也必然要引起全部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类从而将步人知识社会。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类进一步摆脱体力劳动，逐步步人脑力劳动时代。
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知识经济来临的必然性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指出，机器的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究其原因，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工具的革命化为资产阶级带来高额垄断利润，而利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目的。为此，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甚至只把技术进步带来的垄断定性为“资本主义”，他说:“对我来说，在经济领域内，高层次运营的特点就是从一种垄断转向另一种垄断的本领。……你失去了一种垄断?没关系，再掌握另一种垄断便是了!……资本主义的方便之处和它的优越性便是选择的可能性。经济学家熊彼特则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由技术革新驱动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他认为，新产品的发明、现有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必然意味着现有产品和现存工艺技术的贬值;但是那些因此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其实变成配置到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人手中的资源。总之，正是由于工业生产追逐高额利润的需要，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千方百计争夺生产工具的技术优势;而那些技术落后的 企业 将在市场竞争中破产、被吞并，成为“更有效的利用它们的人手中的资源”。当前，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进行的r&d(研究与发展)估计占全球r&d总量的75%—80 % 。事实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工业生产中的竞争越来越剧烈，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在内的一切企业，都必须特别重视机器的改进。
不仅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快技术革新，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同样必须把知识的积累放在第一位。以我国这个新近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例来说。改革开放前是 政治 成份决定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改革开放初期则一度出现了“脑体倒挂”的现象，但今天，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己经和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基本成正相关联。据
其次，人们的生活改善也将主要不是对更多产品的占有，而是产品的“技术的升级”，这为人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依赖”走向自由 发展 提供了条件。人的生理需求总是有限度的，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温饱得到解决以后，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食品，而是要需要更多的关于饮食的知识，了解如何才会使食物更加 科学 地满足人体机能的需要，如何让人们更健康、更长寿。也许还是 计算 机软件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并不需要两个或更多w indows98操作系统，我们只需一个windows xp。复制一个w indows98的价格很低廉，甚至不要钱就能办到，但是，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更多的使用价值。w indows xp却要比windows98方便得多、先进得多。人类生产不了足够的书籍、收音机、电视机、电脑这些物质产品的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将要成为 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像更新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让我们的书籍内容更好，让我们的音响设备、冰箱、空调、住房、汽车、机器人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安全。显然，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首要的是人的自主发展，人的知识利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再次，人们精神上的幸福感受、社会地位感受也将主要不是获得更多的钱财和权势，而是“知识充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系统 哲学 家e·拉兹洛在他的《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涵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等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将他的新著取名为《力量的转移》。到那时候，“知识就是力量”，而且是比金钱和权力更强大的力量。因为，更多、更先进的知识意味着掌握了更多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必需的资源和手段。人们要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要生活地更好，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识—掌握了知识也就掌握了财富。奴隶主和封建主可以强制奴隶和农民劳动，资本家可以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赚取更多的钱财。但是，知识利用和创新能力却紧紧依附于人本身，依赖于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强力和金钱本身并不足以搜取它。没有独裁者能强迫人民发明最先进的武器，没有资本家能迫使员工发明最先进的新技术。可以想象，资本和权力不再成为奴役人们的力量是可能的。人们自身的知识运用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将是决定人的生活状况的根本因素。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将使人类摆脱有形产品的匾乏，甚至普遍出现”生产过剩”，“无形产品”—知识创新，将成为人类生产的主要内容，这就是知识 经济 与农业经济和 工业 经济的本质区别。同时，因为知识生产的本质是发挥人的创造力，所以，与农业经济以土地为本、工业经济以资本为本不同，知识经济以人为本，以人的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能力为本。以人为本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三、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知识社会的曙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历史唯物主义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依据，因为它将导致全部社会关系的变革。知识经济的来临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进人知识社会。
1996年d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报告中，把“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看来，知识和信息是知识经济的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消费对象。那么，可否说信息产业就是代替工业经济、改变生产关系的知识经济呢?不能。马克思指出，“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 现代 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同样，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像机器和牛一样，也只是一种生产力，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只有以应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知识运用和创新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认为“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使世界经济开始进人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本身不会成为改变社会性质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信息技术(it)产业仍然是物质生产，仍然是工业经济。
知识经济比信息产业宽广得多，它包括了一切利用信息所进行的智力创造活动。它不是物质生产，而是科学发现、技术革新、精神生产、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等活动。所以，知识经济是与物质生产相对的“新经济”。美国波斯顿大学的托马斯·h·达文波特教授在《重新确立信息在信息技术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区分了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这种差别，并指出:现在“是到了我们将重点放在信息上，而不是放在技术上的时候了;”“毕竟，在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时，是人赋予了其内容、意义和价值，也正是这些人能够获得好处。在《知识管理只是好的信息管理吗》一文中他又区分了信息和知识，他认为:“当人类对数据进行解释并将它融人特定背景之中后，数据就变成为信息;”“知识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信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没有知识。”也就是说，知识与人的智力活动紧密相关，没有人的智力创作也就没有知识。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知识管理的目的是知识创造和知识运用，否则，知识同信息一样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到底，知识经济是以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利用为内容的“无形”经济，而不是为信息和知识利用提供技术支持的有形物质生产。一旦，“历史上第一次，人类思想成为直接的生产力量，而不仅是生产系统中的决定因素，知识经济时代就真正来临了。所以，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本质区别是其产品的“无形”。
关键词：党史国史；“中国梦”；精神动力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062-04
党史国史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新时代和新阶段。从历史的连续性上说，党史国史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历史的一种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而开辟的历史进程；从历史的变革意义上来说，党史国史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历史的一种转折，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解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衰弱走向复兴。因此，这一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觉醒到不断实现的社会发展过程。党史国史承载“中国梦”、记载“中国梦”，并与“中国梦”的形成与发展史互为依存、互为条件。对此，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1]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学习党史国史在领导干部学习生活和思想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源泉。
一、党史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教科书
党史国史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专门史。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蕴涵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饱含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党史国史是我们党和国家创业、奋斗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新中国，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历史进程既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又富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鲜明历史特征和时代内涵，凝结着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勤劳与智慧，展现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党史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我们党在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确立了思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缔造了新中国，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历史发展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就不可能迎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史也由此与新中国的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贯穿党史国史的一条主线。
