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24:40
一、建构主义——一种分析范式
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认知和学习的理论。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是指一种师生双方基于平等地位的辩论式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职责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通过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获得知识，教师只是新知识和新认识的“助产士”。)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一般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思想起源。纳尔逊·古德曼第一次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概念。[1]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理论分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认知心理学、国际关系学、公共外交、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
建构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基本信条：第一是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地接受获得;另一条是认知主体带有自身的利益和判断，“价值无涉”原则不适用于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根据建构主体的不同，建构主义可以分为个体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认知行为为认知个体单独建构;后者则强调认识活动的社会性，强调认识的形成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互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同文化历史相联系，同文化价值观相互通融，人们是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圈定的范围内进行认识活动的。[2]建构主义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和一套新的认识工具。尤其在侧重于分析认识的形成和“涉人”的社会现象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3]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公众作为“社会人”在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形成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主义分析。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4]作为传递政治信息，达成政治共识的一种社会行为，政治传播渗透着人的价值追求和判断，是一种典型的“涉人”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人物通常通过组织或加入政党、参加选举，从而获取影响政治进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因此，政治人物与社会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拥有政治权力。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政治人物形成的综合印象和评价，是社会公众对经过多渠道直接和间接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言谈举止、服饰发型、精神风貌、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建构起来的整体印象。
个人对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个人及组织对良好声望和威望的追求就是对其良好形象的追求。[5]政治人物推动政治进程，进行社会管理除了需要其自身权力带来的强制力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声望和较高的威望带来的感召力。强大的感召力是政治人物行使权力的润滑剂，能够有效降低权力运行的阻力和成本。因此可以说，政治人物的良好形象是政治人物在政治传播中的一种坚实有力的“软力量”。
虽然在媒介化社会，政治人物形象呈现于报纸、电视以及网络等各种媒介平台的声音和影像之中，使受众有着所听所见即为真实的强烈错觉，但是，一直以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公众内心积淀形成的对政治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影响公众政治情感以及指导政治行为的最大动力。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公众是有能动意识的受众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基础，带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判断。社会公众把从外界接收到的关于政治人物的信息进行解码，结合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形成整体印象和判断，从而建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社会公众获取政治人物信息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或者感知;另一种是间接接触，即通过媒介或人际传播群体等中间介质接收信息，大致包括正式公开渠道获得经验和“小道消息”两种。在认知心理学上这两种途径也叫作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另外，社会建构主义指出认知的建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下，通过跟他人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认知结果是个体与社会中其他人达成的某种共识。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也应符合这一规律。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群体接触的信息源和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对信息的辨识、理解和加工处理方式和能力也不尽一致。所以，大众对政治人物形象的认知结果在不同阶层中会有一定的差别。分属各阶层的社会大众形成的认知结果，只有通过交流、协商后相互妥协达成的最大公约数，才是最具客观性、普遍性和真实性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
四、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要素分析
(一)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客观要素
政治人物的言谈举止、服饰外表以及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构成政治人物的“具象”，是媒体塑造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原材料，也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过程中相对客观的要素。这些客观要素一般经过包装和修饰，体现着政治人物的形象风格和政治风格，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得政治人物形象本身成为政治传播中具有高辨识度的象征和符号。比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发型上保留了前任的风格特点，这种形象设计有助于巧妙地借助前任的威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直接经验
社会公众通过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如政治人物的调研考察活动、新闻会、赈灾慰问等，从政治人物的外貌体态、话语和行为，获得对其最直接、最真实的感知，形成对政治人物的情感体验。
另外，公众对于所置身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对政府服务、政绩效果等政治治理的体验会影响其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印象和评价。这对处于执政地位或往届任期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社会治安问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进步、波动，都会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肯定或是批评和质疑。对大多数社会公众来讲，直接接触政治人物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经验本身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性，也会受各种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由直接经验建构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难免相对片面。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间接经验
1、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关键要素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全面的信息传递系统。公众可以通过媒介获得远离自己直接经验认知范围的认知对象的信息。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通过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公开形象。而这种形象本身就是经过了媒介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传播目的一次建构。因此，社会公众通过传播媒介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间接经验，实际上是由媒介和公众自身双重建构的结果。
首先，媒介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如果说政治人物是客观现实的话，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就是媒介传递的“象征性现实”。大众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时，并不是“有闻必报”，它只能最大限度的接近而非复制客观真实。大众媒介塑造并呈现的政治人物形象也是经过其“把关”之后的产物。这是媒介对传播对象主动建构的结果。媒介伦理是媒介建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价值基础。媒介自由是媒介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表现在媒介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客观公正的价值追求，即媒介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对专业品格的追求。
在媒介环境相对保守的社会，媒介往往趋同于政治人物和执政党的主流意志和价值，侧重于对政治人物的正面报道，着力塑造正面形象。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则比较单一。如果把政治人物的形象分为现实形象和理想形象的话，在保守的传媒环境下，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呈现的更多是政治人物的理想形象，或者是媒介和政治人物所认为的理想形象。而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政治人物形象则会相对全面、真实。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会更趋近于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公众获得的认知结果也会更加趋近于政治人物的现实形象。
其次，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接受外界刺激获得。社会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表现在公众会根据文化背景，主流价值标准和既往经历等主动地寻求、选择信息，对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进行解码，进而获取新的认知和经验。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电视节目，订阅不同的报纸，或者把注意力放在同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公众还会主动寻找能够强化已有认知的信息。例如主动查阅资料，打听小道消息等。
2、公众获得间接经验的另一途径——“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有时也被称作“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八卦”等。这类“未经证实的消息”往往通过非正规、非公开的渠道传播。比如，以前中国的茶馆、酒肆，英国的乡间酒吧等都是传播类似信息的主要场合。在媒介性质趋同的社会环境中，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往往比较单一，“小道消息”更可能与公共媒体传播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存在差异，甚至是颠覆。这些消息因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反而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结语
政治人物形象的研究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相关的概念也比较多。建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也提供了分析、解释问题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抛开社会公众的建构作用研究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无异于自说自话。突出公众作为“人”的特性，强调公众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不代表放弃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社会的现实是，社会公众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不是白纸一般的“空白人”。每个人都带着自身既有的经验基础、文化背景和价值判断。只有正确认识这些现象，才是真正坚持了唯物主义。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从人格塑造入手，依托社会心理机构的专业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施以专业化的心理矫治活动，帮其重塑健康人格，重建守法意识和行为态度，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再犯罪风险，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秩序最好的首善之区做出积极努力。
二、目标任务
以区心理矫治基地—心理医院为主阵地，采取“专兼结合，分类矫治”的方法，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运用心理教育、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行为训练等手段，引导和帮助他们调节不良情绪，克服心理障碍，逐步树立起对人、对事、对己的基本态度，以实现心理结构中知、情、意、行诸要素的协调统一，最终达到自觉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回报社会的目的。
三、主要内容
（一）心理测试。按照集中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街道司法所在矫正对象接收后的一周内，组织其到心理医院进行MMPI量表、SCL—90量表和16PF量表的心理测试，由心理医师根据量表测定结果，作出心理矫治建议。经心理医院系统的治疗后，心理医师要对矫正对象未来再犯罪风险进行测定，以确定其守法心理与良好行为建立的程度。
（二）心理矫治。根据矫正对象心理状况的不同程度，实施分类矫治，对测试中具有明显心理症状和人格障碍的中、重度矫正对象由心理医院负责其心理矫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矫治效果的评估、心理档案的建立等工作，将这一特殊群体置于专业化、系统化的矫治模式中，激发自信，纠正行为，使其人格缺陷得以复健和预防；对测试中心理状况基本正常的轻度社区矫正对象，由街道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承担其心理矫治工作，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宣传教育、说理感化和行为训练等方式对其进行健康心理的引导和塑造，从而达到矫治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三）特色培育。充分发挥心理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抓好特色培养，在拥有高等院校、医院、中介组织等心理优势资源的片区建设心理矫治特色点，通过不同组织机构的介入矫治，进一步探索心理矫治的活动规律和工作机制，形成适合矫正对象特点的心理矫治新模式，推动全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能力培养。要以提高专职队伍实际工作能力为基点，加大对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心理矫治业务的培训力度，邀请心理矫治方面的专家、教授讲授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心理矫治的基本技能，并发挥心理医院、监狱结对医师或干警的作用，建立每月“坐诊”制度，对街道司法所人员进行专业辅导，适时选择具体个案开设心理矫治课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独立做好心理矫治的能力。并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在系统内培养一批取得心理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为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效果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领导。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是贯彻社区矫正“人性化”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改变矫正对象心理和行为、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心理矫治工作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加大物质投入，并结合各自实际，成立心理矫治工作室，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科学运作，使这项基础性、创造性、探索性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
（二）认真组织，确保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有序进行。各街道司法所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矫正对象
的思想动员，打消他们的抵触情绪，增强其对心理矫治的认同感，同时加强与心理医院和矫治对象双方的沟通对接，合理安排时间，有序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治活动，为心理医师得以系统的实施矫治方案提供保障。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
20xx年1月28日，xx市在三个区启动了社区矫治试点的第二阶段。当社区矫治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还很陌生的时候，谨慎而又精明、敏感而又睿智的xx人却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把社区矫治从学者们的寂寞书斋里请到了自己的生活中。近日，记者对xx市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前就社区矫治的有关问题就教于有关专家，以期对社区矫治有最基本的认识。 让我们一起走进xx，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xx。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xx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xx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1936年生人，大学毕业，xx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1995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xx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xx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第2页
