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49:07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
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首要任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符合当前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物质资料不足或短缺问题，已被抛到我们的身后。但是，物质资料的丰富，并不必然地自动地带动道德生活的丰富和高尚。相反地，如果我们不注意道德世界的新构造，不去创造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配合的道德信仰，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物质资料的丰富，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层次，反而是一场劫难。“辣椒红”、“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一再出现，使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究其根源，消费矛盾的始作俑者是经营者及其经营行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不少经营者丢掉了“公平与诚信”的准则，忘却了“和气生财”的古训，实为道德缺失所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将会有效地抑制人们的机会主义本性。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氛围，如果任何个人违反了市场规则，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核心价值观念的市场主体在违反市场规则时也会产生自愧心理，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心理压力是任何单个市场主体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参与市场活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通过提高和强化人们守法用法的自觉意识，“硬化”各项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够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市场主体在维护公共设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外部性弱化和补偿方面都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机会主义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维护。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场经济运行就越有效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的时间比较短，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人们的思维模式依然滞留在关系经济的层次，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在这一思维模式下遭到很大扭曲。在关系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间的重复博弈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信用缺失，合作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局限于熟人圈子，这在无形中阻碍了信息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增加了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其他各项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在关系经济网络上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它的确立将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条件下，市场主体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并且具有较强的制度意识，因而会严格按照市场法规行事。如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更能够被预见，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就会因为可预见性的增强而减弱。在内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和激励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得到正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信用机制得以建立、扩大、强化，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合作广化泛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个人更容易与复杂多变的市场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从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增多，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协调成本等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够得到不断提升。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还会使我国当前居高不的行政运行成本有所降低。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化，市场监管部门的道德水准、自律意识也会增强，干扰经济运行、等不合理行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支撑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自发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正式制度的运行会更富有效率，制度绩效更为明显，部分为正式制度实施而存在的职能部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各种市场上众多的职能部门就能够通过合并、精简，在节余出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能够极大地促进行政效率提高，从而有助于市场监管职能的完善。而且把节约出的这些资源投入到相对薄弱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上去，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化解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下, 收入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 财富占有量普遍增多。但是必须看到, 在社会转型期,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的愈益突出, 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加重, 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复杂多样的矛盾, 有些矛盾甚至还很尖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但是, 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些是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像有些不景气企业发不出工资, 有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得不到该得的劳动报酬等等, 而由此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 特别是悬殊的差距, 其结果必然是严重打击了大量的靠诚实和勤恳劳动的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使一些人的心理严重失衡, 从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情绪。而那些因收入过低或失业下岗甚至生活难以为继的人, 也比较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 这些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都会导致犯罪现象产生, 并可能出现更多的因 “仇富”心理而引发的恶性案件。所以，因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利益问题既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也是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深入研究社会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深入研究现阶段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将有助于各种利益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助于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通过宣传教育，特别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思想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改革本身也正是一次利益调整、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促使利益关系逐渐趋向合理完善的过程，使广大人民群众从长远利益出发，真心拥护和支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哲学告诉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间接促进物质力量发展，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初期，许多人有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待遇好，薪水高，就能抓住人心，自然就产生凝聚力。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注重通过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后来很快就发现，这必然会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造就一大批庸俗经济人，造成市场经济的虚假繁荣。经济发展要有持久动力的支撑，单有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动力，这主要指社会成员的理想追求、社会责任感、事业成就感以及尽职精神等。人们从集体和社会得到尊重和关爱，也能激发他们对集体、社会事业的责任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表明，人文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其中诚实、信用、公平、敬业等道德规范是人文资本的重要内容，被部分经济伦理学家认为已成为独立的资本形态即道德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财富的创造是一个道德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勤劳奋进、遵守秩序、自主创新、崇尚科学、爱国奉献等为基本的价值特征，具有中国气质、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并自觉的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在微观思想层次上，增强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预期，激起了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欲望；在宏观思想层次上，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宏观和微观的认同，调动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 如果由于不存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而没有做出努力，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 经济增长）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还会形成鼓励和促成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所以在当前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取向，以民族精神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强国热情，以创新精神调动人们的创新欲望，激发创新之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形成明确的荣誉观念，规范言行，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人们为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国民族的复兴而各尽其能的热情，在这一价值追求过程中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将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刘涧楠张瑞芳:论民族精神的经济价值.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
（一）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沟通交流
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多数民族都具有本民族的内部语言与风俗习惯。语言的民族性与风俗的地域性在客观上阻碍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音乐作为一种通俗的情感表达方式，音符的律动中能够传达出喜、怒、哀、乐等情感特征，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与流通性，在文化交流与传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江苏民歌《茉莉花》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在“97香港回归”和“雅典奥运”中均响起该民歌的旋律。尽管外国听众不了解该歌曲的具体内涵，但透过细腻优雅的曲风，传递出了新颖悦耳的美感，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墨图景仿若近在眼前，音乐的独特力量由此可见非比寻常。少数民族音乐同样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其音乐艺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认知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风情，开始去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艰辛的发展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少数民族音乐在发挥着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同时，也是识别某一民族群体的标志。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维吾尔族的《达坂城的姑娘》、朝鲜族的《阿里郎》均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由此也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它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概括了全民族的情感体验，促进了本民族的文化流传，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流传过程中，音乐艺术更像是一种传递民族文明与民族历史的承载者。某一民族的起源、迁徙、历法、祭祀、斗争等活动，在民族音乐艺术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它同时也融合了该民族的伦理道德标准、社会组织结构、民族理想目标、日常生活场景等内容，折射出了少数民族对于情感与生活的基本认识与共有观念。每当同族兄弟姐妹手拉手纵情歌唱时，全民族的理想与向往也得到了抒发与讴歌，音乐凝聚情感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经济价值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发展过程中，地域性的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的传承使者，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与投资者，从而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历史与地理位置原因，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较为滞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落实与实施，西部地区围绕着自身优势资源，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使得自身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其优势资源颇为广泛，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人文资源之中，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由于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对其进行市场化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为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地区谋一条有效地长远发展之路。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不仅可以得到更为完善的传承与发展，保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与民族地位，也能为本民族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
