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3: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落后；原因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情况；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我认为，这个难题是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而社会的发展不是受单方面的因素决定，是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宗教制度，政治等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解读
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
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对感性知识的积累。虽然李约瑟先生所提的“难题”的前提与事实有些相悖，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一难题的本质，它依然揭示了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全人类的困惑：中国古代在经验自然科学形态领域的成就应当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感性基础，但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按人们设想的那样――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呢？
二、“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分析
我认识到了这一难题应该从以下七各方面来理解。
2.1地理环境差异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禹贡》记载中国地域特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即：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些大海，高山，沙漠作为自然屏障，自然将中国与其他国家隔开，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同时亦缓解了外来力量的致命袭击。也正是由于这样安全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先天因素，中国自古代就能长期形成并保持自身发展系统。然而，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自身快速竞争发展的。这种环境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能是中国更系统地发展，而负面效应同时让新观念难以传播，没有新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文化的革新与变化。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2.2科举制与儒家
中国在近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2.3社会制度差异
中国在汉，唐到宋我国的科技水平都在世界的前列，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李约瑟曾说：“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欧洲曾经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但是十分可惜，中国的各方面客观条件，如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束缚了科技的发展，从而为西方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但这对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灭的。
2.4经济原因
中国没有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的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没有取得独立性，未能发展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个体农民，封建地主，皇族经济，都是对内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加之没有国外的市场，在封闭状态下人的自我满足就是的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内外受限，无法为科学的发展创造经济基础；西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特点是工商业较早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他们不断扩大的手工业规模，城市的诞生等，为科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5思维差别
中国人的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注重定性把握，轻视定量分析；注重应用效益，轻视理论思辨；注重横向联系，轻视纵向深入；注重经验积累，轻视实验测定；注重因果关系，轻视元素分解；等等。与此相反，西方人种长期生存条件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微观分解的机械分解观。
关键词 古代 近代 现代 会计思想
会计作为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会计思想发展的梳理有助于对中国会计规律的了解与掌握，进而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会计建设服务。从我国的会计思想发展状况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会计的产生首先来自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最初的生产生活中，会计思想首先是简单的计数观念，并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政策是重农轻商，商业活动一直是未受重视。判断会计思想出现的标志是会计循环体系是否逐渐形成。在中国先秦时期（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明确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计量方法、文字叙述式的会计思想均已出现，标志着会计思想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它同时也是中国会计思想产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到会计报告的整个会计循环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此时，理财思想和审计思想也已经开始。这些都说明会计思想已经确立。
首先产生的是单式记账法。秦汉南北朝时期，随着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单式会计思想逐步确立起来。会计凭证开始逐步规范，会计账簿也进入到序时流水账时期，会计报告从单纯的文字叙述（文字叙述式）进入到数据与文字结合的阶段（定式简明式）。单式记账的早期形态是文字叙述，是指采用文字描述的形式记账，所以其又被Q为叙述式会计记账法，这种会计记录一般用字较多，没有一定的规则，它的记账符号也不固定。单式记账的成熟形态是定式简明式，是指会计的记录使用固定的记账格式和记账符号，对资金运动的记账要求简单明了。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是我国古代会计思想发展迅速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单式记账思想已进入定式简明式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会计思想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单式记账思想不仅得到广泛使用，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
唐宋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地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增长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商业金融机构也同15世纪意大利沿海城市金融业的状况类似。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商业逐渐繁荣。以前的单式记账法已经不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复式记账思想的萌芽。会计凭证逐步多样化和规范化，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会计体系数码字（即壹贰叁拾伍陆柒捌玖拾）就是在这个时期创造的。至宋代，以财政管理机构进行审计的体制已经取代由曹魏以来至唐时期的比部审计。
中国的复式记账思想是从中国明朝开始产生的。明朝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举债经营思想的这种现代化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尤其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发展到明清时期，完备的封建审计体制已经形成。政府的审计功能主要由督察院、户部等机构来完成，各自具有一定的审计权限。
2我国近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也使得会计中心的地位在西方国家中确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生产过剩，西方国家的产品向中国流通，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会计也多少带有西方会计的内容。
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中国近代会计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改变生产工具为特点的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生产力发生了巨大进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建立起来，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国家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和印度开始向西方学习，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会计体系。
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先进的会计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使得企业组织形态不再是单一的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了。前后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后期。但我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会计思想仍停留在过去。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电器工业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深入系统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开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兴学科。这场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科技革命将为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的工商业也在不断地成长，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也使得中国开始考虑会计如何去适应这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中国会计学者们主张把西方会计中的优点结合到中式收付记账薄中，形成特有的会计体系，这样既保留了中国特色，也融入了新的内容。
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社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剩余生产能力必然会流入中国。西方近代（复式记账）会计思想的传入不仅具备可能，而且已经变成现实。但中国的会计思想家在消化和吸收西方近代会计思想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改造和创新。其具有代表性的有：
蔡锡勇的创新体现在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账簿的名称和组织进行了改造-即“有收必有存，收存必相等”的原则。
潘序伦则对会计科目与账户、会计估价基础的判别以及会计报表的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梁润身创建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个我们沿用至今的会计等式和增减记账法。
杨汝梅在当时就已经认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应是商誉、专利权、特许权等具有相同性质资产的名称。
杨瑞六认为以成本利润为核算基础的财务制度是近代企业的核心基础。
3中国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的会计制度发展是以借鉴和学习苏联模式为特点的。1949-1957年是以学习为主，1958-1978年是以创新为主。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国的会计界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性的，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马卡洛夫的《社会主义会计务实》的讲话描绘了带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要求会计思想与社会经济环境保持一致。
随着对会计本质认识的深入，会计理论界认为会计不仅具有阶级性还具有技术性。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会计思想的研究中，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杨纪琬和阎达五为代表的管理活动论和以葛家澍和余续缨为代表的信息系统论。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会计思想。杨时展、郭道扬教授的会计控制系统论，其思想来源于西方会计。指出了信息系统说的片面性，说明了信息系统的控制作用。20世纪50-70年代的会计工具论，由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被会计学界抛弃。