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xx市在20xx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xx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xx市是就业的“准入证”。20xx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20xx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20xx年12月16日至20xx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xx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xx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20xx年初，xx市司法局提出：20xx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20xx年8月，xx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20xx年12月，xx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xx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20xx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xx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20xx年1月29日，xx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xx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xx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xx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xx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xx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3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xx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军人出身的xx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一再向记者强调报道要低调。“我们只是在做而已，”他说。“但历史就是做事的人写就的。”记者反驳道。 在结束此次调查的时候，记者只有这样的愿望：愿社区矫治早日从xx走向全国！
[1]
在百度搜索: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
让我们一起走进，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年生人，大学毕业，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市在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市是就业的“准入证”。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年12月16日至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年初，市司法局提出：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年8月，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年12月，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年1月29日，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实现
[作者简介]陈永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学工办教师；陈文灿，广州大学法学院学工办教师，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2－0040―03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乃至整个社会发生的积极独特的作用或影响。”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党创立的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活动的地位、作用以及其存续理由的激烈争论。这一现象说到底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的质疑。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重新获得认同，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失衡”的原因进行认真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的条件。
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失衡的诱因分析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失衡”集中地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起到指导、解惑、规约社会现实的作用，特别在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规范其行为上不能表现出相当的正向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引起某一现象的背后必定包藏着另一现象(即原因)，并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制约事物发展的症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失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示露也必然有其现实原因。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构成的组织活动系统，这些要素问的相互关联，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了特定的功能。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失衡”的分析，应该回到系统内部要素相互关联分析上去，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1．社会现实环境发生新的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正处在两大历史改革的阵痛之中。从社会经济形态看，我国正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从社会技术形态看，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急剧变迁，引起了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动，而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一方面符合我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并存的局面。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有效运转，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极不完善，市场的整合作用还很有限，政府的宏观整合手段还没有配套，造成了看病、住房、教育、就业、人们收入差距和社会差别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新的经济理论正在形成。勤劳俭朴、诚实守信、优质服务、公平竞争、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成为现代经营者必备的道德素养。但也有一些人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他们被利欲冲昏了头脑，见钱眼开、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以权谋利、见义不为、见死不救、不讲公德、人情冷漠，这些不良社会风气还正在继续蔓延。青年学生生长在如此变迁不断、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会感到无所适从，十分迷惘。
2．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出现新的特点
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青年学生的思想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流动加快，信息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青年学生凭借自身较全面的素质频繁地、大量地接受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敏捷。他们对信息很少盲从，大多数有自己对问题的见解，能对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作出较理性的理解，体现了他们批判性思维的增强。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得青年学生在重新认识自然、审视社会的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人生，认识了自我。他们在自由、开放、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不断成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新的思维视角――主体意识。他们不再轻信，注重自我挑战、亲身经历；他们对纯理论灌输越来越缺乏热情，对家长和老师的教育不太接受，对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有极大的兴趣。
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的条件分析
一个系统要发挥它的最大功能，要求其内部要素处于一个最优的配置状态。在如今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根据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状况的变化作出调整。
1．营造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现实展开，是时刻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环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改变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能够极大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和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积极发挥社会这个大环境的作用。首先，要动员“全社会关心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宣传、理论、新闻、文艺、出版等方面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其次，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要对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要依法加强对学校周边的文化、娱乐、商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最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村镇等要主动配合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简言之，就是既要注重大环境的营造，努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积极向上的精神环境、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以及和谐融洽的人际环境，以良好的“大气候”熏陶教育对象；又要努力营造小环境，注重发挥学校、邻里、社区等微观环境的作用，使之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共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2．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与社会现实有效结合，正确反映和回答现实的问题以满足主体的内在需要
任何价值教育的有效性都与满足主体的需要有关。青年学生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思想出现了困惑和混乱，热切期望思想政治教育对此作出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借此消除疑惑。但是在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总体上来说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际结合不紧，更进一步说，与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或者虽然去结合，但结合得不准确、不到位、不科学，没有说服力和现实力量，内容的滞后，使思想政治教育苍白无力，枯燥乏味，难以拨动青年学生的心弦，没有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因而其教育的效果可
想而知。
要提高教育的效果，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有效发挥，对于教育内容来说，就是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满足主体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又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的发展，积极面对和努力回答时展及社会现实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很好地贯彻落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走进青年学生的思想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问题。要围绕他们的学习、成长、健康、生活、交友、恋爱、求职、就业等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展开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让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更切合实际，把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和现实起点。因此，内容的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的第一步。
3．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必须适应教育对象的新的特点和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系统内部展开来看，实际上是在系统内展示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间建立的对峙关系，这种对峙关系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将教育者一方和教育对象一方看作教育系统内两个基本要素的话，那么，这种互动关系要在系统整体上产生教育本来要求的实效性，必然地要求这两者之间形成最佳匹配。教育对象批判性思维和主体意识增强，直接表现为他们不再满足于教育者对问题的简单和浅层次的说明。所以，如今教育者要成功地对教育对象进行说理教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教育者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这一点，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rn]，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就是说，要使教育对象心悦诚服地认同和接受教育者的说理，前提条件是教育者的理论分析必须深入问题的实质，抓住问题的根本，作出透彻的说明。这要求教育者有充足的理论准备，运用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善于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为思想政治教育所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此外，还要求教育者有超常的人格魅力。如果教育者在人格上为教育对象所认同，就会使教育更具感召力和感染力。但良好的人格形象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树立起来的，教育者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对本职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二是良好的个人思想道德品格修养；三是渊博的学识。教育者只有努力把这三者集于一身，才能对教育对象产生情感的渲染、人格魅力的震撼和知识力量的征服。
4．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必须适应教育对象的新特点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 思想政治信任教育模式 思考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对教育者信任教育意识和技巧的培训,缺乏对教育对象信任意识和信任感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须的信任度不高、信任感缺失。模式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思路,它已经适用于一个实践环境,并且可以适用于其他实践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对各种内容、各种方式、各类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简洁描述与抽象概括”[1]。由于社会转型,人们的情感认知、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发生很大的变化,心态的浮躁、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短期行为模式、功利化价值取向等导致人际信任的某种缺失。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有效开展信任教育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强烈的挑战和冲击,客观现实强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发挥作用和功能,有效开展信任教育,重塑社会信任,增强社会公信力和人际互信。这些都是必须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模式的有效构建来作保障的。
一、以构建信任教育模式为切入点创新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及其实施过程的基本主张,通常表现为人们对有关教育的信念、价值及活动准则的认识。所谓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教育理念,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对信任教育信念、价值及活动准则所持的一种认识。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模式时必须树立以下理念:一是信任教育既要针对社会精英分子,更要考虑所有教育对象;二是信任教育重要的是为社会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具有信任意识、切实履行信任责任的践诺履信的新人,使之成为契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催化剂;三是思想政治信任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的任务,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四是思想政治信任教育不是对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现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深化与提升,是对不重视信任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的否定;五是在构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教育模式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使信任教育模式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又体现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信任教育的自身特色,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综上所述,通过切实构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信任教育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
二、以构建信任教育模式为依托增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
