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2:58:21
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关键词：布朗芬布伦纳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医德养成教育 医学生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已故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于1979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他从个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出发来研究人的发展，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发生在更大范围的社区、国家、世界中的事件的间接影响。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简介
（一）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生态哲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哲学，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萨克赛（H.Sachsse）和奥地利裔美国的卡普拉（F.Capra）。在生态哲学领域，尽管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生态哲学的基本框架上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本体论上，生态哲学坚持世界的关系存在论和过程存在论，认为世界是“人――社会――自然”活的复合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的结构和过程相互关联，但过程更为基本。在认识论上，生态哲学反对绝对的主客二分，认为主客的统一更为根本，人的认识是在主―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在方法论上，生态哲学坚持有机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它的意义。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
生态哲学为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创立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是一个层层镶嵌的多元系统，由近及远依次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系统，比如家庭、同伴群体、课堂、学校等，它们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产生直接影响。[1]中间系统是指个体直接参与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微观系统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系统，例如课堂与同伴群体相互联系形成的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中间系统。中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一致，将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优化发展。外部系统指个体没有直接参与，但对他参与的环境发生更大影响的系统，比如父母的工作环境会通过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影响；宏观系统是指嵌套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背景，它是一个广泛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发展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每一层次的系统都与其上级和下级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体成长的生态背景。与每个同心圆相通的是时间系统，指每一个同心圆系统的内容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这样的结构，将个体发展放在一个宏观的、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
二、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启示
（一）发挥家庭在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基础性的作用
家庭是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自人的出生之始，他就生活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是一个人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第一场所和重要环境，因此，作为家庭核心人物的父母对良好家庭环境的营造和正确教育子女思想的养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2]医学生是将来走向社会的医务工作者，家庭除了教育医学生子女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医学知识、医务技术外，还应重视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培养。一名合格医务工作者，不仅应当具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应当具有高尚的医德。因此，家庭应重视对医学生正确的从医价值观的引导，去除其功利性，避免他们将来从事医务工作打后价值天平向物质利益倾斜，倡导“医乃仁术”、“大医精诚” 等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医学生是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主流群体，他们医德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就业后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滑坡，并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和谐发展，所以家庭成员应帮助教育医学生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好自己角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增强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在未来的医药卫生岗位上能秉持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真正做到“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
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是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二者的互动可以归属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的中观系统。课堂教学是医学生医德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医学院校教师必须重视通过课堂教学来增强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为此，就课程体系而言，要开设一套比较完善的具有医学特征的医德课程体系。首先是医德基础理论课，如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的开设。其次是作为医德主干课程的医学伦理学。最后是选修课的构建。由于课时的限制，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的形式将一些课程补充进来，如可以通过选修课讲解医德历史等。就教学方法而言，应摒弃那种传统的单向灌输的方式，促进医学生在道德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应当运用启发式讲授法，通过启发式教学，引起医学生的共鸣，使医学生在经过自己思索后，自觉地得出结论。
但是，道德并不是脱离特定问题情境的条件下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作为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仅靠课堂的讲授很难有效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德和完整人格。同伴群体是“由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职业、社会身份、价值观等方面大体相似的个体所组成的关系相对亲密的一种非正式群体”[3]，同伴群体中成员的医德的交往对医学生正在形成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因此，应重视和加强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之间的互动，使同伴群体成为医学生医德培育的重要参照系统。高等医学院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将课堂教学延伸至医学生同伴群体的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布置有关医德的教学任务后，让医学生在课下自动分成同伴群体讨论小组，各学习小组针对一个关于医德的话题展开讨论。在这种同伴群体的讨论中，医学生能够在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下各抒己见。而对于一些讨论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还要回到德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重点讲解。通过这种课堂教学与医学生同伴群体的互动，形成了“课堂德育教学―课下同伴群体讨论―课堂德育教学”的行进路线，最终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三）重视完善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
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我国目前的医疗法律环境是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一个外部系统。虽然医学生并不直接参与这个环境，但医疗法律环境通过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产生影响。目前我国诉诸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过高、程序较复杂，加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规定的模糊和缺位，近年来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医疗纠纷呈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闹”的方式，甚至靠暴力解决医疗纠纷，陷入“不闹不赔、越闹越赔、越赔越闹”的怪圈，波及全国的“医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4]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往往导致医疗纠纷升级，最终酿成。因此，应当完善解决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制度。畅通解决医疗纠纷的渠道，既要规范医者的行为，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减少“医闹”的发生，维护医者和医院的正当权益。这对于增强医学生利他素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构建“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成长发展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对医学生医德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义利观。 这种传统义利观主张“崇义轻利”，过分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忽视、贬低甚至完全否认个人物质利益倾向的传统义利观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就应该无私奉献，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生的工作不理解，缺乏一种包容心，增加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应当认识到，这种“崇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是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已经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不相契合。而另外一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面更大，它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产生。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只强调经济利益，而放弃道德之“义”。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己主义是其典型表现。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表现在，一些医务人员受到经济利益的诱导，开始为处方权寻找“租赁”对象。医生开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影响医生处方权的已不再是患者病情、药品疗效等因素，患者利益最大化被严重忽视了。这样两种错误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必然会对医学生的医德养成教育产生负效应。因此，构建关于义利观的正确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系统已成为当下我国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必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提倡“义利兼重”、“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一方面我们反对用整体利益碾压和僭越个人利益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的“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受不义之财，鼓励个人通过辛勤劳动活动应得报酬。这种“义利兼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构建，将有利于提高医学生医德养成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刘宇.学生课程参与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106.
