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01:24:57
2021党史学习心得体会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锻炼党性，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现实问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也指出，这次学习教育“总的来说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学习党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立足本职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多办为民实事，以过硬的作风、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在恰逢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不忘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史中寻找理论滋养、精神支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并做到学以致用，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重视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科学对待历史、善于运用历史，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养分，才能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应对风险、迎接挑战的能力水平。
在学习党史过程中，我总结了必须要做到三点：真、实、用。
（一）真，就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学习教育要下真功夫，不能走过场，少一些“花架子”，多一些真行动，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党史中汲取营养、汲取智慧、汲取力量。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补足精神之钙，增强历史自觉，保持战略定力，筑牢信仰之基，深刻认识三个来之不易。要树立正确党史观，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
（二）实实实在在的学，实实在在的懂的用，在党史学习中见实效。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诸多人间奇迹，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两个大局，要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只有实实在在的学，才能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和经验方法。我们只有实实在在的懂，才能从党史中继承光荣传统，传承优良作风。我们只有实实在在的用，才能做到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磨刀石”、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的“动力源”。
（三）用，就是学以致用，学以促用，学用结合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史，是一代又一代的党人前仆后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锲而不舍、接力奋斗，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斗争史、奋斗史、发展史。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为民情怀。要通过学习党史，提高理论水平、增强自身本领。通过学习党史，真正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和真抓实干的行动。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一. 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上把握历史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WWW.133229.cOM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3]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4]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二. 总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6]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7]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三.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总体的认识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8]与封建社会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9]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10]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1]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2]。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13]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准备。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一. 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上把握历史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3]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4]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
二. 总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
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历史总体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既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那么也会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当然，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我们应当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6]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仅仅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属于可能性的，一旦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后，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7]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着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永恒起来。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
三.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总体的认识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8]与封建社会不同， “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9]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10]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1]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2]。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由于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锻炼党性，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现实问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也指出，这次学习教育“总的来说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学习党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立足本职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多办为民实事，以过硬的作风、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在恰逢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史中寻找理论滋养、精神支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并做到学以致用，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重视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科学对待历史、善于运用历史，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养分，才能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应对风险、迎接挑战的能力水平。
