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5 16:58:19
关键词：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现代农业；耦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39—05
传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生产中农业生产者对农业生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应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促进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
一、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内涵
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是指传统农耕文化精髓融合到现代农业发展中，促进现代农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时通过现代农业发展将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传承下来，并有适度的创新，最终达到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发展实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过程。所谓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是延续、传承至今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哲学内涵及“协调和谐的三才观以及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表1中，笔者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归纳，从6个方面反映了农耕文化的精髓、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不同土壤、不同自然环境下种植不同作物，培育、改良农作物品种适应环境
利用相生相克原理，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物种群合理组合在一起，达到生物防治
“桑基鱼塘”：田基种桑，水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粪喂鱼，塘泥肥桑
强调努力生产，节制消费，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保证农作物质量安全，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代农业要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注重生态和谐
利用前人积累的广泛经验和丰富的品种资源改良作物品种，从而达到预期效果。
病虫害防治上优先选择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人工措施等，控制农药残留，发展绿色农业
合理利用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建立资源还原或再生循环体系
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节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农耕文化丰富的和谐理念与人文精神对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农业，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
用，农耕社会的产品安全无污染、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应当吸收。农耕文化中顺应天时，找准特色，因地制宜，和谐发展的内涵，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耕文化中地力常新、精耕细作、农牧结合等优良传统以及大力提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思想，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的良方。
一方面，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促进现代农业向符合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保护、传承、创新农耕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绿色农业，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促进资源持续利用。另一方面，现在休闲农业、绿色农业的兴起，又有利于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发扬光大。目前，各地打造的最大限度彰显传统文化特色的休闲农业园区，绿色农业园区，在提供高端健康食品的同时，也让人们充分体验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
耦合发展的机制和功能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的机制主要是市场机制、政府调控机制与文化传导机制。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作用的机理是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的调控和推动不可或缺，文化的繁荣发展起传导作用，二者耦合的结果产生叠加放大效应，叠加放大又进一步加强了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融合。
1.起引导功能的市场机制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我国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大大超出国家标准，且成为较为突出的现象。同时，加上农民大量、超量或不合理地施用化肥于农作物上，致使化肥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也越来越重。化肥施用不当、滥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并不亚于蔬菜、粮食中残留的农药。还有一些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污染，对农产品质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由此，人们渴望消费无污染、无农药残留的绿色食品，这就需要依靠市场的价格机制让有机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目前，有机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低。为此，必须通过价格杠杆让更多的农业生产者发展有机农业，促使现代农业与传统农耕文化精髓更好地耦合发展。
2.起推动功能的调控机制
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精髓发展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二者耦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但同时我国人口众多，消费群体庞大，而耕地面积又在日趋减少，环境污染在日趋加重。这样，我们既要保障广大人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又要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安全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千方百计的保障耕地面积，在推广城镇化工业化的今天，这是一个艰巨任务。二是耦合后农业生产投入会提高，成本会加大。利用传统农耕技术，势必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施用农家肥，虽然较为环保，但要有一个积粪、沤粪、施肥的漫长过程，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精耕细作整理土地，人工除草而不使用除草剂，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存在以上一些问题，加上目前有机农产品价格不够合理，就难以吸引农业生产者。致使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为了图省劲，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所以，要吸引农民吸收农耕文化精华，发展安全农业，政府就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建议政府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补贴，对那些把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结合生产安全农产品的，给予适当鼓励。
3.起促成功能的传导机制
农耕文化是祖国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物质层面和价值理念两部分组成，物质层面主要是指“间作”“套种”、精耕细作、稻田养鱼、养鸭治蝗、桑基鱼塘等优良传统农作技术；价值理念则是指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许多先进农业技术代替了传统耕作技术和方法，传统农耕技术离我们渐行渐远。而优良的传统农耕理念在新生代农民中也几乎荡然无存。所以，要促成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就要大力发展、繁荣农村文化，提升农业经济软实力。为此，务必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宣传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农村中小学自然科学教材中编写有关传统农耕文化的知识；务必要在社会中普及农耕文化，通过电视、电影、图书、报纸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农耕文化、宣传农耕文化；务必建立农耕博物馆，让农耕技术作为优良人类遗产保留下来。目前，主要在一些高等院校为研究所用而建设农耕博物馆，而事实上更需要了解农耕文化精髓的应该是新一代农民，因此，也应在有条件的基层农村建立农耕博物馆，以更好地宣传、继承农耕文化。
三、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模式
农耕文化是古代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农业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一脉相承，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传承与创新有多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劳动主体耦合、劳动资料耦合、劳动对象耦合三种模式。
1.劳动主体耦合模式：包括劳动主体在农耕理念、农耕知识等方面的耦合
农耕理念的耦合是传统的农业信仰与现代的农业观念的耦合。其一，重农利农的传统思想与现代重视粮食生产精神的耦合。我国历朝历代都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农业生产中要重视农业生产，调动地方政府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不牺牲农业和环境。其二，珍惜土地的传统情节与今天严守“耕地红线”的观念相耦合。我国古人历来钟情于土地，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尊崇土地、热爱土地、珍惜土地的文化传统。今天，土地是我们城镇化、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更是发展农业的保障。我们要秉承传统，科学发展，珍惜每一寸土地。其三，崇尚节俭的传统习惯与建立节约型社会相耦合。古人非常重视节俭和积蓄，反对奢侈浪费，今天，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农耕知识的耦合是传统农业知识与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耦合。包括“应时、取宜”传统农业生产知识和现代设施农业的耦合；天、地、人和谐的“三才”观与遵循自然规律的耦合；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与现代科技的耦合；传统施肥技术与现代测土配方技术的耦合。其一，“应时、取宜”传统知识和现代设施农业的耦合。农业生产活动的特点是季节性、时间性。我国古人就是根据自然节律和农作物生产周期安排农事活动，在很早时期就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不误农时”、“不违农时”，是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思想。而现代设施农业正是通过建造大棚等人工创造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气象环境，从而生产“反季节”作物，这正是对传统气象知识的继承和利用。其二，“三才”观与遵循自然规律的耦合。中国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天、地、人和谐的“三才”理论是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摆正了人与自然、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自然规律的关系。这种传统农耕文化的合理内核与实质启示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秩序的和谐与平衡。其三，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的耦合。精耕细作是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较高的投入来实现较高的产出，是一种耕作制度、耕作技术、耕作管理的综合技术体系。我国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倒茬轮种、间作套种、一年多熟等农产品的种植方法，通过锄草灌溉、深翻土地等多种耕作技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现在农业科技的发展可以使倒茬轮种、间作套种等更为科学，锄草灌溉、深翻土地效率更高。
2.劳动资料耦合模式：包括农业生产工具的耦合、农业生产资料的耦合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耦合
农业生产工具的耦合：其一，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一脉相承，是对传统农具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其二，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同时并存，共同发挥作用。其三，现代农业机械与传统农具结合使用。许多传统农具与现代农业技术结合，发挥了更好的效率。
农业生产资料的耦合：其一，有机肥与无机肥的结合。为了保证农作物营养的需求，传统农耕文化注意积肥、造肥和庄稼的施肥。集体经济时代，许多农村集体在堆积沤制大粪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需要把氮、磷、钾等无机肥料加入到粪堆中，这样再进行施肥既能改良土壤，又能提高肥力。其二，传统植保技术与农药植保的结合。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创造了多种防治病虫害、抗御自然灾害的办法，如采取轮作、深耕、抗病良种、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药治虫等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现代病虫害的防治要吸纳传统防治技术，优先选择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人工措施等绿色植保技术。
农业生产方式的耦合：其一，变废为宝的循环生产方式与发展有机农业的融合。在中国传统农业实践中，把种植业、养殖业紧密结合起来循环生产。积肥造粪的过程就是一种能量循环过程。通过对人粪、畜粪、秸秆、苗粪、生产生活垃圾等的沤制发酵过程，实现废物的再利用。这实际上是现代有机农业所追求的生态循环生产方式。其二，传统农业与发展休闲农业的结合。我国农耕文化悠久。而优美的田园风光、古朴的农耕情调是农耕文化的载体和韵味，也是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的基础。在城市近郊农业地区，一是发展“农家乐”旅游项目，二是让市民参与采摘水果、蔬菜和花卉等，体会农家乐趣。三是通过循环经济模式，解决养殖业中的家畜粪便污染，向社会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
3.劳动对象的耦合：包括培肥养护地力方法的耦合、农作物种子培育技术的耦合
培肥养护地力方法的耦合：主要是古代培肥养护地力与现代“沃土工程”的耦合。我国古人非常注重改良土壤、培育地力、养护地力、合理用地。古代农学“天时、地利”中的“地利”就是指的对土地的培育和养护。合理施肥是养护地力、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措施。现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沃土工程”就是推动耕地综合培肥改良，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和有机肥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健康、肥沃的优质土壤，营造安全、洁净的生态环境。
种子培育技术的耦合：其一，古代自然选择的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耦合。我国从西周后期，就有关于选育良种的记载。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出抗旱、耐涝、抗碱、耐酸的粮食作物品种，以适合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生产条件。现代先进的种子技术则吸收前人的经验，通过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及分子生物技术，培育出适应能力更强的农作物品种。其二，古代的“洲际引种”与现代杂交技术的耦合。我国自汉唐以来，就从中西亚引进小麦、胡豆、胡谷、胡葱、胡蒜、胡桃、胡瓜、胡葵、胡麻、胡栗、胡椒等，到明清又引进了红薯、烟草、棉花、玉米、花生等。洲际引种促进了农耕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现代杂交技术则通过不同亲本的遗传基因的组合，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特别是可以对世界各地的作物品种进行筛选组合，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
四、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
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为了促成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1.提高三个认识
传统农耕文化的许多理念、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认知，在现代生产和生活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认识和理解。一是提高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和时代特色的认识。传统农耕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念，“变废为宝”的循环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正是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提高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作用的认识。农耕文化是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我国传统农业历经数千年长盛不衰，而且每次社会动乱后又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主要得益于精耕细作等传统农耕技术和安农重农等传统农耕理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我国农业发展起了主导和基础性作用。三是提高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关系的认识。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农耕文明拥有的许多优良传统技术和核心理念，今天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2.树立三种理念
一是树立挖掘保护农耕文化的理念。我国地域广阔，农耕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的农耕文化深藏偏僻山村，有的传统农耕用具散落在民间，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的见证，我们要不断地挖掘和保护。二是树立开发利用农耕文化的理念。开发利用农耕文化不仅能够改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能提升我国农业软实力，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三是树立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理念。现代农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化一脉相承，是对农耕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农耕文化，不仅要继承，更要创新。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它既有精耕细作、不误农时等先进理念，同时，小农生产者也有自给自足的缺陷。我们在发展现代农业中，要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摈弃农耕文化中小农经济、小富即安等缺陷。
3.探索两条途径
实现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就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传承、吸收和创新农耕文化精髓。其实现途径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条途径。一是在物质层面，通过传统农村村落的保留和农耕博物馆的建立使农耕文化得以传承。我国的传承在农村，一般传统农居和自然村落都保留有浓厚的传统农耕文化，农村民俗特色，有独特的村落景观，是人们共同的回忆。而农耕博物馆则通过对耧、犁、锄、耙，纺车、织布机、石磨等传统农耕工具的收藏，让人们对农耕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二中在精神层面，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理念投射到现代农业的发展上。将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与集约化耕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循环经济、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和谐社会等现代农业理念结合起来。
4.采取五项举措
推动传统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耦合发展的举措是宣传弘扬利用农耕文化，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发展多功能农业。具体措施：一是加强宣传。地方政府要重视农耕文化的宣传工作，可以把农耕文化与传统节庆日结合，开展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农耕节庆活动，以发扬光大农耕文化。也可以邀请媒体拍摄农耕文化纪录片，记录传统的农耕方式、传统食品、民间习俗及田园风光。还可以通过教科书，漫画等形式让农耕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中。二是加强保护。对传统的农耕技艺，农耕理念，建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破坏农耕文化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三是发展休闲旅游农业。传统农耕文化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目前，乡村体验旅游成为时尚，人们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在体验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农耕文化得到弘扬。四是打造体现农耕文化特色的农业品牌。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在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园时，要充分彰显各地区、各民族的农耕文化特点。五是培养人才队伍。要培养一批传承创新农耕文化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特别是培养能对农耕文化进行整理、编撰、宣传和保护的人才，让农耕文化的传承更加组织化、专业化。
5.力争三方支持
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的耦合发展需要制度、政策、资金的支持。为此，需要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三方共同努力。一是政府要制定政策，推动优秀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融合。一方面，政府对弘扬传承农耕文化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财政投入、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用地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对农耕文化产业进行扶持。例如：对利用农耕文化发展绿色农业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财政政策支持农耕博物馆建设、农耕文化宣传片拍摄和农耕文化教材编写等。二是金融机构应给农耕文化的传承创新一定的资金支持。对于传承创新农耕文化所需资金金融机构应给予无息或低息贷款，特别是支持农业发展的农业发展银行更应该大力支持农耕文化精髓与现代农业融合的项目。三是争取民间资本解决农耕文化传承创新中的资金不足问题。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鼓励企业、民间投资农耕文化传承创新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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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农业、商品农业能够创造更大的产出并给从业者带来丰厚回报。面对经济与效率的诱惑，放弃传统农业就成为人们的自然选择。这本来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但如果任由这种演进无限制发展，则现存不多的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也将面临被彻底抛弃的命运，其结果将不仅是文化的遗失、景观的遗失，更将对依附于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的整个生态环境造成彻底破坏，背后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损失几乎无可估量。我国新疆地区传统干旱农业灌溉系统“坎儿井”近年来不断消失，依存这一体系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受到严重危胁；云南哈尼稻作梯田因为近年来连续干旱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民将水田改成旱地，放弃传统稻作种植；其他很多农业文化遗产也正在面临消逝的危险。依法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当前农业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主体权属不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农作方式，有支持其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本身既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属不明确，权利主体难以准确确定，造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关系调整对角的缺位。（二）利益结构复杂传统法律体系下权益主体都是明确的个人，财产创造行为和获益主体明确。而农业文化遗产则不同，作为一种“活”的遗产，其创造、维护、开发与保护都是由当地社会多因素共同促成、参与的，很难清晰划分。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划分也需要法律确定。（三）法律制度缺位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对两种遗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不足，也缺少对相应特征的保护。而农业文化遗产恰恰集两种遗产特征与一体，这种“尴尬”处境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失去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农业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和社区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问题维护农业文化遗产动态发展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地、林地、水体、海洋，它们是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二是这些区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农民和社区，他们是“活”的要素，传承着农业文化遗产中凝结的智慧与经验。农民、社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使二者相互依存的体系得以维护和继续，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前提。（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自身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等。其中物质要素主要有自然要素和系统内农业生产设施、生产工具等，非物质要素包括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技巧、实践经验等。对这些要素的保护主要涉及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三）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方面除传统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主要争议点还包括生物专利权问题和传统知识问题，而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材料与传统知识提供者和研究者之间，对农业文化遗产提供的材料和传统知识产生的知识权益进行分配。（四）农业文化遗产有关贸易活动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的商品和服务活动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通过交易得到实现，而这种保护本身也是对传统系统提品与服务价值的认同。但是由于传统农业市场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农业文化遗产提品在市场贸易中面临的困难还十分突出，其价值实现难度很大。
