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15:45:58
在中国国内经济继续维持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国内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持续提高，这成为国内消费增长，尤其是国内药妆品消费增长的强大动力，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XX-2018年中国药妆行业市场调研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XX年，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为800亿元，其中药妆市场销售额为80-100亿元，约占化妆品市场销售额的8%。XX年，中国限额以上化妆品市场销售额为1291亿元人民币，而作为其中细分领域的药妆市场，份额增长至18%左右，销售总额达到180亿元人民币。中药化妆品作为药妆品中的一个新生力量，目前正处于快速成长期。
图表1：XX-XX年中国药妆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元)
鉴于药妆需求市场的不断增长以及行业自身的发展，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未来我国药妆行业将呈如下发展趋势：
1、药妆渠道加快发展或成趋势
随着消费者对药妆概念的了解不断深入，对药妆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药妆渠道加快发展或成趋势。很多药店渠道加大药妆产品销售比例、逐渐摒弃医药业务，转型成为药妆渠道;另外，更多新品牌计划在未来进入药妆领域，使药妆类产品更加丰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药妆渠道加快发展。
2、集团企业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
金融危机留给市场的机遇与挑战将进一步促进化妆品行业洗牌。大型集团企业通过收购其他小企业旗下品牌，一方面补充和扩展自身产品线，使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增加企业的防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打通、扩展市场渠道，有助于集团企业更好的进行市场渗透。可以看出，未来大型集团企业将更多的通过收购兼并扩大集团品牌数量规模，提高竞争优势。
3、药妆竞争日趋激烈
尽管中国药妆市场存在巨大发展空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药妆行业，竞争也必然更加激烈。未来谁拥有更有效的营销平台、更有效的销售渠道，谁就将真正立足市场。在最好的渠道已被三大品牌霸占的情况下，如何将不够强势的渠道改造得更有吸引力，是对新晋品牌最大的考验。
4、药妆品种更加丰富
随着药妆行业的发展，药妆的品种将更为丰富，在除臭化妆品、祛斑化妆品、育发化妆品、皮肤护理化妆品等领域将占有更大的市场，而外资企业也会加快对药妆市场的开发，中国药妆市场外资仍将占有较大份额。
关键词：房地产 国民经济 协调发展
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几年来，由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GDP的增长速度也不断加快，一直位居世界前茅，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生产资料，也可以加大企业的生产需求，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提升社会整体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需求，本文就对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及相互协调发展做一下研究。
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概况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爆发后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空前的巨大的危机，寻其根源这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房地产破裂所导致的，经济链条的连锁反应就造成了这场世界震惊的经济危机，各个环节的共同反应最终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如果没有房地产破裂的这个导火索这场经济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为了不让此种情况在我国发生，对于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影响的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当今社会成为人力资源的不断再生和人力资本得到不断提升的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方面的保障。住房的发展也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所牵扯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产业的跨度非常大，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也涉及各个方面，以此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其他各个行业也都依靠着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型产业，各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业的发展为其他各个行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其次由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周期比较长，其他行业对他的发展的依赖性也就比较强了。
二、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房地产业的发展促进GDP增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退出了一系列的促进房地产发展的新措施，其中银行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推出就促使房地产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轨道，造成现在房价那么高而且一直处于只增不减的增长态势，是因为房价对于GDP的增长效益有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就地方而言，房地产业的收入是GDP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GDP高了，地方的财政税收也就随之而来的增长上去了。
（二）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优化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以往福利分房制度的实行，居民在购房的消费所占的比重很低，房地产业的消费得不到刺激，房地产业发展缓慢，人们在住房的选择上也受到了限制，所以使得消费结构不合理；政策调整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住房进行购买，促使消费的结构合理化，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促进社会稳定，推动就业需求
房地产业的开发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作为房地产业基础的建筑业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由于其具有带动性强，较长的产业链和较大的关联度等特点，房地产业的发展必定会带动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
（四）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为与之关联的行业很多，受房地产行业带动的各行业范围也很广，包括通讯、服务、金融、建筑等各个行业；而后还与木材、机电、水泥以及一些重金属工业相联系，特别是那些与房地产业有直接联系的原料供给行业，更是依赖于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求得生存。
三、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随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人们收入却没有与之相同幅度的进行增长，所以造成了大部分的居民对住房的购买力达不到，而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也引发了消费品的过剩而造成通货膨胀。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内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作用是相互的，或者是制约也有可能是推动，或者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业的发展既要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也会受到它的推动，这些作用都是相互的，房地产的投资优化了经济结构，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出现投资过度的话同样也会引起经济泡沫化的不良现象的发生。
四、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的房价增长速度过快
任何企业都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来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房地产业也不例外，房价的上涨就会刺激房地产行业加大投资，房价继续上涨，房地产行业又会加大投资力度，这样循环下去，房价还会一直不断的涨下去，但这必须都在老百姓的接受范围之内，这样的循环才会有正的结果，如果房价已经到了人们无法接受的最高值时，房地产商的投资力度也会减小，防止恶性循环的发生。
（二）房地产行业波动对银行信贷业存在的威胁
房地产业的发展刺激了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这就使银行信贷业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了，房地产业发展过快加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稳定房价，减小银行的风险。
五、结束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促进GDP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扩大就业需求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积极的寻求办法解决，使其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园.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探析[J].市场观察，2010
一、设立背景
武汉是我国开展产权交易比较早的地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资本市场上开展了一些探索。
在武汉，设有省、市、区（县）三级产权交易所。湖北产权交易所是湖北省唯一的省级产权交易机构，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7年11月批准设立，挂靠省财政厅，由湖北证券公司牵头组建，实行会员制；属于事业法人，实行企业化管理，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鉴证权，经该所鉴证的《产权交易成交确认书》，是产权变更登记的合法。 1988年，武汉市设立了企业兼并市场，1993年改为产权交易市场，1994年成立武汉市产权交易所。武汉产权交易所是武汉市政府批准成立的非盈利性事业单位，挂靠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调控和监督产权交易行为及过程，具有市场管理和服务的双重职能。同时，武汉市各区、县也设有产权交易所。比如，黄陂产权交易所负责组织、调控和监督产权交易行为及过程，具有市场管理和服务的双重职能，是黄陂区企事业单位产权交易的合法场所。
这些产权交易所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交易平台，为国企改革、结构调整和扼制产权交易中的内部交易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长期缚住产权市场发展手脚的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产权市场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突出表现在产权流动性很差，交易效率低、成本高。比如，企业在产权交易所交易后，还要到具体的部门办理变更、评估等手续，往往涉及10多个部门，互相扯皮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不仅不能适应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更不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武汉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发源地。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是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成立于1987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全国8家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单位之一。目前，武汉有4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1000余家。这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瓶颈是资金问题，而众多投资机构由于缺乏资本畅通进出的渠道和公开的信息资源平台，往往持币观望，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很难走到一起。一方面，很多创业企业缺乏资金，很好的项目不得不搁浅；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资金又进不来。这种情况使得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都很为难。创业企业抱怨风险投资公司怕风险，风险投资公司也有难言之隐：没有退出机制，投的钱何时才能回家？
作为一个科技大市，武汉每年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问世，不缺好项目，但缺少技术成果的交易平台。武汉·中国光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众多，但由于本地没有合适的交易平台，很多有前景的项目没有得到资金支持。这表明，武汉的产权交易和技术交易机构已经跟不上光谷建设的步伐，不能满足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
如何促使高新技术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稀有资源，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化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设立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势在必行。同时，加快光谷建设步伐，对创业投资和企业孵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舞台。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设立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为中小型科技企业解决融资渠道的一种制度创新。交易所在成功的架构了中小型科技企业产权交易系统的基础上，又于2002年5月22日开通了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为孵化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进入和退出平台。
二、定位与运作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是集技术产权交易和国际企业孵化器为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产权交易所，以产权交易为纽带，为科技成果所有者和企业提供技术与资本对接的通道，实现技术产权交易的公开化、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加快高新技术转化步伐；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为技术所有者和资金所有者提供投融资链接服务，为风险投资和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良性的资本运作机制为主要内容，集聚资本、整合资源，为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营造理想的投融资环境。
（一）定位：非证券化股权（产权）交易市场
技术产权交易是新兴行业，不同于技术市场，也不同于产权市场，无现成的规范可以遵循。况且，武汉没有上海那样的强政府背景，也没有深圳那样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有特殊的政策，只有靠市场，靠“武汉·中国光谷”的品牌。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立足于创新，追求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率，做市场的空缺。为了规避有关政策和法规的限制，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的定位是非证券化股权（产权）交易市场，是“不叫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所、不是二板的二板、是创业企业进入主板和二板的‘踏板’”。从交易形式上看，这套交易系统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但实质又与证券交易所有很大的不同，其交易、结算以及产权变更等都与证券交易不同。
根据交易规则，孵化企业拿到系统内交易的股权必须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出让企业原有股东所持有的股权。也就是说，在该交易系统中，并不是挂牌企业的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进行交易，只有通过在系统中进行增资扩股所形成的那部分股权才可以挂牌交易，而企业创始人所持有的股份也是不能在系统中挂牌交易的。
为了与证券交易“划清界限”，交易所还规定，不允许把系统内交易的股权进行证券化拆分。
（二）功能与服务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具有孵化器和交易所的双重功能。
1、交易所功能
交易所是知识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配置枢纽，是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进步的动力引擎，为入场项目提供挂牌上市、评估认证、专业推介、交易鉴证、产权重组、企业并购、融资策划、管理咨询、财务顾问、拍卖招标等综合服务。交易所的服务对象包括三类：一类是技术产权出让方，包括科技成果的持有人、需增资扩股的科技企业和其 它成长性企业；第二类是技术产权受让方，包括产权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上市公司、资产经营机构以及其它企业和个人；第三类是中介服务方，为技术产权交易提供咨询、评估等中介服务的机构。
2、孵化器服务功能
主要包括：协助企业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协助企业进行税务登记服务、协助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申报、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包括水、电、空调、电梯、保安、餐饮、停车、邮政、飞机、火车订票等）、资金筹措服务（包括风险投资服务；技术创新基金、孵化基金的立项申报；火炬计划的立项申报及协助筹措银行贷款等服务）、协助进行新产品及科技成果鉴定、管理咨询服务、人才培训服务（包括出国接受相关机构培训）、协助办理出国交流、访问、进修等手续、人事档案接纳、党团关系接纳、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律师咨询服务。