有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继续发挥作用的命脉所在,而可接受性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可接受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被接受的特性”。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关系、道德要求的政治观念、行为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只有通过接受环节才能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观念和内在的道德品质,并外化为自觉的行为。具有高度可接受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言行的效率更高,产生的实际效果更显著。可接受性这一属性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接受主体,即受教育者的接受特性和接受规律相契合的程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态度的转变过程,即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教育者有意识地向受教育者传递经过考虑设计的教育信息,借以影响和改变受教育者的态度或行为的过程。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认同及态度或行为改变的程度越大,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性就越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越好。有鉴于此,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强化信任教育,通过信任教育模式的有效构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教育模式的有效构建,可以从提高教育者的可信度的角度来提高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担负着发送教育、引起受教育者心灵的震动、使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重任。教育者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业务素质、道德修养、责任心、教育态度、人格魅力,以及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感召力、亲和力都会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教育本身的信任度,影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以整个身心进行的,教育者对自己所传递信息内容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道德规范、规章制度的躬身践行,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倾注与奉献,对生活的乐观积极,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都将对受教育者产生强烈的人格感召力,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教育模式的有效构建实现有针对性地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以提高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在充分信任教育对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受教育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态度倾向组织和传递教育信息。在世界一体化潮流的影响下,受教育者的态度、价值观念也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现象;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又使受教育者非常容易获取支持自身立场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构建信任教育模式增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人际互信,就可以消除受教育者可能产生的教育者有意隐瞒信息、不公平不诚恳等负面看法,尽可能避免会降低教育者及其传递的教育信息的可信度的现象发生,从而增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
三、以构建信任教育模式为突破口增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发挥实效,不仅是事关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的重大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取得好的效果涉及很多因素,比如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手段、教育环境、教育过程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生成条件和实现途径是什么。可以这样说,在社会转型期这个大的教育环境下,思想政治信任教育模式的有效构建正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至关重要的生成条件和实现途径。这是因为,价值中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教育或信仰教育,而不仅仅是知识教育。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对信仰认同的重要性有明确阐述:“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信仰认同的形成和传播,对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重塑人际信任和社会公信,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共同的社会信仰。
信任对于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人的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信任,信任是保证人的身心健康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格、教学教育活动、观点和做法等没有丝毫信任的话,就无法形成最基本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如果他怀疑一切,例如成天担心教室上的天花板随时都会掉下来,所走的路随时都将塌陷,周边的人随时都会攻击他等,在由这种不信任所生成的没有安全保障的环境里,他便无法生活。在这一点上,信任就如空气、水和食品一样重要,离开了信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将生活在高度的焦虑之中,就会加重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就无法成为健康的人。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健康而美好的关系。只有基于人际互信,才能实现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构建信任教育模式是增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突破口。
四、基于信任的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新模式
基于信任的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采用以下模式:
1.放心托付模式。
信任是对被信任对象的放心托付,这不仅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信任来源,而且是检验信任者对人所具有的爱心与诚意,还是检验被信任者是否诚实可靠的重要方式。“敢于托付”与“委以重任”的教育策略有同样的有效性,两者都隐含着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所具有的信心,都能够实现“自我应验”的期望效应。不过与后者不同,前者所针对的对象是全体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不是局限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且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发展中的多种可能性、以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一定的了解而又无法完全把握为基础的。客观地说,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了解不可能是彻底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处在随时变化中的人,此时此刻的了解不等于对其未来状况的了解。信任面向未来,通过“欠充分的归纳”得出的对未来的信心,“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全知意味着确定性,它不再需要信任;无知则无法建立信任。全知与无知是产生信任的条件,信任则启动了生存所需要的行动与合作”。
2.承诺兑现模式。
信任是承诺的兑现,也意味着言与行可能的分离。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教育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做出承诺并在行动中加以兑现,这是非常具体的。例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爱父母,首先要求其把爱父母的行动以语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给思想政治教育者备案,以作为自身爱父母的依据,然后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父母那里获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表现受父母的行为的“证据”,如果这两者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就是值得信任的,而且他对父母的爱也是切实的。“敢于承诺”的策略要求用协议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它与行为矫正中的“行为协议法”的思想是一致的。
3.责任承担模式。
信任与责任的关系密切,信任他人的人要为自己的托付不当承担责任,而被信任的人则要对自己的承诺所带来的后果负责。但是教育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认为可以把某事托付给某个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去做时,该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虽然做出了可以完成的承诺,但是受自己的能力的不足、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条件的变化的制约,完全有可能无法完成所托付之事。这时,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确实应该为自己无法兑现承诺负责,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也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一个信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应该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身上,何况一味责怪也于事无补,最好的办法还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坦诚以待,让其放下思想包袱,给其以爱的关怀,以及强有力的支持,以免损伤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
4.批评反思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接受的是大量的与不信任有关的信息,如像“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老实人吃亏”的生活训诫,在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有关“上当受骗”、“不守信用”等故事,都使我们不敢付出信任。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信任的话,就无法健康地生活。因此,首先,是对在社会生活中弥散的不信任加以批判,确认信任所具有的价值;其次,是不轻信,不盲信,也就是要对自己准备加以信任的人和事有一定的了解;再次,是敢于“不信任”。“不信任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在与信任相反相成,完成简化功能;还体现在相辅相成,甚至促进信任方面,比如对考试的监督、对工作的检查――严格监督下的考试和严格检查过的工作才更可信”。另外,“敢于批评”还意味着“信任优先”。信任与不信任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两者也是不相对称的,信任往往比不信任更节省精力,更有利于选择后对后续行为的探索,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人更愿意选择信任,这也是轻信比疑心更流行的原因,因为疑心更劳神费力。最后,“敢于批评”还意味善于把不信任转为信任。信任与不信任的转向是不平衡的,从不信任转为信任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从信任转为不信任,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完全可能导致信任的全部损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防备不信任的蔓延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安全。
今天,我们越来越重视诚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当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信任来形成教育关系时,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诚意、关心、负责任等思想道德品质,而且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诚实、自律、负责等道德品质,以此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互动生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信任构建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必将为这个弥漫相互猜忌、相互欺诈、盛行弄虚作假等不信任空气的现实社会带来一剂救世良药,为重建社会公信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注释:
①吕才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结构与结构模式[J].思想教育研究,2005,(4).
参考文献:
[1]郑亦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17,104.
[2]尼克拉斯・卢曼.信任[M].瞿铁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6,50.
第一节发展历程
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它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智识发展史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阶段，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战后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得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古典阶段
古典阶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已经为人们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学者有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柏拉图(Plato,427BC─347BC)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关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屈死的对话如《欧塞弗罗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国家有三种必要的职能：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保护和管理。履行这三种职能的有从事生产的工人、从事保护的军人以及从事管理的统治者。执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适合的职能，国家就能够保持正义。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知识)是对立的，主张科学先于民主，认为应该由爱好智慧、掌握知识的人来担任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并且是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叫做《政治社会学》，因为该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首先，他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样，是群居的，个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村落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极点，是人类共同体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思考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也只有在国家的环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更是政治动物，因为社会合作也需要政治组织，无政府是违反自然的。国家是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社会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其次，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社会分层的政治效应，探讨过政治稳定以及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认为政治不稳定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穷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会发生。法治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富也不穷，如果他们人数足以维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会稳定。
西塞罗(106BC-43BC)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体。混合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真正的贵族是把国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罗的思想大多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时期的神权政治论者，而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1274)则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者。他们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和社会权力结构方面的观点自成一家。认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上帝，宣扬教权至上，主张教权高于君权，君权服从教权。
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等。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个宗教考虑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用直率的语言揭开了社会政治及其理论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向人们展示了裸的社会政治现实，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先河，为后世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应用政治的学者的典型。其次，他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学的先河。认为人是反复无常并且倾向于作恶的，正是权力才能够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坚强的统治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法律约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国家或其统治者完全有理由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第三，他还研究了统治权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理论，拓展了政治权力研究的新领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实际上都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在这些思想家中，对政治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气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次他对政治权力本质的认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认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一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洛克、卢梭等则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统治的基础，认为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契约理论。
