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1:30: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经济现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藏语汉化；内地藏族班；汉藏语同源；有机融合
一、藏语汉化的历史根源
（一）藏族
藏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是分布在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中国境内有人口约640万余人。另外，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不丹等国境内也有藏族分布。
藏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7世纪初期吐蕃（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政权，松赞干布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立国者）建政之后，吐蕃与唐朝的接触日益频繁。10世纪到16世纪，是古代藏族文化兴盛时期。1951年，人民进驻，和平解放。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拉萨地区）、康方、安多三种方言。现行藏文是7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
（二）汉语与藏语
1.世界语系划分
汉藏语系。下分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包括汉语、藏语、缅甸语、克伦语、壮语、苗语、瑶语等。
2.藏语
古代唐朝以来汉族与藏族（吐蕃） 的密切交往及汉语藏语同属一大语系，彼此同源词相互交错有力地证明了汉族、藏族，汉语、藏语一脉连枝，藏语汉化的趋势、现象有章可循。
藏语族有300来种语言，包括10个语支。像这样复杂的语法形式主要表现在古藏文、羌语支、景颇语支、喜马拉雅、那嘎-波多、库基-钦等诸多语支里。
3.汉语藏语同源
我们设想原始母语的类型应该是一致的，经过长期的分化，类型开始改变，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在类型上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是历史实事，而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使汉、藏语在语法结构上出现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
二、藏语汉化的现实原因
（一）国家对藏相关教育政策
1.财政与师资支持
为了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40多年来，国家为发展教育已累计投资11亿元，仅1987年就为教育投资6000万元，帮助建设了34个教育项目。1985年至1991年国家每年定额拨款200万元，作为班学生到内地上学的路费、伙食费、服装费、医疗费等经常费用，1992年以后增加到4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各有关省市还为选派教师6640余人次。
2.内地藏族班
（1）创建初始
1984年，中央发出（84）22号文件，要求在内地举办班并筹建中学："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在内地省市办学，帮助培养人才。可考虑在北京、兰州、成都等地相对集中办班，其他有条件省市分配一定名额，选送10-12岁小学毕业生，以培养获得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为主，其中少数优秀的可以选送高等院校深造。"
1985年，来自各地共1300名小学毕业生（拉萨400、山南200、日喀则250、林芝100、昌都200、那曲100和阿里50）被送往中国内地16个省份开始学制四年的初中教育（第一年学习汉语）。初中毕业后，他们回参加中考，随后在内地继续高中教育。
初中与高中教育并举的"北京中学"于1987年开班，随后几年其他城市的班也陆续建立。借鉴内地班的成功经验，2000年中国又开办主要面向维吾尔族学生的内地新疆班。
（2）发展经过
2005年底，共计29000人次的学生在内地22个省份求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地班的高中毕业生继续升学进入大学学习，并且这个比例在不断增加。
截至2015年，全国21个省市办有内地班，累计招收初中生4.32万人、高中生2.89万人，中专以上毕业人数达3万余人，约占总人口1%。
（3）历史回顾、变革新篇
最早的一批学生需要先读一年预科班，然后再进行三年初中学习。之后小部分毕业生进入三年高中学习，而大多数则在内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例如教师培训等。
第二批学生初中毕业后，有更多机会在内地读高中，就读大学几率更高。1994年，内地班有5081名初中学生、2041名职业技术学生、866名普通高中学生和563名大学生，多数为三年制大专。
随着初等教育的改善，最新一批学生不再需要一年的预科班学习，越来越多学生在读完初中再去内地读高中，而且多数内地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
（二）教学环境
国家制定的对藏教育扶持政策（以内地藏族班为例）让一部分藏族同学走向内地，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汉语，但在在藏文课时较少，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藏族同学的藏文水平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在为汉语环绕的学习环境下，在和汉族同学的生活，语言、情感的交流中，藏语汉化有了必然性的趋势与条件。
三、探究影响（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的反馈与分析）
（一）教育
本地生源：随着初等教育的改善，最新一批学生不再需要一年的预科班学习，越来越多学生在读完初中再去内地读高中，而且多数内地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
1.异地求学对综合素质的拓展：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生性活泼。从访谈中也得知，内地班的藏族学生大都喜欢运动，还有很多学生具有歌舞表演和艺术模仿方面的天赋。为了抓好这些远离家乡父母的孩子们的素质教育，学校都比较重视其音、体、美方面的素质挖掘。在学生的记忆中，大部分学校开设了音乐、美术、体育、计算机等素质拓展课程，还有些学校开设了劳动技能课，让学生参加一些生活实践，比如，喜欢做饭的同学可以到厨房帮忙、喜欢做针线活的也可以得到任课老师的专门指点等。在此次调查中，高中阶段除规定的文化课程外开设的如艺术、体育、计算机、劳技或均无的所占比例如下，注：部分同学对高中开设多种课程。
2.异地求学中的藏文课程：
从上述统计数据来看，93%的藏族同学认为藏语课程所占教学份额少了，90%觉得会影响藏语的使用（其中被调查者中有两位在大学以前在区内上学，故认为藏语课程教学份额适中）。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藏族学生身处跨文化的环境，除了本乡本土的可以用藏语进行交流外，周边缺乏藏语言的使用环境；其二是藏语言的语法和使用在地区间都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地区的藏族学生也有交流方面的障碍，多数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学生也只能用汉语进行交流；其三是由自治区派出的藏语授课老师，也因为地区方言的差异，导致很大一部分藏族学生听不清楚或理解不了老师的语言，进而挫伤了一部分藏族学生的藏语学习积极性。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得知，在内地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的藏语言书面运用能力下降得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内地班的学生存在藏语言书面应用能力普遍下降的趋势，而在对藏语言重要性的认可度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也充分说明了其跨文化特性。
3.对汉语的使用：
（二）就业
1.在此次问卷调查中，从反馈的样本数据来看，返乡就业率达100%，下表为他（她）们的理想职业统计：
