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3:37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认定标准；市场化改革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一）借贷主体方面
民间借贷是一个与金融市场借贷相对应的概念。由于银行借贷与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将这两个借贷领域区分开来是必要的。
民间借贷和银行借贷主要存在以下差别：第一，借贷主体不同：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都为民事主体，而商业银行借贷中多为商主体；第二，两者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民间借贷适用的法律规范较为宽松，多由民法调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商业银行借贷的法律规制较为严格，因为其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更大，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规制是公私兼具的经济法层面。
（二）借贷方式方面
民间借贷是典型的合同关系，借贷双方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订立借款合同来约定金额、利息率和还款期限等相关问题，这与金融机构的借贷，主要是银行借贷存在很大的区别。在银行借贷中，存款人与贷款人两者分别与银行发生存贷关系，从而实现资金流转，有效地将社会闲余资金集中并投入到需要资金进行发展的领域中去，以实现资金的最大效益。与之相比，民间借贷形成的是资金所有者和资金使用者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借贷方式更加直接，法律关系更加明确。
（三）借贷对象方面
在当今社会，虽然民间借贷中，仍然存在以货币以外的种类物为借贷物的情况，但是其影响和数量都无法与以货币为借贷物的借贷相提并论。鉴于此，民间借贷的范围限定在通常所说的货币借贷上。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官方定义，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对民间借贷做了界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二、温州民间借贷活动现状
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历史悠久，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2011 年6月温州地区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借贷规模约为1100 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0%，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4.4%，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72 倍。自 2003 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在10%到25%区间内波动，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波动区间为5%至7%，民间借贷利率严重偏离了银行贷款利率。温州民间借贷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用于短期的借贷，如短期垫资、拆借周转等，也有用于长期的借贷，如项目投资等，参与借贷的主体大致可分为民间互助性借贷、企业间直接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社会中介机构贷款等。不同主体的借贷其利率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民间互助性借贷
互助性借贷是温州最常见的民间借贷形式，一般发生在家族内部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基于血缘、地缘、亲缘的关系而进行的借款，用于弥补子女上学、求医治病等生活消费支出。借贷大多是口头协议，一般也不规定还款期限。现金利息为零。
（二）企业间直接借贷
企业间直接借贷通常发生在较为熟悉、业务往来密切的企业之间，主要为了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对温州 400 户民间借贷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显示：每月民间借贷的发生额中约有 80%用于生产经营。这种借贷的利率一般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基础，以借贷主体、担保方式、借贷期限等多因素来确定。据监测，温州民间借贷的单笔借款金额快速扩大，从几十万元发展到上千万元，2012 年 4 月温州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为 17.75%。
（三）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温州有小额贷款公司20家，注册资金39.2亿元，它们以初创企业、个私企业为主要对象，提供周转性贷款。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利率水平并非处于完全自然水平。据监测，2012 年 4 月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为 21.08%，高于企业间直接借贷利率。
（四）社会中介机构贷款
我国总体上实行低利率政策，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促使了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众多中介机构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目前，温州已有各类融资性中介机构 1000 余家，它们热衷于民间借贷活动，已成为近年来温州发展最快的民间借贷市场。据监测，2012年4月温州社会中介机构贷款利率为 30%。
三、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在分析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时，除考虑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和垄断利润等因素外，还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发展的地区实际情况，重新审视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
（一）国家实行的货币政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到央行数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温州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减少了约 100 亿元，银行信贷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这迫使企业转向资本更加丰厚的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需求的增加导致其利率上升，月平均利率达到 11.98‰；到 2009 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温州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总量比 2008 年明显增加，民间借贷的需求减弱，导致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下降至 10.84‰。自2010 年 9 月以来，央行连续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造成银行信贷市场流动性偏紧，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受到约束，贷款额度受限。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倾向于规模大、风险小的大项目，压缩了中小企业信贷投放的规模；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部门严格了中小企业贷款审查以及放款和用款的手续，增加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和难度。此时，中小企业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市场，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不断上扬。
（二）民间借贷的用途
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与借贷目的、借款资金的用途有较大关系。2010 年 9 月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消费、生产经营的借贷利率为11.7%，而用于投资的借贷利率为 21.34%，远远高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利率。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约占 35%，用于房地产投资的约占 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约为 40%。近年来，大量民间资金转向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成为民间资金的投资热点。通过企业上市或直接投资高风险资产追求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短期投资回报。
（三）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民间借贷逐渐转变为合同关系和生产经营性借贷。在发生民间借贷时，借贷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需支付高额的信息成本。虽然民间借贷合约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连带责任制度和特别的合约执行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是道德风险仍不可避免。因此，民间借贷放款人为了减少贷款风险，需要对借款人进行调查和甄别，贷款成本的提高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
（四）社会中介机构的经营成本
温州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来自个人家庭、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的闲置资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双轨制形成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方面，中介机构支付的资金成本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部分社会个人和企业将银行贷款进行转贷，获取高额利息。这势必抬高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成本，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利率走高。
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对策建议
随着民间借贷的普及化和借贷总数的扩大化，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刻不容缓。相关规范也正在起草过程过，负责规范起草的李有星教授认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总体的原则是“轻审批、重服务、强监管”。笔者认为，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区别考量不同需求下利率定价问题
民间借贷在民营经济中较为活跃，其融资规模、融资方式随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所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首先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下利率的确定。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上，此规定过于死板，不能满足不同情况下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不同情况下考虑利率的定价问题：
1.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此种情况下，借贷人多因突发的变故使生活陷入困境，此时的借贷是用于生活必要的开支，作为较低的生活保障。因此，应实行较低的利率。
2.因扩大再生产产生的借贷：银行借贷的高额利率、手续的繁琐，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因此许多企业转向手续简单、办理周期较短的民间借贷。对于此种需求的借贷，也应当采取相对低的利率，以促进中小企业扩大规模，更加具备竞争力。此时利率介于因生活必需产生的借贷的利率与银行同期利率两倍之间为宜。
3.因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投机性活动并不产生实际的GDP，对社会经济不产生实质性贡献，反而还会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相关产业的动乱，不值得提倡。因此，对投机性活动产生的借贷，应当实行较高的利率，可高于生产性借贷的利率，但应低于银行同期利率5倍以下，以起到抑制投机性活动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稳定。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利率管制，让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逐步并轨。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最主要的是做到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对此，一方面，放开银行贷款利率限制，由银行根据信贷产品特点、客户价值、风险程度以及目标利润进行贷款自主定价，增加银行的盈利压力，迫使银行将服务网点延伸到农村，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研究，开发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放开银行存款利率限制，尤其需要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提高民间资金的收益率，缩小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套利空间，让民间借贷利率回归自然。
自2015年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开始施行。自1991年8月13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案件意见》）以来，相隔24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刷新了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民间借贷
《借贷案件意见》虽然名义上没有将借贷案件定义为民间借贷案件，但实际上审理的是“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反而给民间借贷下了以“公民”为纽带的定义。
按照《借贷案件意见》的逻辑，借贷法律关系有三种：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借贷法律关系分类的后果是：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都是有效的，而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无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至于“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哪一部、哪一条金融法规，没有人知道。
后来有人找到的“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无效的依据是《贷款通则》，但《贷款通则》是1996年8月1日实施的，晚于1990年11月12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时间是无法倒流的。更重要的是，《贷款通则》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政规章，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无效的依据。
