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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院前急救；指挥调度；
【中图分类号】R197.3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2）10-0026-02院前急救体系建设是否完善与及院前急救水平、指挥调度质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急诊急救工作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随着我州的不断发展，院前急救需求也逐年增长，本文通过凉山彝族自治州2005年—2011年“120”指挥调度信息进行分析，为不断完善我州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提高指挥调度质量和我州院前急救工作的整体水平，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病员服务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凉山彝族自治州紧急救援中心2005年—2011年有效呼叫“120”的指挥调度信息
1.2方法：对我州7年间院前急救发展情况、呼救病种构成、呼叫出车月、日高峰时段进行分析
1.3统计学方法：使用Excel和安克“120”指挥调度系统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总面积6.04万平方公里，辖17个县市，有彝、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人口487万，其中彝族人口244万、占50.1%[1]，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自2005年—2011年全州有效出诊117338次，急救伤病员123608人。
2.2院前急救发展情况：七年来有效出诊117338次，急救伤病员123608人次。年有效出诊趟次平均增长率为8.73%，平均发展率为108.73%。年急救病员人数平均增长率为6.73%，平均发展率为106.73%，见表1 （P
表1凉山州2005—2011年院前急救发展情况统计表
Table 1Statistical table of pre-hospital emergency situation in the state of LiangShan from 2005 to 2011
年度出诊趟次较上年增长率急救病员数较上年增长率200512510 14200 2006136509.11%146333.05%20071566314.75%1663113.65%20081786914.08%1867112.27%2009181101.35%190171.85%2010189804.80%195873.00%2011205568.30%208696.54%合计117338 123608平均增长率 8.73% 6.73%平均发展率 108.73% 106.73%2.3呼救病种构成： 呼救病种构成前三类依次为：交通伤（33.27%）、除交通伤外的创伤（25.44%）、内科疾病（22.60%），见表2 （P
2.4呼叫出车月、日高峰分布：呼叫出车月高峰依次为：12、11、8月，低谷依次为：4、2、6月，见表3 （P
表2凉山州2005年—2011年院前急救病种统计表
Table 2Pre-hospital emergency medical statistical table in the state of LiangShan from 2005 to 2011
病种 病员人数构成比（%）内 科2793522.60%除交通伤外的创伤3144625.44%妇产科90237.30%交通伤4112533.27%中 毒89377.23%儿 科23981.94%其 它27442.22%合 计123608100.00%表3凉山州2005—2011年按月份统计出车情况表
Table 3 Monthly statistics dispatch table in the state of LiangShan from 2005 to 2011
月 份出诊趟次构成比（%）一月100898.60%二月90937.75%三月92257.86%四月89957.67%五月94218.03%六月91447.79%七月99518.48%八月101428.64%九月98298.38%十月100028.52%十一月103838.85%十二月110649.43%合计117338100.00%表4凉山州2005年—2011年按时刻统计出车情况表
统计资料显示，7年来我州院前急救有效出车趟次和急救病员人次逐年增加，年出诊趟次平均增长率为8.73%，平均发展率为108.73%。年急救病员人数平均增长率为6.73%，平均发展率为106.73%。这说明：①随着我州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加。②凉山州紧急救援中心及相关“120”网络医疗机构对“120”的重要性和院前急救知识的大力宣传、普及，我州人民对院前急救的重要性意识逐步增强。③得益于我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120”院前急救机制[2]。
就院前急救呼救病种构成来看前三类依次为：交通伤（33.27%）、除交通伤外的创伤（25.44%）、内科疾病（22.60%）。可见我州以车祸为主的创伤高居第一位（58.71%），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2， 4，5，6]是危害我州人民健康的第一大因素，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为：①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山区地区，山高、路陡，道路状况相对较差。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交通工具广泛应用的同时部分民众在使用交通工具时安全意识缺乏存在疲劳驾驶、超载、无证驾驶、酒驾等情况。③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安全意识缺乏、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④酒后突发安全事件和治安事件中的打架斗殴等[3]有所增加。因此，应加强我州的城乡道路建设，改进通行状况；加强我州民众交通安全认识以及安全生产和生活的相关知识教育，从而提高我州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自我防范、自我保护能力；“120”网络医疗机构应加强针对创伤的急救物资、人员准备，加强创伤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学习，规范急救技术和流程，从而建立一支装备精良、技术过硬的院前急救队伍。
就呼叫出车月、日高峰分布来看呼叫出车月高峰依次为：12、11、8月，低谷依次为：4、2、6月。这是由于①11、8月是我彝族自治州的传统节日彝族年和火把节大假期间外来旅游人员和出行民众较多，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以及假日综合征导致各类疾病发病率增加有关。②12、8月是一年中相对较冷和较热的季节。气候因素导致各类疾病发病率增加同时驾驶员易疲劳、道路通行情况差（结冰、下雨导致道路湿滑）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5]。③我州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86%以上[1]，12、11、8月份系农闲季节广大农民朋友慢性病就诊、外出活动、打工的意愿增强，而4、2、6系农忙季节广大农民朋友慢性病就诊、外出活动、打工的意愿下降。呼叫出车日高峰时段为16时—02时、低谷时段为02时—06时。这与我州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规律一致。因此应按照呼叫出车月、日高峰分布特点适当调整 “120”指挥调度平台、各医疗机构的院前和院内急救资源配置，如：弹性增减“120”指挥平台调度人员、院前急救人员、急救车辆及急救物资，以适应院前急救之需要[6]。
院前急救工作随机性强、情况紧急、工作环境差、病种多样、急救药品及设备有限、急救人员劳动强度大、治疗主要以对症为主。应根据这些情况结合我州院前急救工作的自身特点不断完善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合理布局急救网点、急救资源，急救人员，加强急救从业人员培训。从而缩短院前急救反映时间、快速启动应急救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应急急救能力、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安全。
参考文献
[1]凉山州政府信息网 http：∥
[2]彭重力.重庆市主城区120急救患者的流行病学分析[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09，18（7）：689-691.
[3]吴群召.基层医院院前急救疾病谱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6，9（4）：319.
