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5 18:33:27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中，它由“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该词源出于拉丁文socialis，意思是“同辈的”、“同伙的”，体现着一种集体主义思想。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是不科学的。同样，把资本主义思想等同于个人主义思想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属于集体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必然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一种思想。因此，作为集体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能消失的，它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只能被完善、发展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在经济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变革集体主义思想。
（整理）
[关键词] 孙中山 社会主义 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 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 ]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 ”[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统文化；理念；思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探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现实，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出努力。
一、具体含义：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世界
从具体含义上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个人、社会、国家与自然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状态都纳入到了它自身的范畴之内。换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自身的身心和谐，接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是社会各系统、阶层之间的和谐，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状态。这一具体含义所包含的逻辑思维、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正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鲜明体现。《礼记•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也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由小及大、由里到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与道德修养方式，即首先从自我个人的点滴实践做起，在加强自身德行的基础上逐步惠及家庭邻里，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当人类社会实现了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国家、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就是步入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是遵循了儒家思想文化中大同世界建立的基本思路方法，深刻体现了儒家大同思想的思想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原则特征：古代中国对道德和礼仪的价值追求
整体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结合，现代性主要体现为诸如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特征，传统性则主要表现为诚信友爱、和平正义、稳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又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加以实现，这些原则既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指导性原则，也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根本性原则。《资治通鉴•周纪》载：“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以德为本、为先的价值取向，即便是现代性特征也是在充分借鉴以道德礼仪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其基本原则既是党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礼仪内涵在新时期党治国理政之中的深刻体现。主席曾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更离不开以道德原则为核心根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而反过来，正如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那样，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深刻体现出对道德和礼仪的一贯追求。
三、践行措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
十六大以来，同志针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现安全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力建设和谐文化，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正是着眼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以及最迫切的经济、文化等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其对建设和谐文化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做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十分契合。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一说法从根本上体现出古代中国社会以道德为本、着眼生活实际的实践思想，即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还是平日工作学子中的言语思想，都应该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坚持文明礼仪、落实道德原则，从而在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幸福和谐。而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措施的提出也正是遵循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实践观的基本理念与思路方法。
四、结论与行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根基所在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践行措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理论来源、精神支撑与思想智慧的源泉。从具体含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含义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延伸拓展，更是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新应用。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特征的形成则是古代中国史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在当下中国社会的新体现，意味着其以道德礼仪为根本的思想追求与价值观倾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被着重参考借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贯彻落实的具体实践措施也深刻蕴含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着眼现实、以德行修养为根本”的实践观。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借鉴参考，也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内在精神根基。由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党和国家要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立足中国现实，大力弘扬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着重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最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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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158页
[5]: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1日第1版
关键词：仁学；和谐；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社会
一、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学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和义经常联系在一起来使用。“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与“义”相比“仁”的观念则具体得a后果，这个行为仍然可以叫做“义”的行为。如果某个人在客观上遵循了某些道德是出于不道德的其它考虑，即使他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道德规范，也只能把这种行为称为不义。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指约束自己，“复礼”指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礼是指具体的道德规范，而仁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比较抽象。如何达到“仁”？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同时在道德实践中贯彻忠恕之道，忠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较低标准的要求，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较高标准的要求。要实现“仁”需要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进行主观的道德修养，在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孔子坚持以义为上的原则，当人的自然生命与道德选择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达了超乎人的自然生命的善的价值的极致。尽管孔子倡导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并不是主张愚昧的善，而是把道德作为人的立身之根本。孔子的仁学思想主张爱人和推己及人，但孔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孟子试图回答如何做到“推己及人”，并提出了使之垂名后世的“性善论”。在认识论上孟子与孔子是高度一致的，孔子和孟子皆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验的具体的知识，而是为了明道。因此，孔子主张的道德修养模式，首先要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有明确的认识，其次，努力实行仁义，将心中的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