刷新的《民间借贷规定》第一条将民间借贷定义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区别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即《民间借贷规定》将借贷法律关系分为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两种。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了转贷牟利、借款用于违法犯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定无效外，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民间借贷谁来解读
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前后并不一致。《借贷案件意见》对民间借贷的定义切合实际，但一直在维护国有金融机构对借贷市场的垄断权，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对发展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不利。《民间借贷规定》打开了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的大门，但对民间借贷的定义显然不符合实际。
《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民间借贷的利率本来应当由市场决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数据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能归结为是拍脑袋的结果。
《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约定处于年利率24%与36%之间的，借款人支付了的利息不能要回，没支付的贷款人不能要求。《民间借贷规定》比《借贷案件意见》，在利率拍脑袋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高法院利率拍脑袋的结果，既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又导致利率数据缺乏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有什么理由对民间借贷作出这样的解读？
《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必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做贷款人。因此，最高法院对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实质上保护的是行政审批权。
问题是最高法院只对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有解释权，并没有法律解释权，更没有立法权。因此，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不具有合法性。
对中国任何涉法事项有解读权的是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也不例外。
走向法治是否路遥
为了适应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的要求，满足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需要，解决中国存在的“民间资金多，投资渠道少；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的“两多两少”的问题，有必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避免从部门利益出发，切忌维护和增加行政审批权，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推动民间借贷走上法治道路，制定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法》应当有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将民间借贷市场与金融机构借贷市场分开。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借贷井水不犯河水，但两个市场可以打通，水井满了可以流到河里去。
第二，禁止民间借贷募集公共存款。民间借贷要防止“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庞氏骗局”。民间借贷不得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一旦民间借贷需要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向金融监管机关申请批准，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金融监管后方才允许。
第三，禁止民间借贷以发展人头的方式进行资金传销或炒资金。
第四，坚持“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民间借贷法》不限定利率。利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反而不会出现普遍的高利贷。限定利率的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法问题；融资
从本质上来说，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行为，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近年来，我国各地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为了改善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改善的措施。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分类及特征
（一）民间借贷的含义
民间借贷是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而日益兴起的一个行业，它是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定义也始终不够明确，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国外很多学者认为民间借贷应该归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所进行的一些金融活动，是一种私人关系或行为。而我国国内的专家学者则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与公民在不经过国家的金融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的情况下，按照双方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关于进行现金借贷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从国内外的定义中可以找出共同点，即民间借贷行为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民间借贷的分类
关于民间借贷的分类，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按是否存在抵押可以将其分为民间抵押贷款和民间信用借贷两种类型；按照是否具有盈利性可以将其分为盈利性贷款和互贷款，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利率一般要高于后者。
（三）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
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民间借贷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民间借贷行为往往是借贷双方经过一定的协商达成的意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灵活，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进行的自由活动。
2．借贷的内容往往是资金：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然人在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缺乏一定的资金，导致经济行为无法周转，为了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而去跟那些拥有资金资源的自然人去协商，承诺借款后在还款时还本付息的行为。从这种角度来说，民间借贷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资金。当然，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也存在借贷其他物品的行为，但是主要的借贷载体是资金。
3．借贷行为的主体是自然人：从上文对于民间借贷的含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的主体双方往往都是自然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得以借款的名义向社会或企业职工进行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一旦借贷双方的一方或双方超越了这个法律限制范围并实施了相关的金融借贷活动，所签订或达成的合同视为无效。从这一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行为只能是自然人之间进行。
二、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和成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现状
一直以来，金融学家都将民间借贷看作为“草根”金融，视为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很多发达国家直接以法律的形式将民间借贷定性为民事法律行为。相比之下，虽然我国的民间借贷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其真正的发展则是在2003年之后，当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民间借贷行为广泛，全民放贷己形成风潮。改革幵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日益活跃，规模也日渐壮大。据不完全估计，我国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已达四万亿元，这大概已是正规金融十分之一的规模，民间借贷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不断的延伸；其次是借贷利率自由约定、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多以信用作为基础，而且因为个人和中小企业都较为习惯于能够实现资金快速流转的现金交易等程序高效便捷的形式，所以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式都较为便捷、灵活，多以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协议为主；最后是借贷资金由生活性需求为主转向生产经营性消费为主。之前，民间借贷行为更多的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当前我国的民间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民间借贷的根本目的也是更多的为了实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缓解资金压力。
（二）我国民间借贷成因
分析民间借贷在国内兴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民间借贷资本的趋利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市场投资主体更加的开发和自由，这种情况下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更加的疯狂。当前国内民间借贷的利率日益提高，正是我国民间借贷趋利性的体现；二是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方面，当前的商业银行将服务目光更多的倾向于大型企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也日趋加大，这种情况下急需融资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因此将融资目标转向民间借贷；三是用于投资的社会资金更加丰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在利益的趋势下，人们选择了将一部分资金存入银行获得利息，另一部分资金通过民间借贷来获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收入。
三、民间借贷主要存在的民法问题
（一）现有民事立法的缺失和冲突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中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问题在于这些法律关于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更多的是原则性处理，指导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可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是我国当前民间借贷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也是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对于民间借贷问题有相关的规定，但实际上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不同，因此效力位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同一事件出现了不同判决结果现象的出现。
（二）利率问题
民间借贷的利率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它实际上是基于借贷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民间借贷中的利率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利率的确定。当前国家明确将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的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这种限制固然有利于抑制高利贷行为，但同时也对民间借贷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最主要的是当前国家在金融结构借贷利率的规定上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例如规定部分金融结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由调整利率等，这种区别对待毫无疑问是违反了公平原则的。其次是高利贷的正当性问题。高利贷本质上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当前的相关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利贷行为，但是仍旧有部分贷款人与借款人以委托理财房屋买卖或投资入股等名义将出借资金给借款人，进行实际上的高利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发性借款行为，因此一直以来其在合同的签订上就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很多民间借贷行为甚至采用的是口头约定，一旦出现违约行为往往难以追究责任。当前民间借贷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合同的真实金额的认定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借贷合同有明确的利息和本金，那么借款金额的认定是十分容易的，但问题在于当前部分贷款人为规避税务和工商部门的查处，在合同中没有写明借款金额和利息，从而导致在借款人潜逃情况下难以追问；二是借贷的诉讼时效问题。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借款人有义务归还借款，但在实际中借款行为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贷款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讨债”，给予一些无赖分子可乘之机，通过拖延的方式逃避债务；三是虚假借贷诉讼问题。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案件是相当简单明了的，只要一方对另一方的借贷合同没有异议，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判决，从而导致不法利用这一特点来保护诸如行贿、赌债、虚假诉讼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欠债等违法债权债务关系，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
