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55: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生态振兴案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乡村振兴；林下经济；对策；辽宁
一、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辽宁省出台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文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林业，即是实现生态宜居的主体，也是实现农业现代的主要载体。本文通过对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特点的分析，探讨如何在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林下经济的效益。
二、辽宁林下经济特点及效益分析
（一）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背景。在集体林权制度发生改革后，集体林地承包到户，农民通过对林下土地的种植、养殖等进行立体复合经营，从而实现农、林、牧等各业的共同发展，在不砍伐树林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发展林下经济是促进森林覆盖率、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集体林权改革和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1］。辽宁通过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和几年来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森林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较好的资源条件。从东北地区的角度看，近几年来的林间养鹿、林下参药、林间种蛙都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1年仅松江河地区在林业方面收益达8.65亿元，而林下经济的收益占到了总收益的2/3。东北地区盛产的黑木耳、人参、松茸等都可以林下种植。从全国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和调研表明，发展林下种养增收增效是显著的：寇祥明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发展林间套种牧草和养鹅的循环农业模式比稻麦轮作模式增收2.8倍；丁大俊等认为发展林下养禽经济效益显著，还能修复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周乃富的研究也认为林下养鸡能有效改善土层养分；吴宝成等对比了低树龄杨树套种中药细柱五加和露地栽培细柱五加的根冠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发现套种的细柱五加的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均高于露地栽培的；丁晶晶等研究结果表明，杨树林下种植雪菜可使农户每公顷林地年增收纯收益4.6万元；陈州调研发现，林茶间种，除了林木的收益外，茶叶的采摘期可延长8-9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8%，茶园平均每亩增收500元左右。可见，发展林下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效益。（三）辽宁地区发展林下经济成功案例。辽宁位于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是东北地区唯一沿海、沿江、沿边省份，拥有出海大通道，“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节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在集体林权体制改革过程中，辽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截止至2018年，辽宁林业用地面积为735.92万hm2，森林面积为571.83hm2，森林覆盖率达39.24%。辽宁的气候、水源、地形和土壤条件适宜食用菌、果菜、药材等林下经济作物的发展。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辽宁看到了发展林下经济的前景，在各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全省林下经济开发面积达143.33万hm2，林间养殖动物驯养存栏量达5000万头（只），建设了中药材、食用菌培育基地和野生动物驯养示范基地，成立了建昌核桃、朝阳杏枣、铁岭平榛、丹东日本栗、抚顺平欧杂交榛、桓仁林蛙、西丰梅花鹿等一批特色产业企业，建立了与林下经济有关的专业合作社近千个［2］。截至2018年，以林蛙驯养繁殖为主营项目的辽东地区实现林蛙年产量2亿余只，年效益达13亿元。以林下饲养河蟹为主营项目的盘锦年产河蟹7.2万吨，年效益36亿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开发的并获得收益的林下资源有林下人参、细辛、刺五加、玉竹、五味子、龙胆草等药材；榛子、南果梨、薄皮核桃等干果（水果）；平菇、香菇、滑子蘑、木耳等食用菌；刺龙牙、大叶芹、龙须菜、蒲公英、蕨菜、猴腿蹄盖蕨、水芹菜等山野菜；林蛙、狍子、野猪、梅花鹿、鹅、鸡等动物；青山沟、凤凰山、关门山、医巫闾山等森林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辽东森林食品、药材、旅游为主要发展项目，辽西林药和林下种养的产业发展格局。（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林下经济的瓶颈。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的基础雄厚，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近两年来辽宁林下经济的增速趋向缓慢，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林下经济开发不单追求森林资源的开发，而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打造林下立体经济和多功能文化体验，实现森林康养，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全省建立的多种经营体协同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不足，还需大力挖掘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辽宁林下经济新的增长。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对策
（一）建立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乡村振兴既要实现产业振兴，也要实现生态宜居，发展林下经济是林区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实现林下经济高产优质，就要形成采、收、产、销的完整经营体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构建多种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至关重要。根据辽宁省林下经济发展现状，以市场为导向，对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经营主体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形成功能稳定且各发展相关主体之间互促互进的发展模式。1.加强龙头企业对其他经营体的带动与合作。龙头企业作为林下经济经营的骨干，能够保证林下经营产品的供应稳定，因此要积极进行林下新产品的研发，在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连锁经营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积极开发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不断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龙头企业将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给一些中小企业、个体、合作社、家庭林场等其他经营体，这些经营体通过服务于龙头企业提供其所需的产品［3］，进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各经营体间要相互合作，协同发展，形采、收、产、销的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辽宁省林下经济的发展。2.拓展林下经济产业链条。形成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是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源、客户、终端产品加工企业形成产业链条。培养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为龙头企业，加强龙头企业与林农的有效合作，向林农宣传并推广好现代林下经济与传统林业经济的区别，加深对林下经济的理解［4］，提高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意识，不断加强龙头企业基地与林农间的联系，优化关联产业的布局，实现林下经济的有效发展和管理。3.加强科技研发和金融机构扶持。科技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发展林下经济也不例外。政府要扶持龙头企业的科技研发力度，积极建立企业、农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空间，探寻适合该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龙头企业也要加大科研的投入，利用科技的力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品的精深加工。辽宁的林下经济基础雄厚，应面向高校推广林下经济项目，引领科研机构为企业和林农提供科技支持、做好新产品的研发推广、指导林农科学生产经营［5］，同时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龙头企业搭建与高校的联合实践基地，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林下经济中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政府也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推出金融产品、灵活贷款方式等渠道［6］，增加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信心，缓解企业、林农发展林下经济资金短缺的困难。4.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完善行政行为，比如统一管理或者削减林业税费、补贴种植费等举措来促进林农主动发展林下经济；通过与林业协会的对接，发挥林业协会在行业间的推动作用，帮助经营主体实现市场化信息服务一体化，打造林下经济产品的品牌效益，提高消费者对林下经济产品的认可度。（二）实现林区的可持续发展。林下经济发展不可人云亦云，当地应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因素和生产生活特点找到适合本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推进，以地区整体经济布局为出发点，做到不过度开采，不浪费资源［7］。辽宁已经形成了林下经济发展的区块产业，对于处在发展瓶颈上的项目，也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新的突破点。林木都有正常的生长周期，而森林资源自身的生长恢复速度较慢，开发利用森林资源要加强后备资源的培育和引种，保证原材料的供给；而对于林下经济而言，随着林木的生长和森林微生态的改变，可选择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以及经营模式都应当随之调整，一成不变的经营模式无法实现林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探寻适宜的土壤环境和林木生长条件，特别是龙头企业要准确把握可发展的林下种养殖品种和种养模式。科研部门要指导企业、合作社、林农在瓜果蔬菜、牧草牲畜等复合模式经营中应注意的问题［8］，比如品种的选择、树种的间距、作物的管理等。（三）加强“智慧林业”在林下经济发展的应用。2016年国家林业局编制完成了《“互联网+”林业行动计划——全国林业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互联网+”林业模式在林下经济上得到了有效应用。“互联网+”林业主要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量子通信技术为支撑，以网格化、数据化、物联化的形式，实现林业的多元管理和资源的精准共享［9］。而“互联网+”林业就是以“智慧林业”为发展方向和目标。“智慧林业”的应用，使得林业发展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互动的运行模式，林业建设得到了更加科学的规划，林业经营得到了更加高效的管理，林下经济模式选择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分析，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与此同时，“智慧林业”也为林下种养殖产品广开销路。随着人们对绿色产品的渴求，林下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农村电商将优质的林下产品向全国人民推介，企业发展、林农的收益得到了保证。“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更需要发挥“智慧林业”的作用，使林下经济发展更精准，更贴近人们的需求。（四）打造森林旅游与康养产业发展。森林康养即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辽宁开发了很多森林旅游资源，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随着生态的恢复和森林覆盖率的提高，更多地区的森林公园和湿地保护区因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具备了康养要素条件。一些乡镇依托乡村振兴的有利政策，自主开发一些短期旅游项目，一方面让游客在参与体验生产的同时放松了身心，另一方面家庭林场在当地完成了林下产品销售，降低了运输和销售成本［10］。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林业供给侧改革，在发展森林旅游的同时，也要加快培养森林康养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宣传森林康养知识，开发森林经济的体验模式。森林康养专业人员将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给游客，让游客的农林知识在森林康养产业中得到普及。大力开发人们追求的“森林疗养院”“森林瑜伽馆”等创意休闲模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品，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山林文化传播出去［11］，不断丰富森林康养的文化内涵，使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结合。
四、结语
林下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潜力，有投入少、回报大的优点，可以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社会、市场、人们对生活需求品质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政府应出台更多政策扶持林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各经营体之间更应融合协同发展，加大林下经济的集约化模式。在乡村振兴发展背景下，要因地制宜规划好各地区的发展目标和特色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林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乡村的产业发展更加兴盛，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人民的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1］陈鹏.林下经济产业现状及发展重点分析.中国林业经济，2017（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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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彤，刘笑冰.国内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林业经济，2018，11（6）：32-34.
［5］杨晓刚.发展林下经济拉动林农致富增收“新引擎”.内蒙古林业，2020，11：9-10.
［6］周健培.我国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南方农业，2017，11（17）：53-54.
［7］万丽萍.试析我国生态林业工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现代园艺，2019（24）：163-164.
［8］王强盛，杨娟，祁明华，倪雪颖，夏萌霜，李钰.几种作物种植模式在林下套种的实际产量和效益评价.江苏农业科学，2019，47（4）：120-122.
［9］王建武.“智慧林业”在森林资源管控中的应用和思考.园林生态，2018（11）：88.
［10］钟春艳，张斌，孙素芬.生态保护为主的区域乡村振兴模式与路径——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例.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20，48（10）：55-60.