[2] 丁文敏.大学生责任教育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228.
关键词：科教；信息；管理
1 引言
医院主要职责是治病救人，但是作为医生实践作为便利的场所，医院也具备教学和科研的作用，医院都有专门的科教部门，主要负责医院承担的教学实践任务，科研项目的管理，学术论文的统计等多重任务和工作，因此在工作中需要掌握的政策较多，工作内容较繁杂，工作的广度比较宽泛。由于网络化、信息技术不断融入现代办公领域，使得实现更多快捷、方便、高效的科教管理工作，对于医院教学任务的统筹更加科学、对于科研相关的管理更加合理，对于学术论文的统计更加详细。
2 信息化系统的优势
2.1这一系统的建立提高的科教管理工作的效率 目前，医院科教管理工作在教学统筹、科研项目管理、论文统计等方面的工作量相对较大，如果医院引进使用这种信息化管理系统，科教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将会进一步提高，例如，对于论文统计来说，原来需要业务科室将自己部门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一一记录下来，然后上报科教管理部门，科教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进行统计各个科室的情况，一般需要1～2d的时间，才能完成本院所有科室的论文统计工作，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之后，论文统计实现了网络化完成，很多的论文统计信息各个科室只需要在电脑上输入进去，系统将完成整个医院情况的统计，大大提高了论文统计的工作效率。
2.2这一系统提高了科研统计工作的准确性、多元化 这种基于软件系统的统计可以进行多种类型的数据输入，例如想要知道近年来的数量、核心期刊收录情况等系统可以直接给出相应的结果，想要了解某一个医生近年来情况，通过筛选功能，就可以轻松实现某一个人的论文情况统计，这是以前人工统计不可能实现的，需要二次统计。这一系统实现多元化的统计和管理，大大提高了科研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多元化。
2.3这一系统对数据保存质量的提升有着很大帮助 实现相关数据资料的电子化处理最大的优势在于，很多数据输入电脑之后，可以实现对相关资料信息的永久保存。相比以前纸质的数据统计表来说，保存质量大大提高。另外，一些科研数据是实时更新的，工作人员需要及时更新，这是以前人工统计很难做到的，一般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对相关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实现数据的更新，这样就造成了相关数据统计不能第一时间进行更新，然而这一系统可以实现相关数据的永久保存和随时更新。
3 信息化系统的实际应用
由于现在医院的科教管理工作中有大量的数据信息需要统计，对于科研、教育工作的管理首先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因此，科教工作的基础就是相关数据信息的统计，有了数据和信息，有针对性地提升管理措施才有根基。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相关科研、教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个系统在每一个科室都有自己的终端，各个科室的科研成果申报、信息反馈都有专人进行负责，将自己科室中的信息通过信息化系统传给相关的科研管理处室。而且这种信息化的管理模式主要由几个细化的模块组成，下面就从这几个模块的管理进一步探讨信息化系统的应用过程。
3.1项目管理模块 科研项目的管理需要设计项目发展的全过程，例如项目的立项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开题报告、课题可行性论证会、科研成果取得的时间等情况进行分别记录，在项目实施阶段需要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数据，例如某一时间段发表了多篇论文，论文的质量等进行相关统计，在课题结束之后，需要对相关的科研项目进行成果统计等，另外还有课题负责人、参与人员等等信息都是这个系统模块需要记录的主要信息[1～3]。
3.2论文模块 信息系统中的论文模块将医院医生、护士、学员等发表的论文进行相应统计，数量和质量充分体现出一个医院的科研实力，对相关的论文信息进行统计可以有效掌握医院的科研实力和成果等。论文统计的需要涉及到论文名、作者、第一作者、登载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等。上述也说明了这个信息系统在进行信息管理的时候，将每一个科室都设置相关的管理入口，业务科室可以指派专人对自己科室的情况进行统计。
3.3学术研讨模块 学术研讨是科研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相关信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例如相关科室人员外出参加学术研讨的时间、地点、会议种类（国内、国际）等等信息需要在这一模块中进行输入，一些重点医院具有自己组织相关学术研讨的机会和能力，这一系统也可以对举办相关学术会议的基本情况进行信息登记。
3.4教学管理模块 教学任务还是一个医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医院有大量的实习医生，对于他们的管理主要还是以学分取得为主要依据，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利于信息化教学管理模块的实现，这一模块对于实习生实习情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管理的学分多少，学分多的实习生具有较高的实践能力，对其评价就可以是优秀，反之亦然。这种规范化的、透明的教学管理系统可以降低的空间，反映实习生的真实情况。
4 结语
医院在进行日常的接诊工作之外，还兼有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职责。一个医院教学、科研能力需要进行相关的统计梳理，信息化技术可以将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冒海春，陈建荣，等.建设数字化急诊中心提升灾害医疗救援能力[A]//2014第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灾害医学学术大会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健康产业成果展示洽谈会.2014，09：153-154.
【关键词】 思维方式;差异;中医学;发展教学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经岁月更迭而生生不息，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有过辉煌的过去，为祖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学东进的劲风中，世人的眼光一起移向西方文明，代表东方智慧的中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1]。“中医西医化”的思潮几乎将中医淹没，眼下有必要通过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理清中西医的本质、特点、优势及缺陷，探讨中医发展方向。
1 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
“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文化，与其特定的思维相联系”[2]。中西医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框架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西医的思维主要建立在西方哲学、科学的基础上，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
中医是整体-类比思维，西医是个体-分析思维。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事物融为一体，即“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西医的分析还原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高级运动是由低级运动组成的，可一直追溯到细胞、分子水平，借助于精密仪器对原子、分子、基因等离子进行微观的分析。教学
中医是动态-功能思维，西医是实体-结构思维。“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3]。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具有实体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肝”与“左”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西医认为，一切现象、表现都是某个实体的存在，对于病情的解释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体”(支原体，抗体，线粒体)、什么“子”(分子，原子，粒子)或什么“性”(阴性，阳性)并结合结构作为诊断的依据 [1]。同时借助于人体解剖学，对人体的病变部位做精准的结构把握。
中医是直觉-体悟思维，西医是实证-量化思维。中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是通过直觉体悟获得的，脏象、经络学说体现了这一点，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西医则运用现代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进行病变机理的实证，并测定定性、定量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教学
中医的整体、辩证的思维虽是宏观、系统的，但与现代医学相比，已显得粗糙、笼统和模糊;其动态功能的思维使体系封闭成一体，难以证伪，正确性高，准确性低;其直觉思维不是严密、理性的公理系统，重体悟不重论证。西医重个体、分析的思维，忽视整体以及个体间相互关联，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体-结构思维是客观、科学的，却割裂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显得呆板、机械;其实证-量化思维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以统一标准看待有差异的个体，结论往往有偏差。通过对照可知，思维方式决定下的中西医是大异其趣，各有利弊。这从理论上辨明：用西医的价值体系、思维方法来评判、怀疑甚至否定中医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2 中医学发展的思考