四、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合理定位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当前对民间借贷的认识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很多相关研究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进行的。对此笔者认为欲要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民法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民间借贷以明确的规定，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的做出解决规定。同时，介于当前民间借贷已经从以往的“地下行为”逐步的转变为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因此必须以法律形式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到正常的金融监管体系中。
（二）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上文中笔者已经论述过当前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存在严重的不一致现象，例如民间借贷四倍利率无效，金融机构能够自主调整利率等。对此笔者建议可以根据借贷资金的不同灵活的规定利率，例如对于生活性消费借贷规定利率在3倍以下，原因在于生活性消费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生活困难，并没有盈利的空间，因此应当通过设置利率上限的方式来减轻借贷人的负担；对于生产性消费借贷可以适当的提高借贷利率，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较高的利率能够更好的促进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生产性消费借贷能够产生一定的收益，较高的利率并不会影响借贷人的根本利益。
（三）民间借贷合同的风险防范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相关风险的防范，通常主要采用以下几方面的措施：首先，应当有条件地实行公证制度。依靠公证机关赖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能够帮助和建议当事人完善合同的选择性条款，规避合同存在的一些隐性风险；其次是合同要书写规范，明确借款的期限。借据借条是借贷行为发生的凭据，书写其时应做到语言文字规范，不用或少用多音字或容易产生歧异的词语，之后一定要将其妥善保管，在欠款结清时应及时进行销毁；最后是合同中明确规范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保护贷款人的权利和激发贷款人的积极，又可以真正解决借款人的燃眉之急，促进借贷市场的顺利发展。
作者:于洪林 单位:无棣县司法局
参考文献：
[1]吴怡,谭丽.关于民间借贷的民法问题探究．法制博览.2016（1）．
[2]张颖.民间借贷若干疑难民法问题研究．南昌大学.2012（12）
[3]迟延辉.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现象及其法律规制研究．浙江大学.2012（4）．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www.lw881.com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关键词：民间借贷；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传导机制
一、引言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对于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缓解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自2003年央行出台放开民间借贷的相关政策后，民间借贷随之取得快速发展，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乃至部分“三农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
目前，民间借贷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法制不完善、风险控制缺失以及资金投向投机化等问题已日益凸显。表现在，第一，规模扩大，风险控制困难。第二，在法制监管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功能不完备、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认知度低，民间借贷常常引发民事纠纷，甚至产生严重的刑事案件。第三，民间借贷巨额的资金大多数流向投机行业或者房市、矿业等，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少,民间资本投机化倾向严重。
上文民间借贷的一系列问题，从借贷利率上看，直接受作用于商行的贷款利率，追根溯源则为国家存款准备金率和法定基准利率的调节。从资金来源来看，民间借贷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房市的调控，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前景，追溯影响源头则为国家相应货币政策松紧，和公开市场业务手段的实施与否。这些影响因素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源头，即货币政策。
二、影响民间借贷相关因素的数据直观分析
本文通过搜集货币政策相关的一系列时间序列数据，包括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民币各项贷款总计、法定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代表民间借贷的民间借贷利率和民间贷款规模占总贷款规模比重，选取有意义的指标进行匹配研究。在此基础上，制成直观的图表结合具体时事说明，为传导机制的提出做前期研究准备。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民间借贷利率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监测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存款准备金）
从图1可得，民间借贷率会随着存款准备金率同方向变动。2008年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连续5次上调，而从9月份开始又连续4下调，在这一系列变动下民间借贷利率在整个2008年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规律，央行资料显示，浙江第四季度民间借贷利率为15.88%，季度环比下降1.57个百分点；辽宁全年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16.91%，利率最高点出现在第二季度。以上相关数据表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和下调会带来民间借贷利率的上升和下降。
2．法定贷款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历史数据-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在图2的对比图中可以看到，民间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之间也是一种同向的趋势，可以说，民间借贷利率随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变动。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比较前文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民间借贷利率的关系图不难发现，贷款利率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明显不如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带来的影响强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货币政策与民间借贷的发展联系紧密，总体上呈现紧缩货币政策对应民间借贷发展，而宽松货币政策对应民间借贷相对发展状况平平的规律。其中的影响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的因素有多种，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法定贷款利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等。
三、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传导机制
（一）传导机制总体系概述
货币政策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可以是直接影响，即在民间借贷资金来源方面以及贷款人需求方面等等。也可以是间接影响，即在二者传导方面多出商业银行这一媒介，货币政策的影响传导到商业银行存贷政策、存贷利率以及贷款对象等等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民间借贷。我们把货币政策到民间借贷的直接和间接传导过程统称为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传导机制
（二）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传导机制
对于第①种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变动随时会影响证券市场、房市、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许多企业销售预期和对未来盈利预期。以货币政策紧缩为例（如图3），可以很好的理解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的传导过程。
图3形象的展示了这样的传导过程：在对证券市场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引起股市的动荡，在大动荡之下部分人对股市未来的预期下降，从而会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在这大环境下也会膨胀。
同时，在货币政策对房市影响从而影响到民间借贷上，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前段时间房市火爆的情况下对未来的预期乐观，对将来的盈利也有很大的信心，在这前提下公司在需要大量资金却因其他原因无法融资到位时，民间借贷会是其一个重要的选择，在这基础上房市的火爆和高收益也让民间借贷的资金更加膨胀。
在企业方面，目前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还是一些民营中小型企业，货币政策的紧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通胀等方面的情况，这也为中小型企业的公司收益提供了一个标识，在对自己未来还款能力自信时中小型企业才会乐于转向民间借贷方式的资金借贷。从这上面得出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主要在其资金来源以及客户对象需求上。
（三）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的间接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除了对民间借贷的直接影响，更大的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媒介间接的影响上，三者作为一个影响链来分析能够更好的来理解历年来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的许多变化规律，货币政策有多种，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再贴现政策，这里着重研究利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率变化下以商业银行为媒介的传导关系。下文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下的传导作一个主要说明。
图4的结构图中，(1)存款准备金率：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和相应的贷款标准会发生变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存款准备金率也会必然提高，商业银行势必会提高贷款率，而在对相关企业可贷可不贷的选择下往往会选择不贷款，此外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环境下市场流通资金也会相应减少，对更多融资难的企业来说资金更加匮乏，这样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紧缩政策下只能将筹集资金的希望寄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在大量资金需求的市场环境下必然快速发展，2011年民间借贷的迅猛发展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佐证。
(2)贷款利率：利率政策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民间借贷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高额的回报率。2011年一季度，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1-3月份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第一季度上涨11.91%，比前一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这样的高额利润相比较商业银行的3.5%的存款利率，更多的人愿意将资金投向民间借贷市场。
总体研究可得，货币政策的紧松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借贷率、借贷政策，再紧接着传导到作为正规金融补充的民间借贷的发展上。而作为正规金融的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之间的传导更大程度的依赖于中国利率双轨的现实和对民间借贷没有很好的规范和控制这一现象。
四、基于传导机制的民间借贷规范和展望
(一)基于直接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1.促进民间借贷互补主流金融体系，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1）尽快推广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通过规范化的引导将部分民间资本从“地下”引向“地上”，纠正其虚拟化泡沫化的缺点，促使民间资本投身实体经济。同时，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交易自愿的方式，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本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
（2）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体系的同时引导部分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政府部门改变放任自流的做法，做到正确引导、堵疏结合。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民间借贷的法规，将其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重新明确高利贷的概念、性质和范围，正确引导、规范民间借贷。同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基金等，对实体经济起到推动作用，并大力发展场外市场。
（3）加快正规金融创新，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正规的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工具的创新力度，简化信贷的操作程序，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加快信贷流程。同时，创新信贷的方式，与民间借贷展开竞争，利用合理的竞争机制促进民间金融合理发展。正规金融机构的创新，将限制民间借贷的发展空间，控制民间借贷的发展规模。引导其以正规金融补充的形式合理发展。
(二)基于间接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1.加强利率、信贷政策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作用
（1）调整信贷政策，释放流动性，增强正规金融服务地方的能力
现今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下，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得到足够贷款，民间借贷抓住这一政策不完善之处得到了大量的客户群。因而适当放宽商行信贷政策，改变商行原有的所有制倾向以及企业等级偏好，同时为中小型企业设计贷款产品，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是必要之举。同时。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多渠道补充和扩大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融资环境。
（2）改变利率双轨现象，出台相关政策尽早实现利率市场化
