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6 20:23:47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成就，包括其存在的问题，在现代文学的框架里已经受到其内在价值标准的影响，有了定评。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里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不必计较其政治倾向性而加以简单的褒贬取舍。换言之，在侧重时间意义上的民国文学的框架中，研究者可以少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可以较为自由地发挥研究的个性。对于某些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来说，他(它)们或许可以因此享受到更为客观的对待；对于文学史来说，这有利于更为充分地展现这一个时段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民国时期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不是先按某种内含的固定标准进行等级区分，而是把它们当做单纯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来看待，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允许研究者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但这同时又要求研究者在坚持个人标准的同时，必须采取学术的态度。所谓学术的态度，借用胡适之的话，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不说五分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努力做到客观公正，避免门户之见。当然，证据未必绝对可靠，一者因为证据的辨别和采用难免带着主观因素，二者因为我们不可能穷尽全部的证据，例外总是存在的。因此，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过程当中，研究者要避免独断，就要随时准备接受别人的批评，所谓从善如流、勇于改正错误者是。这种谦虚的态度，可以促成学术探讨中的不断切磋、相互对话的风气，有利于学术民主的发展。当然，没有预设的标准并不是研究者没有标准，相反，不预设标准，是赋予了研究者一种权利，他可以按照个人所意识到的审美的和历史的标准去进行文学的批评。如果他的批评违反了文学的审美特点和历史的规定性，就有可能招来他者的反批评，他应该承认他者有反批评的自由。自由的批评和交流，是学术自由精神的重要保证和生动体现。
尽管苏文瑜教授的周作人研究专著《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康凌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新近才在中国译介出版，想必读者不会对其中的观点感到陌生，原因在于，这本著作内在于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传统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郑重处理的对话对象，还在很大程度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系统和提问方式。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比如温儒敏教授就曾撰文反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遗憾的是，这类初步的反思未能充分厘清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历史意识，多数学者仍然对自身与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别缺少细致的体认。我无意在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做出简单的高下判别，而是试图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明了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的重要区别，将妨碍我们汲取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影响我们对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性”方面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苏文瑜教授这本著作，恰好为我们检讨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的学术脉络提供了契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研究的领域推陈出新，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之相较，苏文瑜教授的专著则显得“异质”或“新颖”，原因不仅在于这本著作极为详细地重构了周作人与传统美学、日本文学思想之间的谱系关系，更在于它在一个迥异于传统周作人研究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借用杜赞奇名著的标题，我把苏文瑜教授的问题框架概括为“从民族国家拯救文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问题框架及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为李欧梵、王德威、史书美、周蕾等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所共享。
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学界掀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中，“革命”史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他者，周作人、张爱玲等一大批隐而不彰的作家“浮出历史地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图景。不过，尽管“现代化”史观下的文学史叙述与它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两种文学史叙述背后都潜藏着某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也即是说，都是一种有关历史的宏大叙述。此外，“重写文学史”运动并没有改变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位置，新近“发现”的作家、作品仍然被井然有序地编织在一条文学“现代化”的链条中，对它们的文学、社会价值的认定，仍需符合五四新文学为标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虽然在钱理群等人的研究中，周作人得到了重新的评价，但这些研究并不构成对五四新文化的“挑战”，只不过是重新恢复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脉络中的位置。与此同时，尽管“现代化”文学史观的认知框架中，“革命”悄然退场了，但是 “中国”的主置仍是不言自明的。研究者们在讨论周作人对“地方”问题的论述时，大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周作人试图呼吁作家重视地域特色和各自的经验生活，以此克服五四问题小说过于模式化的缺陷，在这类讨论中，“地方”的问题至多不过是地方特色或者地域文化的问题，这些地方特色代表了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内部多方面的丰富性，却并不构成对这个统一体的挑战。最为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周作人的“附逆”行为仍然是绕不开去的一条红线，钱理群主张，在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上，不能停留在道义层面的谴责，必须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批判”，但他仍然明确指出，“周作人没有与养育了他的祖国、人们、民族同生死共命运”，即便他日后的思想、创作仍然“读来也颇动人”，他的生命“早已结束在那个祖国蒙受屈辱灾难，同时又是民族奋起的时代，而且是经由他自己之手埋葬的”。（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中华书局，2004年，第288—299页）
在以上所有这些方面，苏文瑜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她的周作人研究建基于她对中国现代史的“特定理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北美中国学界渐次展开对费正清学派的批判，新的学术潮流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促成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社会史、地方史转向，并因为后殖民理论的介入而呈现出更为繁复的面向。这一学术潮流源于对西方普遍主义的不满，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批判，苏文瑜对周作人的重新讨论正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下展开的，杜赞奇、查特吉等人的论述是她主要倚重的历史和理论资源。在有关民族主义议题的讨论中，盖尔纳和安德森的论述广为人知，尽管二人的立论角度有所不同，但正如苏文瑜所指出的，二人都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盖尔纳在工业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文化之间建立的“本质化”的勾连还使得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至善的品性”（P26）。苏文瑜的观点则与二人完全不同，她争辩道，“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观念先行”的，它的出现“先于现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部分”（P25），并在社会结构和个人安放两个层面上服从于一种“抽离式理性立场”（P32），一方面将一块“土地”上的过去“国有化”（P32），另一方面又使得“道德行动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P24）。基于这些认识，在苏文瑜的讨论中，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现代性话语不再是“民主”“科学”或者“现代”的代名词，而成为了查特吉所说的殖民主义话语的“衍生物”，在全部方面都被民族主义的国家论述所笼罩，甚至悖论性地复制了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并因此生产出深刻扭曲的“现代国家和现代自我”（P16）。她明确指出，将周作人读入五四的做法没能抓住“周作人真正的重要性所在”，在她看来，周作人反而清晰地发现“个人在思想与道德上的自由正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深刻威胁，而中国知识分子正借由这一话语拥抱现代性”（P8），并始终拒绝“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与理性相互割裂”这一现代性逻辑的必然倾向，以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重新介入了对“个人与民主、民族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思考，构成了对五四所主宰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回应”（P16）。这一“另类回应”的核心要点在于，周作人始终坚持着文明与民族（国家）的区分，苏文瑜颇为赞许地指出，即使是在附逆之后，周仍然保持着对日本和希腊文化的开放（P146）。
苏文瑜这些论述的开创性和历史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未尝没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尽管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有效地更新了我们讨论问题的眼光，但符号学、话语理论的分析方法并不能取消对历史实际问题的探讨。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史最大的课题，即便是今天多被推崇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对此也深有体认，批判性的思考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前提后才可能具备相应的生长性，然而，这些具体的历史进程在苏文瑜的讨论中被极大地话语化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切性质并非固定不变，就此而言，我将分别考察这些词汇，并展示出我所认为的它们的关联方式”（P19），这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周作人的思考并不外在于“建国”这个中国现代史的最大课题。在早年的文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中，周作人就极为自觉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讨论文学的意义和使命，“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这一思路在其五四时期的论述中得到延续，《人的文学》看上去讲的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且对“民族国家”提出了质疑，“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不过是一种偶像”，但是这一质疑是在民初共和危机的语境中做出的，与其说其指向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空洞化了的国家政治的否定，并且试图通过对“人”的重新界定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在《国语文学谈》中，周作人指出：“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绝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这里的说法看似与五四时期的主流说法不同，但无法用来论证苏文瑜试图在周作人那里发现的“文明”与“国家”的区分，因为周作人给出的原因恰恰是“以前文言的皇帝专制，白话军出来反抗，在交战状态时当然认他为敌，不惜用尽方法去攻击他，但是后来皇帝倒了，民国成立；那废帝的族类当然还他本来面目，成为五族之一，是国民的一部分，从前在檄文上称我汉族光伏旧物的人此刻也自然改变口气，应称我中华国民了”，也就是说，只是在民国或者“国有化”之后，“古文”和“白话”才得以“和解”。苏文瑜将周作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使用，以及他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定在晚明的尝试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回应，苏文瑜指出，在五四的话语逻辑中“对白话的使用象征着与封建历史的断裂”，但周作人从未接受相关的理念，“包括白话与‘古文’之间的对抗，或者陈独秀基于阶级论的对‘贵族文学’和‘国民文学’的区分”（P222）。上文的讨论已经为重新理解这些论述建立了必要的前提，与此相关另一个问题是，周作人对传统美学的使用也绝非是“透明”的，这些传统美学的意义只是在“现代”的烛照下才得以彰显，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并不自外于他的五四同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指出：“要说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先须有说明的根据”，这里说法颇类似于胡适所说的“评判的态度”，接下来周说道：“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变可知道其他一切”，由此周氏固然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晚明，但这只不过是现代语境下对晚明的一次“发现”，而发现的标准只能是来自“西方”（希腊），这和胡适等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在对抗战前后周作人的讨论中，苏文瑜准确地呈现了即便是周氏有关花鸟虫鱼的散文也往往产生于一个论辩性的语境，周作人对于“凡人的生活”的关注有着超越于“凡常”的意义，在抗战投敌之后，这一态度也未曾变化。在此基础上，苏文瑜认为周作人的附逆并不意味着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选择”的转向，她特地强调周作人实际上并不认同日本人在东亚的现实统治秩序，并约略指出周作人写作于附逆期间的文章《汉文学的前途》《禹迹寺》等文章里存在着某种“文明中国”的概念，这些设想既不同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由于对民族国家的“偏见”，苏文瑜仅仅满足于指出周作人始终保持着“文明”对于“国家”的开放（P146），而忽略了继续去追究：在一个竞争性的语境中，如果说周作人的相关设想，使得他在“互相纠缠彼此激发”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话语”之间左支右绌，不得不深陷妥协和投敌的窘境，那么，这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对现代性的“另类回应”呢？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苏文瑜的讨论最显薄弱，她始终在一个抽象的层次上讨论民族国家的后果，而无力（或者不屑）在历史进程中考察民族国家的不同样态。正因为此，她只能在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对立框架中处理她所谓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典范式五四知识分子与周作人的对立，却无法更有张力地把握中国现代思想。在早年的文本《破恶声论》中，鲁迅的态度既非用世界主义批评民族主义，也非用民族主义批评世界主义，而是在对这两者的共同的批评的基础上悖论性地同时成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对周作人的新村理想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也并不是对这一理想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对这一理想现实转化空间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 即便我们将周作人的思想视为对五四现代性的一种“另类回应”，这一认定也不应该是讨论问题的终点。相较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文学）”，借用葛兆光教授的说法，对于现代中国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来说，更为合适的方法，恰恰是要“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文学）”。
