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16:51:08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最近，笔者拜读了张华腾教授的新作《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不仅被其翔实的学术史料、新颖的学术创见所吸引，尤其对其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北洋集团在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视角颇有感触，以为这一研究有力拓展了北洋集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模式，“现代化”理论的动态视角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发展的观点，动态考察历史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现代化理论既将“社会变迁”作为基本对象，又将“动态”作为重要工具。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再现历史真实。现代化理论对“转变”与“过渡”的指向，恰与历史研究核心内容一致，它所强调的本质变化正是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中凝固僵化的倾向。同时，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可行性，它引导人们针对各种不同对象，比较鉴别各种转变，凸显历史真实；它督促人们转换不同视角，发现不同主体需求，评价事物的意义。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理论发展的观点研究北洋集团及其活动。首先，动态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内涵。这部著作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从物质层面变革开始，随后逐步向制度层面深化，向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扩展的动态过程。据此，本书以北洋集团在“制度层面有许多创建”的大量事实，证明这一集团正在将中国早期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面，并且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同“始终局限在物质层面的某些方面”，属于“较低层次的现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相比，北洋集团做出的重要贡献的“晚清新政远比洋务运动深刻得多”。二是与推动政治制度改革的维新派、革命派相比，北洋集团同样参与了争取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奋斗，同维新派、革命派一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这样便指出了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不仅突破了“晚清新政”是“洋务运动”翻版的陈说，也纠正了北洋集团与“维新革命”截然对立的偏颇。其次，动态观察北洋集团的构成。这部著作不仅明确指出：“北洋集团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且结合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讨论了小站练兵与北洋集团的雏形、义和团与北洋集团崛起的契机、北洋新政与北洋集团的形成，从而详细叙述了北洋集团从小站班底到集团形成不断扩大的过程。书中还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北洋集团逐步打破“地域观念”使成员区域分布不断扩展；逐步突破军事集团界限使成员专业领域不断扩展；逐步摆脱源于行伍的束缚使成员来源不断扩展；逐步挣脱传统观念的禁锢使成员思想的“更为趋新”。如此便表明了“北洋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历史变迁，突破了静止凝固考察北洋集团的旧说的弊端，从而接近了真实再现历史的目标。最后，动态观察北洋集团的行为。这部著作不仅讨论了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推动军事现代化到北洋新政推动综合现代化的演变，而且分析了北洋集团促进现代化决策、促进部门现代化实施、促进区域现代化实验的拓展。这样便梳理了北洋集团活动与现代化过程的关系，批评了全盘否定北洋集团的传统观点，从而为公允评价北洋集团的行为开辟了新的视野。
全面地观察历史是这部著作运用现代化理论促进历史研究突破的另一表现。运用综合的观点，全面考察历史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现代化理论中“综合”、“全面”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在强调物质生产基础的同时，突出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价值。它在强调社会进步的同时，突出综合发展，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导描述系统全面的真实。在这一理论帮助下，学术界硕果累累，不仅建立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等相关学科，而且正在解决相当数量的历史及现实问题。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理论综合的观点研究北洋集团及其活动。第一，综合考察历史资料。这部著作不仅运用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历史资料，而且收集整理了大量与现代化相关的经济史、科技史、教育史、社会史、区域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涉及档案官方文书、文集年谱、日记笔记、报刊回忆、专著论文等形形色色的形式。这些综合史料有力地扩充了研究基础。第二，综合考察社会关系。书中讨论了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北洋集团以军人与官僚为主力，但是无论军人，还是官僚，都是“新”与“旧”的综合体。“新”与“旧”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最终主张现代化的“新”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书中展现了北洋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北洋集团与满清贵族既有维新守旧、争权夺利的矛盾，又有相互利用的妥协；北洋集团与新知识分子群既有对于现代化程度与速度的不同主张之间的矛盾，又有“权利”与“新知”的协作；即便对于革命阵营，北洋集团同样既有刀枪相向的斗争，也有主动联络的合作。正是由于北洋集团较合理地处理了这些关系，它才得以逐步上升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主导，将现代化逐步扩大深入。这些综合关系的研究突破了孤立看待北洋集团的旧视角的弊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错综复杂的一面。第三，全面考察北洋集团现代化运动的绩效。这部著作依据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全面考察了北洋集团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书中具体分析了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推动军事现代化；从支持收回利权到发展实业，推动经济现代化；从支持废除科举到建立新式学校，推动教育现代化；从支持留学到修建铁路，推动科技现代化；从试办天津自治到与革命军妥协，迫使清廷退位，推动政治现代化；从直隶城市治理到鼓励禁烟运动，推动社会现代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综合性的绩效考察，比较全面的确定了北洋集团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功绩，突破了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为“全面再现”、“公允评价”历史奠定了基础。
通过研究实践丰富现代化理论是《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又一成功之处。这部著作使用了相对科学的“现代化”概念。“现代化”是现今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也是最为含混的概念之一。由于引进与翻译的途径不同，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混用的现象，即便对于“现代化”，学术界也既有广义现代化与狭义现代化之议，又有绝对现代化与相对现代化之论，这些现代化概念不仅其内涵与外延众说纷纭，而且对其功能理解也大相径庭，概念的混乱干扰了历史研究。凡事不正其名难以立学。为了学术规范和与国际接轨，张华腾教授认为“现代化”概念比“近代化”更为科学。为了区别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及其内涵差异，他同意在发生于晚清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之前冠以“早期”。为了区别现代化的不同空间及其鲜明特色，他在北洋集团参与的现代化运动之前冠以“中国”。这样就对北洋集团活动时期的“现代化”作出较为科学的界定，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当时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先进地区正在发生的建立于第二次科技革命之上的现代化、发生于日俄及拉美地区的现代化以及1949年后发生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中国早期现代化”概念的使用也有助于厘清“广义”、“狭义”、“绝对”、“相对”现代化的意义。虽然“中国早期现代化”概念不是张华腾教授首创，但是，他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北洋集团研究，无疑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的有益尝试，对于更严谨地“史论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部著作力图避免现代化研究的某些弊端。多数“现代化”理论有两个共同倾向，一是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抹杀了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继承关系。二是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是现代化的典型，将欧美国家的某些特征视为现代化的特征。
张华腾教授没有忘记现代与传统的继承关系，在研究袁世凯时，指出了官僚地主家庭对其的影响，叙述了三国英雄对其的影响。在讨论北洋集团适时崛起时，追述了汉族官僚政治势力增长的趋势，并且认为“崛起”恰是这一趋势的发展。他在充分肯定外来因素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同时，将更多思考聚集于作为中国变迁依据的内部因素，将更多笔墨用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客观过程。讲小站练兵，先谈中国旧兵制的腐败；论北洋现代化，先议直隶的残破；评东北改制，先说东北的复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历史永远是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任何著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真理，《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从现代化视角研究重要社会集团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例如，从事实考察的角度分析，书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戊戌变法与北洋崛起的讨论似嫌单薄。其他如从理论驾驭的角度分析，书中提出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观点似可商榷。但是，瑕不掩瑜，这部著作依然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的一部力作。
作者：姜新
关键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52-04
舒新城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自1919年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始，他先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倡导和发起“新教育”运动，竭力宣传“道尔顿制”，并在学校开展实验，进行理论阐发。然而，新教育运动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舒新城深深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育方法所能解决的。职是之故，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希望能“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 [1 ]。概括起来，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新城对史料予于高度的重视，他把史料比作“供建筑用的材料”，在他看来，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脱离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从史料上下功夫。正是基此，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史料的搜集、编辑着手的。他批评说，一些教育家“只知道引用现成书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国的书籍” [2 ]，“有若干自国外归来专治教育的专家……，对于本地风光的教育资料，不愿搜集研究，以至著述例证，都得采取其留学国的材料” [3 ]，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好的研究态度。
然而，由于此前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尚没有进行整理，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面对浩繁的资料，以及相应的鉴别和选择，舒新城深感“中国近代教育史料问题之困难”。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料的搜集，真可谓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一般研究者或师范生，欲于漫无头绪之书中逐一搜集，其事至难，盖经济与时间既非人人所能胜任，而可遇而不可求之材料更难必得” [4 ]；而“欲将正在进行之各种记载一一收存之，则不知其价值如何，若置之不问则又恐其稍纵即逝，欲折中办理择要收存，时间稍久，亦不知须淘汰若干” [1 ]。
