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0 12:27:41
关键词：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图1 马常杰、陈守余提出的G-IDSS参考模型框架
3.结语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既发挥了专家系统以知识推理形式解决定性分析问题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决策支持系统以模型计算为核心的解决定量分析问题的特点，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它不能直观、精确而灵活地描述组织对象的位置布置、空间分布等地理信息，也不能描述组织对象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信息。精准农业实现的全过程均依赖于地理信息。论文参考网。论文参考网。因此，针对精准农业的特点，将GIS和IDSS结合起来，辅助决策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地理信息是实现精准农业的核心系统，它管理所有的农业信息，并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对精准农业实施给出精准的作业方案。论文参考网。我国基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GIS软件在城市建设、农田规划和土壤养分管理方面已广泛应用。目前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开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用于精准农业的基于计算机网络农田管理决策系统。将GIS与IDSS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使计算机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更加实用化、智能化，对于提高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益将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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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计数据及时性的内涵
随着人们对统计数据分析的细化和深化等多方面的需求，统计数据质量观念也随之变化，学界开始从统计数据提供者、生产者和用户等多个角度来考察数据质量，准确性已不再是用户对统计数据质量的唯一需求。为此，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统计机构从满足用户需要的角度出发完善和丰富了统计数据质量的概念。如美国的《统计科学百科全书》给出统计数据质量涵义：一是产品的质量由现在以及潜在用户对产品再使用过程中的相合性决定的；二是统计数据质量所涉及的统计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用户对统计信息的需求和期待的各个方面。欧洲统计局提出了统计数据质量的涵义包括数据适用性、准确性、及时性、可取得性、衔接性、可比性、方法专业性或完全性等维度。另外，加拿大统计局、荷兰统计局等欧美统计机构给出了统计数据的不同维度框架。归纳其结论，及时性是除了准确性之外统计数据质量概念共有的内涵。
统计数据及时性是统计数据用户或潜在用户对统计数据时间的需求和期待，它是统计数据质量在时间上的体现。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及时性要求政府统计机构通过统计方法的革新，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措施以提高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完善制度以便用户及时获取统计信息。一般情况下，所见文献对数据及时性是通过调查基准期与统计数据时间之间的间隔长度进行测量，认为用户获得数据的时间越早越好，并没有从满足用户对统计数据时间的需求和期待的角度进行评价，其有效性无法给出具体评判。依据统计数据及时性涵义，统计数据及时性评价是针对用户运用统计数据对未来情况预测和决策的有效性评价，如果用户获得的统计数据能对未来情况做出有效预测和决策，则说明该统计数据具有及时性，反之，则该统计数据不满足及时性要求。本文认为某一经济因素会对未来经济状况产生持续的影响，为了发挥该因素统计数据的有效决策价值，获得该因素数据的时间至少不应当超过该因素对未来经济情况产生影响的平均时间长度。基于以上思想，从该因素数据发挥效应的平均滞后时间的角度对数据质量的及时性进行诊断。
二、诊断模型的构建
（一）假设的提出区域宏观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宏观经济各个因素的统计指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对于区域宏观经济系统，应当建立宏观经济系统模型予以描述其各个因素的数据生成原理。为了定量研究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质量的及时性，本文对宏观经济系统有以下假设：1．宏观经济各个指标的统计数据是采用同一时间一次性。这一假定符合中国统计数据的制度，与我国统计数据的实际情况一致。2．用户需求的统计指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可以用线性或广义线性模型予以描述。对区域未来某期经济情况的判断总是依据现有的若干影响指标予以判断，如对区域未来某时期国内生产总水平（GDP）情况作预测，需要选择GDP的影响因素并构建滞后变量模型，根据各影响因素指标对GDP决策的滞后期长度来确定各指标数据的及时性。
（二）诊断方法设计依据经济理论，本文认为地区生产总产值（GDP）主要受当期或过去各期的投资（I）和零售品消费（LSE）两个主要因素影响，因此，可以构建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滞后模型，具体由式（1）给出。由于决策目标变量不同，对影响变量的及时性要求也不尽相同。实际上，获取当期数据对于决策来说是最有效的数据，但是现实中也不可能实现数据即时的收集和，依据模型确定的最长滞后期对于决策目标变量来说也不合适，这时获得数据的有效性几乎不大了。因此，指标时期小于决策所需平均滞后时间长度就可以满足对目标变量的决策需要。所以，依据影响变量对决策变量的平均滞后时间（MLT）与数据时期长度进行比较，就能够评价影响变量数据的及时性水平。定义2给出的测度工具是评价一套统计数据及时性的综合工具。这里，我们是对p个指标的及时性水平求向量平均模长，其数值大小表示一套数据的及时性综合水平，在实际应用中，也可以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综合。同样，当η1说明一套指标整体及时性较好，能够满足决策需要；当η＜1说明一套指标整体及时性较差，不能满足决策需要。
三、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及时性诊断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选择全国2008—2012年季度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利用模型（1）和模型（2）的理论模型，运用EVIEWS软件估计出全国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回归方程（3）：回归方程（5）的拟合优度为0．9860，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为352．4158，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回归方程中各参数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绝对值均比较大，说明方程参数估计结果显著。同样，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全国区域消费品零售总额（LSE）的回归方程（6）：回归方程（6）的拟合优度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均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参数T检验系数显著，参数估计结果显著。上面建立的回归方程（5）和方程（6）中的各影响因素变量的滞后期长度，均依据AIC信息最小准则确定。根据全国2008—2012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建立的回归方程（5）、（6）的基础上，利用公式（3）计算出全国宏观经济数据：投资（I）、零售品销售总额（LSE）、地区生产总值（GDP）、财政支出（CZS）、财政收入（CZZ）等影响因素对相应被解释变量的平均滞后期见表1：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制度，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宏观经济各季度统计数据的公布，一般都是滞后15天左右。因此有t0＝1590＝0．1667，将此数据代入公式（4）计算各影响因素的统计指标数据的及时性测度ηxy，具体结果由表2给出。对于宏观决策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和零售品销售总额来说，表2显示了投资、零售品销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等指标数据质量的及时性水平。对于一套数据的及时性综合评价，依据定义的及时性综合测度工具有五个指标及时性的综合水平为η＝3．9623，显然，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于预测与决策及时性较好，数据质量的及时性水平较高。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贝叶斯理论；决策理论；决策方法；进展
1 贝叶斯理论的发展
总体来说，贝叶斯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736年Thomas Bayes提出了重要的贝叶斯定理，1763年其遗著《论有关机遇问题的求解》被他的朋友Richard Price整理发表，贝叶斯理论的价值才被世人认识，贝叶斯理论开始莫基。随后，Laplace等作了进一步的工作，目前以他姓名命名的定理的现代形式实际上归功于Laplace 。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贝叶斯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60、70年代以来，其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许多专家学者投身于贝叶斯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推广中来，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贝叶斯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具有多分支的理论系统。
2 贝叶斯决策理论
贝叶斯理论系统中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就是贝叶斯决策理论。贝叶斯决策（Bayesian Decision Theory）就是在不完全情报下，对部分未知的状态用主观概率估计，然后用贝叶斯公式对发生概率进行修正，最后再利用期望值和修正概率做出最优决策。
贝叶斯统计理论与最优决策的结合，首先在商业和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其次是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今其概念和方法在社会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系统运筹、医疗诊断等。
3 贝叶斯决策方法简介
贝叶斯决策方法主要包括经验贝叶斯决策、两阶段贝叶斯决策和序贯贝叶斯决策三种方法。
3.1 经验贝叶斯（Empirical Bayes，简称EB）决策
经验贝叶斯决策的主要工具是经验贝叶斯方法，该方法由VonMises提出，被Robbins所广泛发展。其基本思想是在已知状态参数向？兹=（？兹1，？兹2，…，？兹p）各分量之间结构关系的前提下，使用当前抽样数据及有关历史数据对先验分布的一些数字特征进行统计推断。它在未知θ是低维还是高维时，处理问题特别有效。这种方法一般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假设θ的先验分布属于某一含有未知超参数的分布族，通过利用观测数据来估计其中的未知参数，这种方法称为参数经验贝叶斯方法，简称PEB方法。
3.2 两阶段贝叶斯决策
两阶段贝叶斯决策是以先验两阶段确定理论为基础的。在第一阶段，记π1（θ | λ）为参数的未知先验分布，其中λ为一超参数，这儿我们不直接对参数兄作估计，而是代之以元有第二阶段的先验分布π2（λ），它可以是一个合适的正常先验，但常常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无信息先验。类似于经验贝叶斯决策，这种方法也可以分为“可交换”和“一般意义下的”两种情况。
3.3 序贯贝叶斯决策
序贯决策是一种多级决策的方法。该决策过程是序贯进行的，类似于序贯概率比检验。它是在每次试验（或抽样观测）之后，进行一次统计推断，看能否决定采取某种行动，若能，则做出决策，否则，则再进行一次试验。因此，序贯决策的目的是在试验次数随机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较小的样本进行统计推断。序贯贝叶斯决策根据不同情况又分为三种：（1）最佳固定容量的序贯贝叶斯决策；（2）序贯贝叶斯因子检验法；（3）决策树法。决策树用一些标记符号表示决策者所能采取的各种行动路径，通过树枝状展开，并利用概率表达其中的可能状态，经运算得知采取每种行动路径后能够获得的期望值。
4 贝叶斯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进展
贝叶斯方法属于风险性决策方法，决策者虽不能控制客观因素的变化，但却掌握其变化的可能状况及各种状况的分布概率，并利用期望值即未来可能出现的平均状况作为决策准则。不确定性是生活中的常态，贝叶斯方法不是使决策问题完全无风险，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增加信息量使决策中的风险减小。关于贝叶斯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以深入到各个方面。
4.1 数量遗传学中QTL作图的贝叶斯方法研究
在许多复杂情况下.贝叶斯统计方法比经典数理统计方法能更直接解决问题.且可有效整合部分先验信息.但其需要高强度计算的特性曾限制了其广泛应用近几十年来.随着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以及MCMC算法的不断提出.贝叶斯方法已被用于群体遗传学、分子进化、连锁作图和数量遗传学等研究领域.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数量遗传学中QTL作图的贝叶斯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
4.2 贝叶斯网络的研究进展
贝叶斯网络在经济和医学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应用日益显示出其发展前途，这些应用通过正在建成许多应用模型用于预测石油和股票价格、控制太空飞船和诊断疾病等等不断地渗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除此之外贝叶斯网络还被应用于信息恢复诊断与故障检测、工业方面、电讯通信业、交通管理、文化教育和国防系统等各个领域。在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中，我们可以使用贝叶斯网络这样的概率推理技术从不完全的、不精确的或不确定的知识和信息中做出推理。
4.3 贝叶斯数据挖掘算法在反垃圾邮中的研究进展
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垃圾邮件越来越多地充斥着人们的邮箱，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现在反垃圾邮件的技术，研究了用来评价垃圾邮件分类方法的语料库和评价体系，着重对贝叶斯理论和贝叶斯参数估计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以下的研究成果：（1）在贝叶斯分类器的工作原理基础上，设计了基于朴素贝叶斯反垃圾邮件模型；（2）在贝叶斯分类器的工作原理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邮件分类方法――贝叶斯参数估计邮件分类，设计实现了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的反垃圾邮件模型；（3）通过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邮件过滤实验比较，证明在邮件分类中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分类方法比朴素贝叶斯分类方法具有更高的召回率、正确率和F值。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的邮件分类算法为解决目前困扰人们的垃圾邮件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4.4 基于贝叶斯方法的水文模型不确定性研究进展