二、和谐的基本涵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理念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这三个概念表达的都是关于和的思想[1]。“以和为贵”强调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宽厚、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礼的作用就是用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的“和而不同”倡导的是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却能够保持独立的见解，小人习惯于迎合、附和别人的言论，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一种不和谐和友善的状态。君子与小人是孔子在道德层面对人进行分类，孔子把品行好的人称为君子，品行差的人称为小人。君子明白伸张正义，小人只知道谋取私利，君子崇尚道德、遵纪守法，品行差的人贪图私利，还放纵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中庸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中庸思想的中指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刚刚好，如何才能够把握中呢？孔子提出“执两用中”，也就是只有把握好“过”与“不及”这两端，才能把握中，中庸的重点集中在无过无不及的和谐状态上。和谐并不是指完全没有差别、完全没有矛盾、完全没有冲突，和谐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合乎逻辑和规律。和谐指矛盾着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反相成，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达到动态和谐。就个人来说，和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就社会发展来说，和谐是。和谐不是要达到绝对的统一，而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和实生物”指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实现发展[2]。
三、孔子的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的仁学无论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说，还是从对国家社会层面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认清中国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孔子的仁学是其核心思想，其中“仁”能使社会安定团结、和平进步，在政治上，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发扬民主精神，使民主能够真实和广泛的体现，尊重百姓意见，任人唯贤。孔子的仁学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法律不断完善，一个社会要和谐除了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道德规范，除了法律的约束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的自律。法律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道德[3]。社会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从宏观上说，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个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一个概念，与自然界相对的这个概念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多个子系统。从中观层次上来说，社会指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的概念。“中社会”涵盖了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保障、社会流动、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等内容。从微观层次上来说，社会对应于社会学中狭义的社会，即作为复合的人的聚集状态，主要指特定人群在一定区域的生产、生活体系及结构。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社区、街道、学校、家庭，我们视之为“小社会”。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仅仅指宏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也包括中观层次及微观层次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从中观层次上来说，中社会即某个特定社会内部各个结构之间的和谐，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和谐，从中观层次上来说，和谐社会，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自身的和谐，从微观层面来说，包括学校、街道、家庭等的和谐。社会成员自觉履行道德义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政治结构上说包括社会内部的民主和法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同时和谐社会也需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互帮互助、融洽相处。维系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法律，而且还需要道德。在和谐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创造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谐社会也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是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平等，同时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由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由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里一直崇尚“以和为贵”，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和平与发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0.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56.
[关键词]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2- 0093- 02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对文明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是邓小平提出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谐社会理念的一次理论升华，同时将生态文明纳入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体系之中；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不仅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
1 生态文明
生态一词来自于生态学，是研究生活所在地的生物的一门科学。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使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因此，“生态”一词突破了生物学的界限，内容更为广泛，成为了跨越各个领域的哲学词汇，主要用于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将自然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要尊重自然的规律，像其他物种一样与自然和谐相处，学会做自然界中“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进行反思的一个成果。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偏差，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只是人的对象，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尊严能给予人，不能给予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由于在这种思想的主宰下，人们在生产方式上，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只考虑生产的效率和方便；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为目的，因此，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人类面临当前的发展困境，认识到传统哲学中的错误观点，树立新的生态哲学思想，承认人与自然的共同主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主动性，主张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人与自然的生命权等等新的生态观念，人类认识到要持续地生存与发展，就一定要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2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人类诞生之日就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决定了现代生态文明的原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解”要以“人与人的和解”为前提。
马克思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中的客体，在其发展过程当中，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这种生态文明观，正是我们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他给我们的生态文明观指明了方向，并帮助我们建立了生态文明的意识，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态文明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总体方向。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从由低到高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建立过程既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从社会体制方面来观照和研判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关系，并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起来，从而也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要认识并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任务作为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最高价值目标。对于这个目标，人类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认识到人在自然界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自然对人的制约性，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任何一方的失衡，都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所以，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自然规律，认识到自然对人的影响。任何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也必须要遵守自然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制度的变更正是遵从自然规律的表现。
3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回顾人类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的人类自然进化，依附于自然；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主张顺天应时，敬畏于自然；工业时期，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不断增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希望能够战胜和征服自然获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对自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使得可利用资源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条路径。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
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摘 要 题】政治思想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正 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理论的高度弄清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内容丰富而深邃，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关系的思想独具特色。