[4]曾量波，梁子敬，黄力，等.广州市中心城区院前急救状况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16）：1359.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社会科学竞争力；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C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63－04
一、引言
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作太多的论证。正因如此，它不仅被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党政机关科研部门等主要社会科学研究组织视为衡量其自身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对各地区加强社科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更好地繁荣发展本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研究已经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角度出发考察某一区域的社会科学竞争力，但遗憾的是，尚未检索到关于上海市在此方面的相关探索。本文相关资料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的“历史资料”栏目，收集1993-2011年间资助项目的相关信息，研究类型涵盖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筹资金项目以及后期资助项目，从地区分布、年代分布、研究类型、研究学科、项目机构和核心主持人等方面加以分析。归纳总结立项特点，查找其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二、立项概括
1 地区分布统计
从全国来看，1993－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项目21328项，表1为历年各地区立项数在总项目中的比例。为了更为细致地梳理各地区研究实力的分布情况，本文将立项机构所在的省市划分为四大片区，且日北京、东部(10个省市)、中部(8个省区)、西部(12省区)，具体分析如下：(1)北京优势明显。共立项4795项，占总立项比例高达22.5％，体现了研究的整体实力和集聚效应。其原因，一是北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众多；二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便于获得相关信息资料，从而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2)各地科研力量水平差异明显，东部优于中部、中部强于西部。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0个省(市)，共立项7819项，平均立项782项，占总立项比例的36.7％；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共立项5130项，平均立项641项，占总立项比例的24.1％；西部地区包括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共立项3587项，平均立项299项，占总立项比例的16.8％。(3)上海共立项1756项，远远高于东部地区的平均立项数782项，每年平均立项92项。1993-2011年上海立项数占总立项比例的8.21％，在31个省区中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这也在一个层面上印证了“国家课题立项水平是与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而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也往往是学科研究最普及、最深入、立项课题最多的地区”。
2 年代分布统计
表2为1993-2011年国家社科项目在全国和上海的年代分布。从增长速度来看。上海的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从1993年的21项增长到2011年的288项，年均增长率为15.66％，高于同期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6％，但在全国31个省区中排名第13位，这说明各地区近年来对国家社科项目研究越来越重视，申报立项呈现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从立项数在全国中的比重而言，上海立项数稳中有升，由1993年在全国所占比例的5.05％上升为2011年的9.61％，增长了4.56％，表现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在31个省区中排名首位。江苏省增长了3.35％，排名第2，广东省增长了2.68％，排名第3，而下降最多的则是北京市，面临来自全国的激烈竞争，北京在全国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37.74％下降到16.71％，幅度高达21.03％。
3 研究类型分布统计
1993-2011年上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36项，占总立项比例7.48％，重点项目61项，占总立项比例4.73％，一般项目1005项，占7.59％，这说明上海在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上的优势地位并不突出，而最能衡量一个地区科研实力强弱的往往就是这些指标，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总体研究力量和高层次研究人员有待进一步提高。青年项目594项，占10.56％，自筹资金项目8项，占4.23％，后期资助项目53项，占10.62％。可见上海在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上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青年项目的稳定增长不仅是一个地区科研实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等一系列课题申报的保障。从增长率来看，全国重点项目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77％，上海为13.65％：全国一般项目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05％，上海为13.03％；全国青年项目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60％，上海为18.78％。可知，上海的国家社科项目的增长态势顺序为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这与前述分析相符。
4 研究学科分布统计
国家社科基金涉及23个学科，门类齐全。表4为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布。表4中上海立项数是指上海各学科的立项数，上海百分比是指上海各学科立项数占上海的国家社科基金总数比例，全国立项数是指全国各学科的立项数，全国百分比是指全国各学科立项数占全国国家社科基金总数的比例，市内排名是指上海各学科立项百分比的排名顺序，全国排名是指全国各学科立项百分比的排名顺序，学科优势是指全国排名与市内排名的差值。可知，1993-2011年间，上海的立项项目已经全部覆盖国家社科基金的23个学科，但各学科之间发展态势并不平衡：(1)优势学科依次为：国际问题研究、新闻学、宗教学、外国文学、管理学、理论经济、法学、人口学、世界历史、体育学、考古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与全国地位相当的学科是：统计学、政治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语言学；(3)上海市的弱势学科依次为：应用经济、社会学、哲学、党史・党建、马列・科社和民族问题研究。
5 研究机构分布统计
一般而言，科研机构可以分为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国家机关、军队系统和其他社会研究机构。图1为上
海市立项项目机构分布折线图，立项数量最多的是高等院校，共立项1444项，占上海立项总数的82.23％，遥遥领先其他类型的研究机构，并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上海社科院排名次席，共立项190项，占上海立项总数的10.82％。党校排名第三，共立项63项，占上海立项总数的3.59％。
同时，上海共有59个研究机构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表5是立项10项以上的研究机构分布表。高等院校的优势在表5中再次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在总共21个研究机构中占据18席之多，比例高达85.7％。就集中度而言，前10位研究机构立项总数为1458项，占总量的82.94％，立项的集中度比较明显，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位居前三甲，三者立项数占项目总数的45.67％，说明这三个单位是社科研究的中坚力量。
6 核心主持人分布统计
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较多，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主持人。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确定核心作者的普赖斯公式N＝07.49*sqrt(η)，其中N为立项数，η为所统计年限中主持频次最多的主持人立项课题数，只有那些主持N次以上者，方能称之为核心主持人。在本文所统计的年限内，η＝4，带人公式得：N=1.5(项)。由于N要求为整数，本文取N为2，将统计年限内主持2项以上的主持人确定为核心主持人。按照这一标准，1993-201 1年上海共有1561位学者承担了1756项国家社科基金，1次立项的学者有1399人，2次立项的有131人，3次立项的有30人，4次立项的有1人。可以看出，19年来162个核心主持人(占主持人总数的10.38％)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56项(占总课题数的20.27％)。人均2.2项。表6是上海市各学科的学术骨干和精英。这组数据与普赖斯教授所提出的10％的主持人承担50％左右的数据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发现和培养更多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是各单位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核心主持人队伍的稳定性状态可用洛特尔公式来表示。该公式如下：C／N+B／N=1。式中N为在某一时期内立项课题总数，C为新主持人立项数，B为核心主持人立项数。因而，C／N值反映了新主持人的增长态势，如果C／N值过大(趋向于1)，表明课题大多是由新主持人立项，反之，当C／N值过小(趋向于0)，则表明课题大多是核心主持人立项。根据洛特尔定律，C／N的理论最佳值为0.64。根据本文统计。上海市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C／N值为0.797。超过理论最佳值，这说明国家社科基金主持人队伍过于庞大，项目主持人更替频繁，亟待建设稳定而可持续发展的主持人队伍。
注：年份的数字表示该主持人获准立项的年份，93即1993年，02即2002年，以此类推；主持人单位前后有变化的，以后者所在单位为准；多人主持的项目中只计算第一主持人及其所在单位。
三、结语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和经费的稳定增长，学术研究日趋活跃并逐步深入，研究探索领域不断拓宽，有力提升了上海社会科学竞争力。但同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根据本文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和发挥学科优势及特色，提高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建设?如何形成学科交叉、资源共享与团队合作的科研平台?如何培养新兴研究力量的项目意识?等等。这些问题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对此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 加强优势学科建设
在现有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学科进行分层建设，是提高上海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对此应调整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优势和特色，促进学科平台的高效运转，使得上海的学科实力和水平能够有较大的提升。
2 加强与研究重镇的科研合作
从立项单位的视角来看，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具有绝对的优势。是上海市社科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建议其他研究机构进一步加强与其交流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之上广泛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开拓研究视野。增强科研能力，推动本单位科研水平再上新台阶。
3 加强核心研究人员的培养
目前，上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更替频繁，不利于国家课题的质量提升，也在一定侧面反映了优秀科研人员流失的现状。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竞争，核心就是人的竞争，建设一流的科研学术队伍已成为体现学科实力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来加强社科研究队伍建设是提高上海社会科学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黑龙江省 农民纯收入 主成分分析
一、黑龙江省农民收入的现状
黑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85年的398元上升到2006年的355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平均每年增长5.85%。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1985年的742元上升到2006年的918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平均每年增长5.86%。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相同，但是，自1998年～2006年，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74%，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9% 。可见，自1998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要远远慢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由于我国农民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因而，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多的是指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回归模型
1.变量、数据与模型
设黑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Y，自变量分别为黑龙江省第一产业人均GDP（X1），第二产业人均GDP（X2），第三产业人均GDP（X3），城镇化水平（X4），农村投资（X5），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X6）。
(1)做重叠散点图
用SPSS14.0软件做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6的散点图，结果显示因变量Y与自变量X1――X6呈线性关系。
(2)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Y＝1054.437＋0.697X1＋0.417X2－0.207X3＋25.94X4＋1.297X5－2.567X6
t（0.693）（2.747）（3.189）（-1.488）（1.462）（0.586）（-2.460）
p（0.503）（0.019）（0.009）（0.165）（0.172）（0.569）（0.032）, R2=0.992
通过SPSS14.0软件的分析，得到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92，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但是由回归分析的结果看，X3、X4、X5的偏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无统计学意义。多重共线性诊断 中多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10，多个维度的特征根（Eigenvalue）约等于0，多个维度的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30,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进行主成分分析
由表1可知，特征根大于1的只有一个，所以只提取了一个主成分，此主成分的累计共贡献率是88.313%，说明这一个主成分已经反映了原来6个自变量88.313%的信息。表2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示主成分与标准化以后的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主成分可以表示成：
F＝0.186ZX1＋0.188ZX2＋0.186ZX3＋0.145ZX4＋0.182ZX5＋0.173ZX6
(4)根据主成分再进行线性回归
首先，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进行标准化，得到ZY，然后把标准化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ZY）和主成分（F）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得到：