十七世纪以后，孔德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他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现象研究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偏离哲学方法，转而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于十九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大潮之下，逐渐放弃哲学方法，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切都大大地促进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这就把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推进到了近代阶段。
二、近代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阶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他们都被后世追认为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作家。
精英理论家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组织都是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人控制的。这些人在各种社会组织中高居要职，在政治组织中也不例外。他们左右着各种社会政策，尤其是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决策，故被称作精英。社会中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精英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语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灵和社会》一书中认为，精英是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可以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统治精英通过强制和受其操纵的公众的同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统治精英根据其品质不同，可以分为狐狸型的精英和狮子型的精英。政治变迁就是两类统治精英的循环替换，一旦一类精英适合于处理某种事件，该精英就会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够通过政治花招来赢得普遍的赞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们因普遍的赞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来维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狮子型精英敢于有组织地使用压制和胁迫，但易于变得过分保守、迟钝，无法取信于民，他们通过以暴力维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过分而下台。历史就是这两类精英之间的交替循环。
莫斯卡(GaetanoMosca,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统治阶级》一书。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两个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一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是少数人，但却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统治权力。他们总会竭力通过一种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专断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只是在位的统治阶级和想掌握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冲突的结果。
米切尔斯(RobertMichels,1876-1936)是身具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渊源的政治社会学家。1911年出版《政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他认为每一种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批保守的统治寡头，他们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原则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的，任何组织都是有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便变成更加保守的力量，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以保证其对社会的统治。总之，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寡头统治的趋势。
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他讨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胁。认为民主就是公民参与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获得这种平等的自由。现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他系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必然面临的威胁如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政治将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体，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大规模的革命将会减少，智力活动将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央集权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平庸的统治。为了对付这些威胁，补救的措施就是发展地方自治，发展地方民主，同时鼓励发展自愿的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其次他还探讨了大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革命爆发并不是暴政最为严厉的时期，而是在暴政转向温和的时期。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论。韦伯把官僚制度当做中性词来看待，他认为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组织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二是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以及负责的下级的表层结构，三是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其次是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威是通过命令使别人服从。他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种类型：建立在信赖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统治；建立在传统信念上的“传统”统治；建立在对领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现代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民共决式的民主制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集中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该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必将分化，或者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会起来进行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包含了革命理论、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政治社会学理论，对后世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
三、战后阶段
政治社会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源流，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当代研究政治的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愿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政治社会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了，它不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普遍承认。各种以政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相继问世，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Bendix)、霍罗威茨(L.Horowitz)、贾瑙维茨(M.Janouitz)，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姆尔。其他对政治社会学贡献或影响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C.Friedrich)、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尔斯、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A.Touraine)、米尔斯(C.W.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H.Arendt)，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M.Oakeshott)，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C.Macpherson)，心理学家弗罗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会学终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提议建立这一委员会的是施穆尔·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诺维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利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罗坎为首任秘书长。在这两位学者的指导和领导下，政治社会学被确立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内的一个分支领域。该委员会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并出版了大量书刊。自1959年斯特雷萨会议以来，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便获得了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麦基弗奖。该书显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里的权威地位。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该书围绕这一中心，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等。该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运动、投票行为、政治系统、新政党的出现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政党体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导出政治行为的问题上，利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所编著的《政党制和投票人联盟：跨国家透视》就汇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该书表明，政治社会学者已不再简单地去研究政党制是否适合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和利益对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过程转换成政党制，政党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论(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日趋“社会学化”，因而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要准确划分，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把他们移植过去；政党和权力本来也一直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博托摩尔这样写道：“要想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论差异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差异多半产生于传统的成见。”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赖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子领域。后来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会学，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要理解政治社会的现象，不能单单研究国家或政府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只是政治系统(或体系)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系统又是一般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必须研究它的社会基础，如社会价值、信仰系统、权力合法性、权威等。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而是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希望政治社会学能够独立发展，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望。不过，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这种愿望似乎还没实现。因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散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相互之间缺少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判定题材取舍的共同标准。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为政，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中一旦出现有助于理解或解决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时，政治社会学界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引进。如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不过，也正是如此，政治社会学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基本框架与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门。下面试列举几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书籍的主要内容，也许从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的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P.deLaubrer)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编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编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编是政治变迁。
美国学者费罗·瓦斯伯恩(PhiloC.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会学：趋向、概念和假设》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包括理论渊源：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贡献，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讨论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三章。第三部分为宏观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体的若干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现代非民主政体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质，以及后记：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中国台湾政治学者马起华在所著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隐形政府（政党与压力集团）、权力、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等问题。
施塔默尔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主、权威主义统治体系、政党和利益团体、议会和政党。本迪克斯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应该包括政区和国家中的选民行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政党、团体、寡头政治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霍洛伟奇认为，政治社会学应研究政治系统、变迁、政策、利益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过程、前工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共舆论、政治参与、选举、政党、压力团体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编辑的《社会与政治：政治社会学读本》罗列了七个方面：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系统、总体社会政治补充、社会与权力、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
台湾学者龙冠海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有三大块：一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赖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斗争的管制，政治社会学因此也考虑到基本宪法问题；不过社会学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与法律的东西，而不大注重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为的社会根据。在当代社会科学当中，政治行为主要指个人对政治的参与，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投票，为什么持有某种政治意见，为什么属于某种政治团体，为什么及如何支持政治运动。三是政治过程的社会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及其互动模式，重点研究利益集团、政党、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或安定政治秩序。
[关键词]视觉重构；时尚行为；受教育主体
在视觉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大学生主动地将自己重构的视觉形象作为视觉符号供人解读，以视觉文本的形态邀约着社会关注。这个过程始自大学生对社会生活参与、摒弃政治话语的渴望和商业利润的背后操纵。视觉形象重构的动因，反映出当代大学生与以往不同的内在认同和外在表达的强烈欲求，从而迫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变化。
一、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及其动因