一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段专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政治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一种国家制度，即国体和政体的统一。邓小平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作了精辟的论述。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辩证统一的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民主与专政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辩证统一的。任何民主制的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民主与对一定阶级的专政的结合，都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体。无产阶级民主制，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段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1]（824页）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才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也只有对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如果把民主和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削弱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严重损害。
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邓小平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168页）。邓小平认为，如果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一方面，必须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完善民主的运作机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绝不能削弱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从维护政治稳定、发展经济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来说，现阶段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加强。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2]（373页）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牢固确立这样的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敌对分子的专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不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变质，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不要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会变质，也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把社会主义与专政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实际工作上，邓小平也明确提出了要求。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就要对广大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他特别重视强化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权中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我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人民已争得了民主，它反映了我国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义主人的事实。这一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2]（168页）。“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2]（372页）。我们要发展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我们的民主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人民才能享受到最广泛的真正的民主权利。邓小平同时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民主，同时又是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我们在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职能的同时，又不能忽视其专政的职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之一。邓小平在科学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敌对分子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实际情况基础上，对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作了完整科学的论述。既指出了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还存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鉴于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存在，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它们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他明确指出，如果“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3]（154页）。所以，“现在，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2]（267页）。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把握两者的辩证关系，它们就能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而合乎规律地发展。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体是国家组织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表现国体、适应国体。在我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最好的政体，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3]（220页）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原则，同时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针对某些敌对势力攻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鼓吹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我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从根本上说是三权分立的原则和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不符合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性质和要求。邓小平的新贡献还在于第一次从民主形式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鼎立不是它们的强点而是弱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尽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它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体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既能保证广大人民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又能保证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使国家的各项工作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3]（257页）
3.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即国情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国情的不同，所以才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及日本的“一党多元制”等等。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特点和优点。”[3]（68页）针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提出在我国要建立两党政治，甚至提出要“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的错误言论，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合作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在中国不存在搞西方多党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近代中国，以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人，曾幻想在中国搞“多党制”，结果失败了，宋教仁也成为在中国推行“多党制”的牺牲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也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抱有幻想，希冀在中国建立欧美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结果却以中国民主同盟的被迫解散而告终。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对于两党制和多党制统治形式的实质，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2]（373页）“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2]（267页）在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她可以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接受群众监督及民主党派的监督，不断地提高自己和完善自己。幻想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化的进程，无疑是错误的。如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深广、又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推行西方的多党政治，在党派的数目上可能是会创世界纪录的，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相互合作共事。首要原则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2]（267页）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只能在靠拢共产党或靠拢国民党之间作出选择。当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具有反帝反内战爱国心的各民主党派就靠拢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各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主要方式是民主协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合作，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人士和社会各界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的、平等的、认真的讨论和协商。邓小平非常重视加强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他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一系列深刻论述，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他认为，人民政协“是发扬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2]（187页）。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协商“求同存异”，从而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不同于原苏联等国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肯定了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友党、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平等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建立，从基本政治制度上为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保证。
