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9 04:38:07
一、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
1.社会人的公私二像性
任何社会都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过去我们总以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而现在单个社会人或许更能代表社会基元的角色。如果一个公共设施或实体不能为任何一个社会人带来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就没必要存在，如果一个公共实施或实体只能为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带来利益（无论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也就难以称为“公共”二字。我们过去往往因为人口的众多而经常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两面性特征：即社会中的个人既有自私性又具有公益性，因而就把私营企业那仅具有一点点公有性的成分也给完全抹杀了，尽管对股份企业的部分公有性我们一直坚信不疑。
（1）社会人的公私性比例模型
命题1假设一个发达社会中总共有n个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问：该社会中的一个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
命题2继续命题1，如果n人社会中有系列财富property（i），i=1，k，且各份财富property（i），i=1，k的所有者人数分别为number（i），i=1，k。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多少？
分析：因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因而在考虑财富问题时，可以将社会量子化为一份份人的财富做累加法则，因此，不难得出上面两个命题的答案，结果如下：
答案1：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
（2）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公私性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显然其私有性特征为0，公有性特征为1。私营企业根据上面命题1的答案，公有性特征是1/n（趋近于0），私有性特征是（n-1）/n（趋近于1）。集体企业介于二者之间，相当于命题2中的情形。这里，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微妙的重要差别，那就是国企和私企在公私性特征上并不是严格对称的：国企的私有性特征是严格为0，公有性特征是严格为1，而私企的公有性特征是近似为0，私有性特征是近似为1。
（3）每个人都有代表国家的权利
我们以前总是忽略个人或私企的公有性特征，那是因为人口众多的原因，假如某个社会就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时个人的公有性特征就举足轻重了。事实上，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其运行也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有限可数的嵌套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在这些有限可数的群体中，任何一个群体成员的行为虽然更多的代表各自团体的利益，但因为它是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在一定层面上也代表了群体的意志；如果把这种情况按照群体之间的嵌套关系延伸到从个人至国家这样的大尺度链条上，应该说，每个公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代表他的国家，只是不同的人因时因地而异，就现实的个人来说，国家主席或总统最能代表其国家。可见，私营企业的血管里就包含有公有经济的血液，尽管其浓度很低。
2.系统社会的所有制格局
（1）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
命题3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各有专长，且具备充分的学习环境，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该社会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不存在明显的战争威胁或生存恐慌，但一直存在必须不断开拓自然界物质资源，探索自然科学技术，解决人类自身社会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的烦恼。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存在吗？如果存在，平衡点的值应该是多少？浮动区域如何？如果不存在，比例值的区域如何变化？
分析：这个命题正面解决很难。不妨先判断平衡点存不存在，然后再求平衡点的浮动区域。因为是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可以参照社会系统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如社会自组织理论、权利股份化、能力股份化、收入期权化等等细致精密的思想。显然，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这一参数的量值应该具有收敛的趋势，因为如果这一参数量值大起大落，将意味着要么成千上万的社会成员丧失财富，要么整个社会将不断地进行浪费交易成本的公共财富的私有化过程。
不妨继承命题1的社会基本模型，从单个人的公私二像性出发，来论证和计算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社会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表现特征（等价于共产主义社会），这时，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公私性特征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形成的公私性特征恰好形成了互补关系，也即，某个社会人的财富对该社会人来说是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所起的作用来说是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我们把单个社会人的财富所具有的这一性质叫做个人财富的社会镜象。因为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任何人的财富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来实现增值的，一份财富的损失往往会带来一个价值链条的损失，当然，如果只考察个人，其财富的损失是私有性占（n-1）/n，公有性占1/n，但若延伸到上下游价值链，财富损失的私有性将会减小，公有性将要增大，直至公有性占（n-1）/n，私有性占1/n。
这样，我们就从命题1的聚焦个人的社会基本模型上升到聚焦社会价值链的系统社会模型。这里，我们需要引述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辅助原理：乘积原理。
原理1乘积原理：社会系统中的关系系统具有乘积性特征
利用乘积原理，我们得出：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比率为该社会所有财富社会镜象的公有性特征比例的乘积：
附图
其中，k代表社会中子群的数目，x[，i]代表某个子群i的价值受益群体数目，y[,i]代表某个子群i的关系业务群体数目。该浮动模型较复杂，仅就平衡点值的变化特征列表1。
表1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尺度点的变化特征
附图
（2）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
依照上面的思想，系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必然包含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个密切相关的板块，其中，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而私有经济的存在方式只存在私营经济形态和集体经济形态两种。
根据上面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的结论，公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值为（1/e=36.7％），这样，若用pr（nation）,pr（group），pr（private）分别代表公有经济的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则有：
pr（nation）+pr（group）+pr（private）=
e[-1]=0.367
可见，国有经济只是公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国有经济也存在比例浮动平衡点的话，其值也一定小于36.7％，具体到国有经济究竟应该具有多大的规模和比例才算合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关系结构。
我们可以近似地再次利用财富的镜象乘积原理得出，国有经济形态在公有经济板块中所占的平衡比例为（1/e=36.7％），这样，国有经济形态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就变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广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一般，国有经济形态由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组成，国有企业是纳税人通过政府投资的有形财富，而国家公共设施是纳税人通过社会投资的无形财富，两种成分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把国企看成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镜象，利用等量模型（平面镜象），可以得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狭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
（3）国家公共设施在各种经济形态之间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公共设施，即政府、人大和司法设施，就其功能来看，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国有经济实体，它消耗的是税收，生产的是内外安定、社会秩序、渠道畅通、资源效率和权利保障，其消费客户是包括国企在内的各种经济形态；因此，在各种经济形态面前，国家公共设施扮演的角色实质同一，国企和私企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国有经济的所有权链条要比一般企业长得多，私营企业的管理链条最短，股份企业居中，国有企业比股份企业要多经过一个单向政治信托链（公共设施链），其迂回度大，因而易于发生链条腐蚀或断裂。列下表2。
表2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管理链条结构
附图
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性质虽同，也有差别：国企提供的是物质的、具体的和经济，而国家公共设施提供的则是规则的、抽象的和秩序。国有企业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的自我镜象（平面、椭圆/球面、双曲镜象）。
二、国有经济的各种形态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和合作经济等性质从公有到私有、跨度从内资到外资、形式从单一到混合的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框架体系。参考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成果，我们分析如下。
1.国情分析
根据十六大报告中的结论，我国目前已经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和完善小康社会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然而，地区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胡鞍钢教授在2001年国情咨文的数据报告中按经济指标就把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域，按收入指标把社会阶层划分为11类人群。这个划分十分准确，今后每隔十年就得重新细分一次。
2.国态参数
所谓国态参数，就是描述一国的经济社会等各种状况的宏观参数，如发展不平衡系数、恩格尔系数、国家安全系数、民族集中度、文明程度、工业化程度、信息化程度等等。这些参数对于一国的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见下表3、表4。
表3几个主要国态参数注解
附图
表4中国2002年年底国态参数表
附图
3.国有经济运动
（1）国有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大规模退出运动
目前，针对我国国有经济面临的难题，大家已初步获得共识：除了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五大方面国家应该主导以外，其它市场都可以考虑全面退出。退多少这个问题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国企应该保持国民经济的40％左右，有人认为30％，还有些认为10％更好。笔者在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中阐述过，对于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36.7％，国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13.5％，国企的比例平衡点是6.8％。但是，参考国情国态，我国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将上扬于13.5％和36.7％之间，根据各国态参数值，目前定位在23％左右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这样，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将位于11％和23％之间，过去我们政府的投资有所不当，国家公共设施在国有经济中的份额被国企挤压得太低，综合考虑目前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定位在17％的水平比较合理些，今后每隔2年，国企比例平衡点下调1％，直至20年后达到6.8％左右；同时国家公共设施由5％上调，前11年每隔1年上升1％，后9年，每隔1年下调1％。
（2）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