Y＝－0.259 ＋1.048 F
T （－5.380）（20.512）
p （0.000） （0.000） R2 =0.961
通过SPSS14.0软件的分析，得到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61，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再将上面的式子进行变量代换，得到：
Y＝－2890.708＋0.336X1＋0.074X2＋0.11X3＋37.915X4 ＋2.946X5＋1.887X6 ①
2.结论分析
通过分析得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第一产业人均GDP，第二产业人均GDP，第三产业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村投资，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之间的关系。从①中可以看出，当第一产业人均GDP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336 %；当第二产业人均GDP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074 %；当第三产业人均GDP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11 %；当城镇化水平提高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37.915 %；当农村投资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2.946 %；当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扩大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887 %。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1.加快第一产业的发展
根据回归分析，第一产业人均GDP相对于第二、三产业人均GDP来说，对农民收入的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一产业人均GDP＝第一产业GDP总量/总人口，所以增加人均GDP的方法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应控制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应增加第一产业GDP总量。2006年黑龙江省总人口为3823万人，虽然从1985年至2006年黑龙江省人口数量逐渐上升，但是人口增长率却是呈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增加第一产业人均GDP主要应增加第一产业GDP总量。根据回归分析，当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扩大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887%。所以扩大主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如果简单的看，GDP=最终产品的价格×最终产品的产量，由于黑龙江省是国家商品粮基地，第一产业的GDP总量主要是农产品的贡献。所以提高GDP总量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从价格来看，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依赖于农产品的品质，直接的方法是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品质，间接的方法是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从数量来看，也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单产，另一方面，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提高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中，因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和福利都要比乡村好，所以农民进城后无论是打工还是自主创业所获得的收入都会远远高于在农村所获得的收入。从模型中可以看到，城市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很大。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进入初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使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了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减少来增加收入的阶段。可见，加快农村城镇化，放宽城市的农民准入条件，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就业环境，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民工回流创业等应该成为城市化，以及农民增收的关键。让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成为工人、商人、企业家，农民的收入水平自然得到提高。
3.增加农村投资
(1)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
农田水利、道路桥梁等的建设投资，可以使农民生产、销售得到便利。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道路交通的便利，可以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减少农产品物流中的损耗。因此，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2)增加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投资
黑龙江省素有中国的“粮仓”之称，而作为支农的主要金融力量，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却曾经是一个亏损大户。2005年之前，黑龙江各级农村信用社的亏损已经连年位居全国第二名，不良资产和亏损挂账达100多亿元。尽管黑龙江省联社已经扭亏，但因为资金实力不足、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承担支农重任。李久春（黑龙江省农村信用联合社理事长）在黑河市调研中发现，2007年以来黑河市发放的11亿元涉农贷款中，仅有2000万是其他金融机构发放的。而当时，黑河市辖区内的18家农行基层营业网点不断撤离农村地区，农信社又不能及时补充，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金融服务真空。
(4)提高耕地利用率
从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2006年黑龙江省的耕地保有量始终稳定在1170.6万公顷以上，基本农田一直保持在1016万公顷以上。虽然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并没有减少，但是土地面积的有限性致使耕地面积的增加不可能无限扩大，所以不能靠单纯的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农民收入。
因此，要提高耕地的利用率。一方面，应该提升耕地质量，保持土壤的肥力，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进行合理轮作，强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选育优良品种，培育出单产高的新品质，加快推广步伐，以增加农作物的单位产量。在耕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种植业生产的总量和效益的高低，所以必须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提高优质、高产农作物的种植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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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全国第一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天津人口性别比114.52 最不合理
会计报表是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向外界传递会计信息的手段，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由于目前会计造假现象十分严重，因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必须掌握科学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建立和完善我国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是当前财务改革中的重要任务。
一、会计报表分析在财务分析中的地位作用与利害关系
（一）会计报表分析在财务分析中的作用
首先，会计报表分析评价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揭示了经营活动中的矛盾和问题，方便了经营管理的改善。其次，检查预算完成情况，考察管理人员的业绩，为经营机制的完善管理提供帮助。再次，会计报表分析预测企业未来的报酬和风险，为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帮助。最后，会计报表分析评价竞争对手的财务状况，从而帮助本企业制定合理的经营策略。
（二）会计报表的局限性
会计报表的数据是财务分析资料的主要来源，但也有不少局限性。一是财务报表没有考虑外在经济因素的影响，忽视了技术水平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其数据隐含着资产升值或贬值的风险。二是由于我们预计的是损失而不是收益，这就可能会夸大会计费用而少计收益和资产，不能反映利润的真实水平。三是通常按年度分期进行会计报告，因而不能充分反映长期投资的决策信息。四是目前我国的会计报表尚未对人力资源内容进行分析评价。
（三）会计报表分析假设前提存在的缺陷
财务分析中会计报表分析假设前提存在着缺陷，比如在比率分析法中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等，其主要指标都是以企业清算为前提，着眼于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而忽视了企业融资能力。另外，速动比率法中假设企业的偿债能力比存活的偿债能力强，但有时实际并非如此，而且有些指标本身也缺乏可比性。
二、我国现有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与局限性
从国内外的现状来看，国内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比较落后，而且分类不明晰。现存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的不够完善，很容易使会计信息使用者被虚假的会计信息所蒙骗，尤其是广大投资者常因财务失误而遭受重大损失。只有懂得如何使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才能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一）我国现有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分类
我国现有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有很多种分类。
一种分类方法是：横向分析法、纵向分析法、趋势百分率分析法、财务比率分析法。横向分析的前提是采用前后期对比的方式编制，并增设“绝对金额增减”和“百分率增减”两栏，以揭示各会计项目所发生的绝对金额变化和百分率变化的情况。纵向分析是同一年度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的比率分析，其前提是必须采用“百分率”或“可比性”形式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从而揭示出各个会计项目的数据在企业财务中的相对意义。趋势百分率分析是将连续多年的会计报表中某些重要项目的数据集中在一起，同基年的相应数据百分率比较。财务比率分析，是指通过将两个有关的会计项目数据相除而得到各种财务比率来揭示同一张报表中不同项目之间或不同会计要素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的方法。
另一种常见的分类是：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通过不同指标之间的对比来揭示其中的差异。比率分析法是通过计算指标之间的比率，来揭示其中相对数差异。因素分析法则是通过逐个替换因素，计算相互联系的因素对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程度。
（二）各种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的特点
各种会计报表分析方法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且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方法体系。企业一般可先用比较分析法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进行总体分析；进而运用比率分析法具体分析财务状况的结构、经营成果是否合理；最后运用因素分析法将在具体分析中找出的重点因素进行分析。
（三）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各种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由于受到分析资料来源的局限性，财务分析与评价的结果并不是绝对的准确。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报表分析的主要资料――“财务报表”编制所依据的会计原则、会计假设等会造成会计报表信息的混淆误导。如果方法不当或者过多的掺杂了各种人为因素，那么会计报表所提供的资料就缺乏必要的可靠性。二是会计报表数据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对财务分析结果将产生重大影响，一旦某些因素发生变动而企业在分析时又未予以考虑，则必然对会计报表分析的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三是不同的分析者进行财务分析的目的不同，因此各自分析的角度与方法也不同，分析的最终结果往往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四是会计报表通常只能说明企业的理财结果、经营效果，而不能详尽说明企业理财的过程及经济效益的实现。
三、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构建的设想
笔者认为，目前应以统计学理论为基础对会计报表分析方法进行规范和整理，应取消以比率作为会计报表分析方法的比率分析法，转而丰富多种会计报表分析法。建议采用的会计报表分析方法应有八种，且其中比较分析法的含义与以往的含义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下面介绍这八种分析方法的含义、特点、作用以及其典型指标。
（一）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将两个性质相同的指标作静态对比，从而揭示不同空间、同一时间、同类指标间的数量差异。其作用是反映同类指标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展的差异程度。其典型指标有，甲公司流动比率为行业水平的倍数、甲公司成本费用利润率与乙公司相比的百分比、甲公司净资产利润率为乙公司的百分比等等。
此种分析方法与现行比较分析法迥然不同。现行比较分析法将指标的横向比、纵向比、结构比、实际与计划比等通通视为比较分析法的内容，个别的将结构比视为比率分析法，显得杂乱无章。本文提出的比较分析法用统计学分析理论加以规范，仅限于事务间的静态对比分析。
比较相对数=甲（地区、部门、单位）某一指标数值/乙（地区、部门、单位）同类指标数值×100%。
（二）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是将同一总体的同一指标在不同时间上的数值对比，用以反映某一指标发展变化的方向和程度。可以是期末与期初比、报告期同上年同期比等，以从不同角度说明某一财务指标的发展速度，从而据以测定和推测该类指标的变动程度和发展趋势。其典型指标有：总资产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发展速度、资本保值增值率、成本费用降低率等等。
常用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中单独设立了动态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提升了动态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的地位。本文的常用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将动态分析法和结构分析法独立出来，丰富了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
动态相对数=报告期某一指标数值/基期同一指标数值×100%
（三）强度分析法
强度分析法，是将两个性质不同但又有一定联系的总量指标进行对比，用以反映现象的强度、密度、普遍程度和利用程度，用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单位经济实力的强弱、经济效益的高低、偿债能力的大小等。其典型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负债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
其特点是将有联系的但性质不同的财务指标进行对比，用来反映一个单位经济实力的大小、经济效益的高低和偿债能力的强弱等。其判断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的强弱十分贴切，较比率分析法含义明确。