------党史学习心得体会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锻炼党性，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现实问题。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也指出，这次学习教育“总的来说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学习党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立足本职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多办为民实事，以过硬的作风、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在恰逢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史中寻找理论滋养、精神支柱，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并做到学以致用，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重视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科学对待历史、善于运用历史，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养分，才能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应对风险、迎接挑战的能力水平。
作为一名老干部工作者，在学好党史的同时，要与当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党史学习教育与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创新相促进。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着力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要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加强党性修养，锤炼优良作风，自觉弘扬伟大革命精神。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在伟大斗争中淬炼革命精神的历史，我们要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承弘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加强思想锤炼和实践历练，增强党员意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 让老干部满意”的老干部工作队伍。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通过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切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关键词]《历史学是什么》 心理学 历史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3－0065－01
记得在“关爱女生――自尊、自爱和自我成长”的报告会上，主讲人幽默的言谈、缜密的思路和高雅的气质深深地折服了我。她说：“作为新世纪的女大学生，如果能多了解些哲学、历史和政治，那么你的理性思维和感性特质会相得益彰。”会后，主讲人推荐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从此，我与《历史学是什么》有了不解之缘。
鉴于主客观原因，我当时只是初步了解了全书概貌，未能深入挖掘其精华。今天我很高兴再次看到了《历史学是什么》的熟悉封面，而且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读此书。作者介绍了历史学的概念范畴、特征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意义，这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心理规律――历史学是什么、为何要学习历史学以及怎样学习历史学三阶段。另外，每章都留有空间，读者可以记录心得感受和疑难问题；书后附有推荐书目，是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线索。作者避虚就实、言简意赅、思路严谨，我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第一部分“历史的来历”：作者对“历”和“史”二字追根溯源；从口耳相传到结绳、刻木记事；之后陈述了图画(地图、雕塑和摄影)、文字(甲骨文、象形文字、金文等)、遗迹遗物与历史的关系；接着讨论了神话、民间故事对历史的影响；随后将新闻和历史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历史不仅是指过去事实的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第二部分“历史的类型”：作者根据不同标准将历史分为如下系列，时间系列(通史、断代史等)；空间系列(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等)；内容系列(综合史、专门史、历史地图等)；人物系列(个人、血缘群体、地域群体等)以及另类历史(宗教、影视、民间故事等)。这些类型之间并无绝对界限，而是相互交叉或同时兼备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无论如何，只要某物被解释为某物，解释就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与前设的基础上。一个解释决不是无预设地去把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虽然历史本身是相同的，但记载历史的形式不断发展变化，关键在于记录者采取何种手段以及如何解读和记录。因此，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经过历史学者收集、整理、编撰而成的历史记载或叙述，而不是不加整理的原始材料。
第三部分“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作者回答了非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人员和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和了解历史的必要性。理由是，个体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能接触到的知识领域毕竟有限，而历史所承载的人物、事件和经验却是如此丰富多彩。要想掌握任何一门学问，首先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历史的流动美、神秘美是研究者好奇心的满足，是科学悬念的回答与解决，是人类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创造。
第四部分“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作者认为历史学习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研究层面、运用层面和哲学层面。研究历史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区别只是研究水平的高低。运用历史也是同样，区别只在于运用是否得当，效果如何，但是历史哲学就是真正从本质上、总体上认识历史的规律并把握历史的过程，这是最高境界，也是最难阶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是一种境界。虽然我距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我庆幸自己一直走在通向目标的路上。
一年一度的中考临近了，回顾三年的历史教学，总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好坏，有时我也在思考，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历史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课该怎么上，学生又该怎么学。除了对付考试以外，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学生从我们的教学中真正学习到了什么？
学习历史的目的其实古人已有答案：小到个人则是读史明志；大到国家则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为什么学习历史？学习历史仅仅是为了记住那些单个事件的名称、历史人物的名字而已吗？其实，真正的历史学习绝对不会抱着了解的态度去对待。严格来说，历史是要为政治服务：一方面学习历史，认识历史上发生事件的来龙去脉，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那些优秀历史人物的品格，总结那些经验教训，以警醒后人，让惨痛的悲剧不再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探究一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以期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何止历史，一切可被称之为科学的学问，不论是数理化生，亦或者政史，终极目的无不是发现这个世界发展的规律。虽然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是这种学习探究过程本身，才是精彩之处，结果不构成历史，过程才构成历史。
很遗憾，当前我们的历史教学走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误区。误区在于：1.以一个正确答案完全扼杀了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总是局限于书本之内，灌输式教学，将学生的思维完全限制在范式之内，学生没有独立分析思考的空间；2.将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全简化为普通的因果关系，其实，历史是复杂的，我们真正所知的比我们未知的少得可怜，那遥远的历史，我们掌握的真实一面甚少，同时，非常独立地探究两个事物及其之间的联系，而忽略了两个事物之间的过程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总结为一点，是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的一种否认，而将历史简化为一种线性，甚至是点性的东西。如此学习出来，我们就很难期盼未来能有什么新的成果出现了，也影响了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进入这个误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应试教育，当前我们的教育教学没有脱离应试教育，老师的教，学生的学，都以考试有个好成绩为目的，它主要是为应付考试而教和应付考试而学，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教育实践上，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学生身心健康，造成学生的片面发展。
历史教学的目的，应该包括以下诸方面：首先，教学生以科学严谨的分析思考方法，以期他们以后能够去思考以上的问题；其二，将历史的脉络和结构传授给学生，并引导他们自己独立自主地思考。其三，把已经有的探究结果传达给学生，由他们自己去批判、修正抑或是接受。历史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很多时候都不被学校和学生重视。但是我认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人文精神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宝库，也是人们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一面镜子。因此历史课是一门极富生命活力的学科。