（三）运作机制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立足于创新，在体制改革方面先行一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不要政府一分钱，实行股份制运作。
交易所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按照政府主导、省市共建、市场运作的方式，由武汉高科控股集团公司、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湖北省科技情报局、武汉宏宇实业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武汉光谷技术产权交易股份有限公司运作管理，其股权比例分别是20％，30％，20％和30％。
交易所实行会员主导下的委托交易方式。目前，已吸纳了22家会员单位，正式挂牌的项目达230余个。
（四）加强与兄弟交易所交流与合作，融入世界产权交易市场
交易所重视同国内、国际交易所的合作与交流。目前，已经与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湖北省工商联、湖北省浩瀚律师事务所、湖北省科技情报研究院、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湖北省设备招标办公室、湖北省设备成套招标有限公司、湖北民银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英华信息识别传播有限公司、汉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北中创天脉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武汉大学风险投资高级培训班基地、长江咨询评估中心、武汉顺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加强内地与海外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产升级。交易所还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科技产业联交所、世界产权市场香港交易所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在国内率先设计和实施了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通过在湖北省内各孵化器的推广和应用，已形成基于互联网平台、实现孵化企业产权远程和本地的实时报价交易和清算，为孵化器内中小企业的产权（股权）转让提供标准化、电子化交易的专业性市场。该系统不仅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资金融通渠道，而且通过市场机制促使各种孵化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实现孵化资源的有效配置，构建风险资本进出机制，拓展创新资金进出通道。
（一）基本目标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品种是由孵化器保荐的产权明晰的孵化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产权(股权)，其基本目标包括：为孵化器内的企业提权(股权)融资和交易的途径；完善孵化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购并提供交易场所和资源平台；为风险资本创造一个项目资源丰富，价值认定相对准确并具有可参考性的投资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进入机会和退出渠道，促进风险资本健康发展，并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私募场所；构造创业板支撑体系，促进创业板市场的良性发展；增强孵化器的孵化能力，促进孵化产业的良性循环和蓬勃发展。
交易所以孵化器为核心，以被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产权（股权）为交易对象，以等份化的孵化企业产权（股权）为交易单位，构筑低门槛、低成本、高增值、高效率的交易平台，凡有50万元净资产、孵化器内半年存续期的企业都可以提出挂牌申请，最小的交易单位仅为1％的企业股权。
（二）业务流程
产权发售：经申请通过审核批准挂牌的孵化企业，将拟发售的产权（股权）通过项目推介会、路演和其他信息手段向投资者推介，投资者通过本系统对挂牌产权进行认购。
产权交易：挂牌产权（股权）由投资者认购后，投资者即可将产权（股权）在交易系统内进行交易。
（三）交易原则
交易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原则规范交易操作。“公开”就是要求挂牌企业、保荐人、交易所对有关资料和信息必须实行公开披露，做到真实和全面，便于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平”和“公正”的核心是权利平等。任何人不得在交易系统中享有特权，必须遵循“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进行交易；“公信”即交易合约标准化与自律管理相结合。产权交易市场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市场参与各方特别是挂牌企业、保荐人和保障会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信力。
（四）风险防范
交易所通过对市场风险和交易主体的监管，结合其他相关配套措施加强电子交易系统的风险防范。即：通过严格的涨跌停板制度、保证金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稽查制度等对市场风险进行监管；通过会员资格审批制度、交易主体资格、保荐人制度、大户报告制度对交易主体进行监管；通过充分公开交易信息、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体系、引入先进的实时风险投资分析系统、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等其他相关配套
措施控制风险。
四、特色与创新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开业时间不长，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更是一个新生事物。尽管在监督管理、非证券化股权交易、引入做市商和保荐人制度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但它毕竟是技术与资金结合方面的新探索，有自己的特色，是中小型科技企业解决融资渠道的一种制度创新。
（一）追求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率，定位为非证券化股权（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创新意义
非证券化产权交易市场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灵活的投融资机制，它能够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其他非上市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为企业资产重组提供交易平台，是资本市场最基础的一级发展规范的非证券产权交易市场，可以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途径，为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提供舞台，为大量的民间资本风险资本提供投资通道；可以拓展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层次升降的市场空间，从而提高上市证券的质量，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的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定位在非证券化股权（产权）交易市场，是“不叫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所、不是二板的二板、是创业企业进入主板和二板的‘踏’”。这种定位使它在政策上规避了诸多障碍，对在系统中挂牌的企业也可以带来诸多好处。在产权交易系统挂牌成本很低，门槛相对也低，投资者对企业回报的期望值也比主板市场低得多。这些宽松的环境都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也可以使企业逐步走向规范，为今后走向主板、二板或是海外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孵化器为依托，探索技术产权交易与企业孵化结合，着力于科技成果进入企业后的融资服务和孵化
孵化器是聚合孵化资源，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服务的支撑体系。它为创业者营造一种创业环境和氛围，让处于种子期的企业进入孵化器，进行孵化服务直到其长大毕业，从而帮助创业企业提高成活率和成功率。
与国内其他技术产权交易所不同的是，武汉·中国光谷技术产权交易所集技术产权交易与企业孵化为一体，为技术所有者和资金所有者提供融资链接服务，着力于科技成果进入企业后的融资，进行技术入股、产权转化、股权融资、企业并购和孵化，为中小型科技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交易所充分考虑本地资源优势，成熟的技术、项目直接挂牌交易，不成熟的，先孵化后交易。
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以在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产权为交易对象，通过细致的交易品种设计和交易合约标准化，降低了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拓展了资金进出通道，促使投资人、孵化器、中介机构、在孵企业等加快资源的全方位整合。由被孵化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及民间投资者所共同搭建的高效率、低成本、低风险的专业化交易平台，是企业孵化器功能的提升，为被孵企业吸纳民间资本提供便利途径，是各类投资者资本进退出的通畅渠道。
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不仅是一套解决资金“供求矛盾”的交易系统，反映在机制层面上，更是一种制度的创新。在这个系统中，建立了信息和评估的方法和制度，能帮助投资人评估在孵企业的发展状况，保证信息及时公证地披露；这个系统中引入了保荐人制度，提高了诚信度，降低了投资的风险。以前的投资者没有这些制度的保证，投资活动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为投资人准备了规避风险的制度，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可以更好地把握投资对象。
（三）引入做市商和保荐人制度
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是以技术产权交易所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产权交易服务的市场，为控制该市场的风险，引入了保荐人制度。
申请产权挂牌交易的孵化企业由其所在的孵化器作为保荐人，保荐人制度使孵化器服务功能得以延伸。保荐人通过比较完善的遴选机制，可以从储备项目中培育、遴选出优质企业，进行挂牌辅导。孵化器承担对孵化企业挂牌后的持续辅导职责，通过进行实时的全程化辅导，变风险投资的“远程管理”为“近程管理”，大大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把挂牌企业的运作行为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轨道，促进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市场的规范、稳健、高效和有序运行，保证挂牌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做市商制度，增加了市场的交投活跃性、抑制过度投机。
保荐人在任期内对挂牌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重大责任，有助于加大挂牌企业的信息披露力度，促使其充分地披露信息，增加信息披露的强度和透明度，尽可能避免和消除因信息分布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所引发的挂牌企业的投机行为，有效地防止挂牌公司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占有将风险转嫁给投资者。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保荐人是防范和规避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市场运行风险的重要承担者。
针对我国国情，孵化企业产权电子交易系统还尝试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在交易方式上进行创新，设计出采用报价商报价与集中竞价相结合的交易方式，即由场内的做市商对其持有的某只股权进行买卖双向报价，并在其所报出的价位上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做市商制度在交易效率、配置效率、风险处置方面具有其它方式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也更加符合高科技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要求。
关键词：中小企业；市场调研；建议
一、提高中小企业市场调研水平的必要性
按照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规定，凡年销售额在3亿元以下或职工人数在2000人以下的工业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其中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以下或者职工人数300人以下的工业企业属于小企业。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我国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数已达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60%，上缴税收占51%，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相当活跃的经济主体，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根据全国工商联推出的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所公布的调研数据，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这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
一个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其影响因素归结起来无非是内外两个方面。外是指社会环境与政府环境，其中包括政府决策、政策，政府依法行政及政府诚信等；内则是指企业的市场调研、营销决策、企业人事、财务、组织管理能力等。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企业都具有生死攸关的影响作用。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如此之短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业的市场调研工作水平不高，导致决策的科学性不强，从而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中小企业开展市场调研工作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凭经验决策，不了解市场调研工作的价值
有不少经营者认为企业由自己一手创建，当初创建时也没有做过认真细致的市场调研，凭自己的感觉一般不会错，自认为了解市场，自己的信息量、尤其是感性信息量足够，再委托别人调研纯属多余或浪费，有时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想象不同的数据，而影响自己的形象；也有不少经营者没有做过市场调研，没有体会到市场调研的重要性，不甚了解市场调研的价值，不了解市场调研的目的、方法，往往相信自己从各个渠道直接听到或看到的信息，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调研方法；还有不少经营者做过一些市场调研，但因调研成果质量不佳或利用效果不好而怀疑或否定调研工作的必要性。这种经验决策的不足之处就在于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可能是不准确的、不系统的，具体表现为模糊的情况或状况，更重要的是没有确切的数据资料，这样就不能进行量化分析，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测，决策的正确性就难以保证。
（二）调研工作急功近利，缺乏常规性和系统性
虽然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识到需要了解市场情况，但没有把调研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去做，只是在需要做出重大决策前，才想到要做市场调研。不少企业重视对近期市场情况的了解，如广告效益调研，忽视对长期市场资料的系统收集，如对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行为的变化、营销环境、产品品牌或企业形象等内容的系统研究。这方面我国企业同国外的许多企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国外许多企业在新产品开发、生产、投放市场、售后情况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市场调研。宝洁公司1988年在我国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而在1985年就开始对我国市场进行相关的调研，对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做了长时期的跟踪调研，为企业决策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实践证明，宝洁公司在我国的经营是成功的。日本许多企业收集各国经济情报，范围之广，材料之新，分析之深，使许多国家为之震惊。如在20世纪70年代，三菱株式会社每天从世界各地收到的电讯条可绕地球11圈，若一个人读完它需要6个月时间。
（三）对市场调研工作投入不足，工作质量整体不高
市场调研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没有扎实的知识和工作责任心是难以做好调研工作，完成调研任务的。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者难以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导致对调研工作的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专业化的市场调研部门，缺乏具备市场调研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经营者认为市场调研就是简单地问问和看看，是谁都可以做的事情，因而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兼职人员多，专职人员少。第二，经费投入不足。许多企业没有固定的市场调研预算，需要的市场调研资金是临时安排的。而国外的许多企业每年有相对固定的市场调研预算或比例，而我国中小企业一般没有这种经费计划。从方法上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一般都采用实地调研法收集原始资料，而那些原始资料大多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只能反映事物的表象，无法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资料的汇总也缺乏系统化和条理化，未能运用国外的先进成熟的方法，未掌握运用电脑信息技术开展市场调研的方法，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难以保证，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很难起到参考作用。
（四）现有的调研产品质量不高，导致对调研工作的认识偏差