中国目前呈现一个“利率双轨”的不合理状态，商业银行的利率和市场不完全贴合，供求影响不明显，在这种机会下，加之信贷政策的影响，会有一部分信誉较好的大企业在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之后再投入到民间借贷资金体系，利用息差获得利益，这也是利率不完全市场化状态下发展出的一种不合理形式。改变中国目前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利率的市场化，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
2.完善金融市场，加快新投资产品的推出
当前证券市场疲软，游资撤出股市转向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资领域，民间借贷作为高回报的投资方式之一，成为投机家的又一选择。这与前文传导机制中的资金来源环节的影响相合，为减少不健康的民间借贷，应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推出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期货市场和期货产品的升级，给企业提供更多套期保值的机会，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疏通游资。
参考文献：
[1]周茂清, 关于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11.10
[2]张立杰, 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相关建议[J].黑龙江金融, 2011第09期
[3]许明, 稳健货币政策下民间借贷风险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11第23期
[4]兰秀文,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民间金融研究[J].经济论坛,2011第10期
[5]周松山,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J].货币时论
[6]叶茜茜, 正规金融信贷对民间金融利率的影响分析_以温州为例[J].生产力研究
[7]刘孔男,从温州“老板跑路”谈现阶段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及对策[J].金融经济
[关键词]高利贷；界定；四倍红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8 — 0065 — 02
一、 高利贷界定及其问题
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浙江温州和台州、江苏泗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相继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甚至自杀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民间借贷密不可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学界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银行利率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法定界限的行为，不能简单以银行借款利率作为参数，应因地制宜制定出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的上限即为高利贷；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正常利率的行为，而这里的正常利率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精神，本着有利发展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确定。以上三种观点都以利率为参考标准，虽然对利率的界线有不同意见，但都认可高利贷是超越一定界限的利率的行为。以上观点有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考虑利率这一个因素，而没有考虑高利贷的其他因素，例如潜在的成本等下文要分析的那些因素。
我国法律也对高利贷的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国法律认定高利贷的依据是众所周知的“四倍红线”：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中的利率规定即是著名的“四倍红线”。与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理解一样，以上红线只考虑了利率因素，也没有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四倍红线”是我国司法认定高利贷的基本标准，大量的案例都按照这一标准予以判决。在司法现实之中，也有现实超越四倍红线而作判决的情况，这一判决似乎更加符合民间放贷的现状。如2012年5月2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鲁某诉请被告方某还款付息，由于约定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月利率的5倍，法院判决方某夫妇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但对超出部分并未予以支持。
以上高利贷的定义只考虑了利率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借款成本 呢？就高利贷贷款合同的实际情况而言，“四倍红线”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实际中“高利贷”的利率。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了40%，最高者甚至达到了180%。根据《财经》杂志记者的调查，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年利率为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之内）贷款年利率普遍已上涨至30%—36%，无抵押贷款年利率已经高达60%—72%。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涨幅惊人。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上涨到9 月的25.44%。2为什么人们愿意以如此高的利率向民间借款，而不以较低的利率向国有银行借款呢？是不是在国有银行的借款合同之中隐性了一些利率之外的成本呢？
二、 高利贷中“利”的界定
从广义说，高利贷中的“利”，是指借款合同之中借款人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高利贷，就是高成本借贷。高利贷中的成本不仅包含利息，也包含各种成本。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我们从《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科斯名著中可以体会到，所谓交易费用就是在时常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也叫市场运行的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1）“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1988，P6）；（3）“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科斯，1988，P91）。后来的交易费用学派对科斯的概念有所罗战和补充，交易费用大体上包括：（1）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2）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3）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的费用；（4）执行合同的费用；（5）交易物运输费用；（6）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等。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将此理论用于借款合同之中，那么，借款合同之中的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在交易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如手续费、审批费等，以及为了获得贷款所需花费的人情交际成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日前公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有59.4%的小微企业表示，其借款成本在5%至10%之间，更有四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表示借款成本超过10%。在融资成本方面，31.8%的小微企业主认为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最高，也占比最高。报告中显示的借贷成本主要几方面组成：一是小微型企业及其企业主因多方面标准化的信息难以获得，而需要借助第三方的检验费用；二是银行为保证借贷的安全性，而要求借款人支付的保证费用、保管费用、登记费用等；此外，银行由于在借贷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会强迫企业在办理信贷时打包购买理财产品。由此看出，银行借贷的交易成本很高，银行借贷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利”借贷。
除了科斯的理论之外，著名法学家富勒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理论也可以为高利贷成本的范围提供依据。以富勒1936 年的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为开端， 现在已普遍接受了其提出的合同上的三种利益，即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对民营企业而言，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利益损失比民间借贷要高。首先，繁冗的项目审批手续，让民营企业融资频频受阻。国有银行的借贷资金到位的慢，使企业的利益损失大。其次，为了得到国有银行的借贷隐性融资成本就足以让中小型企业止步。再次，更何况国有银行对于借贷相较于民营企业更青睐国有企业、大企业，民营企业若是借不到贷款则损失更大，期待利益彻底消失。正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所指出的，交易成本不能光看交易本身，还应考虑交易行为发生时所随同产生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交易实施等的各项成本。所以，私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虽然会高于四倍红线，从表面上看民间借贷的成本很高，但综合从国有银行借贷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国有银行的借贷成本未必比民间借贷低，低利率却隐含更多成本在内。同时民间借贷的效率比国有银行借贷要高得多，风险和实际成本则比国有银行低。
综上，高利贷之中的利不仅应当包括利率，也应当包括交易成本。其别要注意的是隐形成本如签约成本、人情交易成本。相比于利率，交易成本比较隐蔽，因此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生活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可能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成本。
三、国外对高利贷的界定
外国对高利贷的界定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欧美国家都有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30%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50%才被认定为高利贷。加拿大刑法第347条规定，年利率超过60%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20%。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
但与中国强烈反对一切高利贷存在不同，在国外也有经法律许可的“合法高利贷”的存在。“合法高利贷”，很多国家称之为“高成本信贷”，像美国、英国等国存在“发薪日借贷”就在此列。发薪日借贷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证明和担保，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薪，在美国发薪日借贷主要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扶助，如军人。由于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2006年10月，美国国会特别通过法律对军人群体的年借贷利率规定在36%以下。综上而言，国外的高利贷界定仍然是以利率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各国之间的高利贷的界定的差异是在利率的量上做考虑，而忽略了高利贷除了利率这个因素还包含交易成本。
为什么国外的高利贷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一是因为其他成本少，国外有相对公平的交易机制。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也很高但由于传统原因而忽略，但交易成本太高必定会引发危机。2010年，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就是将交易成本考虑在借贷中，从而避免交易成本中的隐藏费用。《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所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支柱。首先要防止所谓“大而不倒”（To Big To Fail） 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新的监管框架必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将会有效防止因过度举债造成的信用风险危机的重演。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这两大核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亮点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权力与独立性；二是建立预警系统，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三是结束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四是特种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六是投资者保护；七是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方面，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已经禁止借贷合同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据此说明美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交易成本的存在，但是如果不能禁止，还是要考虑交易成本。
四、我国高利贷的确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的界定标准。从上文“利”的界定标准，可看出高利贷由利息和交易成本组成。高利贷的界定要从“利”在借贷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才能认定为高利贷。但至于“利”在借贷总额中所占的具体比例，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我国近年来的借贷具体情况制定数额，不仅考虑利息因素还需考虑交易成本中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禁止交易成本的做法给我国启示，我国也应注意借贷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不应对其视而不见而应正视其存在，并在立法中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不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认定为高利贷；同时，禁止交易成本，防止交易成本给消费者的不公正交易。
〔参 考 文 献〕
〔1〕刘远.金融欺作犯罪立法原理与完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05 .
〔2〕曾文，伊陈曦.浅议我国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今日财富，2012，（11）.
〔3〕朱延福.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马克思的流通费用理论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学报，1996，（03）.
〔4〕调研显示四成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超过10%〔EB/OL〕.