为了搜求教育史资料，舒新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频繁奔走于当时南京的3大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查阅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亲手购买各类古籍及近代期刊，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尽最大努力搜求。他自称：“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藉以探询各种史实。” [4 ]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他最终编辑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全四册），于192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且对其中的资料不作过多的评论，“惟求叙述事件为主，不多加批评，免影响读者之判断” [4 ]。在此原则下，纵横兼顾。舒新城认为，近代教育应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起点，所以“我们所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史”的人，就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实为依据，“从中国教育事实之本身上立标准，不必顾虑他人之异说”。他说：“在中国教育之事实上有一种最显著之现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后之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农业社会教育制度而兴，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为断。” [1 ]有鉴于此，该资料的编写也从京师同文馆的史料编写起。一方面，从纵向上以时间为主轴，将1862年至1928年期间60多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呈现给读者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按其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分为‘兴学创义’、‘维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等三十大类”，涵盖面极为丰富，节录的内容既“有法令、奏章，也有正史、佚闻，有课本、回忆，也有传记、日记、广告” [5 ]。此外，书中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资料占有相当篇幅，有关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资料，均有所体现。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地方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阿部洋曾评价道：“《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最早有关近代教育史正式的资料书籍。……作为唯一的综合性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国外的学术界，都广泛地运用之。” [6 ]它的编成，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研究的先河，并已经被历史证明乃是一套质量上乘的经典资料书。自出版后，多次再版。1961年，应教学之需，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基础上，整理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出版，1981年修订后又再版，内容上较之原来的四册有所减少。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1928年的“全四册”本，整理重新出版。
除此之外，舒新城还编写有《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和《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等。这两部著作，均属年鉴式的史料集。关于其编辑动机与目的，舒新城在《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序”中言道：“编辑此书之目的既在供中小学教师师范生与教育研究者之参考，故一面注意于书籍论文及出版物之提要介绍与教育大事记、教育法令之分类汇集，同时并注意于书中所见之书籍论文、出版物、著作者等之统计。” [7 ]由此，足以说明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4 ]，寻求教育发展方向的良苦用心！
二、对近代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的思考与贡献
加强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是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 [1 ]。在舒新城看来，所谓“教育专史”，就是指围绕学制系统以及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从纵向上对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再到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留学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教育思想等等，逐一对其做专门的梳理，和深入系统的考查，以勾勒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而全面把握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进程；并通过如此对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寻求相互之间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从而探求出中国教育发展“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此后，围绕此，舒新城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载《妇女杂志》第14卷第3期），《中国留学小史》（载1926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9期），《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载1926年5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1期），《中国中学教育之分期》（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4期），《中国新教育史料凡例及目次》（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6～9期），《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载1927年2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2号），《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载1928年2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2期），《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载1928年4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六十年来中国教育思想总评》（载1928年9月《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等等。
通过上述专题论文，舒新城从多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与问题，并提出了诸多促进教育发展的可行性建议。特别是，由于这些论文多为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相关专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对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1936年，舒新城将这些论文稍加修改，整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除收入《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中华民国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小史》、《最近中国教育思潮的转变》和《近代中国留学小史》等7篇论文外，还将《中国教育之出路》和《我与教育》作为“附录”，从而使我们得以更明确地了解舒新城在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痕迹。
遗憾的是，由于忙于其他编辑事务，特别是编辑《辞海》，“为时间所限制”，舒新城最后“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1 ]。这两部教育专史著作，可谓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是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系统性成果，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言：“《留学教育史》与《教育思想史》（即《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引者）在我的教育著作中，算是尽心之作。” [3 ]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 [8 ]，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以教育事件为纲，“分类编纂”，对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首先论述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应付环境，故其本质可视为一种工具，教育思想也就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 [9 ]因此，“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在根据历史的事实，求得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沿革变迁的线索与所以变化的原因，从其中抽出若干公例，来作应付现时及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 [5 ]之后从“第三章”开始，舒新城将中国近代60年的教育思潮依次划分为“方言教育思想”、“军备教育思想”、“西学教育思想”、“西艺教育思想”、“西政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与军事教育思想”、“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大同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民治教育思想”、“独立教育思想”、“非宗教教育思想”、“国家教育思想”、“公民教育思想”、“党化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等，每种教育思潮均以“背景―变迁―影响”的模式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详细论述各种教育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探究出“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因果及其进步的趋向”。由于体例新颖，创新性强，后来，“在中华书局考察日本出版界时，曾由钱歌川译成日文，分赠给日本文化教育界的人士” [10 ]。2009年和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再版此书。
《近代中国留学史》撰写于1925～1926年间，1927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29年再版。此著开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之先河，为新中国留学教育的研究建构了基本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该书致力于揭示留学与社会的关系。前10章主要以历史为线索对清朝同治九年（1870）至民国十五年（1926）50余年间中国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勾勒，并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性进行适当的分析。各章节依次为留学创议、留美初期、欧洲留学之始、日本留学之再续、留日极盛期、庚子赔款与留美、勤工俭学与留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与留日、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之后从“第十一章”始，笔锋从对历史的考述转向制度，对当时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等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探讨，概括出留学教育思想之变迁；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近代中国留学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以及未来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舒新城将留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成了2个阶段，即初始期（前四章）和发展期（第五章至第十章），“初始期人数少，无固定的留学政策。……发展期留学人数剧增，留学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并有了一系列管理的具体规定” [5 ]。在他看来，无论是初始期还是发展期，中国的留学政策都“可以说是无宗旨的政策：初次派遣学生赴美，取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使之在国外学习十五年而后返国，方法已极拙劣，而派遣时并无一定目的，既不问国内需要如何，也不规定学生应习的科目，完全为一种盲目的举动而已……” [11 ]。可见，舒新城对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正因如此，虽然书中前半部分关于留学史实的论列，留美、留欧、留日相互穿插，在行文结构上看似凌乱缺乏连贯性，但实则不然。通过研究，舒新城认为“中国六十年之留学政策均把受教育当做研求学术，留学界之一切因果均由此观念造成” [12 ]。
