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5: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管理学的二重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
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论文关键词：旅游管理学 研究对象 学科性质
论文摘 要：旅游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了其概念、研究对象、性质、研究方法等等。通过对旅游管理的几个角度来诠释旅游管理的内容。
旅游业是在19世纪40年代后开始走上规模经营、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从那时开始，旅游经营者一直都在积极地寻求如何借鉴、吸取管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工商企业管理的一些好的做法来改进旅游服务质量，提高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在学术界中，旅游管理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7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旅游管理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刊物、专著已日渐增多。旅游管理学学科建设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与建议。但人们对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如对学科研究对象，学科原理命题，学科的性质与理论框架，学科的前沿问题，学科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的确定等问题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一、旅游管理的概念
旅游管理是指为发展旅游事业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的活动。旅游管理活动，具有多层次、多结构、多方面的内容，它贯彻于旅行游览管理事业的全过程之中，从旅游管理的过程看，旅游管理活动包括：确立旅游管理目标的活动，建立旅游事业信息系统的活动，进行旅游事业开展预测和决策的活动，制定旅行游览事业发展计划的活动，以及对旅游事业发展的监督活动，等等。
从旅游管理的内容看，旅游管理活动包括：旅游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旅游物质资源管理活动，旅游财力资源管理活动，旅游科学技术管理活动，等等。
从旅游管理的业务经营看，旅游管理活动包括：旅游资源管理活动，旅游设施管理活动，旅游服务管理活动等。旅游资源管理，又可以分为旅游风景名胜管理，旅游文物管理，旅游建设成就管理活动，旅游设施管理又可以分为旅游交通包括民航、铁路、公路、水路管理，旅游宾馆、饭店、餐厅、游乐场所管理活动旅游服务管理，又可以分为旅游客房服务、餐饮服务、导游服务、司机服务、引导购物服务管理活动，等等。
从旅游管理的方法手段看，旅游管理活动包括用行政办法管理旅游事业的活动，用经济办法管理旅游事业的活动，用法律办法管理旅游事业的活动，用思想政治办法管理旅游事业的活动，用科学技术办法管理旅游事业的活动，等等。
二、旅游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旅游是由那些出于和平目的、不是为了定居与就业的人，离开其常住地外出旅行与逗留而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旅游资源、旅游者与旅游业是旅游活动产生与发展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所以，广义上的旅游管理学研究对象应包括对这三者的管理。由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激励、活动导向及其在旅途中的组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旅游企事业单位的影响与制约，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主要也由当地的旅游企事业单位负责。因此，狭义上的旅游管理学研究对象主要指的是对旅游业的管理。
三、旅游管理学的学科性质
旅游管理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学科?或者只不过是管理学底下的一个研究领域?学术界曾为此争论不休。一门科学，它必须要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一整套从实践、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出来、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原理。旅游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与其他科学或学科的研究对象有明显的不同，但考察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人们所沿用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是其他一些科学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其完整、独立、清晰的理论体系架构也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把它定位为管理学或是其属下某个分支的一个研究领域，又明显地让人感到忽视了它的特殊性，低估了它在现代管理科学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事实上，如果人们认真思考一下它的学科原理基本命题，回顾旅游管理研究所走过的漫长历程，就容易明白，旅游管理学的根基在管理科学中，管理学的理论与基本原理对旅游管理实践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旅游管理学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
与其他部门、行业的研究或者说管理对象相比，旅游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旅游活动的异地性：旅游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总与旅游者的外出旅行与逗留分不开;接待同一对象通常必须由不同地方的旅游企业、旅游从业人员共同协作来完成。(二)旅游产品的文化性：旅游产品表现为直接的或间接的、物化在旅游消费品上、有针对性的旅游服务。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旅游产品它都必须蕴涵着较强的文化性，这是因为旅游者在要求旅途中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他们的精神需要也需要得到满足。(三)旅游消费的综合性：旅游者的消费需求通常是综合性的，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有比较单一的旅游动机，但在旅途中的食、住、行、游、娱、购六个方面的消费一般都会有。而且，近年来旅游消费需求还在向其他服务领域内延伸。(四)旅游服务的社会性：旅游服务离不开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供需双方的沟通与情感、思想交流，不仅有可能影响到彼此原有的意识倾向与价值观念，而且还可能从中缔造出一种新的公共或人际关系。(五)旅游经济活动的普遍性：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展旅游业，首先是为了创汇、创收。旅游业在许多国家里已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甚至支柱产业。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以就业人数比例、所创造的利税等社会经济指标来衡量，旅游业已超过汽车、石油和化工等行业，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六)旅游资源的二重性：凡是能造就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任何因素，都可构成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文的;既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现代的;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有些在空间上是不可以移动的，而且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修复，如名胜古迹;另有一些则是可以移动的，而且是可以不断地充实与更新的，如体育赛事、文娱节目表演、节日喜庆活动等等。
四、旅游管理学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
由于旅游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旅游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视具体研究问题的不同，分别采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
从定性分析描述问题到定量分析描述问题，这是一门学科日渐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标志。在信息时代，旅游管理研究人员要能熟练地掌握、使用计算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统计学、经济数学、管理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描述旅游管理研究所碰到的问题，以推动旅游管理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 颜醒华 .旅游管理学学科建设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J).桂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0)：39-42 .
[2] 田里 .旅游管理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
[3] 姚行正 .对现代旅游管理学科建设的浅层分析(J).企业导报.2009(07)：153 .
[4] 颜醒华 .互动教学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造.2007(01)：21-24 .
[5] 颜醒华 .浅谈旅游管理专业选修课教学改革总体思路(J).旅游专刊.1999(09)：42-46 .
【关键词】工厂管理 协作职能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是一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刻剖析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不仅闪耀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方面的思想光芒，其中也散布着许多充满智慧的管理见解。本文仅就《资本论》中工厂管理思想的协作职能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对现代企业管理有所帮助。
一、《资本论》中管理的性质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固有的原因和结果。资本主义工厂管理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不断聚集和工厂规模的不断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和监督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其次，随着资本主义工厂中雇佣工人的不断增加，监督并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从而使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必然要求。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使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工厂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一种职能”。
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厂管理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厂管理又是资本的增值过程。资本主义工厂管理性质的二重性使其分为上级管理和下级管理。资本增值过程的管理要求资本家必须关心工厂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一般的上层宏观管理；而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管理又不可避免地促使资本家逐步放权，促使他们把直接的和经常的监督管理工人个体的职能交给了特种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个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的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和协作”，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因而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就取得了特殊的性质。“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好像不是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好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工厂中的协作本身就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
二、资本主义工厂管理中的协作职能
法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在其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曾经提出了管理的五项职能，他指出“协作就是把所有的活动、工作和人结合起来，使之和谐地进行”。其实远在人类文明初期，狩猎这种形式便成为最初的协作方式，但那时的协作只是最初的也是最简单的协作。我们这里所说的协作是指在工场手工业出现的同大规模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协同劳动的方式，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劳动方式，它势必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而前进。在马克思看来，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个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马克思对管理中协作职能的经典描述是这样的：“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综合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单个劳动者力量的简单加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协作完成一项劳动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是有本质差别的。管理中的协作不单单是提高了个人的能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这是因为，当许多的个体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集体力量的时候，它往往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
一方面，协作扩大了劳动的空间范围，从而使某些劳动过程在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一般而言，在劳动作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非生产费用也会提高，而管理协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空间范围缩小势必会节约非生产费用，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生产管理效率，这是协作所产生的巨大效用之一。正如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与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们协作的力量却足以撞沉一艘大船。
在企业管理中，生产力的提高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并扩大了机械力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这一点在我们现代建筑业中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塔吊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与生产规模相比，生产场所在空间上的缩小。现代企业生产早已超出了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扩大生产设备规模的发展模式，生产场所日益追求精小化，现代高精尖技术企业就是在缩小生产场所的同时极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益和效率。三是在紧急的短时间内动用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一点无论是在古代的战争时期还是在现代的抗洪抢险中都得到了极大的表现。在管理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劳动力的调用势必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四是由于激发了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了他们的精力，现代企业激励方式已经开始由过去的注重个体激励慢慢转向了重视个体间竞争激励模式，这种转变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所产生的作用尤其显著。协作在企业生产管理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产生的，“协作使工人们摆脱了个人的种种局限，并发挥出他们的种属能力”。
