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7: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有经济的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二、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数据统计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资金投入产出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从而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快速发展，得出了改变对民营企业的传统偏见，为其提供一个宽松、公平、合理、有效的环境，加大国有金融机构时民营经济的信货倾料，设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体系等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民营经济的逐年快速发展是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国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在党的十五大中，民营经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民营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广义的民营经济可以界定为除国有国营、国有控股和第一产业联产承包农户之外的所有经济成份，包括内资企业中的民有民营(个体、私营)、国有民营、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非国有控股的港澳台和外商合作合资企业以及港澳台、外商独资企业等所构成的经济成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国有和国有控股)作为当今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两大组成部分，由于其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导致二者从宏观上看的经济绩效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促进民营企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是我国今后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财政等方面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资金投人与其产出的不对称，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从而抑制了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以“温台模式”闻名全国、经济民营化水平已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经济也同样存在这一间题，这种资金投人与产出的不对称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重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实现新的突破。
一、浙江省资金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实证分析
对浙江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较研究表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金投人与产出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关系。
1、贡献和产出方面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1998年的9年时间里，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的贡献率在逐渐降低(由31.2%降至6.8% );相反，民营经济的贡献率却从68.8%上升到了93.2%，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表1中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就业人数构成比重上。在浙江省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下岗分流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这对浙江省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就业人员的战略转移和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2、资金投入和占有方面
从表2可以看出浙江省民营经济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明显低于民营经济在浙江省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从1994年到2000年一直处于63% }-68%之间，而且从1994年以来还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国有经济占投资比重自1994年以来的32.5%逐年稳步上升了37.3% .
近年来，对国有经济的投资持续高涨，而且明显大于对民营经济投人的力度。虽然浙江省国有经济(以国有工业为代表)的产出水平持续下降，而近几年获得的投资却在逐年上升。浙江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民营经济比重的持续上升和国有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但是浙江民营经济得到资金投入的速度却没有国有经济的快，在19%一1998和1998 ~ 2000年间，增速分别慢于国有经济10.2和13.8个百分点。
3、投入产出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投资效果系数是国有经济的7倍多，浙江民营经济的资金运用效率明显优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更富有活力，投入民营经济的资金，可以产生更高的利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根据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投资总额和投资效果系数，用公式表示为G=s"v，其中G称为实际增长率，v= }Y/pK是投资效果系数，反映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或工业增长量)(参见表3)o s二S/Y是储蓄率，反映储蓄(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变形为K=s"}Y/G，表明为使国民经济保持预定的增长速度，则应按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给予匹配的资金投入，实现资金投人产出的均衡与对称。
近年来，对国有经济的投资持续高涨，而且明显大于对民营经济投人的力度。虽然浙江省国有经济(以国有工业为代表)的产出水平持续下降，而近几年获得的投资却在逐年上升。浙江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民营经济比重的持续上升和国有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但是浙江民营经济得到资金投入的速度却没有国有经济的快，在19%一1998和1998 ~ 2000年间，增速分别慢于国有经济10.2和13.8个百分点。
3、投入产出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投资效果系数是国有经济的7倍多，浙江民营经济的资金运用效率明显优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更富有活力，投入民营经济的资金，可以产生更高的利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根据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投资总额和投资效果系数，用公式表示为G=s"v，其中G称为实际增长率，v= }Y/pK是投资效果系数，反映单位资本投入的产出(或工业增长量)(参见表3)o s二S/Y是储蓄率，反映储蓄(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变形为K=s"}Y/G，表明为使国民经济保持预定的增长速度，则应按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给予匹配的资金投入，实现资金投人产出的均衡与对称。
4、计量经济分析
在产出增长中除资本要素投人外还应考虑劳动力要素投人，引人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一I}auglas)函数，该函数表明:当技术进步中性时，产出水平只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人水平有关，即Y = AL0Kp，参数。、日分别是劳动和投人产出弹性。对计量经济模型Y= AI-0K}}e作对数变换.
运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经济数据来分别估算浙江省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投人产出系数。
从结果分析可知，浙江省民营工业企业的资金投人产出系数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更高。
根据已知的数据，假设199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0%，则1999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人应该是1563.07亿元，比1998年增长29.7%，从表2可以看出，这比自1994年到1998年间任一年民营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都要高出很多，更何况浙江省的工业总产值在近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将近20%的年均增长率。
从以上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浙江省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资金投人产出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遏制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整体上影响了浙江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应有的速度和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1、虽然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逐步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地位，渐次地放松了对民营经济各种限制，但是，在观念上和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偏见和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浙江省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民营经济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仍然不够。只有进一步转变传统观念，大胆放手，给民营经济一个更加宽松、公平、合理、有效的环境，才能为浙江省民营经济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从资金的供给角度来讲，我国近年来形成了经济二元结构(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与金融二元结构(民间金融与国家金融机构)的不对称，垄断了我国绝大部分金融资产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最主要的资金供给者，而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要获得相应的贷款却极为困难。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证券市场，民营企业所占的比例极低，也无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消除长期计划体制下思维定势的影响，改变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纠正对民营经济的政策错位和所有制歧视，在金融机构贷款和证券市场融资等方面给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都是下一步函待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民间借贷危机 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
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驱齐驱，在主导性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产业领域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实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应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体地位；在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有机互补，良性竞争。
2010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浙江信泰集团公司和温州立人集团案件为代表，本次危机表现出“层次高”、“情势急”、“涉及广”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危机涉及未偿民间贷款总量高达近万亿元，金融纠纷案件超过万起，近150名企业主因无法偿还银行信贷或民间借贷而“跑路”、“蒸发”，8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破产倒闭,温州民营经济步履维坚。与此同时，温州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户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十大国资集团公司开始，到目前已有16家国有企业集团挂牌成立，重组后的国资集团资产总额大幅上升，企业整体实力和融资能力明显提升。
于是，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论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缺乏灵活性、针对性的前提下，一边是国有经济吃穿不愁，一边是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宏观调控”和“国进民退”。这些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以牺牲民营经济为前提，从根本上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放在了完成对立的两面，认为两者完全是“对立竞争”关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于理论、于实践都有失偏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非是“对立竞争”，更多的应该是“互补合作关系”。
1.民间借贷危机主因是其系统内部法律规则意识缺失，不能盲目归因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竞争”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民间金融体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其次是资本盲目逐利和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等问题。
1.1民间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缺失
民间金融是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能掩盖民间金融体系的自身问题。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须以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为基础，纯粹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信用之上的金融体系风险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抬会”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融资在温州乐清等地盛行，规模已达数十亿之多，最终由于利率不断抬高导致泡沫产生，爆发于1986年的“倒会”危机与本次借贷危机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体系。
1.2民间资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导致企业订单锐减，原材料、企业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涨的双重压力下，民营传统制造行业企业利润极其微薄。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瓯越“义利”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应，温州民间资本逐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锈钢、泵阀、鞋革、医药、眼镜、太阳能、医疗器材、五金家电等多个行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游资象无头苍蝇疯狂沉迷于“快钱游戏”，从“炒棉花”、“炒房产”、“炒煤矿”、“炒有色金属”直到“炒钱”。按投资人风险喜好及产品类别分类，回报率在10-18%之间里就明显具有风险，回报率超过20%时就属于高风险投资。当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从2003年的8-15%上涨到2011年的25-35%，民间资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脱离经济实体流入借贷领域。2011年央行温州支行调查显示，在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储户投资首选，到7月份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当金融泡沫最终破灭，不仅直接导致温州民资的直接损失，也导致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严重。