强度相对数=某一总量指标数值/另一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总量指标数值。
（四）长期趋势分析法
长期趋势分析法，是将若干年的会计报表或有关财务指标排列成时间数列，并对其进行定基对比或逐年环比，求出它们的增减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了解到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动的基本趋势，分析引起变动的主要原因，据此做出预测和规划。其典型指标有：总资产平均发展速度、每股收益年平均增长速度、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所有者权益环比发展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年均增长率等。
动态分析只需要有报告期资料和与之对比的基期水平即可进行计算分析，而长期趋势分析，必须具备连续多年的会计资料，才能剔除偶然因素对某一财务指标发展变动的影响，使数列固有的发展趋势显现出来，以做出准确预测。动态分析主要是揭示两个不同时期某一财务指标的发展速度和增长速度，而长期趋势分析法主要是揭示某一财务指标的长期走势，为财务预测、决策服务。
（五）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利用分组法将总体分为不同性质的部分，用指标的部分数值与总体数值对比求得的比重来反映总体结构特征和总体内部某一部分的普遍程度。其典型指标有：流动资产比重、流动负债比重、存货比重、所有者权益比重、固定资产成新率、主营业务利润率等。
结构相对数=总体中某一部分数值/总体全部数值×100%
（六）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以受多因素影响的综合性经济指标为对象，从数量上测定各因素对综合指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七）横向分析法
横向分析法，就是采用前后期对比的方式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即将企业连续两年的会计数据并行排列在一起，并增设“绝对金额增减”和“百分率增减”两栏，编制出比较财务报表，以揭示各会计项目在这段时期内所发生的绝对金额变化和百分率变化的情况。
（八）纵向分析
纵向分析，是同一年度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的比率分析。其前提是必须采用“百分率”或“可比性”形式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然后将会计报表中的其余项目的余额都以这个重要项目的百分率的形式做纵向排列，从而揭示出各个会计项目的数据在企业财务中的相对意义。可以在两家规模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比较。
四、会计报表分析方法体系的意义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增长;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105-03
作者简介：叶晓峥（1986-），女，河南平顶山人，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统计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管理。随着新疆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支出机构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尤其是各地州的财政支出在稳步快速地攀升。根据2003—2006年新疆各地州的财政总支出看，16个地州的财政总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为22%，其中以克拉玛依市34.4%为最高，乌鲁木齐市为最低，但也达到了12.4%的平均发展速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越来越关注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支出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一般说来，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会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使总量提高的同时使微观经济结构调整更加趋于合理化。然而不同的公共支出以及不同的支出结构，再加上政策调整的幅度大小都可能带来经济不同程度的增长效应，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制约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的效果，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由此看来，不能只单纯分析各地州的财政总量给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应更深层次地讨论各地州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什么样的结构规划才能更好地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快速稳健地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
一、理论模型
本文将财政支出按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分类，并纳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进行模型分析,并假设生产函数有三个生产要素：私人资本存量k,消费性支出g1,转移性支出g2。
y=f(k,g1,g2)=kαgβ1gγ2
α,β,γ分别是k,g1,g2关于产出量的弹性。若对居民收入征税比率为τ(总税率),总财政支出为g,两类财政支出所占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θ1,θ2(θ1+θ2=1),且假设财政收支平衡,则长期经济增长率:g=［(1-τ)τ(1-τ)/ταθβ/α1θγ/α2-ρ］/σ。当经济增长速度g取最大值时θ1=β/(β+γ),θ2=γ/(β+γ)，它表明各项财政支出要与产出弹性相适应达到最优,只要财政支出结构与各项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就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不需改变财政支出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要充分利用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就应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该模型也可以扩展到包含多种财政支出的情况。
二、实证分析
为了克服不同区域上因其他原因带来的财政结构上的不同，更加合理地说明财政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清晰地指出各地区微观经济上应该调整的项目，以促进经济的增长，首先应对新疆16个地州进行基本的判别。这里采用R2-11对16个地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判别。判别结果如下：
第一类地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第二类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哈密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博尔塔拉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一）构建模型
本文采用的计量经济的基本模型为上述的C-D生产函数。考虑到投资，劳动力和对外贸易对新疆各地州的影响，建立模型为：
yit=α0+α1Iit+α2Lit+α3Oit+βkGkit+uit（i=1,…,16,t=2003,…，2006，k=1,…,9）
i为各个地州，t为时间，k为财政支出的结构。yit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年及后3年的滑动平均值，因为考虑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会有个滞后期；Iit投资增长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代替；Lit劳动增长率，用2006年年底在岗人员的增长率；Oit对外开放程度，外贸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按当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对外贸易总额已换算为人民币；Gkit是财政支出k个结构中地区财政总支出的比重，G1it是指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2it是指企业挖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3it是指农林水气象部门的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4it是指工业交通部门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5it是指科学教育卫生医疗事业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6it是指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G7it是指社保福利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8it是指行政管理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G9it是指城市维护费用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uit随机误差项；α0为截距项，α1,α2,α3,βk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二）数据描述统计分析
数据来源为《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财政年鉴》、《新疆50年》和中经网。因《新疆财政年鉴》中各地州的财政支出结构数据是从2003年详细记录的，因此，本文选取2003—2006年各地州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分析。
从2003年始，新疆各地州财政总支出数据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各地州的各个结构各项目不尽相同。这里对财政结构的各项目作描述统计分析。
对于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只有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在10%以上，但乌市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6年时下降到9.8%，其他地州都有上升趋势，但只有吐鲁番地区到2006年时上升到10.2%。企业挖潜支出中，每个地州都呈现上升趋势，到2006年乌鲁木齐市占2%，石河子市占1.46%，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占2.1%，伊犁州直属县(市)占4%，其他各地州均在0.5%以下。对于农林水气象支出，2006年乌鲁木齐市占2.6%，呈稍微下降趋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也呈下降趋势，石河子呈上升趋势，占2.4%，其他地州都较稳定。工业交通事业费用支出2006年时，巴音郭楞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阿克苏、哈密地区呈下降趋势，但其他地州呈上升趋势，但总体的都并未超过各自财政支出的1.6个百分点。城市维护费用支出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为最高，占到13.5%，其他地区均有增长趋势。
叶晓峥:新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三）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各地州的经济发展的不同，财政支出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均衡，按先前判别的两大区域分别进行面板模型分析。
对第一类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对表1中8个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均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企业挖潜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并且在总的回归中也呈现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在第一类地区中，企业挖潜能大力促进经济的稳健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与农林水气象的支出比重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交通支出比重正相关，在统计上很显著，科教文体卫生事业与地区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在统计上尚不显著。但在总的回归中，却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这与其他部门费用的性质有关系。社保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在统计上很显著。行政管理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城市维护费用支出比重在回归方程7中显示与经济增长成显著的正相关，在统计上很显著。
在每个回归模型中，发现劳动力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尤其是在对科教文费用支出回归时，有很强的显著性。如果在科学教育卫生医疗机构能增大劳动力，将能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表2看，根据第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后发现只有回归模型8不能拒绝原假设，对回归方程8做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方程，其他均做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方程。得出结果：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总支出所占的比重和工业交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且在模型6中,工业交通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很显著的正相关。企业挖潜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很显著，其中企业挖潜所占的比重在模型6中也呈正相关显著；农林水气象支出比重和其他部门事业费用支出比重与经济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科教文体卫生事业支出比重和社保福利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统计上显著。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城市维护支出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与经济增长都呈现正相关关系，根据表2的结果看，大部分不显著，但适度地调整社保福利支出，再增加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显著效果；如果增大地区的劳动力，也会带来正向的经济增长，这对于模型2、3、5外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比重则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效应，除了模型1外，均显著。
三、结论与建议
对新疆16个地州按两类地区划分后再对两类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模型分析和经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财政支持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财政支出结构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地方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就要进行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在这两类地区上，财政支出结构还不平衡，基本建设和企业挖潜改造、工业交通部门支出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农林水气象的支出在第一类地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而在第二类地区不显著。而科教文体卫生事业费用的支出在两地区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在第一类地区各地州现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首先要加大就业，增加劳动力，农林水气象部门费用支出的比重应增加，其他事业部门应结合其他的支出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应减少社保福利支出与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社保福利支出在两地区应降低。在第二类地区，首先应加大劳动力的投入，适当降低对外贸易，应保证内需的足够。与国家提倡的“扩内需，调结构，促增长”先协调一致。应降低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基本建设支出费用、企业挖潜支出费用和工业交通支出费用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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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经济；要素投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业系统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基本利益，吸纳更多优良人才的加入林业经济建设中来。