在资本主义工厂管理中，指挥与协作是密不可分的。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领导指挥就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指挥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一切大规模的生产劳动都需要领导和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的指挥，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管理中的指挥和协作是相辅相成的。指挥和协作的关系就像人的整体与各个独立的器官一样，只有在大脑指挥下各个器官协作工作，人的整体作用才会凸现出来；同样，只有在各个器官协作的基础上，人脑才能进行有序的指挥使人体达到真正的默契。
三、工厂协作管理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追求和谐管理，讲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两百年前的工厂协作管理模式对我国现代企业的和谐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1、是提高现代企业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
现代企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要素集合体，企业要想进行高效率生产运作必然需要进行协作管理。企业生产需要制定计划，合理安排各种要素，使之成比例地运作，以期达到最佳效果，这便是原始意义上的生产协作管理。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已经部分地实现了程序化运作，其协作管理职能基本上实现了计算机控制管理，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MRPⅡ生产协作管理系列。
2、是进行现代企业员工管理的重要手段
企业要想高效率运作，人、财、物之间的有序协作是必然。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财、人与物及财与物之间的协作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却变得越来越难。企业员工之间的协作管理日益成为影响企业高效率运作的重要因素。员工协作管理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现代企业管理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管理。但现代企业员工的工作目的日趋多样化，工作追求日益个性化，因而员工协作管理日渐代替生产协作管理成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企业管理者首要任务就是协调不同员工的工作动机，使其向着有利于企业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员工的工作期望。工厂时代的员工协作管理多诉诸于强行暴力和威胁命令，现代企业员工管理需要协作管理但不能采取工厂时代的员工管理模式，“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员工协作管理的根本原则。
3、是现代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与两百年前的工厂时代不同，现代企业管理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的越来越复杂，国际化趋势日益扩大。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单单要关注企业内部条件，更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与外部社会环境达成良好的信誉关系，与外部自然环境形成良好的循环经济。同时还要协调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搜集整理企业外部环境中时间、空间上的各种信息变化，在企业内与外、时间与空间等各种要素的协作管理中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信息管理系统（IMS）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协作管理的重要手段。
4、是现代企业实现和谐管理的根本方式
现代企业管理是各种管理的综合，它不单单要求企业进行内部的生产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还需要企业不断关注和关心外部环境以求得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和谐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现代企业的最高追求。要实现企业和谐管理，就需要企业不断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协作运行各种要素，最终实现企业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 芮明杰：管理学的现代观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
全进行硬性规定。
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激励是现代管理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职能，这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激励中牵涉到的信息问题所决定的。随着管理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飞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令人振奋的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前沿。
关键词：激励；管理学；实践
一、激励客体和对象趋向集中于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
在以往的激励工作乃至当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励，往往着眼于对一般职工的奖惩和精神激励，而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企业经营者来说则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其实，对于普通员工的激励，相对来说是较为容易而次要的。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职工的操作和工作越来越单一、明晰和有形，确定性的工作表现为工作方法、方式、工业流程的标准化。这种细致的分工意味着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一系列准确、精密和具体的涵盖其工作数量、工作质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对职工的奖惩方式和奖惩程度，合理地分配组织激励资源。而相对来说，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其工作主要是决策、计划和人力资源开发，其经营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标、规范、制度，是软性的、无形的，同时其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投资倾向和决策正确性等内涉及变量和滞后显示变量囿于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难及时准确地用简单的考核指标来衡量。其次，企业经营者的间接劳动成果（即企业表现）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归因。其可察变量（如资本利润率、企业成长和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量、产值、成本、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维而是多维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量是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维因素非线性作用的结果。这时偏倚、强调某一因素和特性会产生不适当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恰到好处的激励决定着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资源的合理导向和配置。再次，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成果——企业表现，非但隐含着异常复杂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而且还受到不少非经营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下由于企业目标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导致的激励不准确、不规范、不公平和证券市场投机行为等）。因此，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诱导日益成为现代激励理论的研究重点。
二、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已有的激励理论主要是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激励被认为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激励理论，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阿德佛的ERG理论、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另一类是以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激励过程理论。这种理论以系统和动态的目光来看待激励，这主要包括弗鲁姆、波特和劳勒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迈克尔·罗斯的归因理论和轨迹控制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激励过程理论体系较之于激励内容理论体系从系统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仍以对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而人的心理需求难以加以观察、评估和衡量，属于内涉变量；同时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种激励方法实施的可重复性差，由此而难以把握；再次随着人们对于激励条件的适应性，任何激励因素都会变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组织激励资源的稀缺性和激励因素（如工资、奖金）的刚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使得管理激励难以持久。因此，激励往往被认为是属于管理艺术和领导艺术的范畴，是一种令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的工作。
激励，尤其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以往的激励理论和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激励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项职能，并依附于其他职能（如决策、计划、人力资源开发、指挥、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标，激励归根结底是在对其他职能履行状况的评价的基础上促进其他职能更好地开展的职能。因此，激励工作的真正科学性在于以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为依据，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联系。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一般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联系。目前，已经探索和归纳出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9种特性，即权力性、知识性、成果无形性、 效果的间接性、效益的滞后性、随机性、创新性、信息不对称性和二重性。企业经营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才能做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同时，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性质和规律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激励和约束问题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出发，设计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根据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效益的滞后性，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主要是决策、计划和人力资源开发，与一般劳动和技术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时效更强，其效益具有滞后性，企业管理工作的成果与失误可能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显示出来，企业当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当前管理决策的正确，也可能是以牺牲今后的长远效益为代价的。我们可以设计出年薪制、远期收入制、股票购买权、长期雇佣制、资产连带制、决策责任制等激励约束机制。又如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权力性，管理就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是筹划、组织和控制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工作。凡是直接生产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独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管理工作具有权力性，即指挥别人的权和强迫别人服从的力。管理要通过各种职能机构和人员的职、权、责活动来进行，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无论职位高低、责任轻重，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人们除了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力以外，还不同程度地对企业资产享有剩余索取权（包括股权、债权、红利、奖金、薪金），合理地拥有权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励因素。因此，又可以设计出团队生产、民主管理、参与式管理、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励和产权激励的适度结合等多种方法方式。
三、从激励方法、 方式的研究过渡到对经济机制的设计和研究
打开企业“黑箱”并加以抽象，企业作为有机联系的自组织系统主要包含和充斥两种主要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核心位置，通过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与物（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设备、资金、运输工具等）和其他人相联系。一方面，在人与物形成的对立统一中，人与物之间主要存在着知识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真正的生产力是作为死的劳动的物的因素和作为活的劳动的人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且生产力的大小即物的因素在生产力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人的能力的发挥，因此，激励就必须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不断努力学习和创新，使人减少对物的知识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认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的组织系统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处于信息交汇中心，与企业外部管理层，如企业资产所有者或上级主管部门相比，企业经营者（即人）掌握的信息多或具有信息优势，而委托者掌握信息少，或处于信息劣势，同时企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包括动机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从理论上讲，知识不对称是可以解决的，而动机不对称则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又必然导致逆选择行为和败德行为。 转贴于