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是在多维身份转变中建构的：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从社会精英变为普通人、从主人翁变为服务者。如果将当代大学生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视作某种“规训”，那么这种“规训”的实质是借助某些视觉话语形成的各种关系：与商品的关系、与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对社会权力的归属等。同时，大学生并非是愚昧、消极的“规训”对象，而是以日常细节叙事为对象、以自媒介为工具、以城市空间为承载，使用图像符号解构消费者、普通人、服务者的现实形象，进而重构出超现实、去政治化、娱乐化的理想形象或者反理想的形象。动漫角色扮演、摇滚、涂鸦、音视频恶搞、快闪、军训服改造、另类毕业照等现象为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提供了平台。同时，在自媒体技术优势和当下“微”结构以及想象力的作用下，政治话语与娱乐话语的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与经济利润的悄然控制，邀约当代大学生重构其视觉形象。他们主动建构的视觉文本引发父辈、社会、学校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对他们进行社会文化、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群体心理的解读和判断，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编码权的倒置。正是在这种置换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了对自身形象、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群体归属的主体性，对时尚现象及其视觉文本的编码权也随之提升。因此，当代大学生对时尚的追逐，与其说是视觉形象重构，毋宁说是对自我形象的定制。与芝加哥学派的“问题解决”观、“贴标签”论和伯明翰学派的“仪式抵抗”观不同，后亚文化观点对以流行为表征的时尚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后亚文化表述中，产生了亚文化资本、场景、新族群、生活方式等新范畴，以时尚为表征的亚文化成为某一群人消费的对象和表演的内容。在后亚文化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群体与消费品和大众传媒合作，“相互剥削”，各种图像符号成为一种资源，并为他们提供娱乐、消费和表演的实在意义，与政治似乎无关。在这种语境中，时尚表现转变为自恋式表演的符号的消费意义生产场，与商品和媒介共同建构着整体的生活方式，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也因此蕴涵着深刻的动因。
（一）对参与社会生活的渴望
当代大学生对时尚的追逐不是简单的逆反活动或单纯的抵制行为，而是用时尚符号生产着把握外在世界的内在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当代大学生被各种社会力量“规训”为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这使他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产生偏差，时尚行为不过是他们利用视觉符号参与生活、把握外在世界的呐喊。“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通常在符号上是处于中心的”[1]的论断对符号中心性／地位边缘化的二元对立结构做出深刻的概括。对社会地位边缘化的现状，“年轻人创造性地把互联网作为文化参与的一种手段，可以产生各种带有自我建构和自反性色彩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形式。”[2]就在这种呐喊里，各种时尚行为、时尚符号、时尚圈子成为他们主动建构与父辈文化、与社会权力、与商品的民主关系的手段和载体。
（二）对政治话语的漠视
有关“是谁，是什么决定着大众文化”[3]的论争，其核心是政治意识形态与娱乐属性之间的张力：大众文化来自于大众自身还是经济利益考虑？文化商品是商业利润优先，还是民众真正需要的商品？作为大众文化的分支，青年亚文化也面临这样的争论。如果认为充满意识形态的传统建构过程追求政治与娱乐两种话语的统一，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则趋向两种话语的分离，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娱乐化的诉求把政治挤压到了很小的空间里，造成了娱乐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离运作。另一方面，少谈政治的倾向又日益淡化了受众通过大众文化来参与社会公共政治的意愿和冲动。”[4]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建构的正式控制体制和娱乐价值取向的二元对立结构，导致某种内在的张力。在其作用下，去政治化的现实诉求成为大学生把握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与此伴生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极力鼓吹的快乐原则。因此，正式控制体制利用娱乐话语，政治性地建构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的格局被打破，转而呈现出大学生重构自身视觉形象的有趣场景。
（三）经济利润的幕后操纵
在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过程的背后隐藏着商品逻辑，是商品资本引发的、以反主流面目存在的文化消费现象，仍旧遵从商品消费的利益规律。消费品被视作“他物”来建构主体性的体制隐含纵的隐忧。作为商业资本强加给消费者的身份附属物，消费品在充斥经济意识形态的文化幻象中实际上充当着身份建构者的角色。从这个方面说，消费者身份实质上来自于商品交易及其资本利益。将视角投向消费社会，消费成为实现身份认同的基本规律，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拥有者实则是真正的身份建构者。这些现象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那里，正是文化工业的本质功能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因此，身份建构在所谓的“消费社会”充其量就是资本拥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玩弄的象征游戏，身份认同沦丧为消费品营销中的游说创意与劝诱辞令。“消费偶像”取代“生产偶像”这一现象，充分地说明消费品及消费行为对于身份的建构功能。从消费立场分析，身份危机现象或许无法根本解决，更可能以某种循环过程逐渐地得到缓解。在此，视觉形象重构成为身份危机问题的某种缓解方案。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转变
从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的现象及其透射出的社会发展规律分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当前新环境、新形势的挑战。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有着光荣传统。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依据所处环境的转变来丰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即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还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内容。”[5]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其在高校战线的现实化与具体化，因此，党的这一条重要经验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现实环境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这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受到社会环境快速变化的挑战。总体来看，中国是处在改革发展的深水阶段，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明显，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和开放，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趋向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中，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其个体特征和和维权意识不断提升；同时，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入大众教育阶段，学分制改革深入实施，后勤社会化步伐不断加快，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从具体社会形态分析，当代大学生所处的具体环境正经受着国外思潮的猛烈冲击。第一，从文化转向分析，大学生们面对的社会文化已从语言中心建构转向视觉中心建构路径，视觉文化成为当下社会文化的强势形态。在视觉文化的发展趋势中，视觉性成为主因、图像压倒文字、对外观的极度关注、视觉技术的迅猛发展等特征成为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把握物质世界和意识认同的文化主因。第二，从社会关系角度考量，人们正经历着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与传统社会不同，消费社会是围绕着商品和消费行为来组织的。“人役物”向“物役人”的转变，消费主义价值观对生产价值观的取代成为消费社会的基本逻辑。当代大学生受其影响，思想和行为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和拜金主义取向日益明显。第三，从社会的表征来看，实体社会转变为景观社会。景观社会由法国思想家德波提出，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成为形象，形象成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新中介[6]。在这种新社会形态中，人们的主动创造性活动转变为被动的消费行为，视觉产生优先性和至上性，客观社会因此被把握为奇观化的视觉图像。景观社会的论断深刻地指出，时尚及其视觉呈现之于当代大学生社会关系建构的本质，即时尚行为和时尚消费成为他们建立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中介机制。第四，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分析，固化社会向“流动的现代性”社会转化。固定的、惯例的和封闭的传统社会生活让位于快速的人口流动和陌生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现代生活方式。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就将后者所代表的社会称为“液化”社会，并用“流动的现代性”一词来表征当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关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其中一种分化就是家庭与工作场域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人们将自我和认同的建构从家庭移向陌生的公共场所，被剥夺了的社会位置感在消费社会中由商品来填补。商品成为“液化社会”里不可或缺的充满价值、意义和等级区隔的标示物，也成为当代大学生在陌生的学习、工作场域中获取自我认同、社会身份的实现途径。视觉时代、“液化”社会、景观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是宏观社会环境在现实语境中的体现，也标志着传统社会环境向后传统社会的转向。这个转向统一、显性地呈现在新媒体社会形态中。无论是视觉主因，还是流动的现代性与社会分化，抑或是社会生活奇观化、景观化的形成呈现，都在新媒体社会形态中得以整合化、一致化的呈现。新媒体作为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新型媒介，使前述新型社会形态的核心特征整合表现在新媒介的“界面”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现实环境的急速转变，惟有与时俱进、主动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才能解决“理论灌输与现实把握脱节，思想认识与教育观念偏颇，工作模式落后，教育渠道封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地位不对称、话语权不平等，对被教育者的问题往往偏重宏观的政治层面的评判，而忽视心灵的抚慰与实际问题的解决”[7]等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视觉形象重构引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转向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转向
当代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的动因，揭橥出他们要求平等的参与意识和拒绝说教的娱乐式诉求。必须强调的是，商品利益的操纵在大学生形象重构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环境的快速转变也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的更高要求。1.对“事”的注重转向对“人”的关怀。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以任务为本”的重事理念属于典型的任务导向，缺乏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关爱。更重要的是，任务导向使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始终滞留于变动不居的事物发展状态中，往往因为不了解新出现的事物或观念而无法做出有效、及时的应对和处理。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应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对于高校来说，“以人为本”主要体现为“以生为本”，其工作理念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从对繁冗的事物的注重转向关心学生、尊重学生、了解学生、关爱学生。从表象分析，大学生的时尚追逐看似拜金主义、叛逆自为，因而对此贸然采取“规训”式的教化甚至训斥做法，必然加剧他们的对抗情绪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陷入停滞。而从“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出发，深入洞悉大学生视觉重构的动因，获知其参与社会生活、避免边缘化的自我主体性建构渴望，从而在具体工作中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表达契机。同时，参与意指平等、民主，简单粗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不合时宜，选择大学生乐于接受、勇于直面、喜于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是“以生为本”理念的体现。2.“领导”向“服务”原则的转向。同志在讲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时用辩证统一的观点进行了表述：“思想和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8]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功能在同志的论述中得到对立统一，但往往在具体执行中会出现偏差，即领导功能被过度发挥，而服务功能却被弱化或忽视。改革开放以后，领导功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重申，但同时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功能的重要性。领导功能向服务原则的转变，并非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排斥，相反，服务原则的强调是领导功能的强化和保证，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观点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理性升华和灵活运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地位在新的社会形态中面对大学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价值的变化，也应通过服务原则的强调来加以实现。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蕴涵着娱乐话语的追求和去政治化的诉求，这既是过度娱乐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转向的深刻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原则，具体要求工作主体、目标、方式、内容、媒介从单一、静止、滞后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动态、前瞻的服务思维转向；从上下的权威式领导风格向平等民主的服务原则转向；从单纯的管理职能向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服务功能的转向；从单向度的服务于党的领导向既服务于党的领导又服务于大学生成长的转向。3.泛化向综合的转向。思想政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宣传工作，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为基本内容是应有之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工作取代了全方位、跨领域、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内容和强大功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政治化，只见政治“规训”不见思想教育与人文熏陶。这种局面导致政治工作无处不在，但却缺乏深层次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以致效果不佳。在意识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多元化的当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丰富内容与道德伦理、心理辅导、艺术审美、运动竞技、休闲娱乐等领域都能够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思想教育体系，从而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精神力量。“要把政治内容和其他内容结合起来，展现出丰富的内容和视野。”[9]泛化向综合理念的转向，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由“蜻蜓点水”转变为“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表面看来没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实践中实现政治信仰强化和思想意识渗透。把视觉形象重构及其动机纳入综合工作理念来设计，就能发现时尚行为和时尚符号等仍然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只要有效地利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时尚风格，做到“扬弃”，就能将时尚元素充分地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综合体系中发挥其服务功能。综合工作理念的深入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得以深刻理解和深入实施，其外延和内涵也得到极大的扩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转向