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是指国家不干涉财富的所有制结构，也不涉及财富在自我增值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而通过法规、政策和措施干预财富分配过程，从而在客观结果上起到与国有经济等效的作用，这种经济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普遍。
①特许经营行业
国家为了方便有效地控制某一行业的发展状况，而特许少数企业垄断经营该行业的业务，这从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与国有经济等价的经营效果，这是国有经济的一种变形存在方式，取得特权的企业必然要付出额外的代价，该代价可以看作是国有经济在该行业的参股份额。
②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而采取行业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的措施，这时该行业在运行效果上相当于渗入了一定的国有经济成分，渗入的国有经济成分的量值等价于额外征收或补贴税收的总价值。
③限价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有时采取直接干预企业产品价格的方法，这时该行业在客观效果上同样增加了国有经济份额的作用，增加的国有经济份额的大小等价于限制价格偏离自由市场价格所形成的价值差的总和。
（3）国有经济的内部平衡
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不说明国有经济有呈减弱的趋势，相反，却表明了国有经济运行有其独特的规律，这一规律可以用国有经济内部平衡方程来表示。
国有经济=国家公共设施+国有企业
根据前面的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一个理想社会的国有经济比例的平衡点为13.5％，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这一平衡点上移到23％左右，随着国情发展，平衡点将缓慢下移，最后逼近13.5％附近的区域。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或私有化运动，必然会促使国家公共设施加强其对社会财富合理导流的节制力量，因此，可以把国家公共设施看成是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化身。
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国有企业
可见，如果保持国有经济总量不变，国有经济只能在国企和变形形态之间交替波动运动，这种波动正好为国有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周期性新陈代谢的进化过程。
附图
图1国有经济形态在两种存在形态之间的交替运行
三、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核心作用
如果我国国有经济在大多经济领域全面退出，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23％左右的比例水平，那么，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核心作用？
1.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国有经济中国企虽然只占17％的比例，但国企主宰的五大领域：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是任何其他经济成分难以承担而又不得不依附的。国有经济中国有经济变形形态虽然只占5％的比例，但是为了充分培育自由经济市场而战术性地放松政府管制，随着环境保护、产业提升、市场饱和、贸易冲突和国家竞争的需要，今后，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份量将逐渐增大，国企的比例将再度下调，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增大，即更多其它成分的企业必须接受国家公共设施的市场渗透和规则制约。虽然国有经济总量只占23％，但是，就在这23％的周围，还团结着一大批由国企演化过来的集团控股企业、各省各部委所属过渡而来的股份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各集团共同创建的新型金融财团、以及一直渴望能在政府关系中争取良好感觉的民营集团。国企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7％，这会使国有企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稀有资源，这对国有企业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突出其核心领导作用更加有利。国有经济中真正对国民经济起深远和领导作用的是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法规法律和包括人大在内的泛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无形发动机。
2.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或缺的经济成分，20世纪后半叶，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因效益欠佳而相继私有化了大部分国有企业，但是，在各自的国内都保留了一批难以私有化的企业，如航天企业、市政企业和科教机构，这些领域的经济表现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理论的精确描述能力，它属于系统社会动力学的范畴。国有经济板块储藏着大量的尖端技术，这些尖端技术是整个国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繁荣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远期指示器，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它是稳定我国庞大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国有经济主要承担私有经济不愿承担的、私有经济无力承担的、私有经济不称职的三个分支领域，这三个领域正好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参考文献】
[1]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一：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摘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中国;国民经济
前言: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房价进行了适当的控制，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房地产业一直处于较活跃的状态，而房地产经济以房地产业为核心，是与其相关的生产、开发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房地产经济关系与其自身生产力的结合体，由此可见房地产经济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自身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会产生影响。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即房地产业所有开发法人单位所投资开发的房屋建筑物、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及相关的土地开发工程及土地购置等方面的资金支出，每一方面根据具体的房地产用途及功能又可以细分，目前统计调查法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采取的办法，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某时间段内社会建造和购置的固定资产超出500万元以上的费用，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其组成部分，据相关资料显示1986年至199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3.2%上升至15.7%，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年至2000年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在短暂下降后仍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恢复至15%，截止2014年其比重一直稳定在17%左右，而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贡献率虽在1986年至1996年由7.7%下降至负值，但1996年以后贡献率迅猛提升，至1999年达历史最高峰值33.8%，近年来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仍有快速回转的趋势，所以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间接计算，可以发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1]。
二、房地产生产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生产主要指房地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生产活动，据我国行业分类标准显示，房地产业主要包括以房地产为对象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自有经营及特殊房地产五方面主体的生产活动，其每方面又可根据自身的性质及规模进行细分，属于我国的第三大产业，而房地产生产增加值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居民居住水平的重要标准，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之间的比率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针对房地产增长值计算时应结合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其实际的增长值等数据，增长值可直接由参与房地产生产活动的主体的具体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叠加计算获取，而居民自有住房主要由其虚拟折旧决定，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镇住房折旧率在2%左右，农村在3%左右，而经计算可以看出近年来房地产生产增长值一直处于快速提升的状态，而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如1978年80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2014年达33299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居民住房条件消费的经济体制有必然的关系，如果将1978年以后房地产业生产增加值代入房地产业增长值对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房地产业不变价增长值/不变价国民生产总值100%，可以发现1979年为1.7%，2000年为2.4%，2014年为4.3%，其整体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上升的重要动力[2]。而房地产相关产业主要指房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建筑材料产业，如钢筋水泥业等;居民住宅性消费，如家电业;居民住宅服务，如物流业、金融业等，据资料显示，2012年房地产业开发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增长值近43840亿元，对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近24%，由此可见房地产生产中不论是房地产业自身还是其相关产业的增涨值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房地产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消费即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用房消费及与之相关的服务消费的总和，由于居住环境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有较大份额，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城乡新建住房面积不断增加，例如城镇新建住房面积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3800万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5.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6.3亿m2，农村新建住房面积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1亿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6.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9.2亿m2，1978年，我国人口有近10亿，2000年我国人口近13亿，2014年我国人口有13.2亿，经过计算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3]。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房地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角度看，居民房地产消费主要包括购房、租房、住房维修、水电煤气及其他相关支出，据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至2014年，居民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稳定于17%，占支出法国民经济的6%左右，2008年以后至今，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009年4.1%，2010年2.6%，2011年2.8%，2012年3.2%，2013年3.3%，2014年2.9%，由此可见2008年以后我国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与房地产消费所创造的经济值叠加，那么其对国民经济中增长的贡献率将更大[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分析姜巍浙江大学2003-11-15
