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0 10:11:35
由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农民工忙于生计，或无暇顾及子女，或疏于沟通和交流，家庭关爱明显不足。生活在城市中的随迁子女面临家庭教育缺失、更加鲜明的城乡对比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其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和职业技能的发展等各方面均深受影响。由全国妇联、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于2010年联合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多万人。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在5年以上。［5］随着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不断延长，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团聚次数偏少，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偏离或异常。“家庭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青少年儿童价值观念最早形成的场所”［6］309，“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发展受父母教养孩子方式的强烈影响”［7］。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影响及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因显著的城乡差距而引起的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社会流动，伴生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这种以“牺牲整个一代乡村儿童幸福童年的代价”［8］34，来赢得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问题的根源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直接原因均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客观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看，呈现出某些客观的规律性特征。首先，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城乡之间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发展机会的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居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的人们。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着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家族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日趋淡薄，改变了农村家庭社会互动网络与方式，使之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本愈显弱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使得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在由传统乡村“熟悉的社会”［11］逐渐向城市社会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12］194，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子女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13］。
第二，在我国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入和科学理念的培育及实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赶超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采纳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及就业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刚性作用，至今仍横亘在农民进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国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和信息时代“数字区分”现象［14］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尽管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农民现代性的高涨，但这只不过是都市现代化在农村的折射，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我国农村现代化远未完成，且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15］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优质教育指导的极度匮乏，以及城市良好就业机会的排斥，而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农村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与神圣化、家长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认同的低级化，也导致如今的许多家长开始将教化子女的责任推向学校和社会”［16］，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所需综合素质的培养全无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农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传统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需求，与同时态的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丰厚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中难以撼动的“唯升学教育”［17］的应试体制，因农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在农村地区更加强化。同时，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8］以及课程内容远离农村生活实际等因素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①。除少数具有较强求知动机、学习兴趣和应试能力的孩子，能够凭借个人禀赋及勤奋而通过高考实现“离农”愿望外，大多数人都要另谋出路，且其实际文化程度常低于文凭证明。农村家庭教育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积累缓慢，明显不利于农民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成为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上，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种情况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12］195此类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直接影响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将延续着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愿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19］，于是就有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20］、“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21］等看似悖论的真知灼见。而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也不只是农村家庭本身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综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的话，［22］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循环：当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教育因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而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时，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一个数目庞大的儿童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更关系到农村社会及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突围。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成功转型、农村社会的顺利发展、“唯升学教育”思维的根本改变以及农民群体文化水平和教育素养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从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以农村凋敝为代价的城市化趋势，科学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彻底破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碍，纠正行政管理体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的现代化理念指导下，“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4］，从源头上消除亿万个农村家庭的奔波与分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农村家庭和农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其次，要改变全社会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筛选”功能［25］，适应时展的趋势和要求，培养“整个的人”［26］，“努力去影响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体能力和心理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农村孩子不论将来是进城还是留乡，都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28］109，并终身保持学习的兴趣，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社会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努力促成农村大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社区、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外部力量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而从农民个体因素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无论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家庭教育每天都在发生着。