1.3宏观调控引起资金紧张，担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艰难维持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对宏观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增强。为了遏制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2010年上半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钟摆式”式的宏观调控让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银行金融系统提高贷款门槛，并通过担保公司的介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据统计，截止2011年11月，温州涉及民间融资的各类融资机构多达1800多家，这些以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融资机构，凌驾于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与银行金融无法实现通畅对接，“麦克米伦缺口”凸显①。为了应对资金紧缺，中小企业不得不向担保公司等融资机构进行资金求助，民间借贷利率顺势拉高，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陷入恶性循环。加上“调地产、控通胀”靠宏观政策导致房地产业资金冻结，资金无法及时回收，民间资本链条断裂。宏观调控成为引发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危机成因错综复杂，但主因在于其内容系统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由此而推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竞争”关系的观点站不住脚。
2.宏观调控与国有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点不是“与民争利”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强控制力。因此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以及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需要为依据的。
2.1宏观调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调节经济运行，不是“与民争利”
在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的辩论中，“四万亿”救市计划成为讨论焦点。2008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了救市的十项措施，内容分别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税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万亿资金投资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民生经济投资。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不能弱化市场，更不能干扰和取代市场的作用，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局限与缺限，即市场失灵。放任市场失灵和经济失衡，会引起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其健康发展。因此当市场失灵，就需要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来适度调控市场，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性质所决定的。尽管宏观调控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也确实给我国经济后期发展带来一定后遗症，但这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在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扩大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本质上讲，四万亿救市计划就是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目的是保证我们经济可以稳定健康发展软着陆，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2.2国有经济改革是其自身发展和转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进有退，进退有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要发挥其主导和主体地位，必须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目前，讲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二是国有经济管理不规范，存在权力缺乏约束、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等问题，三是国有经济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等。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以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温州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改革论证了这一点。2008年，温州全市国有企业617户，资产总额为715.91亿元，户均为1.1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仅为8.03亿元，负债率平均为69.1%，而且管理体制混乱，除市本级的174户划归国资委监管，其余的400多户企业均没有统一的监管单位。为了改变国有企业低、小、散，企业布局不合理、企业资产良莠不齐、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温州市市委、市政府《温州市市级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实施方案》通知，决定全面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实现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整合重组，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集中，同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合理用于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和困难企业帮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0年10月第一轮整合重组启动,将61家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10户国有集团公司。经过一年运作，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第一，行业结构向国计民生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交通建设、机场、港口和铁路与轨道交通等行业。第二，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截至2011年底企业平均资产达到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达118亿元,投资着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环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第三，这10家国资企业所涉及到的竞争性行业，如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等，由于体制创新尚未理顺，盈利能力尚未显现。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有经济自身转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如何改、怎么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会变，那就是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3.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营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2011年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 的50%以上，在民营经济发祥地温州的民营经济GDP总量已经超过80%。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3.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实力
在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中，有部分观点认为应该提高民营经济整体地位，因为其比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和适应力。我们不能否认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扩大就业、创造税收等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阶段，民营企业担任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尚不成熟。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的整体实力与技术实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例如，在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数的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30.8%、35.6%、32.9%，私营企业占18.4%、9.5%、13.8%；在新产品项目数、开发经费、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出口销售收入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44.4%、41.2%、42.8%、43.4%、21.2%，私营企业占10.9%、10.3%、8.6%、8.4%、7.1%。因此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规定，主要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经济要发挥自身优势和整体实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由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虽然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在推动作用，但整体来说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往往难以摆脱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大、比重大、规模小、寿命短。2007年“温州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专项调研课题”研究认为温州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温州共有民营企业7.7万户，占企业总数90%以上，注册资本金2200多亿元，户均不到300万元。第二，技术装备率低、创新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指出，民营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经营发最主要的困难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长”,这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长期依赖于低价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扩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的问题。第三，管理模式带有“家族”色彩，缺乏现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严重。
综合来看，在目前阶段，尽管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的50%，但企业规模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使其在关键领域还不具备与西方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实力，无法替代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成为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的力量。
3.2对于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驾齐驱
一些学者认为，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都存在玻璃门现象，把民资不能通畅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原因一味归结于央企垄断，这种观点很片面。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创造、资源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情况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能存在。我国国有经济确实存在垄断或寡头垄断现象，但仅限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几家企业，其中电网在世界各国都属自然垄断，石油开采属于国家宏观战略不可能随意放开，而电信基础业务则是由于需要巨额基础投资。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国有企业都不具有“市场禁入”、“主宰定价”等垄断性质。
民资进入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有几个影响因素：第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型国企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民资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难，可先采取参股的方式进入其产业体系。第二，许多基础性行业，回报率低、周期长。例如2010年温州整合重组的十家国有集团公司有七家开展了基础性和国计民生产业，比例提升为70%，且主要以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改造为主，属于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小的项目。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但这些国有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严重，融资来源仍主要是银行贷款，其融资项目并不十分受民资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项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利润空间的再压缩，民资进入意愿不强。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于2012年上半年，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破解民资“玻璃门”，鼓励民资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温州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金融改革示范区，着力整合规范民间资本，打造“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对民间资本科学规范管理，将有助于减缓中小企业信贷压力，科学引导民资进入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并进入预期有收益或者通过收费补偿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公共项目领域，实现国资与民资的互利共赢。
3.3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民营实体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和优势
国有经济要按规定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里所指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是相对于“特殊竞争性领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业之外的行业领域。
改革开放30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挥着惊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2011年8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温州民企 “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外迁。温州经济一直是“走出去”经济，目前温州在外商会达184个，企业5.4万家，工业企业约为2.8万家，涉及民资约为2400多亿。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内的本地龙头企业也已经扩大在外投资比重，且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第二，资金未进入实体。温州人行调查表明，近年来银行对工业的信贷规模增长明显，但工业增长却没有显现大幅增长。据对“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的抽样调查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均涉足房地产开发。在借贷危机发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温州民企类计向银行借贷近170亿，本地银行存款净流出约134亿，但企业整体用电量、产值、物流运输量等指标均没有明显增强，资本陷入借贷与偿贷的恶性循环。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既会带来危险也会产生机遇。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先沿地带，温州民企的生存现状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将来中国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困境。温州经验表明，长期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低下、核心竞争力低下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需要。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提升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和打造企业品牌；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发展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产业规模；发挥企业协作机制，在横向上实现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优势互补，在纵向上形成产业纵深链，往产业链两端转移，最终实现由资源驱动转向投入、创新和品牌驱动，提升民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民营经济逐利的驱动机制，也有赖国有经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没有民营经济，市场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难以活跃和繁荣；没有国有经济，就可能无法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合理分工，并驾齐驱，既可以通过功能分工相互制约，又可以通过良性竞争相互促进，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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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年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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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有民营”，填补国有经济留下的分工空白