1.从硬性指令转向平等协商。大学生将时尚风格作为亚文化资本来实现“为了权力而寻求意义”[10]，其真实目的在于建构自身主体性，获得社会、父辈、舆论的认同和平等对待。究其本质，这种现象是大学生对自身地位和作用被人为边缘化和弱势化的不满和抗争。面对这种诉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调整工作方式，从权威式强硬指令转向平等协商。在以往的做法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或多或少地持有以上对下的等级观念，权威命令式的教育方法导致大学生的内心抵触和行为偏离。大学生在视觉形象重构中体现出来的参与和平等意识，更强调平等协商工作方式，是“以生为本”理念的本质显现。平等协商方式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放弃主客体二分结构，采用“主体间性”观点，即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实现平等对话的机制。平等协商方法的实施，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首先从重说理向情理交融转变。理性主义的偏执理解导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曾一度遭遇学生的抵制，揭示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学生当做平等主体以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教育目的。情感教育，意味着把学生当做有思想、有情感的沟通主体，通过充满人本气息的思想教育触及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同时，平等协商的工作方法要求信息交流从单向灌输转变为互动沟通。作为特殊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单向度的思想宣传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主体性要求日益凸显的今天，灌输式信息传递已使大学生产生厌倦，而体现主体性地位的双向沟通则使他们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之一，工作效果无疑会得到极大的保证。2.从单一问题解决转向综合问题解决。在传统的做法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往往着重于针对单纯的思想问题和政治信念问题，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枯燥、形式单一。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单一问题解决方案忽略了生活领域的影响因素，而诸多思想问题都是由于现实生活问题所引发的。在当代语境中，在“以人为本”工作理念、服务原则的指引下，单一问题解决方法必须转向以实际生活问题为基础的综合问题解决方案。当代大学生在视觉形象重构现象中所揭示的政治话语与娱乐话语间的张力问题，既有宏观层面过度娱乐化的影响，又有微观层面大学生对政治教化的疏远和躲避。微观层面的原因反映出思想政治工作中单一问题解决方法的不足。对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将工作方法转向综合问题解决方案，既重视大学生思想意识领域的困惑，更主张从这些困惑的日常生活细节着手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视觉重构中的主体性问题、平等参与意识和受商品利益的操纵等方面就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着重解决的目标，必然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此，综合问题解决方案涉及两方面的路径：其一，从只强调任务转为任务与生活的融合。过去的工作至上观念将生活置于次要地位，忽略了生活与工作的必然联系而导致效率低下、以偏概全。随着社会环境和心理需求的发展，大学生已形成与“70后”“80”后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综合问题解决方案就要求对大学生的生活诉求进行观照，并从现实生活领域出发寻找思想问题的根源从而根本上加以解决。其二，从运动式工作向日常性工作转变。不可否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集中式、运动式的工作特点，缺乏长效的运作机制，工作效果难以保证。综合问题解决方案的实施，则要求这项工作进入日常生活，渗透至现实生活，以日常式工作方法为主来构建长效常规工作机制。3.从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向以新媒体为主的媒介转变。作为“第二媒介”的介质形式，自媒介通过其技术优势为当代大学生创设了规避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技术空间。在超链接和共享主义中，以互联网络为表征的新媒介去除了传统影视形式所固有的焦点和框架，由使用者自行搜集素材、剪辑加工、点击分享，既是对传统影视霸权的抵抗，也是以去政治化和反商业化的娱乐悸动实现对政治话语和主流文化的反抗。新媒介为当代大学生建构主体性、规避政治话语提供了无以伦比的话语空间和技术载体，传统媒体尽管仍然在思想政治宣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代大学生的媒体接触习惯已与新媒体产生极其紧密的联系。不仅如此，“在政治议程和议题通常只出现在那些面孔严肃的话语空间的同时，娱乐导向的视觉性内容在持续不断地扩张。”[11]政治议题及其空间的紧缩与娱乐话语及其内容的扩张之间呈现出紧张关系，表明前者亟需借用娱乐话语的形式以及部分内容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微信、微博、SNS、论坛、贴吧、QQ群、网页等强调互动性和娱乐性的新兴媒介都能作为高校服务群体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交流的有效介质。在此，利用娱乐话语与新媒体的结合来“政治”地设置思想教育议题、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核心价值观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转向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转向
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当代大学生的地位诉求和平等意识的崛起，迫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发生转向，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必然随之转向。1.从讲单一道理向引领多元思想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侧重理性说服，在封闭的、信息不对称的社会发展阶段里某种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会成为说服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迭，多种新思想、新价值观、新观念纷纷涌入，当代大学生深受其影响。曾经单一的主流思想在外来思潮的冲击下已显势单力薄。对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实内容、丰富思想、开放观念，允许各种不同的正确的观念、价值观、思想意识并存。在视觉重构中，当代大学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视觉文化、消费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其思想和行为发生深刻的多元化转变。仅从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视角分析，势必陷入对/错二元对立结构的认识误区中。适当调整视角，从多元思想并存的开放视域观视，则可以发现对/错之外还存在着中立形态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以时尚风格为表征的视觉形象重构即在此列，因为视觉形象重构现象中同时潜隐着商业资本利益的操望和大学生利用商品、媒介这类符号资源的追求。从单一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思想转向到多种意识、价值观并存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去包容、接纳、引导与其存在差异的多元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意识形态对时尚风格这类中立形态社会现象的引导或“收编”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发展。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化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是简单、一味地排斥或道德审判。转换思路以去伪存真的态度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必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改革提供极其有益的参考。2.从纯粹道理向雅俗道理结合转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给人留下距离较远的直观印象，从教育内容分析是其主体部分多属宏观层面的大道理，如社会与社会组织的至高利益。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体分析，可以概括为纯粹道理，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的现实生活、个人利益或情感追求差异显著。对于正处青春期、对时尚敏感、自我表现欲望强烈、追求个人表达的当代大学生来说，纯粹道理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特性与大学生所追求的“俗”文化人为地对立，甚至在个别场景里出现以“俗”为荣、“雅”为耻的逆淘汰现象。究其实质，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纯粹道理与当代大学生现实需求之间的差异，解决之道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纯粹的道理转向“高雅”内容与“通俗”内容的结合，即“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12]。雅与俗、大与小的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上，就要求着眼于大学生所关注的新鲜事物、所追求的时尚观念、所奉行的价值信念、所践行的行为准则，将其与高校利益、社会利益等集体主义利益结合，并让后者在结合的过程中发挥甄别、引导、抵制的核心功能。大学生视觉形象重构现象中悄然隐匿着资本利益的身影，其真实目的在于创造“虚幻的欲求”，从而生产消费者，其中闪烁着的是资本无尽的逐利欲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变就必须抓住时尚现象中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细节，鼓励、支持他们利用时尚行为去表达内心的真善美，但同时必须深刻地指出其中资本利益的消费者欲求的生产本质，用充满理解、平等相待、亲和贴心的教育内容去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3.从超现实教育向物质追求与精神满足结合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取向是刻意拔高非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受教育主体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往往置于次要位置，由此极其容易造成任务至上等价值导向，而与现实环境中的个人追求产生较大的反差。尤其是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液化”社会等新社会形态中，利益观念、价值观念、集体观念出现消费主义倾向，大学生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已难于实现纯粹的精神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对教育内容做出深刻的调整，将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受教育主体在实现精神追求的同时兼顾其物质利益的合理诉求。值得强调的是，物质追求与精神满足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既不能过于注重物质利益，也不能只强调精神追求，而“要引导人们摆正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关系，摆正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着眼于让人们通过利益追求而得到幸福感”[13]。
作者:严亚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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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职业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学方法；学习力
未来社会对人才资源的竞争，其实质是学习力的竞争。深入理解学习力的内涵，深刻认识思想政治教学对提高职业教育对象学习力的重要意义，对提高职业教育对象的社会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学习力的内涵
什么是学习力?国外有学者释义为“一个人学习动力、毅力、能力、创新力的总和”，是人们获取知识、分享知识、使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是动态衡量一个组织和个人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强弱的真正尺度。学习力就是生产力，就是创造一一切的源动力。每一名职业教育对象都要努力养成不懈追求新知识、不断研究新情况、努力探索解决新问题的好习惯，形成人人学习、自觉学习、团队学习、终身学习、学以致用的好风气，做提高学习力的实践者。学习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快速全面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学习力的首要方面就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在学习上必须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快速地而不是迟缓地感知变化的环境，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掌握最新的科技文化知识，批判地而不是盲目地获取有益于决策的有用信息和知识。
2．符合时展要求更新观念的能力。社会在前进，思想在深化，观念在转变，如果我们用陈旧的过时的观念指导新形势下的各项工作，显然也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不断注入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的“活水”，才会有“清如许”的崭新的生命力。
3．符合实际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支撑一个区域、一个组织综合竞争力的核心。科技需要创新，文化需要创新，体制需要创新，机制需要创新。要善于用新的视角观察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
二、提高社会职业教育对象学习力的重要性
1．提高学习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刚刚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开始的，而我们的目标却是宏伟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超常规的思想，超常规的措施，促进经济、社会等方面全面发展。超常规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创新能力来源于学习、运用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有了强烈的学习愿望，有了持之以恒的学习毅力，又有学习运用知识的本领，就会产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超常规发展。提高学习力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发挥他们的全部智慧和才能的重要手段。若每个人都有了很强的学习力，就能够为发掘个人智力和创造力以及个性和谐的发展，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
2．提高学习力是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客观需要。我国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里的“新”就是创新，这是以学习力支撑的创新。我们只有不断提高学习力，才能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3．提高学习力是提高职业教育对象所在组织整体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提高组织的整体竞争力，就要强化以学习力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它是学习型组织的根基，也是学习型社会中人的基本素质。职业教育对象要努力成为善于学习的典型，善于学习的重点在于提高学习力。
三、思想政治教学对提高社会职业教育对象学习力的关键作用
1．思想政治教学能够把握教育对象学习力的动因。学习力的大小与它的动因有直接关系，动因大，则学习力提高快，反之学习力则提高慢，甚至下降。职业教育对象的学习力有政治动因、经济动因、组织动因等等。职业教育对象应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公正廉洁的政治作风，要达到这些要求，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增强学习力。学习力的政治动因是根本动因，思想政治教育能促使教育对象提高学习力。
2．思想政治教学能够推动教育对象的学习力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社会职业教育对象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才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胜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职业教育对象的学习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学习新知识，运用新知识，才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胜任工作；不学习就会被淘汰；没有学习力，就没有创造力，工作就无法开创新局面，这已成为社会职业教育对象迎接新挑战的共识。在人类迈入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提高学习力对每一个社会职业教育对象来说，已成为生命、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每一个单位组织来说也已成为参与竞争和领先一步的原动力。
3．思想政治教学能够促进教育对象内在潜力的最大发挥。要形成鼓励每个人学习并发展自身潜力的氛围，通过学习大胆开拓、创造性地工作，激发教育对象寻求工作内在的价值，创建重学习、重知识、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为教育对象搭建价值追求和实现的平台，提供创造辉煌的机会和智慧外化的舞台，营造全新的激励机制，并使其创造能量的释放达到最大化和最优化，这是思想政治教学在社会职业教育中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四、创新思想政治教学方法的对策
1．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优势，提高教育对象的政治理论素质
在教学过程中对理论教学内容加以精选，精选应当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并适应社会职业教育对象的社会知识水平的原则来进行，重点要应用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教师应加强对学员思想导向的教育，提高学员明辨是非、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培养学员的竞争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并为学员提供有关市场、经济、公共关系、人际关系、心理调控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具有优良品质、健全人格、创新精神、组织与应变力和竞争力强的社会职业教育对象，使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备应有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2．大力提高社会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自身素质
目前，社会职业教育师资严重缺乏，由于面对的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社会职业教育对象，能够较好开展教学工作的思想政治教师就更加匮乏。政府应重视培养有学识的社会职业教育工作者，为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实际工作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选派一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充实到各级培训机构，充分发挥其理论水平和个人道德魅力。
3．改进社会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学的几种方法
(1)文件筐授课法。模拟现实工作情景为学员提供一系列文件和材料，要求其在规定的条件下对这些文件进行处理，以考察其工作能力和处事风格等。文件筐授课法可以针对不同的公文要求，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训练，目的在于训练学员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和与上级保持一致的精神，使社会职业教育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有的放矢，真正实现与社会实践接轨。
(2)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是测试社会职业教育对象政治素养的一种新方法，它有助于学员较好地发挥其特长，展现其优势，并能在锻炼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无领导小组讨论是评价中心技术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测评技术，其采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对学员进行集体检验。
(3)情景模拟法。情景模拟法是指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和过程，让学员在模拟的情景中表现自己的政治素质。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有利于学员充分展现在特定情境下的政治思想潜质，有利于教师更加深入地了解学员的心态、品质和能力。
(4)差异授课法。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全体学员知识的获得，又要注重学员个体发展的差异，全面细致地观察分折每个学员，善于发现和开发学员潜在的闪光点，给学员创造一个自主的发展空间，让学员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个性优势，使学员形成独立和谐的人格。
(5)讨论演示法。启发学员将学习内容和实际生活中的例子相比较，自己归纳总结出掌握知识的步骤、思路以及特点，使学员印象深刻，对于比较复杂的知识体系能够有实质性的了解，不再是死记硬背。
(6)推演教学法。按照教学步骤，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注重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和关联性，通过由简单到复杂、由理想模式到实用模式的逐步分析，讲练结合，使学生不但理解应知应会的主要原理，而且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和思想。
(7)渗透教学法。在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把学科知识和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政治品格、巩固学员的专业思想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教学有机地渗透到学科教学中。