水文过程的发生与发展取决于气象因素和地理因素，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水文模型接受水文、气象等多种输入，运用了许多水文模型与参数，依赖于对输入、输出信息进行解释的专家们的判断，这些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水文预报必然存在不确定性。水文模型不确定性是水文预报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该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并制约着防洪决策的正确性。水文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消除或减少该不确定性。
贝叶斯概率水文预报突破了常规确定性水文模型在信息利用方面的局限性。经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实际应用表明：不管水文预报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总可以保证从概率水文预报中获得正的经济效益。概率水文预报是水文预报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预报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引起国内外水文界的兴趣和关注。
5 结语
从1736年出现贝叶斯理论至今，贝叶斯理论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虽然贝叶斯理论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风险性，但是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贝叶斯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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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项会计 决策有用性 非价值属性
0世纪60年代，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范围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以价值计量为主要方式，以反映经济事项成果和现状为主要内容的会计信息系统，难以反映除价值计量以外的、影响经济事项运行趋势的各类信息。在此背景下，美国会计学者乔治・索特（George H・Sorter）提出了全新的事项会计理论（Events Approach to Basic Accounting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以各种信息使用者不同决策模型为目标，以提供原始或者汇总程度很低的经济事项信息为要素，并采用多维计量方式和多重计量属性，由不同的具有个性化需求的报表使用者根据自身经济决策的需要，对采集的原始经济事项信息进行个性化选择、处理和加工，生成适合其自身决策模型所需的信息系统，能有效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
一、事项会计的主要特征
与传统的会计理论相比，事项会计理论在目标、要素、计量属性和应用条件方面具有以下特征：
（一）以事项信息的个性化和有用性为目标。信息需求日益多样化是事项会计理论产生的环境基础，事项会计理论认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依赖于个人的偏好、期望、认知能力、心理类型及决策模型。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立足于提供结构性的、满足共同信息需求、反映受托责任的会计信息，因而忽略了这一个性化特点，难以适用于信息使用者各种可能的决策模型，与信息使用者未来的预测和决策缺乏相关性。基于此，事项会计理论更强调会计信息系统输出信息的个性化和有用性。
（二）以提供原始的或汇总程度较低的事项信息为要素。事项会计理论认为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按照一定的准则和方法，对各类经济事项的信息数据进行处理、汇总而成的会计报告体系是以信息使用者需求已知为前提假设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的信息需求，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并非对所有使用者都适用。事项会计以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不可预知为假设，以反映最原始、汇总程度最低的事项信息为要素，在日常核算中，只对各项经济事项的信息进行原始确认和计量、存储、传递而不进行处理和汇总，认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会计人员在信息处理和汇总过程中渗合一些会计职业判断、政策选择、主观估计，最大限度的保持事项信息的原汁原味和真实性，让各种不可预知的信息需求者有更大的选择和操作空间，对信息进行重构。
（三）具有多维计量方式和多重计量属性。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本身不具有货币量化的特征，也无法对其进行价值计量，如人力资源、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顾客满意度和企业公众形象等。事项会计认为如这些资源不被纳入信息报告系统中如实、准确、全面的向信息使用者反馈，将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系统的公允表达和信息质量。同时，在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下，非货币性资产事项将与货币性资产事项存在缺乏逻辑统一的配比，难以客观、公允、准确的反映经济事项的实质。因此，事项会计理论采用多维计量方式和多重计量属性，将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扩展为包括非财务信息、机会成本信息在内的更多类型的信息，以实物数量、文字、图表等方式，对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顾客满意度、社会责任等事项信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映；并对各种资产事项、采用除历史成本以外的现行成本、回收净值、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全面立体反映。认为这样，将能更好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四）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事项会计理论走向实务成为可能。一个企业或者报告主体原始的或者汇总程度较低的事项信息，势必是繁杂和庞大的。如何有序、高效的记录、采集、存储这庞大繁杂的事项信息，对信息载体有很高的要求。大量的事项信息不经过筛选、汇总，直接面对信息使用者，如何由信息使用者根据决策模型需要进行海量筛选和汇总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对信息传送和处理工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基于这两点原因，事项会计理论在1969年提出后，一度陷入困境，无法从理论走向实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大容量存储、处理、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商业和财务领域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的成熟使用，为事项会计由理论走向实务提供了技术条件。
二、事项会计的认识误区
事项会计理论从会计信息的目标、要素、计量属性和方式等方面提出全新观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一）过分关注于对事项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在事项会计与传统会计的比较研究中，过分强调了事项会计在解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方面的优势，认为事项会计取代传统的会计是解决信息使用者需求困境的有效途径，也是会计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因此，如何构建事项法下的信息系统和报告体系成为事项会计理论关注的重点。考虑到事项会计将信息处理的量度权赋予了信息使用者本身，会计主体如何按照信息使用者决策相关性的需求确认和计量原始事项信息，又成为事项会计信息系统构建面临的新问题，这一问题本身与传统会计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为同一命题，又将问题转回到传统会计本身的缺陷，成为了理论死结。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源于对构建事项会计信息系统的过份关注，在事项会计与传统会计各自作用和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缺乏科学和理性的思维。
（二）过分强调信息使用者需求多样化和决策模型的个性化。我们从考察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经济主体信息使用者无非有投资者、债权人、供货商、客户、合作者和社会公众等几类，无论信息使用者数量多么大，需求如何多样化、决策模型如何个性化，都离不开这几种基本的类型。经济主体的事项信息，都可以站在投资者、债权人、供货商、客户、合作者和社会公众的角度，按照这几类基本需求，构建出具有一定规律性、普遍适用性的信息系统；所不同的是具体的信息使用者对信息详尽程度、综合程度的要求不同。事项会计过分强调信息使用者需求多样化、决策模型个性化，忽略了信息使用者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过分强调事项信息的原始性。事项会计理论认为传统会计对经济活动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会掺合一些经济主体自身的利益因素、使会计信息“天然失真”，因而要求经济主体提供“原汁原味”的事项信息，只对事项信息进行原始的确认和计量、存储、传输，而不进行加工。但由于构成经济主体一系列活动的各类事项数量较大、信息较为庞杂，如全面确认和计量、存储这些信息，过大的信息量会导致信息超载、信息混淆等一系列问题，反而使信息使用者无所适从。事实上，一个经济主体原始的、汇总程度较低的单个事项信息，也难以反映经济主体活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都需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方式进行归类和汇总。与传统会计强调重要性原则相比，事项会计过份的强调了事项信息的原始性。
（四）过分强调非价值计量因素的主导性。人力资源、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顾客满意度和企业公众形象等不具有货币计量属性的这些企业资源，它的占有和使用情况没有被纳入传统会计信息系统中如实、准确、全面的向信息使用者反映，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公允表达和信息质量，但这些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情况，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价值增值程度，传统会计信息系统对经济主体的价值反映，包含着这部分非货币属性资源所发挥的作用。为使会计信息尽量公允、准确、全面的反映全部资源对经济主体各类事项的作用和影响，尽可能以实物数量、文字、图表等方式提供包含企业文化、顾客满意度、社会责任等在内的非财务信息。但不等于说，这些信息将作为与财务信息同等重要的内容，成为重新构建事项会计信息系统的基础。
三、对发展事项会计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事项会计理论对传统会计在信息系统及报告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途径，对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并更好的发展事项会计理论，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重视事项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内在联系。传统会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对经济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的准则、原则、方法，基本反映了各类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以及按照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这六大要素汇集起来的经济活动信息，基本涵盖了经济主体活动的主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准确反映经济主体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事项法下，信息处理的主体产生了变化，但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事项单元是相同的，信息使用者也可能会按照与传统会计相同的规则和方式重构事项信息，无论是事项会计还是传统会计，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我们发展事项会计理论，是为了弥补传统会计信息报告系统在披露信息上的不足，而不是以事项法重构会计信息系统和报告体系取代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及报告体系。确立以传统会计信息及报告系统为主要形式，将事项会计强调的原始或者汇总程度较低的事项信息作为传统会计信息及报告系统延伸查询的补充系统，是发展事项会计的正确思路。
（二）正确认识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的内在统一。传统会计以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会计目标，与信息使用者对经济事项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将二者人为割裂开来的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是信息使用者决策首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从经济主体特征看，现代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点，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和委托关系的普遍存在，以反映经济主体现状和成果的传统会计信息，被用于契约的订立、执行、监督和激励经营者的作用仍会占主导地位。从信息使用者需求看，无论决策模型如何多样化和个性化，最能体现一个经济主体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也是基于此基础之上的决策模型，才最具效率性和有用性。确立以受托责任为基础、决策有用性为方向的会计目标，是事项会计理论发展目标的正确选择。
（三）在核算单独事项信息的基础上反映综合事项信息。经济主体的任何单个事项之间，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寻找出具有内在特征的联系，可以依据这些内在联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类和汇总。例如将一个企业的事项分为价值活动、业务活动、管理活动、特征属性四类；价值活动可以分为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事项；业务活动可以分为筹资、投资和经营等事项，筹资事项可以进一步分为权益和负债筹资事项，投资事项也可以进一步分为权益和负债投资事项，经营事项可以分为采购、生产、销售等事项；管理事项可以分为战略、计划、执行、控制和评价等事项；特征事项可以分为人事、组织、科研、文化、哲学、理念等事项；对这些事项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到每一个具体业务，就是原始的事项单元；反过来，原始的事项单元，可以分层次汇总，综合为这几类事项。因此，事项会计下，会计人员在确认和记量单个事项信息的基础上，应根据事项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方法和准则进行汇总，体现综合事项信息，是事项会计理论发展要素的正确方法。