但值得指出的是，舒新城并非对留学教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接受教育与研究学术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教育为改进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谁也承认。可是一国有一国立国的精神，也有其民族特性……因而一国的教育，都有其针对国家特性力求改进发扬的特质，凡属该国国民都当受此种教育以期有利于国。这种教育之实施，均当由本国直接负责，不当假手他人；倘由他人代庖，便有发生盲目外国化的危险。……研求学术的性质则大异：是自动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虽然因国内之需要与其他关系而出国研究，但研究者对于其欲研究的学科有明了的目的，且有判断力能吸收精英以为己用，一旦出其学术应用即能对症发药。” [12 ]由此可见，在舒新城看来，教育应由国家掌握，不可由他人“代庖”，而学术则应立足于中，兼采中外，根据本国实际，借鉴西方优秀研究成果，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对中国教育史史学观的认识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观是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这种教育史学观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是以“实验教育学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为两个基石”的 [5 ]。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流派纷呈，关于史学研究的取向各有所长，而其中多数学派均强调史实的重要性，主张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说话。如胡适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受此影响，舒新城也极为重视实证。他指出：“我们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虽也如治他种历史一样，有‘求因’、‘明变’的两大目的，然而我们更有超于其他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从六十年来的事实中求出教育上民治的趋势与民众的意识之实证来，以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的借镜。” [1 ]这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即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着眼于现实的教育问题，由此探究新教育失败之成因，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对60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概貌的系统梳理和反思，和对中国教育史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舒新城逐步形成了其自成体系的教育史观。
1. 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他认为：“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史，完全为中西文化杂糅过渡期之教育记载。” [13 ]清末兴学完全是迫于外患、救亡图存的仓皇之举，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系统计划的情况下对西洋教育崇拜模仿和盲目移植照抄，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性和社会背景。在他看来，教育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其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当时的中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教育正是以这种小农制社会为基础，而引进的新教育则是西洋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欧美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如果对其“优点如何，功效如何，其所需要之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又如何”均贸然不察，即全盘照搬，必会致“遂至橘逾淮而变为枳”。所以，舒新城总结说：“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之建国，也可以用之亡国……讲教育的人只在教育本身上用工夫而不注意于教育材料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也不注意于实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结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损材料而已。” [1 ]教育制度的实施必须与诸种社会因素相结合，而不能“独立而行”！
2. 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总结
正是以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为指导，舒新城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教育史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史料的分类和收集。他认为教育史料大致可以归结为3类：文字记录、实物记录和誊旧回忆。文字记录有正史、公牍、规章、报刊、著作、文艺；实物记录有建筑物、纪念物（如纪念铜像）、图片模型、先民遗迹；誊旧回忆有事件、运动等发起人、亲历人的回忆。他提出，近代教育史料的搜集困难重重，搜集史料应着重注意6点：即“立定目的”、“注意各种史实的背景”、“求平衡”、“求旁证”、“求正确”、“有科学的态度” [1 ]。可见，他十分强调资料搜集的全面、系统和客观性。他说：“本此六点以搜集史料，则偏私臆造之弊当可减至最小限度。” [1 ]
其次，强调教育史资料的论列。舒新城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他更为强调史料的论列。他说：“史料只是一些可以供建筑用的材料，欲为史的建筑，必须另加一番绳墨工作……史实之论列其重要更甚于史料之搜集，盖非此将前功尽弃也。” [1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种编纂范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者相较，他更为倾向于纪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更能予读者以系统观念”。
综上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舒新城毅然转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在研究中，他努力将教育实践与其理论相结合，极力搜集、整理近代教育史料，撰写并出版了多部标志性教育史论著，开辟了教育史专题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力图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总结和反思中国近代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寻求中国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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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新城.狂顾录[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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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阿部洋.舒新城的中国教育近代化论――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4）：33.
[7]舒新城.教育指南[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8]张瑞，金一鸣.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10]唐兴年.舒新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1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1.内忧。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压在人民肩头的三座大山，时刻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封建小农经济是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2.外患。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领土瓜分、经济掠夺，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战役，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
二、民国时期的内忧外患
1.内忧。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阀为了割据瓜分国内领土，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大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和多数政党，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2. 外患。19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列强经济、政治、文化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材料需求更加旺盛，使得中华民族劳苦大众重新陷入困境中。
三、史学研究的目的
1.明智。历史总是给人无限启示，从史学中我们可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启迪智慧，给当下面临的事情一些启示，更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像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曾说的：要经世致用。
2.警示世人。历史总是时刻在提醒人们，要避免悲剧重演，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3.为政治服务。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多用于政治目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一代史学名家，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主要用于从事革命事业，建立政党，争取舆论支持，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民国时期名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概览。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其后涌现出无数名人名家。涵盖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全过程。期间，产生了徐光启、利玛窦、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外名人名家，产生了包括公文档案、野史笔记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历史文献。
2.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的发表渠道。
近代中国，中国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出现了《文汇报》、《申报》、《国闻报》、《强学报》等报纸，涌现出近代一批著名的报人。其中，报纸、电报是人们的史学研究主要发表渠道。研究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一定拘泥于当时的历史文献，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借助网络，不仅可以查询到当时中国国内的历史文献，也可以借助当时国外的历史文献，对当时国内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3.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著作概览。
要想對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学习研读历史文献只是其中一小步，其次，要深入了解当时作家的写作背景、写作环境、作家自身的背景等客观因素。在当下的研究中，我们要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指导，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现状，但同时，不能固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完全相信前人的判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观见解。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股清流。他抛弃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当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愚昧、无能，他认真分析每一次中国面临的战争，从战胜的成败中总结原因，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有机融为了一体，别出心裁的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在重回世界中心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李鼎声撰写的《中国近代化史》，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官商勾结抢占中国市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描述，同时也充分描述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原因，对当代历史的发展提出警示、借鉴，语言幽默风趣，内容完整充实、富有感染力，值得一看。
五、结语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对外来列强的侵略消极应对，内忧外患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多学者报人纷纷投身史学研究，以期为国人提供一些方法上的借鉴与历史上的教训。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学家。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寻求历史演变的真相，学潮、思潮不断涌现，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贡献了无尽力量，激励了当时年轻一代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康妮. 从中国摄影镜头管窥民国思潮变迁（1912-1931）[D].东北财经大学，2016.