国史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探索、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接力探索和科学回答，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决策实施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新跨越。历史发展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党史国史是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一个向导，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及正确地走向未来的一块基石。人类社会总是在认识历史中发展进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2]；相反，则“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忘记自己的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和对“根”的丢弃，是不可能有力量、希望和前途的；相反，以史为鉴，则可以知兴替。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不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相反，注重从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能够成为顺应历史潮流、善于治国安邦的自觉政党。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透视未来的明镜。看历史，就会看到方向、前途和光明。党史国史每发展一步，都是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发明和创造，也都是在深刻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发展和创新，而且越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和关键时期，就越把总结历史经验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先后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发挥了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历史推动作用。善于总结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自我净化、自我纠正错误，并不断开辟未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学习党史国史，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来源。党史国史受内在规律的支配，深刻蕴含和体现着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蕴含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深刻蕴含和体现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丰富内涵与发展趋势。党史国史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学习党史国史，有利于深刻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们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党史国史蕴涵“中国梦”的历史基础与当展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美好憧憬、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必然，并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两种前途命运的较量中，始终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前进方向。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奇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秦统一为多民族国家，汉唐、康乾几多盛世，凡中华儿女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没有选择甘愿受人欺凌、落后挨打，而是自强不息、奋起抗争。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东渐，维新变法以至民主革命，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或客观或主观都有一个合理内核，这就是国家之强、民族之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从这种自强和抗争中逐渐生成和发展的一种民族自觉，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在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发动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觉醒和爱国主义的一次空前高涨。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可以说，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闸门，但没有找到通向复兴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从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和实现道路上推动近代意义上的“振兴中华”向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变。在新文化运动中，于1917年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提出“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复活为绝大之关键”[3]。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思想领域还是社会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的爆发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尽管曾发生过失误和错误，乃至严重挫折，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征程。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表明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梦作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本内涵的概念，是在党的十五大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1931年在《美国史诗》中提出“美国梦”，相差了70多年，但中国人民怀有并追逐这样的中国梦，却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梦之所以在当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感召力和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来自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对此，2012年党的十强调，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学习党史国史的历史哲学基础与基本理论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史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蕴涵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开辟了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主题与主线的党史国史，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创了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制度。学习党史国史，就要遵循这一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历史观”[4]。自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近170年来，人类社会由此发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并与剩余价值论一起推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由理想变成现实。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以人民群众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以历史发展的进程与经验，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党与阶级、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说，党史国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史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历史进程，其中蕴涵着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历史经验与精神实质，是坚持唯物史观、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教材。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这一历史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党史国史既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延续，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既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继承、薪火相传，又是中华文明的当展。昨日之历史，即今日之国情。尽管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但中国在自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和近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领导干部不了解党史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关系，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不可能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同时，在学习党史国史中，需要把党史与国史紧密联系起来。党史是国史的集中体现，决定着国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国史是党史的必然产物，反映着党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基本规律和趋势。学习党史，需要加强学习国史；学习国史，则需要深化学习党史。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这一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党史国史是在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的。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上的成就与失误乃至错误，如何正确认识成功与挫折乃至失败，是我们正确把握党史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关键所在。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既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影响深远、意义深刻的失败教训。正确地认识和总结这些经验与教训，才能逐步找到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总结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汲取教训也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途径。
学习党史国史，需要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由此，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形成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史时期。其中，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是基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开创性发展，没有这个基础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体现规律性，赋予时代性，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学习党史国史，还需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先后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它们分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中国梦是理想又是现实，具体表现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可预见的未来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梦不断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历史进程，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必将不断以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夺目的光彩贡献于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3.