三、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构成
在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依据可以大体分为两个方面：国内法和国际法及国际共约。在国内法方面，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我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农民及其家庭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复垦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土地管理办法》《水法》《河道管理条例》《森林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了农业文化遗产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畜牧法》《种子法》《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对农业文化遗产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依据；《农业法》《商标法》《专利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对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知识保护做出了规范。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主要有：1989年第76届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全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1994年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外还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濒临灭绝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等。
作者：张锴 单位：河南省农业科学技术展览馆
一、现阶段国内旅游行业在农村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工作的实际情况
二十世纪后期，国内的旅游行业才开始走向农村。今天，国内农村旅游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农村旅游行业已经逐渐成为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为农村基层群众创造了经济效率，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现今农村的传统文化却面临着商业化的冲击。虽然人们对文化保护的意识有所提升，但是农村旅游行业的发展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变质。使今天多地农村的传统文化商业气息过重。
二、传统文化和在农村进行旅游开发的关系
（一）农村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传统文化
农村传统优秀的文化是农村开展旅游行业的基础与灵魂。农村传统的田园式生活能够使游客融入自然，远离快节奏的喧嚣式生活。使游客身体放轻松的同时，能够使游客的精神层面得到极大的放松和满足。
（二）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
在农村旅游业开展之前，农村处于闭塞状态，与外界交流极少。但随着农村旅游行业的兴起，国内外的游客来到农村，体验着农村的生活和人文情怀。这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农村的优秀文化。若去云南走一遭，能够看到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称呼都具有民族特色。例如，彝族男子叫做胖金哥，女子叫做胖金妹；白族男子称为阿鹏，女子叫金花等。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文化。
三、国内旅游行业在农村的发展对保护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在农村大力发展旅游行业能够增强村民对于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保护意识
随着来到农村旅游的游客们对乡村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对于农村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如对农村旅游设施的建设、对于名胜古迹的保护等，都是人们意识提升的表现。
（二）在农村过度的发展旅游行业使传统文化更加趋向于商业性质
农村旅游过快过热的发展，使农村每一天都迎来大量的游客。原本单一的旅游线路已经无法满足数量众多的游客的需求。再次开发的线路中，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其中掺杂了许多商业化的元素，使当地传统文化变了味，使农村文化逐渐的在流失。
四、如何进行传统文化保护并且促进农村旅游行业的发展
（一）完善在农村发展旅游行业过程中对于保护传统文化的规章制度
在旅游行业在农村发展增强人们对于文化保护意识的基础上，必须在农村形成保护文化的规章制度。对于一切可能造成文化流失的行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明确的规章制度不能提醒农村基层群众，同样对于前来农村旅游的游客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力。开启全民共同保护文化的模式。
（二）注重保护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质朴的人文环境是农村旅游行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保护农村的原始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就是在促进当地经济的向前发展。注重农村生态和人文环境的保护，能够保证村民和游客精神方面的满足。保护乡村最为质朴的一面，发展农村的特色文化，有利于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
五、结语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著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 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著，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著。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著，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 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著，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注释：
摘 要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软环境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应有的内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形成与新农村建设前景相适应的文化类型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复兴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通过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转型形式植入到新农村文化中，可以有效的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提升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传统体育 新农村文化建设
农业是河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门类，农村人口在整个的河南社会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一直也是制约河南社会经济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在改变农村环境，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同时，提升农村人口的素质，改善农村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新农村文化建设本质上并不应该是一种完全脱离农村社会根基的文化，一种完全现代化的、外来的文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革的效能是有限的，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对农村社会文化的改革却落后于农村经济的改革，因此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并且复兴传统文化的优良资源，将此作为新农村文化的根基，这样使得农村对于新的文化类型不陌生，也能完全适应农村社会，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变农村社会的文化状态，实现全面的农村现代化。
一、传统体育项目发展的现状
传统体育项目是河南农村社会中重要的文化形式，通过传统体育项目的展示，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在河南农村中诸如习武、秧歌、庙会舞蹈等传统体育形式一直是河南农村社会中重要的体育项目，通过定期的参与到集体的体育项目中去，可以使得农民在日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得到调剂，也可以使得农村人口在节庆时期身体得到很好的锻炼。尤其是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业生产占据农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农民尤其是女性通过空闲的时间参与一些传统体育项目，对身体素质的锻炼效能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还有利于传统农村社会的稳固，传统体育项目除了个别项目之外，大多都是一种集体项目，诸如秧歌、庙会舞蹈等，通过参与集体项目可以让农民对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形成归属感，比如说参与庙会舞蹈，通常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庙会是以一定的自然和行政区域作为单位参与的，参与者通过一定的区域组织在一起，并且以此为整体与之外的农村社会进行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因此农村对于这样的单位是有归属感的。
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人口的流动，河南农村的传统体育项目日益衰败，除了太极拳等个别地区发展比较好之外，大多数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出现了发展乏力的情况，秧歌、庙会舞蹈等一度被作为一种封建迷信活动所禁止，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被提倡，集体传统体育项目的消失。此后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量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农村社会中青年劳动力不足，在农村社会中老年和幼年的人口占据了农村社会的主体，这部分人口在从事农业劳动之外，很难再有时间和经历去参与到传统体育项目中。并且很多随着农村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他们受到疾病的困扰，也没有能力参与到传统的体育项目中，这些都造成了河南农村社会传统体育项目的衰败。
二、传统体育项目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相关性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从20世纪末启动以来，对农村社会的改变实现而意见，尤其是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居住形态的改变，现在在河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和那大程度上改变传统以自然聚居形态的农村社会，农村开始进行楼房改造，农民迁入楼房。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是不能想象的。农村社会居住形态的改变，对农村生产、农村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对农业生产而言，传统的居住形态是以围绕可耕种土地形成自然聚居，在这种聚居形式下，农民可以较近的进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料也可以较为容易的放置在农房中，并且散居的形态也使得诸如玉米等农产品有着充足的晾晒区域。这些都是与农村传统生产形式相融合，但楼房出现彻底改变了农村社会的这种生产形式，农民无法再将生产资料搬进楼房，也不能在将生产产品在附近进行晾晒。而且这种队农村社会文化形态的改变也是明显的，农民文化是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的文化形态，费孝通先生在研究我国农村社会的文化形态时就指出，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关系构成整个农村社会的文化根基，父老乡亲这些血缘和非血缘的熟人关系在新农村建设中受到冲击。
传统农村社会文化形态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植入到农村社会中，文化的改变相对于经济形式的改变要滞后的多，因此虽然河南的广大农村中居住形式和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一部分的农村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依然发挥着功能。新的文化形式也不应该是一种脱离农村传统文化的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化形式。在20世纪初费孝通等一批学者就开始探究新农村的文化建设，通过一种将外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引入农村社会，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形式，将现代化的农村文化引入到农村社会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当时部分学者过于强调中国农村的落后，将农村中一切文化都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形式，忽视了农村社会文化的韧性，结果导致新的农业文化形态很难和传统文化形态相融合，从而造成了对农村社会改革的失败。
因此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也是需要通过将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功能，摒弃传统文化的糟粕，将传统文化的优势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建立一种农村社会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这对于新农村文化的有着重大的意义。传统体育文化就是一种很好地传统文化形式，河南农村中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体育项目，通过复兴传统体育项目，输入新的文化内涵，将传统文化的形式与现代新的文化内涵相结合，可以产生新农村建设中需要的文化形态。
三、传统体育项目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结合的现实路径
将传统的体育项目与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相结合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对传统的体育项目进行必要的改良，诸如秧歌、庙会舞蹈等形式的体育运动形式受到原来文化内涵的限制，现在很多地区已经没有这样的文化形式，而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围绕着这些传统的文化形式展开的，没有文化的依存，这些传统体育形式也较难开展。可以通过改变传统的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发挥其强身健体的文化功能等内涵，实现其形式的更新。
其次在进行传统体育运动形式的推广，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消失在很短时间就可以实现，而其重新的复兴则需要大量的推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实现，通过有目的性举办一些传统体育运动的项目的比赛等，有引导性的将传统体育项目的复兴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
最后是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形式的改造，将其纳入到农村社会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从小培养农村人口从事传统体育的兴趣，通过学校的推广，扩大从事传统体育项目的人口基数。
总之河南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新的文化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同时，通过复兴传统的文化形式，将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进行必要的改良，植入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可以有效地实现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复兴，也能有效的将传统农村文化实现与现代新农村文化的融合。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新农村文化建设视角下传统体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号2016―gh―15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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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农业遗产?这是近年来很多人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农业遗产可分为广义农业遗产与狭义农业遗产这样两个概念。广义农业遗产，是指祖先留给我们的、与传统农业息息相关的各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各种农业工程类遗产、农业工具类遗产、农业物种类遗产、农业景观类遗产，农业技术类遗产、农业民俗类遗产，以及农业文献类遗产、农业品牌类遗产等。④也有人认为上述遗址类、文物类农业遗产等已经“作古”，并已经受到文物部门的精心保护，农业文献类遗产已经成为文物，同样受到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精心保护，所以，我们今天启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保护的“农业遗产”，既不应包括已经成为“文物”或“遗址地”的文物遗址类农业遗产，也不应包括图书文献类农业遗产。所以，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各种优秀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从该定义不难看出，我们对农业遗产的界定，至少包括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从传承时限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一定是历史上产生的。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申报为农业遗产。二、从传承状态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存活在当下的，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技能。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典籍在内的已经作古了的“文物”，由于已经有专业部门保护，故不在农业遗产保护工程的保护范围之列。三、从传承的原生程度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必须是原汁原昧传承至今的。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农业严重冲击(如因过度使用农药、化肥，致使土地严重板结，有毒物质严重超标)，或是已经受到现代化大工业的严重冲击，从而导致土壤、水系、空气严重污染的地区是没有资格申报农业遗产的。四、从品质上看，作为农业遗产的准入门槛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要素：1．应保留有丰富、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2．应保留有使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使用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之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人文传统；3．应保留有传统的农业生产制度，如传统的沟渠用水制度(为维护浇水秩序，避免水利纠纷，各地都会制定出严格的用水分配原则，如有抢浇、偷浇，都会受到严厉制裁)、卜种制度(很多地区的播种时间都是由寺庙的喇嘛占卜决定的)、护苗制度(播种后如有人畜踏苗，将会受到严厉制裁)等，且这些传统农耕制度迄今仍发挥重要作用；4．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这些传统在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5．应保留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并被当地视为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基因库；6．仍保留有一份山清水秀、没有或少有污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考虑到日后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申报时尽管我们也会强调该项目的独特性与不可取代性，但作为项目，它的所指已经不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技术或农业品种，也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制度或农耕信仰，而是指那些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农耕制度、农耕信仰、农作物品种等均比较健全、比较完备，且这些传统又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祥地或是传统农耕文明集散地。如已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系统”、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以地域为申报单位的农业遗产项目。可以说，理论探索中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在保护理念与申报方式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小有区别，但与文化部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却有着惊人的相同。
二、为什么保护农业遗产
在农耕文明已经进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为什么以保障各国人民温饱与生活水准、提高所有粮农品种生产效率与分配效率、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最终消除饥饿与贫困为宗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会在成立66年之后提出农业遗产保护问题?保护农业遗产对于全人类来说，究竟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1．保护农业遗产是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需要