以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例，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人口超过5000人的少数民族就多达25个。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云南省的经济文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具体目标中，少数民族音乐的弘扬与传承被列为重中之重。以《云南映象》为代表的优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以“纳西古乐会”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音乐展示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大批游客，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收益。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少数民族音乐艺术蕴含着丰厚的商机与利润，其自身具有巨大的资源效益与经济价值。做好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弘扬与传承工作，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期嘉宾：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善经济不是慈善经济”
《中国慈善家》：2013年前后，你提出“善经济”的理念，认为“善经济时代来了”。你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哪些？
王振耀：世界银行一般把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志。2011年，全球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类已经正式迈过短缺经济。
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是量的需求，停留在有和没有、多和少。现在不是了，经济开始追求好和更好。注意，这个经济追求的是好，你不好，门儿都没有，比如你生产的油，无论多便宜，但是如果有质量问题，立即哗啦啦全部下架，马上就。
在这样一个阶段，人的潜在需求被提升到了第一位。一个手机屏幕怎么划，这居然能够成为消费者判断和选择手机的标准？别说二十年前，就十年前谁能想到？但这就是现实，哪个更为方便，哪个就马上会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也就是说，企业慢慢到了开发人的需求的发展阶段，好上加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成为整个经济运作的根。
《中国慈善家》：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产业形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王振耀：第三产业起来了，而且发展非常广阔。本来第三产业在咱们看来“不算正业”，因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才是真正的、过硬的产业。但我通过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例会占到70%、80%。一般来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服务业的比例就开始超过50%，然后就业的人口也很快超过50%。
第二点，以人为本的服务业，包括养老、儿童、医疗、教育、文化，最有意思的是旅游，过去我们称之“不务正业”、“吃饱了没事干”，旅游能算产业？可是现在怎样？包括旅游在内的以人为本的服务业竟然成为了很多地方的主导产业，并且结构越来越优化发展。再有就是，一些艺术家跑到798研究创意，原来只是点缀的、个别艺术家的行为，现在也居然成为了一个大的产业。
业态变了，大量企业为人做服务，天天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老人、服务儿童等等。我在日本看到，一个拐杖就有上万种发明，还发明了辅助机器人、老年人的汽车等各种各样的装备、设备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它已经绝不是简单的服务，而是带来了很多装备、设备的应运而生，第二产业于是也变了；接着这个影响又冲到第一产业，开始有了有机农业，很贵，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就是说，第三产业原来只是个后端的服务，现在反过来改造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慈善家》：在善经济时代，价值体系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王振耀：我认为，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了。企业没有社会价值，会被人瞧不起了；可能前些年还敢简单地说，制造就业就是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呢？不仅仅是就业，你还得满足多种社会需求，包括对员工要好，产品的质量要好……很多富豪也开始思考，我要这么多钱干啥呢？年轻人中，过去流行的是开好车，现在要看志愿服务了，考个国外的大学什么的，都说我的志愿服务拿了多少分。你看，这个社会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了，原来是对等的，你付钱，活，现在是你不付钱，我还排着队申请做志愿服务。就是说，这时候整个社会价值开始起来了，大家都有意识地去做慈善，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社会活动，公共伦理的空间开始起来了。
综合这些，我的基本判断是，善经济时代来了，这基本上是一个新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到过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超过了人类的基本需求，已经开始开发和满足潜在的、更好的需求。而且，它开发人类的善，大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组织大概要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新的一种生产力。在国外，很多基金会投资建企业。例如，宜家就是由瑞典的一个基金会投资的。有一次我们去英国访问，和一个养老集团打交道，弄了半天，它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基金会，总共办了80家养老院。
《中国慈善家》：张维迎教授曾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指出：“应该充分肯定慈善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正义比慈善更重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倡导慈善，一定注意不要代替或者超越正义，避免排列失序与错位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王振耀：对，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我也注意到了，他强调社会一定要崇尚正义。其实，从我研究的角度来看，善经济不是慈善经济，它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慈善，其实是社会价值促成的经济，而社会价值是包括正义的，并且以正义为基础，你不能坑蒙拐骗什么的。这个跟亚当・斯密是一致的。
慈善只是善经济里的一部分。善经济里的“善”不是慈善，这个“善”，英文里面一般说Goodness，边界比较宽，其实是“好”。这个“好”就包含着多重含义，包括产品的质量要好，个人的各方面要好，有形式的好，有内容的好，自己的企业要尽社会责任等等。
“善经济的理念可以帮助
更好地理解新常态”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你提出“善经济时代”，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衔接点？
王振耀：有一个衔接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政策大量地在推动社会改革。为什么要推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要释放社会生产力，释放出来的是高质量的服务业，让资金进入到社会领域去解决人的问题。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待满足；对于儿童的成长困境，大家都已经焦躁得受不了，例如留守儿童问题过去是一个词汇，现在社会不能容忍了。
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一定的，但是质量要有提高。善经济的理念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新常态。你看一些欧洲国家，当它们第三产业的比例超过50%时，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是慢了下来，但是发展得更健康了。
《中国慈善家》：从全球的层面看，在善经济时代的潮流里，中国正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
王振耀：我算了算，中国大概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差不多两亿多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了。那么，整个中国什么时候人均GDP过一万美元？其实照这个速度，前年是6700美元吧，去年是7500美元，今年呢？估计8000美元有吧？8000美元之后呢？我认为，2017年或者2018年全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是绝对的，只要没有极大的灾难。
中国社会跟全球潮流基本是同构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引领了全球。为什么？Made in China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得到更好的消费。其实，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开始讲究产品的质量，讲究美；现在很多艺术家都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领域的发展也开始起来了。
《中国慈善家》：但是，经济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王振耀：从呈现方式上看，经济是主要动力，但是推动经济的不再仅仅是赚钱的欲望。比如，阿里巴巴还是经济，但是推动阿里巴巴、推动马云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还有使命、对消费者的服务、对社会的责任和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经济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力量，但是经济形态不一样了。经济形态是什么？社会服务。这个领域不发展，就不行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是什么？社会价值，伦理，对人的尊重。不研究老年人的需求、不关注儿童的成长，企业的事办不了，也发展不动。
《中国慈善家》：通常认为，企业逐利而发展。在“善经济时代”，企业要发展、要基业长青，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汇点上，应做何战略选择？
王振耀：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做战略选择。我们过去的企业是粗放型发展，到善经济这个时候，企业一定要转变和调整理念了。暴富的情况在这个时代会越来越少。企业必须要注意开发社会价值，不能像原来那样拖欠工资什么的，那样的企业还能生存吗？不仅是尊重员工，还要和员工一起做慈善，做公益，要尽到社会责任。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对我们整个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社会价值其实最终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商业领袖的资源、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体现在“善经济时代”中？
王振耀：他们正在自觉地往这方面走。中国的商业领袖现在几乎没有不言慈善、不言社会价值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再一个，要注意卢德之先生说的资本精神。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对资本精神的关注度还不高。我认为，卢德之先生提出的资本精神很好地研究了中国乃至世界商业文明的内在价值。
《资本精神》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我的有些思考也受此启发。我发现，到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越来越往前发展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原来资本精神还表现为资本的冲动、拼命地赚钱，那么到了善经济时代，因为财富的量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奉献和赚钱的过程融为一体了，想赚钱得先考虑社会价值。
“中国的民间力量
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掘”
《中国慈善家》：从经济总量上来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将近7500美元，社会捐赠总量超过1000亿元；但是，中国社会捐赠总量占GDP比例远不到1%，2014年慈善捐助指数排名世界倒数第八。对此，你怎么看？
王振耀：我在管慈善事业发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美国社会捐赠总量的3000多亿美元是怎么计算的？它的税收制度跟我们不一样。税收制度不一样，计算方法就不一样。比如，在美国捐赠一件值几美元的衣服，教堂或民间组织开一个证明抵税，这就能计算进总量里去。照这样计算，我认为，中国至少有1000亿的捐赠没有算进来。据我所知，一年里仅衣服的捐赠就是上亿件，它们一般是不算在免税里头的。
再一个，在美国有大量的家庭基金会，钱不多，十万、八万的都有，他们用这种办法回馈社区，资助社区里面的人上学等等，运作得比较规范。咱们采取了什么方法呢？咱们就是亲戚邻居们都捐一点钱，吃个饭，送个礼。还有，咱们没有社区基金会，目前仅深圳、南京一些地方开始在探索。
我认为，中国的善缘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中国人的善根、善因非常强。全世界只有中国干了最漂亮的汶川救灾。地震发生后的前两个星期，我在现场，作为民政部救灾司司长，我感受很深，当时因为路坏、电坏、水坏，我们的政府官员，以北川为例，40%的官员遇难了，整个组织是毁了的。前两个星期还主要是靠民间呀，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那就是善心嘛。其实，中国的民间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掘。
《中国慈善家》：导致中国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很好发掘的原因有哪些？
王振耀：中国人还是愿意奉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太适应，还没准备好。人均GDP这么快就要超过一万美元了！谁想到？小平当年给我们规划的时候，是到2050年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到2000年还不敢相信。为什么？2000年，好不容易用20年时间，人均GDP才到1000美元。多少未来学家都没有预测出中国最近十几年这种飞速的变化。所以说，人类文明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中国，中国自身也没有做好很多准备。
再一个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太顺，很多法律还存在问题。例如，股权捐赠还得收你的税，这善税还很重。以后呢，我估计善税可能要免了吧？国务院已经有文件了嘛，我相信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些年，一旦遗产税开征，那是什么概念？中国人比谁都会合计、会算账。算什么账？算捐赠账。我估计，那个时候中国人一年的捐赠总量达万把亿是正常的。
我是觉得，我们的障碍尽管还有很多，但总体上的方向是对的，没有出现太大波折，大家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善的重要性。国务院的文件只是个落实问题，在落实的过程中出一些洋相也正常。
《中国慈善家》：但是，大家关心的恰恰是落实问题。
王振耀：我觉得两方面都要做调整，一方面，政府的行为方式要调整，改变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大家，包括慈善界也要做调整。
当然，国外体制不一样，比如大家都会说它民主、多党制、选举竞争……其实，就贯彻执行而言，美国、欧洲的政府大量地使用智库。比如，在美国，一个关于慈善界的白宫文件下来之后，最少有几十家智库去研究、讨论。在中国有几家？我在政府工作几十年，我知道，一个处也就几个人，它贯彻政府文件的时候，假如没有现代智库来给它做配合论证、调研、分析，行动起来也是很难。