实现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体力量在农民自身。农村父母首先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8］96，特别是“幼稚期（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30］因此，父母必须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识，关注儿童与生俱来的“吸收”能力［31］，“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言语、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6］309，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并重视“儿童在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32］，为其适应学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和农村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优势，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不高，这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农村父母对此要有正确认识，树立起“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33］的自豪感，尽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终其一生也许都不能积累很多的财富，也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34］12，但如果“能把坚韧、细心、勇敢和对生活的热情都传递给孩子……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好的人生经验和品质积累下来，留给孩子”［34］12，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质朴、展现着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及其生命美感的农村生活，与这种吃苦耐劳、踏实奋斗的农民品质，正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正确认识时展的趋向，不断学习，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35］85，现在却不再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迅猛的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激发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凭着传统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权威被逐步消解。农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将取决于父母能否适应“后喻文化”的要求，“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5］27，以自身热爱学习的态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响子女，并利用年轻一代“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共同“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35］98。
适用于现阶段的具体对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长期奋斗和争取并要经过代际积累的过程才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情况下，要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中最为急迫的问题，可从社区这一“社会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单元”［36］入手，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以使政府相关政策有效落实，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优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切实取得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间无一人不位处并生活在社区之内”［37］。作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社区与城乡居民息息相关，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凝聚居民共识，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特定困难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异。［38］具体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社区可提供的功能机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政策资源的动员机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所需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类资源。除政府资源外，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物力、财力等。城乡社区主要“在社会政策资源的筹集、吸纳、整合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并通过三种途径动员各类资源：（1）组织社会各界募捐；（2）运作公益性项目，争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协调其行动，比如为到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使之能够有效有序地开展活动。
第二，社会服务组织的催化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具体生产和传递社会服务的是运作于社区的各类功能性的服务组织，特别是那些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通过志愿者行动，已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此类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降低门槛，加以鼓励和催化。国内社区在这方面的相关探索业已展开，如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所成立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就是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的项目扶持下，与负责该社区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区西华派出所和微软中国公司合作推动的。微软中国公司还和社区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合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成年人也可在此学习计算机技能。［39］社区中心多元化的活动和教育方式，适合不同年龄与兴趣的孩子需求，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成长支持和技能培训。
【关键词】教育缺失；城市中心主义；管理体系；户籍制度；
乡村儿童是儿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建设者，他们能健康成长，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幸福，更关系着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关系着国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爱乡村儿童，解决好这一人口城市化、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的乡村教育是个严峻沉重的话题，其中涉及到多层面的因素 。而近几年来，乡村儿童中出现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使这话题更令人忧心。所谓“留守儿童”，是指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打工，大部分人没能携带子女一同前往，致使许多乡村儿童远离父母，依靠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看管，我们把这一新的弱势群体称之为乡村“留守儿童”。而“流动儿童”则是少数随父母进城的乡村儿童，他们虽身在城市，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儿童，就学生活等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乡村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缺失父母的关怀照顾，出现了监护人学习辅导不力，生活照顾不周，亲情缺失等现象，在思想.行为和心理的成长发育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