关键词：当代文学；新移民文学；审美内涵
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上世纪80年代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从大陆出国留学、经商、求职甚至是婚嫁的华人作家是新移民文学的主要创作人群，这些作家长期居住在海外，但是对于祖国大陆保持有深厚的感情，在海外游学或者生活的过程中，接受到国外的知识和文化，个人的思想和文学修养达到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经历了之后，很多的文化学者和作家纷纷踏上异国他乡之旅，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海外多元文化的影响，在艺术特征上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以多元丰富的文化特征引导人们的思考，体现在文学形式上是以寓言化倾向以及敏锐的空间意识作为表现形式，体现出新移民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突破以往文化审美发展的藩篱，实现个性以及个人情怀的强烈抒发，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学形式。新移民文学代表人物主要有严歌苓、哈金、张翎、陈河、林湄、沙石、鲁鸣，在1990年之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创作不断涌现，比如说严歌苓的文学创作更是以影视化的形式不断丰富实践，获得更多的认可和赞誉。
1 兴起
新移民文学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全球化趋势下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大陆改革开发之后的“移民潮”的影响。据有关专家统计，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76万，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留学人数不断增长，在大批的出国人员中，由于留学、经商、求职、婚假等方面的因素，很多的人在留学出国之后就选择定居海外，成为新移民的主要组成力量。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要是由这些出国人员完成的，与移民文学相比，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拥有丰富知识理论的文化精英，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接受到完整丰富的母语教育，在改革开发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对于技术型人才的不断需求，是促使新移民作家涌向海外的主要原因。新移民的作家在满足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之后，对所生活的状态以及异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思考，所以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主要的创作是以生活境遇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为主要的方向。
2 审美内涵
新移民作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人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通过文化方式的书写，将自己的异域生活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上；有的人在国内的时候就以及发表过文学作品，所以在海外的生活过程中依旧进行写作，以丰富的大陆母语文化和广阔的异域文化为主要的写作内容，通过创新的视角展现异域的文化生活。新移民文学的审美内涵主要是两个方面。
新移民文学的多元文化性。新移民文学主要的作家群体集中在北美、欧洲、澳洲，这些作家的写作风格主要是对于所处国家地区生活的思考和展现，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异域的文化沉淀和积累，展现出对海外生活的真实展现，以丰富多元化的文化角度描写作品。比如说严歌苓的《扶桑》，张翎的《金山》，通过对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旅居生活的描写，展现出海外的地方文化，以及这些作家在最初进入海外生活的境遇和生活，在世界人们的面前展现了中华人的气节和情操。
新移民文学对于国家历史的思考。新移民作家的出国动机很大部分和改革开放的移民潮有关，所以这批作家对于国家的历史现实关注比较敏感，在生活和生存条件得到基本的保障之后，他们通过自己的笔触将对国家的历史变化的思考书写出来，成为新移民文学集体性的历史反思。比如陈河的《布偶》、哈金的《等待》、苏炜的《米调》、王瑞芸的《姑父》等，通过大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生活变化和心理变化，利用人物的生活轨迹变化引起对中国苦难历史的追思，在社会视角的角度下，将历史变化对人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影响深刻的揭示出来，完整的展现了人的生命特征以及社会特征两种属性。
3 意义
新移民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独特又发人深思的文学作品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思考性和人性解剖性；其二是新移民文学对于海外华人生活以及异域文化的思考，不仅是展现了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和境遇，同时也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以及国家修养传播到世界各地，新移民文学就是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时代历史的洗礼，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变化、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试图走向世界，和世界的文学文化实现交流，新移民文学就是实现交流最好的媒介。新移民文化将世界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实现交流，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既有对海外生活的思考，也有对中国历史的反思，还有对异域文化的理性讨论实现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的“敲门砖”。新移民文学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延伸和思考，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中的精神载体。
4 结语
本文主要是从兴起、审美内涵、意义三个方面对于新移民文学进行分析研究，在论述的过程中将新移民文学做了基本的介绍，帮助读者了解和阅读新移民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庄伟杰.《互动视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J].《文艺报》2011年11月2日。
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
“苛政猛于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范长江就描写了一些地方官员在灾情严重之际“救灾不忘收税”，把它奉为政治格言。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比如乐至县在1936年已经开始预征1978、1979年这两年的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民国六十八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的奇迹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种预征钱粮，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灾荒如此严重期中，反而强收旧欠。民间无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数，动辄被关押，押后不给伙食，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这比入监狱还低一等，因为在监狱中还有人给饭吃。”［3］542一些军阀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的潮梅地区，“税捐的名目特别多，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游神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几百种。”［4］难怪人们要惊呼“民国万税”了，这些“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农民即使遇上丰年到头来也一无所有。程率真的诗歌《收获》就反映了农民在丰年也一无所获、濒临破产的悲惨命运。“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5］
二、军阀割据，政治窳败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政治窳败，导致了灾民遍地。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对于1925年四川发生的饥荒作过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国中部，发生过一次饥荒;讲到那次饥荒，贵州和四川两省底启衅，也是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贵州底军队，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经开战后，重被驱逐出来。当这支军队溃退的时候，将凡是宜于负重的牲畜，一概满载着谷粒，携带出境。驱逐邻军出境的四川军队，因为一路上所获给养过少，于是逞其战胜余威，立即将该地被抢剩的食粮，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两方军事当局毫无关系的无告良民，惨受饥荒底侵迫。”［6］101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导致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1929年西北大旱时，“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7］39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军阀为了自身利益，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结果灾荒来临时全省竟无多余的粮食可调剂。面对陕甘大旱，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8］1四川军阀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
这些鸦片烟款只能从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鸦片的人民身上来收取，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收缴烟款之多少，为地方官吏成绩好坏之考勤标准，逼使地方官吏为自身计，便不顾人民死活。其销烟不力者，则记过等处分随之而来，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级地方机关均皆为此而奔忙。”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验换地契，收取验契费，给民众又带来一大负担。“彼等已食树皮泥土，试问有何力量可以纳此重捐?政府催逼验契，农民有将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机会故意犯法者，他们希望被拘入狱，以求得囚粮一饱。”［3］558－559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对水旱灾害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加大了灾荒发生的机率。1924年，吴佩孚把保护黄河大堤的柳树砍伐卖掉，筹集军费500余万元，对黄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视而不见。［9］30年代初，曾将武汉用于修筑堤防的数千万之积存金全部挪用军费，对全国发生的大洪水置若罔闻。［10］1933年5月，四川军阀刘文辉以水代兵将灌县都江堰掘毁，使内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县良田非涸即涝，不能耕种。［11］更为悲惨的是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实施以水代兵的战略部署，悍然下令让部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泛区人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一泻千里，席卷而下，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闻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强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倍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12］#p#分页标题#e#
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水肆虐，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悲剧。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花园口决口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张爱萍将军在1938年9月写过一首《黄泛行》，揭露打着抵抗日寇的幌子扒开花园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浩劫。“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水天难分界。村舍断残垣，良田俱湮灭。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屋顶丧家犬，树梢鸡啼血。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烈。敌后黄泛行，扁舟破明月。悲歌哀生灵，抗日志如铁。恢复我河山，直捣敌巢穴。”［13］28－29的《过黄泛区书所见》则同样印证了民谣的说法，揭露了花园口决口带来的巨大灾难，控诉了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黄黄，芦花飞白，大好牧场。蒋匪兵来，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走西华，过淮阳。从前灾星，水旱汤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粮。”［14］138－139作为此次灾荒的见证人，诗人臧克家曾这样描写黄泛区的悲惨景象，“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供作牺牲造成的黄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见证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见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己经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俱象小船随波漂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高的屋脊鱼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地上，走动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们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铺。时间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纪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15］面对黄泛区流民遍地的惨象，《河南民国日报》一位署名“冠生”的记者曾经写了一首诗，诗歌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情形，“黄水望无边，灾情实堪伤，村村皆淹没，家家尽饥荒，贫者本苦难，富者亦无粮，结队离田园，流浪至何方?忍饿暑天行，面瘦黑又黄，偕妇载婴儿，啼号道路旁，日落原野宿，辗转秋风凉，流民成千万，何处是安乡!”