2.我们也对进入内地班学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后返藏就业的毕业生的就业与收入情况按学历的不同层次做了后续的调查：总计40人，其中一本20人，二本和专科20人，但同时也引入了在高校的本地毕业生20人的就业与收入的数据作对比分析。
2.所有受调查者就业时间均不超过五年。
分析：
（1）从表1-2和表1-3的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地班的学子在返藏就业的过程中，他们的就业率相对较高，学历与就业收入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及学历越高，收入相应增多，但两者差距较小。
（2）不论是内地藏族班的毕业生还是本地的毕业生都对本地的公务员国考情有独钟，90%的受调查者都参加过自治区的公务员考试，100%的调查者都曾经怀有过公务员的想法和决心。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特殊的就业形势――针对公务员：公务员职业稳定，收入处于全社会的较高水平（平均上高于企业单位、自主创业的个体户），如表中所示，公务员的工资普遍落在（6500，8000）元这个区间内，并且会随就职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3）除了表格中披露的稻荩在与受调查者的交流中，我们惊讶得发现：
①在，如果最终目标是考公务员，那么大学是在本地就读或者是去内地深造对最后的就业结果影响不大。
②在，公务员的工作地点距离拉萨越远，工资会有不同程度的逐级增长。
③在受调查者中只有不到5%的大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或创业自营，这个比率在实际上也远低于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估计值。总之在，不论是内地藏族班的毕业生还是在本地毕业生的出国率和就业率都非常低。
（三）文化
文化这个角度是十分宏大而复杂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这次采用访谈法，将目标对准两大主体：与藏族学子接触较多的汉族群体、交往互动较少的汉族群体，从他们的视角中去观察藏族学子的民族身份带来的文化意义及藏语汉化的趋势、现象在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中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访谈回放请见附录）
访谈分析：
1.基于与藏族学子接触较多的汉族群体的视角
这个汉族群体和藏族同学的互动是相对较多的（多为舍友、同班同学、非以上两类的好友），在他们的眼中，藏族同学有着热情爽朗的天性，彼此的交流：不论是在学习上――研讨各种各样的学习问题，还是生活上――对电视、电影、音乐的兴趣爱好，都有着高频的互动。藏族的语言、文字、服饰、民族性格、艺术（建筑、音乐、舞蹈、）宗教、美食等文化符号令大多数的这些汉族同学也充满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就所有受访者就“会听见室友说藏语吗？会不会出现一些疑似普通话的词汇，瞬间有种听到中国方言的错觉？”这个问题上，都无一例外的与本小组有了一致的结论，由此可见藏语汉化这个现象在生活中的传播之广。
2.基于与藏族交往互动较少的汉族群体的视角
这个汉族群体和藏族同学的互动是相对较少的，从访谈反馈的信息来看，就“会听见室友说藏语吗？会不会出现一些疑似普通话的词汇，瞬间有种听到中国方言的错觉？”这个问题，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关系不是很密切，基本不会刻意去听对方的语言，即使听到了藏语也因为听不懂而不太上心。他们对藏族文化的知识大多数是从课本上涉猎的，对藏族文化的兴趣不如第一个群体那么浓厚，可他们却十分欣赏藏族同学真诚坦率的个性、能歌善舞的特长，尤其对他们信仰的宗教暗暗燃起了极大的兴趣，秉承着尊重差异、平等共融的文化理念，和睦相处。最后在谈及内地藏族学子孤独而艰辛的求学历程答，第二组的同学都纷纷表示对于他们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不便 为了求学和建设家乡来到外地生活 这样一种刻苦勤奋的家乡情怀是十分珍贵而尊敬的。
（四）影响综述
1.藏语汉化虽然只是一种趋势、现象，但它实际上代表了国家对藏教育政策和藏族青少年在接受教育时走向汉藏文化交融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我们能够看到，藏语汉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并不意味着藏族本民族语言的丧失，其实更体现了藏族同胞汉语水平（或者英语水平）的提高，这可以为他们更迅速地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同时也为输送了大量人才，促进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藏语汉化这一现象所在的群体也夯实历史上汉藏两个亲缘关系最接近的民族沟通桥梁。
2.但藏语汉化的趋势、现象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的公务员考试大部分采用汉语出题并作答（部分地区可能不同），远赴内地求学的藏族学子在比本地就读的藏族W子接触了更多被汉语文化所包融的环境，也更为集中地吸收了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知识，可能会对公务员考试怀有更多的期待和信心，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然而这就使得为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工程师、自主创业者们的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在未来长期远低于政府体制内公务员的收入会削弱其在教育求学阶段内攻读自然科学专业的热情和兴趣。
四、对传承古老藏族文明，促进汉藏文化的有机融合的建议
（一）开设内地藏族班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在维持或适量增加藏文课程比重的基础上要求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如藏语发音的准确性，普及藏语普通话。
从文献回顾以及问卷调查反馈的数据来看，99.9%的藏族同学认为内地藏族班中藏文的教学份额有所减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母语―藏语的使用。同时自治区派出的藏语授课老师，也因为地区方言的差异，导致很大一部分藏族学生听不清楚或理解不了老师的语言，进而挫伤了一部分藏族学生的藏语学习积极性。
（二）通过考试（笔试、口语）、成绩的手段和机制定期定量对藏文教学进行质检，督促远赴内地求学的藏族同学温习藏语，保持一定的熟练度。甚至在异地高考中也可以分出一定比例的分数考察藏语的使用。
（三）鼓励在校内开展多种藏语艺术文化节：可以让来自各个地区的学子彼此分享独有的地域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创造一定的语言环境。同时，也向其他民族的同胞学子宣传丰富而厚重的藏族文化，扩大藏族文化、文明的影响力。
（四）号召汉藏两族同学多交流、交往，分享汉藏语言、文字、风俗人情等，尊重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增进理解，促进汉藏文化的有机融合。
（五）自治区的政府也应该采取更为积极合理的就业政策，如平衡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自主创业者们的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同时引导内地藏族班和本地毕业生自主择业、主动就业、努力创业，释放多年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将其更快速高效地转化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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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班在陕西开办30年，99%大学生返藏就业[EB].西部网，2015.07.2418：59：00.
关键词：民俗文化；保护；旅游开发；辩证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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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1-2.
[4]徐赣丽.广西龙脊地区旅游开发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5,（2）：201.
