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论文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6-0017-05

学科发展的状况在于其学术研究的积累程度。为了增进学科发展，有必要检视其学术研究的状况，从而更好地把握学术研究的方向，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同样要求我们审视其研究的进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探索历程和成绩

在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是近20年的事物，但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应该说早已存在。随着开眼看世界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思想和活动。许多教育家把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介绍到中国。解放后，向苏联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也被介绍到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外社会文化的了解更为迫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必然了解的内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不断深化，分支研究就必然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是其中的分支之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审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研究

当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后，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自从苏崇德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出版后，陆续出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1999年出版了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出版了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2001年出版了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5年出版了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8年出版了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11年出版了苏振芳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和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成果重点比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思想流派、西方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新加坡等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变革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即使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名著选读课也要求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因此，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方面。赵康太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综合比较前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思路与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理论“发现”与“改造”、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与越南、老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经济全球化与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剧变与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思想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其在世界的传播、社会主义多样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2.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研究

对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把握，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王学风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学校德育研究：以新加坡为个案》、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傅安洲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王学风说明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嬗变、学校德育现状和特质，并与美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学校德育比较，分析了多元文化社会中学校德育的个性与共性，提出了“多元一体”学校德育模式的构建。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则详细阐述了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历史、问题、变革与发展，指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重视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傅安洲等人对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内容包括德国不同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政治教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和政治教育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等。

3.个别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侧面的研究

对个别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过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居多。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 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对美国道德品质教育、社会研究课程、服务学习、学校建设活动和公民教育思想等方面。

一是品质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品质教育复兴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的现象。品质教育就是学校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如尊重事实、智慧、诚实、同情心、勇敢、勤奋、自律等，让学生成为好公民的活动。对品质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其一，界定品质教育。品质教育的本质是赋予学生美德，如“重视品质同盟会”将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等品质作为青少年的六大支柱品质。其二，品质教育的时间活动形式，如提供网络咨询服务、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促进道德规范、塑造校园文化和建构课堂德育情境等。其三，品质教育的原则、课堂策略和实施方案。其四，品质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分析。其五，品质教育的传统与沿革。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社会课是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因而对这门课程的研究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包括对美国社会研究课程标准、内容编排、教学方法的介绍。高校的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也逐步展开。唐克军总结了美国大学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验、教学模式，并分析了作为美国高校公民教育方式的领导能力发展计划。

三是服务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服务学习是近20年来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其一，界定“服务学习”的内涵，即把知识运用到服务工作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其二，说明服务学习的实施程序，如准备、服务和反思。其三，服务学习的形式，如高校有一次性和短期服务性学习、连续的课外服务性学习、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集中的服务性学习。

四是学校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校的建设活动是美国道德与公民教育的途径，在这方面也有涉及，如唐克军说明了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具体分析了美国纽约Berkeley Carroll学校通过全校性的伦理讨论构建伦理学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说明了美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如塑造荣誉体系、传递学校故事、确立学校的仪式和设计体现学校价值追求的物质文化等方式。

五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概念。如高峰阐释了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指出美国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其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三个基本部分。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日本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有关日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日本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具体说，研究包括如下方面：

在日本的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研究指出日本德育的特色在于在思想上以东方思想传统为基础，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强调东西合璧的道德教育且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突出道德教育的主导地位；实行全面主义的学校德育途径；建立大德育的社会教育体系；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

在日本德育的课程方面，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包括道德课、社会课、公民课、生活课和特别活动等。其内容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等方面。研究说明了日本德育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如谷峪分析了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指出日本现行的小学《道德》教科书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征，在贴近学生生活的平凡故事中传承日本文化，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能力，利用实际例子，既让学生可以接受，又增强师生互动，同时提供适当的道德要求。周宏芬分析了日本小学新道德教育课程标准，指出这一新标准考虑强调道德教育内容适应儿童的日常生活，注意创设学校和班级的良好人际关系和环境以及争取家庭和社区的合作，通过服务活动和自然体验活动从内心培养学生的德性。赵亚夫考察了日本哲学社会课教育目标的出台背景和内容变迁，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方法在日本社会课课程结构中占重要位置；社会课教育在学科的构成上是综合的，在学习方式上相对开放。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研究方面，有的说明了日本战后学校道德教育方法的演变，即从全面主义到特设道德课，从生活指导到新价值主义指导；有的指出了日本公民教育的阶段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民教育重在民族主义价值上，以培养“国家公民”为目标，强调国家意识和为国效力的精神；在成熟社会时期，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能驰骋世界的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

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方面，论者指出日本德育面临校园暴力增加、犯罪率增长、自杀率上升和退学率严重等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脱节、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良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紧张等问题。曹能秀指出日本的道德教育存在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文化对道德教育的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的忽视以及学生道德危机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其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国道德教育的特点、课程内容。研究指出韩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突出民主思想和民主参与教育；评估方法灵活多样。如孙启林、梁荣华说韩国道德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为核心，既注意系统道德知识的讲授，又注重道德实践活动和青少年的“养成教育”，要求我国要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道德灌输模式，发展多样化的德育评价模式。张鸿燕指出，韩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珍视传统，突出民族性；与时俱进，坚持开放性；循序渐进，重视系统；获得丰富，注重实践；齐抓共管，倡导综合性。

课程内容方面，索丰和车雪莲在《韩国现行小学〈道德〉教科书评析》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小学道德课的宗旨和学习特点，指出其《道德》课既要求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内化，又要求培养道德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进行人性教育和民主的公民教育。杨敏在《韩国加强高中公民教育》一文中就重要介绍了韩国现行的高中德育课，指出韩国高中德育课程内容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部分，其中公民伦理教育强化现代公民意识和能力；内容突出现代性和生活化；注重教学过程的情景化；教育评价体现发展性。

对韩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也开始，如陈立思的《从人文社科课程设置看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一文就考察了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的设置，从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法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等方面对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做出描述与分析，揭示韩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特色，展示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鲜明的政府导向以及教育形式与途径的隐蔽性和多样化。

（4）英、法、德三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英、法、德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点。关于英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者集中于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指出英国公民教育的管理主体由社会转向国家，公民课成为中学的正式课程，其公民教育延滞的原因在于英国存在反政治的文化导致国家忽视公民教育，教师不愿对公民教育承担责任，并介绍了英国学校四个阶段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学校公民教育的课程。研究指出，法国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传授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等共和国价值，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民；其公民教育具有凸显民族意识、重视社会整合、多种途径综合施教和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特征；其内容包括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知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安洲等人对德国政治教育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分析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其政治文化转变中的作用；分析了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管理理论和学校教育理论；分析了德国政治教育课程的目标与任务、课程设计的步骤；辨析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概念，指出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注重对青少年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注重“知”与“行”的统一，注重政治教育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

（5）苏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对苏俄的公民教育研究，不仅有俄罗斯公民教育的介绍，而且有对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反省。研究指出，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误在于忽视权利教育、割裂与传统的继承关系、缺乏开放性和先进性。如叶宗书根据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分析前苏联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误，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在于企图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付轶男介绍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张鸿燕反思了俄罗斯公民教育的得失，说明了俄罗斯公民教育强化民主性，构建公民教育空间等方向。

除以上所涉及外，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港台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如唐克军等人分析了印度公民教育的新进展，包括推进人权教育、公民义务教育、道德价值教育和宗教共存教育。王学风探讨了新加坡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目标、内容和方法。另外对世界公民教育也有所关注，如陈以藏提出了全球公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

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1）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国外道德教育理论的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所进行的评述，其中以袁桂林的研究最为系统。袁桂林在其著《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回顾了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边沁、穆勒、斯宾塞、涂尔干、杜威等人的道德教育理论，然后集中研究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观澄清理论理性为道德教育理论、道德符号理论、逻辑推理价值观教育理论、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教育教育理论、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十种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派别，内容包括人物背景简介、基本理论内容以及特征分析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并综合分析当代西方主要道德教育理论学派的共同特征，指出对我国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借鉴之处。

（2）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虽然人们对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内容上说的，公民教育是从目的上说的。因而公民教育的研究方面自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对国外公民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对西方重要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和杜威等人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也包括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等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如唐克军还对杜威的公民教育理论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杜威的理想是要建立民主的共同体，就是交流能力和改造能力的公民。何晓芳专门探讨艾丽斯·杨的差异的公民资格观，指出艾丽斯·杨要求进行相互准则和积极面对和解决冲突的公民教育。胡艳蓓简要说明了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公民教育思想。赵晖对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公民教育理念上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分析。赵明玉分析了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差距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可不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丰富。但这种“繁荣”下并非没有问题。这些成果有相当大的重复、狭隘，甚至有武断的结论，与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与成熟研究方法要求的差距

学术成果的质量取决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为文献法或资料法。所以有人将比较研究视为史学的范畴。“史学便是史料学”[1]，全面占有材料就是这种方法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质量，就需要大量占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资料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中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内容的重复。

