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2 16:58:25
关键词： 中国地域文化方言饮食民居婚丧节庆民间信仰地理环境移民政治权力民族宗教和外来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
讲地域文化，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其实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有特点的文化类型。它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和其他周围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如果这是某一个地域文化，但是它跟旁边的地方或其他地域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划分就没有什么意义。既然要划分，这个空间叫做某种文化，那它必定跟周边至少有一点明显的差别。例如有些地方吃辣，它周围也吃辣，这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如把周边区域也划分在一起。所以我们对地域文化不能简单化，应该讲明它是最能够体现这一范围特点的。对于这种现象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到了，古语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意思就是说，你走出一百里就会发现风就会变；如果再走到一千里以外，那里俗都变了。风俗就是这样来的。什么叫风，什么叫俗。“风”是一种流行，它是一种时尚。“风”是经常变化的，它不断的更新，所以等走到一百里之外发现这种时尚又变成另一种，它是不够稳定的。当然在古代一百里恐怕一天走不到，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一点。如果今天一千里之外的时尚，在互联网传播的时代，明天就有可能在贵阳出现。但在古代的时候一般都要通过步行，而且作为一种“风”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流传的过去的，所以可见这种“风”所影响的范围比较小。
俗就是习俗、习惯，它就比较稳定了。因为它比较稳定，所以它影响传播的范围就比较广。对于在一个俗的区域里面它可以有十种“风”，那十种“风”是不是都可以成为俗呢？那不一定，有的“风”一会儿就过去了，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么留下来的成为一种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传统，它比较稳定。那么地域文化有不同的划分范围，就像我们划分空间范围一样。比如说华夏文化区域或者汉文化区域那就比较大了，这个范围不仅是在中国历史上面华夏族或着汉族生活的地点，也包括受到这文化影响的区域。有的今天成为外国了，例如朝鲜、越南在历史上也都是华夏文化所覆盖的，这就是大的文化区域。那么小的文化区域，我们国内往往以古国、古代的地名来命名的。比如吴，那是因为古代有一个吴国；越，有一个越国。大一点，比如东北、西北这一类比较大的文化区域。在这大的文化区域下可以有文化亚区，这就更加细分了，更有特色了。往往历史上的一个国或两个国的范围里面，今天可以有种明显的跟周边不同的地域文化，那我们可以用这些地方来命名。比如贵州与湖南争执的夜郎文化，这个夜郎就有一个古国叫做“夜郎”。如果有的话来，以此命名，那很明显希望追溯到夜郎国存在的时间以及它的遗存，如果有的话应该可以是一个文化亚区。
还有一种叫地域文化岛。为什么说是地域文化岛？其实我们研究方言有一种方言岛，所谓岛，有它独特的一种形态，一种特点。那周围跟它都不同的，孤零零地像海里的一个岛一样。比如说明清那些屯堡就是一种文化岛。为什么是文化岛？因为当地的人，他们的祖先完全是外来的移民，并非当地人。但是又因为是有军事性质的，所以它不会跟周围融合，譬如明朝的制度，它在各地设立的卫、所兵源的来源都是外地。而且它规定如果这些兵源减少了，死亡了，逃亡了，不能就地征集，而是要到他原籍征集过来。譬如说贵州有一个地方，当时明朝曾经在这里设一个所，那么它是规定这里的人，如他是江淮直接来的，在整个明朝存在过的时间里面，所有减少的兵源统一要到原籍去找，再加上它跟周围的少数民族或本地人没有交流，在围墙里面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跟周边都是不同的，就成为一个地域文化岛。这种现象尽管明朝覆灭了，不再有新的移民来了，但是长期的影响加上跟周围的文化差异，所以往往有的到改革开放之前还存在。还有譬如近代外国人的租界，有些外国侨民集结的地方，它也会形成这种现象。比如东北一般都喝白酒，但哈尔滨喜欢喝啤酒。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是俄国人在哈尔滨造铁路才形成的。哈尔滨原本是没有城市的，所以集结了大量的俄国侨民，有的世世代代都在那里。现在哈尔滨还有东正教的教堂，中国人不信这种宗教，那就是俄国人带来的。吃什么大面包，喝点饮料，喝啤酒都是俄国人带来的。所以在中国近代一些外侨集中的地方以及一些租界形成一个文化，它有很多类型。中国人在里面往往也受影响，有的也接受了这种文化，所以这是地域岛的文化现象。
地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研究了解地域文化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特点：是方言
中国方言特别多，这个现象世界是少有的。为什么呢？非洲语言多得不得了，文字跟语言都有区别。但在中国秦始皇统一的时候，秦始皇做了一件让人无法否定的事——统一文字。他推广同样的文字，就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特点，就是凡是中央王朝管到的地方，包括今天已经不属于中国的越南、朝鲜，也包括当时藩属琉球，统统通用汉文。
但是能够统一文字，却统一不了语言。方言还是存在的，而且方言在南方特别多。北方因为人口迁移很频繁，特别是西北外来的人口太多，把原来的语言大多替代了。而且北方地理障碍比较少，比如华北平原、黄淮平原、蒙古高原，所以入千里没有什么障面。但南方山多，在古代地理障碍多，所以很多人迁移到那里，或与土著居民不太交往，就形成了各种各样大量的方言。
浙江南部县与县之间，甚至一个县里面就已经不能通话了，到了福建、广东、西南，好多都是这样的。县城里的人跟城外的人话已经听不懂了，更不要说再远一些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方言了。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中央集权推行到各地，比如西南改土归流以后都是外派的官员推行普及文字，所以大家的文字是一样的，但方言还是有的。
讲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首先要看有没有同样的方言，有没有大致一样的方言，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方言产生，成为同一个区域人往的媒介，时间长了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如果听对方的话还需别人翻译或解释，就很难形成文化心态。这个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影响，所以南方方言要多于北方，而且南方方言保留中国古代的音素有许多。今天北方话已经不是中国古代原来的方言了。汉唐语言的音素更多的是保留在南方，如福建的闽南话里保留着唐朝以前的音素相当多。日本语里，当时制定文字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受唐朝的影响。
人口迁移以后，特别是移民占多数的地方把外来的话带过来，又跟土著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区。因为方言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态，所以在历史上特别是集权制度下面，它会形成政治集团。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大家有共同的方言，共同的心态，再加上共同的政治利益，并且统治者就利用这些文化现象来维持地方的稳定。如西汉的时候，刘邦是沛县人，他父亲在丰县，所以沛县、丰县这一带的老乡就成为他统治很大的基础。又如唐朝关陇（关中和陇西）集团，因唐李氏是陇西人，发迹于关中，所以关中与陇西这一带人就形成了关陇集团。到了北宋的时候，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据说宋朝的皇帝是有规定的，宰相是不能用南方人，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南方人说话他们听不懂。南宋迁移到南方，北方的难民到了南方，这个风气才慢慢改变过来。但是到了明朝和清朝，这种风气又复活了，明、清朝用的太监都是北方人。如果太监不是北方人，不能说官话，也需从小调教训练成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这样才能进宫，否则就进宫也只能做粗活，到不了皇帝身边去服侍。
两朝帝师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常熟虽然离上海不过一百公里，但常熟话让上海人听起来都很吃力。虽然翁同龢祖籍是江苏常熟，但他自己和家里四代人都在北京为官，并且他在北京长大，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所以他才能做皇帝的老师。 到了近代北洋军阀，我们都喜欢以省的地域作为它的称呼。如直系军阀，因今天的河北、天津、北京，当时都叫直隶，这些人都叫直隶人，如冯国璋等人，所以叫直系军阀。皖系军阀，段祺瑞合肥人；奉系军阀，父子是奉天人（今辽宁）。北洋军阀是根据他们所在的原籍作划分的，他们的骨干成员往往是他们老家的人。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外面的人，相对来说他更加相信自己家乡的人。这个习惯到了里也是这样，所以有句话是湖州的中统，江山的军统，奉化的侍卫官。中统就是中央党部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陈家是湖州人，所以他们优先任用湖州人；军统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所以他优先任用江山人。中国那个时候大家往往没有共同交流的语言，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希望自己的话只是在某些范围内流通，所以方言的笑话有许多。
当到了台湾，他就发现台湾本地人与大陆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台湾以闽南人为主，讲的主要是闽南话和客家话，外地人根本听不懂，所以到了台湾以后大力推广国语（即普通话）。当时推广力度很大，如果小孩子坚持讲本地话，就会遭到罚站示众的处罚。学生不学国语不行，教师不会国语的解聘。当下台后，就强调讲台语，坚持不讲国语。他们是利用这种文化差异，其实是政治差异。
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到现代，人际交往以至于政治、生活中间，方言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方言也是艺术的一种基础，特别是地方文化。地方文化里很重要的戏剧和曲艺的基础就是方言，如果用普通话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如果本地的方言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用了，以地方为基础的曲艺艺术也就没有市场。曲艺只流行于同一个方言区，如果超出这个区域也就没有什么市场了。如果某些剧种跨区域了，就会产生新的品种，京剧就是如此。京剧最早不在北京，是乾隆皇帝要给祖母祝寿，全国好的剧种都要到北京义演。徽州的徽班进京后一炮打响就留在北京，之后徽班吸收了很多北方话就形成了今天的京剧，如果它坚持用徽州话是不可能为北京的王公贵族所接受。如果是完全由当地移民移过去的就不会有新的品种产生，它还是在原来的方言区里面。
第二个特点：饮食
这里指的饮食是民间的日常饮食，而并不是官方的、富人的特殊场合的饮食。日常的饮食多以当地物产为基础，要适应当地的环境，这两个“当地”很重要。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一般百姓的饮食肯定是就地取材解决，而且要适应当地的特点。但是官方的、富人的吃或祭祀用的可能就不惜工本的从外地运过来。
中国最有特色的地方饮食的基础往往是因为穷。在古代是没有保鲜技术的，只能放上盐使它风干这样来保证长时间的食用，同时也便于储藏，这种做法是具有全国普遍性的。最能够体现当地饮食文化恰恰是穷人做出来的饮食，当地人就地取材这就是一个地理特点，而相反上层的很多东西不一定就地取材。例如历史上杨贵妃要吃南方的荔枝，当时是一路更换马匹，才送到长安；明朝、清朝皇帝要吃长江里的鲥鱼，打捞上来后同样也是一路用快马运送过去，而当时的穷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饮食的进食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移民是否能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在古代是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日常的饮食是不可能从外地运过来的。在古代除非是大片的移民，才会影响当地的饮食习惯。如果只是少数的移民，只能自身去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
第三个特点：民居
建筑也是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一个代表。官方建筑、公共建筑、祭祀性的建筑、宗教建筑是有一定规格，并不惜工本建造的。普通百姓住的房子必须要适合当地环境，要平民能够承受，一般的建筑材料是就地取材，并需要适合当地的特点来修建，并且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如石屋一般由石头堆积，并用片状的岩石来做屋顶。在《汉书》中记载了西北天水一带的板屋，因此地产木材。为什么广东开平的碉楼，既像碉堡，又是楼，又是住家，其实是因当地有这一特殊的需要。外国华侨有钱回来后修建住宅，但当地盗匪横行，他们就成了抢劫或凶杀的对象，官府又不能保防，所以只能将建筑修建成碉堡一样。加之地当台风、洪水比较多，把建筑修成碉堡一样会相对安全一些，这样就形成了碉楼，但从建筑学上来说，碉楼有很多的不实用。
福建客家人和土著人造土楼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宗祖观念，还有就是生存的竞争。因福建山多地少，客家人与土著人经常相互争斗，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安全，就建造土楼并围成圆形或方形来防范对方的攻击，所以土楼的特点都是封闭的。
石库门房子是作为上海的一种文化，但它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这是英国人在租界想出来安置外来人口的。英租界地皮有限，所以英国人就想出仿造英国城市连排式的建筑，然后根据中国人的需求不断的改造，渐渐形成上海的石库门房子。
如今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老建筑也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精神生活也改变了，所以研究地域文化，民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特点：婚丧节庆
其实日常生活都有它的特点，但日常生活不可能刻意去显示自己的特点，因为许多仪式、风俗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一种风俗、一种礼仪是有代价的，一般要到了婚丧节庆才会不惜工本，即使穷人也会尽力而为。所以每逢婚丧节庆往往是真正传统的，能够表达他内心的祈求、愿望，竞技在这个时候都显现出来。
婚丧节庆往往是与精神生活，民间信仰有关，一旦形成传统就能够长期保存。但随着现代的旅游开发，以至于伪民俗的出现，只有到相对封闭的地方才能看到真正的传统民俗。习俗的婚丧节庆的保持也需要一定的人数，如果移民过于分散就保持不了原有的习俗。
第五个特点：民间信仰
中国历来没有统一的，但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很丰富，而且崇拜的是自然神、行业神、地方神，因人们需要一个具体的神。就是各地的民间信仰都有所不同，它比更加世俗化，更加的关注现实。它关心的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不是灵魂而是生活。
中国北方在古代有蝗灾，所以经常有蝗灾的地方崇拜刘猛将军并有刘猛将军庙，据说刘猛将军是专门灭蝗虫的。在没有蝗灾的地方是没有这种庙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蝗灾就可以查地方志，哪里有刘猛将军庙就说明这里是蝗灾区。这样就可以分析出中国古代蝗灾的分布。
古代水灾多就崇拜河神，所以只要是有闹灾的河都有河神庙。有些河神是有名有姓，如四川一带有水灾的地方有二郎神庙，传说李冰的儿子二郎神善于治水，所以百姓希望二郎神来保祐他们。
山里经常有山洪，古人迷信把山洪叫做“蛟”，所以防止山洪叫做治蛟。因江西经常有山洪，产生了一个专治蛟的叫许真君，所以江西有许多地方有许真君庙。江西人迁徙到贵州，把许真君庙带过来，但到了贵州不叫许真君庙而叫万寿宫。
江南养蚕，所以有蚕花娘娘，每次要用蚕种时都要祭蚕花娘娘并游行，祈求她保祐蚕茧长得好。
福建人祭妈祖，据说妈祖是宋朝一位姓灵的总兵的女儿，她在海上淹死过了几天后显灵，以后就成为妈祖娘娘。由于福建一带不是打鱼就是航海，所以一般沿海都崇拜妈祖，福建人把妈祖带到台湾后非常盛行。当福建人把妈祖带到上海，但上海人并不懂妈祖是什么，所以把妈祖庙改成天妃宫，到了天津改成天后宫，到了越南叫灵姆或叫天姆。
中国的城隍庙更具地方特色，城隍庙都是具体的人。如最大的城隍庙在陕西三原，城隍老爷是李靖。一般城隍老爷都是当地人，或者对当地有贡献的地方官。到了土地公公就没有名姓了，而且能保护的范围就更加小了。地域文化还有很多特点，但以上这几点是最为普遍和基本的。
地域文化的产生是首先是因为地理环境，在古代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古代交通运输不便，还有生产力不发达，人员的来往、物资的交流成本很高。所以除了有特殊的条件，有权力，有地位，有金钱的人，一般人是不交流的。一种地理文化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否则难以长期生存，或者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长期的物质生活会产生相应的精神生活，因此各地有不同的精神生活。例如藏族对神山、对湖的崇拜。
另一个地域文化产生原因是移民。人口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有些文化可以用书、图画传播，如方言就必须靠人来传播，所以移民对文化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移民的来源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刑态，或者极大改变土著文化。比如贵州最早的移民是从哪里的，就决定了这个地方的主体文化，当然还要看移民跟土著的地位和比例。一般来说是土强客弱，另一种是客强土弱，还有一种最为理想的是土客相当，多元共存，这样就能产生新的文化。但现在比较多的是客强土弱，所以基本上原来本土的文化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已经融合到移民文化中间去了。
移民中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同时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优势的人物能起重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个因素是没有把一切都政治化，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被流放到南方、西南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学者、思想家，虽然他们处在一个被流放、被迫害的地位，他还能够在传播文化方面还能起作用。
地域文化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的影响。
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由政权推行的主流文化和地域文化通过政治权力而加强。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以行政区划分界限的地域文化特色。官方主流的文化通过行政制度，甚至暴力强制推行，但仍有地域的差异。
地域文化产生的第四个原因是民族、宗教以及外来文化。
基于对本族文化的特殊感情，迁移民族人口一般会尽可能的去保存本族文化，但也会随着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至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如想完整的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前提必须是整个民族的迁移才有可能，如果分散了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很难保持原来的文化。
中国的佛教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渐渐地本土化，形成现在的中国佛教，所以外来宗教对地域文化相对影响较小，相反受当地的影响较大。如回族保留着他们的，但是回族有很多宗教以外世俗的生活习惯是受到当地的影响而改变。
地域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文化同样一个观念只是上层统一，只有原则的教条，但体现到地域文化却很生动，而且更加真实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实际，特别是民间的、底层的实际。这些跟儒家经典上所说的还是有区别的。它是更加实际，同时也更加适合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利于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以及改善生活，它也包含了先民的智慧。
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有利于保存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濒危的传统文化现象往往比较完整的保存在某些地域文化中，特别是处于封闭和贫穷的，与外界交流比较少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传统的文化。