2、国民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包学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0-15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货币政策各种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应的过程。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情况分析，对我们理解国民经济运行特点以及存在问题，是很有用处的。近几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暴露的比较充分。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开始转暖，货币政策传导问题又可能被模糊。因此，现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以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一、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下降，价格总水平出现负值。但最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经济的活力不足。活力最大来源在经济基础，在企业，在各类金融组织，在人民群众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推动、创造和发展的经济。政府引导作用是重要的，但没有生动活泼、创新开拓的民间基础，国民经济就会活力不足。国民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绩，固然是引人注目的，但国民经济是否充满活力，才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不论高一点还是慢一点，通货不论是膨胀一点还是紧缩一点，都不能证明这个经济系统是否有活力。经济大起大落，既可能在无活力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发生，也可能在有活力的经济系统中发生。经济有活力，增长快慢均正常；经济没活力，增长快慢都不容乐观。
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金融活动有些象是这个有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支持着国民经济大系统的正常运行。前几年，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比较乱，需要整顿。整顿使相当多的金融组织关闭或重组，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过程，对货币政策传导也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国民经济多年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问题程度上虽有减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和基础金融组织的活力不足，以至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是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清理整顿与制度创新，堵与疏，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激励与约束等多种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理顺。
现在国民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就其与金融活动的关系来看，主要不是货币数量多少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就近三年情况看，货币与金融运行中，中央银行的各项措施是及时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只是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其中原因，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的梗阻。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目标的实现，但传导机制不灵减弱了货币政策效果。近两三年，货币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比货币供给量影响更大。通俗地讲，我国当前问题，不是没“水“，而是水渠不畅。不是水少造成旱情，是有“水”但渠道不畅造成了旱情。需要讨论的重点不是放不放水，而是如何修整好水渠。换言之，货币传导机制的问题比货币供应量多少更重要。
货币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没有良性的传导机制；反之，没有好的货币传导机构，就没有可能发展和巩固好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既是货币供应量渗入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过程，又是货币存量与收入流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货币供给量发生增减，对各种产品的价格和产量发生影响。价格和产量变化，又反过来影响货币供给量。渗透在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实体经济上出现的结构不合理和供求失衡的问题，既与金融活动存在的问题相关，也是金融活动产生问题的基础条件。货币传导机构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的诸多要素缺乏活力，是金融体制性萎缩带来的结果。
二、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素的分析
通常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把重点放在研究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确定，是近些年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能过分高估中介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利率市场化，就没有能判断货币供给合理与否的真正尺度。这里我不讨论货币政策目标问题，想重点分析一下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那些承担传导任务的机构和经济变量所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六方面的问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硬化”。90%以上的存款在向大银行集中，投资环境不好，贷款风险大资金很难贷出。因此，一度时间，大银行不用央行的再贷款反而还再贷款；大量购买国债不愿卖给央行，胀肚子，消化不良。基础货币投放萎缩，集中反映为大银行上不能吐，下不能泻。结汇渠道和贷款渠道两条大动脉出现体制性萎缩，货币供应自然就下降了。这种情况导致的效应，与美国30年代因银行倒闭而出现货币供应收缩是一个道理。总之，这是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就是储蓄持续增长，而投资持续不振，形成了资金的负缺口。二是“小机构病”。基层金融机构困难重重，活力不足，可称之“毛细血管大片溃烂导致失过量失血”。这里既有大商业银行将省市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回收，信贷活动越在基层越显单薄。更有一大批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确实是“毛细血管失血”，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忙于“救火”，金融支持和服务很难真正有效地开展。
2、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整体经济尚没走出供大于求的困境，因此，相当多的企业缺乏生机，甚至不少奄奄待毙，需要重组或者关闭、破产。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接受者，这样一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对货币需求能力，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现在金融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国有企业信用等级呈走低趋势，贷款存在“资金陷阱”问题。客观上讲，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并不完全是自已的过失，但并不能因此而不付出改革的成本。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国家要求国有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虽然《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和金融风险加大，迫使行政性干预有较大收剑，但以各种名义下来的政策性倾斜贷款，仍然不可能根本上杜绝。而且，越是大型企业，越是贷款大户，行政性干预就越难拒绝。其中，相当部分的企业用贷款去维持和解决生存问题，比如发工资，或者还欠款。这种情况使金融机构行为变异，也使货币政策效果很少达到预期目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这里有三条路径可以考虑。一是基础货币投放路径。这是央行与国有大银行关系为主线的，也是与结汇和贷款情况相关的。去年以来，在再贷款上有所作为，使这个路径上基础货币投放有所扩大。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比重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设计央行的相关举措，进一步引导好大银行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二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发达国家经验证明，金融市场是否发达，对货币政策传导很有影响。但现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的不是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参考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中国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教育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2）企业经营困难，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因此其对货币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不反映，或不正常反映。随着央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企业投资的直接成本的确明显降低，负担大为减轻，但由于产品销售不畅，企业价格竞争激烈，多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利润十分微薄，加上企业各种负担仍然沉重，造成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明显减少。在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利率进一步下调，银行愿意贷款，也未必能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在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能力过剩，新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尚未形成，投资找不到好项目和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了被动的中央银行驱动型，这种“被动性”，无疑会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一定的阻滞。
另外，微观运行机制未有改善，企业负债率过高，“三角债”又长期困扰，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信贷投入风险增长，阻碍信贷资金增量的投入。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
四、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的建议
笔者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改革中政策安排要有辩证法。什么事情都要从两方面考虑，如只强调一方面，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完全正确，但只考虑这一条，就把金融机构管理死了，约束与激励需要对称。其实，金融风险直接源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但更重要原因是贷款的效益太差。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停止贷款是消极对策，还是需要从提高贷款效益角度，在金融资产动态运动中来进行。金融机构整顿，完全正确，但关后门、歪门同时，还要开正门，否则，经济发展会受影响。
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央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利用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合理调控货币供应量。现外汇占款减少，政策性银行贷款减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增量占基础货币持续上升，此时，央行应增加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额度，在保证本息归还前提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拉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开发新的交易工具，允许承兑贴现票据、CD、大型企业债券进入市场吞吐。为缩短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人总行可否授权省会中支在一定金融机构和期限的范围内对辖内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融资？发展商业票据再贴现，促使商业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替换银行信用，减轻货币不足时对货币政策的压力。
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按央行的设想，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再放开贷款利率，最后放开存款利率，取消对利率变动的行政性限制。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分支行不仅需要搞好金融监管，也有责任为促进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作贡献。就央行的支分行看，现在一种倾向，即只考虑金融监管，而忽略了金融服务问题。现在需要进一步从法规上明确分行和省会中支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和权责。