从传承时段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尽管仍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产物，富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认识本国农业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人类对于自身农耕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农业典籍开始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业典籍相对丰富的农业大国来说，通过典籍研究本国农耕文明显然有它的优势。这些典籍记载了大量农耕文明的智慧，是我们了解远古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如《齐民要术》谈及晒秋粮时所谓“必须日曝令干，及热埋之”(太阳曝晒之后趁热收藏)之法，种瓜时“有蚁者，以牛羊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的除蚁之法等，无不闪烁着民间智慧的光芒。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采用上述“趁热收藏法”以及“骨髓吸蚁法”等方法，基本上解决了小麦保管中的虫害问题和令瓜农烦恼不已的瓜地蚁害，同时也避免了化学除虫给粮菜蔬果带来的二次污染。但农业典籍在记载农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它的问题。例如由于记载简单，有时对某些农业生产知识很难做到精准复原。如《齐民要术》在谈及种柘法时，只讲到柘可为扶老杖、马鞭、胡床、锥、刀把、犊车、鞍桥、快弓等，但为什么用它来做上述器物，制作这些器物又需要哪些独特工序，且效果如何，典籍均语焉不详。进入20世纪7O年代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北武安磁山、湖南醴县彭头山、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农业文明遗址的成功发掘，文物考古又为中国农史学家研究中国远古农耕文明，开启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从而为我们认识本国农耕文明开启了第二条途径。与典籍相比，考古资料在帮助人们认识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有着典籍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更具体、也更直观。一个地方历史上出产什么农业品种，使用什么生产工具，且各时代都有过怎样的演变更替，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现场的发掘而一目了然。当然，作为认识本国农耕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考古学同样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通过考古发掘的形式，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农耕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祭神娱神表演艺术等，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继承中华民族的远古农耕文明，显然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又发现了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第三条途径，这便是通过保存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来了解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远古农耕文明。通过保存至今的农业遗产来认识本民族的农耕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通过农业遗产地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去了解那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以物质形态出现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历史上使用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历史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山地以及历史上打造出来的农田水利系统等，同时，通过传承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包括远古农耕祭祀，传统节Et，传统仪式，传统表演艺术，以及与传统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各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出现的传统农耕文明。而这一切是农业典籍、农业考古很难提供给我们的。可以说，这第三条路径的开通，可以使我们对本国农业遗产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但这必须以该遗产地农业遗产以原汁原味的形式保存或传承至今为前提。如果已经发生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农耕技术上已经采用了现代化大机械生产，还是在农业品种上已经改种了基因稻，则该地区都会因“不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而被排斥在农业遗产之外。
2．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与自然和谐共处——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中国是个具有近万年农业史的文明古国。在这近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使用了轮种套种技术、保墒防旱技术、稻田养鱼技术、生物灭虫技术、架田代田技术等传统农耕技术，使我们的农田即使使用了近万年，迄今仍能实现有效利用。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随着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西方工业文明的闯入，我们的土地仅在这短短的50多年中，就已经出现了土地板结、硬化、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在号称产菜大县的东部某地，甚至已经出现了到外地买土种田的尴尬局面。我们并非排斥工业文明的介入，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代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给以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的中国农业很可能就会像一个吸食了的瘾君子，表面看上去精神抖擞，但实际上已经病人膏肓，已经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发掘农业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工程来重新审视、发掘、弘扬、传承我们的传统农业文明，并为今后人类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找到更多的借鉴。
3．保护农业遗产是保护物种多样性、粮食品种多样性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以转基因、杂交稻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确实为解决人类的粮食危机带来巨大转机，同时我们也相信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这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是，这种现代农业所能解决的至多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这样一个最低档次的需求。因为它所能解决的只能是产量的问题，但它永远解决不了品种单一、口味单一的问题，解决不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粮食品种、食品口味的多样性需求。如果我们仅仅为解决眼前的温饱而忘却了对传统农业品种的保护，忘却了对农业品种品质上的需求，我们很可能就会因小失大，葬送了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之本。其实，这种因目光短浅而丧失长远利益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许多非常美昧的农作物品种的失传，几乎都与产量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解决温饱而高产技术又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将那些品质非常不错但产量并不算高的农作物品种淘汰殆尽。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保护本土农作物品种资源。通常，一般国家对粮食品种的保护多半是从良种基因库的建设开始的。但这种保护模式有它的问题。首先，基因库的搜集量毕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全国各地的农作物品种统统搜集上来。其次，它所能搜集的只是农作物品种，但与之相关的种植技术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搜集上来。所以，这种方法说到底只是对农作物品种的固态保存，而不是对农作物品种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活态传承。相关农业生产技术一旦失传，基因库中的农作物品种，就会变成只会“发芽”的文物，这与我们所要求的活态传承，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想出更好的办法，以确保农作物品种与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而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将各地非常有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以“种植”这种最传统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保护手段。因为这种活态保护模式不但保护了农作物品种，同时也保护了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对农业遗产的有效保护。通过对农作物良种的保护，农业遗产保护工程不仅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同时也保护人类农耕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一旦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耕作技艺，农耕节日、农耕仪式等，如稻田养鱼技术，桑基鱼塘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苦扎扎节、开秧门仪式、鞭春牛仪式、薅草锣鼓等，都会随之消失。
4．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需要
在农业遗产中，农作物品种占有重要一席。作为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地方物种，多半都是通过数代、数十代甚至数百代人的不懈努力培养出来的，是人类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智慧的结晶，是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能否保留下丰富的农作物品种是问题的关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农作物品种已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从好的方面来说，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产，有效地解决了让全世界人民“吃得好”的问题。但从不好的方面看，这些现代农业技术也给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农业产品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很容易为病虫害传播创造条件。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到来，出于管理与销售方便的需要，农业种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工厂化和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倾向，而耕地复种指数的增加，特别是种植业“保护地”的增加，也加速了直接导致病菌致病性的变异和农作物品种抗病能力的丧失。与当地自留种子的传统做法相比，由特定种子商提供农作物种源的供种模式，也很容易因种子基地的绝收，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绝种绝收。这种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潜藏着很大的隐患，也严重引发了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除粮食安全外，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搅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影响食品安全的第一个祸首，就是因农药、化肥无度使用而造成的土壤有毒物质的严重超标。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3亿多人没法喝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严重污染。这些污染已经开始危及农民的生存权，并且引发一些疾病。许多地方因为污染问题已经极大降低了农民的收入，甚至让许多农民无法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但是，如果不重视农村的环境问题，这一目标的实现很难得到保证。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尽早觉醒，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从保护土壤、水源、空气的品质人手来确保我们的食品安全。
5．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在人类尚未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今天，先解决“吃得饱”的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并非不理解那些投身于基因米、杂交稻的专家学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温饱，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安定。但是，作为一名学者，社会需要我们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在解决“吃得饱”的同时，也要为解决人类社会“吃得好”，做好资源与物种上的准备。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为解决“吃得饱”的这样一个短期利益，而失去“吃得好”的这样一个更加长远的利益。而正在酝酿中的中国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目标，一是通过这样一个工程，将祖先在历史上历经千百年培育出来的各种各样、各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最大限度地保护起来，为人类未来的高品质生活，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二是通过对农业遗产的认证，将那些尚未受到化肥农药侵染过的、尚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农业遗产地保护起来，通过各种饱含有非常优秀之传统农耕经验的恢复，来打造当代绿色可持续发展农业，为人类高品质生活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怎样保护农业遗产
农业遗产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保护农业遗产的方法，可以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这样两个层面。所谓“形而上”，就是指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而所谓“形而下”，就是指保护农业遗产的具体手段与方法。因篇幅有限，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一下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观念、如此看重原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出错，农业遗产就会因保护而破坏，保护工作就会重蹈“大保护大破坏”的覆辙。农业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可以很多，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尤为重要。
1．就地保护原则
就地保护原则最初出现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保护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案》就指出：“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各成员国应对受到公共及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遗产实行‘就地保护’原则，并给予优先考虑”。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也强调了就地保护原则的重要性，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就地保护对文物可能更有好处。《》认为：“考古遗产管理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古迹与遗址的就地保护，包括对一切相关记录与藏品的长期保管。将遗产的任何组成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行为，都有悖就地保护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把保护和管理古迹与遗址的责任委托给当地人民也许更为合适”。近年来，广为传播的生态博物馆理论所秉持的也是就地保护原则。它告诉我们，将文物搬进博物馆进行标本式展示固然可以沿用，但对传统民俗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更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全新思路。在农业遗产保护方面，闵庆文首次提到对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农业遗产地不能在空问上发生大的迁移，农业遗产系统不能脱离其形成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农业遗产是具有农业属性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遗存。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相关的稻田、粮仓、打谷场以及各种农具等等应该实施就地保护，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农耕信仰与仪式、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如开秧门仪式、祭山神仪式、薅草锣鼓、稻田养鱼技术、葑田建造技术、桑基鱼塘技术等，也由于已经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了无法割舍的联系，也无法脱离开其原有的生态环境而被人为地迁往他处，或是被人为地“吊起来”。而要想对这些农业遗产实施有效保护，最简单的办法显然是对上述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因为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已经不再是某一单一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是某个各种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保持得都非常之好的特定“区域”。如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了的秘鲁安第斯山脉高原农业系统、智利智鲁群岛岛屿农业系统、中国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传统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系统、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稻作梯田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的贡稻生产技术、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农业生产技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格里布绿洲农业生产技术、肯尼亚、坦桑尼亚草原游牧及高地农业生产技术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它们的所指都已经不再是某一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说明其独特贡献，可能会重点强调其独特性)，而是指上述农业遗产保护区内所有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的总和。其实，作为一项优秀的农业生产技术，它们的流传也许已经非常广远，甚至并非只有该遗产地所独有(如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实际上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存在)。但要想对类似项目实施国家保护，最简单的办法只能是选取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典型地区，对其实施封闭性保护。正因如此，我们在主持申报工作时，通常都会要求申报单位必须将作为农业遗产申报项目的某项农业生产技术与该项目的具体传承地挂钩，以强调我们所选择的农业遗产项目的唯一性。如将稻田养鱼技术与青田县龙现村挂钩的意思就是，尽管稻田养鱼技术在长江以南地区普遍存在，但我们认为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更加典型，保持得也是最好的。传承地的选定通常包含以下几方面条件：(1)农业遗产地应具有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且该技术必须蕴含有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2)农业遗产地应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3)农业遗产地应该具有严密而高效的传统农业管理制度，并在当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有效运行；(4)农业遗产地艺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仪式、节日、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且上述传统仍能有效地支配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我们强调农业遗产的就地保护，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农耕技术与农业生产经验不能推广至其他地区。相反，我们保护农业遗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从这里的农业遗产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经验、技能与技巧。但仅就农业遗产而言，坚持就地保护，显然更适合于农业遗产的传承规律与保护规律。事实将会证明，任何一种将农业遗产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或是将遗产的某些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想法和做法，都有悖就地保存原则。就地保护的另一层含义，是将保护与传承农业遗产的责任交给当地农民，农民才是农业遗产的真正主人。要想对农业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明确各介入方的职责非常重要。这其中，作为农业遗产传承主体的庄稼把式，他们的任务是尽自己所能，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技术与技能，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或传承下来。而当地的各级政府，则是从政策、制度以及资金等层面，为农业遗产的活态传承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与金融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活态传承着的农业遗产比作池中之鱼，那么，各级政府的工作就是为“鱼JL4J''''l”营造出一个更加适合于它们生长的客观环境，而不是指手划脚、随心所欲地改造它们，或是改造那些他们本已十分熟悉的原生环境。作为农业遗产保护的先知先觉者，学术界的工作就是将农业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实地记录下来，同时从理论的高度将其中的精华梳理出来。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应与学术界一道，对当地的农业遗产进行一次比较深入而全面的普查，使每个地方官员对自身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2．活态保护原则
所谓“活态保护原则”，就是指让农民继续采用当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与技能，知识与经验原汁原味传承下来，而不是将农民迁走，对农业遗产地实施博物馆式的空地保护。没有农民，没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这些农业遗产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传承下来的。农业遗产传承的最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农业生产代代相传。将这些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像徐光启、贾思勰、王祯那样，将他们所知道的农业生产经验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进行长期展示固然重要，它们在认识以及传承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将这种固态保护作为保护农业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遗产的保护实践，显然会带来很大问题。如我们仅将农产品种子的形态记录下来，或是将它们放进博物馆，尽管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传统品种，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上培育出来的优秀品种保留下来，更不能造福当代。其实，不仅仅是农业品种，传统农耕技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此外，过分强调文本记录，过分强调固态保护，或是用文本记录、固态保护等方式取代活态保护，这种做法不仅会影响农业遗产的有效传承、农业遗产的可持续共享，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在继承这份遗产后的技术创新。可见，将“活遗产”变成“死遗产”不应成为农业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模式。作为农业遗产项目的农业遗产保护区，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但它本身并不是一座僵死不变的“博物馆”，而是以活态的形式，通过传统农耕技术、农耕制度的传承，传统农具的使用，传统良种的沿用，为人类延续古老的农耕文明。从而为后人了解、借鉴本民族的农耕文明，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与文化资源。
3．整体保护原则
所谓“整体保护原则”，就是指在农业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对农业遗产实施整体保护。它大致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农业遗产本身实施整体保护，二是对与农业遗产相关的整个周边环境实施整体保护。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包括多方面内容。其中既包括对传统农耕技术与经验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耕仪式与节日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相关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的系统保护。也就是说，对于农业遗产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而不只是某个片段。
(1)对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实施有效保护