中国的地域文化前景堪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加快，信息手段的进步，一部分地域文化将不可避免的会消失，而地域文化越来越趋同也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地域性；文化；室内设计
一、 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地域文化体现了地域之间的明显差异性
本质的说，人类文化的土壤是水、空气和阳光，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之间，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其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价值规范等也不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使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稳定性，经历若干年的历史发展，逐渐从生产生活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到的各个层面，其生产生活习俗语言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地域性是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地域性比民族性更具狭隘性或专属性，并具有极强的可识别性。
（二）地域文化具有较强的相互渗透性
任何形态的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地域之间的文化是相互联系和包容的，一个地域文化会辐射影响到周边的地区。各地人群的相互流动，使文化习俗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尤其在几个文化区域交汇的地带，更形成了兼具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特色文化。
二、 为什么地域性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室内设计的建筑学属性决定了其地域化特色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 指出，“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同时呼吁 “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作为建筑设计的延伸，室内设计的发展道路必然也是在全球（现代）和地域（传统）之间寻找平衡点。广取博收古今中外文化及建筑的精髓，充分挖掘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特色，才能使中国室内设计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消费者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室内设计的地域化特色
具有浓烈地域特色的室内设计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作为唯一从未中断的中华传统文化，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非常稳定，经过通俗化以民俗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我们的血液里、骨子里无不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天生对传统文化形式具有亲近感。突出室内设计的地区文化，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特有的文化，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因此，只有忠实于本土文化，室内设计才会富有生命力，在市场中才具有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式”楼盘在各个城市里气势夺人，各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味酒楼受到热捧的原因。地域文化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每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 室内设计如何传承地域文化
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传承，是指在室内设计创作中，吸收本地区的、民族的、民俗风格的代表性文化符号，通过多样的手法融入到室内环境中。不仅要反复使用代表性符号的造型手法和形式，更要深入挖掘优秀民族文化内涵，从精神、意境层面去营造空间氛围，才能真正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
（一）进行地域文化符号的调研
不同的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习俗，它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情趣。不了解地域文化形成与符号使用情景，只能是传统符号和形式的胡乱堆砌。地域文化传承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重新认识，也是对设计所要展现的文化特色的重新定位。因此，对传统地域文化不能仅从形式去分析，肤浅地去理解文化符号。应该深入地去调研，亲身体验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挖掘出深刻的文化符号。贝聿铭在进行香山饭店设计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和调研工作，借鉴了当地的建筑和园林造型。建筑设计师用简洁朴素的、具有亲和力的江南民居为外部造型，将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周围的参天古树、水光山色环境，形成具有浓郁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
（二）概括、提炼、解构代表性文化元素
代表地域文化的素材众多，如何提炼符号和形式特别关键。优先从传统建筑中的形式、布局、结构及材料等中选择典型元素；也可以从绘画、雕刻、民间工艺美术等提炼图案及内容；还可以从当地民俗文化、服饰、民间乐器、民间玩具，以及劳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用具等反映其风土人情和乡土气息的素材，对这些典型素材进行提炼、打散、变形和重构。香山饭店从中国园林建筑和民居空间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江南特色的传统元素，打破惯性思维，采用解构的思维方法，把原本铺在园林路面的地砖粘贴到墙上，把原来盖在房顶的屋瓦，侧砌到立面墙上，看起来犹如传统纹样里的水波纹一样。
（三）进行典型图形符号的秩序化
众多的视觉符号如何统一在同一空间内，秩序化是特别重要的手段。为使这些元素井然有序，我们必须进行整体的设计规划。伟大的作品都是复杂的，但在复杂之上显示出来的“简约风格”仍然令我们赞叹不已。秩序来源于对整体的把握，造型秩序化的实现，必须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对图形整体影像特征的控制，通过对图形影像的组织和凝练，实现有秩序的变化，从而在和谐中给人以视觉心理。在香山饭店的装修中，反复使用了正方形和圆形这两种最简单的几何图形巧妙地组织在一起。门、窗、图案、壁灯、宫灯等都是正方形，月洞门、灯具、宴会厅前廊墙面装饰、南北立面上的漏窗则是圆形，连房间门上的分区号也用圆套起来，这种多样中的统一，让繁复的内容变得有秩序。
作为人类生活必需的空间，室内空间一直传延续着人类悠久的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室内空间形式和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在营造现代空间、满足现代功能要求的同时，使地方文化特征转化为创新形式，展现独特的乡土地域文化，对促进全球文化多元拓展，互融共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室内设计与施工的联系
1、施工离不开设计
设计与施工是建筑装修装饰的两个阶段，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施工方与设计方要做好沟通工作，时刻了解工程施工的进度，设计者应及时将大众的想法反映给施工方，施工方也应对设计方案中施工难度很大的地方告与设计方，请求设计师予以修改，确保工程的正常施工。施工方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要兼顾工程的质量问题，虽然施工方的决策者对利润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施工人员应严格要求自己，保证施工的质量，恰当的理解设计者的意图，避免反复整修，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设计者做好协商工作，让设计者更加肯定自己的设计，设计师与施工人员应对整个工程项目的难点共同学习，确保高效的完成项目的设计。
2、设计是施工的第一道程序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会存在很多想法，设计师们的想法往往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追求，哪怕在设计完成了以后，甚至在施工过程中，建设方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要求设计师重新修改，有的工程甚至是施工收尾了，设计还在改。这样的情形让设计师过于被动，也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和时间。所以只有当设计师拿出好的设计方案让建设方信服，然后结合使用者的想法综合来稍加点缀，让建设方对所有的设计有高度的认可，才能让设计方处于主动地位，在进入施工阶段后，也就能按图施工，减少反复整改过程，尽早地完成建筑装饰装修工作，并保证设计质量。
四、结语
地域文化在当前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室内设计过程之中很好地融入地域文化的相关思想观念，实现对设计质量和设计效益的增强，则是今后工作的重点。本文对在当前室内设计之中如何巧妙融入地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基本的工作现状等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今后的工作理念以及核心的思想原则等进行细致的分析，旨在更好地实现相关设计质量的提升，为更好地发扬我国地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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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域性是指文化在某一特定地区所具有的，与当地风土人情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化超地域性是指，除文化依据当地特色所具有的特点外，不受地域影响的方面。
文化具有地域性,也具有超地域性。文化的超地域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共享性文化的存在；一是通过翻译交流形成的文化融合。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来源：文章屋网 ）
一、突破了以往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结构方式
苏教版语文教科书的设计是立体的，可以灵活应用。以人文话题为主线版块结构，使学生学习语文变得更加脉络清晰。板块组合设计使学习内容更丰富，学习脉络更清晰，突破了一直以来以单篇课文为中心的设计模式；另一方面，专题的设置弥补了语文学习的局限性，它在各学科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使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突破了以往教科书的封闭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借盛泽地域的文化来培养高中生的语文素养是契合教学要求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学习当中，在增强兴趣的同时，也有效地学习了语文知识。
二、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
正确的学习目的，对学生的学习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综合性学习中，语文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有效的学习目标，指引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新课程设立了研究性学习必修课程和校本选修课程，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因此，语文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语文教师必须重视的，学生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就是重要的学习资源。所谓“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当地的自然环境，经济特色、风俗民情，节日文化，文物古迹等等都可以被利用，成为教学的有效资源。这就为盛泽的本土文化融入苏教语文教学提供了方向。
三、在综合性学习中端正学习态度
一直以来，教师更关注的是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训练，往往忽视了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在综合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除了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外，还要促进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的形成。首先，要让教学内容情感化。注重情感熏陶，通过创设情境等方式，吸引学生兴趣的同时也引导他们情感的投入。在教学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的热情，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动力。其次，要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将活动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体验联系起来。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还要注意调节学生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的形成，让学生“乐学”。导入盛泽地域文化，正是这种情感教育的良好途径。
四、盛泽地域文化与高中生语文学习之间的联系
盛泽的丝绸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这里即有栽桑、养蚕、缫丝、织布的传统。“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是绸都风情最好的表述。盛泽先蚕祠，是我国仅存的一座古蚕祠庙，至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小满戏”的传统，每年五月的小满日，盛泽地区的丝商、蚕农都会在这里开锣演戏，周边各地的百姓聚集此地看戏，一起庆祝蚕神嫘祖的诞辰，以此酬谢蚕神嫘祖并为自己祈福。所有这些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高中生研究性学习的课题，也是选本选修中必然提及的重要内容。《宝塔街风情》是于德华主编的《历史文化名镇震泽》一书中的名篇，这本书记录了许多有关盛泽地区的内容，例如《水乡风貌》一文对慈云塔下游子恋乡的描写，每每读来都令人感慨万千。语文是人类文化传播的载体，所以语文课程的思想内涵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讲述明代沈周先生的诗歌“：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波不静”，可以结合目澜洲进行介绍，目澜洲，位于盛泽镇南，四面皆水，波澜溢目，所以称之“目澜洲”，此处历来为文人墨客吟唱之地，而如今早已成为我们从小玩到大的目澜洲公园，一代又一代的盛泽孩子在这里玩耍成长。在讲述明清诗词的时候，一定会讲到与当时的文学组织有深刻关系的柳如是，这是一位与盛泽有着深刻渊源的真性情的奇女子，盛泽丝绸中的“如是帕”一名恐怕也是来源于她吧！盛泽有一条小弄堂叫“归家弄”，正是柳当年寄居之地，如今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新民丝织厂。这些信息的导入，让学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同身受盛泽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不知不觉情感自在其中矣！语文也要与时俱进，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色，就要承担其起重新构建高中生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盛泽地区的文化底蕴深厚，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因此，我们要积极吸取其中的精髓，提高高中生的语文学习素养。盛泽地区的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与语文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些都有利于增加高中生的人文情怀，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精神上，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中，课文大都围绕“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等展开，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学习。弘扬盛泽文化精华、树立人生价值，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使命，需要师生共同的努力。盛泽地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悠久，对培养高中生的语文学习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借盛泽地域文化来提高高中生的语文学习品质，既继承了盛泽地区的文化，又使盛泽地区优秀的文化精神得到了发扬。因此，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应正确把握好盛泽文化的精髓，提升高中生的语文学习素养。
作者：宋美红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中学
【关键词】地域文化；景观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39-02
一、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景观
（一）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指在一定地域居住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并不断得以积淀、发展和升华的物资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和成就。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环境，建设文明的时间、方式、程度的不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可以归纳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又称为“有形文化”，包括历史文物，城市建筑与建筑群，文化遗址等历史遗存的实体。非物质文化是指各地域人民代代相传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非实体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民俗、表演艺术、宗教、民间工艺技艺等。
（二）地域文化景观。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一词最早见于《景观的形态》一文。作者Sauer认为“文化景观是通过文化群体作用于自然环境中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环境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
地域文化景观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地域环境内，受该地区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景观环境，它是对该地区的居民生活活动历史的记录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景观设计依托于特定的地域与场所，它是地域文化得以体现的载体，是地域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具体表现。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为身处其中的人不仅能感受到它合理的物质性、功能性，更加能体现人的意识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舒适心理等精神方面的需求。景观设计表达出来的深层的地域文化内涵便造就了景观的地域特色。地域文化是景观设计的创作源泉，通过对地域环境与文化的研究获得设计灵感。