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资融资体制；自主决策、行为规范、责权利统一的多元投资主体体系；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市场有效约束的融资体系；自主经营、自律性强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以间接方式为主、覆盖全社会投资融资活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突破口将是政企关系，应将政府管理社会投融资的职能与政府直接投资职能分开，强化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投资无人负责的问题。
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是国家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第一年，当时我提出转化过程两个阶段的看法，一是国家专业银行走向国有独资银行，第二步将是走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1994年第7期《金融研究》）第一阶段经过了7－8年，下一步就应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考虑其如何走向股份制银行。
改变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充当独角戏的局面。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受到局限。为此，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强协调，提高整体监管水平。一是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及时界定交叉业务的监管责任，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二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制度；三是要联合组成专门小组研究重大专题问题，及早提出对策。（戴相龙）
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建立农村商业银行。同时，继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立非国有金融机构。
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发展货币市场，首先是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融资，也是吞吐基础货币，比如，买卖商业银行的短期国债等有价证券。而货币市场上的头寸调剂与票据清算结合，有助于调控货币传导和资金供给。我国货币市场工具还显单调，今后可逐步扩展，使央行的融资债券、国际短期借贷进入货币市场。拥有股票的居民，其金融资产价值会因价格总水平上升而下降，也会因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种行为方式和刺激机制，就把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了。如果做得好，就可以使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形成一定的缓冲，一定的运作空间。如果从国民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是储蓄到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
当然，国民经济活力是多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比如，就当前情况看，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国民政府，不仅是国有经济政府，才能保证这个经济整体上正常运转。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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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进步，从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生产总值达到一个固定值的时候，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加大的推进作用，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另外，房地产行业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比如，促进了社会经济、就业发展等等。
1.2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
房地产行业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创造了前提，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主要是以获得利润和经济效益为主，因此，在社会财富积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国民经济与房产经济波动的主要经济因素
上文中已经提到，房产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的波动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从经济的运行要素中可以看出，经济支出、收入以及生产等环节是较为重要的。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组成了经济发展的体系。
2.1四种经济因素彼此紧密联系
在经济系统中的支出、收入、生产以及需求等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每个不同的环节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需求因素，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可能受到消费以及投资等因素的影响。
2.2因果链中自我的转折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积累形成的某些因素会受到一定的阻碍，也就是达到了某种瓶颈的状态。房地产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比较符合这一经济发展规律。也就是扩展行为受到阻碍的问题。下面就对扩展行为造成阻碍的因素进行简单论述：
2.2.1在因果链扩张过程中会出现恶性循环现象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期和初期，生产结构和资源供给情况都呈有序化发展，但在波动后期，伴随资源供给不断的恶化，导致生产结构失调，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各部门之间的资源竞争程度加大，并在某种程度上使资源供给恶化程度增大。从上述分析可知，因果链运行会导致经济周期基本和内在的核心波动，从而造成收缩和扩张交替进行。每次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是不同的，通过支出、生产、需求等环节来对因果链基本波动形成影响。
2.2.2核心因果链的自身结构变化经济发展中，因果链是由各环节发展扩张而共同形成的，各环节会彼此影响和制约，每个环节发展都会受其他环节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合理有序的连接过程。因果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各环节中的作用力都是根据一定比例来分配的，每个环节的自身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当此种承受力超出自身承载范围之时，便会出现逆反的情况。
2.2.3因果链运行的过程便是自我积累过程作为自我积累的一个过程，因果链运行也是自我放大的过程。比如，某需求扩张必然会造成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扩张，从而使生产也大范围扩张。而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生产扩张又是投资品扩张造成的，前两者扩张又会造成后者扩张，支出增加也会受收入增加影响，而支出增加又会造成需求的进一步扩张。在扩张中，将会对经济活动活跃程度加以调节。但初始扩张会造成因果链中的积累扩展，也就是原本的初始扩张并没那么大，但在其向下传递中常常会受其他因素影响进而扩大几个倍数。
3对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
国民经济的波动，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所以，政府各项政策全都具有一定的加强波动和抑制波动的作用。如下为政策影响及其具体对策。
3.1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有时会对国家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且在进行政策调整之时通常调整都是不规则的，但是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
3.2在无价调整和市场管理以及经济结构管理和经济增长等基本问题方面
，所有政府部门的行为都是同步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便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且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只在九二年一年之内其产业增加便超过三倍。造成此种状况形成最为主要的原因便在于政府的纵向行政干预结果。中央政府不仅要对国民经济整体进行协调，同时还要对国有的大中型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干预的内容包括生产、分配、投资等所有的环节，而这当中甚至还有来自部门、行业的干预。
4结束语
一、新疆真实储蓄的计算
(一)真实储蓄的理论框架和计算方法本文对真实储蓄进行计算的理论框架，是基于Ar-row、Dasgupta和Mler对不完美经济体跨期福利的理论研究(DasguptaandMler，2000;Arrowetal．，2003)。一个经济体的财富W，在时间t可以用一系列资产的总和来进行表达:K(人造资本)、H(人力资本)以及S(自然资本)，可以用影子价格来评估:Wt=ktKt+μtHt+λtSt;可看出对于定量人口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和进出口价格外生变动情形下，福利W或真实储蓄(GenuineSavings，GS)的变化就等于社会福利的变化，当社会福利变化用Ramsey－Koopans公式来表达。
(二)指标的选定在对指标进行选择时，除了计算真实储蓄必需的GDP、总消费、货物及服务进出口等因子，还必须对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进行指标选定，综合考虑新疆的自然和经济状况。自然资源方面，新疆面积辽阔，拥有丰富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方面，新疆总体属于干旱缺水地区，因此，水资源的存量对新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存量变化纳入统计范畴。此外，由于新疆具有大面积的牧草地，其存量变化对新疆的畜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本文还将常见的林地和活林木指标纳入统计范畴。不可再生资源方面，主要选取新疆产量巨大且对新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三大资源。环境污染物方面，本文选取国际上公认的且对新疆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质量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子，分别是工业废水、SO2、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固体废物。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域外影响，我们还必须选定CO2这个因子。
(三)新疆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1．自然资源实物存量变化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自然资源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林地和活立木2000—2003年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资料，2004—2008年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9－2003)资料，2009—2010年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4－2008)资料，2011－2012年数据来源于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存量变化数据是将5年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变化值取平均值。牧草地数据2000—2008年数据是直接取自于《新疆统计年鉴》(2012)，2009—2012年牧草地数据直接沿用2008年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原煤、原油和天然气年生产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4，2013)，2010－2012年原煤生产量，由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根据1吨原煤=0．7143吨标准煤换算得来。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1－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其中烟尘排放量为工业烟尘和生活烟尘排放量总和;CO2排放量核算对象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和水泥生产过程的排放两部分，化石燃料燃烧的CO2排放j，y=∑Fi，j，y×EFi。其中，Fi，j，y是活动强度，即省份j在y年份消耗的燃料i的数量(按质量或体积单位)，EFi是燃料i的建议CO2排放系数;水泥生产工艺的CO2排放=Mc×EFclc，其中，EFclc为熟料的排放因子;CO2排放2000－2007年数据来源于曾贤刚、庞含霜(2009)的研究结果，2008－2012年数据是根据同一文献中公式计算得来。2．