第一，学习较差。首先，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子女总体期待不高，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潜意识里将子女的学业定位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上，将孩子定位在外出打工。其次，监护人年纪大，与“留守儿童”思想观念差异大，沟通有障碍，教育弊端较多，“隔代教育”问题严重。我班有好几位学生就是留守儿童，其中有位男生，父母为了生计在外务工，他和奶奶相依为命，但老人不识字，对孩子的教育有心无力甚至无能为力。
第二，性格缺陷。“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奔波与孩子联系少，跟孩子缺乏沟通交流，儿童正处于情感性格的成长期，长期缺少应有的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内向̣、自卑悲观孤僻。另外，也有“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管不了，不敢管，导致“留守儿童”任性偏执。
第三，心理障碍。留守儿童监护人对孩子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介入较少，无暇顾及孩子的情绪、情感变化；儿童在自身生理变化、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方面会有许多烦恼与冲突，没能及时得到疏导和教育，进而引发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封闭，缺乏对生活正确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隐患。
第四，行为偏差。留守儿童年纪小，自律能力差。部分留守儿童在家不听祖辈教导，迷恋台球、网吧、游戏厅，甚至受社会上一些小痞子影响，经常逃课、打架，甚至小偷小摸。
（二）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流动儿童占了19.37%”。事隔7年，可想而知，现今远不止这个数据。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多，人户分离日益增多，原有的儿童保护政策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变化，并由此影响了流动儿童包括受教育等权利的保护。《我国9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就用数据反映了了这种现象。
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已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问题的产生是受到我国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一个适龄儿童，没有现居住地户籍，离开户籍所在地，在现居住地是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间的区域壁垒，随着外地人口流入城市，在城市里悄然竖起了一道巨大的隔阂与屏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儿童幼稚的心灵，筑起一道精神上的壁垒。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二等公民”的不公平待遇，他们觉得在城市“到处要钱，赶人，查证”。
但是，流动儿童还得在城市环境下生活，他们不仅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但这些流动儿童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终究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
（一）乡村教育欠缺是因为贫穷？
虽然国家免了农业税，提倡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就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而言，还不大可能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要想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出门打工，通过跟城市的交易，是一种最方便，也最易于实现的途径。而现在的中国乡村儿童教育，对于家长的配合要求更高，但家长出门打工，常年在外，往往谈不上和老师的配合。外出打工的农民走了，乡村儿童教育问题多了，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了。
国家经济发展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教授在CCTV2《对话——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说“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就完成了”。但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落差，乡村是否永远应当负担不均衡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乡村教育是否只能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同情上？
“农村小学教育质量低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村经济条件、教育条件落后......;二是农村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水平落后”。其实，像奥特说的，离开了人的真实的境遇来谈论人，你是无法对这个人有一个真实的描绘的。同样地，没了解乡村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而侃侃而谈那是很空洞的。乡村教育落后，乡村教育欠缺是因为贫穷吗？不是的，至少，贫穷不是乡村教育问题的唯一原因，也不是乡村教育落后的终极原因，而是穷背后的原因导致了乡村教育的欠缺。乡村教育之所以很难有显著的发展，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用可怜的有限教育资源培养了优秀的人才，当我们在为这些人才感到骄傲时，这些农村的优秀人才又融入到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城市的强势阶层又进一步加强，而乡村“风采”依然，依靠教育来改变乡村面貌又成了一种期待而已。卢梭说人生而平等，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人生而不平等，起点不平等就意味着以后所有的发展路径都不平等。“现在的义务教育状况有些像《圣经》上说的‘马太效应’：多则给予的愈多，少则得到更少”。若现今的城乡割据制度没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乡村教育越发展，城乡的距离会越拉越大。
华东理工
大学社会学曹锦清教授认为“差距拉大是必不可免的，情绪化是不对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我们要尽量缩小差距。......国家如何调节，使得下层民众能够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好处......;应该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关注民众，关注下层，因为关注民众就是关注他自己”。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最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是“三农问题”，因为最大多数的人口在乡村，中国人最为广阔的栖息地是乡村，而乡村之所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基础教育的落后。但是教育落后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原因来考虑，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初始资本匮乏更能解释乡村落后的现象。（二）乡村教育“留”还是“走”？
“哈姆雷特感慨道，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乡村教育，留还是走，都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更为紧迫的，是走的问题”。
张文质老师和林少敏老师在《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中认为，按照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案，用机会原则即发展原则可以让弱势群体得到补偿，弱势群体才会不断缩减。于是，我们本着高尚的人性作引导，尝试着改变。
第一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从家庭的角度看，有必要改变家长外出的方式和亲子沟通方式。从调查材料可以看出，父母双双外出，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有一个在家，则影响相对就要少得多。父母外出务工时，如果孩子已经上学，而又没有适合的人作为监护，最好就留一个在家监护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保证家庭教育完整性，这样家长可以和学校保持联系，共同承担起教子责任。另外，如果父母都外出，最好把孩子带到务工所在地上学，便于教育，如果条件不允许，则要改变与亲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方式。在沟通和交流上，注意时间上不能相距太久，要保持与孩子经常性的联系，并对孩子的情况非常熟悉。具体来说，一是在沟通时间与机会要比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二是在沟通的内容上，不能只学习、考试，更多的关心他们的生活心理与情感，更多的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三是在交流沟通的方式上，除了电话联系外，还可以用书信的方式。
第二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日本重视教育已经成为传统，他们城乡基础设施一致，城乡的学校没有优劣之分。而中国，越往偏僻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越简陋，教育资源越匮乏。大学生支教、希望工程等国家与民间干涉的措施对乡村教育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乡村教育中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依靠乡村教育当事人的智慧，但智慧若被约束，一切将无从谈起。中国乡村教育，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管理体系，一种能使中国乡村土地上兴起千万个生机勃勃、创新进取、各具特色的学校的管理体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获得村庄秩序大致有五种途径：一是习惯法，如宗族制度；二是现代司法体系......;三是国家行政的强控制......;四是建立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精英控制；五是民主自治。”
而要达到改革目的，只有运用综合模式才是真正切实可行的。“乡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校长民主选举制、“喷灌式”乡村教育财政体制、乡村教师自治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