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会计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与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体制相关。会计是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记录和反映，因此会计的发展也必然和中国社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会计不仅一种计量和监督的手段，更是一种经济管理的思想。会计发展史作为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对我国当今的会计发展现状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把握会计思想发展的脉络、预测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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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社会转型；管理转型
从历史上看，各次科技革命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转型，无论是近代科技革命，还是现代的科技革命，都给人类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但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和历史等方面的一些原因，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也是极不相同的，以我国为例，我国社会转型更为特殊一些，它发生在两次科技革命之间，是从传统手工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转变，在这中间，又从工业型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如果从漫长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和进行的。然而社会转型虽然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机遇，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说，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管理转型是密切相关的，是要靠社会管理转型来提供支撑的。所以，科技革命、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要正确面对现代科技革命给国家的管理现实带来的挑战，并对管理创新进行仔细的研究。
1现代科技革命及其本质特征
科技革命，主要是正在生成的科学技术代替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过程，它包括科学技术的原理、科学的社会体制、技术的标准规范、技术的应用组成及技术的理论基础、结构、标准、应用的方式方法和形式等方面的改变。这些也预示着人们认识并改造世界的技术和手段都在显著提高，有历史性和划时代性的意义。
1.1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标志
在近代早期，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分别发生的，而且，瓦特全面改进蒸汽机的并非直接源于牛顿力学，更多的是对技术经验的总结。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从以电磁理论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开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影响，难分彼此。科学成了技术发展的理论根基，并且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应用周期显著缩短。从第二次科学革命之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三个不同的过程。这种紧密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预示着近代技术革命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转变。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中叶，标志是：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出现；1948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创立；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1954年，第一座核电站建成；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科学技术问世；20世纪60年代，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问世等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一场基于已有科学技术条件爆炸发生的整体性革命，其中，信息科学技术和生物科学技术革命，是这场现代科技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2科学技术革命发展史
科学技术革命可以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次科学革命是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这时主要标志是机械化生产的出现，蒸汽机工业时代的到来；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到19世纪末，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这时主要标志是电气化和电气化工业时代的到来；第三次科学革命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第三次技术革命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是电子化及电子技术时代的到来；第四次科学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都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主要标志是信息化及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再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生产、交往、思维等生存方式，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开创了一个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由于这场科技革命今天仍在延续，因此，也可以称作为现当代科技革命。
1.3现代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
现代科技革命是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有着强渗透性和革命性的本质特征。首先，现代科技革命以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使人类对劳动资源的应用从物质资源为主向信息资源为主转变，从而“信息革命”、“数字化革命”，孕育了信息产业革命，带来了20世纪后半叶的计算机时代和网络时代。其次，现代科技革命从运用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成果转向主要运用生物学等领域的成果，利用生物资源，导致“生物革命”、“基因革命”，并将孕育21世纪新的生物产业革命。
2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及现代科技革命给我国管理转型带来的挑战
2.1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
管理转型，是组织管理、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管理标准、管理制度及管理形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社会转型会引导管理转型，管理转型更会支撑社会转型。在我国古代就缺少高度专业化的管理形态，这时人们没有把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划分出来，有的只是一些笼统的“治理之术”、“治国之道”等。近代以来，由于还是推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管理模式，所以说，在管理上还是以血缘、地域关系为主，未实现工业社会的管理关系，管理形态还停留在传统方式上。在西方社会，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对工业化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人们相互合作，协调地工作，强调质量和效益，为实现预定目标而共同努力，从而使管理的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2.2现代科技革命给我国管理转型带来的挑战
在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的影响和促进了社会的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人们参与社会转型和管理的意识逐渐增强。但社会传统管理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传统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就是权力要从上至下的贯彻落实，层级观念很强，在管理上要求高度集中，统一决策、统一管理、统一部署、统一意志，进而形成统一的行动。这种管理带来的就是权力过于集中，信息传递环节过多，容易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官僚习气。
3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管理创新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应正确面对管理机制上带来的各种挑战，顺应时展需要，适时进行管理创新。
3.1管理思维理念上的创新
在管理的思想观念上，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无论是管理科学、管理行为学，还是对具体的企业管理问题，都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首先，要注重管理决策的落实。应在实践中关注企业内部的结构组成与管理机制建立，注重内外对企业管理本身的影响和冲击，做到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既考虑长远发展，又兼顾企业自身的利益所在。其次，要注重管理相关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是管理创新的源头所在，如何实现管理方法和理论现代化发展，是当今社会管理学中的一个时代课题，把先进的管理理论用于现代管理中，解决好管理中出现的思想导向走势，实现管理的长远目标。
3.2管理文化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现代管理领域应自觉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在文化继承上要，真正把好的文化传统在管理中发扬继承下来。
3.3管理体制上的创新
应科学制定与信息化时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应建立符合网络型管理需要的组织管理模式。尤其在信息的传输和共享上，要做到人人在同一层次分享管理信息。在管理权力分配上，要做到分级决策负责，每级有每级的决策权力范围。这样使管理在体制上形成了一个有机体，成为了一个快速反应决策的体系和一个高效高质量的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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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有光.科技期刊管理创新的思考［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3）.
关键词 天气预报；方法；天气预测
中图分类号P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9-0080-02
天气预报的产生与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进步、以及人们的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天气预报产生到发展，是很多人努力与汗水的结晶，天气预报方法在不断趋于科学化、准确化。现如今天气预报主要采用数值预报的方式进行预告天气，具有较强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往往能较为准确的预测未来多天的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的指导，及时降低了很多自然灾害的破坏性。
1天气预报简析
天气预报，是以大气为研究对象，对某一区域在未来一定时间段内大气的运动状况作出预测，一般情况下，天气与气候的预测都属于天气预报的范围，天气预报依据时间长短，可以划分不同类型，在0小时-12小时内的天气预报为短时预报，而1天-2天的预报则是短期天气预报，半个月左右的天气预报则是中期天气预报，通常，我们所能听到的是短期或中期的天气预报，短时预报则较少。天气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事物，一些气象谚语与农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水银气压计的发明，真正科学的天气预报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漫长的气象预报发展至今，已形成四个可以清晰辨明的发展阶段：民间技艺，单站预报，天气图预报，数值预报。下文将对这四种天气预报方法作详细说明，以了解天气预报方法的发展历程。
2天气预报方法的发展综议
2.1民间技艺
很多国家都有关于气象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天气预报方法的发展历史也很悠久，我国古人很早就关注气象方面的知识，早在殷代的时候，甲骨卜辞上便有天气预报的相关记载。在国外，像那些历史久远的古国，如巴比伦、古希腊，较早时也有关于天气方面的记载，巴比伦有很多关于气象的谚语，而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前人或以前的气象方面的知识进行总结归纳，作成一部世界上最早的气象方面的书籍，名为《气象汇论》，气象谚语凝结着无数人的生活经验与切身体验，很多谚语都包含着众多有用的信息，也有很多谚语是科学的，在没有广播、电视观看天气预报的年代，农民往往依据气象谚语有效地安排农时，其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很多谚语只是事物的表面观察，没能全面认识大气的运动状况并给与科学的解释，局限性明显。因此，以此作为预报天气的依据，不准确性显而易见，很多人因无法解释一些天气状况，而将天气蒙上迷信的色彩。早期天气预报的种种局限性带来天气预报方式变革，促成能得到准确天气数据的测量工具的发明与使用。
