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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职业责任保险的承保方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路桥；责任风险；保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127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随着我国法律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赔偿意识也得到了提升，企业面临的责任风险也逐渐增大。企业需要借助保险将自身担具的责任风险进行转移，但是当前保险企业可以给其他企业担具的责任风险还不能全面满足各个企业的要求。保险企业需要认清责任保险在当前社会中承担的主要功能，构建明确的企业职责，并研发和改革责任保险，这也是构建文明社会、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1 路桥责任风险与保险案例
2007年6月15日，我国著名大桥九江大桥发生了坍塌事件，坍塌面积高达200平方米。在此次事故中，4辆轿车落入江中，整个事故导致2人受伤，9人下落不明。该大桥的业主为其投保了300万元的责任保险，但是在此次事故中，300万元的保额根本承担不了该事故造成的第三方责任赔偿，也只是缓解了业主给第三方的赔付压力，如果，该事故发生时间推迟近3个小时，出现在交通高峰期时，那么业主将会承担更高的第三方任赔偿。针对这一事件，桥梁企业应引以为戒，将责任风险进行合理分险，进而减轻自己担具的责任压力。图1为九江大桥坍塌图。
2 路桥的责任保险安排与存在的问题
结合发达国家的保险发展市场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公众场所以及民营活动经营人员都购买了大量的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将自己担具的经济赔付责任大部分转移到保险企业身上，这样能够减轻责任人担具的赔付压力。针对政府企业而言，公众责任保险能够有效地保证责任人在没有赔付能力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责任保险给受害人员提供相应的经济赔偿。值得欣慰的是，九江大桥在没有发生事故之前，购买了一定保额的公众责任保险，虽然保险的保额不高，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众责任保险正逐渐的在我国发展与应用。
然而购买了公众责任保险并不等于一应俱全，公众责任保险不会承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以及惩罚性赔偿等，保险人的主要职责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承保人赋予一定的责任，也就是依法赋予的责任，且保险人需要按照保险合同担具被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赔付责任。当前，公众责任保险还没有在我国得到全面的普及，在应用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赔付额度太少以及司法管辖范围狭窄，这就需要被保险人或者责任人利用自己的经济以及其他方式处理和解决这些风险。
与其他财产保险进行比较，公众责任保险最大的差异就是其不具备保险金额，只具备赔付限额。所谓的赔付限额是指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承包期间，担具的最大赔付责任，这也是公众责任保险的保险价值在承包期间或者事故出现之前不能进行明确的主要原因，只有在出现事故之后，才能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对保险人所承担的赔付责任进行明确，所以公众责任保险在承保之前，都需要制定一个赔付最高额度。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主要采用强制的形式实现无限额度公众责任保险的推广，针对非强制性商业公众责任保险而言，赔付限额会由于当前的法律以及实际需求而限额比较高。我国的公众责任保险正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相关法律还不完善以及保险企业运营管理存在问题等，在实行公众责任保险时，公众责任保险的赔付限额通常比较少。以九江大桥的赔付额度为例，该次事件中，保险人所承担的最高赔付额度是300万元，假设该事故发生在交通高峰期的话，这些赔付金额对被保险人来说，将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燃眉之急，被保险人将要承受高额的赔付压力。
3 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保险的对策
随着公众责任保险的不断普及，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公众责任保险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也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改变，且改变程度远远大于物质市场价格的变动幅度。随着法制建设逐渐完善，担具重大额度以及无限额度的公众责任保险也逐渐增多，这导致公众责任保险的不确定因素也逐渐增多，公众责任保险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风险也就逐渐提高。图2为责任保险赔付流程。
为了确保公众责任保险运营的可靠性，保险人需要将所承担的重大责任风险进行分散或者转移，除了采用保险的方式将所承担的重大责任风险进行分散之外，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责任风险的转移。
3.1 采用分层承保方式
因为责任保险的额度逐渐增大，给保险人带来了加大的责任风险，因此，需要保险企业将被保险人的责任风险进行分层承包，也就是把赔付限额划分成多个层次，例如，保险企业可以将事故赔付限额划分成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1 000万元四个等级，承包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赔付限额。这种方式相当于分层再保险，由于在投保的过程中，需要投保人和多个保险人协商实现，并不是由一家保险企业承担所有的责任风险。因为责任保险所承担的保费和赔付限额存在非线性联系，针对承保高层责任的承包人来说，所获得保费比例要远远低于低层承保人所获得的保费比例。分层承保方式的赔付责任主要是由低至高递进的，即使涉及了几家保险企业，但是因为承保标准存在差异，不会出现重复承保的现象。
3.2 确定合理的免赔额
免赔额的主要作用是提升承保人的运营效率，给今后的运营管理提供便利，这里的免赔额不是给承保责任保险添加的强制性承保条件。但是，如果事故出现后需要给付大额的赔付额度，这时的免赔额可以有效地对保险人所承担的赔付责任进行控制，同时还能提升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意识。根据国际保险市场来讲，通常情况下，导致第三方出现人身伤亡的不能使用免赔额，免赔额主要指财产损害，由于生命和身体是不能用钱赔付的，因此，我国保险企业一般是将免赔额用于赔付财产损失。
3.3 采用法律费用保险
责任保险包含了一些法律程序，在启动法律程序时，将会涉及一些诉讼费用，其中诉讼费用也是责任保险赔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我国保险企业中，通常把诉讼费用列入责任保险赔偿中，如果在进行赔付时，属于国际司法管辖，那么保险人需要承担高额的法律费用。当前，国际保险市场已经颁布了独立的法律费用保险。它的主要作用是缓解讼诉时给保险人带来的高额法律费用，我国保险市场正需要这样的保险保障，进而给保险人提供更多的保险保障。
4 结 语
实现公正责任保险限额的创新，不仅可以缓解被保险人所单据的赔付压力，同时还能给被保险人提供赔付保障。但是，当前我国的路桥责任保险安排和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路桥责任保险在我国的推广和普及。因此，相关人员可以通过采用分层承保方式、确定合理的免赔额、采用法律费用保险等，实现责任风险的转移，进而给保险人提供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龙建海.通过引入保险顾问模式促进路桥企业经营管理[J].经营管理者，2013（20）.
一、产品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现状
产品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早期的产品责任险，主要是承保一些直接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产品，如食品、饮料、药品等，以后承保范围逐渐扩大，各种轻纺、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工业产品以至于大型飞机等均可在承保范围之内。尤其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产品的日趋丰富及现代化成分的增多，产品责任险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急剧地扩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责任保险已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占有整个非寿险业务的一半左右。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有的高达40％，责任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已涵盖公众责任、产品责任、雇主责任、职业责任等各方面，开办的险种多达数十个，服务范围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责任保险的比重只占非寿险业务的4％左右，与国际平均水平差之甚远。全球责任保险总量的平均比重已超过15％，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30％～50％。我国责任保险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不仅仅是占整个财产保险业务的比重过低的问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责任保险发展差异较大。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越大，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责任保险占比则越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给保险公司开发责任保险产品和服务带来了很多不便。
二、产品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1、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产品使用者长期以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较淡薄，对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侵权行为，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尤其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更是选择了不了了之，很少有人会提讼索赔。由此，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情况缺少了主要追究力。
2、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律意识不强。(1)生产商或经销商对于产品责任风险的认识不足够，误以为产品只要设计、制造按行业规定的程序走，就可以不必承担产品责任风险。事实上，产品责任风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生产商或经销商所提供的产品已经极尽完美，他还是不能避免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消费者误用的情况导致产品责任意外事故的发生，根据许多国家对于产品责任判决采取的严格责任或是绝对责任原则，生产商或是经销商仍然需要承担产品责任；(2)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对其产品质量的缺陷造成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法律责任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如何将其法律上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以解后顾之忧；(3)有些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即使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但并非真正明确其意义和作用，而是把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人作为企业一种宣传产品的广告效应。
3、法律环境不够完善。我国影响责任保险发展的民事责任法律法规不健全，特别是有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缺乏力度，受害方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我国现在对产品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是采用“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但我国的社会和经济是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以现在估计的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到了那个时候，这爪“预期可得利益”已是达不到预期的利益水平。规定中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物价指数上升的因素及精神损害，这显然不利于受害人。另外，有些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侵权行为，但由于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支持和庇护下，消费者往往诉而无门。这些都有碍产品责任法的实施和产品责任保险的开展。
4、保险公司宣传力度不够。保险公司对承保产品责任险的经验不多，尤其针对我国目前一些产品的真正合格率低、产品责任险的投保需求不大，承保面小，保费收入少，该险种的损失概率较大，赔付也可能会增大，不敢把承保面扩大，畏惧赔付率高。在承保时累计赔偿限额，特别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控制较严。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单纯的就保险论保险，对责任保险的业务推动和管理不充分；对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责任保险的作用尚未被社会广泛认识。
三、产品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的对策
1、增强消费者对于产品责任风险的认识。保险公司加大对产品责任保险的宣传，使产品责任保险早日深入人心，增强消费者维权的法律意识，使产品质量缺陷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责任能够得到有效追偿。
2、完善企业对产品责任风险的管理。保险公司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直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并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产品(如电器类产品)，应加强对企业承保产品责任保险的宣传。同时，生产商应增强产品风险意识，重视企业成本管理，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科学的识别、评估。由于产品责任风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能对产品责任风险采取被动自留的方式，而应通过保险的方式把产品责任风险分散给保险公司。产品责任风险具有发案率高、后果严重、涉及面广、额度大等特点，一旦企业发生产品责任风险事故，他所要承担的经济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从企业长远利益考虑投保产品责任保险是十分必要的。
3、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产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是世界性趋势，产品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在必然。对于承保范围为国内的产品责任保险而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是发展产品责任保险的基础。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保险对社会风险的合理承担、对促进经济的整体协调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健全的法律制度又是发展责任保险的基础。因此，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尽快制定出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明确生产商、经销商等对于受害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有效地保证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保险行业要联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级人员加强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为发展责任保险提供广泛的法律基础。
[关键词]责任保险，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强制责任保险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短一段时期内开办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些在涉外经济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办理的很少量的责任保险。这一时期责任保险不仅业务量小，而且社会舆论对于责任保险是否会弱化法律对致害者的惩戒争议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保险业整体进入“冬天”，这部分业务也同时停办了。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后，国内首先开展的责任险业务仍然是汽车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因素，其他责任保险业务仍然只在涉外经济领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及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为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特别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有效地激活了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责任保险的需求，为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开拓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广阔领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各种安全事故的频发，企业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企业主保险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疗人员、金融服务专业人士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增大等等，都预示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上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受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其规模和作用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需要。2004年至2007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实现从33亿元增长至67亿元，责任险业务规模一年一个台阶，增长速度均超过当年财产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0%，保持了持续健康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责任保险总量不大，2007年，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3.35%(不含机动车辆强制责任险)。与全球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险业务总量的平均比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一方面表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责任保险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整个财产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发展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进一步明确我国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肯定发展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发展责任保险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如火灾、计算机系统的故障、核泄漏、环境污染等，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损害人民的利益。发展责任保险，可以使保险公司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更有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机制，能够分散和转嫁生产经营和执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风险，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以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采取责任风险事故与保险费率挂钩，采用差别、浮动费率，根据投保单位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将费率与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定期调整缴费标准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安全意识；有针对性地对投保企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严重的客户，要提出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积极推广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促使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伤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为了办理赔付，将对事故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调查，事实上也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通过调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加强和改进安全管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上。通过建立自愿性和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责任事件方面，责任保险为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和服务，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
(四)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
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保险是政府转移社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通过在一些高危行业或企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处理责任事故的行政效率。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五)有利于促使相关法律的完善
