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4 22:19:55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关键词】马克思/小生产/小生产理论/现代化
【正文】
小生产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必然而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又是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障碍而必须加以清除。尤其是对于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来说，由于小生产存在的长久性、普遍性、稳固性和影响深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制约就更不容忽视。要在实践中解除这种负面束缚，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个。因此，发掘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所谓小生产，是指以个体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规模狭小的一种生产。主要是指个体农业和个体手的小生产，包括自给性的小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形态中，个体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自给性的小生产，即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一般称之为宗法式小生产或自然的农民经济，其人格表现为宗法式小生产者或小农。个体手工业生产，基本上属于商品性的小生产，即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其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其人格表现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个体农业生产者将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去市场交换，也属于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说，当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之后，“它才能得到充分，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关于小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等论著中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概括：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小生产的主体是农民。马克思对小农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小农人数众多……但彼此间并没有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任何，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个农户都是自给自足……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小农的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关于小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提出以下主要论点：
第一，渊源长远，且具有普遍性。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过渡到奴隶社会，生产资料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奴隶社会的居民划分为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中包括了大奴隶主和小生产者。奴隶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化程度更高，个体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小生产普遍地存在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后，当然以雇佣劳动制为主要剥削方式，但小生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小生产仍然是普遍的现象。这表明小生产的产生和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仅渊源长远，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所以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
第二，它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形态只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9～110页。）。小生产虽然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但它只是以附属身份而依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能在经济上形成它的独立主导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其要害在于它的不稳定性。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看，主要出现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对立的经济形态。这两种经济形态从原始社会解体至今，都同时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只是两者发展的趋势相反：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则相反，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自然经济逐渐降为从属地位。小生产总是依附于这两种经济形态。如果小生产与自然经济相联系，马克思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在政治上成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的基础，“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如果小生产与商品经济相联系，主要是指以小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的小生产。马克思说，这种小生产“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因为，这种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在商品经济的支配下，必然经常地发生两极分化而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排斥掉简单商品的小生产者。马克思说，“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可见，由于小生产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小生产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主导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
第三，生产力落后和低下。马克思指出，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排斥了积累、协作、内部分工、应用科学和“生产力的自由发展”（注：《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各种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个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187页。）小生产只是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活资料，“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是“以治园来耕种田地的小农业”（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此，人们“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2页。）。
第四，封闭型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说，“一块小土地，一个农户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形成一个省”，“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彼此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各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天地。……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6页。）
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小生产的生产率低下，马克思说，农业中取得的成就“就是大大耗费人类的劳动，使这些劳动力不能参加其他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因而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为自然经济性的小生产与商品经济是相冲突的。小生产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或行会中，阻碍了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经济也只是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经济，它无力发挥对自然经济结构的革命性破坏作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成为“巩固旧的生产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页。）的因素。
第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评析小生产的政治影响时说，由于小生产者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形成一个阶级。”但由于他们之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而没有使他们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在论述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时也指出，小生产“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24页。）。
第六，小生产意识的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和保守性。马克思说，因为小生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甚至顺从外来侵略者而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人们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68页。）小生产意识是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反过来它又为其社会存在服务。而且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着它本来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着和延存着。
以上是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和逻辑出发点，联系不同时期的实际加以推论、发展和丰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小生产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仍然广泛存在小生产及其意识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今我国现代化实践的指导，也是如此。
二