在美国，这些智库往往是慈善界支持的，我觉得咱们的慈善界也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有的基金会现在开始推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更多地推一推，有意识地跟政府合作，去跟政府提方案，主动地沟通。这样的话，可能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行动能力最少能强化十倍。
我认为，在善经济时代，中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通过民间组织的调整，让善根更现代化一些，发展得更大一些。如此一来，中华文明对善会有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引领作用。
《中国慈善家》：你离开体制内并创办中国公益研究院已经五年。在这五年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哪些重要进步？
王振耀：我看重的是最近五年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了，跟政府的良性关系基本形成了，不像五年前，政府还有些担心，政府采购服务（的政策）还不太开放，现在呢，国务院都下发了政府采购服务的文件。从这些方面看，善治开始出现了，民间和政府学会正向互动了，不像前些年彼此埋怨，都很紧张。
网络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网络产品为主要内容，以高科技为支撑，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灵魂的全新经济形式。这种崭新的经济形态正以极快的速度影响着社会经济与人们的生活。当前，正确认识网络经济的社会价值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网络经济的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
3网络经济创造新市场
网络经济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首先，网络创造和激发了巨大的信息消费市场。求学、求知、娱乐和交流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在网络出现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受到地域、时空、经济能力和文化差异的限制。尽管电话、传真等设备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只能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交流，且成本较高。但在虚拟世界中，网络极大地延伸和扩展了人际交流的空间和范围，屏蔽了人与人交流中心理和形象上的障碍；有共同兴趣的人可以忽略地域限制在网络空间聚合在一起；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专业、出身、种族等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理想。网络所具有的这种特殊优势给人类渴望精神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相对隐秘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消费是无止境、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这就意味着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交流的平台具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对于消费者来说，网络也具有降低消费成本的优势。在传统的消费过程中，商家往往利用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不对称来牟取利益，消费者要想了解一种商品在不同商店或不同地区的价格，成本相当高。但在网络购物环境下，消费者可以较低的成本在网站之间穿行，或通过检索了解同一商品的最低价格，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对商品进行选择。网络购物中集体竞价的方式更可以使消费者以虚拟的方式形成群体，在与商家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商品。因此，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古老的格言更加易于实现。
4网络经济带来新机遇
从卖方市场看，网络经济给企业和商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相比，网络经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网络帮助企业降低了与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时的交流成本。在传统的商业活动中，企业从事交易的范围、速度和数量往往受到信息交流成本的制约。由于成本太高，企业很难在较大范围内采集客户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很难针对个别用户的需要提供定制服务，很难面对不同市场进行针对性的营销。为了降低交流成本，企业或是大幅度简化对外信息交流的内容(如通过电视做广告)，或是缩小信息交流的范围(如客户个别访谈)， 两者不可兼得。但在网络环境下，这一矛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由于在网络上传递和复制信息的成本很低，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对传递成本的影响不大，企业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采集客户数据，进行市场营销或通过电子手段进行定制的客户服务。第二，网络成为直接连接企业与最终客户的有效途径。传统的中间商业环节(如批发商和零售商)面临着被替代的可能性。自身拥有产品的企业借助网络以批发价格将产品直接销售给顾客，使企业和客户共同分享取消了中间环节所节余的利润，在价格上就具有比传统商家更大的优势和吸引力。第三，借助网络，企业可以通过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将信息物化到产品和服务中，使其实现更大程度的增值。如空运或陆运企业在传统服务基础上拓展空间和效率，使客户通过网络查询和订购飞机票、火车票或旅馆。虽然这一新的服务窗口并不一定马上给企业带来账目上的收益，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角度看，它对提高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网络经济对信息技术的新要求
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条件来看，网络经济是企业、行业和社会网络纵向集成和横向互联相结合的结果，这种局域网的互联是产生网络正面外溢的基础。网络经济发展到今天，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长期应用的结果。以世界上网络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1972年～1995年，美国计算机行业增长17.83％，而制造业的增长只有4％，1995年～1999 年，计算机行业增长达到41.7％，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投资增加了14倍，达到3万亿美元。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每个人的平均增值为10.4％，远远超出其他行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分析评价美国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经济现象时指出：“信息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人们的经商方式，并且创造出价值。”正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改善了企业的决策水平，降低了生产运作成本，提高了企业的运作速度和效率，改变了商品的销售方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Bto B和B to C的电子商务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网络企业所面临的技术基础和市场环境大不相同。由于中国企业的信息化整体水平比较低、网络经济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支撑电子商务运作的网络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空洞，因此，中国网络企业要扩大运作规模需要支付更多的技术成本。问题的关键是，在电子商务的运行中，网站的建设恰恰是相对容易的环节，而货币支付系统、 货物配送系统和信息检索与服务系统才是支撑其生存的根本所在。
参 考 文 献
而在去年12月的《中国青年公益创业报告2016》中显示，近六成的公益创业者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可“自己造血”，之前的争议不复存在。那么，公益创业有何看点？未来如何可持续发展？
名利双收的泊来概念
所谓的公益创业就是社会组织（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在经营过程中，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创业过程。
公益创业源于欧美发达国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创业培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国内公益事业的大步前进，不少公益人士开始创新和开拓新型公益运作，很多企业和年轻人借鉴国外的公益创业模式，在中国本土进行复制。
随着公民道德建设口号的提出，已经有越来越多从温饱中走出来的人期望参与公益慈善，去实现个人、组织的社会责任，去满足在其他领域得不到的心灵慰藉。公益，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另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急需通过公益来树立健全的人格，这不仅与社会提倡的建立和谐社会相吻合，而且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
《经济》记者近年来关注大学生创新创业热点，并发现，如今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大约只占2%-3%，其主要原因在于创办的小企业面临剧烈竞争，想要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中站稳脚，十分困难。“相反，公益创业既能创造社会价值，提供公共产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传统市场中的企业竞争。”业内专家程宇表示。
公益业创新模式对于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企业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程宇告诉记者，过去的社会公益慈善企业并不少，但面临模式单一、社会效益体现不明显的瓶颈问题。一方面企业本身不了解公益事务的运作，另一方面政府的基金会效率不够，资金透明度不高，两项矛盾阻碍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
然而目前企业选择投资公益创业项目，其一方面可以以身作则，辅助后起的创业者学习如何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在公益创业中结识更多新鲜的社会资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借鉴。
无独有偶，天津光厦慈善基金会会长武成也表示，公益创业或能破解公益组织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公益组织一味强调无偿性，导致造血功能不强，且缺乏运作经费可持续发展。但以公益创新模式的社会公益创业，通过商业运作带来一定的盈利，来维持必要的经营开支，可让公益组织或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另外，公益创新模式又为有梦想的创业者增加了一份创业可能。据记者了解，在国外，公益创业的全职就业率已经占到了社会的7%-8%，而目前中国只有0.1%。虽然占比少，但也同样显现了公益创业未来在中国可发展的空间。
“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公益创业家。公益创业对刚创业的企业和年轻人不仅是全新的选择，更代表公益事业新的发展前景。”滴水恩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玄奇曾经公开表示。
政府扶持、人才培养有待提高
王凯是一位视障者，他创办的某科技公司致力于“让手机说话”，解决盲人无法通过触屏打电话的问题。但王凯曾向记者坦言，2015年，去除所有的日常开支，公司一年盈利还不到1万元。“面对一年数百万元的支出，怎么去盘活资金迎接明年的挑战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压力。”王凯说，“但我多支撑一年，就能够解决3-5万盲人的问题。如果我多支撑5年，说不定就能够再多解决100万盲人的同类问题。”
的确，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的公益创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一是公益创业初期的正当性问题。在原有思维的影响下，公益创业发展难免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面临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这种正当性困境对公益创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避免的阻碍。并且，我国部分公益创业组织微小，创业主体弱势，市场运作效率低。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公益创业组织中，43%的项目虽然已经启动，但尚未注册法人，启动资金规模也都10万元以下。二是公益创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支持，但目前公益创业在法律方面的构架并不乐观，国家法律和政策对公益组织设立相当严格，但却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法规来支持公益创业的发展。
那么，“公益创业作为新生事物，能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需公众、社会、政府三方的协同。”武成认为。
另外，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院中心主任汪忠曾表示，中国目前正处在公益创业的“黄金期”，既有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需求，又有充足的社会资金和创业市场，可以说前景光明。但同时，公益创业也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窘境。
的确，记者在翻看近几年关于公益创业发展的报告，也发现了此问题。例如，2010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的《中国公益人才发展及需求调研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普遍反映专业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缺乏公益领域的能力、经验和专业知识，同时也缺乏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的机制，因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2014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50%的公益组织的专职人员在3人以下，其中还有10%并没有专职人员……
公益创业要精准到位
毋庸置疑，最好的公益创业方式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行，创建出符合现代化商业运行规律的企业，从而将公益变为一种能自我驱动、可持续的机制。那么如何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驾齐驱？
程宇认为，公益创业是时代的召唤，其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协调发展。“就像一把椅子，要所有腿同时着地才能平衡稳固，能量才能够爆发出来。”
他建议，首先民政部门和相关企业可以设立大学生公益创投基金，为优质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优先采用他们的公共服务产品，使得服务更有针对性和贴近性。
其次，对属于公益创业的社团和营利组织，政府相关登记部门和金融财税部门应在手续、贷款及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持和鼓励。
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专项公益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公益创业树立典型和品牌，吸引更多人和社会资源关注公益创业。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剩余劳动 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
