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6 10:21:54
摘要：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监管工作的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是对近几年来证券监管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思考。证券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对证券监管的目标、功能、体系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证券监管理念 证券监管目标 证券监管的功能 证券监管体系
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将逐步对外开放，而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则取决于证券监管能力。市场的成熟和规范是我们能否承受开放以后激烈竞争的关键。应对WTO挑战，中国首先应当建立健全的监管体制，建立有序、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自1998年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模式后，中国证监会担负起了监管中国证券市场的重任。但纵观证监会这几年的监管行为，仿佛偏离了正确监管的轨道，它并没有努力在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氛围，而是深度介入证券活动的相关事务，从发行申请、证券从业、股评从业、报刊刊登上市公司资讯披露，到券商增资扩股与分类审批，甚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挑选，都要经过证监会同意。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垄断与过度集中，使中国的证券监管进入了难以自拔的误区。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1年也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年”。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监管工作的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是对近几年来证券监管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思考。因此，若要使中国证券监管变得卓有成效，作为监管者，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身，找准定位，树立全新的证券监管理念。另外，相关的媒体及社会公众也有责任帮助监管者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监管步入正轨。
证券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原来的监管模式下，证券监管作为一种运用法律对证券内场进行有效调控和维护的手段，往往更多地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在证券市场的行使，侧重于监管的具体措施，而忽视对证券监管的目标、功能、体系等深层次的思考。证券市场要适应金融经济全球化、国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和WTO的全面开放要求，我们迫切需要转变对证券监管的目标、证券监管的功能和证券监管的体系的认识。
一、转变对证券监管目标的认识
证券监管最本质的目标有三个：(1)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性；(2)维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3)发挥证券市场的自我调整的作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证券交易的规模急剧增大，证券交易方式日趋复杂。证券交易结构复杂化，使证券交易活动的透明度降低，风险性增强，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上升，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比以前增大。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目标应是保护投资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公平竞争、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在金融经济的新环境下，保护投资者权益，就是使投资者免受误导、操纵、欺诈、内幕交易、不公平交易和资产被滥用行为等的损害；促进公平竞争，就是指监管者通过恰当地制定和设立交易制度等来保证交易的公平，使投资者能平等地进入内场、使用市场资源和获得市场信息。监管制度应当保证交易价格形成的公平性。监管制度应当发现、防止和惩罚操纵市场者和其他导致市场交易不公正的行为。监管者应当保证市场信息的及时公布、广泛传播和有效反映于市场价格中，增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监管者还应当切实保证市场的高透明度。防范金融风险，就是要通过设定对市场中介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内部控制以及其他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鼓励投资者进行理性的风险管理和安排、监控过度的风险行为，从而保证投融资渠道的畅通，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要使金融监管实现上述三大主要目标，必须树立全新的证券监管理念，使之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
二、转变对证券监管功能的认识
证券监管的功能从最本质上而言，应是资源配置功能。证券监管应积极运用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调控证券市场与证券交易，引导投资方向，监督证券经营机构和各中介机构依法经营，从而有效地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证券市场的存在是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和证券化，而证券监管制度强大的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促使投资主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在价格导向的指引下，通过买卖、资产重组等方式带动资金不断从低效益企业向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而没有效益、成长性差的企业因无法得到资金支持将受到抑制或被社会淘汰，从而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得到升级和优化，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益和效率得以提高。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一核心功能，长期被忽视，导致证券市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扭曲状态。过去长期被片面强调证券市场的融资的原
论文摘要：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监管工作的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是对近几年来证券监管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思考。证券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对证券监管的目标、功能、体系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将逐步对外开放，而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则取决于证券监管能力。市场的成熟和规范是我们能否承受开放以后激烈竞争的关键。应对wto挑战，中国首先应当建立健全的监管体制，建立有序、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自1998年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模式后，中国证监会担负起了监管中国证券市场的重任。但纵观证监会这几年的监管行为，仿佛偏离了正确监管的轨道，它并没有努力在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氛围，而是深度介入证券活动的相关事务，从发行申请、证券从业、股评从业、报刊刊登上市公司资讯披露，到券商增资扩股与分类审批，甚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挑选，都要经过证监会同意。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垄断与过度集中，使中国的证券监管进入了难以自拔的误区。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1年也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年”。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监管工作的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是对近几年来证券监管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思考。因此，若要使中国证券监管变得卓有成效，作为监管者，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身，找准定位，树立全新的证券监管理念。另外，相关的媒体及社会公众也有责任帮助监管者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监管步入正轨。
证券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原来的监管模式下，证券监管作为一种运用法律对证券内场进行有效调控和维护的手段，往往更多地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在证券市场的行使，侧重于监管的具体措施，而忽视对证券监管的目标、功能、体系等深层次的思考。证券市场要适应金融经济全球化、国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和wto的全面开放要求，我们迫切需要转变对证券监管的目标、证券监管的功能和证券监管的体系的认识。
一、转变对证券监管目标的认识
证券监管最本质的目标有三个：(1)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性；(2)维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3)发挥证券市场的自我调整的作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证券交易的规模急剧增大，证券交易方式日趋复杂。证券交易结构复杂化，使证券交易活动的透明度降低，风险性增强，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上升，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比以前增大。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目标应是保护投资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公平竞争、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在金融经济的新环境下，保护投资者权益，就是使投资者免受误导、操纵、欺诈、内幕交易、不公平交易和资产被滥用行为等的损害；促进公平竞争，就是指监管者通过恰当地制定和设立交易制度等来保证交易的公平，使投资者能平等地进入内场、使用市场资源和获得市场信息。监管制度应当保证交易价格形成的公平性。监管制度应当发现、防止和惩罚操纵市场者和其他导致市场交易不公正的行为。监管者应当保证市场信息的及时公布、广泛传播和有效反映于市场价格中，增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监管者还应当切实保证市场的高透明度。防范金融风险，就是要通过设定对市场中介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内部控制以及其他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鼓励投资者进行理性的风险管理和安排、监控过度的风险行为，从而保证投融资渠道的畅通，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要使金融监管实现上述三大主要目标，必须树立全新的证券监管理念，使之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
二、转变对证券监管功能的认识
证券监管的功能从最本质上而言，应是资源配置功能。证券监管应积极运用灵活多样的监管方式，调控证券市场与证券交易，引导投资方向，监督证券经营机构和各中介机构依法经营，从而有效地实现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证券市场的存在是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和证券化，而证券监管制度强大的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促使投资主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在价格导向的指引下，通过买卖、资产重组等方式带动资金不断从低效益企业向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而没有效益、成长性差的企业因无法得到资金支持将受到抑制或被社会淘汰，从而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得到升级和优化，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益和效率得以提高。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一核心功能，长期被忽视，导致证券市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扭曲状态。过去长期被片面强调证券市场的融资的原始功能己经不合时宜，我们应通过强化证券监管、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我们应意识到，证券监管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证券监管还是其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彻底消除证券市场的内在固有风险，监管体制不论多么有效和完善，都无法保证不会有证券机构陷入困境和破产；证券监管是一种对市场行为的再反应，再加上监管者本身的局限性，使证券监管很难具有前瞻性。证券监管本身就孕含着固有的道德风险，还具有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证券监管绝不是唯一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最有效的方式。证券监管的功能能否有效的发挥，受到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等多因素的影响
三、转变对证券监管体系的认识
论文摘要：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度和自律性管理不足的问题，而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监管者的定位错误。文章就我国证券监管者法律地位的改善提出了看法。
透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在明确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统一监管功能的同时，首次以基本大法的形式提出：“在国家对证券发行、交易活动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前提下，依法设立证券业协会，实行自律性管理”，从而在理论上建立了国家监管与自律管理共同作用的管理体系。但从实践看，这一管理体系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国现有的证券监管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可概括为：政府干预过度、自律性管理不足。
1．政府干预过度
我国的证券市场不规范，投机性过强。对这一现实，立法者的思路是强化政府职能部门一一证券监管机关的职责，试以“政府干预”克服证券市场的缺陷。冈此，在《证券法》下，我国证券市场上政府活动的领域包罗万象，它不仅管理着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市场主体，而且掌握着上市规模、上市节奏和上市资源的分配。
这种情形带来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
(1)市场交易成本过大、效率缺失 我国目前实行的发行核准制、上市审批制，且审批手续复杂烦琐，行政过程不透明、不规范，延长了企业筹资时间，增大了市场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严重的效率缺失。
(2)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压抑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首先是政府的意志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以实务观之，现在得以优先发行、上市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包袱重，设备陈旧、盈利能力差的国营企业，而大量机制灵活、前景看好的民营企业，却几乎得不到上市的机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3)增加政策性风险由于我国政府监管行为所具有的广泛性、经常性和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每次政策的调整都造成市场相当剧烈和频繁的波动。对政府意图的揣摩，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猜测，成为投资者以及融资人活动的重要内容，对于公司业绩的关注倒置于其次。
(4)监管失灵。政府全面干预必然会“四面受敌一方面，多元化的监管目标使监管者左右为难，而政治利益激励机制决定了往往是秩序规范的目标让位于发展的目标。所以，尽管证券立法颁布了大量的制裁性规范，但真正能够贯彻执行的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这种过度干预使得监管部门穷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而对于其最本职的工作——监管机制的基本建设却无暇顾及。
2．自律性管理不足
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证券自律体系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政府的强势监管之下，我国的自律性监管显得软弱无力。
(1)证券业协会
证券业协会是《证券法》提及的唯一“自律性组织”。但实际上证券业协会并未发挥它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规范不仅太抽象而且遗漏多多。对于证券业协会，《证券法》仅以区区四个条文加以规范，对于证券业协会的组织章程、证券业协会对会员的制约机制、证券业协会与证券监管机关的制衡机制等基本问题，该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依据这样的《证券法》，证券业协会又如何能对会员进行监督管理呢?