这种投资方式非常适合于在国有经济应当逐步退出、民营经济占有优势的一般竞争领域。民营经济在这些领域的大力发展将会填补国有经济主动退出而留下的产业空白，实现全社会投资主体的合理分工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模式类型吉林创伤医院模式：滚动做大型；岭南教育集团模式：集团系列型；北大青鸟投资模式：特许经营型。
综合评价“民有民营”的三种投资模式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等优势，滚动发展的投资动力很强，可以不同程度地补充国有经济退出后的产业空白。
三种模式在发挥各自作用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吉林创伤医院模式适合于点多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群体，可补充国有大企业无法满足的市场空白。因此，国家可以引导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社会急需的社会事业实体。岭南教育集团模式属于重点发展对象。此类模式说明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到了集团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投融资实力较强，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补充国有经济的空白。除此以外，这些民营经济完全有能力以兼并、参股等所有权投资的方式参与国有经济的重组与改制，应当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引导与发展的方向。
并不是任何行业均适合“民有民营”民有民营的投资经营方式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基础设施等外部效应极强的领域，“民有民营”的模式并不适合。
民营经济接受国有产权的整体转让
这种方式是将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资产评估之后，向社会资金出售所有的股权。要推进国有经济从各行各业的一般竞争性领域部分退出来，吸引民间资本、外资经济的进入，填补国有经济退出的产业空间，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国有产权的整体转让给民营经济这样的一种选择。
模式类型大连新世纪医院模式：民营企业买断产权；本溪医院改制模式：形成股份合作制。
综合评价把国有经营单位的资产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或者职工群体的两种改制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产权虚置”问题，是建立国有经济与民营资本之间互补关系的有效途径。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度高把国有产权整体转让给民营经济，意味着通过资本纽带把民营企业与国有经济联系在一起，使社会资金在最大程度上介入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实现了民营经济的增量资本与国有经济的存量资产的交换。
彻底变革了经营机制与治理结构应当说，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只要是国有资产整体转让给了民营资本，就意味着原有的治理结构与经营机制的彻底更新，从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自主经营效率。
变现资产收回的资金多在运作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出售全部国有股权可以使政府部门收回最多的资金，不仅甩掉了长期亏损的包袱，还可以把转让所得资金用于退休人员剥离支出，支付职工补偿金及偿还债务，除去改制成本后，专项用于公益性事业发展和改革遗留问题的处理。
产权转让的领域与企业要有所限定应当说，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资产完全转让方式往往发生在在无法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制的情况之下才采取的最终的、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负担沉重、资不抵债、预期效益差的中小型国有企事业单位来说，国有资本应尽快坚决整体转让退出。同时，政府部门从强化公共财政的目标出发，需要把部分行业经营性国有资产转为非经营性资产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上述办法。
要避免出现重大误区目前，各地区在推进国有经济改制时，往往把出售产权作为引进民间资本的主要途径。由于操作不够规范，出现了贱卖国有资产与损害职工与银行利益的现象。我们认为，由民营资本买断产权制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不能把国有企业改制等同于国有资产卖光，“一刀切”地转为民营资产。同时，要完善资产转让的程序，通过招投标的形式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转让，防止出现黑箱操作等不规范交易。
民营资本控股投资与多种经营机制相结合
要改变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就要通过产权转让等方式实现国有资产存量的优化配置，提高投资运营效率。这种投资方式是国有企业采用资产重组改制的方式，吸纳有实力的民营资本进入国有企业成为控股股东，股东以其出资额享有股东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
模式类型宿迁人民医院模式：民营控股收购+第三方经营；健宫医院模式：民营控股收购+民营企业自营；华源集团模式：民营控股收购+管理层参加收购；德隆集团模式：控股收购+与大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综合评价上述模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国有经济在股份化改制过程中，通过减持国有股份的比例，吸引民营资本投资控股国有企业，从而实现企业的产权多元化与资源的优化配置。相比各种民营资本投资参与国有经济改制的模式而言，此类模式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影响更大。
有利于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加强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外，国有投资企业大部分都可以采取参股的形式存在，国有经济股权比例的下降非但不会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反而会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对其他资本的辐射功能，提高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的能力，促进全社会投资的繁荣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用国有股的减持来简单判定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高低。
有利于建立更有效率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与经营效率低下的弊端久治不愈。但在混合经济条件下，作为控股股东，民营资本被赋予了充分的经营管理自。许多传统体制的弊端却得到了根除。
有利于建立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长期以来，国有大企业(集团)建立了一整套“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体系，从原料供应、加工装配到市场销售一条龙均在企业内部封闭运行，造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与资源配置低效率。民营经济控股兼并国有企业，就从局部打破了这种封闭式的产业体系，有利于不同企业之间建立起多层次、多种形式的互补合作产业关系。
民营经济投资参股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凡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然要由国有经济控股，保持国有经济较强的控制
力，维护供给的大局。同时也要打破国有经济的完全垄断，引进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可以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股份化改造后，向社会资金出售少部分股权，或者在保持国有资产股权完整性的前提下，向社会增资扩股。
模式类型深圳水务集团模式：国有控股＋民营机构参股；香港地铁模式：政府控股＋募集公众个人股；光大银行模式；国有控股＋面向民营增资扩股。
综合评价。以上各种向社会资金招标参股的改革模式，将使国有经济与民间资本取得―个“双赢”的结果，尤其对于基础性领域的国有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打破了行业垄断的同时保持了国有控股地位一方面通过吸引民营资本的参股投资，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产权结构的混合化，打破了原政府独资或国有一股独大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在改制过程中由于受到行业特点的限制，改制企业只向社会资金出售少部分股权，并没有丧失国有部门的控股地位，因而引进民营资本之后股权比例的变化未影响到政府部门对新企业的经营权和控股权，因此其改制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完全民营化或高度民营化模式高。
发挥了混合所有制投资主体的合力作用水务、地铁等基础领域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单靠国有经济投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通过资本纽带把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的一体化，克服了国有投资能力的局限性，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发展能力。
改进了法人治理结构与经营管理方式民间资本的进入不仅增加了更多的建设和运营资金，而且引进了新的治理结构与经营管理方式，使得新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投资回报均有明显提高。
开拓了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在基础设施政府包办的体制下，一直没有个人投资者参与的机会与渠道。香港地铁上市之后，个人可以投资地铁股票、债券等等，这对于内地的类似建设项目的开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要完善政府控股投资领域的规制我们认为，之所以规定必须保持政府的控股地位，是由城市基础设施与金融保险等领域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但并不是所有行业均适宜采取政府控股。此外，引进民间资本实行市场化运作，也不意味着政府将放任自流，而是需要进行适当的规制。
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多种合资合作办新建企业
改革以来，尽管投资领域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变化，但是民营与国有投资主体之间往往相互隔绝，形成“板块”式而不是融合式的存在状态。下面的合资合作模式正是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搭建新项目的合资平台。
模式类型温州人民路改造等模式：政府与民间资本联合投资；首创威水水务模式：国有企业与民企合资创业；北京实验二小逸海分校模式：公共团体与民营合作创业；瑞安市教育券模式：民营投资与政府补助。
综合评价以上模式是从新建项目的角度来探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合资合作的路径。尽管这些合作模式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各种投资模式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构造新的投资体制的层面可以形成突破。
开拓了新建项目的投融资的新模式未来的投资领域将要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兴办一个新事业或新企业更需要投资主体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因此，要打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投资界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投资主体，建立开放式的社会投融资机制，促进国有与非公有制经济多种合资合作模式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合资合作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与公共事业与民营资本的合资合作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一方投入资金、设备、技术、销售网络，另一方可以投入品牌、人才或者土地，最终形成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同收益的合资合作局面。
委托民营企业经营提高公共部门投资效率
所谓委托民营经济投资经营，是指在不改变国有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采取“两权分离”的办法，由国有单位与社会资金签订委托各类委托管理合同的方式，将其所有的国有资产交由社会资金经营管理，并按照合同向社会资金收取或支付经营报酬。
模式类型中美同济公司模式：国有民管；无锡新区医院模式：国有民营；北京25中模式：国有民办；二一医科大学模式：国有民包；中华碧水计划模式：国家特许民企经营。
综合评价以上各种模式是在“两权分离”的框架下引入民营经济，将公共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由单纯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民营企业运作的投资市场行为，对于发展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意义重大。
加速了公共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以上公共部门各种引入社会资金的投资模式，是在不触动国有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各类管理权合同的纽带，把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与其他通过产权纽带引入民营经济的模式相比，尽管此类模式吸引民营资本的参与度(特许经营项目除外)与吸引力要明显低于后者，只是一种过渡性模式，但是对于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计划经济色彩浓的公共部门来说，两权分离式的改革加速了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国有制难以解决的发展问题。
解决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问题在传统体制下，由于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障碍，使得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经营自难以落实，投融资活动缺乏主动性。民营资本介入就为政企分开奠定了基础。
一.导论
新制度代替旧制度需要经历一个时间段，这就是诺斯等人所称的制度变迁的时滞（戴维斯和诺斯，1971）。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一部分，其与经济体制其他组成部分相比的超长时滞，已经影响到了经济转型的整体绩效。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戈德史密斯（1969）和麦金农(1973)等人采用实证方法，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紧密联系。肖（1973）从分析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King和Levine（1993a,b,c）分析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经济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和金融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性。同时发现证据证明金融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示器。Levine(1997)从金融体系降低交易费用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谈儒勇（2000）、武剑（2000）、韩廷春（2002）、周立（2003）等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
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却与与西方国家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市场化金融制度有很大不同。“二重结构”下的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至今仍然是中国正式金融制度的两大基本特征（张杰 1998）。中国金融制度的所有制歧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和消费品交换领域的正式制度，不仅限制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影响了整体经济绩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正式金融规模的扩大（Allen,Qian和Qian，2000）。脱离了国家监管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尽管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但其完全自由的市场化运作，也增加了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钟伟、巴曙松等，2004）。
张杰（1998）、林波(2000)在诺斯（1981）的国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国家模型与效用函数，他们都将能否实现国家效用最大化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转轨时期，即得利益集团与新生力量之间对市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决策（比如近期国家对某些过热行业违规民营企业的查处，以及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国家决策正在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决策行为，使之能更好地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现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利益集团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进程，以及为加速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提出对策。