自然资源定价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估算自然资源的定价较为复杂，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对自然资源损耗价值的计算主要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国家自然或社会科学基金、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以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水资源分为地下水和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价格为7省市的平均值，地表水资源价格为拟调整价平均值(杨友孝等，2000;刘文等，1996);林地、活林木资源价格分别为未成林理论价格和按生长量计算的平均价格所换算的当年价格(黄广宇，2002);牧草地价格也引用上述文献研究成果;上述价格再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年度折算(SusanaFerreira等，2011)。原煤、原油和天然气资源价格采用矿产资源边际机会成本定价方法计算，包括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外部成本和边际勘探成本三部分(马国霞等，2009)，其中原煤和原油价格2005年数据直接取自于文献，其他年度价格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折算，天然气资源价格按照净价格法来推算。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本文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计算借鉴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其中，世界银行对CO2的域外损失是按照每吨碳20美元(等同于每吨CO273．33美元)的全球社会成本标准进行估算，该项调查是由Frankhauser于1994年和1995年进行的;MikeHolland和PaulWatkiss对欧盟15国2000年的SO2造成的外部成本进行核算，平均值为每吨SO25200欧元。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欧盟和美国社会福利和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国内，它所研究的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费也就明显的高于国内，按其1/10折算(杨永孝等，2000)。(四)新疆真实储蓄计算结果根据表1公式和上文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计算结果，通过查询新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可以计算出新疆的真实储蓄情况如表3。从表3新疆真实储蓄计算结果来看，2001—2012年12年间有4年(2006－2009)新疆的真实储蓄为负值，其余8个年度为正值。然而，这8个年度中2001、2002、2010和2011年4个年度的真实储蓄率都比较低，不足2%。新疆净国民储蓄与真实储蓄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结合表2可以看出:影响新疆真实储蓄转为负值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的损耗值逐年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新疆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油产量激增，导致新疆2008年真实储蓄率达到最低值(－22%)，新疆环境污染损失值对真实储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研究时段内尤其是从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虽然2010年由于原油开采量的减少，新疆真实储蓄转为正值，但真实储蓄率仍不足1%。2011年和2012年随着新疆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额的迅速增长，新疆真实储蓄虽然保持正值，但自然资源尤其是原煤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较以往有大幅提高，真实储蓄率较低，新疆经济发展的整体模式没有改变。从长远来看，新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仍然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新疆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巨大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表现在新疆地表水、地下水及牧草地数量的减少、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新疆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落后的技术，很多矿产资源在新疆只是进行简单的初加工，能源利用率很低，大量的矿产资源产品和原材料工业产品流向东部地区。同时，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的开采，不仅直接增加自然资源损耗，开采和加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也影响新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政策建议
新疆作为我国西部典型的后发展地区，一方面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巨大的资源损耗和严峻的减排任务。另一方面经济必须高速发展才能保持新疆的长治久安，要从这对矛盾中寻找实现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双赢的道路———即生态环境不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明显恶化，新疆有必要迅速改变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新疆要保证真实储蓄的持续正向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充分发挥科技驱动作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储量巨大，但由于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并没有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新疆应改变以往简单地将大量的初级能源售往疆外的状态，从大力改善本土投资环境着手:一方面，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投资建厂，进行资源深加工，提高能源产品的附加值并扩大产业链;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快技术和管理改革，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落到实处，提高矿产资源回采率和综合回收率，加强煤层气等共伴生矿的综合开发利用，推进矿产资源深加工。此外，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新疆有必要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展清洁能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发展动力。提高能源效率离不开科技驱动，归根结底，离不开教育、研发的投入。真实储蓄理论比绿色GDP更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新疆要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培育与引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这样既可以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又可以为引入疆外科技型能源企业营造科技氛围，由此新疆能源加工产业链才能得以延长，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二)促进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虽然自然资源的损耗价值是影响新疆真实储蓄的重要因素，但不意味着新疆应该大量减少自然资源的开发;真实储蓄的正向增长是以GDP的增长为前提，新疆要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只能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新疆除了充分发挥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外，更要注重非资源领域的第三产业发展，降低新疆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依赖度，提高真实储蓄率。目前新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以2012年为例，新疆第三产业对新疆GDP的贡献率为36%，而我国第三产业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45．6%，新疆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可以充分利用其独特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疆第三产业的支柱。比如，将文化和旅游有机结合，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入疆旅游，打造新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能减少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损害。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扶持，还要从政策上推动第二产业提质增效。2013年新疆出台《自治区“十二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此举把节能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利用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责任，采用新的指标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干部政绩，推行减少资源浪费的核算制度。未来新疆有必要将这种考核体系加以改进，并运用到整个经济发展领域，计算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从而保证新疆真实储蓄的正向增长。
(三)加大环保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疆矿产资源的持续大量开发必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政府有必要加大环保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健全新疆现有自然资源的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对河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并对其存量变化进行定期检测，防止资源被非法滥用。二是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巩固扩大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的范围，实施重大生态治理修复工程。例如:塔里木盆地周边防沙治沙工程、天山北坡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工程，加强重点领域、流域污染综合防治，在引进内地企业投资建设工业园区时，不能盲目注重规模，要严格把控环保质量和标准。三是加强预防管理，可以逐步建立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预警机制。通过对警情的监测与预报，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环境污染超标区域实施限制性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制度作为保障。一方面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将有过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列入黑名单，进行重点监测。另一方面健全生态风险应急救援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作者：王述芬 邱波郑晓宁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威海市国土资源局规划科中级工程师
论文摘要：文章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入手，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核算手段和结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缺陷”，即质量问题，最后讨论了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四)应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质量评估和管理
论文摘要:文章试图对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定的计量分析。为此,首先将国内部门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并以这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出最终的计量模型,然后根据有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边际产出贡献很高,从而说明对通信业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引导和扶持通信产业的发展,发挥通信业的先导作用,进一步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引言
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中,通信业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通信业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先进、从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通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1计量模型分析
1.1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用菲德模型来分析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用于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由于出口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促使它不断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门正好吸收这种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强其自身实力。因此,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长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就是用来估计出口对于非出口部门外溢作用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别的数学模型。