第二，职责重叠。在英、美等国家的证券监管体制中，自律管理采取双重监管体制。证券交易所主要实施场内证券交易的监管，证券业协会则负责场外交易的规管。但在《证券法》以及相关解释中，场外交易并未获得明确肯定，所以证券业协会的宗旨也不包括组织、推动和监管场外交易的职能。而若强调证券业协会对场内交易的监管职能，必然使证券业协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关系处于交叉和重叠状态。为了避免重复监管导致的混乱，只得牺牲证券业协会监管职能，并将其职能限于研究、宣传、交流、协调等方面。
第三，依附于政府监管。我国证券业协会在政府监管机构的督促下设立和发挥功能。证券业协会职责职权范围的确定，首先决定于政府机关的授权，而不直接来源于证券业协会的会员。这种特殊的体制与传统，使得我国证券业协会的对政府监管机构形成天然的依赖。
第四，自律监管动力的缺乏。任何组织如无法给其成员带来实际利益或可预见利益，其生命力总是岌岌可危的。因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推动证券公司合理从事证券业务，并为各证券公司或成员单位带来福利，成为自律监管生命存续的源泉。《证券法》只强调发挥证券业协会在纠纷调停和纪律处分方面的职能，而忽视证券业协会也应为成员单位创造商业机会。成员单位也极少借助证券业协会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样的证券业协会既缺乏威性又缺乏亲和力，其规管、沟通等自律功能难以发挥。
(2)证券交易所
目前我国的证券交易所离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段差距从《证券法》的规定中，也可见端倪。首先，从证券交易所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看，虽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章程都将自己定位为“实行自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但《证券法》既末明确提出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法人性质，也未确认证券交易所的自律性组织的法律地位。其次，在证券交易所的组织上，虽然从《证券法》第98条第2款：“证券交易所的积累归会员所有，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以及第1l1条和第1l3条关于“会员费”和“会员管理规章”的规定中，可以认为《证券法》规定的证券交易所体制是会员制，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会员制证交所的机构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总经理和监察委员会。而《证券法》对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大会和监管委员会却只字未提，涉及到理事会的也只有两处。(2)一般来说，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作为自律组织，都是会员出资，会员管理。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交所的章程都明确提出，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命。所以，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由会员出资、中国证监会管理和决定证券交易所的重大事项，这些与证券交易所作为会员制自律组织的性质极不相称。
二 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完善
对以上所述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我国的证券立法对证券监管者的定位不合理。
1．监管机构的定位
监管机构的定位是指监管机构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将自己置于什么地位。如果说把证券市场比作足球赛场，球员比作市场主体的话，那么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充当裁判还是教练呢。一般说来，证券监管机构应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按照市场规律来制定、修改、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游戏规则；作为规则的执行者对市场出现的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惩处；作为纠纷的裁判者，不偏不倚，公正裁决。它不应当是教练，亲自指挥市场主体如何“踢球”，更不应当在球场形势紧张或球场形势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时，亲自上阵代替市场主体“踢球”。我国政府监管机构虽然以“裁判”自居，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随时去客串“教练”甚至“球员”。这在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上的表现就是，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具有任意性，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市场自律机制则由于政府监管机构的强力干预而缺乏发挥作用的空间。冈此，转变监管机构对自己的定位是从立法上改善监管者法律地位的前提。
2．合理界定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
在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之前，首先应阐明《证券法》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就是现实中的中国证监会。通过对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分析，笔者发现，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的宽泛性和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不合理。要合理界定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使中国证监会地位得以提升，拥有的权力也大大增加。特别是中国证监会拥有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和行政立法权。在此笔者提出要制约证券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要一概否定赋予监管机构行政立法权和自由裁量权的做法，关键是如何赋予，例如，哪些事项可以赋予，赋予之后怎样实施制约和监督。对此，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做法是通过严格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审查或者司法审查的制度对行政立法活动加以规制，力求实现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之间的平衡。我国要借鉴证券法制比较完善国家的做法，其有效的途径就是将中国证监会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直接向全国人人报告工作，由全国人人对其行政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二，提高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中国证监会作为我国执行证券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承担着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的安全稳定，促进证券业发展的重任。它应有权按照这一宗旨来实施监管活动。政府不应仅将其视为政府经济政策的贯彻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使其脱离于国务院的隶属，比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通过立法将证监会设置为一个专司证券业监管的独立的行政机关，规定以维护投资者利益，证券市场的安全稳定，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为其行使职权的宗旨。此外，将中国证监会独立出来，将真正实现中国证监会的权责相当，由中国证监会来充当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行政诉讼的被告，在其监管行为侵犯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承担赔偿责任。而这对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的滥用也是一种有效的制约途径。
3．强化自律性管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深、沪两大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证券业的自律组织，它们在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中分工不同，以下将对两类组织在强化自律性管理中需要改善的地方分别加以叙述。
(1)提高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
由于我国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在行业自律上的分工不同，提高监管自主性主要是针对深、沪两大证券交易所而言。要提高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的自主性，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从组织上来看，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虽然都是会员制的自律组织，但其主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证监会的手中，这就使证券交易所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因此，要提高两大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首先就要赋予其独立的人事任免权，由证券交易所会员选举出他们所认可的，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他们利益的交易所负责人。第二，从职责上来看，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商的会员性组织和证券市场的实时监控者，它应该并且也有动力和能力对证券市场中的具体业务进行管理。因此，证券监管法在对政府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进行职责分配时，应将政府的职责限定于制定基本的方针政策和监管框架上，而将更多的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权赋予证券交易所。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系统：流动性层次：系统协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3-0040-04
一、引言
流动性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我国于2005年首次试点信贷资产证券化。至今仅发行17个产品，发行规模总计仅667.83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在国内债券市场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资产证券化的结果是用并不流动的债券取代了并不流动的资产，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实现“流动”目标。
解决资产证券化流动性问题需要以系统协同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基于系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资产证券化也可以看作一个由发起人、中介机构、市场、监管部门和制度安排部门等子系统构成的开放系统。在协同视角下，资产证券化运作是否顺利取决于其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运动，而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子系统协同运动的集中体现。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子系统包括多种机构、部门和市场，因此提高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不是单个部门或单个子系统能够实现的，需要多个子系统的系统协同。
二、资产证券化系统的流动性层次
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的核心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界定资产证券化概念时都强调了资产证券化的流动性，认为资产证券化就是将非流动性或流动性差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好的、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
正是这种流动性转化能力使得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可以利用低流动性资产实现融资目的。在资产证券化融资过程中，发起人首选要将被证券化资产转让给SPV(往往通过真实出售的方式)，这令原本沉淀在发起人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流动起来，于是不具有流动性的被证券化资产获得了流动性；然后，SPV以被证券化资产为支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通过投资银行的承销将资产支持证券出售给投资者，于是被证券化资产依托资产支持证券进一步提升了流动性。被证券化资产的“转让”与“证券化”流动过程，同时也是资金从投资者流向发起人的过程。正是依靠将原本沉淀状态的被证券化资产转变为在二级市场自由流动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起人的融资目的才得以实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当今发达金融系统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仅仅依靠前述两次流动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第三次流动――资产支持证券在二级市场的流动。这是因为：第一，发起人之所以能够将被证券化资产转让给SPV，是由于SPV预期能够以被证券化资产为支撑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也就是说第二层次流动能够顺利实现是第一层次流动的前提；第二，SPV之所以预期资产支持证券能够顺利发行，是由于信用增级后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认可度较高，受到投资者欢迎；第三，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认购资产支持证券，首要因素是资产支持证券具有良好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因此，资产证券化对被证券化资产流动性的提升是以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能否顺序实施，归根结底是由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决定的。
由此可见。流动性贯穿于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全过程之中，而不同阶段的流动性有了层次之分、互为因果。第一层次的流动性是指被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被证券化资产在由发起人转让给SPV的过程中获得了流动性。第二层次的流动性是指资产支持证券的一级市场流动性。SPV创设的资产支持证券在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过程中获得了流动性。第三层次的流动性是指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资产支持证券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在投资者之间转手获得了流动性。从广义上看，资产证券化系统包含三个层次的流动性，既可以指被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也可以指资产支持证券的一级市场流动性，还可以指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但是，由于三个层次的流动性具有递进关系，因此从资产证券化开放系统看，最重要的是第三层次的流动性即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也就是资产支持证券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变现的难易程度，交易成本越低、变现时间越短，资产证券化系统流动性就越好。
三、资产证券化系统流动性的协同分析
在协同视角下，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子系统协同运动下经历了非平衡相变形成一定的有序结构同时具备了一定的系统功能。系统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各子系统协同运动的集中体现，对于资产证券化系统协同意义重大。
(一) 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非平衡相变的核心标志
资产证券化系统在相变之前处于一种无序的非平衡状态，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协同作用十分微弱，整个系统结构十分松散。在此阶段，发起人系统拥有的资产流动性很差，资产支持证券尚未问世，因此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无从谈起。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由于资产支持证券的问世，发起人子系统原本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在子系统协同作用下流动起来，其流动性通过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体现出来。通过子系统协同运动改变了发起人资产的流动性，这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特点。是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融资方式的根本区别。因此，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子系统协同运动的结果，是系统非平衡相变的核心标志。
(二) 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发挥整体功能的核心条件
资产证券化发挥整体功能的过程，就是资产从外部进入系统并被转化为证券转移到投资者手中的过程，以及资金从外部进入系统经过投资者、中介机构和发起人最终又被转移到系统外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资产转移即资产支持证券的设计过程是以资金转移即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过程为基础的。如果资产支持证券不能顺利发行，那么资产支持证券的设计也就失去意义，资产证券化的有序结构也就难以维系。而资产支持证券能否顺利发行，又取决于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一种金融工具来说，其能否被投资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工具的流动性。以国债为例，由于国债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配置一定规模的国债作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当有资金需求或希望改变投资组合时，投资者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将国债变现。正是由于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债在美国曾一度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品种(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提高而规模化发展最终取代国债成为美国最大的债券品种)。对于资产支持证券而言，其流动性越好，市场空间就越大，资产证券化配置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如果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差，发行就面临困难，发起
人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就没有可行性，资金的跨部门、跨市场配置就无法实现。因此，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发挥整体功能的核心条件。
(三) 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协同的核心目标