[2].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
唯物史观之我见
摘要：唯物史观又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对人类以往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备性的最重要的标志，自其创立以来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本文仅浅显地就中国传统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论，唯物史观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关键词：唯物史观马克思正文：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即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1)列宁称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歪曲为经济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这一崭新的历史观以后，它不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内容上不断充实，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还将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为人类认识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科学领域。实现了整个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奠定了历史理论基础。一、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般认为，唯物史观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低层为某些个别、具体问题的结论；中层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高层为这一史观的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与一般原则高度抽象，具有最到时空范围内的涵盖性与适应性。这种本质精神与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可以将之归纳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内容。我的老师汪征鲁教授认为“有三：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辨证性；人的主体性。但在实践中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一个结构或系统。”（2）汪教授的论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多做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上一段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等。二、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唯物辩证”的特征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出现以后，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性和随意性，被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唯物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了唯物辩证的解释的哲学。其次，唯物史观创立了实践论，并将实践用于解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3)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再次，唯物史观具有了现代的系统的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三、唯物史观的待发展性。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同时，人们总是以其当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来理解、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从而形成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传统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人本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这四大流派就是当今世界东西方社会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这些流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附加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形成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需要一代代的学者不断探讨和发展。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1995年，人民出版社。
（2）汪征鲁，《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第6页，载《历史研究》（3）吴江，20__年：《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第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1995年，人民出版社。参考文献：1、蒋大椿，20__年：《当代 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第4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3、吴江，20__年：《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汪征鲁，《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载《历史研究》5、汪征鲁，《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崛起》，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__年第3期，6、任汝芬，《20__年序列之一·要点精编》，20__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 道路;国情;任务;规律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41-05
道路问题事关全局,至关重要。选择什么道路,坚持什么道路,从来都是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决定性因素。道路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道路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推进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两次历史性巨变,开创了两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全部结论,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客观反映。
(一)
特殊国情决定特色道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决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中国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文化上被奴役,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苦思冥想,艰辛探索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他们不间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解决方案,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民族复兴的期盼和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康梁的,也是昙花一现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把两千多年的皇帝拉下马,了君主专制,建立民国,然而瞬间即被封建军阀窃夺,直到建立反动统治政权,中国依然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封建主义旧统治已无法延续,资本主义新尝试又屡遭失败。中国需要新的政党力量和科学的指导思想。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迷茫和困惑之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新曙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反面历史经验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判断中国特殊国情和社会性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道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具有的自己的国情,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这种社会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压榨下所形成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类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能够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前一种社会形态为后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比较充足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商品经济发达,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然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并非如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的理论局限,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实践跨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不是经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这种差别和特点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给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当时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90%的比重,而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仅仅占到10%。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这种“旧社会的痕迹”的集中表现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由资本主义社会经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国情发展与作用的结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本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既有的生产力水平就低,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的欠缺,致使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得到充分发挥,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留下了历史“后遗症”,加深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的密切联系,增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承袭新民主主义“基因”的必然性。
特色来自国情,国情决定特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已经初步形成,其基本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新趋向和时代特征的新变化,科学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科学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科学发展为指南,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手段,以和谐小康社会为目的,以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和伟大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二)