二、中国经济民营化与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
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近年来最大的亮点。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使得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极不协调。由此派生出了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正式金融体系中的金融资源浪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1）已经使用赣州地区的经验性数据，分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性给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进一步采用全国的数据对此进行全面分析。
（一）中国经济民营化与正式金融体系的所有制歧视
1.中国经济的民营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放宽非国有经济可进入领域，鼓励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3年我国非国有经济工业增加值达到21637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的52.7%。如果加上第一、第三产业中的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则非国有经济比重将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量。图一列出了1985-2002年间，非国有经济在我国工业部门中的地位和比重。
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说法（陈雨露等，2004）。我们认为，尽管从结构上看，国有经济仍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不过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来看，现在提出中国经济具有民营化趋势并不为过。今年1-7月，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116亿元，其中非国有部门完成投资11406亿元，占42.1%。实际上，非国有部门强劲的投资增长，已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图二展示了1985-2002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情况。
图二描述了1985年以来非国有经济投资总量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情况。自1993年前后起，非国有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并在2002年达到了总投资的56.6%，超过了国有部门，成为我国投资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
2．中国的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承担着某种财政功能，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财政补贴功能（张杰，1998；周立、胡鞍钢，2001）。这一点，在改革后所以尤显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为了保证改革过程中的体制内稳定，而不得不对国有部门提供持续的补贴（张军，1997）。因此，国家直接控制下的金融体系，将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国有部门。尽管国有部门的产出效率和产出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
正式金融体系对于国有经济部门的偏向，构成了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但与赫尔曼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抑制目标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是为了实现社会稳定，而不是培育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加之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由于问题而引发的大量X低效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根据周业安（1999）的估算，1992-1997年间，由于金融抑制而形成的贷款损失高达12512.66亿元，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两项之和相当于2003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22.6%。
图三描绘了以国有工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总量增长趋势，及同时期国有经济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从图中可以看到，1995年以前，国有经济在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下，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但从1995年后，国有经济的增长幅度开始放缓，而与此同时国有部门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总量却没有同步放缓，而是继续迅速增长。由此反映出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资源非市场化配置和国有部门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问题。
国家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是以对非国有经济的所有制歧视为代价完成的。金融体系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表现为限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信贷市场，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融资，以保证金融资源对国有部门的集中供给。非国有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所获得的信贷资金支持的比较，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据统计，金融机构对非国有部门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在1993年达到21%的高点以后，即一路下滑，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13.3%的历史低点（图四）。
将图一、二、三综合比较，不难看出我国非国有部门的经济贡献及其所获金融支持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直至目前，金融体系对于非国有部门的歧视，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与非正式金融安排
1．中国金融制度的滞后性
中国金融体系从原来的人民银行单独行使全国金融职能，发展到现在的以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相分离的多元化银行体系和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体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自始至终，国家始终保持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
最初，国家主要通过对人民银行来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1983年前后，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金融资源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国家仅通过人民银行已经不能十分有效地控制全国的金融资源，于是陆续成立或恢复了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这四家银行分别代表国家负责不同领域金融资源的筹集、管理和分配，资源的最终支配者仍然是国家；1994年，国家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并提出国有专业银行要向商业银行转化。但这里面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不能妨碍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直接控制，显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目标与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功能定位存在本质冲突，而这实际上也成为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掌握着全国70%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国有银行股权多元化方案和具体的改革时间表，但是如果国家不肯放弃对金融资源的直接控制，改革的效果如何仍难以预料。
从证券市场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之初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筹集资金。实际上是国家从单纯追求对国有经济的货币性支持转向寻求货币性金融支持和证券性支持并存，以缓解国有银行过度集中的金融风险（张杰1998）。因此，证券市场与银行体系的功能几乎完全一样，即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从图三可以发现，近10年来，国有经济所获得的信贷支持呈快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至今仍然没有减弱。而且国家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显然与国有经济的效率无关。总体上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也低于其他要素和消费品市场。其核心表现就是前文所述的金融资源配置与国民经济部门贡献的非对称性，也就是金融体系的所有制歧视；以及由此派生的利率的非市场化决定。
2．中国非正式金融安排
非市场的组织形式常常随着市场的缺失而出现（Arrow,1963）。在缺乏正式金融体系支持的情况下，中国非国有经济若要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借助于非正式金融安排。非正式金融安排通常是指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发生的，不受监管机关监管的金融交易。实际上，多年来我国各类型经济部门投资的主要部分都来自于内部积累和非正式金融安排（表一）。
从表一可以发现，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贷款在企业融资中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高利润行业而言，企业在短时间内靠自我积累凑足60-70%的投资资金，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那样会大大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企业必须通过自我积累和银行信贷以外的渠道，筹措投资资金。更直接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中国私营企业的启动资金中有18.75%来自民间借贷，即非正式的金融安排。农业和商业积累资金占38.41，银行贷款仅占13.85%。
史晋川等（1997）证明，民间金融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Allen、Qian和Qian（2002）也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发现并分析了中国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存在，他们认为这种基于个人信任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应该与正式金融体系一道得到发展。Montiel （1993）对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大约占其金融市场总量的33%到75%。在一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已超越商业银行而处于主导地位。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抑制的程度，随着金融抑制的减弱和消失，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也会逐步缩小。杜朝运（2001）分析了中国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安排，他认为非正规金融只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必然要被对应于基础制度的正规金融所取代。
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正式金融体制之外，不受监管机关限制管理，完全依靠个人信誉维系。这种近乎原始的金融活动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正式金融体系所代替。
至于对应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实际上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它的规模也会随着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加速而缩小。
三、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理论解释
（一） 对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已有解释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控制着改革的总体方向和进程。原因是政府拥有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的绝对政治权力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优势（杨瑞龙，1993，1998；张宇燕 何帆，1997；）。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也包括金融制度的改革）取决于政府及其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效用最大化（胡汝银，1992）。金融制度变迁方面，张杰（1998）在金融制度变迁国家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诺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国家效用函数，其核心内容体现了国家追求金融资源支配权的偏好及相对应的约束。林波（2000）进一步扩展了国家效用函数，增加了金融安全和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等新的内生变量。
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由国家主导的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异议。周其仁
（1994）、杨小凯（1998）、张军（1999）、光（1999）、周业安（2000）均依循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传统，将中国改革进程解释为政府对于制定外生规则的逐步退出，和内生规则对于外生规则的决定性地位逐步确立。杜恂诚（2000，2002）从经济史的角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比较了我国近代史上市场自发的金融制度变迁和政府主导下金融制度变迁两种路径，从而展示了自由金融市场在制度变迁方面的优势。段银弟（2003）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进行了描述。当然，基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滞后特征，目前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显然政府已经不是金融制度变迁方向和进程的唯一力量。
陆磊（2000）的研究证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少数国有机构垄断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利益集团掌握着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资源，并以此寻求自身利益。失去制约和监督的利益集团活动，会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二）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利益集团因素
1．中国金融制度结构的耐久性
在张杰（1998）提出的国家直接控制金融资源支持国有经济增长的要求已
逐步放松的情况下，金融制度体系却并没有及时响应和发生积极转变，非国有部门融资困难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金融制度变迁仍明显滞后于与其相联接的投融资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根据诺斯（1990）、青木（2000）等人的观点，整体性制度安排能够经受住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耐久性，最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按照维持现状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政治权力和技能赋值，使现行制度下的即得利益者能够拥有维持现状的资源和能力。此外，制度化和参与人能力发展的反馈机制也进一步强化了制度的耐久性。中国渐进改革中形成的即得利益集团，具有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动机和能力，而这无疑大大减缓中国的改革进程（Sachs 胡永泰 杨小凯，2003）。
2．中国的“政治银行家”集团与“政治企业家”集团
根据奥尔森（1965）和斯蒂格勒（1971）的研究，产业监管制度主要是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如果利益集团的规模足够小，那么集团就有充分的激励去影响政策制定者，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监管制度。正如陆磊（2000）的研究所发现的，中国金融市场由少数金融机构垄断，这些机构完全可以组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并采取行动影响政策制定者，使其制定的制度更有利于该集团。
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以及其所存在的严重的委托―问题，使其领导者具有“政治银行家”（罗金生，2002）和“政治企业家”特质。