从企业外部看，我国市场调研行业总体发展还不成熟，许多调研公司之间进行着无序竞争，调研工作不规范，调研产品质量不高，使人们难以相信这些企业的调研结论。如2005年1月，央视《对话》栏目在采访饮料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时，“娃哈哈”公司的负责人对记者发表了不相信市场调研机构的言论：“现在那些调研都是假的，你给他们那么多钱，最后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还不如我自己的感觉来得比较敏锐和准确一些。”从企业内部看，企业精通市场调研的人才不多，在进行调研时，所选的调研人员一般都是临时的或兼职的，调研人员没有工作责任心，缺乏积极性，时有欺骗、编造数据、投机取巧等行为发生，资料的误差较大，影响资料的准确性。
三、提高中小企业市场调研工作水平的建议
（一）政府要为中小企业信息化创建平台
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单个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提高市场调研工作水平和质量，光靠企业自身是难以做到的，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1、建立健全公共信息网络。公共信息网络是开展市场调研的基础，发达国家公共信息网络十分发达，如日本企业的市场调研部门通过计算机系统，可在一至五分钟之内得到世界金融市场的行情，三至五分钟之内可调用国内外一万个重点企业历年生产经营情况的资料，一至三分钟可得到日本与世界各地出口贸易商品的品种、规格资料等。目前我国政府对信息资源开放程度不够，虽然有些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或省份如广东、上海、江苏等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但就全国总体来说还不完善，数据库建设滞后，信息内容不充分，更新速度慢。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的不能满足了企业市场调研的需要，必须尽快地加以改进。
2、加强市场调研行业的管理。中小企业的人数少，规模小，不可能自行组织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往往需要委托专业调研公司进行调研。但目前大多数市场调研公司的调研工作现状，难以令人满意。政府要制定有关法规，切实规范调研企业的经营行为，要把调研产品的质量和实物产品质量同样来进行管理，使调研市场规范有序。目前政府可以指定有关机构对市场调研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管，如调研方案的制定、调研方法的选择、调研过程的控制等方面加强监管，提高调研产品的质量，使调研行业逐步成熟和规范，这对整个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有帮助的。
3、加大市场调研人才的培养规模。我国中小企业对调研专业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政府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2006年4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社会“调研分析师”成为我国又一新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较强的调研研究与综合分析能力，能够从事调研、研究、统计、预测、营销、咨询、分析、管理、统筹、策划、广告等多种工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市场走向专业化，具有调研、预测、分析能力的调研分析人才也将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虽然国外目前还没有专门设置调研分析师证书，但是美国SAS专业认证和SPSS数据分析师认证都是拥有较高国际声誉，是目前信息分析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认证之一。
（二）企业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市场调研工作
1、经营者需更新营销观念，树立长远战略眼光。中小企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不断捕捉市场机会。随着营销观念、营销组合、营销管理、营销战略等一系列现代营销思想的出现，市场调研的内容应从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及消费行为中逐步扩展到包括市场研究、消费者行为研究、品牌或企业形象研究、产品研究、营销环境研究等在内的整个营销活动的研究。如果只注重短期的广告效益、不注重系统地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及消费行为是不行的。只有观念更新，认识到市场调研的重要性，才能加大对这项工作的投入，才有搞好市场调研工作的基础。
2、加强对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投入。我国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工作总体来说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它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巨大作用。市场调研方法和手段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大力应用信息技术，如应用微机和移动式终端来收集分析资料，如用电脑辅助电话访谈、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调研等。信息化是中小企业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经营者自身必须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加大精力和资金的投入，引进人才，通过有效地掌握信息资源和利用信息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
3、建立健全一支高素质的调研队伍。中小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调研部，通过开展工作可了解竞争对手情况，及时发现市场营销机会和问题，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客观地认识目前市场状况和较准确预测未来的市场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经营策略。21世纪以来，市场调研的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市场调研不断吸收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的调研方法。企业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调研队伍，通过挑选和培训，使得那些诚实、勤奋、能与被访者进行交流、具有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调研人员加入到调研队伍中来。
4、建立与专业调研公司协作关系。中小企业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的制约，难以独立开展调研工作。可以选择一家或多家专业调研公司，同它们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为本企业调研工作服务。在委托调研公司进行某项调研时，企业可以派本企业人员参与调研公司的调研过程，对其进行全程控制监督，了解他们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调研成果的质量。
总之，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就必须时刻关注市场、了解市场，根据市场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搞好市场调研是每个企业经营者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毕鹏翔等.市场调研误区[J].中国中小企业,2008(1).
2、梁忠等.论如何实施有效的市场调研[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6).
一、国外科技统计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了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统计。6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产生了以《弗拉斯卡蒂手册》为标志的科技统计规范。手册产生以后,在成员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定期的科技统计调查制度,并有效地开展了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为科技宏观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后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补充完善,迅速在世界各国推广开来。这一阶段科技统计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研究与实验发展(R&D)的投入,总量指标为国内研究与实验发展总支出(GERD),可比指标为强度相对数—研究与实验发展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R&D/GDP)。科技统计的监测重点为政府和企业的科技投入。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职责,必然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因此,科技投入的相当比重来自政府公共支出。企业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技术领先可获得垄断超额利润的驱使,也必然要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相当比例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这两块科技投入构成国家科技投入的主体。建立科技投入统计就是通过投入规模着重反映政府和企业推动科技进步的努力程度。
第二个阶段是开展技术创新统计。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统计有其明显的不足,如构成研究与实验发展(R&D)三个组成部分的基础研究,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本质、运动规律、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应用研究反映的是探索基础研究可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应用的途径和方法,实验发展反映的是在实验室阶段物化的科研成果。由此看出,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统计只反映了科技投入和科研阶段的成果,没有反映出为商业化生产所做的努力。这里科研活动与最终应用的链条出现断档,很难直接看到科技投入带来的产出,也不利于引导科技活动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容易导致科研与生产相脱节。另外,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案例的研究表明,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也能实现技术的跨跃,缩小甚至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统计也不能反映引进技术的产出和效益。因此科技统计必须有新的发展,才能适应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80年代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关专家对如何解决科技产出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及统计测量规范,通过研究与实验发展(R&D)活动向生产性开发和商业性活动延伸,给出了科技投入—技术获取—成果转化—产出的系统的测量方法。这样不仅可以观察开发自主知识产权(R&D)的努力程度,还可观察将(R&D)成果转化为产品并实现市场价值所做的努力,为测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奥斯陆手册》的出台标志着技术创新统计规范的形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普遍依据这个规范开展了技术创新统计调查,为这些国家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统计咨询。
第三个阶段是研究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统计。随着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由追求数量扩张向节省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效益型增长转变,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经历了大规模调整,传统产业趋于萎缩,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为适应研究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国外有关专家提出了按生产要素集约程度划分产业的分类方法,即按生产要素集约程度将产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状况,并由此反映科技进步带来的宏观经济效果。进入8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技术集约程度高的产业有相对集中的趋势,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尖端技术在这些产业部门广泛应用,科技投入和附加价值明显高于其他产业,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关专家把这类技术集约程度明显高的产业界定为高技术产业。并据以进行成员国之间的比较研究。为解决上述高技术产业划分偏粗,即高技术产业含有非高技术产品,非高技术产业含有高技术产品的问题,美国的有关专家又按符合即定的高技术领域和应用尖端技术的原则,制定了高技术产品目录,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高技术产业及产品的分类及其发展状况研究,为各有关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
二、我国开展科技统计工作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
我国科技统计工作始于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都对科技发展做了一定努力,兴办了大批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活动。但科技界普遍感到经费不足,影响到队伍的稳定和科研工作效率。但由于没有建立科技统计,不能进行国际国内的比较分析,难以对全国的科技投入规模和强度做出基本估计。为此,科技界发起了科技统计研究活动,大量引进介绍了国际组织开展科技统计研究和调查情况,为在我国开展科技统计工作做了舆论和技术准备。在此基础上,由科技、教育和统计部门分别建立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统计年报制度,正式开展了科技统计调查工作。之后,国家统计局经过协调,在部门科技统计的基础上,建立了科技综合统计年报制度,开始综合反映我国科技投入总量及其分布情况。科技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的建立,使得我国科技投入能够在国家层次上进行国际比较,反映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国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供依据。我国科技统计的主要特点是:1•建立伊始就形成了部门分散管理的调查体系。主要问题是统计口径和分类不统一,综合起来难度大,调查数据利用率低,整体效益不高。2•建立之初所确定的统计对象和基本分类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导致研究与实验发展(R&D)与非R&D数据界限难于把握,R&D数据质量不高。3•统计范围为研究机构、高校和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块,统计范围不全,不能全面反映全社会科技投入的全貌。在反映科技投入强度时,与GDP的统计范围出入较大,导致比重偏低,不能正确反映科技投入强度。4•注意跟踪国际统计发展,开展技术创新统计调查,但未建立周期性调查制度,调查不连续,调查范围小,数据的可用性不强。5•尝试开展了高技术产业核算工作,但我国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难以一一对应,加之我国行业的部门纯度不高,影响了国际比较的效果。从产品角度反映高技术产业发展较为确切,但没有制定统一的高技术产品目录,这项工作也未开展起来。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以来,我们针对我国现行科技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做了一定的协调和改进工作。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统计范围和统一统计口径等基础工作上面。我们在已有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统计的基础上,将范围扩大到了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农业和地质水利业、医疗卫生业、小型工业企业和国家级高技术园区企业,并依据扩大了的范围,按统一口径对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给出了近10年来全社会科技投入总的概念和基本走势。目前,上述行业已建立起5年一个周期的滚动调查制度,可以保证全社会科技投入核算的完整性。同时,我们加大了部门协调力度,在有关部门科技统计年报制度中增补了计算不足的科技人员劳务费和容易忽视的科研基本建设投资,细致划分了实验发展(D)与成果应用的界限,把应当计入研究与实验发展(R&D)的中间试验等费用核算进来。使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基本建立起全社会科技投入的调查核算体系,为建立技术创新统计制度并开展高技术产业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p#分页标题#e#
三、我国科技统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的科技统计工作总的来说仍处于制度方法研究滞后,统计调查工作不适应宏观管理需求的状况。因此,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为指南,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努力适应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保持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科技统计调查体系和调查方法,规范统计口径和分类标准,在科技投入与资源配置统计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统计,并开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统计研究、努力适应宏观管理对科技统计的需求,扭转科技统计长期滞后的局面。为此,科技统计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1•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对技术创新的定义,依据奥斯陆手册提出的技术创新的统计规范,研究建立技术创新统计调查制度。重点满足国家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的需要,建立反映企业技术获取、生产设计、工艺设备准备、技术培训、生产组织以及新产品营销全过程的创新成本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完善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结构指标反映企业自主创新的水平和能力,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指标反映企业模仿创新的能力,通过生产设计、工艺设备配置反映科技成果转化能力,通过营销投入反映企业为实现创新产品占有市场所做的努力,通过新产品增加值及出口等指标反映创新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2•研究制定高技术产业统计规范。研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反映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因此,要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制定的高技术产业分类研制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分类,并通过完善现有科技统计指标体系满足研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应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部门分类办法,在现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统计报表制度中均建立起项目(课题)服务于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以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投入进行“全成本”核算,准确反映高技术产业科技含量以及科技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考虑我国按行业划分的部门纯度不高,为准确反映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应在高技术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研究制定我国的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并布置统计调查,以便从产品的角度更为准确地反映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为反映我国高技术产品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及竞争能力,还应参照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在高技术产品统计目录的基础上调整制定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一、我国各类企业的创新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影响因素
