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0 17:33:51
论文摘要：装饰性劳动是一种葛成本低效益的劳动，有技能展示、材料加工和环节冗繁三种类型。社会风气、人的本能、教师理念及教育评价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它的出现。装饰性劳动这个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的解决，将会使教师赢得更多的解放，而它的解决需要教师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教师的教书育人也是一种劳动．但过去对教师劳动的研究多集中于理想状态下教师劳动特点、性质的描述上．以及此种状态下教师的劳动报酬问题．缺乏对教师劳动实际状态的分析对于幼儿教师实际劳动过程的考察更是凤毛麟角．同时．幼儿教师在劳动中的职业倦怠感日益严重因此．本文拟对幼儿教师的劳动过程本身进行实际考察，找出其中潜在的问题一一装饰性劳动，对其概念、类型及分布情况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找其存在的可能性原因．以期增强人们对幼儿教师此一劳动问题的意识程度。
一、概念的提出
幼儿教师的劳动应是幼儿教师以自身为媒介．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运用自身的脑力和体力进行的以促进幼儿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但实际上幼儿教师劳动的目的不是单一的．劳动结果也不会按照预想的简单呈现为了考察的周全，我们从劳动动机和劳动结果两方面对幼儿教师的劳动进行实际观察分析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人的劳动动机决定着劳动的性质．不管其结果如何。幼儿教师的劳动动机可能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指向幼儿发展．另一方面是指向自我形象展示当自我形象展示的动机强于促进幼儿发展的动机．在教师劳动中居于支配地位时，不管其劳动结果是否促进幼儿发展．我们都将这样的劳动定义为装饰性劳动。
从结果来看，认为无论人的动机如何．劳动结果的性质都决定其劳动本身的性质。幼儿教师的劳动可能获得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实现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二是赢得他人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积极评价当第一方面的结果未实现而仅实现了第二方面的结果时．不管其动机是否指向自我形象展示．我们也将这样的劳动称为装饰性劳动。
真正的幼儿教师的劳动不仅以实现最大化地促进幼儿发展为目的．并在结果上通过幼儿的发展赢得他人对教师自身劳动的肯定，或者是对自身技能、素质等方面的好评装饰性劳动并未最大化地促进幼儿发展，但直接通过劳动过程本身赢得了他人对教师某些方面的好评．例如理念先进、技能娴熟、教具精美等。无效劳动则不仅未促进幼儿发展．也没能赢得他人对教师本人的好评，无论是借助幼儿发展还是通过劳动过程本身．教师都未展示出一个积极的自我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三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劳动形态．但实际劳动中．三者又是不能绝对分隔开来的连续的劳动形式。
在此要指出的是装饰性劳动对幼儿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积极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弱于教师形象展示的作用很多教师的装饰性劳动在当时看来对孩子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能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因此．装饰性劳动不一定都违背教育性原则，但一定不遵从效用最大化原则。从动机上来看．教师装饰性劳动对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偶发的：从结果上来看，这种积极影响也是微不足道、不明显的这种劳动状态下儿童的学习效果不明显．但教育资源的流失情况严重，教师的精力与时间也易被空耗。总之．比较其成本与收益．幼儿教师的装饰性劳动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劳动。
二、装饰性劳动的类型分析
为了有助于认清装饰性劳动，笔者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装饰性劳动的三种类型因为这仅是根据直观的结果概括出的三种可能相互交叉但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典型现象．所以还构不成严格逻辑意义上的分类。
第一种是技能展示型幼儿教育本身的性质要求教师具备多项技能而幼儿教师也确实个个均有“拿得出手的看家本领”．这就使得幼儿教师在劳动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
在《海洋大逃亡》体育活动中．教师带领幼儿跟随音乐做篮球操开始．三分钟后，教师请幼儿原地休息．自己为他们表演一段篮球。表演持续了两三分钟后教师也原地坐下．通过跟幼儿对话的方式创设海洋大逃亡的情景，请幼儿假扮为各种鱼类在海水枯竭之时想办法逃出海域．进入临海以求生继而幼儿分两组进行钻爬练习……
之所以穿插自己的一段篮球表演，教师的解释是“让幼儿热身之后休息一下。我来表演是一种跟他们的互动．并能使他们快乐和对篮球有更大的兴趣……”。但根据当时的情形．幼儿在教师表演时获得的快乐。远不及当时旁观看课教师的喝彩声明显；而且，根据体育活动中儿童机体运动规律来看。没有必要特意安排出一段休息时间给幼儿．后续的情景创设环节中幼儿完全可以进行机体调节这样特意安排出来的表演环节，明显地表示出篮球是这位教师的强项．其更多实现了他人对教师技能的良好评价．而非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
第二种是材料加工型教学具是幼儿学习的支架，教师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教学具可以有效地帮助幼儿学习但有些时候教师舍本逐末．为了显示劳动的精细度，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在材料的加工上。甚至忘却了材料的意图。
在一节音乐欣赏课上．教师带领幼儿用动作感知表现一段ABA式的交响乐第一段节奏缓慢音调低沉．为了帮助幼儿感知．教师选用一个玩具机器人．企图用机器人沉闷的脚步声给幼儿理解和表现这段音乐提供支架。但为了增加机器人出场的惊奇．教师特意安排机器人从一个可以自动打开的“城堡”f加工特别精美别致的纸箱)里走出来……
城堡和机器人有联系．机器人和音乐有联系．但音乐和城堡的联系就很小了。但教师所设计的城堡不仅可以自动打开．而且精美别致．可以想象教师在其中付出了多少精力与时间。从动机上来看．决定教师这一劳动的恐怕已不是促进幼儿发展了，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人对自己的积极评价。从结果上看．幼儿教师的这一劳动赢得了人们的肯定，但这种肯定不是借助于幼儿的发展．而是直接在劳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这种材料加工型的劳动也是一种装饰性劳动。
第三种是环节冗繁型。劳动过程由一定的环节组成，紧凑连贯的环节有助于劳动目的的实现但当环节不必要时，教师的劳动如果赢得了他人对自己某些方面的肯定，或者是出于展示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就是一种装饰性劳动。
在《给小瓶子戴帽子》的操作活动中。教师在活动开始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顶帽子．请他们在头上戴一下．然后收回帽子。接着问小朋友：“戴帽子的感觉好不好?”幼儿回答“好”之后，请小朋友给自己面前的小瓶子戴上帽子，看谁能又快又好的给瓶子戴好……
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给每个幼儿戴帽子的环节是为了引出给小瓶子戴帽子这一形象比喻，这一比喻使得活动有了拟人化的特点，说明了教师对幼儿心理特点的掌握和运用情况；并且这个环节中有教师和幼儿的互动．实物的利用及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的唤醒等方面的体现但活动的内在目的是锻炼幼儿的小肌肉动作．促进其动作发展，而这一环节与儿童的学习相去甚远．其动机和结果只与教师有关。
类似的劳动还有很多．例如有些教师为了展示自己的电脑水平．每次活动首先确定要使用多媒体课件；为了展示自己对于师幼互动的理解，活动当中不断的提问孩子．不管提问是否有价值，甚至固定问题顺序；一些教师甚至在观摩课上花费气力设计环节展示孩子过去的积累等等这些劳动或者在动机上或者在结果上表现为一种装饰性劳动。
三、装饰性劳动的原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装饰性劳动并探讨其产生原因，笔者采用访谈法对装饰性劳动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装饰性劳动在幼儿园观摩课教学中更易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日常教学中：专业上的新教师更容易出现这样的劳动：而公立园中的这种情况又多于私立园。在访谈及观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装饰性劳动的出现是由教育内外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但主要原因在教育内部的教师观念及教育评价机制方面。
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幼儿教育的冲击不可低估激烈的竞争使人们进取，也使人们浮躁；商业的波及使得许多事物不得不披上华丽的外衣。甚至成为消费符号教育本应是一个不断重复运转的系统．深刻而又朴素的代表．但是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她很难“洁身自好”幼儿教育最近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了虚化浮躁的藏污纳垢之地。幼儿园之间的竞争。幼儿教师之间的比拼使得一些幼儿教师不得不采取装饰性劳动来包装宣传自己。同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人都有一种被尊重的需要。这种需要激励着人们去努力地展现自我以赢得他人的认可．实现在人际系统中的平衡与协调幼儿教师身为普通人．甚至是被一些人认为的“感性群体”，劳动中表现出一种装饰性的成分也是无可厚非的公开课上除幼儿之外的“他人”多于日常教学中．因此装饰性劳动出现的机率也就更大一些。
但是。装饰性劳动还有教育内部因素的作用首先从教师自身来看。专业上的新教师更容易出现装饰性劳动，说明这一现象与教师的教育理念有关从动机上来看，很多幼儿教师认为自己的劳动是为了儿童的一切但“为了儿童的一切”不等于“为了儿童的发展”一切包括发展，也包括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快乐。而快乐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满足，儿童快乐的同时并不必然伴随内在成功感的获得，也并不意味着其智能的进步、发展的实现。教师往往会将自己的劳动定义在使幼儿快乐上．这种肤浅的理解很容易使教师进入装饰性劳动状态其次．当前教师在考虑自己的教育教学策略时．大多考虑到了教育性原则，并总想使自己的每一次教学尽可能多方面地促进幼儿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多行动以提供给幼儿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她们又常忽视效率原则．在选择促进孩子发展的途径时，仅考虑哪条是孩子最感兴趣的．却忽略了哪种是最经济的。我们为孩子的学习活动提供支架时，不仅应考虑其对幼儿发展是否有价值．更应考虑其对幼儿发展是否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出于节约教师劳动量的考虑，更是给幼儿自主性发展创造空间再者．在装饰性劳动中教师关注的是自己，尤其是他人对自己教学技能方面的评价按照富勒和鲍恩对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从事装饰性劳动的教师还处于“关注教学情境阶段．关心的主要是在目前教学情境对教学方法和材料等限制下．如何正常的完成教学任务．以及如何掌握相应的教学技能”：她们还未达到“关注学生阶段．还不能很好地把儿童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关注他们的学习、社会和情感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教学更好地影响他们的成绩和表现”这说明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成熟是导致其进行装饰性劳动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幼儿教师整体上正处于从“技能型教师”到“理念型教师”转变的阶段．则现阶段装饰性劳动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但它是一个发展性问题．是幼儿教师专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将会随着幼儿教师专业上的发展进步而减少和消失。
其次．公立幼儿园中的装饰性劳动多于私立园．说明教育评价机制也是引发装饰性劳动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评价在整个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性的关键作用，它的变革也是幼儿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过去的重结果改为今天的重过程．由以他评为主改为以自评为主并结合他评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评价标准紧紧围绕促进儿童发展的目的．符合科学评价理念的同时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完美的教育评价标准引导幼儿教师关注活动过程时．却完全丢掉了对活动本身所应实现的教育价值的评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除了标准本身可能：还存在一定问题外．主要是因为一些教师在理解标准时采取了一种分割的方法．将完整的标准割裂开来，顾一点而不及其余，使得自己行为本身错位，成为装饰性劳动。另外，评价的本质就是比较。自评也好，他评也好，这种形式上主体的变换无法改变教师之间“攀比”的心理．尤其是同年龄层教师之间更容易出现一种非正式的横向比较．进一步强化激发了教师装饰性劳动的出现。
总之．教育内外的各种因素导致了幼儿教师装饰性劳动的出现．这是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当前的教育形势和社会风气的激化物。
[关键词]少年儿童 劳动意识 劳动习惯 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1-0148-05
引导少年儿童树立“以热爱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是对劳动的尊重，其着力点是劳动意识的培养和劳动习惯的养成。探讨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少年儿童，其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是什么，对于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劳动的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资料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决策部署，都提出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培养问题。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坚持全面发展”是战略主题之一，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提出“努力培育未成年人的劳动意识”；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使其接触自然、了解社会，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诸多中小学把劳动教育作为必修课，并以多种方式开展相关活动。
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感受到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差、劳动能力弱的问题，以往诸多有关少年儿童道德的研究涉及劳动状况的研究结果，也往往得出不尽如人意的结论。比如1996年“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与教育调查”中有关劳动的数据分析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相当多的独生子女不干或很少干家务，二是独生子女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太少。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在列举少年儿童承担的劳动项目比例后指出：部分少年儿童缺乏对劳动的主动参与意识。