（四）在反映价值属性的基础上体现非价值属性。经济主体的全部事项和活动，是紧紧围绕着实现价值增值来展开的，价值属性不仅是经济主体各项价值事项的计量属性，更是经济主体自身的属性。兼顾到经济主体特征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以及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价值属性是反映经济主体共同特征的基本属性，非价值属性是反映经济主体多样性和个性化的重要属性”。在对各类原始事项单元进行确认和计量时，不仅要按照传统会计的六要素，对价值活动类事项和业务活动类事项进行价值确认和计量，也要将事项单元本身的特征和属性作为要素，对管理事项和特征事项进行非价值确认和计量，这样，才能综合反映一个经济主体的特征和属性。
（五）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建立事项确认和计量的核算系统和数据库。前面提到的核算单独事项信息以及反映综合事项信息，价值计量以及非价值计量，都可以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按照当前传统的财务账务系统的辅助核算方式，对一个事项单元，进行多维的确认和计量，先确定不同的价值属性，赋予价值，再根据不同的非价值特性进行非价值赋值，或者根据事项类别进行单独的价值或非价值赋值。这样，输入账务系统的每一个事项单元，都包含了多维的信息。在数据库中，即可以按照价值事项模块、业务事项模块、管理事项模块、特征事项模块进行归类和集合，汇总出各自不同的综合值，也可以进行单个事项单元的查询。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决策需求，从数据库各模块中调取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事项信息，以满足决策需求。
综上所述，事项会计在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性需求方面，是对传统会计的一次革命和突破，但事项会计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使事项法本身的缺陷和特征一样与生俱来。只有在对传统会计与事项会计，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性之间内在关系认真梳理的基础上，以单个事项确认和计量为基础反映综合事项信息，在价值计量基础上进行非价值计量，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建立强大的数据库，才有可能更好发挥事项会计法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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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军 重大工程项目 投资决策
一、美军开展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主要举措
1、依据军事需求选择工程项目
军事工程建设与军事战略战术密切相关，以实现聚焦后勤为宗旨，满足联合作战对高效军事工程设施的要求，美军依据具体的军事需求，选择军事工程项目，制定军事工程保障计划。在坚持尽可能利用已有设施优先于新建设施的原则下，美军优先考虑使用自己拥有、已经占有或者租借的军事工程设施，其次考虑通过事前协议和约定的方式使用东道国或者盟友在特定场所和情况下提供的设施，再次考虑通过商业渠道获得所需的工程设施，最后在以上各种方式均无法实现时，通过新建军事工程设施，以满足军事需求。一旦决定新建军事工程设施，依据相关任务以及上级意图，美军将会从国家和国防基础数据库收集军事工程保障所需的信息情报，随即开展任务分析，把握工程建设面临的具体形势，分析和计算总需求，了解现有的总供给以及为满足需求新建军事工程设施的总量，从而明确相关军事需求，上报任务分析结果，最后得到行动计划指导意见，并据此开展具体过程的分析、比较和计划工作。同时，评估军事工程保障需求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力量去完成，配属的工程保障力量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工程任务，争取将军事工程保障能力和资源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提供给相应的保障对象，以满足美军对战场设施、营房工程、测绘工程以及其他工程设施的需求。
2、规划、计划与预算紧密结合
为了适应军事战略调整和部队转型，强化军费运行管理，提升国防管理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经费使用效益，满足联合作战的需要，美国国防部从2005财年开始，启用“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PPBE）取代原来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新的“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继承原来“规划计划预算系统”的精髓，将国防目标的规划、计划与预算编制融为一体，以项目为中心，把所有的支出都纳入到项目方式管理，按照项目成本来确定预算。新的“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由规划、计划、预算和执行四个阶段组成。其中，计划和预算实行两年一次滚动的编制制度，偶数年为预算年，编制新的计划和预算；奇数年为非预算年，不编制新的计划和预算，只进行调整。
3、投资决策方法手段科学合理
麦克纳拉认为，国防管理实质上是以有限的军事财力为分配中心达到军事人力、物理资源的最优化分配和使用，因此可以采用管理经济的方法管理国防，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在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时，美军运用这一军事经济理念，用管理经济的方式进行决策，其投资决策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首先，美军将系统工程理论以及运筹学方法引用到预算决策领域，通过多部门共同协助，按照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四个阶段，制定包括军事建筑项目在内的长期规划、中期计划和年度预算，有利于国防费的合理运用。其次，作战司令部根据军事能力需求上报军事建筑项目时，以及国防预算项目编制时，坚持节约投资理念，运用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进行综合系统分析，研究、对比、分析论证满足军事能力需求和达到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各种方案，选择投入少效益大的军事建筑项目。在投资约束条件下，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军事建筑项目不可或缺，必须列入建设计划，其他非紧要的项目，则可通过降低军事技术含量的方式降低投入费用，或者选择其他比较经济的军事建筑项目。再次，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国家和国防基础信息数据库以及其他作战准备信息源，收集工程保障信息、战场情报信息以及有关军事建筑工程项目的地理、水文、气候、设备原材料、可用建设资源以及环境信息，分析评估相关信息，为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提供支持。最后，充分运用项目决策支持系统，分析军事建筑项目的建设地点，类比估算军事建筑项目的规模，选择项目的建设时机，评比选择的建设方案，辅助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
4、投资决策监督体系比较完善
美军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要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国会、国防部和公众。
国会的监管主要是指政府问责办公室协助国会对各行政部门按照立法规定的计划执行和公款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可以在任何时候从国防部调取其认为需要的有关资料，监督国防部经费支出及使用情况，如果发现问题，有权要求国防部更正或向国会报告。国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检查国防预算，包括用于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使用及执行情况，并将检查结果形成报告或文件，同时也可以对项目进行审计。政府问责办公室与国防部总监察长办公室在工作内容方面有相同之处，为避免重复开展监督工作，办公室之间应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凡是重大的、国会重视的项目，包括重大军事建筑项目，以及总监察长办公室不便于审查的部门事项，都由政府问责办公室进行监督审查。
国防部的监管主要来自总统直接任命的国防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其负责监督审查国防部工作，包括对军事建筑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其主要任务是：对欺骗、浪费和营私舞弊现象及计划效能差的审计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指导；对国防部内部所作审计及审查工作做出评估并进行审查；对国防部审计人员是否遵守审计的原则、政策和审计程序进行监督并做出评估；对国防部所属审计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协调，避免工作重复的发生，确保各审计部门工作无疏漏、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制定国防部内部的审计方针、政策，组织和审查全军审计工作的实施，有权对全军任何部门、任何项目进行审计。对于军事建筑项目而言，总检察长办公室主要是监督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过程，审核、调查与监督项目总体情况，促进项目建设工作的高效运行，预防和调查项目中的欺诈、浪费、滥用权力等问题，审查与项目有关的现行或即将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就项目及工作情况向国防部、总统和国会报告。此外，美国国防部兼任主计长的副国防部长领导国防财会局和国防合同审计局，是美军财务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对全军预算进行审查和监督执行，参与相关计划的审查与决策，包括对军事建筑项目的监督。通过以上两个部门的工作，总统可以更直接了解到国防部各部门的工作，及时纠正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国防部各部门工作的改进和完善。
公众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向公众公布军事建筑项目的规划、项目预算以及项目对当地规划、环境、社区的影响等，对居民意见分歧较大的，要召开听证会进行听证，征求意见，公众将意见反馈到决策机构，并对军事建筑项目发展规划、建设方案等提出建议，供决策参考。二是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各方关注的问题，约束投资决策行为。对公众、议员、舆论等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给予答复，还需将相关结论予以公开，供公众随时查询。
二、美军开展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对我军的启示
1、遵循决策规律开展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投资决策
美军在重大军事建筑项目的投资决策上，遵循投资决策规律，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美军重大军事建筑项目的上马与否，主要是依据联合作战是否需要，而决定是否上报建筑项目，对于上报的军事建筑项目，通过“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PPBE），最后由国会审批是否列入计划执行。因此，我军在开展重大军事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也必须严格遵循投资决策规律，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决策。在宏观层面，要充分发挥计划的先导作用和预算的龙头作用，以“计划和预算”引领重大军事工程项目的宏观决策；在微观层面，针对具体的重大军事工程项目而言，要扎实做好决策前的论证工作，开展详细的可行性研究，评估重大军事工程项目的必要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可行性，为决定项目上马与否奠定基础。
2、全面、综合地权衡各项因素进行投资决策
美军在重大军事建筑项目的申报、筛选和审批上，非常注重全方位的项目分析论证。作战司令部在上报项目之前，司令部工程主任要借助国家和国防数据信息系统以及其他信息源，明确工程保障相关信息，而后开展工程保障需求分析，制定工程保障计划。在制定预算过程中，也要针对重大军事建筑项目经费保障问题，开展分析论证，确保重大军事建筑项目经费及时足额地供应。因此，我军在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也要借鉴美军军事建筑项目投资决策的相关做法，全面分析影响项目决策的各项因素，权衡投资决策主体及其决策方式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综合考虑项目建设条件、环境影响、原有军事设施利用情况以及项目的综合效益，为提高我军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投资决策水平奠定基础。
3、充分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辅助项目投资决策
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科学方法与技术，有利于提升项目投资决策工作效率，提高项目投资决策质量。美军在制定军事建筑项目保障计划，分析论证项目可行性，确定项目优先次序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各种决策方法与技术。“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PPBE）就是系统工程方法论和运筹学方法与美军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利用系统分析思想指导规划、计划与预算工作，在技术上确保了规划、计划与预算之间的科学衔接。美军国防部设有计划分析评估局，其利用计划评审方法与成本效益法，专门负责对包括军事建筑项目在内的项目进行分析、论证与对比，筛选出费用少、效益好的项目，以尽可能少的军费投入实现既定的目标。因此，我军开展重大军事工程项目也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方法与技术，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管理效率，从而有效发挥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战斗力生成倍增器的重要作用。
4、完善重大军事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相关制度与机制
投资决策相关制度与机制是引导和规范投资决策行为的关键，美国政府非常注重投资决策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投资决策规章制度建设方面，《阳光法案》（Thomas）约束了政府投资决策行为，要求将政府决策相关信息公之于众，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政府投资决策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公众对议会审议国防费预算的监督以及对是否兴建军事建筑项目决议的监督。因此，借鉴美国政府的成熟做法和相关经验，结合我军军事工程建设的特点，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的相关规章制度，完善相关决策机制，指导我军军事工程建设投资决策工作，对于完善我军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发挥军事工程投资效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郑开昭：无形的杠杆[M].北京：出版社，1988.