2007年，国家科技部与统计局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型企业2674家、中型企业29622家，34946家小企业)2004～2006年的创新活动开展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结果(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7年全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8月；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科技统计报告》，2008年14期)，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基本特点是：
1.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创新模式开始转型。调查表明，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8.8%。从数量看，小企业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企业占2.6%、中型企业占19.2%、小型企业占78.2%。由此可见，小企业是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生力军。从普遍性来看，大中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比较普遍。有创新活动的大、中、小企业分别占被调查的同类企业的83.5%，55%和25.2%。
随着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和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创新的模式进入转型期。技术来源从引进技术和跟踪模仿转向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相结合。2000～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与引进技术经费之比从1.43倍提高到9.88倍，消化吸收经费与引进技术经费之比从7.4%增至26.3%。
2.市场需求是促进企业产品创新的主要动力，提高效率和节能减排等政策因素推动了企业工艺创新。调查结果表明，企业产品创新的效果，首先是开拓市场和扩大市场份额，其次是提高产品性能或质量，再次是增加品种和功能。工艺创新的效果依次是提高生产率、改善工作条件、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产灵活性、降低人力成本、节约能源和原材料。
产品创新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需求，创新的层次偏低。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品收入占企业主营收入的12.7%，其中国际和国内新产品分别占17.4%和60%，本企业新产品22.6%。根据科技部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另一项调查(科技部发展计划司《高新技术工业企业创新调查基本情况分析报告》，《科技统计报告》2008年13期)，在成功实现技术创新的大中型高新技术工业企业中，推出具有国际市场新产品的企业占31.8%，具有国内市场新产品的企业占52.9%,具有本企业新产品的企业占11.7%。
3.企业技术创新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改进创新为主，技术改造是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形式。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创新支出一半以上用于获取机器设备和软件，约1/3用于内部研发，其余依次为从外部获得技术、委托外部研发等。
“十五”以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一直保持稳步增长。2007年达3650亿元，接近于当年的全国R&D支出(3710.2亿元)，占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总额的84%。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通过设备更新等技术改造来改进工艺和提升产品档次，逐步积累创新能力。
4.企业创新投入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研发支出以内部研发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经费中，企业资金占82.8%，金融机构贷款占9.3%，政府资金占3.4%，国外资金和其他资金分别占0.8%和3.7%。小型企业创新经费中政府资金约占3.7%，中型企业为3.4%，大型企业为3.2%。
调查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内部R&D支出占其R&D的70%以上，其次是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再次是与其他企业和大学等合作,委托外部研发的R&D支出仅占6.5%。由于技术吸收能力较弱，中小企业与科研院所和大学合作的比例低于大型企业。
5.影响企业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人才。根据调查结果，按影响程度排序，在影响企业创新的诸多因素中，人才排在第一位，包括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高素质人才；位于第二层次的是充足的经费支持和有效的战略或计划；第三层次是信息渠道、员工的认同度和内部激励措施；第四层次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和优惠政策。
6.对企业创新有较大影响力的政策是人才政策和税收政策。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政策重要性的排序依次是：鼓励企业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政策；技术开发费用计入免征增值税的成本和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所得税；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支持；设备加速折旧和外经贸政策等。
(二)创新型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影响因素
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对山东、安徽、辽宁、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55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技术企业进行走访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1.企业创新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企业的创新投入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其次是政府资金；再次是公开上市和贷款。在政府投入中，中央政府资金比地方政府更重要。
2.企业创新的技术来源主要靠自己研究开发。按重要程度排序，企业创新的技术来源首先是自主研发，其次是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其余依次是引进设备、国外技术许可、国内技术许可和其他。
3.企业创新最需要的人才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研究开发领军人物。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企业需要的创新人才依次是具有创新意识的领导者、研究开发领军人才、研发人员、营销人员和技术工人。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开始花高薪从海外聘请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
4.企业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政府政策起鼓励作用。企业反映，企业基本上是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需要，进行创新。优惠政策可以减少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起到鼓励作用，但极少为了获取优惠政策去创新。在各项创新政策中，企业最需要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和促进成果产业化的政策。按重要程度排序：(1)政府资助研究开发和成果产业化；(2)研究开发支出加计扣除所得税；(3)知识产权保护；(4)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其余依次是公平竞争、研究人员工资进成本、政府采购和人员培训等。
5.人才激励机制中股权激励最重要，其次是盈利提成，再次是提拔和一次性奖励。也有企业认为收入水平和事业发展是吸引和保留人才的主要因素。但目前企业采取的人才激励机制主要是增加固定收入和奖金(或提成)。
6.研发设计、知识产权和标准是增加企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调查结果表明，研发设计、品牌、标准、专利、生产规模和供应链管理对提升企业的中高端产品竞争能力有积极作用。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研发设计、品牌、标准、专利、生产规模和供应链管理。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影响因素
200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对火炬计划支持过的33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1.市场需求是推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产品质量。96.9%的企业创新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80%的企业创新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品种”；仅有46.9%的企业提到政策对支持创新的作用。
2.企业的创新技术来源以独立开发为主。89%的企业以独立开发获得技术；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开发获得技术的企业占52%；而购买国内外专利、科研院所技术转移、大学技术转移与模仿制造的企业各占5%左右。
3.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资金和人才短缺。目前，由于社会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创新较多依赖政府资助和银行信贷。在被调查企业中，分别有43.5%、42%和30%的企业使用过地方政府资助、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获得过中央政府资助的企业占28%。企业反映，由于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少、银行贷款门槛高，希望建立专项快速融资体系。
缺乏适用人才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人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口的专业人才不足，专业教育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特别是缺乏适应新兴行业的专业，即使在一些热门行业，也常出现“有人无才”的局面。二是大学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差，能“立刻”、“有效”上岗的人才不足。研发人才培养难度大、周期长。三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4.在各项优惠政策中，最受企业欢迎的是减税让利政策。60%以上的企业认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若干配套政策》中，“减免企业所得税”、“高技术企业认证”、“中央/地方资助研发”、“创新基金”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等项政策很重要，其中85.1%的企业认为减免企业所得税很重要。但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差异较大。“高技术企业认证”政策落实率较高，而政府采购、股权激励等政策的落实率较低。
5.企业的专利数量增加，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在被调查的企业中，申请过专利的企业占78.0%，拥有授权专利的占68.0%，其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占43.6%、45.0%。
6.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有待加强，一方面是提供的服务种类少；另一方面是服务水平不高。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接受过创新服务的企业仅占18.3%，服务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人才培训与法律咨询三个方面。
(四)科技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对创新政策的评价
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对140个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中的107家科技管理部门、23家科研机构、10家中介服务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其调查结果表明：
1.科技计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技术选择与产业需要脱节、项目评价流于形式、缺少阶段性评估、资助资金过低等。
2.影响公共平台效益的主要因素是投入分散、资助金额低、人才不足，只有设施建设资金，缺少运行费用。其中，中介和科研机构则认为平台定位不清，运行机制不健全。
3.影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大学研究与企业的需求差距较大，合作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难以达成，技术市场供求信息不畅。企业方过于关注短期效益，不愿承担失败的风险；研究方则过度关注研究任务所能带来的货币收入和职称升级。现有合同制的合作方式缺少长期利益分享机制。
4.企业的创新动力主要是市场需求和企业家、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科技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
5.人才不足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科技人员能力不足。科技人员的总量并不少，但结构不合理，知识单一，人浮于事。创新最需要的人才是研究开发的领军人才、具有创新思维的研究人员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政策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效人才激励机制；官本位体制引导科技人员追求做官，而不是用心研究；人才考核机制不合理，不能有效使用现有人才。
6.教育为创新服务的重点及优先顺序是，培育创新思维、培养科技人才、学科设置适应需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7.提高科技投入效率的主要措施是，加大科技投入与企业需求的联系、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加大对人的激励、加强对科技经费使用的监督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发展方式的拐点已至。
站在人均GDP从3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的这个节点上,中国的道路抉择紧迫而关键。中国已无法单纯依靠加大投入的方式来延续发展。
当诸多短期困难和长期矛盾交织,站在发展方式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抓住经济危机孕育的科技革命,通过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这并非“作秀”式的空白宣言。新一轮旨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全球竞赛,已悄然展开。
无论是内调产业结构,还是外应国际竞争,均汇集至“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关键词上。
拐点寻道,注定不是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成为贯穿2010年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
产业变轨
重工业化主旋基本接近尾声,金融危机后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决定了2010年将是中国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元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云辉 宋清华
北京气温骤降,雨中夹雪。3月14日,接到记者电话时,北京市发改委一位官员仍然在办公室加班准备材料。
“下周我就要到吉林长春调研。”这位官员的语气略显匆忙。
与这位官员同行的,还有数位中央部委的司局处室负责人、其他部分省市的同级别官员以及多位学者。
对外界而言,这次调研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事实上,这却是事关中国产业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宏大计划的其中一环。
从2010年2月开始,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已组成联合调研小组,在全国不同区域,对重点行业和政策问题展开专题系列调研。按计划,调研将持续到4月,期间将召开多场行业研讨会和政策研讨会,最终将为中国产业转型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