三、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
不法奸商唯利是图囤积居奇，军阀富豪穷奢极欲也是加重灾情的一个方面。“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16］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70%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灾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粮价，他们只能去寻觅树叶、草根等代食品来果腹充饥。流萤揭露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成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17］格兰姆•贝克描述了在中发生的这种情形，“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有钱的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人前往灾区削价购买土地和奴仆。”［18］352
那些有钱的富人哪管灾民的死活，范长江在通讯里曾写到那些一掷千金买笑买醉的军阀。“灾情虽重，而利用灾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军人，去年囤米，曾赚三十余万元，特别从上海用飞机接去一著名，到成都享乐，费去数万金。一部分军人，在成都仍大肆欢乐。仿上海开设华贵奢侈之沙利文饭店，每日动辄十数万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热闹一番，数万法币，因彼而消费!”［3］539萧乾在《流民图》中也写了一些富户只顾自己行乐，不愿捐助难民。“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阻或袭击时，那些壮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纵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19］120作者望着那森凛凛的朱漆大门，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气。
一些商人乘机勒索，逼迫农民在灾荒中卖掉其心爱的土地，斯诺在其调查报告中曾指出这一点，“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的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7］39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里描写了江南大雨后，惠利轮船公司的经理王伯申不顾两岸农民的利益，让轮船在河道中肆意行驶，致使河水溢出两岸，淹没了许多农田。熊佛西的独幕剧《囤积》就描写了人民整日处于饥饿之中，而一些贪官却欲借机囤积发财的丑剧。
四、赈灾过程中的贪污腐化与漠视民命
国民政府漠视民命、赈灾不力，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出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案例，这些与灾情的扩大有着极大的关系。据记者流萤的通讯《粮仓里的骨山》报道，汝南县十九店仓库主任付伯明，把平时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麦信手挥霍，盗用一空。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只要有一斗小麦便足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一千五百石小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因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确实，“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汝南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五万九千斤。这些小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夺来的，国家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增加了五万九千斤粮食的负担，“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20］#p#分页标题#e#
范长江在其通讯中指出四川旱灾的扩大化与某些权贵有着直接的关联，“最下游的西岸，苍崖翠壁间罗布着无数的琼楼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哪一座是某将军的住宅，哪一座是某要人的娇窝。每座宅第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的建筑费。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与现在吃树皮草根泥土的灾民有绝对的关联。”［3］561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了赈灾过程中的阴暗面，使得灾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致使灾荒愈演愈烈。蒋牧良的小说《雷》借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一些放赈的官员借救济灾民发灾难财的真面目。赈灾的官员乔世伦在赈米中做手脚，倒进了许多河沙和糠秕，把两百担米当作三百担发，从而克扣了一百担。被人们称为大慈善家的赈济专员韩八太爷，偶然之中发现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装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担米的收据抢到自己的手中，并且命令装米的船只连夜开回城里，侵吞了乔世伦克扣下来的赈米。小说结构十分巧妙，通过一个喜剧性的情节，把一群赈灾当中发昧心财的小丑形象置于雷电的庄严道义审判之下，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救济当中的腐败现象。林淡秋的小说《散荒》描写了灾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来救济灾民，人们满怀希望地盼望着政府散荒官员的到来。可等到头却是空欢喜一场，每家每户只能领到几升米，对于灾民来说等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农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员提出抗议，要他们加米、加钱或要衣服，在毫无结果下就和他们吵骂起来，被官兵用枪托打伤，并抓了起来。阿六嫂听到这一消息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了以后，愤怒地把别人代领来的赈米倒进了污水沟里。灾民在事实面前终于明白，政府的赈济只是欺骗愚弄人民的把戏，在灾难面前他们逐渐醒悟过来。石灵的小说《捕蝗者》描写了农民遭受旱灾，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蝗灾。李三老爹一家与蝗虫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拿着面盆挥舞布条在田里来回奔跑驱赶蝗虫，可由于蝗虫太多，任凭他们怎么驱赶也无济于事。而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县警察队开到乡下如狼似虎地催缴“清乡费”，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强行牵走了，逼迫家人拿钱去赎。结果，李三老爹衰弱多病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死在了驱赶蝗虫的田地里。他的两个儿子只好借钱交了清乡费去赎牛，然后卖掉牛来安葬父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蝗灾过后，县长竟然告示，派专员下来监督灭蝗除害的工作，还要求人们务必殷勤招待。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反动当局在天灾面前见死不救，反而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掠夺，揭露了他们“救灾除害”的欺骗行径。易巩的《杉寮村》描写了广东潮汕地区客家农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那些虚伪、凶残的政府的赈灾者，他们不顾灾民的死活，借灾荒之际大发灾难财。豪绅陈瑞庭和李庆材成立了“潮州义民救济会”，而客家乡长张明达等人也成立了所谓的“平粜委员会”，名义上是救济灾民，其实是打着救济的幌子中饱私囊，榨取灾民的血汗钱。
张明达的平粜委员会从县里领来一百石救济米，一部分留给了乡公所，一部分凭买米证假公济私地平粜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了，后来还把这些平粜米走私贩卖到沦陷区大做投机生意。许多客家人恳请潮州义民到陈瑞庭的义民救济会购买平粜米。穷苦的张阿婆也拿着三元钱去找堂表侄李庆材，想以“潮州义民”的名义买一斗平价米。李庆材实际上并不打算救济灾民，而是拿报名入会的灾民所交的钱去帮陈瑞庭“买禾花”，也就是乘灾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以极低的价格把他们田里的稻子买下来，收获后归自己所有。一场台风毁坏了田里所有的稻子，给杉寮村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办理平粜救济的张明达乡长由于贪污走私平价米连夜逃走了，而收买灾民禾花的陈瑞庭和李庆材也相继携款潜逃。张二婆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发疯了，经常追着人哭叫:“还我钱来!还我谷来!”在这种腐败虚伪的赈灾活动中，神经失常的张二婆是许许多多灾民的化身，他们在鬼魅横行的世界里苦苦挣扎，成了统治区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线。
沙汀的小说《县长》描写了一个在灾民身上打主意的县长的形象，揭露了政府对灾荒之下的灾民竭泽而渔，讽刺了统治者暴虐的统治行径。康县长到灾区上任，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情形会这样糟!在清查各项款子后，看到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就开溜了，让县政府秘书贺熙自己的县长职务。这个县长对本地出现的严重灾情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喜欢每天拎着一串咸肉到百姓家中做饭。他借“为地方保存点元气”的幌子，贴出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但又不能供养他们。他派联保主任带人把守要道，禁止灾民外出逃荒，每个灾民要交出五角钱的买路费才允许出境，以至酿成民变，几条破枪根本挡不住愤怒的灾民，他们把联保主任打得头破血流。他想到了劝诱灾民买票候赈的计划，大声嚷道:“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小说结尾这种一针见血的语言，使全篇的题旨升华到一种象征性的哲理境界，它既形神毕露地写出了这个‘贫寒老爷’盘剥民脂民膏的卑鄙嘴脸，又画龙点睛地戳穿了民生凋敝的旧中国环境中当权者竭泽而渔的末代暴君式的统治权术。”［21］322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所统计的教材全部依据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主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所列举的书日。按照书日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中学语文教材152套，但笔者检查后发现，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其中只有41套比较完整，笔者在此基础上筛选出32套作为统计数据源，其中初中13套，高中l9套。
初中：
叶绍钧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年版;庄适《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胡怀琛《新时代初中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徐蔚南《创造国文渎本》，世界书局1932年版;岁根泽、高远公《初中国文选本》，立达书局1933年版;朱剑芒《朱氏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朱文叔《初中国文读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施蛰存《初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孙怒潮《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34年版;叶楚伧《初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4年版;宋文翰《新编初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
高中：