为了进一步了解在当今新的社会背景下少年儿童的劳动状况，笔者受少先队天津市工作委员会委托，于2010年末主持了天津市“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调查”。本次调查由天津市少工委、天津市少先队工作学会、天津市少年儿童研究中心组织实施，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对象为城乡中小学3～8年级的在校学生。问卷调查采取分层定比抽样方法，回收有效问卷1666份。其中城市样本占49.9％，农村占50.1％。调查内容涉及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劳动环境、活动需求等方面。
二、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通过对少年儿童劳动意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劳动习惯相关性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少年儿童对劳动的认识、劳动愿望和劳动精神是积极的，平均九成左右对社会主流认识表示认同，表明“以热爱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深入人心。第二，与社会上对当今少年儿童对待劳动的态度过多的消极评价所不同的是，调查表明，热爱劳动是广大少年儿童劳动意识的主流，他们中九成以上有参与劳动的热情。但是也有28.8％的少年儿童同意“现在的孩子是懒惰的一代”的说法，年龄越大对自身的劳动特质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越高。第三，少年儿童劳动意识积极的方面与个人未来期望存在较大反差，如92.3％的少年儿童同意“普通劳动者也是光荣的”说法。但是在同一调查中，表示“将来我要做‘社会精英’，不能甘当普通劳动者”的比例达到52％。第四，与其他喜欢的劳动项目不同，尽管有77.3％的农村少年儿童表示参加过“下地干农活”，但是47.5％的农村少年儿童明确表示不喜欢干农活，在全部不喜欢的劳动项目中比例是最高的。第五，农村少年儿童与城市少年儿童在劳动意识方面整体状况趋同，个别具有差异的方面基本上是农村略好于城市。第六，少年儿童劳动习惯方面的调查结果，从整体上看好于以往调查，比如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199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及其教育调查”结果。第七，少年儿童的劳动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受劳动意识影响并与其相互作用。
调查表明，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是在外部多重影响和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影响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方方面面。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少年儿童劳动意识产生和劳动习惯养成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环境，父母的言行对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全家人共同做家务，“非常愿意”干家务活儿的比例最高。调查中我们了解了“在你们家，主要是谁承担家务劳动”，结果是：“妈妈为主”占43.8％，“爸爸为主”占6.9％，“家中老人为主”占4％，“全家人共同做”占42.8％，“花钱雇人做家务”占0.5％，“雇人和家人共同做”占1.1％，“其他”占0.8％。在与“你愿意学做家务活儿吗”交互分析中，将“家中老人为主”、“花钱雇人做家务”、“雇人和家人共同做”均归为“其他”，结果是，在“全家人共同做”家务的家庭中，表示“非常愿意”做家务的比例达到70.1％，分别高出“妈妈为主”(53.4％)、“爸爸为主”(53.5％)近二十个百分点。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表示“非常愿意”做家务的少年儿童家庭中，从来没有“家务活相互推诿”情况的高达75.3％，而“很少有”、“有是有”、“经常有”这种情况的分别为14.6％、6.0％、4.1％。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共同参与的劳动氛围对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具有重要影响。
2 家务劳动规范化管理，有利于增强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49.9％的少年儿童在家里有固定的家务劳动分工；有47.6％的家庭“有家务劳动计划”。这些家庭有意识地管理家务劳动对少年儿童劳动意识的培养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见表1。
3 家长的劳动价值观对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具有重要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家长不经意的言谈，对孩子的劳动意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调查中我们了解到，54.4％的长辈说过“你好好学习就行了，家里的事用不着你管”，41.4％的长辈说
过“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马路(去种地)”，有44.8％的长辈说过“学生就是要学习好，闲事少于”；当孩子有劳动的愿望、动手做事的时候，长辈的负面评价往往又打击了孩子参与劳动的热情，如有44.48％的长辈说过“看你笨手笨脚的，这点事都干不好”，54.7％的长辈说过“去自己的事吧，别在我这儿添乱了”。交互分析结果显示，经常听长辈说这些话的孩子，对洗碗、扫地这类简单的家务活儿表示“没兴趣做”的明显高于长辈“从没说过”这类话的比例。此外，有25.6％的孩子说“学习不好或者淘气了大人用干家务惩罚我”。家长把干家务当作惩罚孩子的手段不可避免地对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的培养产生了负作用。
4 家长过多替代，剥夺了少年儿童自理和做家务的权利。调查结果显示，42.2％的少年儿童表示“大人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家务事”，39.5％的少年儿童表示“自理的事我愿意干大人不让”。有20.7％的少年儿童在家里没机会“自己洗内衣、红领巾等物品”，甚至有11.3％的中小学生没有“自己收拾书包”的机会，12.8％没有“保管自己的学习用品”的机会。在家务劳动方面，分别有23％和18.2％的少年儿童没机会“洗碗”、“扫地”，小学低年级这个比例达到27.4％和22.1％。也就是说，有些事尽管孩子会做、愿意做、也有兴趣做，但是由于家长替代过多或者自己操劳过多而使孩子没机会做。久而久之孩子依赖家长、懒得自己动手做事便成为习惯。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培养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1 多数学校开展劳动教育，对培养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调查表明：76.5％的学生表示“学校开过劳动教育课”，有85.4％的学生表示“喜欢”；80.3％的学生表示“所在的学校组织过学生劳动”；72.6％的学生表示在学校里“有劳动岗位”；52.5％的学生表示“学校组织过学生参观劳动场所”。学校以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对培养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学习负担重影响学生的家务劳动时间，但趋向不同。通常在人们的印象中，学习负担重是少年儿童劳动时间少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本次调查数据比较我们发现，学习负担重与家务劳动时间少并不完全呈正比。调查中我们询问了“你感觉自己的学习负担重吗”，回答“非常重”的占5.6％，“比较重”的占19.1％，“适中”的占51％，“比较轻松”的占15.8％，“非常轻松”的占6.9％。统计中按此五类做了平时和周末家务劳动时间的均值比较。从总体趋势上看，表示学习负担“非常重”的少年儿童的家务劳动时间(分钟)明显低于其他组(平时21.47，周末25.67)，而表示“比较重”(平时27.22，周末30.97)和“比较轻松”(平时28.02，周末30.49)的两组几近相同，而表示“非常轻松”的甚至普遍低于表示学习负担“比较重”、“适中”、“比较轻松”三组(平时26.23，周末29.75)。不可否认，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对学习负担的感觉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均有所不同，进一步按年级分组统计的结果表明，学习负担重与家务劳动时间少同样并不完全呈正比。也就是说，学习负担重并不是家务劳动时间少的唯一理由。
3 学习状况越差，家务劳动时间越少。调查中向学生询问了“在现在的班级里你的学习成绩属于哪种情况”，回答“上等”占9.8％，“中上等”占32.2％，“中等”占41.6％，“中下等”占13.1％，“下等”占3.2％。学习状况与家务劳动时间均值比较结果见表2。
这组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学习状况处于“中下等”和“下等”的学生，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少于中等以上的学生，也就是学习状况越差，家务劳动时间越少。唯一例外的情况是，表示学习状况处于“上等”的学生，平时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少于“中上等”、“中等”的学生，这种情况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保持学习上的拔尖水平，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而影响了家务劳动时间。
4 老师表扬有利于激发少年儿童的劳动愿望。调查结果显示，94％的老师表扬过劳动好的学生，这种积极的信息传递对激发少年儿童的劳动愿望具有积极作用。比如与“是否喜欢班里值日”交互分析结果显示，老师没表扬过、学生表示不喜欢做值日的有28.3％，而表扬过的只有9.3％；老师没表扬过、学生表示不喜欢“清洁整理校园”的有26.3％，而表扬过的是16.8％。
5 学校要求做家务对少年儿童劳动习惯培养的作用并不显著。为了培养少年儿童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一些学校以留德育作业的方式要求学生回家做家务。调查结果显示，表示留过这类作业的有64.7％。从整体上看，对少年儿童“愿意和大人一起干家务”、“愿意学做家务活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表示“非常愿意”的分别高出没留过这类作业的10.3和9.8个百分点，但对学生平时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影响。即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对于少年儿童劳动习惯的培养作用并不显著。
(三)社会因素
1 社会舆论导向偏差：对明星、精英的过度渲染影响少年儿童勤劳务实精神的培育。调查结果显示，少年儿童对“普通劳动者光荣”的社会主流认识表示了很高程度的认同，但同时表示“不能甘当普通劳动者”则低于前者40.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许多少年儿童对“普通劳动者光荣”只是停留在一般性认识上，或许只是对这种积极说法的一种价值判断。而一旦与自身的未来联系起来，便反映出较大的认识上的冲突，即便“光荣”也不能“甘当”。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过各类媒体传导的社会舆论导向的偏差，即对明星、精英的过度渲染影响少年儿童勤劳、务实精神的养成。在少年儿童幼小的心灵中便产生了对“精英”、“偶像”的崇拜，以致很容易对未来前途过于理想化而忽略了脚踏实地的努力。这种社会舆论导向的偏差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有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不断强化的趋势。比如从总体上看，最崇拜艺术、体育明星的少年儿童占34.4％，小学中年级为29.5％、小学高年级为33.9％、中学生达到39.6％。这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
2 忽视自我和“当下”，少年儿童努力的内在动力不足。应当承认，我国在育人导向上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努力是“为祖国”、“为社会”、“回报父母”，相对而言对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略显不足。本次调查表明，少年儿童在对劳动价值的认识上凸显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培养自己的能力”(77.6％)、“在劳动中获得快乐”(67.2％)的比例位居其首。然而当联系自身实际谈到“为什么努力学习”时，为了“报答父母”高达70.9％，排在首位；其次是“将来为国家做贡献”为61.6％，排在第二位；“更好地发展自己”位居第三，为50.9％。这一结果与社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取向相吻合。由于全社会范围内父母对孩子过多的付出以及过于注重儿童的未
来而忽视当下。很自然地反映到少年儿童的意识中，即近一半的少年儿童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年龄越小这个问题越突出。
3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依然存在。调查结果显示，表示自己家中有“爸爸不干家务”情况的占56.2％，“很少有”、“有时有”、“经常有”分别是21.5％、16.8％、17.9％；交互分析结果显示，在表示“非常愿意”“和大人一起干家务”的学生中，没有“爸爸不干家务”情况的达到49.4％，而“很少有”、“有时有”、“经常有”这种情况的分别只有20.0％、14.4％、16.1％，表明爸爸不干家务对孩子的劳动意愿有直接影响。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在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培养和劳动习惯养成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女生整体上好于男生。比如女生表示非常愿意“和大人一起干家务”的有66.6％，男生是50.9％；表示非常“愿意学做家务活儿”的女生有67.9％，男生是53.1％。平时和周末的家务劳动时间，均是女生多于男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依然存在。
三、分析与思考
综上所述，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培养少年儿童劳动习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依然存在很多缺陷。少年儿童的良好愿望与成人社会不良环境的矛盾、知与行脱节、他律与自律不平衡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培养和劳动习惯养成的障碍。有鉴于此，对如何培养少年儿童热爱劳动的品格有下面几点思考。
(一)注重“场效应”
调查表明，成人社会劳动观念的扭曲和对少年儿童劳动启蒙教育的不足，导致了少年儿童劳动机会少乃至懒惰习气的产生。而且，在不同外部环境不协调的因素作用下，少年儿童劳动意识培养和劳动习惯养成的实效性大为减弱。因此，成人社会转变劳动观念，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场域至关重要。道德场是构成一定道德情境的各因子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因传递、交换其信息、能量、物质所产生的进而影响道德主体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的一种道德特殊形态和空间。少年儿童个体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具体化，其选择、发生和表现都是由社会、情境、心理等协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场”的存在、运作、演化、发展对场主体的心理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机能效果即“场效应”。注重“场效应”的着力点是学校发挥主导作用，摆正学习与劳动的关系，给学生以积极引导；家庭将劳动习惯养成融于日常生活之中，为孩子创造更大的、适宜的行为空间；社会尤其应注重在通过大众传媒传导社会主流意识的同时，推介少年儿童可效仿的榜样；等等。在各种外部因素与少年儿童内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实现良性“场效应”的最大化，是少年儿童劳动意识产生和劳动习惯养成的必要前提。
(二)强化“知行统一”