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也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责任保险可以分散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责任制度遵循填补原则，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其次，责任保险可以弥补民事责任的某些不足。民事责任制度在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上述缺陷仅靠民事责任制度内的变革，已无法适应保障受害人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赔偿风险的功能，它将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再次，责任保险可以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责任保险的存在，使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制化程度相对落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是制约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继《民事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几十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规都仅是针对不同领域做出的个别规定，缺乏系统性。而《民事通则》本身也就不到200条，对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相当概括，而且规定的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也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效保护。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规定缺乏刚性，特别是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没有强制保险的规定。
2.现有法律法规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制定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包括在案件审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加害人做出处罚，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如目前我国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仅仅适用《劳动法》和其他地方性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差异也很大，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后，对于雇主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虽然我国对雇主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属于雇主责任时才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规定未明晰。另外，对于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执行不力，部分地区并未严格施行。
(二)保险主体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责任保险经营技术落后，经营险种单一。国内现有责任保险种类少，主要险种仅有10多个，各保险公司主要保险业务险种大多雷同，而且各司开展责任保险的历史比较短，积累的数据有限，在定价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业务经验和市场平均费率，难以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因此，受技术、经营经验及制度的限制，各公司开发新险的积极性不高，新险种的推广进度也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2.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成本过高，责任保险经营风险大。再保险是责任保险直接业务的重要支持，由于在民事责任中，迟发事故占比较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责任累计，给保险人带来沉重负担。如20世纪的灾难“石棉沉着病”。据统计，现在法国每年因20多年前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人，预汁在201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万人。从现在到未来，日本因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万人。在美国虽然没有统计过此类疾病的具体死亡人数，但是保险赔偿金已高达2500亿美元。国内外再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都十分谨慎，将责任保险特别是职业责任险列入“杂险”范畴，分保时大都需要逐笔谈判。实务中除法定分保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职业责任险时都需要先在再保市场上寻找买者，并根据再保公司提供的费率来测算承保费率。这样，很难单独签订责任保险的成数或溢额分保合同。而且临时分保方式又具有成本高、价格相对昂贵以及分保人对业务比较挑剔的不利特点，即使有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保，错失商机，业务发展受阻。
3.专业型综合人才缺乏，培训力度不够。责任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性强，对承保、理赔人员在界定责任方、责任范围、保险责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对责任险从业人员进行保险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保证保险营销人员能准确地引导客户制定合适的投保方案，保证理赔人员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但是目前保险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现有的培训计划不足以完成对实际工作的有效支持，致使销售人员不能全面领会公司责任险核保政策，出现销售与核保的脱节，影响业务的质量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保险公司发展规划中将责任保险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注重责任险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有新的险种推向市场，但是在推广上，针对新险种的培训和宣传资料、辅助材料的发行都相对滞后，导致业务开展中销售人员更倾向于业已熟悉的传统险种，这对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4.行业间沟通不足，保险业内非理性竞争加剧。因为保险产品的特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特别是投保人对风险状况进行陈述时，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行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经常会出现某个投保人在一个保险公司出险后，就转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较低费率承保。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其业务总规模的发展，违规承保责任保险。如扩展责任保险范围；违反条款规定，允许投保人不记名投保；将责任保险作为企财险等险种的附加险向投保人搭售，仅收取少量保费等。
(三)社会公众责任保险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不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对责任保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责任保险知之甚少。有些投保人为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疏于对安全工作的投入和检查，而且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清楚，对责任保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有些单位个人即便知道其责任风险，仍存侥幸心理，不想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愿投保责任保险。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2.社会公众索赔意识不强，致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索赔，从而使加害人逃脱赔偿责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索赔意识仍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很多公民对法律规定还不了解，不懂得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相关要求，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证据，导致权利丧失。其次，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被告的保护，很多公民在遭到他人侵权损害时，往往不愿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还保留有重“名声”轻“经济”的想法，这样在不少案例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为“争一口气”而已，轻易放弃自己的经济补偿索赔权利。最后，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
四、规范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法规建设
1.稳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创造责任风险转移需求。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要统一行动，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
2.加强相关法律操作可行性，明确经济赔偿责任范围。现有法律制度对于责任事故的处理随意性大、处罚力度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小、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明确责任范围及具体的损失赔偿标准，清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处于一定的法律规范约束范围之内，当其违反这种规范并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保险等途径或方式来转移这种责任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增长。
3.对于重要的业务领域，逐步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法制环境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和不合理的责任保险费率等因素导致责任保险发展缓慢，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事实上，机动运输工具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旅行社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的出台，已经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在责任保险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利大于弊。因此，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社会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与服务对象利益维护关系密切的职业等应该逐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使得责任转移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使责任保险供给变为实际供给，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业务规模增长。
(二)不断提高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1.培育责任保险供给主体，完善责任保险产品结构。随着责任保险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各财产保险公司推进责任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005年底我国批筹了第一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公司。2006年3月，人保公司成立了“责任信用险部”，专门负责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但经营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责任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且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责任保险供给的垄断或不足。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经营主体通常众多且组织形式多样，如美国纽约州责任保险市场主体有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保险公司、联合承保协会和自保组织等多种形式。因此，政府应该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专业化的责任保险公司优先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上有责任保险产品约400多个。但总体而言，这些责任保险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个人和企业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年责任保险保费徘徊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责任保险的经验开拓责任保险条款。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创新模式，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的现实需要，开发个性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其次，要在注重发展传统责任保险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责任保险领域，设计综合性责任保险产品。
2.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经营风险。从国外责任保险发展历程看，责任保险曾因为侵权责任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即民事责任裁决金额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成倍地提高责任保险费或拒绝出售责任保险单。在我国，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等责任风险也将相应增大，这将增加责任保险的市场风险。为了控制这些风险，各公司应加强对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开发责任保险产品时应考虑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市场的法律环境，对高危行业提高费率，慎重承保，并采取记名承保或按工种确定人数，单独制定承保方案及再保险方案，严格把好理赔质量关，提高定损的准确、合理、科学性，切实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3.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是责任保险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视频方式、巡回辅导、集中授课等形式进行培训，尤其应加强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熟悉和掌握责任保险有关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保险公司或院校学习考察、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和合理利用各行业的专家，如建筑、农业、企业管理等专家，提高保险公司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难度较大、专业性强，需要环保部门协助进行环境损失评估，提高损失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4.加强行业间合作，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保险公司应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努力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展开新的竞争，在竞争中以机制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胜于市场。保险全行业应通力协作、大力配合，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以服务社会、实施社会管理职能为共同目标，在携手开发国内责任保险市场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我国处于责任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间的相互约束、相互管理和相互竞争，吸取经验教训，防止保险公司之间不计成本的价格大战、片面的数量规模和短期性效益行为再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积极推进保险行业内部实现对有关责任风险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对于费率的拟订、承保范围的划分和赔偿限额的确定等方面内容形成制度性规定，报由保监会审批；对于某些目标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开发、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对于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保险人赔偿限额的确定，在行业内部应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对于涉及高额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保险公司之间还需采取共同保险、再保险等方式经营，避免风险单位的集中，减低公司经营风险。
(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宣传责任保险，普及责任保险知识，增进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的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展开立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和方式加强普法工作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同时，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证民事法律责任的贯彻执行，使责任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落在实处。而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媒体机构等独立于保险公司的第三人，其做的宣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2.促进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责任保险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现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应在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沟通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联合下发文件、共同确立并指导试点工作展开的方式引导、推动法人单位运用相关的责任保险来防范、化解风险。例如，与公安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场所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与建设部联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与安监总局共同研究高危行业的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业与各部门配合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实现保险与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防灾防损、安全技术方面的人员和经验数据，尽量统一损失统计口径，支持保险公司在消防和安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在安全检查上积极配合，通过加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检查，达到防灾防损的目的。三是加强事故发生后的协调工作，研究保险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介入事故处理的途径，帮助其尽快进入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影响的程度，及时恢复生产经营。除了与各主管政府机关推动其主管范围内的责任保险外，保监会还应与税收、财政等各部门加强沟通，为责任保险的发展争取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扶植与大力支持。近期，教育部、财政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签发《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由政府购买校方责任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险所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该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学校责任保险。
3.制定政策，鼓励险种创新。在界定什么是创新型产品的基础上，对创新型产品条款费率设计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核。率先进行创新的机构，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它做出来的产品应该是比较科学、比较接近市场的，定价也是相对科学的。那么后来推出相同产品的机构，在条款设计和定价上应以创新产品的设计为基准。这种做法的实质就给率先进行产品创新的机构一定的新产品优先定价权。当然，这个优先定价权的保护不是长期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一年，衍生的新产品就可以放开了。
关键词 责任保险 医患纠纷 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69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医患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趋势，影响了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营和有序发展。寻求一种分散医疗职业风险，缓和医患之间紧张态势的良策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医疗责任保险正是源于其转嫁医疗职业风险、赔偿患者经济损失的功能成为化解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
1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医疗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医方）根据合同约定，当发生医疗保险事故，被保险人依照法律需要对第三者（患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代其履行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制度。由于现代医学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患者的各体差异，医患纠纷难以避免。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患者对医疗责任赔偿数额不断增高，医院难以承受巨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执业医师的心理压力也不断增大，严重影响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效转移医疗风险。