一、21世纪企业管理发展的若干趋势
全面分析21世纪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管理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和环境发展变化的预测，对企业管理发展的若干趋势进行判断。
（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企业管理带来全方位的、革命性的影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既然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产生巨大影响，那么，首当其冲，企业管理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的和基本的经济活动，自然要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从1954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将电子计算机用于工资计算开创电子计算机辅助管理新纪元始，至今世界上80％的计算机是用于管理领域，尤其是现在企业管理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多是以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为背景产生的，显然信息社会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变革一定是革命性的。而且这种革命性的变革是全方位的，涉及20世纪管理学所关注的所有主题：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管理创新与组织变革、大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全球化等。莫顿（Morton M. S．Scott）的研究表明，这种变革至少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1信息社会给企业生产、管理活动的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2信息技术将企业组织内外的各种经营管理职能、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3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改变许多方面产业的竞争格局和态势；4信息社会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战略性的机遇，促使企业对其使命和活动进行反思；5为了成功地运用信息技术，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的变革；6 企业管理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改造企业，使其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适应信息社会，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以重视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为核心，创新各类管理理论和实践。丰富“人本管理”的思想。
“人本管理”是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本管理”可分为五个层次，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和文化管理，具体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运用行为科学，重新塑造人际关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质量；改善劳动管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推行民主管理，提高劳动者的参与意识；建设企业文化，培育企业精神，等等。可以预见，在21世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理解人、尊重人的价值观将会得到广泛认可，通过具体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上述“人本管理”的内容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三）无形资产管理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20世纪初期，企业管理的重点是在企业内部，因此，减少费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产量，一直是管理者关注的主要问题。20世纪后期，产品日益丰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能卖得出去成了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问题，由此营销地位日渐突出。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将有形资产作为管理对象，所以，对原材料采购、储存、使用的管理，在制品的管理、产成品的管理、产品销售的管理，以及对机器设备的管理等一直是20世纪企业管理的一些主要内容。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知识、技能、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产生和应用，这使得每个国家都把加快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无形资产管理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致胜的关键己不再仅取决于先进的设备、厂房等有形资产，更多的是依靠知识产权、商誉等无形资产。现代企业重视无形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就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围绕无形资产管理进行创新也就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一种必然趋势。
（四）管理方法的创新更倾向于依靠计算机技术手段，解决决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管理方法将不断增多。
一般地说，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技术则是改造世界的手段。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且正在加速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手段是服务于目的的，但有时如果没有相应的手段，人们就不可能去设想某种目的。对于企业管理手段而言，可以划分为人工手段和计算机技术手段。随着21世纪信息社会的全面到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已经更多的是计算机了。计算机手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广泛运用创新了大量的管理方法，从而实现了没有计算机时管理者想象不到的管理目标。由于现代企业中管理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与计算机管理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的，而且两者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难以完全说清这种创新是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技术或手段。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方法创新将与计算机技术手段密不可分。 由于决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企业生产的因素越来越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强，影响企业经营状况的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难预见，使得决策日益复杂和困难。这就对决策管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企业将适应这种要求，不断进行决策管理方法创新。在新的管理方法中，决策管理将占了很大的比重。另外，在信息社会，由于强调知识的“整合”、“集成”，所以，许多新的方法的出现，都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专业管理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或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因而，解决综合性问题的管理方法创新将增多。
（五）管理组织将呈现出追求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三大时代大潮的背景下，组织环境一方面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为组织对付这种趋势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工具。这使得管理组织创新将呈现出追求网络化、扁平化、柔性化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企业都是按照职能设立管理部门，按照管理幅度划分管理层，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管理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越来越不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减少管理层次和管理职能部门必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其结果是管理组织结构正在变“扁”变“瘦”，综合性管理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扁平化、网络性的组织结构将发展起来。组织结构的柔性是指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置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而代之以一些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借助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可以实现企业组织集权化和分权化的统一，稳定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例如，可以把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一些经常性任务而建立的组织结构，这部分组织结构比较稳定，是组织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另一个部分是为了完成一些临时性的任务而成立的组织机构，是组织结构的补充部分，如各种项目小组、临时工和咨询专家等。又如，一些大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组织结构弹性，在组织结构上把核算单位划小，让基层组织有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性，通过划小经营单位，提高了组织结构的弹性，这也是组织结构柔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建国以来，虽然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呈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与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相适应，呈现出市场化导向趋势，这表现在树立市场开拓的经营理念、制定市场导向的战略管理、经营机制的转换、组织结构的调整、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专业管理等全方位的管理创新和变革上；二是受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和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同样呈现信息化的趋势，这既表现为计算机管理手段在国有企业中被日趋广泛地使用，又表现为许多管理方法的创新都是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虽然总体上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的管理现代化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面对新世纪，要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把握21世纪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程。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20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重视改革、忽视管理，重视制度创新、忽视管理创新的问题，出现了某些方面“管理滑坡”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与国外现代化管理水平的差距扩大，而且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关部门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政策性亏损和宏观经济变动引起的亏损约各占10％，而因经营管理不善引起的亏损占80％左右，因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握世界范围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二）处理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企业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是互相依存的，必须协调推进。一方面，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只能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供前提条件。是否能建立起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健全的企业经营机制，还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继续努力，加强企业管理，进行管理创新，形成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还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创新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结构，这既包括建立起科学的高效率的法人治理结构，也包括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组织结构，建立现代化的各类专业管理制度。另一方面，企业改革能为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和管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企业制度基础，增加推动力。要提高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处理好提高管理水平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企业技术创新为管理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形成了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而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形成了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保障机制。企业具有多高的技术水平，就需要多高的管理水平，而高水平的管理，又需要高水平的技术支撑。进行管理创新、推进管理现代化必须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同步进行，统筹考虑。过去，有的企业只注重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不注意掌握创新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结果影响了先进技术设备性能的发挥，造成损失和浪费。这种教训应该吸取。
（四)加强企业管理基础工作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必然要求。