一、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以来，县共开展科技行动1次，开展科技培训3期，培训林农300人次，印发各种林业技术资料800余份；全县共培养技术能手12人，转化科技成果（低效林改造技术）1项；建成科技示范基地1个，示范点1个，形成科技示范村1个，共培养科技示范户8户。
二、主要做法
（一）狠抓林草实用技术培训。根据全县林草生产发展现状，结合林草生产发展技术需求实际，今年以来，狠抓了林草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一是根据全县林草发展实际情况，积极组织林业技术人员教授核桃低改技术，为指导全县林草生产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切实加强与川农大、省林科院和县经科局及有关单位合作，积极组织举办林草实用技术培训班3期，集中培训乡镇林草技术能手12人，共培训林农300余人次，共印发各类林草实用技术资料800余份，有效提升了全县林草产业科学化管理水平，为林草产业丰产稳产和增加经济收益打下了基础。
（二）加强林草技术推广应用。结合核桃产业低效林改造实施，推广低效林改造成果应用覆盖全县1200亩核桃面积，为全县现代林草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及促进林农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加强林草基地建设，强化引领示范。结合全县林草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加强了林草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在富兴镇建成毛叶山桐子生产科技示范基地1个500亩。以山桐子生产科技示范基地为基点，拓展科技示范点2个，建成科技示范村1个，培养科技示范户8户。林业产业基地的建成，为全县林业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四）科技指导落地落实。一是狠抓科技服务，结合省林业专家服务基层活动与县科协科技下乡活动到13个乡镇实地指导林草生产管理技术工作。二是积极主动做好林业科技三下乡活动，2021年上半年，组织乡镇科技下乡活动3次，现场为林农答凝800余人次。切实加强了林草实用技术宣传和推广。
三、典型案例
（一）利用资源，加强合作。充分利用县域资源，切实加强与县妇联、县科协、县团委等单位合作，全年共举办以培训农林产业大户、农村妇女、农村青年、乡镇林草技术骨干等为主的培训班3期，培训乡镇林草技术骨干和乡土专家180人次，培训乡镇农村妇女1250余人次，培训农村青年2000余人次。印发各类林草实用技术资料800余份，有效提升了全县林草产业科学化管理水平，为林草产业丰产稳产和增加经济收益打下了基础。
（二）积极培育，有效带动。永安镇红马村成立县红马藤椒专合社采用集中流转土地的方式，建成1200亩藤椒基地。基地辐射周边3个村，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和谐发展。为该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存在问题
一是林业产业资金整合困难。在我县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示范园的建设、新品种的引进推广方面，政府投入不足，力度不大，林业部门资金整合困难，是制约我县林业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计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由于缺乏资金，致使林业产业难于做大做强做优。二是在带动农户增产增收方面效益不明显。我县竹产业和经果林产业等特色林业产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生产规模较小，尚未实现产业规模化、基地建设标准化，科技培训及推广方面发展滞后，致使我县林业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媚儿”为你整理了这篇2020年文化和旅游局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文化和旅游局工作总结
1.高质量通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验收
2020年，重点完善提升15个镇街综合文化站和图书馆文化馆分馆、664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52个贫困村文化设施，打造了73个村级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点。新建3处城市书房和10处城市书吧，目前全区共有7处城市书房，与区图书馆一卡通用，方便读者就近借阅。大力进行创建宣传，在报纸、电视、广播及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报道，形成宣传声势；在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以及主要街道、商超、车站、机场、宾馆、酒店、银行等场所，设置宣传标语，形成人人了解创建、参与创建的良好局面。深化城市文化内涵，全区先后重点建设了19个红色文化展馆、打造了29个“文登学”文化展馆，命名了12处红色主题公园。
2.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
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加大走访调研和群众文化活动力度，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2020年，培训基层文化管理员、文艺骨干5批次，送戏下乡活动遍及每个村，每村至少5场演出，公益电影放映7233场次，各类公益文艺辅导上万场次，文艺爱好者利用自家闲置场所改建“文化活动点”超过500个，全区形成部门带动城乡文化联动、民间剧团覆盖各片区、小文艺队覆盖各村居的多层次文化活动阵地。2020年上半年威海市文体生活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文登区排名第二；11月份，威海市公共文化建设的满意度暗访评估中，文登区排名第一。
3.精品旅游有序健康发展
梳理全区文旅资源，发掘了167个有特色、有故事的优质景观和历史遗迹，推出慈口观、顾家、梧桐庵、六度寺等10个主题民宿及一批网红打卡地；利用3年时间，打造18个精品旅游特色村，今年，慈口观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制定自驾旅游整体规划，培育文化体验游、红色教育游、康体养生游、乡村民宿游等融合业态，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10月，新增天福山红色旅游景区和威海回龙山李龙文化民俗园2个3A级旅游景区。在威海市政协组织的精品旅游视察中，文登区在8个市区中排名第四，取得历年最好成绩。
4.激活文化旅游消费市场
全面落实上级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为9家旅行社退保证金84万元，为3035家文化体育、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企业减免税费4520万元。加强线上线下节会的营销推介，从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后开始，坚持月月有节庆，举办了蒲公英文化节、樱桃节、金鸡菊文化节、西洋参文化节等，线上助力文登特产销售，实现“富民”产业与精品旅游的深度融合。5月—10月广泛组织商户参加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整个活动期间，参与项目7个，交易笔数1490笔。提振冬季旅游市场，自12月1日至明年2月底，开展A级景区免门票惠民活动。
5.文旅项目集中落地
全区新上了15个文旅产业项目，其中，启动续建呼雷汤温泉，郁竹苑田园综合体、莲花城田园综合体、新农创春分小镇、听风观海文化旅游项目等精品旅游项目已有部分设施投入使用。“双包双促”有效落实，全局78名干部包促文旅企业，重点帮促解决问题35件，受到企业的好评。
6.改革创新工作不断推进
（1）行业精准扶贫经验为国际旅游减贫事业提供参考。2020年，区文旅局推荐的米山镇西山后村生态旅游开发扶贫案例，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100”，是威海市唯一被收录的案例。
（2）文登音乐厅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试点工作，这是省委制度创新的重点任务，全年上演了11场精品剧目，“花小钱、看大戏”的惠民举措，深得观众好评。
（3）文登图书馆荣获威海地区唯一的省级“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试点单位”。
（4）文化馆“艺彩龙乡”志愿服务队被评为山东省2019年度志愿服务“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关键词：德孝文化；本土元素；文创产品
传统文化是指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总称，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
一、德孝文化背景及意义
在现在学术界，地域文化已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将地方传统元素应用在当地文创产品的设计中，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德阳市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背倚龙门山脉，有良好的旅游资源，是四川全域旅游发展试点，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孝泉镇隶属于德阳市，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的古镇，她以自身的独特魅力，传承精神，民俗特色，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德孝地域文化。孝泉的独造性、开放性、传承性、全球性，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近年来，孝泉旅游以特色资源为中心，以差异化发展为追求，虽“一门三孝”典故传播迅速，享誉中外，但与火热的故宫文化元素相比，德孝旅游资源在文创产品创作的运用上更多追寻传统发展道路，体现为原汁原味、集约型发展模式，缺少创新意识，使消费者受众面有所限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德孝周边文创产品还未有系统的整合设计，其周边文创设计因以“孝”为主线，糅合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观念、新思想，如必须爱党爱国爱集体，对父母孝敬，同邻里团结和睦等元素。因此，基于乡村文化振兴驱动下，开启对德孝周边文创产品的设计进行研究探索［1］，需按照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并结合本土特色，开发出适合当地发展的产品设计，探寻文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2］。
二、德孝文化创意产品现状
在乡村文化振兴驱动下，德孝周边文化产品设计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融合民族文化内涵，传播中华德孝精神。用产品与时代结合的方法推动游客购买力，对文化进行再创造，从而满足消费者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文创产品，增加地区居民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3］。在孝泉地区，安安、姜太公形象深入人心，这些主题文化元素经过不断地融合、打造后，形成了小规模的当地文化体系。但针对年轻消费主力军，当地人物IP设计缺乏新奇、卡通形象，较难吸引这类消费者，从而难以推动文创产品的销售业绩，打破传统分销模式。因此，形成高品质的当地文化艺术设计，抓中发展机遇，注重打造地方邻姑泉、武圣宫、清真川菜等IP形象产品，是现在德孝周边文创产业需要完成的历史命题。
三、地域文化产品设计创新及应用
（一）设计创新
1.设计年轻化
旅游文创产品的设计，是地方特色文化传播、传递的载体，也是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主体。依托当地现有资源，挖掘内涵设计，是文创产品发展的必经之路。从故宫博物馆的成功案例不难发现，设计出符合年轻人喜好的文创产品，运用线上+线下资源营销，是现在文创产品的变革之路。从雍正的卡通形象再到故宫博物馆的纪录片拍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成熟的IP文创资源，通过对故宫本土特色文化元素的挖掘、再创造，设计出迎合年轻人购买欲的文创产品，是它成功的关键要素。相比故宫文创而言，德孝周边旅游文创产品应结合当地历史人物资源，提取年轻化设计理念，挖掘出符合消费者审美的形象要素，从不同层面、角度呈现并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美德。如提取安安形象的具象化元素，加以生动漫画插画式的表达形式；可将“涌泉跃鲤”“安安送米”等故事进行扁平化处理，加工重塑，使其和商业化中的美食包装相结合，通过活泼生动的形象，良好而又亲民地展现德孝文化，深入表达中华精神。
2.设计实用化
只有设计者们将视觉美感与产品实用性相结合，才能突破现有文创产品的销售瓶颈，拓宽市场规模。这要求设计者从当地民俗生活出发，注重产品多样化功能，有意识地提高其使用率，才能刺激旅游者的购买欲。让游客在当地观光旅游的同时，成为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在发展旅游活动与购买行为之中，游客通常会考虑到是否方便携带，因此，设计者们应多亲睐体积较小、观赏性强且易于收纳的精美包装产品。如将德孝当地特色元素提取反映在麻饼、果汁牛肉、牛排火锅等市井文化中的方言来进行文字设计，从文字中提炼本土特色文化元素，从而传播德孝中华美德，对孝泉地区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二）文创旅游产品设计的应用
1.创新传统产品造型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审美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市场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传统产品，但面对新业态、新趋势的挑战下，品牌想要创造出能引起消费者共鸣的独特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漫画、插图是当代流行的趋势，从青岛崂山卡通道士形象，到广汉三星堆复古面具装饰，都要求着德孝文创产品需转化设计元素，将多个元素创意性结合擦出火花，形成视觉性的冲击力。因此，寻求传统产品造型的创新，设计者们急需扎根地方，领会当地文化本质，优化载体，赋予生动形象。
2.整合品牌文化跨界
如何将德孝文创产品推入市场，不仅要求政府对孝泉文旅小镇的政策性扶持、打造，更需要通过合作、赞助等模式，拓展自身品牌价值，达成跨界合作，形成良性循环体。这不仅能充分整合双方资源，更能充分体现叠加效应，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的同时，打造文旅印象，实现共赢局面。如花西子公司积极引入KOL线上平台，与贵州苗族文化携手，推出彩妆礼盒，实行限量发售，在销售上业绩显著，在文旅市场上也推动了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传播了中华苗族文化。使文创产品潮流化、经济化，将传统与现代相碰撞，为消费者提供生活感、话题感、新鲜感的革命性产品，使更多的旅游者知晓孝泉，感知德孝文化内涵，进而更进一步刺激产品消费，从而以文创产品为媒介，传播中华德孝精神。
3.结合旅游文化资源
旅游资源是以目的地景区景点为窗口，以实体建筑、自然风光为载体，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物质总称。加强对孝泉、德阳周边的地域文化挖掘，从而链接德孝文化产品旅游资源开发，分析地方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产品设计的意义，探索产品设计创新的突破口；中国德孝城气势宏大，古朴、整洁的青砖瓦房，悠远宁静，为充分体现了当地文化的多容性，结合德阳德孝文化中的历史典故、自然景观、特色建筑、人物故事等元素进行实例分析，提出本土化旅游资源产品升级设计的途径与方法。如，孝泉镇需明确景区标示标牌系统，优化安安送米卡通形象，赋予语言文化景观内涵，从而无形中传递文化形象，传播德孝精神。
4.融合终端产业发展
长远来看，如要推动孝泉地方旅游文创产品的研发工作，需构建完整的从设计到分销的产业链，旅游主管部门应大量开发外包公司服务，规范产品量化指标，加强对可靠商家的供货。注重提升服务意识，要求提升售后服务标准，解决消费者购买与商家经营的后顾之忧。结合线上资源，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搭建网购分销平台，提升经济效益，扩大德孝文化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弘扬德孝精神文化。终端企业需抓住宣传时机，推出限量文创产品或有代表元素图形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借助孝泉每年传统的“上九会”，期间现场热闹非凡，人流量较大。终端通过以此为契机，以三孝园改造工程为时机，大力传播回族、汉族和睦相处下的孝泉本土旅游资源，从而助力于周边文创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迎合新时代下的中华传统美德主旋律。德孝文创产品设计的提出，不仅将生活变得有趣，也给逐渐被年轻人所遗忘的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德孝民俗文化的挖掘，将风俗与审美相结合，提炼以实用性、文化性和美观性都不可缺少的文创产品，从而符合消费者的人文精神，满足其欲望产生。在对德孝传统元素的理解基础上，加强对当地符号化的开发与转化应用，使产品年轻化、生活化。通过合理地跨界设计，创新产品色彩搭配，从视觉上突破传统设计，深化文化底蕴。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既有现代文化又有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孝泉地方风格的文创产品。德孝文创产品只有基于本土文化的高度自信，才能带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实现精神富裕，从而推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
参考文献：
［1］磨炼.基于旅游纪念品及相关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J］.包装工程，2016，37（16）：18-21.