二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和民主、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制度，而这种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统治，它将发挥建立和巩固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作用。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4]（274页），“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4]（327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5]（168页）列宁阐明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这一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的重要原理，为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的沉痛教训，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地位问题进行了反思，鲜明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一方面，这一科学论断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高度，阐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阐明了民主与社会主义具有不可分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民主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它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一起构成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显而易见，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能算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同时，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上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人民民主为根本内容的国体和政体的统一，没有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当民主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时，民主就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融为一体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形态的民主，它使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大。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仅应表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应表现在高度的政治文明方面。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有序化和规范化的最根本保证，是党、国家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根本途径。不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出现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和腐败现象，甚至出现像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东欧那样的挫折。所以，离开民主，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相应的、互动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2]（168页）反之亦然，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也愈发展。
另一方面，这一论断阐明了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目标，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政治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目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邓小平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2]（208页）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任务和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经济现代化，而且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在内的社会转变过程，它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残缺不全的。根据邓小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江泽民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思想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三位一体”，是缺一不可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它为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建设的发展，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由思想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来推动、作保证；而经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都要靠民主与法制建设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享受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正如党的十二大所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者之间既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合理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3]（116页）正是依靠政治民主化建设，大力发展人民民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 社会主义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
邓小平精辟地论述了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一致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同时，党的自身建设又需要坚持民主政治。
1.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民主建设，首先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的问题。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并且，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保证现代化建没事业顺利进行。长期以来，在民主与党的领导关系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在所谓“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相当严重；另一种是一些人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民主，追求所谓没有领导、不受任何法律和纪律约束的“绝对民主”，甚至企图利用民主来削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十分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允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2]（170-17l页）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2]（176页）。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搞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争得民主；脱离党的领导，就不能正确地坚持民主。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实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首先坚持的基本原则。
2.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内民主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是很大的。党内民主生活搞好了，民主制度健全了，就可以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影响和风气，就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促进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实际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所提出来的“六有局面”，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456-457页），这一构想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邓小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构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把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建设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建设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二者应同步进行。他认为，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2]（372-373页），“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3]（259页）。另一方面，民主建设本身就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甚至主要内容之一，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六有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7]（306页）。他反复强调：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搞不好，我们就没有资格谈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更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相反，党内民主生活搞好了，民主制度健全了，就会对全国、全社会范围的民主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关于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建设一致性的思想，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3.健全民主制度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产生了消极腐败现象并有所蔓延。能否有效地惩治腐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有失败的危险。”[3]（313页）邓小平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要求我们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如何惩治、防止、根治腐败？重要的就是加强民主建设，扩大人民民主，确保人民的监督权。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了这条“新路”。他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148-149页）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他根据长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惩治腐败的大思路，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通过发展民主、加强监督来惩治腐败。他多次强凋，我们只有依靠民主，由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严肃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效监督，才能克服腐败现象。过去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就是因为过去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特别是监督制度不健全。因此，他十分强调用民主监督制度来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他指出：要克服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7]（270页）。这种民主监督来自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7]（215页），使党内监督形成网络。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解决制度问题，尤其是群众监督制度。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332页）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显然，必须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和健全这种监督制度。