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年版;林纾《重订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吴曾祺《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谢蒙《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穆济波《高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5年版;朱剑芒《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29年版;沈颐《新中华国文》，新国民图书社1930年版;徐公美《高中国文》，南京书店1931年版;孙Z工《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杜天縻、韩楚原《杜韩两氏高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薛无兢《高中当代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王德林《高中国文》，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傅东华《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姜亮夫《高中国文选》，北新书局1934年版;何炳松《复兴高级中学国文课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叶楚伧《高级中学国文》，正中书局1935年版;宋文翰、张文治《新编高中国文》，中华书局1937年版;蒋伯潜《高中新国文》，世界书局1937年版。
二、民国中学经典课文
1.十佳散文课文
从表1榜单的篇日来看，这些民国中学的经典散文课文大致可以分为时代意识文、祭文、作文教学文、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等五大类，而时代意识文的篇日最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1）时代意识文
所谓的“时代意识文”是指体现民国时代意识的课文，或者说，因为时代意识而选录的课文，这类课文占据了这三个榜单的半壁江山。具体而言，这些时代意识及其课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极权专制和新中国想象。反对集权专制是民国社会之时代精神的焦点。在这些榜单中，黄宗羲的《原君》表现最为抢眼，无论是初中还是综合，都是排名第一。黄宗羲在清末民国精英中的地位极高，被尊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梁启超对他极为服膺，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原君》是反对极权帝制的著名文章。在文中，黄宗羲认为后来的人君“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提出人君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儿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的主张。这个初步的民主思想恰恰是民国之所以立国的思想前提和基础。
紧随反对集权专制的是民国社会对新中国的想象。陶渊明《桃花源记》无须多言，《礼记・礼运》则是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而成为民国思想文化圈的经典作品。康有为首先依《礼运》提出“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二世说”，后来又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同世界）的“三世说”。
另外，和反对集权专制密切相关的是反封建和理性启蒙，蔡元培的《理信与迷信》则肩负了这两个任务，文章旨在告诉愚昧的国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不可“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要求国人“祛迷信而持理信”。
第二，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秦上录》《大铁椎传》是豪侠小说，也是英雄主义课文。民国是乱世，乱世则呼唤英雄，盼望英雄能力挽狂澜、重振乾坤，所以英雄主义旗鼓大张。伴随着英雄主义的炽热，豪侠文学在民国极为盛行，陈默说：“白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末，是我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狂潮激荡’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秦上录》《大铁椎传》由此上升为经典课文。同时，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受列强觊觎和蚕食，所以爱国主义一直在意识形态的高位中运行，《最后一课》《出师表》肩负了宣教爱国主义的重要任务。
第三，生命意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人朝不保夕，悲叹人生和命运的“生命意识文学”便会受到欢迎和推崇。民国在大多时候处于混战纷乱时期，因此一些有生命意识的文学作品上升为时代经典，其中一些作品变成了语文课文。曹丕《与吴质书》全篇笼罩着“岁月易得”“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的伤感，正是这个生命意识才使得本文跻身民国的经典课文，且排位靠前。
或许这一点也可以解释《桃花源记》的上榜缘南，正是因为社会纷乱，所以人们渴望安宁平静的田园生活。据相关研究，陶渊明在清末民国时期是学术研究的大热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朱白清、朱光潜、胡适和鲁迅这些大家都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祭文
《泷冈阡表》《祭妹文》和《祭十二郎文》为古代三大祭文，它们都成为民国的经典课文，并且排名均靠前：前者列高中榜榜首，后二者列初中榜三、四位。三大祭文获得民国语文家的如此青睐，让人颇感意外，考究其中的原因，除感情真挚动人、文辞优美，应该也和“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有关。
（3）作文教学文
从榜单中可以看出，不少作品是作为作文教学的范例而选人。《李龙眠画罗汉记》《核舟记》《钴a潭西小丘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都是此列。
（4）文学理论文和励志文
《典论论文》《说文解字序》《复鲁e非书》都是文学理论文。《王冕的少年时代》是励志文，当今的语文教材依然沿用，此不赘述。
2.十佳诗词课文
从表2、表3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的语文家在选择诗词篇日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初、高中区分，不少诗词作品在这套教材的初中人选，而在另一套教材的高中人选，因此对诗词课文分别统计初、高中榜显得意义不大，故本文以中学为范围统计诗词课文榜。
民国这些经典诗词课文的选录原因并没有令人侧日之处，大部分篇日文质兼美，在今天仍然是经典课文，尤其是词作排行榜里的篇日，但是和普通的诗词选集相比，诗词榜单的有些特别篇日还是明显地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一定的传统意识。
（1）时代意识
同散文一样，民国诗词课文榜中的时代意识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时代意识具体表现为“底层叙述”和爱国主义。
底层叙述。众所周知，在民国时期，民族精英认识剑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底层民众的问题，因此文化的视角丌始转向普罗大众，“平民主义”“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相继提出，学界把这个转向概括为底层叙述。在两个诗词榜中，《伐檀》《孤儿行》都是底层叙述的代表。《伐檀》在20世纪前有多种解释，但没有一个解释导向底层叙述，如孟子认为是歌颂包括君子在内的劳动者：“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丁是。”《毛诗》认为是“刺贪”。到了20世纪后，在底层叙述的影响下，余冠英、顾颉刚等人提出了底层叙述的解释，如顾颉刚说：“《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平民主义裹挟着底层叙述，极大提高了《伐檀》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民国中学语文最受欢迎的《诗经》课文之一，今天仍然是如此。《孤儿行》以孤儿的口吻叙述了他受兄嫂奴役的遭遇，如“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孤儿行》不再是《乐府》的名篇，但在民国时期却能进入诗歌课文十佳，完全是底层叙述的力量。
爱国主义。同散文榜单一样，诗词榜也体现了爱国主义，如《木兰诗》《满江红》《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此列，这些篇日至今沿用。
（2）传统意识
在诗歌课文榜中，今人非常陌生的《蓼莪》居然位居亚军，《诗经》篇日人选课文的冠军，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众所周知，语文科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民国时期的《蓼莪》恰恰承载了这项任务，它宣扬了孝道。在这首诗中，“莪”是篙的一种，俗名“报娘蒿”;“蓼”，茂盛貌。诗人白恨不如抱娘篙，而是孤独生长的篙、蔚，因为征役而不能反哺赡养父母，南此发出呼天抢地的呼号：“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毛诗序》日：“（《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这首诗不仅是孝情的自然抒发，也是演绎孝道的极佳范本。时至民国，虽然“孔家店”被狂轰滥炸，但孝道却是例外，依然得剑珍视和推崇。胡适在1943年说：“我在三十多年以前，曾主张废止读经，经过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要提倡读经，尤其特别要提倡读《孝经》……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便是一孝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蓼莪》也就坐上了民国中学语文课文中《诗经》篇日的第一把交椅。
或许有人会觉得，民国课文诗词榜还有一个特色是“悲情”，这些篇日多为悲情之辞，无欢娱之音。其实，如果我们翻丌一些诗词的排行榜，就会发现一些经典的诗词作品大多为悲情之辞。例如，据王兆鹏、孙凯云的统计，十佳唐诗是：《黄鹤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问）》《登高》《登鹳雀楼》《枫桥夜泊》《蜀道难》《登岳阳楼》《登柳州城楼》《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琵琶行》，这个十佳也基本上都是悲情之词（除意气风发的《登鹳雀楼》之外），所以不能把“悲情”的标签专门贴在民国诗词课文身上。
从民国的这些语文课文榜单看，我们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民国的经典语文课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经典语文课文是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文的时代性也就意味着文学经典的时代性，反之亦是如此。事实上，不少文论家都非常强调经典的时代性，例如童庆炳指出，“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是经典建构的因素之一。南帆认为经典的时代性是经典建构的“横轴”，他说，“相对来说，我更为重视横轴的衡最。纵轴仅仅显示了传统、规范停泊在什么地方;横轴显示了重新写出文学经典的动力，以及传统在什么地方被重新激活”，他的结论是“经典是活的，而且时刻与我们同在”。文学经典是如此，语文课文也是如此。
麻雀着斑衣，跳跃于场上，如儿童然。尖黄之喙，喙金黄之稻粒，饱享丰美之盛餐，弥足乐也。
田中遗留之稻根，行列整齐，阳光映之，作黄金色。立于场中前望，国陇如带，围方田，接于天际，浮浅灰之白云焉。
河畔车棚一架，始覆新茅，棚中静寂，唯风穿轴轳，时发吱吱之声耳。彼终年辛劳之牛，息于橱下，盖现届退休之时矣。彼方食茅草，修长之目向车棚而望，或忆及几年工作，不知受牧童若干鞭策，何不能逃于此狭小之车棚也。
农妇等背日而坐，有补衣者，有以新稻草为夫结草履者，已则满望米贵得善价，购新衣过新年。严已希望多年，目下所衣着，犹嫁时衣耳。
最兴高采烈者为童子，得母亲炒蚕豆。藏之满袋，围于墙隅，且踢石且食豆焉。在可爱之阳光上，农人无一安闻之下午，仅白发老翁抽烟管，回忆其曩时黄金吾代耳。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炊烟袅袅于屋顶之上。又复一日，距过年更近矣。
冬天早上的素描
天上还呈着一种铅灰颜色，并且有几颗银白疏星，朔风吹在树枝上，沙沙地作响，这样冷而早的天气，已听得辘辘的车声，惊破大地的沈（编者注：沈，通沉。）寂。太阳渐渐升上来，许多小贩都提高了喉咙在那里叫卖，唤了许久仍旧没有人来买他们的东西，看他们面上真是可怜！
我往学校里去的时候，霎时，前面来了一辆华丽的汽车，停在一所高大的房屋旁边，里面走出一个穿大衣拿司的克（编者注：英语手杖的音译）的人，大摇大摆走进车中，坐在温柔的坐垫上，风驰电掣地去了。我想金钱魔力真大，有了它，何等舒服；没有了它，何等苦啊！世上这样不平等，都是它作祟啊！正在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地已到学校了。
冬乡间
乡村中，有一簇矮小的房屋。屋的左右两旁，有许多苍翠的杂树，叶子疏疏密密。枝梢长的、短的，参差错落，很是幽媚有趣。屋子前面，有一片野地，生着许多野草、野花，连接着一条小涧。那涧中清澈的水流，令人神往。涧的上面，有石桥横跨。桥影落在碧波里，画意悠然。
后面有许多良田，良田之中，有一条平直的道路，通到远远的荒原上。那里有不少的牧童，每天每天地聚集在一起，各自把牛拴了，走到苍翠的杂树之下，或是捉迷藏，或是翻跟斗，真快活。