地域文化景观及其所构成的景观环境，会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行为方式上、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激发一种新的文化素养，并且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推动原有地域文化的创新改造与文化发展。而新融合的地域文化又孕育新的景观环境，形成新的特色。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景观之间的互动性，推动着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化景观的不断延续、演进与发展。
三、地域文化景观设计的现状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现代文化主流的入侵，一些源于地域特殊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不可替代的地方精神和城市特点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消弭殆尽，在统一的景观建造技术，相同的建造材料，相似的结构环境下，导致国内的景观设计存在大量的西方化、标准化、概念化、图纸化等文化趋同现象，景观地域性特色丧失的现象十分突出。一大批生硬的毫无特色的环境景观在城市、乡村和旅游景区中泛滥。而随着城市的大建设，历史遗留或保存下来的那些极具地域特色、蕴含文化韵味、充满地域生活情趣的环境景观被逐步破坏，这更加剧了地域文化传统在景观设计建造中趋于边缘化。
在如此的现状下，越来越多千人一面的城市、建筑、与景观的产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对地域文化的回归问题。对地域文化景观进行单纯的复原与重复，那不是回归，也无法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相融合。需要透过对地域文化的梳理与挖掘来掌握传统的脉络，进行有取舍的传承和创新。
四、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表达
地域文化是某一地区的历代先辈层层传递，一代一代累积沉淀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理念，渗透在生活中的实践与体验。景观设计中如何对地域文化进行表达，首先必须探究该地域的历史与现状，对历史留存的地域文化进行分析、归纳与提炼，同时要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行为特点与价值取向，协调好人与地域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最适宜的设计方法和途径，使得地域文化景观能与体验它的人产生心理上的联系和认同感。
地域物质文化的传承与表达可以采用模仿、还原、归纳再创新等方法来体现。地域非物质文化的景观表达则比较抽象，需要设计师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与传统有深刻的理解，从中提取出该文化形式的核心内容与物化的代表符号，最终使用景观设计的语言来呈现。2006年落成开馆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继承苏州古城文化的一个力作，整个新馆的景观设计将中国传统园林中的造景手法十分巧妙地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中去，为我们如何建设地域性文化景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而新，苏而新、不高不大不突出”是贝聿铭设计新馆的设计原则，整个博物馆既有苏州传统园林的建筑特色、又有现代建筑艺术利落的几何造型、精巧的布局结构，以及完善的设施功能。
贝聿铭对江南民居构架进行抽象与再现，采用规则的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组合，造就了高低错落的坡屋顶，十分完好的体现了传统的江南“错落有致”的斜坡顶的建筑特色，与周边的苏州古民居的融合度很高。屋顶采用加工成菱形的花岗岩片叠瓦的形式，黑中带灰的“中国黑”材料，下雨后是黑色的，天晴时则是深灰色。深灰色石材的屋面与白墙相配，与江南粉墙黛瓦的地域符号相呼应。同时花岗岩材料的耐久性更好，弥补了传统苏州古民居屋顶材料“小青瓦”的密实度不够、耐久性差、需要经常更换的缺点。既传承了传统地域文化的精髓又进行了创新。
新馆的选址与拙政园一墙之隔，拙政园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经典名园，新馆的造景手法提炼自拙政园的传统园林造景精髓，两者相呼吁相延续，显示了传统园林设计的现代意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那处“山水墙”，借着与拙政园共用的一面墙，“以壁为纸，以石为绘”，高低错落排砌了片石假山，片石颜色由黄色调过渡到灰色调，颜色和肌理层层退晕，意境深远，又借了拙政园高大葱茏的绿植，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营造出了水墨山水画的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中传统的造景艺术手法在新馆的设计中随处可见。主庭院的水池如一面明镜，作为空间实体上的留白，却可以产生万端变化：水中的倒影随人的走动而不时变化着，微风撩动水波人影荡漾，形成别致的一道风景。庭园中的竹和树，姿态优美，线条柔和，在与建筑刚柔相济的对比中，产生了和谐之美。新馆中的窗具有多重功能，不只用来采光，更多的是借景和框景功能，这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运用的最为精到。窗户的形制有四边形、六边形、花形、雕刻镂空窗，以及灵活多变的开窗方式，使得景与景之间相互交融，体现“尺幅窗，无心画”的意境，真正做到了古典园林中移步换景的造园境界。庭院池水中设亭，通过直线石桥与曲折石桥连接，起到“隔景”的作用，园景便更觉深远了。这些小桥、凉亭、假山、相互呼应的竹林、水池与平台组成了新馆独特的园林景观，在空间的编排上运用现代设计中的点线面构成法，成形成组，结实有力，与整体建筑十分和谐，具有中国人文气息和神韵。
五、结语
景观的地域性是景观的本质属性，如何使景观设计具有地域性特色，如何建造当地人民认同的景观环境，首先要对当地优秀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发掘出地域文化的精髓，寻求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从尊重与弘扬当地特有的地质、文化特点出发，创造出体现地域文化的现代环境景观。
参考文献：
[1]弗兰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2]赵群，刘加平.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J].新建筑，2003.
[3]林菁，王向荣.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J].中国园林，2005.
1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发展乃至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呈现繁荣态势，但从创新的视角，对工业设计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在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选定1989年至2015年全部期刊，按“题名或关键词”，以词条“工业设计与文化产业”输入检索，仅有2篇检索结果，即苏珂、高喜银在《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3年第33期上著《工业设计促进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康辉在《现代商业》2010年第26期上著《工业设计对传统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在“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选定“全部”条件下，限定年度范围为1985年至2015年，选“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三项为检索领域，共获得检索结果56条，经甄别与本文立意有直接关系的研究文章不足10篇，其中包括上述在“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2篇。在有关本文立意的研究中，关于工业设计对文化产业具有价值的研究约占一半，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仅有3、4篇关于工业设计“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工业设计通过对文化的再创新从而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更少，而且呈现碎片化状态。对本课题的研究，可借鉴的成果不多，这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工业设计创新与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
工业设计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工业设计的灵魂和根本属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工业设计通过其完整的设计思维与方法实现对有形产品、无形服务及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力量今天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如斯坦福大学DesignSchool提出了"designthinking"系统来解决社会、环境、商业等综合复杂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设计思维（designthinking）被带入到更多情境下作为创新的驱动力。地域性是以地理区位相区别，反映的是传统积淀所形成的地方特征；是指事物的地方特色、区域特色，或者可广推为地方文化、本土文化。地域性文化历经累积和沉淀，形成了其鲜明的特色和内涵，并逐渐形成发展为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文化产业。地域特色文化产业作为地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地域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文化资源和发展动力。中国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定位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正式位列国家战略性产业之中。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的联动效应，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强文化软实力。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在一定文化及其业态的基础上，具有地域性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与体验生成、繁荣和提升的过程。工业设计创新具有驱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与体验生成、繁荣和提升的属性和职能。即工业设计通过创新方法与技术，能够在现有地域文化产业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产品、新的文化服务形式，以及新的文化业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设计自身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由于本文立论在“驱动”而非“带动”，因此，这一点并非议论重点。值得强调的是，工业设计驱动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以创新为“引擎”，以新生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也是产品）与体验”为媒介和前提，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改善“文化产业”结构，提高“文化产业”效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内容，这一点对立论论述十分重要，是论证的逻辑前提。
3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其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创新资源。近年来，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上比较突出。
3.1创新驱动力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
由于地域特色文化产业行业技术门槛不高，其生产制造技术成熟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历史时期，加之传统厚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产业吐故纳新不强，缺乏创新驱动力。在从事文化产业的人们身上，普遍存在观念保守，思维陈旧，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导致文化产品在理念、造型、技术、工艺、色彩、装饰、材料、功能等方面，缺乏创新元素，“千年一面”，低水平重复生产，形不成品牌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极大地阻碍了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3.2对接新技术不够，与需求脱节
传统文化产业是人们在长期历史的生产生活等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其技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一致。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产业技术已经明显落后；另一方面，从事传统文化产业的生产经营者自身对于新技术的理解、学习与应用不够，导致传统文化产品（服务）、产业不能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融合，不能与当前人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刺激不了消费，形不成消费规模拉动，既谈不上产业发展，更谈不上产业升级。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正全面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如果不能与互联网技术对接，不远的将来，就不是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可能是危及生存的问题了。
3.3经营管理落后，商业运营较弱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与其他产业类似的问题，即产业链不全，节点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见图1，而处在“微笑曲线”高端的研发、营销薄弱，表现为传统文化产业规模小而分散，低水平重复生产，老祖先的研发一劳永逸，远离现代营销理念，价值链不全，行业竞争力不高，经营管理落后。亟待系统地优化整合，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创新商业模式，延续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4工业设计驱动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途径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入工业设计概念至今的三十多年，工业设计已发展为创造新产品、增强产品竞争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柳冠中认为“工业设计”的本质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以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可持续生存发展的需求”。工业设计所倡导的“设计思维”成为后工业时代“问题求解”的重要思路。伴随中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工业设计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受到认可和关注。“设计力就是竞争力”，通过工业设计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迫在眉睫[5]。
4.1工业设计为文化产业发展增添驱动力
工业设计对产业发展和转型的驱动作用之一即是就社会机制及价值观层面而言，工业设计特有的创新本质将起到重构社会经济与文化体系的战略作用[6]。因此，充分发挥工业设计创新潜能，利用工业设计自身整合资源的优势，将创新设计、信息网络平台开发、云端数据库建立以及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等有机整合，发掘并结合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的独特的潜在的优势，以工业设计方法和理念将其合理解构，保留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的同时使其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去，使文化产业从发展的局限和困境中逃脱出来，实现稳定而充满活力的持续发展。
4.2工业设计驱动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途径
地域特色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有其自身核心的文化背景支撑，因此在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走特色工艺、材料与现代工业协同发展的模式，工业设计对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制造、流通、使用”各个环节的关系，为产业发展提供系统的方法和途径。第一，工业设计产业成长基于“用户选择”，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产品或服务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对市场作出机会分析，尽可能了解用户需求。地域特色文化产业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要浸入到现代生活环境和大文化背景中去更需要详实可靠的用户分析和定位。工业设计以兼具理性的数据统计及感性的观察和定性分析方法对用户作整体分析，为产业的目标用户作合理定位，使产业有的放矢地进行前端产品的研发。第二，工业设计将高新技术融入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创新。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科技含量，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为文化产业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提供强大发展动力。比如，在材料方面，工业设计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适合材料特性的现代化加工工艺，以3D打印为核心的数字化制造技术融合应用，为新产品设计、制造系统化提供支撑。数字化信息技术推动新型文化业态的出现，今天的文化产业是建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文化产业[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新媒介，为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相对滞后的商业运营模式带入新活力。互联网及云端数据技术可以为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的特色文化元素、价值符号，进行标准化、数字化的整理、统计和存储，构建特色文化数据库，为产业产品的设计、研发、标准化生产提供完整的数据支持。第三，工业设计系统优化整合文化产业链资源，使地域特色文化产业优势最大化。浪尖设计董事长罗成认为必须把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材料、研发、供应链、制造、营销、渠道、品牌等各方，都整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工业设计的价值[7]。“全产业链”是一种系统、整体的商业创新模式，贯穿产业产品的前端研发至后端营销，涵盖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的建立、产品及包装创新以及产业的营销和管理。地域特色文化产品普遍缺乏创新机制，商业模式保守，工业设计所具备的创新力和整合力，能够帮助文化产业形成新的创新机制和增值模式。第四，工业设计在与文化产业结合过程中关注社会、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工业设计从设计思维开始即主动思考一系列的改变创新对于未来的影响，通过研究工具和原型测试等方式评估未来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发展结果，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5工业设计驱动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途径的模型构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把工业设计驱动地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途径用视图形式表现出来，用箭头表示动力作用方向及作用途径，即构建模型。工业设计作为创新驱动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它充分发挥自身的创新职能，全方位作用于文化产业，当然包括地域特殊文化产业，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心。具体作用或驱动的媒介有文化理念、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管理，以及工业设计自然要调动的用来提升文化产业的高新技术条件。工业设计一旦用来驱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就是创新理念对文化产业观念的影响和渗透，使文化产业的理念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理念为之一新。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工业设计的核心职能，工业设计通过创造新造型、新结构、新流程、新组织等，给文化理念、文化元素、文化需求以新的视觉形象和价值模式，从而丰富文化产品，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提升文化产业附加价值。对地域特色文化产业来说，意味着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更加厚重，也往往是各地方的发展重点，必须紧紧抓住地域特色，准确进行发展定位，做好文化管理的顶层设计，用现代高新技术特别是强化“互联网+”思维，改造和重塑地域特色文化产业，驱动其发展和升级。