在实践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秉承历史使命感，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发古之幽情，而是应通过所学的历史，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历史的记忆是认识、了解自己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自己与全人类之间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链条上的一环。人类历史上的善与恶时刻都影响我们的后代。无史之人如同无根之树，就不会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共同的社会意识。
当今社会人文素质每况愈下，塑造人格的任务刻不容缓。历史作为社会的教科书应承担起学生在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上的责任。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巨星将不断激励学生确立与调整自己的人格观，完善与完成自己的人生观。所以，我推崇初中历史的教学目的就应该是“学史致用，重铸人格”。
（作者单位 甘肃省泾川县高平中学）
同志们：
这次省委党史工作会议，是在全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和在浙江考察工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会议。最近一段时间，我先后参加粟裕同志、江华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与党史工作部门接触较多，前两天又走访了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接触和了解，感到近年来我省各级党史工作部门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能，积极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我代表省委，向刚才受到表彰的获得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多年来为我省党史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史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过程中，省委党史研究室认真总结工作，从实际出发，提出要努力把我们这个党史资源大省建设成为党史工作强省。这是提高标准、自加压力、走在前列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体要求的有力举措。我表示赞同和支持。下面，我就围绕这个问题，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党史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党史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存史立国、资政育人的千秋伟业。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邓小平、和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作过一系列重要的、精辟的论述。在全党上下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一，做好党史工作是推进理论学习、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研究历史、学习历史中，我们既可以推进理论创新，又可以加强理论学习、推进理论指导。同志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早在延安时期，同志就对研究党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作了精辟论述。1942年，同志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掀起了研究党史和学习党史的热潮。1945年，由他主持起草的我党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对党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他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由他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历史，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有利于推进理论学习、发挥好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有利于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用以指导新的实践。
第二，做好党史工作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党86年来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我们不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实践基础，而且其中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同志曾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我们不仅应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总书记强调：“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工作。”最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前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循，必须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验，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党史工作可以发挥重要的资政作用。只有重视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前进道路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
第三，做好党史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研究和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揭示党的执政规律，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做好党史工作，可以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新情况，我们更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列宁有一句至理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也有人称，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现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歪曲我们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渲染和夸大党在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企图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更加重视我们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把党的历史编写好，宣传好，维护好，以更好地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另一方面，做好党史工作，可以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 生生的教科书。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在此总体布局中，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开掘和利用好党的政治资源，必须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党史工作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做好党史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和传承。中共党史是中华文明史的辉煌篇章，记录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蕴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精华。开展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运用极为丰富的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纪念地和一些重要的遗址遗迹等先进文化资源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的重要方面。这对于推动科学理论的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定共同的理想信念，对于总结和宣扬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光辉业绩和有益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广泛传播，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御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五，做好党史工作也是实现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浙江党史资源非常丰富。浙江是党的诞生地之一，也是全国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嘉兴南湖是中国革命红船启航的地方，萧山衙前是党领导的第一次新型农民运动的发祥地，在浙南农民暴动基础上建立的红十三军是列人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14支正规红军之一，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南方二年游击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15块游击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19块敌后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的浙东、浙南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南方的七大战略支点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浙江又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由亲自主持在杭州起草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团结奋斗，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方面的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特别是“浙江现象”、“浙江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浙江的党史资源优势，深入研究浙江党史中的重大问题，认真总结浙江党史上的经验教训，用浙江党史上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浙江党史上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浙江党史上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既是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提高全省文化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必然要求。