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的远古，中国就逐渐由狩猎和采集的经济进入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到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的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无论土地制度和政权更迭有多么大的变化，人口一般均占90%以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成为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家庭、村社、县、省等大小不等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无论是农业或手工业，其经营方式是分散的，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在原有基础、原有规模上重复着小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又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存资料。小生产者受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的盘剥而艰难的维持着，形成了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封闭型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这种经济的人格体现者小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小生产者及其意识伴随着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共存着和演变着，使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已不再占支配地位，但小生产及其意识仍然普遍地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成为了负面制约着现代化的桎梏。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
经济上，农业中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广泛地存在；工业中固守传统体制的“小而全”，封闭狭隘、产业结构雷同的重复建设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只着眼于局部和眼前利益，不顾整体和长远利益，划地为牢、急功近利、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仍是较普遍的现象；不求奋斗进取，缺乏首创精神，留恋和满足于传统小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人和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不愿冒竞争风险，只求平均分配，对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合理差别，产生失落和不平衡的心态等等。
政治上，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无视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争权夺利，不惜“内耗”，用“人治”代替法治，重血亲人情亲情，用人唯亲、编织“关系网”，热衷“走后门”；宗放观念死灰复燃，宗派势力膨胀，甚至由此引起宗族流血械斗和宗教迷信泛滥等。
思想文化上，保守僵化，习惯于经验思维，前人未做过的事不愿轻易地去实践探索，对已经发生的事又缺乏理性思考，盲目顺从，随流模仿，一哄而起，不顾得失后果；因循守旧，视标新立异为离经叛道，习惯于依赖顺从和逆来顺受；安守家业和完园。重农轻商，市场经济意识淡漠；缺乏公德意识，奉行“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原则；怀旧崇古，留恋过去小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往过去小生产的封闭单干、散漫无拘、自由自在的生活等。
小生产及其意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足以说明它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危害的严重性。
第三个方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要认真地正确地对待小生产。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环境下，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通过国家法令，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由小生产直接过渡到主义。然而实践证明，这一政策引起了农民等小生产者的普遍不满，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和危机。列宁后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制度”（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页。）；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统一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于是，列宁及时地放弃了这一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保证小农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即给小农以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否则它便不能生存”。（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7页。）同时还给“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即改善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列宁认为，要把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一是要大和用先进技术武装农业；二是必须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上集体经济的道路。“只有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才能保证实现这个过渡”（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4页。），即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
我国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把农业、手工业的小生产引向集体化的道路是较顺利的。但1958年在的口号下，过早过快地改变生产和分配制度，实行全国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掀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多种经济成分，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解散了，实行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扶植和鼓励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新出现了蓬勃生机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前苏联和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证明了在化建设中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小生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一方面说明马克思的小生产是适合的和现状的，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理论，历史地地认识和对待小生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小生产及其意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的桎梏和迟滞作用，必须主动自觉地采取政策措施改造小生产状况，消除其意识的负面。
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完成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负面影响的任务呢？
首先，应根据马克思的小生产理论，充分认识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关于这种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小生产既不能历史跨越，也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基础，而不能建立在小生产沙滩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对小生产进行改造，让小生产逐渐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占优势或占很大比重、农民占居民大多数的农业国家里，更要重视和费大力气对小生产进行改造，实现列宁说的“生产力事实上的社会化”，绝不能幻想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而是要根据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情况，采取“中间的途径、、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4页。）
关于这种长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支配地位，农民一直占人口的大多数。当今中国这种状况虽有很大的改变，然而，农业国并未被工业国所取代，人口的80%仍是农民，他们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经营的小规模生产为农业生产方式，小手工业仍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市场经济还处在初级阶段，农村小城镇建设还刚起步，社会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上仍较低。据1996年统计，6岁以上的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人口的这种低下文化素质，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妨碍了他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因此，要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
关于这种复杂性在中国也是突出的。小生产既与中国很长一段历史过程相伴随，必然与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尤其是小生产意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对各个人的影响程度不一，表现形式纷繁多样，这就为认识它、区分它、把握它、消除它带来极大的复杂性。列宁曾指出“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在成功时，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更为深固的根拔掉。”（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3页。）所以，即使很复杂，我们也应有坚定的信心，完成这个过渡。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为改造小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小生产及其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力低水平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和相应存在的，要从根基上实现从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消除小生产意识而代之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意识，必须从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着手，因为它们是改造小生产和消除其意识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缺此基础和手段，改造小生产为社会化大生产就是空谈。马克思关于两类社会基本矛盾学说阐明了这个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恩格斯说，“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441页。）。因此，只有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才能为小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并随之引起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取代小生产意识。这样才能使我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封闭半封闭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转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总之，发展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才能从根基上创造改变小生产及其意识的物质条件。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个经济形态，发展商品经济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物质手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加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和经济联系，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孤立性、封闭性和落后停滞状态。同时商品经济也会破坏小生产者的稳固性，促使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加速生产条件的集中并将它转化为资本。虽然这意味着产生资本主义，但按列宁的观点，既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谈到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也强调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何况，我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原本就发展得很不充分，却历史地继承了大量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遗留。我国当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表明，发展商品经济即使可能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它，就可以使它起到小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的作用。