6结语
文／董悦
历史让文化越积越厚，可经历的风雨变迁太久，在那薄如蝉翼的破旧宣纸上，一阵疏忽的风，也那么容易会灰飞烟灭。地域广袤的中国千年来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儒气甚浓的齐鲁文化，悠然随性的巴蜀风情，大气深厚的中原气息，雅淡精巧的岭南风貌……皆因其本身的地域烙印而具有独特性。然而，中国历经千年沧桑形成的地域文化正在走向式微。
例如容易受大家忽视的各地域方言，不知不觉中就在发生着变化。北方语言是朴素坚实的坦荡平原，南方语言就是起伏回转的绕水青山。这比喻虽拙劣，但大概也能表述明白。北方的话语磨练出了我同它一样“朴素”的耳朵，所以当我偶然机缘下走在上海的老巷子时，因听到街头老阿婆们口中婉转别致的吴侬软语，竟突然心生欣喜。我念叨着“醉里吴音相媚好”，心想古语果然说得贴切。而我也这才意识到，本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却渐渐受到忽视，很多地方的小孩子甚至不会用自己地方的语言和老辈人交流，试想几十年之后，还会不会出现一闻乡音泪先流的景象？语言不应只是个工具而已，它是一种纽带，连接故乡与记忆，承载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情怀。
语言之外，诸如粤剧、沪剧、蜀锦、湘绣及各种民间小调等不同地区的传统文艺，也在淡出大众的视野。在随便哪个地方播上一首流行歌曲，丝毫谈不上地域辨识度，但若听上一嗓子激越粗犷的“秦腔”，眼前现出的便是大西北的“天苍苍，野茫茫”；若你见到台上昆曲“咿咿呀呀”伴着水袖翻飞，流转在脑海的定是江南精致的“小桥流水”。但是不得不承认，不断翻新涌现的流行文化，毫不在乎地在吞噬着这些美丽。
地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困难的。世界都在趋向“大同”，谁能保障一个小区域的文化不没落呢？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令人欣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便利了信息交流。我们可以随时浏览各地的实时新闻，可以轻松地在众多连锁店品尝不同地区的美食。本来独具特色的文化因为要适应不同地区的口味，进行随意的改造，或与其他文化不断融合，好让“谁见了都喜欢”。再去注意不同信息背后的地域文化意义似乎是个麻烦事儿，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不协调。但是，文化与城市互为依托，是一个地区向前发展的动力。当文化变得大同小异，区域发展想要保持长久的活力和吸引力也就困难了。文化需要差异性，就像一场众人大合唱，需要不同音符的跳跃起伏、不同声部的相互交织，才会美妙而精彩。
文化“和而不同”，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财富。不同的地域文化汇聚成阳光，赐福予每个人，来享受着古老文化带来的绚烂美妙。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拥有者，也应该像珍惜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样重视文化，对其投以关切的目光，挡起遮挡风雨的胸膛。空谈，水之泡沫；实行，金之点滴。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用实际行动展开地域文化宣传和保护，身体力行，去成为中国丰富文化坚定的麦田守望者。
对于各地的相互交流来看，人们常说；入乡问俗，入乡随俗。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首先要懂得当地风俗习惯，人文地理情况，这些是该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未探寻的情况下进入到本地域范围内，遇到基本文化习惯问题的冲突，接下来，很难再上升到另一层面去交流，所以说，地域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窗口，是外界要了解一个地方所通过这个窗口进行的先前学习。地域文化所构成的核心是本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是对外展示本地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让外面进入到本地域之前形成了解的有效方式。此外，文化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发展能够带动经济的提升，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带动本地域文化的发展。对于地域文化而言，地域文化不仅能够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结合，形成文化经济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地域经济发展力竞争力的基础性因素。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升，物质文化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予以增长的需求，物质与科技手段的的融入使物质文化需求达到一个高标准的阶段。然而，未来发展过程之中再次提升经济动力的方向，就需要文化因素的带入，经济产品使用价值逐步在像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发展，这些发展也可以看出企业的竞争，从产品质量的竞争上升为了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的竞争，文化附加值逐步升为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因素。
二、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国家文化安全，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
在人口流动性社会的今天，保持地域文化价值成为了关注的方向。对于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物质和科技的快速提升，使局部地域文化逐渐衰退。在此情形下，保护文华多样性，要切实保留和延续各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才是文化价值的重要意义。只有保留文化多样性，才能保障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增强生机，才能持久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三、新核心文化价值
地域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才更新流动性，地区核心人才往往汇聚在核心地带，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引进情况。所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作为地域未来发展规划，城市当中需要重视此种阶梯状的人才分流情况。坚持以人文本，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我们更应该去分析城镇地域文化新形势下根本方针的调整。本文提出的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对于积淀形成的历史有形文化价值折射下的新形势地域无形文化发展方向的转折。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是一种对诸多问题普遍综合性的解释。从理论上而言，它是具有一个公式性质的支撑基础，目前还未做出科学性的数据分析。对于此项观点，作者现仅对提出的这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并阐述它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新形势下新核心文化价值
笔者之所以提出此项理论，是基于自己所接触到的问题当中得出了“人”作为诸多问题的核心本质，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在自然世界中，问题产生发展往往是复杂多变，有人为的，也有自然之力。但人的能动性很多时候是可以去预防和解决这些危及自己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我国提出“以人才为核心要素”根本方针。对于地域文化价值的发展需要一种前沿预见性的观念，对文化价值的新核心在于地域人才比重有很大影响。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高，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力越明显。相反，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越低，对地域整体经济文化发展越缓慢。中国目前在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始终不会缺少人才的出现。对地域文化价值中“人才”可以解释为“综合性人才”和“各领域行业性人才”或者更合理的解释为“实践型人才”和“文化性人才”从这两方面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取决因素，也是对社会整体发展进程具有积极效应。文化作为一种人本身基础内涵的因素，是成长过程中根据每个人自身思维性质所形成的一种对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阶段程度，在人自身成长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基础性的文化价值。而实践性是一种自身进入社会后所经过洗礼从中形成一种适应发展的习惯。并在后期一定程度上所积淀形成的自身经验，是一种对社会的身心认知表现。经过分析可以观察到，地域之间的发展之所以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文化价值。一方面，在于历史所形成固定文化价值因素，这是历史所带来的地域根基性。是一种地域独特文化。另一方面，在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对于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可以解释为是对文化素质、教育、科技、创新文化精神的引入，这是一种地域政治思维的提升。
（二）新核心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分析
任何理论的成功运用，离不开社会现实实践当中的决定性基础，人才新核文化价值是基于核心价值发展方式的支撑，也是对诸多在社会新形势下所进行有效意义上的总结。针对人才新核文化价值理论综上总结可以得出以下价值意义。
1.提升本地域文化价值影响力。地域人群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流动性，包含着人才新核文化所具有的流动因素。从而相互之间有效吸收借鉴优秀文化价值，提升优秀文化深度发展，使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升。地域文化的发展并非孤立和封闭的，地域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融通、和整合，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域文化本身分布的差异和非均衡性，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人才核心文化本身始终出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以人才为核心的这种文化传播和渗透，必然促进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魂、文化是民族精神力量、文化是区域价值影响力。文化的发展，需要以人才为核心带动力，增进全社会凝聚力、思想变革观念、推动地域知识进步和人才基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2.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文化作为一种资源，在地域间推进人才文化发展战略，会不断提高国民素质，以带动各地域间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才新核文化价值对于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同优秀行业人才的涌入，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基础上既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当中，从而充分发挥以人才为核心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人才新核文化价值作为一种资源，在经济价值的基础概念当中，以人才为核心涌动作用，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则是促进地域经济竞争活力和促进地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今，没有经济效益的文化会很难持久下去，通过发挥人才核心文化价值，以“人”为载体吸收地域核心文化，在对外的交流与发展当中，对文化软实力传播，也将会不断增强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发挥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过程。
四、结语
关键词：地域文化；西部小说；精神结构；生命形态
abstract：literary writing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culture. a view of the 20th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hows that novel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different phases rank obviously among the most accomplished and most original. for example，western writers constantly presented and practiced distinct humanistic and natural worlds in western china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representing their individual discourse pattern and spiritual system. therefore，the propertie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western novels are of modeling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western fiction；spiritual system；form of life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的存在”的意义有过经典性的阐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关系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马、恩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对人的考察必须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以及自然基础“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即人文环境)出发。在此，马、恩之“任何历史记载”的范畴是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而且，马、恩的这个论断也正是我们考察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关系的理论基点。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极具魅力、取得重大成就、生命力最为恒久的小说脉流，无疑是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西部作家从理论到创作皆秉承前人衣钵，且不断有新的创作观念、艺术范式上的探索，这也给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平添了格外沉雄而厚重的篇章。
一、西部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来没有一个广阔地域像中国西部这样古老而苍凉，寂然而质朴，历史久远却发展滞缓，饱经沧桑而依然肃穆庄严。
中国西部是整个地球的制高点，帕米尔高原矗立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多座山脉，像拱起的脊梁，支撑着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陆地。而在这每一道山的褶皱中，都有生命般奔涌的河流，黄河与长江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条大河，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山与河之间，是无垠的黄土地、大草原和大戈壁。就地理条件而言，中国大陆的自然地貌在总体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形状，西部地区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梯，第一阶梯涵盖了青藏高原，第二阶梯则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北部以及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广大地区。同中原腹地和沿海地貌相比，这一区域较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原和山地众多，且大都处于干旱、半干旱或荒漠、半荒漠的自然状态中，属于典型的“高地”环境。西部有着绵延的待开发的荒原地带，它们以一种几乎是原始的、亘古不变的姿态感受着大自然的暴烈与粗犷，雄奇与酷砺。西部荒原在自然地理上的孤绝与阻隔，造成了西部与外界在经济、文化上的隔离状态，同时也形成了西部文化封存的现实。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虽然处在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中间，但由于崇山峻岭的封闭、漫天风沙的阻挡、节令气候的恶劣，以及草木土壤的贫瘠，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难以建构起坚实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主体。
西部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从煌煌汉武到现代军阀，西部留下过数不清的战争遗骸和血腥残迹。西部，的确是一块适合战争的土地。这里人迹罕至，村镇稀少。这里有适合于铁戈金甲的璀璨阳光，有适合于千军万马的莽莽黄沙，有适合于旌旗高展的渺渺苍穹，也有适合于角弓悲鸣的猎猎北风。历史上一些有着雄心壮志的英武豪俊，却渴望在西部建立其功勋和展现其才华，盛唐边塞诗人倾其一生所歌咏的一切，都明晰地表现了他们对西部铭心刻骨的记忆。那些描述西部的诗篇 ，诸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都道出了西部独有的场景。西部诗人张子选的诗《西北偏西》曾这样传达西部的苍凉给人的孤独体验：
西北偏西 / 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 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 / 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 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 又拍了拍肩膀 / 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 / 还不曾转过头去回望 / 心里一阵迷惘 / 天空中飘满了老鹰们的翅膀 / 提起西北偏西 / 我时常满面泪光
西部，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的主要流放地，曾经的草莽英雄和政治囚徒，强盗流寇和难民歌伎，都出没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曾向甘肃武威以西的广大地区大量移民，其对象“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说明当时的移民成分主要为内地的无业游民、刑事犯、政治犯及其家属，西汉以后的历代政府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