[2]陈一丁. 课程理论与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D].扬州大学，2014.
关键词：思想史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371-01
思想史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悠久的史学发展史上，思想史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料以及独特的理论方法，但思想史的概念却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外来词，30年代中期冠以思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1935年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思想史才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拘牵而成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到90年代，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些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
例如：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注释：
（1）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2）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 福建人民出版社
（3）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文革”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论文，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
例如：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总体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注释：
（1）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2）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 福建人民出版社
（3）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摘 要： 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 近代 乡村经济 乡村金融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三、思考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独到见解
该书在考察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问题的同时，还对民间借贷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如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而言，该书指出，有关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应从新的视角出发，如民俗、民间信仰、宗法制度等。研究者还应在发扬过去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结合中国乡村社会实际，既借鉴西方理论，又超越西方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作者指出，研究乡村民间借贷时，应面向整体史，立足专史，把乡村民间借贷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面联系之中进行考察，既要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又要从生活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角度切入，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把握，又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等微观方面研究，进而了解民间借贷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及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实际运用时，应注意运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民间借贷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民间借贷的作用与影响。应超越时段分割而从近代延伸到现当代的“长时段”，使民间借贷变迁的过程不再被人为斩断，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延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见微知著”，真正体现整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和精髓，从而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
三十多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乡村民间借贷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创新无极限，前沿无穷尽，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新资料，利用新理论，采用新手段，革新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继续拓展和深入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通过从1907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20年代始，《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研究的篇幅曰渐增多，几乎每期均有专题研究和问题讨论。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的警告也日见其烈，因而1935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集中刊载着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了。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上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①《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
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主要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对于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认为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高度集中和价格暴长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在30年代，“我国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②
这当然不仅仅是历史传承的问题。虽然历史上的农民也是贫穷的阶层，而且也遭受着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结构性规则引动的升降流动的困扰，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③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
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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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由工业化浪潮引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一方面，是原始村落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华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最重大转折：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
《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动荡中走向危机四伏的窘况，在这一历史性变动中隐含着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对城市化、工业化路径的探寻．也富含着民族国家的建————————
①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第2页，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③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
构、社会结构与和文化结构重构的路向选择等等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成果。《东方杂志》作为具有学术性、现实性和广泛社会性的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其时代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都不容忽视。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许多力求解释原由和探寻解救答案的研究，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根本道路的思考。我们固然不能以简单的成败论英雄，但在各种应对危机方案的成败之间，我们无疑会体察到包含着超越个体、超越时限的普遍性认知理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深刻的研究对象。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①。因此，在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等，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
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作为历史研究，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模式的时代特征及其意义，不充分揭示和认识这些模式，就无法理解真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与思想，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超越这些模式：他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此，他获得了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的内在比较的深层认识的条件。这也是我们研究近代乡村史的必要视角。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作者简介] 王先明(1957—)，男，山西屯留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① 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然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
味。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尤其是当求雨唱戏(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影响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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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人文明，则非剪辫不可。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 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巳淡漠了。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不缠足和剪辫其实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运作的意义，不缠足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民间突破口，而大规模的剪辫运动，则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为扩大群众基础，“强迫入伙”的一种举措(在人们印象中，辫子一直是否忠于朝廷的一种标志，尽管革命爆发后出于权益之计，清政府已经宣布剪辫自由，但老百姓和造反者却大多不知道)。正因为如此，辛亥期间先进分子更多在意强迫剪辫，而戊戌期间则着意不缠足。由于这种政治运作的印记，使得这种风俗变革带有很强的功利和强迫色彩，未免与先进分子所效法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多有扦格(辛亥期间，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曾对强迫剪辫有过抗议)。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内容，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问题。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
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现代，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农村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作者简介] 张鸣(1957—)，男，浙江上虞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等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沦为流民无产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
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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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分析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 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人祸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法律框架之内。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见刘平：《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载《文史哲》2004年第2期，第68页）。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在中国历史中。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狭义而言，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
“平”“团”“调”“柳"八小门：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三是土匪强盗。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
四是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民间结社是指人们因某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民间秘密结社则是因为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镇压，在民间秘密流传的结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秘密结社．是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某种世俗或宗教的原因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它们利用“互助”、“末劫说”等教义纠集民众，反对社会与政府，因而受到排斥、取缔和打击，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价值取向也极为复杂。由于秘密社会中的骨干成员都是身无恒业、四处闯荡的游民游勇(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怀有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常常在社会危机时期起事、叛乱，形成强大的反抗政府的力量。按照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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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党以天地会为代表。天地会是清代前中期民间兄弟结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乾隆末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其后，清朝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秘密宗教(即“秘密教门”)以元末出现的白莲教为代表。明中叶以后，以罗教的出现为标志，秘密教门迅速繁衍(当局不明就里，往往一概称为“白莲教”)，他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杂糅和曲解儒释道三教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十分活跃，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龙华教、在理教、先天道、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金丹教等，名目达三四百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小农阶级总是担心朝不保夕，天灾人祸随时会落到头上，所以，秘密教门便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修福来世为诱饵，广收门徒。