二者的效用函数具有很大相似性，既追求货币收益（与银行和企业效益挂钩的个人收入）也追求非货币收益（权力、政治支持、社会声誉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银行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国家对银行自身效益指标要求相对弱化。因此按照上级指令分配金融资源，成为政治银行家的核心任务，任务完成情况决定了其非货币收益的多少。而在金融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个人非正规货币收益，也决定了政治银行家的货币收益总量。在青木（2000）的分析框架下，由旧体制长期培养出来的政治银行家，已经习惯于旧金融制度下国有银行的角色定位和个人利益分配结构，其个人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也与这种定位和利益分配结构相适应。政治银行家成为旧制度的坚定捍卫者。当政治银行家群体目标一致，掌握了足以影响政策制定者决策的资源，并且规模足够小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政治银行家集团，共同行动以阻碍金融制度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变迁。
作为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政治企业家，已经习惯了现行金融制度下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长期的无效率金融资源供给。金融制度任何市场化变迁，都会改变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因此政治企业家也有充分动机形成一致行动，影响政治决策。只不过由于政治企业家群体规模较大，难以控制广泛的“搭便车”现象，因此政治企业家不易形成有效率的利益集团。不过，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逐步减少和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管理权限的集中，这一群体也开始具备了形成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
政治银行家集团和政治企业家集团目标一致，利益趋同，具备形成一致行动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两大集团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以继续保持现有的金融制度框架。而以非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其经济和政治实力，都无法与政治银行家集团和政治企业家集团相抗衡。因此，在新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往往会对既得利益集团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这就是我们所揭示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滞后性的利益集团因素。
四、结论
一、唯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能走正路、走新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改革调整，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重新绽放出活力，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一大批极富活力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脱颖而出。非公有制经济几乎从零起步，经过蓬勃发展，其产值比重、劳动力比重已占到半壁江山，一批现代化的私营企业竞相涌现，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与众多欠发达国家和危机频发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拥有一支公有制经济“主力军”，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实现自主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本制度条件；同时，中国打造出一支非公经济的“生力军”，加快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和生产力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功能上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所作出的现实选择。一方面，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这对于增进人民福祉、保障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全盘私有化作为改革发展的选项。另一方面，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从客观上要求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任何设计都不能主观地超越这一阶段。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可割裂，更不能对立起来。忽视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落入私有化的陷阱；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经济体制僵化，经济活力不足。只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才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正路，才是振兴和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
二、更好地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变化，对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持续进行。这种情况下，指出：“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如何，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是否能做大做强做优、是否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是否可以发挥好各项功能。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许多国有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资产保值增值、规范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国内位居一流，在国际上也属于较好水平。如今，中国优秀的国有企业已经与各国一流企业比肩而立。2013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由国资委监管的中央国有企业占了44家，其中不乏处于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如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五矿、中国电子等。除了经济绩效的长足进步，国有企业在重大工程建设、科技自主创新等落实国家战略方面也走在了前头，在保障民生、抗震救灾等承担社会责任之际更是作出了表率。
有人认为，当前国有企业的优异绩效来自其垄断地位。事实上，如今我国绝大部分行业包括国有资本比较集中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建筑、机械制造等，都已形成充分竞争格局。垄断性国有企业只占少数，而且要执行政府定价，不能通过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利润。也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必然滋生腐败。应该说，企业腐败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在任何所有制企业中都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出现的腐败问题要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制度监管、严肃党纪国法加以解决，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国企必然腐败，更不能以私有化的方法反腐败。还有一种认识，将国企发展与改革倒退画等号，认为唯有削弱国企，实现“国退民进”才是推进改革。这与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国企改革绝不等于“去国有化”或“去公有制”，更不能以所谓“国际经验”为依据，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将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到10%。正如反复强调：“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为更好地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适应新的形势、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适应混合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体现国有资产“全民所有”的性质，《决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对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探索推进重大信息公开；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严格规范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和职务消费等。这些举措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发挥作用。
三、从多个层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既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又与多个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对接，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在机制上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公有制经济提高效率，而且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满足市场需求多样性、增强社会经济活力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
这些年来，国家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使其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规模持续扩大。以私营企业为例，目前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以上，注册资本占全国总额的四成。在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6家私营企业上榜，在纺织、钢铁、有色、家电、汽车、电信设备制造和金融业等市场化的主要领域赢得了一片广阔天地。十年前世界500强企业中还看不到我国私营企业的身影，如今已经有8家企业进入这一梯队。华为等一批领军企业已经打造出世界一流的优质品牌，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断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些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增长一分，公有制经济就会萎缩一分，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以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为前提的，30多年来尽管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了，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控制力在增强，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大提高。
当前在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市场准入制度不统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等；同时，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自身在治理结构、经营行为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都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改善。应该说，要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需要鼓励、支持，也需要加强引导。为此，三中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了改革举措：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在政策支持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在鼓励混合上，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加强引导上，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当然，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不仅要求改善宏观外部环境，更有赖于各个微观主体练好内功，在具备条件时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要紧紧围绕“两个毫不动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打通了各种所有制资本相互融合的渠道，可以放大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的功能，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也可以促进私营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些观点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看成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零和博弈”，这是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定位的。有人将发展混合所有制解读为是要稀释国有经济成分，减少国有经济比重，也有人担心推进混合所有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冲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目的则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贯彻落实好这一方针，要着重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此，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经过多年努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已取得巨大进展。到*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家重点企业中的*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有*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改制面为*％。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以上。作为国有企业主干的中央企业，已有*家企业按照公司法转制，开展董事会试点。国有企业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截至*年底，*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家完成或启动股改程序，占*％。今后，应重点推进中央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条件上市的要上市。
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年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万户，而到*年，国有工商企业户数减少至*万户，减少了一半。*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亿元，而到*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达*万亿元，增长了*倍。*年，中央企业净资产*万亿元，到*年，增长到*万亿元。*年，《财富》全球*强中中国内地企业有*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今后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此外，还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第二，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力军，必须继续鼓励、支持、引导它们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到*年底，已有个体工商户*万户，从业人员*万人；私营企业*万户，从业人员*万人。今后，要继续破除体制障碍，重点是推进公平准入和改善融资条件，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应着力于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平等保护物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特别是像保护国家、集体的物权那样平等保护私人物权，有助于完善我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有经济继续发展，总资产和净资产都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利用外资数量不小。我国实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的政策，使国有资本和各类非国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表明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要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发挥优势，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改革开放*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个体私营经济有其灵活适应市场的优势；而对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规模效益明显、社会效益突出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有优势。党和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良好环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发挥优势、共同发展。
关键词：地区竞争；市场化；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11-08