任何新的管理思想的贯彻、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采用，都要求有良好的管理基础工作来支撑。在新的世纪，在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更要求企业具有良好的管理基础工作。但是当前许多企业对管理基础工作有所忽视，造成我国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出现滑坡，机械工业部1995年组织的调查表明，机械工业有55％的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在某些方面出现滑坡。上海市前几年对1771个工业企业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被调查的企业中，有比较健全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的企业只占61％；有比较健全的劳动工时定额的企业占74.4 ％；有比较完整的原始纪录的企业占37％；有比较健全的计量验收制度的企业仅占26.8％；实行全面经济核算的企业更是稀少，仅占到17．6％。辽宁省和北京市的调查同样反映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管理基础工作的关系就更为必要。
（五）要注意处理好管理创新与学习借鉴国外现代化管理思想、方法的关系。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并购及频繁的价格战等市场因素使得品牌被受企业重视，学术界因此提出了品牌资产的理论概念。目前为止超过300多种不同的品牌资产研究模型存在于世界各地（Amirkhizi,2005）。然而通过阅读发现，现有品牌资产相关文献综述中出现的品牌资产模型都是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模型，这些模型虽然都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品牌资产，是后来学者们研究品牌资产的起点，但是不能反映当今品牌资产模型理论发展趋势（乔均，2006；黄合水，2005；姚杰，2007）。同时现有文献所涉及的模型不够全面，不便于学术交流传播,为此，重新比较系统的分析出各模型，并加入了近期阅读总结的新模型，以供参考。提出了品牌资产模型研究点的思想，为更好的研究、发展与完善品牌资产模型提供帮助。回顾了品牌资产发展的研究成果，阐释了其层层推进的一般发展趋势，并对该领域的研究作了展望。
关键词:品牌资产；模型；研究点；进展
中图分类号：F2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116-04
1 引言
“品牌资产”一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在美国广告界的广泛使用（Barwise，1993），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Aaker，1991；Keller,1993）,并于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学术界研究的兴趣主要在于品牌资产的定义、测量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关于品牌资产的定义主要从三方面出发：财务、市场、关系的角度（卢泰宏，2000）。在品牌资产评估方面典型的有：Penrose（1989）提出的Interbrand集团七要素法、Blackett（1991）的盈余乘数法（Brand Asset Valuator）、Motamenti&Shahrokhi（1998）模型、品牌资产趋势（EquiTrend）、品牌资产引擎模型等等。对于品牌资产模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超过300多种不同的模式存在于世界各地（Amirkhizi,2005），然而通过阅读发现，现有的文献中出现的品牌资产模型都是早期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经典模型（如Aaker、Keller、Krishnan、Biel等），虽然这些模型都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品牌资产，是后来学者们研究品牌资产的起点，但是都不够系统且不能反映出品牌资产模型研究的发展方向。现有文献不足之处在于所涉及的模型不够全面，不便于学术交流传播，为此本文通过文献阅读，系统的分析总结西方各类模型的典型代表，并加入最新的模型，以反映品牌资产模型当前的研究方向。此外，品牌资产模型研究点的提出，为更好的研究、发展与完善品牌资产模型提供帮助。
为了完成以上目的，文章组织结构如下：首先，分析西方品牌资产典型模型。其次，以时间为续，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品牌资产模型。最后，总结论述研究结果及今后研究发展方向。
2 西方典型模型
2.1 基于企业视角研究品牌资产的Aaker模型（1991,1996）
大卫・艾克在《品牌管理》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品牌资产理论模型。该模型基于企业的角度，阐明品牌资产来源于五个方面：品牌知名度、品质认定、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以及其他专利品牌资产。为了使该模型便于操作化，1996年Aaker又提出了品牌资产十要素模型，将这5个维度分为10项具体测评指标:忠诚度（溢价、满意度/忠诚度）、品牌认知度（品质认知、领导性/普及度）、品牌联想度（价值、品牌个性、企业组织联想）、品牌知名度、市场状况（市场价格和销售区域、市场份额）。此外，对某一特定的品牌时，品牌资产的五个维度赋予的权重并不均衡，这也就指出了Aaker品牌资产“五星模型”的不足，当我们用来测评某一品牌时，需要对该品牌重新分析，经过问卷调查分析出其权重，在用于实际品牌指导。此外，该品牌资产模型将品牌资产组成模块化，有利于品牌资产的管理，而且该模型在品牌管理理论的发展的历史先河中是一座标志性的里程碑，正是因为该模型的提出，才引起了品牌资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2 基于消费者视角研究品牌资产的Keller模型（1993）
Keller在1993年以认知心理学的“关联网络记忆模型”（Associative Network Memory Model）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基于消费者品牌资产模型”（Customer-Based on Brand Equity）。关联网络记忆模型认为，记忆是由节点和相关的链环组成，节点代表储存的信息和概念，链环代表这些信息要领之间连接的程度，Keller将品牌知识与关联网络记忆模型类比，指出品牌知识也是由记忆中的品牌节点和与其相关的链环组成，进而得出基于消费者视角的品牌资产模型。Keller认为，品牌存在于顾客的心智之中，品牌资产是品牌知识对消费者对营销活动的反映的影响。品牌知识包括两部分：品牌意识和品牌形象（见图1）。品牌意识取决于品牌突出性，即消费者用或不用联想线索提取目标品牌的能力，品牌意识由品牌再认和品牌回忆组成。品牌意识受到品牌知名度的影响。品牌形象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感觉，反映消费者记忆中有关品牌的联想，包括品牌联想的类型和三个品牌联想特征（联想强度、有利性、独特性）。联想的类型又分为属性、利益、态度。要建立品牌资产，高知名度和强有力的、积极的、独特的品牌联想（积极的品牌形象）二者缺一不可。
Keller以“网络记忆模型”理论基础，将品牌知识与其类比，提出了消费者角度的品牌资产模型，为经理人的品牌战略决策提供了更全面、更长远的视角。该模型其主要创新体现在从战略上提出了建设和管理品牌资产的框架。对于学术界而言，这一框架坚实地建立与心理学“关联网络记忆”理论之上，解析了消费者品牌知识的结构及其激活规律，为学术界研究品牌资产提供应该关注的方向，在品牌资产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但是，Keller（1993）只考虑到了三个品牌联想特征，未考虑到品牌联想的其他方面，不够全面；此外，该模型没有明确品牌资产测量的具体内容进而构建测量量表，也没有提供品牌资产的操作化测量，这给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CBBE是西方品牌资产模型中影响最大的模型，迄今许多学者依然停留在对此模型的实证和拓展上。
2.3 基于品牌形象的Biel模型（1993）
准确地说，Biel建立的是品牌形象模型。Biel认为品牌形象通过公司形象、用户形象和产品服务形象三个子形象得以实现。在品牌知识联想网络记忆模型的基础上，贝尔把品牌形象定义为消费者记忆中关于品牌的所有联想的总和,其中联想可分为“硬性”和“软性”属性。硬性是指对品牌有形的或功能性属性的认知，应该指出，一个品牌一旦对某种功能属性形成“独占”，别的品牌很难在以次属性进行定位，从而在某些功能性属性方面取得垄断地位。如冰箱的硬性特征就是制冷效果好。软性属性反映品牌的情感利益。情感利益一旦形成就很难被人模仿。整体分析，Biel模型首先分为公司形象、用户形象、产品/服务本身形象，接着在每一形象下又分为硬性和软性属性，在每个属性下都有具体的参考指标。最后提出了品牌形象三维度二重性测量模型。
Biel模型简单、直观，比较系统、全面的包括了品牌形象的相对构成要素。该模型的三个不同维度的子形象对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的形成贡献会由于产品服务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此外，该模型的主要不足在于没有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权重；没有解释各要素如何构成品牌形象的整体以及模型主要适用于奢侈品品牌，对其他类型的品牌其维度及其量表的适应性需要从新实证。
Biel的品牌形象模型可以说是Aaker品牌资产五星模型和Keller模型的继承与发展。品牌形象是Keller模型的关键维度，作为Aaker模型的关键维度之一品牌联想又是品牌形象的重要构成，所以说，三个模型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Biel在以品牌形象为研究点，提出了三维度二重性测量模型，证实并发展了品牌形象是品牌资产维度的关键。
2.4 基于消费者和品牌关系视角研究品牌资产的Blackston模型（1995）
品牌关系的概念最早由Blackston提出，1992年,Blackston在《管理品牌关系建立品牌资产》一文中根据人际关系交往的原理规范品牌关系的定义为“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和品牌对消费者的态度之间的互动”。在这个定义中，消费者和品牌两个主体处于同等位置，彼此之间互动反映。1995年，Blackston在对品牌资产的定义研究中提出了品牌关系模型，从消费者和品牌（企业）关系视角研究了品牌资产的构成要素。该模型把品牌资产分成为定量的品牌资产（即品牌价值）和定性的品牌资产（即品牌意义），定量的品牌资产使人们从企业资产的角度来管理品牌，如充分利用现有品牌的价值。定性的品牌资产使人们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创造品牌，如品牌形象的塑造等。此外，该模型界定品牌关系的定义为“客观品牌与主观品牌的互动”，指出品牌关系是品牌的客观面（品牌形象）与主观面（品牌态度）这两个维度的相互作用。Blackston的模型非常抽象地描述了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反过来看，Balckston模型将品牌关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品牌（企业）角度得出客观品牌，其由品牌形象构成；一部分从消费者角度得出主观品牌，由品牌态度构成，Blackston模型不在单一的从品牌（企业）（Aaker模型）或者消费者角度（Keller模型）来研究品牌资产，它从消费者和品牌整合的角度分析品牌资产，提出了品牌资产的互动的观点，互动概念的提出为后续研究品牌资产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同时我们可以基于超模函数（互补、匹配与系统）从互动的角度理论实证研究品牌资产的构成。
2.5 基于心理学的品牌记忆网络Krishnan模型（1996）
克瑞斯南（Krishnan,1996）在Keller的CBBE模型基础上,通过记忆网络模型界定了在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下的各种品牌联想特性。该模型指出,记忆是由相互连接的网络进行知识的组织所组成,组成网络模型的是节点,这些节点用来储存所有信息。由于大量研究记忆网络是一个复杂结构.Krishnan主要集中在品牌资产方面,因此他研究的焦点也在针对品牌名称反映和激发的一系列联想上。从品牌联想的数量、联想的阶（偏好度）、联想的独特性和联想的来源等四个方面研究品牌联想。克瑞斯南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测评高品牌资产和低品牌资产的区别,结果显示消费者联想的差别和品牌外部资产指标是一致的,从而能洞悉每个品牌的强势和弱势部分。
Krishnan模型与Biel模型的提出思路基本相同，但研究点不同。前者从Keller模型中提取记忆网络模型（研究点），从Aaker模型提出品牌联想作为自变量（研究点），通过品牌联想的数量、联想的阶、联想的独特性和联想的来源等四方面研究品牌资产并对不同品牌资产进行比较，在视角上具有创新性。后者则从Keller模型的品牌资产构成维度之一品牌形象作为研究点，得出品牌资产三维度二重性测量模型，创新性的研究了品牌资产的维度构成。此外，品牌形象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感觉，反映消费者记忆中有关品牌的联想。通过Krishnan已品牌联想为研究点研究品牌资产，实证了品牌形象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维度。所以，Krishnan模型和Biel模型是Aaker模型和Keller模型的继承与发展，Krishnan模型又是Biel模型的继承与发展，四者相辅相成，为品牌资产的维度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2.6 基于消费者认知的品牌资产引擎模型（1999）
品牌资产引擎是一种典型的品牌资产定义评估模型。该模型认为：品牌资产归根到底是由品牌形象所驱动的。虽然品牌资产的实现要依靠消费者购买行为，但消费者购买行为根本上还是由消费者对品牌的看法，即品牌的形象所决定的，因为尽管购买行为的指标可以反映品牌资产的存在，但他们却并不能揭示在消费者心目中真正驱动品牌资产的关键因素。因此这是一种基于消费者认知的品牌资产模型。在该模型中亲和力、功能表现和价格构成了品牌价值的三大要素。亲和力是品牌受到的来自消费者的信任和尊敬,它包括权威性、品牌认同和价值承认三个方面的内容。功能表现是品牌资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产品的特性以及该产品在功能利益上的表现。根据品牌的情感特征和功能属性可以成功地说明消费者对品牌“资产”的感知度,亲和力和功能表现构成了品牌资产。但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总体评价还必须考虑到价格因素,特别是相对于竞争品牌的价格水平。
品牌资产引擎模型与Biel模型的都以品牌形象为研究点，以消费者购买行为为一端，品牌资产为另一端，品牌形象作为购买行为实现的决定因素与品牌资产形成的媒介来研究品牌资产。提出了亲和力、功能表现和价格构成品牌价值的三大要素，由于品牌形象由品牌联想构成，所以这三大要素也可看作为消费者的品牌联想的主要驱动因子。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新的模型，并且对品牌联想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完整的分析与研究，对品牌资产引擎模型进行发展研究。
RI这项技术着眼于从品牌形象的角度来评估品牌资产，从而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认知－回忆模型，有助于去发现品牌资产的真正驱动因素。它既可以用于连续性研究，也可以用于专项研究。不足之处是，测量问卷要针对具体行业品牌作相应调整。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品牌资产模型研究
3.1 从营销组合策略对品牌资产影响的Yoo模型（2000）
Yoo（2000）探讨了营销组合要素与品牌资产创造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营销要素和品牌资产的维度相关，即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并获得大量被调研消费者对营销组合（价格、门店形象、分销密度、广告投入和价格促销）的感知评价的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实证分析了营销组合策略对品牌资产及其维度之间的影响关系：频繁的价格促销，价格优惠，和低品牌资产相关，而高的广告花费，高价格，好的店铺形象，高强度的分布都和高的品牌资产相关。
该研究调查了被选择营销组合元素与品牌资产创造的关系。探讨了这些营销行为怎样增加或者减少品牌资产以及提供了怎样控制营销行为建立品牌资产的各种见解。作为第一个这类的研究，作者在链接营销行为与品牌资产的未来研究提供了好的开端。此外，该模型指出品牌资产构建具有阶梯形，营销组合测量影响品牌资产维度的构成，既而影响品牌资产，影响公司与消费者的价值。
通过模型我们发现，该模型将品牌资产进一步划分为对公司的价值和对消费者的价值。这与Blackston模型基于消费者与品牌（企业）的互动的品牌资产形成贯通。两个模型的研究点不同，Yoo模型的研究点是营销组合要素，Blackston模型的研究点消费者与品牌（企业）的互动。研究点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结论。丰富发展了品牌资产的理论知识。
3.2 基于权益的Berry企业服务品牌资产模型（2000）
美国学者Berry通过对14家高绩效服务企业的调研，提出了一种服务品牌资产的模型（如图1）。图1中，实线表示主要影响，虚线表示次要影响。
该模型揭示，品牌资产是由品牌认知和品牌意义构成的。品牌资产之所以对顾客有价值，是因为品牌认知和品牌意义能给顾客带来价值。品牌认知是指当顾客被暗示后，他们对于企业或品牌名称能否有所记忆和了解。品牌意义是指顾客对品牌占主导地位的感知，是当提及一个品牌时顾客首先能反映的意识，它能唤起顾客对品牌象征意义的感悟和情感连接。品牌意义是品牌资产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服务企业可以通过公司展示品牌、外部品牌交流和顾客体验这三个途径来影响品牌认知和品牌意义，进而影响品牌资产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学者与企业研究服务企业的品牌资产构成，Berry模型为服务企业的品牌资产研究提供指导。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提出了新的品牌资产研究点，得出了新的品牌资产模型。如果沿着服务品牌资产模型为线索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后续研究者研究服务品牌资产的研究点也丰富变化，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Ruchan Kayaman and Huseyin Arasli在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来源与酒店业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以Aaker模型和Keller模型为研究点，得出酒店业品牌资产的三维模型（品牌忠诚度、品牌形象、品质），他研究发现，品牌知名度对于五星级的酒店并不是其品牌资产重要的维度。行业相同研究点不同，研究结论不同，都丰富发展了品牌资产的理论，同时也指出，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维度研究成果也适合于服务业的品牌资产研究。