“喷灌式”乡村教育财政体制是中央及省级财政依据各乡村学校的学生数，直接将乡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定额、定时、定量地通过银行划拨给各乡的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这样既可避免教育经费在多个中间环节的截留现象，又可保证乡村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均等性、可靠性。
乡村教师自治委员会基础上的校长负责制，使教师获得必要的民力，是把乡村教育这样一件头绪繁多、困难重重、点多面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发展意义极其重大的大事办好的必要前提。
另外，国家政府合理地配置乡村教育资源，让乡村教育达到应有的水准线，别让“贫困需要教育，教育改变贫困”的旧模式使乡村教育再度陷入恶性循环。现今，金字塔式的教育等级结构，城市和乡村教育的差别得有多少的弥合？坚信，教育平等的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能让国家腾飞得倍儿快！
第三建立乡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儿童少年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区共同的责任。目前，在广大的乡村地区，由于很大部分没有建立相关的儿童少年教育组织，使乡村在儿童少年的教育与成长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原来那种稳定的由家长亲自伴孩子走儿童少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父母短期、长期缺位的家庭生活将越来越多。这样，儿童少年的监护与教育的责任就几乎全部落在了学校肩上，但是，孩子在学校的时间只有全部时间的四分之一，而其它时间大部分是在家庭和社会度过的，因而，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乡村留守儿童指导站、乡村教育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现在也初步具有了建立乡村教育和监护体系的可能性和基础。
第四开放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今年春晚打工子女朗诵的那首诗歌，让人百感交集。农村的孩子意识到不能和城市的孩子比爹娘，因为受教育水平的制约，注定了农村孩子的父母只能携子带女奔赴城市打工。而今，教育的缺失能使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比明天吗？教育，是穷人和弱者通往机会的桥梁，奢谈一个文盲与博士之间机会平等是不理智的。机会平等，如果离开受教育权平等这个前提，就是宣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鼓吹不分等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现实面前，城市允许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存在，免收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让打工者子弟共享城市的教育资源，使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有学可上，总是聊胜于无。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做任何事情思想首先是第一位。有人说“苏北与苏南的差距在于人的思想上。”于是我们通过办学习班，印发宣传材料、出版报橱窗，向农民传递外面形势和致富的信息。使它们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要我致富”变成“我要致富”。
（二）以点带面，树立典型
俗话说“光说不做是空话”。在提高农民思想认识后，我们紧接着做的是点上培养。近几年来我校与县水产局，镇水产站，农推中心，劳动所等单位挂靠联系，并建立了科技示范基地，无偿地向他们提供技术。并扮演了“红娘”的角色，将他们同有关科研院校联系起来。使这些基地真正走上了“低投入，高产出”的致富道路。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真切的感受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就是财富”。
（三）确立为民服务的观念
在成人教育上农民最反对也最不能接受的是有偿服务。如果听说某一学习班要交多少费用，他宁愿睡觉也不愿去。针对他们这一想法，在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观念。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各方努力，几年来共无偿面向广大的农民举办了有关水产养殖，水稻培育，裁剪与缝纫，产业结构调整、WTO知识等几十期讲座。受训人数多达6000多人次。对农民的增产增收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经过不断努力效益已初具成效。
二、乡镇农村建立健全网络，提高为“三农”服务的水平
由于我们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开门办学。成人教育与基础教育以及其他教育不同，我们把它总结为五个不固定（学员不固定，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教师不固定，层次不固定）。为了避免这个缺陷，提升成人教育品味，达到成人教育效果，我们以本校作为成人教育主阵地，建立了镇、村、组的三级教育网络，专人负责，层层落实。镇级成人教育专门成立了成人教育办公室，设立了校长室，培训处，专门负责各村组成人教育联络、全镇成人教育学习班的举办、成人教育自考以及成人教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成人教育领导工作。村级成人教育由村支部书记挂帅负责。设立专门场地配备有关图书资料和设备。在镇成人教育中心的领导下定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并有创造性的开展计划生育、思想道德建设等思想教育活动和本村组的一些致富能手的经验交流会。在时间安排上，主要利用农闲季节以及长假双休日，便于各类人群参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教育、教学效果显著。
三、全力以赴，坚持为乡镇经济新跨越作出贡献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实践；当代价值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 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他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之后，从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特点出发，从乡村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进行的重构民族新文化，重建中国社会组织，为民族谋求新的出路的尝试。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提出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以及对西方当代文明的撷取。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就是以其东西文化观为基础而形成的。早在1921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该书中，他认为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文化无所谓好坏，只不过走的路向不同而已。
根据这一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构造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构造很“特殊”，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新的政治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经济陷入破产，礼俗秩序被破坏殆尽。这一切都缘于文化的失调。梁漱溟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他明确指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就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梁漱溟极其重视我国古代的“乡约”制度。所谓“乡约”就是同乡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无论从内容、形式上还是从精神实质上都取法于“乡约”，这从他所设立的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乡农学校+ 乡学、村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所设立的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以“向上学好”为目标，乡农学校的校长、常务校董、学众（即学生），即相当于乡约中的约长、值约和约众。梁漱溟把他们融为一体，使其乡农学校成为一个集教育、政治、合作、自卫训练等功能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复合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改造整个社会、创造新文化的使命。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经济建设上,梁漱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力求摆脱和超越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避免欧美、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乡村，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种种流弊。
（一）要走“促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持反对态度，而只主张通过合作“, 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在具体步骤上，他主张先依靠政府用立法的形式“, 设为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同时，梁漱溟还设想建立起一个农村金融系统，给农民提供长期贷款,鼓励他们购买土地。
（二）在政治建设上，梁漱溟虽然认识到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所谓新政治习惯仅指的是“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且这种“团体生活的习惯”之培养，在他看来也“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合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社会结构。