中医从诞生之日起就凸显其思维的优势，为中华民族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病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明朝西医传入以来，中医学出现了衰退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方面，缺乏对中医精髓的继承、深挖;客观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渗透、销蚀的结果。这使得中医学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中医西医化[4]。当务之急，中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中医学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土壤[1]。
教学
理论研究方面，构建现代中医思维。传统中医从整体、宏观、动态、辩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但也应看到中医不重量化、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辩证上带有较大的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中医学发展的缓慢[2]。中医学应该在坚持其传统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借鉴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强化微观性、分析性、逻辑性来弥补先天不足的问题。即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主导下，科学纳入分析还原思维，将中医朴素的系统论思维改造为现代系统科学思维。这有利于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宏观与微观及宏微观结合上进一步发展中医[5]。
教育方面，培养中医思维。中医学思维的培养靠教育。首先，完善知识结构，科学设置中医课程。中医学是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融的体系[4]，其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中医学文化、哲学思想和医疗技能。其次，调整中医课程比重。中医院校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能力，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应以中医课程为主，把中医知识结构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其余可安排选修课，这样学生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由西医思维定势转变为中医思维。再次，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除讲授传统中医基础知识外，还应将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及认识论、方法论等贯穿其中;最后，实现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化”，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领悟中医学的精神实质，自觉形成中医学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中医人应有相当的中医文化底蕴，如果中医人自身学养有了问题，比什么都可怕[1]。
临床方面，践行中医学思维，进行理论创新。现今，中医临床采用的是西医思维方式，运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这种方法，表面上用的是中医治疗，实际上已偏离中医的传统思维，最终导致临床治疗的西医化[5]，这从原点就掉进西医思维和方法的陷阱[4]，是很危险的。中西医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文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强硬拉在一起，结果只能是两张皮。我们倡导，在临床上，诊断、治疗运用中医思维，积累经验，创新中医学理论。当然，中医学理论创新必须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自身研究的取向、思维特点、学术价值主体，这样方可卓然自立，否则将异化它类。如近30年临床研究所创立的中医体质学，升华了中医学对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促进了基础理论以及临床医学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使病与诊在人体交叉关系上得到阐明，推动中医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与方法干预的深入研究，拓宽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 [1]。同时，其“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医诊断手段的多样化，而且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教学
[1] 王琦.中医理论的特质与路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4-13.
[2] 刑玉瑞.中医思维研究与中医思维方法学[J].中医药学刊，2003，21(11)：1832.
[3]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2(4)：10-12.
[4] 刘吉.中医发展现状及思考[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3(2)：5-7.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科学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4.3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药根植于传统文化，离开传统文化，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代俗语“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对学习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倘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则很难成为中医名家，中医药理论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医药院校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急功近利，既不具有历史意识，又不具备长远眼光，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终只会导致中医药的异化和弱化。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理论上、逻辑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抡的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它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及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医学殿堂中的一块瑰宝。过去，它曾经为我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中医学仍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著的临床疗效为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医学知识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中医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至秦汉时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在祖国医学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蕴含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天人相应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亦在不断完善。当时的医家借用了这种哲学思想，将它们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用以总结、解释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并编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成就。
《黄帝内经》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为工具，不但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预防和治疗，而且将疾病的发生与自然、