关键词：县域经济 经济发展 电力负荷 预测方法
要想确保电网能够可靠供电，用电部门能够安全用电，相关部门提出了一种电力负荷预测方法，该预测方法能够预测中长期的电力负荷。当前，随着该预测方法的普及，其预测手段也在不断更新，目前主要有平均增长率法、拟合函数预测法、弹性系数法、负荷密度法等。随着县域对电力能源需求的增大，县域经济要想发挥其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加强对电力负荷预测的研究，本文以某个县城为例，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电力负荷预测方法。
一、县域经济分类及预测方法
在对县域经济进行分类过程中，其主要的指导思想为：对适合的经济指标进行选取，并应用权重因子对县域经济进行分析，分类经济指标不同，选择的预测方法就会存在差异。
（一）县域经济分类
1、因子分析方法
原始数据中，会有非常多的隐含因子，这些因子之间可以构建出线性函数，在这些函数基础上进行统计学分析，因子数学模型构建效果如下：
在上述公式中，x1、x2.......、xp都是可以变化的量，并且公共权重因i可以是（i=1、2、3.....n）；其中，第i个可以变化的量要建立在第j个共同因子负荷上，其中，aij如果变化的程度越高，则上述共同关系将会变小，相反则功能关系则会增强；εi代表的是一种特殊因子，能够表示出公共因子不能表示出来的内容，也可以称之为估算值中的一种残差。
对因子进行分析的方法为：
（1）可以对可以变化的集合量进行处理，并将原始数据保留，主要处理数据有方差、标准值以及平均值等；
（2）对公共因子进行确定，对其数量进行控制，并要计算出公共方差的最终值；
（3）应用旋转方法能够将公共因子更好的分析处理，并能够得出准确的公共因子值。
（4）最后，要对公共因子的最后得分进行计算。
2、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能够对分类结果进行分析，并要按照其相似程度进行处理，分析的目的是能够使其内部各项数据达到相似的状态，并且不同的个体因子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K均聚类应用的较为普遍，还有一种是系统聚类。K聚类具有一定的动态特征，具体应用原理如下：
将要进行分析的对象以随机方式进行抽取，并按照具体标准将其随机分为K类，对每一个组中的数据进行平均值的计算，聚类中心为数据的初始值。在划分完数值以后，就要对样本到聚类中心的距离进行计算，并按照计算好的平均值对聚类中心进行调整与更新。按照规范标准对上述内容进行反复操作，在所有的样本全部划分到了聚类中心以后再停止。最后，就要对聚类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如果计算的较为合理，没有错误就可以将其确定位聚类计算的结果。
（二）县域经济的发展预测
可以应用预测方法将县域发展分为定性的经济预测与定量的经济预测。前者是针对原始数据相对缺乏的情况，并且不能应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很多时候都是预测人员按照自身经验进行的判定。主观概率、判断预测都是非常常见的定性预测方法。而定量经济预测法则可以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这些关系基础上构建出计算模型，依据模型进行预测分析。
二、县域电力负荷预测
因为县域经济发展与电力负荷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此，构建出线性回归分析模型能够更好的指导预测。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确定，并绘制出散点图，要针对绘制出的散点图对县域电力负荷相关性指标进行选取。
在建立完回归方程以后，就要对方程进行判定与检测，在检测完就可以应用方程对电力负荷进行预测。在构建回归方程式过程中，可以将上述各种变量全部引入到方程中，这样能够使预测更加的准确。
三、实例分析
本文以我国中部地区某省为例，分析了该县域经济发展电力负荷预测方法。影响该省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下表1所示：
（一）县域经济发展预测
通过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当地在未来五年将始终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且各方面的发展潜力都非常大。因为该地区处于我国中部平原地区，工业与农业发展潜力都非常大，并且随着政府帮扶投入的增加，该地区经济发展能够进行中长期预测。
（二）该省县域电力负荷预测
选取该省县域发展较好的行业作为经济指标，构建电力负荷预测相关变量指标。并选择该省县域在2003年到2010年期间历史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构建线性回归方程，从而得出拟合值。通过统计分析与计算得出的散点图如下：
可见，该省县域电力负荷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正相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可见，该省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结语：
本文主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电力预测方法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县域经济发展与当地的电力负荷是成正比的，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方程能够使电力负荷预测更加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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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贻鑫，张崇见，张弘鹏等.空间电力负荷预测小区用地分析（一）――模糊推理新方法和小区用地分析原理[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0，25（6）：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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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1)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要求不断修正核算和评价体系。GDP核算是三百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1953年才初步成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但GDP统计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主要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成本，不容易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不容易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也不能准确地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同时，国际上也比较重视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比如，英国提出一种新型的衡量社会全面发展的核算体系——国家进步指数(MDP)。但也要看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GDP更好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我们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既要吸收国际上有关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
(2)我国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严重缺失要求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评价体系。审视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是反映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不仅缺乏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也缺乏反映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另外，如重机关内部评价，重上级领导的看法；不重外部评价，不重社会舆论和群众的看法；重过程评价，不重效果如何；重“产出”，不重“投入产出比”，缺乏成本核算等。更为严重的是，GDP崇拜的评价指向衍生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恶性循环。而要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发生，惟有从改进评价体系和方法着手，通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评价体系，引导人们正确的行为选择。
(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实现一种崭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选择。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公正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研究设计一整套评价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人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以此来引导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科学考核政府和干部政绩。力求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民福祉等结合起来，作为地方政绩的综合考核指标，以便实践中有所遵循。
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基本要求
(1)科学确定评价主体，即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科学合理地确定评价主体，必须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扩大群众参与的范围。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到底如何，不能单由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说了算，还必须看群众的公认程度。这里的群众，应该是包括各级相关的领导在内的、各个层面参加的群体，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式的考核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主体的设置，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干部政绩评价只由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说了算的弊端，较好地解决干部政绩考准评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干部切实注重群众公论，
(2)科学设置评价内容，即要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只有科学合理地设置考核评价内容，解决好评价什么的问题，才能使评价有的放矢，才能使评价结果更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工作实际。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看经济建设的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的成果；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又要看党的建设的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求真务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3)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即要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科学构建考核评价的方法体系至关重要。考评方法的构建，应着重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要按照“突出工作实绩”的原则，合理确定“德、能、勤、绩、廉”五项考评内容的不同比重，既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也不能面面俱到、不分主次。第二，要按照考评主体与考评对象的“知情度、关联度、责任度”关系，合理确定评价主体中不同层面的“群众”对于评价对象评价的不同比重，使各方面的参与权和意愿都能得到有效反映。
(4)制定科学的、有效运用考评结果的刚性规则，即要解决考评结果如何有效运用的问题。科学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干部实施择优汰劣和管理监督。考评是手段，考评结果的有效运用才是目的。要将考评结果有效地运用于干部选拔任用、升降去留、监督管理的全过程。要按照规则在先的原则制定考评结果运用的刚性规则，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1)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同样关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要考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把民众的就医条件和健康情况做为重要的判断标准。要考虑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重点考察对教育的投入及其效果。要考虑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考察研发能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要考虑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考察体育运动特别是国民身体素质状况。
(2)在关注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同时，要同样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及资源、环境的保护。要建立对森林、草原、耕地、水源、石油及各种自然资源消耗情况的监测体系和评价方法，及时对环境的破坏情况进行报警和预警。要把投入与产出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对经济结构及其布局的变化进行科学分析。
(3)在关注行业、部门和企业的同时，要同样关注城乡居民个体。要把人民生活改善和提高程度做为评价的重要标准。特别要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生活的改善，做为重中之重的内容。不仅要从物质水平的角度观察，还要通过满意度、景气度、信心指数等评价指标考察群众对政府工作、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发展及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4)在坚持评价体系先进性的同时，也要考虑较强的可操作性。具体来说，既要吸收国际上有关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有中国特色；既要做到宽领域涵盖，也要做到简明精练；既要建立全国宏观指标体系，又要允许有各地的特色指标；指标体系所涵盖的时限既要考虑本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更要考虑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与“十一五”规划相衔接，重点应放在本世纪头20年；既要使指标体系相对稳定，又要形成“动态管理”的修订机制，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修订指标体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设计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
(1)在整体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必须把经济指标摆在整个指标体系的突出位置。但是，发展是全面的，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指标体系也必须是全面的。比如，可设计一些综合指数来反映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判断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以运用基尼系数、人文发展指数和经济结构变动系数等指标，等等。
(2)在综合评价体系中，可把评价指标区分为核心指标和扩展指标。核心指标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城市化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企业职工三大基本保险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等；扩展指标包括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及其占GDP比重、电力产出弹性系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人均拥有公益性文化设施面积、农村三大保障覆盖率、高低收入差距等。