少年儿童对社会主流观念高度认同与自身行为的反差，以及日常劳动参与状况的不尽如人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教育中的知行脱节的弊端，以致知而不行、知行相悖普遍存在。对少年儿童而言，劳动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尤其要强化知行统一，通过充分利用真实的生活场景、开发适宜少年儿童的劳动基地和社会体验场所等方式，创造少年儿童动脑与动手相结合、在参与中体验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与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使他们加深对劳动的感悟。在内容上，包括自我服务、家务劳动、学校和社会的公益劳动；在形式上，让少年儿童以自己的身份、自身的视角去体验，感受参与的快乐、参与的辛劳，以他人的身份、他人的视角去体验，在模拟和换位中形成尊重他人、崇尚劳动的品格。通过实践活动获得对劳动的真实的感受、深刻的理解，并外化为正确的行为，达到知、情、意、行的彼此渗透、统一和谐才有可能。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139-03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而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规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与智力支持。本文通过研究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教育既可直接通过教育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的衡量指标一般被称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学术界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主要有两种指标衡量方法，一种为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另一种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
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量占国民收入总增量的比例。这种估算方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C.T.斯特鲁米林提出的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创立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为代表。但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都忽视了个体差异、家庭背景、机遇等因素，仅将教育作为影响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工资或生产能力差别的唯一因素，导致出现高估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结果。
将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考察由教育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的比例，即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为代表。丹尼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因素入手揭示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构成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做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而教育程度差别只是影响劳动者质量的众多因素之一，他认为，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有60%的份额是由教育引起，其他40%归因于教育程度以外的因素[1]。因此，他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变形为：
Y=AtKαt（L0tEt）β
上式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常数，K为资本投入量，原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量（L）现转化为初始劳动投入量（L0）和教育投入量（E），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0，β>0，α+β=1，t代表时间变量。将变形后的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求时间t的全导数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可进一步得到经济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0+βe
其中，y为国民经济年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年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
因此，丹尼森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Ce=
Ce表示教育对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
在实际计算中，学者一般以教育综合指数①的年均增长率Re取代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e：
Ce=
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年均增长的贡献率，公式可进一步变为：
Ch=Eh×Ce=
上式中，Ch表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h表示高等教育在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中的份额。丹尼森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常用的估算方法，本文也将遵循其分析思路推导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有关数据，本文用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人口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一）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可由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进一步计算出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受各级教育年数如下。
小学以六年制为标准，可计算出人均受小学教育年数为：（2.1%+9.7%+28.9%+44.4%）×6=5.106年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数为：（2.1%+9.7%+28.9%）×3 =1.221年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数为：（2.1%+9.7%）×3=0.354年
人均受大学教育年数为：2.1%×4=0.084年
同理可计算出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年数分别为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
（二）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Re
教育综合指数的计算需要确定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将各级受教育年限乘以劳动简化率求和。丹尼森是以工资作为劳动简化率，并且他只把工资差别的60%作为教育程度差异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考察丹尼森劳动简化率的基础上，本文按李洪天（2001）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情况，以人均受小学教育的年数为计算起点，依次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1.2、1.4和2[2]。
依据前面所推算出的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和所确定的劳动简化率，可以求出福建省1996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106×1+1.221×1.2+0.354×1.4+0.084×2=7.235
同理，可以求出福建省2007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596×1+1.742×1.2+0.584×1.4+0.29×2=9.084
根据教育综合指数，可以算出1996―2007年间福建省从业人员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e=-1×100%=2.09%
同时可以推算出福建省1996―2007年间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h=-1×100%=11.92%
依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可以算出在排除高等教育之后，1996―2007年间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即在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2.09%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2.09%-1.7%=0.39%。
可见，1996―2007年间福建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所占比重为：
Eh=0.39%÷2.09%×100%=18.66%
（三）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GDP的年均增长率y
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y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表示。根据表2数据，计算出1996―2007年福建省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y=yi=11.43%
（四）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丹尼森根据美国当时的情况所采用的数值――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总额的73%，将β值确定为0.73。同时考虑国内大多数学者的使用情况，本文也将β值定为0.73。福建省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e===11.35%
同期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h= CeEh=2.49%
三、对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计算结果的思考
1996―2007年福建省人均受各级教育程度都有所提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年数分别由5.106年、1.221年、0.354年、0.084年提高至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文盲率由15%下降至6.8%。这些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和大学扩招的影响。1996―2007年福建省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43%，其中8.34%是教育实现的，占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的13.35%，高等教育的贡献只占2.49%，由此可见，福建省还未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重视程度不足，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的联系则更加薄弱，导致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各省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样引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料，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可将福建省与其周边浙江、广东、江西三省及全国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比较（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福建省及周边三省教育、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均属沿海省份，由于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吸引了大批中西部人才，加速了高等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率具有较高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较高的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
从横向区域比较来看，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福建省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指标居于四省末位；福建省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江西省，与广东省相同，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高于广东省。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福建省与周边省份相较，尤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江西省对比，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
2005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17%，已迈入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竞争力低。根据赵宏斌（2008）从教育资源和效率角度对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所作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在31个省级区域中仅排名第十八位[3]，属中下水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原因：第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2002年福建省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81 243.6万元、234 573.9万元，仅居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第十七位 [4]。第二，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均衡。目前福建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3所，但多数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其他地区高校数量少。要解决上述问题，福建省应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或中外合作办学，并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应改善省内高等教育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异，在内陆地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此外，还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加强与台湾、东南亚的高等教育合作。
总而言之，福建省应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重视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参考文献：
[1]Denison E.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New York： Committee for E- conomic Development，1962：33.
[2]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100-104.
[3]赵宏斌.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25-64.