由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发挥整体功能的核心条件，因此资产证券化子系统会根据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反馈信息调整优化协同行为，不断提高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从而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吸引力。问世之初的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较差，对投资者吸引力不大，造成资产证券化运作局限于零星试点，没有形成规模化循环发展。在流动性信息反馈下，资产证券化子系统开始改进协同行为、提高协同水平，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断通过市场基础建设、金融工具创新和提高风险监管水平等方式提高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使得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从而带动资产证券化循环发展。资产证券化在2008年遭遇次贷危机，流动性骤然受阻，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救市措施，核心就是恢复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使其通过自组织重新焕发活力。因此，流动性是资产证券化系统协同的核心目标。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子系统的协同运动产生了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支持证券，这是资产证券化形成有序结构的标志。而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又支配着子系统的协同运动。使其形成基于反馈信息的自我调节。子系统通过调节自身行为而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配合，从而提高协同水平、维持并发展资产证券化的有序结构。因此，在协同视角下，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作为一个评价指标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所具有的指标作用，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不仅仅直接衡量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而且集中反映了资产证券化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协同程度，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资产证券化运作水平的核心指标。
四、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及其协同调节
基于资产证券化的多子系统协同性，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促进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提高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基础、工具创新和风险监管等方面。
1、市场基础。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直观表现为资产支持证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因此资产支持证券这种金融工具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载体。金融工具的创设、发行和流通必须具备合适的市场基础，因此市场基础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具体而言，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市场基本包括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交易对手、相关法律制度、会计和税收制度等。由于市场基础涵盖了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场所、交易方式、投资者以及相关制度等资产证券化发行流通的最基本环节，因此市场基础对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基础越完善，越有利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提高。
2、工具创新。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除了与市场基础相关外，同时也受到金融工具本身的属性、风险收益特征及其配套工具的影响，因此工具创新也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具体而言，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工具创新包括资产支持证券种类创新和风险收益创新等，以及相关配套工具的创新等。由于工具创新与资产证券化的多样性及其风险收益密切相关，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因此工具创新对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工具创新越成功，越有利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提高。
3、风险监管。金融工具的收益总是与风险相伴相随。当某种金融工具的发行量和交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该金融工具的风险就不仅仅是某些投资者承担的个别风险，而往往上升为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一旦疏于监管防范导致风险爆发，造成的危害也将是系统性的。投资者受到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往往不能有效识别和控制其投资的金融工具的风险。这就需要具有针对该金融工具的风险监管体系和措施。因此风险监管也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具体而言，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风险监管包括违约风险的识别与监管和杠杆风险的识别与监管等。风险监管主要是防范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资产证券化运作起宏观调控作用，因此风险监管对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具有反向调节作用，风险监管越到位，越有利于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保持适度水平。
三大决定因素的状态受到资产证券化子系统协同运动的影响。比如，制度安排部门子系统和市场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决定了交易场所、交易方式和交易对手等，制度安排部门子系统与发起人子系统、中介机构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决定了相关法律制度、会计和税收制度等，发起人子系统与市场子系统、中介机构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决定了资产支持证券种类创新和风险收益创新以及相关配套工具的创新，监管部门子系统与发起人子系统、中介机构子系统的协同运动决定了违约风险的识别与监管和杠杆风险的识别与监管等。三大决定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决定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水平，其中，市场基础和工具创新主要起提高资产证券化流动性的促进作用，而风险监管则发挥着约束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引致的资产证券化流动性过高的作用，有助于将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控制在适度水平。
不过，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与资产证券化子系统协同运动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直线型，而是复杂的具有反馈机制的回路调节型。资产证券化子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相变创造出了资产支持证券。于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有了市场载体；反过来，资产证券化流动性为资产证券化子系统提供反馈信息，各个子系统基于反馈信息对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行调整和优化，提高了系统整体协同度。
五、结语
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向依托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由资本市场目前的股权融资为主转向债券融资为主，这是我国现代金融大系统改革的重要方向。如果要把间接融资系统沉淀的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真正“化”为直接融资系统有效流动的债券，这就需要加强市场基础、工具创新和风险监管等方面的系统协同。提高我国资产证券化流动性。
市场基础方面，首先必须加快债券市场建设和发展，做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提高债券市场在我国金融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其二要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协同发展，在投资者准入、债券品种等方面实现两个市场的联通；其三要在法律法规和会计税收制度等方面适当放宽对资产证券化运作的约束，降低资产证券化运作成本，营造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的环境。
（一） 筹资与投资功能筹资与投资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能够迅速地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散货币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可供长期使用的资本，用于生产和经营，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这些股票、证券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直接投资工具。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资金配置方式，开辟农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
（二） 转制与监督功能
证券市场还具有促使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证券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公司要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先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来运作。企业要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要有良好的业绩。这就使企业时时处在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这些监督包括：①股东的干预。股东作为投资者必然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前途，并且通过授权关系或“用脚投票”实施他们的权力。②股价升跌的压力。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股价，股价提高，对公司是一种激励；经营不善产生的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外部接管，在这种制约下，管理层不得不认真地为公司服务，股东的权益因此得到相应的保护。③社会的监督，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制约，所有这些制约，促使上市公司形成健全的内部运作机制。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的机制转换，培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要求它具有完善的内部运行机制，优越的组织形式。相比而言，上市公司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对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2）启发和影响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企业化转变。证券市场不仅培育农业大中型上市公司，而且以它的标准、效率启发和影响着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方式有较高的效率，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步向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逐步向具有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管理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
（三） 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功能
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会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或企业，从而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功能。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证券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证券市场上，资金在利益的引导下流向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抛弃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证券，从而实现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要进入证券市场，要在证券市场不被冷落，必须先要成为能够赢利的行业，成为比较效益较高的产业。在过去农工商脱节、供产销分离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农业部门仅限于原料性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环节的增值流向了工业和贸易部门。然而，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市场地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功能促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增强赢利能力。（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农业部门的经营性资产中，存在不少重复建设项目，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和部门分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重复建设的旧体制还会发生作用。利用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的弊端。这是因为，首先资本的趋利动机会冲破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部门分割，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其次，证券市场大范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 分散风险功能
证券市场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既给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首先，融资方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实际上将其风险部分地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越多，单个股东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其次，投资方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通过买卖证券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降低风险。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解决了投资者难以变现的后顾之忧，证券市场的出现，为各种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和横向资金融通提供了媒介和场所。人们可以用现金购买有价证券，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人们也可以卖出有价证券，将其变为现实购买力，以解决即期支付的需要。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生产周期长、存在自然灾害等风险。证券市场的分散风险功能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
（五） 社会功能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其超越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首先，证券市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现代化的发育过程，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其次，证券市场成为联系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纽带，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国际形势、国家政局、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投资收。81.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益，也都会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反映。证券市场的走势，投资者的心态、倾向也会反馈到国家有关部门，从而影响有关决策。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投资者必然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保持高度的关切，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功能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农业的关注。在证券市场上，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天会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投资者会因此而更加关注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证券机构更会认真研究农业方面的信息，关注农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信号会反馈到决策层，从而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执行。（2）促进农业部门经营观念的创新。证券市场浓缩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农业与证券市场的联连，带来了经营观念的变化。例如，从只重视产品经营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只重视土地、农具等有形生产要素，到重视股票、债券等无形生产要素等。这是经营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和创新。综上所述，证券市场为农业注入了多种现代生产要素，农业需要证券市场。同时，证券市场也需要农业的参与。农业对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在于：①没有农业的参与，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大为降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②农业所形成的食物与纤维系统是世界最大的产业部门，没有它们参与，证券市场是不完整的；③农产品市场是永不衰落的市场，农业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适宜长线投资的工具，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短线投机行为。