总之，做好党史工作，是新形势下体现党史工作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需要。全省各级党委、党史工作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一定要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更加自觉地把这项工作置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来部署、来落实。
二、进一步开创浙江党史工作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我省党史工作方向正确，成绩显著，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全面提升我省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新任务，要实现我省党史工作的奋斗目标，把党史资源大省建设成为党史工作强省，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机制，以党史研究为重点，全面加强浙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党史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以及党史遗址保护利用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作用，真正做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第一，始终确保党史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党史工作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是党史研究具有思想高度的基本前提。做好党史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党史工作全局，把党史工作放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大局中去审视和谋划，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丰富的、有益的党史研究成果。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要坚持党性原则和政治观念，切实按照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近年来党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会议、文件精神，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防止搞。对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为党修史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要切实按照中央关于将资政育人作为党史工作根本任务的要求，认真研究和总结86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为保持党的先进；研究和总结我们党58年来的执政经验，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新鲜经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充分发挥党史对于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领导决策的资政作用、凝聚人心的教育引导作用，为我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全面加强浙江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要继续征集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重点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历史资料；加大对与浙江相关的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的资料征集工作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的有关资料征集工作；重视和加强党史的基础性研究，并把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进来，围绕浙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确定重 点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创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加大党史多卷本的编写力度，在全省党史一卷基本完成编写工作的基础上，全面铺开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二卷编写的要求，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党史二卷本的编写任务。
第三，全面加强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工作。要从落实党史工作资政育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高度，把党史宣传列入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规划，强化党史宣传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巩固和扩大党史宣传阵地，充分发挥出版部门、文艺团体、新闻媒体、纪念场馆等在党史宣传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对领导干部的党史教育，各级党校、团校要开设党史课程，把党史列入中心组学习和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的内容；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建立党史教育基地，编写党史普及读本，推动党史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要不断研究探索党史研究成果向宣传教育转化的新途径、新方法，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努力做到宣传内容更加广泛、宣传形式更加多样、宣传效果更加明显。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工作部门要充分运用我省丰富的党史资源，广泛开展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重视我省党史胜迹的普查和保护工作，把党史胜迹作为立体的党史、有形的党史、无声的党史，认真开展普查、维修、保护、陈列等工作，对重要革命胜迹特别是濒危胜迹要加强保护，酌情合理开发利用。要充分挖掘和总结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推进创新创业的典型事迹，弘扬长期以来浙江人民在创新创业伟大实践中锻造的浙江精神，努力营造在创新中创业、在创业中创新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创新创业的活力，为走出一条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全面加强我省地方国史的资料征集、编纂研究与宣传教育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史研究的指示精神，认真制定我省地方国史资料征集、编纂研究和宣传教育的规划；重视地方国史学科建设，加强对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促进地方国史研究学术繁荣。要围绕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涉及全局、影响长远的重大问题，确定重点课题开展地方国史研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做现实的文章，找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积极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
三、进一步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