[4]米红，韩娟.福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3-8.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CHEN Ying
（Financial Services Institut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论文摘要：外来劳务工是我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正在得到社会日益强烈的关注一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机构及企业也正在为外来劳务工提供越来越多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因此．研究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的社会功效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择工作满意度作为研究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社会功效的核心变量．并通过在珠三角地区实施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问卷调查来进行实证估测．以定量方法来揭示加强外来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一、引言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这一论断得到了社会公认．而提高国民素质的最佳途径无疑是发展教育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技术有直接联系．文化水平越高．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于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越有利于生产。与正规教育一样。企业对员工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也被认为是增加高技能员工供给的重要途径。
从宏观层面而言．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另有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0．73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技能水平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驱动力．高技能员工的供给状况与经济保持全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职业教育为主的继续教育是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直接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直接服务经济的特点与学校全日制正规教育相比，继续教育与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具有很强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从相对微观的企业层面而言．继续教育．特别是由企业资助的继续教育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率．从而稳定企业生产．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资助的再教育与员工的离职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一0．150这一微观层面的效应经宏观放大以后．其结果就必然是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总收人的增加，其表现就是实际GDP的增加。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再就业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实现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最新认识．这些论述无疑也适用于继续教育等其它形式．全面概括了继续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其所特有的社会功效与历史地位。
作为我国的特殊群体．外来劳务工平均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他们起着连接城乡的作用．是我国社会各阶层中的活跃群体由于其特有的流动性以及在城乡之间的沟通作用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扩散效应。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这种扩散效应将起到最佳的示范作用．推动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发腱是极为重要的。
报告将重点研究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在企业微观层面的社会功效。选取“：工作满意度”作为微观社会功效的核心变量。而工作满意度员工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冈此．任何影响“工作满意度”的闲索其最终都将影响到绎济社会的发展．即在研究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时．呵以将工作满意度与劳动生产率、济发展状况视作基奉等同的概念。
二、数据采集与样本分布
课题研究的切入点是外来劳务工的继续教育问题。调查采用了访谈与问卷渊查相结台的方法其中对政府相关机构．企业人力资源方晡负责人采用了访谈形式．对外来劳务供采用的：是问卷凋查的形式。
问卷调查在珠三角地选择了深圳市、顺德市、巾山市作为调查城市。共汁发放卷l200份，回收有效问卷l138份．回收率94、8％。同时．课题组也在长蔓角地区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四城市进行对照性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叫收375份．旧收率93．75％。在此报告中，所有的统汁分析若无特殊说明，都采用的是珠角样本。长三角样本仅作为对照珠三角地区所州收的调套巷样本分布情况如表l所示．
三、实证分析
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外来劳务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一、直接影响，继续教育获得与否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二、间接影响，继续教育获得与否通过影响外来劳务：收人水平而间接作用于其工作满意度。并且，直接影响与问接影响将加以耦合．以更好地实现对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获得性：工作满意度相瓦关系的实证估测。
(一)变量设定
根据研究需要，利用问卷调查信息设定如下变量，并定义及赋值如表2所示。
(二)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向
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工作满意度将会产生直接影响与问接影响．即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或通过其它变量(如收入)影响工作满意度。现对直接影响作实征分析如下。
以继续教育获得性为自变龋．作满意度为因变艇．进行酬归分析结果如表3。
模型一、二的“继续教育获得性”变量的系数均大于零．并均能通过碌著性检验。说明工作满意度与继续教育获得性之间存在显蔷的正相关关系。即继续教育的获得有利于提高外-米劳务工的]一作满意度这两个州归模型衡量了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响。
对模型—(935样本)的总体描述性统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直接影响是：普的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比较满意”与“-IF常满意”两项合计占总样本比重的30．89％．而未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两项合计占总样本比重的19．31％前者比后者高出了足足有10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了工作满意度与继续教育获得性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直接相关性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继续教育的获得将提高外来劳务的职业技能．从而使其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产生成就感．这有利于提高其对工作的认同。其次．继续教育的获得将很可能使其比未获得过教育的员工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并在这种比较中获得心理的满足．按照亚当斯的公平激励理论．当一个人在与别人比较产生不平等的感觉时(这个不平等既可以是感觉自己受剥夺．也可以是感觉自己额外得益)，就会产生改变行为的激励。一般来说，人都是希望保持额外得益而避免受剥夺。因此，感受到优越感的外来劳务工将会改变行为以保持这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的取得是源自其工作成果．这就必然提高其对工作的满意度。从而使其对工作投入更大的热情．付出更多的努力．其结果是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再次，继续教育的获得增加了外来劳务工的职业技能，这也就提高了其就业能力．增加了其就业概率。也就是说．继续教育的获得性为外来劳务工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更加心仪的工作．这同样将提高其对工作的满意度。无论那种解释．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继续教育的获得将直接有助于提高外来劳务工的工作满意度，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水平。因此，完善继续教育供给机制，提高外来劳务工接受继续教育的比例及程度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工作满意度的间接影响一一以收入为中介变量
继续教育除了对工作满意度产生直接的正效应以外．还将通过其它巾介变量对继续教育产生间接影响此处我们选择收入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继续教育通过收入这一巾介变量将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怎样的影响。
1．继续教育获得性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对继续教育获得性变量及收入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
模型一、二的因变量的系数项均大于零．并顺利通过显著性检验以模型一中的935个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也很好地支持了这一结论，．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其工资水平在1000元以上的比重为40．20％．未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比重为21．68％，两者之间的差值高达18．52％在2000元一5000元这一高收入等级上．两者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的比重是17．03％．未接受过继续教育的外来劳务工的比重是4．90％．前者是后者的近3．5倍。
继续教育的获得性与收入之间的正相关性应该来说是显而易见，并得到公认的从人力资本角度而言，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的获得将直接增加其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高，存相同时间内生产率就高。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此将增加，收入增加。而且，按照Ba1"1"0(1991)的定义，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式巾s表示受教育年限，η(t，s)为第工年接受教育年限为s的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因此．外来劳务工接受继续教育也将提高总体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这在外来劳务工接受继续教育规模增大时将表现得更加显著。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结果是社会总产出增加，在收入分配份额不变的条件下．外来劳务工的个人收入也将因为总体产出的增加而增加另外．从一般情况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由于从事脑力劳动比例大．随着年龄增长．收入水平越高．而且到达收入高峰后持续的时间较长：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由于多数从事体力劳动，整体工资水平较低．收入高峰持续的时问很短。这些闪索综合的必然结果就是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获得性与收入之间的高度显著的正相关性。
2．收入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对工作满意度变量与收入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由表5可知．在模型一中收入提高一个等级．满意度将提高约0．21个等级：模型二中收入每变动一个等级．满意度也将同向变动约0．23个等级。即收入水平的提升会较大幅度地提高外来劳务工的工作满意度如图1所示对两个变量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②可以得出同样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诠释是在收入为2000—5000元这一等级．与2000元以下的各等级相比．外来劳务工丁作满意度随收入增加而升高的现象尤为突出。
收入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作用在理论上是可以得到较好的论证的。托达罗法则表明．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是流入地区与流出地的实际收入差异而激励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实肌自身的需求．完成动机所确定的目标。既然谋取更高收入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首要动因，收入的提高也就必然是满足进城务工农民需求的最佳途径。因此，收入的提高必然跟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火系。这一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其它形式的流动劳动力．即适用于一切外来劳务工。
3．间接影响的小结
前面我们分析了外来劳务工继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结论是继续教育与收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继续教育对收入存在较大的正向作用分析I，收入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结论是收入与工作满意度之问也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对丁作满意度存在大的正向作用．．综合这两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收入为中间变量．外来劳务工获得继续教育对其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的间接作用。
(四)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工作满意度的综合影响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间接作用与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作用之间是不相关的。并且假设在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问接影响的两阶段是符合乘数法则的．即继续教育通过收入中介对工作满意度的间接作用是继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与收入对工作满意度作用的乘积。由此建立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作用的综合作用模型如图2。
综合模型中的数字代表回归分析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其中。各实线或虚线上方的数字是模型一的结果．下方是模型二的结果。虚线代表将继续教育通过收入中间变量对工作满意度所产生的间接作用按乘数法则进行化算后等价通路是最下方的两条实线组成的支路的等效替代虚线上、下方的数据是分析结果．计算方法是将继续教育获得性与收入的回归系数与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相乘得到。
由综合模型可以看出．继续教育获得性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都是呈正向作用的，其作用效果(回归系数)分别为0．1442。0．1116(模型一)或0．1159，0．0734(模型二)。因此，在不考虑其它可能还存在的中间变量的间接作用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外来劳务工获得继续教育将提高其工作满意度．从而提高总产出．促进企业和谐生产。根据一般的判断．在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的模型中．其它变量的影响都是比较少的．不大可能导致继续教育对7．12作满意度的影响变为负向作用。因此，除极端情况外，这一结论都是成立的。
四、结论与启示
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1正值劳动节到来，为了给幼儿一个好的节日教育，我们幼儿园组织了几部分的活动，让幼儿明白劳动的重要性，以及热爱劳动对于我们的意义。活动完成的很不错，很多幼儿都在这次的活动有很优秀的表现，活动过后将此次活动反思整理如下：
一、劳动主题实践活动
劳动节最重要的就是劳动，但是又要照顾到幼儿的状况，因此我们分为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活动，最后组成一个大型的劳动节实践活动。在这次的活动中，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帮助家长做一些事情，以及在幼儿园做一些劳动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分别评比出不同的劳动小模范，劳动者等等称号，让幼儿积极参加进来，明白劳动的意义。还有一个大型活动就是让全体幼儿园的师生进入种植园，认识蔬菜瓜果，在种植园内根据自己的能力拔草浇水等等小事情，明白我们的食物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
二、劳动节比赛
分班举行比赛活动，通过对幼儿园内的桌椅进行擦拭，观察谁做的既快又好，还有将不同的幼儿进行分组，对班级教室进行大扫除，也是一项比赛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评选不同的奖项，通过颁发小红花对幼儿们进行鼓励，让他们再接再厉，也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卫生清洁工作的难处，在平时不要乱涂乱写乱画，也不要乱丢垃圾，保护环境的整洁。
三、了解父母的辛苦
让幼儿完成询问爸爸妈妈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的辛苦程度，并为之画上一幅画，在班级活动中展现自己的绘画，讲述自己的画作代表着什么。这次活动让幼儿明白工作的意义，以及了解父母在工作中的辛苦，更加体会到劳动节的意义所在。也通过这次的活动加深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在平时也要多多体谅父母，帮助他们做一些小小的事情，消除父母的劳累。
这些围绕着劳动节开展的活动，让幼儿了解劳动节的真正含义，也简单体会到劳动者的辛苦，明白劳动节的意义所在。但是这样的活动还带来了其它的改变，尤其通过亲身体验到种菜过程的复杂，以及照料的过程的麻烦让我们真真正正明白餐桌上的食物不是简单就能得到的，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浪费食物。
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2劳动节是培养幼儿从小树立良好的劳动观念的良好契机。“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为了营造浓烈的节日气氛，丰富幼儿关于劳动节的知识，体验参与劳动的快乐，--幼儿园于本周开展了“劳动润泽童心·快乐迎接‘五一’”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体智德美劳全面发展是幼儿园培育幼儿的愿景，亦是目标。本周各班开展的“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丰富多样，旨在成德于心，育德于行，让爱劳动成为一种习惯，让爱劳动成为一种品质。
一、大胆介绍，感恩他人
集体活动中以谈话的形式介绍父母的职业，感受各行各业劳动者在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引导幼儿初步懂得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道理，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感恩意识。
二、参与劳动，体验快乐
各班级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引导幼儿体验劳动的快乐，如：手执小抹布擦洗心爱的玩具、给小树小花浇水、帮助同伴摆放桌椅等等，通过参与劳动，孩子们不仅体验到劳动的乐趣、懂得了劳动的辛苦，还培养了他们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在劳动中获得自信和满足，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形式多样，分享互动
你种树，我栽花，美化环境最重要”童声稚语，朗朗上口，儿歌中感受节日的气氛，劳动的幸福;《我是爱劳动的好宝宝》、《最喜欢的人》等主题的展示劳动者的画面的作品栩栩如生，表达孩子们对劳动者的敬意。
本周“劳动润泽童心·快乐迎接‘五一’”主题教育激发了孩子们爱劳动的意识，培养了爱劳”的意志品质，更进一步了解了“五一”劳动节真正的含义，激发了孩子们对劳动者的敬爱之情、感恩之意!希望小朋友们从小事做起，好好学习，长大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更多的神奇，更多的美
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3五一劳动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资源，是培养孩子从小树立良好的劳动观念，体验劳动快乐的良好开端，为了更好的激发孩子们爱劳动的情感，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劳动节”的意义。值“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幼儿懂得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培养幼儿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2020年--月--日我园开展了“劳动光荣”五一劳动节主题教育。
活动共分为4个部分，包括：学习篇、实践篇、展示篇、家园互动篇。活动中，教师借助图片、多媒体等资料向孩子们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让幼儿体验他们的辛苦，了解劳动是-光荣的事情，感受辛勤劳动者的光荣。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了形式各样的活动。干起了力所能及的小事：小班帮着捡垃圾和校园的树叶、摆椅子、收拾玩具;中班为班级整理图书玩具，抹桌椅，浇花、擦桌子等……大班的孩子为班级拖地、扫地、擦洗走廊玻璃、楼梯扶手、门、窗台等……小朋友们在劳动中切身体验劳动的快乐，提升他们的独立意识和自理能力。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表现的都很积极、快乐。
此次活动，孩子们了解了工作者对社会的贡献，知道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各行各业的资源，激发了幼儿爱劳动的强烈意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了解到了“五一劳动节”真正的含义，感受到了辛勤劳动者的光荣，激发了孩子们对这些可爱人的爱戴之情!