3.3 基于消费者的多维品牌资产模型（2001）
Yoo和Donthu（2001）在Yoo2000模型的基础上根据Aaker（1991，1996）、Keller（1993）基于消费者角度的品牌资产概念，构建了基于消费者的多维品牌资产（Multidimensional Customer-based b斑 md equity，简称MBE）模型。通过调查三种不同文化下的消费者（美国人、美籍韩国人、韩国人）对三类产品（运动鞋、胶卷和彩色电视机）共12个品牌的评价，作者试图建立一个跨文化可推广的消费者品牌资产模型。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Yoo2000模型中品牌资产由三个维度构成:品牌忠诚度、品质认知、品牌知名度/联想。
Yoo和Donthu研究发现，品牌资产的各个维度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层级以及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品牌资产的各个维度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尽管Yoo和Donthu（2001）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品牌资产各个维度之间的具体的因果关系,但研究结果为品牌资产维度的内部顺序提供了思路。此外，这些研究验证了品牌资产的形成机理形成了有效分配营销资源的重要前提。
3.4 以层级关系为基础的Keller品牌资产金字塔模型（2001）
在不断丰富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框架的过程，Keller（2001）提出了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金字塔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其内涵，并分析了CBBE模型的应用方法。Keller指出构建品牌资产须经前后有序的四个步骤，称之为“品牌阶梯”，即：品牌识别（品牌认知）―品牌含义（品牌象征、品牌表现）―品牌反应（消费者判断、消费者情感）―品牌关系（品牌共鸣）。从品牌识别到品牌关系这4个步骤是紧密相连并且有序的，任何一个步骤的执行都要以前面几个步骤的成功完成为基础。此外，为了将这4个步骤可操作化，Keller又进一步将这4个步骤分解为6个模块，分别为：品牌认知、品牌表现、品牌形象、消费者判断、消费者情感、品牌共鸣。
Keller在其基于消费者的品牌资产模型基础上，以建设品牌资产为研究点，提出了品牌资产金子塔模型，品牌阶梯概念的提出为企业具体品牌资产建设提供指导，同时说明了品牌资产建设具有阶梯性，与Yoo（2000）基于营销组合要素的品牌资产模型具有。需要指出，在品牌阶梯中，品牌识别是品牌与消费者关系建立的起点，也是品牌资产形成的基础。品牌含义是指随着消费者对品牌认知的增加，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逐步紧密，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上升到熟悉了解阶段，品牌反应则是消费者在了解品牌的基本含义之后，通过消费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将对品牌做出评判和反应。品牌关系体现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共鸣，即消费者在行为上忠诚于品牌，态度上依附于品牌，对品牌关联人有认同感，形成口碑营销。
3.5 Netemeyer（2004）
Netemeyer（2004）以Aaker（1991）和Keller（1993）为结构框架提取了品牌资产的核心方面主要为四个指标：感知质量（Perceived Value）、感知价值的成本（Perceived Value for Cost）、独特性（Uniqueness）和顾客愿意为该品牌支付的超过价格的额外费用或愿意溢价支付（W illingness to pay a price premium for a brand）。然后在CBBE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16个品牌超过6种产品目录的1000多次访问，综合运用记忆理论、选择理论和价格理论对CBBE核心和关键方面进行测评，从而发现CBBE模型中的四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有效性。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CBBE模型的4个核心方面中PQ、PVC和品牌独特性三方面是顾愿意为某品牌溢价支付的潜在直接先行要素,相反,溢价支付是消费者品牌购买的潜在直接先行要素。
4 结束语
品牌资产理论是品牌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方学者对品牌资产模型的研究不过20多年。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品牌资产从研究视角划分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企业角度的Aaker模型、从消费者角度的Keller模型、从消费者与品牌（企业）互动角度的Blackstone模型。
其次，多数有关品牌资产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研究点不同得出不同的品牌资产模型，如以品牌形象为研究点的Biel模型和品牌资产引擎模型；以消费者、品牌（企业）互动为研究点的Blackstone模型；以网络记忆模型、品牌联想为研究点的Krishnan模型；以营销组合为研究点的Yoo（2000）模型及以建设品牌资产为研究点的品牌资产金字塔模型；（2）大多数学者以Aaker模型和Keller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检验并发展品牌资产模型研究，如：Yoo和Donthu（2001）基于消费者的多维品牌资产（MBE）模型、Netemeye（2004）、Ruchan Kayaman and Huseyin Arasli酒店品牌资产研究；（3）相同行业不同研究点的品牌资产研究，如Berry服务品牌资产模型与Ruchan Kayaman and Huseyin Arasli酒店品牌资产研究等。
再次，通过品牌资产研究点的分析我们发现品牌资产各模型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例如：Biel模型和品牌资产引擎模型以品牌形象为研究点，前者提出了品牌资产三维度二重性测量模型，后者提出了促使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品牌形象形成品牌价值的品牌资产模型，两者证实并发展了品牌形象是品牌资产维度的关键；Krishnan模型以记忆网络模型和品牌联想为研究点，通过品牌联想的四大方面研究品牌资产并对不同品牌资产进行比较；同时品牌形象和品牌联想又是Aaker模型和Keller模型的主要构成。
最后，品牌资产模型研究作为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有从理论往实证研究发展的趋势，此外，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品牌资产模型进行创新研究，丰富品牌资产模型理论是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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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14-06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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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本质；财务活动；财务关系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069-02
财务的内涵就是企业的财务活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即财务关系。“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因此，财务主体所进行的财务活动，就不仅体现了一种技术关系，还包括了财务主体与其他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财务关系的存在说明财务管理绝不是类似自然科学的一种技术或方法，而是蕴涵了丰富制度内容的社会科学。然而，传统财务学对财务活动关注得较为充分，对财务关系的研究却少之又少，这使得传统财务学表现出见“物”不见“人”的单纯技术倾向，进而既影响到财务理论本身的完善，又影响到财务管理在实际工作的效果。事实上，财务活动本身就涉及企业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财务关系不协调、不理顺、不和谐将引起财务关系的紧张、冲突甚至破裂，从而危害企业价值的实现，危害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对财务关系的研究仍然应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且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财务主体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因此对财务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财务关系：基于财务本质的认识
西方财务理论界对财务关系的专门研究重视程度明显不够，一般只是在为实现财务目标而纾解财务冲突的过程中有限涉及财务关系问题，既不系统也不深入。中国对财务管理的研究，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对财务关系的研究，这可能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比较重视生产关系的研究有关。有不少财务学者认为，财务关系是体现财务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财务本质的认识之中。
1.货币收支活动论
该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前苏联，认为“财务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它注意到了财务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但避开财务关系的表述，难以说明财务的本质属性。
2.货币关系论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财务学家A.M.毕尔曼提出了货币关系论。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总体，表明生产的财务方面，构成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务。”中国学者认为，“企业和经济部门财务，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客观存在于生产经营中的货币关系体系。”该理论指出了货币运动背后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突出了财务的社会属性，有利于通过制定恰当的财务政策与制度去处理好企业与各方面的财务关系。但该理论忽视了财务活动的量的规定性，且仍然把财务的本质局限于“货币”的范围内，所表述的财务关系也是不完整的。
3.资金运动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王庆成等提出了资金运动论。该理论认为，“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就是工业企业的财务活动，”“企业的资金运动体现着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即财务关系。”该理论较全面地概括了财务的内容、形式与社会属性，注重了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统一，因而一直被中国财务理论界奉为圭臬。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财务管理教材都是基于资金运动论。但该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一是资金运动范围过宽，对财务的本质突出不够，财务用资金运动表述难以确立财务的特殊性及真实内涵；二是把财务关系归结为资金运动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给人一种包罗万象之感。
4.本金投入与收益论
基于财务本质不同理论所存在的缺陷以及“本金”概念在财务学研究地位的确立，20世纪9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郭复初提出了本金投入与收益论。他认为，“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该理论认为，本金是财务资金的代名词，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现代财务关系形成的起点，企业与企业所有者之间发生的本金投入及相应的收益分配关系，就是源于本金的一种财务关系。在此基础上，冯巧根（2000）对财务关系发展的规律以及与财务活动规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5.财权流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伍中信等学者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提出了财权流理论。该理论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用“财权流”来作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表述，说明与财力相伴随的“权力”的流动过程，实质上就是处理权力双方“财务关系”的过程。
财务本质是建立财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区分财务学和其他学科研究范畴的最基本因素。财务关系肯定与财务本质紧密相关，以上几种财务理论虽不同程度地对财务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财务关系均有论述，但对各种财务关系具有的内涵没有深入研究和探讨，都未以财务关系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传统财务理论的一大缺陷。因此，对财务关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二、财务管理：现象和本质
财务直接体现企业合约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的行为，不管是筹资、投资和资产重组行为，还是利润分配的财权安排等行为，无一不直接影响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财务主体的各种财务机制其实质都是在处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关系。虽然每一个特定财务主体都需要考虑与其彼此关联的财务关系，但这些财务关系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每一个财务主体在进行财务决策时，也难以兼顾各种财务关系，通常只能根据决策的具体情况着重考虑那些重要的财务关系。但哪一种财务关系是重要的，在不同的时期及对于不同的决策问题而言是不同的。每一个财务主体的财务决策都会影响或改变其与其他财务主体的财务关系，这种改变又可能引起其他财务主体对财务关系进行再调整，其他财务主体对财务关系进行的再调整对每一个特定财务主体来说则属于财务管理环境的改变，这种改变又可能引起该特定财务主体对其与其他财务主体的财务关系进行再调整。各种财务管理活动，究其实质，都是在对上述财务关系进行调整和重新设计。因此，财务关系是财务管理的本质，而财务活动则只不过是财务管理的表象。
财务关系的变化，实质上也就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由于每一种财务关系都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的财务主体，每一个财务主体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利益，本着“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财务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对财务关系的调整施加影响，而不能简单地用另一方对这种财务关系的调整来取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实质就是对各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不断地进行协调和优化的过程。
三、财务关系研究及其意义
财务的本质是指财务活动固有的内在属性，无论是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还是本金投入与收益论、财权流论等，体现的都是财务活动的现象。尽管这些理论也涉及到财务的某些内在属性，但都没有反映财务的本质。笔者认为，财务关系是体现财务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对于财务本质的回归不无裨益。
1.有利于财务理论本身的完善