在一般情况下，教门首领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功德费”、“线路钱”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传教收徒敛钱就成为部
分衣食无着的贫穷农民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寄生方式，传教敛钱是他们传教的动力。对此，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王引之分析道：“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以邀其人教也，则己之钱人于人之手，其人人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人于己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
从敛钱聚众到聚众谋反，仅一步之遥。秘密教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乩、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教首们用上述手段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蛛网式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徒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叛乱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确实，清中叶以前，许多大小不等的起事、起义都与秘密教门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清中叶以后，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大部分是由秘密社会尤其是会党发动的。秘密社会的成员与主流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边缘地位、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以往，学者们着重于梳理秘密社会源流(纵向)，今后，有必要与乡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着力探索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三 “乡村边缘群体”与社会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的理想境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一旦进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期，边缘群体大量产生，社会危机与变迁就难以避免了。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边缘群体永远是社会变化尤其是灾难中最容易受伤害、也最容易制造动乱的人群，他们的大量产生，与社会变迁有极大的关系。社会学理论认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主流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乡村边缘群体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属此类，他们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尤有甚者，为种种秘密社会，他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乡村边缘群体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卖身、乞讨、迷信、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耍蛮使横，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杀人越货，竖旗起事，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秘密社会乃是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主流社会尤其是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宋代的王质在其《论镇盗疏》中分析道：“盗贼之所出者有三，一日饥民，二日愚民，三日奸民。饥民求生，愚民求福，奸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终，则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饥民，不可返者愚民、奸民也。何者?饥民之为盗，非有所大欲也，无可生之计，是以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尝不好生恶死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无厌。求之于佛者而以为未足，又转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则是食菜事魔者，盖生于愚民求福之无厌也，奸民之求利也无已。……求福之无厌、求利之无已，是心易入而难出，易聚而难散。”明清时期，在许多乡村地区，巫婆、神汉十分活跃，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事象往往为人们熟知并信奉。秘密社会中的许多教首会首、骨干大多通晓此类法术，或者本身就是巫师出身，他们借沟通人神之术，代天言事，以乡村边缘群体为基础，引人入教人会，引人造反，“愚夫愚妇”，往往翕然信从。
乡村边缘群体的大量出现，实为社会危机的显现，这时，主流群体也容易边缘化，或曰异化，预示着旧的秩序即将打破。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华北乡村问题时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进入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借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
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事实上，政权的“内卷化”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卷化”的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一方面，乡村边缘群体参与“内卷”，使正常秩序异化；另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况是“离心”。乡村边缘群体往往领导和参与各种反抗斗争，在行动中体现出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不但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而且在“民变”之后，许多人因官府追拿，往往被迫遁入山林湖泽为匪，如江淮盐枭、东北马贼、陕洛刀客、云贵川的棒客、闽浙两广的土匪与海盗，都与这些“民变”有密切关系(参见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封建政府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的反抗与乡村边缘群体的反抗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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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20年代，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文中写道：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这话不无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中国经济史表明，大凡农业发展，近代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政权就巩固，社会就稳定；反之，国民经济就徘徊不前，政权就会动摇，社会就动荡不宁。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中，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都与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色是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钥匙解开了中国农村这一社会经济之谜，建立
农村根据地、领导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理论也是始于农村改革。“三个代表”思想要求研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代表之。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化，就必须认真研究作为四化重要内容和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借鉴；要实现经济学理论创新，也必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对于这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现有的国内外论著大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一方面，有的讨论农业结构问题，有的讨论农村商————————
品经济与市场问题。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中我们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较深入、系统研究，并将其与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做整体考察。但言犹未尽，一是未深入研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本书论述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虽涉及到这一问题，但未予深究；二是未深入研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本人参加的财政部主编的《中国农民负担史》(4卷，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年出齐)，虽然“着重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总结处理(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但该书主要是从财政税收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农业现代化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而《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书，则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未涉及此问题。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或片面夸大农产品商品化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近代农民的收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或只强调其消极作用，提出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化”等概念。国内、特别是国外学者多不涉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如约翰劳斯·卜凯就曾明确表示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考虑未来所谓土地问题”。但这些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国家和市场又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两个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
1．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乃至主要标志。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把从习俗和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进看成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和“规律”。①农民自古即与市场发生关系，且日益密切，一般情况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但如希克斯所说，也“有例外”，即在特殊情况下，如中国近代，由于农民受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剥削，中国农村市场化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未惠及广大农民。近代世界市场的发展造就了一小批富国和一大批穷国，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化的进展，使一小部分农民发财致富，而大部分相对贫困。中外经济史表明，市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它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中国农民如何趋利避害，抓住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所带来的有利时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增加收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使自己富裕起来，以迎接来自世界的挑战，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2．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道格拉斯·C·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②国家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党中央在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实行轻徭薄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否则，“农民的积极