二、 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途径
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中国2011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信贷问题无不折射了监管在金融行业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要实行经济结构调整，必借重于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为企业发展融资，而以创业板为首的高管疯狂套现，以及信息披露不透明等证券市场的不规范现象，都对我国证券监管理论与监管政策的制度选择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一监管的目的 证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市场，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在我国证券的发展历史中，由于证券市场的不完善性，导致证券市场非正常波动经常发生。引入监管主动干预市场失灵，成为监管的重要目的，通过引入监管制度来调整证券市场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可以实现证券市场正常有序发展，从而达到证券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和安全、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 二监管理论的历史变迁 (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古典经济学思想影响下的早期有限监管亦即监管理论产生初期阶段 此时期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资源的调节是最有效率的，此时基本没有统一的专门监管机构，也没有系统的监管理论。由于过度相信市场的力量，危机不断交替发生，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比较著名的危机，比如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危机，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18世纪初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等;在中国清朝末期也曾发生3次金融风潮:第一次是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第二次是1897年的贴票风潮，第三次是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1］。为应对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冲击，英国制定并于1720年6月20日生效的《泡沫法》，规定成立上市公司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证券市场监管法案;法国成立了官方的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美国堪萨斯州于1911年通过了《蓝天法》(BlueSky-Law)，这是第一部规定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州证券法，标志着美国州一级证券监管的正式开始。1920年，庇古在其发表的《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外部性理论，而外部性正是政府监管的重要理论基础。洛桑学派代表人物帕累托的帕累托效率法则和帕累托最优理论，说明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标准与改进方法，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总体上，此时期证券市场的发展是以行业自律为主，监管理论不是此时期的理论主流，政府的监管与干预有限，逃避监管相对容易［2］。 (二)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安全优先监管理论 自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以后，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受到质疑，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张干预的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安全优先成为这一时期证券监管的核心原则，各国逐渐建立了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的制度与理论得到不断发展。从放任发展到主动监管，具有代表性的转折点事件是美国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别制定的《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两部证券监管法律，美国1956年又制定了《统一证券法》。市场失灵理论(MarketFailureTheory)。此时，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存在的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市场的无形之手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市场失灵，正因为此，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利用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共利益理论(PublicInterestTheory)。此为政府干预的另一理论基础，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者是利他主义者，监管者的利益是独立的，没有本身的私利，作为全体市场参与者利益的代表，为调整市场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监管者可以以很低甚至无成本的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波斯纳在1974年出版的《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明确提出公共利益理论，并在其中指出政府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纠正市场失灵以提高社会福利［3］。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下的效率优先监管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难以解释的“滞胀”现象，以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为起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解体进一步确立新自由化的思想基础地位。在此思想影响下，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成形，该理论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监管，此时期，效率优先原则成为监管的核心原则。金融自由化理论认为过度监管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甚至监管本身也会失灵。金融市场通过证券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保险、证券通过金融创新跨界经营越来越多，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证券业的国际化发展，严格监管受到市场的质疑。金融自由化理论。以Ma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理论为主要组成部分，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管制，恢复金融行业的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他们还特别指出，“金融抑制”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通过“金融深化”能更好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监管失灵理论。作为此时期最重要反击政府的过度监管理论基础，根据“利益集团理论”、“俘获理论”、“寻租理论”，以及存在管制成本与监管双方博弈会导致监管者在监管时难以达到监管初期设计时的监管目标，从而管制失灵。全球金融监管与协调。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出现，加大了监管的难度，金融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使全球各国证券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单独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监管成为常态。此时期美国分别在1980年制定《小企业投资促进法》，1984年国会通过《内幕人士交易制裁法》，1986年制定《政府证券法》，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施行法》，以立法的方式来保障市场的健康运行［4］。 #p#分页标题#e# (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全与效率并重的审慎监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各地区金融证券危机不断发生，比如拉美墨西哥、巴西，亚洲东南亚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直至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监管理论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对危机的传染与反传染、金融活动具体管理、防范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研究，实行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此时期，理论界注意到，市场调节与政府监管都有本身的不足，再加上证券市场上各方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金融证券市场问题不断出现，谨慎监管得到认同。此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受到理论界质疑。随着金融自由化思想进一步深入，混业跨界经营成为常态，加上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使监管更加困难。同时由于监管的滞后性，难以适应新时期证券市场变化新的监管需要，比如美国采取的“双重多头”监管。证券市场开始注重监管的国际合作、风险防范、监管者本身的监管、危机的预警与防范，证券市场本身特殊性及其风险产生、传导机制的研究，合理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证券执法合作法》(InternationalSecuritiesEnforcementCooperationAct)，旨在加强防范证券欺诈的国际间合作［5］。 功能监管理论。监管者根据金融的功能设定监管程序，根据默顿(Merton)和鲍迪(Bodie)的观点，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基于功能观点的金融体系比基于机构观点的金融体系更便于政府监管［6］，功能监管更加有针对性、专业性、预见性和灵活性，机构形式会随功能的变化而调整，金融产品的功能一般都是同质，通过功能监管可以降低“监管套利”，同时有利于被监管者的金融创新。缺点是监管成本高，对监管人才标准要求高，没有机构为系统性风险负责。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取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就是功能监管理论的成就。市场约束与监管者自身治理的协调监管理论。通过强调市场纪律在调整证券市场利益的作用，用市场机制来约束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的理论。Flan-nery(1998)论证了市场对改善监管重要作用，将市场信息与政府监管信息结合起来，可以缩短认识和行动之间的时滞，及时发现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监管者自身治理，提高监管者监管的独立性、透明性、及时性与责任性，减少政治干预与利益集团俘获影响提高监管水平避免监管失灵［7］。 监管激励理论将激励问题引入到对监管双方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问题的分析中，运用激励机制实现监管最佳设计结果;法律不完备理论认为法律是用来调整一般大量现象的，难以及时调节证券市场中出现的新问题，认为应引入一个机构进行主动监管，应对变化的市场;资本监管理论认为资本全球化条件下，要对资本适当监管以防止风险转嫁，特别是对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宏观审慎监管理论主张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的发展，在次贷危机中受到主流经济学家重视，宏观审慎监管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自上而下的防范金融系统风险，解决单个机构的审慎理性导致宏观非理性风险。 三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不同于很多发达国家自发发展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监管的基本特征是:强制性、渐进性和滞后性，证券市场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制度供给模式，发展历史较短，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1、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主体为证监会，同时还受到人民银行、国资委、发改委和证券交易所等职能部门的制约。比如在债券方面，发改委主管企业债，证监会主管公司债，央行则主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在这么多部门监管的情况下，债券发行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惑，在隐性成本方面也会有所增加，进而导致监管效率不高。 2、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我国由于信息披露问题而导致的内幕信息交易经常发生，加之法制不健全和打击惩罚力度不足，严重损害了监管者的信誉。另外，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有效性不足，暴露了我国监管效率低和监管滞后的特点，渐进性的指导原则导致创新不足［8］。 3、证券自律监管不足。作为证券自律组织的证券业协会与证券交易所，这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缺陷。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较强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干预，难以公平、公正;其次，资本自律组织的体制、行政传统下的法律环境决定了其实际上并不能发挥自律作用。 4、对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再加上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强调制度供给，使普通投资者的利益未受到较好保护，监管者非常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这非常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如作为股改对价的产物—南航认沽权证，在制度上弥补了我国做空机制的空白。但在证监会“券商创设”规则公布后，其由当初的14亿份迅速膨胀至120多亿份，为创设的券商带来无风险套利约204亿元，这种权证无限创设制度，凸显了投资者利益保护难题。 5、缺乏对监管者本身的有效监督。我国的监管主要是单向监管，是自上而下的监管，对监管者缺乏有效约束，利益输送很方便，比如证券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人员流动［9］。 (二)中国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及其理论分析 根据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的，人们现在的选择受过去所作选择约束，所以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完善必然受到我国过去监管历史的约束。根据对证券监管理论的分析，不管是市场约束还是监管约束，都可能导致失灵现象发生。任何制度的缺陷随着时间的纵向累积，最终都会以危机作为其外在表现方式表现出来，根据过去国内外监管历史发现，必须同时采取兼顾安全与效率的全面的协调审慎监管，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进一步在理论界确立了这一思想。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供给，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加上我国对监管者本身监管缺乏有效约束，极容易被各利益集团俘获。中国证券市场主要的利益集团主体有政府及其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非公有制企业，而普通投资者由于人数众多，难以形成合力，在博弈过程中经常会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经常会看到普通投资者很受伤很无奈地表达意见。在我国监管者的利益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根据寻租理论和俘获理论，监管者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有政府和国资背景的企业在证券上市方面拥有很大优势，监管会失灵。监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保证市场健康平稳发展，防止市场或监管失灵现象发生，在制度选择时，我们必须要看该制度是否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是否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是否有助于防范风险与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10］。根据理论分析及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完善可选择以下的路径入手:#p#分页标题#e# 第一，培育与完善证券市场，引入市场力量监督，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杜绝内幕交易。首先，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市”制度，加强监管借壳上市现象，真正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目前ST和创业板等小市值、高估值及成长不确定的公司反而受到投机者的大肆追捧，借壳传闻让垃圾公司乌鸦变凤凰，“退市”比例过低，让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蓝筹大盘股”在资金紧张的环境中较难得到认同，这种投资价值扭曲的文化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成熟，为此，我们要加快“退市”制度建设和实施，合理引导投资并营造良性投资环境。其次，遵循信息披露至上原则，规范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知情人员的信息予以公布，扩大内幕信息的监督范围，减少内幕交易存在的基础性环境。通过制度完善和建立强制性完整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证券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最后，加大内幕交易惩罚及时性与惩罚力度，提高人才队伍素养与监管技术水平。 第二，完善市场制度的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首先，完善发行制度，解决发行价过高现象，特别是IPO的审核机制。其次，实行对保荐人的持续监管与责任追究制。培育价值投资的市场氛围，杜绝扭曲市场价值的“炒新”现象发生。最后，加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利用资本市场的募集资金功能，为实体经济输血，特别是短板行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同时利用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监督企业的行为。比如:我国科技创新以及农业、食品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社会保障还没有和资本市场形成密不可分、相互支持的关系。 