（长春工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决策是管理学中很重要的内容。本文以决策前的市场预测、决策中方案的选择、决策后方案评估和反馈这三个方面为背景，阐述了统计学技术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同时指出其缺点，并说明了统计技术是管理学自身得以完善的有益工具。
关键词 ：管理决策；概率统计；最大期望；线性回归分析；反馈
中图分类号：C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40—03
收稿日期：2014—06—16
作者简介：王淑影（1990— ），女，吉林榆树人。长春工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曾经这样定义管理：管理即决策。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关系到企业的绩效，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直到19世纪末，管理之父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第一次将数学的思想融入管理中，通过科学的观察、记录和分析，仔细研究工人的每个动作，改进了工作方法，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制定了合理的日工作量。这是管理工作由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的一个里程碑。而对于现代管理者来说，将这种数学统计的方法科学地应用到管理工作中，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数学模型在管理中的应用已有一些研究，而关于统计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也有相关的论文成果。这里考虑的是基于管理决策的三个过程（即决策前、决策中和决策后）以及统计分析方法所发挥的作用，从而辩证地认识统计应用的一些弊端和局限。
一、统计技术是管理者有效处理信息的必要工具
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管理者要及时地获取有效信息就离不开数学统计，而统计信息这项工作又是做出决策的基础。统计工作者担负着对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职责，以为管理者进行市场预测奠定基础。
（一）统计工作者搜集到的信息要全面
所谓全面就是指要了解企业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从而如实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貌。这样，管理者可以了解到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如何运作的，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开辟和财务运转上的成本以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等，即真正做到“知己”。
（二）统计工作者要对企业所处的行业现状进行分析
比如，统计工作者要对与本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所在行业内其他企业和竞争对手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以便管理者对企业采用何种经营模式进行决策，即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未来的发展趋势来选择经营战略——稳定型战略、发展型战略或者紧缩型战略，真正做到“知彼”。
二、概率统计在市场预测中的应用
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决策前要先对市场进行预测，预测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期望值法，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对市场环境进行分析，了解各种市场环境下的决策风险；其次，在进行决策时，根据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进行计算；最后，通过分析、比较，得到一个满意的决策，从而达到规避市场风险的目的。现以最大期望收益值为例，对该方法进行说明。
例如，某公司要在推出的4种新产品A1、A2、A3、A4中选择一种产品进行重点推销，根据调研情况可知，4种产品的销售情况都会面临销路好、销路一般、销路差三种状态，三个状态的概率分别为p1=0.35，p2=0.5，p3=0.15不同的销售状态下，各种产品的年收益（单位：万元）见表1：
表1不同的销售状态下各种产品的年收益
销路好
p1=0.35
销路一般
p2=0.5
销路差
p3=0.15
产品A1
20
15
8
产品A2
18
12
10
产品A3
15
14
9
产品A4
14
13
12
如果将第K种产品的年收益值用随机变量XK表示，则4种产品年收益的数学期望分别为：
E(X1)=20×0.35+15×0.5+8×0.15=15.7
E(X2)=18×0.35+15×0.35+10×0.15=13.8
E(X3)=15×0.35+14×0.5+9×0.15=13.6
E(X4)=14×0.35+13×0.5+12×0.15=13.2
通过比较可知，E(X1)=15.7最大，因此，选择产品A1进行重点推销是最优决策。在市场预测时选用风险决策的方法，利用概率统计的原理，选择数学期望的最大值进行决策，比单纯凭借主观想象做出决策更为科学合理。但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即无法适用于一些不能用数量表示的决策，或者在对各种方案的出现概率的确定主观性较大时，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等。因此，对这种决策方法采纳与否，还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虑。
三、统计分析为企业做出决策奠定了基础
企业在制定新的战略决策时，往往要对过去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所把握。在制定经营战略决策时，统计工具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揭示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决策分析常用的方法是时间序列和回归。本文主要介绍回归的决策分析方法。
例如，某公司在各地区销售一种特殊的化妆品，公司管理者要改变这种化妆品的销售策略。该公司观测了15个城市在某月对该化妆品的销售量（Y）、使用该化妆品的人数（X1）和人均收入（X2），数据见表2：
表2某种化妆品的销售量及有关指标
地区i
销售量（Y）/箱
人数（X1）/
千人
人均收入（X2）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2
120
223
131
67
167
81
192
116
55
252
232
144
103
212
274
180
375
205
86
265
98
330
195
53
430
372
236
157
370
2450
3250
3802
2838
2347
3782
3008
2450
2137
2560
4020
4427
2660
2088
2605
运用回归分析的理论方法，设Y为响应变量，X1、X2为解释变量。设其线性模型为y=α+β1x1+β2x2+ε，其中，α、β1、β2是待估的参数，ε是随机误差项。这里，应用R软件对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并做相应的检验。运行结果如下：
Coefficients：
EstimateStd. Errort value Pr（>|t|）
（Intercept）3.984819 2.553039 1.5610.145
x10.496767 0.00636078.104 < 2e-16***
x20.008913 0.0010178.7621.46e-06***
---
Signif.Codes：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Residual standard error：2.287 on 12 degrees of freedom
Multiple R?squared：0.9988，Adjusted R?squared：0.9986
F?statistic：5142 on 2 and 12 DF，p-value： <2.2e?16
由结果可以看出，用于回归方程检验的F统计量的p值与用于回归系数检验的t统计量的p值均很小（<0.05），因此，回归方程与回归系数的检验都是显著的，估计系数分别为α^=3.9848，β^1=0.4967，β^2=0.0089，回归方程为Y=3.9848+0.4967X1+0.0089X2。由此可见，人均收入对销售量的影响较小。因此，在对该化妆品牌制定营销战略时，不能利用传统的降价的方式来进行促销，而应该考虑其他的方式来增加新的顾客源。第一，可以增加广告的宣传投入，增加品牌的认可度，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第二，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尤其是销售人员，要求销售人员做到热情、积极地招待每一位顾客。第三，要加大美容知识的宣传。每一位购买化妆品的女士都希望自己更年轻、漂亮，让推销人员掌握更多的美容知识，可以使顾客更加信任这个品牌。另外，也要加强对目标市场的细分，只有更加了解目标客户，才能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活动。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回归分析方法在营销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企业也不能只看数据所表现出来的状况，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实际状况和经营环境，进行多方面考量，才能制定出相对满意的决策。
四、对企业所做的决策结果进行反馈
在企业做出决策后，必然会产生新的战略计划，而当企业按照新的经营战略实施后，则需要对其进行全面评估。企业在进行评估时，往往要对过去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对企业内外部的环境做尽可能全面的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对企业所做的决策进行反馈，这样，管理者才能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部的优劣势，在制定经营战略时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但是，这种通过统计信息得到反馈的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调查问卷的问题过于敏感，参与者不愿意回答，而造成部分数据的缺失，进而使企业在做出决策时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决策后的反馈问题，还是要重新进一步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并配合使用统计思想及方法，这样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五、总结
统计方法在管理决策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统计方法能够高效地整理得到的有用信息，进而为管理者做出决策服务；同时，由于统计方法对问题进行定量讨论的特点，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可信的依据。但我们也要看到，管理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其研究主体是人，而数学统计作为一个工具，不能完全替代人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即便统计方法在决策中占据了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不能盲目地将管理学认定为就是运用数学的科学。当然，许多企业没有完全认识到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统计这种科学工具的使用，这同样也是片面的。统计学理论和技术的运用证实了统计学是管理决策理论不断完善的一个十分有益的工具。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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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这种做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可能建立不起来。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参考文献］
1高校教育决策与信息技术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各高等院校已经通过使用各类教育软件和信息化平台来进行教育教学管理，我国高校教育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教育软件和信息化平台的应用，为教育教学管理带来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急剧增长的教育数据，以及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的许多重要信息。这些数据与信息已经成为了教育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高校希望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挖掘潜藏在数据背后的信息与知识，解释各种教育现象，并为教育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依据。1.1教育决策的科学性要求数据的准确性郑玲、邹兆南在《高校教育决策科学化和实现的主要途径》中将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定义为：是指在教育决策的全过程中，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将教育决策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为教学管理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数据。系统中的这些数据涉及到教育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并建立了学生、教师、经费、招生、就业、科研项目等基本信息数据库，主要满足基础数据的查询。同时，还根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需要，所形成的数据指标体系，实时生成各种表格，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校内各管理部门提供各种统计信息。如何快速地从这些数据中检索并提取有用信息，发掘出隐藏在众多数据中的内在规律，敏锐把握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准确预测并制定出相应的教育决策，是对教育管理者素质和能力的极大考验。因此，教育决策需要依靠一定的技术手段获取准确的信息数据，并从客观上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都离不开充足、准确的相关信息。信息贯穿于教育决策的所有阶段。信息是合理教育决策的纽带和关键点，离开准确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信息的失真，必然导致偏颇甚至错误的决策。1.2教育决策的动态性要求信息的及时性教育活动是运动着的，是连续的、不断变化的。教育决策只有适应教育活动的这种特点才能达到科学性。教育决策的这一动态性对信息数据的及时性、灵活性、全面性等方面提出了要求。（1）信息的及时性。教育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对教育信息数据的及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能够生成定期的统计报表，上报有关部门之外，还要及时有效地提供各种统计数据，为科学的教育决策提供依据。而现行的教育统计是定期进行的，一年仅提供一次综合性的数据，要随时获得相关的最新数据，没有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仍存在一定的困难。（2）数据的灵活性。现有的教育统计所生成的数据，均按照各种系统统计指标的要求而形成，一般是以教育统计报表的形式生成与存储。而高校所使用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其数据都是不断变化和不断更新的，整个信息系统也处于不断积累和进化中。这就要求开展教育综合统计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逐渐完善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灵活方便的数据调取工具，为教育决策提供越来越多的功能和便利条件。（3）数据的全面性。现有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涉及到各方面信息数据。当高校进行教育决策时，不是按照系统中子系统的排列顺序调取所使用的数据，而是需要多个子系统提供综合的甚至是跨子系统的信息数据，从中获得全局性的最新数据，以满足教育决策全面调取信息数据的要求。1.3教育决策的民主性要求信息的开放性党的“十七大”明确规定：“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面对各种各样的教育现象与问题，教育决策从目标的确立、信息的收集、政策的制定到决策过程的评估，人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人们有了解教育问题及解决方案的主观愿望，对学校教育教学决策的知情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信息时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的信息处理手段成为现代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互联网也为决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计算机及互联网所具有的处理信息速度快、涉及数据范围广、参与公众影响大等特点，符合我国教育政策议程中公众议程的相关程序与要求，直接对教育决策民主性产生影响，为实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提供有力保障。