农业生产经验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那些老庄稼把式们在其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包括春耕、播种、灌溉、抗旱、排涝、病虫害防治、收割、储藏等各种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狭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则特指那些非常具有地域特色，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非常具有普世价值的，非常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坎儿井旱地灌溉技术以及历史上广泛流行于两广、江东、淮东的葑田技术等，都可作为一地农业遗产的精华予以保护。此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农谚、气象谚、节气歌等凝聚了人们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我们也要注意普查和收集，使之代代相传。应该说，这些农业生产经验既是我们发展21世纪新农业的重要参考，也是我们根治现代农业痼疾的良方。
(2)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具是一个时代或是一个地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保护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对于保护农业遗产而言，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我们的祖先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行过很多成功的尝试。其中，成绩最为显著者，便是对风能与水利资源这两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天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而研发出来的风车、水排、水车、水碾、水碓、水磨、水砻、水打罗、槽碓、筒车技术，便在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基本动力多来自自然，几乎可以做到“无本经营”。在满足农村加工业、灌溉业能量需求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传统农业带来的各种工业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这些巧借自然伟力的传统农耕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现代新农业的重要参考。
(3)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业生产制度是为限制农业行为主体利益及效用最大化而设置的各种民间制度。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制定公平的社会分配方式，以保障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其二，制定各种有效的保护体制，以避免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出现无序竞争；其三，建立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以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在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维护农业生产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人工水渠在旱作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人们不但学会了如何修渠、造渠、而且还制定出了一套十分完善的保渠、用水制度。这些传统的用水制度不但使水利分配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决，而且还使那些在黄土高原很容易淤积的渠道可以使用上千年而不废弃，使既定的渠水流量发挥出最大效益。谁用水，什么时候用水，用多少水，都会根据各家田亩面积的大小，种植作物品种的不同，修渠时投入劳力、物力的差异而制定出严格的限定。一旦有人破坏规矩而偷水盗水，就会受到民间的严厉制裁。再加之这里历史上即已形成的良好的种树护渠传统，完善的保渠护水民间组织以及相关的乡规民约，从而在制度层面上确保了水利资源的合理运用。人类上千年的农业经营文明史已经表明，只有农业技术，而缺乏一套完善而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农业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4)对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实施综合保护
农业信仰是农耕民族的心理支柱，与之相关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亦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文明的差异，忽视了传统农业的特点。这不但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了解，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传统农耕信仰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人类无法协调人与人之关系，或是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灵。譬如人类要保护山林而又无力保护山林时，便会塑造出山神；为保护水源而又无力保护水源时，便塑造出水神。这些看似迷信的信仰，在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秩序，在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神山、神林、庙田、水源地等各种农业资源的保护，几乎都与农业信仰息息相关。在新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之前就急于消灭这些传统信仰，对农耕社会之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继承、保护农业遗产的过程中，我们要将“俗信”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只要利大于弊，我们都应予以尊重与宽容。中国自古便有娱神传统，因此，无论是传统仪式，如“鞭打春牛”、“开秧门节”，还是传统节日，如“尝新节”、“苦扎扎节”等等，只要与神有关，都免不了娱神节目的表演。翻开一部中国演剧史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祈雨用的雨戏，还是酬神用的神戏，几乎都与传统节日、传统仪式有关。作为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表演艺术理应受到遗产级的保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些表演艺术“根不红、苗不正”而拒绝继承，我们的农业遗产不但会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读，无法传承，充满人文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业遗产也会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
(5)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实施有效保护
优秀的农作物品种是人类历经千万年农业生产实践而培育出来的农业核心技术，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优良品种的传承是问题的关键。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新培育作物品种的普及，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农作物品种正面临迅速灭绝的危机。正如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趋同一样，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的普及也造成了作物品种上的趋同和单一化。高科技研发的作物品种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从另一方面看，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也在无时无刻地破坏着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潜藏着巨大的物种危机和文化危机。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诱惑，为了眼前的甚至是短期的增产增收，而造成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和农畜产品品质的下降，实际上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人类长远利益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一方面可考虑通过建立国家物种基因库的方式保留各种珍惜物种，一方面也可让民间社会有意识地保留下更多的地方农作物品种，以便为日后农作物品种的更新，保留下更多的种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对本土农作物品种的保护，并不是盲目拒绝外来文明，也不是盲目拒绝杂交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已经证明，外来农业文明，特别是外来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已经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不但应该充分肯定，同时还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但作为确保农业安全、食品安全的一国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包括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农药化肥的所谓现代化农业所能解决的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得饱”的问题，但它们却无法解决让全国人民“吃得好”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于本国传统优良品种的保护，就必须向传统农业学习，从传统农业中汲取营养，而我们所推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发明并对农业工具进行改进和改良，在制作材料、造型、使用功能、动力和机构等方面由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人们发明创造了大量造型丰富，适合各地地理、地质、气候条件的农具类型，与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农业产区生产要求以及当地物产条件想匹配。其中既有以曲辕犁、龙骨车、耙、耖、耘荡为代表的适合水田稻作的工具，也有耧车、麦钐、麦绰、麦笼、耙耱等适合旱地麦作的工具，有以、稻床、连枷、等为主的收获农具，以砻磨、碓为代表的加工农具，也有与滨海地域风力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风车机械，与水网密集相适应的筒车灌溉工具，还有适合淡水养殖、捕捞、水上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鱼船、渔网等渔业生产工具，适合陆地运输的板车等。此外，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发明出独特的农业生产保护辅助工具，如秧马、竹马甲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农业工具经过长期的发展改进，基本形成了北方以旱地耕作为主的耕－耙－耢农业工具体系，南方以耕－耙－耖为主的水田农业工具体系。同时，在西部多山地区林业工具类型品种较多，在北方畜牧业发达地区分布有丰富的畜牧业工具，在沿江、沿海及水网密集的江南地区则发明使用了大量的淡水渔业工具、海水渔业工具。按照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实物形态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17类(表1)。
二、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挠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步虽然让传统农具在生产中走向衰落，逐渐退出舞台，许多传统农耕器具被废弃、毁坏、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此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却不会因为其逐渐远离农业生产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库里散发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具有良好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教育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工具的发明和进步，反映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人类认识水平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农业耕作逐步摆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进入粗放耕作阶段，人们发明出了木榔头、石刀、杵臼、青铜犁、锸、耒、耜、铚、镰、铲、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精耕细作，制造农具的材料从非金属转为金属，铁制农具以其特有的坚硬、锋利、易造型特点，逐渐取代了木、石材料的农具。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农具的种类增加，全铁农具代替木心铁刃农具，出现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锄、铲，收获的钩镰等，功能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农具体系。西汉时，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条播工具———耧车、碓和磨替代杵臼成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发明使得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到生产加工过程，出现了辘轳、龙骨水车、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的高转筒车等。宋元之后，中国农业工具的发展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日趋成熟。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详细记载的农具达105种。农具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适应区域耕作的的专门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播种和施肥联合作业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成的收割作业农具，高效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一些农具附件的发明扩展了农业的动力来源，使得畜力、水力、风力在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中得到普遍运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农具得到新的改进发展，一方面，发明出新的精细区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锄、南方的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另一方面，随着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既有的农具相关部件的质量也不断改进。早期简陋农具的发明让人类告别依靠采摘和渔猎生存的生活方式，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时期的精细农具则让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农业工具不仅适应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与智慧，是记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这类农业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艺术审美价值
人类为生产而发明的农具同样也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认同。在各类展览馆、博物馆中，无论是古代的壁画、画像砖、陶器表面的纹饰，或是绘画、诗歌、文学作品，或是缩微工艺品等，大量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被广泛运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农具丰富的造型、材质、色彩、工艺、功能等，体现了其所在区域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其简练优美造型、美观大方的样式，与当地的文化风格相吻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农具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各地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代表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乡土审美取向。如江南地区木质的水车、风车、船型的秧马;中原旱地农业区的三脚耧车、木质平板车;山区的水磨、水碾、水碓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美感。《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农具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农具的美学鉴赏价值。农具体现出朴实、低调、不张扬的美，它与现代文明的时尚美、潮流美不同，内敛而沉着、质朴而灵动，它象征着农耕时代人们恬静、自足的生活状态，能使人体会平静、悠远与和谐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参与体验性、农耕象征性等，与旅游活动的“游、购、娱”三要素充分契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旅游价值。传统农具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展示农耕文明、参与农事操作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多彩的旅游体验。例如灌溉用的脚踏水车、手摇水车，整地的曲辕犁、铁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马，除草的草鞋耙，保护用的竹马甲、蓑衣斗笠等，不仅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富含智慧，也适合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项目进行开发，这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优势资源。利用农具优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购物品，丰富旅游购物活动是农具文化旅游价值的又一体现。农具象征着与人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农具造型的工艺品具有良好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开发与农具文化遗产相关的工艺品，可以使传统技术能得到传承，产生经济效益。如，山东临沂一家传统农具工艺品厂，把过去的农具按照比例缩小成微型工艺品，然后推向市场，让这些土掉渣的传统农具工艺品走向了全国。［1］一些微缩农具还可以作为幼儿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纪念品、展品等等，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保护，以及弘扬当地农业文化的良好载体。旅游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的新型产业，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其重要经济价值的领域。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2］。通过开发利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四)教育传播价值
传统农业时期，农具充分考量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的审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农具自身发展的历史等诸多综合因素，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艺术审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传播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客观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传统农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耕文化，凝聚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通过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展览，认识掌握传统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从中了解历史、陶冶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人民创造的精巧农业工具文化可以广泛用于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传统农具的设计理念，精巧构思可以为启发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工具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功能已经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贡献的农具，如风车、水车等，由于体积庞大、功效有限，很难跟上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步伐，在生产中逐渐淘汰，但仔细考察农书著作，如《耒耜经》、《王祯农书》以及相关其他考古记载，人们发现中国古代农具设计蕴含着朴素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设计制作上表现为追求易于使用、从已经认识的自然界中寻找动力代替或减轻人的劳动、就地取材、仿生设计、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点。［3］所有这些传统农具中体现的低碳环保理念、广泛的材料和动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为人类设计制造出新的科学、环保、高效的现代农具带来启发，提供借鉴，其现代教育传播价值依然丰富。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农具实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农具艺术品、在相关的节庆活动中展示利用等，成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与利用方式。
(一)博物馆、农具馆、私人藏馆收藏传统农具
实物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散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馆藏文物”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博物馆及园区展示式保护是目前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利用方式之一。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乡村集体等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建设主体。除中国农业博物馆(约有藏品10000余件)、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有古代农业生产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体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博物馆［4］，同时还建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生态园、农具博物馆、农具展览馆等项目(表2)。其中，农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农具收藏保护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通过建造博览园、文化生态园等方式集中保护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把农具展示与旅游休闲活动紧密结合，将“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个人积极参与保护，其中既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也有关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收藏家，还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民个人，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农具实物，并开展专题性遗产展示(表3)。如，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发现并建立了传统水力捻茶机园［5］，江苏盐城风车展示园复制展示已失传的16部大风车、牛车、踏水车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让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从实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艺的系统保护和传承。
(二)政府部门将部分农具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多个省市区的文化厅、文化局设置非遗处、非遗科，并在下属机构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一批有关农业工具的制作工艺被列入全国及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蒙古族勒勒车、拉萨甲米水磨坊、兰州黄河大水车和竹编、柳编、木船制作、马具制作等农业工具制作技艺入选名录(表4)。此外，入选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农具制作技艺还有:木船、乌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桦树皮船、哈萨克族“独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船模;柳编、竹编、草编、篾编、蒲编、藤编、竹芒编、柳荆编、条编、杞柳编、苇编、蒲苇编、瓷胎竹编、竹麻编扎、旺草竹编、竹木编、朝鲜族稻草编、玉米皮编织、麦草编等编制农用工具;鱼簖、渔网、鱼叉、渔灯、船用绳结等渔具;风车、水车、龙骨水车、戽桶、手摇水车、吊乌、维吾尔族库甫(水瓮)、水力机械、天车等工具;斗笠、马尾斗笠、瓦寨斗笠、凉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劳动保护工具;木垄、木犁、谷桶、麦梗、麦梳、耙、箍蓝、桑杈、飏车、石碾、水磨、石磨等农业收获加工工具;太平车木制四轮车、古马车、大轱辘车、风匣、俄式马车、木轮牛车、达斡尔车制作、爬犁等陆上运输工具;马具、驼具、畜力车套具、驴套具、马鞍具;镰刀、双王镰、猎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莛子编织、麻绳制作、藤甲胄编织、鱼囤子编织、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编织、箍桶技艺、风箱制作、铁器铸造、橡木酒桶、酒篓制作、弹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仓技艺、竹扎技艺、制缸烧造技艺;连杆、扬叉、钎棍，扁背、短打杵，塘窝、簸箕等。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桐农具节、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会、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会有三大农具节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