2.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求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服务学生，让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把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教给学生。第一，内容要全面。从教育层次上，应包括国外小学、中学、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其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从教育的场所上，既包括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包括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内容要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时代性，研究者必须紧跟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三，要准确客观。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分名称，如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价值教育等。研究者要根据每个国家的确切内涵，客观地探讨其思想政治教育。从这三个方面衡量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情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不全面，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涉及，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研究还不够新，对许多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并未反映出来还不够准确，我们许多研究者按照我国的名称处理外国的材料，难免出现偏差。

3.研究队伍方面的差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研究成果的作者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依然寥寥无几，即使有些学校成立了比较德育研究所，但很少有相互的交流，一些人不得不参加比较德育的学术活动。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很显然难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因为没有形成研究群体，没有研究者的合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创新

笔者认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思维水平。如果研究方法不科学，就难以把握事物的具体情况，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把握现象的本质。

1.熟练掌握和运用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其研究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献法和比较法。因而研究者首先必须学会占有国外最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直接资料和研究成果。研究者要习惯于收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掌握具体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特征、发展方向和侧重点有个基本把握，然后运用比较的方法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本质和普遍趋势。

其次，研究者要掌握调查的方法。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为各国之间人员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不仅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同行，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美国政府与公民学的教师。

2.切实提高研究的思维水平

追求真理、探索事物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目前虽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很多都是就事论事，未能究其根本，所以提出的所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也是相当粗浅的。要改变这种研究现状，研究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从更高层面把握问题。哲学无疑是我们提升研究水平的阶梯。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政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3.明确树立研究的宗旨

为什么要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必须有明确的答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仅汲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还要了解国外最新思想政治教育最新发展的情况，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将难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的贡献就在于整理、分析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料，总结其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有自己特性的学科。其研究的任务在于，其一，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其二，展示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教育的一个任务就是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之具有世界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向学生打开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让他们欣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共同性。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要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揭示出来。其三，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本质和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方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同样要透过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分析其本质，通过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

4.大力推动研究成果的交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然而这支队伍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会，也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会议，虽然有些思想政治教育会议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列为分会的专题研讨，但很少有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其实，国际上有国际政治学会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样的学术组织、各国也有着类似的研究机构和实施机构，如德国的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委员会等。高峰曾呼吁我们应当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之发生联系，在深入探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养成教育、国家意识培养、政治社会化实施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国际的接轨，提炼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探讨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借鉴和吸纳，为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新经验服务。[2]我们不仅需要专门的机构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且需要它们作为交流与合作的中介。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3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and 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4

在比较研究的另一个层次上，地区或区域研究因其涉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国家组别而被认为更有意义。这类研究常常涉及对欧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等不同地区的研究以及对一些次区域(如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研究，对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等)的国家的研究、对具有共同历史(如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等等。⑤诸如依附理论、法团主义和官僚—威权主义等重要的政治学理论和概念都产生于这种研究方法。

跨地区研究是一种日渐流行的比较研究倾向。在这一层次所作的比较研究因其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而似乎较有可能推导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但却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地区的政治、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也要求研究者对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能力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还要求研究者在概括和归纳时要客观、谨慎，避免自以为是和想当然。普热沃斯基作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中，通过对东欧、拉丁美洲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所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分析了民主转型与经济改革中的典型障碍。①全球比较是比较研究中分析层次最高的一类研究。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与地区机构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为全球范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这一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这一层次的比较研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宏阔的视野中思考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等，但这种建立在数字关系基础上的研究很难推导出因果关系，而且有时还可能得出一些误导人的结论。此外，数据资料的可靠性也是全球比较中需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比较这一富有启发性和令人兴奋的领域，适度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是必要的。②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研究者在不同层次(层级)上的比较，反映了不同层次的抽象水平，有着不同的比较范围和目的，所使用的概念也具有不同的逻辑属性和经验属性。③在这些不同层级的比较之外，比较政治学领域还出现了主题研究(thematicstudies)这样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研究趋势，即对所有社会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共同问题的研究，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走私、贩运等问题，以及不同国家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④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多元运用，还体现于不同的比较研究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similarsystems”design，MSSD)和“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differentsystems”design，MDSD)是普热沃斯基和特纳在其关于比较研究价值的分析中所讨论的两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大多数比较分析者都相信，在“在尽可能多的特征方面尽可能相似的体系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最优案例”。最相似体系设计特别适合于专注于区域研究的研究者。⑤因此，最相似体系设计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研究者在研究中大多选取相似的政治体系，然后分析其差异，并观察这些差异对其他政治或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同体系设计允许研究者选择两个或更多在本质上不相似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研究集中于寻找这些国家的相似之处。最不同体系设计特别适于找出一个需要解释的特定结果的比较研究。譬如，厄里克•沃尔夫比较了发生于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有关农民参与的革命运动的重要案例。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特征，但沃尔夫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是可以解释革命运动之所以出现并获得广泛的农民支持的关键解释变量。⑥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体现了对比较的不同认识，在研究和推导的准确性与严谨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对两种策略间的差异也不应被过分强调。①一些比较者在研究中将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结合使用。林兹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就结合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设计:运用最相似体系设计来比较南美、南欧和东欧等不同区域内的民主巩固经验，又运用最不同体系设计来对这三个区域进行比较。②此外，研究案例的数量也使比较研究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大样本”(“largen”)研究和“小样本”(“smalln”)研究。其中，“n”代表国家数目，在比较研究中也表示观察的总体样本数量。利普哈特将运用定性方法对少数国家进行的研究称为“比较”方法(“comparative”method)，而将运用量化方法对许多国家的比较称为“统计”方法(“statistical”method)。③“小样本”研究也被称为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度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单个个案中的因果联系。虽然统计学研究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不及个案研究，但对不同个案的类似因果联系的谨慎的重复研究，则有助于加强和确认这种相关关系。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而最好的研究策略就是综合使用统计学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④就有着明确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学科而言，“如何比较”和“比较什么”本来就是同一问题的相互关联的不同方面。从对单个国家的研究到全球比较，国家(民族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就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而全球化以及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却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扩展这一基点或以其他基点取代民族国家。因此，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不仅使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变动不羁，也对这一学科提出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beyondmethodlogicalnationalism)的现实要求，并使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处于持续的变革和发展压力下。⑤

理论范式的多元与研究焦点的失落

20世纪以来，比较政治学在其方法论、研究焦点以及关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已经经历了重要而复杂的变化，并从一个仅仅关注于制度和组织的描述性的学科，转变为包括解释社会与国家内部运作的诸多复杂范式的学科。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国家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并非简单的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趋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见解。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比较政治学表现出横向分裂和碎片化的明显特征。

从早期政治学产生直至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学一直处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它们在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各种探索，都可以看做其寻求化解身份危机的努力。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在寻求一个充分的范式即一个建立在特定方法论基础上的全面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方面，经历了比政治学本身更大的变动。许多比较研究者日益认识到，由于其学科特征，比较政治学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真正获得一个范式，这一学科所能做的最多是构建一个可以检验的解释理论。①但是，比较政治学对于新范式和理论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学科更因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而处于持续和频繁的变动中，并在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转换研究概念，使比较政治学这一以方法来界定而研究内容却不确定的学科，持续处于寻求研究焦点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对世界变化反应迟缓，②但比较政治学在主要理论和方法路径上的变化，与历史和时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不断演化的历史、国家或国际环境的一个结果。

国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基本行动单位，很长时期以来也是对实际政治进行分析的基本分析单元甚至就是比较分析的对象本身。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国家”的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一直主导着比较政治研究，与之相关的法理———制度主义则成为此前很长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范式，同时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仅有的存在共识的一个研究范式。描述性、狭隘的研究视野、保守主义色彩以及忽视理论性的抽象概括等，是这一学科“传统的”国家中心方法的明显特点。由于大多数早期比较研究者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忽视了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关注。对于法理主义者而言，大多数非西方政府缺乏正式的和合法的政府结构，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加以研究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战后新国家的大量出现，人们对新国家的好奇和探索欲望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和研究视野，诸如“现代化”、“解放”、“政治发展”和其他现象通过流行的比较方法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或被概念化。国际政治中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则强化了对替代的分析框架的需要。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摈弃狭隘的地方性，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真正的比较分析和动态研究，并关注政治的非正式过程等，成为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观点，也成为比较政治学学科革命的重要方向。“行为主义革命”则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在此后很长时期学科变革的总标签，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焦点也随之由国家转向社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是这一领域研究理论和范式方面重大变革和转型的一个统称。在这一“发展主义的研究路径”(developmentalistapproach，与被看做snapshotapproach的相对静止的传统法理———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相对应)下，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段较长的时期成为主导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从而使比较政治学在法理———制度主义之后仍然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学科的统一④，但这种统一已远不是法理———制度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者中间存在的有关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共识。

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概念、方法和问题方面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开放和借鉴，在使这一学科变得更“科学”也更“比较”的同时，也使这一学科的研究焦点更加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处于一个“政治逐渐消失”的阶段，而“寻求焦点”成为比较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①6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的分析效用被再次发现，国家再次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后行为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成为其后多个理论与研究范式的总概括。在新国家主义对“国家”的全新审视中，各种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竞争范式，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多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此前流行的范式虽然受到质疑和挑战，但仍然存在;新的理论和范式(如政治经济学、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比较政治研究;一些旧范式(如政治文化)则逐渐复兴。与行为主义革命“将政治学的婴儿与制度主义洗澡水一起倒掉”②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理论与范式相互竞争却可以共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各自的问题领域。