所有的焦点,都汇集于一个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聚焦7产业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总理连续召开3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约见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专家、企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7个产业的发展进行交流。
“要把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到政策制定中去。”座谈会上,总理表示,“条件已经成熟的,要立即着手推进;有些要作为明年的工作重点或列入长远规划。”
在随后公布的消息中,这7个行业被统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并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官方提法中首次出现。此前,在7月7日和9日,国务院曾两次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提出要支持和推进新能源、生物医药、3G、三网融合、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11月23日,总理向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再次对上述7个行业作出更为具体的解释。
3天后,一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地方政府资金设立的,总金额高达92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浮出水面,其投向正是上述7大行业。
“计划的试点选择了北京、上海、深圳等7个省市,共设立20支地域性、专业化的创投基金。目前,第一批基金的设立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3月11日,该基金的托管单位盈富泰克总经理刘廷儒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09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时隔一个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2010年1月18日在航天产业基金创立庆典上透露,发改委已经完成《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意见的报告》并获国务院通过。
“毫无疑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工作将贯穿全年。”一位参与相关部委调研的专家表示,“这将是中国2010年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调研进行时
2月初,一个名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包括超过20个部门或单位的负责人,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副主任张晓强、科技部副部长杜占元、工信部副部长苗圩、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等部级官员均列名其中。
“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调研。”3月2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作为小组成员的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说,调研的重心是“哪些行业可以归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又该以怎样的政策来推动。”
从2月22日开始,中西部地区的调研已经展开。调研小组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家旅游局等部委负责人和专家组成,总人数逾50人,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牵头,分赴湖南、湖北和四川、重庆进行实地调研。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调研小组还将召开东北、内蒙古、京津冀有关省市座谈会,并赴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进行调研,同时组织研究单位对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制造、信息网络、新能源汽车、民用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在调研和讨论基础上,起草完成《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调研的范围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了解各地的培育举措、目前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体制改革建议等。
另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前期的调研中,地方最普遍的问题,在于对新战略的内涵认识还不清楚,拿不准哪些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的地方的产业基础没有利用起来,有些地方的计划却显得“过滥”。
“不过,这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这位专家说,每个地方的经济和产业情况都不一样,“政策的起草既要把握产业方向,也要考虑各地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做好引导,避免各地一哄而上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浪费。”
“各地的资金来源、人才资源、体制情况都是调研的内容。除此之外,如何技术创新,金融杠杆和财税扶持如何扶持,乃至深化体制改革,因为每个行业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也都要细化,和一一梳理。”这位专家说。
参与调研的人士表示,上述两份政策文件的制定,将与其他中央经济政策相衔接。比如,在新兴产业的选择上,会与此前出台的振兴规划和16个重大科技专项有战略上的延续。“新能源由于被优先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筹备较久的《新能源振兴规划》也将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同期出台。”
“预计《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代拟初稿将在9月份完成。”3月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参加全国两会时对外表示。
关键节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何选择在当前时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2008年到现在,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扭转了经济发展的下滑势头,出现了良好态势,但是这种态势目前还不太稳固。”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表示,中国政府实行了“一揽子”计划以及相关政策措施,虽然令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势头得以扼制,但也令部分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增长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中国人均GDP正处于从3000美元进入10000美元阶段,国民经济进入活跃、加速发展时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堪重负,中国经济转型已成必然。”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沈建光表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仍旧造成了产能的过剩,国内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经济由过度投资转向鼓励消费, 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认为,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了40%,重工业化率已经超过了70%。
根据钱纳里的工业阶段理论和霍夫曼系数的理论经验,这些比率都表明中国已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重工业化进程已基本接近尾声,工业部门单纯地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空间已经较为有限。
“从海外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工业化率达到40%的顶峰之后,整体工业化率即开始逐步走低;美国工业化率在上世纪50年代接近35%以后,也一路走低。与日美两国经验对照,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率的拐点。而一旦工业化率拐点出现之后,从日美的经验看,制造业结构中,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的比重会逐步下滑,而信息设备等新兴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构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陈运红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根据美国经验,政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投入期、深化期、收获期,每个阶段大约5年。当前中国正处于加大科技投入期的政策酝酿阶段,今年将是国家长达十年持续增加科技投入的元年。”陈运红推断。
与此同时,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视为危机之下最重要的战略投资。
此前,欧盟已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美国则提出将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
“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去年9月的座谈会上,总理指出。
提到中国茶文化，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了解。而茶饮类产品作为茶文化的现代分支，其生产企业逐渐在消费品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茶产品种类以及相关的市面店铺越来越多，饮茶（新型茶饮产品）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潮流之一。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针对茶饮企业的未来发展，结合新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形势，对茶饮企业的市场进行深入地调查，再由此研究中国茶饮企业的营销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茶饮企业；市场调查；营销策略；研究
1中国茶饮企业与市场营销概述
市场营销，是指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所，用合适的价格提供商品的一种手段，其范围内容所涉及面极广，绝非只是广告，也不是纯粹的为了市场调研，研究市场营销者往往在此混淆，故此笔者在此加以强调。通常情况下，市场营销分为三种：消费市场营销、工业品市场营销与服务市场营销。通过对消费品市场营销，即通过零售渠道直接销售给公众的特点定义，我们可以将中国茶饮企业定义为消费品市场营销的范围。对于中国茶饮企业的定义，许多研究者单调地、僵硬地以市面上的奶茶店、茶餐厅对之进行范围定义，这是不对的。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与实地考察，中国的茶饮业虽在注重于快餐消费的当代，以奶茶店、茶餐厅、茶楼为主，但是也不乏茶馆、室内茶空间等的存在。而且，更有许多综合类型的茶饮企业存在，这些企业划分了功能区，例如，在大型的茶文化商城内，划分商业区、饮食区、休息区等，这些都是现在大型茶饮企业存在的多功能化、多服务化现象。笔者在此着重强调茶饮企业的分类与市场类型，是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茶饮企业在市场上的类型，才可比较出近十年来茶饮企业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才可得出切中肯綮的营销策略，这点尤为值得注意之处。故此，笔者的市场调研创见是，以大型企业的多功能化为启示，将会引领其他企业的营销方式转变趋向，针对此，营销策略的转变，当从以开发新产品或采取某种营销方式为主，趋向于综合策略为主。
2中国茶饮企业的营销策略研究
根据市场调查，迅速做出营销策略改变，是市场营销的重点。市场上的信息是迅息万变的，如何得到信息，筛选信息，并在真实可信的信息的基础上得出初步结论，是策略研究的第一步。针对市场信息进行策略研究，再由之定出产品的开发创新方向，决定试销、实销的地点，设计销售组合，这是任何企业进行实际运营的第二步。茶饮企业在消费品型营销范围内，其决定性因素便是其产品更新与服务跟进，故此，对之进行深入的营销策略研究，包括具体的茶饮企业市场调查研究、茶饮企业产品营销策略研究、茶饮企业渠道营销策略研究意义重大。笔者在下文中，将对之进行深入探索，以供参考。
2.1中国茶饮企业市场调查研究
在市场调查领域，具体操作时应注意与市场营销的目标相结合。原因在于，市场营销的目标往往便是企业的商业目标，即产品的市场份额，得到了详细的市场份额信息，进而定出详细的调查步骤，才能完满地完成市场调查活动。
一，调查目标。以中国茶饮企业为例，调查目标当定为茶饮在中国消费市场上的比例，由此可见中国茶饮业有多少市场份额。在既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再订小目标，便是具体的营销目标，例如某种品牌的具体生产量，以实例举明，如格兰仕微波炉的营销方式，就是在既定45%的市场份额目标上，通过一系列降价措施所完成。故此，中国茶饮业在进行具体市场调查方面，不妨向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企业学习其经验。
二，详细步骤。在总体的、抽象的大目标的基础上，将之分为详细的具象的小型目标逐个解决，可以提高茶饮企业的销售效率。而且，此种小型目标策略的重要性还在于，市场是变化无端的，单纯的制定单一计划，往往跟不上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小目标却可以自主修改，例如，一号奶茶产品在市场上不受欢迎，那么在一号奶茶产品的生产线上可以减少生产，避免产品积压，增加成本支出，这是其一；又如，既定的实销地点因为政策因素会导致销售成本大幅增加，那么针对此种情况实行早已备好的B方案，可以很快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制定详细步骤的优点。
三，具体调查方法。市场调查的方法多种多样，一般情况可以分为普查和抽查。普查耗费的人工和成本较大，只有大型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行业采用，抽查则比较适宜于茶饮类企业的市场调查。应注意抽查的人群和所用的方法。在茶饮企业方面，人群的设定，主要以青少年为主，在青少年中又以女性顾客为主，因为根据已有的二手信息，女生对茶产品情有独钟，所以人群选择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采取的抽查方法，则可以是内部抽查，或是外部抽查。外部抽查存在成本支出大，抽查对象有时不配合的弊端，而内部抽查，又往往不能客观地看待产品，故此，如何在两者间选择契合点，是所有茶饮企业应该因时因地做出适应的事，笔者在此不能盖棺定论。综上所述，调查目标、具体步骤、具体调查方法，是茶饮企业展开市场调查所需研究和注意的三个方面。
2.2中国茶饮企业的产品营销策略
无论研究何种企业的营销策略，首先都要从其产品着手，而结合茶饮企业对于产品的依赖度，研究其产品的营销的策略。其实产品的营销策略，不外乎分为产品的制作，产品的定价，以及产品的销售三个主要方面。下面，笔者将围绕这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其一，产品的制作。产品的定义极广，既可以是成型的商品，亦可以是不成型的服务，但是严格来说，服务亦可以定义为商品。在论述茶饮市场时，笔者注意到，商品市场是无时无刻在产生变化的，就像流水般不会滞留。故此企业产品的制作，亦应不断创新，以此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在制作新产品的过程中，市场调研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简直是中流砥柱。笔者认为，新产品的制作：1.要符合科技的未来潮流；2.要符合消费者的现时心理，过时、过于新异的产品，大部分消费者都不会有好感；3.要考虑销售量与成本的关系。而这三个重要信息，都要从市场调查中得到，故此前文中论述市场调研的重要性，从此处可以发现，亦可相互佐证。其二，产品的定价。价格战几乎成了现代企业必打的一战。但是据笔者分析，价格战的打法，则根据不同企业有不同体现。在大型高新科技企业上，体现为高定价，缓降价，稳低价；而在茶饮企业上，笔者认为亦应高定价，缓降价，但是不要稳低价。首先，茶饮产品，例如红茶类饮料，其内部价格弹性的变化小，通俗来讲，其价格幅度变动的大小都不会对消费人群造成太大影响，这点与手机企业是不一样的。故此，茶饮企业的定价，可以偏高。其三，产品的销售。此处的产品销售不等同于市场营销，只能说包含于市场营销之中。茶产品初期的销售，以试点营销为主，例如宗庆后在测试哇哈哈奶茶时，便选择只出一条生产线，试点定点并且是免费提供来促销其产品。
2.3中国茶饮企业的渠道营销策略
前面从理论层面，深入研究了市场营销的各个方面，即茶饮产品的市场，市场调查方法，以及具体产品制作与促销策略，在此，笔者将以实际方法论述茶饮企业实行市场营销的渠道。第一，产业促销。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因为茶饮企业所卖的茶类产品，不管是奶茶等新型产品，还是绿茶、红茶等古已有之的产品，都包含了一定的茶文化在内，因此在产品现场，一定要结合茶产品的文化内涵。而在之前，也可以采取饥饿营销策略。第二，消费者促销。此处重在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与服务方式。在茶饮企业中，生产茶产品，所考虑的不仅仅在于茶产品，而更应注重于茶产品的售后服务等。甚至，相较于茶产品本身的促销，研究如何使茶产品门店为消费者所接受，更显得实际与合理。第三，贸易促销。茶饮企业作为生产企业，除非极大型的茶饮企业，不然其生产端与销售端是要区分开来的。那么，研究如何同零售商和批发商连线，并说服他们销售茶类产品就是贸易促销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在此阶段，亦要强调茶饮产品的文化性，则茶文化的内涵，如此更可使零售商和批发商发现茶饮产品的内在市场潜能。
3结束语
茶产品中包含了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内涵，因此，在当代对之进行创新性的加工发展，使之重受大众喜欢，成为日常饮料中的主要潮流，既是商业行为，亦是文化传播行为。中国茶饮企业作为肩负传播茶文化与打造中国茶文化品牌的企业，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的全球性经济竞争下，中国茶饮企业唯有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制定合适的营销策略，才能屹立于全球茶饮企业中而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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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产业 发展模式
技术创新 美国 日本 印度。
随着全球信息化的推进，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更是把信息产业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和发展。美国、日本、印度在发展信息产业过程中，注重立足本国国情，结合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信息产业政策，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本文在分析这三个国家发展信息产业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实际，探讨了我国发展信息产业应采取的模式，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1美国、日本、印度发展信息产业的模式。