西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沟通华夏与世界的丝绸之路，震惊世界的古建筑群，敦煌石窟的艺术瑰宝等，都以其古老与超绝彪炳史册。陕西蓝田和甘肃大地湾等古文化遗址的开掘，更证明了西部文明的源远流长。
西部在历史上同样留下过许多开拓者的足迹，周穆王的西行，张骞、班超的出使西域，朱士行(三国曹魏)、法显(东晋)、玄奘(唐)等名僧的西行求学取经，解忧、弘化、文成等汉、唐公主们的分赴乌孙、吐谷浑和吐蕃联姻，以至近代林则徐流放新疆时的垦辟屯田和左宗棠的收复乌鲁木齐，无疑都给中华文明史增添了难以忘怀的孤独者的绝响。
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形态更典型地体现在西部。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是民族历史上最早的农耕区，陕西长安又是数代封建帝王的都城所在。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在这里形成集结并沉淀下来，最终成为西部精神文化的基因。关中地区又是富庶的，东踞潼关、南峙秦岭、北枕黄河，物产的丰富与地域的封闭，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富足，使秦地人在过去与未来的选择中更耽于历史。而甘青宁新蒙藏诸省区则要复杂得多，这是多民族的集聚地，生活着汉、藏、回、蒙、维吾尔、哈萨克等43个民族，被称为世界人种的博览区。中原农耕文化与西部游牧文化相交融，儒道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交汇，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斑驳的多元状态，而缺乏一种占主导地位又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一个边缘地带，自然的荒漠与人为的争斗形成的长期动荡，加之远离中原，使这里的自然地貌与人文精神呈现出被剥夺殆尽后的老迈之态，因此，比起关中地区的自足保守，这里更多些自卑与封闭。整个西部，因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地域的闭塞、信息的阻隔和心态的保守，使这块大地在由农牧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步履显得格外沉重。当沿海地区已经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硕果的时候，西部仍在传统的文明形态中步态蹒跚。
中国西部的地理环境，作为西部人世世代代生活的栖息地，构筑了西部人独特的生命寄托和精神寄托，而西部久远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亦渐次形成了西部人特有的地域文化心理结构。
西部在地理环境上的诸多因素，不但影响着经济和行政的区划，影响着西部人的各种生命活动，更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在西部人认知世界、审美地把握世界的活动中造就了有异于其他地域的独特风貌。而西部辽阔的幅员、恶劣的生态和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人的精神系统又构成一种地老天荒的营养，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西部人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有时表现为含蓄内忍，有时表现为达观自信，且都闪射出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彩，它促使西部人确认自己的社会责任。个人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出的微不足道，使群体力量成为维持生存的支柱，使人们互助互爱的需求更为迫切，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成为传统。与大自然更密切更深刻的直接交流，又使西部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精神内涵有着更强的领悟和感应能力。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文化心理的一大特色。凡此种种，也养成了西部人浓重的社区意识、地域意识和宗法意识。这种心理意识使西部人的观念文化和自然经济、农耕文化相适应，促成了西部人安分知足、注重经验、依恋权威、重土思家、怕冒风险等观念特质。这种心理意识和观念文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曾得以充分的张扬，但在当下现代化的经济大潮中则显得相去甚远。西部很多地区的经济活动至今还主要依赖于农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感格外强烈，农耕文化的延续力和生命力更强。
西部的地域文化环境为西部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西部作家亦珍视这历史性存在的地域风情、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诚如西部作家所言：“西部未来的文学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文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表现在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作家、作品对其他地区而言有多么的出类拔萃，而是以西部独特的地理地貌、民情民俗、历史和现实、自然和人、生和死、理想和幻想、成功和毁灭、痛苦和欢乐、卑污和崇高作了审美化的提供和丰富。”[2]
美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加兰曾在世纪之交这样预言美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前景：“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注：加兰：《破碎的偶像》，转引自丁帆《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第44-50页。)加兰100多年前所描述的美国社会景象，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今的社会文化景观相似，更与西部小说的发展趋向不谋而合。西部那种业已凝固的精神文化结构终将被城市化进程中衍生且日渐骚动起来的反文化因子所摧毁，而各种人文因素——西部群落、居所、风俗、宗教文化等亦面临着崩溃、裂变的过程。终有一天，由其所构成的新的地域文化风景线，将在西部全面展开，到那个时候，西部小说所描述的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景观也将成为人们永恒的文学记忆。
二、西部作家眼中的自然景观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阐述了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对文学的影响，梁氏所注重的是“气概”和“情怀”的南北之别而形成的创作内容的迥异，对我们把握西部小说的写作趋向是有所提示的：“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有论者也曾从相当的高度上指出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应该把握出如下要点：“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另一方面间接体现为民族特征的体系性，即进行民族语言的发展，来提供必要的语言表达符号以推动区域文学的出现。从人文资源根基到语言表达符号，都有着地方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人文性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群体影响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文学是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因而从地方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实质上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之中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表达。”[3]这个判断的关键论点有两个，就是“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而返观西部小说的创作实际，我们也不难发现，西部作家一直致力于这两个方面的实践。
西部作家对“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们对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西部自然景观、气候、风物、建筑、环境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部小说的美学表现力，从而构成了西部小说不可或缺的美学特征。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小说家的是，西部作家常常把自然世界描写的铺张扬厉极尽奢侈，他们有时甚至把自然景物作为重心和主体，置于人物故事之上。在西部作家的心目中，大自然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创作母题：它是一切生命的根，是民族的摇篮，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他们喷涌如柱的艺术之泉。西部作家所描述的雄阔壮观的自然景观中，渗透着多方面的人文内涵。西部小说的全面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从国内的形势看，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刚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并经受着现实创伤剧痛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渴望腾飞的民族。西部戈壁烈日的苍劲、草原风暴的肆虐、大漠呼啸的狂野、高原寂寥的博大、巨川大河的荡涤，无不呈现出力量被压抑但又集聚爆发出冲破挤压的一往无前的自信感，而与我们民族的现实文化心理和潜意识文化心理具有了异质同构性，因而能够震撼我们民族的视听，极大地引发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共鸣。西部待开发的地理环境，崇高、荒芜、辽远、原始、浩大，远离文明社会，这又给文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当我们两相比照来思考现实问题时，现实与历史、文明与蛮荒、人类与自然就渗透交融到一起了。原始而又古朴的西部自然，给身处文明社区的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促使我们民族在推进文明进程的时候不断返观自身，并从中获得迫切需要的西部文化认同。
不妨先阅读一段青海作家杨志军《环湖崩溃》中的文字：
“嘎啦啦……”一阵巨响从远方传来，冰面上顿时有了立体的褶皱。“开湖了”，我大喊。……身后，严酷的威势赫赫的开湖还在进行，蓬勃向上的充满活力的冰块还在爆起。冰障移动着，沉稳有力所向无敌。观潮山，挺身湖畔而骄傲孤独的观潮山，终于开始颤动了。碎石从山顶峭壁上刷刷落下。从中更新世时期到现在的三百万年间，观潮山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十三万年前的那次青海湖由外流湖变为内陆湖的造山运动中，它也安之若素，像个清癯乐观的长者，饱览了地物地貌可歌可泣的隆起和消逝。可如今，在雄壮的开湖乐潮里，在冰浪和水浪交织的大湖的悲歌中，它似乎就要崩塌了，倒在血色的湖光和冰色的乌有之中。……观潮山没有倒，巍然耸立着，任大冰大浪砸击坚实的身体。大湖被激怒了，将冰块一层一层朝上推去，顿时淤住了观潮山的脖颈。紧接着，又一个冰峰崛起，观潮山没顶了，漫天冰浪盖住了牧人威武的群像。远处，大湖漫荡，如黑云冉冉而来，也送来了高古的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混沌荒风，原始水浪，恢弘的地平线，立定脚跟的观潮山——黑铁色的上帝，无边的地壳板块，和大气层一样厚重的坚不可摧的寂寞，茫茫天穹下，奥博辽远的大荒原——一个神话世界，一个密宗天地。
杨志军小说的这段文字的确极具西部特色：严酷的威势赫赫的开湖、沉稳有力所向无敌的爆起的冰块、挺身湖畔而骄傲孤独的观潮山、从山顶峭壁上刷刷落下的碎石、冰浪和水浪交织的大湖的悲歌、盖住牧人威武群像的漫天冰浪、高古的创世年代的悲壮旋律、恢弘的地平线、大气层一样厚重的坚不可摧的寂寞、奥博辽远的大荒原、神话世界、密宗天地等意象都只能在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产生。杨志军给读者呈现的是西部的独有之景，西部的独有之文。清代的谢坤在《青草堂诗话》卷五中论及“北方”(这里应包括西北，甚至西部)，指出北方创作的风格多为“雄豪跌宕”，不仅杨志军，而且我们以下要列举的西部作家的创作都会印证这个观点。
另一位生活在青海湟水谷地的作家井石，在《社火》这部小说中，有一段抒写湟水谷地黑石峡的文字，可以看做是对青海省在古代交通地位上的诗性概括：
黑石峡长十几里，南北两山如刀劈而开，《地方志》描述此地“危峰壁立，南北陡峙，奇石突兀，有虎踞狮蹲之势。湟流湍急，回环曲折，蜿蜒如龙蛇之夭娇。九泥东封，一夫当关之险。”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从西羌到吐谷浑，从吐蕃到角斯罗，无不为争此关隘险地兵刃相见，金戈铁马，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缅怀当年，古道西风，送李唐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的大队人马曾浩浩荡荡从黑石峡通过，此峡虽窄险，却沟通了藏汉联姻之唐蕃古道。这里亦是古丝绸南路必经之地，胡汉商贾，披星戴月，叮当的驼铃，在峡谷中回荡不息，幽怨的羌笛，迎送过多少日落月出，响马盗贼，更从峡谷呼啸进出，演义出若许血腥惨烈的故事……
青年作家红柯，曾认为多年的寓居新疆，使他的人生观念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曲卷的头发和沙哑的嗓音，而且特别是有异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和英雄史诗。新疆风物，正如红柯所言，湖泊与戈壁、玫瑰与戈壁、葡萄园与戈壁、家园与戈壁、青草绿树与戈壁近在咫尺，天堂与地狱相连，没有任何过渡，上帝就这样把它们硬接在一起。严酷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恶劣的人文境况，则使得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必须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坚忍旷达、硬朗血性的人格风范。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在红柯笔下，也引导着产生或幻化出了生命的大气象，印证和体现出了“绝域产生大美”的创作取向。红柯以其饱含诗情之笔为我们描绘了神话般的大漠：美丽如云的羊群，高大威猛的伊犁马，壮志凌云的雄鹰，清澈高远的天空，莽荡灰蓝的群山，蓝而幽静的湖泊，少而激荡的河流，跟太阳一样越升越高的红鱼，还有旷野长风般自由的人。这些都是新疆真实的风物，然而却是组接或“化合”起来的，是将广阔的新疆最美的东西集于一处，给读者以色彩明丽的新鲜感。红柯在《西去的骑手》中，传达了他对中国最大沙漠的动态体验：
塔克拉玛干不是死亡之海。当最后一名骑手被坦克压碎时，所有的沙子跟马鬃一样刷刷抖起来。沙丘连着沙丘，沙丘越来越高，沙丘奔跑起来，一身的金黄，金光灿烂，直追太阳。太阳往高空里退缩，天空更加辽阔。金色的野马群狂叫着逼着群山往后退，昆仑山和天山让出一条通天大道，马群的洪流向西向西一直向西，把群山也裹挟进去了；起自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一下子跃到马背上，很雄壮地起伏着。越来越多的群山跃上马背，越来越多的沙子和牧草跟马鬃一样抖动起来，起自帕米尔高原的群山在高加索被黑海挡住了，不管多么迅猛的马群总会被海水挡住。
马原和扎西达娃对于雪域高原西藏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们的作品常常通过描述西藏地区的文化环境，以表达那种刻骨的孤独感受和昂扬的生命冲动：
现在很少能听见那首唱得很迟钝、淳朴的秘鲁民歌《山鹰》。我在自己的录音带里保存了下来。每次播放出来，我眼前便看见高原的山谷。乱石缝里窜出的羊群。山脚下被分割成小块的田地。稀疏的庄稼。溪水边的水磨房。石头砌成的低矮的农舍。负重的山民。系在牛颈上的铜铃。寂寞的小旋风。耀眼的阳光。这些景致并非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而是在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 ……西藏高原群山绵延，重重叠叠，一路上人烟稀少。走上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更没有村庄。山谷里刮来呼呼的凉风。对着蓝色的天空仰望片刻，就会感到身体在飘忽上升，要离开脚下的大地。烈日烤炙，大地灼烫。在白昼下沉睡的高原山脉，永恒与无极般宁静。(《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更多的时候你逆流而上，在黄褐或者青绿的山岗缓慢地踱步。你当然不是陶醉在高地的景色当中，你是冈底斯山的猎人，你是山的儿子……山坡是一直向上的，看上去覆盖雪顶的山巅并不算高，像就在前面不远处。你知道那只是由于这里空气稀薄能见度太好的缘故。你是这山的儿子，你从来不曾到过这山最高处，从来没有人到过。那块在阳光下白得耀眼的所在远着呢，而且其间充满凶险和神秘，特异的气候和雪崩，还有深不可测的冰川裂缝。你知道这些，这是座神山，这是冈底斯主脉上的一座。在这块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大的高地上，虽然没有葱茏繁茂的森林草地，却同样生息着更有活力的生物(《冈底斯的诱惑》)。
张承志是中国西部大陆完美的描述者。打开他的小说，满眼是“五省六十州”的壮阔风景：黄土高原、瀚海大漠、崇山峻岭、长河巨川、“五千里草原”、“八百里流沙”、黄河的“滔天浊浪”、天山的“蓝松白雪”、“帕米尔万仞壁立的高峰”。而最让我们神往的，是作家笔下那大草原的千姿百态和气韵风华，它的寒暑交替，它的昼夜轮回，它的晴雨晨昏。张承志的灵感无不是来自大自然的奇景壮观：大风强劲的运动，苍穹深处星群的飞舞，拨云揽月的奇峰秀峦，岁月流变中的山移水迁，还有黄河浊浪、蔽日风沙、雷霆撼地、彩云狂烧、火焰山、铁石川、白毛风，以及严寒、酷热、雪灾、洪流。那空阔辽远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刀砍斧凿沟壑累累的黄土地，那滴水不存绿色褪尽的西海固，那积雪齐天亘古不融的冰大坂，那热浪如焚生灵涂炭的戈壁滩……，正是这西部的大原野和大戈壁，以它们的原始、古拙、粗野、荒凉，以它的丰盈、慷慨、生生不息、多姿多彩，而成为作家永不厌倦的精神场所。孤独、寂寞、忧郁、自惭、别绪离愁、壮志豪情都化入到长风野火，激流漫滩，幽谷深潭，银汉云霄。很少有人像张承志那样，对大自然的豪迈之概、奔放之情和阳刚之气如此敏感。这里没有名山胜水和锦绣田园，也没有柔波凝蓝和弱柳扶风，有的只是无边的荒野，愤怒的群山，只是千里草原，万里长风，大漠流火，怒雪威寒，骏骨空台，古道阳关。每一幅画面都充溢着纯真的野性，充溢着男子汉气概的强悍情调：粗犷、放达、辽阔、苍凉、恐怖、战栗。当我们追随这位寂寞的“天涯孤客”浪迹四野八荒，所到之处，高山大河，森林草原，都被他注入了生命的色彩和馨香，处处洋溢着歌韵诗情。
三、西部人物和风情的集中展示
在西部，高原绵延，漠野茫茫，流沙千里，草原连天，使匍匐于天地之间的人显得格外渺小，西部人尽管比人海茫茫的东南部人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却难有一种“天人合一”的融洽，人群似乎在天与地的夹缝中生存，极容易生发与外界的疏离感。因而西部作家更关注人类自身，“人”的问题始终是西部小说的生发点和归结点。大自然总是给西部人提出各种严峻的生存挑战，人群和大自然仿佛永远处于迫压与抗争、毁灭与重建、挤轧与创造的超常状态之中，这就使得西部小说比其他地域文化小说蕴涵更为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而随着社会变革和现代文明步伐的大力推进，沉厚的古代文化积淀与新文化浪潮在西部这块大地上的冲撞与反差亦比其他地域显然要强烈得多。面对西部的异常贫穷和落后以及与东南沿海地区文明上的差异，西部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愁”关注着故乡故土，在严肃的现实主义悲喜剧中表达着深沉的人道主义主题。西部作家自觉的文学意识促使他们把创作和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冷静地谛视这块大地上的一切，并以批判的眼光正视国民的灵魂和精神状态，尤其是对愚弱的国民心态的批判和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挞伐，更值得我们重视。有论者曾这样对西部文学作出了深情展望：“西部文学的提出，不是出于迷恋古风世道的怀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也并非仅为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文学流派。人们所期待的西部文学，绝不是简单地展现这块地域上的远古残梦和历史陈迹，抑或昭示西部大自然对人的狰狞警告和残酷提醒，而应该是密切观照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歌颂用坚定的意志和行动战胜苦难战胜命运的震撼人心的壮举。”[4]
西部作家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西部独特文化背景中人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创造出了“西部人”的群体画像，给当代文学增添了富于个性魅力的、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西部人”。这些“西部人”画像中，以“农民系列”、“少数民族人物系列”、“漂泊者形象”、“硬汉形象”较为突出。一般说来，仅仅把地域文化理解为民歌、民谣、婚丧嫁娶、驱鬼敬神、节庆礼俗等民俗民风的展示是很不够的，从更高的层次上讲，那种根植于民族民间文化中而通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那种深具本质和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精神、气韵、信仰、人情、智慧、话语、历史积淀等形成的作家作品的心灵意象及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才是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西部作家紧紧把握住了这一点，所以，西部小说呈现出的面貌也是独特的。