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政治学在这一时期似乎进入了科学革命时期。③具有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方法论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赋予其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总是对新方法开放与接受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研究理论与范式的频繁变化，不仅是现实政治影响的结果，还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基于对于现实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而在研究范式及理论优势方面持续竞争的结果。在各个范式与理论寻求相对于其他范式与理论的优势的竞争中，学者们持续不减的跨学科热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施密特认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已成为其他日渐专业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中概念与方法创新的贪婪的消费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影响下，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家谱图和进化树就像一株根部壮硕、枝繁叶茂的热带榕树。④的确，伴随比较政治学不同研究范式与理论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竞争的，是学科挥之不去的一种莫名的学科自卑和焦虑，甚至是对相较于其他学科(先是社会学，后是经济学)的劣势的恐惧⑤。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跨学科热情，既是其总是对新方法开放和接受的特性的一个结果，或许也源于这种比较普遍的学科内部情绪。

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影响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标准。在研究范式和理论的持续竞争与频繁变化过程中，比较政治学学科研究内容不仅无法确定，还因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而更加变动不羁。比较政治学只有方法论上的焦点而没有实质的研究焦点的基本特征，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些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将其他国家、文化或任何类型的比较都看做比较政治的趋势。这种将所有东西都草率地包括在内的研究趋势，可能使本来就不存在研究焦点的比较政治学更难获得相对稳定而明确的研究范畴，也不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今天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理论和范式会出现集聚和融合的趋势。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将这种状况形象地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现在是由各种各样的‘理论岛屿’组成的”。不同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被用以解释政治的不同方面。在这种意义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缺陷的理论和范式，在整体看来却为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了应对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工具库，但比较政治学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令所有研究者满意和服膺并使所有方法和发现找到恰当位置的包容性理论，却是一个可能削弱当代比较政治学学术抱负的学科特征。①

学科知识积累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

多元研究理论和路径、特殊的学科渊源和身份特征以及现实政治不断变化的影响，使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的积累呈现明显的非累积和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科的纵向断裂。从比较政治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看，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常常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以既有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在概念、命题及理论或发现方面的推进和发展。在不同理论与范式的竞争中，新理论、新范式挑战老的理论和范式，常常表现为对老的理论和范式的批判和替代，从而使学科在概念、命题和理论等方面都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继承和联系，使学科史更像一段段以理论和研究范式为中心的片段史。这种多路径的学科发展与比较政治学学科知识积累特征之间有着较为明确而直接的联系。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这一学科受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的一个结果，或是不同时期时代与社会影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历史表现为知识的稳定性被理论坍塌的时刻所打断的不同时期。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的学科特征，其中比较政治学在“解释的充分性”与“预测的准确性”的学科使命间向后者的倾斜，常常使学科承载了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学科承诺，而变幻莫测的现实政治与社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抱负，还使以不同理论和范式为基础的知识的积累过程表现出自我否定和突然中断的特点，使学科发展显得极不连贯和统一。弱化或放弃比较政治学的预测价值，或许有助于使这一学科成为一个累进的知识性学科。②每一个学科都有其与知识获得有关的规则。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渊源使得这一领域的知识获得和积累也极为特别。政治学源于哲学并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政治学有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souls)。③在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定位方面，依据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标准，即将核心和共享的概念、理论、解释规则和研究的主题作为复杂科学的几个特征，政治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④对政治学这种学科整体定位的理解，有助于理解比较政治学在知识获得和积累方面的特征。在政治学从哲学的一端到科学的另一端的连续谱系中，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而成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的分支学科。政治哲学中知识的获得建立在理性方法或权威的基础上，或是依据道德真理;作为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科学的”分支的比较政治学，在致力于发现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的其他标准方面则达不到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要求。科学研究是累积的，即科学研究建立在此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必每次都进行重新证明，以及科学研究不仅描述还要预测等。但是，对于一般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和相关知识获得与积累的基本规则。

现实政治不仅通过对研究范式与理论的影响而波及学科的知识积累，政治现象本身对学科知识积累的直接影响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有关国家和问题领域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政治变化，在为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丰富经验素材的同时，也在动摇和颠覆已有的经验命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全新的基础上展开。譬如，在一些已得到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国家，某些政治制度(如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政党制度)的重要变化，对有关制度的既有命题提出了挑战，而新的研究则需要在新的制度现实基础上展开。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也使已经被大量研究所验证的经验命题面临新的质疑和挑战，如社会地位与投票倾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通过新的经验假设和证明以获得与现实变化相吻合的理论判断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知识积累的非累积性特征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稀薄而不连贯、不清晰的学科记忆。反过来，稀薄的学科记忆也强化了比较政治学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非累积、非线性特征。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有关一些重要理论和分析概念及其渊源的不明确，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学科特征。罗伯特•达尔在使用多头政治这一概念多年后，发现早在17世纪欧洲哲学家、法学家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Althusius)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

作为专业化分工的一个结果，学科的分化似乎已经成为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共同问题或学科特征，而比较政治学在纵向维度上，即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相关知识积累的断裂、分裂，则似乎是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明显特征。四、共存共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在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因之而似乎有些纷乱芜杂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与明显的学科分化、断裂现象共存的，实际上还有不同时期研究者在不同维度上所做的在多样性中创造统一性的持续努力。

行为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就开始于比较政治学试图创造一个统一的理论，从而使研究可以超越仅限于研究西方国家(有时也包括苏联)的狭隘范围，而将二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国家也纳入分析和比较范畴的明确努力。20世纪50年代，随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大量新国家的出现，比较政治学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因此，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在复杂多变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绝无仅有的一次“提出一种看来可以解释所有政治现象而不考虑其国家背景的理论”的较为成功的努力。①发端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价值祛除”为标志的一般理论、宏大理论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理论。尽管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以看做学科健康和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在取得将不同类型国家纳入统一的理论进行研究的有限成功的同时，似乎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而无法缩小抽象概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拉帕隆巴拉将学科研究中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裂痕。①对现有理论的不满导致了对新的可替论和范式的探索，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理论更趋多元，学科在理论和范式意义上的分化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新范式的出现在创造多样性乃至学科横向分裂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他维度上的分歧，即通过范式与理论的中层改造或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理论及其现实运用之间的鸿沟被大大缩小了。“一个中层理论意味着它应该在其能力允许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抽象水平解释一个范围适当的领域。”在“中程(中层)”层面将重要问题概念化，寻求某种中层理论被看做比较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法团主义、国家———社会路径、依附论等成为替代被认为是“好高骛远的”宏大理论的流行理论和研究范式，并促使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强大且理论上得到很好表达的领域”。②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就日益致力于运用比较方法构建更为完善的政治学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比较政治学不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事实上，政治学领域的很多理论(如法团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等)就产生于比较政治研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比较政治学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学的这种奇妙关系，也可以解释比较政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范式方面的诸多特征，还使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③在使政治学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中，比较政治学因其方法以及建立在方法基础上的经验研究特征而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不同学者对于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比较政治学学科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此外，研究者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本族中心主义等都可能造成研究者的分化和分裂。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因信仰和实践不同理论与范式而产生的分裂，也是比较政治学学科分裂的一个重要表现。“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坐在不同的桌边，对政治学有各自的设想和概念，……”④阿尔蒙德20多年前所描述的政治学研究者中的这种状况，今天仍存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中。

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交流越来越少，越来越排斥不同学派的人有资格自称为政治学的“科学”学者。在这种意义上，不可逆转的分裂似乎已成为学科面临的最明显的危险。⑤如果说在不同学派的学者间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和交流的话，一些问题领域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却已隐约出现。譬如，民主和民主化研究领域不仅成为学科知识积累最好的领域之一，这一领域还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学术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似乎又否定了有关这一学科分化、分裂的判断。事实上，不同国家研究者的合作是比较政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并将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已经成为学科诸多研究者的一个普遍认识。不断增加的国际合作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特定的同质化效应。①但是，相关讨论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主要由西方学者所确立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中进行的，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甚至很大的背离(差异)常常又被很轻易地忽略了。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政治学原理举例教学法启发式提问教学法

Abstract: this paper quality education, ability to stand i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educ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political science principle of past due to improper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caused the student to study the interest is not high, the mastery of the knowledge is bad, the narrow should try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so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in politics for teaching and enhance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questions of heuristic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words: politics teaching principle for example heuristic teaching questions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政治学原理》作为政治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质量将直接影响学生未来专业学习的效果，而对于非政治学类专业的学生也将直接影响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由于采用教学方法不得当，通常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开设中存在下列突出问题：原本很简单的专业基础概念难倒了大部分的学生，比如不能鲜明地区分国体与政体的概念；对最简单的一些政治学基本原理，虽然学习了却不能拿来运用到对于现实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去，比如不能运用国家结构形式的知识来分析美国的国家结构，不会运用所学的政党理论的基本知识去形成对某一政党的宏观分析框架等，最终造成了学生对于基础知识掌握不准确、课堂学习与实际运用相分离的结果。