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4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大精神，发扬光荣传统，弘扬先进思想和时代精神，充分发挥教职工在解放思想创新工作实践中的主力军作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到之际，按照区教育工会的指示精神，我校以“颂改革、促振兴、建和谐”为主题,共建和谐、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唱响“劳动光荣，教师伟大”的主旋律，开展庆“五一”系列活动，以展示教师风采，激发广大教职工建设和谐校园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教职工过好自己的节日。
一、组织开展踏青活动，舒缓教师紧张的工作压力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校教育工会组织全体教师来到大连滨海路。漫步在滨海路上，体会着滨海路的浪漫与多情，忙碌的老师们也由此感到消遣放松，很是惬意。同时也将调整好身心准备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
二、组织开展学习“杨爱军事迹”活动，加强教师师德培养
为全面加强和提高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建立健全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教师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增强教书育人、敬业乐教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弘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教师职业精神，全面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做一个富有激情的好教师。我校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杨爱军事迹”活动。教师们观看了“杨爱军事迹”的录像片，聆听校长及专家的讲座，教师们撰写了学习笔记、教育随笔，进行了演讲比赛。通过此活动，教师们都决心在杨爱军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树立人民教师良好形象，做让学生
三、组织开展教学节活动，提高教师教学素养
我校此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举办的第三届教学节活动，不仅是对老师们自身专业化水平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学校小班化高效课堂教学开展情况的一次大检阅，它为展现教师的专业素质风采和精神风貌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本次教学节盛况空前，由个人素质、提升理念和实践研究三大板块10个项目组成。通过这些活动，启迪老师们的才智，发展老师们的特长。教师们在活动中有思想的翱翔，有感情的抒发，有激情的旋律，有技能的展示，有科学的探索，有诗意的飞扬……各项比赛充分展示了教师们的教学才华，展示了学校教学文化特色，丰富了教师的校园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校园和谐团队建设。可以说，以上活动依据“教工欢迎、广泛参与、师生互动、立足实效”来精心设计各项活动，通过新颖的载体、丰富的活动、扎实的工作，让广大会员感到贴心，振奋精神，展示风采，凝聚力量，团结动员广大教职工为办人民满意教育，构建和谐校园贡献力量。
2021年劳动节幼儿园活动总结范文5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五一节活动，同学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热情很高，收获很大，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
1、学生了解了五一节的由来、意义;
了解了世界各国劳动者通过斗争，用顽强、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争取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人类文明民主的历史性进步，这是五一劳动节的精髓所在。
2、学生了解并关爱中国各年代的劳模，懂得了“劳动光荣，奉献最美”，并树立了向他们学习的思想，立下了自己的誓言。
3、学生通过关爱自己身边无私奉献的劳动者，懂得正是他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4、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用积极劳动、关爱他人的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表达我们创建文明校园、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情，展示新世纪中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一、教师劳动的一般特点
1．复杂性。(1)劳动对象具有复杂性。教师的劳动对象——学生和学生集体是存在个别差异的。教师既要依据统一的培养方案来培养学生，又要注意区别对待，因材施教。此外，影响学生成长的因素也是不确定的。(2)教师的职责具多重性。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要把学生教育成为和谐发展和自主发展的人，教师就要负起多种职责，付出艰苦复杂的劳动。(3)教师劳动的内容是复杂的。它涉及学生心理、智力、体力，兼顾德智体美劳等不同层面。(4)教师劳动的过程是复杂的。教师劳动的过程是一个脑力与体力劳动相统一的过程。(5)教师劳动的能力和素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教师不仅要掌握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多种能力。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底蕴、教育追求和教育智慧等。(6)对教师劳动的评价机制是复杂的。(7)教师的劳动及其成果的表现形态是复杂的。
2．创造性。首先，教师的劳动对象是人。不仅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个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都主要是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其次，教师劳动的内容和手段也是不断变化的。作为教师劳动内容的教科书，会因时代的发展而表现出一定的变化，劳动手段也会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呈多样化。从内在机制上看，教师在劳动中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遵循教育的规律，选择最有效的方法与途径来实现教育目的。
3．示范性。首先，学生具有向师性和模仿性。学生的向师性使得学生坚信教师言行的正确性、权威性，并主动模仿教师的言行。这就要求教师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都堪为学生的楷模。其次，教师的劳动手段具有示范性特征：(1)教师分析教材、演示教材的过程具有示范性。(2)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各种实践活动，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4．长期性。教师的劳动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5．高压性。教师的劳动表现为繁重而紧张的脑力劳动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体力劳动的特点，教师时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便使教师的劳动具有了紧张性和高压性。
二、高校教师劳动的显著特点
1．高校教师的劳动职业兴趣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大学生的生活经验、科学文化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再加上他们的生活条件、经历、生理心理发展及知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等因素，教师要胜任本职工作，非经过长期的有效训练和培养不可，长期的培养、训练和工作，使他们的职业兴趣具有了持久的稳定性。
2．高校教师的职业劳动使教师具有强烈的成就感。教师的劳动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创新的劳动。高校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们不断探索未知世界，获取新的知识，实现自我价值，在不断发展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和职业自豪感。
3．高校教师的劳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是高等教育与初、中等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本质特性。
4．高校教师的劳动具有探索性。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体现为较明显的研究性、探索性的特点。
5．高校教师的劳动具有实践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当代高等教育发展就是一部弘扬实践这种教育思想的历史。在柏林大学，洪堡提出了“唯科学是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新型的办学理念。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观点。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有关加强实践教学理论和教法研究的呼声很高，正在成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的重点。从古至今，高等教育始终深深地烙有“实践性”三个字。“实践出真知”，对于今天追求“真知”的人们，又有谁会否认当代高等教育教师劳动所具有的实践性特点呢?
参考文献
［1］王亚朴．高等教育十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教育深化 知识失业 过度投资 就业机会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渐渐成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其不成熟的经验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其在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包括教育深化、知识失业等尴尬的社会现实――也愈发凸显，并反之制约着经济发展。
一、理论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从而形成过多的劳动力，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发展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但这样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结构主义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把技术中性作为假设前提――即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例，因而在需要针对劳动上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适合。所以在抽象了许多实际情况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部分理论背离现实的状况使得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分析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上的争议，但无论这些争议如何，因素之一的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否定的。
撇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的正效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主要导致两个负效应：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具体地说，教育深化是指由于求职者供过于求，现代部门就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1]；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雇用单位的大门之外，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2]。
发展经济学家根据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即教育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差额高于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差额，显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托达罗在他的模式中也对这两个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过分投资，结果变成了对闲置人力资源的投资[3]”。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两个现象确实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出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也不可否认仍然有许多企业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高素质人才的极度需求。这种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矛盾情况正是对教育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矛盾的表现，也正反映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教育投资的两种解释的矛盾。因此笔者在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起因及影响的问题上进行如下的分析。
二、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及影响
（一）教育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
首先，笔者用图1表示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的关系（横轴表示参与教育的人口，纵轴表示教育的收益），并假定：同一程度的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固定时，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入也固定。当没有人参与教育时，很明显教育的收益为零。当参与教育的人口很少时，由于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以及教育的收益等于教育的收入与教育的成本差额，即收益=收入-成本，因此这时的收益在教育成本很大的情况下而较小。当这一人口的数目逐渐增加时，由于上述教育的规模效益使得教育的成本开始边际递减地减少，从而导致教育的收益开始边际递减地增加，直到达到教育收益的最高点。在该点意味着参与教育的人口得到了最好的收益，因此人力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即参与教育的人得到了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符合的职位。当该人口数目继续增加时，由于过量的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的工资下降；同时过多的受教育的人口，又使得教学效率和质量降低，从而要达到与先前相同的劳动力质量水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由此可知，此时的教育的收益因为教育收入的下降和成本上的一定增加而不断减少，且降幅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对应于图1的阴影部分）。根据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定义，图1中阴影部分表示的区域正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发生的区域。
（二）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具体分析
笔者用图2表示就业机会与学历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教育深化的原因。图中，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机会的多少和就业概率成正比，即当就业机会多时，获得工作的概率也就大，反之则小，因此笔者在这里假定就业机会等同于就业概率。且图中的细线标识的曲线代表低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粗线标识的曲线代表高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
现在对图2中的字母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假设和分析。A1表示低学历劳动者平均的工作年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里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学历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水平。由于低学历的劳动者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参与就业，且在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而在这个平均就业年龄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就业机会都是下降的。因为在原点代表的劳动者年龄为零时，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为零。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即就业机会呈现边际递增的增加，直至达到低学历劳动者的最大需求处（A1），接着由于工厂对这部分劳动者的需求主要还来自于对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经验的要求（这里不存在对知识的过分要求），因此直到这时的就业劳动是不会失业的，从而占据了一定分量的就业机会，导致在A1和A2年龄之间的低学历劳动者随着劳动数量的增加所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只减不增。A2表示高学历劳动者平均毕业时间。此时高学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迅速占据一部分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于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代表低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细曲线迅速下降，而下降部分（P0-P1）与代表高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粗曲线上升的部分（P2）相等。同理，高学历劳动者在其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A3）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后，由于就业机会对于年龄存在要求的限度，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机会会自然下降。因为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基本为体力劳动，且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丧失就业机会的时间（这里可以认为是退休时间）会比高学历劳动者更早；而高学历劳动者在年龄增加时仍存在部分特殊行业的需求，比如高校教授等，使其丧失就业机会（退休）的时间更加延长。以上就是对图中两条曲线的现实解释。
接着我们从微观角度用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图2进行解释。根据上文，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的收益=教育的收入-教育的成本。其中，教育的成本指的就是耗费在教育上的投资和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投资可以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值（I）――且按照笔者的观点，这个固定的投资是合意的或低于合意的水平，并非过度投资；机会成本就是未受教育时可以得到的收入。由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个人在初等教育上的投资可以接近于零，再根据上文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水平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定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等于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机会成本=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因此采用的是平均上的概念，特别对收入的定义为全部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这个平均的收入水平很明显是个固定的数值，则它与某一年龄的数值可以有最近似的整数的倍数，假设这个倍数为n，这一年龄为A2，所以教育的机会成本就是图2中阴影S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成本C=S*n+I，也就是C/n=S+I/n，其中I、n为固定常数。同理，教育的收入是受教育后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即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收入=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