首先，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将集中在某单个医院的事故风险转嫁于保险公司身上，减轻医方财务负担，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医患双方发生纠纷后，保险机构通过作为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参与调解，其处理意见比较容易为患者方面接受，很多纠纷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医院和医师便有充足的精力服务患者，最终可以促进医疗行业良性循环发展。另外，推行医疗责任保险还可以提升医方风险防控水平。保险公司在投保前及承保期间，通过对医扩人员进行法律法规、保险知识及医疗风险防范教育，对医疗风险的防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投保医责险对患者也是大有益处。一方面，发生纠纷后，患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公正合理地获得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由于医方申请投保时，保险公司会对其进行严格的审定，出险太多、从业人员素质太差的医院也许会因此被拒保。因此这种间接的监督和敦促，也无形中成了患者衡量医院优劣、择优就医的标准之一。另外，为了降低风险，减少赔付，保险机构不但参与理赔，还会请专家对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医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这对促进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无疑也是大有裨益。
当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除了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外，对保险公司而言，拓宽了业务范围，只要经营得当，也会增加经济效益，该制度对各方利益的兼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2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起步相对于其它财产责任保险要晚得多，并且发展十分缓慢。目前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只是部分省市地区开展了医疗责任保险的实践。然而，在我国实践中，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的认同度较低，参保率不高。显示出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推广不利的情。这一现状也在深层次上暴露了我国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容设计尚不成熟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这一险种的市场开发起步晚，保险公司缺乏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加之医疗责任保险具有一定的医学专业性，保险公司对其开发与研究需要借助法学与医学等领域专家的帮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制定成熟的医疗责任保险规则投入较大，经营成本高。因此，实践中，保险费率的厘定相当程度还停留在经验费率阶段，目前仅根据医院床位、医务人员数量等收取保险费，不能做到根据不同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岗位、职称风险系数的不同科学厘定费率，由此挫伤了医院的投保积极性，导致参保医疗机构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水平高、规模大的医院不愿参保，水平差、风险高的医疗机构投保相对较多，一些参保机构选择妇产科、心胸科等风险高的科室参保，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的开发热情度不高，使得这一险种在承保及理赔方面的设计还不太成熟，从而直接影响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推广。
另外，该险种承保的责任范围设计过窄。目前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多数将保险责任的范围限定为医疗事故，保险公司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索赔进行赔偿。这样一来，在众多的医患纠纷中，患方还是常常会到医院与医方进行交涉，医方还是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与患方进行协商与沟通，医疗机构感到投保的收益小于成本，且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因而对医疗责任保险热情不高。
2.2医疗责任保险处理程序不完善
发生医疗纠纷后，如何及时认定损害赔偿额，并且及时使受害人从保险人处得到偿付，直接决定了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效果。通过一定的机制确定医、患、保三方认可的赔偿金额是医疗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前提。目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双方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解决方式虽然具有公正、权威、强制的特点，但成本高、周期长，虽然容易得到保险人的认可，但决非医方和患者首选解决途径；至于行政调解，由于各种原因，是目前使用得最少的一种解决方式；至于双方协商和解，是目前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但医患双方私下达成的和解却很难取得保险公司的认可。对于确定为医疗责任保险范围的医疗损害案件，患者无权直接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当医疗机构要求保险公司赔付时，依然存在手续繁琐，理赔时间长的弊病。
2.3未实现医患纠纷的转移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实用性不强。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并没有使得医疗机构完全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对于投保的医疗机构来说，他们希望保险公司在转移经济赔偿责任的同时将医疗纠纷的协调处理的事务性工作也转移出去。这样投保的医院和医生可以避免与对方当事人的直接接触，仅需要就专业问题向第三方提交材料，专心于自身业务工作而无后顾之忧。这也有利于避免矛盾激化，可以妥善处理好双方利益。虽然目前在我国各地区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几乎都会规定保险人的索赔参与权，即必要时保险公司可以以被保险人名义对诉讼进行抗辩或参与处理有关索赔事宜，但事实情况是很少有保险公司能够在医疗责任保险诉讼或者纠纷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医院还得花大量的精力处理患者的索赔。
3重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设想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手段，但是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仍存在种种问题，限制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发挥。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从现实的社会基础出发，平衡医患利益，重新构建其内在体系，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3.1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
在现阶段，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覆盖率较低。由于种种原因，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的投保热情不高。在欧美发达国家，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常态，参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医方转移执业风险、应对医患纠纷的通行做法。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我国政府有必要将其所建立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同其他商业保险区别开来，赋予其一定的强制性，使之成为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疗纠纷一个主要方法。我国政府应当将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医疗卫生制度中的一项重点制度来建立，规定全国各地医院必须参保，从而保证医方的参保率，激发保险人的服务热情，真正实现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目的。
3.2设立第三人直接求偿权
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不享有直接求偿权。因此，参保的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纠纷后，不得不耗费时间与人力，参与到复杂理赔的过程中来，反而没有实现投保的初衷。为此，我国应当设立第三人直接求偿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求偿权。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可以直接与保险公司交涉办理理赔手续，从而使得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真正从医疗纠纷当中摆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临床工作当中。
3.3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中的积极作用
工程保险同样包括财产险和人身险，本文主要介绍几种财产险，如建设工程设计责任保险、监理责任保险、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以及工程质量保修保险等。这几个险种贯穿于工程建设始终，均直接或间接地对工程质量管理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1.建设工程设计责任保险
设计是工程建设的基础，设计质量对工程质量具有决定性的，质量隐患往往在设计之初就埋下了伏笔。由于多数设计单位经济实力薄弱，设计一旦出现事故，则难以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迫切需要一种措施转移风险，增强设计单位的抵御风险能力。
1999年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同意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开展工程设计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设计保险试点工作，2003年底又颁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工程设计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行设计责任保险制度。
工程设计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由于设计的疏忽或过失而引发的工程质量事故造成的损失或费用。设计责任保险在设计质量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推行设计责任保险有利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形成，从而规范设计市场。信誉高、设计质量优秀的单位将会有很多保险公司争先为其承保。相反，那些设计不规范、设计质量低劣的单位，将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其承保，或者即使承保了，保险费也一定会很高。因此，设计单位只有切实抓好自身的质量管理工作，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才能保证在设计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设计市场在一个良好的约束机制下必将逐步走向规范。
其次，推行设计责任保险有利于增强设计单位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抗风险能力。设计风险具有技术性强、难以估计、发生时间滞后等特点，给设计单位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设计单位纯技术性的经营活动决定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发生质量事故，经济赔偿有可能使设计单位面临破产。设计责任保险的出现，使得设计单位用较少的保险费便可转移难以承受的风险，从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质量管理中，有助于提高设计的质量。
最后，推行设计责任保险有利于加强设计单位与保险公司间的合作，互动地做好质量管理。设计单位投保后，保险公司为减小赔付的可能性会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参与设计质量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审查设计文件、评估设计风险的大小以及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处理建议，最后督促设计单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设计隐患。而设计单位在保险公司的指导下，可以充分认识到设计中存在的风险，全面完善设计文件，减小乃至消除设计隐患，从而保证设计工作的质量。
2.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
把好工程设计这一关之后，工程的质量优劣则主要取决于施工的好坏。而监理单位在质量控制中能否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随着法规的不断完善，对监理的要求在不断提高，监理的责任也随之加重，这样监理出现工作过失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另外，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结构、新工艺的都加大了监理的工作难度。如此看来，监理的责任事故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因此监理单位同样也需要一种转移风险的措施。
经保监会批准，2002年4月11日，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条款终于在上海推出，从而开始了我国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的实施历程。
监理责任保险承保的是工程监理单位因其工作人员在执行监理业务时的疏忽或过失，未能履行委托监理合同中约定的监理义务或发出错误指令而给委托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监理责任保险与设计责任保险都属于责任保险，因此，在质量管理中的作用同设计责任保险大致相同，这里只做简要。
监理责任保险为监理单位提供了一条安全而经济的转移职业责任风险的途径。投保监理责任保险后，监理单位必须加强质量管理，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相比之下，未投保的监理单位则很难承揽到工程。监理责任保险的推行还有利于规范监理市场，推行监理责任保险可谓是设置了一道门槛，保险公司对于管理质量差、信誉低、出现过质量事故的监理单位拒绝承保或增加保险费，这样就促使监理单位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提高警惕把好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这道防线，从而在工程领域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同样，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减少赔付，在承保监理责任保险后，也会投入一定的人力，加强对监理单位的监督与管理，促使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保证工程施工如期并高质量地完成。
3.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以上两个险种分别是通过承保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工作中因过失所造成的损失，来督促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全力投入到工程的设计和管理中，从而保证了工程的质量。然而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同样会对工程主体产生不利的，危及工程的质量，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推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简称建工险，在国外是工程保险中强制投保的一个险种，而在国内则是自愿投保。它是集财产损失险与责任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财产保险，承保在整个施工期间，因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失以及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其责任范围包括施工期间工程本身、施工机械、建筑设备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因施工而造成的第三者人身财产伤害。被保险人包括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咨询工程师以及贷款银行等。
完美的设计、精心的施工和全面的管理都是为了建造一项质量合格乃至优秀的工程，然而工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它们一旦发生则会给工程主体带来致命的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所有的工作与努力都会化为乌有。投保了建筑工程一切险后，虽然难以避免不可抗力因素的发生，但是意外发生后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减小财产的损失；而且承包商也会在保险公司的协助与监督下加强对工程主体的防护，保证在灾害发生后使工程的损失降低到最小，从而保证了工程建设质量。
4.工程质量保修保险
2004年建设部有关部门已起草了《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保险试行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并从2004年起在北京等11个城市开展建设工程质量保修保险的试行工作。人们对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投保工程质量保修保险，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后的第一年保险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由施工单位负责维修，维修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在竣工验收第一年后的保险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由承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维修，维修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显而易见，工程质量保修保险承保的是已交付使用的工程项目，有别于前面提到的三个险种，从而成为工程质量保证的最后一道防线。
直观来看，此险种的推行对于保护购房者的权益，降低房屋出现质量后赔付维修的风险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此险种的推行必将促进施工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工程质量水平。《办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施工单位为其施工的工程投保工程质量保修保险（目前在政府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关系公众安全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各类商品住宅工程这三类工程中施工单位必须投保此险种）。对于未投保的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施工许可证，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商品住宅不得销售。
工程质量保修保险费率实行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因项目规模、技术复杂程度、施工单位业绩、项目管理水平而不同。这样对于质量管理水平差的企业，投保就要付出高额的保费，甚至无人愿意为其承保。长此以往，企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有利于建筑企业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建筑市场约束机制的建立，必然促进建筑行业逐渐向利用市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向发展。
二、推行工程保险制度的障碍
工程保险制度在我国已推行20余年，然而开展并不普及，与发达国家投保率高达90%以上的比例相差甚远。经过分析，阻碍工程保险推行的障碍主要是体制障碍、环境障碍、技术障碍三大类，而最根本的障碍在于计划体制条件下相应的制度、运行机制障碍。
关键词：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潜代赔偿机制；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核心创新：责任形态的创新
我国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的一个突出亮点之一就是建立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度，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规定：“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财产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特殊的普通合伙的“特殊”之处在于合伙人的责任形态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合伙，后者合伙人的责任形态是无限连带责任，而前者的合伙人的责任却是一种有限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的混合体。作为普通合伙，其合伙人可以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受有限责任。在普通合伙企业中适用有限责任，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的重大突破，是有限责任制度的重大发展，必将对有限责任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命题，如其建立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其对有限责任的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其能否和如何平衡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益?本文拟就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这个崭新的制度做一些探讨，以利其在我国顺利推行，有效实现其预期的制度价值。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的产生原因
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来源于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主要适用于以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有限责任合伙，是20世纪90年代才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企业形态，最先进行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是美国1991年的得克萨斯州的立法，随后其他各州纷纷仿效，在全美国引起了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热潮，至1998年初，除佛蒙特外，所有州都已通过了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1996年，在综合了各州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对1994年的新统一合伙法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有限责任合伙和非本州的有限责任合伙，作为该法的第10条和第11条，以便向各州提供立法的蓝本，使各州的有限责任合伙立法走向统一。但加州、内华达和俄勒冈与纽约州一样，只允许专业性合伙成为有限责任合伙。它是指在普通合伙中，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火造成的合伙企业的债务，只以其存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的一种合伙。它实际上是普通合伙的变种，但对传统合伙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与发展。