事实上，“硬汉”形象是西部小说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一个系列，从西部小说的人物谱系上讲，最能体现“西部精神”的系列也就是西部硬汉了，那也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形象。当国内大多数读者渐渐厌倦文坛上滥调的缱绻悱恻的爱情话语而渴望能够给人以力量和心灵震撼的人物形象时，西部硬汉系列就更给人以眼的远视与心的飞翔。广阔而苍凉的西部荒原，因为有了“硬汉”的存在而被赋予某种历史沧桑感，并使西部荒原具有了令人心向往之的地域神韵。那似乎永远奔走或跋涉于西部苍茫大地上的、承受着巨大生存迫压的、沉默而刚毅的行动者，就是西部作家塑造的“硬汉”形象系列。这些形象大多从外形上看就深具男子汉的魅力：常年的阳光曝晒和雨打风吹而变得粗糙黧黑的皮肤，高大健壮的身躯，隆起的发达的肌肉，冷峻的面孔，深邃的眼神，沙哑的嗓音。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开篇所出现的那个孤独骑手是有典型意义的：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草海中有一骑踽踽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想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漂浮出来，轻盈地、低低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发现的心绪。
西部硬汉形象的出现决非偶然。以西部的地理环境而言，高山戈壁横绝于前，沙漠草原千里绵延，酷烈艰险的自然生态似乎亘古未变，这不仅使生存其间的每一个人感到格外渺小，而且从文化心理上也产生了更多的自卑和封闭意味。作为一种文化补偿，西部人更注重那些能够张扬人的本质力量的、激发人的生命意志的艺术风格，比如豪放激越的秦腔，只有手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的悲壮才能释放人内心久被郁积的心理能量。从文学形象上看，西部硬汉的存在不仅表明人的“此在”，而且他们的行动性更表明了人对于自然迫压的不屈与抗争。这些在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孤愤气质的西部硬汉，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的美学基调无疑与秦腔具有异质同构性。
以人文环境而言，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西部人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性格。这种性格，大多表现为含蓄隐忍和达观自信，且无一不闪射出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彩。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文化心理的一大特色。西部硬汉的形象典型地体现着西部人文化心理的诸多特征。如西部作家所言：“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的纽带要强得多，坚韧得多。这里还没有由于‘温和化而失掉力量’，失掉艺术所需要的那种气魄。他们的生活更富于色彩，更富于人情味，更富有诗意和激情。”[2]93“西部文学的人物不再是光滑无比的石膏胸像，而是用花岗石凿出来的形象，虽不细腻，带着刀斧的凿痕，但却充满了男子汉的气度和力量。”[2]93
西部作家力避那种缠绵悱恻的“温和化”的西部叙事，他们往往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这些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体现着西部精神的硬汉人物，承受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苦难，但他们总是在沉默中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从而增强了西部人更好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在西部作家的眼中，西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总和。西部精神的价值不仅是作家意识里承袭的烙印，而且更要发掘历史的、现当代的、让人们感受到和目睹到的荒芜与恐怖环境中那些属于人的踪迹。”[5]
然而，社会生活为西部作家提供更多的是那沉厚的黄土层和原始的农耕方式，是千百年传统的迫压与挣脱迫压的异常痛苦的过程。西部这块大地上首先吸引作家目光的最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景观，那些启悟作家美感的一切最生动曲折的故事和撞击作家心灵的最具魅力的性格，大多来自乡土。西部有成就的作家又多是农裔作家，无论陕西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杨争光，还是甘肃的柏原、张驰、王家达、浩岭、雪漠，无一不是来自农村乡镇。乡土永远是他们心灵的家园。长大了，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化又使他们形成了新的人生视角。而在城乡文化和文明极大的比照反差中，回望曾经生于斯、长于斯、劳于斯的乡土，亲切得令人心痛又蒙昧得令人痛心，粗砺得令人骇怕又质朴得令人感动。
乡土迫使他们逃离，乡土又令他们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乡愁”——由对乡土的恋情而生发的忧患意识，与“乡怨”——由对乡土的逃离而产生的批判意识构成的乡土情怀，又使他们的眼光笔墨时时离不开乡土。乡土对西部作家而言，是一方真实的土地，是一种沉甸甸的情感，是一种无法拒绝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永远亲切的泥土气息。所以，西部作家创作的最出色的小说往往是一种褐黄色的乡土形象。打开西部的地域文化小说，我们不难看到龟裂的黄土地和熏黑的土窑洞——如路遥、柏原小说中所描述的；也不难看到八百里秦川的阵阵麦浪与黄河两岸飘香的果园——如陈忠实、王家达小说中所描述的；既有走不出的山野和望不到边的黑戈壁——如贾平凹、杨争光和张驰的小说；又有浑浊的河水与坍颓的古城堞——如王家达与张驰的描述。在这样一块大地上，芜杂的劳作日复一日地被重复着，单调的生活却永远枯寂，蒙昧与野性代代循环，无知与麻木辈辈相续。西部作家以深切的乡土情怀审视着西部庸碌的乡民，审视着乡民表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并透过那些文化的表象形态，审视着支撑乡民生存信念的传统文化心理。乡土情怀烛照下的西部人文审美观照，构建了西部小说原初的地域文化底蕴。这使得“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现代乡土文学作为一支独特的脉流，最具特色体现着‘本土’精神，而西部则强劲地推助和伸展着这种精神。……如果说中美两国的西部都曾是蛮荒之地，而中国西部更有理由说是古老的。这种古老，更多来自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使文学有着这种传统的深沉底蕴”[6]。
贾平凹不仅对地域景观的描绘独到而传神，对人文环境的描写更接近生活的原生形态。在《鸡窝洼人家》里，贾平凹把我们带进那古朴静谧的“鸡窝洼”生活氛围中：黎明山林的响声，山溪的咕咕声，男人的鼾声，孩子的啼叫和女人的安抚声；古塔山溪，茂林庙宇，纷乱中有规律的山间小径；厚实本份的山里人家，女人手里世代转动的纺车，男人的嘴里祖辈传袭的丈二烟杆，还有不知点了多少年月的煤油灯……贾平凹长于选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来描写商州的风物、人情和古老的生活情调。那深藏历史传说的商山四皓墓，那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的古老宅邸，那命运多蹇不入时调充满灵气而又染上世间风霜的商州山村女子，传统而又保守顽固的老者。这一切都被作家涂上一层浓厚的商州文化色彩。和沈从文一样，贾平凹的作品中交织着野性与优美，这里有宗族间的勾心斗角，有山野巫婆的跳大神，有对“求儿洞”的崇拜，有对“夜哭郎”符贴的笃信，有嫁女“送路”、招婿养夫、换老婆的陋习，有乡村正月闹社火的热烈情景。这些人文景观又都体现着汉唐文化遗风。
祁连山下长大的张驰深得西部文化的神韵，其作品在美学风格上与敦煌艺术精神一脉相承，内涵中分明飞腾着天马的精灵。敦煌艺术是斑斓多姿的西域文明和灿烂的中华文明凝聚成的瑰宝，具有宏丽繁富的美学基调和神秘的宗教氛围，同时兼具民间色彩。张驰的小说写得汪洋恣肆、瑰玮诡谲，既注重情节的奇巧，又有着人性的深度，既弥漫着神秘的古气，又充盈着生命的激情，而其叙述、取譬、立意、造境又透露出民间意味。张驰的由四个独立的故事联构成篇的《村谚》，融风情传奇于一炉，集民谚哲思于一体，在对民俗、民情的叙事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激情，使作品中那鲜明的色彩、奇诡的线条、壮阔的画面都有了一种跃动的气势，不由使人联想到那些回旋着飞天祥云的敦煌壁画。甘肃作家雪漠的《大漠祭》却是围绕老顺们的普通生活展开的。写老顺们一年的生活(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文本不仅写到种庄稼、捋黄柴籽、驯猎鹰、捉野兔、打狐狸等日常劳作，而且还写到吃山芋、喧谎儿、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等充满地方文化意蕴的事件，真切地呈现了河西走廊地段的民间氛围。
张贤亮经受过多年底层生活的坎坷与磨难，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生存体验与情感体验。他的小说在对西部苦难人生的开掘、对西部各式各样人物的描述上，都显示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既有朴实、憨厚、粗犷、倔强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也有被极端化的政治风潮和政治文化挟裹到穷乡僻壤、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有着不同身份、教养、职业、经历，不同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的人物系列中，农村妇女的形象刻画得最具西部人文内涵 。张贤亮曾动情地说：“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具体的模特儿，但她们的心灵，的确凝聚了我观察过的百十位老老少少劳动妇女身上散射出来的圣洁的光辉……，在她们的塑像中就拌和有我的泪水。在荒村鸡鸣，我燃亮孤灯披衣而起时，我甚至能听到她们在我土坯房中走动的脚步，闻到她们衣衫上散发出的汗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一个个都是实有其人。”[7]
她们都是动荡年代处于边缘社会的弱势群体，或因出身、成分，或因天灾人祸，使她们生活不幸、遭遇悲惨，如陕北女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自称“卡门”的女孩(《吉普赛人》)、李秀芝(《灵与肉》)、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乔安萍(《土牢情话》)等。这些女性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言行粗俗，但都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勤劳质朴。她们有着强旺的生命力，她们如同生长在西部荒凉贫瘠的大地上的野草，抵御着风沙酷寒的侵袭，经受着苦难岁月的磨砺。她们也是勇于反叛社会、追求幻想爱情的一群。她们凭着农民的理智和朴素的直觉，为一个个遭受人格阉割的知识分子奔走、解脱，并将其一生的热情无怨无悔地倾注于生命的瞬间。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文化底蕴的丰厚而备受激赏。这部作品不仅大量描述了宗法制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农民重农层面反映出农业文化思想观念，而且还从基层知识分子存在浓厚的儒家思想反映出中国社会充斥着农业文化思想的现实。作品从主人公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写起，又以相当的篇幅，描述农民的土地买卖和交换，盖房和拆屋，耕作和收获，订亲和成婚，建祠堂，办学校，观天象，测吉凶，以及入祠堂祭拜祖先和正风俗惩戒孽子。随着情节的逐层展开，前面所描述的读者原以为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后来却发觉其历史渊源极深而且民间基础亦非常稳固，因而是对民生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在《白鹿原》中，虽然涉及了现代史上一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但贯穿全篇主线的，不是重大的政治生活，也不是时代的巨变更替，而是白嘉轩们的生存、劳作、婚姻、繁衍，以及抚养教育子女的生命过程。上述诸事项的描述，赋予《白鹿原》这部作品以深层次的人文内涵。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集聚区，西部同样拥有众多出色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作家的人文审美观照中的宗教情怀和游牧民族的潜意识文化心理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在其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宗教文化和游牧生活的展示，因为这些民族场围的存在，形成了西部小说特有的文化底蕴。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曾在民间得以最广泛的传播与深入。这些宗教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以儒释道文化为基本内核的汉文化圈这样三种体系。穿越狭长的甘肃走廊直达新疆腹地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经济贸易的必经之道，更是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和交汇的重要连接点。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在青藏高原扎根以后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又经过甘肃长廊一直延伸到内蒙古高原，成为横贯青藏、内蒙两大高原的宗教文化核心。从中亚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则经丝绸之路逐步向东南方流播，并最终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和西南部形成与新疆遥相呼应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此相对应，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体系，沿着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夹缝，一面向西南翻越日月山和“唐蕃古道”与“雪域文化”相汇融，一面穿越丝绸之路向西北传播，与伊斯兰文化形成交流。西部地区除佛教、伊斯兰教等大的宗教流派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特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的人数所占比重极大，某种宗教可能是一地区甚至为全民所信仰，宗教文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是融哲学观念、人生态度、价值判断、思维方式、民俗民情于一体的最主要的文化载体。
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是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等方面。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和原始初民没有多少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精神素质也最接近原始初民。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是“逐水草而居”，其生存空间，多在高山戈壁间和西部寒冷贫瘠之地，例如阴山山脉、贺兰山北部、乌兰察布高原、天山、阿尔泰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库鲁克山等天然牧场，这些地方草原连绵，流沙千里，气候变化异常，山崩、泥石流不时泛滥，雪崩、暴风雪频仍不断。游牧民族依据气候的变化，水草的荣枯，或停留，或迁徙，常千里跋涉。由这种身处其间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所导致的民族性格与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汉民族是不同的，远古以来就逐渐形成的面临生存挑战的危机感，例如自然界凶禽猛兽的袭击，各种自然灾害的破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起初民精神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等待游牧民族的可能就只有死亡。游牧民族因为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眼前总闪现着凶恶的敌人的影子，这个影子却是模糊的，可能是大自然的缩影，也可能是某个部落的化身。而牧业社会自身又十分松散，基本上是个体作业，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能看见群体力量。由此，冒险精神、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就构成了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心理。虽然近代以来，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与往日已然不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而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纯畜牧业经营转向加工业、农业等多种经营。但是，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早已经汇入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心理又与伊斯兰文化所倡导的扬厉刚强、崇武好胜等精神品性不谋而合，因而极容易激起游牧民族的心理共鸣。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西部作家更注重“在路上”、“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作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往往是对“寻找”和“漂泊”含义的进一步追问。这种倾向实际上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何况西部曾多次成为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而且更深地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西部小说的一种内在规定，即一种具有文化抒情意味的表达范式。游牧特色和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不同的明显标识。在某种意义上说，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的历史，是一部流民史和移民史。尤其是，在穆斯林的个体生命中，最高的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那也是具有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于中国西部大多数的穆斯林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永远“在路上”和“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却成了穆斯林民族的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最高生命方式。对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的描述，构成了西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主题资源和题材形态，例如西部小说中对流放和迁徙、行商和军旅、创世和垦荒，乡土不再和天涯寻梦等的叙写都是如此。
扎西达娃的作品更集中地描述了雪域高原上宗教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规范，翻阅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西藏，隐秘的岁月》、《冥》、《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还是长篇《骚动的香巴拉》，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一种古朴而强烈的宗教情怀，也不难找到那些富于宗教文化意味的话语，如香巴拉(佛教密宗修习者所向往的北方极乐世界，后来便成了幸福乐园的代名词。传说它在神秘而遥远的北方，被白雪覆盖，为藏民族世世代代寻觅追求。这片“净土”是整个藏民族的梦想与希望，也是苦难艰辛的现世生活的安慰。人们为其生、为其死，为其一代代无休无止地流浪，满怀希望地寻觅、歌颂和叹息)、宁玛(西藏喇嘛教派的一种，意为红色古老，也称红教)、莲花生大师、菩萨、达赖、班禅、护法神、转世活佛、三宝佛法僧、密宗大师、喇嘛、僧人、布达拉宫、大昭寺、朝佛、静修、法器、供品、金刚神舞、皈依三宝、受戒加持、生死轮回、亡魂超度、六字真言、佛灯供台、显灵、报应、偈语、游方、祈祷、灌顶、功德、佛珠、咒经、神示、孽果、先兆、冥想……这些话语，使扎西达娃的作品显示出西藏独有的宗教文化风貌。而扎西达娃同样注重对藏民族生活习俗的描述，如火塘里熬煮的羊肉、碗边浮着酥油的清茶、热乎乎的茶壶、羊皮口袋里盛着的糌粑、储藏在罐子里的青稞酒、麦秆片子做成的垫子、羊毛做成的各种毡垫、拇指甲盖和食指关节中间隆起的鼻烟、系在脖子上的雪白的哈达、山顶平原上立着的黑色帐篷、燃烧香草松枝做清除污浊的礼仪、迎亲仪式中的嘻笑对骂、绝崖壁峰上的天葬、雅鲁藏布江中平静的水葬……通过这些民族文化场围的描述，作家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真实的民间氛围。