第三，加强对监管者的约束，提高监管者的独立性，协调好监管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限制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人员流动，防止双方利益输送，引入对监管者利益激励机制设计，加强绩效考核制度对监管的激励作用，促使监管者为全体证券市场参与者利益服务［11］。 第四，完善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机制。首先，加强对上市企业上市质量的监管，加大对投资者利益的关注力度，及时给予反应，完善证券交易平台，降低交易费用，创建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环境，对损害投资者利益行为及时给予严厉惩罚。其次，加强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分红的制度建设管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息率非常低，约为1%，公司可分配利润中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约为25%，远低于美国等境外市场。上市公司(含拟上市公司)应完善分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在首次公开发行时，要细化分红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对再融资公司，要明确描述过去的分红情况及将来的分红承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共同对公司利润分配决策过程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确保证券市场从投机市场向价值市场转变。最后，努力完善中小投资者民事诉讼制度的建设。民事诉讼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就证券市场虚假乘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和赔偿案件出台了有关规定，对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加强自律监管。由于自律监管机构与市场距离近，更加灵活，可以及时反映市场新的变化。中国的证券自律组织行政色彩过重，自律组织与证监会之间职能有部分重叠，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证券交易所与证券业协会独立性较差，降低对自律组织的行政干预，增大自律比重［12］。 第六，建立监管更加统一、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有不同的监管部门，在证监会成立早期，证监会属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执行单位，证监会的监管地位弱化。虽然现在证监会监管地位变强，但证监会监管权威功能依然受到各利益集团的影响。改变多头监管，建立统一互联高效的债券市场，优化和改善公司债券市场准入、债券审核、信用评级以及投资者服务等制度安排，有效增加公司债融资规模，继续推进上市商业银行参与交易所银行试点工作，逐步探索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监管体系。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从1981年国务院财政部批准首次发行国库券，以国家信用形式向社会筹集资金，标志着在我国中断了30年的证券市场开始复苏，到1990年与1991年泸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以及1999年7月1日《证券法》的实施，我国的证券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综合我国证券市场16年来的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初步形成阶段（1981年—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初创及初步形成阶段，1981年中央政府恢复发行政府债券，到1988年，共发行国库券455亿元。198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哈尔滨、沈阳、上海、广州、武汉、深圳、重庆等地进行了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与此同时，股票市场开始孕育：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986年，其股票与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一起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挂牌买卖，新中国首次出现了股票柜台交易，开辟了企业以股票方式筹集资金的新渠道。到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其时，上海、深圳共有12家股份公司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我国股票市场诞生，并在上海、深圳两地有初步发展。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第二，规范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我国的证券交易尤其是股票交易由场外的分散交易进入了高度组织化的交易所内集中进行，证券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大批企业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这段时间里，无论是证券发行市场还是流通市场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1998年底为止，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843家；开办证券公司90家；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公司237家，下属证券营业部2400多家，有43家境内企业在海外上市，累计筹集资金100多亿美元；有105家公司成功地发行了B种股票，筹集资金40亿美元；证券从业人员10万余人，股票登记者已达170万人以上。
我国证券市场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对证券市场的规范也在随之不断加强和逐步走向完善。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简称证监会）成立。证券委和证监委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管理体制开始形成。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全国性股票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件》以及债券法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同年7月，国务院证券委《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8月又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1994年8月，国务院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1995年12月又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同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第20届证监会国际组织年会上，中国证券委被接纳为正式成员。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并于1999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
综上所述，我国证券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市场运作及其管理和规范的框架。从80年代自发的国债与股票的柜台交易，到90年代初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从以深圳“510”事件，上海“327”事件为典型代表的高度投机阶段到“法律。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指引下的调整与整顿，《证券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B股、H股、欧美市场存托凭证的发行交易等等，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无不遵循着“发展与规范”的辩证统一规律。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尤其是处在两种体制的转轨阶段，虽然在过去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许多领域内部仍然存在着或将继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证券市场也毫不例外。我国市场化取向确立的时间不长，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还残存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证券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痕迹。
就发行市场而言，首先是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被分割成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个人股）。国家股与法人股占总股本的2／3，而个人股只占1／3左右。个人股可以上市流通，国家股与法人股不能或不易上市流通，但国家股、法人股与个人股具有相同的投票权。”国家股与法人股可以较小的价值持有控股权，从而控制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国有股成为政府控制国有公司上市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外部接管签订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管理合同，以及以股东的直接干预方式来转变上市公司经营机制的功能无法实现，融资功能就成了股票发行的主要功能，证券市场扭曲发展。其次，我国股票市场还存在着A、B股分割市场、独立运行的问题。一个企业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情况下，B种股票与A种股票在国内的同一市场上市。虽然B股是对境外投资者发行，以美元（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港元（深圳证券交易所）计价，但它们的价格却不一致（不考虑外汇兑换比率的因素）。除了投资者和币种的区别以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收益分配的差别。另外，发行B股的目的是吸引外资，境内居民无论拥有多少外币，也不能进入B股市场，这种现象严重不合理。第三，证券发行的程序不够规范。在证券发行程序中，证监会根据国务院要求及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向有关部门下达发行额度（家数指标）后，首先面临的是地方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的推荐问题。在这个推荐过程中，由于我国证券发行监管模式还有待完善，因而有不少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为了达到融资目的，采用形式合法的虚假包装，大搞“公关”活动，使自己成为推荐对象，形成“包装上市”。而在推荐以后的预选审核、发行审批等程序中，有关部门人员又往往都是高高在上，只是对包装后的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许多不合格企业因此得以上市，一些真正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却被拒之门外，造成严重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就我国证券流通市场而言，存在的问题更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等，不胜枚举。
不言而喻，16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对证券市场监管措施，自律规范、交易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证券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阶段。对证券市场上出现的许多不法、违法现象的规范和管理都有了法律依据。但是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短暂性，其存在的问题在现阶段还暴露得不够充分，加之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以及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何种情况、产生何种问题，立法者不可能在现阶段就进行预言并制定出各种完善、健全的法律规范和规则。更何况有些问题是属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是历史遗留问题，仅凭法律手段也是解决不了的。我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是一个非自由市场，除了要受市场本身特有规律的影响外，还受体制，传统观念，偶发事件、随机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所以，我们在肯定《证券法》作用的前提下，还应看到《证券法》的不足之处。
三、我国证券法的不足以及应对措施
首先，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问题，《证券法》第10章第167条至第174条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包括对统一监管机构、8项职权、执法措施，执行程序、保密义务、工作人员的守则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既符合世界证券市场和证券立法的发展趋势，也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机构和体制已基本确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存在着多头共管的现象。就一级市场而言，市场的监管职能分属不同部门：发行规模之计划主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发行公司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和国务院主管机关确定，仅在形式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就二级市场而言，管理职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所分享；财政部从财务管理，国债交易角度更换场内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而地方政府对设在当地的交易场所、交易中心、报价系统以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仍享有较大的管理权限，所以，在将监管权力收归证监会时，有必要征求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上述各项权力也不必全部都收归证监会，但必须以法律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分工，并用法律协调各部门权力的分工和合作，以保证证监会的监管效率。另一方面，证监会集中监管体制的确定，以及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和加强，证监会的权力将会不断扩大，对证监会的权力膨胀和可能因此而造成的证券市场效率的降低，以及对产生腐败的担心也会随之而来。然而《证券法》对此问题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
其次，关于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发展很快，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跨越国界。一旦发生纠纷，适用哪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是当事人首要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讲，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中的法律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外国证券在我国发行交易，由于该外国发行交易人所属国有关法律与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我国）法律可能不同而引发的法律冲突；（2）我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而引起的我国法律与外国法律之间的冲突；（3）外国证券在外国发行交易，可能引发的交易人所属国、发行交易地所属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国外证券立法中，对跨国证券交易及发行中法律冲突的规范，一般采用的原则有以下几个：（1）适用证券所在地法原则；（2）适用发行人属人法原则；（3）适用行为地法原则；（4）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原则；（5）适用当事人合意而选择的法律原则。综观我国现行《证券法》以及一系列证券法规，对证券法域外适用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使得我国面临涉外证券法律适用的冲突问题，显得束手无策。
一切存在者皆有其根据，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责任亦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由于存在本来就作为先行被领悟的存在而原始地论证着，故任何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其方式呈报出‘根据’，不管这些‘根据’是否特别地被把捉和适当地被规定。因为‘根据’乃是一般存在的一个先验的本质特征。”[1]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证券违法行为人基于何种理由承担民事责任，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本文主要从哲学视野对其根据进行探究。所谓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就是要在本体论、价值论意义上说明，违法行为人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民事责任，国家为什么可以追究民事责任，而它本身也应当负担民事责任，即要说明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应当性、正当性问题，这是有关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存在合理性之终极问题。 一、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存在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说：“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规定性之外。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transcedens）。”[2]这段话告诉我们，存在是超越具体存在着的东西，存在不是指“什么”。对“存在”的研究首先不是要追问“是什么”，即不是了解存在是什么东西，探究存在的性质、本质、属性等，而是要追问存在“何以是”，即何以“能在”，研究存在“何以是”，是要解决存在“可能性”问题，这是说探究最原始、本源意义上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如何“显示”、“展示”“、在场”。在海德格尔看来“，可能性高于现实性”。[3] 必须首先解决“能在”，然后才谈得上在“什么”。可见，存在何以“能在”比存在“什么”更为根本、重要。可能性是存在论问题，是本体论要回答的。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出发，来阐述建立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和范围。 法律只能要求人们做其有可能去做的事，不能强迫他人做其不可能做的事。那么，在设定及归结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时，应考虑人的心智与情感因素，以期真正发挥法律责任的功能。哈耶克指出“：既然我们是为了影响个人的行动而对其课以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就应当仅指涉两种情况：一是他预见课以责任对其行动的影响，从人的智能上讲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他在日常生活中会把这些影响纳入其考虑的范围”。[4] 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是由于违反一定义务而导致的法律上的负担。 这种负担的可能性问题可以分解为，为什么违背义务可能导致一定的不利负担，为什么义务可能被遵守。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就在于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是一种理性约定。