社会联系起来，具有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雏形。《黄帝内经》主张以人为本,《素问》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贵于人”，确立了人在医学中的主体地位。《黄帝内经》还主张应“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促进人体血气循环，“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于“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
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它对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于“邪”、尤其注重于“正”，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正邪斗争”的发病学观点，使中医学一开始就居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黄帝内经》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运用这种方法论，它从整体宏观角度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概括为五大功能体系，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生理、病理观。这些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中医学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运用哲学的力量，对人体及疾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对药物的研究亦采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提出君、臣、佐、使、七情和合以及四气五味等概念，从而将实践与理论融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对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概括了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亊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称为“五材”；这五种元素不仅具有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称为“五行”。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人体的五脏属阴，六腑属阳；具体到每一脏腑，也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中医学还应用阴阳学说来说明脏腑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由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即阴阳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失衡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中医学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认为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认为心属“火”等。同时中医学还应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脏腑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肝病可以传脾，是木乘土；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土侮木等。
3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为整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整体观、综合观。中医学的整体观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中医学认为四时之气有消有长，人也应顺应这种消长规律。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2特别注重社会环境和情志致病：中医学认为，从心理属性而言，正常的情志变化并不致病，但过度的心理失衡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4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治疗极具思辨和人文色彩，含有丰富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4.1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治疗学中的具体体现与实践，也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与精华。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应根据每个患者的客观实际，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不仅要确诊病人患了何种疾病，而且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属于何“证”，治疗方案主要针对这种“证”而制定，即为“辨证论治”。
4.2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主要有治未病论、治病求本论、因势利导论、三因制宜论等，也体现了其古代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其中“治病求本论”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治则。标、本是古代哲学辨证法的一对范畴。中医学引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疾病的正与邪、现象与本质等的关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中医治疗的“三因制宜论”指治疗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疾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人的体质禀赋、性情习惯、地域环境、时令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三因制宜”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时、地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因时、因地辨证施治，这体现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哲学精神。
[关键词]吴汝纶，中医，西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22—05
如何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在当代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問题之一。中医的评价問题所以长期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医的定位与评价直接关涉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問题。其实，自近代以来，对于中医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中医的命运也伴随着中医的存、废之争几起几落。吴汝纶作为近代中国的著名文学家，一方面提倡桐城派古文，一方面则对中医持近乎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自然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通过本文，笔者一是试图全面总结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二是力求从文化视角发掘吴汝纶排斥、批判中医的真正缘由。
一
近代以来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废除中医中药；二是废医存药；三是中医要改良，要科学化；四是主张衷中参西。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对中医的态度最为苛刻激烈。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为晚清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对中医的态度与对古文的态度却叛然两立，在视桐城古文为“瑰宝”的同时却坚决主张废除中医。对于中医，他力主排斥“拒绝中医，实为卓识”；对于西医，他公开表明自己“笃信西医”。吴汝纶在医学問题上的激烈之辞，其影响不可小觑。吴汝纶虽无专文论及中西医問题，但综合其文集中不时出现的有关医学的零星言辞，其对中医的批判却是全面、系统的。正是吴汝纶对中医的系统批判，使其具有了文化分析上的典型意义。
（一）吴汝纶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分析中医之“坏”与“伪”
吴汝纶对中医的批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态度的彻底性，其彻底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试图从源流的角度彻底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关于中医的起源与发展，他曾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問，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