在这美丽的乡村中，最好在黄昏的时候。黄昏一到了，红日西照，照着那清澈的流水，水波荡着金纹，一丝丝随着微风荡漾，全个青天，已换了炫耀人目的红霞。好一个令人心醉的美景啊！
弟弟的死
过去的半个月中，我们家里所有的人心里都非常不高兴，原因是可爱的小弟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弟弟和我在一个学校里读书，我和他，本来是同来同去的，自从他害病以后，不能上学了，来来去去，只剩我一个人，路上真是寂寞。
弟弟有着一个白胖的脸蛋和一对圆圆的大眼，很天真，很活泼，而且又很聪明，所以不但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他，便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也都说他可爱。自从他生病不上学后，我每天到学校里去，老师和同学们看见了我，便要问：“你的弟弟好了一点儿没有？”我回答他们：“比昨天好一点儿了。”他们就非常高兴；如果说：“和昨天一样！”或说：“比昨天更厉害了！”他们就非常不快活。每天我放学回家，一路总是担心着弟弟的病，回家后，看见他好了一些，似乎放心不少，要是他依旧昏昏沉沉，我就连玩耍和温习功课的心思都没有了。
昨天放学回家，家里非常杂乱，妈妈号啕大哭，爸爸唉声叹气，姊姊的脸上也满是泪水。我知道情形不好，跳进房里一看，只见小弟弟脸色灰白，紧闭着眼，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他已经死了！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心理认同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与主流汉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引起广泛重视，也因此诸多少数民族以自身文化底蕴为基础，培育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并以此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至少具备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二位一体、互相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更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贴近现代文学的附加属性，更加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两者如何紧密联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固有属性――民族性
文学作品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源自本民族风俗、文化，感悟于本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培育出独具自身魅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早就了不同文化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底蕴，是寻求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1、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而非全部
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文化保障，但绝不能仅仅只注重文学中民族特色，形成定向思维，过度依赖民族文化[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引起极大影响，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标杆，这些文学作品来源于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在改编后深受大众喜爱，极大的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重视。但必须注意的是，各种不断改编的过程呈现出依托材料改编材料的窘境，出现了作者但从民族学意义上创作，从而发生了针对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的怪圈。尽管民族风俗、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是必须的，是基础的，但作为创作者，文学作品并非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日记，也无非等同于停留于表皮的描述性文字，而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为内涵，拓展文学作品内涵，防止出现虚有其表的作品。
典型的案例诸如壮族作者韦一凡创作的作品《姆姥韦黄氏》中对壮族的本土婚俗进行了描述，如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交易，新娘三日回门等。在作品的开篇，是一首壮族民歌 “男是天，女是地，天上打雷又下雨，地上万花结果实。结了甜果男人收，结了苦果女人吃。”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但是，细细品味后可知，全篇都只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详细描述，无视壮族存在的封建礼制，在文中只是尽情的赞美女主的盲目服从、忍辱，却没有对最后出现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深刻的反思，没有认识到，这悲剧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最终，此作品扭曲的歌颂着壮族女性忍受奴役迫害的“高尚品德”。文中的女主韦黄氏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成婚，婚后一直顺从于自己的丈夫，在被丈夫背叛抛弃后也无怨言，最后仍然孝敬婆婆公公，终身未再嫁，独自带大儿子。从文中，我们会因为女主的善良而感动，但是，这只是从个人品德上来呈现的，并没有体现深层次的内涵。
2、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根本，不能遗失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果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品了。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根源是极强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对自己民族没有了崇敬感，那么就会一味的附和汉族文学，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着眼点，都会以汉族文学为模板，缺少独立的民族意识[2]。这种盲目的趋同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则很容易使得本少数民族的文化通过改革和影响被吞噬，最终民族文学中没有了民族特色。如由瑶族作家莫义明所创作的《八角姻缘》这一作品，表面上是描述两个瑶寨的生活情形，比如男女对山歌、传统婚嫁习俗等，但是文中大多是照搬汉族文学的思想和写作手法，最终整个作品都被汉文化所改造了，只是着眼于描写的创伤和改革开放后的困境。该作品虽然既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又有改革的热点，但是却不能将这两部分进行无缝衔接，最终使得作品留下过多的人为迹象，削弱了民族性。在作者的作品面向大众后，应该无法想到，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关注当时的热点问题，而是文学作品所要展现的民族意义。一旦他们在创作时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
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必备属性――现代性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有着独特的本土气息和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但是，在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与汉族文学有着类似的现代性。其中向沈从文、老舍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它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被世界所承认，而且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文学的发展。
1、国民性问题
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碰撞的年代，国民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焦点，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老舍等的作品真实的反应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心理和生活现状，推动了我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3]。比如老舍的大量作品都是以批判封建残留和日益堕落的群众思想为主。其中在《二马》、《猫城记》等作品中，老舍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市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其深层内涵却是对愚昧无知、得过且过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从老舍创作的话剧作品中不难发现，老舍对当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从我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老舍延续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老舍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愚昧无能、传统守旧的国民的无奈，用文字进行尖锐的批判，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进行透析，在作品中运用了喜剧形式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色。
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与老舍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是比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渴求现代性的焦虑问题。从沈从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冷酷无情，因此，他一直呼吁人民之间要互相友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描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文中给我们呈现了善良朴实的翠翠的爱情故事。由于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湘西，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尽情的赞美了淳朴的民风，相反的对冷漠、扭曲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主要是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城市里冷漠、懦弱的人性作比较，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迫切的希望增强人民的民族保护意识。
作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老舍、沈从文在创作的作品中应该不同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角度对现实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不断的追求着现代化的改革。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作家主要是叙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而不像老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重视国民的精神文化。
三、结论与探讨
通观全文，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要有民族自豪感，能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渗入于文学中，又能不被民族观所约束，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文化表现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加深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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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289-290.