简而言之，缺乏吸引力和实践感的讲授令学生提不起兴趣，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度低、学生考核成绩不理想，所有这些不得不令我们反思与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为此首先需要针对《政治学原理》的教学内容的特点本身展开探索，它是《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改进的决定性因素。

一、《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特点是形成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的决定性因素。

《政治学原理》作为社会科学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许多文科专业的基础课，是政治类专业学习中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阐述的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基础性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首要特点。

具体来看，《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它是许多文科专业特别是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基础性课程，讲授的是政治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原理。它包含的知识一部分是基本概念性的内容，比如对国家、国体、政体、政党、民族、宗教等的界定；另一部分是基于基础概念而阐述的基础原理性的内容，比如国家产生的根源、政党的本质、政体的比较、国家结构形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等；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比较抽象但又反映二战以来比较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现象，比如政治文化、利益集团等，其内容涉及到政治文化、利益集团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利益集团的分类、活动方式、行动策略等的相关基础知识。

其二，对于政治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它是学习其他许多专业课程的基础。“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政治学原理》属于其下八个二级学科之一，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是学习和把握其它二级学科的理论前提。”[ 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12月第1卷第2期第105页。]比如没有掌握政治学原理中关于政党的基础知识，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将来的世界政党政治的课程，没有掌握国体政体的相关知识，就不利于学习比较政治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重要课程。而对于非政治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它是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比如它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塑造正确政治观、引导理性政治行为等的重要资源。

《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充分说明了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重要性，但是要提高教学质量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了解政治学原理教学内容的根本特点。

（二）理论性、抽象性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根本特点。

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还具有理论性、抽象性的特点。《政治学原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于人类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性知识。“政治学理论中的概念一般都比较抽象，如“民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缺少一个直观的具体事物与之对照，这就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第32卷第2期，第79页。]

具体来说比如不同的人们站在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对于政治本质的概况就多达数百种，而比较典型地也有十几种；再比如关于国家产生的三种学说等，在缺乏相关历史知识及实践经验的阶段，学习这类知识对于学生而言难免产生陌生感、挫败感。另外尤其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一些知识，比如政治文化与利益集团等概念，其中政治文化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学者对战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视角之一，而利益集团原本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对这些概念学生以前很少接触，甚至没有接触过，所以理解这些知识就会很吃力、有较大难度，更不用说接受和实际运用了。

这些特点对于教学提出了具体化的要求，即要善于将抽象的政治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内容还原为政治实践本身，这里的政治实践从外延上将涵盖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例如在讲解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时，就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以中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单一制形式和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联邦制形式，并最终指出这些知识实际上是对实践中这类现象的一种概括归纳基础上获得的，从而让学生对于理论的理解具体化、实践化。

正是《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的上述特点，是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提高教学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学对象学生的接受能力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因此改进教学方法还必须从教学对象的角度进行探讨。

二、《政治学原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也是制约教学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政治学原理》主要面向的是大一新生，这往往意味着学生们的实践知识较少，理论思考能力欠缺。 “由于《政治学原理》开设时间通常在大一的下学期，处在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由于入学时间不长。理论知识的积淀和与社会的接触都非常有限，部分学生还不知道如何将政治学新概念与现实连接起来．要么找不到可以与新概念对照的具体事件或现象。要么不知道用哪一个概念与发生的具体事件相比照。”[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第79页。]由此限定了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的选择范围，即要求多从学生实际知识和思维水平出发，融知识讲解与理论思考引导于一体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尽可能利用学生已有知识，并科学设计提问，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论的拔高。

相反那些需要学生高参与度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就需谨慎使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固然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多地运用案例教学法，会让学生产生教师是在讲故事的感觉。课堂变成了故事会，从而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解析。久而久之，学生就把政治学理论课当成了一堂来听故事的课，案例教学法的启发、引导功能就无从发挥。”[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第80页。]

另外从生源角度看，教学对象还存在文理科学生混合的特点，即一个班级既有文科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理科学生，从思维惯性的角度看，班级全体学生通常会存在旧有的应试学习模式还将持续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需要引导学生学习模式的逐步转变。

而从文理思维模式差异的角度看，理工科学生的数理化思维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差异较大，面临转换的压力，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性思维能力亟待训练和加强。“针对学生在高中教育中形成的希望一切理论问题的解决均有一个标准或权威答案的思维定式以及单一封闭的思维方式（如对一切阶级问题都从“阶级”视角予以审视等），不仅要通过理论讲授引导他们了解学术规律即对某一种政治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有一种不可更改的权威观点，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百花齐放才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而且要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使其逐步形成从经济、法律、社会等多维度、多视角观察分析政治问题的发散式立体思维。”[ 丁士松：《关于政治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53卷，第6期，第840页。]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带有较强理论性、抽象性的基础性知识，另一方面是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积淀的欠缺和理论性思维能力的不足，以及一部分学生理工科思维惯性的持续影响，由此为了提高政治学原理的教学质量，对教学方法提出了特定的要求和挑战。

这就要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既能充分利用学生以前的知识积淀、又能便于学生掌握和理解、并进一步引导学生对于社会政治实践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理论性地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有利于激励学生的自学和理论性思维的训练，从这一需要出发，笔者结合自身从事《政治学原理》一线教学工作的实际经验，认为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结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结合是改进政治学原理教学方法、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政治学原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于人类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基础性、理论性知识。也就是说这些知识都是来源于人类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本身，其反映和解释的都是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内容。因此，《政治学原理》知识相对于学生现有知识和接受水平的难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地运用举例教学法得到化解，另一方面在举例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引导学生逐步开始进行理论性思考，这样既能使学生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又能有助于养成学生从实践出发和爱思考的良好学习方法。

（一）举例教学法是吸引学生注意，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政治学原理》基础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有效方法。

将举例教学法运用到政治学原理的课程中，具体来说就是将抽象的概念和原理“翻译”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本身，把实际例子贯穿于教学过程，由具体的事例来论证课本原理，以达到巩固书本知识，扩充学生知识容量，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抽象思维，又使课堂充满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比如在讲到什么是国体的问题时，既可以举我国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主导的改革因触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最终失败的例子，由此说明当时我国的国体的本质就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可以从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政治出发，举2009年以来欧盟一系列国家，比如法国在政府削减社会成员福利时虽然遭受到普遍强大的社会抵抗，然而政府削减社会成员福利的政策仍然获得通过的例子，从而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长远利益。这样的“翻译”通俗易懂，使学生易于理解、便于掌握。

为了最大化地发挥举例教学法的功效，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方面：所选取的例子要具有典型性、现实性、生动性和差异性。所谓典型性就是要求所举例子具有集中代表性，确实能反映所授原理，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一些例子；所谓现实性就是要求例子尽可能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政治生活，观察现实政治事件、及人物行为等，比如在讲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时，可以举如今网络手段的例子，比如维基解密的现实影响的分析等；所谓生动性就是要求所举例子内容精彩、讲授语言和形象丰富具有故事性；所谓差异性就是要求对一个原理所举的例子避免雷同，一个内容不要之举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最好是教师要有一种纵观古今中外的视角，或者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或者不同人物等，以便使学生从差异性很大的例子中开阔视野，有助于一种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同时也要善于运用学生熟悉的知识、事物，比如，学生在中学阶段几乎没有专门学习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因此在举一些例子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中、西方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事件、人物等，而尽量少举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例子。否则将会对学生造成没有吸引力和生疏感。另外要把握事例讲解的时间控制，否则课时量难以保证。

然而仅仅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国体，还没有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性思考出发，还可以向学生提出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体实际上反映的是“谁的国家”的问题？北欧高福利国家那么高的福利状态，是否说明它们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等问题，以促使学生养成从中外社会政治实践出发，思考问题、得出观点、论证观点的理论性思维习惯。

（二）启发式提问教学法是引发学生关注社会、引导学生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性思维、活学活用政治学原理知识的有效方法。

本人在运用举例教学法的过程中又发现，当问一些涉及到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具体问题时，比如在讲到政治文化一章内容时，提问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学生就很茫然，不知道该从哪入手，这时我意识到学生思考能力的欠缺，也使我决心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

尤其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理论性思维的训练尤其关键，这主要是由于理工科学生，长期受到数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的影响，先定地形成了绝对化的思维，特别容易形成机械唯物论的思维习惯，对于现象、事物本质、规律的探讨，倾向于寻找一一对应性的可重复验证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习惯于较为简单的演绎推理思维，而比较难以接受人文社会科学常常用到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归纳思维和比较复杂的演绎推理思维等。由此就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举例讲解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以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从社会政治实践本身出发，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此所谓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主要是指本着启发学生的宗旨，以提出适当问题来引导学生学会从实践出发、积极运用所学知识、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从字面上看启发二字，“启”是“开启”、“启迪”的意思，。发”是“激发”的意思，“开启”、“启迪”的工作当然要教师来做，而“激发”则是要落实到学生身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也正是对“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一现代教学观的最好诠释。”[ 吴翊：《启发式教学再认识》，《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第67页。]