基金项目： 2011年第三批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整体性视角下的“原理”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研究（陕教工宣〔2011〕8号）；咸阳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整体性问题研究（编号：200802027）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中，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开展教学及研究工作，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找准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的现实基础；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基本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原理”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做到“四个坚持”，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原理”课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在“原理”课程第四、五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的讲授中，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无剩余价值提出质疑，对此问题我认为应该结合我国现实加以分析，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鲜明的时代感，这样才不失理论的生机与活力。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经济，都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再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剩余价值及规律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意义，自觉地运用剩余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原理”课程教学角度来讲，也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疑虑，消除学生认识偏差，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任何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如果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时间和全部劳动产品，都只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那就没有积累，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甚至萎缩性再生产，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尽管剩余劳动的归属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却始终存在。马克思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1]恩格斯也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2]可见，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就没有人类创造的文明。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本质上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从量上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所要追求的“余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时，有多次是在商品生产的“余额”和“果实”意义上来讲的。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资本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3]在分析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时，他说道：剩余价值是“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4]追求生产的“余额”和资本的“果实”，是任何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这个“余额”和“果实”的价值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没有“余额”和“果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质上看，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逻辑关系是：剩余产品是剩余劳动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表现，而剩余价值则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实物形式的货币表现。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没有价值范畴，因而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形态。这种关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实现。
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并未由此引申出剩余价值的普遍性，这并不足为奇。这是由于马克思当初设想，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然而现实并非如经典作家所料。
商品经济条件下，只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必须承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如果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否认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存在及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也就顺理成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始终存在，那么剩余劳动必然要物化为剩余产品，价值形态上表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必然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者直接的个人收入，剩余劳动时间形成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坚实基础。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丢掉，那么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的生产目的仍然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因为，价值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增长和积累的表现形式，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自然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如果否认这一生产目的，单纯强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就会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和积累、不顾扩大再生产和资产增殖、分光吃净的现象。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主流经济学只准讲净产值，而不讲利润。现在虽然承认了公有制企业的利润发展目标，但却不赞成以剩余价值为目标，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5]马克思的论述为确立公有制企业追求剩余价值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剩余价值范畴的重大意义
作为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范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范畴。剩余价值理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必然会推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决定了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增强国家财力是国家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企业的发展基金、集体的福利基金、国家的税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家的财政储备等，都来源于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会失去财力来源，没有剩余价值的增加，就没有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没有剩余价值国家就很难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难得到健康发展。
这里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为了揭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归属上的阶级对立，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此，剩余价值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成为必然。今天我们理解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应更侧重于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工人的劳动显然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构成，其创造的价值形态也必然包括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两部分。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部分由劳动者共同所有，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剩余价值归属上的变化并不影响它本身的存在，因此，对剩余价值这一范畴的理解也应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把握它的一般性。
开展对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一是要深化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二是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本原则，实现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深化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时，要充分肯定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又不可因此就给它贴上永恒的资本主义标签，而要运用唯物史观，把这一范畴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分析。理论总是以实践为依托，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正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把这一范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之中，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程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主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现实,对当今时代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等,进行了正确分析和深人思考,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并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奠基”等基本的理论问题,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次飞跃。
一、经典作家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所解决不了的难题,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生产商品的过程既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一方面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转移旧价值,即将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这个新价值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古典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例如在利润或地租的形式上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但他们都没有形成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概念,都误把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直接等同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只有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使全部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的变革,为无产阶级制订了革命的理论。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创造价值的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不是作为活劳动结晶的“物化劳动”,不管这种“物化劳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也不管劳动者的“活劳动”发展出了多少种形式,不管“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迂回地表现出来,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从这点上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劳动价值论揭示的是与商品经济共存亡的客观规律。
二、中国共产党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贡献
(一)物质生产和服务生产的劳动都同样创造价值
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变革,但也没有也不可能终极劳动价值论。长期以来人们固守着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或者一切为社会需要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的观点。但是,由于认定流通领域的劳动大多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不形成价值,把其排斥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之外,结果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七一”讲话中提到“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表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历史车轮的飞速前进不断给人类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与经济发展的有关领域越来越宽,远远超出了商品领域,如资源、环境、知识、信息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尽管劳动价值论没有讨论这些因素与价值的关系,但当代经济研究者却无法将其忽视。这就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突破性的思维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迎接时代的挑战。比如,为了使劳动价值论和经济现实协调起来,我们应当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标准,把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服务生产领域。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统计工作中,2世纪8年代以来就这样做了,现在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说明。尽管我们不能同意西方经济学关于一切服务都具有生产性的见解,但也的确应该把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加以扩展,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并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接轨,便于对外比较。这种修正并不改变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结论,只是扩大劳动价值论的应用范围,使之更加适应于社会经济现实。
(二)社会主义不同性质的劳动是分工合作、平等互动的劳动
“七一”重要讲话论述了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三看”标准,即“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一观点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及富裕程度不同的劳动者之间人身是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民利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社会主义各类劳动体现了社会分工,有的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的属于实现价值后价值形态转换的流通劳动,有的属于分割现存价值的分配劳动,决不能认为只有创造价值的劳动才是重要的,甚至是高人一等的。其实,实现价值的流通劳动和分割现存价值的分配劳动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链条有序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