农具艺术作品的制作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也是对农耕文化的记录，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的制作使用专题记录片、农具图鉴绘制等。小农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将传统农耕时期使用的农具进行缩微艺术制作，既可用木、铁，也可采用其他工艺品材料如竹、芦苇、稻草、铸铜等。通过制作微缩农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海宁市将小农具模型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退休老教师于照发利用编织条、稻草、竹子等废弃物精心制作70多件农耕器具模型，自发办起一个古农具模型展，传承农耕文化。重庆市合川区退休工人刘池明制作千件农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览。另外，通过绘画或视频的方法，将一些传统农业工具的结构、使用方法、美术和工艺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现，这些画作和专题片成为一种新的农具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和方式。如山东济宁市农机所周昕编绘的《中国古农具图鉴》百米长卷，在“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展览，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科技与艺术合一的巨幅古农具科技图谱画卷。深圳地区的老木匠文业成在空闲时间把自己用过、做过、见过的老宝安地区的传统农具样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绘制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农具，举办农具展览。2011年“农业遗产的启示”专题片中也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使用的动态展示。
(四)通过节庆活动对传统农具进行活态化保护
农具是生产工具，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关联，百姓在农具的制作、卖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习俗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单独举办的农具文化节庆，或与各地农耕文化节庆、开耕节等结合起来的农具节庆活动等，均成为对传统农具文化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形式。各地开展农具节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广西桂林灌阳“二月八”农具文化节，起初民众只是相约二月初八到灌阳县城赶庙会，并借此机会进行各种农具交易。随着参加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农具及农副产品交易会，农具节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达到顶峰，形成灌阳一道独有风景［6］。农具文化节上，不仅有专门的农具实物展示，还有农具使用竞技活动，如扭扁担、板鞋竞速、挑担子比赛等。广西隆安县那桐“四月八”农具节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古骆越人举行“石铲祭祀”活动的延伸，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该节庆活动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农具节上安排独特的“祭石铲”“祭稻神”“招稻魂”“驱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娱神文化活动，将稻作农具的使用与稻作文化融为一体，成为节日的核心活动。云南纳西族棒棒节是丽江的传统节日也是竹木农具的交流会，各种竹、木、铁农具品种繁多，既展示了当地的农具文化，也促进了农具的进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的农耕文化节中，农具文化遗产的区域特色展示成为重点内容，如北京密云农耕文化节、甘肃庆阳农耕文化节、湖南耒阳农耕文化节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节，这些农耕文化节有各自的区域代表性，展示的农具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农耕文化为主，庆阳以西北农耕文化为主，耒阳以南方农耕文化为主。再如，浙江云和举行云和梯田开犁节，有大量江浙地区的农具实物和农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遗存，提升和丰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节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元素，如浙江余姚农机博物馆每年举办农机文化节，有百米长卷现场作画、农机文化探源及体验实践、农机知识竞赛、收割机操作技能大比武、“农机杯”中国画大奖赛、“农机杯”征文比赛等［8］。这些都是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改进
近年来，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开。文化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旅游经营管理单位、村镇集体、村民个人等，都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活动，推动了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然而，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存在途径方法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偏重器物层面，开发利用形式过度依赖旅游业。提高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从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挖掘其历史和区域特色，同时，要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农业遗产保护的整体体系中，多途径、多方式开发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一)深入挖掘时代和区域特色
中国传统农业工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农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从石制农具到铁农具再到风力、水力、畜力工具;从点播棒到三脚耧车;从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从“二牛抬杠”到直辕犁再到曲辕犁，中国传统农具的改进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区域特色方面，中国南北农具、水旱农具特点鲜明，如，南方农具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逐步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发明了江东犁、龙骨车、稻床、连枷、砻磨、风车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极具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农具、滨江滨海地区的渔业农具、草原牧业农具等都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区域特色明显，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异，原本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也逐渐消失。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众多传统农具被现代生产所淘汰和丢弃，在生产中难寻其踪;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温室、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农具的改进使用等都使得农具的区域特色不再明显。目前，各地的农具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缺少与农具发明使用地区区域文化的结合，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此类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还原和再现农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制作、使用、改进和传承，在注重农器实物的收集的同时，对制造工艺、名称演变、使用范围、使用特点、对区域农业价值，以及人们在使用农具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信仰进行同步的整理、提炼，才能达到系统保护利用的目的，从而让各地的农具文化的光彩再现。
(二)多途径、多方式保护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梁漱溟的思考与乡村建设运动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业危机全面爆发，舆论惊呼中国农村己经“破产”甚至‘崩溃'1931年5月蒋介石在他署名的《实业建设程序案》中提到：农业之衰落尤为近年来最惨痛之现象，甚至米面供给尚借舶来，其将何以立国行政院的文件也说：近年以来，全国基本生产之农业，与此全国基本社会之农村，崩溃摇落，一泻千里。”
面对农业危机、农村破产、农民贫困，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提出了他们化解三农问题的对策思考，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弄到目前这步田地完全是因为愚’、'穷’、'弱’、'私’四个字在作祟。要救中国，便得先救这四个字。”而要救这四个字，则需倚重于乡村建设。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而乡村建设之教育的内容：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尤在其次。由于认为只有乡村建设才能挽中国农村经济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乡村建设的理论。
1.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切问题解决的根本，是最后之觉悟。中国的前途即中国现代转型必将以文化为依托，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不在经济现代化而在文化现代化。所以，他苦心孤诣地探求中西文化之区别，得出文化三路向说：中西印三家文化根本精神不同，根本方向相异，故不能全盘西化。处于第二路向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上要高于西方文化，因为处于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只能解决人类最低层次的意欲要求。西方目前面临的人生问题己经“由第一种问题转入第二种问题”，其文化必定会随之“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中国则唯有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即将西方近代文化的两大异彩（科学与民主)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返本开新，从旧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一条活路顺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缘于乡村的破坏，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一是天灾人祸，二是风气改变。而这些又使中国的旧文化受到了破坏，因此，必须创造新文化，并通过新文化来救活中国农村，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这便是“乡村建设”。
2.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组织构造相比，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组织构造要优越得多，但由于清末民初以来“欧风俄化”的冲击，中国这种优秀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瓦解的趋势，“旧曰风气，破坏得厉害”?，因此，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而要重建中国的新社会组织构造，则“一是从理性求组织，一是从乡村入手”。“从理性求组织”，就要“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心向上为目的”，还要充分容纳“西洋人的长处“从乡村入手”就是要“藉以继续发挥”中国乡村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之“风气'。
对中国农村历史及现实状况的认识，梁漱溟可谓是清醒求实的。他认为中国的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是以乡村为本，以农业为主；国民所寄托，还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中国近代试图从政治经济方面学习西洋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但其结果“除了明着暗着直接间接地破坏乡村之外，并不见有都市的兴起和工业的发达”。在西方都市文明的吞噬下，以乡村为根基的中国乡村文明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日渐萎缩；不仅没有吸收西方“理智”文化的长处开创出新的特质，反而将自身固有的理性精神丧失殆尽。梁漱溟认为只有给予农村以应有的重视，在农村发动乡村建设运动，重建乡村文明，才是唯一出路，故提出“救中国先救农村”。
3.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只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子，而不能走欧美日本“从商业发达工业”的路子。梁漱溟说：本来我们缺乏工业，最急需的是工业，工业受限制应当最受不了。然而不然，工业是进一步的要求，农业是活命的根源。原来的农业底子若被破坏，便无活命。不仅商业、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无一不受农业形势的影响，而且“军界、政界、教育界更是靠农(才有）饭吃”，“所谓'民以食为天’，问题之急，莫急于此’。农业发展、农村繁荣之后，工业才有可能兴盛，才能“从农业以引发工业。
梁漱溟的发展农业引发工业的农业化道路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反而能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工业化，认为农业只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藉；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但他提倡“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多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农民自觉”、“化农民”与“农民化’
梁漱溟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并认为这是“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晏阳初则认为农民觉悟的提高主要应依靠知识分子去“化农民”，即教育农民或让农民接受教育，而‘我们于'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只有这样，乡村教育、乡村建设才会取得成效，才会建立起一个梁漱溟先生理想的“新社会”。
梁漱溟等之所以强调要“化农民”、农民“自觉”，就是要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只有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只有发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使农民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单靠外力往往不但不能把乡村救好，反而祸害了乡村。
梁漱溟等人除了构建出一整套乡村建设的理论外，还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总结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有两条:一是强调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通过发展农业而寻求一国经济发展或工业化之路；二是强调对农民的教育供给，即所谓的“化农民”，只有化农民，才能根本上达成乡村建设之事。
30多年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再次提出与乡村建设理论相关的见解两位的理论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启发着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舒尔茨的思考与改造传统农业
西奥多。舒尔茨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倚重于发表于1964年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一反其前诸多经济学家论述的关于农业发展被动受制于工业发展的理论，提出农业不是不能对经济发展或工业化做出贡献，关键在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2如果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成功地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则不仅一国无法实现工业化也必将落入工业与农业发展背道而驰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表述的“三农”困境。
舒尔茨对“三农”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上。具体而言，舒尔茨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借助市场方式，通过向传统农业输入新的生产要素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舒尔茨将农业划分为三类: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过渡农业。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亦保持不变；二是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三是农民的储蓄为零，因而没有投资的经济能力。他说：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未来，作为这种类型均衡状态基础的关键条件如下：（1)技术状况保持不变，（2)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3)这两种状况保持不变的持续时间足以使获得作为收入来源的农业要素的边际偏好和动机同作为一种对持久收入流投资的这些来源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同接近于零的纯储蓄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但只要农民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就可以走出传统农业的均衡。那么，农民为什么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呢舒尔茨的研宄认为，农民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不是因为农民对市场信息的刺激不作反应，或者不作出正常的反应，其实只是因为在传统农业里，资源配置达到了均衡，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农民实际上是十分精明的企业家。舒尔茨由此批评了阿瑟。刘易斯、罗森斯坦一罗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农业仅仅只有剩余劳动力贡献的观点。
虽然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那是一种低水平的效率，在现实中传统农业则表现为停滞落后，为此必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舒尔茨具体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对策思路：
(1)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只能采取市场方式，不能采用命令方式。命令方式即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政府不仅重组农业生产，而且指挥农业活动，这样必然会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是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中心。采取市场方式，给农民以经济刺激，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特别指出：“（市场）刺激指导农民作出生产决策并根据农民配置要素的效率而进行奖励，当然这种方式仍然需要特定的政府投资和国家活动。”6
(2)重组农业生产单位。由于专业化的存在，一个农场的规模不能太大。舒尔茨批评了传统的大农场观念，提出了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特点是具有真不可分性。具有真不可分性的单位只能是农户。“由于这种改造，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得更大，或者变得更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在这种改造所引起的过程中，关键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的均衡性问题。”7
(3)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是农民，供给者是发现、发明、生产和供应新生产要素的那些人和单位。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分营利的企业和非营利的单位两类。非营利性单位免费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要继续取得资源才能提供新的产品。能够持续供应新的生产要素的单位，都是营利的。新的生产要素也是商品，通过市场进入农户。在穷国，新的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农民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动机就是有利性。有的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农民学习知识，学习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以，要向农民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
2.通过向农民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来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农民利用新生产要素的能九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在分析工业化的教训时指出：“改善工人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的计划并不是工业革命这一时期中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这确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教育在今天是基本的呢？回答在于现在穷国从事工业化时并不是使用一、二个世纪前那样简单而原始的机器和设备。即使他们希望用那样简单的设备，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些东西都己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了。”
时代在不断地变迀，技术在持续地进步，对使用技术(新生产要素）的人的素质也提出了高的要求。维持低水平均衡的传统农业虽然也许可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但传统农业状态下几乎是文盲的农民是不可能对新的生产要素产生需求的。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自身素质低下而无法将新生产要素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传统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只能是拒绝使用一切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指出：人民文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时对边际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标准反应迟钝。人民是文盲只是表明，人的因素所具有的能力小于他们获得与教育相关的技能和有用知识时所应具有的能力。”，“一般说来，限于使用传统农业要素的农民比那些采取并学习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农民更确信自己对所使用的要素的了解。农民所真正关心的是体现了知识进步的要素中所固有的新型风险和产量的不确定性。对那些生产如此之少，以至于生产仅够维持生存的农民来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传统农业没有引入新要素，新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成分就不存在；只是在开始改造传统农业时，这种新风险和不确定性才会产生。
在这里，舒尔茨实际上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真正关键是:必须提高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素质，而要提高农民素质，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通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用舒尔茨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舒尔茨的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梁漱溟先生“化农民”的思想一致。
至于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投资，舒尔茨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新知识和技能。第一种是沿用己久的方式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由严峻的经验进行教授。第二种学习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由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像农业推广站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第三种方法是教育，这在长期里是最有效的方法。
当农民因得到教育投资而素质提高之后，如何让农民增加生产则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舒尔茨指出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重要启示:破解三农迷局的路径
梁漱溟、舒尔茨两位智者的思考，对我们破解今天的三农迷局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
1.研宄三农问题不能离开农民、农村和农业，必须从三农问题的实际出发。三农问题之所以出现，就是长期实施重工轻农制度安排的结果。在经济学界，自二战后一直弥漫着农业无用论、农业被动论等主流论调，强调通过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或强调通过牺牲农业优先发展工业而后再发展农业。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己强调指出，乡村文明并不与都市文明相对立，两者“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所以，完全可以“先农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4他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则‘必须从乡村做起”从农民做起。