一、引 言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地区经济差距[1][2]，这不仅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反映在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距的扩大。1998年国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相对市场化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3][4]如果用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的标准差来度量市场化地区差距，我们发现，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随后开始缓慢收敛，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改革后各地区市场化差距的持久扩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否可能趋同？影响趋同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种大幅度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这将意味着“一个国家，两种经济”：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内陆地区。这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不仅会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3]，而且，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偏好，它进而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区域格局。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解释倒U形变化轨迹产生背后的原因，分析相应的趋同可能性问题。
关于中国市场化或国企民营化进程的理论文献都强调了财政分权下的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Qian和Roland (1998)指出，财政分权和资本市场上的地区竞争提供了有效的承诺机制，使政府能够向国有企业做出硬预算约束承诺，从而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16]文章以此解释1980年代后我国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地区差距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强调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企激励机制安排的影响，认为产品市场上不同地区企业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采用股权激励或民营化来激励原国企经理人。[5]朱恒鹏（2004）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认为1994年以后的国企民营化动力不是来自于产品市场层面上的地区竞争，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6]
尽管产品市场竞争的确会推进国企改革，但1980年代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各地区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尤其是1990年代后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对于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市场化重组的道路(注: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会加剧国企对政府援助的依赖性。)。而地方政府对国企的补贴援助政策取决于这种援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地区竞争提高了地方政府补贴国企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政府的市场化激励。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的实证结果有力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是推动政府国企改革的主要因素。[7]但是，当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时，Cai和Treisman（2005）指出，资本市场竞争将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两极化。发达地区会变得对资本更亲善，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不发达地区将会由于竞争劣势而放弃对资本的竞争。[15]所以，地区竞争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在Qian和Roland（1998）及Cai和Treisman（2005）的模型基础上，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模型分析表明，地区竞争不仅导致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且有可能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距，两种影响机制的共同作用将可能导致地区市场化进程差距扩大。市场化地区差距变化的趋势主要受市场化改革成本以及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影响。当考虑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化。根据“干中学”机制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越快，而地区竞争下非国有资本积累的两极化及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将反过来扩大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导致两极化，而不是趋同。同时，一个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会相应的较低，地区竞争下的市场化差距反过来造成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出现，在这种两极化稳态均衡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发达经济”和一个“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不发达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但是，我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为抑制地区竞争、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以及转移支付工具和区域经济技术扶持政策等来控制缩小地区差距。
二、中国市场化进程：经验特征
市场化进程是一个经济全面的转型过程，既涵盖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化，也包括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政府与市场的适应性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立。要准确度量市场化存在一定困难，樊纲、王小鲁（2001，2004）构建了一个涵盖以上五个方面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8][9]但该指数目前只有1997―2002年的数据，不能概括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特征。为此，我们还采用了一个可得的指标：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基础，该指标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
关于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文献普遍认同以下三个经验特征： [5][3]
（1）自1978年后，各地区市场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
（2）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1998年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市场化相对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
（3）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通过分析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我们发现中国市场化进程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经验特征：
（4）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距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的地区标准差为度量指标，自1978―1994年，市场化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4年后，差距逐渐缩小。由于1999年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指标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无法刻画之后的变化趋势，但通过樊刚、王小鲁（2001，2004）的相对市场化指数[8][9]，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后市场化地区差距仍然有缩小的趋势，但2001年后各项指标变化趋势并不一致，需要更为精确的数据加以明确(注:虽然樊刚等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的绝对值在各年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我们加工后的指标比较的是市场化指数的地区分布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市场化指标作为较全面衡量经济转型情况的一种指征，它的变化趋势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最终的区域格局。如果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将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这一经济体制的地区差异将会影响到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整合，以及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直观的看，1995年前后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但显然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趋同速度比较慢(注:由于缺乏更完整的数据，难以对“趋同性假设”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本文意在从理论上讨论趋同条件与可能性。)。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影响趋同性的因素、以及影响趋同速度的因素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给出决定市场化地区差距的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1.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分权框架下的政府―企业动态博弈，每个地区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组成。首先，在0期自然决定国有经济状态，在1期，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国有经济状态同时选择行动，非国有经济观察到政府行动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假设存在M+N个地区经济，在0期每个地区都拥有Q家国有企业，每家国有企业都有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产生的收益分为政府税收所得R和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私人收益B。Q个项目中有v比例是好项目，1-v的比例是差项目。每个好项目在1期产生收益（Rq，Bq）；对于差项目，政府可以选择将企业出售或市场化重组，由此产生收益（RH，BH）；政府也可以选择援助，向该项目再次注入1单位的资金，并产生收益（RS，Bs）。假设BH
非国有经济在1期出现，我们假设在没有地区竞争的情形下，每个地区都将出现相同数量的非国有资本Ki=k，记非国有资本总量为K=(M+N)k。但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其中，i个地区的生产函数为f(Ki,Ii)=AiKαiIβi，α+β＜1，表示还存在其他固定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同时，令Am=1，λ=An/Am＞1，所以λ越大表示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越大。Ii是政府为改善本地投资环境的投入，比如，政府职能的转换、法律制度建设等，模型中我们将该投入定义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且有fKI＞0，基础设施投资将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品。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对非国有经济征税。所以，给定国有经济状态，政府得到的总收入为Ri ＝vQRq。同时政府的支出分为两项：对差项目的援助补贴Si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Ii，所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Si＋Ii= Ri
其中，si∈［0,G］，G=(1-v)Q根据设定，补贴一家国企需要1单位的资金，所以，G-Si同时也表示国企被出售的数量。
假设社会总收益由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组成。面对差的国企，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选择Si来最大化社会总收益。显然，对国企的援助补贴将挤出基础设施投资，并降低相应的非国有资本边际产品。当非国有资本不能跨地区流动时，政府不用考虑援助决策对非国有资本数量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Wi=Aif(k,Ii)+vQBq+SiBs
从而，没有地区竞争时，最优基础设施投资量I*i或援助数量S*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Bs
如果Aif(k，R-G)Ii＞Aif（k,R）Ii(1.1)
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从（1.2）式可知，当援助国企收益过小或过大时，可以得到类似Qian和Roland（1998）的结论。在两部门经济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由该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决定。尤其在地区竞争情形下，地区间非国有资本配置不平衡，将直接导致市场化差距的扩大。但为了简化，我们下面采用的市场化指数侧重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程度，而没有考虑非国有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所导致的市场化差距的扩大。这样的处理尽管会对分析结果在量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整体性质。
记地区i亏损国企市场化改革指数为δi=1-vQRq-Ii(1-v)Q，定义n地区与m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差距为：Δ＝δn-δm=1(1-v)Q(In-Im)
根据（1.2）式和市场化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
（1）国企改革成本越低，市场化水平会越高。如果将模型中非国有资本数量和国企改革成本内生化，前者随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而提高，后者会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扩大而降低，那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企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国企民营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而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反过来又通过降低国企改革成本推进国企改革。但同样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坏的均衡，较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以及较低程度的国企市场化。这两种均衡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它们的可能性以及决定因素直接关系着“两种经济”并存的可能性，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2）地区生产力越高，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率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更有可能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是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市场化差距的基本因素之一。
（3）亏损国企比重(1-v)增加时，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强化，政府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边际价值更高，援助的数量降低。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越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激励越强，这与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郭凯和姚洋（2004）的实证结果基本吻合。[7］［10]