(3)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谈不上发展，但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重视GDP是对的，衡量经济情况不能不看GDP，它反映经济活动总规模，是重要的综合经济指标，但仅仅看GDP又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看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
关键词：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I(2011)03－0126－04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各国政府努力的方向。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受到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正还是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系统内生因素决定的，政府支出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等内生变量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此，政府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讨也不断走向成熟。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有关政府支出的最早文献是16世纪20年代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威廉在文中指出，政府必须履行公共支出的职能。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它为了履行职能而耗费社会财富会妨碍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积累，因此，政府要尽力减少公共支出，仅用来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来履行国家的义务。随后的大卫・李嘉图也宣扬了类似的思想：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基本上无影响。可见，在古典理论阶段，关于政府支出的研究不多，只是存在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投资需求思想，他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扩大投资性支出，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收入和人员就业的成倍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法，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发表了关于政府支出的经典论文。自此，政府财政支出的研究进入财政学领域的正室。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怀曼斯(1961)提出了“梯度渐进增长论”，对财政支出问题进行了剖析。“梯度渐进增长论”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只有当社会经历激变时(激变可以是战争、经济危机或其他灾害)，公共支出才会急剧上升，而过了激变期，公共支出水平就会下降，但一般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因此在政府支出的统计曲线上，呈现一种“梯度渐进增长”的特征；1969年，德国财政学家查理・马斯格雷夫年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投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为经济“起飞”阶段打下基础，之后政府将继续进行公共部门投资并使之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由此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支出的范围也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支出的重点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支出重点转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阿罗和库尔兹(Arrow，Kurz，1970)最先将政府支出引入经济增长研究中，他们认为外生的政府支出的变化仅影响经济转移动态，而不会改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1990年，罗默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他在“知识外溢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可以提高资本和知识积累水平(1986)，他在“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对研究开发的促进作用(1990)。至此，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巴罗(Barro，1990)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支出的变化会显著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当政府增加消费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会下降；当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后，GDP增长率和储蓄率起初会上升，但最终还会下降；Landou也通过对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Battaglini和coate发现当税率、政府债务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处于合理水平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arth和Bradley发现实际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负相关；Batro(1990)以及Barro and Sala I Marti(1992)提出的“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增长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增长模型”认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性，他们直接把公共支出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并进一步强调政府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一般均衡或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深入研究了政府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赫可普曼指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力量并获得收益，而且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或称技术的外部性，使公共知识的存量增加。这种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提高在该领域支出的必要性；Easterly和Rebdo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阿格赫恩和豪威特也强调了政府对研究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进行投资的必要性。格罗默和拉温库曼则指出，政府在道路、机场、港口以及公共部门研发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非排他性的和部分非竞争性的，由政府提供的不同程度的拥挤性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学者刘溶沧和马拴友(2001)运用1998－2000年数据，研究了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同时促进了非农就业增长。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品的边际效应，我国政府劳务是生产性的，扩大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张清(2002)以1952－2002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研究了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景气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邹薇(2003)的分析也表明，投资增长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挤出效应，相反两者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王力(2003)则着重分析了我国政府支出对GDP的产出弹性，得到社会文教费对GDP的产出弹性为负，产出弹性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其次为资本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小；张明喜和陈志勇(2005)也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
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却认为，政府预算内支出的GDP占比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建设性支出与GDP增长率正相关；刘俊英(2008)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政府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和政府机构支出三项支出变量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它们与总产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额等经济变量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生产性支出即基本建设性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非生产性支出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三项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机构支出即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在1990年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经验研究文献。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政府支出归类的不同，理论模型的结论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并非完全一致。经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支出规模、政府支出总量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作用。Asch Auer(1989)以美国和其他OECD成员国为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提高了私人资本的收益率和生产率，其中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无影响。Easterly Rebel利用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Miguel D.Ramirez将公共资本存量引人生产函数构造了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墨西哥1955－1994年的数据就公共资本的构成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增加消费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Devarajan、Swaroop和邹恒甫(1996)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而资本性支出则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生产性支出过度对经济增长有负影响。Gupta(2005)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关于政府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罗默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如果超过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巴罗(1991)的研究也证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兰多(Lan－dau，1986)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研究后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Engen和Skinner(1992)对107个国家1970－1985年间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德瓦拉金(1996)等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我国学者郭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2003)利用我国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生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R&D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拉姆(Ram，1986)利用115个国家20年的投资、产出和经济增长等数据，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相关的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在政府支出占GDP比例适当的条件下，提高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而且这种正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的更明显。Barro(1990)将政府支出流量直接纳入宏观生产函数，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可以通过改善单个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只要它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政府支出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Jonas Angell等利用OECD国家1970－1995年的数据，研究认为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纳尔逊和辛(Nelson，Singh，1994)利用欠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有负影响，在80年代不显著。埃文斯(Evans，1997)研究结果也表明，政府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不显著。
我国学者龚六堂、邹恒甫(2000)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孙群力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认为在长期内，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Romer(1986)和Lncas(1988)的研究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Romer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的新知识，而Lucas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溢出的结果。Helms(1985)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回归后发现，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提高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Glom and Ravi Ku－mar(1992、1997、1998)、Radanovich and Zilch(1999)建立了包括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内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增长。zhan(1996)、Miles－Far retie andRou bin(1998)、Braining and Vidal(1999)认为公共教育支出通过鼓励私人投资也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Lan－