性势必受到严重损害，农业这个基础就有动摇的危险，不仅会影响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而且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这是从实际出发而又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英明决策。中国历史表明，大抵在一个王朝初期，吸收前期向农民过度征收税赋而引起农民起义、导致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从而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而到中后期，又多实行横征暴敛政策，从而使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以至于农民起义，再次推翻当权者。轻徭薄赋、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横征暴敛、生产衰落、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恶化、农民战争爆发、政权被推翻……中国历史上这种循环往复的现象说明，国家向农民征收要适度，农民负担要合理，否则，是很危险的。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上，而且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占其收入的百分之几算是“轻徭薄赋”，合理负担呢?“度”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关键词：中国现代史纲要；课程；专学式教学法；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教育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中的一门新课程。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但从性质来讲属于全国大学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门课的基本教学要求可以概括为：把握“两个了解”，深刻领会“三个选择”。其主要教学目的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学生明白“两个了解”，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同时使学生认识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坚定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以便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信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行专题式教学法的缘由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并不是对中国革命史的简述与增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单凭以前的教学方式是不够的，因而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教学科研要求：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大力推进本课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以教学带动学科建设。这门新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就是学时与内容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学时少，内容多，跨度大。在讲授时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即使讲的很全面，但也只是蜻蜒点水似的传授，这样根本不能够完成大纲要求和既定的教学目标。
基于上述问题，积极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势在必行。而探索的前提，首先要坚持以开拓创新为动力，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丰富这门课教学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载体，积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例如在课堂上播放一些相关历史影视文献及图片资料，以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其次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中总结出学生想要从这门课中获得什么信息，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最后，本课是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许多理论问题只有结合实践才能更好地理解，所以，应当增加一些社会实践教学环节，使改革中出现的新知识、新情况、新信息，更新到老师和学生的头脑中，学生就不再感到空洞无物，老师讲起来也生动形象，增强了说服力。
知识的建构，意识的教育，理论的铭刻，必须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对待教学大纲及教材与实际课堂教学的关系上，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十分必要的。它的内容与大纲既是老师授课时的依据，也是同学们对于这门课所遵循的基本方向。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又不能完全依赖大纲和教材。如果完全照搬教学大纲和教材所规定的教学内容，既不一定会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且也仅仅是对知识的概括性讲解，并不深入，与中学的历史课也就大同小异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有所选择和侧重。现在面临既不能随意大量删减或压缩教学内容，也不能增加课时的情况之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专题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可以很好的权衡这些问题与现状。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行专题式教学法的设计框架构想
专题式教学，就是不以教科书上的条条为宗旨，而以教观点、教方法为己任，每个专题都有其相应的教学目标及解决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专题教学是“精髓”教学，是“少而精”的教学。专题式教学由于可突破课本的原有结构和字词句，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这就为教师紧密联系实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些实际问题可有机地溶入相应的专题中解决，有些较普遍和较突出的问题，还可单列专题讲述。专题式教学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本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突出本课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区别与衔接。因此，专题的选择不能太偏太窄，所涵盖的内容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教学广度和深度是由教师控制的。对课本知识作了必要补充和深化处理后，教学的广度和深度自然会提高，但这种广度和深度往往是解决问题的需要，也是调动学生思维积极性、提高教学吸引力的需要，只要不将此广度和深度作为对学生进行考查的依据，就不能说超出了大纲的要求。所用的的专题既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发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又要符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思想。
对此设定了14个专题，分别为：第一讲，回忆与思考――中国历史纵横谈；第二讲，苦难的历程――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第三讲，列强的暴行――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危害；第四讲，睡狮的觉醒――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五讲，帝制的覆灭――辛亥革命的功绩；第六讲，碰撞中的升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第七讲，开天辟地大事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八讲，星火燎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第九讲，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的胜利；第十讲，两种前途的选择――人民共和国的锻造；第十一讲，金光大道――历史和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第十二讲，前进中的曲折――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第十三讲，走进新时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十四讲，全课结束语。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行专题式教学法的具体讲授思路
专题一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介绍、意义以及学术界目前讨论的热点问题和研究动态等方面的讲授，使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帮助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正确总结经验，认识国情，学会全面地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增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其重难点是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
专题二使学生认识到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由于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逐渐衰退，从而正确理解中国近代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起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其重难点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及评价问题。
通过专题三的讲述，说明资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近代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进行反侵略斗争以及反侵略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资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是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其重难点是资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专题四使学生认识到：近代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向西方学习，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倾向。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看其阶级属性，而是应该看其是否是顺应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探索都不能为中国的前途指明出处。其重难点是太平天国革命和运动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专题五使学生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及其如何看待
孙中山交权于袁世凯，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表明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和曲折。中国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进行了反抗和斗争，但是无一能够取得胜利，这就为认识到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打下基础。其重难点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专题六使学生认识到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国际原因：西方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2、国内原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无产阶级成长壮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认识；新文化运动；。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意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重难点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专题七要让学生们知道促进了中共的成立，从而认识中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使学生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她从成立起，就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发的重任。其重难点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专题八使学生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这一理论反映了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其重难点是“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辟。
对专题九要求学生掌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发展权的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进一步认识。其重难点是中共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
专题十讲述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重建家园。中共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是中共领导人民打败了，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其重难点是中共能够打败的原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专题十一使学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共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破坏旧世界，还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重难点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
专题十二讲述我国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由于没有经验，主要是模仿苏联。当苏联国内出现问题后，明确提出以苏为鉴，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晚年的错误毕竟是伟大的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正确地评价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其重难点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犯了那些错误。
(一)对日本社会史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众所周知，社会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史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综合性，是社会整体的历史，包括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狭义的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并立的专史，注重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注重从传统历史学所无视或忽视的领域中挖掘有意义的史实，自下而上地描绘社会的整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一书无疑属于后者。
社会史通常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涉及人口、家庭、宗族、社区、职业、阶层、社团、教派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一书由社会结构、家族制度、妇女问题、劳资关系、户籍制度与人口五个专题组成，对近现代日本社会发展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客观的审视。五个专题各成体系，又有内在联系，拓展了以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对象，不仅将研究聚焦于社会史研究的最小单位――家庭，还将研究扩大到性别集团、社会集团，研究对象包括天皇、华族、武士、家长、长子、家庭主妇、职业女性、商家、雇佣劳动者等。这些研究对象大都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所疏漏，在通史的叙述中也很难得到深入展开和挖掘。作者通过对上述不同个人和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地位高低变化、力量此消彼长的剖析，精细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
(二)对日本近代化问题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