在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中,“总体劳动”即“,募体工人”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五种形态,即体为型、技能型、知识运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理论创造型劳动,它们共同创造价值。这五种“劳动具体”分别抽象地代表“总生产”的五个环节。但是,现实中这五个环节并非截然分开的。它们有些“环节”交叉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有些环节或某一环节的一部分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不过,这几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形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分别说明各自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时,假设它们是五个独立的生产环节,甚至分别由不同的劳动部门进行,是个“合理的抽象”。这些生产环节的“产品”有些以商品的形式出现,有些则不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如“创造劳动”的产品,科学理论
的研究成果等。‘这些劳动的产品以中间要素形式进人下一个生产环节,其创造的价值就是加于其产品上的新价值,并通过商品形式将其创造的价值,连同前面环节转移的价值,一起并人下一个生产环节;依此一直到达最后环节,将累加的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因此,在“总体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上,不同性质的劳动形式是平等的。 .(三)社会主义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者收入不等并不矛盾
在“七一”讲话中提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
公有制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从事的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同样,在所有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企业的业主和拥有大量股权的民营企业的经理们,他们的管理劳动同样的创造价值。因为生产部门的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使它与财产的私有权相结合,也同样具有创造劳动价值的属性,否则在逻辑上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马克思曾说过: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剥削的劳动者。
根据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不管生产性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如何,生产性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从事管理的经理人员,同时拥有企业的大量财产及其收益,那么,他就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管理者,他创造了劳动价值,应有相应的劳动收人;作为资本所有者,他理当获得资本收人。于是,他的管理活动就具有两重性:既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产生了劳动职能,客观上创造了商品的新价值;又从财产权利的本性中产生了剥削职能,客观上占有了别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公有制企业与另一个规模相同的私有制企业在效益完全一致的前提下,两个企业的厂长经理管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相同,但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他们的个人财产则会大不一样。
[论文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阐述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制度原理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运行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与之相适应收入分配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制度。
(1)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的：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经济的相互结合，决定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共同参与创造财富，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只有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现阶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因而也是公平的。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国家和集体是除了劳动以外的一切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只能是劳动者而不能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即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来决定应该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但是这种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平等的一面，由于人的天赋、能力、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担任的工作的难易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采用同一种分配方式同等的对待必然产生新的不平等。
(2)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决定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多次指出劳动并非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现实的常识告诉我们仅仅有劳动者而没有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参与，是不可能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在生产过程中三者缺一不可。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原材料。”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信息和管理才能等过去不被重视的要素在现代的生产和经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也要求参与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由于“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所以应该允许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分配，这样有利于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的领域流动，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加快，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认识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多，现代生产中体力劳动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指的就是体力劳动。因而在知识经济到来的时候他们提出：商品中所含的体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不再适用了，商品价值应该从由劳动和劳动时间决定变为由“知识含量”决定、由知识来计量。事实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忽略过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论述到：“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生产何种商品，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生产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体力劳动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
三、当今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工人的劳动支出的增加，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付出的大量的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才能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能否大大加强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提出相应的激励措施。科技工作者作为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自身的劳动创造价值。
关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的价值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科技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也看作是生产劳动者，从而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由于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创造出比一般劳动者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创造社会财富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而，在评价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的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来衡量，还要看到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和谐社会 价值
一、经济法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剖析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始终是人类追逐的社会理想，也是我国历届政府一直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实现社会和谐，经济和谐是物质基础。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在调整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规制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对完善企业制度、克服市场和政府调节失灵缺陷以及社会利益再分配方面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重塑和完善企业制度，促进企业规范运作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它必然要求公平与效率并重，人们行为更加规范，社会结构更加合理。当前市场主体竞争的不和谐，很大程度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市场管理不力、调控不到位及社会保障滞后等原因造成的。反应在经济法上，正是经济法不完善以及在执行不力或者没有很好地遵守导致的。这也说明了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的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应有的作用。现代经济法的发展理念主要表现为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性发展，着眼于确定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经济法能通过对经济的调节规范人们行为，调整国家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规范经济主体，使市场竞争自由有序、经济运行稳定以及社会保障有效，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总体良性运动，使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现念的体现，也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也是辩证统一的。
（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是经济法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使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旧的经济体制下的妨碍公平竞争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在市场交易中也难免出现行业垄断、市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行政性公司及一些挂靠政府部门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拥有着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了不公平竞争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这需要国家和企业去调节，但国家干预只是一只“有形的手”，它并不能完全控制和主导市场，要完全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还需要市场调节。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弥补国家干预这只“有形的手”所导致的弊端，在市场规制法中，经济法是维护竞争秩序，建立并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有力手段，只有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从而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达到社会全面和谐。
（三）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协调和公平
经济法再分配是对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调节和再分配，是在对社会整体效率和公平进行考量的基础之上，追求利益的实质“平衡”，并进而追求秩序、安全和自由，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与效率。经济法的理念目标和价值目标是要理清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社会公平和个体公平、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个体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问题，力争找到最佳的均衡点。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主要运用国家调节的方式，对社会权利和利益进行再次分配和调节，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公平与效率。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与可持续性发展，而这一目标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经济法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同时，经济法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它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体现，通过规范企业运行制度、稳定市场秩序、弥补宏观调控制度以及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等，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社会特殊群体利益、实现社会利益均衡，使社会安定有序，促进和谐社会形成。