由于传统财务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资产、资本、成本、利润等物化因素，表现出见“物”不见“人”的单纯技术倾向，而对主宰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务关系却关注甚少。李心合教授主张的利益相关者财务和财务支持网络，伍中信教授主张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尽管已经涉及了财务关系的主要方面，但是都未以财务关系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对象。因此，缺乏对财务关系全面而系统研究的传统财务理论是存在缺憾的。只有在财务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才能改变现有财务理论中对财务关系一带而过的现象，使财务回归其本质，使财务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2.有利于从产权角度研究财务问题
财务关系体现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财务契约则是对资本交易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财产权利关系的集中体现。财务的实质其实并不是资金的流转，而是一种财产权利的配置。在企业的筹资、投资、利润分配和公司改组等一系列财务基本问题中，始终渗透着“产权”问题，其核心都是一系列的关系问题。如果单纯从“价值”来研究财务问题，会将其引入歧途。
3.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实现财务目标
财务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企业的财务目标是在各种财务关系所编制的关系网络中实现，财务关系中任何一方或多方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都会引发财务活动作出相应的反映，企业只有通过财务关系的正确处理才能实现其财务目标。
4.有利于企业财务诚信的建设
近年来，中外资本市场上发生的一系列财务造假事件凸显企业财务诚信的缺失。财务经济学中一直把声誉因素作为保证财务契约诚实执行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财务契约是不完全的，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况，契约双方履行职责是基于诚信，而诚信的基础是多次重复交易，长期信任就形成了声誉。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诚信简单地理解成一个道德问题，而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制度。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而言，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工具。财务关系的维系离不开企业的财务诚信，而讲究财务诚信既能遵守既定的契约安排，又能降低契约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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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研究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是理论在科技时展所必不可少的内容。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这对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只有经过市场交换的有用的科学技术才能成为科技商品。因此，科技劳动只有满足有用劳动、社会劳动和活劳动三个条件才能成为科技生产劳动而创造价值。科技非生产虽不直接凝结为价值，但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科技生产劳动 科技商品 价值
人类科学技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开始加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也开始逐步显现。工业革命之后开始萌芽发展的理论虽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却并没有对这一因素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时至今日，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文拟运用劳动价值论，以科学技术与商品的关系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以期将科学技术有效纳入理论分析框架。
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何种科技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涉及两个相关问题：其一是什么样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关于生产劳动的问题；其二是科技劳动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围绕着前一个问题，我国理论界曾掀起了五次讨论的，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以何炼成、孙冶方和苏星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他领域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种观点在前三次的讨论中占据着主流地位。以于光远、谷书堂、刘诗白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产劳动创造价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劳动，还包括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生产劳动，如服务劳动、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等。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且“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一词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代替；‘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这对范畴，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与非商品生产劳动’代替”（李铁映，2003）。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同。与实践的发展相适应，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生产劳动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
关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科技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其理论根据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整个劳动过程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人的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科技劳动当成是生产劳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科技活动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科技劳动者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商品生产过程，成为了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的设计与开发职能，是一种生产劳动。因此，科技劳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这一逻辑看似很好地解决了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基础问题，但是实际存在着漏洞。应用“总体工人”的概念虽然将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里并没有指出总体工人的具体边界在哪里，也就没有说明生产劳动的边界是什么。法官、军人、政府官员的劳动也是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可以正常有序的进行，是否可以将其视为间接参与生产过程，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呢？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应地，在现代经济中，科技劳动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企业研发部门的应用性科技劳动、开发性科技劳动等经济领域内的活动，也包括国家治理、法律制定、教育服务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劳动，而且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科技劳动参与影响生产过程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不能简单的利用“总体工人”的概念将科技劳动全部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曼德尔也曾认为“科学活动只有当它与物质生产直接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就意味着：看它是否能注入商品生产活动。如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由于保守或影响到资本增值的那些困难的缘故——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真正的生产力”。
根据劳动价值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的范围要随着实践的扩展而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界限的制约。生产是经济领域的范畴，虽然不能说经济领域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只能是经济领域内的劳动，不能把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到上层建筑范围内。具体到科技劳动，本文认为只有属于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劳动范畴的科技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科技生产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的科技劳动则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科技非生产劳动。一般而言，生产劳动的抽象凝结即为价值——商品所特有的属性。因此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可以等同于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进一步等同于科技劳动的产品成为科技商品的条件。本文之后的讨论即以科技商品为研究起点，分析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而创造价值的条件。
科技商品与科技劳动
（一）科技商品与非商品科学技术
所谓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有用的劳动产品。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所发现的力”和“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自然力，如蒸汽、水”等一样，都是“不费资本分文”的，并没有在市场上经历交换过程，因而科技产品并不是商品。然而今天，很多科技产品（如发明、专利、咨询等）作为各类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产品，或者可以满足生产过程中的需要，或者可以满足人类某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成为有用的劳动；在市场上，它们以专利权的转让、生产资料的买卖以及其他各种载体的交易等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转给需要其使用价值的人，因而具有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商品”的性质，成为了科技商品。它不仅包含了独立科技劳动所生产的科技商品，还包含了非独立形态的科技劳动（即与其他劳动共同合作的科技劳动）所生产的包含新科学技术的商品。科技商品已经占据了现代商品较大比重。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立技术市场以来，科技商品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交易量不断上升（见图1）。据统计，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
有一些产品虽然是科技劳动的成果，有助于加深人类对于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是有用的劳动，但是由于其生产目的不是交换，也没有在市场上经历交换过程，因此并不具备商品的性质，也不是科技商品。例如，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这类科技劳动（主要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深入认识客观世界，提高人类社会知识存量，进而改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以交换并取得盈利为目的。它们的产品表现出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公共产品的性质，往往以公开、出版物等形式存在，因而不是商品。
可见，判断科学技术是否是商品的关键为交换。科技商品是有明确的产权，通过交易双方的协商可以并且完成部分或全部权力的让渡，同时伴随着货币所有权反向让渡的交换过程的科技产品。例如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包含在劳动资料内新科技、以光盘等为载体的新工艺、新方法、新的企业组织管理技术，应用新科技所生产的商品，乃至科技咨询企业所提供的科技服务都是科技商品。反之，不以交换为目的，并且没有通过交换过程即被公众所了解的科学技术是非商品，比如各项原理与发现。非商品科学技术与科技商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冯·诺依曼发现的二进制作为科学发现是非商品，但是在此基础编制的具有不同用途的各种程序就成为软件市场上的产品；再如，人类描绘的基因图谱是非商品科学技术，但是以基因图谱为基础研制开发的各种药物则是科技商品的表现形式；再如，以论文、著作发表的新的管理学原理不可以成为商品，但是以此原理为基础，针对某一企业的特殊情况设计的管理方法则可以成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
（二）科技商品二因素与科技劳动二重性
科技商品同样是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的辩证统一体。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可以通过改造劳动者、改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或满足人类某种生活需要的客观存在，是构成社会总财富的物质内容；科技商品的价值是科技劳动者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科技商品的劳动是科技具体劳动与科技抽象劳动共同构成的辩证统一体。科技具体劳动是科技劳动者以满足人类心理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为目的，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的体力和脑力，综合运用各种软硬件工具，以客观世界或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为劳动对象，使其发生变化，生产不同质的科技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同具体形式的活动；科技抽象劳动也是指撇开或者抽去了科技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有用性质后所剩下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同一般抽象劳动相同，科技抽象劳动也是科技劳动者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是同质的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支出。
科技劳动二重性内含于科技商品二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科技商品二因素是由包含在其中的科技劳动二重性决定的。科技抽象劳动与科技具体劳动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从人类劳动的耗费角度看，科技抽象劳动是科技劳动者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科技商品的价值；从满足人类和社会各种需要的角度看，科技具体劳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各种具体形式不同的劳动，形成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科技具体劳动是科技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科技抽象劳动反映了科技劳动的本质内涵。前者决定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后者的凝结提供物质载体；后者是前者的本质，并且提供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基本标准与尺度。此外，科技具体劳动反映了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科技抽象劳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两者互为前提、互为保障，辩证统一于科技劳动。