关键词：文学重建；民族；国家新生；问题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55-02
中国在经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发展，具体自身独特的文学主张及艺术规范，逐渐形成了极具本民族主体性的文学。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也被称为现代文学，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紧密相连且互动密切，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特质，本文准确把握文学的本质及社会走向，评估文学重建的价值和意义，分析重建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对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相关性进行深入化的探究。[1]
一、 文学重建的基础
中国文化是在专制的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对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精
神实质的反映，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封建统治及问题化特征的分析，是判断中国文学重建的基础和依据。文化与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但先人并未给出明确的区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基础，是文学国家主体性的重要来源。[2]
1.中国文化与文学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西方学者泰勒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来定义：从广泛的民族意义上来说，文化或文明包括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综合体，泰勒这一定义的提出，在世界较大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化、文学与统治之间存在关联，文学思想与通知思想的结合，使得文学、政治、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封建国家社会的组成部分，文学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封建特征。文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渗透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在文学中得到了不断的记录和展现，文学为中国封建统治服务，经过漫长的演化与变革，文学逐渐发展为独立的体系和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历史上文人墨客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确立了国家治理与思想文化的同一性，着重强调了圣人在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所起作用。秦汉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文学与国家的发展关系也逐渐规范，一些学者甚至尝试将各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引入到文学领域中，以此来规范文学思想。正统的中国古代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制度的完善而不断深化与成熟，与现代文学的要求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反民主、反科学的观念。[3]
2.文学的含义、体裁及功能
文学这一基本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与狭义的文化内涵基本相似，它包含了所有的文字记载，狭义的文化是指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将社会社会生活反映到作品中，以语言的形式记录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观，文学逐渐发展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核心构成要素。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思想引导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文学则将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4]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哲学是相互联系的，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神话故事、传说这种虚构性较强的文学体裁，是对社会生活真实方面的反映，在文学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文学与历史、政治、哲学、文化思想在民族国家的最初发展中便肩负起了记录历史、传承思想的重担。文学相对于哲学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学术化体系，诗文功能的不断扩大和应用，逐渐拓展到整个文学的功能，文学体裁的应用功能各不相同，且形式各异，但其所起到的社会功能都是相同的。[5]
二、中国文学的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发展，中国的社会及中国文学都经历了改革。从清朝末年过渡到民国初年，通过丰富的实践积累，中国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时期达到空前发展高潮，文学的内容、形式、思想观念以及时代政治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文学也从旧文学形式逐渐过渡为新文学形式；20世纪中期的新旧文学更替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同样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文学重建，以第一次文学重建为基础，在此后又进行了多次的重建与规范。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由旧民族到新民族再到新国家的变化和转型，文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以反映社会发展实际为主脉，文学在经历多次的重建后，重塑了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同步发展，“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具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6]
1.五四文学的建构与分析
五四时期的旧文学向新文学的重建与过渡成为了民族国家文学主体性的开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世界的发展，从根本上是有区别的，违背了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需要。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在侵占中国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思想带入了中国，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践资源，对消极落后的文学予以批判和否定，强调多种形式的文体革命，在创作实践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推动文学革命的前进和发展。
文学是对文化的承载体，文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文学的表现形式多样、感染力及影响能力较强，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更易于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理解，引起社会的共同反响，这种以文学为传播媒介的文化发展当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彰显了文学独特的魅力和作用。[7]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不同的社会团体与旧文化、旧思想以及旧制度的决裂，都是通过激烈的抗争形式而实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进步青年为主力，以现代化的观念来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评判。
2.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
现代化的民族意识是在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理论是观念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民族与国家观念的产生与完善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和关键环节。中国文学的重建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8]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新旧观念针锋相对，各政党学派为争取实现自己的政治观念和主张，动员一切可以应用的资源，文学重建的主要实施者是知识阶层，普通老百姓很难参与到其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族国家的群众基础。进入现代化，中国社会逐渐步入转型发展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复杂的环境中，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中国社会的矛盾也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转化为国家内部人民之间的矛盾。[9]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一场除旧迎新的革命，对旧文学的批判继承，对新文学的应用，新文学以西方先进文学创作理念和观念为基础，在模仿中探索，这样照搬硬套的方式，无法确立中国文学鲜明的特征和标志，文化自觉性的不足使得文学的发展在探索过程中亦步亦趋，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重构与生活的关系作为其重要内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也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古人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艺术即文学表现形式、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以现实为基本原则，强调文学作品应反映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将“真”与“美”作为文学评判的标准，确立中国文学的发展应以国家民族为主要发展方向，文学源于生活，同样也是对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是文学创作的来源，对于文学作品要以写实为基准，在材料的应用及阅览上，要严格缜密，描写时要忠于事物的实际发生发展情况。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快速且丰富多彩的，文学通过书面文字、声音、影响以及抽象画的表现方式，将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展现出来，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人的知识和意识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
三、 结语
现代化思想观念的发展催生了中国文学的重建，文学的重建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新生。以现代化思想为发展导向，彰显文学的引领带头作用，以崇尚民主、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来唤起人们对自由解放的重视，强化文学语言、形式以及思想观念的革新，以人民群众知晓的语言、文字来反映现实生活发展实际，揭露社会矛盾，激发人们的创新及变革热情。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以新的文体形式、内容，探索文学与人生、艺术之间的联系，将写实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将创新作为文学创作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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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走向民间的倾向是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和教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正发生着一场巨变，一些作家迅速地走向民间和大众，一些理论家为之热烈欢呼，使民间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文学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合理性中却往往包含了历史的盲目性。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为文学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参照，因此，当世纪末文学昂首阔步向民间和大众进军之时，就更有必要回顾一下二十世纪文学走向民间的历程及其后果。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辉煌胜利，但是，它一开始就为民间话语的生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纲领性文件中的理论主张，还是纷纷写人力车夫、工匠、学徒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创作实践，都显示着新文学一开始就存在的对民间大众的热情。正因为这样，20年代初就有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倡导白话，力求作品通俗易懂，出发点是使新文学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而不是要求文学去迁就和适应大众。新文学运动致力于语言工具改良的全部目的在于现代性启蒙。新文学的开拓者不会为通俗之手段而牺牲启蒙之目的。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但他特别强调的却是“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
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1）在那股启蒙思潮还没有完全过去之时，人们还没有忘记五四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张扬个性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方向。
然而，五四高潮过后，由于思想资源的复杂化和社会改革现实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热心于社会运动的同时在文坛上寻求新的超越，开始向民间和大众靠拢。转变的开始是一些本来一心一意表现自我而很少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开始表现社会生活。