2当前教育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教育决策处于人机分离状态。高校教育决策过于依赖于人在决策中的作用，使教育决策者在决策中的负担过重，决策的科学性受到制约。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处理日常教育教学业务有余，在教育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则明显不足。特别是从目前状况来看，表现出人与计算机的分离状态，不可避免地束缚了教育决策科学化。（2）高校教育决策数据利用率低。目前，虽然信息技术在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所有高校都引入了教学管理系统，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管理效率。但从其使用功能来看，这些教育管理系统都是以管理为主。高校对教育决策所需的支持数据库的研究不够，忽视了教学管理系统所产生大量信息数据的存在，教育决策时对教学管理系统数据的利用率低。（3）高校教育决策信息封闭。在教育决策民主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教育决策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日益突出。教育教学信息数据资源的封闭，尤其是教育决策关键信息的不公开，严重影响了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国目前的教育决策公众参与状况还处于一种自发性态势，造成高校教育决策的随意性较大，教育决策领域中应用信息数据公开进行决策支持较缺乏。这直接影响到高校教育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以及高校办学的效益和质量。（4）高校教育决策数据来源不够充足。高校教育决策不同于其他决策，其决策需求涉及到多方面数据。教育的目标是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涉及到许多人为因素。教育决策既涉及学校内部的许多因素，诸如学生、教师以及院系层面、学校层面等因素；也涉及到学校外部的许多因素。因此，高校教育决策对数据的需求量很大，且必须要来自于多个方面。但目前高校的教育决策的数据来源不够充足，这样就造成了教育决策需求难以划定出相关数据的后果。
3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教育决策行为的新特征
在信息社会，信息已经不是一种新鲜的观念，它已成为社会的一种本质力量。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们社会实践的变化，在社会实践的变化中，其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也将发生质的变化，教育决策亦如此。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的数量及其传输速度的大增，客观上要求教育决策观念和行为必须与之相适应，教育决策行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3.1在管理层面，建立健全高校教育决策的信息管理与监督机制教育决策在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整个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前提，也涉及学校全局性的工作，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会给学校及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确保教育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高校应建立健全教育决策的信息管理与监督机制。加强决策前、中、后的实施控制和必要的修正、调整。①从信息输入入手，建立健全信息吸收制度，提高数据挖掘的准确性，完善信息分析和报告制度，建立健全电子政务，以及提高教职员工参与教育决策的积极性。②从信息输出入手，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在教职员工中树立公开教育决策信息是学校的职责和法定义务，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的程度和范围，尤其是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事项和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适时、规范、如实地向教职工公布，一方面充分尊重教职工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有利于教育决策的组织实施；另一方面，信息公开作为一种潜在的监督机制，将极大增强决策者的决策责任感。同时，教职工的参与有利于发现决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从而及时修正和完善教育决策。③建立教育决策与教育决策监督分离机制。必须改变高校教育决策者、教育决策执行者、教育决策监督者三位一体的方式，避免教育决策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状况，教育决策者、决策监督者都应当分清相应的权力，并依照其相应的权力、职责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3.2在理论层面，决策理论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长期以来，决策理论的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层面提出了现代决策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模式。因此，决策理论在现代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总体来看，可以将现代决策理论分为现代决策模式论和现代决策风格论两种。在现代决策模式论中，除决策理论学派奠基人西蒙的认知决策模式外，查尔斯•林德勃鲁姆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提出了整体方法模式和渐进方法模式，格哈姆•阿利森制定了两种交替选择的决策模式：即机构过程模式和政府决策模式。瓦蒂•哈达德综合了查尔斯•林德勃鲁姆和格哈姆•阿利森的4种决策模式提出了综合决策模式。现代决策风格论则以英国学者利的权变决策模式为理论渊源，后经发展，则分别以美国纳特、穆尔和马文的决策风格分类理论为代表。其中，纳特以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为基础，提出决策风格4种类型：指令型（理性并强调决策高效和逻辑）、分析型（谨慎和适于应付新的不确定环境）、观念型（着眼长远利益并凭直觉分析）和行为型（喜欢会议沟通和很好与人共事）。虽然现代决策理论的层次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每种决策理论都有其优点与弊端，面对决策理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高等学校进行决策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生搬硬套相关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符合具体决策需要的理论。3.3在方法层面，构建人机结合的智能化综合系统传统的决策方法均强调人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信息社会，计算机的作用又被无限夸大。因此，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将成为教育决策的发展趋势。这一系统将计算机体系、人工体系和知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成为面对现实教育教学现象，研究复杂问题，形成教育决策的新方法。①利用计算机等设备，收集大量教育决策方面的数据，并做相应的数据处理和模型，将计算机与各种统计数据、各种信息有机结合起来。②发挥决策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把教育决策中的主体即高校教学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和教育教学研究者引入决策系统中，利用管理者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研究者的理论知识，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整体把握决策过程。③通过计算机的各种定量处理和专家学者的定性分析，将两者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其整体优势和综合特点，确保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3.4在技术层面，向联机事务处理（OLTP）和联机分析处理（OLAP）的复合型转变DSS（决策支持系统）在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与演化之后，其理论和技术已经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开始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作为一个融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等学科与技术于一体的技术集成系统，以新的交叉学科为特征的DSS，开始为决策管理服务，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国内外很多高校已经着手建立高校教学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并开始将系统从单纯的联机事务处理（OLTP）向联机事务处理和联机分析处理（OLAP）的复合型转型，可见，具有综合功能的复合型教育决策系统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决策系统发展的趋势。
作者：张学众工作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关键词】多元启发理论 使用武力 危机决策 定量检验
【作者简介】陈冲，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硕士研究生；刘丰，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一、导 言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研究或集中于决策制定的过程，或关注决策的结果。前一种类型的研究一般采用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方法，力图在“黑盒子”的国家内部探究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后一种类型强调理性的计算，关注于最后的决策“为什么”被制定出来。长期以来这两种方法互相竞争，很少有研究将两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的结果使得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方法严重分离，同时由于它们各自所特有的局限性，两种方法单独都难以完整地解释外交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制定出来的。 对外政策分析需要一种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范式结合起来的分析模式，多元启发理论(Poliheuristic Theory) 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多元启发理论肇始于1993年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对政治决策中“非补偿原则”(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的分析。 它将决策假设为两个阶段：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决策者首先使用“非补偿原则”，减少和排除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效用的选择方案；然后在第二阶段，决策者基于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规则和“词典编纂”(lexicographic)原则对余下的方案进行理性分析和计量，选择一个效用最大的方案。多元启发理论发展历史虽短，但却受到了对外政策分析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应用到包括使用武力、核武器试验、冲突解决、谈判、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主要采用实验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解释决策的过程与结果。例如，明茨等开发出一个“决策团平台”(Decision Board Platform)用以研究信息采集、选择和最终决策。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决策平台软件(The Decision Board Software)，利用计算机跟踪决策者从决策团内部获取各种经过选择的信息，他们发现个人在决策时更容易“基于维度”(dimension-based)和使用“非补偿原则”决策。 定量研究的方法适合对确定事件结果的研究，而对于像心理认知等这种重过程而非结果的研究方法却难以操作，这就导致很少有运用定量方法来检验多元启发理论这样一个既注重决策过程又注重决策结果的整合理论。更重要的是缺乏“全面的数据”和指标来衡量和认定决策的“关键维度”，同时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无法通过数量分析精确辨认。
尽管如此，多元启发理论也在试图超越这个局限。例如卡尔(Karl DeRouen Jr.)和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Sprecher)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中，通过对国际危机的研究，发现领导者运用“非补偿原则”来排除那些能够造成政治上损害的选择。 卡尔等的研究是对所有国家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内政治得失有着不同的看法，很难认定一个决策的关键维度。然而，对单一国家某一段时期内的定量分析对于验证多元启发理论则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例如戴维•布鲁尔(David Brulé)和明茨对美国总统使用武力与民意测验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国内民众对使用武力支持率比较高，总统会排除掉不使用武力的选择，以保持其高政治支持率和赢得选举。他们的发现表明公众关于使用武力的意见对于总统决策来说是“非补偿的”。 然而，对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学界一直存在分歧，能不能把它作为多元启发理论的“关键维度”仍然有待进一步验证。同时他们对于“决策阶段两分”的核心假设没有明确分析。因此，设计出关键的“指标”，用定量分析来验证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即检验“决策过程两分”和“基于维度”的非补偿原则的选择，不仅对于多元启发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度的强化，而且对于对外政策分析的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试图进一步验证多元启发理论的“决策两阶段”和“非补偿原则”假设的有效性，并尝试探寻和确认决策的“关键维度”。本文利用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ICB3.0)数据库，选取美国1946年至2006年以来在其卷入的对外政策危机事件中使用武力的情况，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检验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多元启发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根据多元启发理论提出危机决策假设，第三部分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选择，第四部分讨论研究发现，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
二、多元启发理论与危机决策假设
多元启发理论假设对外政策的决策是分两阶段作出的，它明确指出单独基于过程的心理认知理论和基于结果的理性选择模型不能提供关于对外政策决策的完整解释。 根据决策过程两阶段假说，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决策者采用一种“非补偿”的决策战略，通过排除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上效用的选择，减少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不能补偿关键维度上的低效用。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关键维度一般是国内政治维度。在第二阶段，决策者通过理性的计算从余下的选择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的一个。多元启发理论预设了这样一个决策过程：个人根据一些特性或维度考虑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每一个维度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组织主题”(organizing theme)，它由一系列与决策相关的变量和影响组成。例如，在一个购买汽车的决策中， 个人可能会考虑该决策的后续影响或汽车的款式，它可以是这样一些维度：成本（燃油、售后服务、维修费用等）、大小（载客量、储存空间）和审美等。多元启发理论和其他决策模型一样，认为个人在作出政治决策时也采取相似的方式。国家领导人在决定是否签订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时，可能会主要关注诸如外交维度（如与贸易伙伴未来的关系等），或者国内经济维度（如失业率，消费价格等）上的效用。
与“基于方案”(alternative-based)的筛选方法不同，多元启发理论采用“基于维度”的筛选原则。前者指决策者在转向一个新的方案之前，决策者会在所有的维度上计算这个特定方案的效用。而后者则是首先认定出关键维度，然后考虑和比较所有的选择方案是否能够满足这一关键维度的效用，而且决策者不会花同等的时间和精力在所有维度上考虑这些影响。换言之，这些选择方案不会被同时评估。 多元启发理论认为决策者会认定一个关键维度，这个维度的效用是“非补偿的”。对关键维度的认定和基于此排除不可接受的方案（非补偿原则）是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多元启发理论认为“决策的本质”在于国内政治。 决策者几乎总是尽量避免会伤害到自己政治利益的选择方案。因此，不管该选择方案在其他维度的总体效用有多高，只要在“国内政治”维度上的效用比较低，就会被立即排除在考虑之列。这构成多元启发理论假设的核心――非补偿原则和非整体(Nonholistic)原则。
非补偿原则的特点意味着在第一阶段被排除的那些与决策的关键维度效用不相符合的选择方案将不会在第二阶段考虑。我们可以再次考虑前面购买汽车的决策。对于许多潜在的买主，成本维度通常是非补偿的。一辆买主不能负担价格的车不太可能在第一阶段筛选后仍然保留下来考虑。例如，买主发现一辆在外观、大小和审美都不错的玛莎拉蒂车。但是鉴于预算上的限制（一辆玛莎拉蒂的零售价大约是100,000美元），他可能会拒绝购买这辆车。与此相似，领导者会排除那些在关键维度（政治维度）的效用上不能满足和接受的方案。例如，如果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导致不可接受的高失业率，造成决策者在国内政治上的种种不利，尽管它具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好处（如低廉，更大的产量），但因无法补偿失业率方面的损失而不会被选择。