该著是作为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就意味着该著是从社会史介入现代化(近代化)问题的。作者认为，“谈近代化，仅强调工业化和经济近代化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近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近代人格、近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作者就是带着这一鲜明的问题意识着手展开研究和思考的。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与战后民主化改革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两次重大的变革，前者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是一场对日本经济、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重建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后者作为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使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在对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在这两大变革前后，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意识、社会习惯、人际关系，探讨了其对近现代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身份制度、等级制度、家族制度、户籍制度既是推动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因素，也是制约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因素。作者通过对大量史实的研究分析，对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做出了重要阐释：“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悲惨的失败。其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没有同步进行。”她认为，日本尽管在明治维新后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都渐渐实行了近代化，但在社会方面的近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作者这一鲜明的主题意识贯穿于该著作之中，为日本近代化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三)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
作者在研究明治维新时，没有将研究焦点对准一系列富国强兵政治经济变革，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手，将研究目标锁定于幕藩体制下封建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作者认为，明治维新打破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实现了四民平等，赋予人们机遇和机会，创造了社会流动的基本条件。特别是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彻底瓦解，但相当一部分武士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运用原有的特长、知识与教养服务于新社会、乃至成为社会精英，从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这使得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作者同时也指出，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延误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在近现代日本社会中，天皇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明治的国家体制保存了天皇制度，“日本的国民不是近代国家的国民，而是天皇的儿女与子民，没有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这成为导致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日本真正的近代化是经过战后民主改革才逐渐完成的。
作者考察了日本家族制度从前近代到战后的演变历程，认为“家族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幕府统治的支柱，而且是近代以来日本国民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的基本纽结”。作者系统总结了家族制度、家族伦理在日本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肯定了家族制度及家族伦理对日本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日本的家族制度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长期束缚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随着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的观念，借助国家权力不断增强，并逐渐渗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家族国家观。统治阶级运用家族关系的模拟方法，将天皇统治正当化，大力宣传“君臣一家”与强烈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蒙骗和愚弄群众，家族国家观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毒瘤，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告终。
作者历史性地考察了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她认为，在古代社会，日本妇女在经济上享有与男子较为平等的权利，而家制度的成立使日本妇女逐渐被置于无权的地位。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文明开化”的浪潮席卷日本，明治初年由一批知识分子推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强烈冲击了家族制度与男尊女卑的观念。自由民权运动中，男女平等、女性权利得到主张。然而1898年实施的新民法(也称“明治民法”)将男尊女卑的不合理性合法化，造成了妇女在家庭中与其他成员的不平等，体现出日本社会近代化的滞后性。作者充分论述了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理念――良妻贤母主义。认为早期的良妻贤母主义提倡对女子的教育、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具有一定
的进步性，但随着日本走向侵略道路，对妇女的要求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战争体制下，良妻贤母主义逐渐染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成为服务于战争体制的帮凶。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保障了男女平等大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政治生活、教育、就业和家庭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同时，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现象也相当程度存在于当今日本社会，导致日本妇女地位与国际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近代以来劳资关系演变的研究却略显不足。《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充实和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该著将日本近代劳资关系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05年日俄战争，这一阶段劳资之间呈现裸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至1937年战时体制形成之前，是家族主义经营下的雇佣制度；第三阶段从1937年战时体制形成之后至日本战败，是国家权力统制型的劳资关系。在劳资关系的这一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中，以终身雇佣为核心的“日本式经营”逐渐形成，并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间，日本少子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当今日本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日本发展的制约因素。那么，近代以来日本的人口状况及户籍制度是怎样一种状态?历史上日本的人口政策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该著通过翔实的统计数字以及对历史性文献的考察，为读者解答了如上问题，让读者对明治维新和战后日本户籍制度的变化、近代以来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殖民地移民政策、战时人口政策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促使读者对当今少子老龄化现象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四)史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作为史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社会史研究，该著主要采用跨学科以社会为视角认识历史的方法，强调从下向上看历史的立场。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要求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史研究得以深化而富有特色。该著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以独特的视角拓展了史学研究对象和领域，还在于大量占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历史事件有较为客观、准确和全面的观察和描述。作者将那些人们习见的材料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中重新解读，并赋予它们以新的解释，如不仅运用了《明治天皇纪》、《原敬日记》、《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教育时论》等著名史籍，同时还挖掘了不少新鲜史料，如一些近代家族企业的家训、社训等，有些资料尚未以中文的形式面世，因此极具史料价值。作者对这些大量史实进行了有条不紊的翻译、叙述、剪裁、整理，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问题、性别问题、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统计、分析，为日后同一题目的深入研究与相关研究题目的拓展性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回顾；展望
一、清朝统治阶级和列强矛盾的问题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始终存在着两个任务，那就是反帝反封。受一些观点的影响，人们总是把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放在同等地位，将二者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一结果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对抗性被掩盖。将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者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是必然的，然而，这两种抗争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一方面奴役着广大的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极力地压迫封建统治者。作为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进行反抗。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不能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加速了中国变成半殖民的社会。但是一些观点认为清朝封建统治者是中国变成半殖民社会的主要力量，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封建统治者也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对象。
二、中国近代史的本质
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是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等因素决定的。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的本质，对于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在理论和思想观念上达到理性的高度，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和残酷掠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中华民族理所当然要奋起反抗侵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认中华民族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股主流，是中国近代史本质的重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客观地承认，资本主义的侵略也是先进生产方式对中国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冲击。在冲击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文明也传入中国，引起中国社会动荡，对封建社会产生了瓦解和催化作用。
三、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
第一层次，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不少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势力，增强自身抵抗外敌的能力，开始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继而便发动了洋务运动。洋务派虽然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值得学习，但终究还是没能意识到西方的社会制度优越性，所以，洋务派知识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做了表面的改革，还认为没有必要改革当前的政治制度。因此，后来洋务运动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也预示着洋务运动破产了。
第二层次，1895年—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采用政治变革的方式来反对封建统治。洋务运动的惨败和中国在战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启发和刺激了很大一批救亡图存的先进中国人，尤其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社会新力量，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认为，军事和经济的落后不是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其关键在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如果不将传统的封建制度铲除，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那么近代化的实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为了求得生存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最首要的任务。
第三层次，新文化运动兴起的1915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革命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加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取得了近代中国革命以来的重大成果，但由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旧官僚、旧政客篡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对中国而言，仍旧没有找到出路，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务仍旧没能完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激进的新知识分子对之前的戊戌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这两次革命运动的失败作了深刻的检讨，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始了新文化运动。
四、发展态势展望
第一，新的整合性研究成果可期加强。跟前边说到的相关情况密切关联，既然多年来不论是以小见大还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研究，成果有了足量的积累，并且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系统性研究的相对不足，今后整合性研究、总体史方面的切实加强，当在可期望之中。当然，绝不会是过去那种“宏阔”研究的简单回归，而是一个新轮次上的层次提升，会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来展现其新姿。