［2］向勇.故宫文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实验［J］.人民论坛，2019（9）：124-126.
［关键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特色
［中图分类号］F5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6-0112-03
乡村旅游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家乐已超150万家，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超过1.8万家，全国年接待人数超过4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营业收入已超过1200亿元，带动1500万农民受益，乡村旅游成为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乡村旅游的内涵
布兰威尔和兰恩(Bramwell and Lane，1994)认为：乡村旅游不仅是基于农业的旅游活动，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旅游活动，它除了包括基于农业的假日旅游外，还包括特殊兴趣的自然旅游、生态旅游、在假日步行、登山和骑马等活动，探险、运动和健康旅游，打猎和钓鱼，教育性的旅游，文化与传统旅游，以及一些区域的民俗旅游活动。德诺伊(Dernoi，1991)指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有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农业活动)的、存在永久居民的非城市地域的旅游活动。瑞切尔(Reiche1)、罗文格特(Lowengart)和米尔曼(Milman)指出：乡村旅游就是位于农村区域的旅游，是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或替代产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二、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根据推动机制来划分
1.市场推动型。政府很少干预乡村旅游产业的成长和发展，主要由市场自动调节乡村旅游的成长和变动趋式，但政府不是放任自流，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政府往往进行指导和控制。实行该模式的国家一般市场经济较发达，具备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各种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进行行业自律和保护行业利益，如英国、美国。
2.政府推动型。政府给予乡村旅游发展以实质性的影响，采取规划或立法方式干预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其典型特征就是政府参与规划、经营、管理与推销等活动。较多采取该模式的包括台湾地区和葡萄牙等。
3.政府－市场互动型。即把政府的指导监管机制与市场经济自我调节机制相结合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政府往往把乡村旅游作为促进乡村发展的手段，在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促销、培训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积极培育乡村旅游市场。同时，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成立、成熟，可以有效实施行业自律。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力量互相呼应，彼此配合，保证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发展。例如，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的“农村家庭式接待服务微型企业计划”用来支持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二)根据开发的依托来划分
1.都市依托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挤、人口密集、人均绿地减少，对自然风光的向往、对休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使得以都市郊区和周边地区为目的地的短程旅游需求不断增长。回归自然、贴近农村生活的乡村旅游在大都市郊区和周边地区迅速发展，并成为乡村旅游。此类乡村旅游可称为都市依托型，主要指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其客源市场主要是都市的居民，其特点是重游率高，易形成忠诚客户。
2.景区依托型。主要指在著名风景名胜区周围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其客源市场大部分是来自本国甚至海外的观光客，其特点是初游率高、重游率低，不易形成忠诚客户，是典型的观光旅游。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某些景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也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重游客，其特点和都市依托型相似。景区边缘地带是乡村旅游开展最早的地区，景区周边农村居民依托景区游客市场，发展特色农业、饲养业、畜牧业等，开展具有观光、学习、教育等功能的乡村旅游。同时，开展以家庭接待为主，突出乡村生产生活内容的民俗旅游活动。
黄海辉: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探析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乡村旅游经验
(一)美国的乡村旅游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美国乡村旅游形式多样，产品丰富，既有观光型，又有度假型，如农业旅游、森林旅游、牧场旅游、渔村旅游等。美国的乡村旅游特色比较明显，主要是国内居民游，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美国乡村旅游特点是典型的市场推动成长，乡村旅游者主要来自美国本土，政府间接调控，各州政府在税收上给予扶持，在培训和促销上进行指导，是典型的都市依托型。
1.事件节庆营销(EVENT)推动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
事件节庆营销就是打造品牌节会，以展会、节庆、体育赛事为载体，开展联合促销，扩大旅游消费，制造事件和节庆是美国乡村旅游的一大法宝。美国节日众多，乡村旅游正是充分利用各种各样的节日或者事件而组织开展的，利用当地某种资源而人为地制造节庆来吸引旅游者。例如，199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烹制出了重达2.5吨的巨型汉堡包，以世界最重的汉堡包而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从此该州每年都举行盛大的“汉堡节”，吸引了全美大量的旅游者。形形的“汉堡节”、“南瓜节”等节庆事件成为吸引大量乡村旅游者来访的重要因素，节庆事件的品牌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地区重视利用节庆事件等开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2.州政府促进旅游发展政策
美国乡村旅游者主要是美国人，联邦政府重视国际旅游，对乡村旅游的关注不够，因此没有形成统一的乡村旅游政策。但各州政府的重视以及专门机构的建立为各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州政府一是通过税收倾斜来间接扶持乡村旅游发展，利用税收政策筹集资金，建立为乡村旅游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同时美国的每一个州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当地的旅游营销工作。美国准许市镇当局对用于商业用途的食宿服务征收附加税，如房间税、床位税等，这是促进美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改变了过去只有少数大城市才有财力建立专门旅游促进机构的历史，稳定的税收收入成为市镇当地旅游促进服务机构——“会议旅游局”的专门经费，大大促进了全美乡村旅游的兴起。二是通过简化手续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美国各州基层市镇政府往往对申请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或个人在手续上给予简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1999年通过的一项“农业住宿法案”，明确规定：农家旅馆可以低于商业旅馆的最低规模和要求。
(二)法国的乡村旅游
1.政府主导发展
法国乡村旅游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一是实施振兴乡村计划。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大量具有法兰西传统风格的乡村民居空置或被损坏，乡村经济日益萧条败落，为了繁荣乡村小镇，克服农村空心化现象，法国政府于1955年启动了“农村家庭式接待服务微型企业”计划，农民可以加入到国家的“欢迎你到农庄来”、“农家长租房”和“农庄的餐饮与住宿”等几种协会中，法国政府提供经费以资助农民维护与修缮乡村民居；二是举办节庆促销。法国政府每年组织一次为期两天的乡村旅游博览会，通过展会来提高举办地的知名度，吸引旅游业者和旅游者；三是坚持乡村旅游经营主体本地化政策。本地人经营乡村旅游是关系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法国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以本地人为主，即“所有的农业开发者、乡村居民”，这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以外来的投资商为主，虽然解决了旅游开发项目在短期内的资金问题，并对政府的依赖较小，外来经营者往往具有一定的管理水平，还拥有客源优势和促销优势，但是大量的外来投资者经营乡村旅游容易形成旅游收益很难留存在当地的“抽血机制”，这对提高当地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繁荣农业意义较小，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本地化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促进当地农产品的直销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改造过的乡村民居作为乡村旅馆可以留宿过路客人，不仅提高了农民自身居住的舒适度，而且提高了民居的使用率，增加了农庄的额外经济收入，家庭旅馆的收入解决了农业收入季节性强的问题，并为维修、翻新传统的农村民居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也保护了乡村文化遗产。
2.行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
法国乡村旅游是政府行业协会互动的代表，乡村旅游行业协会在政府的政策范围内制定行业规范、制度及质量标准，以达到行业自律，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法国乡村旅游的主要规范、质量评级标准由法国农会下属协会制定。法国农会是公共职业联合机构，既具有官方背景，又具有民间身份，一方面农会协助或政府主持涉农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并代表农民利益与政府交涉，发挥了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范来保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和本土化，协会对农民提供全方位指导、教育和帮助，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如为了保证使用当地新鲜的农产品，对提供饭店餐饮的“农场客栈”提出规定要求，要求其给旅游者提供的餐饮原材料必须使用当地的农产品，必须是新鲜食品，不能用冰冻食品，不得销售或购买其他远方农场的某些农产品，不得使用罐头食品，但是酒与奶酪可以罐装；为了体现本土乡间美食特色，必须使用本地的烹调方法，观光农庄的外观必须是当地建筑风格，餐具必须是用粗陶、瓷器或其他具有代表性材质制造的，不许用纸质的桌布、餐巾纸；规定乡村旅馆的主人必须亲自向旅游者介绍农庄的历史、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培养经营者的自豪感和旅游者的亲切感，从而让旅游者达到“畅”的旅游体验，培养旅游者常来常往的归宿感，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回头客的增长。
(三)台湾地区的农业旅游
台湾地区乡村旅游最典型的代表是休闲农业。它是以观光为主的休闲农业形态，即农业旅游，侧重于发生在乡村地域且和农业有关的旅游活动。2006年，台湾休闲农业全年营运总收益约为45亿新台币，平均每个农场全年总营业收益为409万新台币，包括门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收入。台湾休闲农业全年游客人数约为4913万人，平均每个农场游客人数为45000人，其中旺季每月约589万人，平均每个农场5300人；淡季每月约230万人，平均每个农场2000人。