假设高学历劳动者是理智的，那么当受教育的劳动者，即高学历劳动者得到的教育收益为零时，就是他们就业机会最大的时刻。因为如果教育收益为正，则存在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他们的就业机会仍有上升空间；如果教育收益为负，就算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高学历劳动者也不会选择。因此，在教育收益为零时，教育的收入就是图2中阴影R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收入L=R*n，也就是L/n=R，此时的毕业时间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由上文知，此时教育收入等于教育成本，即C/n=L/n，也就是S+I/n=R，其中I/n为一个常数。到这里为止，我们得到了关于图中两个阴影面积的关系式，而它们之间的分界线A2代表的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
根据以上解释，我们用图2来分析在过度投资教育的因素之外，造成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现在我们把A2向右移动到M1的位置，也就是把毕业时间从最优的A2延长到M1，但是由于受到退休年龄的限制，使得在就业机会最大时的年龄的变动不大，并且该变动一定小于毕业时间的推后带来的时间变动，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认为A3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改变使得阴影S的面积增大，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此时即使达到了就业机会最大的位置，其代表的教育收益也为负值，这就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为负值）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在这里需要再次指明，社会收益的负值来源于对平均状况的分析，而个人收益是对具体个体的分析。这种负值在等式中表现为成本大于收入，但是现实中却可以映射出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要低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职业，即教育深化。接着，考虑到更极端的状况，当我们把A2延长到M2的时候，不仅仅是社会收益的严重不足，更是使高学历劳动者错过了取得最大就业机会的时机，必然造成高学历劳动者的失业且失业增加，这就产生了知识失业。因此，处于A2和A3之间的毕业时间导致了教育深化；处于A3之后的毕业时间导致了知识失业。换一种更直观的说法来总结以上分析就是：受教育的时间过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现实角度来看，把受教育的时间的长短作为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极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激励毕业生延长毕业时间，以减少即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比如高等教育扩招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正面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认为受教育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越多，越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正是政府的政策引导的结果，于是出现了被托达罗称为“过度”了的投资。
但是若这种投资是过度的且教育是适当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产生了等同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但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乃至站在国际先进技术前沿的知识人才比于发达国家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绝对数上的优势，也完全不存在相对数上的优势。这显然足以证实投资过度一说是错误的，要不然社会上如何会在知识失业的同时，又存在着众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行业。
教育的普及，比如大学本科的大众化，甚至是研究生的大众化，只能在一个方面上表明政府的投资导致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但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这同时导致受教育的人质量变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高学历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和适用性，却没有意识到普及的后果就是在无形中产生了高等知识低等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满足平均程度的受教育能力，教育者们会在社会舆论力之下，不断降低教育难度，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效益，他们更可能会越来越把更深更难的知识转移到更高的学历上，导致与从前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时间的延长，我们可以生动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同时为了获得与从前同等知识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教育上。而且，当受教育时间长于最优的受教育时间时，由于政策的激励――社会负担的投资大于个人负担的投资，如果把教育产品当成一种消费品，那么人们对此的偏好自然是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人们也乐意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即使这样的教育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最合意的了（但此时的社会满足感依然在升高）――这是政府的导向又加剧的社会趋势。
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tjsj/ndsj/。
如上表显示的2004～2012年度的数据可看出，近九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毕业生流出的趋势。虽然“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这一栏表明的职工技术培训学校的毕业人数有些许上升（2012比2004上升18.8个百分点），但是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总体上毕业生人数是呈负增长态势（2012比2004下降21.9个百分点）；同时，在基本无反弹趋势的情况下，小学、初中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以2012比2004下降23.1个百分点和2012比2004下降20个百分点的数字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显著上升――包括研究生2012比2004上升约222.6个百分点，本科生2012比2004上升约161.3百分点，且没有任何反弹现象。
在以上的数据变化中，普通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学的毕业生人数变化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剧减，高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正是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门槛降低、人们教育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众多教育发展的正常状态下，职业技术培训的后退却不是教育发展正常的现象。虽然职工技术培训有所增加，可是职工技术培训多属于上岗后的工人再教育的过程，它对于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生的就业增加并没有影响，这是企业或个人的投资。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人数下降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在人们的教育意识中，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并不是最优选择，对其的评级过低使得人们都往高等教育扎堆，而忽视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真正潜力，使其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虽然在2007年有小幅的上升度，可是由于其反映择校学生行为的滞后性，这个上升度也只能反映更早以前的状态，而近几年的趋势依然不会有较大改变。最后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了教育时间更长的普通高等教育，越来越少的学生进入教育时间短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因此，要解决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受教育时间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改变人们的受教育时间的观念，这就需要转化政府的激励导向。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教育都是接受的时间越长越好，政府应当在提早就业的问题上进行激励和推广，让适合早就业的人群缩短受教育的时间，在最优的毕业时间毕业，从而得到最优的劳动力配置，带来经济的发展。教育应该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而不是普遍的统一阶层。
四、教育的合意度
在以上的分析，笔者假设教育是合意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评判标准。现在笔者对教育的合意度进行一定的模式分析，即教育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针对这一效应笔者用图3和图4来进行说明。
首先对图3中的曲线进行必要的假设分析。其中，图中的横轴表示教育增长率，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由经验知，教育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是呈正比的关系，在最合意的情况下教育增长率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正比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关于教育增长率的函数的斜率为一个正的常数，假设这个常数为k，因此在排除其他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后，于图3中表现为斜率为k的曲线E，这是经济增长率随教育增长率变化的合意曲线。根据初始情况的不同，有两种情况需要我们进行考虑，即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和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合意情况下的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增长率在原点，即为零值。
当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时，如图中L1曲线所示，教育增长率为了赶上经济增长率必须增加，但是由此导致教育投资增加，即教育成本增加，使得教育收益减少，而经济增长率中包含有教育增长率的效应（之前假设了它们之间正的线性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边际递减的增长方式。因为曲线E的合意性，使得教育增长率赶上经济增长率时也是出于合意的状态，所以曲线L1在最高点与曲线E相交。如果要使教育增长率尽快赶上经济增长率（如图2的曲线L2所示），按照取得曲线L1的方式得到了教育增长率追赶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曲线L2，此时的曲线L2比L1在每一点上有更小的斜率，意味着教育成本更大程度的增加，即投资上更大程度的增加。也就是为了增加教育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使其能快速赶上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上文分析知，在合意曲线E上，教育的收益为零，即教育的收入等于教育的成本。因此一旦曲线L1超过了合意曲线E而继续延伸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意味着其中对教育的投资的增加，教育的成本会超过教育收入，使得教育收益为负值，并且在图上反映出教育增长率增加而经济增长率减少的情况，这对于教育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教育的继续增长不会有任何前景，因此属于不合意的范围，用虚线表示。所以图4就是在上文第二部分对图2的分析中未说明的A1与A2之间的情况分析，此时不存在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必须对教育进行投资，使就业机会达到最优，即劳动力的配置达到合意的程度。
当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存在三种情况。情况一如曲线BH所示，对于BH的形状分析与对L1的形状分析相同，只是这里不需要借助经济增长率的曲线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而是由曲线BH直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由于投资增加造成的收益减少使得教育增长率有着边际递减的变化。但现在的图形反映的事实是，即使在初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减少对教育的投资，同时的经济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也掩盖了教育增长率中带来的负效应――也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部分负效应在图中表示的范围为曲线BH的右侧顶点与C点所在直线的垂直距离，而真正为经济增长率起作用的是线段BC的大小所代表的部分。正因为存在多于线段BC部分的折回的负效应，所以托达罗等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式中认为是过度投资导致了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时对教育的投资影响的是教育的增长率，而不是教育的增长，因此无论初始的教育水平是高是低，只要教育增长率中出现了投资导致的增长率减少都可以得出过度投资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教育增长的基数都很低的情况下，尽管增长率的增加是减少的，但对于经济增长的数值仍然是增加的效应。所以因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得出的过度投资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同理得到曲线DI和曲线GJ，它们与曲线BH的差别仅在于初期时教育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额的大小。其中，教育增长率曲线从右侧顶点折回到终点（I、J）的距离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负效应。曲线DI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不变。当教育增长率更加大于经济增长率时，曲线GJ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是极小的，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线段FG间的投资是无意义的，这时就出现了过度投资。
现在让我们对图3中的图形进行极端的扩展。首先考虑曲线BH在H点之后的延长线的意义。由于教育增长率会在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继续减少，而经济增长率却会继续增加，在同时合意曲线E之后的范围意味着教育收益为负，所以得出即使在教育收益为负的时候经济依然增长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者效应为负，这就与最初的假定相矛盾，因此点H之后的曲线属于无意义的范围，用虚线表示。其次，图3中显示的垂直的弧线是在投资变化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的三种状态，而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时，弧线的弧度会增加，在极大的投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条弧线与合意曲线E没有交点，但把极大的投资投入教育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不符合实际，因此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而当投资变得很小的时候，弧线的弧度会减少，甚至趋近于一条直线，此时的弧线要和合意曲线E相交则需要极大的教育增长率。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在对教育投资很少的发展中地区，教育的基数也很小，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对教育的投资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教育增长率。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不论初期教育和经济的增长率大小如何，它们的终点必将回归到合意的曲线E上，使得教育对经济的效应达到最优，而此时的教育水平就是合意的。
五、小结
以上都是针对于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中存在的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矛盾的分析，笔者主要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合意和教育时间的评议上，通过调整投资来影响教育合意度，改变人们观念来调整教育时间。当然教育合意度在现实情况中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在上文中笔者假定教育的收入固定，用投资来影响教育的成本。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带来的收入因人而异，教育的成本也会因不同人的收入差异而发生变化。但是投资是在教育合意度中相对比较好控制的一环，且总存在于教育合意度的评判过程中，因此用投资来调整教育合意度的方式仍然是有效的，而衡量教育合意度就要考虑到投资、收入、就业机会等复杂因素了。
对于知识失业的解决方式当然不止于对教育时间的缩短，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重视正规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注意力去发展非正规教育（包括在职训练、职前训练、农业推广、成人识字、电视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基本技能短期训练等等）；还有调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使之从高度集中的地区分散到对其需求大的非集中地，这也需要对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加大改善的努力。
其中，改善人们的传统观念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即使发展了非正规教育，被企业接受的一般只是企业内部举办的或在外部有相关认可的非正规教育，锁定的范围已经是就业的劳动者，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非正规教育并不被企业和工厂所接受，这主要还是来源于观念上对这些非正规教育的不认同。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为了迎合社会需要，非正规教育在缩短教育时间上是有效率且有质量的，这却是被重视的正规教育所不及的。对于可以极大发展一国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在正规教育上缩短教育时间就意味着阻止教育退化，把对教育的投资切实用到提高教育质量而非仅仅是数量的环节上。因为教育的可获得性是远远大于其他一切资本设备的，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达到同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除开外国援助这样减少成本的因素，在教育的成本的投资上，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但从1972年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培养人才上耗费的成本的比较上看，同等的人才水平美国需要8.83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展中国家需要3.20亿美元，这个差距即使排开援助的效果也是很高的，教育占发展中国家的GDP比例普遍低下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这一差距。这种排除了量的影响而反应质的差额，正是对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是缩短教育时间所要反应的政策意义。这就需要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因为教育质量的退化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这种观念上对于教育时间的幻觉，而人们正是通过对于学历来考察他人教育时间的绝对量上的长短的。