这段话是吴氏于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期间在社交场合的一段公开答辞。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政府官员在访問国的外交场合中公开否定本国传统医学，当是深思熟虑的想法。仔细分析，吴汝纶此处所言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认为“真”中医存在于是汉代以前，汉代以后中医的谬误起于“儒家之坏”。吴汝纶所谓“儒家之坏”，具体而言，一是西汉今文家对五藏认识的谬误；二是汉末古文经学家郑康成论五藏反取今文，使今文五藏谬说贻误至今。既然中医的“真”源流在汉代已经“亡佚”，后世中医理论都源于郑康成的谬传，这就从源流的角度给现传中医贴上了“坏”的标签。试图从源流角度否定中医的合理性，可见吴氏否定中医态度之坚决。在他看来，汉学大家郑康成的谬传是中医之“坏”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很是体现了吴汝纶的学术倾向。吴汝纶是清末桐城派领袖，桐城派在学术上以宋学为依归，与汉学家相互攻讦不断。作为宋学皈依者的吴汝纶将中医之“坏”归于汉学家郑康成“一言不慎”，这种结论的得出显然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有密切相关。其实，医学自有其独立发展的路线，与经学的真伪并无太大联系。
其二，判断中国现传中医为“伪”医学与“邪说”。所以对现传中医作出“伪”与“邪”的判断，他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重要典籍如《难经》《素問》为“伪书”。《难经》约成书于东汉以前，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素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所论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源。中医作为民族传统医学，讲求经验的传承，如果认定现传中医奠基性的典籍为伪书，现传中医为“伪学”的结论也就自然成立了。第二个理由是现传中医的“左肝右肺”为“邪说”。“左肝右肺”为中医的藏象学理论之一，本是论述气机升降运动，而非实指肝肺等脏器位置。随着近代西医解剖学的传入，“左肝右肺”被演绎误读为“肝在左边，肺在右边”，此成为中医在近代被批判的重要口实。如果中医的正误须以西医为标准进行判断，中医自然就成了“伪”医学与“邪说”。
（二）吴汝纶对中医的具体批判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关键点上。部分学者所以认为中医不是科学，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医没有揭示任何的因果关系；二是中医没有逻辑；三是中医的有效性是虚假的；四是中医得不到任何的可供实验检验的证据。细查吴汝纶关于中医的具体批判，可以发现他的关注点也集中在中医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关键問题上。
其一，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批判。阴阳五行之说是建构中医理论的基础，否定阴阳五行理论就等于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吴汝纶曾这样置疑阴阳五行理论：
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工程 知识库 知识获取 知识发现
分类号：TP182
引用格式：于彤.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36-343[引用日期]. http：///p/1/56/.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3]。因此，知识获取、知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4]、语义网[5-6]和数据挖掘[7]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专家合作，于1979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家系统DD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8]。此后，全国兴起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9]，知识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的重视。近30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0]。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1-2]。旨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1-2]。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学习效率，促M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的知识体系[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医思S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方法[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网等。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16]。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专家系y。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水平[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9] 估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300个，并遍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一交叉学科[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KDD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被用于研究方剂配伍规律[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解释中医证候的本质[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新药研发[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作为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本挖掘（text mining）、语义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1990年代出现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13]。本体在复杂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这一大型中医药领域本体[23] 。TCMLS对中医药领域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40余家机构，近300人进行协同工作[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等一系列大型知识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26]。但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27]相比，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系统[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类、孤立点分析、时序/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Weka、Rapidminer等较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KDD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KDD方法引入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律[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以及中药新药研发[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21]；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20]。这些工作表明，面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KDD技术进行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9]。
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有的KDD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6，30]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孤岛”问题。2001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信息空间[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并重新，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30-31]。TCMLS作为一个包含10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100余万个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31]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任廷革， 刘晓峰， 李庆业， 等. 从复方分析模型的研究看中医知识工程的意义[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1999， 6（3）： 12-13.