2.2单站预报
随着科技的进步，单站预报在民间技艺之后又成了天气预报的一种方式，所谓单站预报，即以一个站点气象要素的演变为依据，这些气象要素包括温度、湿地、地面气压等要素，单站预报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天气预测，虽然准确率不高，但相比传统的以经验进行天气预报的民间技艺，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科技革命的成果，是很多科学家共同的努力，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了空气温度表，托里拆利发明了气压表，各种测量仪器的发明，使得风速、气压等要素实现测量，这些能对气象要素进行测量的仪器的发明是气象发展史的一次飞跃，气象学理论的逐步建立，信风、大气环流理论的产生发展都为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通讯系统的局限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较低，单站预报仅仅停留在一站之地，预报有坐井观天之感，不能对站点以外的天气进行预报，虽然单站预报在天气预测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其局限性又促成了新一轮天气预报方法的更新与发展。
2.3天气图预报探析
2.3.1天气图预报的背景与预报过程
天气图预报在气象预报与气象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天气图预报需要掌握大气运动的规律，需要获取大量由地面到高空的气象方面的数据与信息，并将不同地点的气象要素进行有机地联合，这使气象观测在单站预报的基础上有质的突破。在一战的时代背景下，恶劣天气的突然来袭重创了英法联军，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些灾难在对气象资料进行研究，作出气象图进行天气预报后是可以避免的，气象图以各种符号标注天气系统，按一定的标准划分，可将气象图归为三类，即地面气象图、高空气象图、辅助气象图，具体定制天气系统的过程有两步，第一步，对大气形式进行预报，由于大气在一定时间段间隔中，两个点有连续性的特点，因此，就可推断出未来天气系统的位置与强度，由同一时刻地面与天空的配合，了解与规划天气系统的空间结构，利用动力气象学与天文学的有关概念，对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进行推测。第二步，在天气形式预报之后，结合当地的气象要素的具体数据做出天气预报，从天气形式预报到天气预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的是预报员多年的预报经验，加上档案中的相似天气的例子，天气图预报对于短期天气形势变化不大时比较有效，突发的天气状况发生时，预报员往往由于来不及做出判断，对天气错误报道，决定天气的因素很多，在科技没能足够发达的情况下，做出准确的预报也十分困难。
2.3.2天气预测方法
天气与短期气候的预测一般采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天气的方法，数理统计学的发展更为气候预测提供了好的条件，统计学方法通过对各种数列的统计归纳，了解与发现规律，进而预测未来的天气状况，统计学方法容易忽略事物背后某些相关的重要因素，降低了准确率。这是统计学方法需要改进与突破的地方。
2.4数值预报探议
2.4.1数值预报模式
大气运动遵循着特定的物理定律，利用数学方法进行演算推论，计算出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气运动状况，是目前所能进行天气预报的最为准确且有效的方法。通常所说的数值预报模式是建立在V.Bjerknes的工作与研究的结果之上的，他给出了描述大气运动的方程组，该方程组设七个变量，分别是纬向风速、垂直风速、经向风速、温度、密度、比湿、气压，由于求解十分困难，方程组的精确值未计算出来，但利用数值计算方法，让计算机可求解，得出了其数值解，由于计算量极大，在当时，利用计算机求解也需要很长时间，很多近代国内外科学家都为此做了很多尝试，在20世纪初期，英国数学家用数值方法计算天气变化，用手摇计算机摇了几个月，由于过程极为复杂，技术的落后，最终以失败告终，之后，一些研究者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实践，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值预报在天气预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值预报业务体系能对世界范围内7天-9天的天气状况进行有效预测。其准确性也达到了让很多人吃惊的程度，在未来的不断改进与发展之下，天气预报所能预报的天数也会越来越长。
2.4.2数值预测的发展，以ENSO现象为例
ENSO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英文缩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信号，在1986年，Game与Zebiak设计的海气耦合模式成功两次预测了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了天气研究界的信心，很多气象工作者都潜心研究，使ENSO的研究与数值预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天气预测的准确性虽然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但以ENSO为例，数值预报方式有效且科学，能促进天气预测精度的提高，相信在众多科学家不断潜心研究与技术发展之下，天气预报的精度也会不断提升，对很多典型气象的预测结果也会更加准确。
3 结轮
天气预报经过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发展体系，历经民间技艺、单站预报、天气图预报、数值预报的发展史，预报的精度逐步提高，为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天气预报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仍会有很多没能及时预料的天气现象的出现。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加上很多科研工作者不断地潜心研究，未来的天气预报也会更加准确，预报方式也会更加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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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一、从人类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理论溯源
前工业社会，人、自然、社会是和谐的统一整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来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中，科技因素突显出来，它在推动社会突飞猛进的同时，打破了人、自然、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一种因素突显引起失衡，必然需要另外的因素来制衡，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社会才能得到发展、自然才能得以平衡，从而人实现自己的发展。因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更应得到重视。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回归。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互利互动，两种文化都是人性的品质和才能的表征，它们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理性的两条不同表现路向，缺一不可，二者涉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理性内容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有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并争论不一，从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角度可以整合这些概念。理性具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本内涵，这保证了科学与人文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表现却可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般说来，“理性”(英语中来自拉丁语的reason，德语的Vernuh)是指人自身的内在本性或能力，“理性”具有“超越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格。如果作词源考据，理性的双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与赫拉克利特的规范的“逻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冲动的力量，是在超越具体有限事物而对万物的动因或运动的终极来源的寻求中所反思到的；“逻各斯”则是指逻辑规范的力量，通过对“始基”和“一”的不懈追求而日益突显出来。人类认识发展的主线是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科学。在原始时代，也就是在神话思维时代，人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神话幻想的方式，不能说明和解释世界，图腾和巫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加深，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神话思维，而是迎来了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召唤理性成为了必然。人类正是因为具有理性精神才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人类的理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性。对理性某一特质的单纯追求会造成理性的偏失，出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种种观念问题。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出“合理性”概念，来强调人、主体评价、价值等因素，从而理性不再走向绝对与孤立，人类由对纯粹自然的关注到对自身的关注。由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到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被关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描述与规范等应该互相结合，无论用事实取代价值，否认价值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是以价值取代事实，否定事实的文化科学、价值哲学等均有偏颇。
传统的、绝对的理性主义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产生，柏拉图是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性至上，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启蒙理性主义是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理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它把人从神性的过分张扬中解放出来。理性从关注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回到了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人作为人成为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根据其理性精神构建社会，赋予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人类生活展现出意义。理性不再是处于绝对的神化地位，而具有价值因素，这为关注价值领域，关注主体内在精神追求的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离，造成人类道德与精神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扭曲、分裂，因而反思理性、整合理性是解决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出路。工具理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最终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工具理性描述世界的实然状态，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而成为一种对应然状态的表述，它注重可计算性，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西方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传统，成为科学精神的思维基础。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能力主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联系，因而对理性的理解出现偏差，更多的是关注与科技有关的工具理性。理性追求确定性，形成科学理性的确定性、客观性、逻辑性等特质，但是理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科学理性，大写的“理性”更应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之意。
二、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内在要求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时间上先于科学文化，二者又相互影响、促进。哲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这一期间，当时科学与哲学是不分的，二者浑然一体，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统称为“智慧”。古希腊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是科学产生的土壤，关注自然，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人和自然分开，人作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这正蕴含了科学精神的萌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践和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近代自然科学。17～18世纪，许多学科已经取得严密的科学形式，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门类，如天文学、力学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开始和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标志，这表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认识的重大进步。