有限责任合伙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诉讼，使传统普通合伙法的简单无限连带责任制度的弊端充分暴露，合伙制度责任形态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在美国，有一类称做“节俭社团”(thriftassociations)和“存贷社团”(savingsandloanassociations)的金融机构，其主要业务限于吸纳一般的存款、并给储户发放利牢较低的用于购房目的的贷款。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律允许实行浮动的市场利率的情况下，这类金融机构根本无法从住房贷款中获利。为此，他们中许多转向风险较大甚至投机性业务，最后，由于许多贷款无法收网，许多金融机构宣告破产。在破产程序处理过程中，发现此类金融机构在其经营活动中有严重的违规行为，为他们提供会计和法律服务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因有严重的渎职行为，被追究责任。由于这些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组织，这样，在合伙财产不足偿还债务时，全体合伙人均要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包括那些未参与此类活动的无辜的合伙人。这显然有失公平，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究此类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个人责任的诉讼成了一种新的合伙类型——有限责任合伙诞生的直接原因。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分析——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
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普通合伙企业最显著的特征，而我国新《合伙企业法》第57条的规定实质是对无过错的合伙人进行责任限定，允许其在特定情况下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分配制度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使合伙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更为公平合理。由于现代合伙的规模已十分庞大，又由于合伙特有的业务执行模式——任何合伙人都可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业务，各合伙人的业务义相对独立，这样，任何一个合伙人都可能面临对自己不知情的众多的合伙人的行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尤其足当该合伙人的行为是出于放意或重大过失，这种责任形态显得尤其不合理。传统的无条件的无限连带责任使得合伙人处于非常不安的境地，直接抑制了合伙企业的发展。让在执业中有重大过错的合伙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合伙人则对之承担有限责任的责任分配，实际上也是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体现，其本质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在商事领域的应用，无疑更为公平合理，有助于促进投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
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一直以来，在商事领域，有限责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被认为是效率价值，是效率优于公平的表现：为了鼓励投资，当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可以只以投资为限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这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然而有限责任合伙中的有限责任制度则完全是公平原则的运用：让有过错的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豁免其他无过错投资者对之的无限责任，而过错原则本身是来源于公平原则。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有限责任制度的早期，我们更注重其效率价值，而在有限责任充分发展的今天，我们同时也开始注重法律的最高价值——公平价值对效率价值的衡平。有限责任制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已自不待言。
有限责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责任的逐渐限定过程，将不确定的责任限定在可预期的范围内，是对市场主体的一种人性化关怀，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投资者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突破了有限责任的传统适用条件
(一)传统有限责任的适用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
法人具有独立人格，这一点已获得各国普遍承认。法人制度虽然产生于罗马法时期，但将其发扬光大得益于近现代商事领域里公司法人制度的广泛运用。而现代公司只有在有限责任机制下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样，有限责任制度与法人制度紧密相连。或者说，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成为承担有限责任的必备条件。目前，除法国等少数国家外，只有具备法人资格，才能享受有限责任是世界上人多数国家的通例。在我国，从《民法通则》第37条，将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开始，到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我国法学界根深蒂同的只有法人才能承担有限责任，只有法人的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的主流观点得以形成并反映在市法中：无论是《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还是《外商投资企业法》，都规定了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其经营或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只有在法人独立责任的前提下，投资者才能承担有限责任。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不以法人为前提
从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有限责任的适用条件来看，传统有限责任的以企业具有法人资格为前提适用条件被突破。特殊的普通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对其他投资者执业行为无过错即可。有限责任与法人资格分离了。近年来，已有极少数学者通过分析法人制度的演变历史，得出有限责任不是法人制度的必然内涵。确实，法人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团体的类似于个体的主体资格，与其成员的责任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可以从有限责任的演变发展史看出。如康孟达(有限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其部分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又如特许合股公司早期，已具有法人资格，但其成员仍然承担无限责任。再如后来的有限责任合伙，更是如此，合伙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不影响其部分成员享受有限责任。实际上，有限责任是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以投资者的投资为限，因此，只要投资者投资的财产与投资者其它财产区分开，就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这样，无论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还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伙企业，其投资者都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至于最后是否能享有有限责任，取决于投资者之间的约定和投资者与债权人的约定)。只有企业所有投资者都享有有限责任，企业才可能承担独立的责任，因此，是投资者责任独立才导致企业责任独立，而不是相反：企业具有法人资格(责任独立)，投资者才享有有限责任(责任独立)。从有限责任承担的物质基础来说，投资者的投资独立，即具备了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
四、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一)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的适用需要替代赔偿制度的配合
普通合伙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其设立条件和程序简单，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企业内部实行契约式管理，普通合伙享有这些宽松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基石在于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任意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不问合伙人有无过错，其他合伙人都要对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合伙企业的信用来源。而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中，免除了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减轻了合伙人的责任负担。在合伙人内部，这种责任分配确实更为合理和公平，但在合伙企业的外部关系中，带来的问题是合伙企业与债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失衡。原合伙制度术做任何变更也就是在保持了普通合伙原有制度优势的情况下，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地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故意或有重大过失的合伙人外，其他合伙人都不再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担保大大削弱，直接降低了合伙企业债权人的保护，这对债权人来说，显然缺乏正当性。为失衡的投资者与债权人利益寻找平衡的方法是建立替代性的赔偿资源。
可见，特殊的普通合伙的责任形态是对传统合伙人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是责任形态的一个崭新形式，其能否有效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伙企业的替代赔偿机制是否有效建立。我国《合伙企业法》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除执业风险基金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职业保险则认为保险法有规定，而不再做规定。实际上，作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中有限责任的重要替代赔偿机制之一的职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产生的背景、性质和负担的功能与普通的职业责任保险还有很大的区别，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才能正确实施。而执业风险基金的具体制度设计至今仍是空白。
(二)特殊的普通合伙的替代赔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1、职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责任保险所承保的危险是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是侵权责任，尽管合同所引起的责任风险非常重要，但其范围受到限制。决大多数重要的责任风险都源于侵权行为。因此，保险人的责任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之上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原则也是以被保险人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基础的。民事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种方式：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加害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是有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简单说，就是行为人致人损害，并不当然负赔偿责任，受害人要向加害人请求赔偿，必须证明造成其损失的加害人行为时主观上有过错，否则，其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为减少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在过错责任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即过错推定。它是指受害人向加害人求偿时，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而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推定其有过错。二是无过错责任，亦称严格责任，即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是受害人故意或不可抗力，行为人不可免责。由于过错责任原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体现，因此，在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一般实行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后者需要法律作出特别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般商业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一般实行过错责任，即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在加害行为上主观有过错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才承担保险责任，对不是因为被保险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保险制度的射幸性特征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至高要求，几乎所有险种都将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如美国保险法规定，“一般商业责任保险包含几个一致的除外责任，例如，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失。”那么，实际上，准确地说，一般商业责任保险的归责原则是“过失责任”。“过失侵权构成了责任风险的主要基础。……过失的特征是：从造成伤害的角度来讲，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是粗心大意或疏忽的结果，而非故意。”就我国目前开展的几种职业责任保险如医疗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和会计师责任保险的责任形式来看，都定位于“过失”，不包含“故意”。
强制责任险与非强制责任险在性质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归责原则上的巨大差异。强制险侧重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在遇到意外事故时，还要证明侵害人的过错情况，显然不利于保护第三人，基于此，在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责任的承担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严格责任，不管被保险人有无过错，保险人都要对第三人承担保险责任。如产品质量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等都如此，而且，一般而言，这些险种中的侵权行为本身的归责原则即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严格责任。
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非强制险的性质决定了其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中，合伙人享受有限责任的条件是其他合伙人在执业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故意不在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内。换言之，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只能就有限责任适用范围的一部分风险承保，即只有“重大过失”可通过职业保险替代补偿，这无疑大大削弱了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功能。
2、特殊的普通合伙的债权人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者所享有的权利非常有限。在商业责任保险中，责任保险转移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侧重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订立的保险合同，约定的是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直接赔偿给被保险人，第三人无权向保险人直接主张。但是，在强制保险中，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为了保护第三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许多国家的强制保险都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追偿。而且，“外国立法例如强制保险甚至规定，保险人不得以其他的对抗被保险人之事由(如保险费支付迟延或违反应尽义务等)对抗第三人，唯有于赔偿第三人之后，行使代位权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而已。”作为商业责任险，特殊的普通合伙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债权人)显然不享有强制保险第三人的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能直接向保险人追偿，只能向被保险人(合伙人)追偿，而相对于保险公司，要从合伙人处得到赔偿，无疑更难。
3、执业风险基金制度。实际上，除必须购买职业保险外，我同还规定了执业风险基金制度。但执业风险基金制度授权国务院另做规定，国务院目前未做任何规定，因此，就制度建设而言，该制度目前还是空白，根本无法发挥替代补偿资源的作用。
4、结论：特殊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的有效替代赔偿资源还存在很大局限。由上可见，在特殊的普通合伙中，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人，债权人得到的替代赔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享受有限责任豁免的因合伙人故意而导致的合伙债务不在职业保险的范围内，实际上，这一部分债权的替代赔偿落空了。另外，作为非强制险的第三人，保障的主要是被保险人(合伙人)的利益，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直接赔偿给被保险人，第二三人无权向保险人主张，而要从合伙人处得到赔偿，无疑比从保险人处难得多。而执业风险基金制度的建设还是空白。
(三)完善替代赔偿资源制度的法律建议
1、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设为强制保险，实行严格责任。如果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设为强制保险，保险责任的承担实行严格责任，就能解决职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不能覆盖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但是特殊的普通合伙中的职业保险保护的第三人是某一类企业的债权人，似乎不具有公益性质，由在制度改造中得到实益的债务人寻找其信用降低的替代办法，更合乎公平原则。而且，在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市场尚不成熟，责任保险供给方面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如责任保险品种单一，责任保险的限制性内容(如免赔额、最高赔偿限额等)太多，保险责任鉴定机制不健全等。所以，仅从修正或完善职业保险这条路似乎太局狭。
关键词责任保险；保险市场；法律
责任保险，顾名思义是指保险公司承担，由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而导致的应依法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特殊的险种。责任保险从本质上说是侵权行为之责任风险转移，是基于民事责任的一种分散和防范侵权损害的法律技术，是一种愈来愈被人们认可、重视并希望被用来规避责任风险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现如今，民事责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侵权责任领域，无过失责任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过错推定责任具有比以往更为广泛的普及，使得损害赔偿的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也使得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和责任程度迅速增加，人们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更加难以估计和预测，这也就促使加害人不得不寻找可以转化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法和途径，侵权责任制度的变化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规模和作用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我们必须对责任保险市场存在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做深入研究，以期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环境要素
(一)责任保险市场的风险环境。风险环境是影响责任保险需求的首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不断增加，所面临的事故风险也就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是各类事故和民事法律责任纠纷案件的高发期。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3天发生一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个月发生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每年因事故造成70多万人伤残，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每年发生的侵权案件约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
(二)责任保险市场的经济环境。保险业的发展又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责任保险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责任保险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国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人均C－DP将达到1900美元，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保险业超过30％的年均增速，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责任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日趋下降，与责任保险发展较为密切的第