【摘 要】本文从文化的概念入手分析文化和音乐，从文化的社会特征来解读音乐的功能属性，流行音乐发展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是流行音乐的流行社会属性和它的时代性特征决定了流行音乐是反映社会亚文化特征的主题。文化与音乐史相互依存，互为驱动的。
【关键词】文化 音乐文化 关系
流行音乐实际上就是大众音乐、都市音乐，它最基本的特征是时代性，时代造就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反映这个时代的发展痕迹。在我们分析音乐和文化的时候，会发现文化和它的各种不同表现门类如语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当我们把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独立门类来看待时，音乐及其文化同样也是处于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之中。所以，音乐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只有在相互联系的辩证过程中，才能对他们各自进行较为完整的分析。
实际上，人们在提及音乐和文化这两个关联概念时，也总是把它们并提，合称为“音乐文化”。“音乐文化”是一个在音乐学文论中出现最为普遍的关联性复合概念，由于所有的音乐毫无例外地都具有文化的属性，因此我们说“音乐”是文化的音乐；由于所有包含在音乐中的文化属性都必然外化为具体的音乐形式，因此我们说“文化”是音乐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可以用来涵盖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性质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某种具体事物和现象的代名称。如果我们可以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看做是一种“文化”的话，并不是说这种事物或现象就是文化本身，而是指在这种事物或现象中包含了可以称之为“文化”的某种属性。同理，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说流行音乐是一种文化，并不是说流行音乐形式本身就是文化，而是指在表现为音乐形式的这种事物中包含了或隐含着文化的属性。近几年流行歌坛刮起了“中国风”，特别是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中国风作品，他的歌曲采用深具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唱法及编曲技巧，达到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完美结合，从而产生出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氛围。他的音乐为什么能影响一代人？他的中国风是刻意添加的吗？笔者认为不是，只是他把内心的文化底蕴结合音乐自然的流露。他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这里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文学等，是一个包容体。我们的音乐创造都是在我们早已被建构的思想、情感、艺术规则等模式下创造出来的，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去欣赏和接受音乐的。例如，在农村生长的孩子可能自小从当地山歌、小曲、地方戏接受音乐传统；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自幼从艺术歌曲、流行音乐和歌剧、舞剧接受音乐熏陶；进入音乐学院深造过的学生则被来自西方的音体系模式所模塑。每个人欣赏音乐、表演音乐或创作音乐的过程，都是经过被他所处环境中的文化程序所格式化的过程，因此他们的音乐作品风格、音乐艺术技巧、音乐审美习惯等，也都是被特定文化程序格式化的结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形成什么样的音乐文化模式，完全取决于该社会范围内特定的审美习惯和艺术情趣，而特定的审美习惯和艺术情趣又与该社会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密切相关。因此，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模式。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是文化意识的载体，它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社会娱乐圈的音乐生活需要，作为大众文化，流行音乐大多是以社会一般平民或亚文化群为文化的接受群体，因此更为注重和强调自身的娱乐性、消遣性。
近年来，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消费中心由港台转移到大陆，其动因是与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无法将都市文化放置入无视经济背景的真空之中。因此，当代都市社会中，文化与经济不再是一对相互独立的领域范畴，而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影响。在传统封闭的社会中，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受到经济与政治的控制，甚至是隶属于政治与经济。然而，处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都市文化与经济达成互动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既对政治和经济发挥反作用。例如，流行文化对都市大众的整合，以及文化对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日趋强大。与此同时，流行文化摇身演变成经济乃至政治的一部分，即被整合在都市商业消费之中，文化从上层建筑沦为经济基础。另外我们从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功能上也能看出这点，流行音乐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决定了流行音乐文化功能对社会及人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流行音乐文化功能的指向等等，而流行音乐的文化功能作为流行音乐文化属性、文化特征在社会实践中的呈现，进一步证实了流行音乐文化属性的本质存在。另一方面，流行音乐文化属性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又必然受到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总而言之，流行音乐中的音乐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和谐，流行音乐依存文化而发展，文化又决定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音乐要紧抓文化，文化要借助音乐这个翅膀才能更好的传播。也只有这样流行音乐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泽利泽指出，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三种理论研究路向，或者说存在着三种角度和观点。第一种是扩展路向。“扩展”指的是经济模型的扩展，这种理论研究路向主要是将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模型套用到非传统的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去，将理性选择分析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经验领域，如用于分析日常家庭行为等。坚持“扩展路向”的分析者一般将文化视为外生于经济活动的偏好而不加分析。第二种是背景路向。这种理论路向主要研究对经济行动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社会组织特征。泽利泽指出，背景路向的研究者从波兰尼那里获得灵感，并跟随格兰诺维特的引导，在谈论经济现象在社会过程中的嵌入性时，经常提到组织结构和个人网络。其分析领域一般包括公司与各种形式的市场。“嵌入”观点表明，经济行动者不是独立的原子化个体，会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大影响。在“背景路向”的研究理路中，文化被当成个人选择的另一种“限制”而整合进经济过程之中。第三种是替代路向。这种路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针锋相对的解释策略，是一种有别于前两个研究路向的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在泽利泽看来，坚持前两种研究路向的经济社会学家都没有触及文化的复杂性问题。只有在“替代路向”的研究视域中，把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才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任务。“通过把文化当作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替代路向的模型把背景转化成了内容。”②通过解剖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文化含义，文化从远离核心的边缘地带一跃而上升到了分析的核心位置。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成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独立运转，互不干涉;在图2中，方框内的白色背景代表“社会系统”，三个圆形分别带代表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如图所示，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之中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在图3中，方框内的背景代表“社会系统”，圆形代表嵌入在社会中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黑点代表弥漫在各个领域的文化，图3大略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学中的“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王国，文化与经济分析的适当整合，应该把文化视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张，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③。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进行修正。
一、“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含义。在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追问中，传统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的二元分割中发展出了一套“敌对世界”观。针对“分离领域观”和“敌对世界观”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的混乱，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这种观点是泽利泽进行“替代路向”分析的延续。当市场机制日益向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渗透扩张的时候，无边无界的市场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团结是否会构成潜在威胁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亲密交易》一文中，泽利泽从法庭对两起案件做出不同裁决结果的讨论中引出了二元论视阈中“敌对世界”的观点。在泽利泽引述的两起案件中，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都维持了一种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男方都给了女方钱财。然而法庭认为，在第一个案件中，金钱转让是一种礼物馈赠，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则是对的补偿。泽利泽认为，因为长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是隐含的假定，即金钱与亲密关系属于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层面，因此在亲密情感与金钱转让相结合的情况下，法律往往陷入难以裁决的境地。法庭借用二分法对这类关系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边界。
泽利泽指出，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习惯使用这样的假定: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彼此对立的和不可比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附与成就、情感与理性、团结与自利等。如果这两个领域发生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敌对世界”的观点:各个层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适当分离，彼此之间必须维持适当的边界。而在反对上述“敌对世界”观点的阵营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他们试图找到一种单一原则来对社会生活进行统一的解释，认为亲密关系世界只是某些一般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最典型的三种情况是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简而言之，“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看护、友谊、性和亲子关系只不过是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理性化的特例。文化还原论者则认为，这些现象不过是独特信仰的外在表现。政治还原论者则强调相同现象的政治、暴力与剥夺基础。”④泽利泽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经济过程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在敌对世界观和各种还原论之间来回摇摆。敌对世界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一个体现的是个人理性，一个体现的是隐秘的情感。经济社会学在成长为一种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学科领域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在市场层面与非经济层面之间所作出的划分。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层面只是半自治的，并开始考虑支撑经济层面的社会结构基础，并由此进入了各种还原论的解释之中。如在消费研究和家庭经济研究中，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的解释盛行，而在所谓主流经济社会学中，经济还原主义则相当普遍。⑤据此，泽利泽认为，上述两种分析理路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些被人为区分开来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舞台包括学校、军队、教堂、公司法人中都存在。泽利泽集中分析了由看护、友谊、性、亲子关系所引出的论题，并对亲密交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主张。泽利泽指出，超越敌对世界观的分裂和还原论困境的出路在于:视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在亲密程度与种类上有所不同的关系。⑥随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进一步概括明晰了这两种观点:人类社会是由两个独特的领域构成的:一个以理性效率为导向，另一个以情感与团结为导向，两个领域各自独立存在，并或多或少和谐地独自运行———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分离领域”观。如果上述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发生密切的交叉或接触，就会相互侵蚀、玷污;如果理性计算渗透到情感领域，就会腐蚀和消解团结，而如果情感渗透到理性领域，就会损害和降低效率———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敌对世界”观。在关于经济过程如何运行的讨论与研究中，泽利泽对上述看待经济过程的两种常见观点进行了深入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即，“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泽利泽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无经济努力地有规律地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在泽利泽看来，人类生活两个领域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或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真实存在的理想类型。
“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打破了在现实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世界与文化表意世界之间应该分离的世俗看法，消除了对这两个世界如果完全联系在一起将会彼此侵蚀和损害的担忧。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合成为可能。在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中，“亲密关系是一种脆弱的花朵，会因为接触货币和经济上的自利而逐渐枯萎”⑦，而在泽利泽“相互联系的生活”观里，亲密关系的花朵在理性的经济世界里一样可以绚烂的绽放。泽利泽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透过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公共政策设计者不应再担忧和害怕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会相互掣肘，而是应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二者混合起来。与哈耶克将人为的制度安排批评为“致命的自负”不同，泽利泽对人为的制度设计秉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说:“可以肯定的是，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充分显示的，腐蚀与非正义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但我们应该记住，市场的实际运行，比起市场神话所暗示的要更多地服从于人类的控制。”⑧泽利泽相信，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之间可以实现公正的、令人愉悦的和增进生活质量的结合。