美国和日本是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它们发展信息产业却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和模式。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三个国家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均有赖于它们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技术基础等基本国情，采取了有效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信息技术是决定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而创新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本质。美、日、印三国都把信息技术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并采取了不同的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模式。
1.1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信息产业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0年的14%左右，提高到20世纪末的31%左右。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了与其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相关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实行了有效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以市场需求牵引和自由调节为主，以政府调控为辅，即是把市场自由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基于美国完善的市场机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富有自由、创新精神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重视发挥市场自由调节机制，鼓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由竞争、自由经营的同时，通过间接手段调控信息产业，保证信息产业发展方向，确保其信息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信息技术创新方面，美国走的是一条全面出击、整体推进的信息技术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从基础研究出发，延伸到应用研究、市场开发等环节，实现了各个环节的全面平衡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1]。
1.2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模式。
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较美国起步晚，但是却发展迅速，己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信h，技术大国。日木发展信急产业的模式是中观产业层次的政府干预模式，即政府全而干预，将政策直接作用于信h，产业层。日木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主要是山于当时日木经济处于短缺状态、市场机制不完善、创新基础条件不具备、企业的生存环境较差和木身的生存能力较弱，使政府缺乏宏观管理的基木经济条件。在信h，技术发展方而，日木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越过基础研究，直接引进国外先进的信h，技术，Jl二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具有日木特色的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追赶信息产业发达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1.3印度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印度是世界上人口较多、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但是其软件业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惊人的高速稳步增长， 2006-2007年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总产值已经达到396亿美元。目前，印度已被公认为世界信息技术大国。印度软件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有效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即政府扶持下以软件业为突破口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印度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做出的正确选择。印度经济社会基础薄弱，发展硬件产业不具备优势，但是其拥有优秀的、成本相对低廉的软件人才，加之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使得印度发展软件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印度政府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软件业为突破口，紧紧抓住20世纪80年代全球软件业的国际转移趋势，积极开拓国际软件开发及服务市场，成为世界软件外包的主要基地[2]。
2美、日、印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分析。
2.1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特点。
（1）遵循市场规律，重视发展市场自由调节的作用。美国强调信息产业的发展要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鼓励信息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为了给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美国政府采取了限制垄断、保护中小企业等措施，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市场来引导和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此外，美国政府还注重创造和刺激市场需求，通过政府采购、增加国外对本国科技产品的采购等多种手段努力扩大信息产业的市场规模，减小信息企业的市场风险，提高信息企业创业的积极性。
（2）发挥政府对信息产业的宏观调控，运用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创造有利于信息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信息产业发展战略、采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间接手段，调控信息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与方向，控制信息产业的结构与总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相继制定并实施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GII）、“高性能计算与通信计划”（HPCC）、“下一代网络计划”（NGI）等一系列重大信息科技项目。这些战略性、前瞻性的科技项目促进了美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指明了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
（3）重视基础研究，保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市场开发平衡发展。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耗资高、费时长、风险大的基础研究，不断增加研发支出。2007年，美国研发支出达3681亿美元，占世界研发支出的32.1%。其中，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支出的17%。同时，联邦政府、私营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分别交叉承担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工作，使各个环节平衡发展，实现从信息技术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4）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划分为四大系统：联邦政府系统、企业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和其他非营利系统。其中，企业的科技工作在全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承担着研发费用的大部分。2007年，美国研发费用中的66%来自于私营企业。在企业研发工作中，大型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的科技开发作用也显著增加，特别是在科技工业园发展中，中小企业及其技术创新活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2.2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特点分析。
（1）政府全盘统筹。日本信息产业政策倾向性明显，手段具体、清晰、明白，有较强的专指性、实用性和功利性，并直接运用到信息产业运行的全过程，包括产业目标确立、产业组织协调、产业保护策略实施和产业国际化等，全方位地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保证。日本自20世纪70年以来制定了许多信息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提高了信息技术水平，增强了本国信息产业实力。进入21世纪，为了扩大已有技术优势，日本又相继制定并实施了“e-Japan战略”（2002年8月）、“e-Japan战略ⅱ”（2003年7月）、“IT新改革战略”（ 2006年1月）、“u-Japan战略”（2008年9月）、“面向数字新时代的新战略”（三年紧急规划） （ 2009年4月）等战略。这些战略及相应政策的实施为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保持了信息产业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可以说，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
（2）越过基础研究，以技术引进为主。日本大部分的信息技术都是引进的，之后加以吸收和局部改良，迅速提高了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二战后，信息产业领域一系列成就几乎都是由美国开发出来的，例如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微电子计算机等。日本则越过基础研究，直接引进美国的先进的信息技术，并加以吸收和局部改良，迅速提高了本国的信息技术水平。据统计，1950-1980年，日本引进316万项技术，支付引进费115 198亿美元，只有约5%是自主开发的[3]。
（3）注重信息技术的商业化。日本在信息技术领域起步较晚，信息技术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但是日本特别重视信息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对引进技术作局部改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已有信息技术的实用性和信息产品的商业性。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大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信息技术成果的转化。因此，在相同类别的信息产品中，日本的技术虽非独创，也并不是最先进的，但往往由于紧贴市场需求而能迅速的实现产业化并占领市场。
2.3印度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特点。
（1）政府的大力支持。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印度软件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1984年，拉·甘地政府实施新政，把软件业确认为产业，并采取多项措施扶持软件业的发展。此后历届政府都把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印度政府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小组和信息技术部，实行优惠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大力兴建软件园，积极支持与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软件人才教育与培养体系，为软件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2）以软件业为重点突破口的区域创新体系。为了给软件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和服务环境，印度先后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孟买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将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重点向园区内企业倾斜，并颁布了配套措施、制度安排和人才工程，从而形成了基于产业集群的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大大推进了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
（3）重视基础研究。印度研发投入并不是很高，2007年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只有0.8%。但是印度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对信息产业的支撑作用。2007年，印度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支出的26%，甚至高于美国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印度的基础研究主要在中央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大学中进行。国家层次的基础研究由印度科技部下属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负责制订计划，并面向全国资助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基础研究。各业务部门则根据部门的财政计划和业务领域安排适当基础研究的经费。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根据业务特点和领域要求开展基础研究。大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对外资助项目。
（4）重视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印度自建国以来高度重视教育，培养和吸引高科技人才。印度的人才培养有较强的针对性，注重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和灵活性，人才结构较为合理。此外，在注意培养人才的同时，为避免人才流失，印度还十分注意留住和吸引人才，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在国外的人才回国创业。
在印度，一般的软件工程师的薪水是国民平均收入的10倍以上，在知名公司里工作的软件工程师的薪水是国民平均收入的30倍~40倍以上。
2.4美、日、印信息产业发展模式的简要评价。
美国、日本、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的，对本国信息产业的起步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本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发展特点使得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强大的发展后劲，为美国在新一轮信息技术的竞争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使日本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迅速提升了本国信息实力，加快缩短了与信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日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信息产业规模的壮大，政府仍坚持企业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指令计划而不是遵从于市场需求时，将阻碍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而且日本的信息技术发展模式造成了日本在基础研究环节的薄弱，使得日本发展后劲相对不足，阻碍了日本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政府扶持下的以软件业为重点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印度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软件业的迅速发展。它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的情况下，积极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植，实现某些行业的跨越式大发展，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4]。
3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模式。
3.1我国信息产业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互联网状况》统计数据显示， 1994-2010年间，我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尤其是软件业发展迅速，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万亿元，在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中，所占份额由不足5%，上升到15%。此外，我国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有所提高。截止2008年9月30日，已经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总共238.9万件，其中与信息产业技术相关的约为80.4万件，占总申请量的33.7%，在全国126.7万件发明专利申请中，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有55.1万件，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43.5%。目前，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1）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例如，2009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是5万项，而我国申请8 000项，美国是我国的6倍。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我国对国外关键技术和元器件依赖的局面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高端化发展。
图1 2005-2010年我国软件业销售收入（亿元）资料来源：工信部网站，miit.gov.cn/.