具体就“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而言，本人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会从现实出发，将这一问题又分解为现实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有哪些？这时具体可以联系古代的学而优则仕到当前依然存在的官本位思想。之后再提问学生思考官本位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之间区别？引导学生得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其具有的反民主的政治意义。接着，再提问学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性因素有哪些？它们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什么？以使学生养成一种全面的辩证思维习惯，最终教会学生从社会政治实践本身出发，合乎逻辑地展开理论思考，以逐步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问题不仅是学习的起点，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它是学生持续学习的内驱力。”[ 邹卫中：《PBL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12月第8卷地4期，第60页。]教师启发的实质在于启迪学生的思考，因为只有做到将专业知识的讲授与思考能力的锻炼和提升的良性结合，其中才真正有助于培养有较高专业知识素养和较强理论思考能力的合格人才。而这两方面的成长又会对学生的学习心态和心理自信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点本人在给社会工作专业大一新生讲授这门课时，深有体会。刚开始采用一般的纯理论性讲解，很多学生不怎么听课，听课的学生又容易打瞌睡，问了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吃惊地发现大部分学生听不懂。于是我尝试多采取大量举例子的方式来讲解，精心选取典型事例，发现听课的学生多了，并尝试从比较简单一些但又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提问开始，注重启发式提问教学法的运用，鼓励学生们有独立见解，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观点、学会论证观点等，结果发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师生互动频繁，课堂上某些时候甚至会出现观点交锋激烈等情景。

（三）《政治学原理》教学中，举例教学法与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举例教学法具有形象化、贴近历史和现实的优点，便于学生掌握所授知识，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深度，难于引起学生的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而这一点正好可以用启发式提问教学法来弥补。有了举例教学法的形象化、现实感很强的讲解做铺垫，再加之启发式提问教学法，以促使学生积极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理论性思考，以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转换，正是提高政治学原理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吴翊：《启发式教学再认识》，《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第1期。

唐斌:案例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中的价值与提升,《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月, 第32卷第2期。

邹卫中：《PBL教学法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评价》《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8年12月第8卷地4期。

陶艳华：凸显《政治学原理》理论性的教学方法设计，《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年12月第1卷第2期。

石晶：《英国高校“能力教育”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长春)2005年03期。

丁慧贤：《 "问题探索研究创造"教学法的探究与实践》，《中国高教研究》，2003年4期。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65-05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日益严峻，从国家层面来讲，增强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目前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弥散着以享乐主义等腐朽观念为代表的错误价值观，严重腐蚀了“90后”大学生的思想。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新媒体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对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工作，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90后”大学生自身角度考虑，“90后”大学生作为独特的年龄群体，有着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只有针对其心理特征来提高对政治现实的认同，针对其行为特征采用新的教育交流方式，才能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面临的困境。

本文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不同因素在“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提高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尝试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把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并由此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及其实践途径

1.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对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选择过程，也是社会对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培养过程，同时还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过程。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认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政治体系是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依存结构，政治体系不仅将政治技能向社会个体进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对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1]王沪宁认为：抽象的看，政治社会化是指在政治共同体内部进行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2]政治社会化理论从个体和社会视角进行研究，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社会教化和社会成员个人内化的统一过程。

从个体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学习，获取社会既定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为“政治人”的动态过程，即个体逐步学习并获得社会所共同遵守的政治知识、态度、情感及行为方式的动态过程；从社会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个体接受社会遵循的政治规范，认同并服从现实的政治体制机制。[3]

2.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及其作用。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政治知识，形成和改变个体政治心理及其思想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受所处政治体系的制约，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现实政治体系的政治规范，使现实政治文化不断影响个体的思想、习惯等，最终达到政治体系认同的政治思想和规范。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对个体有目的性的教化行为。

社会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环，个体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中成为“社会人”，因此社会环境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形成，对个体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学校是专门正式、系统、有效进行政治社会化设立的学习、组织机构。学校作为传播文化的专门机构半强制性地使个体学习政治社会化相关知识，促使个体符合社会政治规范，是将个体从家庭引向社会的桥梁中介，是政治共同体中最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工具。

大众传媒是指一定社会组织为在个体间传递信息所采用的各种通讯手段，如电视、广播、报纸、计算机网络等，所传播的信息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是现代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侪辈群体是指在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社会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或兴趣爱好的个体自愿下所组成的群体。侪辈群体的共同文化氛围不仅对大学生的个性及其人生观产生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4]

家庭是“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第一个转化场所，家庭环境对个体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罗斯金等人认为，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中有着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个体受家庭价值取向的影响远远大于政府或学校推行的“公开的社会化”，且这种影响更加持久和深远。[5]

二、影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因素

根据政治社会化相关理论，影响“90后”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五个方面。2014年10月至12月，笔者对陕西一高校“90后”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90后”大学生（本科）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2%。在“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教材不够生动（48.8%）、学校的学习氛围不浓厚（40.3%）、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19%）、网络新媒体（15.9%）、其他（10.5%）、家长的消极引导或误导（6.6%）。下面从政治社会化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1.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因素。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社会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90后”大学生思想状况分化严重，受到了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是却无法正确处理当前矛盾的长期性和内心要求迫切性的关系问题，容易对党和国家表现出悲观和失望心理；此外，现实的生活压力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90后”大学生中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泛滥，“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在大学对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政治认知不清、理想信念动摇、政治热情消退等问题，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和消极抵触的负面情绪。

2.学校因素。一方面，学校对学生进行系统、有效的政治文化知识的传授，促使学生对当前政治规范、政治道德等政治文化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集体生活，不断让学生体验初步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实践中获得政治生活的感性知识。当代社会，个体普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质上不仅是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集中灌输主导政治思想及培养个体政治认同的动态过程。

当前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创新方面有许多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教材不够生动”（48.8%）成为“90后”大学生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位的原因。学校学习氛围不浓厚（40.3%），尤其是缺乏政治学习的氛围，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90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授受。

在对当前政治理论课直观实效性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30.2%的人选择了“形式多样，充分发挥了作用，对学生有很大影响”，而认为“内容重要，但形式与风格陈旧，作用越来越小”的有43.4% ，认为“理论脱离实际，内容与学生需要存在偏差，大道理太多，一般不大接受”的有26.4%。这说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泛化教育倾向，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钩、教学与研究脱钩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如何改进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

3.大众传媒因素。大众传媒通过向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政治信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发展，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重视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网络新媒体对“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5.9%的同学认为网络新媒体因素阻碍了其学习与接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信息时代，多元、个性的网络传播途径在交互性、虚拟性、反中心性的特质下，冲击了传统的传播观念和体制。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互动双向的特征，新模式对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个体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6]大学生作为网民的主体，有很强的网络参与热情和接受度，其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但同时网络也成为西方分化中国社会的主阵地，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使得网上传播信息的随意性增大，导致腐朽落后文化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腐蚀大学生的思想。

4.侪辈群体因素。侪辈群体的群体规范标准和价值观表1“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描述很不同意（%）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有明确的政治信仰9.320.54519.45.8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6.219.845.322.95.8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2.7723.651.615.1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0.44.617.15522.9敢于担当1.910.532.943.810.9具有较强叛逆意识2.720.538317.8心理承受力不强9.726.435.622.95.4自信张扬，乐于表现2.31232.64310.1倚重网络4.3724.436.827.5念很容易被个人当作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从而对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下“90后”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自我认知能力不断成熟，希望获得更多的自做出行为和决策的抉择，在侪辈群体内部的排斥和认同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7]

“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有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正式群体指学校正规建立的大学生组织或团体，如学生会等；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生在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团体，如“社团”。在“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中，有着独特的亚文化，如相同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评判标准、兴趣爱好等。总的来说，“90后”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被时代赋予了独特的印记，其群体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因素。针对“90”后大学生特殊思想状况，我们对其进行了群体特征调查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在对“有明确的政治信仰”问题考虑中认同度较低，仅有25.2%较为或非常认同，45%对此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9.8%表示不赞同；“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方面，28.7%对此表示较为或非常认同，45.3%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6%对此表示不赞同；对于“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则较为一致，66.7%对此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23.6%认为一般；“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也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同，77.9%认同或者非常认同，17.1%认为一般；“敢于担当”一项，54.7%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2.9%一般赞同；“具有较强叛逆意识”分化较大，38.8%较为或者非常认同，38%认同度一般，还有23.2%持反对意见；“心理承受力不强”方面，28.3%较为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5.6%认为一般赞同，还有36.1%持相反的看法；“自信张扬，乐于表现”，53.1%较为或非常赞同，32.6%一般赞同；“倚重网络”，64.3%较为或非常赞同，24.4%认为一般赞同。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90后”大学生对政治信仰及政治参与意识方面的认同度较差，积极性不高；但自身却有着很强的个性并且自我认同需求很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具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十分关心；有较强的叛逆意识，不太认同之前“‘90后’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调整能力较差”的看法；有很强的个性以及表现欲，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心理变化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等特征。“90后”大学生在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呈现的逆反心理，与他们的群体特征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群体特征，使得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思想观念无法适应“90后”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分析“90后”大学生心理、行为特征，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来提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