二、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体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经济行为主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都被暂时悬置起来，只剩下逐利的原子化个体及其置身其中的经济系统。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严密的经济体系中进行思考，对某些基本假设习以为常，而疏于对在假设中被排除的非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泽利泽对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维度考察始于《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在该著作中，泽利泽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影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文化因素，考察了货币利润与事关人类生死的神圣关怀是如何建立起货币等式从而交汇在一起的。《道德与市场》一书开启了泽利泽对经济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路径。随后，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作者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坚持文化视角的审视，作者还考察了阶级和改变中的家庭经济与儿童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形塑作用。例如，泽利泽分析了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儿童保险政策、赔偿金确定、儿童的收养与买卖产生的影响。伴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来的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在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博弈中，形成了种种非常规的独特市场，换句话说，围绕儿童形成的独特市场，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泽利泽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重视与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情感之域是不可计量的，然而，在有关孩子的独特市场中，我们却看到，美元的价值在与诸如喜爱与痛苦之类的人类情感价值之间进行了量的换算，情感的货币化、商业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无疑将市场推进到了假定是不可能的情感之域。泽利泽的研究再次印证了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市场必然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即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本身。
《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则继续深入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在各种亲密关系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制造出多样的联系的，不仅探讨了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法律裁决过程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还探讨和分析了与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和家庭经济等领域相关的此类问题。在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中，“理性领域”与“情感领域”相互分离，泽利泽称之为“敌对世界”模型，正是在对这一模型的批判中，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并据此指出，人类都习惯于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例如，我们都会向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提供经济支持或履行经济义务，并获得情感满足。在《货币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着重考察了货币的文化含义。她认为，当代社会学仍然倾向于将货币视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可计算的、无关乎品质的、可无穷分割的、完全同质的媒介。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家的领域，只基于价格与数量上的差异将所有货币视为一律相同的无情世界，而对于货币的社会意义甚少追问。在泽利泽的视域中，货币不像齐美尔说的那样是非人性的、体现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非社会化倾向。她认为，货币的文化含义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许多新的货币形式，例如，政府发给穷人的食物交换券、超市发给消费者的折扣劵、监狱发给犯人的代币、智障者使用的点劵、军方发给官兵的代币、赌客使用的筹码、机关员工餐饮的午餐劵、礼庆致送的礼券等，在合法范围之内的货币形式以及为了其他特殊用途而创造出来货币代币日益增加，货币已经超出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种种新货币形式凸显了货币的差异，反映了货币具的文化含义。
总之，泽利泽的研究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努力，那就是，试图通过把文化视为经济过程中内生的、动态的要素而把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打破经济社会学长期忽视文化使文化处于边缘地带的尴尬局面。当然，坚守“替代路向”的研究思路，还要提防滑向文化还原论的危险。泽利泽说，替代路向的文化分析“不应仅仅坚持文化无处不在，也不应把经济交易简约为仅仅是意义、价值与规范的表达。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各种意义与社会关系在表面上是理性的经济交易中的位置。”泽利泽断言，如果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能够消除学科设置的藩篱，紧密合作，双方都将从彼此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作者：王冬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关键词] 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建立在资本、生产、通讯、技术一体化之上的，但它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涵，又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又指一种经济现象”。
一、作为作用于全球化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被动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不如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为它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是他们在经济上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要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在主要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问题，特是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二、经济与文化交融的基本理论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密下可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此文化又言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狭义上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每一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交融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世界市场开拓时，认为世界市场的开拓，不仅打破了以往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代之以各地方、各民族的相互来往和相互往来而走向世界，而且文化上的精神的产生也是如此，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局限而提炼世界文化的共性，使各民族和各地方的文明与文化走向世界，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
随着全球经化过程的深化，信息、通讯、交通、计算机、卫星、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国间的距离缩小、经济和文化间的联系增强。文明的共性日渐超越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成为全球意识的重要体现。
当然，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不应简单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并不经常成正比。经济不是文化的惟一决定性因素，更不是那些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的惟一决定因素。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较，文化艺术的发展更具特殊性。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是在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产生的优秀文化艺术，并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被人们遗忘，相反，它们以自己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独特的艺术魅力，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我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继续给我们以享受和启迪。这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文化既相互区分、冲突，又相互沟通、融合，同时保持自身的特点，由此推动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虽然世界文化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又具有共同性和趋同性的一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相互联动的信息整体。
所以，“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表成为生产力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但是，全球化的内涵决不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必然包含深刻的文化内涵。
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带来的变化更直接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经济活动的频繁交往。信息获取的便捷和丰富，各种强势文化因素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弥漫开来。相对于传统的人类文化格局而言，这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新趋势是一种文化创新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最直接的同化感受更多地来自文化，各种文化表象，如报刊、娱乐、资讯、广告等等的同化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最明显地表现在消费领域中，人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以及消费行为中的文化品位大都已经同化与发达国家的水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文化已经商品化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和有效组成部分的文化的全球化也已经实现。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
文化全球化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自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后，一直就存在着“西化论”和“国粹论”两种极不相同的思潮。但是，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无情的现实使传统的国粹者失去了辩护之力。国内学者所说的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的学者这样来论证这种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今天，人们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一个地球人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处在来自全球的文化信息的包围中，在享受和接受着属于整个地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全球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地球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等。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其各自的特性，它们又进行了部分的融合，全球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
正如许多学者清醒地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也正是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呼声。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实际上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的严重效应，即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小心地、审慎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强调选择参与的时机和方式。
参考文献：
[1]谭君久:关于全球化的思考与讨论.全球化的悖论
1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发展的背景和现状
二十多年前，除了美国，苏联心理学是世界心理学的又一大中心，苏联是世界上从事心理学研究最积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作为独联体主体的俄罗斯心理学在研究人数、研究机构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与特色。俄罗斯学者在国际学术性期刊上发表心理学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6位，而经济学居第9位，政治学则居第10位。由此可见，今天的俄罗斯心理学在世界主流学术研究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苏俄心理学的发展基本遵循着两条路线，即维果茨基所开创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和苏联心理学体系创立者鲁宾斯坦所引导的主体心理学思想。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维果茨基、列昂捷夫、鲁利亚、加里培林、赞科夫、达维多夫和塔雷金娜等，其主要阵地为苏联（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主体心理学思想的路线由鲁宾斯坦所开创，其追随者布鲁什林斯基创建了代表着当今俄罗斯心理学发展方向的主体心理学。主体心理学理论广泛地应用于个性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咨询和经济心理学等心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特别是，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成立了以A.几菇拉夫列夫（A.见。}Kypaaaea）、E.B.霄洛霍娃、B.兀。巴孜尼亚科夫（B.n.[IosHSKOB）等为首的经济心理学研究课题组。在主体心理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在俄罗斯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有制形式变化情况下的不同社会群体调节自己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专门的研究，特别探讨了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积极性和心理态度的问题。
1987年基多夫出版的专著《经济心理学》开创了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心理学。当今，在俄罗斯科学院内部联合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学等各方面力量，以整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并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社会与经济心理学实验室、国立贝加尔经法大学社会与经济心理学系、圣彼得堡财经大学经济心理学实验室。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会议成为了传统。
近几年在伊尔库茨克（2002）、卡卢加（2007）、圣彼得堡（2008）和莫斯科（2012）召开了全俄或者国际性的经济心理学大会。近几年他们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KypaBneB A.几。分别于2005和2007年出版的《经济心理学：理论问题和经验研究的方向》、《经济自决：理论和经验研究》等。同时，俄罗斯心理学界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经济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出版有相应的本科教材，如，2004年出版的由3.3.