（四）关注特殊社会群体生活，促进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是要实现利益均衡，社会公平，但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结构比较复杂，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他们由于身体状况、个人能力差异等原因，在实际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存在加大了贫富悬殊，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妨碍了社会公平，如果国家对此放任不管，难以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手段对弱势群体问题加以解决。如为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多方筹集保障资金，逐步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逐步完善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解决部分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以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社会保障为实现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路径探索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一）树立自由、秩序的经济法制理念，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
最初经济法的产生，目的就在于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恢复被压抑和被摧残的经济自由，因此，需要扫除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给予各类主体更多的自由，以推动经济自由发展的实现。秩序作为经济法的另一价值追求，既是源予法律对秩序的追求，也由本身的价值追求所决定。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经济法应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的安全与稳定，重点要从保护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当前背景下，经济法应树立自由、秩序的经济法制理念，着眼于自由和秩序带来经济运行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努力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充足的物质基础。在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背景下，经济法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作为经济法主体的国家公权力和作为市场主体的私权利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谐。一方面要防止某些政府部门不以社会整体角度出发，以权谋私，非法干预正常的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因市场机制缺陷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垄断等社会不公现象，防止以上两方面问题的出现其实质就是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因此，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要为推动经济的和谐发展而形成合力，只有两个主体平衡和谐，才能促进经济顺利发展，两个主体失去应有的平衡和谐，则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危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我们应该思考，在我们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政府如何实现职能的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
（二）树立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法制理念，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
公平与效率是市场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因此，要树立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法制理念，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的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在现阶段我国还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在经济立法中，要把这些矛盾和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解决，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公正地协调关系，在立法的理念上实现创新和发展，从而科学理性地解决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阻碍实现社会公平的突出问题，如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失业、环境保护等问题，以逐步实现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同时以公平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经济法对经济生活起着法律调整的作用，它始终坚持平衡协调原则，兼顾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协调各种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这些本质特征体现了经济法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树立整体效益的经济法制理念，实现社会繁荣与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和谐，人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因此，应树立整体效益的经济法制理念，以促进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的全面结合、协调发展为宗旨，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1日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波兰尼家族产生了后来使匈牙利知识界引以为自豪的杰出人物：作为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家、经济人类学家的卡尔・波兰尼；作为物理、化学家和著名哲学家的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迈克之子约翰・波兰尼(John，Polanyi)。卡尔・波兰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律，于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1924--1933年，波兰尼在维也纳作为副总编辑和专题分析编辑在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社工作。在维也纳期间，受马赫思想的影响并作为马赫研究协会的一员，波兰尼撰写了大量关于科学、医学、人类疾苦及共产主义道德的手稿。1933--1935年，他移居到伦敦，继续为杂志社撰稿直到1938年。1935年发表《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的著名论文。波兰尼应邀到美国的大学作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巡回讲演，先后在美国的38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他与彼得・德鲁克继续在美国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为佛蒙牧州Bennington 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在此期间波兰尼完成巨著《大转型》的撰写，并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7年以后，波兰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受聘为副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1957年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这一时期最终奠定了波兰尼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学派学术领袖的地位。
波兰尼晚年致力于创办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共生》杂志，致力于深入研究文化差异，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并实现世界和平的工作。据波兰尼夫人所言：“直到死神来临的前夜，卡尔一直在伏案工作着”。在1964年4月23日《共生》第一期出版之夜，卡尔・波兰尼与世长辞。
二、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述要及其贡献
1 波兰尼的制度演化思想及制度分析范式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思想的制度分析范式、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波兰尼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约束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脱离和背离社会文化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以避免走向危机的归宿。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体系之中的动态过程，强调把经济――社会――文化关联的制度分析范式，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尺度，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存在，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市场机制的作用。他指出：“人类经济是嵌人制度、经济及非经济的环境中。宗教和政府与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对制度演化、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作用不容低估。
波兰尼认为，前工业化社会长期存在的互惠模式(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hold)模式，乃是深深植根并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波兰尼创新性地揭示出，只有到了近代，以货币为媒体的市场交换模式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器。然而，在波兰尼看来，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非嵌入性机制，在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加速恶化，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加速恶化。波兰尼科学地预见到，这种近代出现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社会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必然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较早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不协调性，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内在不协调性，最终难以长期存在。
2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Embeded)
波兰尼对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嵌入”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人不仅作为其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卫士，而且还作为其社会角色、社会需求及社会资产的卫士。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把握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应当构成研究的起点。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把握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极为重要。然而，19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的以自我调节的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机器生产方式推动下出现的一次大转型。对于自我调节市场经济这种非嵌入经济体，如果一旦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成为自然环境乃至购买力使用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将彻底毁灭这个社会。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为我们科学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分析框架和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
3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演化及特征的核心框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明变异，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种区别于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或脱离)社会关系的一种裂变，它将人的盈利动机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超越于人类历史上的互惠、再分配及家计关系之上，成为完全以白利动机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准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并支配经济机制的运转。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神话。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导致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构成19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变革。自由放任的自我调节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于是，直接对抗自我调节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必然兴起。
波兰尼的社会保护运动，一方面是指19世纪以来的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立法运动，直到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指不断兴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恶性膨胀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为克服自我调节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而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构成这一历史时代的最为显著的制度化特征。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不但对科学解释19世纪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有效应对人类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
论意义。
4 波兰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
区别于自亚当・斯密以来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即从“经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理性选择过程和逻辑推理基础，波兰尼倡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波兰尼看来，经济通常以两种方式解读，一种是建立在目的与手段逻辑关联分析基础上的形式主义(fomal meanings)范畴，另一种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基础上的实在主义(substantive meaning)范畴。“经济的实在的含义基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及其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互换关系，在此意义上提供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方法与手段。”惟有在实在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才会更加重视对历史进程的分析，更加重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的比较制度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尼的实在主义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引领经济学的新转型!