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
如前所述，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等同于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进一步等同于科技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因此，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中内含了科技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基本条件。
（一）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由劳动价值论可知，科技商品的生产所包含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科技劳动是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统一体，即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
首先，科技劳动是一种私人劳动。马克思明确提出“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相应的，科技劳动的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它们是科技劳动者或某些科技劳动者的团体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性质，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首先表现为科技劳动资料（图书、仪器、设备等）归科技商品生产者所有；其次，科技劳动者（或团体）的研究活动是独立进行的。其中他们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等研究活动的目的、内容、手段、过程都由科技商品生产者所决定；最后，科技劳动的产品归科技商品生产者所有。在现代社会，科技劳动者或其所属组织申请的技术专利、发明，乃至公开发表的论文都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法律保护期限内，科技商品的所有权、处理权属于相关的生产者，其受益权相应地也属于相关生产者。科技商品生产的风险也由其生产者承担。
其次，科技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在现代社会，科技劳动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因此，在商品经济中，科技劳动者为了交换而进行私人劳动时，这种私人劳动就具有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科技私人劳动只有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其本人的多种需要。这样，科技私人劳动成为“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见，科技劳动之所以具有社会性而成为社会劳动，是因为分工（这里的分工不仅包括科技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在社会大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还包括科技劳动内部不同学科间以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研究方向的复杂层级的分工）。由于科技劳动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能与社会发生接触，因此，科技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表现出来，才能“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最后，生产科技商品的科技劳动是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统一体。首先，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不是两次劳动过程，而是同一科技劳动的从两个不同维度考察的属性，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次，科技私人劳动与科技社会劳动二者相互依赖。科技私人劳动为科技社会劳动提供了实现的具体形式和基础，科技社会劳动反映了科技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科技劳动者的社会性，也为科技私人劳动的社会实现提供了保障。科技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科技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将科技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才能间接地实现这种转化。而科技商品要实现交换，科技私人劳动就必须同时取得两重社会性质。即科技商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有用性和科技劳动的社会均等性（即可以还原为同一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耗费）。如果科技私人劳动因各种原因不能全部得到社会承认，进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那么，科技具体劳动也就不能还原为科技抽象劳动，科技商品也就难以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因此，科技私人劳动和科技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科技具体劳动和科技抽象劳动的矛盾，而科技具体劳动和科技抽象劳动的矛盾又通过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出来。简言之，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决定于科技私人劳动与科技社会劳动这一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的解决。
（二）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条件
当科学技术在市场上顺利地实现了交换，科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得以顺利解决时，科学技术成为商品，生产科技商品的劳动也成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从科技商品及其生产的基本矛盾关系中可知，科技生产劳动应当满足三个条件：
1.有用劳动。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科技商品的二因素。其中科学技术要成为科技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类物质或精神的某种需要，即具有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发生，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科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的物质载体。科技劳动是一种具有高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成功之前往往需要经历多次的甚至是千百次的失败，不能取得预期成果。没有取得成果的劳动就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也就不具备有用性。如果科技商品不具备有用性，那么它所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成为价值的载体，即不能形成科技商品的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
2.社会劳动。科技商品是用于交换的科技劳动的产品。经过交换，科技商品所有权从关注其价值的生产者转移到关注其使用价值的购买者，科技私人劳动才能实现向科技社会劳动的转换，才能解决科技商品二因素本身的对立矛盾。以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是一种只承认第一名的锦标赛式劳动，只有最先完成、具备有用性的科技产品才可以进入交换过程，实现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非第一名完成的，或者是不具备有用性的科技劳动不能顺利地经过交换，也不能实现从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这类科技劳动的结果只是科技产品，而不能成为科技商品，相应地，这些科技劳动也就不能创造价值。以非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虽然不直接以科学技术的形式进入交换过程，但是它内含于其共同体所生产的产品。如果整体劳动产品因各种原因没有顺利实现交换，那么生产产品的整体劳动就不能实现从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整体劳动产品也不能成为商品，整体劳动没有创造价值。此时，科技劳动作为整体劳动的组成部分亦没有创造价值。总之，不论是独立形态存在还是非独立形态存在的科技劳动，如果不能经过交换，从私人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相应地，科技产品或整体劳动的成果就不能成为商品，科技劳动本身也就不创造价值。
3.活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就科技劳动而言，科学技术本身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是科技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是他们的科技劳动的凝结。由于其使用不灭、转移不减的特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再现与转化其价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已经凝结的劳动，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再现或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劳动者使用科学技术，它们只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再多再好也无从体现，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此外，即使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也并不能产生出大于其本身价值的价值，即不能创造新价值。正如劳动力不等于劳动，科学技术也不等于科技劳动。科学技术本身不创造价值，但是生产科学技术的科技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其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即科技劳动者生产的科技商品的价值远远大于所耗费的科技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因此，有必要严格区分科学技术与科技劳动，只有作为活劳动的科技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
总而言之，能够生产科技商品、可以创造价值的科技劳动，是科技生产劳动，是经济领域内具有某种实用性的可以用于交换的科技劳动者的活劳动。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科技劳动不能生产科技商品，不能创造价值，是科技非生产劳动。
科技非生产劳动对价值实体形成的影响
与科技生产劳动相对应，科技非生产劳动虽然不生产商品，不能直接凝结为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影响既表现于某一时点的社会横截面，也表现于历史发展的经济活动中。
（一）科技非生产劳动影响价值实体形成的横向分析
从某一时点社会的横截面来看，科技非生产劳动是生产力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它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影响价值形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理论上最好的证明。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科学技术通过影响生产力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而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非商品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各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随着科技非生产劳动的发展，人类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基础教育和各种科学普及教育方式，增加全体劳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而全面提高科技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劳动整体的发展，劳动者中体力劳动者比例下降，脑力劳动者比例上升。英国19世纪中叶，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占到全部就业人数的64%，而这一比例在2000年下降到20%。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和脑力劳动者比重的不断上升，都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影响价值实体形成过程。
其次，科技非生产劳动是提高劳动工具先进程度的基础。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科学为新技术提供直接理论源泉与基础。相应地，科技非生产劳动的产品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非商品科学技术，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等形式出现，可以为生产科技商品的科技生产劳动提供理论指导与支持。而作为科技生产劳动结果的科技商品又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将自身价值转化于最终商品中。例如，前两次科技革命中，科技非生产劳动发现了蒸汽力与电磁感应现象，而科技生产劳动将蒸气和电力纳入生产过程，实现了这两种自然力的应用，将社会生产带入了机械时代和电气时代，实现了人手的解放，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新科技革命以来，科技非生产劳动发现的相对论、二进制成为科技生产劳动所发明的原子能、电子信息技术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脑的解放，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例如，一个年产5万吨的炼油厂，采用计算控制后，职工人数可由3000人减少到100人。再如，美国各行各业采用以二进制为基础设计的计算机后，其每年完成的工作量等于美国人口工作量的2000倍。更进一步，以二进制为原理的电子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生产方式大为改变。
最后，科技非生产劳动使得劳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使得人类生产过程在更大范围内得以进行，为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材料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分别带动了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劳动对象。科技非生产劳动还促进了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的发展，将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加之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人类可用能源不断增加，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从生产力三要素整体来看，新科技革命中科技日益一体化、群落化、社会化，使得科技非生产劳动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它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影响到了由生产力各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生产力系统的各个层次，成为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从而可以影响价值实体的形成。
（二）科技非生产劳动影响价值实体形成的纵向分析