BaXHTOBa主编的《经济关系主体感知的社会经济特征》、1999年出版的由o.C.且eflHera主编的《经济心理学》、2003年出版的由B.兀。H03HnKOB主编的《经济心理学》和2005年出版的由B.A.Pafia6epr主编的《心理经济学》等。
当前，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方向研究的是基本经济现象，如金钱、财产和劳动等。第二个方向研究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社会心理研究的对象，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经济心理学相对独立研究方向传统地研究了不同社会群体对金钱的态度和“金钱行为”的特征他们分析了个体和群体意识中的经济价值问题个体的经济自决问题。近几年他们还特别关注了共同经济活动中的工作相互影响的心理特征
2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的基本特征
2.1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突出对经济意识的研究
西方的经济心理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我国的经济心理学都比较一致地认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特定行为人的经济行为（俞文钊，2004;王光荣，2010;马胜祥，2008）。在俄罗斯心理学界，他们把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经济积极性（个体与群体主体的经济意识、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心理规律、经济现象及其与心理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B.兀。n03HffKOB,2004）。经济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可以在不同的生命活动水平展开，其主体可以是个体、群体和大群体。与西方传统经济心理学一样，他们认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经济行为，但他们还更加关注经济意识及其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他们既研究个体和群体主体的消费、投资、储蓄等经济行为，并更为关注经济意识现象的结构和动力等问题。他们认为，经济意识现象的产生不仅有外在的因素，如知识内容的变化、关系情态的变化和行为准备状态表现水平及方向的变化等；而且经济意识的动力产生于其各要素的矛盾中，如过去经验与新知识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个体与群体经济意识内涵发生变化的内部机制。经济意识现象最重要的动力点就是时间构成要素，即在主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时间连续体：过去一现在一将来。属于主体过去意识经验的要素有：个体和群体所追溯的对过去社会经济变化的记忆、与它们相关的知识及与主体的关联性。属于未来的期待和预测范畴的有：未来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及其目标和计划等。而属于当前的紧迫的经济意识内涵只是这个时间连续体中的一个点，其变化的可能性取决于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动力和主体自身的积极性。对于经济行为与经济意识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是辩证的关系（B.兀。H03HgKOB,2000,2001）。一方面，经济意识现象是在主体生命活动的外在的、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其自身决定着经济积极性的方向和水平。这种联系不仅表现为主体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协调性，也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成为了主体经济意识的动力要素和主体经济行为的调节器。
2.2 他们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是经济人假设。然而，人并不是经济学家所想象的理性的经济人。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经济”、“非理性”的“非正常现象”,正是对经济学完全理性原则的严峻挑战。
因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关注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一面，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决策行为，并因此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以丹尼尔。卡尼曼为代表的经济心理学理论也存在局限。如，单一问题设计的信效度问题、决策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等（李永鑫，黄宏强，2007）。相对来说，俄罗斯经济心理学提出的具体研究原则在一定程度t-.克服了西方经济心理学的这些局限，更加关注经济行为产生文化历史条件、人的主体性等。
2.2.1 经济活动文化历史条件性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经济行为的规律不是绝对万能的、超越历史的；经济行为的心理特性带有文化的烙印，取决于统一的历史发展特征；另一方面，许多对现金消费及其他形式经济行为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对在社会经济紧急变化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动力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原则的经验基础。
2.2.2主体性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人伴随经济条件影响和经济作用的消极对象，而是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交互作用中实现不同经济行为方式的能动主体；基本的主体性特征有：积极性、行为的意识性、目的性和选择性。
2.2.3 经济主体行为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原则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意识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等同的，也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及其意识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似性和协调性，而且还有分歧和矛盾。
2.2.4经济现象与社会~心理现象相互联系和影响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在调节主体经济行为和反映不同经济生活方面的心理现象中存在着经济因素与社会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
2.2.5理论与实验、实践相统一原则
这一原则意味着，经济心理学理论发展既与包括实验的经验研究，而且与不同范畴经济生活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这也显示出心理学实践者对科学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也显示出根据社会心理生活提出的经验研究任务。
2.3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关注经济积极性的主体范畴.