党史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放弃或放松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将会犯历史性错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工作的主要职能从存史发展到资政育人，主要任务从资料征集扩大到征编研究与宣传教育，时间跨度从民主革命时期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职责范围从地方党史研究拓展到地方国史研究。面对党史工作战线越来越长、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的新情况，迫切需要各级党委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着力解决党史工作中存在的新问题。同志曾经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这是党要管党的重要内容。”同志强调：“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党史工作，经常给党史工作部门出题目、交任务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全面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努力为做好党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各级党委要把党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各级党委要明确一位领导同志分管党史工作，分管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理直气壮地为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说话，加强经常性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各级党委每年至少要研究一次党史工作。要把党史工作纳入考核各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同志党建目标责任制范围，确保党史工作与党的其它工作的发展相一致、相协调。要认真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的要求，进一步健全我省各级党史研究室，理顺工作体制，为有效开展党史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配齐配强党史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使党史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充满朝气、充满活力，成为带领党史工作部门干事创业的坚强核心。要做好党史工作部门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和交流工作，建立正常的干部晋升、奖励机制，多渠道、高标准、有计划地促进优秀年轻干部的交流使用，同时也要鼓励优秀人才投身到党史工作中去，从而使同志们在党史工作部门能够有干劲、有成就感。
二是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史重大课题、重大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党史工作无小事，做好党史工作必须讲政治。对党史重大研究课题特别是地方党史的编撰，对党史重大纪念活动和党史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党委要认真组织、及时指导、严格把关。对党史工作中涉及的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等敏感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和党的形象，尤其要审慎，切不可掉以轻心，信马由缰，绝不能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也不要把简单的历史问题复杂化。一定要坚持以中央的精神为指导，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三是各级党委要结合中心工作，经常给党史工作部门出题目、交任务。要努力创造条件，让党史工作者了解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注意听取党史部门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党史工作者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些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使党史“资政”有机会，“育人”有渠道。
关键词：探究；归纳；方法；新课程
学习是有章有法的，但却没有固定的章法，即“学习有法而无定法”，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新课程标准改革的环境下，如何探究优化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呢？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学习中要不断地探索、归纳、总结，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学习方法的选择，笔者有以下不成熟的见解，写下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章节导言法
教材每章的开头都有一个导言，其目的在于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有关章节及相关内容的历史知识，加深对整章内容的理解，以培养学生理解基本内容、基本线索及抓住典型特征的能力。通过导言，学生可以掌握某章历史的主要内容及各节次之间的关系。例如，《历史必修（Ⅲ）》第一单元《中国古代思想宝库》的导言主要讲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到秦汉时期国家统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到唐宋时期三教合一，儒学得到新发展，形成了理学、心学；明清四大思想家的出现，又给儒家思想增添了新的色彩。导言从整体上告诉我们儒家学说从创立、发展、确立统治地位、出现危机到重兴的发展过程。导言掌握以后，对本章知识就一目了然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
二、历史比较法
比较是最主要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一。“要寻求历史的规律性，不运用比较法，就难以独立地找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性。”新课程标准下教材的编排是以小专题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历史比较法尤其适用于新课程标准的学习。如，《历史必修（Ⅰ）》中第三课，汉朝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时所采取的政策有“削藩策”和“推恩令”，可以对其进行对比得出两种政策的优劣得失。又如，《历史必修（Ⅲ）》中第四课理学和心学的对比等。如果能够运用表格对比分析和记忆，就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历史知识。在高考中，比较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体现在各种题型中。它要求学生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比较方法对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对比，归纳其异同，分析其成因，概括其规律，揭示其本质，形成比较思维能力。在历史学习中经常性地运用比较法，可以帮助自己较好地发掘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隐性关系，归纳其共性与个性，从而培养自己的概括、综合、分析、鉴别能力。
三、评价讨论法
新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试题更具有开放性，学习历史在于使自己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形成科学的历史观。分析历史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其本质的观点有：个性与共性、形式与内容、现象和本质、继承和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关系、矛盾关系等。评价历史事物，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党等理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论等。应培养学生运用上述原理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科学正确的评价，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能力。
四、归纳总结法
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材跨度大，容量大，知识面广。但每一章节即可作为一个小专题，这对学生的学习是有好处的。在学完每一章节时就可以进行归纳总结。所谓归纳总结就是将分散的知识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或问题中心重新组合。这样做，可以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收到抓纲举目、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历史必修（Ⅰ）》第一单元，学完后可以归纳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
五、目录导引法
教材目录是教材内容的总纲，是教材知识体系的主干。教材目录的学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下转第17页）
（上接第16页）1.利用教材目录，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比如，旧版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共五章，除第五章专题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与阶段划分无关外，其余四章明确标志了世界近代历史的四个阶段，依次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从节题上看，第一章包括两方面内容：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第一、三、四节）、早期殖民活动（第二节）；第二章包括三方面内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到来（第一、二、四、五、七节）、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第三节）、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第六节）；第三、四章均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列强的殖民扩张和争夺四个方面的内容。综合分析四章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世界近代史的四条基本线索：资本主义发展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其中第一条线索是起主导作用的、体现历史发展进程本质的主流，因此说，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
2.利用教材目录，结合教材内容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
比如，旧版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六章标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它高度精练地概括了1956～1966年中国历史的阶段特征是“探索中曲折前进”，是探索性、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六、比较辨析法