而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提出，其直接动因就是对他那个年代忽视农业抛弃农民而推行片面工业化理论的批判。在1954年刘易斯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问世之后，一时间，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沦落到了次要的、配角的和被动的地位，农业、农村的发展与不发展完全取决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与不发展。正是基于对现有理论的反思，基于对现实中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日趋恶化的思考，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城市乡村和工业农业平衡发展的理论。
各个国家发展的历程己经证明，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发展的。由此，今天，在我们思考并反思如何破解三农迷局时，一方面既要重视己有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吸收前人的精神食粮。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紧密从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出发，不能隔靴搔痒乱下药方。工农业发展战略不平衡、对三农口惠而实不至、不对症下药等才是导致今天三农问题在陷阱中越陷越深的根本原因。要破解三农迷局，我们今天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输血”而是要“造血”，要培育三农自身的“造血机能”。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化解。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向农民教育投资而提高农民素质。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决不能仅依靠外部来的“救世主”给农民一些临时性的施舍，或是以粗暴的方式硬性下达几个指令，而必须像梁漱溟所说，要从农村的内部入手，即以农民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千方百计地调动农民的自觉。只有自觉的农民积极参入才能从内部从根本结构上解决“三农”问题。“乡下人自己起来想办法，才能把乡村救得好；并且这个好才能保得长久。”
根据舒尔茨的论述，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传统农业里劳动的农民，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只要有体力，不识字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农民。在现代农业里，只有体力、没有知识的农民是不行的。农民要有现代科学知识，否则不能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了解市场信息，从而进行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会很快被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去工作。不识字，没有文化，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入城镇能做什么工作呢？现在的工商产业部门，现在的城市，简单劳动的工作岗位很有限。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延缓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就很便宜，这就会阻碍农业机械的运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力昂贵，使用农业机械便宜，才能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化农民”，一方面可以使传统农业本身得到改造，提高农民控制因使用新生产要素而带来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没有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那么，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很可能都将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
3.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许多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农业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能完全交给政府，而应该既需要市场（或者主要依靠市场）又需要政府，市场与政府应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没有政府适度干预的农业必将是危险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陷入破产境地就是一个例证。50年代后期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发展由于完全受制于政府，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一种命令体制，无论它是通过大农场还是小农场，都必然是低效率的”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价值重建；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谈慧娟，罗家为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工农失衡和城乡失衡的现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这一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21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15年将一号文件锁定在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上，“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接下来“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2011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转变，即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开始转向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①近年来，城镇化率继续以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②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上相对封闭、静止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边界模糊、开放流动的城乡关系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受“重城轻乡“建设方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之间社会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严重失衡，大量产业、人口、劳动力等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衰败，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农”问题最早是由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来的，主要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2］(P16-31)。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尽管“三农”问题逐渐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但究竟何谓“三农”问题，学界尚未给予明确的界定。华生认为“土地分配”“税赋负担”“农民流亡”是“旧三农”问题，“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地非农使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是“新三农”问题［3］；应星在“土地-治理-民情”三重分析框架下，认为“土地问题”“治理问题”“民情问题”是当前的“新三农”问题［4］；李培林将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业村落终结”视为“新三农”问题［5］；项继权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衍生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称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新“三农”问题［6］。
不难看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也不断加剧，并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不过，这些讨论也有其共性，即城乡发展已经严重失衡，“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花大力气解决的历史时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在眉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长期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策略，通过“工占农利”的方式［7］，从农业源源不断地汲取剩余，支持工业化建设，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失衡日益严重，农业农村逐渐边缘化。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大事，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与富裕，中国梦就是不完整的［8］，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可以说，当前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如果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社会矛盾将难以破解，并随时面临激化的可能。
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视角来看，城乡矛盾的根源是空间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权力的空间秩序失衡。［9］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依托于城乡空间的劳动力、资本、生产和消费也逐渐形成了梯次结构，资本最先向城市集聚，高素质的劳动力、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城市的产业集群。相对而言，农村由于融资困难、生产者决策才能缺失、消费市场与城市的隔离，农业生产者从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决策者转变为面向产业链核心企业“需求约束”的决策响应者，“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10］（P556），丧失了产业链中的主动权，逐渐沦为城市的附庸。可以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资本——产业——市场的运行逻辑严重扭曲了城乡产业链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价值，并在产业联合中不断固化和延续，造成了城乡空间正义的消解。
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11］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底色。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业农村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生产、生活、交往、居住、消费、社保、文化传承等功能逐渐弱化，共同体逐渐消解，乡村社会逐渐走向衰败的边缘。当前，乡村社会集生产功能、生态与闲暇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社会稳定功能、主体发展功能为一体［12］，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至关重要。乡村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衰落不仅将削弱乡村社会特有的功能，也将对整合社会系统功能的发挥产生巨大影响，不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农民生活五个方面提出了二十字的总要求，为继续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这一战略的提出有力地驳斥了乡村衰败论，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期。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意涵
乡村振兴战略以市场化、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为渊源和底色，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为最终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意涵。
（一）农业产业由“边缘衰落”到“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不断提速，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遭遇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并向乡村社会延伸，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生产商品化和货币化趋势加强，以土地碎片化为特征的小农经营无法应对农产品市场化与货币化的大潮，小农经营被大市场所裹挟，农业产业和农民权益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社会相对静止和封闭的状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加入到工业化大潮中，其结果是，大量土地抛荒，妇女务农、农业兼业化以及“老人农业”大行其道，乡村社会内生性经济基础薄弱。［13］此外，由于制度缺陷以及运营、监督主体的缺失，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逐渐走样，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在部分地区丧失殆尽，政经不分现象较为普遍，经营混乱，产权虚置，产业基础薄弱。从1978年到2015年，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由28.2%逐渐下降到8.6%，2017年第一产业增长率约为第二产业增长率的一半。②由此观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农业是被逐渐边缘化的。
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乡村社会开始出现一些乡村旅游、农业综合体、休闲山庄、农产品电商等新业态，产生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潮流。这些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不过，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乡村振兴的提出为实现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人与自然由“对立破坏”到“和谐共生”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无论工业化和城镇化如何发展，都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将长期在乡村社会居住。为生活在乡村地区的人民创造舒适的生活和居住环境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主要靠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劳动力等资源投入，不惜通过开垦林地、草地和围湖造田等方式来增加农业产量，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遭到严重破坏，乡村社会的居住环境每况愈下。同时，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业剩余主要被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乡村社会的饮水、用电、垃圾回收、交通、污水处理、绿化、保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和供给严重不足，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成了“脏乱差”和落后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开始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以村容整洁为目标来改善居住环境。国家通过项目制、一事一议、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等方式将大量资源输入乡村社会，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领域，促进了乡村社会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过，尽管当前乡村社会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破坏尚未修复，新式污染源又进入了乡村，近年来小汽车越来越多，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每到春节，道路拥挤和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全面升级，在村容整洁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树立“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乡土文化由“传统消解”到“现代重建”
文化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整合与导向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深层的、广泛的、潜移默化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③。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主要有宗族文化以及熟人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既发挥着社会治理的功能，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织形式，正如许烺光所说，中国农民是生活在“祖荫”下的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宗族组织产生了严重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推行“送法下乡”、市场经济向农村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走向开放流动，宗族复兴的可能性进一步遭到破坏。［14］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⑤，村落乃蜂窝状结构的相对封闭场域［15］(P453)，习俗和村规民约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动下，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强，农村由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发展。［16］在半熟人社会抑或陌生人社会中，个体呈现出“脱域”⑥的状态，社会走向个体化与原子化，农村社区认同总体趋向消解，熟人社会的互助、习俗以及村规民约的功能大幅削弱。
显然，在开放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传统乡土文化逐渐式微，已经无法承担起维系社会运转的文化整合与导向功能，加之现代法律契约、制度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乡村社会道德滑坡，人情关系逐渐货币化，互助网络土崩瓦解，社会失范现象愈演愈烈，文化振兴迫在眉睫。新时代文化振兴是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既包含了传统村落的邻里互助、熟人社会、家风、村规民约，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要素，正确处理好传统村落文化与现代城镇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传统优秀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利用。
（四）治理形态由“乡政村治”到“德法并用”
乡村社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话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止于县，乡村社会主要由地主、乡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主导社会自治。中国共产党推行乡村革命、基层政权建设、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之后，党政权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高度整合与全面控制，传统的地方自治开始解体，全能主义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兴起。改革开放以后，村民自治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当前乡村社会的主要治理形式。但是，在“乡政村治”模式的主导下，作为村庄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委员会成了党和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执行者，民主选举与村庄治理相脱节，其治理绩效大打折扣。［17］同时，宗族、乡绅等地方精英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也对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大为削弱。此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无讼社会”，依靠法律制度和诉讼手段解决矛盾纠纷并非传统社会调解矛盾的主流方式，这一惯习也被保留下来。由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滞后，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机构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尚待提高。正因如此，尽管国家积极通过“送法下乡”等政策措施来开展乡村社会普法运动，推动法治乡村建设，但是收效甚微。
乡村振兴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村，德治即以德治村，强调将现代法治和传统道德融入村民自治制度之中。它的提出，是以传统到现代以来维系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行政、道德和法律三种元素为基础和参照，具备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渊源，同时也适应了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五）发展成果由“城乡分化”到“统筹共享”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率先致富，过上了小康生活。然而，由于历史、国家政策、产业形态、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一直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广大乡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民低收入也容易产生代际贫困问题，造成恶性循环，制约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纵观改革开放的时间轴，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随着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到2002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首次超过3倍，在2007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3.33倍。201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2014年下降到3倍以下。⑦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增长8.6%，二者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到2.7。②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来看，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现象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体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有所缩小，但是农民收入依然较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民生活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乡村振兴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对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所导致的乡村社会衰落的现实回应，也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让农民公平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在新时代增强农民获得感的必然要求。
三、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显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即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绿色发展之路、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特色减贫之路，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这些战略布局、政策设计以及道路选择蕴含了深刻的理论逻辑，概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并举。