二、三产业，如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煤炭、建筑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而这些领域正是安全隐患较大，是责任事故的高发区，相反经营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却较弱，一旦发生事故，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责任保险在这些领域应该大有作为。
(三)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死由命、息事宁人”等观念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的主动维权意识较弱，遇到侵权事件发生时抱着能忍则忍的态度，放弃索赔，而致害人一方则以种种借口减轻经济赔偿甚至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责任保险认知程度较低，保险意识不强也是现阶段存在的客观事实。但随着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由责任风险所引起的投诉和纠纷不断增加。公民维权、索赔意识的增强将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环境要素
责任保险与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一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有利于公众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从而刺激责任保险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与完善同步。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是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历史。国际司法界和保险界一般都认为，归责原则基本上经历了合同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三个阶段：
第一是合同责任原则。最初的产品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是以合同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受害者只有与生产者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才能就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害，对生产者或销售者提出请求赔偿的诉讼，否则无权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是过失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原则，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并不需要合同责任原则的契约关系。第三是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绝对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致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只要有损害的结果发生，并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过错，致害人也要承担责任。严格责任原则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归责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害方无须承担举证责任。比较过失责任原则而言，严格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二)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法律的发展与完善同步。从责任保险的发展看，法律制度的变迁引发了符合时代潮流和市场需求的责任保险产品的变更创新，如：由于英国在1880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而有了专业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的产生；英国的《1930年道路交通法》催生了强制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等；产品质量法的颁布也造就了产品责任保险，进而推广到食品和药品领域，以致到几乎所有工业制造产品领域，其他各种法律的颁布产生了药剂师、会计师、律师责任保险等等专业人士的职业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新险种的开发至今仍然活力无限。
关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各种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目前正处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废止、修订了大量不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法律文件，陆续颁布实施或修正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各种侵权行为的审理有法可依、赔偿标准更清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责任保险也将成为政府部门运用商业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责任保险发展的趋势
(一)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务的发展趋势。首先，经济的发展必定促使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史表明，责任保险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大量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工业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致人损害等事故必将随之增多，加之技术成果应用的大众化，使普通民众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纠纷的大量涌现，必将促使社会各界转而求助责任保险以转嫁其责任风险，从而促进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责任保险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管理功能，使得许多国家认识并开始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责任保险的发展问题，这无疑为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
(二)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产生之本意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第三人利益而为损害赔偿所造成的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保护受害人权益思想的发展，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新的建构体系正在逐渐展现。表现在：第一，在诸多领域责任保险由“自愿责任保险”向“强制责任保险”方向发展；第二，在所承保被保险人的行为方面，由承保被保险人“过失行为责任”逐渐走向承保被保险人的“无过失行为责任”的方向；第三，在责任保险的功能方面，逐渐由“填补被保险人因赔偿第三人所受之损失”转向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目的的方向。
四、我国责任保险现状及滞后原因分析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尽管近年来责任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商业保险中所占比例较低，其保险品种、技术含量、偿付能力、服务水平都与保险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需要认真反思。
1、我国责任保险投保率极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根据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34.8亿元，占全国财产总保费的4％左右，相比国际上责任保险占财产业务总量的1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甚至高达30％以上，像英国、德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0％左右；美国的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竟占到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与国外相比，显然我国责任保险的差距还很大。
2、责任保险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责任保险产品少，承保范围窄，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在4％的责任保险业务中。绝大部分是产品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而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公众责任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则少之又少。责任保险的投保率虽低，然而，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触目惊心。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中石油付出了3000多万元的责任赔偿；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密云县政府的财政也付出了几百万元的赔偿。然而，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故中，由于责任方存在侥幸心理，投保不积极，保险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损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补偿，最终只能由政府善后处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3、外资抢占中国市场。在国内责任保险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在保险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推广还没有积极性的时候，外资保险公司已开始抢滩中国市场。我国在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已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丰富，直接结果就是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相较于国内保险公司具有更多的风险控制经验和更成熟的保险产品。因此，给国内各保险公司以极大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滞后的原因。我国责任保险滞后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所致。
第一，公众的保险和维权意识较弱。由于我国现阶段保险知识仍未完全普及，很多人尚未形成主动的保险消费意识；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对可能发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第二，责任保险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虽然市场中的责任保险产品为数不少，也不乏新型险种，但很多险种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先天不足”，如费率科学性问题、市场不完善、险种设计问题，产品的种种缺陷使责任险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三，缺少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持。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民法体系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现行的《民法通则》对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文解释及表述不够系统和完善；其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侵权法体系，如《产品责任法》、《劳工赔偿法》《隐私法》等法律的缺失，无法对于某些本来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实现法律的硬约束。
五、发展和完善我国责任保险的对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法律环境。当前，各项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的法律不断完备，是发展我国责任保险的重要前提，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我国的民法体系还处于初建阶段，诸如产品责任、雇主责任等与现行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增加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险业应切实从市场需要人手，并作好前期的数据搜集，特别要调研司法案例中侵权案件的种类和赔偿额，研究和探讨产品费率、承保面、责任范围，以此保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引进较为成熟的险种，并加以改造。
3、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现阶段，在公众对于责任保险的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有必要将一些责任风险事故频发、损害大、影响大的领域涉及到的责任保险通过立法或制度形式强制实行。如在煤矿、公共场所等高危行业和人群聚集的场所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强制企业或行业投保，使得一旦发生大的灾难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分散损失，既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能力，也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需要构建专业化经营模式。责任保险虽属于财产保险的种类之一，但不同于狭义上的财产保险产品，其风险性质决定了其从费率的制定到赔偿方式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较其更为复杂。所以，财产保险公司如果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在增加了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经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在已经成立的专业责任保险公司的基础上，鼓励建立更多的专门经营责任保险的保险企业，专业经营责任保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5、积极寻求再保险市场的支持。责任保险具有涉及面广、运作复杂、风险大等特点。根据发达国家发展责任保险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健全，保险公司为了协调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赢利性目的，可能会承保一些高风险责任保险。对此，可以探索建立国内责任保险再保体系，或者与国际一流的再保公司建立再保渠道，在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分保机制，有效化解责任保险的经营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以确保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屏.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供求环境分析[J].时代经贸，2007，(5).
关键字：监理工程师责任保险
一、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建设项目的质量、工期以及造价等问题和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密切，可以说，现阶段建设监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对监理工程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监理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时可能面对的风险也逐步凸现出来，对此，人们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监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监理工程师职业风险的防范。笔者认为，逐步推行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将有利于我国建设监理事业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在个别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办了一些职业责任保险，主要包括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设计职业责任保险。中国首份监理责任保险于2002年在上海诞生，上海外建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取得了1000万元的监理责任保险。但上述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试办阶段，远未形成规模。与其他险种相比，职业责任保险从总体上仍然是最为滞后的保险业务。
纵观几年的发展历史，我国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业务量极其狭小，与巨大的职业责任保险潜在市场不相适应。虽然我国的职业责任风险大量存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职业责任保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处于低迷状态，难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
（2）发展不稳定，无规律可循。职业责任保险自从在我国起步以来，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保费收人等指标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上下波动，起伏不定，为保险人分析评估该险种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保险人目前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风险控制上找不到规律，无法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职业责任保险承保办法以及其他实务操作规范，不能像其他险种那样放手经营。
（3）风险巨大，效益不佳。尤其是近几年，国内职业责任保险暴露出高风险的性质，赔付率居高不下，个别年景赔付率甚至超过1000l0，保险人几乎无利可图。为此，很多地区对这一险种望而却步，不敢问津，有限的几个地区开办这项业务，也是本着极其谨慎的态度。
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是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
（1）我国目前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能够作为职业责任保险开办依据的各种职业责任赔偿条例。职业技术责任事故的处理，需要各种具体的法律依据。在我国，职业责任纠纷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原则来解决，各种专门的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很少。具体到建设工程监理，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建筑法》、《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等有限的几个法规条例对监理单位的损害赔偿作了规定，但却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且赔偿数额相对较小，致使监理单位风险意识薄弱。其他行业也类似。这就使职业责任保险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依据，从而无法大规模开展。
（2）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来明确判断职业责任归属，对职业责任纠纷进行仲裁。由于职业责任与专业技术有关，保险人不可能对各行各业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像专家那样深人掌握，一旦发生事故，对于是否属于职业责任，是否应该赔偿损失，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是很难判断的。因此，必须有权威性的责任事故鉴定机构充当职业责任者与受害者及保险人之间的仲裁人，对责任事故做出科学的鉴定，才能明确责任归属，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从而有利于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
（3）保险公司缺乏经营职业责任保险的经验，无法为投保人提供相关服务。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保险公司由于既懂保险又懂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难以为投保人提供有效的风险防范服务。而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服务的做法，也极易引起投保人的抵触情绪。即使在法规、政策等配套措施到位后，如果不尽早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阻碍职业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
因此，受上述条件的制约，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步履维艰。
三、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策
1.完善相关法规和合同条件
监理工程师责任赔偿制度在立法上是否明确、完善，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能否有效推行的关键。《建筑法》规定了监理责任赔偿制度，这是实行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内容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与之配套。此外，与FIDIC条件相比，我国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没有对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做出规定，对其中涉及监理工程师赔偿责任的条款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解释，使得我国现有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过小，不足以补偿由于监理工程师的失误所造成的业主和第三方的损失。应参照FIDIC合同条件，在监理合同中加入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专项条款，使职业责任保险真正为业主和工程监理单位所重视，全面提高监理单位的质量意识、风险意识。
2.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宜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