第三，发展、、文化、、卫生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培养高素质的人，是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的根本途径。因为无论是小生产或是大生产，人都是物质承担的主体，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改变小生产状况和消除其意识，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关键又在于人的素质。因为人的素质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个人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素质既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又是在改造客观环境和条件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
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
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内容提要法律理念是高于法律观念、法律表象和法律意识的理性认知形态，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和建构。它不仅具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和精神，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科学地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各环节的工作。因此，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弄清法律理念的定义及功能，又必须历史地审查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情况，准确地把握住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构筑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理念准则，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导引。 法律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必然内含法律理念的现代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法律理念的导引。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没有现代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通过对法律理念的定义和功能的深入分析，阐述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以及地位，展示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力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寻求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理念准则。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The Ideao 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 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时代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法律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法律实践，必然反作用于法律实践。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发的，而是通过法律理念的中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法律理念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法律建构的前提条件。但法律制定是为了付诸实施的，法律的实施同样离不开法律理念的作用。“依法之理念以指导立法及法之运用。故法之理念，不独为立法原理，而亦为法的解释之指导原理。……立法不依法之理念，则为恶法，窒碍难行。解释法律不依此指导原理，则为死法，无以适应社会之进展。”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典，不是以完备的法律理念作为基础、前提和指导的。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在法律进化和发展中，法律理念不仅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的揭示和高度概括，一是对普遍原理、原则、方法、方案和模型指导法律实践。具体说来，法律理念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法律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 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大陆法律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科学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问题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分析、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而言之，法律理念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确立现代的法律理念，才有可能洞察比感观世界更丰富、更深刻的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现代法律价值，构筑现代法律精神，营造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 二、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法律理念的嬗变 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性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处在不断地从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向另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升华的多维立体式时空模型。这种运动意味着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法律传统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氛围、文化模式等交互作用下孕育和生成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理念的总称。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呈现出连绵不断、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的特征。而法律的现代化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性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的总汇，蕴涵着世界文明大道上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美国哈佛大学葛兰特教授在1966年发表的《法的现代化》一文中，将现代法律概括为统一性、无等级性等11个特征。这是不少西方学者认同的划界标准，但在实践中，当代西方法律体系却朝着与上述许多特征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法律”并非法律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应对不同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然后再归纳出法律现代化最一般的特征。具体说来，法律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法律的全民性和普遍性特征相当明显；先进的法院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成龙配套而形成综合的法治系统，开业律师界兴盛、发达；独立的法学家和法学研究共同体及其相关团体、协会、学术机构的发展壮大；各种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技术、方式科学化；法律以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 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私法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权利本位”或“社会权利本位”在公法和私法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以维持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为目的，而应致力于开放、公平、民主、自由、和谐的秩序的维护，等等。这些特征，大部分是指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即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法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三者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各种法律文明的整合，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进化的根本性转变。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则无法形成立体层面的转变，那么，法律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至多只能出现“法律变革”或“法律更新”。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演变，而是一场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肇始于市场经济的提出，因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长期演进过程，经历了传统化至近代化以至准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演变。之所以中国法律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忽视了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律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礼法并重”、“出礼入刑”、“义务本位”、“民刑不分与诸法合体”等法律理念的制约下，一直在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中演绎，“泛刑主义”、“专制主义”和人治思想在法律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律发达程度低、法治环境欠缺。这种状况以战国李悝编纂《法经》为发端，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和发展，再到隋唐时期被《唐律疏义》进一步强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的沿袭、充实和巩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法律制度由于特定的法律理念的导引，“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度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这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也未能超越。沈家本在修律之初一直认为，刑法是中华法系的主体，修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引进西方刑法制度。