（一）加强农业农村制度建设，释放农业农村制度红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其需要稳定的制度作支撑，因此要继续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释放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红利。现有研究表明，受制度环境与路径依赖的影响，农地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制度黏性”［18］，因此农村经营制度的建设和变革离不开当前的制度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四个发展阶段，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流转”蓬勃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开始兴起，形成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适应了当前的农业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承包地”分置制度，第二轮承包地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为乡村振兴的长期稳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给各类农业生产经营者吃了“定心丸”。
新时期，在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同时，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践形式，构建“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我国依然有近6亿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加上2.8亿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短期内中国大部分农民和农民工离不开土地。因此，家庭经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市场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也是大势所趋，推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关制度建设也迫在眉睫。同时，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要探索集体经济的实践模式，推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期，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依然存在3000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扶贫工作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对现有制度进行调试，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扶贫力量以及贫困户的脱贫决心和信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治”“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19］总体而言，“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沉睡的资源要素，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然而，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在土地、人口、产业、技术、金融、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水平不高。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一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城乡之间同地同权，土地征收、宅基地改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收益权和意愿，集体土地收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适当提高农民土地收益，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0］二是稳步实施农村“政经分开”“户产分离”，允许“市民下乡”，实现城乡之间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三是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市场，允许资本下乡，加强工商资本涉农管理和监督，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现代物流建设投入，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打破城乡之间在地域和空间上的边界，从而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四是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赋予农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生产设备与农产品抵押权，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加大政府投入，向规模经营者宣传农业保险政策，探索符合实际的互助合作保险模式［21］，建立普惠金融制度，有效规避农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消除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构建现代农业“四大体系”，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大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经营与市场交换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不断加剧。当前，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了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力图破解这一难题。
一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秉承“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的理念，依靠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构建生态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在初级农产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与包装，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让农业贯通二、三产业，构建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系。二是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与农技推广的力度，提高农业科技的转换率，转变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从以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为主转向以金融和科技投入为主，从生产、收割、贮藏、加工、运输、销售上全面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新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科学处理好农业规模经营与“四大体系”、适度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性和形式多样性的统一。［22］四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系统化、性质社会化和方式灵活化为目标，加快去“部门化”进程，积极探索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夯实农业农村治理基础，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如前所述，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大转型，无论是传统的德治、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都未能实现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衔接，乡村社会治理状况堪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赋予了乡村治理更加丰富的内涵，为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方面，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将法治和德治融入村民自治的制度实践中，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乡村社会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中，形成的一整套道德伦理规范在一定时期内是维系社会稳定运动的基础力量。尽管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遭到了一定的冲击，但道德伦理的用作仍然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推动乡村社会协商治理上具备天然的优势，要积极挖掘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要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改变传统上行政化、随意的治理方式，全面实行依法治村，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加强普法宣传，继续推行“送法下乡”，开展法律进课堂、进村庄、进社区、进机关等活动，推动法治乡村社会建设；提高乡镇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增强村干部依法办事水平。
不可忽视的是，人才断层、人才流失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农村的转型、农业的现代化、乡村的振兴归根到底要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三农”工作队伍共同推动。为此，要推进“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大力开发乡村人力资源。加强党员干部“三农”问题的理论修养，选拔一批经验丰富、素质过硬、作风正派的党员干部，配强基层党组织、政府与自治组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堡垒作用；积极培养现代职业农民，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社会参与的方式，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挖掘致富能手、返乡农民工等乡村精英人才资源，形成示范带动作用。
（五）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社会文化复兴与融合
关键词：休闲农业；发展设想；黄冈市
中图分类号：F303；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976-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10.045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Assumption for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uanggang
FAN Xin
（Sericulture Test Station，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y elaborating the connotation，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he superior resources including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cient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for developing leisure agriculture of Huanggang we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ideas as excavating superior resources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valuing personalized and distinctive business sense， increasing visitors' participation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 were proposed. Then the basic assumption for experience projects and implementations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ource strengths of Huanggang. Finally， som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development assump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Huanggang city
近年来，休闲农业的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对发展休闲农业十分重视，接连出台了多种政策大力扶持。如何发展休闲农业经济，推动现有农业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型，成为当前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普遍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发展休闲农业，首先需要对地方的农业特征、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进行充分研究和分析，寻找特色优势。
1 休闲农业的内涵和特征
1.1 休闲农业的内涵
休闲农业也称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1]。通常意义上，休闲农业利用农业的生产资源包括农村的田园景观、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环境，此外还可以与农业相关的农林渔牧生产和经营的各个过程以及特有的农家文化与生活相结合。休闲农业是以旅游内涵为主题，进行精心策划和开发，经过科学运筹和规划，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休闲来盈利的农业经营形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通常使用的手段包括农业观光、旅游、度假、娱乐等休闲方式。因此，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有机融合的新型产业。休闲农业的基础是现有的农业资源，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城市游客，其在产业上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产物，是基于农业资源基础衍生出的服务经营方式[2]。
1.2 休闲农业的特征与功能
休闲农业的主要特征包括：①以农业为主体。包括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服务的一系列农业活动。②服务商品。在休闲农业中，商品不再仅仅是农业活动所产生的农产品，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休闲服务本身也是服务商品的一部分。③结合生产、生活与生态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方式。④明确的市场定位。休闲农业带有服务业的特性，而其服务对象具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即以城市游客的休闲服务为基本内容。
休闲农业的主要功能包括：①生产和生态功能。休闲农业是一种多功能农业，它严格按照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要求，采取集约化生产方式，形成研―产―销一条龙经营链条[3]。休闲农业能为市场生产提供鲜活嫩的农副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物质消费需要。同时，还能以其特有的田园风光、民俗风情，让人感受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乐趣。达到体验生活、增长见识、怡情怡智、陶冶情操的效果。②经济和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指的是能够达到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目的。休闲农业能够有效地利用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功能指的是其能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在此平台上可以加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文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达到社会交流的功能。③教育和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指的是其可以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学习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途胶头绞剑还能促进农村民俗文化、乡村文化和农业产业文化的发展。能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激起人们参与的兴趣。④游憩和保健功能。休闲娱乐是休闲农业的一种基本功能。通过提供各种以农业生产生活为内容的休闲娱乐平台和服务，有助于城市居民紧张的生活得到放松，舒缓压力，还有利于游客调剂身心及养生保健，陶冶性情，净化心境。
2 黄冈休闲农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2.1 地理条件区位优势
黄冈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下游东岸偏北、大别山南麓、京九铁路中段，是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是将星闪耀、民风淳朴的老区。黄冈境内自然景观独特。大别山具有独特的自然风景资源，在境内绵延数百里，山奇水秀，大气磅礴。龙感湖现有水域面积2 500 km2，是全国重要的湿地保护区。三角山是鄂东名山之一。黄冈森林景观卓越，森林茂密，古树名木众多；生态资源丰富，是天然博物馆、绿色基因库、动植物栖息繁衍的“理想王国”，其不仅具有欣赏价值，而且科研价值高。黄冈的这些区位优势、地理条件优势和资源优势对于吸引客源、开发资源、集中构建休闲农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2 黄冈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黄冈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贤咸至，胜迹如云。这里诞生了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活字印刷发明人毕升，医圣李时珍，地质学家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发生了黄麻起义、红四军成立、新五师中原突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孕育了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李先念、董必武两位国家主席，王树声、陈锡联、秦基伟、陈再道和等二百多名将帅。与其他的资源优势相比较，黄冈的文化资源优势能够更进一步增强黄冈旅游对外的吸引力，整合优势资源，相互推动促进发展。
2.3 黄冈特色农业资源优势
黄冈的农业资源优势明显，种类繁多。黄冈是著名的桑蚕基地，产量占到全省80%，更是全国闻名的丝绸生产基地。鄂东大别山区罗田是全国闻名的板栗第一县。英山茶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英山更是全国名茶基地。李时珍故乡的蕲春是全国17家中药材专业市场之一，是著名的药市和中药材基地。麻城福白菊被农业部登记为全国首批28个“地理标志农产品”之一。“黄梅青虾”是黄梅县特产，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红安县是全国有名的“花生之乡”，花生和红苕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黄冈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和农业产业，这些资源构成了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3 黄冈休闲农业发展理念
休闲农业的发展依赖于相应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理念。从黄冈本身的特色与发展优势分析，需要以文化打造品牌，以特色聚就品牌，以体验宣传品牌，以优质提升品牌，立足三大板块，做强四大支柱。其中三大板块为红色板块、绿色板块和人文板块。四大支柱为红色文化、绿色文化、人文文化、科技文化。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和相关的政策指导，形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新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有效发挥各种资源优势和政策扶持优势，促进休闲农业快速发展。
3.1 挖掘特色文化优势资源
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与旅游业进行结合。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构成推动休闲农业发展的独特文化资源。文化在休闲农业中备受青睐，是休闲农业保持自身特色的决定因素。黄冈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依赖特色文化资源来提高核心竞争力与树立优势品牌。具体对策与规划中应做好以红安、麻城、团风为代表，黄麻起义、红四方面军挺进中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红色板块；做好以麻城（杜鹃花海）、罗田（天堂寨、薄刀峰）、英山（温泉、毕升故里）为代表的绿色板块；做好以蕲春（李时珍故乡）、黄梅（禅宗故里）、浠水（闻一多故乡）为代表的人文板块；还需做好绿色食品的科技板块。
3.2 注重个性化和独特性的经营意识
休闲农业与传统旅游业的不同，在于休闲农业追求个性化。它力图以针对性强的休闲形式，让游客体验到独特性，满足游客求新求异的心理。在发展休闲农业多样化以及具有独特性的旅游项目时，要具有以市场化为指导的独特性经营意识。需要抓住游客对于农村产品特色以及文化产品特色的心理需求，加强对于有独特性的服务产品的深层次开发，从而促进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休闲农业的发展。
3.3 增强游客参与性，提高体验效果
休闲农业注重的是游客的感受、体验和享受的过程，它更强调心理感知，更加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4]。参与性就是游客参与其中，成为主角；而体验主要是指游客在休闲农业中的具体感知与自我认同。体验的主要方式是基于休闲农业的场地，依靠农业景观和文化，以农业活动为过程，让游客参与到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从而为游客留下有纪念价值的回忆。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由游客自身的活动所创造的精神体验对于游客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活动的载体是旅游体验，它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与外界的互动创造满足自身情感需要和特殊经历的过程。基于黄冈的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入挖掘能够增加游客参与性与提高体验效果的项目，增强休闲农业的特色吸引力。
4 体验项目与实施设想
4.1 黄冈休闲农业体验项目设想
1）大别山茶园观光休闲体验，即采茶，煮茶，品茶体验。以大别山所特有的茶园为活动场景，让游客参与到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体验中。利用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历史遗迹大别山特有的茶园资源，构建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休闲农业主题活动。
2）罗田摘桑、养蚕、缫丝剥茧、织布、染布体验。以罗田所特有的桑蚕基地为舞台，构建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桑蚕田园生活景观，让游客在桑蚕采摘和纺织活动中体验中国传统的田园生活。
3）浠水策湖水产观光休闲体验和垂钓体验。以浠水策湖丰富的水产资源为基础，构建一系列垂钓园，让游客在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水产资源中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远离城市繁杂和压力的宁静生活乐趣。
4）罗田采摘，品L甜柿体验。英山采摘，品尝猕猴桃体验。以罗田和英山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基础，构建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采摘园，让游客参与到具体的农业生产生活中。
5）黄梅龙感湖鸟类之乡观赏体验。以黄梅龙感湖丰富的鸟类自然资源为基础，构建富含自然气息的鸟类观赏公园，让游客能够感受在城市中无法体会的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
4.2 黄冈休闲农业实施设想
1）修建以观光为主题的农园。针对黄冈目前已有的规模农园进行修葺、扩展和设施完善。同时修建几个大的上规模的观光农园，打造几个品牌，让其产生品牌效应。如罗田可建板栗观光园，蕲春可建中药材观光园，英山可建茶叶观光园，均采取采售一体的形式。让游客能够在这些农园中，观赏自然景观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乐趣。同时，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例如中国茶文化、桑蚕文化、田园采摘文化等活动，让游客在享受农业活动的同时，还能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2）修建以休闲为主题的农场。为了将休闲活动引入到农业活动中，构建的农场需要提供以休闲为主题的农业活动服务。主要内容包括特色农场景观的观赏活动、特色农业生产生活的体验活动、自然生态环境的观赏活动，从垂钓、采摘到自主烹饪和品尝的活动等。此外，在特色农业活动之外，还需要提供一般的休闲娱乐活动，如住宿、度假等。
3）修建以农业活动为主题的公园。休闲农业的目的是能够让游客休闲放松，因此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目标。主题公园一方面可以让游客参与到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也能达到宣传本地特色农业的目的。例如构建特色农产品的展览馆和交易市场等，可以在宣传的同时，促进特色农产品的销售。主题公园可以按照功能划分为休闲活动服务区、游客游览观赏区、特色产品与文化展览区以及特色产品交易区等，票房收入由政府和企业按投资比例分成。
4）农民自办农家乐。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资源以及乡村田园资源，兴建一批休闲、娱乐、餐饮设施，让游客吃住在农民家，与农民零距离接触，与农民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生存状态，了解农民的思想，有利于城乡互动，有利于城乡意识的相互渗透，还可增加农民收入。
5 黄冈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黄冈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应统筹规划，精心安排，夯实基础，完善设施，不断改善交通和配套条件，从而促进休闲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5.1 政府牵头，统筹协调
政府主导规划，将财政拨款、企业融资、民间资本引进有机结合起来。采取适当减税等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和民间资本到黄冈投资。企业和民间资本投资修建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农业公园等，不仅能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还能给黄冈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黄冈的市场竞争力。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运用政策杠杆，给予企业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扶持，才能尽快改善黄冈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获利为民。