1.合理规划与执行
由于台湾地区将休闲农业定为一种新兴农业经营方式，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为政府推动。农业主管部门——农业委员会负责整个休闲农业的计划审查与核定、经费配置等。农业委员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指导休闲农业发展的计划，使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具有规范性。为保证规划的实施，台湾强调信息共享，侧重于农业各部门间的配合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当地政府十分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例如，为贯彻实施《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制定了实施细则，包括《休闲农场经营计划审查作业要点》、《休闲农场专案辅导实施作业规定》等。这些法规条文明确规范了审批过程的程序、审核的标准，减少了人为因素对政策实施的影响。
2.多品种的休闲农业
(1)观光农园。观光农园包括观光果园、观光茶园、观光花园和观光菜园四大类。观光体验类休闲农业指根据农业特产的不同，通过规划使其具有参观游览价值，旅游者通过参观农产品生产制作过程，满足了好奇心，延长了游览时间，也增加了农产品的直销。
(2)休闲农场。农场是指经营农作物的场所，根据经营内容的不同，分为林场、渔场、牧场等多种类型。休闲农场是台湾农业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是利用其原有资源的多样性，开发出参与性极强的集农场采摘耕作、排解压力、增长知识为一体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体验活动。
(3)市民农园。市民农园是将位居都市或其近郊的农地集中规划为若干小块，分别出租给一般民众栽种花草、蔬果或经营家庭农艺，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一般都市民众提供土地与耕种技术指导，让他们也享受耕作乐趣，体会农业生产经验。
(4)教育农园。它是兼顾农业生产与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产品，农园中生产或栽植的作物及设施具有教育功能。一般常见的有特用作物、热带植物、水耕设施栽培、亲子农园等形态。自然生态教室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农园。
综上所述，台湾的休闲农业是政府推动型乡村旅游的代表，主要表现在政府规划指导和侧重执行，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景观造成的破坏。这样不仅保证了休闲农业的特色，保护了从事休闲农业的企业依法经营的权益，而且防范了少数人以休闲农业之名进行圈地和违法经营。
四、结论
发展乡村旅游是深度开发农业资源潜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美国乡村旅游呈现典型的都市依托型，突出的是乡村地域，和农业牵涉不多，是市场推动下的自然成长，旅游者以美国人为主，通过节庆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而台湾地区和法国的乡村旅游侧重的是农旅结合，和农业、农村、农民都有广泛联系，政府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台湾地区的代表模式——休闲农业呈现典型的观光特点，法国乡村旅游的最大特色是经营者本地化和行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经验表明，发展乡村旅游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不仅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它的发展解决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保证了农村社会和文化的传承，推动了农业升级换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是保持乡村性和本土化，在政府的指导下，基于本地人社区参与的开发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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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区；艺术传承；地区高校
【中图分类号】G759.2
一、前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部分少数民族在进行艺术的传承过程中，选择的方法已经很难满足不断更新的社会环境，自然传承已经在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逐渐的衰落和无力。就目前而言，少数民族获取知识最为主要的途径依然是学校中接受到的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在进行艺术传承的过程中，仍旧无法偏离这个主要的传承途径。那么如何才能准确的、主动的将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归纳到学校的教育轨道中，使得艺术的传承可以真真正正的成为活态传承的过程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目前而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二、民族地区高校在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中的作用分析
对于全球各个国家的音乐家以及艺术家而言，对本土音乐进行传承，对民族文化进行弘扬，使其难以推卸的重要使命。就目前而言，我们国家对每一个民族原来的艺术文化、音乐等都提起了相当的重视程度，并且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各式各样的音乐、舞蹈课程。虽然这样的做法使得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力的发展，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现状下，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等待我们不断的去深挖、去发现。如果想要真正的将民族原本带有的文化内容以及本土音乐、舞蹈文化振兴起来，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教育学家、音乐学家以及音乐爱好者们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学习、表演以及研究民族文化最深层的东西。
众所周知的是，在众多的民族文化当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老一辈向下一辈进行口传身授或者是心领神会而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谋得一份生计，或者是自我的爱好、打发无聊的时间而进行民族文化的学习。在我国，拥有的少数民族数量多达55个，其中大约有98%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是自己民族传承下来的语言，其中20%以上的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字，例如东巴古文字以及维吾尔族的文字，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艺术是多么的多姿多彩。针对民族文化而言，其本身具有独特的多元化以及多样化，并且具有极为有限的区域限制，并且大多数内容系统、生硬，并且老套的传承形势在现代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的显得不稳定以及局限性。高校教育对少数民族艺术传承而言，有着居住轻重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也是整个社会以及时代交托给学校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以及责任。
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音乐文化而言，而言，其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本族人民在进行日常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的思想凝聚而成，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本身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容，它不仅仅可以真实的反映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内容，同时还能将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风貌、生活方式、传统风俗以及思想价值道德情感等观念真实的体现，能够将该民族传承的民族精神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所以我们场所，民族音乐艺术以及舞蹈艺术，本身便具有极为强烈并且真实的民族情感力量、民族内涵。所以，民族地区内部的高等学校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这种具有不凡内涵的文化精华对每一代年轻人进行良性的培养以及塑造。
三、在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中内蒙地区高校案例
在蒙古族原生态艺术中，最先走进学校的是长调。长调是蒙古族一种特有的民歌，马头琴则是蒙古族特有的乐器。1959年，蒙古族长调艺术大师昭那斯图应邀到内蒙古中专艺校授课，向师生传授长调的唱腔、唱法和艺术内涵。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民间大师，为蒙古族古老艺术的传承开启了一扇大门。之后，马头琴、四胡、呼麦等传统艺术形式相继登上大学讲堂。2006年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长调演唱与理论研究"、"马头琴演奏与理论研究"硕士点，在中国首次招收长调和马头琴专业硕士生，开创了蒙古族原生态艺术硕士教育的先河。此外，蒙古族传统艺术呼麦、四胡专业的硕士点建设工作也在筹备当中。此外，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自1995年成立以来，一直立足于少数民族艺术的教育教学，学院现有北方少数民族艺术方向一个硕士点，并开设长调、呼麦、马头琴等蒙古族传统艺术形式的课程。2011年9月经过多番争取学院又开设了蒙古族民族乐器制作专业，并以选修课的方式开展教学，是乃至全国音乐类高校的首例。将此类专业设置在高等学校，是对蒙古族传统艺术传承的具体化，也是蒙古族民族乐器制作由民间化转向专业话的尝试，它的成功开设，对于民族乐器制作的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随着该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对蒙古族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随着蒙古族原生态艺术知名度的提高，学习蒙古族音乐的人也多了，以马头琴专业为例，每年报考与录取的比例都达到10∶1，其中还有不少汉族学生。"
四、结束语
自从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文明不断地进步以及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以及发展，所以，作为中国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坐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停滞不前，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以及良性的再创造。在进行创新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能以古而古，而是必须坚持批判的原则，对过去的民族艺术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并把它融合在现实的土壤，去其糟粕。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于学校教育，而民族地区高等学校理应承担起传承地方音乐文化的重任，这既是它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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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红梅，春迎.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和发展--呼伦小学多元文化教育引发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1，（1）：10-14.