kan和Simpson(2004)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重新考察了政府支出与增长的关系，认为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公共教育支出对增长的正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甚至为负，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反应为非单调的，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刘治松，贾凯威(2009)采用1980－2007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方法，对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出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运动轨迹。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国内外相关研究很丰富。从理论上讲，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即“替代效应”，同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即“互补效应”。Bailey(1971)认为政府支出与个人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Barrow(1974)认为如果资本市场完善，理性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前瞻性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则政府支出为筹措资金采取何种方式是无关紧要的；Karras(1994)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将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对私人消费的支出，政府角色逐渐由补充转换为替代；Tsung－Wuho(2001)通过对OECD的24个工业国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替代关系；我国学者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Shclarek(2004)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但没有证据支持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夏兴园、洪正华(2002)、刘宛晨(2006)对我国政府支出的消费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尤其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层次逐步加深，一般均衡理论得到广泛的应用，永久收入假说、RBC模型以及生产函数得到了拓展；在经验研究中应用了包括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理论、工具变量等计量分析方法，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如何定义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比如实证检验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比如国内研究的样本数据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应用较少，比如定量研究的模型分析中较少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区域差异，这些应是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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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数学；应用题；教学策略
数学是一门非常贴近生活实际的学科，特别是到了初中阶段，学生的数学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就更应该将数学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初中数学中，应用题教学是一种非常生活实际的教学活动。但与此同时，应用题又由于实践性强，不仅考察了学生的基础数学知识，而且考察了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能力，因此，初中数学应用题教学有一定难度，需要非常重视教学策略。
一、当前初中数学应用题的新特点
在新课程标准下，初中数学应用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数学应用题考查的知识点主要集中考查实际问题、抛物线问题、概率统计问题等类型的数学应用题，其中实际问题中的平均增长率、利率、营销问题、利润的大小问题是考查的重点，数学的知识点集中于方程与不等式，函数关系，统计学原理等方面，因此可知，数学知识所考查的知识点都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教材知识，使学生掌握知识的侧重点，不断地加强数学应用题的练习、讲解、分类，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顺应新课标的教学发展原则。
当前，初中数学应用题选题范围更加广泛，相对于原教材而言，现在的初中数学教材，对于应用题，选材范围更加多元化，更加广泛，从建筑、农业、人口等实际相关的产业中的现实数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节电、节能等的生活小问题，甚至于微观世界中的高速粒子运动、宇宙之中行星的运转都成为取材材料。同时，选材更加社会化，强调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数学应用题从学生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所涉及的数学问题，如银行存款利率、篮球比赛成绩等，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选材的形式，也更加多元化，充分利用表格、图画、对话、故事等多种方式，使应用题也变得生动直观、形象有趣，而且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二、初中数学应用题有效教学策略
（一）由浅入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在平时的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害怕解答应用题，不知道如何去分析题中的数量关系，对自己信心不足。为此我们要从基础抓起，由浅入深。简单的应用题语言简单、直接，让学生更容易理解题意，分析数量关系，容易解答题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容易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心情，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兴趣。我们还可以从中进行拓展，举一反三，帮助学生掌握和巩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为以后解决复杂一点的应用题打下基础。
（二）引导学生在生活中积累数学经验
初中数学应用题来源于生活，因此在应用题教学中，就必须非常注重引导学生积累数学经验。既然新课标教材应用题题材社会化，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积累生活材料，以加强对数学中相关教学内容的理解。要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改变学生的“课堂所学”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错误观点。教师在讲解数学应用题时，要建立真实的学习环境，将课堂所授内容与现实生活形成交叉，从而使学生注重积累生活材料，积极利用课堂解答数学应用题所学到的知识、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
（三）注重“阅读”，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应用题是以文字为基础组织的，因此，在解决应用题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阅读，重视对文字的理解。所谓阅读应用题题干，就是对原有材料进行提取、加工、重组和概括，以获取有用信息。。由于应用题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文字也较冗长，很多学生会一目十行地大概看一下题目，囫囵吞枣，造成题意曲解，解题失误。因此，解答应用题之前必须先仔细地阅读题目，只有通读全题，对题目才能够有正确理解的可能。我们要努力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惯，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完整地读题，在阅读的过程中理解题意，找出题目中所提供的条件、数量关系以及解题的思路。经过这样不断的练习，相信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能力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四）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提高解题能力
“建模能力”的培养是数学应用能力培养的核心，其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又为学生的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初中阶段的学生由于知识、能力和数学素养的局限性，他们的数学建模能力不是很高，而这个阶段的数学建模是基础性的，有利于将来的学习。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应不断增强学生的建模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学不能一味强调结果的对与错，更应侧重于解题过程的分析，仔细、耐心引导学生探索、思考问题，教学生如何用数学问题来表达实际问题，从而学会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小王家里在装修，他去商店买灯，商店里现有功率分别为100瓦的白炽灯和40瓦的节能灯，它们的价格分别是2元和32元。它们的照明效果和使用效果都一样，已知小王家所在地的电价为每度0.5元，试问当这两种灯的使用寿命超过多长时间时，小王选择节能灯才合算。学生在解答本题时，要求他们先阅读题目，理解题意，分析其中的数量关系。首先让他们弄清这两种灯的用电量该如何计算，接着是要弄明白这两种灯的售价在选择灯时有什么作用。经过对所有信息的分析和整合，就能总结出选择灯的标准是电费与灯的售价之和最少，最后完成解答，设使用寿命为x小时，建立2+0.5×0.1×x>32+0.5×0.04×x的不等式。
总结
总而言之，解答初中数学应用题对学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必须重视培养学生能力。既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又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必须让学生在生活中积累数学经验。
参考文献：
[1] 李奇.初中数学应用题教学方法的探究[J].文理导航，2010，（30）.
[关键词]面积规划 空间规划 图书馆建筑 公共图书馆 服务人口
[分类号]G250
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这些因素既包括公共图书馆自身的业务活动规律与特点，还包括公共图书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公共图书馆是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与其他类型的图书馆相比，受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影响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状况、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环境、社会/社区群众的需求特点、当地人口的社会构成等多种因素。对图书馆面积规划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其他影响图书馆面积规划的社会影响因素往往受制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指标，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社会状态的基础，而人口因素则是规划图书馆面积的重要指标。
1 服务人口因素
尽管公共图书馆面积规划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是建立在图书馆所覆盖的人口范围基础上的。服务人口因素是决定图书馆面积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图书馆面积规划来说，是最为显著的指标。服务人口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在根据普遍均等服务原则测算公共图书馆面积时，一定要考虑服务人口的数量。只有确定了人口数量这一指标，才能推算出图书馆资源的数量、配备阅览座席的数量等，从而决定图书馆面积规模。
图书馆服务人口指标与统计人口指标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服务人口因素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统计人口基数的确定，即以何种标准确定图书馆服务对象的数量。各国、各地区因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水平、国家政策的调控、人口管理的方法、风俗习惯的不同，统计手段和方法各不相同，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与统计难易度各异。
1.1 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分类与确定
现以美国公共图书馆为例阐述一下服务人口的分类与确定问题。美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比较自由。与中国相比，美国人口总数量较少，其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周围。据统计，美国人口的80％居住在大城市。
实际统计工作中，在图书馆服务人口统计方面要想获取一个准确、具体的人口数量指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美国各州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在这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大多参考ALA或者政府的统计数据。对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规定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
2005年，在《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第4版)(Wisconsin Public Library Standar&)中使用了“服务人口”的概念，并将所有指标都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之上…。服务人口对于图书馆业务活动的开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真实地反映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范围，为图书馆业务活动提供直接的数据基础。由于“服务人口”范围的界定比较困难，故提出了两个相关概念：①非本市居民借阅者(Nonresident Borrowers)；②城市人口(Municipal Population)。《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推荐了以下四种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①根据图书馆统计数据计算服务人口；②使用系统范围内非本市居民利用图书馆的数据计算服务人口；③通过本地流通数量估计服务人口；④直接加上周边未服务区域的人口。
从以上《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的“服务人口”规定中，笔者发现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范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主要是由于服务人口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此外，威斯康星州的这些计算方法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但对我国的基层图书馆确定服务人口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人口不多，服务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只有4家，服务人口在5―10万的公共图书馆有12家，多数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在5万人以下。因此，《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明确提出，在设计服务时，服务人口超过10万的图书馆可参考人口数多的美国中西部州大型图书馆的标准。