总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我们要将其带来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并尽量减少负效应的产生。这就需要把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同时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够作出合理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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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卡连柯 劳动教育 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 、“ 在集体中” 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劳动课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在教育。由此可见，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创新的时代呼唤创新教育。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精神是教育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劳动课中，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营造氛围，鼓励创新
创新意识的开发需要营造民主、和谐、自由、开放的氛围，良好的氛围可以激发儿童的创新意识。
1.佳作欣赏，激发创新热情。
如上《制作拼盘》一课时，我先拿出一盘色、形、味俱全的凉菜――拉皮黄瓜，让学生鉴赏。学生面对这如工艺品一样的拼盘，十分好奇，纷纷问我：这盘菜是怎样做出来的呢？于是我抓住学生急于求知的心理，让学生自己看书，考虑《制作拼盘――拉皮黄瓜》需要几步完成，每一步都怎样做，这样变以往让学生硬性地掌握知识为学生主动求知。在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主动参与下，学生很快地做出一盘盘颜色、刀法、口味俱全的拼盘。从颜色搭配到造型的创新，无不体现出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好后，分组品评鉴赏，看哪组学生的拼盘做得既美观又味鲜，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大家赞美，都十分高兴。
2.熏陶感染，体会创新乐趣。
如上《洗小件衣物》一课时，我在黑板上画了几幅儿童愉快劳动的场景，并把劳动过程编成儿歌，让学生边劳动边唱。同时小组进行比赛，先看哪组学生能把衣服洗得既快又干净，再看哪组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产生奇思妙想，把衣服上的污渍洗干净。这样既达到教学目的，又巩固劳动技能，使学生体验到劳动的乐趣。
3.直观演示，增添创新乐趣。
劳动课的直观教学，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通过电化教学、实物、图片、演示等直观教学使学生仔细地观察作品制作的每一个过程，从而学会操作技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如上《制作花环花束》一课时，我先出示事先制作好的花环花束，让学生仔细观察，以此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然后对制作中的难点进行适当点拨，随后学生分组进行制作，教师强调让学生不拘于课本中的制作方法。自己动脑想，看制作花环花束，除了书上介绍的方法外，还能想出哪些粘花环花束的方法。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制作出新颖别致、花型各异的花环花束。随后让学生手举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环花束，伴着《运动员进行曲》，昂头挺胸地走到前面来，把作品展示给学生看，面对同学那一句句赞赏的话语和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学生兴奋不已，增添了劳动乐趣。
4.质疑问难，激发创新欲望。
在质疑问难中，要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尊重学生的创新个性。创新的起点是从问题开始的，在小学生活与劳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对学生质疑问难精神和质疑能力的培养。教师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鼓励学生敢于思考、敢于批判、敢于质疑。在教学《编结网袋》一课时，我先出示一只编好的精致网袋，然后问：“如果你是厂里的工人，你会用到哪些材料，怎么来织？”这一问激活课堂，学生产生疑问，究竟需要哪些材料？然后通过有目的的观察，发现需要金属圈、长纱绳、剪刀和粗绳等材料和工具，再对教学过程进行质疑，在思考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而自然而然地总结出编织网袋的步骤，教学内容也随之得到强化。在学生回答时，教师不能随便说“我同意他的观点”或“我和他一样”之类的话，让他们知道每个人的基础不同，想法也不同，让每个学生敢于创新。
二、创造环境，大胆创新
1.课内亲身实践，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
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与创造思维的发展，总是与创新活动相联系的，因此为学生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客观环境是极重要的。从课堂环境说，应为儿童提供创新性思维的机会。比如讲《修剪篱笆》一课时，我把学生带到学校绿篱边，让他们仔细观察从外形看有什么特点？同时亲自动手修剪绿篱，让学生有亲身实践的机会。同时让学生说绿篱除了常见的梯形外，还可以修建成哪些形状？学生集思广益，想出把绿篱可以修建成城垛、波浪、孔雀开屏、大熊猫、球形等，从而发展儿童的创新思维。
2.课外成立兴趣小组，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
从课外环境说，鼓励儿童自发地成立课外手工制作小组、家务劳动组及园艺组课外小组，每月举行一次各小组成果展评，看哪组学生的作品最优秀。
这样做到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在课外得到延伸和发展。从课内到课外，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就会时时处处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在丰富多彩的创新活动中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提高。
3.创设多彩的问题情境，奉送给学生创新的时间。
教学目标确定之后，教学活动的好坏是决定能否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我们要相信学生的潜能，要创造条件，使学生获得充分发展。只有激发和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探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才有可能实现。仍以《剪窗花》为例，一张正方形彩纸，折成与它面积的八分之一同样大小的三角形共有多少种折法，教师可以通过传统手段或投影、视频展台等现代手段示范一种方法，让学生通过观察探索其他多种方法进行折叠；《做毽子》可将两种毽托与毽毛的结合方法图示展示给学生，让他们通过观察，探索其他结合方法。技能在于训练，知识在于探索，知识是简单、快捷操作的一把金钥匙。在大力提高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应在宝贵的40分钟内为学生营造“创新”的氛围，创设多彩的问题情境，给学生“创新”的时间。
4.展评欣赏，延伸创新。
关键词：劳技教育；教师；素质；专业；成长途径
劳动技术课是普通高级中学的一门必修学科，是对学生实施劳动技术教育的重要课程。劳技课的开设，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在培养和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的素质方面起着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作用。劳动技术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与效果，使其名副其实地起到培养和提高中学生相应素质的作用，与广大劳技教育教师的素质密切相关。然而，我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资料表明：我市中小学劳技教育师资严重缺乏，劳技教育专业水平堪忧。劳技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劳技教师专业水平决定劳技教育质量
劳技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程，与其他必修课程相比，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教学内容，无论是教学设施还是师资配备，均处于弱势地位。劳技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是一项综合性的素质教育，承载着时代赋予的创新精神培养的任务。因为许多学校的劳技课教师一般还兼任着学校的科技与科普工作，如科技小发明、小制作、三模、风筝、环保等项目的课外兴趣小组及其竞赛辅导工作，劳技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着学校科普工作的开展。
从教师发展角度看，专业成长是教师个体成长的需求，有助于教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学生的发展需要看，学校没有一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劳技教育缺乏创新的动力，学生的创新潜能无法得以有效开发。因此提高劳技教育师资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时展的呼唤。劳技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除了基本知识外，还要及时了解当今科技发展的动态和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了解学生在时代大潮中的思想变化。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教师要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者。这就要求劳技教师具备多方位的知识与技能，只有走专业成长的道路，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二、劳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
1. 开展课题研究
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是广大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平台。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教学工作的模式要实现由“经验型”向“科研型”的转型。而进行课题研究是提高劳技教师教育理论水平与教学实践能力的最佳途径。
课题研究过程中，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选择与论证、查阅文献资料，根据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课题研究方案。课题研究是为解决一个相对独立而单一的问题,而确定的最基本的研究单元。教师对既定教学目标的探索性实践，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在研究过程中，教师通过边实践边提高的方法，不断深化、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例如笔者于“十一五”期间，申报了一个校级课题《中学劳技课会计电算化的实践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大量收集了中学劳技教育方面的资料，全面分析学生的学习现状与发展前景。通过调查分析，逐步明确了研究的方向。我组织了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每周课外活动半天。课题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教然后知不足”，课题研究越深入，教师的知识储备也就越多。由于把课题研究与培养学生的劳技兴趣结合起来，课题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本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也因此有了显著提高。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提高高中劳技教育技术含量的实践与探索——以会计电算化为例》发表在《新课程研究》2010年11期。
2. 组织联片教研
在全面深入地推进新课改实践中，校本教研作为一全新的教育理念成为促进学校、教师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和支柱。然而，劳技课作为一门小而新的课程，却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一个年级仅一名劳技教师，教师数量少，开展校本教研有一定的困难。而劳技课和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科任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必须具备很强的动手能力。可是对于劳技教师来说，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劳动技能方面，没有一位教师是全能的。在教学中碰到了问题，就只得独自摸索，“闭门造车”，极大地影响了劳技教师的专业成长。
借鉴外地教育经验，我们组织了劳技教育校本教研联动协作片。以“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劳技合作团队”为主旨，通过多种形式的联片教研活动，达到了提高片内学校劳技教育的质量、促进劳技教师的专业成长的目的。改变了过去劳技教育单打独闹，没有组织教研活动、无法实现“同科互动、同伴互助”的现状，为劳技教师搭建了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与专业成长的平台。联片教研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劳技教师的专业成长。
3. 展示公开课
优质课的公开展示活动是目前各类教研活动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也是最常见、最基本、最典型的教师教学能力的展示平台，没有哪位教师上公开课不精雕细磨，精心准备。包括大量信息的收集，教学内容的提炼，教具和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教案、学案的改写，准备完毕还进行说课，反复试教，认真听取同行的意见，不断改进教法等等。
一堂有准备的公开课，应能体现新课程理念，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对新课程的推进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公开课精心准备的过程，就是教师领悟教育理念，全面反思自己日常教育学行为的过程，也是自己教学水平日益精进的过程。公开课过程中，教师会反思过去的同类课程，何处需改进，需拓展。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主导性如何体现等等。这样就会迫使教师去钻研更多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课后的评课，也会有极大的启迪。公开课不仅是教师自我反思的对象，同时也是同行探讨、争议的领域。从而对推动课程改革，促进劳技教师专业成长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2011年我在高二年级开了一堂《个人理财与财务知识》的公开课，把教学目标定为培养学生的自主理财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我还专门上网研究了理财在线手册，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理财知识。我还列举了当前社会上的一些投资理财行为：如炒股、买、社会集资放贷。通过观察与询问，我了解了学生的兴趣点，帮助学生。模拟家庭理财规划,生活理财常识,个人理财技巧,投资理财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 加强业务培训
一名称职的劳技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教育教学能力外，还要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劳技教育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而师范院校没有劳技专业，劳技教师基本为半路出家，改行任教，专业技术不够熟练，不够全面，许多劳技教师教育观念滞后，教育教学水平较低。加之劳技教育任课教师安排的随意性，队伍不稳定，造成目前劳技师资队伍素质普遍较低，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教育事业。建议教育行政部门：①及时制定有利于劳技师资队伍建设的具体政策。②将劳技教育工作列入学校综合考评的主要内容。③将劳技教师的专业培训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④引进技术师范学院毕业生任教劳技课程。⑤落实劳技教师应有的待遇，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加入到劳技教师队伍中来。不断提高劳技教师的业务素质与教学水平，造就一支既懂教育理论，又有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劳技师资队伍。
参考文献：
[1]顾国麒.普通高中劳动技术教育的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
关键词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扩展Solow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03.9；F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0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5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和体现人的价值的核心载体，由于其与劳动水平紧密相连，并且对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人力资本对经济活动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和深入分析人力资本现状及其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程度，研究优化人力资本相应对策，不仅关系到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能否获得有力的支撑条件，也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能否获得长期的动力支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在人力资本存量和素质都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完善人力资本结构，探究人力资本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1 已有研究评价和问题提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 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阐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之后以Romer[2]和Lucas[3]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积极影响着物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形成，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Jess Benhabib等利用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4]； Gregory Mankiw等人在探讨Solow模型与生活水平变化是否一致时发现，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扩展索罗模型可以有效描述经济变化[5]。沈利生、朱运法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估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0.60%[6]。王金营同样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估算出1978-1998年间，经济增长有16.9%来自于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7]。靳卫东认为人力资本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与否不仅决定着产业结构转化的效率，也是造成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8]。