四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
民主从来都是和法制密切相联的，人类社会从没有出现过脱离法律规范和约束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邓小平明确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2]（276页）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这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总结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1.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的保障
法属于上层建筑，是实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工具。任何国家的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行使自己的统治权，都毫无例外地需要运用法律制度这一工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治制度，它也需要完备的法制保障。邓小平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指出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宪法和法律办事。才能实现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2]（146页）。这是因为，法制不仅规定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以及实现这种权力的途径，而且规定了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管理文化和社会事务；法制不仅规定了公民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还规定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以及对侵犯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行为所应受到的制裁。邓小平还进一步把法制建设上升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2]（359页）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的基本方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作用，就是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具体表现为法律和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即法制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和相应的各种保障民主的法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的国家，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2]（348页）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法制化问题。早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146页）邓小平这个论断也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后来，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359页）否则，社会主义民主就会落空。因此，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和基本任务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了邓小平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民主权利必须依法进行
民主是自由平等的政治活动，但这种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任何公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都不得违反法律。如果不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人们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平等和自由。民主脱离了法制，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就会给社会造成灾难。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极端民主化观点，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行使的思想。
有人认为，民主权利必须依法行使，这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剥夺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并提出要追求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针对这些不正确的看法，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2]（359页）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都要受条件的制约。自由也是一样，它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是法律所规定的自由。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不存在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由。有些人以为，西方是“自由世界”，民主自由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限制，人们爱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无知。其实，连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承认，资产阶级民主是有限制的民主，是国家法制范围内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对公民的民主权利有种种具体规定，作了诸多限制，它们的民主自由是有限的，甚至是狭隘的、虚假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200页）实际上，对自由的限制，并不是对自由的剥夺，而正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9]（71页）因此，只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才有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民主的发展才能步人正常的轨道，人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权利。如果超越法律的限度，就会破坏民主原则，最终走向民主的对立面。
五 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如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邓小平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索，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通过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目标。
1.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重要特点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对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事务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适应了阶级斗争形势和汁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政治体制并不成熟、不完善，在许多方面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忽视了对这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进行改革，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各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扬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适应变化着的新形势。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发生。不克服体制上的弊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难以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如何克服这些弊端，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发生的历史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认为制度建设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都至关重要。为解决制度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从制度入手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他明确指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2]（336页）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和整体推进，滞后的政治体制与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要对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加完善和健全，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2]（322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具体制度，主要是指具体政治制度问题，亦即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认为，具体制度的好坏和完善与否，是决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他设想通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精简等制度改革来克服具体制度中的一系列弊端，以此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总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建立起充分体现民主的具体政治体制，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其目标并非易事。这不仅因为在我国，由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没有形成完整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各种具体形式，因此也不可能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留下可资借鉴的政治遗产；而且因为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其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还不可能立即彻底消除，其影响还十分久远。因此，家长制、官本位、等级制、独断专行等观念和现象至今在实际生活中仍到处可见。要改变这些观念，消除这些现象还需要下大工夫。因此，这项工程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3]（199页）。这就是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2]（359页）。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步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提供现成的方案，也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而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3]（221页）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勇于开拓，逐步积累经验，才能找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具体制度和管理方式。