扎西达娃的作品大多讲述人物身处一个业已改变的文化环境，但人物的行为仍然沿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和惯性运行，由此而造成人物与新的文化环境的不相适应性和荒谬性，这些不相适应性和荒谬性同时构成了一个个喜剧故事，虽然不免让人含泪阅读。在《西藏，隐秘的岁月》里，作家着力刻画了一个叫次仁吉姆的人物，这个“次仁吉姆”的名字曾被数代女人重复，作为廓康山庄惟一的、也是最后村民的次仁吉姆，在一生数不清的寒暑交替中，无数次充填从岩石小洞里取出的空空的茶壶和皮囊袋，供奉着“隐居”其中的高僧。她是西藏宗教与神话、文化与历史相融合的人物，被地域性宗教的习俗规范着终生的经验和行为，命定了她信仰的愚顽和虔诚，乃至于使她抽象为一种巨大的传统文化接力的化身。无论社会历史的推动力如何使廓康山庄在水库奇迹中轰轰烈烈地辉煌过，或是被荒废遗弃，次仁吉姆都无动于衷地重复着命定的自己，继续供奉着隐居的高僧。而当次仁吉姆死后，其留学归来的外孙女解开了外祖母人生归宿的秘密：次仁吉姆终生供奉的“高僧”其实是一副早已变成化石的男性骨架而已。《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手提一串檀香木佛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寻找“人间净土”香巴拉的塔贝，另一个是叫琼的，腰间系着打了一个个结的皮绳——用来记下她和塔贝一天又一天的风餐露宿和在寺庙里作过的顶礼膜拜。塔贝在长期的流浪和寻找中渐渐感到茫然，却一如既往地继续他的旅途。琼对这种茫然的行进失去了信心，而沿途所见到的现代生活方式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琼不愿再跟着塔贝走。当塔贝最后翻越喀隆雪山，到达莲花生的掌纹地带并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神”的话语，这令他激动万分，但他听到的其实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转播。塔贝的形象代表着在新的文化环境下，那些行为上仍按照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轨迹运行的人物，这种人物尽管对香巴拉这样的理想国追寻得很苦、很虔诚，但是其结果却只能是近似恶毒的玩笑。扎西达娃在其他作品中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物：《冥》中一对把宗教规范表现在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垂垂老矣的夫妻，《古宅》中两个在性欲上相互折磨一生的贵族女主人拉姆曲珍和曾经是奴隶后来当过生产队长的朗钦，《风马之耀》中那个越狱潜逃为了寻找与他有杀父之仇的“贡觉的麻子索朗仁增”的乌金，《世纪之邀》中那个在真实生活中深感迷失的大学历史讲师桑杰，《泛音》中那个为背景音乐而陷入对人腿骨痴心妄想的小提琴手次巴，《夏天酸溜溜的日子》中那些自卫或逃避生活异化的艰难地保持着纯真人性的西藏现代青年。扎西达娃塑造的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大多面对汹涌的异质文化的介入而产生了精神困惑，逐渐迷失了自我，并似乎永远处于追踪“民族性”的路途之中。
而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番民族场围的风景，对土司社会的原始神话、谚语歌谣、宗教、巫术、医疗、建筑、水葬、音乐、舞蹈、枪法骑术、“科巴”和“辖月”称呼以及世袭的行刑人等都娓娓道来，从而赋予土司文化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尘埃落定》之所以在淡然的叙述中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是因为作者对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探索，考察人物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后获取了审美感受。论者曾准确地指出：“《尘埃落定》的获奖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那种着力描绘地方风情、民族文化并探索其历史沿革、兴衰更迭的因由的创作倾向。”[8]
西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也不可小视，她们的作品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等审美特质，且体现出较深的民族文化底蕴，充满地域民族风情，并塑造出了相当数量的人物形象。这些女作家，如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作家益西卓玛、央珍、白玛娜珍、格央，青海的藏族作家梅卓，甘肃回族作家马琴妙，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梅卓的长篇《太阳部落》以草原部落为背景，将感人的爱情、亲情与血腥的部落冲突相交织，展示了藏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另一部长篇《月亮营地》，通过描述青年猎人甲桑一家人的命运遭际以及与部落头人阿·格旺之间的矛盾纠葛，表现了作家对部落兴衰和部落群体命运的思考。部落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神灵之光”遍布大地的宗教氛围中，作品表现了他们对神的膜拜，并通过诵读佛经、刻玛尼石、天葬、煨桑等宗教活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藏民族文化心理的运行过程。梅卓的小说通过刻画藏民族鲜明的民族性格，追述了民族的部落历史，其塑造的人物像索白、嘉措、桑丹卓玛、甲桑、阿·格旺、尼罗、阿吉等，无论是部落英雄，还是草原美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部落头人，还是善良忠厚的普通人，都折射出藏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马琴妙的作品以甘肃回族女性的婚嫁为焦点，反映一些在封建残余观念影响下的悲剧式人物，透视出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苦涩和漫长。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塑造了两个个性突出的人物——世俗的雅玛和脱俗的朗萨，两人在少女时代就是好友，成年后由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曲折，因而两人最终的人生选择也不相同。一个热爱生活，但几经挫折后仍找不到爱情的归宿，只能在不断的失落中继续寻找。一个却在失意生活中远离红尘，选择了遁世的方式，去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在她们一次次的人生失落和起伏中，尽现了拉萨红尘女子的现实和梦想，展示了她们大悲、大爱与大愁的文化心理流程。《拉萨红尘》中的人物，“与我们一起呼吸着或清新或污浊的空气，感受着被生活的鞭子抽打的滋味，但是，那些生活在现代城市的藏族青年，却仿佛被已逝去的氛围所笼罩，那些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环境里，如同一个个咒语附身的梦游者。”[9]
王蒙多年来发表的西部小说共计百万字之多，约占王蒙创作总量的1/3。其中正面叙述新疆各民族生活的作品20多篇，像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中篇《杂色》及《歌神》、《心的光》、《温暖》、《鹰谷》、《最后的“陶”》、《临街的窗》、《买买提处长轶事》、《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等短制。王蒙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小说中，既有对边疆农村、城镇、雪山、草原等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的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对于城乡街景、居民的庭院布局和室内用具摆设等人文景观的观照。如《杂色》中对天山牧场大草原的自然风光和多变天气的体察，《鹰谷》中对天山深处的原始森林景色的融入，《逍遥游》中关于伊犁地区冬天雪景的描绘，皆属于地域性地理环境方面的内容。王蒙这批小说还大量地、准确地表现了新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已经涉及到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了。作家从生产生活方式到饮食居家习惯，从宗教信仰到各种礼仪交际，从伦理婚姻到服饰打扮甚至到说话、称谓、表情等细节，都有精细的描述。如作家对马尔克和爱弥拉姑娘两家的详尽描写，特别写到那十分诚恳、成龙配套的招待客人的繁琐礼仪。作家还具体描写伊敏老爹如何自制葡萄酒的过程，也不厌其烦地描述阿麦德为客人亲手做拉面的操作程序，描写马尔克如何用口水为别人卷制“莫合烟”的过程，写到阿依穆罕大娘爱用拉长嘴唇表示不高兴、不满意等身体语言、阿麦德跳舞时手举得过高而被人耻笑等细节，都是富于民俗文化意味的。
尤为重要的是，王蒙在这些描述西部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命运的人物形象。《画家“沙特”诗话》中那位多才多艺而不得其用，性格天真执著，却放浪形骸出尽洋相的名画家撒卜鲁，是身处逆境中的很有个性的文化人形象。而王蒙对少数民族农牧民写得最多，也最成功，如敢爱敢恨、激昂蹈厉的“歌神”艾克兰穆(《歌神》)；机智诙谐、善于斗争的老木匠莱提甫(《队长、书记、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聪明热情、热爱艺术、追求自由却命运多舛的阿麦德(《哦，穆罕默德·阿麦德》)；能干又自私、“江契”(战士)加“泡契”(牛皮客)的回族汉子依斯麻尔(《好汉子依斯麻尔》)；精力过人、忠于爱情而时冒傻气的美男子“马尔克傻郎”(《淡灰色的眼珠》)；善良宽厚、自守淡泊、不乏幽默感、有哲人风度的穆敏老爹(《虚掩的土屋小院》)；纯情执著、敢爱敢恨的爱弥拉姑娘(《爱弥拉姑娘的爱情》)；机敏豁达的民兵连长艾尔肯(《边城华彩》)。在塑造这一系列的民族人物形象时，有着长期边疆农村生活体验的王蒙，利用对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知识的熟知，更由于精通维吾尔语言文字之便，因此能够深入体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把握住民族微妙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变化，从而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民族人物形象。
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主要是因为民俗文化的成功描写。作者从平凡的民俗物象中撷取素材、开拓主题、构思情节和塑造形象。草原、骏马、牧歌、蒙古包、勒勒车、天葬沟……，这些有形的风俗物象，赋予《黑骏马》以浓郁的蒙古风情和鲜明的草原特色。但张承志往往化情思为风物，使情思与风物互相渗透、融合一体，故而创造出了逼真、生动、韵味无穷的意境。比如作者笔下的草原风光，在巴帕和索米娅互吐真情的那一瞬间，草原是多么美好、多么壮观，就像男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样高亢、激越，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而当主人公遭遇痛苦时的草原黑夜，心情沉重之时的草原黄昏，惆怅之时的广漠，心灰意冷时的天葬沟，心旷神怡时的青青山梁……，这一切自然物象又融入到了人的情感世界，与主人公的情绪互相衬托。蒙古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粗犷强悍的牧民平时少言寡语，只有在唱起高远悲怆或热烈欢乐的民歌时，他们才会卸下心灵的重负，诉说自己的心事。《黑骏马》全篇就伴随着这样一支古朴而平淡无奇的蒙古民歌，让读者在歌声和马蹄的伴奏下，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中，跟随男主人公一道，寻找他早已失去然而仍深爱着的“披着红霞的，眸子黑黑的姑娘”，寻找这首老歌“内在的真正的灵魂”。请听主人公的心语吟唱：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 / 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 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 / 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 / 走过了一口——叫做“哈菜”的井哟 / 那井台上没有——水桶和水槽 / 路过了两家——当作“艾勒”的帐篷 / 那人家里没有——我思念的妹妹 / 向一个放羊的人打听音讯 / 他说，听说她运羊粪去了 / 朝一个牧牛的人询问消息/他说，听说她拾牛粪去了 / 我举目眺望那茫茫的四野呵 / 那长满“艾可”的山梁上有她的影子 / 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 / 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
这首古老的蒙古民歌在文本故事的诠释下，叙说的已不仅仅是一件哥哥找妹妹的事情，它已衍化成一个孜孜不倦追求人生理想的故事。民歌重述中凝聚着的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使这首平淡的民歌具有了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它在小说中起到了点化意境和升华主题的作用。张承志利用那些民俗风物背后蕴涵的历史和文化意象，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取得了从内部拓展其作品容量的艺术效果。
翻开张承志的所有小说，我们也不难看到“夸父”的影子，看到这样一个形象：他步履匆匆，缄默而刚毅，为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不惧怕任何艰险与困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追寻，乐此不疲，百折不回。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漂泊者”的环境、遭际大相径庭，但他一往无前的脚步却一直在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英雄梦。张承志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接续了夸父的精神志向，走着一条与夸父无异的人生之路。作家更为那些“道渴而死”的主人公洒下一腔热泪，寄寓了作家对夸父精神的怀念，传达着作家的“夸父情结”。
《北方的河》中的“我”，为了摆脱别人操纵的命运而奋起抗争，为了心中对北方的河流、山岳的热爱，立志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并为此忍受了深重的压力，却始终顽强向前。《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自己又拖着残疾的病体，仍然对生活抱有执著的热情，把自己的根硬是扎在了荒瘠的红胶土上。《金牧场》中的七个勇士，跋涉过沼泽、血河、火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为到达黄金牧场，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断了左手，伤痕累累，仍然执著向前，寻找着信念中的黄金牧场。他们犹如朝圣路上身心憔悴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却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从张承志笔下行色匆匆却坚忍不拔的漂泊者身上，闪射出对于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寻的狂热，将信念的瞬间贯彻一生实践的勇决，为个人心中的精神家园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为追求精神的超越不畏艰辛、不惜殒命的炽烈与赤诚，都无不使我们联想到神话中那个悲剧英雄——夸父。
综观作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化小说最强劲一支的西部小说，从其形成创作气候之日起就放射出了独特的艺术光芒，给中国当代文坛送来了健康而持久的西部之风，这固然与国内读者文学审美的多样化需求分不开，但更与西部作家的创作自觉和艰苦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创作自觉主要表现在西部作家对西部地域文化之“地方性的基本内容”和“地方性表达”两个方面的把握上，从而使西部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也因而使西部小说在国内文坛具有了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地方性的基本内容”造就了西部小说“特殊的味”，“地方性表达”形成了西部小说鲜明的“特殊的色”。而“地方性的基本内容”从宏观视野上又可以区分为两部分：对西部自然地理环境的抒写和对西部风俗人情的摹写尤其是对西部人的文化性格的塑造。“地方性表达”则主要表现在西部小说雄浑苍凉的艺术格调的普遍及其对于西部地方性话语的大量使用上。也许西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西部小说表现出的对地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对西部文化资源深处开掘的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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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有机系统，城市地标作为城市的重要元素，并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标志性建筑或地段的建设，它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相互联系的群体，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意向和认知。一个好的城市地标系统有助于提升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延续城市文化，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由于缺乏系统观念，很多城市在建设中只重视某几个标志性建筑或某几个重点地段，忽视了其他区域和地段地标的作用。经常可以见到一个城市将城市地标堆砌在城市中心区域，拥有豪华的市民广场和公共建筑，而在城市其他区域，特别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居住区域，却缺乏应有的地标规划和空间指引。
2构建原则
城市地标系统是城市中各类不同的地标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组合规律形成的多层次整体，它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城市，应当将城市地标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规划。而地域文化特色，是一个城市在发展中形成的核心要素，构建城市地标系统，首先要提出的就是要基于地域文化特色来进行构建。借鉴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是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地标建设的经验，提出以下构建原则。
1)城市地标系统的构建要延续城市文脉
城市并不只是建筑物的堆积，也不只是居住、商业、绿化、交通等功能分区的简单组合。一个城市是历史的堆积和重叠，是文化的载体和印记。城市通过建筑物，特别是城市地标述说着城市的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城市地标是城市的记忆，只有尊重不同城市独特的历史和人文背景来构建一个城市的地标系统，才能营造出这个城市独特的场所感和归宿感。在这一原则下，构建城市地标系统首先要重视对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传统街区和传统标志性建筑的保护，避免不负责任、切断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其次，要注意研究一个城市特有的空间特色，并在城市区域和地标的建设中注意传承和保护。城市的空间特色是受城市的自然、历史、人文等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它包含着城市的文化沉淀，塑造着城市特有的文化意味。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成都的院落都是不同城市特有的空间印记，在建设过程中对这些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加以传承和保护，有助于延续城市文脉、构建独特的城市空间场所。第三，要注意在城市地标系统建设中对城市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不同于传统街区或构筑物的城市非物质文化要加以提炼和表达。在新建的城市地标中通过提炼，抽象化、符号化地表现城市的传统及文化特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2)城市地标系统的构建要强化城市结构