[2] 杨斌. 中医知识工程的建立及其意义[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0， 2（4）： 28-30.
[3] Schreiber G， AKKERMANS H， Anjewierden A， et al. 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the CommonKADS methodology [M]. 1st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4] Brachman R， Levesque H.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M].San Francisco：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2004.
[5] Berners-Lee T， HENDLER J， Lassila O. The semantic Web [J]. Scientific American， 2001， 284（5）： 28-37.
[6] 于彤， 崔蒙， 李敬华. 语义Web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研究综述[J]. 世界中医药， 2013， 8（1）： 107-109.
[7] Fayyad U， PIATETSKY-Shapiro G， Smyth P.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J]. AI magazine， 1996， 17（3）： 37-54.
[8] 马斌荣. 中医专家系统与中医知识库[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9] 陆志平， 李媛媛， 魏方方， 等.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与中医专家系统[J]. 医学信息， 2004， 17（8）： 458-459.
[10] 孙燕. 中医知识工程研究进展分析[M].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0， 17（12）： 5-6.
[11] 于彤， 陈华钧， 顾拢 等. 中医象思维的OWL语义建模[J]. 中国数字医学， 2013， 8（4）： 29-33.
[12] 于彤， 崔蒙， 吴朝晖， 等. 基于语义Web的中医临床知识建模[J]. 中国数字医学， 2013， 8（11）：81-85.
[13] Gruber T R. A translation approach to portable ontology specifications[J]. Knowledge acquisition， 1993， 5（2）： 199-220.
[14] 李兵， 裘俭， 张华敏， 等. 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概述[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0， 17（3）：100-101，106.
[15] 路耀华. 思维模拟与知识工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16] 陈瑜. 试论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3， 34（3）： 89-92.
[17] FAN J， LI D. An overview of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J].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 13（4）： 348-368.
[18] 李文林， 段金廒， 赵国平，等. 方剂配伍规律数据挖掘的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8， 15（10）：92-94.
[19] QIAO S， TANG C， JIN H， et al. KISTCM： knowledge discovery syst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Applied intelligence， 2010， 32（3）：346-363.
[20] ZHOU X， LIU B， WU Z， et al. Integrative mi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MEDLINE for functional gene networks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2007， 41（2）：87-104.
[21] ZHANG N， YUAN S， CHEN T， et al. Latent tree models and diagno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2008， 42（3）：229-245.
[22] 雷蕾， 慧敏， 崔蒙， 等. 中医药化学辅助研发系统的建设[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8， 15（8）： 100-101.
[23] 于彤， 贾李蓉， 刘静， 等.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研究综述[J].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15， 39（6）： 56-60.
[24] 崔蒙， 谢琪， 尹爱宁， 等. 中医药信息数字化虚拟研究院建设模式研究[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 23（3）：5-8.
[25] 尹爱宁， 崔蒙， 范为宇， 等. 中医药虚拟研究院[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6， 28（3）： 141-143.
[26] ZHOU X， PENG Y， LIU B. Text min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discovery： a survey[J]. 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2010， 43（4）： 650-660.
[27] Rebholzschuhmann D， OELLRICH A， Hoehndorf R. Text-mining solution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enabling integrative biology[J].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12， 13（12）： 829-39.
[28] 于彤， 钏叮 李敬华. 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研究进展综述[J]. 中国医学创新， 2014， 11（18）： 142-144.
[29] 吴朝晖， 封毅. 数据库中知识发现在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Ⅰ）[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5， 12（10）： 93-95.
[30] CHEUNG K， CHEN H. Semantic Web for data harmon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J]. Chinese Medicine， 2010， 5（1）：1-5.
[31] 于彤， 刘静， 贾李蓉， 等. 大型中医药知识图谱构建研究[J]. 中国数字医学， 2015， 10（3）： 80-82.