2.政治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邓小平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深入思考并全面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个目标模式，即总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早在1980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2]（372-373页）。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178页）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概括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四大又重申：“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并把这一目标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论述。这一目标与党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而提法更具体、更明确了。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加快了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人在思想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为此，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充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政治体制改革总目标的实现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阶段，因此，根据总目标，针对当时的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制定具体目标，即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党的十三大就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之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这就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它体现了民主、法制、效率、活力的统一，其核心就是政治民主化。只有实现了这一长远目标，才能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目标。而长远目标的实现，又必须从近期目标着手。邓小平具体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3]（179-180页）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3]（177页）。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概括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一目标的落脚点是领导体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更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作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关键仍然是民主，只有实现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使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逐步趋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和现代化，才能增强生机和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达到了这个目标，就为实现长远目标和总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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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转引自：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录：延安归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探源；思考
回顾五千多年有所记载的中国历史，曾有多种和谐社会的设想，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传统社会相对应的静态和谐。无论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还是强调以礼乐制度支持的人际和谐的儒家思想，都是如此。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反映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是风俗和美
和谐社会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除了人伦关系的和谐外，还必须有良好的社会习俗。追求人文生存环境的和谐，是不同时代人的共同梦想。如果说桃花源中的淳朴和美风俗还带有梦幻的色彩，不足以成为现实社会的样板的话，以礼乐为根基的人文教化，则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礼乐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每个人在合理的风俗习惯中，可以改过迁善，过着自己能把握自己，又能涵融群体的生活。而淳朴世风的形成，又少不了对民众的礼乐教化。通过礼乐教化，人自觉其作为人的存在，以富于人性的交流，取代相互窥伺与欺骗。也许人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礼乐的教化是无根的，难以落实到人伦日用中去。但是，无论是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还是在人们家居封闭的楼房里，用人对人的温情取代人对人的冷漠总是受欢迎的。
二、和谐社会的理想生存空间是由人与自然的和谐所提供的
在道家代表人物老子那里，他设想的和谐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八十章）。在这里，老子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消灭一切技术，消解一切文明对人性的侵害，将文化所造就的人还原为没有任何印记的自然人。这种淳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画卷，固然是和谐社会的一类.但它更像是没有人活动的自然界。
在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等等。在这类理想的和谐社会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民如野鹿”，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
三、和谐社会的基点是社会成员身心的和谐
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张载的“民胞物与”，还是王阳明的“一体之仁”观念，都是基于人与万物的一体感为基础的，它们承认人天生具有同类感，正是这种同类感，才有可能使人的自爱扩大为爱同类。因而和谐社会必须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同与接纳。
个体身心和谐，既取决于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心态，也取决于制度安排所给予人的希望，即社会成员感到社会规则大致公平，认为个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人的成就，但每个人却具有与那些成功人士相同的社会权利与机遇。只有这样，个体身心和谐所要求社会成员具有的超越精神，才不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而是基于个体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清醒认识，基于对生存意义的深刻领悟。尤其是当劳动真正被社会所尊重，并且值得全社会所尊重的时候，当财富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的贪欲而追求，而是全社会各种要素的合理聚合，并通过多种值得人们信赖的方式而反馈于社会的时候，个体的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实现。总之，从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在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中，既要激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人创造财富的活力，又要注重激发弱势群体的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他人、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充分培育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四、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
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等级秩序中，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做到“和而不同”。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有差别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对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因而，礼的规定以及人们对礼的认同，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这样，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乐制度设计中。在这里，它虽然强调的是不同政治地位者的利益差异，但暗含了区分人们贡献差异的因素。
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之于当代社会的启示在于：按社会成员对社会贡献区分其报酬是必要的，社会成员对自己之于社会贡献程度的自觉估量，是社会和谐的心理基础。在科技、知识、管理、资金等非劳动要素已进入社会分配系列的今天，人们若仅仅着眼于劳动付出，将按劳取酬中的“劳动”作狭义的理解，就难以了解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及其多种因素合力这一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1]庞元正.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人民日报.2005（04）；
[2]张友良，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N]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省会社科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座谈会发言摘要；
按照区委“XXXX、XXXX”主题教育安排，我认真学习研读了党的会议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拓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标志着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阐述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历史必然、特点优势、实践要求，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重大原则、思路举措、重点任务。
结合分管的镇办人大工作，我就准确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认真扎实开展好新时代镇办人大工作谈几点体会。
一、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实践意义
一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思想蕴含的时代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许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这对于人大工作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学习贯彻好这一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迫切需要，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
二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思想蕴含的实践意义。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努力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在行动上全面落实，确保总书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要求，特别是镇办人大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在XX“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开启镇办人大工作新征程
一要加强思想建设引领。在全区各镇办人大系统掀起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热潮，加强对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的学习培训，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人大工作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做好新时代镇办人大工作就是坚持制度自信的具体体现，是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最前沿、最具体的生动实践，就是讲政治。