这是因为：第一，从保险原理分析，责任保险的基本社会目标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以自愿保险方式开展，则工程监理单位有可能不愿投保，保险人则有可能拒绝承保。这样，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将会降低。第二，从社会现实分析，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保险意识还不强，监理工程师制度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规范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的行为，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赔偿制度还有许多工作要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去贯彻落实。鉴于这些情况，只有实施强制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才能确保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促进我国建设监理制度的完善。在目前尚无强制保险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一些倾向性的政策，来推动工程监理单位投保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上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监理招投标中享有优先中标权。建设工程监理评标方案应当有体现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优先中标权的内容。
3.建立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鉴定机构。
在发生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时，由何种机构判断责任归属，是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监理工程师提供的服务专业性极强，保险人以及一般仲裁机构不可能对复杂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做出权威判断。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判断的权威机构有两种：一是人民法院，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的专家组成的鉴定机构，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经上述权威机构认定后，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实施理赔工作。
一、独立董事所面临的风险及开办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独立董事难“独立”之风险
独立董事，顾名思义就是强调董事的独立性。在美国等建立和运作独立董事制度较早和较成熟的国家，视独立董事为“外来董事”即“独立的外来董事”，其背后信奉的理念是：董事作为公司成员是有感情的，只有将其置身公司利益冲突之外，才有“独立”可言。这一理念已日渐为很多国家所认同，且不同程度地体现到各国引入独立董事的实际运作乃至立法之中。然而，由于我国缺乏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法律规定，有些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更多地通过名人效应提高公司形象，并没有实质的操作机制作为约束，随意性和伸缩性很大，最后独立董事演化成花瓶董事、人情董事。退而言之，即使独立董事最初能够保持其经济、人格、利益的独立，但其担任独立董事后也很难不被内部董事同化。因为作为董事会一分子的独立董事，为了董事会的利益不得不与内部董事相互妥协，而由于内部董事们具有优势，妥协往往是单向的，即由外部董事向内部董事作出妥协，否则独立董事就会被视作董事会的异己而处处受到排挤，处处遭受“冷眼”，从而无法履行其正常职责。因此，我国开办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时不得不考虑我国独立董事所面临的这一实际风险。
2.独立董事能力欠缺之风险
独立董事应是技术、法律、财务或管理方面的专家，具有相当的从业经验，并且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履行董事职责。在英美国家，由于存在相当发达、完善的经理市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由本公司退休董事、其他公司的退休董事担任的，也就是说是由专业人员担任的，进而形成了一个细分的独立董事市场。独立董事的信誉是他通过长期的管理成绩得到的市场评价，尽管关于独立董事自身的能力问题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议，如一个独立董事可能在其本行业是成功的，但是否能保证他也拥有在其他行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呢[1]？而在中国由于缺乏完善的经理市场，更别谈独立董事市场了。很多独立董事是由经济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担任的，我们不否认他们在其本专业的素质，但其对公司经营、对公司财务是否具有一种敏感性却是让人怀疑的。而且，目前的独立董事对其职务的重视程度和对其责任的理解也是值得探讨的。就连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还曾在《中国新闻60分》节目中承认，当初在某些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时对独立董事的职责理解还不够充分[2].所以，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之初，独立董事能力欠缺所导致的企业经营风险的确也是我国开办独立责任保险所应考虑的问题。
3.独立董事对第三者所负责任之风险
股东由于独立董事职务执行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追及独立董事的责任，此时独立董事面临受到作为第三者股东的的风险。据美国Wyatt公司的调查，在所有的索赔案中，由公司股东提出的诉讼索赔高达52%.这类诉讼一般索赔标的额都比较大，而且调查取证难度大、辩护的费用高，因而还附以不菲的法律费用，如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他事先约定的费用等。这是独立董事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精力上都难以承受的，亟需通过某种方式转嫁这一风险，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恰能弥补这一风险。
4.独立董事未尽其善管责任之风险
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一般认为是信托关系和关系。公司董事必须承担信义义务，包括善管责任与忠实义务。独立董事受所属公司聘请当然也要对该公司承担此义务，而且独立董事除具有《公司法》赋予的董事职权外，还拥有判断重大关联交易、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权利。一方面，由于独立董事其自身存在的经验欠缺和判断失误，在履行职责时可能会出现过失、疏忽等行为，会给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决定其与公司“内部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独立性越大距离就越远，其获取信息方面存在的缺陷就越多，所以独立董事根据信息作出客观分析、判断的失误率会明显大于非独立董事。这一风险是独立董事在其执业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
5.独立董事未尽忠实责任之风险
独立董事的忠实责任是指董事必须积极维护公司的利益，不得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独立董事应遵守公司章程，踏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独立董事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股东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等。独立董事虽不如一般董事和公司的关系那样紧密，但其职业特点仍使其能够掌握大量信息资料。这些内部资料一旦泄露或丢失，将会给公司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所以独立董事必须为公司保守秘密。如独立董事出于疏忽或过失而并非主观故意行为，在没有得到法律允许或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机密泄露给他人，或超越公司章程授予的权限所进行的活动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均可以通过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事实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独立董事仅仅做到忠诚谨慎地经营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寻找发展机会，为企业多创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独立董事的过失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利益带来损失。一般而言，独立董事的经营管理行为越积极，就越有可能给经营带来风险；而独立董事若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即使这样风险也难以完全避免），本身就有悖于忠诚勤勉等基本义务，最终还是会给企业带来利益损失。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会使独立董事面临诸多风险，亟需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保驾护航。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2002年1月23日，平安保险公司与全球最大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承保人之一的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联手推出我国第一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保单，向被保险人提供抗辩诉讼费用的保障[3].该保险推出后不到2个月就有6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咨询。由此可见，在我国开办独立董事保险不仅获得了理论界较广泛的认同，而且也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
二、我国开办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瓶颈分析
1.被保险人范围确定瓶颈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毫无疑问就是独立董事。在国外，该险种的被保险人包括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董事及高级职员，控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在关联公司作为公司代表的集团高级职员。我国的情况与国外迥然不同，由于没有经理市场和独立董事市场，更谈不上完善的市场选拔机制，因此充当独立董事之人其资质良莠不齐，这无疑就加大了保险人的承保风险。而且独立董事人力资源异常稀缺，使得担任独立董事的专家学者往往同时受聘为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很难达到证监会所要求的“独立董事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公司董事职责”，就又一次扩大了保险人的风险。所以，保险人从控制、减少其自身风险角度出发，也应对能够通过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转嫁风险的独立董事之资格或条件作一限定，那么究竟具备何种资格或条件的独立董事方能投保此险种呢？这是我国开办独立董事责任保险首当其冲的瓶颈。
2.保险费率厘定瓶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比例不断攀升，平均维持在2/3的强势比例上。作为美国公司董事会的优势群体，独立董事正常情况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大半以上，像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就占了2/3有余。而我国目前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只有几十家设立了独立董事，约占上市公司的0.5%，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孤掌难鸣，属于弱势群体，且在法律上没有被赋予特殊表决权。众所周知，大数法则和概率论是保险业厘定保险费率的数理基础，虽然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大数法则的“数”到底应大到多少，但毕竟要有一个能够使大数法则发挥作用的“大数”的底线，否则保险公司难以厘定保险费率。美国已形成了完善的独立董事市场，独立董事人数众多，保险业可以根据损失发生的概率较科学地厘定保险费率。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独立董事人数稀少，大数法则难以发挥作用，如何厘定费率，是我国开办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又一大瓶颈。
3.保险费承担瓶颈
在国外，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一般是由公司支付的。我国今年年初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明确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就目前情况看来，人们对此似乎颇有疑虑。因为由上市公司来为其独立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保险费由公司承担，实际上是把风险转嫁给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这种风险转嫁会使市场的风险承担体系发生紊乱，违背了市场经济中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原则，也不利于推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市场化进程，最终还会反过来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家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保险费全部由独立董事自己承担，在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恐难以激发其购买此险种的积极性。因此，保费到底如何承担，也是我们推出此险种的一大瓶颈。
4.保险责任设计瓶颈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应以独立董事应负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理论上应该既包括独立董事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给公司所造成的、依法应由其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又包括董事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给第三者所造成的、依法应由公司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独立董事在其执业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导致出险的原因亦多种多样，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到底应以何种原因所导致的风险为承保对象，亦是开办这一险种的瓶颈。
5.除外责任设计瓶颈
除外责任是指保险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保险合同的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可以是法定的，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就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作为除外责任，当然，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约定除外责任条款。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与公司的运作紧密相关，同董事经理履行职务的行为紧密相关，其目的在于严格限制保险范围，不使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蜕化为逃避法律责任的工具。至于保险双方当事人如何在合同中约定除外责任条款，取决于保险人对风险的评估。然而，和其他责任保险险种相比，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刚刚崭露头角，保险人既缺乏评估的经验又欠缺评估的数据，况且第三者索赔的时间和金额也极难把握，因此究竟将何种风险列为该险种的除外责任，也是困扰保险人的一大瓶颈。
6.保险金额确定瓶颈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是一项高风险同时又是一项高收益的业务。一方面，因为该险种市场需求大，保费也相对较高，所以它往往是西方国家保险公司尤其是一些大保险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投保人分属不同行业，经营状况不易把握且第三方的索赔极难确定，因此该险种的业务收入经常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如美国丘博公司来源于财产与灾害保险的收入在1998年、1999年分别是8.6亿美元与9.4亿美元，2000年却因该险种及相关险种赔偿金额过高而骤降至5.6亿美元[5].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依据，也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最高责任限额。由于独立董事责任保险风险的不易确定性，保险人确定保险金额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如何将保险金额确定得既能满足市场转嫁风险的需要，又能将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责任限制在一定的额度内，保持保险业的稳定经营，的确是开办此险种的又一瓶颈。
三、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险种设计
美国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是以股东与董事的分离因而导致“内部人控制”为背景的，而我国目前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关键是要解决“一股独大”、权利滥用问题。不同背景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独立董事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其相应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也应有所不同，如盲目照抄照搬，只能产生“江南为桔，江北为枳”之结局。因此，如何根据我国独立董事的特点与现状，合理借鉴美国等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先行国家实际操作之经验，乃该险种成功之关键。笔者认为，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险种设计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条款：
1.承保对象
能够通过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转嫁风险的独立董事其资格或条件，必须满足证监会的基本要求，即独立董事不得为：（1）公司股东或股东单位的任职人员；（2）公司的内部人员；（3）与公司关系人或公司管理层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独立董事不得成为该险种的被保险人。由平安保险公司推出的该险种的被保险人还将承保范围扩展至外兼董事和高级职员（指由被保险人所在公司派遣到其他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另外，独立董事和高级职员因过错行为被提及索赔，其配偶如因配偶身份被连带提及索赔，保险公司将其配偶的损失视同被保险独立董事和高级职员的损失予以承保。
2.保险责任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应承保独立董事在其执业过程中因其疏忽、过失行为给公司、股东所造成的应由其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但何种疏忽、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才属于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我们不妨援引美国法律中的经营判断原则，这一原则是美国法院发展出来的，关于董事免于就合理性的经营失误承担责任的一项法律原则。如果该独立董事作出经营判断时符合以下3项条件，他就被认为诚实地履行了其义务：（1）他与该项交易无利害关系；（2）他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掌握的有关经营判断的信息在当时情形下是妥当的；（3）他有理由认为他的经营判断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也就是说，独立董事在作出经营决策时，是尽其商业上专业知识及经验作出的诚信判断，因此无论该判断是否使公司实际获利，对于其忠实义务并没有违反，此时，独立董事就可免除其个人责任，其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可以通过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当然，该险种还应承担因诉讼索赔引起的各种法律费用。
3.除外责任
除外责任一般应包括以下几项：（1）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保险人只承保被保险人的疏忽、过失所造成的损失，美国的经营判断原则也将此作为独立董事不能豁免责任的理由之一。（2）被保险人的欺诈及恶意行为。因为独立董事的欺诈、不诚实不属于过失、疏忽行为，而且可以投保专门的忠诚担保保险。（3）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4）被保险人从事与保单规定无关的业务或活动引起的赔偿责任。（5）损失确实是由独立董事的过失或疏忽行为所造成，但投保人在投保以前就已觉察，一旦保险人掌握足够的证据证实这一点，就可以拒绝赔偿。
4.保险金额
鉴于该险种风险极难把握及索赔数额巨大，笔者建议在保单中规定一个最高赔偿限额以代替保险金额。赔偿限额的大小要视投保人缴付保险费的能力和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定。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或续签保险合同时，可以要求投保人提供最新的审计报告和最近一年来的有关材料，投保人必须对最近一年来公司资产结构的变化、分支机构的增减、是否有过或将要进行兼并重组等情况作出准确的陈述，以便保险人据此作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最高赔偿限额，以限制自身风险。
5.保险费率与保险费
保险费率的厘定在保证保险面和大数法则的基础上，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被保险人所属公司的资产负债和经营管理水平；（2）被保险人的知识结构、个人素质和职业道德状况，还可以要求投保人说明以往该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职员曾发生的索赔情况；（3）被保险人以往发生的索赔记录；（4）保单所规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赔额的高低情况。至于保险费的承担问题，笔者认为可由公司与独立董事本人按一定比例分摊，这样既有利于调动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给其必要的约束，增强其责任感。
6.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条款中规定免赔额和保险期内（一般是1年）的最高赔偿限额，低于免赔额的赔偿由公司或独立董事自己负担，超过最高赔偿限额的部分保险公司也不负赔偿责任。在美国，这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如果索赔标的额介于免赔额和赔偿限额之间，投保人不仅要负担免赔额部分，而且还要负担超出免赔额部分的5%，这样既加强了投保人的责任心，又限制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此外，对于重复保险的处理也应在保单中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免日后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总之，保险公司为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法律领域里的新变化，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被保险人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加强对投保人的监督，及时调整保险合同条款，以有利于其自身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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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段庆文，李中。平安丘博首推高职责任险[N].中国保险报，2002-01-25.