5.家庭因素。家长的政治行为规范会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家庭不仅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并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政治态度。对“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虽然未见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不同家庭背景对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的影响依然可见，来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调查者要比来自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农村的认同度略高。

表2“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认同效果的

统计分析结果（2014）接受效果均值标准差F值家乡所

在地直辖市或

省会城市102.794116.87581地级市、县

级市或县城100.152017.10643农村98.461516.52751

1.123

三、 提升“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路径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90后”大学生思想观念多样化趋势愈加显现，其思想行为活动的独立性、复杂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从政治社会化理论角度来讲，“90后”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并非一个单一而孤立的问题，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学校、同学及家人等方面的影响，是“90后”大学生与社会中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1.发挥社会的重要作用。在针对如何提高“90后”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中，“参加社会实践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3.9%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能直面社会热点的教学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0.2%同学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说明在提高政治认同度的过程中社会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通过参加社会政治实践，不仅给“90后”大学生表达自身看法的途径，提高政治热情，进而提升对现实社会的政治认同度；还可以使“90后”大学生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提高政治技能。

社会实践使得“90后”大学生自觉将所学结合实际，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具体操作中，学校不仅要在思想上注重社会实践，制定符合实际的实践规范和评价标准，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好物质和技术保障工作，不断帮助“90后”大学生拓宽实践渠道。同时，既重视课堂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将认知教育和体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90后”大学生成为怀有崇高理想脚踏实地为祖国奉献的新型人才。[8]

2.学校要承担起提高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责任。在关于认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增强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中起主渠道作用”的调查中，有5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这说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当下仍然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应当不断改进高校思政课模式，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新意且有深度的课堂讲授，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高达73.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课堂上播放教学视频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6.3%比较或者非常赞同；“及时介绍前沿性学术观点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9.4%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说法。这说明“90后”大学生对当前的课堂教学内容、形式认同度不高，学习兴趣不够浓厚。

针对上述问题，在新形势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更好地应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挑战。

在教育理念上，正确理解灌输理论，改变以往传统灌输理论采取的教学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方法，如美国思想教育工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努力满足不同层次个体的需要，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调整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及方式。[9]坚持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时刻关切并帮助实现受教育个体的合理需求和正当权益。[10]在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90后”大学生的人格，切实理解其合理诉求，正确认识他们存在思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在教育内容方面，要不断体现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调整内容，使其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90后”大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出发，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现实、关注民生问题，不断研究回答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教育方式上，强调间接性、启发性、自主性和多样性，注重方式和环境相结合，善于发挥“90后”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平等、民主、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灌输。采用生动活泼的讲座、讨论、情景教学等方式，形成教育者与受教育个体间双向互动，充分发挥受教育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新颖的方式沟通社会与学校，深化学校社会化程度，使“90后”大学生更好地把握社会脉搏。

3.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回答提高“90后”大学生是否接受“网络新媒体是快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效载体”这一问题时，有58.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网络平台对于学习和接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很有必要”，58.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点；“红色网站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47.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出“90后”大学生在新时代下对于网络新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可以得出，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网络的快捷性、海量性、平等性、交互性、开放性等传播特点，易使“90后”大学生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肤浅化、感性化。因此，应注重在观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即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学术、政治和日常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采用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通过网络技术使意识形态中核心内涵与网络文化紧密结合，将抽象的概念性价值观通过感性教化方式影响网民的感官意识和思想认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网络生活。[11]

在思想观念方面，肯定个人价值，注重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针对网络存在的问题，通过提倡社会价值，加强网络内容监管，促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

在内容创新方面，通过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使“90后”大学生提高网络道德的认知。逐步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的管理，积极引导网上舆论。密切关注网络动态，了解“90”后大学生最新思想状况，及时加强与“90后”大学生的互动、沟通，增强网络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对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建设管理，不断增强主流思想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促进思想宣传工作的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90后”大学生中不断提升其影响力。

4.发挥侪辈群体的关键作用。在对提高“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路径的调查中，“能针对90后大学生特点的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9.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点；“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可激发90后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热情”，56.6%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看法；“探究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案例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67.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互动式教学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65.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课堂讨论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5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课外小组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48.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学小组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6.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读原著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3.9%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以及对“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判断分析得知，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必须把握“90后”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运用符合其接受心理的方式开展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90后”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自我认同的需求、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表现欲及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应从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两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

教学形式上，针对“90后”大学生强烈的自我认同、表现欲等特征，多采用互动交流、平等开放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如进行互动式教学、课堂讨论、成立课外小组、自学小组等，使“90后”大学生在辩论、学习中想法能够得到倾听，自我认同目标得以实现。教学内容上，针对“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特征以及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可以采取探究式、案例式教学，鼓励学生课后读原著，了解理论渊源，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内涵，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针对社会热点、社会现实，大胆进行课程内容改革，不断增加最新最热的前沿研究，如“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来增加课程吸引力和影响力。

此外，在“90后”大学生正式以及非正式组织中，注意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工作。组织文化对大学生的培育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活动，发展符合“90后”大学生时代特征的组织文化。只有在“90后”大学生中形成一种开放、进步、包容、和谐的组织文化，才能够使得组织文化对“90后”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5.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在上述政治社会化影响因素中，家庭是最早、最传统和持久的政治社会化场所。培养良好的家庭政治文化环境，正确发挥出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迫在眉睫。家长应充分认识到政治社会化对下一代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切实承担起对子女进行政治教育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在生活中起好榜样和示范作用，营造民主、平等、健康、和睦的家庭文化氛围。同时，家长应该加强与学校、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建立长久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状况，共同发挥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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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田贵，申文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与应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3.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7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一、调查对象及方式

以延安大学、宝鸡文理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榆林学院五所地方高校的大一、大二、大三的本科生为主，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100份，在发放问卷过程中兼顾了学校、年级和性别比例，其中，每个学校发放220份，每个学校的一、二年级各发放了50份，分别占发放总量的22.7％；每个学校的三年级各发放120份，占发放总量的54.5％；每个学校男生100份，占发放总数的45.4％，每个学校女生120份，占发放总数的54.5％。问卷由19个问题构成，主要涉及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教育、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心理健康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1068份，有效问卷1056份，有效回收率为98.8％。

二、调查结果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大学生获得政治理论知识最主要、最正规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在调查中，有38.2％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能反映时代要求”，有41.6％的大学生认为“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尚须改进”，有20.2％的大学生认为“空洞理论，不科学”。持有否定意见者主要是曾经和现在正在上“两课”的二、三年级大学生，持有肯定意见者大多是现在正在上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的一年级大学生。由此说明了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改革得到了广大学生的认可。

2、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课的态度。调查表明，46.4％的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兴趣”，有31.4％的学生对该课的兴趣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授课水平”，有22.2％的学生对该课“没有兴趣”。与此相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出勤方面，有58.1％的学生“从不逃课”，有21.4％的学生“很少逃课”，有20.5％的学生“经常逃课”。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认真度与专业类别、性别等因素具有很大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文科学生比理科生认真，女生比男生认真。可见，只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3、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用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有60.1％的大学生认为在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很重要也很必要”，有20.2％的大学生“说不清”，但是有19.7％的大学生认为“不重要也不必要”。由此说明了大学生一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情况较好，另一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有淡化倾向。

(二)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方面

1、对校党基层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从调查中看出，有69.3％的大学生认为党支部发展学生党员时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很高”，有20.1％的大学生认为“比较高”，回答“不太高”仅占10.6％。由此说明党支部在发展学生党员时仍然存在着忽视思想政治素质的问题。在回答“你对身边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问题时，58.2％的学生认为“很高”，25.4％的学生认为“比较高”，有17.4％的学生认为“与平常同学没区别”。由此表明，大多数学生对身边的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表示认可，同时也有一小部分同学对身边的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认可，这也说明学生党支部在对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到位。

2、对团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在大学，基本上所有大学生都是团员，团组织对大学生团员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定期召开团组织生活会和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进行。在调查中，有58.8％的学生回答各班团组织“按要求经常组织团活动”，有21.3％的学生回答“很少组织团活动”，有19.9％的学生“从来不组织团活动”。在评价“你如何看待团会的作用”时，有36.2％的大学生认为“为同学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舞台”，有48.3％的学生认为“可以很好地锻炼自己”，有15.5％的学生认为“可以学习很多知识”。这表明，广大学生对团组织的教育作用是肯定的，它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团员接受有关党的理论知识教育，而且对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自身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3、对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在调查中发现，有60.2％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班主任在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多”，有22.4％的学生认为“做得一般”，也有17.4％的学生认为“做得很少”。可以看出，在高校扩招的今天，由于学生数量增多，辅导员班主任人数和比例相对不足，因而辅导员、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充当管理者的角色，只是执行一些上级领导下达的行政命令，而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了解和教育的比较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比较少，甚至很难顾及到大学生的具体思想状况及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三)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方面