由鲁宾斯坦和布鲁斯林斯基开创的主体心理学思想，在俄罗斯心理学中，特别是在俄罗斯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其经济心理学领域，突出经济积极性的主体范畴是必然的。按照主体心理学的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提出并在理论与实践中研究了主体工作积极性概念。这一概念整合了内在（心理）的和外在（表现于现实行为）的主体积极性现象。工作积极性概念在经济活动及其主体的心理研究的概念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首先，它强调了主体积极性的内在心理特性。积极性的心理基础包括目标、动机、期待、意愿以及其他的调节经济活动的主体动机因素。其次，工作积极性概念能够实现的不仅是对主体经济活动质的、而且还有量的分析，与其动力和评价水平相联系。工作积极性的方向表现在经济活动条件的选择上。工作积极性的水平则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强度及与其存在相联系的能量与资源消耗的总和。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主体工作积极性范畴，社会心理因素和个性因素在工作积极性调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对俄罗斯经济心理学的评价及其对我国经济心理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经济心理学以新的方法研究影响工作积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其创新之处在于，揭示的因素能够描述主体工作积极性变化的社会心理机制，评判它们的社会心理指标和方法，可以用以分析和预测不同社会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根据社会心理指标在经济活动之前以确定提高或降低去工作积极性。
经济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最终就是为了服务于经济。随着近几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扩散和放大，深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也深受影响。当前形势下，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然而然成为批判的焦点。在我国面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金融债务危机的内外双重压力下，如何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式”爆红，“中国模式”逐渐形成，它反映的现象及社会问题将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
中国式型走是能够带动国民进步的。
对于中国式过马路等不良的社会现象爆出现实，会让国民引起注意，从而摒弃这种坏气息而使国民在思想素养上得到进步。有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才能提醒国民引以为戒，才能让国民的生活更加好起来。
中国式型走是能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当中国式好人、中国式微笑、中国式礼仪涌进社会，它将让人们吸取中国式的良好气息以此来提升修养并且达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由于人们的跟潮随众，当这种良好气息散发出了，人们都会争相涌入传承文化的市场，从而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
中国式型走是能够带动国家走出大门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战略及模式会模式都是具有独特性的。当中国式型走这一现象爆红时，会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从而将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引进西方，使中国走出大门，使中国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当“中国模式会”形成潮流，当这种“中国式管理”课程被追捧，当其“中国式型走”被灌输进入人们的大脑，中国又将进一步的发展。
一种方式让国民进步，是“中国式过马路”，此为戒式；一种方式让文化传承，是“中国式管理”，此为捧式；一种方式让经济发展，是“中国模式”，此为扬式。
戒式指以“中国式过马路”引以为戒，捧式指以“中国式管理”为追捧，扬式指以“中国模式”为发扬之道。三式相辅相成，中国将会以实力让西方俯首称臣。
中国式能带动国民的生活状况、生理状态及其思想状态的进步；中国式能使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中国式能引领国家经济发展。
一、中国古代旅游史研究的局限性
然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旅游史的研究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其一，古代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留于文字叙述，缺乏量化指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文献资料停留在对文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虽然能抽象的表示出古代旅游的发展的大致变化，但是缺乏具体的量化数据。如果对古代旅游的发展状况用具体数据表示出来，一定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出古代旅游的发展进程，找出古代数据与现代旅游发展的数据差距，具体研究其优势和劣势，从而加以完善和提高。
其二，旅游史在时间分布上研究较多，地域分布上研究较少。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笔者发觉大部分学者对旅游比较兴盛的时期研究较多，而且研究的面也非常广，比如近十年来提到唐代旅游的各类报刊书籍就高达六百多次，但是对于秦代旅游研究却少的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对某一具体，旅游现象的具体研究了。笔者认为对于旅游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都应该重点研究，不能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只用于研究兴盛的原因、伴生现象等等，只有全面均衡的研究才有利于对旅游史整体情况的把握。
其三，旅游文化的差异性缺乏横向和纵向上的联系和比较。旅游文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空变化了文化现象就截然不同，在近十年来大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某一种文化现象，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朝代的文化现象，但是对于相似或者相反的文化现象缺乏具体的联系和比较，这样就不利于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不同，不利于洞悉文化现象的本质。比如对于妇女出游的研究，有唐代出游研究，那么秦汉、魏晋、宋代、清代等等妇女出游的研究却没有，这样对妇女出游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就缺乏完整性。
第四，旅游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相关行业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文化史和通史研究较多。通过对近十年来的各种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发现对于旅游古代史的研究，对旅游文化的研究特别多，涉及到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某些领域研究比较深入，能够比较确切的将整个历史进程的各种文化现象较为科学的分为几个合理的阶段。比如《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中将整个旅游文化的发展分为旅游文化的滥觞时期、旅游文化的勃兴时期、旅游文化的隆盛时期、旅游文化的新变时期、旅游文化的穴结时期、旅游文化的转型时期。笔者认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古代旅馆的历史与形成、古代交通的历史与形成、古代的向导服务、古代景区的历史与形成等。
二、中国古代旅游史研究的建议
针对以上局限性，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一，研究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旅游史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强、系统性高的学术工程，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更要进一步在纵向上伸长时间，在横向上拓宽空间，并且使特殊的旅游现象深入研究，在横向上和纵向上找出其关联以及异同。
第二，多角度、多层面、多重关系进行研究。旅游活动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现象，古代旅游更是一种经济活动，应该从经济视角对旅游文化的各种现象用具体的数据加以归纳总结，从而得出量化的指标，以便现代旅游真正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只要不断地丰富和创新研究理论，深入挖掘和整理有关史料，革新研究思维，以虔诚的史学态度、批判的史学远光和崭新的史学思维，去进行新一轮的旅游史研究，中国旅游史的研究才会走上不断进步、不断提升、不断超越的良性发展轨道，旅游史的研究才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彭勇. 中国旅游史［M］. 郑州市：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6.05.
[2]梅毅.试析中国旅游的历时性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06（1）.