（4）非国有资本量越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越高，相应的政府实施市场化的激励也越强。由此可以解释1990年代FDI大规模增加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初始状态差异对市场化路径的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初始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那么一方面，援助成本会较高，另一方面援助的收益也较低，从而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强；相反，初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低。它同样可以解释FDI的不平衡分布对市场化路径地区差距的影响。这一点在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模型中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
2.地区竞争与市场化差距
我们现在考虑地区竞争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影响。我们假设非国有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国有资本不能流动。首先，考虑给定每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Ii时，资本市场或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我们假设M＋N足够大，地区间形成一个完全竞争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r由市场均衡决定，资本流动均衡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
由（1.3）式得到，Ki/Ii=-fKI/fKK＞0，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本地区的资本量。
给定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地方政府i选择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影响原有资本边际产品，而且会影响本地区的资本数量，地区i基础设施投资I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i+Aif(Ki,Ii)KiKi(Ii,Ai)Ii=BS(1.5)
因为Ki/Ii＞0，比较条件(1.1)式和条件(1.5)式可知，如果资本配置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有Ii＞I*i，地区竞争将提高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从而强化所有地区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激励。[16]但是，当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时，地区竞争将导致资本配置的两极化，[15]这将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激励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导致市场化进程的两极化：发达地区由于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加速市场化，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的流失，基础设施投资激励下降，市场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由资本流动均衡条件（1.3）、（1.4）和（1.5）式得到，在地区竞争下，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该假设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成本不是很低，地区竞争出现前至少不发达地区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市场化改革成本也不是太高，地区竞争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国有企业被市场化了。比较(1.2)和(1.6)式，得到：
四、市场化进程趋同性
1.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条件
给定我们的市场化刻画指标，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取决于该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两种基本因素。
首先，从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地区竞争将扩大地区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源于两种因素：第一是在存在技术水平地区差距的情形下，落后地区资本流向发达地区，或在竞争中较少的非国有资本流向落后地区；第二，地区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在培育非国有经济方面的投入差距。落后地区由于资本市场竞争劣势而降低了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品的努力，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对市场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制度或法律环境建设。这在模型中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I的地区差距扩大。在国企部分市场化状态下，可以得到类似Cai和Treisman（2005）的结果：
（1.9）式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主要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差距。
其次，命题1说明，在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或市场化改革成本较高的情形下，地区竞争同时也将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市场化地区差距扩大趋势越强，给定其他参数，有（Δ-Δ*）λ＞0。
给定上述两种基本力量，结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要实现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需要达到两个基本条件：
（1）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缩小。根据命题1和(1.9)式，如果过高，是不可能降低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差距的，所以，趋同的前提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技术水平的地区差距缩小到一定的水平。从更广泛的含义，或从非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角度讲，反映了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表示了技术水平的高低，其实还会受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所以，该条件也要求各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不存在大的差距。
（2）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由命题1得到，在给定技术水平差距的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差距才会缩小。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以强化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但同时也打开了地区竞争的闸门。在给定地区之间技术差距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更大程度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高低，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消化国有资产和下岗个人的能力越强，那么市场化改革成本也将越低。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在实施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政治上的风险（成本），这种风险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改革方向以及国企改革战略。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在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成本出现了质的变化：
（1）1992年后FDI大规模进入中国，同时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且地区之间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将提高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激励。
（2）1993年中央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并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从而大大降低了国企改革的政治成本。
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在1995年出现拐点，进入倒U形的下降区间。在这之前，由于市场化成本过高，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水平滞后，导致了地区竞争下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是，通过我们的数据以及樊纲等的相对市场化指数，自1995年以来的趋同趋势很微弱，很难判断地区间市场化水平是否会趋同。
2.长期中两极化的可能性
根据趋同性条件分析，要判断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需要讨论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如果在长期中各地区技术与市场化成本收敛，那么，这个动态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对称的稳态均衡，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趋同。反之，如果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市场化成本陷阱”，那么，长期中就会导致两极化的不对称稳态均衡，类似于静态模型中的不对称均衡，在长期稳态下会有两种经济并存。
（1）技术水平的内生决定与“技术进步陷阱”。
从命题1和（1.9）式可以看到，地区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地区竞争下市场化水平差距就会越大。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是外生变量，但事实上，技术水平受一个地区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干中学”机制将导致非国有资本积累较高的发达地区技术进步较快，导致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樊纲和陈渝（2003）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3]
同时，如前所述，λ还反映了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而一个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很大程度上受该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所占比重的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很大，相应的，非国有经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强，受保护程度也越高。所以，在地区竞争下，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很大，相应的产权保护更为完善，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越高，而不发达地区则由于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保护力量也较弱。这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非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扩大。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化差距反过来扩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不能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趋同。一旦落入这种技术进步陷阱，那么，在长期中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两极化稳态均衡：“高技术水平，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和“低技术水平，低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
（2）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与“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
另一种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因素是内生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市场化改革成本或政府补贴对国企职工的效用取决于国企职工对这份补贴的福利评价，而该评价受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8]，这个环境表现在：①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力量越强，那么非国有经济吸收国有重组资产和下岗工人的能力越强，相应的降低了国企重组的成本；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一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国企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机会，国企职工对重组下岗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随之降低；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国企的经济绩效，以及相应的国企职工福利，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就业岗位的相对价值。所以，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越大，市场化改革成本就会越低，相应的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而地区竞争恰恰是扩大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以及相应的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将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这种循环作用将导致不发达地区落入“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妨碍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从而形成另一种两极化均衡的形成机制。
3.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力量
尽管地区竞争会导致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甚至在长期可能导致两极化，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力量和制度安排来抑制这种扩大趋势，推动地区经济趋同。
（1）中国式分权为抑制差距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考虑中央政府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中国式的分权特征是在实施财政分权的同时，政治上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央对地方官员具有任免权，而且中央政府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官员晋升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经济增长指标激励下，地方政府就具有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从而推动地方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央有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区域经济扶持政策来抵消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北振兴计划、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的实施，通过中央提供的倾斜政策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减弱两极化趋势。
（2）“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尽管由于“干中学”等机制使得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率更高，但是，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通过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流动，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会对不发达地区产生正面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
（3）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助于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成本。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尽管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下，本地区的改革成本可以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由发达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消化不发达地区国企资产和下岗职工，从而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成本。所以，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成本越低，这种成本转移效应就越强。
（4）产品市场竞争不仅有助于推动市场化进程，而且有利于缩小市场化地区差距。