地标系统的构建要从整个城市的格局入手，突出城市空间特征要素，强化城市结构。对城市地标的设计不能只考虑地标本身或只考虑周边地段，要将其放到整个城市的背景和结构下去考虑。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和城市意象的形成是一个整体连续的动态过程，城市地标系统也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相互联系的系统，这一系统强化城市结构，形成城市空间的典型认知特征，从而创造积极生动的城市意象。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总结了形成城市意象的五个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3］。这几个要素相互关联，共同形成对城市的整体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城市地标的建设不只是设置标志物或节点的过程，它是影响城市结构的关键要素，在城市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地标、路径、区域是点、线、面等空间知觉要素和空间形态要素的具体表达，城市地标系统可以更有效地构建这些空间要素，突出城市特点，帮助人们形成整体连续的城市意象，从而形成更加人性化的环境，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3)城市地标系统的构建要整合城市景观
整合现有城市景观，帮助城市建立良好的空间秩序是构建城市地标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城市地标系统的构建离不开城市的自然条件和建成环境。城市地标系统也应当基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来整合现有的城市景观。不同城市的独特自然条件是城市地标独特性的基础，上海浦东滨江地段、香港中环城市建筑群都是城市自然条件与城市地标相结合的典型实例;城市基于历史的文化传统，特别空间上已经形成的轴线、肌理等也会对城市地标产生重要影响，北京市南北中轴线对奥运会标志性场馆建设规划布局带来的影响就体现了这一点。城市地标的建设一方面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建成环境，现有的城市景观，空间特征，街道宽度都会对城市地标的建设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地标又是空间区域的中心和视觉焦点，具有组织周围城市景观、控制区域范围内的空间结构并以之为核心建立良好的空间秩序的核心作用。有意识地通过城市地标系统的建设整合城市景观，突出区域地段的独特性能对城市特征形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3构建方法
延续城市文脉、强化城市结构、整合城市景观是基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地标系统基本构建原则。结合成都市的实例，可以在相应的构建方法上对这些原则提供更直观和清晰的阐释。成都市是中国西南第一大城市，国家六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就有着鲜明的城市形象和特色。随着成都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以及城市新区建设开发和旧城区更新的进行，如何通过城市地标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突出城市特色与个性，增强城市凝聚力成为关系成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通过城市建设实践，成都市有成效地构建起了有成都地域特色的城市地标系统，这一系统彰显了成都的城市特色和地域文化，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空间价值，避免了城市空间秩序混乱、形象缺乏特色、日益趋同的不良倾向。以下是结合成都市实例提出的基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地标系统构建方法。
3．1体现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
要体现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首先是保护，要结合城市建设保护已有的城市地标。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对城市现有地标的保护不只具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还有助于形成一个多元耦合的复杂城市意象。这一意象包含着城市的历史建筑、区域文脉、空间环境等显性因素，也包含着城市的历史事件、文化环境、社会习俗等隐性因素，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典型特征，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稳定的认知意象。成都市对武侯祠、杜甫草堂、文殊院等历史文化核心区域的保护以及周边区域的控制都体现了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这一重要原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成都市对已有城市地标的保护中，近现代以来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工业建筑的保护也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成都市对东郊工业片区的改造、东区音乐公园的建设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城市是发展的，城市地标的建设也将随着城市的增长而变化发展。新的城市地标不只是要继承文化，还要发展文化，它应当是创新与传统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可见的、物质性的“硬”传统和那些不可见的、精神性的“软”传统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成都市火车东站将三星堆青铜面具的意象与建筑相结合、清水河大桥结合悬索结构的巨型川剧脸谱、二环路“双快”工程建设中体现不同区域特色的标志性快速公交系统候车站等实例都体现了对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构建城市的整体意象，塑造城市特色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2强化区域景观特征和环境认同
地理和历史一直是影响城市形态的两大要素。城市是自然和历史的沉淀物，也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发展的动态进程。一方面，城市的自然地理特征是形成城市地标系统的背景和前提;另一方面，城市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历史和人文传统是形成城市地标系统的遗传因子。好的地标系统可以通过这两点来强化城市的区域景观特征和环境认同，给人以深刻印象。以成都为例，成都地处四川盆地西北，城市用地平坦开阔，相对高差小，缺乏山地城市的地形起伏和三度空间变化，加上航空限高等因素，城市的天际轮廓多以线状呈现，整体景观往往发散平淡，缺乏视觉焦点，但另一方面，成都的水资源丰富，如果研究历史，可以发现水一直构成了城市重要的区域景观特征。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描写了历史上成都发达的水系。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历史上:“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4］现在望江楼、合江亭、九眼桥等结合水域而形成的城市地标更是成都的城市环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这就是成都市在其发展进程中获得的遗传因子。成都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府南河整治工程、沙河综合整治工程以及在成都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提出的构建以湖泊水系为特色的环城生态带，不只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还给城市提供了富有韵律的城市景观。结合成都的城市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历史条件，就可以有意识地在城市中通过利用城市地标创造有识别性的视觉中心，优化城市沿水体的视觉控制点来强化区域景观特征，塑造优美的城市界面，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融合。
3．3建立城市地标系统的复合结构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具有不同的层次。城市地标系统则是由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城市地标共同组成的有机系统。在建设中，对城市地标进行有意识的层次划分，建立一个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特征、新旧协调的复合结构是构建城市地标系统的基本要求。一般而言，构建城市地标系统可以基本按照城市的行政组织结构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城市级地标、次级城市地标、社区级地标。不同的城市地标在城市结构中的重要性不一样，其规模、体量上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级地标作为城市形象的关键塑造要素，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有重要的地位。成都市的天府广场、火车站、会展中心等地标就是典型的城市级地标，其精神性和文化性在设计、布局上都得到了充分考虑。而社区级地标则更多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更多地承载着塑造场所、引导空间的功能性作用，次级城市地标则介于两者之间。由于次级城市地标和社区级地标的特点，在城市地标的建设中往往被忽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成都市而言，重点区域或新建城区如春熙路、送仙桥、高新区的次级地标和社区级地标建设较为完善，但旧城区的次级地标和社区级地标建设则有所欠缺。构建城市地标系统的复合结构，既需要处于主要地位的城市级地标，也需要与人们生活及体验密切相关的次级地标和社区级地标，不同级别的地标与城市空间的层次相对应，基于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支撑起整个城市的结构，并在其共同作用下，形成完整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地标系统。
4结论与展望
山西，是个神奇的地方。且不说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煤、那里的醋……仅就其已开发和待开发的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而言，就似一座座宝库，令人神往。
1995年初夏，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培训部学习时，中央统战部和院方组织学员去山西参观学习。我们从大同市开始，由北向南，依次参观了大同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阎锡山故居、晋祠等，然后折返回京。2001年国庆黄金周期问，我又同家人乘车从风陵渡进入山西，由南向北，依次参观了芮城永乐宫壁画、解州关帝庙、尧庙、大槐树公园、王家大院，平遥古城、祁家大院等。这样，我就沿着山西的南北中轴线，将这个省的文化文物资源饱览了一遍，虽只是走马观花，但已领略了山西作为文化文物大省的深厚底蕴。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现存的不可移动的文物位居全国第一，这里现存的古代建筑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辽金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全国同期同类建筑总量的70％以上；这里现存的寺观壁画及彩塑，位居全国同类艺术品之首，这里特有的晋商文化享誉全国，其所造就的晋商大院、票号文化和三雕(木雕、石雕，砖雕)艺术灿烂夺目……
作为以反映博大精深的中国收藏文化为主旨的《收藏》杂志，从其创刊到现在，一直十分重视对山西收藏文化的宣传报道，但是我们仍感到还很不够，很不系统，不足以反映山西作为文化文物艺术品资源大省的地位。在本刊创办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考稽往圣，纳古开新，从年初开始与山西省收藏家协会合作，共同策划了这期“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以期将山西的文化文物艺术品资源及这里的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立体地全方位地推介给海内外读者，目的在于使读者和藏家对山西这座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爱护。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对于办刊人来讲，也是播种希望的月份。我们将展示来年刊物魅力及走向的发行月期刊拿出来作山西艺术品收藏专号，是本刊苦练内功、追求变革创新、不断提高刊物内在质量的一种宣示。与以往本刊推出的多期地域收藏专号相比，本期专号的特色一是力求全面推介，反映全貌；二是力邀资深专家、学者撰稿，突出文章的权威性；三是在专号的板块安排上有较大突破，以体现山西收藏文化的地域特色：四是本期专号所占篇幅较大，分量较重。这是本刊为适应各省市区打造文化品牌、做强做大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所进行的又一次尝试。今后我们会努力将地域收藏专号做成推介各省市区文化艺术资源的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当然，这要求我们作好策划，付出比正常组稿更多的辛劳，更离不开有关省市区的大力配合。但愿我们的美好愿望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在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郭士星，副会长兼秘书长许若军的积极协调和推动之下，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博物院、晋祠博物馆，山西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晋商文化研究所以及山西有关新闻媒体对本专号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仓促，专号内容难免存在不足，敬请谅解。
随本专号同时刊出的《光荣的希腊》，作为本刊“世界之窗”栏目即将陆续推出的五大世界文明之一，首先与读者见面了。韦力先生的力作《2007年春季中国古籍大拍述评》也将连载两期，全方位地分析评点中国古籍拍卖难得的兴旺和机遇。这些亦值得大家关注。
关键词：地域文化；企业文化；影响；构建
企业是处于一定的地域中发展的，因此地域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比较大，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并存。对于企业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强员工的向心力及凝聚力，进而有效的提升工作效率以及核心竞争力。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为了保证企业文化构建的科学性，就需要在充分认识地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
一、地域文化对企业文化构建产生的影响
（一）地域资源的影响
地域资源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自然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地域中，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主要表现在民族风貌、器物文化、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等方面，这就使得不同的地域中具备不同的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二，人文风俗因素。对于一个地域来说，人文风俗是比较突出的地域特色，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人文风俗会对其产生长期性的影响，根据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因为产品中蕴含的地域人文风俗特色而购买，因此，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时，应该将人文因素结合进去。
（二）地域文化的影响
在我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做出了转型，但是依然受到比较严重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突出的表现是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敢大胆的进行创新，墨守成规，这使得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苏州的国有电力公司，尽管已经实现了体制改革，但是电力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未针对电力产品进行有效地创新，导致电气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基于此，苏州国有电力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地域文化进行创新，以创新型的企业文化来引导企业的发展。
二、地域文化影响下企业文化构建的策略
（一）利用地理差异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文化价值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基于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注重品牌文化的建设。实质上，品牌文化与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相同的，通过品牌建设，凸显出企业的文化精神，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产生认同的情感，并形成品牌忠诚度。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广告宣传是重要的塑造品牌文化的手段，在进行广告宣传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利用地理差异，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让消费者在形成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购买企业的产品。
（二）整合优势因素
在地域文化系统中，包含着员工的行为意识，受到地域文化风俗的影响，员工的行为习惯及思想意识都会带有地域色彩，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通过外化作用，将员工的行为意识变为企业的凝聚力，进而将地域文化蕴含在企业文化中。在企业的管理中，员工管理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员工管理，保证员工的行为具备规范性，进而形成良好的企业工作环境，不过，管理制度能够规范员工的行为，却无法引导员工的意识，这时就需要充分地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鉴于员工的行为习惯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企业文化的构建要将优势因素进行整合，充分的发挥企业文化的指引作用，实现员工意识的规范，提升企业的价值。
（三）汲取地域精华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注重企业文化的构建，以便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不过，企业文化的构建并不是去迎合，而是要在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创新。企业文化中融合地域文化之后，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将会更强，通过地域资源优势的利用，准确的找准企业的市场定位，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苏州是传统文化历史古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比较大，非常讲究礼教，电力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的结合苏州的文化历史，突出儒家文化思想，形成完善的企业文化，促进电力企业自身的发展。
（四）规避负面影响
在不同的地域中，经济、政治、环境的发展各不相同，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不对等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地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的经营会对区域内的资源、人力等实现科学配置，进而充分的发挥组合的功能，实现企业和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不过，很多人会对某个地域存在偏见，突出表现就是如果某企业产品来源于该区域，就会直接拒绝购买，对于这种现象，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通过恰当的创新，扭转偏见，将地域文化的负面影响转化为积极影响，促进企业长久的发展。
三、结论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长久的发展。企业是处于一定的地域中来进行经营的，这使得企业文化会受到地域文化比较严重的影响，由此，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时，需要充分的结合区域文化，从而使企业文化与区域发展更加的适应，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孔明德.浅论企业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深度结合[J].东方企业文化，2014，11（0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