5 波兰尼关于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思想
波兰尼长期研究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使他极为关注文化特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波兰尼认为，经济发展不可能在社会空谷中运行，而是在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运行。社会安排与文化特性在经济发展、制度形式、行为方式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于经济的制度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贯穿波兰尼思想始终的一条重要主线，从文明、文化变迁及文化比较中透视经济社会的制度化轨迹。在波兰尼的经典论文《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中，深刻分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宗教文化根源，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新教论理、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与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内在联系。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成为贯穿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基于宗教文化的分析，已初步形成了《大转型》的主要观点。而通过《大转型》的系统深入地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更主要地表现在道德危机与文化危机层面，这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与二战的灾难性后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则是人类思想界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的影响，波兰尼一生都致力于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工作。欧文曾认为社会的堕落和痛苦源于生命已失去意义的文化真空，人类的拯救不能单纯依靠高工资，只能靠道德的重建。
波兰尼追随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的研究足迹，对早期及非西方经济与制度结构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工业化以前的多种既有交换模式进行创新性研究。他强调经济方式和交换模式深深地嵌入于既有的社会文化环境，既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的作用作为普遍尺度对衡量一切时代和所有民族的经济运行方式，也不能简单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形式经济学标准来评价非西方传统经济模式的优劣。比较制度文化的思想是波兰尼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波兰尼的社会经济思想是富有深刻洞见和高度预见性的。无论是他在《大转型》及相关著作中提出的原创性思想及具有深刻洞见的分析结论，还是他倡导的制度分析的范式及研究方法，对当代的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及热点问题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波兰尼的思想对20世纪的不少国际著名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管理学大师彼特，德鲁克，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格兰若维特，世界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当代经济人类学代表人物萨林斯等。
1 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的重要价值
波兰尼早在60多年前就预见到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必然跨越国界，而成为一场世界性扩张运动，重构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的出现在所难免。20世纪末，由欧美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为2001版《大转型》所写序言中，支持波兰尼对市场基础主义批判的观点：波兰尼探讨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神话，绝不可能存在真正自由的“自我调节市场制度”，市场经济不应仅仅视为将导致自身终结的制度，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终结。
波兰尼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内在要求。如果说，19世纪的市场机制是在机器工业与资本推进下在一国范围内拓展。那么，21世纪的全球性市场机制则是在信息网络技术和跨国资本双重作用下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其结果必然导致强资本、弱劳工、弱社会的世界性图景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国际资本的趋利动机和冷酷的市场交换规则将扫荡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劳动力、土地日益成为商品，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资本将成为控制社会的重要力量，使经济机制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脱离(disembeded)既有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必然导致社会风险日趋严峻。应对严峻的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社会保护运动的再度兴起不可避免。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全球性双重运动，其实施效果可能弱于全球资本的扩张力。如果民族国家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护制度的构建蓝图和具体行动纲领，那么，社会稳定的预设条件将大打折扣，全球性社会风险及社会动荡难以避免。因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社会风险管理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必将成为贯穿21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2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价值
波兰尼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思想，其研究的起点、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研究框架，丰富和扩展了经济研究的空间。强调在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找准分析经济运行轨迹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其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深刻地制约和影响着未来发展之路，波兰尼揭示的经济发展所嵌入的社会结构、认知与心理体系乃至历史文化宏观视域的方法，从深度和广度上制约并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的紧迫需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成为修正单纯和孤立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劲需求，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筹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调整议题。
其三，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已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学创新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以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和协调发展为基础，重构社会经济学的创新体系、框架与方法，成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3 波兰尼文化理论的重要启示
贯穿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主线的是其制度分析框架，而文化特征及其重要作用又是其中的精髓。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危机从本质上是道德文化上的深层危机。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是我们时代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怎样看待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正密切关注的热点及前沿
问题。在人类学视野中，强调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并给我们提供实在意义。就人类经济整体发展而言，“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在经济的制度化进程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诸多复杂关系中，文化和观念意识均发挥着重要的根源性影响作用。经济发展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制度土壤，才能够得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忽视在长期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互惠、再分配与家计等制度模式的重要作用，忽视经济动机与文化价值约束的密切关联和交织，将经济机制置于超越文化价值观念及既有社会结构的空谷中运行，必然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巨大裂痕，导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题!