关键词：强制责任险；医疗职业；美国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7（c）-0174-01
按照通常的说法，责任保险始创于法国，美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则产生于1887年后。[1]目前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意外处理保险、医生责任保险、医疗民事赔偿制度、侵权诉讼、独立医疗意外鉴定委员会、医生问题的公众监督委员会等。通过这个医疗保障体系，大多数医疗纠纷在法庭外得以解决，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美国现代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成了医生的法定义务。有数据表明，近年来美国医疗投诉率增长了55%，医生平均保险费增长51%，占医生年收入的4-10%，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医疗责任险的发展速度。[2]医疗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专家责任保险的范畴。美国医师职业责任保险是法定责任保险。[3]只要是行医，就必须要有医师执照。要领取医师执照，首先要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投保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否则即是违法执业。美国的医师职业保险规定的较为详细，根据专业定风险，根据风险定保费。较大风险的是外科，每年需要交一万到两万美元甚至更多，内科风险相对较小，每年只需几千美元。而且，保险公司在为医师承保的同时，也会有所选择和评价，医师有了赔付记录，在下一年度续保的时候，保险公司要进行考察，决定是否提供保险服务和是否提高保费。所以，即使医师投了保，也不会过分松懈，这样就杜绝了道德风险的发生。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恶意图谋保险赔偿金而故意诱发保险事故所存在的非自然危险。[4]美国通过医师职业责任保险的经济手段对医师的医疗活动给予规范，一方面，大部分赔付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医师在从业过程中轻装上阵，全心钻研医术；另一方面，患者造成的损害能及时得到填补，体现了人权保障的公平和及时。
笔者认为，不管理论上如何界定医疗纠纷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国民法适用的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原则加重了医疗机构的负担和增加了败诉的风险。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为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而有过错推定的运用，以过错推定实现对受害人的特殊保护。[7]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加强了作为弱势群体患者的保护，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加重的事实，从而忽视对医疗机构利益的保护。
比较我国和美国在医疗损害赔偿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美国的过错责任举证原则即受害方需要证明其受到的损害是由于被告方违反了公认的标准而导致的，也就是说，患者有举证的责任，法官并不必然推定医院方面有过错，只是按照证据优势原则做出判断。与我国医疗纠纷的过错推定原则相比较，医院和医生在医疗诉讼中败诉的可能性和医疗损害赔偿的风险要小的多。可是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实行了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为医疗行业和医生执业保驾护航。比较我国，目前的医学事业尚不够发达，而医疗纠纷频频发生，已经造成医务人员消极执业心理，而自愿保险又不能满足医疗行业的社会机能，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强制采取责任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呢？而且，在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是国家投资的，其资产是国有资产。而医师是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医疗行为是职务行为。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根据我国对职务行为的民事归责理论，在执行职务中过失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由所在法人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尽管对工作人员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法人机构赔偿后可以追偿，但大部分承担赔偿的责任还是在法人机构。这样，一种不符合民事归责原则的责权不一致现象就会发生即国有资产的流失。在美国，医师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不属于职务行为，因此不会出现医生造成的损害由医疗机构承担的问题。
中美两个国家的这种体制和关系，虽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频繁和高昂的医疗索赔面前，分散风险都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我国，因医疗体制改革滞后民事法律制度，使医疗机构责权不等；高额的医疗索赔使医疗执业严重保守；医疗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使医疗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司法机构在审理医疗纠纷时，忽视医患关系这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忽视医疗人员在没有责任保险保障情况下的“高危职业”的事实，使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诉讼中过多的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在医疗侵权损害后果发生时，存在很多种方式去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但保险比侵权赔偿更加方便和快捷，受害人认为更加公平和执行起来更加廉价。“保险对原告和被告均有好处，被告支付保险费越多，他的声誉就越高。此外，他还可以避免诉讼过程中的大量费用。如费、辩护费和各种准备费。所以保险是一种费用低廉的解决方法。”[6]再者，我国这种特殊的医疗体制，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医疗职业责任险会起到重要的防御和保障作用。因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责任保险制度，对实现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的机能是有缺陷的。不能满足责任保险的政策目标的基本需求。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已经明显显示出强化保护受害人的赔偿利益的趋势。因此在我国要建立强制性地医疗职业责任险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是医疗侵权民事归责原则所激发的产物，同时也是医疗机构国有体制应该采取的一种保障措施。
通过比较可知，无论是从保障医生和患者的权益、发展社会医学的角度，还是从民事归责原则理论发展趋势的角度，笔者认为建立强制医疗职业责任险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必备的医疗领域风险分散机制。符合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的目标，也有利于民事责任制度与损害赔偿的适度衔接。
作者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袁宗蔚:《保险学》，北京，合作经济月刊社,1981年第1版,第354页
[2]王川:《国际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00年学位论文,第4页
[3]王川:《国际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第5页
[4]邹海林:《责任保险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36页
[5]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参考系，是因为美国的保险业较为发达，而且美国的职业责任保险尤其是医疗职业责任保险开展的较早,是社会干预的强制性的险种
【关键词】 医疗风险; 医疗保险; 风险分担
【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d our country’s research and practice situations of the medical risk share in hospital，medical staff and the sufferer，and discussed the subsistent problems.Aiming at the subsistent problems，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 and advices.
【Key words】 medical risk; medical insurance; medical risk share
医疗行业属于高技术，高风险的领域。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需要完善的体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笔者认为，降低或化解医疗风险，应探索建立健全我国的保险制度，实现医疗风险的合理分担，满足医患双方抵御风险的需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1］。
1 医疗风险概念界定及分类
医疗风险指存在于医疗机构内部的、可能会导致医院和患者各种损失和伤害的不确定性。医疗风险主要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及并发症等［2］。
医疗风险可以发生在医疗服务的各个过程中，无论投药、手术、麻醉、各种检查等都是伴有某些风险的行为。根据医疗活动的主体分类，医疗风险可分为患者风险和医方风险。患者风险主要有生命危险和健康危险。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疾病是否被治愈，伤残是否发生等。医方风险主要有误诊误治导致医疗事故的责任承担，不能收到治疗费用的损失等［3］。
根据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还可以将医疗风险分为医疗侵权风险和医疗发展风险。医疗侵权风险是指因过错诊疗行为导致非必要医疗损害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此种风险大多是由人类认识过程性、有限性，以及心理上注意疲劳所引起的;医疗发展风险是指正常的、无过错的诊疗行为导致患者非必要医疗损害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这类风险主要源自于临床医学的不精确性、探索性和公益性。
2 我国现行的医疗风险分担模式
2.1 医方筹资的分担模式
目前我国医方筹资的分担模式主要为医疗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又被称为医师责任保险，指在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及承保范围内，被保险人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因过失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造成医疗事故，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由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限内提出首次索赔申请的，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产品。但医疗责任保险不涵盖医疗意外及医疗故意事故［4］。
医疗责任保险的建立，对于分散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减轻医院的诉讼压力，保障患者的赔偿请求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57］。①医疗责任保险承保的人员范围和保险覆盖面太窄:医疗责任保险主要指从事职业与健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员，诸如医生、护理人员、药剂人员、检验人员等，承保范围不包括医疗机构见习、实习和进修的医学生和医生。此外，医责险只承保因过失发生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的风险，然而医疗领域的风险很多，除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外，还包括医疗意外和并发症等，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因此当前的医疗责任保险覆盖面太窄。②缺乏专业处理医疗纠纷的机构，投保医院没有真正从医疗纠纷中脱身出来:由于医学具有复杂性和高技术性的特点，医疗责任保险起步晚，保险公司内部缺乏专业性的技术人员及相应的机构处理医疗纠纷，一旦出现了医疗纠纷，患者还是找医院来讨说法，医院即使投保后，仍然要花大力气来调解纠纷。因此，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入，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其风险管理功能，没有使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脱身出来［3］。③医疗责任保险保费偏高而赔付额过低:目前，虽然各医院医疗纠纷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但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比例少，相对于医院的实际赔偿额而言，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费率太高，特别是对一些效益差的单位而言，现行的保险筹资水平过高，负担过重。并且医院与保险公司签定的保险条款中均规定了每次索赔的责任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保险公司本身为规避风险，将每次赔偿限额一般都定在l0万元，对于医患纠纷中判定的高额赔偿，索赔责任限额则相对微不足道。
2.2 患方筹资的分担模式
医疗服务是过程性的服务，这是由医疗服务的高度挑战性、医疗技术的有限性、人类自身生理的复杂性决定的。法律不会要求医疗人员包治百病，医务人员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医疗服务只能是医疗机构依照医疗技术向患者提供一个合理的诊疗过程;并且医疗服务不同与商业服务，患者不是消费者，患者不是基于生活需要，而是因生病为维护其身体健康接受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医疗机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者，而是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因此让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承担全部的医疗风险，这是不公正的，从社会利益考虑患者应分担适当的风险。
目前，我国针对患者提供的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住院保险等。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及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另一方面由于患者的认识不到位，此类保险并未向常规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8］。
据国家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居民医疗保障方式中各类社保占22.2 ％，纯商保占7.6 ％，自费占70.2 ％.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65 ％ 的城乡居民完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部分居民面临的疾病风险主要以风险自留为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没有很好的医疗风险分担途径和方法，疾病已成为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成为评价社会不公平的指标。
3 我国医疗风险分担模式的探索设计
3.1 通过医院风险基金进行内部风险分担［9］
在商业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能完全解决医院医疗风险的情况下，医院可以在法律框架内于医院内部建立医疗风险基金，力争提高医院规避医疗风险的能力，尽快解决医患纠葛，使医院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谋求发展上。风险基金是一种内部的风险共担机制，筹集的资金包括医务人员自筹，新技术、新疗法积分和医疗成本提留等部分。风险基金的设立将会实现医院与全体医务人员风险共担的机制，一方面可以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责任人”负担赔偿的比例，降低“责任人”赔付压力，从而很有利于医院的发展。近几年，上海医院便实行此法，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3.2 通过建立行业互助协会实现行业内风险分担［10］
英国医生为了转移风险，促进医疗行业的发展，自发组建互组织即医生维权联合会、医生保护协会、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等3个各自独立的组织。这些组织均是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其职能首先是收取会员(加入组织的医生)的会费，对会员医生医疗过失的损害赔偿提供全额的补偿，因其具有非营利性、互，故会员交纳会费要比商业保险的保险费低得多;其次，当会员发生医疗纠纷时，这些组织为其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
为了保护医疗机构不受患者及其家属无休止的骚扰，脱身于非法追诉，保护医务人员执业积极性、主动性，并借鉴英国医生互医疗责任制度经验，我国可以尝试建立医疗行业互助协会。在医疗行业互助协会内设立医疗风险赔偿基金，该基金分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基金和医疗意外损害赔偿基金，在发生医疗事件时由互助协会用医疗损害补偿基金对患者给予一定补偿。同时互助协会还可以为其组织内成员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保护其在合法执业时不受非法侵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协助成员进行有效有力的处理，直至纠纷处理结束。