Knowledge Engineer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Yu T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
中医学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传统医学之一。目前作为必修科目纳入西医院校教学内容之中，旨在让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基本思想和诊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既能将一门学科的精华部分展示给学生，同时又能使学生对中医理论产生兴趣和继续探索、 学习的欲望，这是目前高等西医院校中医教学应探讨的课题。
1 突出传统文化
中医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学习中医，必须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儒家、道家、佛家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因为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方法更接近道家祟尚自然的思想。中医学认为“形气相感，形神合一”，人的意识形态、意念活动对自身及周围事物产生影响。学习传统文化，体悟自然之道，正是为了修养心性，静心体悟自然之道、中医之理，以平静纯净心行医，方可能成为医德医术均上的好中医。
2 构建整体与辨证思维模式
作为一名中医课程的老师，处理好了“教”的过程，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要想切实地做一名合格的老师，还要引导学生怎样更好地“学”。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素质德育论》[3]中谈到培养大学生的学习素质是一项系统的过程，素质教育认为必须从转变大学生学习观念入手，以端正大学生学习态度为前提，使大学生明确学习内容，掌握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处理问题、分析问题。因此，要学好中医知识，不仅要想让学生学会怎么学，还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观念，更要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的方法。对于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来说，中医教育[4]主要是加强中医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根本上把握其精髓，紧紧扣住以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核心的生理与病理，以“太过”及“不及”为主的病因与预防，以四诊、八纲、八法、辨证施治为中心的诊法与治则，以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为中心的药物理论，引导他们步人中医大门。比如在讲到心主血脉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时，心、脉、血三者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可将其比喻为农田灌溉时的水泵、水、水渠三者的关系，三者构成一个整体，当任何一方失常时，水都无法顺利流到田地里。从这些形象的、简单明了的生活例子来引导学生理解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概念及其过程，并启发培养他们逐渐构建起整体的、系统的、辩证的思维能力。以生活中吵架后出现鼻出血、心烦失眠、面红目赤、头痛头胀、腹泻现象说明肝、心、肺、脾之间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以及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相乘相侮关系，同样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整体观念、辩证论治，从而逐步培养他们的中医整体、辩证思维，从而加强他们对中医知识的理解和识记能力，提高中医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 理论联系实践
3.1 中医理论源于生活实践，在临床教学中要多联系生活，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理论。在病因病机教学中，可采取“取类比象”、“形象思维”的方法，结合日常生活，使学生更形象地理解风、寒、暑、湿、燥、火的致病特点。如风邪致病特点，风的性质“动”→风邪致病特点（阳邪、善行、数变、百病之先导）→临床表现（动摇不定、昏仆、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抽搐、震颤、拘挛、颈项强直、角弓反张等）。这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而且能使学生灵活掌握所学知识，举一反三。
3.2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所以要安排一定时数的临床实习课，让学生深入临床第一线，耳闻目睹中医药临床价值，亲身验证中医药理论，使他们对中医学产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西医院校学生接受的是西医学理论，要理解并接受中医学理论，需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以及典型的中医病案，采用启发式方法精讲，引导学生运用中医理论独立思考，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轻松掌握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学习积极性。在临床中收集典型病例，形象示教，使学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见习，较好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应用，如口腔溃疡，中医称为口疮，对口疮的治疗，首先联系藏象学说，要想到“脾开窍于口”，从脾的角度入手，清化脾之湿热、积热，同时脾胃互为表里，再配合清胃之法可收到很好疗效。对于舌上生溃疡，则要想到“心开窍于舌”，从心的角度入手，进行论治，就能收到很好效果。如果口、舌均生疮，则从心、脾两脏入手。通过临床病例分析，一方面使学生复习了藏象理论，另一方面对如何在临床上应用中医理论有了深刻印象。中医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回归于临床实践。要使学生从死记硬背中解放出来，从实践中学到扎实可靠的实用知识。
4 提高教学艺术性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医学教学方法单一，抽象思维多，形象思维少。要想提高西医院校的中医学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就显得特别重要。那么，怎样来提高西医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以往当西医学生开始接触中医时，觉得很玄，难以理解，甚至难以置信。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其次，教师讲授——学生听课、记忆、考试的简单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后很快把所学知识置之脑后，缺乏主动学习和思考的契机。最后，教材的内容不能满足当前需要，内容多而课时少等因素也影响着教学效果。在多媒体教学手段日益普及的今天，西医院校中的中医教学大多仍沿袭传统的授课模式，以“填鸭式”的满堂灌为主。这显然与当今快速发展的教育形势不相适应。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具体体现[5]。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使计算机辅助教学得到空前的发展，使我们的教学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传统的课堂以板书及口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变成以图象、动画等多种方法的教学模式，从而改变了学生死记硬背、枯燥乏味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
关键词：传统文化；医学职业素养；医德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逐渐提高。如同各个行业需要职业素养，培养医务人员职业素养对于改善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各医学院校仍是以医学专业知识教育为主，职业素养教育相对仍然欠缺。如何对接受了较少职业素养培训的在职医务人员进行职业素养教育，目前尚无具体措施。我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先秦时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是教化和约束人们的最佳社会行为规范。学习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医务人员的医学职业素养。我科室自2008年以来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提升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传统文化学习对医务人员职业素养培养的作用梳理如下：
1医学职业素养的定义