Abstract： Based on Shijing traditional vill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non-historical famous village in undeveloped areas. Then it analyzes several forc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and reveals the difficulty and issues in the pla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othe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undeveloped areas.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非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Key words： undeveloped areas；non-historical famous village；traditional village；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2-0153-02
0 引言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中才得以逐步形成，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
欠发达地区是指经济条件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往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有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条例。另一类传统村落没有被列入历史文化名村，但其中很多村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是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村落迅速消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亟需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避免因错误的观念、短期的开发利益等各种原因破坏传统村落，使传统村落在传承历史文化、振兴旅游业、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师井村村落环境现状
师井古村是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深山中的一个贫困白族聚落，历史悠久，因盐而兴起，其早年为云龙五大盐井之一，是滇西盐马古道①上的一个村寨。师井古村是典型的山地白族聚落，四周山脉环绕。聚落形状呈有机块状分布，其建筑布局多平行于等高线进行。和绝大多数普通传统村落一样，师井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但也正是因此，使师井古村的传统山地白族建筑风貌得以保存。
2 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难点
2.1 村落保护发展的各方力量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是村民和基层干部。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民居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村民们从自身条件出发，对民居进行改建、重建，师井村近10年来的新建建筑均是现代砖混建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师井古村的整体风貌。师井村委会基层干部缺少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为整治村落环境，将村内原有石板路、土路全部铺设为硬质水泥路；并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拆除了古盐厂等历史建筑，砍伐周边山体上的树木。当地县政府和旅游部门则希望把师井古村纳入旅游资源，以旅游开发作为村落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师井古村在旅游开发上存在着很多难点，比如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公共卫生环境差等。
2.2 村落保护发展难点 ①经济因素的制约是影响村落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成熟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是开展传统村落旅游项目的必要前提。像师井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村寨，经济的制约显得尤为突出。②师井位于滇西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旅”游线路相对偏僻的位置，且相对同在云龙县的诺邓、宝丰两个历史文化名村也毫无地理优势可言，师井的盐井文化也不及这两个村落那么突出。在村落的传统资源要素方面，师井村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没有申遗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方面，虽然师井现存的传统建筑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是民居建筑，历史建筑较少，仅有一县级文保单位关帝圣君桥。显然像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传统村落要发展旅游产业是不能靠历史文化来吸引人的，必须谋求另外的方式。③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出于对新住房环境的要求，很多村民渴望对传统民居进行重建。在师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改建、重建，现代建筑取而代之，村里的街巷道路也变成了水泥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村落的消亡。④村落的保护并不是单纯的保护村庄中的构筑物，而是要保留一个活化的村落，即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一并保存下来。然而村民的意愿是住在生活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新居，这个难点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3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策略
3.1 对于村落的保护，要采用整体保护的原则。对村落整体风貌和格局进行保护，保护村庄道路网络、建筑群体空间、建筑布局风格、体量以及周边自然环境，只有在不破坏村庄整体风貌的前提下，村庄保护才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依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限于村庄内的保护，还要对村落自身与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几近完美的协调关系的保护。只有在不破坏村落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的前提下，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师井村环境秀丽，山环水绕，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都是师井有利的环境资源优势。村落保护更重要的文化的保护，强调其非物质文化中的关于民风、民俗及等方面的保护。重在继承与发扬，保持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师井古村是虽无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较好的保留了白族特征，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都与当地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3.2 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是我国传统村落的普遍发展模式。考虑到很多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的地理区位，单独一个村落发展旅游业前景不甚乐观，可结合附近周围其他古镇一起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组团式旅游干线，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对于旅游发展的定位，像师井这样基础条件较差的传统村落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是行不通的，“文化牌”很难打响可，从实际出发，发展具有山地白族文化及乡村田园特色的生态旅游村。以乡村生活体验、生态农业深度体验、民俗风俗体验、康体养生、乡村特色饮食为主的综合服务型“都市农庄”，通过有效的利用一、三产业的相互渗透特性，组织建构产业联动经济产品。
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强调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其次，关注村庄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村落污染物的处理，村落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引导；同时，强调文化资源、景观资源的延续发展。传统村落的保护，要把居民的需求摆在首位，以提高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避免冻结式保护和过度旅游开发两个极端，以传统特色饮食经营为主题开发适当的当地传统文化旅游主题。
3.3 对于传统民居的改造和保护，要充分征求村民对居住条件的意见，改善卫生基本条件，给水排水问题，用技术的手段对民居室内环境进行改造。同时积极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去，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豪感，减少对传统村落的人为破坏。事实证明，只有为广大人民带来真实的利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语
欠发达地区普通传统村落是建筑文化保护中的弱势部分，也是难度较大的部分。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下，只有合理的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才能使村落的文化得以继承。不同的地区、条件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势必要走不同的道路，本文只是从实际案例出发，对欠发达地区的非历史文化名村村落保护发展提出意见。
注释：
①参见：赵敏.滇西盐马古道.大理文化，2013（9）：100-108。
参考文献：
[1]曾娟，林琳.欠发达地区非文保民居思考[J].新建筑，2011：33-35.
1.1优势分析
丰富的土地、林地、草原等天热资源，显著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等为大庆发展农村休闲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1.1自然资源优势
农村休闲产业发展的类型、方向和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地区的资源条件。农村休闲产业发展所依托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与旅游资源等。农村休闲产业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结合旅游资源的产业，是一种十分依赖资源的产业，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农业资源是其发展的必备条件。
（1）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
大庆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北段。东与省城哈尔滨市相连，南与吉林省隔江相望西部和齐齐哈尔市接壤。滨洲铁路穿越城市中心，公路交通在省内首屈一指。大庆地处松嫩平原，总面积21219km2的土地“一马平川”，视野宽阔，其中有耕地45万hm2，粮豆总产量达到223.7亿kg，果蔬50多个品种年产约10亿kg；近年来特色种植和养殖发展迅速，如大同区八井子乡瓜果规模种植和林源镇的观光养殖、种植和葡萄酒加工，肇源县和让胡路区的花卉种养业，肇州县的红高粱种植和杏山农产品加工园区，杜尔伯特县的蒙古马和猎犬养殖、比赛，林甸县的北国温泉、鹤鸣湖、当奈湿地，龙凤区的湿地、“坑烤”风味等，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市的休闲农业产业资源。
（2）淡水资源充足，温泉丰富。
大庆市淡水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别具特色，表现在两方面：①江流湖泊多，地表水资源充足。市区内遍布天然湖泊、沼泽、池塘，有“百湖之城”美誉。境内有松花江（肇源段）和嫩江（杜尔伯特段）两条主要河流，流经长度390km，年径流量为5700多亿m3，面积达到10hm2以上的湖泊有284个，总面积近3000万km2，为发展农村休闲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②温泉储量充足。大庆温泉广泛地分布在大庆市区和杜尔伯特、林甸等地，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北国温泉之乡”美誉，鹤鸣湖、当奈湿地闻名遐迩，数据分析，井深1500～2000m达到泉水穿孔间隔，水温60～80℃，流量25m3•h-1，热水溢流可用于“43类型”温室或棚室的地面或空间温室浇灌效应。温泉开发为大庆发展“棚室经济”提供了生命保障，也是发展农村休闲产业的最宝贵资源。
（3）湿地久负盛名。
大庆地处松嫩平原地势低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降水年久积存而形成了大量自然湿地。目前大庆土地总面积的六成是湿地、沼泽、池塘，总面积达到120多万hm2，接近全国湿地总量的1/20和世界总量的1/30；湿地芦苇自然生长面积6000hm2以上，是上等的造纸材料，而且过去在战争大片中反映鬼子在芦苇塘中扫荡的场景，如今可在大庆亲身体现那种雄伟壮观景象。
1.1.2地理区位优越
区位条件是大多数旅游者所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旅游者选择区位与其喜好、假期的长短、交通运输等直接相关。对农村休闲产业的区位选择要考虑客源、客流量及便利的交通。大庆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北部，周围分别与省城哈尔滨、省内第二大工业城市齐齐哈尔市贯通，南与吉林省一江（松花江）之隔，地理区位十分优越；大庆的民航、高速公路、高铁迅速发展与扩张，交织成立体的交通网络，哈齐、哈大齐、大广等高速公路以及即将通车的哈大特等战级高铁，使大庆的区位优势越来越突出，五湖四海的朋友均可以在最短时间和最快捷的交通渠道来大庆观光旅游和度假。
1.1.3经济基础雄厚
自从“十一五”以来，大庆市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整体跨越。原油持续稳产40000kt，以1200kt乙烯改扩建的石化产业战略升级和“沃尔沃”汽车行业进驻投产为标志的接续产业日益攀升，以“新华08”和国际石油信息中心投入建设运营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加速升级，一浪高过一浪；现代农业初见端倪，现代化大农业、观光旅游农业逐步兴起，商品流通业日益繁荣，全市消费市场异常活跃。“十一五”期间，大庆市GDP、经济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粮食总产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都成倍甚至两倍以上增长；进入“十二五”以来，大庆经济稳步改善，内调结构，外展范围，创建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科技示范区和绿色有机农业种植区，“庆南新城”和让胡路经开区建设如火如荼，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方兴未艾，农村休闲产业建设的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
1.1.4人们闲暇时间增多，消费观念转变
由于农村休闲产业以本地就近客源为主体，所以其发展立足需要具备当地消费人口数目、消费时间、消费追求三大要素。
（1）消费人口。
人口是乡村旅游产业客源的保障。目前，大庆人口总数为293.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数为154.5万人，农业人口数为139.1万人。从人口数目来看，大庆发展农村休闲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2）消费时间。
统计显示，大庆的“白领”和“蓝领”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5.8h，相当于每天工作429min，相对于十年前的周47h明显节约了672min工作时间；从家务消耗时间看，每个家庭平均每日家务劳动时间为111min，同十年前的日148min相比明显减少了37min，换算成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就减少了258min。将节约的工作或劳动时间与家务时间合计，每周较十年前省出930min；此外，行政事业单位和庞大的油田企业体系都实行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员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充裕，为发展农村休闲产业提供了时间保障。