在决策的第二阶段，决策者的选择原则将从“基于维度”转向“基于方案”，在所有的非关键维度上仔细比较剩下的每一个方案。决策者使用两个被认为是理性选择的原则――预期效用规则和词典编纂原则（即关键维度上的最优原则），从余下的选择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的一个。让我们重新回到购买汽车的决策中。一些潜在的选择方案已经被非补偿的成本维度――买者不能负担价格的车――所减少。在决策的第二阶段，买主就会选择那些在其他维度具有最高效用的汽车，它们可能是大小、颜色等。换句话说，买主从那些余下的汽车中选择一辆能够最好地满足他（她）偏好的车。领导人从那些在第一阶段保留下来的自由贸易协定方案中，以相似的方式选择最后的协定。这类协定在非关键维度上，如环境影响、政策税收等能得到最大的效益。
很明显，多元启发理论综合了心理认知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模型――第一阶段是心理认知的选择过程，而第二阶段是理性的算计过程。当运用到外交政策决策中时，影响决策选择的维度通常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因为决策者（国家领导人）通常是满足自我利益的政治家，他们要确保自己的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所以多元启发理论一般把国内政治认定为关键的、非补偿维度。
在考察国际危机决策时，根据多元启发理论，我们可以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面临危机决策时，决策者首先会考虑国内政治这个关键维度上的效用而排除不能满足这个维度上效用的选择方案。
明茨认为影响决策者的国内政治维度的因素主要包括：a)威胁领导者的政治生存；b)公众对政策支持的急剧下降；c)领导者的支持率显著下降；d)选举前景黯淡；e)对现政权的内外威胁；f)党内的竞争和敌对；g)政治联盟或政治的瓦解；h)国内示威、游行、暴动等。
假设2：在面对危机决策时，当国内政治上的效用满足后，决策者会综合考虑其他维度的影响，最终的选择体现出一种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算计。
其他维度有外交、军事、经济等，这些理性算计主要包括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危机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国内的经济状况等。
接下来，我们将以美国在1946-2006年间其卷入的国际危机事件中使用武力的情况，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验证这两个基于多元启发理论的假设。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维度上的考虑是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维度”,以及是否存在着两个阶段的决策：第一阶段是心理认知即首先考虑国内政治维度上的效用，第二阶段是理性选择，即综合考虑其他维度的效用并在效用最大化的基准上作出决策。
三、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库。 ICB将危机数据分为体系层面（ICB1）和行为体层面（ICB2）两种类型。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国家行为体，因此我们使用后一种类型的相关数据。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关注的仅仅是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行为。在此类型危机决策中，当决策者认为：1）基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2）在限定的时间必须作出反应以及卷入军事敌对的几率大增，一项外交政策危机就发生了。 在ICB2数据中，有一个变量“美国卷入”(US Involvement)――任何口头的或是物质的行动来支持或是反对某个危机行为体――来专门定义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作为国际危机的直接当事者（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另一类则是美国作为间接参与者（比如1958年的）。 我们按照这类关于“美国卷入”的定义最终得到了241件对外政策危机观测数据。
（一）因变量：使用武力
就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而言，对于一项危机美国总统可以采取很多种应对方式，例如口头谴责、经济制裁、威胁使用武力等；同时也可以调动和使用武力，发动秘密军事行动，直接的空袭，突袭以及入侵等，但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武力和非武力。ICB2数据库对于一项国际危机的应对方式(Major Response)包含九种。 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将反应方式简化为两种：使用武力和不使用武力。我们将第一类美国作为直接危机行为体并且采取反应方式为“8”或“9”，即军事暴力、多边军事暴力行动的赋值为“1”；将第二类美国间接卷入国际危机中使用“8”，即直接军事行动也赋值为“1”，其余为“0”。
（二）自变量
ICB2数据库中有许多关键变量可以解释危机决策，然而我们关注的是能够反映多元启发理论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变量。根据多元启发理论，决策第一阶段属于认知阶段，在有限的时间内决策者基于心理认知的方式迅速排除不能满足关键维度的选择方案；而第二阶段则是理性选择，因此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算计的结果。下面的变量（1）―（3）作为验证第一阶段的变量，即国内政治维度，而（4）―（6）则作为验证第二阶段的变量，基于理性选择策略，强调理性的计算和效用最大化。
（1）公众支持率。总统用来考量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是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率，确认公众支持率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民意测验。许多研究表明决策者在考虑选择方案时会将公众舆论作为重要参考标准。在民主国家，领导者要保持政治上生存唯一的方式就是赢得选举，而如果候选人不受公众的欢迎是很难获胜的。 我们采用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数据作为公众支持率的指标。 这个数据包括了1937年以来盖洛普对美国公众所做的关于总统支持率的所有测验结果。测验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XX作为总统处理其工作的方式？”但由于总统的支持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单独的一个统计数据不能表明支持率的上升或下降，因此我们又计算出了“变化支持率”(Change in Popularity)，以区别于“总体支持率”(Overall Popularity)。“变化支持率”是危机发生了但总统还没有作出决策的时的支持率与决策施行之后的支持率之间的差值。考虑到危机发生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危机之前、之后都有这样的民意测验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距离危机日期最近的民意测验数据作为代替。
（2）国内政治得失。多元启发理论将影响决策的维度主要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四个。在面临危机时，总统首先考虑的是其国内政治生存，然后才是其他维度。ICB2包含“威胁严重度”(Gravity)这个变量用来衡量危机事件的威胁，它包括8个层次。为了进一步验证国内政治维度是否作为关键维度在第一阶段发挥作用，我们将ICB2中对政治、领土和生存的威胁作为国内政治得失变量。
（3）选举年。许多关于选举和总统使用武力的研究成果表明，总统在选举年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以此表明总统的强硬立场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从而达到赢得公众选票和选举的目的。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中，这成为决策者赢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最重要途径。虽然危机决策是由总统作出，与国会选举关系不大，但我们知道总统的政策受限于国会，“府会一致”的情况有助于总统政策执行，因此从党派因素考虑我们也将国会中期选举考虑进来。当危机发生在选举年的7、8、9、10月时，我们赋值为“1”，其余为“0”。
（4）国际影响。作为总统，他们会关心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等。ICB2中的变量“威胁严重度”中有威胁“影响”(Influence)这一赋值。如果在“威胁严重度”中定义了对“影响”的威胁，并且行为体为超级大国（美国或苏联），ICB2中认定了对“大国国际影响的威胁”(Threat to Major Power Influence)这一变量来定义对影响不同类型的威胁。因此综合这两个变量我们将威胁美国国际影响的危机赋值为“1”，不威胁影响则为“0”，借此验证多元启发理论的第二个决策阶段即外交维度上的理性算计。
（5）实力差异。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变量。如果危机当事方的权力处于均衡状态，那么任何一方在考虑使用武力时都要谨慎。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几乎没有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实力上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原因，毕竟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一场结果不确定的军事对抗代价太大。因此，总统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时，危机另一方的实力将是重点考虑的因素，这种理性计算能够保证国家取得最大的成功。ICB2中使用了“权力差异”(Power Discrepancy)这一变量来衡量危机行为主体的实力差异。它由双方的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NP)、领土大小、同盟的实力、军费开支以及核能力计算而出。
（6）经济指标。根据多元启发理论，当政治维度上的效用满足后，总统的决策便会考虑经济上的得失。同时根据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当国内经济情况较差时，总统可能会更容易采取武力以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进而提高其支持率。 我们考察三个经济状况指标：GDP季度增长率，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由于危机发生的时间较短，使用月和季度统计数据会比年统计数据更可靠。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根据ICB2对国际危机的定义，美国卷入的外交政策危机共有241件，其中美国作为危机直接当事者的危机有61件，占25.3%，针对危机使用武力的有29次，占12%。由于我们模型的因变量为0-1虚拟变量，我们的数据统计分析采用逻辑(Logistic)回归。 统计结果见表-1。尽管我们通过数据处理结果不能显示出关于这两个决策阶段时间上的区分，但是通过把这两个阶段的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模型I和模型II）以及综合分析（模型III），就可以比较变量在假设的两个阶段中影响使用武力行为的程度，分析结果显著地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的假设：在第一阶段，决策者基于国内政治得失这个关键维度将决策过程简化，而在第二阶段则在余下的方案中，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优选择。
注：N=241；***p
在模型I中，我们发现“国内政治得失”通过了9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1.620，即对国内政治得失增加一个单位，使用武力的概率减少80.2%(1-e-1.620=80.2%)。这表明“国内政治得失”对于总统使用武力具有负面的影响。换句话说，国内政治得失对于领导人使用武力具有较大的限制影响。根据多元启发理论，当一项危机威胁到领导人政治生存或者其国内政治得失代价太高时，决策者倾向于拒绝使用武力，至少决策者会很谨慎地使用武力，决策者可能转而倾向于谈判等方式解决。对于决策者来说当政治生存面临威胁时，从谈判到使用武力的转向比从武力到谈判要容易得多。同时，我们发现对总统支持率以及支持率的变化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使用武力时，总统对于自己的支持率以及选举不重视呢，对国内民意测验视而不见呢？事实上，对于总统来说，民意测验只是一种表达民意的工具，至于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影响究竟如何则一直存在争议。 不同总统看待民意测验的态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又与总统的性格有关。对于民意测验，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一位幕僚这样说:“没有哪一位总统有责任遵从民意的指示……他有责任尊重民意,并以此来引导它――塑造它，告知它，拉拢它，并且战胜它。民意既是他的罗盘，又是他的刀剑。”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W. Keller)和杨毅(Yi Edward Yang)指出多元启发理论没有“具体说明领导者的观念、个性以及决策背景对其在第一阶段决策的影响而显得论证乏力”。 然而对于变量“选举年”，我们发现它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转移使用武力理论研究结果相悖。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这11位美国总统他们最长的任期不超过两届，而在“选举年”（包括国会中期选举）发生的危机事件占14.5%，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观测数据中，选举因素对于模型的检验不够充分。模型I的似然估计值(-2 Log likelihood)为164.349，这样我们关于多元启发理论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相对强的支持。
在模型II中，理性算计的考虑得到了支持。作为第二阶段的关键变量，“实力差异”通过了9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59。这说明当双方实力悬殊较大时，作为较强一方的美国更可能使用武力，而对于实力均衡的国家如苏联则很少使用武力。二战之后两极世界，美苏两国的决策者都明白双方直接的武力对抗即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在双方都卷入的危机中，对于武力的使用要理性和谨慎得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即使苏联严重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肯尼迪总统还是谨慎地选择了封锁战略而不是空中打击或者入侵等可能挑起美苏兵戎相见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案。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战略，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即使其海军官员强烈支持使用武力采取空袭等强硬手段，但由于代价太大而被排除。 同样，对于“国际影响”来说，也通过了90%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872。和国内政治得失一样，对美国在外交影响上的威胁也是决策者不容忽视的因素。这种消极的影响表现为，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影响较大时，总统会倾向于通过非武力方式解决。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而“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又使得美国特别注重其国际影响。在面对危机决策时，总统对于可以给美国国际信誉加分的非武力方案会更加偏爱，但这个前提是在关键维度上的效用满足之后。例如在2003年，布什总统绕开联合国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毋庸置疑，这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影响，但却能满足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并显示其反恐和推进人权的决心。
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中，只有通货膨胀率通过了95%的检验。由于数据所限，我们使用的是月通货膨胀率，而经济增长率则是当年的数据，失业率为季度数据，对于具体某一时间的决策，参考意义不是很明显，这就降低了整个经济指标的解释力度。不过，从月通货膨胀率对使用武力的显著性系数来看，我们可以断定经济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其他有关使用武力的研究，如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就提出当国内经济条件困难时，领导者会倾向于对外使用武力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从而巩固其统治。
在模型III中，“国内政治得失”、“实力差异”以及“通货膨胀率”都对使用武力具有显著性的影响。模型III的结果与前两个模型基本一致。从三个模型的似然估计值看，第一个模型最高，第三个综合模型最低（164.349 >142.855 > 140.406），这基本上可以说明，第一个模型的解释力强于另两个模型。换言之，在危机决策时，总统在作为关键维度的国内政治得失上的考虑是首要的，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权力差异”变量，其统计显著性最高，这说明在决策过程中理性因素确实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这三个模型的分析，本文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统计结果证实了其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五、结 论
【摘要】
近年来，在应用需求的强大驱动下，我国通信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现有通信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单位，如电信公司或移动集团，其信息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线路的实时监控要求很高，数据量庞大，如何将实时控制与信息系统集成在一起便成为系统实施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参与了某个通信公司的一套网管系统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后，我们分析了两者的集成与应用工作，深切地感受到有一个良好的设计策略以及重视所选用的工具是一个关键。这个项目主要是对下属各分站的子网以及有关链路的连通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实现报警、路由控制和授权等功能，其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实时显示情况的地图界面，井将数据汇总和组织，建立起数据仓库以及进一步实施数据挖掘分析，从而能支持企业的决策分析。我作为设计人员之一，着重在本文中讨论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集成时的策略。