郭沫若在1924年到宜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后写了《水平线下》等反映农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宣布以后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领略受难的人生。这不过意味着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为人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正是五四文学的主流，为人生也正是新文学开拓者们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早就那么做的。然而，伴随着郭沫若等这种转变的却是他们对自己在五四高潮中粗略接受的现代观念的清算和对五四新文学的再革命。
创造社对新文学进行再革命的愿望由来已久，当他们刚刚回国的时候，就曾经进行过发动，从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等文章可以看到他们进行新的超越的意图。然而，由于缺少新的理论支撑，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到了“革命文学”运动，他们依靠的不再是自我表现和个性的张扬，而是走向民间大众，走向革命。
1926年，穿上国民革命军军装的郭沫若发出了新的呼唤：“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到的；……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2）接着，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们纷纷发表文章，认定个人主义的文艺早已过去，继之而起的将是民众的文艺。“旧式的作家因为受了旧思想的支配，成为了个人主义者，因之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以个人为创造的中心，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他们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他们明确地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3）。他们要“以农工大众作我们的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在语言上“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4）。作为五四文坛上颇有实力和影响的社团，创造社和太阳社最先表现了一种走向民间话语的倾向。
到了30年代，新文学进一步向民间和大众倾斜。大众文艺运动的民间走向是有目共睹的，无须多谈。需要注意的是，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尖锐对立，却同时对文学发出了走向民间和大众的传唤。在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几大流派和他们进行的文学运动中，左翼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民间大众话语，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国家权力话语，然而，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都一样拒绝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一样要求文学走向民间大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要获得大众，都要争取广大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合力，使更多的作家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加快了文学民间化的进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文学迅速集中到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文学的兴起意味着民族主义文学的胜利（抗战前夕左联的解散就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国家权力话语的胜利（爱国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国家权力最希望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民间话语的胜利。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就不仅仅属于国家权力，而且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和大众心理。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化必然意味着大众化，大众化必然导致民族化，两者高度统一，只有现代化与之矛盾重重难以合流。其实，左翼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间，对立的只是政治意识，而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都相差无几，文学观以及对文学的要求也极为相同。何况，现实的需要是：既然一切服从抗战动员和宣传的需要，文学就不能不迁就和适应大众的要求。文学的民间化不仅表现在快板诗、枪杆诗、街头剧的大量涌现，而且表现在理论上的民族形式讨论。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是这个时期文学走向民间的更有力的证明。它同时完成着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然后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首先确立而在40年代末推向全国的文学大众化方向。
“秧歌扭到天安门，全国上演白毛女”，陕北民歌响彻全中国，50年代文学是民间话语与新的国家权力话语的结合，它以民间的形式承载着刚刚从民间转化而来的国家权力话语。
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疑问是对当代文学中民间话语和大众化方向的一种巩固，因为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上曾经有人试图脱离这个方向。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这个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已经为多数学人所共识，而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就是20世纪文学民间化的过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民间化过程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二
在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首先显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学，排斥西方文化、复归民族传统。
最先向着民间大众“开步走”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以最激进的面貌批判和否定五四，改造旧社会的迫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寻找改造旧社会的力量而建立的对群众的认识，却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的批判和否定是激烈的，但显而易见，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们热烈赞美并且用以反对和否定个人主义的所谓新思想，也不全是新从国外引进的新思想，而往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群体意识。
他们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却没有认识到那仍然是一片旧泥潭。这些激情满怀却缺乏深刻的年轻人自以为找到了新的价值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超越恰恰是在传统力量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扮演起来的。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承载的却是传统的惯性。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识，加之浮薄的激情带来的超越和否定，使他们以最激进的姿态站到了旧文化的一边，帮助实现着旧文化的回归。
冯乃超对鲁迅的批判紧紧抓住的是人道主义。对鲁迅“愚弱的国民”和“第一要着，是在改变我们的精神”等启蒙主义话语大不以为然（5）。成仿吾说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6）。钱杏村严厉批判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之后指出：“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7）。他们以为完成了一种超越，所以大胆地指责这一切，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新文化精髓之所在。这种批判没有使他们进入更为先进的行列，而是暴露了他们思想的简单、心理上的浮躁和观念中陈旧传统的积淀在动荡的时代中发挥的作用。
五四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和传统的界标。这个界标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尺度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发生的对五四的一次次否定，无论以多么激进的面貌出现，其实质都是旧的而不是新的。直到世纪末的90年代，五四还没有经受过一次真正的新思想的挑战。
每一次对五四的否定，都意味着对传统的回归。即使今天那些以后现代主义行头装束起来的否定者，也无须仔细查看，就会发现那新衣之下所隐藏的被五四所冲击过的腐朽。
如果说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走向民间和大众的时候复旧的表现还不明显的话，在大众文艺运动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以小农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排斥西方现代文化的倾向就非常明显了。对五四的否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对知识分子的否定也是通过对其载体的否定而否定以个性主义为主体的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文化。向大众认同也就是向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认同。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现代知识分子——西方文化这三者是一体化的。对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态度都意味着对这个整体的态度，显示着在东西方文化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文学的民间化运动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复旧和排外的倾向。这种复旧和排外的倾向与尊孔读经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因为经典文化和它在民间的积淀并没有多大不同。
无论是大众文艺的讨论还是民族形式的讨论，都一样首先反对欧化的语言和形式，通过对“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强调而排斥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并客观上实现着对传统形式和内容的回归。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瞿秋白都不是守旧派或者国粹派，然而，这个最激进的理论家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强调语言形式问题时却明确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并且在内容上号召改作《新岳传》、《新水浒》，并试图以此抵制知识分子以欧化的文学去教育群众。
[关键词]古典文献；民族学；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概述
所谓“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而“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用雕版、活字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古典文献的范畴之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行多种民族文字，拥有多种民族文字的古典文献。从古至今，中国用各种民族文字撰写的古典文献，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肩的。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发展的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民族学的关系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许多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56个民族在其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反映本民族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文献，有的是用汉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在各种载体上，也有的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于后世。中国民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汉族古典文献和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内的我国各种民族古典文献。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记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传播绚丽多彩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同汉族古典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民族古典文献。
民族学和文献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文献学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民族学尤其注重中国民族史和56个民族族别史的研究，因此借助于中国古典文献显得尤为重要，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更是离不开古典文献。可以说，民族学研究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进行的；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也经常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我国许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就同时具有民族学和文献学的双重价值。我国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名称的沿革、支派的离合、势力的涨落、部族的消长、文化的变迁等历史演化历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和融合的概况，它们既是民族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初创具有促进作用