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觉运用。约定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成员，基于各自的理性考虑、为达到一定利益而相互做出的同意承担某种事项的表示。 约定的基本特性是，它是现性的、相互自我规定的、个人本体的。任何共同体所具有的强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个人的理性结合与约定。理性约定是社会生活的最原初状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约定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人的理性追求是不断进步的，它引导人们对社会关系框架作出相应调整。理性力量是所有的人、国家和时代都有的，一个完善的、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可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5]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理性约定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在证券交易过程中，每一个个人可以依据理性和理性思维方式，为自己确定什么行为是应当作的、什么行为是不应当作的。理性给人确定的这种行为指示，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行为时要消除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由于恶的感望、冲动、要求驱动下的损他行为，如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行为人以自己获利为目的,通过不实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一旦认知理性预见到满足其它欲求的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与人的利益实现相冲突的话，人的行为理性便坚决否定这种行为。人们通过理性而懂得，必须控制、约束损他行为。当每一个人通过理性而认识到必须控制、约束损他行为时，任何一个人向他人承诺不作损他行为，并要求他人也不作同样的行为时，如作了损他行为就应该负担责任，这种要求就能得到其他人基于同样理性思考的同意或承诺。这样，人们就能以契约或协议的方式确定一系列旨在于控制、抑制损他行为的行为规则，当社会公共权力机关来惩罚违反这些行为规则的行为人时，这些行为规则就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法律责任制度。当人民在相互协议、依据理性确定法律规则时，这种法律规则不仅包括不得做某事或必须做某事的义务限定，它同时还包括违反这种规则、做出损他行为后、违反规则者所应受到的惩罚。这种惩罚规定，构成法律规则中违法责任部分。而在《证券法》中就体现为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制度，它的作用就是禁止人们放望，让那些不能按理性行动的人能够约束自己，最终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正义的品德。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制度是维护以理性为基础的正义的手段。譬如，《证券法》规定：在证券交易过程中不得进行虚假陈述，不得进行内幕交易，不得操纵市场等等。由于这种法律规则，是每个人在理性状态下必须同意的，所以，每个个体都应遵从。 由此可见，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制度是理的产物，这种通过理性约定制定出来的规则，是公民们给自己制定的法律。正是这种使所有公民都信服的理性，不但使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制度具有了合理性基础，而且给公民们提供了他们有义务遵从的理由。 义务来自理性承诺，正是这种基于理性约定所产生的证券交易民事责任，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二、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应当性#p#分页标题#e# 责任是一种负担，但它必然是一种应负的负担，只有应当性肯定的负担才能构成责任。应当性问题，就是要回答证券交易民事责任为什么应该存在，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是什么？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最原始、最深刻的目的在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是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证券民事责任与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在多大程度上合乎理性这一问题的回答。 因此，笔者认为，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应当性根据就在于利益。 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因此人们对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和要求。”[6]把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功利主义。英国法学家边沁首创功利主义法学，认为人的天性在于避苦求乐，即谋求功利，这是人们行为的动机，也是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道德和立法的原则，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倡新功利主义，主张法的目的在于利益。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不同，新功利主义强调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和目前流行美国的经济分析法学，都是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配置，强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 证券交易民事责任作为证券法律实现的保障机制，自然要以法律的利益价值作为衡量其合理性的标准，保证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不利益）的合理分配。法律义务的违反，必然侵害他人利益。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就应通过补偿受害人的损害，以满足受害人的个人利益；通过惩罚侵害人，强加责任（不利益）于他，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证券市场可以缺乏许多东西，但不能没有投资者。投资者的存在，决定了证券市场的存在。只要有投资者，就必须考虑他们如何看待市场，评价自己的处境。 这就是所有证券市场都奉为最大价值的，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保护投资者，直观表现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投资者向证券公司斥资，投资于公司股票，本质是在对证券市场有信心的基础上，投资于公司的未来、公司良好的管理风格及其乐观的前景、未来的获利能力等。对证券投资者利益的维护，关系到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民事责任具有直接补偿受害人的填补损害、预防违法、协助执行法律法规等功能，因此，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是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和信心的最直接和效果最好的手段。正因为此，我国《证券法》第1条“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的规定，明确地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和目的。 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予以充分的补救，从而能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各种法律责任制度中，只有民事责任具有给予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功能。在证券市场中，只有广大投资者才是市场的真正主体，如果投资者的利益在证券市场中因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其受害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补救，投资者就会减少投资甚至因丧失信心而拒绝投资，这就必然会阻碍资本的流动，影响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事责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 三、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正当性 这主要是从价值论意义上来说明证券交易民事责任。 任何立法都有其价值取向，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应蕴涵并实现的首要法律价值是正义。 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认为，“应当寻求一种正义的首要原则，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规范，使之可以用来作为法律责任的基础。“正义”这种东西能使法官在决定最困难案件时的理由令人印象更深刻、更职业化和绝对必要，而较少主观性、政治性和捉摸不定（经常如此），也不会根据法官个人的价值和他们的道德政策偏好。”[7]所以，证券交易民事责任的首要价值应该是正义。 正是“正义”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上。”[8]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明，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9]证券交易民事责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是其内在本质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在法律本体上，法律的强制性源自正当性。法律之为法不在于它是否出自国家，而在于是否正当，即立法权的来源是否正当，立法权的行使是否正当，特别是后者。如果不正当地行使立法权，其所立之规范失去正当性，则不是法。规则，只要是正当的，被人民认可的，并且涉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则它事实上是法。社会公认的价值、权威性理论、优良的国际惯例等等皆适例。 其次，在法的执行层面上，强制力源于正当性，正当性是评价强制效力的标准。强制推行一种意志或强制他人作为或不作为，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因为强制是对他人自由的干预，因此在文明社会中强制受到严格的限制。法律正是限制非正当强制的主要工具。法律本身是对“非正当强制”的强制，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法律的强制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法律的强制不是专横的，否则就与人类设置法律的目的相左。法律的强制需要说明理由，以证明自己的正当。即法律的强制力根源于正当性。同时，法律的正当性是评价强制力效力的标准。法律为使用或抑制国家的集体强制力提供正当的理由。[10] 即当强制力发动、运作时及其以后，它要受正当性的评价，被证明为正当性的强制的效力得到肯定，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强制将受到抑制或否定。 最后，在法的遵守层面上，正当性占主导地位。公民守法的行为源于法律知识积累、对法律正当与否的评价，以及对可能社会反应的功利性考虑。社会反应通过社会关系而影响行为人的利益。只要承认人是具有理性的人，社会关系的大部分具有正当性，是正当性观念的源泉，那么对社会反应的功利性考虑的背后就是正义。例如，发行证券的公司则负有义务保障股东权利的实现，有义务符合章程和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股东支付股息和红利。这些行为的主要动力是他们的自主选择，这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他处于社会之中，不履行这些义务将产生一系列不利后果：债权人的报复、失去信用导致社会的排斥反应而失去精神利益（受人尊重）和经济利益。这些关系与选择的基础，都是“自尊和尊重他人为人”这一最基本的正当标准。#p#分页标题#e# 如果履行债务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不公平的，那么，债务的履行将成为例外而不是常态。 证券交易民事责任对正义的追求，使其在制度过程中，必然结合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特殊关系的要求，从而一方面限制了证券民事责任范围，防止对正常的证券交易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为追究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法律进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正义”一直是人类立法和司法的价值取向。法律的目的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实现作为人类理想载体的正义。诚如英国法学家沃克所说，法的目的就在于在国与国、团体与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现正义；法的目的包括实现安全，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达到普遍的满足及有关人的意志与另一个人的自由的协调，这些目的的实现就是正义。[11] 综上所述，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既是证券市场中各主体间的一种理性约定，同时，也是国家基于实质正当理由，为了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利而承担的义务，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查处，民事责任的承担，保护在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的利益，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此可见证券交易民事责任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同时，经过十五年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WTO倡导建立自由、平等、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要求。而且，我们在证券业方面也明确作出对外开放承诺：允许外国证券机构直接从事B股交易，等等。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将逐步对外开放，而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则取决于证券监管能力。市场的成熟和规范是我们承受开放以后激烈竞争的关键。应对WTO挑战，中国首先应当建立健全的监管体制，建立有序、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在此情况下，证券监管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1年也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年”。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在加强监管工作的同时，提出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是对近几年来证券监管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思考。
一、证券监管理念的提出
理念一词是法理学、法哲学上的用语，与思想、精神词义相近。一般理解，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认识，是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的观念。也可以说，理念就是一种指导思想、目标或原则。在日语里，理念一词被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广泛使用该词，而在内地，理念过去往往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书面用语。但是，随着我们的对外开放和语言的广泛交流，“理念”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是我们对各个社会领域进行深层次思考的表现。
证券市场对理念一词的应用十分普遍，市场理念、投资理念、经营理念监管理念等等。而监管理念则是最受重视的概念。监管理念是监管者开展监管工作的目的、要求和行动指南，是证券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证券市场国际上一些证监会每年都要出一个年度报告阐述其理念，在香港，对每个进证监会工作的人都要作一个关于“理念”的报告。正是基于共同的监管理念，1998年9月证监会国际组织在内罗毕会议通过了一项国际监管的标准-《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
在原来的监管模式下，证券监管作为一种运用法律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调控和维护的手段，往往更多地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在证券市场的行使，更侧重于监管的具体措施，而忽视对监管的目标、功能、体系等深层次的思考。现在，我们的监管机构也开始使用“监管理念”来审视我们的监管工作。 “监管理念”的提出，让我们对证券监管有一次全面、系统的审视和剖析。这对证券监管大有裨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真正走上规范和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证券监管理念的运用
监管一般被认为是监管主体为了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监管对象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活动。 监管主要包括四方面的要素，监管主体、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由此可见，监管理念并没有被看作监管的要素，但是，每一监管要素都受到监管理念的影响，监管理念渗透在每一个监管要素之中，并且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监管的过程。
证券监管具体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监管的主体，即谁监管。在一国中，往往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例如，美国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香港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我国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每一个监管机构作为监管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会确定自己的监管理念。监管理念是监管主体开展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所有监管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二）监管的目标，即为什么监管，明确的目标是监管得以开展的前提。一般对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主要是两个方面：1、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维护市场系统的稳定、有序和效率。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常常被等同看待。在通常意义上，监管的目标和监管理念十分相似，通用也不会引起歧义或曲解。当然，在我们上面的论述中提到，理念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更具有抽象意义，而目标则往往指明实现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其实不是同一层面的用语。监管理念指引监管目标的制定，监管目标是监管理念在监管活动中的具体表现。（三）监管的对象、即监管什么。证券监管的对象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证券市场参与者：包括发行人及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包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以及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审计服务机构和评估服务机构等。一是证券市场发生的行为和活动，包括证券发行、上市、交易、退市、信息披露、收购，等等。证券参与者在证券市场所采取的行为及活动都应当是监管的对象。监管理念是监管主体对整个监管活动的认识和安排。监管对象就是依据监管理念来确定的。证券监管对象中的市场参与者虽然也会受证券监管理念的影响而受到的关注程度会有不同，但是往往相对固定。而对于证券市场发生的行为和活动而言，不同的监管理念却可能决定它们作为或不作为监管的对象。（四）监管的方式，即怎么监管。主要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监管制度的建设，证券监管制度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自我约束规则；另一方面是采取监管的具体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是证券监管的主要方式。证券监管理念直接决定证券监管的方式，监管理念在证券制度上会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一个条文都渗透着监管理念，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监管者的地位，保障监管行为的实施。并且监管主体在制定法律法规的同时，也确立了监管的模式，从世界各国来看，证券监管的模式，无外乎是政府主导型、行业自律型以及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中间型三种。各国监管理念的差异决定监管模式的不同，而上述的监管模式也体现了各自的监管理念。