4 波兰尼共生理论(co-Existence)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波兰尼的整个社会经济思想体系分析，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经济与社会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但不放弃社会主义，他始终对自我调节市场制度有清醒的认识，他深信文化道德的力量，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共生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共生和可持续发展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思想家，他较早预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是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必然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关系的恶化，必然导致世界性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波兰尼的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当代价值。通过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将经济发展置于广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网络中，使市场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下，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回到以诚信有序，互敬友爱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并重建社会共同体。
关键词：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10-03
陈云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从事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其中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立足中国实际，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上，他总是牢牢抓住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经济政策，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经济的依据。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生的“冒进”现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1] 44对于如何防止经济规模超国力，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人民的购买力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这些都是陈云结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对解决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性质的经济一直是陈云思考的问题。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只顾产值和利润”的现象，陈云指出：“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不是相反，”并进一步指出，“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1] 12-13在陈云看来，中国的经济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能够帮助人民解决吃饭问题，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陈云主持中央财政工作时提出的基本理财方针。他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 30 “人民生活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政治问题。”[2] 在参与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陈云总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制定决策的出发点。
（二）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搞好综合平衡，促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这是陈云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济规律，同时也是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1954年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有关问题时提出了“三大平衡”的思想。他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综合平衡应该是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制定计划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看长远；搞好“三大平衡”就是搞好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应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1] 202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1] 241为此，陈云提出在发展国民经济时，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农业生产，实现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在积累和消费之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以及每个部类中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三） 重视市场调节，保证计划和市场相结合
建国以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财经统一，我国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对解决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上计划太死，又时常脱节，这就使得“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1] 221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一味地实行计划，要加强市场的调节，保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1956年9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陈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 13简单地说，他的这种思想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则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1982年12月，陈云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1] 287 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强调计划而忽视市场或者只强调市场而忽视计划，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 坚持经济建设，兼顾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节制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陈云同志综合平衡思想的延伸和扩大。
1957年8月，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1] 59可见，陈云早就看到人口过快增长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关于资源、环境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有所关注，但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对于环境保护问题，陈云越来越重视。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讲到：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全国各地的水力资源情况，二是工业污染问题。他指出：“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 235后来，他又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一项大的国策，要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3] 414 陈云的经济建设必须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宝贵财富，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理论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4]。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些理论中的很多成分都可以在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找到，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长期从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同志的指示，“摸索、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大大突破了前人之说与外国现成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5]比如，在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陈云早就提出了要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他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大影响。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宏观调控理论”[6]。这一理论一直被用来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宝库。
（二）现实意义：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同志虽然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但他的诸多经济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时，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陈云向来把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经济建设为人民生活服务，这与“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同的。此外，陈云同志提倡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也与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相一致的。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研究陈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方法论意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当前我国开展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陈云的经济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在陈云的诸多经济理论中都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方法。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陈云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观点，并一直用这一思想去指导他的经济工作。到了50年代，陈云又提出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即“全面、比较、反复”。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1] 38 “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决策。”[1] 35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日渐严重。在发展过程中，有些部门和领导片面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不注重实际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决策。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当前，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在这一关键时期，重新研究和学习陈云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及其方法，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曾长秋.论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3] 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 王广信，杨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J].理论学刊，2008，（9）.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体育援助；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1、国际政治经济学引入体育发展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贫困状况，一些国家居住着数百万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可言，需要根据具体环境采取具体措施，改善生活机会以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体育对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在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努力。因此，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体育做出的任何贡献都必须建立在更大范围且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上。在此广泛借鉴国际例证，证明体育在帮助改善当今世界贫困人口的生活机会方面的潜力。
从非洲一些地区流向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被比喻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其中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离开祖国，转而效力一些石油大国，如雅加达和巴林等。这种对非洲足球人才的抢夺或许可以等同于不同殖民时期对非洲矿产资源的掠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出力，而世界各地的富有国家获利。对非洲运动员的抢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运动员被诱惑进入美国的大学，而如今，世界各地的石油大国直接从非洲购买优秀运动员，运动员的行动自由可能会导致国际田联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自由市场规则和资本主义背景下，个体的流动性在日益增加，这点毋庸置疑。但是运动员跨国流动原则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利益。作为政策回应，例如尼日利亚收紧了运动员出国签证的条件，试图以此阻止运动员的流失。
当前对体育和资本主义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从体育发展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以视为当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体育是一种普遍信仰，体育同样也是造成国家和人民之间矛盾的导火索。第二种看法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体育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体育或许能够给许多地方和人民带来希望，但它同样也可能成为历史上对平等原则、公正和缓解贫困的工具。过去通过体育进行的干预工作还不足以实现上述任何一个可能性。
2009年初，国际社会想要努力理解新的金融危机的意义，它的起因、持续过程、结果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场全球危机始于2007年夏天，由信贷紧缩拉开序幕，国际金融系统的崩坍也预示着国际力量平衡中可能出现巨大的改变。虽然这场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权力平衡的变化给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而这种意识形态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元的价值和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中国。有学者观点认为，这些转变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财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
许多世界最贫困的国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提供的可持续性援助。体育历来一直被当作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充分使用，是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行方法。历史上有关体育和资本主义的资料中有很多例子，证明历史上的体育是如何发挥干预作用。在此对既有文献成果进行回顾，在未来可能新世界秩序的背景下，用一种更有依据的方法对体育和国际发展进行描述性研究。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缩小贫富世界之间的差距，世界上最穷的人，生活在最底层的百万人民，面临着不可遏制的悲剧。笔者尝试探讨体育在这一消解世界贫困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2、国际援助与缓解贫困：一个新的体育发展议程
世界体育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意味着体育的控制、管理和组织不仅仅是当地或全球的事务。体育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给体育组织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同时也给体育成为促进国际主义、和平与发展的一种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体育对国际发展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1）体育体现了发展领域的一些理论立场；（2）体育可能是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3）支撑体育能带来社会变化这一观点及论据比较充分，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体育的局限性；（4）体育最近才成为现代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想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体育再现并帮助保持世界不同地区间资源分布的差距；（6）体育既可以作为传统发展的渠道，也可以作为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7）国际性和跨国合作的新形势为体育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而不是简单地来自国家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机会。
体育和教育历来是一些人实现社会流动和逃离贫困的主要方式，而对其它方式和体育的作用进行系统地思考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方法或一个环节，它能拓展更多的可能性，使体育教育的潜在作用能更好地在更多的人中得到实现。教育性质的体育项目自从被视为能带来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就一直被认为它能够体现以下积极的作用：（1）增加知识，提高技能，广义地说能够为知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不仅要保持教育的持续发展，还要保持持续参与体育运动的势头；（3）通过体育自愿为有益于年轻人的非正式教育做出贡献；（4）有助于促进展开重点公共问题的讨论；（5）支持世界各地利用体育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教育项目；（6）通过建立关系、网络和联系积累社会资本，这些利用教育和体育的网络或许能作为一种人类资源加以利用。
参考文献：
[1] 黄璐. 《体育政治经济学》评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1，27（5）： 22-24.
[2] 俞大伟，袁雷. 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回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6（8）： 39-41.
[3] 黄璐. 国际公平竞争委员会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1，（10）：1-4.
[4] 黄璐. 伦敦奥运会有关公平竞争的案例分析[J].体育学刊，2013，20（5）：3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