（2）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我国的高技术成果的商品化率为25%，产业化率仅为7%左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国家“863”计划已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中，得到应用的成果仅占了38.2%，真正形成产品的只有10%，有较大经济效益的只有2.5%。有近90%的科研项目得不到转化，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3）新兴产业投融资体制不健全。信息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竞争产业。因此，完善的技术投融资支持体系，低成本的获取创业资金是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关键。但是目前，我国信息产业融资渠道单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一方面，信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投资风险大，回收期长，银行存在惜贷现象；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对高新技术直接投资的热情不高，从而使信息产业难以获得基本的资金支持，虽然其产品有广阔市场，但因资金短缺，不能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3.2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选择。
借鉴国际经验，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对于我们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实现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
（1）应该是在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市场经济体制及风险投资机制有待完善。如果采取美国那种“自由放任”、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增加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加大我国信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当前我国应该更多地借鉴日本注重政府干预信息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且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信息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更加有必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大对信息产业的干预和支持，实现我国由信息大国向信息强国转变。为此，政府除制定信息产业战略发展规划外，还应该适当干预信息产业的资源布局、投资、分配、产业发展步骤、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和产品开发等，同时还应该努力创造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金融、财税和法制环境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信息产业的成熟，我国在未来可以更多地借鉴美国“以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并将信息产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宏观产业结构中，使之与其他产业相互渗透、协调，形成一个自我保护、自我完善的信息产业体系。
（2）应该在重视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基础研究。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基础较为薄弱，信息产业的技术水平及研发能力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而且信息产业的高风险、高投资、长周期的产业特点使得我国采取美国式的从基础研究抓起的全面推进的技术创新模式不现实。因此，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吸收、模仿先进国家的成熟技术，以便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信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的动力源泉来自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如果仅仅依靠技术的引进来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则势必无法获得持久发展的后劲。
随着信息产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各国对自己成果的重点保护，使得完全引进技术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不断增加，已经由2002年的39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 024亿美元。但是基础研究占比一直较低，与美、日、印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在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市场开发平衡发展。
（3）发挥比较优势，有重点的发展我国信息产业。印度的发展经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基础比较薄弱，因而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有重点的发展信息产业。在选择重点领域时，要根据我国资源禀赋特点，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重点发展那些我国具备一定优势、对国民经济影响深远并且我国有能力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重点领域和产业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发展的重点，以顺应并引领世界信息产业发展潮流。2006年，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我国在《信息产业“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集成电路、软件产业元器件产业等六大核心基础产业。2010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我国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和发展，强调要重点发展集成电路、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
3.3美、日、印发展信息产业对我国的启示。
（1）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有效整合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各自的优势，优化各类创新资源的配置，提高信息产业的创新效率。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信息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支持企业建立技术中心，跟踪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与创新相结合，实现技术跨越；另一方面要理顺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加大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尽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建立完善的融资体制。信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完善的投融资体制对信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财政投入，优化财力支持结构，向重点企业和关键技术倾斜；另一方面要强化风险资本对信息产业的支持作用，拓宽信息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和培育国内信息的风险投资，鼓励境内企业海外上市。积极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司，形成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风险投资基金分布格局[5]。
（3）强化人才保障体制。信息人才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保证。美、日、印无一例外都把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我国政府应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信息人才的培养，除鼓励高等院校开办市场急需的信息专业和课程外，还应引导企业、行业组织及民办教育机构开展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与教育工作，并借鉴国际经验，在信息产业中推行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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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外对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如何才能够紧紧的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面临着迎接新一轮更大的挑战，这也是未来几年我国对外经济发展和生活中的重点和热点领域的问题。
一、建议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充分考虑到区位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等诸多环节的严重影响，结合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借鉴我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和做法，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带动其他的地区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发展，承接起更多的产业转移的任务，实现外贸和外资的多方面的快速健康发展。将工业化后期的实际情况与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积极考虑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土地的问题、劳动力的问题、成本的问题、水电资源的问题等方面的严重紧缺，将产业结构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集中有限的资金和有效的力量，进一步大力发展处于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型产业，特别是需要关注新时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建议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首先进行产业的转移升级
从工业经济开始起飞的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全力推进新形势下的产业梯度转移的新的市场化潮流。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的承接来自国际方面的产业转移，与此同时，需要在区域内部，努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梯度式的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双向优化。进一步加强具有不同典型特点和优点优势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进行一系列的分类的科学指导，进一步健全完善对外开放的体系和完整布局，积极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特别是要注意承接和转移那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和升级。需要产业结构更加完善，能够采取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方式，承接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地区，需要充分借助和利用已经具有的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更加丰富的劳动力和更加广阔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放大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优势。力争将经济领域的合作、产业转移、以及境外资源对外贸易的综合开发等诸多环节的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建议充分考虑到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扩大
尽力摆脱对于外部经济的强烈的依赖，特别是对外贸易的片面的保护主义，不断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双方摩擦，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风险性和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衰退，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也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坚持始终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和审视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一步的投入的力度，特别是在人力方面的投入、物力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开展全新产品的科技开发、贸易试验和市场生产等诸多关键的环节。采取分步骤实施、有计划实施的方式和手段，积极的科学的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战略。努力将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到高质量加工、多产业链条互相延伸、高附加值的发展层面上。
四、建议积极开展更加循序渐进的我国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模式
在新一轮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之中，需要更加的紧紧的抓住有利历史机遇，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效的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广大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对外贸易的机会，以及对外贸易的市场，广泛的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主动的承接起来自国际和全球产业转移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健康发展。建议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努力破除来自全球和国际上的对外贸易的显著双重夹击，采取产品产异化等行之有效的组织形成，加快构建和形成具有较强品牌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加快实施高质量的名牌发展战略，不断的进一步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在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组织规范方面，进一步维护良好的公平的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采取政策手段，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的研发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力争突破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和技术领域的瓶颈制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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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转变原有扶持单一产业为主的倾斜式产业技术政策，新发展思路强调为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提供诱导性的政策指导以及完善创新的网络建设。在产业政策上，面临90年代初国内已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社会基础设施紧张等形势，政府强调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向“生产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组装、装配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生产环节发展，提高产业的自动化水平。加强产业技术开发，提高产业结构联系，以生产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技术发展的操作思路上，突出了培育产业群的技术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以电子电器产业、石化与制药、材料、资源加工等8个产业群，通过产业群的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基础设施和相关商业服务的互动合作带动产业上下游联系。在外资政策上，1991年11月颁布《新外资投资法案》对参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的外资给予倾斜的投资优惠政策；1995年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规定以“人均员工最低投资额”作为批准投资的附带条件，从而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1996年马国政府将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作为最优先的税收优惠项目，这些政策调整表明政府通过选择性FDI政策以达到促进本国产业技术升级的目的。另外，为改善本国二元性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先进技术扩散，1993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扶植企业计划》，由马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内大企业）三方合作，促进大企业和经挑选的本地中小企业的配套生产，打造中小企业的技术学习渠道。
其次，科技体制从政府指令性向市场主导机制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有关技术政策的制订、实施有更多私营企业界的参与。为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原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发生转变，改革后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营公司，采取合同制研究体系建立企业式营运模式，与此同时大学也被要求通过研究合同立项加强与产业的联系。1992年成立的公私合资经营的“马来西亚技术发展公司”（theMalaysiaTechnologyDevelopmentCorporation,MTDC）是马国首家风险投资公司，旨在促进公共研究机构成果的商业化。
二、马来西亚R&D发展模式的转变
推动研究与开发（R&D）的发展是政府培养本国内生性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国政府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发展早期，R&D的作用并不突出，但随着企业技术能力深化，R&D活动就开始变得重要，这时的R&D活动大部分与企业吸收、改良复杂的引进技术相联系。特别是，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R&D活动开始从改良转变为真正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因此，无论是促进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或是实施技术创新行为，R&D的增长都意味着工业的成熟和技术能力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术界视研究与开发投入为衡量一国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R&D水平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进入工业化快速成长阶段，但R&D投入（指R&D／GDP）一直较为落后，成为制约马来西亚产业升级目标的阻碍。但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R&D的资源分布和活动特征明显改善。90年代中期之后，马来西亚的R&D总投入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幅。从R&D投入来源结构来看，来自产业界的研发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0年的57.9％，说明产业界研发的支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R&D总投入的主力，显示在R&D领域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开始转变为企业主导模式。与此相应地，在研发项目类别上，应用型和实验型研发支出大大超过基础型研究支出，显示产业主导形式已成趋势。
表11992—2000年马来西亚研究与开发的来源结构
（金额单位：百万林吉特；份额：％）来源19921994199619982000
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金额份额
政府253.746164.927108.719.824721.9417.525.0
企业246.345292.648400.172.974666.2967.957.9
高等教育
机构50.79150.92540.37.3133.611.9286.117.1
总计550.7100611.2100549.11001126.61001671.5100
占GDP比
重0.370.340.220.390.50
资料来源：MOSTE（马来西亚科学技术环境部）—MASTIC（马来西亚科学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R&DSurvey,1994,1998,2000.