1994年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首先正式提出"医学职业素养"一词（medical professionalism ），此后开始了关于"医学职业素养"概念的探讨。国外学者认为医学职业素养是一个能够解释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特质和态度的理论结构，可以指导医务人员的行为。2011年我国学者提出这样的定义：医学职业素养，即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在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它是医德医风、人道主义、专业水准三个方面的总和，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是个人或组织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反映[1]。医学职业素养是指导医疗人员从业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是医疗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特质、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医学职业精神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2]。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医疗人员才可能真正担当起其服务于社会的责任。
2学习传统文化对医学职业素养培养的影响
医学职业素养是为了完成医疗服务工作，在思想品德、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等长期学习和实践中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职业认知、人文关怀、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渐达到的正确态度[3]。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复杂的过程。系统规范的医学职业素养教育，可以使医患双方受益。尽管目前尚无标准的职业素养培养规范及措施，但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优秀的传统文化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道德准则，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学习同样可以在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1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培养正确的医德观念 《左传》书："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即做人，立功即做事，立言即做学问。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人最重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人之根本。"立德"对于患者生命健康所托的行医人员，尤为重要。魏晋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书："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利达不可人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如果医务人员人员懂得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并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及追求，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医乃仁术"，只有具备仁爱精神的人才可以做医生，古今中外，亘古不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现代人很多不懂或不重视传统文化，失去了对最佳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缺失的传统文化教育，真正造成的是素质教育的缺失。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医学生的重要性[4]，但在医学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中仍然普遍缺失。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将有益于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及根本的观念，对于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会有重要的影响。
2.2学习传统文化有助于医务人员努力提升专业水准 唐朝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了有关医者必备的素质，一是精，二是诚。有关"精"的解释："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即要求医务人员有精湛的艺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明朝裴一中在《言医。序》中写道："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下，才不近仙，心不近佛，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做医以误世"。医学泰斗裘法祖老先生竭其一生，献身医学事业，其座右铭是："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学问要知不足"。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必须医术精湛，否则即便有仁爱之心，也枉为庸医。德才兼备是对医务人员的根本要求，医务人员有责任努力学习、认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努力做到"笃信好学"（《论语。泰伯》），"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2.3传统文化学习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 有作者认为，现代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越演越烈等，主要原因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医学教育中导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弥补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5]。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实现医学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承接[6]。明朝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提到"医家十要" ，如：一要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等，对医务人员的德才有明确的要求，辩证应用于培养当前医学职业素养，将有重要的作用。《万病回春》中关于"医家、病家通病"的论述，更是可以对当今医患关系有很好的启示[7]。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其核心是医学职业道德的培养。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职业道德，将有益于医学职业素养的提升。
医学的本质决定了医务人员应具备实效的治疗技术及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8]。清朝王旭高言曾这样说：医，仁术也。其心仁，其术智。爱人好生为之仁；聪明权变为之智。仁者余而智不足，尚不失为诚厚之士；若智有余而仁不足，则流为欺世虚妄之徒。作为医务人员，具有仁者之心尤为重要，只有发自内心尊重生命、不被利益驱使的医务人员，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患者。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自本土，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将有益于培养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情怀，提升医学职业素养，有益于我国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恬，宛小燕.浅议如何定义医学职业素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6）：815-816.
[2]李本富.试论医生的职业精神[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6）：3-4.
[3]王玉，唐菲，王云峰，等.中国八年制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内容、方法与途径[J]. 基础医学与临床，2014， 34（4）：573-576.
[4]袁纲，李和伟，张荣兴，等.在德育中融入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思考[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10）：1078-1080.
[5]潘秋平.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与传统文化的救赎[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3）：291-293.
[6]段振东，张前德.论医学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承接[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4）：267-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