虽然他后来发现西方法律制度的文明不只在于刑法，更重要的在于程序诉讼及私法中的民商律的完备，但沈家本未能把握好这一法律理念并向国人传播，应是他的修律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沈家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进创制的《大清新刑律》，被清朝保守派斥责为“不合吾国礼俗”而未能实施，两部诉讼律草案则根本未予公布。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则是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它将审判、陪审、律师辨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壁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理念的同步建构，这种中西合壁的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沈家本修律引发了中外法律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一次法律文化大交流中，虽然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域外法律制度，但由于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传统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引入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迥异的中国社会中即使艰难地生存下来，也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现代”的意义和特征。 当西方法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时，中国法律却始终未能越过近代化的栅栏进入现代法治形态。这中间除了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外，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的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厌讼轻法、权力崇拜等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滞后的法律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法律也本可以获得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但是因指导思想和政策的长期失误，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被根本否定，几乎完全套用了苏联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因而使得中外法律文化第二次大交流主要移植了以苏维埃法律思想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律文化，结果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几乎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成果也否定掉了。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法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大交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初步得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等原则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审判制度、辩护与制度日益完善 。不仅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现代化迈步较大，而且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目前正在沿着现代型态或近似于现代形态的准现代化进程演变。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内含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变革工程，其中经济现代化又是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现代化必然要求同时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而要加快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用最能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经济模式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除了必须同时伴随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以外，还必须同时推进法律现代化建设。这是经过现达国家调节市场经济的立法与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现代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只有彻底改革沿袭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法律模式，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模式，使市场经济关系、运作程序和管理体制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有效、有序地运行。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反过来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动力。因此，全面、准确地把握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地估价市场经济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适时地发挥法律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应有功能，科学地展现、确立中国法律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发展方略和逻辑架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而这一课题的解决，首先必须完成法律理念的变革，实现法律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用“社会人生”来概括。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往往希望通过提升自我修养的方式进而改变和完善整个社会。在他们看来，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不不断发展进步，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在社会人生思想的体现上，不同学派的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主张“性命双修”，即通过修行的方式实现人性与自然性的和谐统一；而佛家则主张“法身慧命”，即将人性中最光辉的地方呈现给世人。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受到了时下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追捧。
2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的影响
2.1刚柔———企业管理的良方
关于“刚”与“柔”关系的论述，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详细的分析与理解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刚柔并济”和“以柔克刚”。道家学派认为，刚柔思想体现了为人处世之道，即当柔则柔，当刚则刚，既要有所收敛忍让，不逞匹夫之勇，又要随机应变，圆融做人。刚柔思想既是做人的道理，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广西玉柴集团的“人为本、争第一和零起点”的企业精神，还有TCL集团、飞利浦等多家国内外大型科技类公司在“刚柔并济”中成功运行，充分体现了刚柔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
2.2和谐———企业旺盛的法宝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讲究和推崇和谐思想，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譬如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在人才管理战略方面，真可谓“伯乐”相中“千里马”，给他宽广的原野，让他日行千里；同时为他补充足够的营养，使其后劲十足。正是这种“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的人才管理战略使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为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2.3方圆———企业对外的形象
方圆思想同样包含着为人处世之道，即在为人处世上一方面对内要正直有礼，不虚伪；另一方面对内应该谨慎干练，把事情做到圆满。方圆思想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社会良知的人格体现。这里以沈阳飞龙集团的兴衰为例，当初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率领一千人等经过刻苦钻研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开创了中国中医药保健品市场，带动起了轰轰烈烈的中国保健品市场，然而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领会“方与圆”的科学内涵，则在短短的三年前功未成却宣告“引退”。
2.4中庸———企业定位的根本
中庸之道是孔子最为信奉的思想之一，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孔子认为，人在为人处世时应该坚持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既要展示自我，也应适当保留。松下集团作为日本企业之首也非常推崇中庸之道，认为提倡中庸之道，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3打造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加强现代企业人才科学管理
3.1人事管理———儒家之人本思想
企业在进行人事管理时，应该坚持儒家的人本思想，信任和尊重员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①对儒家思想“和”的吸收。儒家思想一直强调要积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相处。因此，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时，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和尊重，强化其集体观念和责任意识。日本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践行者和支持者。日本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时，通过创建以“和”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来鼓舞和影响员工，使其自觉形成集体主义观念，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②对儒家思想“仁”的吸收。“仁”思想强调关爱他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企业可以将这一思想引入其人才管理范畴，主动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积极为其排忧解难，使其感受到来自企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更好地为企业建言献策，贡献自身力量。日本企业把儒家人本思想、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
3.2文化与制度的软硬结合———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历来是统治者管理人民的主要思想，它以法制为核心，强调将法制思想和人本思想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管理和约束。企业要想更好地实现其管理目标，仅仅依靠人本思想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规范和管理原则来调节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服从企业管理，遵守企业规范。
3.3企业文化塑造的战略思想———儒家理想
①修身。所谓修身，就是指通过学习和锻炼的方式不断提升其综合能力水平。作为企业领导和管理核心的管理者，要想做好其人才管理工作，提升其管理质量，，就必须要注重自身的学习和完善，树立终身学习思想，积极学习和了解新知识，同时还要有长远的眼光，能够制定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②齐家。如果将企业视作一个集体，那么齐家就是指管理好整个企业，做到人尽其用。管理者要想实现“齐家”目标，就必须统一员工思想，强化其集体意识，使员工以企业为家，自觉遵从管理制度，更好地为企业利益服务。企业管理者只有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管理目标。③“治国平天下”。企业可以理解为一个小王国，王国生活着众多的人民，即员工。管理者要想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充分发挥员工的力量，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塑造团体积极文化。