人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包含有四重意思：人道或仁 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人类；人性，人的属性；人文科学。可见，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形文化。科学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包括科学主体即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客体即在科学活动中被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又包括科学工具、方法、手段、目的等；科学又可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分为多种学科。因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了有特定组织形式的科学家共同体，他们普遍认可共同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受到科学共同体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而，科学不再仅仅是僵硬固定的公式、定律、原理等形式表现，科学就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文化大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形式的改变，终究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科学探究的是客观自然物和现象的本质，这种探究活动通过人的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世界，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等领域产生影响，影响到社会，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深受社会的欢迎，推动了思想解放，解放了人类的体力。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唯我独尊的“科学主义”思潮，它在压倒其他文化形式的同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反科学主义浪潮日见高涨，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不协调甚至紧张的状况，加剧了人类社会种种危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冲突愈加严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不是两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人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传统，走向机械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实验和定量方法引入，实证研究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日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文化战胜并取代了有机论和神秘主义，成为主导文化。近代哲学以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自然界与人相互分离的基本观念，认为自然界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自然的科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无关。事实上，二元论所导致的机械论范式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种古老而又赋有创意的整体有机论范式得到重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着不同的范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条路向，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同方面和问题，二者不可通约，却可以对话。互促互进，共存于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之中，的“实践”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同根——源于人，同向——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们不应该是绝对对立。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需要新的人文因素与其相适应，“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而人文因素改变，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
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的主流，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出现多种新兴学科和方向，对科学和人文进行研究、探讨，有科学的社会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兴起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CSS(科学文化研究)等。科学史学之父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力图使科学人性化；中国亦提出“科学发展观”来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从而达到科学人文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扫清障碍。
科学的来源有哲学家和工匠两种传统，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爱因斯坦，科学都是“纯粹科学”，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纪的近代科学，电磁学的产生把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科学与现实生活关系逐渐密切。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到技术的利用，再到实用成果的产出，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是目前的常态，科技成为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所进行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不单单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经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和规则融合为一体。科学与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科技的产生及其社会应用又受到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决定。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人类世界观历经革命性改变，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的转变与演进。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当今科技现代化环境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应作为有时代意义的“科学范式”，引起科学家和人类的关注及思考。 三、从人类的生存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基础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
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关键词:物理教学;素质教育;能力
基础教育要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人才，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引导中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物理虽说是理科类的课程，但其德育功能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该根据课程标准，结合物理教学的特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以及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运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促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一、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通过讲述祖国的悠久文明发展史，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杆秤是中国人的古明，杆秤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且携带方便;我国古代的磁学成就世界闻名，古代科学家沈括研究的磁偏角比西方早四百多年。类似史例不胜枚举。
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挖掘并融于相应的章节中去，这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在物理发展史上有着无数重大发明和创造，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
2.结合讲述物理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树立学生为祖国实现新世纪的宏伟蓝图而学习的坚定信念。在历史上，电磁现象的研究和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曾开辟了发电、用电的新领域，电磁波的预言和证实开辟了无线电通讯事业的迅速发展;相对论关于质能关系的确立、原子核结合能的研究和裂变现象的发现开辟了原子核能利用的新领域。近代核磁共振开发、磁核共振成像技术可诊断脑、脊柱、心脏、胸腔、腹腔的疾病且无侵害，无电离辐射是人体诊断技术的革命，受到医学界的广泛重视;集成光学的研究成果为制造运算速度更快、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新一代计算机提供了基础。
3.通过课文中的阅读材料和一些物理量的单位如“牛顿”“欧姆”等对学生进行热爱科学、不畏艰险、努力攀登的奉献精神和锤炼意志的教育。古希腊著明科学家阿基米德一生热爱科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了多种武器打击外来侵略者，在敌人迫害他的前一秒还从容不迫地进行科学研究，真是令人尊敬与钦佩。从而激发学生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拼搏的雄心壮志。
二、针对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1.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电能的应用为人类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在一定条件下，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热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使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摩擦给人们带来了危害，但同时它又必不可少，假如没有摩擦，吃饭、走路还能行吗?另外，我们在讲解惯性时，一方面它有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例如锤头松了，把柄在地上磕几下锤头就进去了;另一方面它给人们造成了车祸的屡次发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通过上述事例教育学生看待事物要全面。
2.使学生逐步明确“发展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在讲述关于“熔点”、“沸点”时就能体现上述观点。当某一物体达到熔点或沸点时是否就熔化或沸腾呢?不能。但是，如果继续给它加热就能使之熔化或沸腾，如果再“继续加热”，就使物体发生了“物态变化”，即由量变引起质变。
3.使学生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制约，并按它自身规律发展变化的”。如在研究影响大气压强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有高度影响、天气影响、季节影响、位置影响等，以及在讲述“温度、压强、体积”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更能渗透上述观点。
关键词：优秀生；数学素养；选拔；培养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跨入到大众化教育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迈入了大学的校门，充分享受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根据我国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才的流动趋势，绝大多数的优秀青年，都纷纷选择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热门方向，作为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方向。这些优秀学子的数学素养，不仅决定了他们自身在所选择专业方向上的发展前途，而且也必然会影响到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和前景。所以，在大学本科生中选拔与培养具有优秀数学素养的人才，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教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观点、设想与做法。