（3）消费追求。
大庆是国际国内著名的高消费城市，市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由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和心理调节消费的根本转变；加之近些年来城市旅游强制购物欺诈等恶性案件频频发生的不良影响，以购物为目的的旅游积极性受挫。相反，不需要疯狂购物只需饱尝当地特色风味即可享尽个性化、风尚化旅游兴致的山野度假、下乡探亲、河溪漂流等田园生活和原野风情越来越受欢迎，成为大庆人旅游追逐的新热点。
1.1.5外部环境充分，发展时机成熟
国家旅游局为促进观光农业进一步“产业化”，于1998、1999和2006年这三年，先后推出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为指导思想的“华夏城乡游”主题、“生态旅游环境年”和“中国农业旅游年”，掀起了全国农村休闲产业发展的热潮。2010年7月，财政部、农业部和中国旅游局等三部门共同携手，将原“华夏城乡游”主题升级拓展，联合制定推出了“全国欢乐乡村游”主题，在三部委直属系统进行动员，并向全社会扩展宣传和交流，从而为大庆发展农村休闲旅游创造了政策机遇。
1.2劣势分析
1.2.1基础设施尚不健全
近年来，大庆市对农村旅游景点的建设、农业旅游的开发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农村休闲产业中的农村道路交通和通讯、网络、供水供热、给排水等公共建设都与发展休闲旅游产业需求不相适应。从交通结构来看，虽然大庆市机场、铁路、高速公路设施齐备，但公交车、出租车仍是城市与农村之间主要的枢纽，而且大庆公交车“早六晚七”的时间限制较重，出租车又会增加旅游成本，会影响农村休闲产业的客流量。
1.2.2农村休闲产品特色不突出及细分市场供给不足
大庆虽然有着独特的湿地、雪地温泉、棚室采摘等休闲资源，但由于对农村休闲产业的开发比较晚，开发初期比较盲目，未对农村休闲产业从全局进行战略思考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缺乏与文化产业完美融合,导致大庆缺乏具有特色的农业旅游链，农业、农村的乡土气息淡化，体现农村乡风民俗和特色文化内涵和把农民、农村、农业等三元素融合度不足，农村休闲产业中“城市影子”过重，农村休闲产品中乡村味道不纯、不浓烈，各个农村旅游景点出现相互模仿、对其本区域的特色忽视等现象。同时对市场需求分析不透彻，对人群划分不明显，休闲产品单一，对于老年人休闲、会展休闲、针对节假日的主题休闲供给不足。
1.2.3文化定位不清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也是农村旅游发展根基。从某种程度讲，旅游工作者要比文化工作者更重视对文化的挖掘。对乡村文化的深度挖掘，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而且可以使城市居民受到另一种文化的熏陶，从精神层面影响其生活方式，例如懂得了种植业的种植过程，可以体会到农民的艰辛，从而会更加珍惜粮食，看到生态业的美好与稀缺，懂得了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减少污染、破坏。大庆市农村休闲产业的发展对文化定位不清，领导思想观念中锈住了厚重的“石油色”，盲目模仿城市或名胜古迹的人文景观，人为对自然环境进行深度改造而导致天然的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1.2.4农村休闲产业社会支持配套系统发展滞后
农村休闲产业是一个由上下游产业彼此链接、多部门多行业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大庆的城市基本建设和基础建设位居全国先列，但农村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仍比较滞后，比如农村道路，除了近年国家“新农村”建设中兴建的“通村路”（很多权宜之计的红砖路完全属于“面子工程”，质量堪忧），还有部分油田临时公路外，纵横交织的都是泥土路；农村自来水工程很多都是深井水没有经过任何消毒甚至未经过过滤，农户干脆放弃花钱买水而依然选择使用自家水井供水，沼气仅有部分乡村实现了棚室生产和居民生活使用，其余绝大部分农村依然靠烧柴草度日。此外，农村金融市场萧条，农村休闲活动刷卡消费未全面普及，银行业休闲项目建设缺乏专项贷款；对休闲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精通休闲项目规划、业务拓展、市场营销等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等。
1.3机会分析
1.3.1大庆市经济转型的契机
作为全国著名油城的大庆，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比例失调等突出问题。第三产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随着石油的开发能力逐步下降，大庆逐步重视“资源型”经济转型，着眼改变多年来“以厂建区，围矿而居”的城市格局，努力转向“生态自然，现代宜居”的城建规划，本着“滨水城建”思想，依傍红旗湖、东湖、万宝湖、三永湖、黎明湖等五湖创建新区，统称为“五湖新区”，备受百姓推崇；从“十一五”末期着手规划创建两个以工业生产为龙头的“庆南新城”和“庆北新城”，不仅使大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产业框架撑起，还提升了整个大庆制造业层级；进入“十二五”后，大庆市围绕“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战略，实施城区和产业发展的“东移北扩、南进西拓”。从而，为农村休闲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1.3.2休闲时代的来临
随着城市空气和噪音污染日益加剧，特别是雾霾不断笼罩城市天空，城镇居民逐步退化了城市观光猎奇的激情，追求乡村休闲，呼吸自然清新的农村空气，欣赏淳朴简单的农村文化和民族风情，成为新时期大庆人的旅游审美追求；随着国家近年来对法定节假日调整，使全年节假日相对比较集中，并且多数节假日都分布在适合户外郊游的暖季，城镇职工“带薪休假”也大都选择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可以说，国家“假日政策”创造了国民的“休闲时代”。周末休息解疲劳顾家务，法定假日出去游玩散心解压力，已经成为新的生活新时尚。
1.3.3政策的大力扶持、投资商的热情加盟
大庆市发展农村休闲产业的政策支持条件是充分的。在投资环境打造方面，从大庆市产业经济发展位居全省前列并跻身全国纳税500强的经济地位，充分证明大庆有着土地资源优势助推的招商引资优惠和优越的地方产业扶持引导政策，足以吸引各地有志于发展农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大投资商进驻，也有利于寻求国际投资支援。从已经落成并投入运营的休闲产业投资项目看，林甸“北国温泉”和“鹤鸣湖旅游风景区”，就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同时，大庆正着手大力打造上景花园湿地温泉项目、阿木塔蒙古风情城项目、温泉新城项目、长龙湖生态游项目、大东北部落文明旅游区项目、白金宝国家遗址公园项目等重大项目，已经吸引大量的投资商热情加盟。
1.4威胁分析
1.4.1现实威胁
现实威胁是周围城际竞争。各大城市对农村休闲产业的发展日趋重视，休闲农业景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品质也逐步提高。哈尔滨北方现代都市农业旅游示范园、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村、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哈拉新村、齐齐哈尔铁农园艺园、宁安渤海农业旅游示范园、牡丹江黑宝熊乐园、牡丹江春城园艺科技旅游示范园、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渔猎文化旅游示范区等已成为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使得消费者选择余地越来越多，给大庆农村休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竞争的压力。
1.4.2潜在威胁
潜在威胁就是同业竞争。当政策环境放开，四面八方的投资商会接踵而至纷纭踏进这片热土大显身手。从理论角度看虽说对于同一休闲园区范围内的不同经营者来说，能促进产业园区整体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水平提升，但重复投资和盲目效仿必然对该产业整体运营和发展带来隐忧，对有限的乡村资源也会造成破坏隐患。同时，周边毗邻县市如肇东、安达等投资商在利益驱动下，也会复制大庆模式而在接壤边界地带“大兴土木”来发展，这种源自外部“后来居上”的冲击力将对本土农村休闲产业构成巨大威胁。
2大庆市发展休闲产业的SWTO分析矩阵
依据对大庆市农村休闲产业的SWOT分析，说明大庆市已具备发展农村休闲产业的基本条件。并通过对影响大庆市发展农村休闲产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等相关要素逐一进行分析，形成了多组“战略组合”。
3大庆市发展农村休闲产业战略模式构建
通过SWOT分析得出的矩阵模型，说明大庆发展农村休闲产业优劣势同在，威胁与机会并存，只要恰当地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即可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准机遇，消除威胁，努力将该产业发展成振兴大庆地方经济的优秀产业。根据大庆市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并结合其发展趋势，总结出适合大庆发展的各大战略模式包括SO战略、WO战略、ST战略和WT战略四种。
3.1SO战略—品牌发展战略
大庆，依靠石油培育了发展品牌，依托温泉沐浴了城市魅力，“绿色油化之城,天然百湖之城”已成为这个城市耀眼的名片。要抓住机遇将农村休闲产业品牌嵌入到大庆“城市名片”建设中，大打“读湿地文化，品农村风情”招牌，做好“感受油城震撼魅力，体验农村休闲风光”宣传，并结合SO战略特征的客观需求和大庆品牌资源环境，将“品牌发展战略”运用于大庆市“五区”周边和各油田矿区周围，让大庆特有的野外“坑烤”、湖边“铁锅炖”风味，少数民族激情歌舞、献哈达民俗、赛狗赛马等别具匠心的活动，遍布休闲产业区内，依靠特色创品牌，依靠品牌创效益。3.2WO战略—市场渗透战略任何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将孕育竞争甚至垄断。大庆应透彻分析投资和消费局势需求，在做好整体规划、开发战略基础上，科学细分农村休闲产业市场，并紧密结合“WO战略”内涵，选择在“城乡接合部”和城矿郊区如红岗区与采油五厂之间的“杏树岗”等地带发展农村休闲产业，较适合实施“市场渗透战略”。
3.3ST战略—差异化发展战略
面对着来自同城或异城相关行业竞争的压力，大庆应深入挖掘特色农业资源，依据农村发展特色、优势，从观光农业、民族风情、文化亮点、建筑风格、休闲产品、形象服务等方面来发展农村休闲产业，力求百花齐放，特色鲜明，全面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求异等心理，选择在其所辖“四县”特别是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古老文化特征的肇源县，以及享有“金代古城”、“辽代出河店”美誉的肇州县和具有“中国温泉之乡”的林甸县等，用好、用足、用实大庆的“磕头机”、温泉、湿地等独有资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奇特的风俗活动吸引游客，便能取得“差异化发展战略”效果。
3.4WT战略—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发展战略是每一个休闲会所经营管理战略的“必选项”。不论任何区域、任何形式、任何规模和任何特征的农村休闲服务企业，都务须将“WT战略”作为其运营和管理的核心战略，各类企业要打破固有观念和陈旧思想，立足广大农村和城镇并着眼国外，“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潜能，依靠人才智慧和先进管理制胜。
4结论
一、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和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按照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要求，精准认定对象，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努力完成脱贫攻坚中住房安全保障重要任务，为圆满完成全省“五年决战同步小康”战略部署奠定坚实基础。
（二）主要任务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主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对象危房改造任务。鼓励各地根据实际自行提前实施任务，并强化措施、科学组织，确保年底前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安居问题。
（三）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村委主导、农民主体。各村主导工作实施，要加强领导组织，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危房改造的实施主体，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使其主动、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二是坚持对象精准、重点突出。补助对象必须精准识别，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坚决甄别剔除，切实帮助真正困难群众解决住房安全保障问题。重点支持有脱贫任务的困难农户改造危房，对特困户在总量明确前提下，统一规划、分批实施、兜底解决。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经济节约。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大力推广低成本建造和加固改造技术，提倡就地取材，提升改造住房的经济性。在建设标准上做好管控指导，引导农户量力而行，摒弃攀比、浪费陋习。
四是坚持资源整合、提升成效。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实现安全居住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优化完善房屋结构和功能设计，统筹整合基础设施投入和项目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整体效益。
二、主要政策
（一）政策范围
农村危房改造范围为农村地区。风景名胜区要按照村镇规划建设管理职能及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二）补助对象标准
补助对象必须是户口为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住房困难的居民。具体是：
1、根据经济贫困程度分为四类。指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分别由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认定，并填写《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相关内容。2、根据住房情况分为危房户和无房户。危房户是指农村住房经技术鉴定为C、D级危房、且无其他自有房屋的农户（D级为整栋危房，C级为局部危房）。房屋危险程度由县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入户认定，并填写《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相关内容。无房户指无自有房屋可居住的农户。无房情况由农户自报、“三榜公示”、房管部门核查等多项措施相结合认定。
（三）改造要求
1、改造方式。拟改造的农村危房经鉴定为D级危房农户和无房户的应安排新建；鉴定为C级危房的必须维修加固（拆除新建的不得安排补助）。新建房屋坚持就地就近建设，并以分散分户改造和以农户自建为主，也可选择在集镇建房。农村危房改造建房户较多的地方可规划集中建房。自行实施改造确有困难的，可通过政府和村集体实施代建或“交钥匙工程”，或者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及幸福大院、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安全的闲置农房等方式，兜底解决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等特别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不得用于支持购买城镇商品房，不得用于敬老院建设，不得以任何名义进城进园区集中安置。享受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政策、移民搬迁政策的，不得列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
2、改造标准。C级危房改造，必须在对危房主要危险构件全部甄别鉴定完成的前提下，逐项实施维修加固，切实解决其质量安全问题，确保加固改造后房屋达到15年以上安全期限。D级危房拆除重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控制建筑面积和总造价。新建房屋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不得超过相关规定。建筑层数控制在一层，建筑面积最大不得超过110平米；原址重建宅基地面积不足60平米的可建两层，但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10平米。超出此范围的不得享受补助政策，并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3、兜底保障解决特困农户安居问题。各地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的帮扶力度。对于完全无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不能自建房屋的特困户，政府必须切实担负责任、实施兜底保障。一是健全完善兜底保障机制。各地可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采取如“交钥匙”工程、盘活利用集体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切实可行的多种措施，实施住房兜底保障，帮助特别困难农户解决安居问题。保障房屋农户无偿享有“使用权”，村集体要加强管理。二是严格兜底保障标准。兜底保障措施应解决农户的基本安居需求。对政府或集体实施“交钥匙”工程要明确建筑面积要求：1至2人户住房建筑面积不得超过40平米，3人以上户不得超过60平米。同时，要有住宿和生活功能齐全的独立空间，水电安装到位，达到基本装修标准。盘活利用集体闲置公房和的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要做好修缮加固和功能改造，确保质量安全和使用需求。