马来西亚政府的R&D投入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幅度很大，其产业需求导向的趋势日益增强。1996—2000年R&D支出为9.35亿林吉特，比1991—1995年的支出增长49％，[3]其中67％分配给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其余则流向政府参与的技术合作项目，包括1999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合作项目（theMalaysia-MITBiotechnologyPartnershipProgramme,MMBPP）、1998年批准的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SCResearchandDevelopmentGrantScheme,MGS）、1998年成立的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theDemonstratorApplicationsGrantScheme,DAGS）等。以政府R&D领域的资金分布状况来看，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是马来西亚政府研发的主要部分，配合第二个产业主导计划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重点扶持领域从过去的5个增加到11个。相比过去，政府对应用性研发给予了更多倾斜。1986年启动的IRPA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1）IRPA的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公共研究机构和一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界很少从该基金获得研发项目，目前该基金尚缺乏产业界与研究机构的共同合作的机制；（2）缺少能够承担风险的技术孵化器的民间企业，IRPA在各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都很低。考虑到IRPA模式的局限性，马来西亚90年代下半期在IRPA之外设立了对企业新技术研发、应用资助体系，着重联合产业界强化对产业技术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市场推广。如斥资1亿林吉特的产业研究与开发基金计划（IGS）的主旨在于鼓励产、学、研三方的共同研发与应用，已资助项目包括现有技术改良和新产品、新工艺的创新；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GS）是鼓励进入多媒体走廊的资格公司的研发，已批准的项目涉及电子交易的软件开发、网络电话合成、指纹识别等技术研发；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DAGS）旨在推广本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表2表明在2001—2005年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对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在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科技基础设施的预算投入方面将有大幅度提高。
表21996—2005年马来西亚政府科技发展支出的预算结构
（金额：百万林吉特）项目内容1996-20002001-2005
预算支出实际支出预算支出
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755.0718.11000.0
马来西亚-MIT生物技术合作项目35.033.3-
中小企业技术发展基金58.041.230.0
技术转让基金(TAF)118118.0250.0
技术成果商业化208203.9610.0
科技基础设施与发展2413.31496.72819.9
合计3587.32611.24708.9
资料来源：根据TheEighthMalaysiaPlan,Table12—5编制。
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占全国研发比例的大幅增长是马来西亚研发结构最显著的变化，2000年企业研发支出金额是1992年的4倍左右，1998年曾达到全国研发总额的72％，显示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需求快速增多。与国家公共研究基金、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家基金相比，83％的私营企业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本身。私营企业研发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的应用技术和工程技术，特别是电子设备及零部件、交通运输工具和石油产品。在民间研发结构上，外资企业大约占40％左右，且集中于技术密集性行业，如电子电器、化工和塑胶产品，本土企业的研发着重于食品、精练石油产品、基本金属产品以及交通运输器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来西亚研发型人力资源的缺乏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2000年民间企业研发费用中有1.31亿林吉特研发项目外包给海外的研发机构。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开支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是企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表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民间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地企业）已通过技术吸收、消化环节后进入工艺和产品的创新环节。另一方面，民间企业的研发扩大也得力于政策激励。为鼓励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除对私营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体系外，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也是重要的有效政策，具体地，由国家批准的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出可以加倍从应课税中剔除，被批准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予以免除5年期限的公司所得税，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的50％准予在10年内从所得税中剔除。从私营公司对这些优惠政策的反馈情况来看，研发支出双倍从所得税中课除的激励政策效果较显著。
尽管近年来投入增长较快，马来西亚研发支出比例（R&D／GDP）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对于期望延伸本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此外，据马来西亚科技信息中心（MASTIC）的调查，公共研究机构、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很少从事合作研发活动，三者中高等教育机构研发能力偏低，公共研究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从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在一国创新体系的循环流转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R&D资源配置随着产业导向的模式趋强，技术创新的效率有所提高，但科技行政机构作为协调产、学、研创新行为主体的联系功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仍然有待加强。
三、马来西亚近期技术战略调整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政策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新古典学派坚持应建立“市场亲善型”（Market-friendly）的产业技术政策，即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改善要素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深化金融市场、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主张技术政策应当保持中立性。新古典引用寻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效的可能性和成本远大于市场失效，所以排斥任何形式的针对某一特定产业、某一特定企业组织的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干预行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学派（Lall,s.1998）认为政府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即便不是所有后发国家政府有能力象韩国一样成功执行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如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包含基础型和垂直型干预的混合物，不仅包括改善现存的要素市场，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缺陷，比如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比如发展技术外溢性强、关联性强的产业，Lall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政策应向“市场激发型”（Market-stimulating）调整。从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其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看，其调整的思路更多地体现“市场激发型”的特征。
首先，针对制约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点，政府加大在人力资源、研发鼓励、科技基础设施等环节的基础性干预。在马来西亚国家创新体系中，缺乏高级化、技术性、知识型人力资源被认为是制约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因此，第8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强调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倾斜，推动在职培训，从教育体制上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促进政府与私人、国外机构的合作。此外，以国家力量促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马来西亚加快知识经济步伐的重要措施，2001—2005年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占马国政府科技投入的60％，此举意在以信息技术的推广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在研发领域，除提供普遍的优惠政策外，政府还提供资助诱导私人研发与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战略相结合，并改革公共研发资源的分配、运行机制，突出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效益。
其次，发挥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以新的创新组织形式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的信息技术交流。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的集中，通过产业集群里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获得比孤立的企业整体更有效的集群创新优势，集群式创新体现了互惠共生、协同竞争性、资源共享性的特殊优势。在实践中，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已经在经济活动中，特别在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中显现出来，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等都是成功的案例。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出的“多媒体走廊”、“生物谷”计划也是希望借助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吸引外资进入，带动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武汉市
一、研究背景
继2014年10月中央出台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46号文件后，全国各省市积极推出地方体育产业发展意见和实施计划，成功吸引了不少社会资本，有效激活了体育市场，我国体育产业已经进入快速通道。为进一步推动发展并规范市场，国家统计局也于2015年9月最新版《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以下简称分类），确定了体育产业的基本范围。这为我国建立完善的体育产业统计调查制度，扩充体育数据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然而，由于我国地区经济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导致体育产业的格局亦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体育差距问题已经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从资源面来看，城市体育拥有更多的赛事资源、场馆资源、体育人才资源以及科教资源；从消费面来看，城市体育消费需求也远多于农村体育消费需求。根据西方经济学中有关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作为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产业，从物质基础较强的地区逐渐蔓延发展至物质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这种阶段性的二元结构现象符合产业发展特性和规律。但也正是由于这种阶段性现象的存在，加之近两年我国城市体育发展迅猛，市场需求持续升温，产业形态及其构成相对丰富。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构建城市体育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更符合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和目标。
本文选取武汉市体育产业作为研究样本，将武汉市城区体育用品商圈（洪山区马家庄体育用品商圈、江岸区后湖体育健身商圈）、武汉市体育局、武汉市统计局、武汉体育学院以及部分知名体育企业作为重点调查对象，也将部分对社会开放的经营型武汉高校场地（馆）纳入调查范畴。通过对实际调查情况的梳理和掌握，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数理统计方法，构建既可以反映现状还可用作未来测量评判的城市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
二、研究思路
1.统计原则
为构建一套科学、合理、客观的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不仅应该遵守国家统计标准和规定，还需要体现出地方特色，其成果才能最终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本文根据《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修订）》以及《湖北省统计管理条例》的内容，并结合现实背景和条件，坚持实用性、可比性以及动态性这三大原则。
2.统计对象及其范围说明
为体现武汉市体育产业的特色，突出城市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本文在《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针对性的挑选和合并，制定了符合研究目的的统计范围，如下表所示：
三、统计方法
1.综合分析法
综合分析法是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武汉市社会经济运行情况、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现状，结合武汉市体育产业的发展目标，对已有指标体系内容进行删减、调整、修改等一系列工作，进而重塑一套统计指标体系。
2.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法是指通过对武汉市城区体育商圈、武汉市体育局、武汉市统计局、武汉体育学院以及部分知名体育企业进行抽样调查，采取问卷填表法和专家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并运用数理统计法整理数据。再按照统计范畴对其进行归类，并采取动态追踪的监测形式对受访对象进行定期回访以更新数据。
3.研究成果
本文结合经济学、统计学以及体育管理学等理论知识，运用实地调研法和数理统计法对武汉市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分为实物指标、财务指标、运营指标、消费指标以及结构指标五大类，每一大类里含有若干二级指标，共27个指标，如下表所示：
上表中，实物指标主要涵盖了能够反映体育产业基本面的内容，法人单位数、体育场地（馆）数量（含高校）均可以在武汉市体育局网站上搜索到，而从业人员数和产品年销量这两项指标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尽可能地获取。
财务指标是体现体育产业经济价值的关键，其中体育生产总值（万元）是指在调查范围内，以一年为限，计算全部体育产品及服务的价值总和，实际操作建议采取所调查体育生产单位的营业收入总和；（6）～（9）项指标的数据收集工作需要制作体育生产单位财务状况调查表，并予以配套完成，其中资产总计包括固定资产原价、本年提取折旧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年营业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场租收入、门票收入、广告、赞助收入、电视转播收入等，年营业利润包括利润总额和所得税，年财政补贴金额（万元）和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元），可能会涉及企业机密，需要调查方提前和受访对象做好沟通。
运营指标覆盖范围相对狭小，主要针对体育竞赛表演业，为体系中的特色指标。近年来，武汉市成为我国重要的赛事基地，接连成功举办了多项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12）～（15）项指标均可在湖北省体育局以及武汉市体育局官网上搜集到，（16）、（17）两项指标需要调查方搜集和体育赛事有关的新闻，再从资料中筛选出有效数据。
消费指标是特别面向体育消费者的统计指标，在统计过程中，调查者需要提前计划好调查区域、受访人群以及调查问卷。
结构指标可以视为再计算的统计指标，除了需要运用前面四大指标下所收集整理得到的数据，还须从武汉市统计局网站上获取年度武汉市GDP、第三产业总值以及年人均总支出值。结构指标是这套指标体系中重要的动态指标，根据所获取的年度资料，可分析出体育产业结构的逐年变化趋势以及变动幅度。
我国城市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已步入快速通道，全国各省份陆续推出了符合自身特色和预期目标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划。由于产业统计的结果既可以帮助政策制定方了解产业的历史与现状，亦能反映产业的未来走势和发展方向，还可以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统计过程对体育产业有全局观的掌控，为推出更合理、更科学的产业政策提供客观有效的数据支撑。本文基于对武汉体育市场的调查结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以运用于实际统计调研工作。但是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现有体系需课题组成员及时调整和更新。加之，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该套指标体系也会逐步扩展覆盖到农村地区，从而成为实用度更广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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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法伟，蔡军，杨涛，等.陕西省居民体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体系研究[J]体育科学，2009，29（2）：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