(8)研讨答辩法。在社会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计划地选定题目，组织学员进行研讨答辩，不拘泥于课堂，将研讨的时问、地点、内容宽泛化，给学员充足的空间交流研讨，以小组的形式形成研讨成果报告，在教师的指导下，对该报告进行修改、再研讨，并形成答辩方案。教师在组织答辩过程中，系统综合考察学员的政治敏感度、分析问题能力、研究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总结学员的优点与弱点，优势与劣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下一步教学计划。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逻辑起点； 现实的人； 思想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G642/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5-0034-04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研究”（09YJA710058）
作者简介：邵献平（1964-），男，浙江兰溪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何丽君（1989-），女，湖北天门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逻辑起点问题是关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根本问题，它对一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的基石，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很有必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进行分析，一是讲逻辑起点的基本含义及其规定性；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综述，分为相关研究成果和简短评述两部分；三是具体叙述笔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的看法。
一、何谓逻辑起点
1.逻辑起点的含义
逻辑起点是指任何事物都有必然的逻辑发展。每门学问，作为科学，必然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的结构。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他反对仅仅是“零碎知识的联系”的做法。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所谓学科逻辑起点，是指该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范畴是指事物本质的概念）。[1]学科的逻辑起点区别于学科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是指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例如，《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从商品出发先推出货币进而一步一步推出资本的。而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指学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2.逻辑起点的规定性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对逻辑起点提出三条规定：第一，逻辑起点与历史上、实践中最初的东西是相符合的，即逻辑起点在时间逻辑序列上具有初始性，在逻辑起点时间前不可能再找到包含对象基本矛盾的事物。第二，逻辑起点揭示了对象的最本质规定，逻辑起点包含着各范畴体系一切矛盾的胚芽，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学科研究对象中所包含基本概念、基本矛盾的逻辑推演和展开都是从逻辑起点发展起来的，也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三，逻辑起点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即逻辑起点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的，它与后续的一切范畴之间没有第三者再作为它们的共同前提或共同条件，它是思维活动的最基本的支点，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深化。
我国学者对逻辑起点应有的规定性也做出了具体探讨，如王洪才教授认为逻辑起点至少应具备四种规定性：第一，基本性或单一性。一门学科中高度抽象化的最基本范畴。第二，公设性或不证自明性。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所代表的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对该概念所指代的东西具有不言而喻的理解或认同而不需要再对该概念加以证明。第三，内涵的广延性。逻辑起点的全部内涵可以指代该门学科研究对象中每一具体事物；第四，自在性。逻辑起点具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来认识它本身。[2]周倩认为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逻辑起点必须是研究对象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第二，逻辑起点必须与历史起点相一致；第三，逻辑起点必须蕴含着整个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3]
无论学者们所称的逻辑起点的规定性有几条，其本质和核心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第一，逻辑起点是标志研究对象的“纯存在”范畴，它是客观存在的。所谓纯存在，就是“直接存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话来解释：“从何开始？‘纯存在’……‘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是开端。‘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不为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商品为其逻辑起点。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纯经济存在”。第二，逻辑起点是整个范畴体系中最简单、最基本、最一般、最抽象、最普遍、最常见的范畴，是构成事物本质的核心因素。正如列宁称《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为“直接的‘存在’”、“细胞”、“胚芽”等。第三，逻辑起点应以“胚芽”的形式内在地包含着本学科研究对象的一切矛盾，从它出发能演绎出一系列的后续概念。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点时，曾从方法论上对它做了这样的概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4]正如列宁所言，“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5]。第四，逻辑起点应该和历史起点相吻合，即它不仅是本学科理论体系的起始概念，也应是本学科历史的起始对象。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6]，“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8]。列宁则进一步阐发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二、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研究综述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雷小丽认为：人的本质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9]刘瑞平认为：只有“现实的人”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这里的“现实的人”应当指“有物质需要的人，有社会需要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10]徐志远认为：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11]赵勇、王金情认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应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就是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12]袁晓妹、王天恩根据对逻辑起点的认识，认为“现实的人”只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起点，而不能成为逻辑起点，人性自由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13]秦在东提出了以社会与思想、教育与精神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14]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研究成果的简短评述
学界专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写了不少文章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论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为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把人的本质概括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社会关系具有阶级性，所以人的本质也具有阶级性。但如果单纯地把人的本质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有失偏颇，因为那会造成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重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轻人的自然性与心理属性，重人的社会价值而轻人的自然价值和心理属性价值问题。因而，这一逻辑起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能很好地统一。[16]
马克思早期由于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曾一度把作为一般的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分别将人的本质概括为“自我意识”、“理性”和“自由”等。在1841年3月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自我意识”为人的本质，强调用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去“征服世界”，“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把个体的精神自由归结于人的本质，他的理论指向无非是希望个体的精神能够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一样，挣脱“官方的色彩”，达到完全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劳动”（即完全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7]。
这种从抽象的本质出发，势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虚构的、理想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根据的。用抽象的人的本质来衡量现实、考察现实和批判现实，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这实际上是对辩证思维方式的一种倒置。马克思也认识到了这点，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把旧唯物主义的那种颠倒了的思维方式完全颠倒过来了，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地划清了界限。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观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其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不知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可见，这里马克思已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虚构的、理想的东西，而是从人的现实性上去概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刘瑞平认为以“人的本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轻视人的自然性。事实上，“社会性”仅是“现实的人”的一个方面，社会性不能代表“现实的人”的全部。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政治化。他认为将“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可以克服上述局限性，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本来面目。以“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人本化、教育目标具体化、教育方式隐蔽化。[19]这种观点无疑认为：由于人们各自的生活环境、社会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身心发展水平、个体心理特征的差异，人们的思想也就各有其特点。教育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差异，根据其具体情况，提出恰当的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解决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矛盾，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无疑，从现实的人出发，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历史传统，具有科学性和积极的意义。但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看成是现实的人，只是从现象上对人的差异性特点作了揭示，而未能从根本上总结人的共同特点，从理论上讲，这是不符合学科理论严谨性、抽象性与科学性要求的。
从实践上讲，以现实的人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跟在人的思想、感情、作风、情趣、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后面去做一些“医治”工作。而当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上述差异性特征显化后，我们才针对这些不同的思想、个性等去做工作，这无异于亡羊补牢。
最后，根据黑格尔规定性之一——逻辑起点揭示了对象的最本质规定，具体而微地包含着各范畴体系所涉及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单纯地把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有失偏颇， 因为那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学科与别的其他学科（比如说教育学、心理学等）没有明确的区别，失去了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
第三，以思想与行为为逻辑起点。到目前为止， 张耀灿和徐志远两位教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起点研究比较深入，他们所阐述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相当严密、深入与完善的，但是这个“思想与行为”不是一般的笼统的概念，而是特指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
三、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是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其范畴体系必然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逻辑起点。科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要看该范畴是不是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第三，要看该范畴是否是该学科研究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是不是该事物全部发展的雏形；第四，该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是不是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18]据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只能是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
第一，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逻辑起点必须是理论体系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在任何理论体系中，大量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最终都要简化为基本问题，因而只有回答基本问题的关键概念才真正符合这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基本任务就是 “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0]。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现实的思想与行为，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
第二，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特有矛盾的研究。笼统地讲，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人类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而思想政治教育只研究人的一个特殊领域，即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等方面，这在人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矛盾即一定的社会发展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其他学科所难以承担的。而要解决这个特殊矛盾就要研究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这两个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要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符合社会要求，就要研究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范畴。另一方面，这对范畴又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只有深入研究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入人性，在二者之间形成契合，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也才能更根本地把握两个规律。
第三，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固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以“胚芽”的潜在形式内在地隐含着所有后继规定的内容，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合理地、有序地演化出来，因此它一定是整个范畴体系得以进展下去、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实在基础，它“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
第四，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地再现历史，这是构建学科理论结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确立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要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列宁认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21]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2]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统治阶级都离不开其思想统治。统治阶级必然会以本阶级的政治价值观为中心，设法对整个社会进行文化意识整合和行为定向，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培养公民意识，形成政治认同，以达到维护统治、降低治理成本的目的。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辩证统一。
第五，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身出发，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首先从概念分析指向现实的人；其次具体的人要具体分析，个人在不同时期思想行为不同，以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可以避免“一刀切”。