因此，证券监管理念并不是单一的要素，而是证券监管主体对监管活动全面的认识和对监管其他要素的系统安排，渗透到证券监管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角落。证券监管理念是证券监管成败的关键，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石。
三、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沿革
监管是市场规范中发展、发展中规范的保障，如果没有监管就没有今天繁荣的证券市场，因此，我们的证券监管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看到，证券市场存在种种令人堪忧的问题。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普遍存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背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 ， 这些问题和缺陷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证券监管理念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似乎，我们的监管理念是：证券监管更多偏向于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证券发行监管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证券监管是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等等。
1、证券监管机构的功能定位-证券监管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建立证券市场，建立证券市场的初衷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而考虑的，“试图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使国有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实现国有企业脱困，调整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实现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中受到政策的倾斜和特殊的照顾，证券市场成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重要渠道。因此，“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曾经是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证券监管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而更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而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但是，我们知道，健康的市场不仅要求制度完善、行为透明，而且必须作到参与主体平等、监管机关公正。而我国这段时期政策的倾斜使得国有企业获得优先的市场地位，而监管机构特殊的职责要求使之根本不能保持其独立的地位，不仅不能保持市场的公平，而且往往可能通过“合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损害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对整个市场发展的障碍或破坏。
监管机关职能的特殊要求导致监管的独立性不能保证，监管的公信力受到怀疑，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证监会既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这种监管体制带有太多的行政色彩，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使得即使监管机关努力想当好裁判，也难于在市场中保持其独立和公正。
2、行政主导市场-证券发行监管以行政审批、额度控制为主要手段；
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因此证券监管具有浓厚行政特色。尤其是在发行监管方面。证券发行实行行政审批制，以行政手段来主导和分割市场。证监会负责人坦言，“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过分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筹资功能具有明显的计划分配色彩” .正是由于行政审批制度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其缺陷显而易见：首先，规模控制和实质审批使得证券发行行为难以市场化，从而扭曲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基本功能。其次，地方和部门的额度分配明显是一种部门利益的行政分配，并且地方政府在行使选择权时往往受到地方利益的影响而不能确保公正。第三，行政审批制使得投资者利益保障机制低效运作。实质审批中，证券的发行上市是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政府对企业完全进行实质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发行上市的企业都是获得了政府的担保。一旦发行出现严重的欺诈行为，政府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审批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政府在以往发生的证券欺诈事件中，并不承担什么责任。另外，发行额度的限制人为地划定市场扩展的速度，违背市场规律，滋生腐败。额度使得发行上市成为稀缺资源，导致“寻租行为”和腐败的产生。
3、重视政府监管，忽视自律作用-证券监管是监管机构对市场的直接控制。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多头到统一、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目前是以中国证监会为监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政府统一监管具有体现监管权威、防止相互扯皮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证券市场创设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统一监管往往体现为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由此，一方面，监管机构在拥有职权的同时，也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涉及市场的方方面面。从而，忽视了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作用。比如，我国对证券的发行和上市实行联动机制，证券交易所仅是依照程序要求安排企业上市的时间和具体方式，甚至没有得到对企业的上市发表意见的授权 ，忽略了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功能。而证券业协会作为法定的自律组织，在市场上也少有发言的机会。至于证券公司的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自我风险控制作用，就更不足提了。但事实上，证券市场却存在政府监管所不能够及的“死角”，政府监管不能解决所有的市场问题。另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为应对变化迅速的市场而设立自主裁量权，但是，监管机构在没有既定标准的制裁中，往往出现过多的随机式惩处，这不但没有体现监管机构的权威，反而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
证券监管理念的模糊使得我们的证券法规或者不完善或者朝令夕改，同时也使我们的监管机关的定位、监管方式等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也是监管机关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监管权威受到挑战的重要原因。不能确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是构成证券市场发展的潜在障碍和威胁。一旦证券市场问题的积累而引起矛盾的激化，那将对我们市场造成重大打击，其破坏和损失难以估量。
四、我国证券监管理念之重塑
监管理念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意义如此重要，因此树立正确的证券监管理念应当是我们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的追求。“短短十几年，中国证券市场在艰苦的探索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伴随着国家经济转轨，证券市场体制在变，观念也在变。”证券监管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 “监管机构也逐渐体会到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证券监管理念也随着市场的迅速发展和问题的不断得到显现而受到更多的关注。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首要条件，也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仅就监管理念提出一些观点，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1、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证券市场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资金来源，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只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树立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证券市场才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有了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才能发挥筹资和资源配置的功效，才能繁荣与发展。因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积极参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往往是分散的个体，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市场的弱者。因此，在市场失灵或失控的时候，守法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市场中常常是最大的受害者。通过监管的手段使得投资者能够平等地获得信息，同时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也体现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为了维护真正意义的公平，特别强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完全必要的，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应当作为监管的主要目的和最终目标。
2、明确监管机构的职能，保证证券监管的独立性
由于我们对监管理念的理解错位，使得我们的监管机关职能定位模糊，从而导致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产生等。并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监管机构作为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证市场的平等、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因此，监管机构应当是独立的裁判员，而不能兼任教练员，也不应当带有任何倾向，袒护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机构只有保持其独立，才能以树立其权威，才能公正地监督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才能真正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模式，尊重和维护市场的内在机制，真正做到保持证券监管的独立性，使监管机构成为证券市场的公正“裁判员”。
有学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就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而且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也必然一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企业为主体。否则，证券市场就没有生存的根基。诚然，证券市场客观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其在以往和以后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却不应仍然建立在为发展国有企业的根基之上，它应当真正发挥其作为市场的正常功能，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机关也应当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护和体现市场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事实上，我们的监管机关也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证监会要‘回归’监管者的位置”，“并且将积极稳妥地推出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在稳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
3、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
完备而富有效率的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迅速发展和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由于证券行业的复杂性，监管主体过于单一，容易造成监管成本高、效率低。单一地依靠政府监管或行业自律的监管模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各国实践中，一些以前实行政府主导型和行业自律型监管模式的国家逐步开始重视综合运用两种监管模式，使之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使证券市场监管更加完善、富有效率。
我国是实行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属于政府主导监管型。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各国证券监管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我国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重视行业自律，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完善整个监管体系。这以引起监管机构的足够重视。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表示，“在监管和自律的框架里，自律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证监会将实行分层次监管，证券业协会逐步承担实质性监管任务”。 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自律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的功能。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任何完善的证券市场都要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监管作用。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主要是由交易所执行。因此，在证券发行与上市的程序中，应赋予证券交易所一定的审查职能，一方面充分发挥一线监管的优势，另一方面使交易所在取得职权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克服政府直接承担审核失误的风险。而中国证监会则对证券交易所实行有效监管。因此，我国证券监管体系应当是：中国证监会作为全国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中国证监会加强对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参与证券服务中介机构的监管以及对各地的派出机构进行管理；全国三十多个证监会派出机构都直接归属中国证监会，主要针对当地的拟上市公司进行监管；证券业协会加强对作为成员的证券公司自律监管；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以及交易所的会员单位进行实时自律监管；证券公司对拟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实行承担内部核查的职责；证券服务机构对所服务的机构和项目承担核查的职责。形成全国统一，多层次，证券主体积极参与的证券监管体系。
在新股发行沉默了两个多月之后，资本市场IPO(首次公开发行)的闸门可能将重新开启。近日，一家券商投行某高层人士向媒体透露，在积压了几十家“过而未发”的企业之后，证监会可能将于近期重新放开这些公司IPO，恢复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惨淡的市场曾让A股在一段时间内融资功能大大减弱，IPO、增发、配股、债券发行在过去两个月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开闸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管理层试探市场对更进一步的融资一新股IPO的反应，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也确实资金缺口大，需要融资。”中信建投分析师刘杨表示。但自从9月11日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公告之后，A股市场的IP0审批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停顿。
300家企业候场
“积压了这么多家企业，年内肯定要发。”上述券商投行高层透露，最近他接到证监会相关人士询问公司新股发行准备情况的电话，这意味着新股发行工作就要启动了。而海通证券投行部一位保荐人也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认为，A股市场最近逐渐摆脱了过度低迷的局面，证监会可能会开放新股融资。
一方面是已经过会的企业将要公开发行；另一方面，已经在证监会排队等待过会的近300家企业也在准备接受过会考验。国信证券投行部的一位高层表示，他的同事已经接到证监会相关部门电话，要求报送新的材料，并已经于目前赴京。平安证券投行部人士也透露，他们手下正在排队的项目也已经被要求递交新的材料，比如最新的财报情况等。
虽然证监会未明确表示暂停IPO，但自9月16日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IPO申请获得通过后，发审委再未新的IPO项目的审核公告。而自9月25日华昌化工上市后，至今也没有一家过会公司上市。
据悉，目前排队等待发审委核准的企业已经超过300家，而通过审批而未能上市的公司则有36家，其中包括中国建筑、招商证券、光大证券这些大盘股。
“证监会近期重新启动IPO可能性很大。”某证券分析师认为，熊市也不应该阻止股市基本的融资功能，扩容的压力是在心理层面而非资金面。