【正文】
众所周知，通信行业需要有一整套监控通信网络的手段，其工作特点是涉及到的各分站与基站的在地理位置L的分布性，更加需要有在更高一级提供检测不同分站链接情况的手段。一般来讲，由于数据都是海量的，所以，如何将整个网络系统所得的数据及时处理，以便和决策部门的分析相结合，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简言之，分布性、实时性以及数据海量性是解决整个系统设计和集成的核心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网管监控系统”。由于我参与设计与开发的这个系统并不是位于基层的分站，其定位在将下属各分站的主机通信数据（包括数据流量、链路负荷、通往其他结点即主机的连通情况等）加以收集，所以对于具体通信事务的底层操作要求并不很高。
考虑到上述原因，我们采用了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Mapinfo并采用Delphi编程，后台用SQL Server数据库（这是由于考虑到决策所需要用到的是Microsoft公司的OLAP Service）。在分析和计划之前，我们先对ITU801标准做了详细的探讨，这只是一个有关子网和链路定义以及分层等描述的标准，在听取了许多分站人员的建议后，将MAPINFO公司提供的一个相关的MAP X的Active X控件嵌入到Delphi程序中，利用MAP X中提供的丰富的类以及操作，比如Object、Layer等实现网管界面，井且加入了子网和链路的概念，对属下的分站可以随意地组合成为不同子网，而且实现了放大与缩小的功能，大致可以将整个地区的分站集中在一张地图中，能显示在屏幕上，这时，只是显示出各个分站的概要，小到可以显示出某台主机的机柜、机柜直到插件板（因为这些都要实时监控）。我们采用了分层的方法来实现以上缩放。对于一些静态的数据，如分站，主机的位置等则先用Mapinfo公司提供的一套编制地理信息的工具（MAP X是其提供给编程工具的一个Active X控件）做成静态的层次图放置于数据库中。
我们新做成的这套系统通过与各分站的专用线路加以连接，能实时地得到数据，显示于地图上，反映出各站、各子网、各链路的实时状态，并能将控制命令传回分站（如强制链路中断、路由转换等）。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是要将实时控制系统与企业信息系统加以集成，我们的设想和体系结构大体上可以用一张简图表示（此处暂略）。
在这个体系结构中，由各分站保留着详细的数据，网管系统则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将汇总到的数据作少量统计，抽取其中需要保存的内容放入数据库，如每分钟流量，某分站与其他分站每分钟通信流量，在该分站中某个链路的负荷（这些链路有可能是动态分配的，也可能是固定分站之间的通信链路）。尽管如此，数据仍然是海量的，因此，如果要把这些数据都直接送到各个决策部门，比如送给市场部门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了数据仓库，确定了客户、时间、通信量、计费和故障等几个数据仓库的主题，每隔一定时间对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进行清理与抽取等预处理工作，建立好数据仓库。这里的预处理包括了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有建立计算时间，但是无计费的（计费值为零）的数据，应视为建立失败的无效数据，需要予以剔除；某些企业租用的是专用线路按月计费，中间的通信因此无计费的一些有关记录也应剔除等。
在预处理之后，再利用OLAP Service的分析将数据融合与汇总。按照决策部门的需要提供相应数据（比如：市场部门需要每一分站的收益，客户分布情况以及客户费用等）。这些都可以由OLAP Service对数据作预先处理，此时处理完的数据在逻辑上是以立方体（CUBE）形式存在的，其占用的存储空间便能显著地降低，如1999年8月有2000万条通讯记录，即使形成作为备份的文本都需要4G空间，经过OLAP Service处理后仅需200M左右空间，因此，经处理后的数据主要存放于另外的相关部门的机器中，而不能与主服务器放在一起。
最后，再来讨论由决策人员所使用的系统。由于这些部门并不分散，我们就没有采用OLAP Servce的Web方案。采用Delphi编制了访问OLAP Service的客户端软件，用了OLAP Service提供的、Cube Browser控件，用相似于网页的界面提供了数据立方体的各种操作，如上钻（观察角度从月转到季度甚至年），切片，旋转等操作。为了便于输出打印数据，还内嵌了Microsoft的Excel数据透视表，可以将在Cube Browser上所看到的数据转化为Excel的表格形式，或者转换成饼形图、柱形图和曲线图等，比如可以观察每天24小时通信流量的分布曲线图，可以发现在夜间12点以后明显通信流量减少，而决策部门便可制定某些优惠或减价措施吸引更多客户在12点之后使用网络。
另外，在采用OLAP Service中的数据挖掘功能时，其中提供的两类算法分别是基于决策树的分类和基于决策树的聚类，市场部门的聚类算法将客户根据费用情况加以聚集，以期发现处于同一消费水平的客户的共同特征，便于制定政策，吸引客户。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将会进一步持续进行，以保证有足够的海量数据而发现其中的规律。
整个系统运行后，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等一系列工作都由程序定期地自动进行，该系统应用已有一段时间，受到了不少好评。当然，也发现了其中有不少问题，比如；主服务器数据库的容量问题，主站与分站的通信效率问题，还有在网管系统中，网络故障的确定还不够细致，需要由分站再具体化加以确定，决策系统与网管系统之间还缺少直接通信手段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与改进。
关键词 行政决策；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程序合理性；内容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048-06
现代政府决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使当今的时代成为一个“决策时代”。正确的决策是各项事业成功的前提与关键。科学化与民主化则成为现代政府决策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关于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是政府决策研究中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研究者主要从决策者能力、决策机制和程序、决策思维与方法等方面人手，研究解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这些研究结论对于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起到了明显的理论引导作用；但是，由于现实问题繁多琐碎，且学界对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目标研究又缺乏理论统领，故提出的对策比较凌乱，不成系统。鉴于此，文章基于西蒙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理论指导，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归类，并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对策，构建出了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
一、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价值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志耘在科技日报2009年1月4日第2版指出：“推动我国科学决策的四大关键问题，综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科学决策制度的规范化、运用信息技术支持决策信息管理和决策分析、加强软科学研究等四个关键方面。”可见，制度创新研究在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瓶颈。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政府决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突破。
（一）理论价值
1 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度创新研究以西蒙的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为理论统领。西蒙的决策技术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行政决策领域，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之一。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合理行动就是内容合理性。与内容合理性相反，在人们的选择作为通过适当的审查之结果而产生的时候，把这种合理性称为程序合理性。根据西蒙提出的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相关概念，我们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函数来决定选择两个合理性以确保决策质量的情景。这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一是手段到目标关系很明确；二是手段到目标关系不明确。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确保决策质量的要素就是内容合理性；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确保决策质量的要素就是程序合理性。
2 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制度创新研究设计出了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该体系涉及两个角度，即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四大块内容，即决策的重新分类、科学决策程序的法定化、创新民主决策的保障机制、创新政府决策体制；八项具体措施，即提倡主动决策、重新划分决策类型、相关政府决策程序立法、建立合法性审查制度、创新社会听证制度、创新政府决策的中枢系统、创新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创新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该体系有两大理论优势：一是拉网式地补救中国政府现实决策过程中在制度建设上出现以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涉及面广泛，而且相对系统集中；二是最终提出的八项具体措施极富于针对性，其内容微观可操作。
（二）实践价值
1 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是对党和政府在确保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上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修改的中将“民主集中制”界定为党的“指导性原则。学者普遍认为，自1983年孟繁森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研究党和国家生命的科学——政策学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研究正式开始起步。接着，1984年李铁映发表题为《决策研究》的论文，文章呼吁加快决策科学化的步伐。随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1986年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十四大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此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历程研究主要以党的几届代表大会为主线。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五报告中指出，“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十六大报告提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同时指出要完善“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十七大报告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可见，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
2 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是系统解决政府决策风险和失误的一次全面性攻坚。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决策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改变了长期政府决策中“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习惯思维定式，逐步形成了“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系统的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不决策”的“三不决策”原则；改变了过去大量行政事务长期由党委包揽、实行“一元化”领导的状况，现在基本实现了政府决策，还政于政；以决策子系统为核心，以信息、咨询、执行、监督等子系统为支撑的现代化的政策决策体系初步形成等。但当前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还存在诸如重大项目决策程序欠法制化的规定、中国政府专业信息机构建设不足、政策方案设计专业化程度低、政策咨询机构的发育不足以及独立性弱等致命问题，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二、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过程中的问题
建国60多年以来，我国政府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相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决策思路、方法和制度体系，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情民意的监测机制和协商民主制度等；但现实政府决策的失误率依旧很高，地方政府不断出现类似“三拍决策”的失误。给公公利益造成极大损害。现将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一）决策分类对于指导现实政府决策意义不大。当前学术界对于政府决策的分类依旧停留在一般管理决策分类的层次上。例如按照依据的手段分为科学决策和经验决策，按照问题出现的重复程度可以分为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等。其它观点都和上述观点相似。这种分类对于指导决策意义有限，因为现实决策需要从行为角度去弄清楚怎样进行科学和民主决策，比如在不同决策下程序和制度的设计应该有什么不同。
（二）科学政府决策程序的法制化问题。近几年学界和各国政府也非常关注该问题。例如廖小军主张将不可行性研究纳入政府重大决策程序，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美国政府已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完成等各个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行政机关重大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目前在上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江西省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如西安等地方政府已经出台。政府决策随意性与没有一部公开的、统一的立法规定有着直接关系，但前提是立法中必须设定科学的决策程序。
（三）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保障机制问题。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即合法性审查缺位和社会听证程序混乱。
1 国务院于2010年11月8日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要求政府规范行政决策程序，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在会前交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这标志着中国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已经初步成型并具有了法律效力。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应当是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但除了体制内审查外，还应该有体制外的合法性审查，比如同级人大和政协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建立全面的第三方性质的合法性审查更有实际价值，不然还会沦为形式主义的陷阱。
2 社会听证制度一直都是学界公认的确保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保障机制。最近几年，听证会的召开频率很高，它已经成为政府搜集民意的主要手段。但其中的问题依然突出，如听证过泛劳民伤财、听证代表素质低、结构不合理、缺少记录备案制度等。这些问题使得很多听证会的召开流于形式，没有发挥预期效果。
（四）决策体制的问题。决策体制就是决策过程中各种机构和人员的构成的组织体系；健全的决策体制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障。关于当前决策体制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主要是决策权限划分模糊，决策体系不健全、决策辅助机构功能的缺失等。文章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决策体制的问题主要是：
1 中枢系统科学决策的素养较低、意识淡薄。中枢系统是政府决策系体制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当前我国决策者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科学决策的意识淡漠、决策的非公共利益取向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在市县乡三级政府中。例如，最近被央视曝光的安徽全椒为减排强制拉闸限电、保海螺水泥项目的案例就是典型，政府决策为完成上级任务，取悦上级，应付评估而影响百姓的日常供电。