通信产业作为一个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计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通信产业对非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鉴于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将借鉴菲德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来测度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国内部门划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
模型建立如下:设各自的生产方程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别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下标代表部门。(2)式生产函数假设,通信产业的产出水平P将影响非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
劳动力(L)与资本(K)总量可以表达为:
L=Lp+Ln(3)
K=Kp+Kn(4)
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部门产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将不同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fk代表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gl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gk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着通信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非通信产业部门。
对(5)的两边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据(3)、(4)、(5)、(6)、(7),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γ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为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通信产业产出的增长率;P/Y是通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在统计数据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写为:
参数γ代表通信产业外溢作用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方程(9)中,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则方程(9)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
通过方程(10),对的系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通信产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将整个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同时,非通信产业的产出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取决于同一时期通信产业的产出量。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假设: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个假定与现实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1.2样本的选择
在本模型的计算过程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GDP用当年价格计算。L用年末从业人数表示,从业人数合计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I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它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P用每年通信业务总量代表。样本区间为1998-2005年。样本选取时间从98年开始,是因为1998年邮电分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如表1所示:
该回归模型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平均平滑处理。处理数据结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EVIEW统计软件对方程(10)做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程(10)的回归结果看,所有的回归系数估计值α、β和γ都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R2达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拟合效果好。从方程(10)的估计结果,得到最关心的系数γ的估计值为1·764966,γ就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义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通信部门每多生产出一单位的产出,国民经济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
2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γ为1·764966,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信业每多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整个国民经济GDP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这就说明了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作用。
通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仅包括对GDP的直接贡献,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渗透作用与倍增作用,尤其是对其他产业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资源节约利用等改革需求越来越迫切,通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必须为有效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这不仅要求通信业加快自身发展,更要求通过它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改造提升其他产业,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基于上述的计量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加快通信业的发展,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业倾斜,以发挥通信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一、影子银行的界定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分析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首次由美国的麦卡利提出,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指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但在我国关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还未有统一的口径,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表外理财业务、证券和基金公司的理财业务、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票据公司以及民间借贷等。从宏观角度分析,由于影子银行开展的业务与传统银行类似,而且其受到的约束较少,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加快了资金的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再者,影子银行的资金游离于传统的货币供给创造机制之外,而且其规模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从微观角度来看,影子银行可以弥补传统银行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这样与传统银行形成竞争机制,提高银行业的运行效率。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模型的选取
1980年,由西姆斯提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
(二)变量选取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为主,并且其中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占比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总规模的环比增长率来衡量影子银行,考虑到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本文选取PPI作为国民经济的衡量指标。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本文样本区间从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万德数据库。
(三)回归方程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于两变量的数量级差距太大,为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PPI的数据进行取对数,表示为LNGMJJ。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2.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故可以作为VAR模型变量。3.模型的定阶。由结果可知,AIC的最小值是-7.052248,对应的阶数是3阶,而SC的最小值是-6,806336,对应的阶数是2阶,综合考虑LR、FPE和HQ的统计值后,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4.Var模型的平稳性。稳定性要求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均小于1,为了方便观察,特征多项式的特征根的模全部落在单位圆之内,模型即平稳。由结果可知,所有的单位根均落在单位圆以内,所以VAR模型稳定。5.脉冲响应。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是用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LNGMJJ和YZYH两个变量,得到YZYY对LNGMJJ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所示。结果表明,影子银行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2007年1月到2013年12月的数据研究我国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结论如下:1.应该加强对影子银行规模的控制。目前,据相关统计,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大约在20万亿左右,而且其发展速度也在迅速膨胀,如果不先对其规模进行有效控制,其风险会不断积聚,如果出现流动性危机,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首当其冲应该控制影子银行规模。2.影子银行的壮大对国民经济有阻碍作用。虽然影子银行在缓解融资困难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能够加快资金流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由于其游离在银行体系之外,受到的监管约束较少,对国民经济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我国应该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注释：
[1]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两大特征，一是固定汇率，一是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中国至今为止尚未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这个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靠自己的政策仍然再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两大特征。因此，我称之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内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义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这个定义很不明智，远不如固定汇率。它一是违反国际上关于浮动汇率的基本共识——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二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授人以柄。西方国家批评的就是政府操纵汇率。中国政府明明是实行的固定汇率，却硬给自己的汇率加上“有管理的”这样一个标签。这等于是不打自招政府在操纵汇率。
[2]NeilFliSstein.1998.“IsClobali2ationtheCauseoftheCdsesofWe]fareStates？”UnpublishedPaper.