资本市场仍处尴尬境地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刘新华于11月中旬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将有效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要求，加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也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证监会将深入研究市场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定不移深化各项改革，进一步加大证券期货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现在市场对于扩容依旧非常担心，因此证监会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从上述连续表态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也有压力。”上述人士分析道，近期的一连串举动，显示证监会可能已经下了决心。
上电股份于11月中旬公告称，上海电气将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换股吸收合并上电股份。这次不筹资IPO消息被市场解读为有关部门在试探市场反应。
备受市场关注的西南证券借壳*ST长运也终于迎来了实厨性的进展。ST长运在此前公告称，证监会已经审核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新增股份吸收合并西南证券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这一消息也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证监会相关工作重新开展的信号。
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IPO能够放行，对于那些已经过会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一家小型券商投行人士对媒体反映道，好几家已过会企业的利润将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一家企业可能面临亏损。根据他们的了解，这些企业今年的经营都已经出现问题，不过是程度大小，利润肯定是不如预期了。
企业普遍反映，今年业绩将会大幅下滑。一位已经过会的某汽车配件供应商人士坦言，前面10个月，企业经营都还正常，但是近期情况突变，销售大幅下滑。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也认为，“问题在于，在新的价格区间下，还有多少企业真的想去融资，又有多少市场空间能让他们去融资。”
业内人士表示，重启IPO投行翘首企盼，现在市场普遍推断新股发行应该会在年底前开闸。不过该消息未得到管理层正式回应。
根据证监会统计，66家保荐机构中，有40家今年以来没有任何IPO项目上市，占比超过60％。而暂停了2个月的新股发行更是让投行界雪上加霜。招商证券一位投行人士说： “最大的影响就是收入明显减少了。”
上述投行人士表示，目前虽然还有投行业务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投行整体仍在等待。前期过会的项目现在也都只能停下来等待，毕竟新股发行重新开闸是我们一直盼望的好事。
另外一位国内大型券商的投行部副总经理则表示，虽然IPO重新开闸的传言在投行中已经流传很久了，但并没有从监管部门得到特别清晰的讯息，目前能做的也只是等待。
年底有望开闸
论文摘要：证劵新闻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一样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但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劵新闻报道又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新闻报道一般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一等多项功.能.。证券新闻报道除了同样具有这些功能而外，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某项具体功能体现的一强弱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即证券证新闻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
与其它新闻报道偏.重于强调宣·传教育为第一功能不同，证券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首推信息传播。这是因为:一、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除了在证券交易日从证券交易场传出的随时变动的交易行情外，全国10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股权转让、送配股、重大经营项目.和重大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同时还有许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如利率调整、行业倾斜等方面的信息用“信息爆炸”一词来形容证券市场的信息量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其它新闻题材领域所无可比拟的.。二、没有哪一类新闻的受众能象证券新闻的受众那样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利益关系。在信息可以致富的今天，其它领域的信息对人们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证券信息与人们的关系来得及时、直接和重要，因为在证券市场，谁能最早获取准确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获得财富。如果说，“信息致富”在其它领域还是个带有鼓励性的词语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众多投资者对此却有切身的感受。既然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接踵而至，人们对证券信息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证券新闻，就理应以传播有关证券信息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更多地带有“信息纸”而非“宣传纸”的特性。
由于证券信息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规范措施。，’
首先，在规范信息传播媒体方面，采取了“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制度，即批准几家在证券信息传播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必须保证:(一)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二)在不同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最先在指定报刊上刊登，使之广泛、同步、一致地达到每一位投资者，以确保在信息的获取上，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均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为了体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除了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以外，有关部门还对其它证券信息传播媒体制定了规范要求，《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综合性报刊、经济类报刊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应在主管部门确定的范围以内，不得随意扩大。”“声讯服务电话、信息传呼台、可视图文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只得传播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已经公开的信息。”“经批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专业出版物，只得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不得在社会上公开陈列、张贴销售。”“各类社会性证券讲座或股市沙龙，只能由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主办，举办单位应在举办前报其上级单位备案。”
其次是对信息传播内容的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13项重大事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中又补充了10项重大事件。之所以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作出一系列规定，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
再次对信息传播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根据有关规定，涉及证券市场价格走势的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和来自于决策层的有关政策信息，应该予以及时传播，但又必须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对本人买卖股票进行评论。
尽管有关部门对证券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措施，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违规披露。所谓违规披露，就是指违反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擅自抢发可能对证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重大信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主管部门的重要政策信息和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必须经证券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在指定报刊上统一，但有些人因为工作、职位上的关系往往会提前获知这些“内幕消息”，结果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在信息传播上的违规行为。
在所有违规披露事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所在的地方新闻媒介和行业报刊，这些传媒由于地缘和“行业对口”的关系，极可能会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他们常常从本地区、本行业报道的角度，抢在指定报刊前传播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违规披露信息行为，常常发生在一些股评文章而非纯消息报道中。有关法规明文规定: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但这些人由于职业关系，也经常会事先了解到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他们在进行行情分析、“引经据典”时极易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信息违规披露者的角色。这些“内幕信息”因为被“淹没”在评论文章中，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这种更为隐蔽的违规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解决所有这些违规问题的办法，除了上市公司要严守“机密”、各新闻传媒自觉增强法制意识、认真领会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精神以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惩罚力度，从保护投资者切身利益出发，对违规者要严惩不怠，唯有如此，才能把违规披露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性。
二是虚假传播。这和违规披露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信息内容是真实的，而前者却是造势者的蓄意所为，传播内容是虚假的。
三是准确性差。这是指整条消息既未违规披露，也非虚假传播，而是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个别数据、文字的遗漏或错误。虽然这种差错在任何一家报刊上都可能出现，但没有哪一类报刊象证券报刊那样频繁，只要翻翻各证券报刊上经常刊登的“更正启事”就可说明问题。
这里之所以谈到准确性的间题，是因为没有哪一类新闻比得上证券新闻在准确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说其它新闻出现了差错，一般发个更正致歉即可的话，那么证券新闻的差错就不仅仅是发个更正的问题，它将直接危害到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证券类报刊常常为此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一字千金”在其它新闻中如果还有点夸张意味的话，而在证券新闻中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当然，这类差错主要是由新闻媒体内部编辑、记者以及校对人员的工作琉忽造成的。所以，只要加强对媒体内部人员的管理，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决定了证券新闻报道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功能
在新闻媒体上正确开展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光荣传统。近几年来，新闻批评越来越受到新闻传媒的重视，除了各大传媒批评报道的比重有所加大以外，还出现了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社会纵横》、《今日话题》等一批以重大典型批评报道为主、深受人们欢迎的“拳头产品”，现实中的许多经久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解决的，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与其它新闻相比，证券新闻报道更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因为:(1)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远多于其它领域，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是一个既充满获取高额收益机会，又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参与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都想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难免会出现一些通过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年轻而欠成熟的市场，各参与主体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不自觉地出现违规行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是高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一定很多。（2)没有哪个领域象证券市场一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证券市场的一次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众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为了制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了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以外，通过新闻“曝光”，，进行舆论监督便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朱溶基曾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并强调在调动各种力量加强监管方面不应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传媒加大了批评报道的力度，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予以新闻“曝光”，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吴晓求说：现代金融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时代已经慢慢结束了。发达的、流动性强的、有效性比较好的资本市场能为整个金融体系分散风险。但是，中国证券市场历经两年多的低迷，已经让这个市场有慢慢被边缘化的迹象。无论是从业人员、理论研究者、媒体还是监管部门都不希望这样，毕竟这背离了金融改革的大方向。
从1990年至今，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发展了13年。但是，对于证券市场，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一片迷茫。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机制，今天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混沌的市场，这样一个混沌的市场是没前途的市场。吴晓求认为，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很多事都有从清楚到混沌再到更清楚的过程。
要吹散迷雾，首先要搞清楚市场的混沌在哪里。吴晓求认为，市场的混沌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理论上的混沌。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很肤浅，很多重要的理论没搞清楚，比如，证券市场的功能是什么？许多人认为，融资是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媒体也总拿证券市场的融资额说事，这就是认识上的混沌。
融资只是一种需求，但是证券市场的功能远远不只是融资一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离不开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离不开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居民需求也同样离不开证券市场。人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愈加多样，只有资本市场能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理论上的混沌从根本上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找到资本市场生存的深厚理论和逻辑基础，这棵大树才能茂盛。
第二是政策上的混沌。正是理论上的混沌导致了政策的左右摇摆。监管部门可能也有苦衷，但政策上的左右摇摆直接影响了市场。本来证券市场只有证监会一个监管部门，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都在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个市场。但是，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这些部门才可以有所作为，否则只起到不良影响。新的部门、新的管理层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多借鉴以前的一些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不要从零开始，少走弯路，制定出的政策要有延续性。
第三是公司上市目的混沌。一些公司上市仅仅是为了融资圈钱，根本没有真正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上市目的混沌使得相当一批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80％的上市公司上市3年以后业绩都大幅下降，说明相当多企业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套取现金，通过关联交易牟利。
第四是体制上的混沌。证监会十几年来规范上市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的看来，国有企业的惰性、计划经济的惯性太强。尽管加强了包括巡检、独立董事等一系列制度建设，但是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监管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
第五是信心混沌。因为上述多种原因，投资人信心混沌。证券市场的根本是投资者，没有投资者就没有市场，况且，证券市场上还是有一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的。目前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98％，而市场上20倍左右市盈率的上市公司几百家，怎能说没有投资价值？关键是人们没信心，对市场的未来，政策的走向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