5.2 将休闲农业与景观生态规划相结合
景观生态规划是针对一个流域或者比较大的区域对关系到生物保护、资源利用、生态安全和景观美学的宏观格局开展规划。景观生态规划的核心是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生态美学原理协调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空间关系和数量关系。将黄冈的休闲观光农业与黄冈的景观生态规划结合起来，利用地缘优势，因地制宜，以旅游润色农业，形成特色农业景观。增加休闲农业经营收入，从而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和休闲旅游的发展，无疑将对黄冈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5.3 加强宣传，注重信息传播，营造氛围
为扩大黄冈休闲农业的影响力，提高知名度，必须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传播形式分为传统传播和网络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又分为三种形式，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5]。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推广，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黄冈观赏休闲农业的风采。利用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主流文化的宣传优势，构建具有口碑的大众传播品牌，形成可持续的传播动力和感染力，从而提高黄冈的知名度，树立品牌，全社会了解黄冈休闲农业资源情况、特色所在，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让城乡积极互动，以获取最佳游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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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业；现代生态农业；耦合发展机理；发展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5-1347-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05.064
Study on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EI Xi-ling1，GUO Qing-xia2a，WANG Yan2b
（1.Hubei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rade，Wuhan 430079，China；2a.Tourism Development Institute；
2b.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pling coupling principle and fiv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tourism；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 development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生态农业”一词，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由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学家从土壤学视角提出[1]，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20世纪80年代生态农业开始在中国兴起，从原始的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化、多元化、生态化及规模化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进行转变。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和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越来越向往大自然清新的空气和淳朴的田园气息，对乡村的原始魅力充满期待，渴望远离城市喧嚣，沉浸于传统的铁犁牛耕、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生活。因此，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势在必行，研究两者的耦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不仅能满足广大旅游者的乡村旅游需求，丰富旅游业空间内容，更重要的是能够极大地延伸并拓宽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现代生态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式发展可能导致乡村传统魅力的消失，改变旅游者追求的原始乡村意境。所以两者耦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引起足够重视，通过有针对性的局部保留来传承乡村的地方性文化，实现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高效耦合发展。
1 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机理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2]。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融合日益明显，产业耦合成为研究热点。高楠等[3]以耦合模型为基础，对西安市的旅游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最受关注[4-7]；另外也有一些学者[8，9]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借此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拉动整体产业升级。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是以二者的良性互动为基本前提，通过彼此依赖、协调、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进行联合。其耦合机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农业需要综合性的发展优势和农业耦合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农业需要综合性的发展优势
传统农业在种植业方面所占比例过重，内部结构欠合理。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转化，改变了以往非生态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现代化、规模化、生态化更加重视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综合性不强，很多农业资源仍处于封闭状态，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旅游业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通过对农业资源的旅游开发，挖掘其特色价值，能够极大地促进第一产业的资源优化，大幅度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农业产品进行旅游加工之后便注入了观赏休闲价值，产业链得以延伸整合，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途径，带动土地及劳动力的合理利用，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更好更快地发展与进步，极大地发挥综合性的发展优势。因此，从现代生态农业的角度而言，与旅游业耦合，是农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1.2 农业耦合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1世纪，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再加上城市化人口数量上升，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人们的旅游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渴望通过旅游来放松自己，借助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来享受生活。与此同时，工业化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物种不断消亡，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情感呼之欲出，渴望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向往农村的绿色环境与地方特色。现代生态农业的兴起与发展则给旅游业创造了更广阔的平台，在高科技与生态化农业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融合了多种旅游形式的独有特色，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乡村旅游中秀美的田园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见识到科技旅游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奇妙的科技景观，还可以享受到生态旅游中独有的原生态景观和特殊的地域风貌。旅游业与现代生态农业的耦合发展，既能满足旅游者对农业的内在需求，又能拓展旅游业的空间和内涵，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4.2 现代农业与局部保留传统特色的旅游相耦合
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化是对原始传统的一种否定与升级。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汲取了历史与科技发展的精髓，但是对原始传统的回顾与学习却是了解农业历史发展脉络至关重要的环节。可以通过一定的区域来保留与原始传统农业相关的生产方式、传统作物或织布机、铁犁、铁锄、铁耙、风车、水车、石磨等农具，汇集多种与此相关的实物、模型、图片以及录像资料等，借助旅游之力来传递农业文明气息，展现农业的原始吸引力。此外，旅游业还可以深层次地挖掘园内水果、花卉和其他植物的历史故事，充分体现农业的历史教育价值。在把握各个年龄、性别的游客市场的基础上，通过神秘感来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利用水果、花卉和植物等设计精美的艺术品吸引女性消费群；利用高科技的无土栽培方式、新奇的物种等吸引成年人消费群；利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农具等的对比展示吸引男性消费群；利用整个园区的生态环保意识、寓教于乐方式吸引青少年市场，尤其是学生群，可以与当地的学校等教育机构达成协议，定期组织一部分学生前往体验学习，丰富其课余生活。
4.3 保护与发掘乡村文化，现代与历史相耦合
乡村文化是农业与旅游业耦合的精髓所在，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的过程中应该以保护与发掘乡村文化为核心。通过现代化的设施设备生产出来的高科技农业产品，在旅游者看来并没有多大程度上的乡村特色价值，但会直接影响到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效果。因此，两者耦合时应强调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充分发掘乡村的手工艺特色。这些手工艺大多取材于自然农业资源，以农作物或乡村生活废弃物为原料，体现了民间社会节俭的传统观念，鼓励在节约原则之下的无限创造力。独特的乡村手工艺作品，如草柳编织、炕席、纸笸箩、雕刻、塑作、陶瓷、金属工艺、刺绣纺织等，融合了乡村文化的现代与历史元素，均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代表。可以对这些特色鲜明的手工艺产品进行不同程度的纵深开发，将其发展成为实用性较强的餐具、家具、家居装饰或者旅游休闲用品供旅游者购买，既能充分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的消费心理，又能很好地发扬与传承乡村文化。
4.4 现代农业的先进性与传统农业的绿色性相耦合
据医学报告显示，当人们置身于农村清新绿色的环境中时会感觉非常舒适，植物的香味作为空气维他命，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理疗功效。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发展，可以将现代农业的先进性与传统农业的绿色性相结合，深入挖掘现代生态农业资源的绿色功效，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以保健疗养功能为主题，满足旅游者休闲之余仍能满足强身健体、美容护肤的需求。乡村曲折的道路、复杂的地形等本身就是天然的养身场所，在此基础上可以再配合设计一些与农事体验项目相结合的活动项目，让游客玩得尽兴，也养得安心。此外，不同的水果、花卉等均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可聘请国内外知名厨师取其可食用部分加以烹饪、设计，营造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让游客体验到别具一格的“盛宴”；还可以利用果子、树子等榨油，利用水果、花卉和其他植物等制作特色菜肴以及不同口味风格的冰淇淋、果汁饮料、特色小吃等，使游客不仅在“吃”上大开眼界、大饱“嘴”福，同时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另外针对女性消费者，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的水果、其他花卉、植物来设计天然的泡澡浴，实现美容护肤、强身健体、舒缓压力等功效，一举多得。
4.5 静态休闲与动态体验相耦合
如果产品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观赏层面上，那么现代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将收效甚微。相对应的农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应更加强调融入深层次的休闲内涵，将静态的观赏休闲与动态的体验旅游相结合，充分调动旅游者的参与热情，通过设计互动性强的农业活动来使游客真正地融入其中，亲自参与体验现代生态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化与生态化，在大自然的田园风光中感受农活的乐趣。可以通过不同特色区域如采摘区、垂钓区、品茶区、DIY区、纪念区、休息区等的设计来体现耦合发展的休闲内涵，静动结合，丰富旅游者的休闲内容与层次。采摘区供游客悠闲采摘，垂钓区供游客钓鱼聊天，品茶区供游客喝茶下棋，另外还有DIY区供游客亲自参与精美小礼品的设计与制作，为游客提供和亲朋好友亲密合作的快乐空间。在不影响游客体验的前提下，安排专业摄影的工作人员捕捉游客开心灿烂的瞬间，之后制作成精美的相片或相册，亲自送达至游客手中，为游客传达一种别样的贴心与温暖，增加游客的好感与忠诚度。纪念区则供游客亲手种植纪念树或认领树木等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纪念美好时光的存在。为保证外部观赏效果，纪念区植物最好选用颜色较好看、生长速度适中的物种，让游客能感受到植物的渐进生长过程；休息区可以通过修建观光走廊、植物亭等来构建，通过摆放一些躺椅、秋千、石凳等，表现出人性化的特点。所有的装饰物尽量选用植物、花卉等，充分体现出农业的生态与休闲气息。此外还可以不定时地举办一些特色节目来增强游客互动，如水果烹饪比赛、插花艺术比赛、“果王”拍卖会等内容丰富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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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体育自身的特点和社会需要决定着体育的功能，中华武术在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社会作用。在分析中华武术的特点和功能的基础上，指出武术在农村开展的可行性，重点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下中华武术新的发展指向。
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繁荣和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和政治较量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体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华武术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社会作用。
1中华武术的价值功能演变
中华武术作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武术在几千年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和热爱中国武术的外国人，它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中国武术不但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还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另外，在中国武术这种特殊的活动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等。中华武术是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哺育中发展起来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艺术审美、陶冶情操、防身自卫和休闲娱乐等价值功能。
武术的价值功能演变是因当时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武术的功能演变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发展、演变的文化结晶。在其绵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并有别于其他社会现象，只是在中国历史变迁发展的不同时期，武术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或是突出它其中某一功能，或是扩展其外涵，或是淡化其某一作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尊重武术与中国社会变迁、演化同步发展的客观规律。将武术置身于历史发展的长河，站在高度抽象、多维思考的角度，从动态上、从武术发展的趋势上去把握它的本质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概括出武术的全部。对过去的武术，对未来的武术的研究都必须如此。”
2民族传统体育在农村开展的可行性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在农村开展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自于民间服务于民间，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主要表现在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上（即生产实用性、民族性、民俗性、宗教信仰性、健身娱乐性、文体交融性等）。传承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的传统体育文化，所显示出的精神情感、生命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静态文化价值（渗透着社会历史的精神产物）和动态文化价值（活跃在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民间的传承习俗）两方面。意味深厚的传统体育项目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追求人的形与神的高度统一，其别具一格的民族艺术、审美观、民族情感着重于在姿态的意趣里塑造人，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方面是其他体育项目所不能比拟的。
2.2新世纪农村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经济收入普遍提高，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他们迫切要求改变“除了干活吃饭，无所事事”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对文体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大军在关注身体健康同时更加注重精神的健康。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使农民们迫切需要一种既健身娱心又培养人品的体育活动。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功能很好地满足人们这一需要，同时农村的这些变化，从物质基础、时间保证、思想重视和活动阵地等方面，为广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农村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提供了可能性。
3农村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意义分析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村开展健康向上、内容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但能健身娱心、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有利于建立健康、合理的新型生活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农村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就是挖掘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顺应和满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既定规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务的具体过程中得以体现。
3.1政治
3.1.1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闲时间增多，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农民对文体活动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体育活动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很可能沉溺于酗酒、赌博，不但危害身体，也给农村的社会治安带来隐患。在农村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不但能健体娱心，而且能引导农村的社会风气，民族传统的功能和价值在此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积极向上、严守法纪、互相帮助、相互尊重的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近年来，随着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农村社会治安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赌博、打架等现象少了，参加文体活动的多了，这说明在农村广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3.2经济
3.2.1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人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因此农民素质的高低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由于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注意锻炼身体，加上生活水平较低，导致其身体素质普遍较差，疾病发病率高，这也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加拿大著名体育专家奥帕茨指出：“身体健康的群体比身体不够健康的群体较少受伤，工作效率更高。即使受伤也能够更快地回到工作岗位。”生产劳动虽然也是四肢活动，但它是简单动作的重复，如果得不到调剂，日积月累必然造成机体损伤或畸形，甚至影响或降低劳动效率。要树立科学健身的新思想、新理念，纠正“劳动就是体育锻炼”的错误观念。通过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但可以增强农民体质，而且可以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有朝气、有活力的新农民形象还有利于吸引外来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因而在农村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保护和增强农村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3.2.2促进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余暇时间的增加以及农民健康意识的增强，体育消费在农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不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在农村的广泛开展，可以扩大农村体育人口的数量，增强农民群众的健身观念，促进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运动，这必将拉动农村体育消费，客观上为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术、气功、竹竿舞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都是老少皆宜，又极具健身功效的运动。农村具有广阔的、天然的健身场所，各地区可根据附近地形优势，开发形式多样的民族体育项目，吸引游客参与的同时，又能加快当地体育附属设施的健全，加速农村体育产业更全面地发展。
3.3文化
3.3.1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富裕起来的农民对体育文化生活的要求日益迫切，广大农民利用农闲季节、节假日、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有益的民族体育活动，如秧歌舞、太极拳等地方传统健身项目。这既有利于增强体魄、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密切人际关系，也有利于移风易俗，丰富农民社会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农民自身价值的实现，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
3.3.2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和丰富活动内容的文化类型，在劳动教养、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培养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农闲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扑克、玩麻将。我国农村地区相对城市来说，文化水平及文明程度较低，不少地方陈规陋习、封建流毒较深。在农村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对于摒弃陋规恶习、激发人们的上进心和竞争意识都具有独特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从逻辑上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活动，它将精神的愉悦与充实作为其主要目标，农民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增进社会和谐、提升文明素质等具有重要作用。如中国武术，其注重惩恶扬善、己诺必诚、尊重师道、立身正直等武德，是一种典型的将道德和审美等作为其重要文化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把广大农民吸引到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中来，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对于净化社会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有助于人们形成博爱的世界观及自我的超越，提升社会道德水准。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