通过对威斯康星州计算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方法的介绍，我们发现：①美国公共图书馆标准所规范的图书馆大多为小型公共图书馆；②美国拥有较完善的图书馆服务统计记录，州立图书馆或州图书馆协会每年都州立公共图书馆业务统计与比较数据，用这些数据计算“服务人口”相对较简单；③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基础是提供图书馆经费的当地政府所管辖辖区内的所有人口，即图书馆为辖区内所有纳税人服务；④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除了基础服务人口外还要考虑所有可能使用图书馆的其他类型及来源的人口。
1.2 中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分类
公共图书馆计算服务人口有不同的方法，各种方法有非常多的“预测”因素。我国在制订《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时，力求明确和统一各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统计的口径。理论上讲，我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有着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计算图书馆服务人口应当相对简单容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免又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由于存在城乡差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虽然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但长期在城市生活。我们在考虑人口因素时，不能不考虑这种现象。
1.2.1 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分类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可将与图书馆面积规划有关的人口因素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行政区划内户籍人口。行政区划是指公共图书馆所在的行政区，行政区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确立、建设、财政预算的责任方。行政区划内户籍人口(Local Registered Residence)是最容易获取的数据，因为我国目前有着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是它无法真实反映可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口数量。
・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Long―living Residence)，这个指标因素可以反映一个行政区域内有接受图书馆服务潜在需求(或可能)的人口数量。应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国内统计通常为半年以上)，固定居住在本地区的人口。它是图书馆确定服务人口数量的最重要的基础。
理论上讲，统计“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应是“户籍人口”与“办理长期居住手续的人口”的总和。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数据的获取非常困难。主要原因在于：①统计学意义上的误差(难于管理当地户籍人口长期不住于此，即“人户分离”现象；或不办理长期居住手续的外来人口)；②“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这个数据永远处于变化之中；③我国并不是各个地方都掌握此类数据，有些地区对此数据疏于统计和管理。通过中国公布常驻人口地区的统计数据来看，统计结果与实际数量误差也较大。
鉴于上述原因，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计算不能完全依赖于上述两个指标。但是，除了“行政区划户籍人口”和“行政区划内常驻人口”这两个指标外，我国还无更为科学、真实、具体地反映地区常驻人口的统计数据。与此同时，在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指标时，也经常采用这两个人口指标，故遵循“普遍均等”的原则，目前只能采信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标准。
目前，可采用计算的方法获得本地区常驻人口的统计数据。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编制组在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①，我国城镇外来人口占城镇常驻人口的比例是：一般城市大于8％，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在20％以上，省会城市在25％以上，最高的达34％。单体图书馆在进行规划时，如果图书馆所在地区无完整的常驻人口统计资料，可根据该编制组调查的数据推测。但要说明一点，对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各级图书馆要事实求是地根据当地情况，依据前面提及的比例计算当地常驻人口数量。在贫困、经济不发达地区，可能存在常驻人口小于户籍人口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推荐使用户籍人口作为图书馆服务人口。
1.2.2 图书馆业务角度的人口分类 从图书馆服务的角度分析，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数量在图书馆借阅、服务项目的设置与开展、阅览及电子服务的座席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应用的意义。我们必须使用基于图书馆业务统计的人口分类。图书馆服务人口可分为直接服务人口和间接服务人口。
・直接服务人口。直接服务人口(Residence Di―rectly Served)是指可以直接到图书馆享受服务的人口以及图书馆通过建设分馆或流动性图书馆的方式可接受直接服务的人群。直接服务人口是直接到馆接受服务的读者，是决定图书馆阅览座席数量和服务终端数量等指标的依据。
为统计直接服务人口，在此提出“服务半径”的概念。所谓服务半径是指图书馆服务所辐射的地理范围，是读者到达公共图书馆的距离，原则上是以读者到达公共图书馆的时间为限定标准来制定的。距离和时间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目前，对于城市中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半径，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指标是1.5km，也就是说，人们步行15―20min就可以到达一个图书馆。日本不同层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半径大概在0.5-1.5km范围内。英国在2007年底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则根据图书馆服务覆盖范围比率的大小规定服务半径，大概位于1-2平方英里之内，其中1英里的覆盖率要达到100％。我国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着服务半径过大的问题，平均每3 529 km2的面积内才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平均辐射半径为33.5km。
根据《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编制组的调研，全国有95％以上读者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公共交通方式到达公共图书馆。但我国各个城市的规模不同，读者主要的出行方式和到馆所花费的时间的承受度也会有差异。城市规模越大采用公交到馆的读者越多，城市规模越小采用自行车和步行到馆的读者越多。根据大、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不同，《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规定，大型馆以读者乘公交或骑车60min(含等候与换乘时间)可以到达为宜，服务半径为9km；中型馆以30min为宜，服务半径为6.5km；小型馆以20min可以到达为宜，服务半径为2.5kin。
笔者认为，图书馆直接服务人口基本上是服务半径内的人口，因此在计算图书馆座席空间以及计算机终端等所占面积时，应以此人口数量为基础，再适当考虑非服务半径范围内可能到馆接受服务的人口数量。
・间接服务人口。间接服务人口(Residence Indi―rectly Served)是指无法直接到图书馆或者接受图书馆的直接服务，而是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资源共享协议、业务指导、咨询服务等服务手段，间接地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群。虽然间接服务人口无法直接到馆接受服务，但在“普遍均等”原则的制约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馆的职能，图书馆在进行馆藏资源建设等业务时，要重点考虑以间接服务人口指标为依据。
一般来说，图书馆的间接服务人口数量等于该地区的常驻人口数量。
从图书馆业务角度划分图书馆服务人口时，直接服务人口数量会随着地区经济、技术、环境、图书馆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少，而间接服务人口则越来越多。在实际计算服务人口时，直接服务人口的数量也不会非常大，因为必竟可以直接接受图书馆服务的人群所占比重远远小于该地区间接服务人口和常驻人口的数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间接服务人口对于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范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3 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
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确定，既要考虑图书馆辖区的常驻人口，又要考虑实际可能到图书馆活动的读者人数。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这两个方面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都是比较困难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取决于人口统计方面的工作充分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公共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开展的完善程度。对于新建馆以及改扩建馆，可以本着“科学发展”、“节约办馆”的方针，采用不同的方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种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
1.3.1 使用人口学统计方法 在图书馆业务统计不充分或者无统计数据的情况下，确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可使用人口学统计方法。这种统计方法需按照国家/地区图书馆建设的相关“标准”的规定，直接套用人口统计数据，得到图书馆服务人口基数。笔者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图书馆面积往往偏大，其原因在于人口统计数据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图书馆实际服务的读者数量，即处于服务半径内的人口数量。它只是一种替代算法。但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操作简便，是地区新建公共图书馆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新制订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则结合我国行政区划的级别，提出了自己的算法：“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地区、盟、州)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城市市辖区(或城镇)的常驻人口数(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为服务人口数。县(市)公共图书馆，以其所在县城关镇、所在镇的常驻人口为服务人口数”。
笔者认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虽然操作简便易行，但是在计算时会产生不严谨之处。主要表现在：①公共图书馆测算服务人口数量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常年不在当地居住的户籍人口；二是本地人在外地居住半年
以上，并且在居住地办理了暂住手续。那么，他们就会在两地公共图书馆建设中被重复计人人口指标。②统计、管理部门难以掌握大量不办理暂住手续的人口。③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正处于改革阶段，对人口统计的影响还是个未知数。而作为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它必将会与我国的人口管理政策相矛盾。④我国这种算法得出的服务人口数量仅仅是间接服务人口数量，用间接服务人口确定馆藏量对于充分保障全体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有重要意义，但用间接服务人口来替代直接服务人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图书馆计算机数量、网络带宽、阅览座席等，肯定会大大超过图书馆实际需要量，从而造成比较大的空间浪费。因此，《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中规定的图书馆服务人口计算方法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1.3.2 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方法 在公共图书馆的各种服务人口分类中，最难确定的就是“直接服务人口”。虽然在前面提及了使用“服务半径”的概念，但是在操作中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以图书馆为中心、以服务半径为半径划个圆，要想确定此范围的常驻人口不是件易事；再则此范围的常驻人口也不是人人都到图书馆接受服务，必竟到馆读者是有限的。此外，亲自到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读者也有些是图书馆服务半径外的居民。因此，笔者建议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数据确定图书馆服务人口的方法。
使用图书馆业务统计方法是根据图书馆现有读者数量以及基于此数据预测未来的10年读者量等因素，测算图书馆实际服务人口数量。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图书馆实际服务人口，其统计数据相对准确，但操作起来相对繁琐，不适用于新建图书馆，因为新建的图书馆无业务统计数据，也不适用于统计数据不完善的图书馆。对于改扩建的公共图书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这种方法。
假设：A=10年内图书馆注册读者年平均数量，B=10年内图书馆注册读者年平均增长率，c=图书馆设计年限，D=10年内未注册读者到馆年平均数量，E=10年内图书馆未注册读者到馆年平均增长率。
直接服务人口=A(1+B)c+D(1+E)c
通过基于统计的方法来测算图书馆服务人口指标，可以排除人口统计学上的一些障碍，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实际情况，据此设计出来的图书馆更加符合服务人口的实际情况，达到节约、高效的目的。
诚然，确定图书馆面积规模并不是完全由人口决定的，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即使是通过上述方法测算出来的实际到馆人数，也会因有读者不使用计算机或阅览座席而产生误差，所以在精确计算这些指标时，还要考虑资源与家具、设备的实际使用率等情况。
2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图书馆自身“依辅性”特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受经济水平的影响非常大。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国家或地区，其图书馆事业都比较发达，遍布城乡；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图书馆事业发展得都不尽如人意。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认识。
规划单体公共图书馆时，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其前景进行预测。最重要的指标是当地交通状况和产业经济结构。交通便利程度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决定了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往往交通状况越好经济发展得越快，其人口数量通常也就呈现上升趋势。
此外，在规划单体公共图书馆时，还应考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经济产业结构，特别是在未来10年里，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实现的可行性。如果某地区要建设成为国家级开发区、要建设核电站、大工厂，那么这个地区的相关产业就会蓬勃兴起，人口密度就会随之增加，人口数量就会上升，在这一地区设计图书馆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国外经常采用为图书馆业务活动分设不同等级的方法。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共图书馆标准》中，对每一项标准均设计了基础级(basie)、适度级(moderate)、增强级(en―haneed)和优秀级(excellent)这四个不同级别。不同级别的指标要求分别对应着30％、50％、70％、90％的服务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