蔡元培先生是尝试充分运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促进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上，他尤其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努力推进民族学的中国化。例如，他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汉民族的研究方面就非常重视利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学素材从事我国原始社会史和汉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蔡先生也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在其《说民族学》一文中，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种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史记》中的“四夷列传”、《蛮书》、《诸番志》、《山海经》、《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认为，民族学“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它与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认为考古学上发掘出的古代器物，往往也需要运用民族学、古典文献学的材料加以解释和佐证。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学这门独立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的最早基础。
（三）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但是无论是从考古成果来看，还是参见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的通例，中国民族理应是起源于黄河下游。此外，在传统的汉文文献中，普遍也认为中华民族乃是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扩展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一个民族的族名往往是由最初的“他称”而转为“自称”的，“汉族”作为一个族名，也是在汉代以及其后中原的人与周边异族接触中产生的。通过借助于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他族对他们的称呼。“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1]《左传》中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2]；《国语》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都是古代文献中文字上的证据。
三、结语
在我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民族史和族别史的研究上，中国古典文献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今后应当继续注重对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运用，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2]（春秋）左丘明. 左传[M]. 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2、章文波,陈红艳.实用数据统计分析及SPSS12.0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要整体性地介绍马华文学，如果不是说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深受认同的困扰，直至今日。它并非简单的区域华文文学，也不是一般“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之类的泛民族主义范畴可以轻易处理的。“马华文学”中的“马”、“华”、“文学”都是有疑义的。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华”指华文，其实也可以指华人，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包含华、马、英三种语言，那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多元文化的背景里，在语言文化上产生了分化。而“马”在殖民地时代指地域，民族国家成立后指国家。1957年马来亚建国，马华文学是否即限于马来半岛呢？而马来亚1963年与新加坡、北婆罗洲共组马来西亚，彼时的马华文学自然也含括了那两个地区；而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被分割出去而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文学随之诞生。目前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依然漠视民族国家的建立造成文学版图的分割与文学遗产的争夺。因为新加坡建国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以新加坡为基地，那文学历史比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早上近四十年。正统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如方修的论述）一贯以“战前／战后”做划分，并没有解决马华文学面对的文学史难题：如砍头般的，马华文学的“起源”被另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占据、变成该民族国家华文文学的起源，这多少道出马华文学的处境──它其实是一种多语、跨境的文化现象。就算我们缩小范围，只谈华文文学，它也还是一种跨域的文学。
民族国家、马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
在马华文学的开端，“马”首先指地域，主要是包含新加坡在内的英属马来半岛，彼时的文学甚至被时人泛称为“南洋文艺”。当1930年代“马来亚文艺”的概念提出时，较明晰的地域认同的建构就开始了。其时殖民割据的南洋诸岛正酝酿转化为民族国家，促成它的最重要历史动力无疑是民族主义与包含共产主义在内的泛左翼思潮，这一点，与正朝向民族国家转化的中国并无二致。在南洋，作为非“土著”，华人的民族主义欠缺政治上的正当性，华文、华人文化甚至一直被视为它的外显形式。二战后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都推行了相当彻底的民族同化政策，禁绝华文教育与华文公共媒体，力图清除华文文学的根。更何况，最深远影响华文文学的是1930年代以降中国的革命文学。文学的存在一直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在这样的背景里，华文文学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换言之，它的存有特性之一或许正根植于这种存在的不可能性，它的濒危状态。
无疑，马华文学首先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往南洋大规模移民的衍生物，因而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产物，它的自我界定也被深深地卷入历史的困局。文学史家往往把它的历史追溯得非常贴近，原因在于在那个马来半岛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年代（二十世纪初），最早在星马以白话文写作的是避祸南下的中国知识青年（被泛称为“南来文人”）。他们是受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五四新文化濡染的一代，作为新青年，带着淑世精神到他们看来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华人移民社会，文化启蒙、反封建、反成了他们自觉肩负的使命。本身受惠于普及化的中国现代教育及现代传播媒介，到南洋后的栖身之处往往也是这些地方（中学、报馆）。
而改变世界的激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写作的动力，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根本奥义，因而作品总是不讲究语言技术，不重视文学语言的铸造，整体风格往往异常的素朴，很难吸引当代的读者。在广大的华文世界里，纯就文学而论，也很难说有自身的特色。收在三部大系（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李廷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各十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十卷）里的各文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明证。这样的写作风格一般都被冠以“马华现实主义”之名，这个滥觞于革命文学的文学系统（详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从1930年代迄今，都还有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样的写作技术要求比较低，不需要丰厚的文化资本。一些老作家还坚守着这条道路，或许是文学习惯使然。相关的代表作家，以现代文学系统中的主导文类小说而言，从建国前到建国后，诸如林参天（1904~1972，代表作《浓烟》（长篇））、铁抗（本名郑卓群，1914~1942，代表作《试炼时代》（中短篇）、《白蚁》）、赵戎（本名赵大成，1920~1988，代表作《在马六甲海峡》（长篇））、韦晕（原名区文庄，1913~1997，代表作《乌鸦巷上黄昏》（短篇））、方北方（本名方作斌，1918~2007，代表作“风云三部曲”、“马来亚三部曲”（长篇））、苗秀（本名卢绍权，1920~1980，代表作《新加坡屋顶下》（短篇））、姚紫（本名郑梦周，1920~1980，代表作《窝浪拉里》（短篇））及尚在世的云里风（本名陈春德，1933~）、原上草（古德贤1923~）等，诗人吴岸（本名丘立基，1937~，代表作《吴岸诗选》）、方昂（本名方崇侨，1952~，代表作《鸟权》）、傅承得（1959~，代表作《赶在风雨之前》）、陈强华（1960~，《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再则是马共阵营的两个主要作家金枝芒（陈树英，1912~1988，代表作《饥饿》（长篇））和贺巾（本名林金泉，1935~，代表作《青春曲》、《峥嵘岁月》（中短篇））。虽然更年轻的作家似乎人数众多，作品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但大部分作品已经很难吸引年轻一代的在地读者，因而很难想象它们能吸引其它华文地区的读者。它们的主要读者都是学院里“不读就没法从事研究”的专业学者。饶富反讽意味的是，那些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受到自身历史“此时此地”的限定。
冷战背景里的现代主义与旅台
就在马来亚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代末期，在国际冷战的氛围里，马华文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以《学生周报》、《蕉风》为核心的一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马华文坛展开。深受同期港台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至少延续了十多年。它重铸了马华文学的品质，也试图让文学回归自身，以期在文学质量上能与其它地域的作家抗衡。这两份刊物之外，还有若干小型的出版社（如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及同人社团（砂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文学青年在经营他们的小众事业。代表作家诸如诗人白（本名刘国坚，1934~，代表作《缕云起于绿草》（诗文戏剧合集））、方天（本名张海威，1903~，代表作《烂泥河的呜咽》），而今被尊奉为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的陈瑞献（笔名牧羚奴，1943~，代表作《巨人》（诗）、《牧羚奴小说集》等），小黑（本名陈奇杰，代表作《悠悠河水》、《白水黑山》（小说））、宋子衡（本名黄光佑，1939~2012，代表作《冷场》）、温祥英（1940~，代表作《清教徒》（小说））、温任平（1944~，代表作《黄皮肤的月亮》（散文）、《流放是一种伤》（诗）等）、梅淑贞（1949~，代表作《梅淑贞诗集》）、李苍（本名李有成，1948~，代表作《鸟及其它》（诗））、陈政欣（1948~，代表作《树与旅途》（小说））、洪泉（本名沈洪全，1952~，代表作《欧阳香》（小说））、梁放（梁光明，1953~，代表作《烟雨砂隆》）、张瑞星（本名张锦忠，1956~，代表作《白鸟之幻》）、叶谁（1957~，代表作《一九》（小说））等。就年龄上来看，横跨了两个世代，但大多集中于战后出生、成长的一代；半岛英殖民的晚期，民族国家形成中，是华语华文在马来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面对严厉考验的年代。文学资源上，有的直接取法英、美、法，力图直接接引西方的现代感性；但更多其实是透过港、台的中文化格式。在那冷战的年代，加上马来半岛华人的文化危机，因而有部分作家朝向拥抱古典中国，自伤流放。但更多的以破碎的华文去表现那彷徨年代里的现代感，小镇风情，乡土小人物的辛酸、或尝试探勘现代人的幽暗心理。作品的篇幅一般而言都不大，长篇小说极少，也没有可观之作。换言之，一般而言叙事作品里已很少有历史的远景透视，往往经由语言技艺的雕塑，而倾向于把“此时此地”空间化。而诗和散文（甚至部分小说）更强调诗语言自身的构筑。这批作品虽然规模不大，已然有若干成为马华文学经典。（关于马华现代主义的详细讨论，详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
在那冷战－现代主义的背景里，从1960年代开始，不少在马华人到台湾留学。五十年间，其中的文学青年在大学环境里吸收文学养分，甚至成为作家。在那－冷战的现代主义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化惊奇感和中华文化想象均曾深深吸引部分青年。他们最好的作品水平已不逊于台湾一流作家，也呈现出殊异于大马本土的风貌。诗、散文、小说和评论都达到相当水平，借台湾的学术资源也重建了马华文学的论述。代表作家如王润华（1941~，代表作《患病的太阳》（诗））、淡莹（本名刘宝珍，1943~，代表作《太极诗谱》（诗））、陈慧桦（本名陈鹏翔，1942~，代表作《多角城》（诗））、李永平（1947~，代表作《吉陵春秋》、《大河尽头》（长篇））、商晚筠（本名黄绿绿，1952~1995，代表作《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张贵兴（1956~，代表作《群象》、《猴杯》（长篇））、潘雨桐（1937~，代表作《昨夜星辰》、《河岸传说》（小说）等）、温瑞安（1954~，代表作《龙哭千里》（散文）、《山河录》（诗））、方娥真（本名廖湮，1954~，代表作《娥眉赋》（诗））、林幸谦（1963~，代表作《狂欢与破碎》（散文））、黄锦树（1967~，代表作《由岛至岛》（小说））、陈大为（1969~，代表作《尽是魅影的城国》（诗））、钟怡雯（1969~，代表作《野半岛》（散文））、辛金顺（1963~，代表作《月光照不回的路》（散文））及未曾赴台却在台湾得奖、出版作品的黎紫书（本名林宝玲 1971~，代表作《野菩萨》），曾留台后返马的贺淑芳（1971~，代表作《迷宫毯子》）等。台湾的文学产业、学术产业当然都比大马成熟得多，大学体制较完善、学术资源也较丰沛，因留学及文学奖而产生的互动也有相当的历史，对马华文学的生产一直是正面的效应。
而旅台后返马也一直不乏前例，返马后还继续有重要作品的前行代如商晚筠、潘雨桐、傅承得、陈强华、林金城、方路等。这十多年来，旅台－返马或许成为更普遍的模式。更年轻一辈的如龚万辉、陈志鸿、木焱等，也都是值得期许的后浪。
2003年，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青年在吉隆坡成立了有人出版社，以松散的方式集结了大马各地许多有志于文学者，目前已出版了相当数量各文类有分量的作品，可能是未来马华文学最有活力的发展趋势。
附记：陈大为在《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氏著《思考的圆周率》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以西马（马来半岛）、婆罗洲（沙巴、砂拉越）、旅台为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其实迄至目前为止，婆罗洲文学场域的分量只怕还难以相提并论。出生于婆罗洲的重要作家如吴岸、李永平、张贵兴、梁放、叶谁等，前文都已提及。最大的文学板块其实一直是西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