[3]请参照拙作Japan`sEconomicDilemma：ThelnstitutuonaliruubsOfProspedtyandStaSnation.2001.NewYOrk：CambridgeUniversutyPress.Chapter2.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Keohane，RobenO，andJosephS.Nye，1977.PowerandInterdependence.BOstOn：Linle，BrownandCompany.p.67—71.
[5]Kenen，PeterB.。1989[1985）。TheIntemationalEconomy.EnglewoodC1iff6，NJ：PrenticeHall.p.213.
[6]GaO，Bal1997.EconomucIdeologyandJapaneselndustdalPoUcy.NewYOrk：CambridgeUni-vetsityPress.p.83—86.
[7]KeohaneandNye.1977.p.79，
[8]Kenen.1989[1985].p.217.
[9]Cilpin，Robelt.1987.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mationalRelatiOns.Pn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137.
[10]Eatwell，JohnandLanceTayloL2000.C10balP1nanceatRi8k：TheCaseforIntemationalReSulation.NewYOrk：TheNewPress.p.5.
[11]Strange，Susan.1986.CasinO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ts让yPress.。Capitalism.
[12]Kahler，Miles.1998.“Introdnction：FlOWSandFinancialCdsesinthe1990s.”IInOWSandnnancialCdses，editedbyMileslthaca：ComellUnivetsityPress.p.1.
[13]EatwellandTayloL2000.p.5，
[14]Gao.2001.Chapter6.CapitalCapitalKahler.
[15]Mandel，Michael.2000.TheComingIntemetDepressiOn.NewYOrk：BaSicBooks.Chapters2，5.
[16]Ardgh乙Ciovannl1994.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lmes.London：Verso.p.300.ArrighiCiovanniandBeverlyJ.SilVer，eds.1999.ChaosandCovernanceintheMOdemWOrldSystem.Minneap01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p.31.
[17]Polanyi，Kad.1957[1944LTheCreatTrans-fOrill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dginsofOurT1me.BOSton：BeaconPress.。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网开始由单纯的输电线路逐渐转变为调整具有资源配置、引导生产以及布局等多种功能的服务系统。大力加强智能坚强电网的建设有具体以下几点作用：
1.1优化现有能源结构，保证能源安全供应
由于我国人均煤炭数量以及人均传统能源数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传统能源数量。所以大量清洁能源的需求应该是我国能源发展重点。介于我国太阳能以及风能发电产区与用电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能够保证长距离输电，安全高效的智能坚强电网的建设迫在眉睫。
1.2提升大范围能源转移能力
由于我国能源高产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所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能源运输性质极其严峻。这一严峻现状促使我国必须要重点建设我国的能源配置产业，降低我国在能源运输上的压力。电网则作为能源资源科学利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在大范围内实现能源优化配置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从中国国情实际具体出发，加快建设具有坚强骨架的智能电网，可以实现电力的大规模大范围低损耗运输，促进能源基地的集约式开发，可以推动能源在国际上快速流通，实现国际能源优化配置，更好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1.3加大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能力
建设智能电网可以加大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能力，为清洁能源的高效发展提供气体与基础。智能电网的建设，不但可以满足东南沿海经济区的能源需求也能大力带动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智能电网全面建设后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整合了自动化以及储能技术。这样的电网可以将所有的能源接入并且可以进行有效的预测以及统筹安排。并可以有效的解决由于大量电能接入电网而产生的安全稳定运行技术问题，提升电网系统对于安全能源的接纳能力。
1.4满足用户实际需求，改进用户体验与电力系统服务质量
通过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可以有效地提升电力系统的服务能力。坚强智能电网可以保证电能质量与电力运用的安全性。智能电网不仅可以提升服务质量也可以加强供电方与用电方的积极互动，满足用户的个人需求，使服务更加多元化。通过运用智能电网可以更加方便的使用户方便地接入退出，可以极大地促进例如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2.电力投入与产出研究
通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对电力投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科学分析方法对投入以及产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具体得到影响投入及产出的具体几点因素：
2.1新兴技术的发明以及创造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新技术新发明被创造并投产，例如电动汽车等行业逐渐成为主流。由于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兴盛，大量电能被消耗，而能源问题特别是电力能源问题成为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大电网建设投入可以增加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2新型能源结构的逐渐架设
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渐显现，大量传统的高耗能企业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取决于电力系统的发展。大型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可以有效的推动传统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战略调整。可以在环境问题如此严峻的今天仍然可以保证较大的产出。所以加大智能电网的投入可以保证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
3.智能电网对国民经济影响研究
我国智能电网的完全建设仍需将近10年左右。十年间电网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本文通过对文献查阅并通过运用科学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进行预测。
3.1运用影响力系数的分析
通过运用影响力分析对坚强智能电网建设的分析我们得到07年以来电力投入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系数低于1。这说明07年以来，我国电网建设投入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小，但通过对数据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影响较小，但是每年增幅较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逐渐增大。也通过数据显示在2020年左右具体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在2020年左右可以在国民经济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3.2运用感应度系数分析
通过运用感应度系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电网建设在感应度系数一直大于2。也就是说我国电网建设的投入一旦有较大变动便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地影响。特别是在这两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经常出现电荒的现象，可以明确地看到只有加大坚强智能电网的建设投入方可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4.结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阅分析，并通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智能坚强电网的建设对我国能源战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但可以解决我国能源分布与高耗能产业分布的问题。智能电网的建设不但可以在电力调度上产生巨大的优势。智能电网也可以改善用户体验并促进互动，提升电力产业互动。
（2）智能坚强电网的建设可以在保证传统高耗能产业的能源需求的同时，更加可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并可以促进例如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3）通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分析得到了几点影响电网投入对国民经济促进的主要因素。主要有新技术的发明及创造以及对传统高耗能产业的保证。
[关键词]国民经济账户经常账户积累账户资产负债账户