一、优秀生在数学方面的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的首要问题是人才的选拔。与艺术类和体育类相比较，如何选拔数学人才，基本上是个空白。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是，采用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查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这是必不可少的，但绝不是惟一的。选拔数学方面的优秀人才，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知识之外，还需要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新知识的感悟力，对数字和图形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能够深入地思考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诚然，学生的有些见解会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甚至是一些基本概念上的错误，但是能够提出个人见解的学生，恰好反映了他们具有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是发展潜质的一种表现。对这样的学生要特别关注。
对选的优秀生，如何进行培养，这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所面临的课题，其中包括，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授课形式等。因此，必须针对优秀生，制定更杨永愉，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主任，教授。高要求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为优秀生的成才，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们了一些实践尝试。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之处。
1．学科竞赛促培养
全国的数学建模竞赛、地方省市的大学生数学竞赛以及美国的数学建模竞赛等数学方面的科技竞赛活动，对学生，特别是对优秀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提高优秀生数学素养的良好契机。我们学校采取了辅导――校内竞赛――选拔――讨论式的辅导与单独培养――参赛这样一系列做法，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最初的辅导是以选修课的形式进行，选修这种课程的同学，往往数学基础比较好，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完成学校所规定的数学课程之后，对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培养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有着强烈的愿望。通过这类选修课程的学习，一方面可以学到常规数学课程中没有涉及的知识，或者是对常规数学课程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可以知道如何来丰富自身的数学知识，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提高自己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这对优秀生今后的发展与提高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在校内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施讨论式的辅导与一对一的单独培养，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数学素养。他们中的不少人，凭借着数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广阔的知识面，在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阶段，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充分说明了，优秀生在数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
2．大力支持社团活动
学生的社团活动，是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我校的数学协会是社团活动之一。对学生通过成立数学协会所表现出来的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一定要及时加以帮助和引导。因此，每学期都由数学系的教授为协会成员开设讲座，结合数学课程的内容，选择一些有趣味的数学问题，进行讲解与讨论，拓宽思路，丰富知识。这样，既可以保持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而且也可以将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上来。
3．实施分层次教学模式
在常规数学课程中实施大面积的分层次分流教学的模式，将来自不同自然班级的优秀生集中上课。在规定的课时内，采用有一定深度内容的教材，或者对材的内容进一步深化，这也是培养优秀生的一种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优秀生对这种教学模式非常欢迎，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同一门课程不同层次的成绩不具有可比性；较低层次的学生会产生心理上的障碍，或情绪上的低落。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解决。
4．改革课程设置
与分层次教学相类似的做法，是拼盘式的课程设置模式。将现行的一门课程分解成两门或三门，在内容上逐次递进的课程。完成第一门课程就可以达到基本要求。对于优秀生中的绝大部分学生，都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水准，他们可以去选修第二门或第三门，逐步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这样既达到了分层教学，分类指导的目的，同时又避免了人为分流的做法而引起的弊端，使得在数学基础和兴趣方面存在差异的学生，都能得到因材施教。
二、数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播数学的思想
数学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蕴含着绚丽多彩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人类从数量和几何形体的角度，认识周围客观世界的结晶。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与发展了丰富的数学知识，这些知识成为数学科学所特有的思想的载体。
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也是以往被数学老师们多次提及的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思想与微积分理论。作为物理学家的牛顿和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兹根据他们各自所研究地问题，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微积分思想。应该说，牛顿的微积分思想与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思想是有差异的，但是互补的，由此形成的微积分方法，解决了当时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学生在学习微积分理论时，可以把微分与积分做得很漂亮，但是对牛顿与莱布尼兹提出的微积分思想，知之甚少。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在学习微元法时，面对实际问题，构造微元乏术，尤其是在物理课程中，运用微积分理论处理各种物理量时，显得尤为突出。为此，已经有很多数学教师提出，要使微积分理论的教学“返朴归真”。
我们在面向优秀生开设的数学选修课上，结合数学史，将数学思想的介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有了明显的提高，有的学生写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实践表明，在讲授数学知识的同时，传播数学思想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三、数学的美学教育是传播数学思想的基础
数学是一种科学的语言，她与人类表达思想情感的音乐相比较，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数学也必然和音乐一样，具有其自身的“美感”。在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数学的“美”的感觉，学会欣赏数学的“美”，在美的基础上来领会数学所特有的思想方法，这是数学课程教学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数学的美，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手法，严密的逻辑推理等等；同时，数学还具有形式的美，在数学发展史上，数学的大师们提出了不少猜想，无论是已经证明的，还是有待于人们去证明的，这些猜想的条件与结论，是数学形式美的重要表现；另外，数学上有很多表面上不同的结果，最终可以用一个更抽象的模型统一起来，这是数学的统一美。
对数学美的感悟是需要有想象力的。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融入数学的美学内容，使那些对数学有一定兴趣的学生，不要停留在会解数学习题的层面上，而要学会欣赏数学，体会数学的美。“以美动情”，“以美启真”，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美的因素，引导学生对各种数学美的现象进行赏析和评价，提高他们对数学美的鉴赏能力。这将助于他们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提高应用数学的能力。
［关键词］理性;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批判意识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史及其文化精神的传承过程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种指引西方哲学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理性表现为古希腊传统当中具有严密特征的逻各斯精神及象征着激情与生命力的努斯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在近现代西方又进一步彰显为以技术和效率为核心的技术理性精神，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近现代之后的这种巨大的理性主义转向，这种技术万能论的冲击，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性主义的嬗变不仅意味着表层所显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更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转换以及背后所体现的总问题式框架的支撑，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特别是对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框架的探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与技术理性转向
理性概念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古希腊时期，理性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历史性，其逻辑内涵的彰显表现为一种正在生成的动态过程。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向是传统的逻各斯内涵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科技高度发达、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理性的双重内涵
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内涵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丰富，在不同时期，对理性的哲学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理性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理性原本是指与感性相对的认识方式，是指利用抽象思维对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认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对于理性含义的理解只具有表层意义，往往将理性的内涵简单化，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按照问题理解方式的不同，对于理性的理解应该从主体思维框架的多样性出发，对理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在历史上，对于理性本真含义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理性被规定为逻各斯。作为一种客观理性，在本体论意义上，逻各斯代表着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而在认识论意义上，逻各斯表现为一种规范的逻辑形式或形式逻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在寻找世界万物产生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作为规律和尺度的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的本性，是万事万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其次，在主观层面来说，理含的是一种“隐德莱希的冲动”，是激情与意志相碰撞的精神力量，即奴斯。心灵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成为万物运动的根基和动力，也是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显现。阿那克萨戈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奴斯视为理性的精神实体的哲学家。他认为，奴斯作为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它具有认识全部事物的本性和能力，因此，理性被进一步规定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
(二)技术理性的特征与转换