教育过程是个体思想品德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品德个性化相统一的过程，即既包含内化的过程，也包括外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思想必须通过行为来体现，因而思想和行为缺一不可。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由此我认为，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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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战；基础学科群；构成；学科
【中图分类号】TN71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005（2013）02-0034-02
网络舆论战作为信息时代网络化大潮中一种独立而重要的作战样式，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配合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形式，涉及国家与社会、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文化与历史、民主与法制等一系列因素，必须立足于众多学科之上，构建成一个综合的基础学科群。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学科目录为基本顺序，对其主要学科构成进行简要的概括与分析。
1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可为网络舆论战提供最基本的方法论指导，是网络舆论战最为基础的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系列理论，可为网络舆论战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武器关系的军事辩证法，可为网络舆论战提供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军事思想中国化的成果，可为具有我军特色的网络舆论战理论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科学指导。作为哲学分支的宗教学和伦理学，是网络舆论战赖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性学科。宗教学通过研究宗教的本质与要素、宗教思想与观念、宗教体验与情感、宗教行为与活动、宗教规范与制度、宗教起源与发展、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或文化形态的关系等，揭示宗教的起源、演化、性质、规律和作用；伦理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善与恶的关系，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阐述道德的结构和功能、道德的原则和规范、道德的评价和选择、道德教育和修养等基本理论。二者对于人的思维与意识、思想与观念、体验与情感、心理与情绪、行为原则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深层次的重大指导、影响与调节作用，与网络舆论战作用机理及其目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2法学。法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一门重要社会科学。其中，国际法学是以国际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军事法学是以军事法为研究对象，军事法则是用以调整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国际军事交往和战争等领域的各种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网络舆论战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围绕作战意图，依据国际法、国内法特别是军事法的相关规定，宣传己方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揭露敌方战争行为的非法性，约束和阻止第三方的违法干涉，争取各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凝聚军心激发士气，瓦解敌方意志和削弱敌方战斗力。因此，法律是网络舆论战的最基本武器，法学是网络舆论战的基础学科。如果网络舆论战参战者不注重运用法律武器，或不懂得基本的国际法原则，特别是军事法的基本规定，不仅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而且可能授人以柄，使己方陷于被动。
3政治学。政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政治则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战争则是政治的继续，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指导和实施战争的最高层次问题，是处理战争中的政治问题。网络舆论战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作战，是战争政治性的客观要求和体现，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动机，是实现政治统领军事、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桥梁。政治与舆论、政治学与网络舆论战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用政治学的有关理论指导网络舆论战，就是通过渗透和传播带有己方价值观念的意识，促使对方军民改变既有的政治认识和态度，改变对当局的政治认同感；就是通过传播负面舆论信息，破坏对方个体与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关系，激化对方军民与当局之间的矛盾，制造对方政治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通过对立政治思潮的传播与推波助澜，造成对立思潮在敌方阵营中的蔓延，促使对立思潮发展到与对方现实社会秩序不可调和的地步，干扰和破坏对方的社会秩序与政治局面。
4社会学。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人和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网络舆论战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网络舆论战是根据特定的战争需要和作战对象，通过对一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筛选、加工、处理，形成损害作战对象的特定思想和意识，经过特定的媒介和渠道，传递给特定的群体与个人，从而影响作战对象的思想和认识，激化对方阵营内部矛盾，瓦解敌人士气，力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网络舆论战在一系列成功的案例中之所以具有非凡的威力，关键在于成功利用作战对象客观存在的严重社会矛盾和突出社会问题。对于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心稳固的国家，敌对势力无论怎样兴风作浪与恶意攻击，也不可能威胁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稳定。
5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个体在特定社会、群体条件下，心理、动机、人际关系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众所周知，对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的研究，离不开对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心理过程的观察与分析，而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网络舆论战作为一种特殊作战手段，是通过网络平台传递特定信息，作用于特定受众的思想或心理，影响其感觉、思维和想象，动摇其认识、情感和意志，其出发点是受众的思想或心理，落脚点是征服人心，致胜之道是针对受众心理实施舆论攻击。利用心理学原理综合研究信息源、信息的性质和受众的特点等要素，深入分析受众的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根据受众的心理特点和作战需要选择不同的信息，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情感采取与之相对应的策略，根据作战对象的兴趣爱好调整信息的内容和传递方式，是提升网络舆论战效能的必然要求。
6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是传统新闻学和新兴传播学融合而成的一门以新闻传播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2个二级学科。其中的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以传播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内部的运动规律和人们在传播过程中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探讨传播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效果等问题，是与网络舆论战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网络舆论战的准备与实施、战略与战术、样式与手段、功能与作用等等，都要以大众传媒作为最主要的武器和平台，都离不开传播学原理的支撑。也正是由于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普及和传播学原理研究的逐渐深入及普遍运用，网络舆论战的战术手段才会日益丰富，功能作用才会日趋突出，战略地位才会日渐重要，成为信息时代一种独特而重要作战样式。传播学中“议题设置”理论、“中介效果”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在已经发生的网络舆论战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开展网络舆论战的重要工具。
7军事学。军事学作为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是指导网络舆论战的纲领性学科。网络舆论战作为一种独特的战争手段，服从并服务于战争意图和战争进程，开展于武力对抗之前，贯穿于武力对抗之中，持续于武力对抗之后。军事学在网络舆论战的准备与实施等所有过程、环节与方面中，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统领作用。军事学下属学科，包括战略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及其作战指挥学、军事运筹学、军事通信学、军事情报学等，在网络舆论战的不同环节和方面中，也分别发挥着针对性极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学，作为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及其指导规律的科学，是网络舆论战这一特殊的政治作战样式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能够为网络舆论战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依据。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以舆论攻心、宣传伐谋等为代表的一整套瓦解敌军的政治战战法，宣传战争正义、争取民众认同、瓦解敌军士气、对敌谋略欺骗等政治作战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凝聚军心鼓舞士气、巩固官兵心理防线、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战争胜势等一整套成功经验，虽然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却反映着舆论战的本质和规律，对信息时代网络舆论战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8管理学。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及其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由一系列的管理职能、管理原理、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组成的综合性科学体系。信息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的分支，是以科学地组织管理信息工作的理论与技能为己任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既包括信源、信道、信宿，又包括信息流、信息过程和信息服务，还包括信息、人员、设备、资金等要素，是对信息收集、存储、加工、处理、传递、应用等信息活动及其人员、技术、设备、组织等诸环节诸要素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讲，网络舆论战的准备与实施活动及其过程，就是特定的信息管理活动及其过程，必须运用信息管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经过对大量零星分散和无规则的一次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加工、处理，形成符合一定规则、便于检索、方便传递、宜于存储的二次信息，然后按照一定要求和线索对某一范围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加工，形成符合网络舆论战需要的特定信息，并根据特定需要以最合适的方式与渠道进行或传递。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舆论战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管理活动，必须遵循信息管理学的一般原理，按照信息管理学所揭示的方式、方法与规律来进行。
除上述学科之外，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是网络舆论战的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历史学、系统科学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学科，在网络舆论战中也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作用。
总之，网络舆论战基础学科群的构成，主要包括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法学（主要是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等）、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军事学及其分支学科、管理学及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以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学科。进一步讲，网络舆论战基础学科群的基本构成，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军事学为统领，以军队政治工作学为渊源，以新闻传播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为工具，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为技术支撑，以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历史学、系统科学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为补充的综合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一、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三者的相通性入手，讲授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心理学结合的科学性
人的心理意识、思想是相通的。人的心理是思想意识的基础，思想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反映形式。人的心理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发端，是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动力，也是思想品德形成的条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中，心理、思想和行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密不可分的。人的思想品德一般按照心理—思想—行为的顺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逐步发展的。
所以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就一定要涉及心理方面的知识，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当中，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三者的相通性入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讲授教学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教学逻辑。
二、从方法论角度，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建立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能够转变我们研究的角度，即从教育者向对象转变，从静态到动态转变，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设更加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也必然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其建立的合理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加以分析，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社会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不断得到增强的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需要加强对教育对象本身的研究，尤其要关注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对对象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和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手段。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结合为思想政治教育扩宽了研究视角，通过对对象知行意的研究及规律的分析入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对象的心理需要，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三、从时代的发展变化出发，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的研究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为政治服务，更向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社会各项改革全面深化，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加上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冲击，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提升党的宣传舆论力度，占领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就必须关注人本身的需求，关注人的心理，利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真正解决教育对象的各种心理问题，提高其心理素质，促进教育对象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道德甄别能力，增强他们在各种价值观纷呈的社会环境中适应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满足教育对象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必要性教学可以从人的心理、意识和思想三者的相互联系的视角着手，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方法论角度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时代的发展，很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发展了新的理论。在心理学方面也有新的成果，如积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借鉴这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教学效率。
只有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才能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教学，才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在将来，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深入、学科建设的需要、实践的需要，心理学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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