4结语
关键词：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管理
1 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工业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提出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率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用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经营理论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
2 企业文化与各管理环节的关系
2.1 企业文化与现场生产管理
生产现场的有效管理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环节，重视对企业操作层面的现场生产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中的根基。企业文化是自成立就已经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工作氛围及价值观，只要有企业就肯定有企业文化，但企业文化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和劣势企业文化之分。企业文化的好坏对于现场生产管理的高效性同样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企业的员工中对于生产管理的标准化操作规程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内心认同，生产管理现场的局面不可能会是整洁而有序。反过来如果企业里存在优秀的企业文化氛围，从生产员工新入职就进行专业岗前培训与企业文化系统培训，让员工统一对企业远景、使命、价值观有所认识，了解自身岗位的重要性等，则无疑从根本上唤醒员工的企业主体意识，明确责权利的关系，同时也为有效导入5s等生产管理规范流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企业文化与质量管理
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基础。现在的许多企业在企业文化当中对企业质量管理均有表述，另外，质量管理对于企业品牌的建树、营销管理的成败、成本管理的控制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3 企业文化与成本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同行业之间竞争到最后关头，无疑是形成了成本控制的竞争。因此许多生产性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特别重视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文化导向，从统一员工认识上花功夫，强调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激发员工爱企、爱岗的主人翁精神。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弥补制度建设中的不足，从“要我节约”的被动式成本管制管理转变为“我要节约”的主动型全员成本控制管理的良好管理氛围。
2.4 企业文化与环境管理
环境是人们对于一家公司最直接、最容易观察到的文化内容，建筑和办公环境设计可以反映出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及其深层次的假设。此外，在建筑和环境的其它安排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家公司的文化，像体现员工福利待遇的员工餐厅、休息室、卫生间等的装饰安排，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在人性化方面的基本想法。所以如有条件，公司在搬迁新办公场所时就应考虑和企业文化理念相适合，在建筑和室内装饰方面充分体现价值观和基调，因为这些可以暗示文化所强调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公司重视的是创新还是原则，工作中体现的是团队还是个人，员工是平等的还是有级别区分。
3 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思路
3.1 分析内外因素，提炼企业核心价值观
首先，根据企业性质，判断企业文化的类型。像商场则可根据本身的经营特点提倡“顾客至上、一切为顾客服务”的价值观；而工业企业可以从产品出发，树立“向社会提供最优产品”的价值观。其次，要考虑企业的成员及其构成。每一个人在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一员以前，大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个人的价值观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相融、互补，或是互斥，这些关系错综复杂，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价值观能否为每一个员工所接受。如果他们接受了企业的价值观，就可能带动一批员工，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观为全体员工所接受的过程。再次，要考虑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文化的内涵要反映出环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对企业内部要保持较高的整合度，对外要有较强的适应性，通过对企业主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的转变，使企业文化成为蕴藏和不断孕育企业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源泉，从而形成企业文化竞争力。
3.2 把握企业形象，选择文化定位
第一层，理念文化定位。包含的要素一般有：企业的经营宗旨、价值观、企业精神、社会责任感、经营哲学等深层次的无形因素，它是决定企业ci战略价值的基础。第二层，行为文化定位。主要包括两大类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一类是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活动，如生产组织、市场营销等；另一类是非生产经营活动，如员工的教育培训、文娱体育运动、社会公益活动等。第三层，形象文化定位。形象文化呈现一种表层文化的特征，它主要通过企业的建筑物、工厂环境、品牌商标、图案标志、产品包装等有形的物质表现出来。
3.3 加强培训学习，让员工接受新的企业文化
培训是促使文化塑造与变革的一个重要策略，在文化变革的实施计划安排就绪后，就要督促员工参与培训、学习，让全体员工接受培训。通过专门培训，让员工知道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有什么作用，企业为何及如何实施文化塑造与变革，新的企业文化对员工有什么新的要求，认识企业现有文化状态与目标文化的差距。还可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如广播、闭路电视、标语、板报等大力宣传企业的价值观，使员工时刻都处于充满企业价值观的氛围之中，通过耳濡目染融入企业文化。
3.4 领导身体力行，信守维护价值观念
企业领导者的模范行动是一种无声的号召，对下属成员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领导者本身就应是这种价值观的化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念。首先，领导者要坚定信念。其次，要在每一项工作中体现这种价值观。再次，领导者要注意下属成员的感情沟通，重视感情的凝聚力量。以平等的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下属成员，就会取得他们信任。
3.5 建立激励机制，巩固强化企业文化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人们的合理的行为只有经过强化以肯定，这种行为才能再现，进而形成习惯稳定下来，从而使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考评内容应是企业文化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员工晋升时，要考虑他是否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对于那些没有好好工作，并难以和企业文化融合的人员，使其离开企业，让员工明白企业在鼓励什么，在反对什么。
3.6 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企业楷模
成功的企业总是十分重视发现企业的楷模，宣传企业楷模，鼓励和提倡人们向英雄人物学习，使他们不仅为员工所熟悉和称道，而且也为员工所效仿。在树立先进的过程中，一是所确立的企业先进典型必须和企业文化价值保持一致性；二是肯定英雄的价值，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先进人物进行肯定、宣传，求得员工的一致认同；三是尤其要重视从普通员工中发现并树立卓越不凡的先进人物；四是要注意经常地推出英雄形象。
3.7 创设特定情境，加深文化价值感受
一个内涵丰富、形象生动的场景给人留下的印象会极其深刻，对人心灵的震动也更大。因此，成功的企业无不刻意创设特定的情境，通过启发员工对情境意义的领会，加深他们对于企业所强调的文化价值的感受。创设企业情境的做法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采取某些具有象征性和戏剧性的做法，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体员工该怎么做，达到强化员工的意识、促使其行动的目的。如我国海尔电冰箱厂，在创建初期生产出了一批有质量缺陷但并不影响使用的电冰箱。厂长把全厂员工集合在厂区，亲手把这些冰箱一台台砸烂、碾碎，换来的却是全厂上下对质量空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海尔电冰箱厂也由此走向成功。其二是举行礼仪和庆典活动，对企业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日本企业中，全体员工每天清晨都要在上岗前集体高诵厂训、高唱厂歌，重复和强化企业和工作的宗旨、规范，使企业文化观天长日久地植根在脑海中。
一、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对象包括人、财、物、信息、时间五个方面。其中，人在管理中具有双重地位：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管理过程各个环节的主体都是人，人与人的行为是管理过程的核心。
“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企业文化管理正是顺应这～趋势而诞生的一种崭新的管理理论，其中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因而，它就自然地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其物力、财力、信息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则永元止境，人的潜力发挥出来了，物力、财力、信息资源可以得到更好地利用。海尔、联想等优秀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建设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依靠优秀的员工队伍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这首先归结于它们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作为指导。
二、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及条件下，将人性化的理念与商业的操作成功地融为一体转化成具体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形成企业员工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为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建设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建立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使广大员工自觉地把个人目标融入到企业目标中来。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如果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目标，就不能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也很难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传统的管理方法都是靠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引导员工去实现企业的预定目标，而合适的企业文化会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同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竞争力也更持久(农行有些单位管理是层层加码，码到成功，完不成任务换行长或换岗位)。联想的核心理念是把员工的个人追求融人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它的企业精神是。求实、进取、创新”，它的做事原则是。撒上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上一层土，再夯实了等。企业文化的价值观被企业员工认同后，会成为一种粘合剂，从各方面把员工团结起来，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员工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良好的企业文化能使员工从内心产生一种情绪高昂、奋发进取的效应，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这足以胜过任何规章制度和行政命令。员工在人人受重视、受尊重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极大的心理和精神满足，会自觉树立对企业的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有了这种责任感，员工就会进发出元穷的创造力，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不断创新。企业文化的作用正是通过激励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使人产生自尊感、成就感，从而调动人的精神力量。