将技术理性作为哲学概念明确提出的是西方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此之前，西方重要的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其著作《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当中，也对技术理性的表现进行了阐述，霍克海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生存环境中人的异化状态，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异化并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异化，而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异化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的日常价值观念和意识状态，即日常生活的、文化的、技术理性的异化，霍克海默强调，技术理性就是造成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尔库塞在借鉴霍克海默及韦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划分为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传统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那么技术理性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背景下产生的、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观念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性质及生产目的的要求，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必然就会导致不平等社会分工或者说技术分工的进一步规模化和专业化。这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从深层次来说就是技术或规则对人的压迫，人的超越性的丧失。技术理性正是这种主体对于效率优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觉认可的社会意识状态。技术理性的转换是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理性就被赋予知识论层面的含义，客观理性成为理性显现的主要方面，而作为原初生命冲动的主观理性并未得到重视，片面地认为理性就是把握规则的逻辑方法，强调逻辑形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把理性置于哲学体系的首位，把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力量排除在外。而到了近代之后，科学技术由于其自身认知性的特征以及可重复性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质，故将其归为“理性”的哲学范畴。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本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生产本身的必然要求，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程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人们的生产生活被量化和规模化，生活形式和生产模式也随之程序化和标准化。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迫切需求，使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理性”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技术手段被经济目的所掩盖，技术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理性主义蔓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为技术理性的转换及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启蒙运动之后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和发展，技术与物理学等科学紧密结合并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世界成为一个按照理性逻各斯运转的机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自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只按照理性规则不断运行发展的体系，作为主体的人越来越被排除在社会生产生活之外，科学的发展成为追求的目的本身，必然导致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技术理性主义已经代替了传统理性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影响。
二、技术理性主义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层的问题根源，同样，对于哲学理论的研究要有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于理论根源的追究，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所深藏的总问题框架或哲学思维方式的把握。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不仅要从根源上，即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入手，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思维逻辑范式———人的主体性追求及乌托邦式的精神源流。
(一)人的主体规定性
人是世间万物中最为复杂的存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延续着历史文化精神的精髓。人的生命脆弱如苇草，但人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自然万物，时时刻刻寻求着自身的完善和尊严。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不能单纯地像动物一样只观察其自身孤立的生活状态，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始终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人的理解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主体规定性的理解。无论是古典哲学时期的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还是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归根结底探讨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自身主体性的演化，而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与主体性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横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病态。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人的发展的原初阶段，人处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在这一阶段是一种主体活动的无主体时期。简而言之，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人的物质活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给定的存在，而人本身并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人是神性的存在物，是绝对的自由，是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展现。“所谓的神性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理想化的人性的对外投射，是人对永恒与完善的内在渴望和终极关怀的外化。”［1］15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以及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人征服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由此可见，人是自然性与神性的结合，人的主体性也同时体现为对现存自然的认识和对完满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就表现为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人对孤独、责任的逃避，也表现为主体的超越。
(二)“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源流
西方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认为，“乌托邦”一词代表的是人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一种内在的创造潜能。他认为，哲学的存在价值就是超越现存，唤醒整个人类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激发人的生命冲动和批判精神，真正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具体的乌托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乌托邦是指:“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善完满的渴望与冲动，指人根本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的存在境遇，即超越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的位置的企图和倾向。这一乌托邦倾向或定势的最终意图是要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或者使人与神认同，从而终结人之为人的历史。”［1］33由此可见，乌托邦的两种倾向代表了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内涵，即人格神、超人力量的实体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至高无上。在历史观的视域下，社会历史状态的核心同样是作为主体的人，历史的显现、展开、前进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即由有限的、悲惨的现实生存境遇向无限的、完满的、永恒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转换，彻底超越自然和时空的束缚，实现神的、理想人之形象。而这一转换的实现不能够依靠符合人自身的历史创造能力，只能依赖于神，依赖于“理性的”逻各斯、技术、规律等超人力量的、自律的实体，这就是“乌托邦”式的历史精神构架。西方文化精神主要来自于两大文化源流: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希伯来救赎文化，而以基督教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伯来精神就是“乌托邦”式历史文化的本质体现。希伯来精神来自于犹太民族，是一种以神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经早期基督教的修正与继承、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强化与普及化、基督教新教的理性化等数次转换。”［1］48希伯来精神始终渗透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影响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和根基。希伯来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为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上帝创世———人的原罪———末日拯救。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并赋予人的本真是自然存在的掌控者，是类神的特殊存在;但是上帝的造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作为惩罚从此开始便在世间饱受痛苦磨难，只有依靠虔诚的赎罪和上帝在末日审判时的拯救，才能摆脱痛苦的尘世之路，升入天堂，实现完满。这一神话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即人在尚未觉醒的生命之初就具有纯洁的本真，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意识到了尘世生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人的原罪意识由此产生，人开始成为现实罪恶的承受者，饱受折磨，只有依靠一种超人力量的实体、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才能够达到人的存在的理想境界，实现人的历史。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西方的罪感文化也由此而来，希伯来主义也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正是希伯来文化的延续，也是“乌托邦”式文化精神的展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并通过理性来把握世间万物的本质，力图通过理性或科学来控制和超越自然，实现“人类中心论”。如在第一部分中所述，理性主义在近现代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能力，单纯营造了一个依靠理性结构和逻辑形式自律运转的机器。虽然在近现代神学及上帝已经被理性所取代，但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表述的，启蒙精神或理性精神最终会走向毁灭的原因，是因为神话、上帝作为超人的实体并没有被摧毁，反而被理性取而代之，理性把自身变成了神话，启蒙的作用只是用理性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最高权威，即一个乌托邦取代了另一个乌托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并没有泯灭神或最高精神实体的根基，反而，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神或超人实体的化身，成为人将自身提高为神的手段和工具。所以，近现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并不只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关怀的并不是人的现实责任，而是实现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手段，是人意欲成为最高的、类神的存在的终极目标的渴望。一旦技术理性或科技手段失去了为人服务的目的，成为自律化的产物，就会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压抑人的本真的异化力量。技术理性主义也成为人渴望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成为完满的、永恒的存在的一种狂妄信念的产物。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主义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渊源，蕴含着希伯来深层的宗教意识，同时，技术理性主义探讨的更是人与自然、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因此，只有从总问题式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技术理性主义的思维构架，才能够正确把握技术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实质的内涵。