对于人力资本的衡量，学者们已经成熟运用许多方法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主要包括从产出角度的度量方法和从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从产出角度的度量方法可以引申为劳动者报酬法，从投入角度的度量方法包括学历指数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教育经费法、教育年限法等。除此之外，其他方法还有劳动数量法、预期寿命法、人均床位法等。总结前人的研究，累计投入法相对较合理。累计投入法的优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张帆[9]、钱雪亚[10]等人的研究证明，由此引出了一种与物质资本存量类似的人力资本永续盘存法思想。这也是本文提出综合人力资本度量法的基础之一。另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越来越多，越变越复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何变化尚未可知。为此本文将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然后将测度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代入扩展的Solow模型，并利用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评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测量
2.1 综合人力资本度量方法的提出依据
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方法的不同必将带来结论的不尽相同。在前文中，我们已指出不同的人力资本方法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既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而绝大多数文献存在的最重要的一点不足就是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为此，
本文将在考虑到资金时间价值和折旧的基础上，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全新的人力资本测度体系，
指标更加全面合理，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为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2 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人力资本的大小受到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等因素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人力资本受这些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我们根据人力资本的构成，同时考虑其相关的影响因素，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可比性和全面性原则，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设置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在教育方面，选取6个指标：①平均受教育年限X1（年），这个指标用来衡量我国受教育的平均年数；②教育人口比重X2（%），这个指标是指我国接受过教育的人口占所有人口的比例；③年度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X3（人），该指标是指在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基本不识字的人口数；④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X4（%），它是各地区初中毕业后继续上高中的学生比重；⑤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X5（%），它反映各地区高中毕业后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比重；⑥全国教育经费X6（万元），该指标反映我国每年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费用。
（2）在劳动力再培训方面，选取的指标为：①R&D经费X7（亿元），该指标是指在劳动力发展过程中在新领域、新技能方面的投资投入；②R&D经费占GDP比重X8（%），该指标衡量劳动力再培训对人力资本结构的贡献程度。
（3）在劳动力身心健康方面，选取的指标为：①出生时预期寿命X9（年），由于人的寿命长短与健康密切相关，这个指标综合反映一定时期的健康存量大小；②婴儿成活率X10（%），这个指标反映各地区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同时由于婴儿时健康会影响其一生的成长，这个指标还能预示未来人力资本状况；③人均卫生总费用X11（元），它是我国财政支出在卫生保健事业的投入情况，反映对人身心健康的物质保障情况。
（4）在劳动力合理流动方面，选取的指标为：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X12（%），该指标是指我国15-64岁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部分人口是参与劳动生产，为整个社会提供赖以生存的劳动成果的主要群体，该部分人口的多少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这个指标用来反映各地人力资本配置质量，即用来衡量各地人力资本中迁移与流动资本；②城镇人口所占比重X13（%），城市作为工业与第三产业的中心，它更有利人力资本效能的发挥，城镇人口比例的变化体现了劳动力对地区选择的偏好；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4（元），这个指标用来反映各地人力资本的生产创造能力。
2.3 样本数据与计算结果分析
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1990年到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然后，我们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试图用最少个数不可测的公共因子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变量。
如表2所示，H1表示的是影响人力资本的人口质量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全国教育经费（万元）、出生时预期寿命（年）、婴儿成活率（%）、人均卫生
总费用（元）、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12个因素，H2表示的影响人力资本的人口数量相关因素，主要包括教育人口比重（%）、年度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数（人），他们各自载荷见表2。
根据表2中显示的两个主因子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计算两个主因子的值，其中：
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它们对人力资本的累积贡献率，我们可以假定人力资本只受这两个因子的影响，因此，我们可建立如下公式，得出了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大小：
从而得出人力资本的大小，通过综合评价所求得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单纯利用单一指标所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更符合实际。我们可以从表3中看到，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通过对H1和H2的综合配比衡量得出，H1所占权重为0.807 92，H2所占权重为0.127 35。199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的结算结果是逐年递增的，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累积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在持续上升的。综合评价结果比较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发展的实际情况。
3 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3.1 扩展Solow模型
索洛1956年将技术进步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经济增长中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这里，将技术进步是看成外生的，可以用一个时间变量来代替[11]。John Kendrick于1976年将此技术进步解释为由人力资本、制度、结构等其他因素决定的一个综合因子，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12]。因此，索洛模型是间接考虑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是在增长方程中，将人力资本作为与物质资本、劳动同等性质的要素投入看待，将技术进步率看成外生的变量，实际上是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一种变形，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Yt=AKαt Lβt Hγt eμt
（2）
其中，Yt、Kt、Lt分别代表产出（国内生产总值）、资本（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就业人数），Ht代表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在研究中所用的人力资本指标有平均教育年数、（政府或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教育投资存量、教育总年限等，此处用上文中的人力资本综合指标体系衡量。A为技术进步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γ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则α+β+γ=1。μt为模型随机干扰项，由制度、结构等未观测变量所决定。对（2）式两边取数变换后的模型如下：
lnYt=δlnAt+αlnKt+βlnLt+γlnHt+μt
（3）
如（3）式所示，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技术进步产出弹性乘积、资本增长率与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劳动增长率与劳动产出弹性乘积、人力资本增长率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乘积四个部分构成。
3.2 样本数据与计算结果
模型的样本数据是采用1990-2010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Y（GDP）、资本投入（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以及人力资本存量H，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总额、就业人数、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等指标都经过了技术处理，各个指标的取值详见表4。
本文采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来处理原模型，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自回归AR（1）和二阶自回归AR（2），其目的是为了消除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的序列相关性。我们应用EVIEWS7.2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在表5中，ln（K/L）、ln（H/L）的t值分别为6.86、2.16均大于2，同时Sig.值分别为0和0.0478，均小于0.05，表明这两个变量在5%水平上对因变量ln（Y/L）解释显著，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良好。由此我们把求得的系数带入到式（3），即得出1990-2010我国经济增长模型：
Yt=2.29 K0.57t L0.18t H0.25t eμt
（4）
由得出的扩展索洛模型可知，资本要素Kt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这是一个综合的测算结果，在对人力资本变量样本数据的选取上我们是在对前面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基础上进行的，因此，57%的贡献率中有很大一部包含了技术进步方面的因素，这主要是方法和变量选取问题。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和变量的设置与选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很难严格区分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技术进步也好，人力资本存量也罢，最终体现在经济增长中的要素里面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智力这一根本的因素，这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方面。
如图1所示，我国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从1990年到2010年逐年递增，2010年达到最高，表明我国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重视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我们的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两大要素，而劳动力数量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递减。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
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 重视教育，全面挖掘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实力
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人口的学历结构还是比较低的，大专学历人口比例只有8.93%，高中学历人口14.03%。这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情况相比还是非常低的。特别是综合国力排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相比，我们就差得更远了。因此，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大国和富国，我们还没有坚实的内在自信和外在发达的科技水平。教育是立国之基石，人才是强国根本，科技是发展之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上下大力气，加大投资，注重各类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做到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技素质。
另外，我国目前面临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的劳动力（即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供不应求的窘境，特别是高技术人才、风险管理、企业经营等具备核心关键技术能力的人才严重匮乏。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迅速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全面挖掘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实力。其次，创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为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
4.2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培养中高端人才
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以知识、技能等形式表现出来，效率和收益呈递增趋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在新经济形式和环境中，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摆脱“世界加工厂”这种自娱自乐式的自我陶醉，要走资本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要素的供给递减，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况下，想要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唯有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经济投入推动发展的传统模式，提高教育财政经费比重。同时要改善政府投资结构，重点倾斜于基础教育领域，致力于帮助贫困而无能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获得生存技能。从整体上全面有重点提升人力资本和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二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发展。教育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除了政府之外，应鼓励个人投资和社会各界投资办学，推动教育产业化，加强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管理，鼓励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从劳动者个人角度出发，积极提倡“终生就业，终生培训”的观点，营造职员积极参加在职培训及各种再教育的氛围。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准的灵活用工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与能力相匹配，强化人力资本投资诱因，形成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有利于改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精细型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上转变。
4.3 优化我国产业结构，重视老年人力资本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与进步，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必须转变并优化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人口红利消逝带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逐渐削弱，终将打破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发展的传统模式，我国过去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将难以持续。长远来看，人口红利终将消失，我们必须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要切实重视对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一来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余热效应”，二来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发达国家先于中国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因此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市场方面起步较早，经验丰富。例如2001年《欧洲就业指南》要求各成员国采取措施保障老年人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机会，并积极实施“终身培训”、“工作再设计”、“特殊培训”等战略，以维系老龄工人的能力和技能。日本在《老年人稳定就业相关法》中鼓励设立“老年人工作经验活用中心”，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短期工作的机会。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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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 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