第二，“潮涌”与“平流”态势仍会延续。这一点，是在应一家报纸之邀写回顾201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文稿的过程中，受到启发的。梳理该年研究情形，因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见知关于抗日战争的成果如同井喷、潮涌，不只是纪念意义上的，真正学术层面上东西也很凸显。另一方面，又因为学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不会轻易改换，坚持不懈地循此推进，虽“各自为战”，但集点成面，百支汇流，这可算“稳态”的“平流”，却也显其自然与阔大。就是呈这么一种“潮涌”与“平流”相辅相成的态势。
第三，不断加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会愈发增添学术活力。学人、学术交流与合作面上的拓广和程度的加深，也会是学术开新的重要助力，能不断推动学术的多元发展。这方面我们联系既往，更可见知前景。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大陆学人之间，大陆学人与港澳台学人之间，以及与世界范围学人之间，其联系和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海外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观点不断传播进来，我们的学术成果也不断输送出去，相互碰撞激荡，交流融合，总体上应该说是非常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一种态势。
五、结语
外国帝國主义是想把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作为统治者，清政府肯定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华民族是要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的，封建主义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有部分是相同的，所以，二者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避免中国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强化近代化的本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淡化人们对革命及其意义的认识，恰恰相反只有在研究学习中正确对待革命与近代化的关系，才能完全了解中国近代史。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式教学活动设计
［作者简介］桂署钦（1964-），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人文与思想道德教育。（广西柳州545006）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0年广西工学院教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1012）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55-02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束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效果受到很大束缚，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因此，不断探索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十分迫切和必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本文试就“纲要”课程研究式教学活动设计作一探讨。
一、“纲要”课应积极倡导研究式教学
目前，全国高校“纲要”课的课堂教学多采用传统的“传递—接受”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教学策略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述向学生“灌输”知识。其优点是教学省时、省力，便于教师对教学环节的掌控。其缺点如下：（1）教学形式刻板。传统的课堂教学完全按照教材章节体系，从头讲到尾，注重系统性，讲究“大而全”。“大而全”的教学形式呆板，容易引起学生厌烦，从而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2）教学方法单一。传统的课堂教学“灌输”的成分太重，“说教”的色彩太浓。这种“灌输有余，启发不足，讲授有余，研讨交流不足”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削弱了学生主体作用，导致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积极性不高，从而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了改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现状，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我们必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革与突破，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强调指出：要切实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教学方式和方法要努力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所谓研究式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中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学生自己调查、收集、鉴别材料，在自主性的学习与探讨基础上以所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强化对所学理论的认识，并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与创新能力”。
二、“纲要”课研究式教学活动设计
（一）“纲要”课堂讲授中的研究式教学活动设计
1.实施模拟授课。（1）指导思想：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素质能力为核心，通过授课的形式让学生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教学过程，全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2）实施模拟授课的步骤：第一步，由任课教师提出学生授课的指导思想和学习目标。第二步，任课教师公布章节授课选题，学生自由组成合作学习小组。第三步，合作小组协作备课，包括确立选题、查阅资料、撰写教案、制作课件、推选代表授课等。第四步，学生代表上台讲课，讲授小组协作完成的授课章节。第五步，任课教师随堂点评学生代表授课情况。（3）实施模拟授课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体验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面对公众的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活跃课堂教学气氛，促进师生交流互动。
实施模拟授课应注意的问题。首先，关于选题设计；选题设计时要均衡分布；其次，注意跟踪指导；最后，重视课堂点评。
2.开展专题研讨。专题研讨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己研究、课堂交流、教师点评等环节，掌握专题知识，实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1）专题研讨教学活动设计目的：针对目前大学生对“纲要”课冷漠、厌倦的情绪和现状，探讨并解决“纲要”课“教师上课难”“学生上课烦”的窘境与出路，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大学生探究学习“纲要”课的兴趣和积极性。（2）专题研讨的主要形式：一是教师在教学中就某一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学生针对提问阅读教材，开展讨论，然后由教师作总结，归纳评述学生的观点。二是由教师布置某一论题，学生在课下做好准备，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学生上讲台进行陈述，并现场回答其他同学的提问，最后由教师作总结评述。三是教师事先布置一个讨论题，课后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小组就某一题目展开讨论，达成一致的共识，然后每一小组再选派一名学生代表上讲台陈述本小组讨论的观点，最后由教师作归纳总结。（3）专题研讨的类型：一是分析型问题。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入侵究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二是综合型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近代史上中国各个阶级阶层为救亡图存所作的努力？三是比较型问题。比如，明治维新成功与失败比较研究。四是归纳型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五是评价型问题。比如，评价孙中山、评价等等。（4）专题讨论应注意的问题：其一，要注意因材施教。教师在采用研究式教学模式时，特别是在设置问题的环节中一定要根据教学对象知识背景和特点来设置问题。其二，要注意引导。在研讨问题的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第三，要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的研讨环境。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由探究活动，鼓励每位学生积极参与发言。
（二）“纲要”课课外活动中的研究式教学活动设计
1.举行专题演讲。“纲要”课专题演讲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熟悉并容易发挥的专题为中心，通过演讲准备、课堂演讲、教师点评等环节，实现教学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1）专题演讲教学活动设计目的：通过专题演讲，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探究学习“纲要”课的积极性、主动性，锻炼学生胆量，增强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2）专题演讲实施环节与步骤：第一步，确定演讲主题。第二步，演讲准备。演讲准备包括；教师帮助学生吃透领会专题演讲主旨；教师指点演讲的要求和技巧；学生收集相关材料，撰写演讲稿等。第三步，课堂演讲。演讲准备充分后，学生以班为单位推荐学生代表，由其代表班组轮流上讲台进行激情洋溢的演讲。第四步，教师点评。学生演讲完毕后，教师应该及时进行总评，既要肯定其优点，又要指出其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是进行演讲活动的重要环节。（3）开展专题演讲应注意的问题：第一，要重视演讲前的准备工作。第二，要设计好演讲主题。演讲主题必须突出问题意识，思路清晰，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教育意义。第三，要重视评价，建立系统的考核机制。在专题演讲活动中，要成立由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委”，评出优秀演讲者，给予奖励。
2.组织专题辩论。专题辩论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某一专题为中心通过辩前准备、课下辩论、总结评价等环节展开教学活动，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1）专题辩论教学活动设计目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结合社会热点和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可辩性辩题，组织学生分组开展辩论，使学生在对问题的辩论中明辨是非、升华思想；培养素质，提升能力；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2）专题辩论的实施：第一步，辩题的设计与选取。辩题是辩论的前提，教师必须根据教学内容为学生设计和选取最佳辩题。第二步，辩前准备。第三步，课下辩论。任课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到教室采用班组之间生生相互提问，相互辩解的方式开展辩论，在相互的交锋与碰撞中完成专题辩论。第四步，教师总结评价。辩论结束后，教师应作辩赛总结。（3）专题辩论中的注意事项：首先，辩题的设计与选取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因此，辩题的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评委问题。公开辩论课可请本教研室其他任课教师做评委。若是一般辩论课可请学生做评委即可。最后，过程掌控问题。当辩赛时间出现停顿，辩赛过程出现走样，教师可灵活处理。（4）专题辩论的教学效果：第一，有利于增强“纲要”课的教学实效性。第二，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第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3.开展社会实践。（1）社会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的目的。重视和加强“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活动，不仅要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还要有利于培养学生从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能力，既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又能增强其团队精神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2）社会实践选题的原则。社会实践选题设计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坚持其政治导向性，充分体现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3）社会实践基地的选择。选择恰当的实践基地，是实施“纲要”课程社会实践的重要保证。自近代以来，广西涌现出了一大批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仁人志士。同时，广西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片热土，其红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我们在进行“纲要”课程教学与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提供了便利的条件。（4）社会实践形式。一是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革命旧址和遗址、革命纪念馆、革命先烈故居等；二是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如改革开放与我的家乡变化）等。（5）社会实践考核方式。考核是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公正公平的考核方式能更加激发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热情，进而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培养素质，以增强教学实效性。
三、结语
教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良好的教学效果与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纲要”课程的研究式教学模式创新，突破了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研究式教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要求教师把握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学生的特点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创造性地组织教学活动。在课堂内外的研究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从居高临下的传授者变成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研究式的教学要求教师必须是复合型的教育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且还要提高教学技艺。在研究式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积极耐心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改变学习心理和学习习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积极的思维习惯和探究问题的意识。总之，研究式教学模式的运用与实践，能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积极性，保证学生“主体”地位的实现，培养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最大化地提高“纲要”课的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宣传教育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龙国存，吴荣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探讨［J］.福建高教研究，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