（四）资金拨付
1、补助标准。根据不同对象类型、不同改造方式等不同情况，参照我省2020年度四类重点对象分类补助标准如下：
对于新建房屋的，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每户补助不低于2.2万元；对属于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每户补助不低于2万元；确无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的，要列为重点帮扶对象，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必要时采用“交钥匙工程”等兜底保障方式，切实解决其最基本住房安全问题。对于维修加固房屋的，每户补助不低于5000元。另2020年省出台危房改造标准后以省定为准。
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其他风貌管控重点区域的维修户，补助标准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提高。按照上述标准安排资金后仍有结余的，应将其追加安排补助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特别困难农户，不得结转用于其他项目或下一年度任务。
2、资金拨付。各地要根据各自实际规范补助资金拨付。新建房屋的，补助资金要明确分阶段拨付比例（建档立卡贫困户补助资金拨付次数不得超过两次），经工程验收合格后拨付到户。在拨付程序上，应由建设部门定期将核定的补助对象及补助资金进度款数额报送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及时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补助对象“一卡通”账户。由村委会和补助对象签订协议实施“交钥匙”工程或代建（加固维修）的，补助资金可由县财政拨付至协议指定的第三方账户。
三、工作流程和时间节点
（一）明确任务、分解计划。市里下达2020年危房改造计划任务和实施方案后，各地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相应实施细则，并将任务逐级分解到村、组。
（二）精准识别、确认对象。有农村危房改造意愿的农户，自愿向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按照村评议、乡复核、县级审定的“三级认定”和县乡村“三榜公示”程序，对其贫困类型和居住房屋危险等级等情况进行核查，筛选出初步名单，填写《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其中，扶贫、民政、残联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对四类困难群众补助对象的相应身份类型进行认定，住建部门要对申请改造对象的住房安全情况进行鉴定，并在《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中分别予以确认。各地要规范简化危房鉴定和对象认定程序，经核查初步符合相关要求的，由县级政府牵头协调相关部门进行信息联审，确保对象精准。名单确定后，需与建房对象签订协议，明确自觉履行遵守规划审批要求和拆除危房、腾退宅基地等责任义务。
（三）科学施工、狠抓进度。对象确认后，要督促农户抓紧确认施工方案、进入开工阶段。期间，县级建设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将进行施工的组织调度和质量安全巡查指导，4月7日前全面动工，5月31日前必须全面完工，确保6月30日前全面入住。
（四）检查验收、总结工作。各村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完成后，要在6月30日前组织验收，按照工程检查情况填写《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验收表》。验收合格并完成资金拨付的房屋，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有“政府援建”字样和“民心图案”的长方体标识牌。标识牌尺寸为28cmx20cm，材料为铜质或钛金，字体及图案为红色，在标识牌右下方标注“二○一九年”，挂牌所需费用由县级财政承担。春节后，省直部门将组织对各县（市、区）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省级检查验收和绩效评价，并根据检查情况形成省级绩效评价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象认定管理。各地要在此前建立四类困难对象台账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政策标准、认定程序，对补助对象进行核定把关。农户有鉴定房屋要求的，住建部门要主动上门鉴定。对老幼体弱、知识水平低下的特别困难农户，乡村干部要主动上门宣传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在个人申请的基础上优先安排，确保符合条件的不漏一户。在县级认定环节，县级政府要牵头协调公安、房管、车管、工商等相关部门进行信息补充联审，并由县级审计部门进行事前审计、确定最终补助对象名单。将享受过其他住房政策、另有自有住房的取消补助资格，对四类对象中发现名下有非小型生产用车辆、拥有规模以上工商企业产权或注册其法人的农户商请相关部门核定其对象身份类型，精准确认补助对象。年度脱贫的危房改造户，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需向扶贫部门提交《退出贫困对象住房情况审核认定表》。
（二）加强资金运行管理。各地要按照《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省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禁截留、挤占、克扣、挪用、套取补助资金。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要加大对补助资金运行的监督检查，对于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执纪问责，典型案例要进行通报，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三）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质量安全是农村危房改造的重点，工程施工要严格执行建筑工程相关技术规范。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通过编撰图集、技术推广、工匠培训等方式引导提升农村危房改造技术水平，重点加大对加固改造技术的技术推广和监管指导，切实提高农房加固改造后质量水平、确保达到15年安全年限。另外，各地要加强农村建房管理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农村建筑工匠执业资质和质量安全责任终身负责制，维修房屋要鉴定报告中主要危险部位、构件等内容在房屋显要位置挂牌公示，以备检查工程维修加固情况。通过加强完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机制，实现全面覆盖、精准到位、便捷高效的质量安全检查，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新建房屋检查情况要填写《农村危房改造建房质量检查表》，维修加固房屋检查情况要填写《农村危房加固改造质量安全检查表》，并归入农户档案。抗震设防烈度较高地区，市、县建设部门要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落实抗震设防要求。
（四）加强建筑风貌管理。加强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将农村危房改造等与乡村振兴战略、传统村落保护、客家民居建设、村庄治理等相结合，并从规划层面合理配置道路、供水、沼气、环卫等基础设施，另外将农村危房改造与新农村建设、水利、交通、农业等项目进行统筹整合，提升人居环境水平。在农房单体建设上，要做好户型和外观设计引导，体现特色家园、致富田园、生态庭园、文化乐园、和谐乡村的良好风貌。在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审批管理上，要出台包含规划选址、建筑朝向、外观结构、层数面积等审批内容，体现风貌管控要求。县、乡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要根据相关情况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审批登记手续，建立审批发证台账，规划审批内容要在现场挂牌公示并做好后续规划实施监管。此外，要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政策，新房建成后原有旧房要限时拆除。
（五）加强工作信息公开。各级要主动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内容、操作程序、对象审批、实施结果等信息。要编撰政策宣传册，组织人员进村入户主动宣传。要建立公开省、市、县、乡四级农村危房改造专线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咨询、申诉，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通过多措并举，积极营造阳光透明的良好工作氛围。
（六）加强农户档案管理。要按照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要求，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管理，实行一户一档。档案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农户危房改造申请书、省农村危房改造申请审批表（附件1）、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附件2）、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表（附件3）、《农村危房改造建房质量检查表》（附件4）、《农村危房加固改造质量安全检查表》（附件5）、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验收表（附件6），农户（夫妻）身份证、户口簿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残疾人等四类对象身份证件复印件，农村危房改造协议（含信息公开、拆旧还基等条款），危房改造前、中、后照片，《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复印件和其他要求所需资料等。档案资料要逐级管理、专人负责、规范齐整。在此基础上，做好农户档案信息化录入，确保农户档案及时、完整、准确录入至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民政部门要按照农村危房改造要求，做好灾后倒房重建资料收集管理和信息录入，之后再移交建设部门存档备查。各地要加强对录入农户档案信息的检查，提高录入数据质量。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办公室要配备工作人员与办公设备，落实工作经费。要强化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责任，镇实行蹲挂点班子成员和干部责任制，责任分工见附件1，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办法，落实责任制。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要通过组织邻里相帮、结对帮扶、投工投劳等措施帮助困难农户改造危房。对文化程度低、残疾、老幼体弱等困难农户，由乡镇脱贫攻坚工作站和驻村工作队员配合村“两委”人员主动上门做好有关申请事项及后续相关审批、建房、验收和报账等事项。
（二）落实管理措施。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凡涉及到的收费项目，除国家明令不能减免的外，要尽量予以减免。要组织好建筑材料的生产、供应和调度，防止发生建材乱涨价现象，并为农民提供建筑材料质量检测服务，严把建材质量关。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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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一、英国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的经验与实践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回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与发展，可以看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已经从重前期申报、重保护向重后期运作管理、重合理利用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变迁、人们意识深入，以及所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大，21世纪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极大的延伸，不断同生态及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全覆盖、城市和谐发展、公众参与等社会发展课题相互渗透，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趋势。城市中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被认定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如何使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振兴的动力，将成为许多国家关心的问题，并引发各界对于该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我国当前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尚处于不断的摸索中，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分析这些保护管理模式在中国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使用条件和适用方式，将对中国现阶段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朱蓉吴尧单位：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关键词 著作权保护；版权登记；侵权盗版；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D9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05－0183－04
基金项目 国家软科学项目“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批准号：2006GXQ3D138)；江西店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知识产权战略研究”(批准号：06FX18)
作者简介 王新华，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知识产权法；
胡卫萍，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江西南昌330013)
虽然我国的《著作权法》1990年才颁布，但在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大背景下，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已经逐于完善。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的著作权管理、保护队伍，基本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规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保护体系，这对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繁荣文化娱乐市场、实现著作权人和消费群体的共同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加之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保护起步较晚，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仍然面临着包括意识、习惯、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压力。江西在中部地区各省处于中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具有典型性。通过对江西省著作权保护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著作权战略，将为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著作权保护提供参考，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社会的知识产权战略，从而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科学的发展。