特殊历史任务要求走特色道路,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要求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的内在统一决定两条特色道路的自然承接。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政党来说,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并能探寻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这样的民族才是觉醒的民族,这样的政党才能承担起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指明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揭示出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并不是孤立的,乃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任务看,要改变民族受压迫和人民受剥削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任务来看,必须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变传统农业国为现代工业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首先以生产力作为切入点,而是从摧毁反动的国家政权,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入手,是因为如果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上千条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不砸碎,势必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欲振不兴,举步维艰,仍旧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而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又使广大农民欲生不能。这样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先解决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只有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民族独立,才能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进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根本政治保障。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无异于海市蜃楼,痴人说梦。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是物理现象,不能一刀两断。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密不可分,两大历史任务的关联性、因果性、统一性决定了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承继性、阶段性、必然性。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同不可分割的历史链条承载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托。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是继承并升华新民主主义社会遗传给社会主义的“基因”,使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基因”源源输进社会主义肌体,应该和必然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质”,从而形成新民主主义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为杠杆,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保障,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一致性为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创造了制度条件,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展示了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载体、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体制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就是从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开辟出来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和航向,它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独立的社会形态、浓郁的中国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运行机制,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致富,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社会思想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以此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
特色道路反映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反映,也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都表现为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在社会形态发展历史中的体现。马克思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非指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这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没有完整地依次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中国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没有自然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形成了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基本国情,国情不同注定了社会发展的道路会各不相同。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发现东西方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确有不同特点,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俄国十月革命兑现了马克思晚年的预言。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由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代替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解决了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在与世界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比较中得出的必然结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鲜明写照。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则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的一般规律和跨越理论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普遍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它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所继承的本国历史遗产有很大不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上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这种脱胎于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它要完成本该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完成的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所应当完成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任务和特殊的发展规律,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任务所决定和要求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与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相符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革命政党只有认识、掌握并熟练运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认识和掌握规律,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5〕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站在对中国特殊规律探索的最前列,站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之后逐步开辟和确立的。民主革命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和总结20多年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宏伟战略,以及如何夺取政权完成第一步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认真借鉴和积极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主动适应时代特征变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针对新世纪新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回答了“为谁发展,怎样发展” 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一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拓展的,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向前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基本结论,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一条实现中国人民幸福安康、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171.
一、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看作一个整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和规律性，有利于抵制思潮
党的十报告和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正是以科学的历史视野，进行宏观的概括，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的历史胸怀。
党的十报告在阐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展现了宏大的历史胸怀：“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着眼“九十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肯定和评价了历届党中央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做的努力。这样的历史胸怀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报告在阐述我们党的重大责任时，也采取了科学的历史的视野进行阐述：“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
回首历史的进程，立足现实的情况，展望未来的方向，这种联系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历史胸怀。对于这种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做了精辟的界定和论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这种联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路，必然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看作一个整体，把其中每一个阶段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不仅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内涵，同时也拒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更是运用这种科学历史方法的典范。他科学地分析了新中国60 多年的历史，澄清了长期以来纠结思想理论界的一些思想混乱，引起思想理论界的强烈共鸣和极大反响。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分析结论，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精神完全一致，从根本上防止了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两个不同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的错误倾向。同时也堵塞了借口肯定其中一个时期而否定另一个时期的倾向。
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的历史胸怀，还体现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梳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系统地追溯和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从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一直追溯到我们党做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计6个时间段。讲话有力地说明，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讲话也使我们明白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报告和十前后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看作一个整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连续性和规律性。这不但对于新进中央的领导干部而且对广大党员群众是一次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育，同时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教育。
二、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更加坚定地看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超越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和曲折，把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流和主线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的发展历程不可能是笔直、平坦的大道，在披荆斩棘的探索中，出现曲折和错误，甚至出现低潮，是丝毫不奇怪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必然运用科学的历史胸怀，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透过曲折、失误和低潮，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把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流和主线，拒斥一切否定和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和一切思潮。