三、技术理性主义的困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
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现有的存在状态，使人成为客观理性支配下丧失主体能动性的人，使人成为机械化的孤立原子。同时，技术理性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异化状态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理意识当中，使主体对这种技术至上的理念盲目崇拜，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技术化、片面化的人，丧失了主体的历史维度与总体性，因此，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的盛行，只有在历史的维度上恢复人的自由本质，恢复人的总体性和现实性，才能使人成为精神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使历史成为总体的人的历史。
(一)技术理性的统治
在长期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水平的进步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的发展若脱离了人，成为自律化发展的机器或体系，就会导致技术本身变为一种独立于人的、与人相抗衡的、甚至统治于人的异化力量。近现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技术发展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而技术理性的蔓延则将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简单要素而非主体，视为机器大生产中的相关零件加以固定，在这一过程中，就使作为主体的人沦落为固定的、消极的客体，使人本真的能动性和超越性降低为抽象性、数量化，使人对孤独的境遇无能为力，成为被技术理性主义所统治的人。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技术理性同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指引”着人，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逐渐被技术手段、技术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神化了。
(二)自由、总体的人
在历史观的视域下，“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以及技术理性主义的强烈表现，彰显着理性对完满的、理想的、人之为人的历史追求，关注的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超越的、完善的终极关怀，而忽视了历史开放过程本身以及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异化及病态。因此，要超越这种固定化的历史文化精神模式，这种“乌托邦”精神，首先要具有人的存在的觉醒意识、反思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极限意识”。这是一种人对自身力量的积极确证，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展现，也是人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人能够正视自身孤独、有限的存在状态，承认自身特殊的存在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从对超人力量的实体的依赖和渴望转变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展开和实现。由此可见，人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和孤独境遇，并在现实过程中依靠自己、超越自身，而非依靠不切实际的神性力量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完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新的历史意识的生成同样是对人的关怀。“乌托邦”式的历史文化意识只是从片面的角度观察人的现实困境和对理想状态的渴望，因此，要想超越这种虚假的文化意识，就要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人，即作为总体的人。西方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概念进行过阐释，他强调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的现实和历史的全面性。在这里，卢卡奇指出总体性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性，包含着对人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卢卡奇也通过对社会物化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也就是人的总体性问题。除此之外，新的历史意识下总体的人要以人的本质为基础，总体的人是实践的人;总体的人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孤独与完满的统一，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总体的人是精神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人必然存在于现实的有限境遇之中，或经历困苦、或体验孤独，人的现实性是不能被抛弃的属性，但是，人的主体性或总体性使人在深层的精神结构上不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在痛苦与责任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不断弘扬自身的超越性力量，承担责任、扬弃异化、追求本质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客观化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实现了对主体的束缚和掌控，使人成为片面化、机械化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义的透过主体的心理意识也越来越成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抹杀了主体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客体化主体。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哲学思维方式，即“乌托邦”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完满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于超现实力量的盲目信仰，这种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双重结合产生了理性主义在近现代的特殊存在状态。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哲学思维范式以及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大历史源流构成了技术理性主义问题意识的根基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开启破解技术理性主义极端化问题的大门，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技术理性主义影响下人的生存结构现状，进而为哲学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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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 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 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 《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关键词：高校教师;责任;新世纪
高校教师负担着完成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完成培养目标的重任，高校教师最根本的责任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这些责任是同时并行，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教书”，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注重发展学生的能力；“育人”，则是要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培养学生，是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那么对于高校教师他的责任具体都有哪些呢？
一、传授知识
传授知识是教师最基本的责任与任务，因具有很强的专业特点而居于教师责任与任务的核心地位。高校教师的这一基本责任与其他层级的教师又有很大的区别。通常人们说：要给学生一勺水，教师得有一桶水。而高校教师却要努力成为团流不息的江河。要对担任教学的学科有全面透彻的把握，要看大量文献，获取前沿的知识和信息，掌握学科动态，善于组织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带领学生走到学术前沿。传授知识已经不再仅限于知识的传递和技能的训练，教师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技巧，帮助学生增加自身的能力，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惟一渠道，教师不再是直接给学生知识，而是对学生学习进行指导，让学生掌握自己主动获取信息的本领。教师丰富的知识内涵，是引领学生开拓创新的直接因素，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促进学生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心理素质发展的重要过程。
二、发张学生能力
高校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提高学生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反向思维和发散思维的培养，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允许学生挑战权威的学术观点或常规的技术。创新精神是当今竞争社会的一种重要能力，没有创新也就无法参加竞争。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强调学生“知其然”，还有强调学生“知其所以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对知识活学活用，不因循守旧，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质疑最后突破创新。发展学生必须让学生先打好扎实的专业基础，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启发学生的多学科的综合、联想能力，善于运用其他成果，让学生学会学习的同时还要注重学生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情感
人的品德情感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思想品德情感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掌握道德准则并内化为个体需要，同时以此为基础评价自己或他人行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丰富多彩的，具有义务感，责任感，自尊感，集体主义情感。大学生的交往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范，他们在交往中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有校内的影响，也有校外的影响，有正式的影响，也有非正式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教师要对学生交往活动和交往环境进行有效调控，在为学生创设积极的校内交往环境的同时，要与家庭和社会进行协作，以开放的教育形式，让学生经历风雨，得到锤炼，懂得思考，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抵御社会腐蚀的能力。
四、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放在教学中就是要让教学过程科研化。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双重任务，科技发展到今天，高校教师不仅要做传递人类历史演进中已形成的优秀成果的专家，而且要做指导学生独立获得新知识、发展学生独创能力的专家以及科学研究的专家。科学技术成果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直接表现在教育技术上，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科研意识，通过教学过程中学科规律、治学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不断探索本学科最新成就，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与更新的教学内容相联系。同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获得处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且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而且还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将教学的革新科研化。教师的教学工作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是历史赋予高等学校教师的使命，高校教师通过科研互动，能更深刻地了解当前社会对高校的动态需求，能全面地把握本学科在国内外发展趋势，准确地认识到自己所教课程在整个学科中的地位及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掌握课程内部的逻辑关系，从而把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就及时有效地反映到教学中来。科学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着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讲，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是一定时期教育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而且构成着高等学校的教育内容。高等教育通过科学知识的传递、通过科学研究而得出发明创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高等学校现有的学科基本上都是在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总结概括而成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的学科体系将会不断产生，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是密不可分的，高等学校要重视科研活动，积极吸收各国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总结每次教育实践的经验，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从而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强大趋势。