类比迁移，总结解决问题的规律性，提高解决同类历史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学习过英国工业革命，熟悉工业革命的前提和条件。由此，我们在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就可据此联想、归纳总结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一、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靠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历史，在历史发展中把握历史规律不断走向未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民主革命的艰难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清算历史错误，指明前进方向。一些重大历史转折是在总结历史中实现的，很多重要经验和重要思想是在总结历史中提炼升华的。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党的七大继续总结历史经验，概括提炼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革命胜利前夕的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确定建国大纲。为纪念建党28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总结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提炼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也不能照搬外来的经验，我们党只能边探索边总结边前进。这一时期对执政经验主要有两次系统的总结。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年来的执政经验，认为共产党要经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投机主义等6方面的执政新考验，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从中找出规律性。另一次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教训，提炼为16条重要经验，提出必须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有更高的要求，要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作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根本制度加以坚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党的执政经验总结的不断深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对党的执政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大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通过对改革开放14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历史的回顾，对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战略决策作出郑重的结论，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近20年的宝贵经验，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进行科学总结，提出10条基本经验，并归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用“十个结合起来”概括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和宝贵经验，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用“五个坚持”总结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要求作为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二、把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提高到新的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身体力行科学总结历史，把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提高到新的境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强调新形势下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会议汲取历史上的好经验好做法，结合新实践新要求，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遵循。2017年10月，在党的报告中全面系统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三个认识到”总结我们党走过的近百年历程，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强调，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2018年12月，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从9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宝贵经验，即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经验，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所指出的，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有效应对国际国内诸多风险和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历史担当，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攻坚克难，全面开创新局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因为有同志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坚强领导，是因为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党的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党的最重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等的旗帜上，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这一重大理论成就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一部报告，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诠释和充分体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极富原创性、经典性、源泉性的强国论、战略论、人民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部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党的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启示与思考
历史和实践证明，党对历史经验的每一次总结，都使得全党在认识上实现提升和飞跃，都推进了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使党的事业更加发展壮大，党的各项工作也不断开创崭新的局面。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重视新的经验的整理、概括和提炼，不断深化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
(一)党对历史经验的每一次总结，都更加空前地促进了党内的思想统一，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党所经历的每一次重大考验，都使得我们党更加成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近一个世纪中所经受的各种无数困难、考验、挑战，无疑对党的成长壮大都是一次次的磨砺。正因为我们党在面对这些考验时，没有退缩和气馁，而是以坚强的自信和定力，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把握规律，集思广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克艰难，才使得一个个危机得到成功化解，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得到增强。正如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指出的，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二)党对历史经验的每一次系统总结，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是对党的建设目标和重点的进一步明晰，也是为党的执政提供更明确的方向和更坚强的保证。回顾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史，在每次总结经验教训时，都会鲜明地提出新阶段党的建设的目标和重点任务。比如，193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017年，党的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三)在各种复杂矛盾、重大考验中总结教训，是研究党执政经验的重要方法。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主要是对党面临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中长见识、长智慧，寻经验、找规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应对矛盾和困难的考验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客观规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四次比较重大的考验:一是大革命失败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著名论断，突破“城市中心论”等束缚，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考验。在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的危急中，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三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导致民族危亡的考验。