二要加强工作引领，理清工作思路，明确目标任务。围绕《XX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精神，结合每年区人大常委会总体工作目标任务，提出年度镇人大工作指导意见，就如何开展好镇办人大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对镇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席团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三要建立分片包联机制，加强镇办人大工作指导。按照前期常委会领导分片包联指导镇办工作办法，持续开展对镇办人大联系指导工作，不定期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走访等方式，对镇办人大工作情况进行调研指导，了解掌握镇办人大工作进展情况和亮点工作，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四要建立完善镇办人大工作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镇（办）人大工作考核办法》，按照百分制和减分项累计制的得分办法，对镇办人大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考评，对全区各镇办扎实开展人大工作起到鞭策督促作用，提升镇办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三、加强交流，不断探索，创新镇办人大工作永远在路上
一是开展区内评优树模，进一步加强工作交流。我们将对全区各镇办人大阵地建设、代表活动开展、日常工作和档案管理等情况进行观摩评比，通过评优树模活动，让镇办人大主席、人大工委主任对标先进找差距，促进镇办之间人大工作的交流学习，营造创先争优的浓厚氛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二是走出XX学习交流，不断创新镇办人大工作。近两年我们分别组织了人大主席（人大工委主任）走出XX赴深圳人大培训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履职能力提升培训。后面，我们还将继续加强人大干部的外出观摩学习，广泛吸纳外地好的工作经验和创新成果，不断创新我们镇办人大工作和建设，改进和丰富人大代表履职登记，代表向选民述职等创新型工作。
三是围绕代表行权履职，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上下功夫求发展。当前和今后，我们将重点指导镇办人大利用全区22个代表之家，62个代表工作站，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好代表小组学习培训、走访接待选民和交流履职经验等活动，不断研究和探索代表履职工作方法，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地发挥代表作用，努力使代表工作取得更好实效。
众所周知，戴维·佩珀是有关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人物，他批评与判断有关绿色运动当中所有不正确的思想并且阐述了自身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处理人和自然的联系上，佩珀认为应当是存在一项有关“弱”的人类社会主义的观念；处理社会制度上，佩珀认为应当用他所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来取代资本主义思想；对于有关社会改革的策略上，佩珀认为必须要依赖社会工人力量来继续社会改革的发展方案。
【关键词】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弱”人类中心主义；社会改革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全世界的生态已开始陷入困境，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日益突显，这又激发起了当时西方部分学者的探究热情，有关“绿色”的思想潮流和其所带来的绿色风潮都被激发起来。要批评与判断资本主义，需求保护生态，建设一项与生态环境发展形式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潮流是非常需要的，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末期，戴维·佩珀作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潮流的主要主张人物，他表明自身以马克思主义为理念，建立的有关社会生态的思想主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1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况
（1）在处理人和自然的联系上，佩珀则认为应当存在一项有关“弱”的人类社会主义的观念来支撑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以生态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人士的观念里，人类对待生态的态度是决定生态环境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形成全球生态困境原因的来源。与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相反的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认为人类是世间上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表述的是以世间上的生命体为核心的，认为每一个生命体都有意义、价值，都应该收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佩珀就认为生态中心社会主义以人类为主体是难以推广与传播的，人类做事一向都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不可能会把生态作为他们行事的根据。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反对事物的增长与变化，然而它所主张的增长与变化是一项客观的并且能够帮助世间万事万物获取公平效益的策略，所以它会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2）在处理社会制度上，佩珀认为应当用他所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来取代资本主义思想。部分主张绿色主义的学者根据全球生态困境的产生缘故进行认真的探究，经过剖析得出：在原有的保守主义思想里，认为增长会有一个上线，认为可以持续性地追求增长与变化，而理智的私人所有制则认为要实现持续性地增长最为有效的方案是保护生态环境，开采与挖掘项目不要超过限度；市场自由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应当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一齐处理资料与能源匮乏以及环境严重受污的难题等信息。根据绿色主义主张者的观点，佩珀觉得即使上述主义根据自身的计划执行事物也还是未能使问题从本质上得到解决。可是当社会生态环境出现困境之际，它会从不同程度上作用于每个人，而有钱人会比穷人更简单、轻松地处理这些危机，他们懂得如何更有效的去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佩珀则提出了社会公正的思想主义。
（3）在有关社会改革的策略上，佩珀认为必须要依赖社会工人力量来继续社会改革的发展方案。在佩珀的主张里，有关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广与传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即是有关反对群体的暴力改革，注重个人在改革中的影响，主张“直接行动”。从本质上看，这些主义都是一些向良好的方向改革的主义，主要是以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是一项反改革的主义，所以是不会成功的。佩珀认为较为有效的绿色策略是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社会共产主义的策略，与此同时，佩珀认为激烈的社会改革是会产生的，并且是会时常产生的。
2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与不足
一方面，有关佩珀所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极其代表性的特征，即是具有突显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主张以及方法。第一，佩珀认为有关以“弱”人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为理念去剖析处理人和自然的联系。他以马克思主义中的以人为本的观念来分析，认为当效益出现问题之际，人类所需要的效益应该优先于其他生命体的需求。所以，佩珀的观念并不像部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人士的具体做法，即强烈地反对增长，反而是注重生态的增长，认为社会生态的增长是合理的、是必要的，因此也执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计划性经济。积极地将社会主义和人类中心的思想进行融合，这将是佩珀相关理论点的主要根基，这使得他越过西方相关绿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和政治观念，拥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二，佩珀采取了有关阶级剖析的措施，认为绿色运动是忽视了工人的存有以及工人革命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提出若能极大限度地展现工人在改革当中的影响力，是实现全面社会改革、处理世界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措施。佩珀认为正确、合理地处理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困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工人阶级尽情、热情地处理剥削等问题之际，社会生态的困境就会随之得以解决。
而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世间万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有关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会存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的问题根源是深厚的乌托邦主义，表现于佩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相关的社会改革方案上。第一，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里所涉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阐述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应当归于社会全体人员，而不是单单仅归于某一个国家或者个人，但是他对社会全体人员所涉及的范畴、如何界定范围、相关的生产资料应当如何分配等问题都没有较为深入地剖析，使得相关的战略都无法实行，缺乏相对的可行性，这无疑就令佩珀以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战略来处理社会生态困境的理念破灭。第二，佩珀所阐述的战略是一项较为激烈的、朝着良好方向改革的思想主义，这无疑就会使得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得到推广以及传播的几率变得更少。佩珀把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归整到往后的世纪，他认为只有当绝大部分人类认同并且坚持该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才会是全面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之际。由此可见，佩珀面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策略是有些消极、悲观的，他将目标的实现寄予在资本主义破灭的机遇上。即使佩珀一直都注重有关乌托邦主义思潮进行的相关预防工作，然而实质上佩珀已在实现的道路上将生态社会主义逐渐融入乌托邦主义。
总而言之，有关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尽管有些不完善，可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实现社会公正，并且深入地对人和自然的联系进行思考，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评与判定且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往后的前景，是值得我们注重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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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 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1.学生主流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多元化思想侵蚀作用明显。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调查结果可知：81.09%的学生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作用，能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及他们的学习、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也有16.90%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多元化思潮侵蚀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失去信心，这些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多数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但理想迷失现象需高度重视。