企业文化不只在企业内部起作用，作为一种亚文化，企业文化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如农行形象广告：金行银行，选择农行；七卡八卡，还是金穗卡；选择农业银行，未来充满希望；选择农业银行，生活充满阳光；选择农业银行，梦想不再遥远；为您聚财、理财、养财、生财，农业银行的全部奉献；与农行握手，同财富结盟；伴你成长，农业银行；大行德广，农业银行等。
三、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缔造者、倡导者和管理者
由于领导者在企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对企业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对企业的经营哲学、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也都能施加较大的影响。因此企业文化要形成体系，更离不开企业领导者的总结、归纳和加工，离不开企业领导者的聪明才智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趋向、理想追求、文化品位，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活水源头。如被摩托罗拉奉为宗旨的两条行为准则是“保持高尚的操守，对人永远的尊重”。鲍伯．高尔文，摩托罗拉总裁强调：在摩托罗拉，一个领导者首要的责任并不是去做决定或者指挥，而是去创造和保持一种催化环境，激发出一种目标导向的参与气氛，保持目标清晰，畅所欲言，能够为他人提供可以学习的“遗产”，并通过摩托罗拉的制度系统鼓励对这种遗产进行再创造。
由此可见，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管理，贯穿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领导者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企业中形成预期的文化。为此，企业领导者要对一些行动做出示范，自身表现要言行合一，才能上行下效。
四、企业文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
[关键词]电子文件；文件管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13-0090-03[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电子政务系统文件管理风险的防范与对策研究”（SGH13253）。
[作者简介]韩卓泉（1972―），女，陕西彬县人，硕士，宝鸡文理学院体育系教师，研究方向：档案管理。
在传统文件管理的过程中，文件的生成、归档和最终处置三个环节将文件生命周期清晰地划分为现行期、半现行期和非现行期，通过生成、采集、整理、鉴定、归档、移交或销毁等相对独立的管理环节完成文件管理。传统的档案管理思想与方法有许多可以为电子档案管理所借鉴，但电子档案管理不能完全模仿传统文件的管理，否则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电子文件的特点使得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管理与一体化管理更应得到重视。电子文件的现代化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子文件生成阶段的管理
电子文件的生成是指电子文件产生的过程，它是电子文件生命周期的开始。一般说来，电子文件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职能部门自身创建的；二是从工作网络上采集的。无论文件以哪种方式产生，一旦产生后，为了固定下来并区别于其他文件，都需要对其命名。电子文件的命名与传统文件的命名有相同处，也有不同点。电子文件的命名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唯一性原则。电子文件命名在整个系统中应具有唯一性。这个原则保证了文件检索的高效和准确，同时可避免在存储过程中，后来存储的文件取代前期存储的同名文件以造成文件失的情况。第二，概括性原则。该文件名应能高度概括被保存文件的主要内容，即将文件的关键内容纳入文件名中，便于管理者从文件名可知晓文件的大概内容。第三，关联性原则。若该文件具有不同版本，则通过该文件名应能辨析不同版本间的联系。第四，规范性原则。若文件名需要用缩写表示，应采用约定俗成的通行缩写形式。另外，对文件、文件夹命名时应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唯一性，即某一个文件夹的名称应是该系统中唯一的；二是主题性，即该文件夹名应简洁、明了地揭示该文件夹内文件的主题，便于文件的分类整理；三是关联性，即当某份文件需要同时保存在不同的文件夹内时，为了便于揭示主题的关联性，应对该文件进行标示或链接。
二、电子文件的采集
电子文件的采集应当由形成（制作）者或承办者按照归档要求进行。因为只有文件形成（制作）者或承办者才最清楚电子文件的内容、价值及与其他文件之间的关系，由他们采集，能保证电子文件的归档质量。电子文件的数据类型有文本文件、图像文件、图形文件、声音文件、影像文件、多媒体文件、数据文件、计算机程序文件等，这些不同数据类型的文件给文件的完整采集增加了难度。电子文件采集的范围除考虑文件的自身价值外，还应考虑到以下因素，以保证被采集文件的完整性：第一，电子文件采集的内容应与内容信息一样，作为文件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并保存。任何只有内容信息而不具备背景信息的电子文件都是不完整的，缺乏凭证性和理论研究意义。第二，精确定位系统内文件的被保存位置，并支持文档管理系统的各种管理功能。合理采集、维护并利用元数据，是确保信息完整、真实、可靠和长期可读的有效措施。因此，在电子文件采集之初就要进行元数据添加工作，将电子文件的背景信息、结构信息植入到元数据中去，最大限度地保证文件的证据力。
三、电子文件的鉴定
电子文件的鉴定，是指鉴别电子文件的价值、确定其保管期限的过程。鉴定工作应由文件形成部门与档案部门合作完成。传统文件的鉴定工作集中在内容鉴定上，即通过非现行文件的内容信息来识别文件的证据价值或信息价值，确定文件是否需要长期、永久地保留。电子文件的内容鉴定，可以借鉴纸质文件鉴定的原则、标准与方法；传统的文件保存期限表对文件保存期限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电子文件。技术鉴定是指对电子文件的各方面技术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读性的认定和对文件载体性能的检测。电子文件的技术鉴定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真实性。真实性鉴定可从对电子文件的版本的鉴别入手。非正式版本的文件不具有法定的证据价值。电子文件的版本不像纸质文件的稿本那样易于识别，可以借助计算机记录下来的相关元数据（如生成日期、责任人等）进行比较和鉴别。第二，完整性。完整性鉴定主要从文件的相关性分析入手，注意审查数据库中数据与栏目是否吻合、结构是否正确。第三，检查程序文件的收集情况。如果一些特殊的计算机程序文件没有收集进文档管理系统，就会造成相关电子文件的无法读取。
四、电子文件的保管期限
确定电子文件保管期限的工作，需要档案部门与文件管理部门协调进行，由档案部门制定详细准确的电子文件保管期限标准，由文件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执行。这是文档一体化管理策略的重要体现。虽然机构内其他工作人员有义务在文件运转和使用过程中对其价值进行评议，但只有文档管理人员才最有资格确定电子文件的保管期限。文档管理人员有责任将一系列既定的保管期限表存入系统，并依此定义系统的鉴定模块。在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文件管理员也可以根据需要变更文件的保管期限。文件保管期限不应当是永久恒定的，文档管理人员应根据文件自身的变化、利用率的改变、特殊事件的反应，对文件保存期限做出适当的调整与修正。在文档管理系统中，任何文件都应能够利用保存期限表进行鉴定。系统必须具有文件鉴定的自动提示功能，文件初次被打开（或关闭）时，系统应当提示工作人员根据文件保存期限表对文件的价值进行鉴定。系统还必须具有自动追踪每份文件的保管过程的能力，一旦期限截止就开始执行最终处置程序。对于特定的文件，如重要文件或保密文件等，文档管理系统可设置提示和警告，允许在执行最终处置程序之前，启动特殊的处理程序，由管理者或文件管理员对文件再次鉴别。
五、电子文件的归档
电子文件尽管有许多不同于纸质文件的地方，但在归档原则上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应坚持由形成电子文件的机构向档案部门归档。同时，应贯彻优化精练的归档原则，对归档的电子文件进行鉴别、选择和去粗存精，避免在经济上和管理上给档案部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电子文件的归档方式通常有两种，即逻辑归档和物理归档。逻辑归档是指档案部门不接收实体电子文件，仅在计算机网络上接收归档的电子文件目录，并通过网络对归档的电子文件进行远程管理。逻辑归档方式不改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存储位置和存储方式，使之不脱离原机构的文档管理系统，始终保存在生成环境的系统中。这种管理方式既有利于电子文件的完整与真实，又可保持电子文件的长期可读，也方便电子文件生成机构对档案信息频繁的查考利用。电子文件经逻辑归档后，其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不再仅属于原机构，档案部门有权对归档的电子文件实行在线管理、信息加工与公共服务。物理归档是指移交时将电子档案实体从原机构的文档管理系统中转移至档案部门的档案管理系统中。至于是否要删除本机构系统内已移交的电子文件，可视各机构具体情况和文件价值而定，档案部门一般不作强行规定。物理归档方式与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类似，有章可循，操作性较强，有利于档案部门对归档电子文件的直接管理，避免因机构管理不善引起的信息流失，同时也减轻了电子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件管理负担。物理归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脱机移交，二是在线移交。脱机移交是指电子文件形成机构按归档要求将电子文件进行脱机处理，存储到脱机数字媒体（如磁带、磁盘、光盘）上，再向档案部门移交。在线移交方式充分利用了网络传输便捷的优势，还可以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确保数据完整。同时，由档案部门进行电子文件实体化工作，有利于统一归档文件的格式，便于电子档案实体的管理。
六、电子文件的最终处置
对电子文件的最终处置一般包括三种：销毁；在本机构文档管理系统内长期保存；向档案部门移交。后两种处置方式中，经过鉴定后被保存下来的电子文件，可称为电子档案。电子文件的销毁，是指通过删除文件、格式化或破坏载体等方式，使文件不可能再以电子方式重建，其内容无法恢复与还原。不再具备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在经过鉴定确认其已失去现行效用后，应当及时销毁。销毁工作的执行必须慎重仔细，以电子文件保管期限表为基本依据，并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在文档管理系统中，应通过保留相关元数据的方式记录文件的销毁情况，生成销毁报告。文档管理人员应当注意，将一份文件从磁盘上删除并不等于销毁文件。除非存储载体被完全重新格式化，或者新产生的文件占据了原磁盘空间，并达到一定时限，否则无法保证该文件确实不可再建。有时即使文件已被删除，也仍可利用软件工具直接读取磁盘驱动器，通过某些方式使该文件重新恢复。因而，对于敏感性文件，要通过对其物理载体的破坏来确保文件被销毁。当文件存在多份拷贝时，文件管理员要注意同时销毁这些拷贝。在文档管理系统中，一份文件可以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被多个文件夹同时收录在内。当文件需要被销毁的时候，应特别重视对各个链接的检测，看该文件在其他文件夹中是否仍有保留。
总之，电子文件的出现，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档案事业的存在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为电子文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广泛应用，电子文件逐渐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的推动下，电子文件已经成为信息化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和保存社会记忆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庞淑杰.企业电子文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台内外，2011（2）：28-29.
[2] 金波，徐忠勇，郑维.高校科研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探究[J].兰台世界，2009（4）：2-3.
[3] 张薇，等.浅议CAD电子文件归档管理[J].黑龙江史志，2008（9）：27.