1、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评价。在调查大学校园活动情况的问题中，有66.2％的大学生认为校园文化活动“很丰富”，15.7％的大学生认为“比较丰富”，有19.1％的大学生认为“不太丰富”。这说明当前大学校园文化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只有少数大学生对校园活动寄托更大的期望。在对“你如何看待学校的文化节、科技节等之类的校园活动”的回答中，有72.2％的学生认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有26.4％的学生认为“为同学们的锻炼成才提供了许多机会”，也有1.4％的学生认为“没有实际意义”。这说明文化节、科技节等校园活动对于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大学生的锻炼成才及院系之间的交流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活动存在着流于形式问题。

2、对社团组织的评价。社团组织通常是根据大学生的兴趣爱好而组建起来。调查结果表明，有60.1％的学生“参加过一个社团组织”，有22.4％的学生“参加过多个社团组织”，还有17.5％的学生回答“一个也没有参加”。在调查与此相关的“你如何看待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问题时，有45.2％的学生认为“可以学到许多知识，拓展兴趣爱好”，有37.8％的学生认为“可以交到许多朋友”，也有17％的学生认为“流于形式”。这一方面说明了社团组织为大学生学习课外知识、拓展兴趣爱好、延伸交际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团组织在开展活动过程中的“失范”。

3、对学生会组织的评价。在回答“你如何看待学生会在学院工作中发挥的作用”问题时，有70.4％的

学生认为学生会“有利于学院的管理”，有21.5％的学生认为学生会“为大学生提供了许多服务”，有8.1％的学生认为学生会“形式主义，缺少实质性的活动”。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学生会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形式主义的问题。在调查“你认为学生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问题时，有39.9％的学生回答“很高”，有20.8％的学生回答“比较高”，也有39.3％的学生回答“与一般的同学没有区别”。由此表明，学生会对学生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不是很高，有些忽视对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4、对社会实践的评价。对于“你是否参加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问题，有19.6％的学生回答“参加过”，有18.5％的学生回答“较少参加”，有61.9％的学生回答“没有参加”。这说明社会实践在高校还没有普遍地开展。然而，基本上所有的学生对于社会实践的作用都是充分肯定的。

(四)心理健康与职业设计方面

在调查中，有44.8％的学生认为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设计以及解决贫困生问题等方面总体做得“很好”，有22.6％的学生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另外还有32.6％的学生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这说明高校在心理健康与职业设计这两方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工作上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另外，在回答“你认为以下哪些因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比较大”问题时，有40.1％的学生认为“腐败问题”，有36.5％的学生认为“社会不公”，有23.4％的学生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唯利是图、不讲道德现象”。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环境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的确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显现了当代大学生关注社会和民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三、几点建议

1、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的创新。首先，要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之际，加快推进教材内容的创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供给”要有现实针对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需求”要得到应有的关注。其次，要通过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丰富教学方法等途径增加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知度和兴趣度。再次，要教育学生站在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生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和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

2、要推进党团组织和辅导员班主任教育机制的创新。首先，要充分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善于运用教育功能和先锋模范的力量感召和教育学生。其次，要积极发挥团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团组织活动使学校最大的受众群体得到锻炼和提升。再次，要充分调动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倡导他们坚持“以学生为本”，始终体现人文关怀。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9

关键词：中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比较研究；整体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在美国，“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1］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和资产阶级接班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古罗马著名学者塔西陀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美国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历来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相关概念概述

“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3］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体现在各门学科里。［4］内容包括：“政治教育”、“道德观和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品质培养”、“健康人格教育”。［5］为保持行文的一致，以下统称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沈壮海（2001）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问题是“体现于特定价值关系中的价值属性问题”，包括“要素有效性”、“过程有效性”和“结果有效性”三个方面。［6］韦青松等人（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化的有效性，外在行为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性，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成本最小化和效果最大化的统一。概括来讲就是“内在效果”、“外在效益”和“效率”三者的有机统一。［7］

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点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点的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教化有效性的理论，以儒墨两家为代表。这一时期教化有效性的讨论主要是讨论它的政治效用，如儒家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认为“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封建王朝时期，在“皇权独大”的前提下，通过“官学”的方式进行灌输。董仲舒认为王者应“任德教而不任刑”，并且“崇本，则君化若神”。（《春秋繁露・立元神》）南宋朱熹，教化服务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有效的教化即是“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明末清初，封建王朝逐步衰落，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李贽“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焚书・读史・贾谊》）有效教化需考虑满足教育对象的价值；社会的贫穷在于封建陋习，进步人士主张广兴科学文化，有效的教化在于“清议”，“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做了深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研究提供科学研究方法；列宁阐述了“灌输”理论，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只能通过灌输的方式才能为无产阶级掌握；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8］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目标，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点的历史沿革

苏振芳（2009）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分为“古典教育阶段”、“现代经验型教育阶段”、“当代科学化德育阶段”三个阶段。［9］在古典教育阶段，宗教被认为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教育能够培养有责任意识的青年；传授共有的核心知识和价值观念。在现代经验型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讨论有效的教育方法，经历从灌输教育到以“间接性”、“广泛性”、“综合性”为特点的实用主义道德教育。当代科学化德育阶段，出现了大量关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学说，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化理论等。

三、中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面临的共同课题

王瑞荪（2001）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比较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虽然他会有内容上、形式上、手段上的区别，但是有相同的目的。”二是：“在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许多问题中，他相对而言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内容”、“方法”、“途径”三个要素有效性的研究是较多的［10］，也是比较重要的，关系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有效性。

从内容的差异上来看，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明显特征是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强调集体利益下的个人利益。然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以及代议制政府论和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11］；从方法的差异上来看，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有“理论灌输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典型教育”等，其中以“理论灌输教育”为主。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广泛性”、“间接性”和“渗透性”。在美国，思想政治教育蕴含在各专业课程中。此外，还结合“心理咨询法”和“宗教理论灌输法”等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途径的差异上来看，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主要有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社会教育占有重要比例，但学校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途径。就社会教育而言，宗教是强有效的途径，通过宗教的方式灌输基本道德规范。此外，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更是为宣传的广泛性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当然，极具特色的社区和社团文化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功不可没，数据显示，美国69%的学校，1500万的学生参加了社区志愿活动。在学校教育方面，以体验式的课堂课外活动为主，建设淳朴优良的学风，突出教师的示范作用，并辅之以专业的咨询机构，形成了一个多层次一体化的教育模式。

四、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启示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12］，尊重个体的价值。冯友兰也提出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3］。人非生儿能够达到后面两种境界，需要一定的过程。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虽有其弊端，但美国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激发个体的求知欲。此外，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容易把老师和“君子”“贤人”等道德高尚的人联想起来，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教育者势必会受到市场功利化带来的影响，以“理论灌输为主”的教育方法，要求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坚定信仰，似乎教育者承担了传递教育内容的主要职责。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教育者的“认同”，是对榜样的模仿和学习。如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整体素质和数量均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教育者言行相悖势必带来教育对象的逆反心态。美国不强行将价值观灌输给教育者，而是让教育对象自己学会价值抉择，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教育者形象的负面影响。价值澄清理论、道德认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化理论是在美国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产生的，各理论的产生都经历了全社会范围的探讨，争论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具有广泛的舆论基础。因此，方法的有效性是体现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是文字上。有效的内容需要有效的方法加以传播，传播需要有效的载体，宗教对于美国无疑是一种强有力教育载体，其途径的有效性在于宗教上千年的历史，宗教影响下的“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一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形成。

综上所诉，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体现在它的整体有效性上。从尊重个体价值的教育内容出发，透过具有广泛舆论基础的教育方法，凭借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宗教，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各要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我们要借鉴的并非他们具体的教育模式，而是一种理念。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比较是要看到特殊性中包含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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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49.

［6］沈壮海编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第2版［M］.武汉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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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9］苏振芳.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M］.北京：社会出版社，2009：60-74.