3.3 通过完善医疗保险市场进行外部风险分担
从调查可知，当前医疗风险赔付的保险支付比例较低，这主要是与我国医疗保险市场的不完善所致。我国当前的医疗责任险由于法律的未完善性、医疗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人们的保险意识和医疗机构对医责险存在的误区，导致购买率有限;且购买后的部分医责险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医疗卫生事业具有风险高，风险复杂，风险不确定及风险后果严重等特点，特别是作为大型综合医院，来就诊的大都是各地转来的急危重病人和疑难病症，所承受的风险更高。因此建立强制性医疗风险保障金制度迫在眉睫，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当前医疗保险市场，各个医院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的统一指挥，因此很难实现参保医院与保险公司利益的协调统一。因此，实施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后，一方面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必须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中介组织来总体代表参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利益，协调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与运行［11］。
3.4 通过完善商业保险实现风险的“按需分担”
由于商业保险的营利性使其不可能成为分担医疗风险的主力军，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商业保险在分担医疗风险中的积极作用，并应进一步加强它的积极作用。患者作为医疗活动的主体之一，应当分担一定的医疗风险，但患者可以商业医疗保险或医疗意外人身险等形式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实现风险的合理转移。保险公司可以根据市场调查，设计合理的保险种类，患者可以根据就医的需要，购买适合自身的医疗保险，实现风险的“按需分担”;同时这种保险由于其基数大、理赔概率低且保险金的最高数额取决于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多少，因而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和广阔的市场空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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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车保险的起源
(一)近现代保险分界的标志之一——汽车第三者责任险
汽车保险是近展起来的，它晚于水险、火险、盗窃险和综合险。保险公司承保机动车辆的保险基础是根据水险、火险、盗窃险和综合责任险的实践经验而来的。汽车保险的发展异常迅速，如今己成为世界保险业的主要业务险种之一，甚至超过了火灾保险。目前，大多数国家均采用强制或法定保险方式承保的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它始于19世纪末，并与工业保险一起成为近代保险与现代保险分界的重要标志。
(二)汽车保险的发源地——英国
1.英国法律事故保险公司于1896年首先开办了汽车保险，成为汽车保险“第一人”。当时，签发了保费为10英镑—100英镑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单，汽车火险可以加保，但要增加保险费。1899年，汽车保险责任扩展到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所造成的损失。这些保险单是由意外险部的综合第三者责任险组签发的。1901年开始，保险公司提供的汽车险保单，已具备了现在综合责任险的条件，在上述承保的责任险范围内，增加了碰撞、盗窃和火灾。1906年，英国成立了汽车保险有限公司，每年该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免费检查保险车辆一次，其防灾防损意识领先于其他保险大国。
2.实施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机动车辆的流行加重了公路运输的负担，交通事故层出不穷，有些事故中受害的第三者不知道应找哪一方赔偿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发起了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保险的宣传，并在《1930年公路交通法令》中纳入强制保险条款。在实施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过程中，政府又针对实际情况对规定作了许多修改，如颁发保险许可证，取消保险费缓付期限，修改保险合同款式等，以期强制保险业务与法令完全吻合。强制保险的实施使在车祸中死亡或受到伤害的第三方可以得到一笔数额不定的赔偿金。
3.1945年，英国成立了汽车保险局。汽车保险局依协议运作，其基金由各保险人按年度汽车保费收入的比例分担。当肇事者没有依法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保单失效，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时，由汽车保险局承担保险责任，该局支付赔偿后，可依法向肇事者追偿。
英国现在是世界保险业第三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据英国承保人协会统计，1998年在普通保险业务中，汽车保险业务首次超过了财产保险业务，保险费达到了81亿英镑，汽车保险费占每个家庭支出的9%，足见其重要地位。
二、汽车保险的发展成熟
(一)汽车保险的发展成熟地——美国
美国被称为是“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此相随，美国汽车保险发展迅速，在短短的近百年的时间内，汽车保险业务量已居世界第一。2000年美国汽车保险保费总量为1360亿美元，车险保费收入占财险保费收入的45.12%。其中，机动车辆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为820亿美元，占60.3%，机动车辆财产损失保险保费收入为540亿美元，占39.7%。机动车辆保险的综合赔付率为105.4%，其中，净赔付率为79.3%，费用率为26.1%。美国车险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都相对自由，激烈的市场竞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车险市场。
(二)美国汽车保险发展的四个阶段
1.汽车保险问世。美国最早开始承保汽车第三者责任险是在1898年，由美国旅行者保险公司签发了第一份汽车人身伤害责任保险。1899年汽车碰撞损失险保单问世，1902年开办汽车车身保险业务。
2.通过《赔偿能力担保法》和《强制汽车保险法》建立了未保险判决基金。1919年，马萨诸塞州率先立法规定汽车所有人必须于汽车注册登记时，提出保险单或以债券作为车辆发生意外事故时赔偿能力的担保，该法案被称为《赔偿能力担保法》。该法实施的目的在于要求汽车驾驶人对未来发生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提供经济担保，但是由于这种担保的滞后性，以及该法无法强制每一汽车使用人履行赔偿义务，车祸受害者求偿仍然困难重重。为了改进这一做法，1925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汽车强制保险法，并于1927年正式生效，成为美国第一个颁布汽车强制保险法的州。该法律要求本州所有的车主都应持有汽车责任保险单或者拥有付款保证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以保证受害者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并以此作为汽车注册的先决条件。以后，美国的其他州也相继通过了这一法令。
3.保险公司推出未保险驾驶人保险。由于未保险判决基金由州政府管理，因此被各保险公司指责为政府过多的干预保险业。为了阻止政府的这一行为，许多保险公司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自发的抵制。保险公司推出了未保险驾驶人保险，提供给被保险人在汽车意外事故中遭受身体伤害，而驾车人是事故责任人，但是驾车人可能：(1)没有购买汽车保险；(2)虽有汽车保险，但是其责任限额低于该州要求的最低限额；(3)肇事后逃跑；(4)虽有汽车保险，但其保险公司由于某种原因拒赔或破产。目前，美国大多数州保险监管部门已要求销售汽车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未保险驾驶人保险。
4.无过失汽乍保险。赔偿能力担保法、强制汽车保险、未得到赔偿的判决基金和未保险驾车人保险虽然减少了在汽车事故中未得到经济补偿或不能得到充分经济补偿的受害者，但仍然无法解决诸如下列一些问题：(1)受害人的索赔过程既费时又费力，常常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取证，而且最终也很难确保这些证据能证明对方驾驶人确有过失；(2)律师的费用和其他审查费用均来自于最后受害人补偿到的赔偿金，因此受害人即使获赔，得到的赔偿金也已大打折扣；(3)虽然轻微受伤者得到的赔偿一般还能弥补其经济损失，但严重的受害人得到的补偿却平均不到其经济损失的30%，甚至许多最终根本得不到赔偿。因此，一些汽车保险制度的改革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将无过失责任的法律制度推及到汽车保险中。
所谓无过失责任法律制度，指无论当事人有无过失，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一个“纯”无过失汽车保险将完全取消受害人肇事者的权利，而且将提供一系列的综合保险给予受害人全面的经济损失赔偿。当然，这种“纯”无过失保险并不存在，各州的无过失汽车保险仅部分的限制受害人肇事者的权利。一旦人身伤害损失超过了某一界限，被保险人仍可通过的方式要求对方赔偿。通过无过失汽车保险，汽车事故的受害人获赔更迅速、更方便。
(三)美国车险科学的费率厘定和多元化的销售方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一套复杂但又相当科学的费率计算方法，这套方法代表了国际车险市场上的最高水平。尽管美国各州车险费率的计算方法有差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绝大多数的州都采用161级计划作为确定车险费率的基础。在161级计划下决定车险费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有两个：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主要因素包括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机动车辆的使用状况。次要因素包括机动车的型号、车况、最高车速、使用地区、数量及被保险人驾驶记录等。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决定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率水平。
除了传统的汽车销售商保险方式以外，直销方式在美国已很普遍。现在美国主要有三种直销方式：(1)利用互联网发展车险市场的B2C模式。美国车险业务约有30%都是通过这种网络直销方式取得的。绕过了车行这一鸿沟，交易费用减少了，保险费率自然就下来了，同时这也促进了保险公司的业务扩张。(2)利用电话预约投保的直销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成本较低，不需要大量的投入去构建网络平台。(3)由保险公司向客户直销保险。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可以直接到车市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把车险产品直接送到客户的面前。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省去客户的很多时间，业务人员能够面对面地解答客户对于车险产品提出的问题，挖掘市场潜力。
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汽车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投保人承担部分损失——德国
与中国相似，车险业务也是德国非寿险业务的核心。2002年，德国车险保费收入219.7亿欧元，占整个非寿险保费收入的42.7%。德国保险市场开放度较高，有120多家经营非寿险的保险公司，竞争非常激烈。特gcJ是车险方面，市场集中度很低，接近完全竞争状态。车险市场份额最大的安联集团，2002年其保费收入仅占整个车险市场的17.8%。车险排名前1啦的公司市场份额之和也只为63.6%，其中有两家还是外国公司(苏黎世保险集团和安盛保险集团)。
德国车险营销渠道主要靠机构。机构又可分为只为一家公司(A)和同时为多家公司(B)两类。其中，通过A类机构销售的保单占整个保单总量的74.4%，通过B类机构销售的保单占13.0%。A类机构销售的保单比重较大与德国车险经营的传统有关。在德国，如果投保人和保险人无异议的话，车险保单到期后可自动续保。由于德国车辆出险率很低，因此A类机构的客源比较稳定，与保险公司合作基础非常牢固。
德国的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实行“责任处罚”原则，即每次理赔不论赔偿额多少，投保人自己都必须承担325欧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提醒投保人要尽量避免事故。德国的汽车保险费还实行奖优罚次。如果一年不出需要保险公司理赔的事故，第二年这辆汽车的保险费就会调低一个档位；然而，一旦出了事故并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那么次年的保险费就会上调3个档位。而且保费的档位越高，档位之间的差额就越大。
(二)汽车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突出——法国
法国车险市场是个较为成熟和规范的市场，竞争充分，产品丰富，市场细分度高，产险公司管理费用率约为28%(最好的公司可以达到22%)。法国有146家财产险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车辆保险。2002年法国车险保费收入163亿欧元，占财产险保费的44%，相当于当年法国GDP的1%。调查表明，在法国100%的车辆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58%的车辆购买了车损险，82%的车辆投保了盗抢和火灾险，87%的车辆投保了玻璃破碎险。就赔付额而言，2002年全法国发生的400万起事故中，责任险赔款最高，占总赔款的50.3%，车损险占33.9%，其他险种占16.8%。在责任险赔案中，涉及人伤的赔案占总赔案数的10.5%，但赔款额却占总赔款的59%。这主要是因为法国法律对涉及人身伤害的第三者责任赔款不设上限的缘故。
法国汽车保险业的经营区域和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传统保险的内涵，汽车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愈加突出。譬如，保险公司为减少酒后驾车事故发生率，允许客户在因饮酒而不能驾车时，可在保险公司报销一次交通费用；在重大节假日，保险公司会适时在大的娱乐场所进行查验，并对因饮酒不能驾车的客户提供交通服务；有的保险公司内部设立汽车修理研究中心，为保户提供修车价格指导或为汽车修理厂提供技术培训等。
四、对中国汽车保险业的启示
(一)车险更充分体现了保险的补偿和保障功能
从第一份汽车保险保单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到政府强制责任保险，再到汽车保险局的成立或未得到赔偿判决基金建立，再到无过失责任保险，无不体现了车险为保障受害人因车险损失能得到赔偿而做得努力。
当然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国外各大保险公司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在防灾防损上，通过降低事故发生率来实现自己的利润。而当客户出险时，保险公司会以各种方式给客户提供方便，比如在定损前，预先赔付，还有在客户修车时提供替代车服务，这不仅给受害者以赔偿，更体现了保险公司的人性关怀，从而提高了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为此，国外很多保险公司的车险业务是负利润，而是依靠资本市场盈利来弥补这一亏损的。
而中国的财产保险公司还是把车险业务当作一块重大利润来源，当客户出险时，保险公司找理由拒绝赔付，拖延赔付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国外保险公司，有时即使不在赔偿责任范围内，保险公司也酌情予以补偿。
(二)车险费率厘定因素众多而各国侧重不同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各发达国家的车险费率厘定均由多种因素决定，基本上都包括：车辆保养情况、行驶区域、车型、历史赔付纪录、年行驶里程数，驾驶人年龄、职业、性别、驾驶年限、投保人不动产拥有情况、信用记录和结婚年限等等。而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其侧重点也不同。美国是一个倡导法治和自由的国家，且注重尊重人的个性，而美国人行事又较为散漫，所以美国的车险费率厘定更多考虑人的因素，同一辆汽车，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同，保险费率可以相差3倍。而日尔曼人的行事谨慎是世界有名的，德国的车险出险率非常低，因此德国车险定价中车型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变动幅度最高可达2700%。新晨
中国车险费率厘定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且自2003年1月1日起实行自主费率，由于中国车险发展时间短，而各大保险公司还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因此国家保监会应该从各保险公司收集车险数据，借鉴发达国家的车险要素费率体制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合理的指导价格，供各保险公司参考。
(三)车险营销以为主以服务竞争
各发达国家车险销售均主要依靠机构，特别是德国由机构销售的保单占到总保单的87.4%。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保险公司也不断探索新的销售方式，电话直销，网络直销的份额开始不断上升，美国网络销售的车险保单已占到总业务的30%
发达国家车险市场激烈的竞争，使各大保险公司由价格竞争转到服务竞争。美国务保险公司提供种类繁多的细分保险项目，供投保人依据自己的情况与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组合，而且当投保人出险时，向投保人提供替代车服务，给投保人最大的便利。英国保险公司最先免费为投保人检查车辆，防灾防损意识领先。而法国汽车保险业以社会管理功能突出而著称。
中国汽车保险业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恶性的费率竞争，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各保险公司应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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