http：///130408/123，1764，14795687，00.shtml
[关键词] 民间借贷中介 合法性 法律模糊空间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它是一种古老的借贷方式。近几年,随着银行储蓄利率的下调,不少人在为手中的闲散资金找收益高的理财途径,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因准入门槛提高而丧失融资功能,因此在理论上可以提供双赢的民间借贷在全国各地又活跃起来。而民间借贷中介,一种专为民间借贷的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并日趋活跃,它使传统分散的、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公开运行的特征。
一、民间借贷中介的生存空间
民间借贷中介是伴随着民间借贷的活跃而应运而生的。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出借方即资金供给方日趋活跃,成为民间借贷中介的催生剂。从2003年末起,我国重新步入负利率时代,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过低,必然要流出银行体系寻找新的投资途径,民间借贷中介的出现,使投资人很容易地找到借款人,并获得高收益。据徐州市某民间借贷中介公司在网上的信息披露:2003年该公司为某投资者投资100万元(放贷),年收益12万元,2004年收益20.16万元,2005年收益48万元。银行存款的低收益与民间借贷的超过10%的高回报形成巨大落差,使民间借贷成为一般资金持有者的理想投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即需求方也日趋庞大。他们也需要民间借贷中介。两个层次的原因造成了民间借贷的需求市场。一是从银行方面看,自2004年起,国家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能源、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不稳定因素,加强了宏观调控,银行信贷资金紧缩,使大部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困难。另外,中小企业贷款具有小、急、频、险的特点,户均贷款额只有大企业的1%左右,贷款频率是大企业的3～5倍,对于银行来说,中小企业贷款管理成本高,风险高,而收益率并不高。这就直接造成了银行不愿意将过多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同时,随着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基层信贷权限十分有限,减弱了基层信贷发放的积极性。二是从借款人方面看,民间借贷可以跨越程序障碍。中小企业周转金贷款、个人消费类贷款、助学金贷款等银行贷款手续繁杂,审批时间较长,为节约时间成本,为应急而转向容易借到的民间借贷中介求助的情况越来越多见,民间借贷中介成为短期紧急借款人无奈而又实用的选择。
总之,民间借贷承担着国家银行借贷之外的辅助融资功能,对刚性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有效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其自发性和互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借贷中介作为民间借贷的桥梁,可以方便出借人和借款人建立较规范的借贷关系,具有灵活性和互的本质特征,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和盈利空间。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出现了民间借贷中介,其中,山东省青岛市是民间借贷中介较早出现并发展较完备的。据青岛民间借贷网数据显示,从2003年,青岛市成立第一家民间借贷中介公司成立开始,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民间借贷中介业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起来,目前登记的民间借贷中介公司已经超过了60家。青岛模式――以房产抵押来抵御借款风险的模式,也作为成功的典范被业内广泛效仿。
二、目前民间借贷中介的运营模式
目前,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民间借贷中介的名称主要有:民间借贷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民间抵押贷款中介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这些公司在从事民间借贷中介业务时,主要的经营方式有:
1.桥梁型
撮合借贷双方成交,收取服务费。由中介机构介绍借贷双方会面,共同磋商借贷数额、利率、借期、担保形式等,促使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履行,并作为见证人签章。中介机构以借款数额为基数从借款人处收取服务费。服务费的数额为借款数额的2%～6%不等。
2.担保型
中介机构直接以本公司名义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当借款人不按期还款时,放款人可以要求中介机构承担保证责任。以北京为总部的宜信公司为例,在还款出现问题时候,宜信从保证金里支付给放款人本金和利息,保证放款人不受损失。
3.受托放款型
放款人将款项存于中介机构,委托中介机构寻找合适的借款人并对外放款。中介机构如果发现合适借款人即通知放款人前往订立合同。
4.吸款放贷型
中介机构与放款人之间订立借款合同,中介机构支付一定的利息从放款人处收取款项后对外放贷。在此类模式中,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没有联络,放款人将款项交与中介机构,从中介机构获取利息,中介机构选择并确定借款人,从中获取利息差额。
三、目前民间借贷中介的法律模糊空间
由于民间借贷的资金多数属于民间个人自有的闲散资金,由此决定了民间借贷具有自由性和广泛性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十分严格,而是让当事人拥有较多的自利。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中介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对民间借贷中介合法性仍然没有确认,因此,民间借贷中介的活动始终处于法律的边缘。
本着“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民间借贷中介开展业务时,只要坚守最高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不复利、不四倍、不集资”就是合法的。
那么,民间借贷中介做到“三不”了吗?笔者认为并没有。
首先,民间借贷中介拥有“集资”与“不集资”的模糊空间
从目前借贷中介的运营模式来看,第一、二、种运营形式,理论上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借贷平台。其所提供的合法服务有:信息平台服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借、贷信息的收集、筛选,一般还会建立网站等借贷信息平台。有效的符合借贷要求的信息平台会提高民间借贷的成功率和借贷效率,使得出借人和借贷人的愿望可以快速达成。审查服务,对借贷人及提供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主要审查其身份情况、抵押财产、商业信誉、还款能力、贷款来源、借款用途、提交材料等,确定其是否符合借贷条件,是否符合公证条件等。法律服务,民间借贷中介会提供比较完善的服务协议、借贷合同;并根据公证或律师见证的需要,提供配套的法律文书、文件。程序操作服务,全程协助借贷主体办理签约、抵押、公证(或律师见证)等借贷事宜。协助借贷人签订借贷合同,并协助其办理抵押、公证(或律师见证)的材料准备、业务办理等,以协助借贷主体安全、高效地进行民间借贷。
通过民间借贷中介在民间借贷中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使民间借贷主体更加安全地进行民间借贷,并通过民间借贷的全程服务,更加优质、高效地进行民间借贷,更好地保障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而民间借贷中介提供这些服务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是完全合法的。
即便中介服务就是局限在上述合法范围内,其非法集资的实质还是会隐蔽在其服务过程中。判断中介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合法服务范围的标准,就是要判断其订立的借贷合同是否是三方合同,即放款人、借贷人和中介(担保人),而不是两方合同,即中介公司和贷款人作为甲方乙方或者是中介公司和放款人作为甲方乙方的两方合同。在后面的情况中,中介公司已经脱离了中介的范围而成为了放款方或者是借款方,这样它就不再是作为中介人、见证人或担保人的中介角色存在,而直接成为资金运营主体,具备了“准银行”的性质,通过吸款和放款取得利息差而盈利,成为违法的“私募资金”,从而超越了合法空间。
目前不少民间借贷中介表面上服务范围没有超越“中介”的范畴,但是,考察其真实的合约和运行流程,会发现它们吸引投资人进入后先签订一个投资合同,并让投资人将款项打入中介账户,之后会通过信件告知投资人其款项的去向。或者,中介提供借款人资料征得放款人同意后将款项放出,但是这些借款人信息是中介掌握的,放款人并没有考察能力,而由于时间因素等,同意或者不同意放款,也基本通过电话等口头协商决定,所以,事实上还是没有放款人和贷款人的合同,而只有投资人和中介的合同。而放款人对款项的真正流向也并不会真切了解。再或者,虽然签订的是三方合同,但是放款人和借贷人是不见面也不认识的。借款和放款还是只和中介公司商定完成,实际上还是放款人人和借贷人只和中介单线联系。这样,比起放款人或者是借款人来说,中介是掌握全面信息的惟一一方。所以事实上募集资金如何处置还是由中介决定。构成”集资“的几个要素:没有特定募款对象,募集到的资金流向由集资人决定等,在中介借贷业务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笔者在青岛一家著名借贷中介和北京宜信公司实证调查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中介是在打着“平台”之名,行“私募”之实。而非法集资的高欺诈性对公众财产的高危害性是众所周知的。
即便中介严格控制服务在合法范围内,其服务本身也存在很多法律隐患:对于这类公司从事民间借贷中介业务所需要的资质、人员、技术等要求,国家没有规定,并且在其从业期间,缺乏有效的动态检查和跟踪措施,对其收取中介费的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中介行为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对其中介行为的事后监管等均没有规定,金融监管机构更没有任何管理权限和措施。各中介各自为政,缺少诚信,诸如在借贷合同生效前先行从借贷人处收取中介费,不按合同约定期限、约定数额提供借款,在促成借贷合同订立后,收取中介费和放贷者先行扣息行为相混淆、不向借贷人明确说明其所扣款项的用途等等现象不一而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借贷人的利益。
再来看第三和第四种运营方式。委托放款和吸款放款本身,就是基金公司和银行的主营业务,一家基金公司需要至少上亿元的资金才能成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金则需要10亿以上。而民间借贷中介的注册资金基本都不超过1000万元。所以,委托放款和吸款放款根本就是超出法律规定的中介公司的经营范围,本质上完全是“私募资金”的性质,是违法的。民间借贷中介公司的监管主要由工商局管理,其营业范围由工商局确定,这使得它们可以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即便有私募资金行为,也比较难确认和跟踪监管。
总之,从“不集资”这一点上看,中介并不能真的做到。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跟踪监管不力,法律模糊空间较大,使得不少表面上是撮合型担保型的民间借贷中介走上了以平台做伪装的”私募资金“之路。
其次,民间借贷中介拥有“复利”与“不复利”、“四倍”与“不四倍”的模糊空间。
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6条对民间借款利息做出了如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但是在笔者随机调查的2009年7月13日民间借贷网的133例借贷需求客户样本中,执行的月利率从1%到5%不等,如果一年到期,按照月利率计息就是复利。相当于年利率12%～60%。目前的银行基准利率一年期按照5%来计算,那么民间借贷中介的利率不应当超过20%。但是在133例样本中,一年期限的有64例,年利率从10%～30不等,超过20%(含20%)的有20例,占一年期贷款客户的三分之一。
不复利不四倍的规定,实际是控制高利贷的产生。但是事实上,民间借贷中介并没有严格执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超出了4倍的最高限制。
究其原因,“不四倍”的规定,只是1991年最高法院的审案意见,它并不是利率主管机构的明确规定,而且对违反“不四倍”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所以民间借贷中介在自行商定利率的借贷基础上,把不复利不四倍的限定也当成了一个可守可越的模糊空间。
民间借贷过高的利率会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据湖南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2008年问卷调查显示,2006年民间借贷中介样本从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渠道获取资金分别增长51%和48%,几乎是自有资金的2.5倍。这说明民间借贷中介开始更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长期低息贷款,然后转手将资金高息借出,从中获得利差回报。而这种转借行为,使低息的银行贷款变相成为高息民间借贷,使本来可以正常的资源配置变为不正常的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同时高利率还会诱发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现象频发。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中介具有较大的法律模糊空间,对这一行业进行规范迫在眉睫。笔者的建议是规范和打击要并重。
一是需要明确相应的监管职能部门,作为借贷中介应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
关键字：民间借贷；利率；民间融资
目前，河北省民间借贷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发展很活跃，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种创新的方式，有效的降低了融资成本，对河北省中小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因此，针对目前河北省民间借贷出现的严重问题，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引导河北省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
河北省民间借贷发展的现状
（一）民间融资规模有所下降
2013年8月25日，的2013年上半年河北省融资分析报告显示，河北省今年上半年民间融资的规模近500亿元，较上季度末回落17.06%。具体来看，企业民间融资借入资金余额占同期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约3.0%。民间融资参与率下降。二季度，有近25% 的企业表示有过民间融资行为，较上季度下降5.4个百分点，二季度平均单户民间融资融入资金约220万元左右，较上季度下降50.9万元。