农村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变化随着我国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逐渐由温饱型转向小康型。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在农村消费中的数量与质量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且消费形式日趋多样化。尤其是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城镇居民以及海外华侨等影响，当地农村人口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意识均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额度也大为增加，并且形成了其特有的体育消费价值观。当然，在强调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数量与质量上的飞跃性突破之时，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作保障，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活动是无法进行的。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一直以勤俭持家作为千年来的传统美德，这也是自古以来受小农意识思想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消费观念。另外，目前来说，在我国还有很多偏远地在经济上依然处在严重落后阶段，居民基本物质生活依然处在温饱阶段，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在短时期内，这种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水平低下的现象是无法实现根本性转变的，进而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不但是我国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瓶颈，亦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加大投入力度，以先富带动后富，全面提升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
高档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势头强劲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式逐渐由低层次的基本消费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高档体育消费品的发展愈加迅速。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在物质性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上，主要以体育报刊杂志以及高端的体育运动服装为代表；在观赏性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上则以体育赛事欣赏为主要消费形式；在培训性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上，主要以健身娱乐和提高竞技运动成绩为主；还有一些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形式如体育彩票消费等，发展势头十分迅速。从我国当前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来看，此种发展形势将于国际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发展齐头并进，其实现持续的时间也将更为稳定。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展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受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目前来说，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居民收入、体育消费需求等多方面差距的扩大，加之区域经济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使得我国居民在实际体育消费水平上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化现象[1]。作为从属于体育消费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也必然呈现出消费需求受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特质。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受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即使是同一区域的居民，在其家庭收入水平以及社会阶层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使得他们在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以及休闲体育文化产品的购买能力之上也不尽相同。对于较高收入的家庭来说，在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选择上，“高档次、贵族型”体育产品已经成为其消费选择的经常性内容。尤其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其对高档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品的追逐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者亦产生了很大的带动与引导作用。然而对于我国大部分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且质量有所保证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品仍是其消费的主流。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多样化趋势下的分层现象由于不同阶层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故此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必然会形成一个社会分层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短时期内表现的十分明显。对于经济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来说，越是高端的休闲体育文化产品对其而言越具有吸引力。而对于较低收入阶层来说，恰恰与此相反，只有在保证基本物质生活基础的条件下，其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才会得到一定的满足，且消费额度不会太大，尤其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此种现象尤为明显。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者的消费理性大为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理性的提高是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多样化发展趋势的又一明显特征。较之于上个世纪晚期来说，我国居民休闲体育消费档次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对休闲体育文化产品的选择上也不再盲目跟从，而更具个性化特征。消费者在追求休闲体育文化产品的质量保证的同时，对于产品的外形、色彩乃至于流行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另外，对于休闲体育文化产品的服务性、适用性等方面也更为注重，不再单纯的被动接受，而是更多的注重自身主观上的消费体验。2.5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范围日趋扩大随着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的提升，我国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范围的范围也在日趋扩大，尤其是在体育医疗保健、体育营养以及相关健身培训上的消费规模大幅增长，居民对其消费额度有着明显的增长趋势，服务性消费迅速形成且发展形势大好。对于传统体育消费品来说，这些消费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分流的作用，这也是造成休闲体育文化产品供不应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消费方式和消费制度趋向于市场化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市场化改革趋势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市场化问题一直以来都为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一些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上的问题依然属于社会制度下的福利性活动。长此以往，在政府或企事业的大包大揽之下，必然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无成本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而导致了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项目的供不应求、部分产品数量的缺失以及产品质量上存在的种种缺陷，对我国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制度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政策，全力支持社会各界对于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的投入力度，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近年来，我国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市场化占有率逐年提高，人们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权利顺利实现。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发展趋势逐渐以市场化为主流随着我国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限额供应制度的取消，我国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行为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性，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这也是体育经济产业化发展的一个良好势头。体育社会化消费与市场化消费体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便是在劳动制度与收入制度带动之下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目前来说，我国政府之于居民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的宏观调控依然存在，但是对于日常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活动的直接干预力度已经减弱。
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化的形成从体育设施和体育场地建设上，我们可以看到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化最为明显的表现。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在我国一些城市的体育场所中便以营业性消费体制代替了社会福利制度，进而将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消费门槛迅速的降了下来，为居民提供了十分宽泛的消费空间，保证了居民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权利。其后，众多盈利型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项目纷纷进入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并在市场化的带动与调控下，迅速向服务业领域扩展，太极拳、台球、保龄球等诸多大众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形式日益涌现，很快的打开了休闲体育文化消费市场。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项目也紧跟经济形势需要大力拓展消费市场。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如体育健身消费、体育福利彩票消费以及各种形式的户外运动消费，其市场化改革已经全面展开。
消费群体趋向于知识化
文化素质与提高带动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意识的增强一般情况下，居民的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水平与其自身的经济收入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其现期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其进行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水平也随之提高，反之亦然。与此同时，个人休闲体育文化消费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休闲体育文化消费水平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总之，当个体的文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受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环境以及进行社会交往等诸多外界环境的影响，其在进行休闲体育文化消费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消费水平，进而满足身心发展的需要。
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一年享有115天假日、社会进步的国家，如何让民众“聪明地”用闲，引导民众享受健康、积极、文明的生活方式，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软实力意义重大。《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通过对休闲实践领域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的阐述，为我国正在兴起的休闲经济、休闲消费、休闲产业和休闲旅游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指导。
1 休闲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现象，休闲经济微观化、人性化、多元化、个性化趋势本身就是经济走向人文化的结果，昭示出休闲经济的本质。《对话》从多角度分析其原因：从人性和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人们在温饱、工作等初级需求得到满足后，会产生诸如尊严、荣誉、价值、充实、幸福感等较高级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休闲经济因为集中体现了这些需求应运而生；从消费和经济的角度看，当人们普遍有闲有钱并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之后，渴望通过既消费物质产品也拥有精神产品来得到心理满足和情感愉悦，休闲经济便作为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而与社会进步相伴而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随着休闲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休闲经济也会扮演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和生活品质的重要角色。因此，休闲经济具有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功能。
2 休闲产业是“传递爱的天使”