［10］余惠琼,游敏惠. 美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教育研究综述［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03:68-7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第82页.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10

关键词：大学生　政治观　教育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政治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及观念的更新，人们的政治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近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引起了高校和社会的关注，有些学生表现出与其受教育程度极为不符的消极政治态度。为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在多年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进行滚动调查的基础上，于2009年在吉林大学和长春中医药大学专门就大学生政治观问题进行了调研。考虑到大一的学生还处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期，所以，调查的范围锁定在二年级以上。此次调查包括了文科、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的比例为毕业年级300份，占20％；二、三、四年级各400份，各占26.7％。回收有效问卷1437份，占95.8％。除问卷调查以外，我们还对50名学生进行了个别询问、访谈，力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以其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大学生政治态度状况的调查分析 

 

政治观是指处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生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的根本观点。这个根本观点是人们观察分析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根本出发点。政治观不同，人们对于同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看法和态度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分歧。目前在校的大学生都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既亲眼目睹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过程中的深刻变化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又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的真正受益者。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的现实社会中，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上表现出如下特点。 

1.政治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也比较鲜明 

政治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中各种政治对象的认识理解以及赞成反对。政治认知水平与政治主体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有很大的关系。大学生从进人大学后，学校就通过课堂主渠道和其他形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说，经过几次重大的改革，目前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范围已经很广泛，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知识到行为规范方面几乎都触及到了。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一些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还缺乏了解，认知水平参差不齐。例如。对我国政治选举活动的运作程序及相关知识，这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学习过的内容，但是只有42.7％和34.3％的学生表示了解和比较了解，有17.6％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有5.4％的学生坦言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参加选举和投票活动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但实际调查显示，大学生空谈政治的现象比较普遍，而认知水平与实际行动之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实际投票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选择让别人或不参与；即便参加投票的学生也往往是由于受到学校相关方面的动员或强制性要求而不得不参与。所以他们的投票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真正出于公民责任感或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影响投票结果为目的的很少。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对一些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和重大利益的政治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但认知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知行不统一，恰恰说明了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 

2.谈论政治的热情很高，但自觉关注政治问题的意识不强 

政治情感是指人们在政治认知基础上对政治对象产生的内心体验。主要表现为爱憎、好恶、尊重或轻视之感。大学生思维敏捷，关注社会问题，政治敏感度高，是政治活动或政治运动中最激进的群体。这一点可以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状况的滚动调查结果中得到证明。例如，对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鲜明的。特别是在个别访谈中，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学生们都表现出非常坚定的爱国立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要维护民族的团结统一。但是当问及“你会用什么方式体现你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时，有很

多学生的回答就比较勉强。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设置了涉及时事政治、理想信念、社会责任等题目。在“你最了解的国内外大事”、“你的信仰”和“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的选项中，与之前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自然学科专业的学生选择“不了解”、“没有仔细考虑过”的比例数高于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再如，针对医学专业学生的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医疗制度的改革一直是个社会焦点问题，你关心了解这个问题吗?”，回答认为“与我未来的职业有关，应该关注”的占13.8％；“知道重要，但是不了解”的占27.2％；还有7.4％的认为“无所谓，没有必要了解”。医疗制度改革是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与医学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调查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3.入党动机比较复杂，功利化的倾向不容忽视 

动机是构成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而行为是动机的外在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是无法完全脱离政治关系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关于大学生入党的动机问题一直是高校比较关注的，在大学生中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大学生加入党组织无疑会促使他们更积极、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目前在校大学生提出入党申请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高校申请入党的学生比例在48％～92％之间。毕业年级在校发展的党员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25％～42％。如果仅从数字上来看，绝大多数学生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但是通过近三年的滚动调查，我们发现，关于“你的信仰”，选择“共产主义”的分别占31.4％、38.7蹦和35.6％。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申请入党学生的人数，而且也低于学生党员的人数。这说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很复杂的。就此我们曾走访过多位学生管理干部，他们也普遍反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处于“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状态，其入党动机的功利化倾向是相当普遍的。功利化的动机必然要导致功利化的行为，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相对更关心与自身利益关系较为密切的事物l普通学生则更加注重与自我相关的、具体且现实的利益追求；而对那些无利可图的政治活动就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此，加入了党组织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具有了较高的政治素质。 

二、关注大学生政治态度的消极表现 

 

政治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政治对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以合法的或非合法的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学生消极政治态度的主要表现为对政治活动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兴趣，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度不高，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治冷漠。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文化的偏离是大学生正确政治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间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使广大群众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也使很多人对政治产生了较为强烈的逆反心理，错误地认为“政治就是人整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统帅”一切，政治工作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等“左”的思想一直处于政治的主导地位。因此，改革开放后，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曾经是很多人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应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有过几次对青年思想影响颇深的思潮，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反映的是社会变革初期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混乱。这场讨论观点纷纭，甚至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命题，其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人生观的范畴。但遗憾的是，社会对这场大讨论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导向和结论，结果造成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口号的流行。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思潮。又有人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不断袭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使得正在成长的大学生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应该说，大学生对政治的种种不正确的认知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这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思想文化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2.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取向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利益关系、分配形式以及就业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政治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由于观念的解放、环境的宽容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彻底改变了以往政治统帅一切的局面，从而使得政治不再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而人们把更多的视线转移到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人们对政治的逆反和游离心理状态，大学生也不例外。虽然高校很注重让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但是，当问及“你认为在校期间参加社会活动对学生有什么意义”时，选择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增强对社会的了解、为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打基础”的占42.6％；选择“提高交往、表达、理解他人等方面能力的”占36％；选择“能够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只占28.6％。可见，大学生更多的是从实效方面考虑自己的行为取向，这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对他们的影响。 

3.个体政治观的不成熟是必然因素 

目前在校的绝大多数学生的人生经历简单，涉世不深，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尚在形成阶段。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纷纭复杂的，很多政治问题都与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很多经济文化、道德法律问题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问题，使原本就难以辨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以判断。另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也使得大学生在进行政治评价和判断时有了更多的参照，而这也造成了大学生对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迷茫和困惑。因此，他们不愿在传统政治观框架下谋求个人发展，渴望摆脱政治的束缚，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 

 

三、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1.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强化对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 

从国家民族进步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今天的大学生将在未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担任各级领导和管理工作，并直接参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这就需要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以保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冲动性、反复性及可塑性等特点。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与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要将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相关内容融汇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要通过开设“政治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法学”、“现代思维方法与现实生活”、“当代社会思潮评介”等系列选修课和“思想、理论、人生100讲”系列专题讲座，弥补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不足，开阔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纠正偏见、提高政治辨别能力。 

2.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在实践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 

人的政治观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这种反应不仅是感性的直观，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不断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是非常敏感的，通过政治事件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例如，2008年发生的“藏独”分子阻挠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事件，各级党团组织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不仅使大学生在政治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受到世界的好评。所有的志愿者都从这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自身的政治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正如大学生所说，要以崭新的面貌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政治活动都是与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在了解事实、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意识是非常有效的。多年来，我们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启动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课堂常规化载体——“红色驿站”和“航标学习实践社”。以“在红色中体验伟大，在经典中铸就崇高”为宗旨，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组织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到街道社区做助理，让他们深入基层参与党政管理工作，从而加深他们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还组织医学和药学专业的学生到农村去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变化，在送医送药下乡的同时，让他们了解农村的变化，从中体会到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等诸多问题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此外我们还组织人文和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到企业中实习，了解企业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等等。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同时，思想境界和道德理想得到了升华，爱国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心等得到了提高，也使他们对国家民族进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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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政治学　政治发展　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转贴于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转贴于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

比较政治学论文范文1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化；针对性；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E0-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285-01

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兵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下大力破解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难题，不断提高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才能真正确保官兵思想稳定，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

一、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1.教育目标定得不准。有些基层单位未能做到很好地将教育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近年来，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将培养“四有”军人作为长期目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基层教育在落实中，却缺少具体目标和不同的要求。这直接导致了教育的空洞和缺乏针对性，有的官兵感到教育离自己的需求和现实太远，从而难以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2.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尽管部队教育下发了许多教材、教案，但从基层部队来说，还缺乏从官兵入伍到退伍复员转业系统规范的分层次的基本教材，致使教育长年处在缺乏材料、东拼西凑的状态。再加之教育互相交叉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旦上级主管部门在教育时统筹不好、协调不力，很容易出现教出多门、内容重叠、安排随意等状况。

3.教育手段相对滞后。目前，部队强调积极推进现代化建设，加紧提高信息化水平，但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上相对滞后，教育手段和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电脑只是用来做简单的文字处理，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在基层单位基本属于摆设。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思想上还不够重视，将思想政治教育当作软指标的错误认识仍然存在。虽然各级在部署教育任务时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但基层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贯彻落实，有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不够，有的是等、靠思想比较严重。一些官兵，特别是个别单位的领导总觉得日常训练、管理、临时性任务比较多，时间紧、任务重，不能马虎，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个“软指标”，不如其它工作那样急，搞不好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搞好了也不能一时出成绩，即使教育没有搞，补补笔记本应付应付也就过去了，所以教育的时间经常被挤占、内容被压缩、人员被抽调，影响了教育的落实和效果。

2.教材不系统，教育的规范性较差。基层政治教育缺少一套比较规范的教材，也是造成基层教育质量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总政治部编发了一批教材，还发放了一些录象带、影响资料，但从当前现状来看，还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官兵学不到比较完整的知识，政工干部备课找不到较好的素材。

3.有的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授课缺乏说服力、吸引力。现在基层部分的政工干部，有的是从部队指挥学校毕业的，有的是直接从战士考上的，虽然经过几年的学习使他们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有了文凭，但由于这些人员普遍比较重视军事素质的提高，忽视政治理论的学习，所以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且，有的政工干部队伍比较年轻，自身政治理论知识缺乏，政治工作经验欠缺，不少同志都对讲政治课感到比较吃力，常常出现漫无边际地胡扯，讲的道理经不起推敲，没有说服力，对教育质量影响很大。

三、搞好当前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应抓好的几项工作

1.更新教育观念。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军人也是自然人、社会人，所以教育也必须紧紧围绕“人”来进行，要在理解人、尊重人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地培养人、塑造人。二是要树立开放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