邓小平指出，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即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根本表现。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意义重大。调查结果显示：59.85%的学生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能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发展的作用，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也有40.15%的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有待于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充满疑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也不能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甚至有学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和他自己理想的实现没有任何关系。这充分表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认识不够深刻，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想迷失现象，关于共同理想的教育应该加强。
3.多数学生能够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但在日常生活践行中存在偏差。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调查显示：88.73%的学生对民族精神表示认可；92%的学生认为当前应大力弘扬民族精神；86.61%的学生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或者比较自豪；83.00%的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中国遭受外敌侵略，81.00%的大学生表示愿意参军；70.90%的学生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93.00%的学生认为不应采取过激形式表达爱国。说明当前大学生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对民族精神认同度较高，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民族精神表现地更为突出，这些非常值得肯定。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很难处处想到国家，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停留在口头上，民族情感单一化、形式化，甚至有时在表达上不够理性。这些充分说明，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大力弘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需要加强教育和引导。
4.多数学生坚定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但创新意识和能力欠缺。
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精神动力，目前我们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当先的时代精神。调查显示：92.25%的学生认同“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对“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59.15%的学生认为是“创新、迎接挑战”；11.97%的学生认为是“学好课本知识”；7.74%的学生认为是“充分利用好生活学习时间”；3.80%的学生认为“懂得报恩，诚信等”。在“如果你创业失败了，你会？”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32.39%的学生选择努力进行二次创业，63.38%的学生选择积累经验，等待时机；4.23%的学生选择不再创业，恪守本分；没有人选择“自暴自弃”。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意识到坚持改革创新精神的重要性，但有少数学生还没理解改革创新精神的深刻含义，在实践上还不能很好地践行。有认识无行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部分大学生创新意识弱，创新能力尚需加强。
5.多数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高度认同，但知行脱节现象依然存在。
树立正确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调查显示：75.35%的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表现出高度认同。对“如果您捡到一个装有巨款的包，您会归还给失主吗”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有72.53%的学生表示一定归还，4.92%学生表示不归还，22.53%学生表示视情况而定。在回答“您对诚信是为人处事中的一种重要品质的态度”时，高达77.46%的学生表示“非常赞成”，19.01%的学生表示“比较赞成”。在对“公共汽车上见到老弱病残幼，你是否会主动让座”的调查中，选择“会”的占85.91%。在调查中也发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知行脱节的不良现象，加强大学生荣辱观教育任重而道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
1.一元主导与包容差异相结合。
坚持“一元主导”，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统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特征明显增强。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多样化价值观，才能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和共同的价值追求，才能进一步巩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基础。坚持“包容差异”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同时，不能简单地用主导性排斥多样性。应以主流价值观为引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扩大认同、增进共识，努力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2.理论灌输与实践育人相结合。
必须充分认识到理论灌输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客观上我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价值取向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存在着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从主体视角出发，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思想道德意识的外在灌输。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个体自觉行为，必须从外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灌输给受教育者，进而让受教育者通过理性认识、科学评判、思想内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产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重视实践育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是实践。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仰承校内正规、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是经由社会的、实践的教育方式来塑造，而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实践育人。只有把理论灌输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大学生更好地把思想观念转化成比较稳定的价值标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知、内化、外化和固化。
3.整体教育与分类教育相结合。
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全体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学，使之成为大学生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形势和大学生不同群体特征、专业特征与个体特征进行分层次教育。一是因群施教。根据不同群体的具体特征及特殊需要，确立不同的教育目标，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二是因业施教，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式，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有效结合的工作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三是因人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结构，合理安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进行跟踪式培养，搭建学生与教育者深层次沟通的互动平台，实现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
4.纵向进行与横向合作相结合。
一方面，要根据大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思想、心理、行为特征，通过不同方式、方法进行针对性分阶段的纵向教育。以大学本科生为例，可在一年级侧重行为养成、典范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理想信念；在二年级侧重创新教育；在三年级侧重成长反思教育，引导学生反思成长历程，明晰发展方向；在四年级侧重职业价值观教育、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培养学生感恩国家、回馈社会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实现校内各教育要素的横向联动。要从体制入手，充分调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政工干部队伍以及一线辅导员队伍横向连动，利用各种渠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在课堂中，渗透到学生的宿舍、班级及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着力营造时时有教育、处处有引导、事事有关怀的良好育人氛围。如此实现纵向进行与横向合作的衔接与匹配，达到合力施教的效果。
5.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应把先进性教育与广泛性教育结合起来，既鼓励先进又着眼多数。一方面，注重发挥学生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的率先垂范、模范带头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先进分子的自觉行为实践。另一方面，还要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先进分子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以点带面，引导大学生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1.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方面，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容上的主导力。这主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实现从理论到教材的转变，这是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还要解决怎样教、怎样学的问题，实现从教材到教学的转化。这就要求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入脑入心。
2.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对人的培育能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是促进大学生树立科学价值观的丰厚土壤。高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建设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3.融入对学生的管理制度。
大学生管理制度对学生发挥着指南、导向、约束、激励和惩罚的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规章制度、组织纪律等管理制度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力，以此来规范和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重要途径。这需要：第一，在制度制定中，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这是基本前提；第二，要落实管理制度，这是关键。落实管理制度的过程，可以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4.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社会实践中，一方面能使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理解，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能使大学生在实践体验中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增强方向引领、生活指导的自觉性。
5.融入学生日常性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