一、江西省著作权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江西省著作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组织实施全省性打击侵权盗版专项行动，查缴了大批非法出版物；开展打击非法预装计算机软件等专项行动，加大了版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全面地清理并取缔了销售盗版书刊、音像和计算机软件的无照经营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使用正版、拒绝盗版的意识，实现各设区市政府部门软件正版化，同时启动了大型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宣传著作权法律相关知识，提高公民的版权维权意识，依法审核设立著作权机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和著作权保护社会组织，等等。但同全国发达地区的著作权保护相比，江西省无论是著作权人权利意识，还是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力度都有一定差距，存在着一些问题。
1、著作权人权利意识淡薄。首先，版权合同登记、作品自愿登记数量偏少。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5年江西省版权合同登记、作品自愿登记数量在中部地区只处于中游地位，与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江苏等相距甚远。而且，在作品自愿登记中，口述、曲艺、舞蹈、杂技、摄影、建筑作品等方面的登记为空白。
其次，版权登记的范围较窄。根据江西省版权局的登记公告，2003―2005年江西省版权登记的著作权内容，主要限于文字作品(如闵细健的长篇小说《三峡情》、应宗强的《滕王阁序揭秘》、江西美术出版社的《百变小樱》卡通电视漫画丛书等)、音乐作品(如林志勇作词、查建敏作曲的《戒心》、《让我再爱你一回》等)、美术作品(如任瑞华的“陶艺花插A/B”、唐自强的12寸瓷雕“春讯”、景德镇市翼龙陶瓷有限公司的“树纹梅花满版图案”等)、摄影作品(如朱庚朝的“筑卫城遗址系列摄影作品”、“中华药都樟树帮”等)、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如金建刚“中国书法音乐电视”、江西协同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文之旅光盘”等)、图形作品(如张火秀的“《千年瓷韵》图案”、周彦如的“钙力加口服液产品包装版面设计”、江西乔家栅食品有限公司的“乔家栅美术字体”等)、模型作品(如江西省玉风瓷厂的“《玉洁杯》、《公仆杯》”、周小平的(崛毫四人象棋等)、计算机软件(如江西盛安城市安全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的”城市消防设施远程监控网基层/高层中心系统”、美胜数码科技(江西)有限公司的“商业用数码影像快速自动刻录机视频抠像软件”等)。这些信息显示，江西省不仅著作权的保护类型相对较少，而且每一类型的具体内容也相对单调、贫乏。
2、盗版活动屡禁不止，对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亟待加强。尽管江西省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打击侵权盗版，但盗版活动依然猖獗。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5年全国版权行政机关收缴盗版作品江西在全国居第10位。
据有关部门估计，全省盗版从业人员至少有数万人，盗版也都是有组织、有密谋的行为。而全省版权执法人员总共才100多人，不仅数量少，而且机构也不健全。目前，只有省、市二级有出版行政部门，县一级没有相应执法机构和人员。与著作权人权利意识淡薄相对应的，江西省著作权纠纷数目较少，处理方式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比较单一。如2005年全国版权行政机关共查处案件9644件，结案9380件，其中江西省只查处了28件，居全国第21位，结案28件，这其中2l件为行政调解解决，7件为行政处罚解决。这些数据再次表明，江西省著作权的维权意识还需着力加强，并未真正树立起“使用盗版可耻、抵制盗版光荣”的维权理念。而著作权维权执法工作体系分散零乱，执法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行政执法能力较弱，执法手段和力度尚欠缺，愈发使得打击盗版活动任重道远。
3、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仍处于空白。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被不同社区和群体在适应周围环境和自然的过程中和与其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再创造，为他们提供持续的认同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千年的文化孕育出大量的民间艺术作品，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独特的民间艺术，其中不少成为“华夏一绝”，如“变脸”、京剧等各类戏剧。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该《意见》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体现。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着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可观。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他们不仅得不到合法在先权利的法律保护，而且被国内外一些文化娱乐业随意滥用、过度开发。更有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正在不断消失，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物质正在遭遇无情的掠夺或被毁弃或流失境外，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江西省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项目有：(1)民间音乐类：兴国山歌；(2)民间舞蹈类：傩舞(南丰傩舞、婺源傩舞、乐安傩舞)、永新盾牌舞；(3)传统戏剧类：弋阳腔、青阳腔、广昌孟戏、徽剧、宜黄戏、采茶戏(赣南采茶戏、桂南采茶戏)；(4)民间美术类：徽州三雕(婺源三雕)、萍乡湘东傩面具；(5)传统手工工艺类：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歙砚制作技艺、金星砚制作技艺；(6)民俗类：全丰花灯。200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也专门了《关于公布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赣府字(2006)53号]，确定了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62项)，内容涉及民间文学(2项)、民间音乐(3项)、民间舞蹈(8项)、传统戏剧(7项)、曲艺(6项)、杂技与竞技(1项)、民间美术(4项)、传统手工技艺(19项)、民俗(12项)。而在江西省版权局的登记公告中，并没有涉及到对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也是江西省加强著作权保护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对软件产品版权保护尚待加强。2002年以来，我国开始进入信息化产业市场。《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公布，更是改变了过去将信息产业定位于信息和通讯技术(1cT)以及相关设备的生产(即信息技术产业)的做法，将信息产业扩展到信息内容产业，并将“建设先进网络文化”、“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信息化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地区一样，江西省也面临着发展信息产业的极好机遇。而据江西省版权局统计，虽然江西省目前也取得了出版网络图书1556部、网络音像制品20种2000分种、制作网络动漫作品近600种、各互联网出版机构网站的注册用户达到1.27万人、日平均访问量达到5200人次的骄人成绩，但2003年全省软件作品自愿登记数量仅为10项，2004年为4项，2005年为11项。与兄弟省份相比，登记数量相对较少。这说明江西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对高新技术发展的反应比较迟缓，有可能在数字出版中被边缘化。
二、加强和完善江西省著作权保护工作的建议
我国于2008年6月出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江西省也正在着手制定本省知识产权战略。作为知识产权战略重要内容的著作权战略，理应纳入江西省知识产权总体战略之中。我们应结合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引下，参照兄弟省份知识产权战略内容，深入开展调研活动，针对江西省的著作权保护现状，制定江西省著作权战略，把著作权保护工作放在全面振兴老区经济、促进江西在中部崛起的全局角度来考虑，以适应国际、国内和江西省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的需要。为此，应做好如下工作：
1、从战略高度重视著作权保护。加强工作体系和队伍建设
(1)江西省著作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江西全面振兴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深思。美国是把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开始就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着重发展朝阳产业。其中，最成功的是以版权保护为后盾，以软件、音像、图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据统计，2002年美国文化产业生产制作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总票房的85％；2005年，美国的全部版权产业产值为13.9万亿美元，占GDP的11.12％。以电影产业为例，围绕着版权衍生出剧本创意、音像出版、图书出版、特许营销、主题游乐园甚至是主题宾馆等庞大的产业群。江西省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江西省著作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把著作权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推进著作权保护工作进程。
(2)加强著作权工作体系与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著作权的行政管理、执法、司法、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等工作体系。加强著作权执法队伍建设，将著作权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延伸到县级，在县级政府单设或在有关部门附设著作权管理和保护机构。增加著作权执法人员编制，形成省、市、县各级机构并存的工作结构。加强著作权行政管理与司法机构的沟通协作，完善著作权统筹协调机制，切实保障著作权战略和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
2、加大著作权的宣传力度，增强全省人民的著作权法律意识
(1)设立著作权宣传及保护专项资金，通过“4.26”世界知识产权日、“6.1著作权法实施日”，开展著作权宣传活动，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开辟著作权专栏栏目，宣传著作权保护取得的成绩，通过查办的大案要案震慑不法分子，加大著作权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2)开展著作权法律知识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课堂、进社区等活动；分层分类举办与著作权关系密切的单位和领导干部、专业人士的培训班，提高著作权的管理、运用、保护能力；通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有感染力的、生动的著作权保护正反案例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尤其是领导干部著作权法律意识，营造出保护著作权光荣，侵犯著作权可耻的氛围。
(3)成立江西省高校著作权保护教育基地。大学生是未来知识社会的生力军，其将来工作、生活都与著作权息息相关。但目前江西省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著作权法知识缺乏、版权保护意识不强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未来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且更重要地会影响我国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江西省版权局应与各高校合作，在省内建立著作权保护教育基地，通过开展著作权宣传教育活动，尽早培养大学生的著作权保护意识，这将对江西省著作权保护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3、加强对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根源上禁止盗版活动
(1)强化新闻出版、版权行政管理和“扫黄打非”工作；加强印刷、复制、发行业的管理，依法组织对印刷复制业的专项督查、检查，建立违规印刷复制单位档案制度；加强版权社会中介组织建设。
(2)对侵权盗版重点的领域、环节、问题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办违法违规案件；继续开展对盗版音像制品、盗版教材、盗版软件、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严厉打击计算机生产、销售等领域未经授权预装软件的非法行为以及网络非法传播、复制行为。
(3)完善联合办案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的联合执法制度，形成跨地区案件移送、信息通报、配合调查等的工作机制，实现版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工作的有
机衔接。
(4)大力推动软件正版化工作。巩固政府部门软件正版化成果，积极推进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加强软件预装领域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同时，合理定价正版软件，使盗版软件失去消费市场。
4、尽快建立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制度
(1)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权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尽快对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乡村和社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论证和认定工作，获取更多的有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的珍贵著作权资源。
(2)借助国家最近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好时机，尽快出台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的地方法规和规章，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保护机制，将著作权法中的一切经济权利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保护，尤其是要重视与其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常见使用方式相关的出版权、发行权、复制权、发行权、传播权、翻译权、改编权、表演权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著作权运用、保护过程中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3)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意识，并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营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版权保护的良好氛围。
5、加大软件著作权保护力度，促进江西省软件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软件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江西省应该积极实现软件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国内外软件产业发展经验表明，软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著作权的保护，通过版权保护是软件作品权益保护的最佳方式。因此，江西省要发展软件产业，必须加大软件著作权保护力度，不断完善江西省软件版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立法，加强对软件产品开发者的权益保护，通过严格的执法来保护软件开发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为使广大社会公众有能力支付软件的使用费，政府应当通过税收减免、价格调节等手段来降低软件产品的销售价格，采取扶持措施鼓励企业以较低的价格使用国产化软件及源代码开放的软件，从著作权角度，切实维护软件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切实提高软件产品的版权保护力度。
注：
①以上数据包括表1、表2、表3均来自http：//ncac.省略/GalaxyPortal(国家版权局网站).
②江西省新闻出版局.http：//jxcbf.gov.c(版权局网站).
参考文献：
[1]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