2 信息系统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专业信息机构建设不足。我国政府的专业性信息机构主要包括政府内设的统计局、信息中心和政策研究机构，但这些机构的人员往往偏少。如我国信息中心只有300人，整体国家信息系统从业人员不过13000多人。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一个信息机构就27800多人，其中总部达9800多人。不仅如此，信息机构还承担着诸如替领导写讲话稿等严重错位的职能。另一方面，情报信息系统对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运用程度较低，影响了我国情报信息系统的现代化程度。
3 政府咨询系统不完整、独立性较差。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不完整首先表现为对民间思想库的不均衡利用，西方国家的思想库民间的居多，而且被高度重视，如兰德。其次就是市县乡三级政府的咨询系统相对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而言发育严重滞后。还有政府智囊团的人员素质构成不完整。如兰德公司现有雇员近千人，其中500多名研究人员是各方面的专家，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而我国思想库的人员结构文科偏多、学历偏低的问题突出，以及官方和半官方思想库的独立性较差。这些和政府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府智囊机构往往由于利益关系无法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
三、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设计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问题非常繁杂、琐碎。文章基于西蒙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角度将问题分成两大类，并提出较为系统、具体的解决对策，形成了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如图一。下面将分角度、分方面、分举措地对该体系进行阐述。
（一）基于程序合理性的创新
1 决策的重新分类
（1）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了未来很长时间内关于建设什么政府是最好政府的有效观点，即重塑政府的十个经典原则；其中一个观点是“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提高政府的预见力成为当代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传统上政府决策很多都是被动做出的，因为面临问题，所以很仓促地做出决策，这样使得决策的质量很低。为此，笔者主张政府增加主动决策减少被动决策。
（2）不同的决策类型为确保其科学性需要的程序应该不尽相同。为此，笔者根据决策所需程序的不同，将决策分为四种类型，见图二。考察很多地方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一般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大体可归为如下八类：一是政府立法和文件制定类事项；二是规划和计划类事项；三是财政资金安排、使用以及国有资产处置类事项；四是市场监管、资源利用与保护类事项；五是城乡建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事项；六是应急类事项；七是行政机构改革和人员管理类事项；八是改革类事项。一般程序化决策和一般非程序化决策在这里不容易列出，但对于决策主体而言应该非常清楚。重大程序化决策应该包括八项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其余均归到重大非程序化决策的范畴。
2 科学决策程序的法定化
政府决策客观上都要经过西蒙的所谈的四个程序，即情报、设计、抉择、审查，但由于决策类型的不同，决策者在四个程序上做出的努力不同，主要表现为程序不同和单一程序上的内容不同。据此文章设计出了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程序，见图三。几点说明：一、为提高行政决策效率，对于一般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一般采用首长负责制的方式。二、在抉择阶段，例外和重大决策只要占其一，则采用集体决策制度，以防止长官意志给决策造成的损失。三、合法性审查的问题。体制外的审查主体为同级人大和政协机关，审查深入，但可能延误决策效率，所以对重大程序化决策，不设置体制外合法性审查的环节。四、后评估制度的设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后评估，这是及时发现并纠正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决策质量的手段。后评估既可以由决策机关自行完成，也可以授权负责内部监督的机关或者机构及决策的执行部门进行，还可以委托社会上的专业机构进行。
（二）基于内容合理性的创新
1 创新民主决策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制度。
根据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分类，笔者主张设置两类合法性审查，即体制内和体制外合法性审查。体制内的合法性审查主体就是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体制外的合法性审查主体为同级人大和政协。对于重大程序化决策仅仅要求设置体制内的合法性审查程序，原因是为了提高对常规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但是对于重大的非程序化决策则要求经过双重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决策除经过同级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外，还要在决策过程中主动听取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协意见，并向其报告决策的有关事项，这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创新社会听证制度。
根据我国政府决策实施社会听证的问题，文章对听证程序实施了再造。具体阐述如下：第一、行政决策听证的程序总共分为听证启动、全方位讨论、形成主导方案和吸纳民意的公示四步。第二、行政决策启动社会听证的前提是问题具有关联性和分歧性，这样有助于解决泛听证化的问题。第三、通过360度的方法全方位地设置听证代表，包括政策出台方、利益相关者人群的优秀代表、人大政协代表和以第三方身份参与的相关政策专家，这样有助于确保听证过程取得实效。第四、形成主导方案的过程中，要注意公平合理地主持四方代表参与讨论。确保利益相关者人群代表有和政府决策方充分博弈、辩论的机会。另外，为了确保利益相关者人群的合理意愿有效被吸纳在政策中，程序还要创设完备严格的记录备案制度和吸纳民意结果的公示制度。以解决长期以来“听而不证”的问题。
2 创新政府决策体制
（1）创新政府决策的中枢系统
首先，提高党政一把手的决策素养。中国目前实施的是首长负责制，行政导向明显偏向效率，这跟中国国情十分相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中枢系统中。核心和关键是各级政府机关的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各级党委书记。曾经说过，方针路线确定之后，一切依靠干部。鉴于地方政府决策失误频现的现状，文章认为应该加强对党政一把手决策素养的培养力度。如增强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决策意识、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等，使得我国各级政府党政一把手具备较高的决策素养，成为专业的决策阶层。
其次，重大决策引入集体决策制度。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政府及其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杜绝擅权专断、滥用权力。从国务院这一系列报告和文件要求不难看出，集体决定已经成为行政首长负责制背景下保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制度选择。
（2）创新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
陈云同志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可见信息对于决策的重要性。当前中国信息机构建设面对着诸如专业机构和专业从业人员偏少、信息机构发展资金不足。普及率不高，现代信息资源建设开发人才知识结构不合理，信息机构反馈意识不强，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灵活的机制信息搜集和沟通体制落后等问题。创新现有的政府决策的信息系统，主要可以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按照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对现有各类信息机构、人员进行有效整合，增设信息机构的同时，重点是充实现有信息机构，增加信息机构的人员编制，调整其信息搜集范围，建立类似美国FBI的专业化情报部门。同时，加强信息机构的能力建设，特别是要改进信息搜集的方法，更多地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并将这种方法与填写汇总统计报表、典型调查等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信息搜集的成本、提高信息搜集的效率。
第二、加紧建立相应的信息传达制度，对于哪些信息应传达、应通过什么渠道传达、传达到什么机关、信息传达的时限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融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联机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网络，建立高度自动化的高级情报信息系统；使得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能够高效共享各类信息，并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3）创新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针对前面所谈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不完整、经费紧张和独立性较差的问题，特做出如下创新：
一是大力发展民间思想库，完善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构成。中国政府决策咨询系统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以政府内设政策研究机构为主的官方思想库，如国务院研究室；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半官方思想库”，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民办非企业法人、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为主的“民间思想库”，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各级政府对官方和半官方的思想库咨询较多，但因其中的利益关系，这些咨询机构容易迎合长官意志，所以各级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民间思想库，加强对民间思想库的开发利用和合作。
二是增强思想库运作的独立性，提升政府决策咨询系统的效率。咨询系统是不是独立，通常的判断标准是看该机构是不是独立运作，如CCER，虽然在北京大学下属，但以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作为种子资金独立运作。目前中国的官方思想库一般依靠政府财政供养，很难独立运作。为此，笔者建议：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咨询工作的常规程序制度，在各级行政机关建立决策研究专项预算制度，实行咨询机构有偿服务制度从而增强思想库的财政实力和高效运作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推广异地交叉咨询的方法来增强官方思想库的独立性：半官方和民间的咨询机构应该向美国兰德公司一样的综合多学科专家、多种优秀人才聚集的大型智囊机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情报检索系统 用户相关性 灰靶决策 检索系统评价
情报检索系统主要的任务是确定与用户情报需求相关的文献，并按检索结果的用户相关程度进行排序后提供给检索者使用。然而，时常出现检索者在搜索引擎或数据库面前，或者一无所获，或者虽得到成千上万个检索结果，但却与检索需求相去甚远的情况[1]。用户相关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属于确定的因素，有些属于非确定的因素，因而面对用户某项检索提问所得的一系列检索结果，往往难以做出取舍。本文是解决用户相关性判断问题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曾用灰色聚类决策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此类问题进行过探讨[2-3]，本文作为又一次新的尝试。
1 灰靶决策方法简介
灰靶决策方法能够对不同项目或方案进行识别、选优、分级排序。而且这种排序是综合考虑了被评价单元的各项指标值之后得到的一个等级划分结果。首先在一组决策对象的指标序列中,找出最靠近目标值的标准数据序列，称之为灰靶的靶心。靶心与各决策对象的指标数列构成灰靶，而每一个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中的指标序列与靶心的灰关联度称为靶心接近度。靶心接近度可用来对决策对象进行评估分级[4-5]。在多指标决策中，因为不同的指标通常在决策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应该在灰靶理论基础上采用加权模式进行处理[6]，用加权灰靶原理进行决策的基本步骤如下：
建立方案集A对指标集的效果样本矩阵R,并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初值法或均值法）处理得到矩阵 。
确定标准模式。决策目标分为效果值越大越好的目标、效果值越小越好的目标以及效果值适中为好的目标。当决策目标为效果值越大越好的目标时，取 ， ；当决策目标为效果值越小越好的目标时，取 ， ；当决策目标为效果值适中为好的目标时，取 （指定值）或 （平均数）， 。称 为标准模式，其中i为方案数，n为指标个数。
确定指标权数。通过德尔菲法或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向量 。
利用灰靶变换确定决策矩阵及靶心。对无量纲化后的指标集效果样本矩阵 进行灰靶变换，得灰靶决策矩阵T。变换公式为：
（1）
如果 ， 为标准模式，则称 ={1，1，……1}为标准灰靶靶心，简称靶心。
计算靶心距，并决定最优方案。称
（2）
为效果向量 的靶心距。效果向量的靶心距越小，与之对应的方案越满意。反之，效果向量的靶心距越大，与之对应的方案越差。因而可用靶心距来确定最优方案，并对各方案按优劣程度进行排序[1]。
2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判断的灰靶决策
根据上述用加权灰靶方法进行决策的5个步骤，对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进行判断。
建立方案集A对指标集的效果样本矩阵。采用文献[2]中网络文献资源评价的三项指标：①内容：准确性、权威性、客观性、可靠性、独特性、新颖性、针对性、范围面和写作水平等。②设计：用户界面的友好性、浏览和检索的难易、信息组织的科学性、页面设计的艺术性和适用性。③运营：信息提供的保障性、可存取性、链接的可达性、设备使用的兼容性及费用的高低等。决策指标可根据要求确定，由于指标项数的多少不影响对决策方法的介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决策指标确定为以上三大项。
设某检索系统就用户的一项检索提问共输出6个检索结果。6个方案对3个决策指标的量化评价值也取文献[2]中的矩阵
由于方案中的指标值均为百分制分值，单位统一，因此可省略无量纲化处理环节，此时 。
对目标而言，方案中的指标值越大越好。所以取 ， ，
得标准状态模式序列{86，96，86}。
三项指标的权重仍与文献[2]保持一致，即内容、设计、运营三项指标的权重向量为（0.708，0.138，0.154）（决策指标的权重可根据用户需求确定，使得优选结果更符合用户的特点）。
根据（1）式进行灰靶变换，得出靶心及灰靶矩阵。靶心 ，灰靶矩阵
根据（2）式计算各方案距标准方案的靶心距。对于方案1，靶心距为：
=0.073
类似地，可以计算出其它各方案的靶心距：
由于 ＜ ＜ ＜ ＜ ＜ ，可知，编号为1的检索结果靶心距最小，可以作为相关性最强的检索结果，后边的检索结果按其相关性由强到弱的排序为4，2，3，5，6。
3结语
在上面的实例中，6个检索结果相关性排序与文献[2]基本一致，但结果2，4的顺序发生了变化。究其原因在于文献[2]中在确定白化权函数时人为因素较大，对判断的准确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灰靶决策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但文献[2]中的灰色聚类方法却可将检索结果按相关程度分成几个灰类，例如将检索结果分为相关、部分相关、部分不相关和不相关等灰类，便于从整体上对检索结果进行评价和取舍。在对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进行评价时，可根据评价要求选用其中一种方法，使评价结果更具有针对性。
本文采用加权灰靶决策方法对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进行判断，并通过实例说明了该方法是一种科学、方便可行的定量方法。若对多个检索系统的检索结果同时采用加权灰靶决策方法进行比较、判断，例如求各个检索系统检索结果的平均靶心距，并比较它们的大小，则平均靶心距越小，检索系统的检索效果越好，这样便可对不同的检索系统进行选择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孙铭蔚，马海群.基于加权灰靶决策理论的信息政策方案选优.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7）：101-103.
[2] 王筠.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判断的灰色聚类决策.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1）：94-96.
[3] 王筠.情报检索系统用户相关性判断的层次分析模型.情报学报，2005（3）：341-345.
[4] 邓聚龙.灰理论基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171-182.
[5] 刘思峰，郭天榜，党耀国，等.灰色系统理论基础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75-179.
[6] 党耀国.多指标加权灰靶的决策模型.决策参考，2004（4）：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