（二）企业民间融资利率水平下降，但总体利率水平较高
据2013年下半年河北省民间融资报告数据显示，河北省企业民间融资加权年利率15.3%，较上季度下降1.5个百分点。企业内部融资利率为14.6%，较上季度提高2.4个百分点；外部融资利率为16.2%，下降2.5个百分点，其中，向“其他企业”、“其他个人”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借款分别为18.8%、14.0%和23.6%，分别较上季度提高0.8、下降6.2和提高6.7个百分点。按照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6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年5.85%，其4倍为年利率23.4%。目前河北省很多地区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法律规定的4倍标准[4]。比如目前保定市的民间借贷利率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法定基准利率。
（三）民间借贷期限短
民间借贷期限以短期为主，比如保定市和衡水市的一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无论是个人信贷贷款、企业信贷贷款还是个体户信贷贷款，其期限都在1-3年。另外还有不定期贷款。一般不定期贷款主要是关系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往往在春节前结清，其大部分的实际期限在一年以内。
（四）民间借贷形式多样化
绝大部分借贷实行在打借条的方式，另外还有口头约定借款、正式签约贷款、财产抵押贷款、担保贷款。2013年8月的河北省民间融资报告显示，采用口头约定借款方式的企业占比为7.8%，较上季度提高4.6个百分点；签订正式合同的企业占比11.8%，较上季度下降1.1个百分点；78.4%的企业打借条，较上季度下降3.9个百分点。这说明河北省民间融资担保方式仍然以信用为主，手续简便，契约化程度较低。近年来，随着民间资本的需求的增加，市场上出现了新的职业形式，典型代表为专业放贷者和中介人。前者是从银行低息借款然后高息放贷，从中赚取利差。后者是一些组织或个人为贷款者提供担保而收取担保费或者这些组织、个人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赚取中介费。
河北省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风险大，纠纷不断增多，影响社会稳定
首先，由于民间借贷的打借条方式、口头约定占了民间借贷的绝大部分，为民间借贷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即使签订合同，由于合同或借据不完善、不规范；有关利息的约定不明确、不合法，都会导致借贷危机。另外，贷款人缺乏诚信，恶意借款，甚至是非法集资，使当事人遭受严重损失；借款缺乏相应的担保、抵押，或担保、抵押不符合法律规定，使得民间借贷存在危机。最后，有些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者高利息超过借款人的承受范围，而无法偿还。比如近年来，民间高利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案件在衡水市呈上升趋势，且数额较大。2012年前三季度仅唐山路北法院受理的19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标的额为上百外的就有65件，占纠纷案件的33%[5]。2013年1月审结的原告赵红军被告河北省衡水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涉及借贷金额巨大。河北邯郸民间借贷引发刑事案件8人被汽油烧伤。2014年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衡水泓翰建材有限公司与其股东李忠友的借贷纠纷案件等，这些纠纷都表明河北省民间借贷风险大，不规范。
（二）影响国家调控政策的实施，扰乱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进行，会影响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准确判断，造成决策的偏差。另外它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统一管理，弱化了国家利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干扰了国家对储蓄与借贷等金融管理的正常秩序[2]。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所以一些组织和个人从银行低息贷款用于放贷，以赚取利差造成银行资金分流。民间借贷的广泛大规模存在，导致现金交易的增加，不仅相应的增加了货币流通量，减弱了银行的支付能力，从而增加了中央银行现金计划执行的难度，影响金融秩序。
（三）缺乏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涉及民间借贷的具体规范并非不存在，而是为数众多。法律有《民法通则》 《合同法》；行政法规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部门规章有《贷款通则》；部门规范性文件有《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但是，我国缺少关于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3]，河北省更是缺乏专门的地方性法律规范。上述广义上的法律规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民间借贷进行了调整。而且这些法律规范过于原则，甚至相互冲突，缺乏统一的指向性，不足以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很好的引导和规制。
引导河北省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要积极配合国家立法，出台配套措施
从河北省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中看出，河北省民间借贷规范性较差，民间借贷纠纷频发，另外上述提及的法律规范有的对民间借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协调性、可操作性差。另外，河北省更是缺乏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配套措施，对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的引导。所以必须积极配合国家立法，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来引导河北省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使其真正成为有利于河北省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新制度。
（二）鼓励民间资金兴办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这一举措可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一方面使其进入规范化发展领域可以解决河北省民间借贷混乱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民间借贷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有效的协调了它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关系，使河北省政府更好的掌握民间借贷的发展趋势及对社会宏观经济的影响，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稳定金融秩序。
（三）健全民间金融检测体系，做好对民间借贷风险提示
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风险，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所以对民间借贷做好风险提示是十分必要的。要建立健全政府对民间借贷的风险监测体系，对民间借贷的规模、借贷利率、借贷期限等进行严格监督管理[1]从2013年9月26日开幕的第三届冀商财富论坛暨民间资本转型与发展高峰论坛上获悉，河北省已确立首批200家民间资本利率动态指数监测点，将通过把企业各自借入的民间资本利率以不记名申报收集、民间资本机构借出的利率进行加权平均、采取网络实时反馈回收机制收集和测报等方式得到的数据，经分析研究形成河北省民间资本利率指数，客观反映全省民间资本的动向及利率波动，以及时做好风险提示，引导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
结语
目前，河北省民间借贷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在河北省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促进河北省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河北省民间借贷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借贷利率、规模、程序，借贷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要想使河北省民间借贷真正成为民间融资的一项创新制度，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使其规范化，河北省要制定专门性的地方法规，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畅.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路径选择探讨[J]. 浙江金融，2011，05：26-28
[2]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 湖南大学，2010
[3] 周淑娟，祁彬. 关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及立法思考[J]. 前沿，2011，17：125-127
[4] 张建英. 规范河北省民间借贷问题的对策研究[J]. 河北企业，2013，04：25-26
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一、概述
民间借贷指的就是公民与各种组织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借贷活动。对于这种性质的借贷活动，只需要当事人双方对其真实性认可即是有效，其中涉及到的因为借贷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抵押也会相应有效，但是这种借贷活动需注意一点，那就是其借贷的利率不能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对相关利率所做出的规定。按照民间借贷的对象，可以把民间借贷分成个人的借贷活动和金融企业与组织之间涉及到的借贷。另外民间借贷活动还得遵循一些原则，在民间借贷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守的就是国家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同时还需遵循一般市场原则中的诚信与自愿的原则。从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来讲，民间借贷指的是公民依照相互之间的约定对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进行借贷的一种行为，具有民事法律的性质。从广义上来讲，民间借贷主要指的是除了其狭义所指的内容之外，还同时包括了公民和法人以及公民和其他组织所涉及到的有关货币与有价证券的相互借贷。而在实际生活中一般用到的都是民间借贷的涵义。
民间借贷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农村的民间借贷，因为我国的依然是农民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农村的民间借贷在我国本来就有着很久的历史，这些民间借贷为那些不能在国家金融机构中贷到款的人们提供了筹集资金的便利，不仅如此，民间借贷也为部分的资金拥有着创造了一定的收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借贷也盘活了农村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农村的民间信贷也开始涌现出不少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出现，不难发现，都与一个因素有关系，那就是高利率贷款，他对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
二、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带来的主要问题
1.高利率将影响农村的长远发展
一般的民间借贷将会盘活农村的经济，作为主流借贷业务的必要补充，将会促进资金的流通，而高利率借贷业务将会对农村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具体来讲，其对农村长远发展的影响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不论是对于债主还是对于债户，高利率借贷都会极大地激化有效收益率和高机会成本相互间的矛盾，这样以来将会使很多农户和企业他们的资金流通以及资金的积累受到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如果收益率的大小不变，借贷利率一直升高，没那么农户与企业在资金积累方面的速度将会变得非常的缓慢，进而就会导致农户与企业经济的规模上很难再扩大，影响规模经济的效益。所以说，这种在农村的民间借贷实行高利率将会对农村的规模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第二，这种高利率如果长期实行，将会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降低的势头，同时还会导致消费滞后现象的产生。在一般的农村借贷活动中，债主在资金方面一般会有较高的风险，然而在实际中因为他们会获得高息收入，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冒着风险将资金以贷款的形式以借给别人。根据农村民间借贷的一般情形来判断，贷款活动一般都是发生熟悉的人之间，这样一来，就使得债主方所承担的资金方面的风险大大降低，前面所讲的资金风险方面的顾虑打消之后，就会增加很多人来参与这项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活动。但是实际中的情况是，农村民间借贷的债主一般资金都比较有限，如果他们在高利率借贷上投入过多，必然会导致其在消费上的投入就会大大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消费动力不足以及消费滞后，这些都会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2.高利率将使农村的社会不公加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高利率的农村民间贷款给农村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好影响除了上文所讲的长远发展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不良的影响，那就是使得本来就不合理的社会公平变得更加不公。因为高利率贷款将会使那些有钱人可以通过很轻松而且不需要劳动的手段获取高额的收益，这必然让没有钱的人感到社会的不公平，没钱的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工作，所得报酬还不及高利贷者不用付出劳动所获得收益高，不免会心中不平。另外一个方面，这些高利贷者不用劳动就可以生活的好，使得发放高利贷就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干，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出现一批的闲散劳动力，出现了市场资源的闲置，导致社会资源利用率降低，同时由于这种民间贷款缺乏一定的法律保障，在发生纠纷而款项无法收回时就会导致暴力收款，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针对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所说的高利率民间贷款对农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1.加快民间借贷的法制化进程