通过对社会某一时间横切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非生产劳动通过支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影响价值实体的形成过程。通过人类社会发展的纵向分析，可以发现科技非生产劳动促进了财富的巨大增加。19世纪中叶，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在社会生产中被广泛地应用，但是科技劳动仍然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体力劳动仍然是那时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虽然马克思的论述中明确地提到了科技的作用，但是他主要的分析对象仍然不是科技本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非生产劳动对于生产力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的比重日益上升。在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还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两种劳动由于技术含量不同，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也不同。“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与单纯的体力劳动相比，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更高。因此，人类社会发展中后一阶段简单劳动的标准明显高于前一阶段简单劳动的标准。这样，在社会劳动总时间相同甚至是缩短的情况下，同样以前一时期的简单劳动为标准折算，后一时期的价值总量要远远高于前一时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技术本身成为价值的源泉。因为这种价值总量的增加，伴随着使用价值量更大的增加。如果说19世纪中叶，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时，更多的关注普遍的体力劳动本身，那么今天，我们在应用劳动价值论分析现实时，更需要关注的是包含科技非生产劳动在内的科技劳动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这可以有效地解释我国劳动力比美国多几倍，而国内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几分之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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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精神，紧紧围绕“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年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地方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进一步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地方志工作是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地方志学科建设仍需吾辈努力
会议指出，地方志不仅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功能，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精神栖居地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地方志工作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战略性工作。
新时期，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到了新水平、新高度，明确了地方志工作在改革发展大局中的目标任务。2015年8月25日，国办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64号），全面而详细规划了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路线图，其11项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到“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
会议认为，地方志学科在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学术规范、成果积淀、研究机构、研究人才和学科平台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研究和提升空g，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为地方志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有助于地方志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和学术价值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视野下的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多重内涵。
一是方志学理论研究。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方志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特征，其中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通论、方志学方法论、方志学文献等方志理论的形成，方志编纂实务、方志学大辞典（在编）等方志实践指导和方志综合工具书的出现。
方志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方志实践的巨大发展作为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方志科研方兴未艾，大量的方志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为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持。具体而言，它包括方志学基本理论、方志学史、方志学研究方法（方志学方法论）以及分支学科方向诸如方志管理学、方志心理学等方志学理论；方志学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学科关系紧密，交叉重叠部分是当前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国内方志学研究与国外方志学研究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比较方志学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方志科研”还应包括：方志事业发展规律探索；方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新特点；方志工作与现代科学新技术的结合，方志信息化；传统方志文献资源的保护与挖掘、整合；方志新闻媒介以及公众舆论宣传；方志文化塑造、传播；方志工作新机制构建研究；方志人才素质、品质、境界提升研究；方志工作部门打造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路径分析；方志工作“三贴近”以及方志工作增强吸引力研究；等等。根据类别划分，我们可以概括为方志事业发展、方志科学技术、方志文献资源、方志媒介传播、方志文化、新时期方志工作机制、方志人才、方志产业、方志利用（“读志用志”）等学科研究方向。
三是方志理论研究工作不是单一纯粹的学习、研究、探讨，它与方志实践的现实发展紧密联系。就目前的方志实践发展需要来看，方志理论研究工作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方志编纂经验总结，旧志整理研究，方志理论人才培养以及系统性的方志理论研究。
二、继往开来，近代方志转型的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
会议认为，梁启超、李泰■、傅振伦等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方志学，取得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方志学学科体系不断建构的进程中，“方志学”内涵由“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近代方志既传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现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实现了方志学理论的重要转型。近年来，随着修志实践的大规模开展，方志学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尤其自1980年代初全国首轮修志以来，有关章学诚、戴震、梁启超、余绍宋、王树楠、吴宗慈、李泰■、甘鹏云、王葆心等方志学家及其思想的探讨日益增多，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有关方志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也日益明晰。
会议指出，学界从近代方志转型的角度，对方志学理论、方志学家及其思想作了专门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综观已有成果，大多注重于宏大叙述，缺少实证性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如何循着方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厘清方志学的渊源流变，通过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和理论构建，取得足以支撑这一论说的研究成果，成为当务之急。
会议认为，应当以修志机构与人物档案文献为基础，追溯方志学的历史源流，深入把握地方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借以探索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方志学”内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复杂原因，及其背后所牵涉的思想学术源流与人事体制变迁，进而将“方志学”概念还原为历史，深化方志理论研究。同时，还应注意近代方志转型的重大历史背景，系统梳理近代“方志学”概念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历史脉络，勾勒其形成“专门学问”与构建“独立学科”的历史图景。
会议认为，当前方志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应当充分利用修志人物与机构的档案文献，从修志机构沿革、修志人物思想和修志社会影响等方面，对方志学予以全面考察，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勾勒方志学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图像，厘清方志学渊源流变的历史脉络，进而实现方志学理论的深化与方志学学科的构建。会议指出，当前方志学研究注重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趋势，既是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客观需要，又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及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三、还在路上：方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认为，方志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当前地方志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转型意义重大，它能够促进实现史志工作“以学术提高带动业务发展，以业务前进推动学术革新”格局的形成，能够促进基层史志工作实现战略性改革和突破性发展。从根本上说，方志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学术研究，它是史志工作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的形成和凝结过程，它是在史志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经验教训、明理箴言。方志理论对于方志实践是思想对于实践的指导关系，方志理论的指导、引导以及促进作用是方志实践不断前进的思想动力，是解决方志实践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智力火炬，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方志实践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真理之眼。
（一）“方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地方志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时代命题，是地方志工作进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大趋势、总方向，是新时期地方志工作核心价值的应有之义。
（二）方志法治与方志治理现代化：从“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从“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从“修志体制”到“治志体制”的逻辑转换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结合地方志工作领域，方志工作的法治化与依法治志是当前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条件。
编修地方志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职业务，确切的说，是一种专业技术工作。基于此，国家对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调控是指导定位，即对地方志编修专业技术工作的“指导”。所以，在认识上，通常认为“依法修志”是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主要群。而现实工作中，国家层面对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显然不会局限于此，它更深刻的定位应当是“领导”而非指导。以此为视角转换，以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观亟待确立。
“依法治志”是“方志法治”阶段的发展特征，更加强调地方志事业的领导地位和法律主体地位。方志工作部门除了“编修”层面上的主体地位以外，还应包括地方志权利权益方面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代表国家和人民承担维护地方志权利权益。这就要求方志工作部门坚持立意“官修”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从重“修”轻“官”到重“修”兼顾重“官”，承担领导主体责任，履行法律主体义务。
我国业已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体制。在“治志”视域下，应当如何创建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规律和适应当前地方志工作实践发展的治志体制是一个宏观的顶层设计问题。“方志法治”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努力探索。
（三）当前地方志实践可能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以方志文献为基点，如何正确看待地方志工作与档案工作的关系
方志文献是方志档案建设过程中的基础性资源，确切的说，是方志档案的基本来源。方志文献与方志档案在表现形式上、内容上和范围上具有同质、交集和交叉的特征。在现有地方志和档案管理体制下，方志文献和方志档案分别由方志馆和档案馆收藏保存，方志馆和档案馆作为不同界别的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措施。由于方志档案先天的“二重性”，“治档”与“治志”出现职能职责上的交叉重叠与业务上的交集。
方志档案先天的“双重性”，演变为方志档案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双重性”――稀缺性和竞争性。档案界和方志界争夺方志档案资源将成为必然趋势，方志档案资源的稀缺性会同时给档案界和方志界的基础工作带来现实挑战和客观压力。此外，一些具有方志档案收藏及研究性质的学会、研究会、研究基地等社会团体，对方志档案资源的竞争性争夺会加剧方志档案资源的市场稀缺性和资源有限性。
如果从宏观业务角度来看，档案界“依法建档”，方志界“依法修志”，各自业务范围泾渭分明，分界清晰。然而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与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是有机统一的，两者必然存在业务流程上的接续与交集。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对象共同性来看，档案事业与方志事业的服务宗旨是一致的，服务对象是同一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共同组成。
这个问题（视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环境和方志档案工作整体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依法治档”与“依法治志”体现的是档案界和方志界在业务上的互相配合与相互衔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的统一。
（四）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新机遇――“走向世界的中国地方志”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继“四个讲清楚”，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