五、服务于社会
教师是文化、信息的继承者、传递者与发展者。教师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作用之一。高校教师通过对最新科学信息的吸纳与传递，服务与社会。事实证明，人类科学技术知识的发明和发展，有许多直接来源于教师的实践活动。孔子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发展了西方古代文化。牛顿曾作为剑桥大学教授，在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有过卓越的贡献。西方近代社会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教师都起到了很大很重要的作用。
六、教师的学术影响
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高校教师运用自己和学校的科研成果。通过学术报告、科技咨询指导、技术成果转让、讲学培训和协作攻关等途径广泛地为社会服务，同时在面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了解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的规格、模式的需求，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高校教师通过热心钻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
总结
高校教师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除了具有自己本身显著的特征以外，还要求教师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学术视野，追逐学术前沿的意识，还需要了解学生自身的发展规律，掌握教育规律和教学方法。同时还要有一颗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的心灵。要成为启迪学生智慧、发掘学生潜力、激发学生创造性、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导师。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在新世纪，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信息传递方式将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的信息传递与发展。在此情况下，高校教师的责任不是减少了，角色的转变将会使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让共同我们整装待发来迎接这次世纪的挑战吧！
参考文献
[1]新世纪人才实证研究，赵永贤、芮明春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2]大学教师发展之对策，仝新顺
[关键词]：土木工程；科学哲学；工程哲学
中图分类号：TB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 引言
随着人类的进步与社会发展，土木工程作为古老又新兴的学科，依旧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理论的不断完善，实验精度的不断提高，规范的不断修正，使人们对土木工程的研究认识跨入了新的领域。现代科技的发展，是思维方式的发展，是智能斗争的升华。新材料的应用，新技术的开发和新施工工艺的进步，无不要求新的思维理论作为基础。解读土木工程中的科学哲学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只有从思维层次上真正提高，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和工艺开发。
1 土木工程和哲学的历史关系
土木工程作为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最古老学科之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被誉为人类科学之母的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7世纪开始，德国古典哲学范式兴起。以伽利略和牛顿为先导的近代力学同土木工程实践结合起来，逐渐形成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岩体力学，作为土木工程的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样土木工程才逐渐从经验发展成为科学。有了具体的受力分析状态作为理论基础，土木工程的研究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它将结构看作是线性的，研究并模拟实际的情况，将数学证明引入了土木工程的学科，是质的飞跃。在考察结构的相互作用时，将各部分分解开来，单独计算，最终整合。虽然与实际不尽相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属难能可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土木工程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20世纪系统论和非线性等哲学思想的新鲜出炉，土木工程更加散发着勃勃生机。人们认识到结构不是一个线性的系统，而是非线性的。结构的相互作用也是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是一个系统，并将概率论与分形等思想融入其中，将土木工程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2 现代土木工程的哲学思想
吉林大学刘猷桓教授指出，“我们的时代使命是应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而推进科学技术哲学向前发展” [1] 。这是对于哲学界来说的。对于工程界也是一样，用的观点和方法反思工程问题并对其指导实践。
2.1 系统论思想
20世纪中叶，系统科学诞生。它批判了还原论。深入研究了各类系统的运行和演化规律，先后形成了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混沌学、复杂适应理论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等。从而认识到，系统的运行和演化过程，并不像机械论者所认为的，只是单纯的、线性的、必然的，平稳的过程。而一般是简单和复杂、线性和非线性、必然和偶然、量变和质变、有序和无序、进化和退化相结合的辩证过程[4]。系统论的内涵表现在系统存在、系统演化和系统变革三个方面。系统范畴的建立，在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事物的普遍联系找到了一个基本形式[5]。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整体性、综合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开放性为原则的科学思维方式——系统思维，为土木工程的思维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系统思维在土木工程中的目的是以哲学思想和管理科学为手段，针对现代土木工程的新特点，充分发挥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争取小投入、高产出、出成果、出效益，从而发挥最佳效能。系统思想要求从整体上考虑问题，要求拥有整体观，有助于提高层次提出分析解决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并能着眼以后，用可持续发展眼光看待现今的工程建设。
2.2 辩证法思想
土木工程活动中充满了辩证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工程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质量和造价及进度的辩证关系，竞争与协作等涉及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它具有虚拟性、理想性、建构性、转化性、协调性等辩证思维特性。应用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是客观的要求。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中，如果只注重真理性规定，忽视模式创造，很容易陷入科学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坑；如果只注重模式，忽视真理性规定，容易误入实用主义歧途，尤其是土木工程这个异常重视实践的学科。过于复杂的客观情况难以如实地进行室内实验或现场测试和理论分析，而且只有进行新的工程实践，才能揭示新的问题。但是，如果抛弃受力分析，所有的一切将是空中楼阁，失去了理论支撑和公式计算，土木工程只能止步不前。如何处理这一系列辩证关系，将是新一代土木人研究的对象。
2.3 复杂性思想
从无序中发现有序，从复杂中寻求简单，是人类认识论的永恒主题，也是科学发展史的基本取向。随着精密自然科学几乎将简单系统的重要简单性法则发现殆尽，加之已发现的简单性法则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巨大差距，人们开始将探索的兴趣转向复杂系统。而20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处理复杂性的基本理论和数理工具的创立，终于使复杂科学应运而生。复杂科学并不背离从现实的复杂性中寻求隐藏的简单性的法则。然而，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复杂系统中不可能找出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一组简单性法则，复杂科学完全排除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狂想，复杂科学否定完全的简单性而只求有限的简单性。复杂性研究的起步近年来进展迅速，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论与耗散结构论等理论及混沌分形高性能计算机等数学工具的基础上，复杂科学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已基本确立起来[6]。随着复杂科学理论、学科及研究机构的兴起，复杂科学的概念、思想、方法已几乎渗透到精密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为土木工程的复杂结构分析奠定了思维基础。
如在结构工程方面，人们认识到工程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弹性体，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容的非线性弹塑性结构。它包括材料的非线性以及结构本身的非线性等内容。有限元方法应运而生，它的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为复杂结构分析开辟了道路。在防灾减灾方面，人们认识到地震波也不是简单的平稳输入，而是非平稳的随机过程，其中包括了幅值的非平稳和频率的非平稳。运用复杂科学思想方法对诸多方面进行分析解答，将使土木工程进入崭新的阶段。
3、土木工程的发展趋势哲学观
现代土木工程需要适应各类工程建设高速发展的要求。人们要建造大规模、大跨度、高耸、轻型、大型、精密、设备现代化的建筑物。既要求高质量和快速施工，又要求高经济效益。这就向土木工程提出新的课题，并推动土木工程这门学科前进。
1、要加强科学哲学思想对土木工程的指导作用。由于土木工程设施的规模日益扩大，现在应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以提高规划水平。特大的土木工程社会效果是有利也有弊，在规划中，对于趋利避害要作全面的考虑。
2、建立正确的土木工程观。工程哲学认为，工程观研究涵盖五个方面：①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工程观研究；②工程辩证观研究；③工程系统观研究；④工程生态观研究；⑤ 工程价值观的研究。一个重大工程，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价值，而且要考虑其生态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不仅要考虑其眼前的价值，还要考虑其长远的价值、历史价值，而这些都关系到人的发展观问题。我们要以正确的哲学观念来审视并指导活动。
3、理论联系实际，主观符合客观。土木工程不是闭门造车，是为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社会发展服务的。再先进的理论，也是从实际中来受实际检验并为实际服务的。我们不能脱离实际进行纯理论研究，我们的工作是将理论实际结合起来，指导实践。此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主观符合客观，遵循自然规律的指导。在人类需要和自然法则发生矛盾时，以客观为准，适度调和。
4、结语
十后，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工程建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利用哲学观点解读土木工程——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是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的。有意识地运用哲学思维来指导土木工程发展，是时代的要求。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应自觉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增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全局思想和大局观念，必须跳出工程技术来看工程，才能为工程的决策和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树立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现实中的关系和矛盾。运用哲学指导土木工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工程建设，以推动土木工程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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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姚志学，系统辩证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科学学报，2006.4，14（2）：1~5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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