对国有企业而言，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从经验数据上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产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越高，而那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往往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国有比例。对此，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与国企激励机制安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5]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释，产品市场竞争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或者说扩大了亏损面。根据我们的模型，不管是否存在资本竞争，这种国企状态的改变，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从而降低国企援助数量，提高市场化水平，在资本竞争压力下，这种财政约束效应会越强，更大程度上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市场开放预期，从而推动了政府加速市场化改革，以应对预期的市场竞争，避免由于竞争失利所造成的资产损失。
同时，从命题1可知，产品市场竞争越剧烈，v越低，临界值BS越高（见图1），资本竞争下地区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差距收敛条件越弱。在这里，v表示国有经济中好项目的比例，v越大，地区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约束越弱，对于给定改革成本，在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后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补贴国有经济。因此，要实现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所要求的临界改革成本也就会下降，趋同条件变得越强。
所以，只要各个产业具有足够的竞争性，那么，在全国统一产品市场压力下，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状态会不断恶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缩小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
五、结 论
本文通过一些可得的数据提出地区经济体制的收敛性问题，如果现存的市场化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尽管“一国两制”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创举，但在大陆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显然将有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区域政治的整合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一样，这一经济体制的差距同样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一个不对称地区竞争模型说明分权框架下地区竞争对市场化地区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化水平趋同的可能性，但是趋同的速度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及国企改革成本大小的影响。当考虑到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存在长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严格讨论将是今后的一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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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①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②在国有经济中孕育着私营经济的成分。
③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已经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产业中退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行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深化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
(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生产力。二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3.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行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2020年～2050年,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私营经济持续发展。私营经济将作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而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由于国有资本的逐步转移等原因,而呈下降趋势。
诚然,上述对我国私营经济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是建立在十五大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将要大发展基础之上的。而发展趋势中各阶段发展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并随着改革进程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私营个体经济的现状与对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要转变企业的增长方式。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转变国有企业的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企业转变增长方式不仅涉及经营管理模式的调整，也涉及到体制机制的创新。
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创造内在的促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截至2004年底，有146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改制为多元股东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为50.4%。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企业中，有48%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但从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来看，仍有相当一批是按《企业法》设立和调整的。这些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体制机制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也缺少转变增长方式的内在促进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今后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外，要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国有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措施。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选择了7户国有独资企业进行了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的试点工作。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在董事会下面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今年应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改革范围，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地方也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吸引战略投资者，走投资多元化的道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改革为国有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建立了内在促进机制，也进一步增强了国有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主动性和紧迫性。
要加大开拓创新力度，为企业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培育持久的发展动力。企业转变增长方式需要开拓创新，开拓创新有利企业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坚持体制创新，不断保持体制活力。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对外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不断提高，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为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其次要坚持管理创新，不断提高管理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管理的理念、模式、方式和手段在不断增多，管理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科学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尚有一定距离，需要进一步推进管理创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优化管理效率。再次要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行业、企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转变企业的增长方式关键是要转变企业的技术增长方式。国有企业应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技术开发中心建设，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加快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打造知名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要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为企业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奠定坚实的上升基础。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关键要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认真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不仅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还要积极运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循环经济等模式，不断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经营活力，使企业真正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不仅涉及到点和面布局与整个国民经济布局协调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结构如何有力支撑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问题。所以，以更加开阔的战略眼光来研究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对提高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抓紧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国际竞争能力的总体反映。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由3家增加到15家，其中内地14家都是国有企业。但从各项指标比较来看，我国国有大型企业与其他世界500强企业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抓紧加快发展。今后应当加大市场和政策的引导力度，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条件。
坚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保持国有经济的合理规模。这是确保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保留了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法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仍然保留了17%－18%的比重，重点分布在6大行业。当然这些比重主要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是一个动态的指标。从我国国情来看，由于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效益偏低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据初步统计，在600多个工业门类中，国有企业涉及的仍然达到相当比重，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涉及的达到了87%左右。在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加工工业和一般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还占到一定比重。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我们必须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力度。
努力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增强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目前，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并逐步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板块。这些区域随着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进入与发展，形成了快速的发展势头。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大区域涵盖了19个省市自治区，生产总值占全国60%以上，引进外资占全国70%以上，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国有经济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打破过去传统基地模式，重新进行新的产业布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是在重点经济区域进入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掌握支持区域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形成促进区域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国有经济能够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真正起到积极的带动促进作用。随着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相互渗透，目前在我国沿海和东部地区正在出现新的更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带，形成了上中下游产业链相互衔接的新型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按照市场需求把不同的产业优势重新组合，形成了很强的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型国有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技术、人才和网络优势，加快发展成为产业的龙头企业，带动新型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
加快推进国际化经营体系的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迅速提高。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认为，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特征的日趋突出，国有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加快建立国际化的经营体系。
继续稳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的数量在逐步增多，吸引资金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央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就达到50多家，流通股股本占到香港流通股的18%左右，形成了一定规模。这些企业通过境外上市，不仅筹措到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现代管理水平，开拓国际市场。今后国有企业除了通过上市外，还要通过企业并购、发行债券等方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不断提高自身的资本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为国际化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要加快建立国际化的资源体系。目前，我国通过投资、联营、买断等方式经营管理的国际资源或资源性企业不断增多。我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扩大。2003年，我国创造的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和40%的水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抓紧建立国际化的资源体系。这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后国有企业要制订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通过投资、联营、共同开发等多种方式，进入国际资源市场，尤其是加快进入周边国家以及亚洲、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尽快建立我国的国际化资源体系，以争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主动权和控制权，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