我们党准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和敌后抗战等正确策略方针，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四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杂局面的考验，为国内和平而努力，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有利条件。这四次危机应对，为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应对的重大考验主要有五次: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局面的考验，我们党以“赶考”的精神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新中国建设，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二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考验，在“以苏为鉴”中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痛定思痛。三是“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困难局面的考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进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是国内政治**和的考验，我们科学观察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成功地推向21世纪。五是新形势下的“四大考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应对考验和危险，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政治勇气和自我革命精神破除一切损害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障碍和体制机制弊端，使我们党得到又一次洗礼革新。
(四)认识党的执政规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指导执政的具体实践。共产党执政规律，无论是一般规律还是特殊规律，都是在解决现实具体问题中被发现、被认识的。越是生命力强的规律，越是能够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我们必须在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中研究党的执政规律，着眼于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具体案例，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发现规律、提炼规律，总结和把握好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来看，我们要处理好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政府与市场等关系问题。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中，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要深入社会中去，回应群众诉求，赢得群众支持;在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中，重点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中，重点解决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问题，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及时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从党执政的特殊规律来看，要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科学处理好党的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把党的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去筹划;根据党的建设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科学处理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及时根据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新举措新办法，确保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中心工作做好服务。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1]在他看来，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3]。“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7]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不论它是什么东西)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
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
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
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1][2][3][4][5][7][8][9][10]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英文版,
面对这种出题趋势，那我们的中考复习我认为其关键就是先要如何引导学生系统而全面的掌握好我们课本的基础知识，然后在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领学生对知识进行理解、归纳和综合，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最行之有效地方法就在于历史线索的选择和运用上。
历史线索一般有横线和纵线两条，中国历史教材一般都是按纵线来编排的，从古代历史到近代历史再到现代历史，每一课每一册历史线索都是一条纵线穿插下来，而世界历史则是横线与纵线并用的；此外，线索也有大小之分，我这里的大是指我们历史的主线，小是指某一知识板块某一历史章节的线索。所以我认为首先教师要根据具体的复习内容选择我们需要的历史线索。
根据多年教授毕业班的经验，在选择和运用历史线索引导学生进行复习中本人已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有效地方法，那么在我的复习课中我选择和运用到了什么线索呢？
一、大线索
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简史理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近年来我们的历史课不再怎么讲解和强调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这一发展规律的总结，但我认为在历史总复习中，学生先熟悉和理解了这一规律对我们整体历史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总复习的第一堂课我一般来说先就是让学生理解并掌握好这一规律，学生理解和掌握好这一规律就对我们的历史知识的整体系统有了清晰地概念。
二、主线索（纵线索）
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的历史教材是按朝代顺序一条主线也就是一条纵线编写的，所以在总复习中对中国古代史的复习我先是引导学生记住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也就是我国古代历史的朝代更替：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我先让学生熟练的将其背诵，此后在复习我国古代历史上下两册课本中，我规定每一节课上课铃一响起，全班同学齐背一遍朝代顺序歌。
这种线索复习方法对我们熟练的掌握我国古代历史知识有着两大好处：第一是使学生在复习完中国古代史后按朝代顺序各个朝代的知识会非常的清晰，而如果学生在总复习中没有清晰的历史线索那么复习完后学生掌握的各个朝代的知识将会十分的混杂，这样通过这种线索复习学生就能很快很好地将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系统化；第二：每堂课上课前我要求学生全体齐背线索对我们这堂课就起到了一个路标作用，学生背完了线索既能想到我们上一堂课已经复习到哪这节课又该复习什么，这样就能清晰的知道课堂中该复习什么已经复习了什么。
三、横线索
横线索就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这一线索往往在复习课中运用的很多，尤其是在同一时期中外历史的对比上我是经常使用的，因为近几年的中考乃至高考题都能涉及到这类的题。这种横线复习法也可叫比较复习法能让学生对容易混杂的知识清晰化避免相似知识间的混淆。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德法两国走向了国家的统一、日俄进行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也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想要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通过这一横线的比较复习，学生既能更加清晰地掌握知识，又对历史知识进行了归纳综合，从而也使学生学习的历史知识得到了提升。
四、知识结构线索
我们教材的中国古代史基本是按时间和朝代顺序一条主线贯穿下来的，所以复习时我先引导学生从主线索开始，但是当复习到具体的某章某课或某个朝代的历史时，我给学生采用了知识结构线索，因为我们古代史的历史教材每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先学习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与方针、然后是经济措施与发展、再是民族关系与外交、最后是文化知识，所以用这种知识结构线索使学生在复习中国古代史时既条理清晰又方法明确，学生根据这一线索就能自行归纳复习，从而能够很好的掌握知识。
五、板块结构线索
在复习中国近现代史时，我给学生选用的是板块结构线索。我这里所谓的板块线索是指我们历史知识的各个单元知识既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有时还是知识间的层层递进。例如，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单元即第一板块是学习反抗与侵略，第二单元学习的是在外国侵略者侵略占领并逐步吞并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各个阶层的自救运动，这种自救运动先从科学技术再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这种各章节间知识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利用板块知识结构线索使学生能够综合的理解和掌握历史。
六、政治格局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