关键词：现代工业设计理念；产品设计；数控机床
一、机床设计的现状，以数控机床为例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机床业已进入了以数字化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机电一体化时代，其中数控机床就是代表产品之一。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加工母机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它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装备和手段，具有无限放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目前，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已先后完成了数控机床产业化进程，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仍处于发展阶段。
1.1对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工业设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其核心任务是产品造型设计。对工业设计的重要性认识的不足，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产品造型粗放，缺少设计感；色彩单调，缺乏时代性；使用界面混乱，缺乏人文关怀。中国的机床设计在生产和制造上完全不输给国外的企业，缺少的就是工业设计的意识。就市场而言，在功能、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产品的造型，色彩，使用的界面的人性化设计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产品的销售量。英国工业设计委员会1998-1999年度对英国企业的工业设计投入与市场收益作比较，该年度采用工业设计的企业，销售额平均增长43%；而未采用工业设计的企业，销售额平均仅增长15%，企业对设计的前期投资，平均在15个月内即口收回，有90%的(工业设计)项目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表明：设计对于企业的意义不只是产品表面上的好看，好用，而是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
1.2数控机床的工业设计缺少品牌意识
缺少品牌的意识，基本上是所有行业的通病，尤其是中小企业，由于大环境的原因，中小企业在品牌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客观的原因，但不管情况怎么样，品牌化是一个必经之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鼓励中国企业：“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拥有中国自己的品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数控机床生产企业也是一样，多数的企业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具体表现在：
1.2.1产品的工业设计缺乏企业策略性的考量
重视工业设计的多数企业把产品的工业设计只局限在单纯的造型设计上，而不是把设计纳入“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宣传销售-售后服务”这样一个系统当中。
1.2.2系列产品造型设计缺乏品牌连贯性
系列产品造型的品牌连贯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系列内产品。另一个指的是系列间的产品。他们构成系列间产品。品牌的连贯性要求在对产品进行造型设计时既要有共同的识别特征，同时，每个产品之间造型上又要有所差别。即要做到“和而不同”。
二、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应用
2.1现代设计理念的引入
现代设计理念主要指绿色设计、人性化设计、产品语意的设计和产品的系统设计等。在设计上，这些主要设计理念与之相对应分别体现在：在环境方面，要体现对环境的关注；在人使用方面，要体现对人的关怀；在产品语意方面，要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在品牌经营层面，要关注产品内在的品质，使得设计成为品牌营销的有效手段。
2.2现代设计理念的应用
现代设计理念在机床产品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源于人们对现代技术文化所引起的环境及生态的破坏的反思。对于工业设计来说，3R原则是绿色设计的核心。所谓的3R是指：Reduce、Recycle和Reuse。绿色设计要求考虑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每一个环节：从产品的创意构思到制造、运输，从产品被消费者使用到最后产品的回收。确保每一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对于机床产品来说，绿色设计最主要最常见的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可拆卸性设计
可拆卸性设计是一种使产品容易拆卸并能从材料回收和零件重新使用中获得最高利润的设计方法，是绿色产品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在机床设计中可以用螺纹联接来代替焊接和铆接等。螺纹联接不仅易于拆装而且联结可靠，即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为了减少零件数量，还可使用螺钉集成结构来代替普通螺钉和垫片、防松垫圈等。可拆卸性设计原则：一是减少拆卸的工作量；二是易于拆卸、分离；三是多用标准件。
2)可回收性设计
可回收性设计也是绿色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产品设计初期时考虑其零件回收及再利用的可能性，即在其它新产品中可以利用使用过的或废弃产品中的零部件及材料。
2.2.2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设计，就是要设计以人为本。他是针对功能主义设计思想的缺陷，提出设计不应该以机器的功能为出发点，而应该把人作为设计的出发点。以人对产品的使用为基础，使机器能够很好的为人服务。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产品的人性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一些关乎人们使用安全的设计—诸如机床产品的设计—在这个方面的要求更高。
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有两个概念：一是符合人的尺度；二是要有很好的操作界面。符合人的尺度，要求在农机产品设计过程当中，可以运用人机工程学的所提供的数据，对操作的空间大小，操作台面的高低等等进行综合考量。比如设计数控机床的操作空间时，就要根据人在操作时动态关系来确定空间的大小合理与否。第二，良好的操作界面，可以使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安全可靠。
2.2.3要兼顾文化特色
产品语意学告诉我们，产品不仅仅有他的物质功能之外，还体现了一定的文化特征。机床的造型设计犹如给新娘做嫁衣，新娘的嫁衣不仅可以使新娘子漂亮起来，而且最能体现民族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追求机床的科学价值的同时追求艺术和文化价值，甚至将民族的个性特征融入其中。机床造型体现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的形象和设计水平。机床造型风格的形成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与当时的科技水平有关，二是离不开当时的时尚风格。要想实现其科学价值与艺术文化价值的融合，文化元素的如何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2.2.4产品造型的品牌特性的维持
产品系统设计理论告诉我们，设计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造型活动，而应该把设计纳入到生产制造、宣传、使用到最后产品废弃回收这一大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品牌经营的一个手段。很多企业忽视了这一点。比如，很多市场上的农机产品，如果撕去上面的标签，你无法确定它是哪个厂商生产的，造型上缺少品牌的独特性，因此，在产品造型设计时要注意的问题是：产品的造型能否体现品牌的特性。要体现品牌的特性要注意两点：一点是要注重产品整体要素的统一。即是要求农机产品在形态、色彩、材料、细节方
面的选择要有利于企业形象的识别；第二点是系列产品品牌形象要保持统一。此外，这还是个长期的工程，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
三、结束语
过去的30年机床设计的发展取了一定的成绩，值得肯定。自从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机企业将面临多方的压力，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国外的企业。新的环境，需要新的设计理念。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指出：“21世纪将是工业设计的世纪，一个不重视工业设计的国家将是落伍者”。对于国家而言是这样，对于机床设计工业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
参考文献：
[1]吴琼.工业设计——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的重要途径[J].农业机械，2008，(1)：60-61
[2]何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丁玉兰.人机工程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4]胡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5]张同.产品系统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一、大力构建质量管理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如果希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最为重要的就是把质量作为办学中最为重要的。质量管理属于高职院校当中最为重要的层面，所以，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质量管理需要从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的诸多细节加以深入。想要保证质量管理的有效实施，需要从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加以控制，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只有从多个因素加以控制，从招生到毕业的整个流程都进行控制，才能保证整个教学活动的顺利。全面质量管理，需要有对应的质量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对应的评价。教学质量标准，就是从教学的目的出发，为了达到具体的效果的优劣，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高职院校需要从整个教学活动当中进行质量评价，教学的全部内容都在范畴之中。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当中，具体内容、整个过程、具体环节都应该有对应的质量标准，并把这个当做评价的具体尺度，想要质量管理有效执行，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质量标准，有明确的评价体系，以保证最终执行效果。
二、大力实施民主管理和法制管理
教育管理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仅仅存在于表面，而是需要向着深层次不断深入。教育管理体制如何，直接决定了最终教育管理现代化的进程能否实现。希望教育现代化进程更为快速，需要坚持教育管理民主化的方针，不断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让教育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更为顺畅。对于教育管理来说，管理制度存在的漏洞越多，那么人力的治理在整个管理过程当中往往中超过法律治理的效果，如果人力治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情感层面的判断会超过理性的整体决策，最终造成判断的偏差，让整个教育决策出现失误，对于新时代的教育管理者来说，需要更为理性地评价事物，不能够仅仅从情感加以判断，这样无法获得科学的决策。所有的高等职业院校，都应该坚持“精简、高效、科学、民主”的原则，将学校内部的各种制度逐渐健全。传统的教学管理，都是把管理者放在主导层面，教职工往往属于被动状态，只是服从命令的状态，日常教学缺乏主动性。现代化的高等院校的管理，需要从理论层面而言，让教职工积极参与到管理当中，强化民主管理的作用。具体实践，不应该形式单一，而是需要采取多个方式、手段。不管是教代会还是学术委员会，都是基本的组织形式，让教职工积极性提升，融入院校的日常管理，让整个民主决策的渠道保证一定的顺畅。教师流动制度需要与人才市场有效衔接，让学校能够自主选择教师，教师也可以在学校当中流动。让分配和奖励制度不断改革变化，采取各种方式不断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三、提高管理者素质