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56年，西方各国借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而出现风潮之机，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以科学的历史胸怀，深刻分析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曲折和错误。文章首先从人类社会几个不同的阶级发展的纵向历史脉络，分析了作为新生事物的无产阶级出现曲折的原因。文章写道：“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这些继续了几千年；而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类才开始经历无产阶级的。前三个都是剥削阶级的，但是封建主的比奴隶主的要进步些，资产阶级的又比封建主的要进步些。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的更多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的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是为了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这样的，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错误。……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这种科学历史的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政治觉悟。
在《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凸显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应该历史地、科学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92年。在这92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苏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敌人就高兴起来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难过起来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但是无论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接着，文章又将社会主义的初期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初期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对等地、历史的比较，从而无可辩驳地说明：一切新生事物虽然经过曲折发展，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人们不能用一时的曲折和失败，否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今天之所以引用党中央1956年的这一段论述，是因为它的预见性竟然是如此强烈，针对性竟然是如此准确，简直就像针对今天人们的思想实际而言。只有以科学历史的胸怀观察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初期发生的这些失败或者曲折，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这些所谓曲折和失败与当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照一下历史的镜子，资产阶级统治者今天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指责和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况。历史规律就是这样：“哪有一种新生的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问题在于未来。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观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超越低潮和曲折的迷雾，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高潮与低潮都是交替出现的。低潮反映了敌对势力的镇压和破坏，同时也反映了进步力量的弱小和缺乏经验。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冲破了一次次的低潮，在低潮中总结经验，积累力量，最终还是形成一次次新的高潮。历史地看到低潮与高潮交替的规律，就能够不为浮云遮望眼，把握事物的本质，建立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的20多年中，一些研究者竟然基本上或者完全抛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的甚至陷入历史发展的“不可知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次泛起。西方也极力煽风点火，妄图借助于其某些“基金会”的力量左右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极少数人甚至宣传苏联是没有按照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改革，等等。也有少数人很别致地提出“从档案里发现历史真相”，似乎借助于某些档案材料的挖掘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固然，历史学家重视历史档案的作用，但是，仅仅靠档案研究历史是靠不住的。第一，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档案？选择哪些档案？你选择的档案全面吗？第二，你选择的档案真实程度如何？第三，对于同一个档案描述的事实看法大相径庭怎么办？第四，靠某些新发现的档案能够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吗？对那些新式的迷信考据材料的人，对那些看到一星半点的所谓新材料就大叫发现历史“新大陆”的人，有必要提出以上这样的质疑。
近来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侯惠勤同志的自选集，其中一段论述令人很受启发。他说：“考据学不能代替历史学，考据方法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当然更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考据最多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难以真正确立史料的历史价值，即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存在着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从微观角度看，它们同为真，都是‘事实’，而从历史趋势看，存在的并非都是真实的，相当一部分现存的事物已经失去了客观必然性，成为偶然的、纯表象的实例。”“要区分最能表现特点的材料，需要正确的历史观，需要认识和叙述历史的科学方法论。”（《侯惠勤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6页）这番议论真是一针见血，揭示了那些常常以宣布发现历史“真相”来制造轰动效应的人们的虚伪。
三、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够科学地、客观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捍卫革命导师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150页）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全面综合的运用。科学的历史方法反对以今比古，把当下自己的思想挂在古人的名下；同时，也反对苛求古人，要求前辈知道今日的具体情况、要求前人符合今天达到的某些认识。
党的十和讲话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科学的历史胸怀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十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默哀，表示深刻的缅怀。十报告评价：“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评价：“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乃至东欧国家的崩溃无一不是从否定甚至丑化自己的伟大领袖开始的。我们坚持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正确维护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从沉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得出的结论。这体现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清醒和成熟。
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领袖的态度和评价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人，更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一段历史的标志，一代人的精神归宿，客观上也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化身。一切想继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人，都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领袖。反之，一切国内外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必然把没落阶级的疯狂和复辟旧制度的希望化为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仇恨，否定、攻击和丑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所以，在当代，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创始者的态度，就集中反映了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态度。这是一块试金石。实际上，这是我们始终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上了敌对势力的当，就会导致的悲惨命运。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切敌对势力常常抓住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某些错误或者所谓的“错误”，撕开缺口，掀起否定领袖的风浪，目的在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更加需要人们以科学的历史胸怀，识别真伪，避免上当。在苏联的所谓“改革”中，的敌对势力从否定斯大林入手，接着就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统统当成所谓“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和批判。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当成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否定，甚至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在斯大林遭到长期的否定和丑化之后，依次发生的事件是：列宁遭到粗暴的否定和批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遭到取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灭亡。这完全实现了西方敌对势力几十年分化、西化和颠覆的夙愿；也是混在党内的那些背叛者公开出卖无产阶级事业的大暴露。当人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反对斯大林的全部真相时，社会主义事业大势已去！悔之晚矣！这个沉痛的教训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无不扼腕叹息！借口攻击斯大林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20世纪西方玩弄的大阴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再也不能忽视或忘却的教训。
四、关键是培育党员干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修养，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在全党培育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的基本理论修养和科学的历史胸怀，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思想条件。只有这样，党才能有凝聚力，党和人民才能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和共同的逻辑，形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掌握科学的历史胸怀，本质上就是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运用科学历史的胸怀审视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从事物纵向发展的脉络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能够清晰地看清事物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体现。这样观察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更加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能不能运用体现科学世界观的历史胸怀审视历史和现实，能不能在理性层面上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能不能经得起严峻考验、能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命运问题。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党的干部队伍的理论修养是合格的，经得住考验的。否则，就不能解释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克服种种艰难曲折迎来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现实。但是，这种合格的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现实的各种曲折中不断努力学习、思考和实践。
近年来一直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干部的读书、学习和理论修养。他指出，一些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经不起考验，出现一些理想信念、思想观念和作风方面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唯物史观不牢固。有了唯物史观，眼界才能开阔，站位才能高，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这些基本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之中，内容博大、思想精深，需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深入钻研，需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领会得更加深透。”“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求是》，2010年第7期）前不久，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