对于当前民间借贷的法制建设现状来说，除了有少数法律文件中的少量规定之外，就很少看到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没有了法律的规范与调节，将会使得民间借贷中产生的纠纷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等到事态严重时，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所以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建设应该从以下方面做起：第一，对于民间借贷要有明确的法律来保护和规范，明确其法律地位，为其合理生存创造空间。第二，成立相应的组织，建立相应的部门专门来管理民间借贷中的有关契约签订的问题，同时约束双方的行为，并为相关人员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强化借贷双方的法律意识，减少借贷纠纷。第三、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标准进行界定，给民间借贷行为一个法律的标杆，使其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来。
2.端正对民间借贷的认识
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在民间生存那么久，就是因为它有其生存的空间与土壤，这就也就是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因此对于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或者禁止，这是因为高利贷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还在，如果贸然禁止，只能带来更坏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情况使正常渠道贷不到款的人资金更加紧张，高利贷更加猖獗，另一种情况使农村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变得更加枯竭。因此，对于民间借贷这种具有一定历史的事物，不能离开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只有在现实条件成熟时才能够禁止。
3.积极发展正常的民间借贷，弱化高利贷的影响
高利贷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正常的民间借贷发展实力不够强大所致，只要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高利贷也将没有生存的空间。按照民间借贷的种类来看其主要分为专业化借贷与兼营借贷，其中专业化的借贷方式有的是从兼营行式发展而来的，与兼营方式相比，专业化的经营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资金更充足，利率也比更低，这样看来，个人化的经营朝着专业化的经营将会有利于利率的降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积极鼓励民间借贷不断地朝向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这是一种抵制高利贷的有效方式。
4.增加对农村的资金供给，打破少数人对资金的垄断
此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政策上要加强农村信用社以及农业银行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这样一来必然会对高利贷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对高利贷税率进行提高，对个别垄断资金者进行打击和限制。民间借贷高利率最根本的原因是资金不足，这才给了垄断者以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克制高利贷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官玉婷，康小兰，刘滨.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商业研究，2011（10）：171-175.
[2]姜楠，李贞彩.浅析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时代金融，2012（30）：173，184.
[3]张晓艳.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形成原因及规范对策[J].经济问题，2010（08）：67-69，80.
[4]张晓艳.农村民间借贷高利率形成原因及规范对策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25-27，38.
1、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以2020年7月20日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2、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活动来说。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可以降低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好地支持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从而有助于就业、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但是也有专家指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也可能会导致地下金融死灰复燃。
3、那么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对金融借贷有什么影响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文件在开头即表明：“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4、但有专家表示考虑到实际情况。《规定》仍将对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甚至银行信用卡业务产生较大影响，因为民间大多默认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比民间借贷利率更低，并且此前有些金融机构的合同纠纷判决中也出现了参考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的情况。
5、也就是说。借款方在金融机构贷款时，贷款利率的上限可能也会下调至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贷款成本会有所降低。但金融机构利润空间的压缩，可能又会导致贷款门槛的提高，使得原本有贷款资格的借款方，无法成功申请到贷款。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控制；规范监管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4.114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1
1 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诸如民间借款、众筹、P2P网贷，各种“宝宝们”等新兴融资方式不断涌现，规模不断增长，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
1.1 我国民间借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民间借贷是我国传统借贷渠道的必要补充，能有效缓解我国中小企业及非公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同时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机制的深度发展发育，为利率市场化做好了充分准备。
但作为新生事物，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经济下行过程中，一些民间借贷企业资金链的恶性循环及断裂、导致产业空心化，同时使资金提供者遭受巨大财产损失，增加金融市场和社会的不稳定。
1.2 我国民间借贷的特点
第一，融资规模逐渐扩大。2013-2014年，全国民间借贷规模均已经突破5万亿元。
第二，民间借贷步骤简单、便捷。民间借贷一般不对借款用途作限定，普遍以现金方式交接，仅在口头表明资金使用意向，抵押物品评估认定灵活，从提出民间借贷申请到获得资金一般只需要1～2天。
第三，民间借贷利率逐步攀升。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是自发自愿的，虽然法律规定利率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4倍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是现实的贷利率大部分都高于这个规定。
第四，民间借贷行为半公开化，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程度逐渐提高。
2 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2.1 民间借贷风险不断加大
第一，由于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处于低位运行，来自借款人的风险不断加大，局部的产业调整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使得部分中小企业需要整改、停产，生产链断裂，企业破产倒闭，无法还款。
第二，由于商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回款难，也导致资金紧张。
第三，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大约为18%～40%，较高的财务成本也为企业正常经营和偿还债务带来巨大压力。
2.2 民间借贷监管缺位
我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一行三会”的的监管模式无法覆盖民间借贷机构的领域。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不被货币当局统计观测和监控，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的借贷利率是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同时具有分散性、隐蔽性、不规范性等特征，使得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缺失。
2.3 民间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管理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民法》《合同法》等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对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不能很好的指导实践工作。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不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执照，也没有资本金要求。管理法规相对滞后，从业公司、人员缺乏相关资质要求，加大了民间借贷的市场风险。
3 促进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出路
3.1 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实践证明，我国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民间借贷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解决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困难，支持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是正当的。
完善我国民间借贷制度的根本思路在于通过法律使得民间借贷合法化，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运行，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是防止与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与保障。
3.2 规范民间借贷合同
目前，大多数民间借贷合同中都没有采取法律规定的法律形式。利用现有的《合同法》，规范民间借贷合同，可有效避免民间借贷纠纷，并通过法院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同时，强制性地要求书面形式的借贷行为，明确当事双方的法律责任，保障双发利益，减少或避免地下钱庄、非法高利贷等隐蔽或非法金融活动。
3.3 完善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设立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标准。借鉴国外立法对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定，通过确定注册资金和主体备案审查等方式，确定其主体资格。区别对待个人或企业间的偶发性的小额的借贷与开展正常民间借贷行为的商业性放贷人的业务。
第二，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必定收取尽可能高的利率作为回报。应分析我国经济状况及民间借贷的市场需求，民间资金的利用情况，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保护借贷双方人的合理利益，避免实体经济中的资金大量流失。
第三，规范限制放贷人的资金来源。在规定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允许商业放贷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融资方式解决资金来源，为民间资金创造合理的投资渠道。
4 结 语
综上所述，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不仅从法律上进行创新，同时从各个角度进行规范，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小安.民间资本：中小企业融资的现实选择[J].金融与经济，2006（3）.