教育管理与一般的企业管理是不一样的，教育管理面向人展开，整个对象和活动的过程都是围绕人的发展而开展。教育过程当中，教育者自身的教育热情怎么样，教育能力如何，院校的办学质量好不好，各种因素都会受到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的影响，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整个过程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状态的出现，现代化的管理者，其坚持的管理的理念，不仅仅是整个学校进行管理的思想，也会成为学院人员行为开展的指引。不管以怎么样的形式出现，无论是现代技术装备还是规范条文，都与管理者的思维模式息息相关。如果学校的管理者无法有效改变较为传统的思想，无法确定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如果还是用封闭的思维去进行管理，去开展日常的决策，那么再先进的设备也不能够达到效果，无法促进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会影响师生之间的积极性，让兴趣全无。所以，教育管理当中的主体就是教育管理者，一定要改变自身的思维模式，让知识的架构更为完善，让整体的素质不断提升，最终达到整个教育管理的需要。（本文来自于《职业教育》杂志。《职业教育》杂志简介详见.）
四、强化现代化技术手段
对于教育管理的整个过程而言，局域网的技术不断成长，呈现爆炸型风格。各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开始出现，新型方式的出现能够大大提升教育的质量，让管理的效益显现。新型的管理方式直接体现出现代化的教育管理水平。西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当中，在资金、设施和装备方面不断投入。虽然我们国家最近不断投入教育技术方面的投入，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现代化教育管理当中最为基础的是教育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教育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指的就是教育管理的核心，在教育管理活动的进行过程当中，采用物资和技术实现最终的现代化。教育管理手段现代化在两个方面加以表现，包括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教育。从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来说，需要借助现代化的方法，让计算机在整个系统当中有效应用。想要实现教育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即需要实现教育管理信息库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引进各种管理软件。信息技术教育需要定期培训人员，提高计算机水平，通过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多种变化，实现教学管理的变革。所以，现代化的教育技术往往被认为是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明显突破口。
返回求学网首页 购买相关教材
（一）以学生为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是贯穿于高校教学、运行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良好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对取得学籍的学生，从建立学籍档案信息，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学籍异动、奖励、违纪处分到毕业资格审核认定、学历电子注册等方面要进行服务型管理，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规律，采取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保障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形成良好学风、教风和校风。
（二）以教师为本，注重培训，增强教师服务技能
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负责传授本专业、本门课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同时在教学中与学生接触，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专业发展的看法，对个人发展的思想等。注重加强教师的技能培训，不仅包括自身专业知识培训，也要根据现代教育教学特点，不断加强教师的教育信息化培训，在教育领域（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尊重教师自身特点，加强自身专业知识学习，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增强教师服务技能，在现代化的教学管理中不断实施教学改革，培养教师创新能力，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
二、关于高校学生学籍管理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
（一）学籍管理思想现代化
学校学籍管理人员管理思想现代化是实现学校学籍管理现代化的首要和根本的因素，学籍管理人员应该在现代教育形式下不断学习现代教育理论，潜心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社会对人才的多种需求和学校发展的必然规律，特别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不断反思和总结自己的管理观念和管理行为中的优点和不足，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贯穿为教师、学生服务的思想，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充实头脑，逐步适应教育现代化及其学校管理现代化需求的管理观念，为尽快实现现代化和高效益的管理目标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学籍管理制度现代化
“制度是思想的客观化、具体化和有形化”。高校学籍管理者自身对教育目的的理解将影响到学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学籍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与高校教育目的的实现状况密切相关。现代化的教育形式下，要求学籍管理者熟悉国家教育方针，还要根据学校及其所处的环境，来确立具有校本个性的学籍管理制度。
（三）学籍管理人员现代化
[关键词] 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 未来管理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⑴具体而言，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反思。
最早研究企业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l.barnard）和菲尼普.塞尔茨尼克（p.selznik）。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戴维斯（s.m.davis）在《比较管理—组织文化的展望》中，明确而系统地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等角度研究管理理论。1971年，德鲁克把管理与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⑵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论断未能引起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才迫使美国管理学界认真研究和分析日本的企业管理，发现两国企业在制度、结构、战略等“硬件”方面并无不同，差别只在人员、技能、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文化的“软件”方面，从而证实了文化和价值观比管理理论方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后，有关管理差异的文化背景和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2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⑶在这一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生把中国古代无行说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⑷。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2.1 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5)。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2 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6)。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1)：
1. 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 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5)。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6)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6)
2.3 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方法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1)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表一 西方激励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3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基本预测：
3.1 决策方面
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7)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3.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4 控制方面
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7)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⑴ 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9、p102、p333-335、p441
⑵ 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
⑶ 彼德.圣吉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⑷ 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p37;
⑸ 吴坚，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初探，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期（总第50期）,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