国民经济账户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它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运用账户来描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形成全过程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最高层次，用以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全貌。
国民经济账户由一系列的账户表式组成。它首先通过流量账户对某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活动形成的变化进行核算，这里包括对生产、收入分配及使用、资本形成、金融交易等总经济流量的核算，然后通过存量账户核算某一时点上的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其中主要有经常账户、积累账户、资产负债账户三大类，前两类为流量账户，第三类是存量账户。本文以联合国等编著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为蓝本，并以经济总体为例辅之于一套国民经济模拟数据（单位均为亿元），对国民账户中这三大类账户的功能进行解读。正确解读国民账户，可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有深刻的理解，对生产、收入分配及使用、积累和资产负债的脉络把握得更加清晰和准确。
一、经常账户涉及生产、收入和收入的使用
经常账户通过设置生产账户、收入初次分配账户、收入再分配账户和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分别对生产过程、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及其结果可支配收入的使用加以核算。经常账户分左右两方，右方记来源,左方记去向。左右两方合计相等。
1.生产账户
生产账户是国民经济账户序列中的第一个账户，是对生产成果和价值形成的核算。生产所形成的收入要结转到后边的账户中。生产账户的初始流量是总产出，即生产成果，本例中为3737，扣除中间消耗1883后得到平衡项国内生产总值1854。
2.收入初次分配账户
收入初次分配是生产成果——国内生产总值在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从两个层次设置两个账户核算。
（1)收入形成账户
收入形成账户从生产者角度记述直接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各种分配交易。其收入来源是生产账户的国内生产总值1854，使用方则是生产创造的收入，这包括劳动报酬762、生产税净额191、固定资本消耗222和营业盈余679。营业盈余是平衡项，它是收入形成的来源。
（2)原始收入分配账户
原始收入分配账户是收入形成账户的继续，其初始流量是收入形成账户转来的营业盈余679，加上住户部门应收的雇员报酬766，政府部门应收的生产税净额191，以及获得的财产收入416，再扣除财产收入的支付391，得平衡项国民原始净收入1661。（该指标及以下各类净收入、净额均未包含固定资本消耗）
3.收入再分配账户
收入的再分配账户核算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的各种经常转移收支，最终目的是计算国民可支配收入。它与原始收入分配账户紧密联系。原始净收入1661作为收入再分配账户的来源．来源方列示了各种经常转移收入1106，同样在账户的使用方列示了各种经常转移支出1135，于是国民可支配净收入1632就作为平衡项出现在账户的使用方。
4.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
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显示可支配收入是如何在最终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的。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来源方是收入再分配账户的平衡项国民可支配净收入1632，使用方是最终消费支出1399和储蓄净额233。储蓄净额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的平衡项。它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积累账户涉及资产、负债的变化和净值的变化
积累账户反映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负债、净值方面的所有变化。它同样分左右两方，左方记资产变化。资产的变化不论是正的还是负的，都记录在左方，负债的所有变化及净值的变化则在右方。左右方合计相等。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化由资本账户、金融账户核算，资产其他数量变化和资产价格变化结果由资产其他变化账户核算。下面就是积累账户的几个表式。
1.资本账户
资本账户用于处理非金融性资本交易，初始流量是储蓄净额233，加上资本转移收支净额-3后，形成用于投资的资金总来源230，扣除资本形成净额192（414-222）之后，得到平衡项资金余缺38，资金余缺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调剂，资金余缺为正值时，表明资金剩余，要流向金融市场；当资金余缺为负值时，要从金融市场拆借资金。
2.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记录各种金融交易引起的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变动，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指通货、存款、证券、贷款、股票等。其左方记录由交易获得和处置的金融资产净额641，右方记录由交易发生和清偿的负债净额603，金融资产净获得减去负债净发生之差额作为资金余缺记在帐户右方，使帐户两方保持平衡。初始流量和平衡项都是资金余缺38，它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得以实现。当资金余缺为正值时，资金净借出；当资金余缺为负值时，资金净借入。
3.资产其他变化账户
资产其他变化账户记录以非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数量变化,以及由于价格变化而形成的持有资产(或负债)的收益和损失两部分。
以上账户反映的是自生产开始，经过收入分配及使用、资本形成及金融交易的全过程，是流量核算。流量核算的特点是只对某一个时期内经济活动形成的变化进行核算，不反映其他时期流量变化,以及某一时点上的存量状况。
三、资产负债账户显示资产、负债存量及一国的国民财产
资产负债账户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存量的核算．它将历期累积下来的资产负债存量进行核算，反映一国的“家底”。它一般有期初资产负债账户、资产负债变化账户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三部分：期初和期末资产负债账户把资产列在左方，负债和净值列在右方。净值即资产与负债之差，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项，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即为一国某一时点上的国民财产。就每类资产和负债而言，期初和期未资产负债之间的变化产生于积累。净值变化等于资产变化减去负债变化。由资产负债变化账户体现。表式如下
1.期初资产负债账户
期初资产负债账户对一国期初拥有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加以核算，该账户的平衡项：期初净值=期初非金融资产+期初金融资产-期初负债=9922+6792-6298=10416
2.资产负债变化账户
资产负债变化核算是指对一段时期内即期初与期末之间全部资产负债所发生的价值变化的核算，可以区分为经济交易引起的、某些意外事件和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负债数量变化两类。前者通过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核算，后者通过资产其他变化账户核算。
即：资产负债变化量=经济交易引起的资产负债变化量+某些意外事件和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资产负债变化量=资本账户中非金融资产变化量+金融账户中金融资产负债变化量+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资产负债变化量
如：非金融资产变化量=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消耗+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非金融资产变化量=414-222+290=482
金融资产变化量=金融资产获得净额+资产其他变化账户中的金融资产变化量=641+89=730
负债变化量=负债发生净额+资产其他变化帐户中的负债变化量=603+74=677
净值变化量=储蓄等引起的净值变化+资产其他变化引起的净值变化=230+305=535。
同时，净值变化是该账户的平衡项，即净值变化=资产变化-负债变化=非金融资产变化+金融资产变化-负债变化=482+730-677=535。
3.期末资产负债账户
期末资产负债账户反映一国期末拥有资产负债存量状况。其期末资产负债存量通过期初资产负债账户和资产负债变化账户两大账户的相关数据求得。
即：期末资产负债=期初资产负债+资产负债变化量
如：期末非金融资产=期初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变化=9922+482=10404
期末金融资产=期初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变化=6792+730=7522
期末负债=期初负债+负债变化=6298+677=6975
期末净值=10416+535=10951。
同时，期末净值是该账户的平衡项，即期末净值=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末非金融资产+期末金融资产-期末负债=10404+7522-6975=10951
以上我们解读了如何运用国民经济账户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从数量上加以描述，实质上国民经济账户的功能就是：通过账户中的一系列统计指标对国民经济各环节、各方面加以总量描述，从而全面、系统、完整地记录国民经济生产、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消费和积累的不断循环过程，以及国民财产和财富的不断增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等:国民经济经济核算体系199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1993
[2]袁寿庄等编: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3]赵彦云主编:国民经济核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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