休闲产业之所以被冠以“传递爱的天使”的美称，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创造文化精神食粮，为人们提供和谐从容的社会氛围。《对话》从回顾西方休闲产业的起源出发，提出了现代休闲产业的概念：现代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消费、休闲心理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和以此形成的以旅游业、餐饮业、娱乐业、公共服务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为龙头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这些业态都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核心价值，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与创造，为人们营造和提供“传递爱”的场所和途径。因此，作为一个庞大的、以为人服务为目的的产业系统，休闲产业的作用和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更体现在其对社会进步的助推作用。
3 休闲消费是一种更注重情感体验的消费行为
从古至今，消费就伴随着人类延续生命的需求与占有物品的欲望；而休闲消费则因其蕴含的情感意义与文化功能而成为人们超越了生存需要和区别于物质享受需要之外的精神体验和人生价值实现过程。通过对休闲产品的消费，人们不断获得诸如崇高、审美、创造等情感体验，培养起生活的情趣，享受着身心的自由，撷取到精神的愉悦。《对话》站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价值观的角度，为我们厘清了休闲消费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与自由、教育、文化、道德及生命意义联系与维系的脉络，展示出现代人在休闲消费中得到精神愉悦和价值提升的过程。
4 休闲旅游是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的新兴事业
作为一种参与群体众多、关联行业广泛的产业，旅游无疑能产生极大经济效益；同时也是一种需要投入自由状态、闲暇时间，需要人的精神参与与情感体验，需要一定的价值认同及思维创新的文化事业。《对话》提出的旅游一旅游休闲一休闲旅游一休闲，把休闲理念融入旅游，还原了旅游的文化属性，拓展了旅游产品的范围，在总结旅游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展望了旅游发展趋势和前景。
《对话》告诉我们，社会进步史也是一部休闲史。因为休闲，人们变得心态平和，社会变得人际和谐。我们虽然离一个社会高度发达、综合国力坚不可摧的社会任重道远，我们的休闲文化、休闲研究、休闲产业都很稚嫩，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体系的日益完善、国民生活品质的逐渐提高，休闲社会和休闲经济时代已经初露端倪，我们正在走向“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迸发出了新的活力。但仍有不足之处，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要解决好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领域的诚信问题。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得到普遍认可，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一、当代中国社会诚信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转型期也伴随着阵痛，在道德领域表现之一就是各个领域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经济生活领域的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市场，近年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地沟油、瘦肉精、问题奶粉等；合同欺诈、债务纠纷，如人们经常听到的豆腐渣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诚信缺失在政治领域里表现在政务不公开、腐败现象等方面。文化生活领域的诚信缺失表现在学生考试作弊、学术造假、明星假唱等方面。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当代中国一些诚信缺失现象具有影响范围大的特点。当前各领域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但不能把社会诚信缺失现象普泛化，同时由暂时的经济状况引发的诚信缺失危机有别于内化的道德危机。诚信道德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人们对失信的气愤、对诚信的召唤反映了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道德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分析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91市场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是当前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现象得到重视与关注，但诚信缺失现象仍然不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且长效的机制。往往是出现一个问题，大家谴责一番，治理一下。缺少严厉的可以从源头治理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等。
二、当代中国构建诚信社会的有效路径
失信虽获一时之利、一己之利，损失的却是长久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代中国诚信缺失问题使人们意识到失信的危害。诚信缺失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从国家角度来说，诚信建设发展落后的国家不仅会破坏其国际形象，影响国家话语权；也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实现。缺少诚信的国家、社会将会降低了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信行为，建设诚信中国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诚信教育，塑造诚信意识。诚信教育是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石，诚信教育致力于塑造社会成员内心的诚信信念。通过诚信教育使诚信理念内化为人们的自律意识，形成诚信的社会道德风尚。继承与弘扬我们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诚信美德，结合时代特征创新诚信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诚信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多样化、生动化。除传统的学校教育外，适应时展要求，可以通过优秀影视作品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对诚信观念进行隐性宣传教育，达到情感共鸣。诚信教育与电视、网络等互动媒体相结合，形成舆论监督机制；赞扬诚信者，谴责失信者，树立鲜明的舆论价值导向，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舆论氛围。
第二，建立社会信用机制，遏制诚信缺失。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需要相应的信用机制来疏导与管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引发的诚信危机源于制度的缺失，完整有效的机制应该保护诚信者的利益，使失信者受到惩罚，有效遏制失信行为。充分认识制度规范对主体意识与行为的影响，“制度建立的规范、惯例和做事程序，在长期的作用下，就会使人们形成行为习惯乃至内化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取向。”［4］227市场经济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确立较早、发展较成熟的欧美国家用了15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信用制度，在信息化时代对克服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弊端发挥了更大的功能与作用。借鉴西方先进诚信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信用服务机制，包括个人信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体系，为诚信社会建设建立机制保障。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手段维护诚信社会秩序。诚信社会建设不仅要靠教育和宣传，更要有法律的制约与规范。仅作道德要求无法杜绝失信行为的发生，“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要有机结合。诚信中国以道德为支撑，以法律为保障。法律具有强制性，“而制度的强制惩戒性又使其具有使人畏惧和服膺的社会效应，在客观上对违法悖德行径的发生具有遏止作用。因此制度对人们的品行具有强烈的形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4］227目前我国诚信社会的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应按照“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以要求。加快有关诚信的相关立法，杜绝由于法律不健全对一些失信现象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认真执行法律奖惩功能，可进行相应的经济奖惩、行政奖惩等，杜绝失信成本过低的不合理现象。倡导诚信价值观，发挥诚信正能量，建设诚信中国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中国的要求。中国自古重视诚信道德，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现状暴露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仅用道德规范的有限性，完善的信用机制、健全的法律法规同样不可缺少。
作者：李欣宇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关键词】 新农村 文化建设 思考
一、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市的新农村文化建设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民对科学文化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1、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部分农村牧区文化馆、图书馆不健全，乡镇村级文化站名存实亡，即使形式上存在，工作处于长期瘫痪状态。大部分乡镇文化站没有专职人员、没有独立的办公设施、没有文化活动场所，有的则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严重阻碍了农村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2、文化从业人员素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缺乏高学历和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干部；从业人员年龄普遍偏大，没有形成梯形结构；文化专职干部兼职过多，有效投入文化工作的精力、时间太少。从而造成了一些地区有了图书馆无人来看，有了健身器材无人健身，打击赌博禁而难止的现实状况。
3、资金匮乏正常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村文化活动站依赖于乡镇资金的拨款支撑，不少乡镇本来财政就比较窘迫，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工作更是难以为继，文化活动也难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无从发挥。许多农村文化工作站也只是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的“农家书屋”虽然也普遍成立，但农民读书难的现象依然存大，首先是真正需要的图书往往看不到或买不到；其次是虽然很多乡镇和村办起了图书室，但无专人管理不能正常开放，其图书只是作摆设和装饰，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由于健康有益、贴进百姓生活的文化活动馈乏，很多人在劳动和工作之余只能靠打麻将、玩扑克牌来打发时间，导致一些家庭问题出现，给农村社会安定带来隐患。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赌博风气盛行，且形式多样化；除此之外，封建迷信及群众信教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的产生，不但败坏了淳朴厚重的乡土民风，甚至还容易滋生罪恶，给不法之徒提供活动载体，农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侵害。
笔者认为，造成以上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领导重视不够。领导重视与不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决不是有钱无钱的问题，而首先是个思想观念问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政府职责所在。但是在一些地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理念被片面地理解，忽视群众的文化需要，农村文化工作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对基层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中，没有将文化建设的岗位目标责任制列入考核中，有的虽列入考核但所占的比例太小，文化工作好坏对整个考核无足轻重，不能引起基层政府足够的重视，使乡镇领导对文化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重经济、轻文化的政绩考核制度，已经成为影响群众文化生活的制度障碍，不提升政绩考核中文化工作考核的比重，仅仅依靠基层领导对文化工作的正确认识，要从根本上实现和保障农民基本的文化权益，是不现实的。党政主要领导要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认识到位，文化工作才会有位置，才能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从而解决好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其次，文化事业经费投入不足。县、乡两级投入严重不足。有的乡镇把“发展先进文化，加强文化建设”仅仅是“写在纸上、念在嘴上，贴在墙上、印在书上”，而实际投入很少。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常常面临两难之景：一方面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上面安排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却为必要的活动经费一筹莫展，更谈不上主动积极地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在经济欠发达的乡镇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更缺少文化自觉。虽然各级政府都要求加大对文化的经费投入力度，但基层政府为了追求短期内的政绩，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现象仍比较普遍。
最后，基层文化站体制不顺畅。当前，许多文化站干部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文化工作的情况也非常突出。各乡镇名义上都配备了文化站管理人员，但有的在编不在岗，有的身兼数职，大多数文化站工作人员从事的是乡镇中非文化站业务的工作，无暇从事文化工作。特别是近几年乡镇机构改革后，不少乡镇文化站的组织管理职能相对弱化，文化站干部不能很好地履行组织引导和文化辅导的本职，出现“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的难堪状况。熟悉乡镇文化情况、有文艺方面一技之长的文化站干部，本该可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大显身手，但乡镇领导对文化站建设的忽视，导致文化站对农村文化组织辅导职能的丧失，直接影响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
二、对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农村文化建设放在与城市文化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扶持力度。树立农村文化工作的阵地意识、服务意识，把文化工作的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切实抓好农村文化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内容、基本活动方式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