[2]李智，程娟娟.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关键词：高利贷；资金供给；利率市场化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日益活跃，“温州民间借贷”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它只是全国民间借贷的缩影，反映了现阶段民间借贷的实质问题-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风险与利益并存，合法与违规交叉。规模庞大的地下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途径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风险隐患。温州小企业“老板跑路”事件昭示着，尽快解决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科学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当务之急。
1、当前民间借贷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1.1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由来已久。近来，民间借贷没有因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而萎缩，而以独特的生存方式日趋活跃，并呈现出融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融资规模扩大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央行今年不断加息和调准，银行信贷规模受限，民间借贷空前活跃。调查显示，温州民间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年化利率高达180%；全国其他地区，除了亲友间扶借款之外，小微企业和个人进行短期资金周转借款，在县域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民间借贷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一是借款年利率更高，一般高于15%，并逐步上升。二是形式上以 “买卖合同”代替借款合同，实现高利贷“隐身”和表面合法化。甚至聘请法律专业人士设计条款，将借款行为用抵押品的交易行为代替，类似于典当和回购；贷款人给付借款方的款项预先扣除高额利息；还要求借款人立字据承认已收到全额价款，可以在约定期限内还款，相当于取消买卖交易或回购所卖的抵押品；否者，视同买卖成交，贷款方直接扣押、转卖抵押品。三是部分民间资金借助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典当行和寄卖公司等多种中介机构进行放款。
1.2 当前民间借贷活跃发展的客观原因
第一，正规金融“惜贷”，导致信贷资金投放持续不足。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与效益性原则必然引导信贷资金倾向大型企业。虽然近年国家号召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但增加的贷款大多落在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上，而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企业仍然贷款困难，几乎90%的规模以下小型企业和95%的微型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这也是商业银行对政府调控行为“用脚投票”的结果。在目前货币政策趋紧、银行放贷能力下降的局面下，正规金融更是“抓大放小”，保守放贷。
第二，草根经济“钱荒”，催生民间借贷市场日益繁荣。草根经济是指生长在国民经济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即中小企业与农村经济。中小企业原始积累薄弱，资产流动性差，财务制度及经营管理不规范，而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区域经济结构僵化，这些“先天不足”导致草根层始终缺乏金融支持。此外，原材料价格急剧上涨、人力成本逐渐攀升、外部消费持续低迷以及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剧了草根经济“钱荒”现状。在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成为草根经济资金周转的“救命稻草”，它以快捷、高效、方便的比较优势赢得了巨大市场空间。
第三，民间资本“逐利”，驱动借贷资金供应越发旺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主体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从事经济活动。因此，逐利性是经济主体的内在价值取向。随着个人及企业理财意识的增强，尤其在通胀压力下，民间资本急需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加之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大量“食利”资本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纷纷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表现出“民间借贷偏好”，从而为民间金融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撑。
2、当前民间借贷盛行伴随的风险隐患
2.1借贷利率“疯狂上涨”，扰乱金融市场有序运行
目前，民间借贷利率一路飙升，有数据显示有抵押的一周至三个月不等短期抵押贷款利率为30%至36%，而无抵押贷款年化利率已达60%至72%，几近“疯狂”的借贷利率已成为诱发金融风险的“毒瘤”。一方面，中小企业“抱团借贷”，极易引发连锁债务危机。高额利息势必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一旦实体经济不堪重负，发生资金链断裂，就会在金融市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关联方连锁反应和市场危机。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机构充当“金融掮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很多贷款公司和银行信贷部门“合作”，不仅收取高昂中介费用，而且截留大额利差。
2.2借贷合同“表里不一”，潜藏巨大法律风险隐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高利贷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档期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4倍就被定义为高利贷。目前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6.56%，四倍后的利率为26.24%，显然众多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范畴。为了获得法律保护，放贷者对借款合同进行“精心设计”，一是在借款合同中，只写明金额、期限、币种等条款，并未指明利率，而将借款利息在发放贷款时预先扣除；二是以形式上“买卖合同”代替借款合同，大搞高利贷“隐身术”。表面上，这些借款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披上合法外衣，但是掩盖不了其高利贷行为的违法和剥削本质，潜藏着巨大风险隐患。
2.3债务纠纷“频繁上演”，危害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分散的信用活动，在农村更为突出，具有主体多重性、操作隐蔽性、利息暴力性等特点，加之缺乏有效担保和必要监管，导致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债务纠纷不断涌现，甚至引发刑事犯罪案件。据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从业人员透漏，有的借款人为了实现发财梦而借用高额利息资金购买股票、，甚至从事等非法活动，一旦发财梦破灭无法还贷，放贷者往往不通过法律途径收取贷款，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威胁恐吓借款人及其家人，甚至雇佣黑社会力量进行暴力催讨，致使借款人亲疏怨恨，远离他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2.4信贷资金“畸形分配”，诱发实体经济空心泛滥
民间借贷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非常明显，它通过“钱生钱”的模式，吞食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成本。在暴力的诱惑下，信贷资金被“畸形分配”，从事各种资金租利套利活动。有的企业放弃原有实业，利用信贷资金兴办担保公司；有的企业通过中介机构将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有的企业从银行获得低利率贷款，转而发放委托贷款。部分上市公司资金充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贷款倒爷”，它们一边有巨额贷款，另一边通过委托贷款向外高息放贷。“企业家”变成了“资本家”，“实体经济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3、政策建议
3.1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管制由“严格”转向“放松”
作为资金的价格，利率理应在优化资金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利率管制使部分资金低效率使用，许多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另外，供求关系决定均衡利率，当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利率被强制压低时，民间借贷利率必然提高，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追求利差，甚至从事高利贷等非法交易。“利率双轨制”是造成民间借贷的体制根源，只有放松利率管制，稳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3.2规范民间借贷管理，实现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向“地上”
游走于正规金融之外的民间资本，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不可或缺的资金力量，它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危害金融安全，因此应疏堵结合，逐步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但同时考虑开征高额利息所得税。首先，要明确民间借贷合法身份，允许民间借贷在一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并鼓励借贷机构规范办理资金借贷业务；其次，要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加快《放贷人条例》立法进程，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律轨道；再次，专设民间借贷监管机构，同时建立健全民间借贷信息披露和监测预警制度。
3.3创新资金供应渠道，加快借贷市场由“卖方”倒向“买方”
解决“民间借贷依赖症”的关键在于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渠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借贷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一方面，鼓励银行业增设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和设计多元化金融产品，积极引导小企业贷款比例和增速“双升”。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金融供给体系，如增设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组建民间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如在美国，就有专门的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该部门经国会授权拨款，可以向小企业直接贷款。
3.4全面落实贷款新规，严防信贷资金由“实体”流向“虚拟”
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产业“空心”，虚拟经济泛滥。为此，银监部门要求银行业全面落实贷款新规，切实监督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贷款新规是我国银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强化受托支付，而受托支付的目的是确保资金依约使用，加强资金流向监管。因此，银行机构要严格落实贷款新规，规范贷款用途审查，真正做到“受托支付”；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检查力度，督促银行更好执行贷款新规，严防信贷资金流出实体经济。
参考文献：
［1］张华．浅析实现民间金融阳光化德障碍与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11（3）．
［2］秦唏．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借贷合法化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31）．
［3］夏晓虹．当前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应对策略 ［J］，武汉金融，2009（11）．
［4］柴善明．中小企业涉及民间借贷时应注意风险防范［J］，浙江金融，2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