（三）在文化建设上，一方面，梁漱溟认为乡村的“精神破产”是中国文化或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所引起的价值判断的丧失造成的，而所谓价值判断，据梁漱溟解释，就是中国社会“传之数千年而不变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梁漱溟开的解救乡村“精神破产”的药方，是“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践
（一）乡农教育实验的主要内容
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到山东省邹平县办起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该研究院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实施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区。1933 年,山东省政府遵照政府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决定,将邹平、菏泽两个县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区将全县划分若干区,各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他指出：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是下级行政机关。也就是“政教卫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实验主要是通过乡农学校的组织机构展开的。
（二）乡农教育的目的
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即在如何实现此理想的新社会。
初步就百余户至三四百户之区域,成立“乡农学校”,化社会为学校,目的在推动社会,组织乡村。关于乡农学校的系统理论上比较缺乏,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刊行的《乡村建设旬刊汇要》有这样的言论:乡农教育是什么?是中国大众的全人教育。我们说“: 以乡农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我们的意思是要指明乡村建设与乡农教育是不能分离的。乡农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改造乡村生活；乡农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去与乡农生活。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教育是梁漱溟用于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他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办学兴教。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
（一）当前乡村教育的现状
1.农村辍学率令人担忧。理论上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有的地方辍学率已达6.67%，还有的地方高达10%。农村孩子之所以辍学，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一是因为农民贫穷无力让孩子读书；二是因为对读书“前途”无望。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大学学费增长幅度较快。对于当前的高校收费，大部分的家庭认为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有所超出。虽然国家有助学贷款，但不是理论上那么简单。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的就业金。每年全国有130 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农村青少年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从1985 年的22.3%降到1999 年的18.6%。数据映射出的问题触目惊心。
2.农村教育的条件严重滞后于城市教育。城乡差距大，农村地区学校条件差，1999 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1492.2 元，而农村是476.1 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671.2 元，农村是861.6 元。农村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和教育落后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是限制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直至目前，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农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以及校舍改造等基本办学设施的建设。这也是教育行政部门验收农村中小学校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即使这样，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也只能满足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同时，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得不到保障，部分农村教师处在半工半读状态，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3.农村教育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村成人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从机构、教师、培训人数看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业务技能远远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变成了沉重的人口负担。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我们必须走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两不相干的农村教育误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强化在使乡村社会不断被边缘化、使乡村与城市进一步疏离的同时，也使乡村教育游离于中国教育之外。乡村学校正在不断丧失着它改造乡村社会的功能，正在创造着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新的疏离。在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以及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城市教育迅速成为乡村教育的样板和被迫效法的榜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完全忽略了乡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根本没有考虑乡村教育对乡村社会的作用，根本没有认真反省目前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开的新课改是否适合于乡村教育，根本没有考虑是否应该把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因此，我们必须直面中国乡村教育，从根本入手，乡村教育之路就是坚持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携手共进，使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融为一体，将农村教育与解决“三农”问题一并考虑。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必须完全承担起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因为单靠本来就极端贫穷的农民集资，根本无法维持教育发展的需求，而依靠社会的慈善捐助来发展乡村教育不仅是杯水车薪，而且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对城乡的基础教育区别对待，努力探索一条适应乡村发展的基础教育之路。应尽快研究探讨乡村教育的发展战略，使乡村的孩子即使就业无门，也能够脚下有路，使广大农民和他们的子女树立起对教育的信心。
3.农村师资队伍与教育发展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农村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80 年代初的一批中师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知识更新与当代教育改革和创新要求有落差；二是占一定比例的“民转公”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教龄不短，年龄偏大，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素质参差不齐；三是近年来毕业的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教学经验尚有待积累。
4.进一步提高师资水平。高水平的师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在农民对优质教育需求提高的形势下，有些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师资强的县城学校，造成农村学校生源不足，而一些县城小学则出现大班化，班额普遍在70 人左右，最高班额竟达110 多人。现在教师流向基本上是往人才集中、物质条件好的地方汇集，这个状况要扭转，关键是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真正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总之，梁漱溟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到农村去办，身体力行的从城市来到农村，践行知识阶层与民众结合的愿望，精神可嘉，而且他也将当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带入了落后的农村，对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做出了
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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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力最后觉悟[m].村治月刊社,1932:97.
论文摘要:“五四”运动后，中国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纷纷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将教育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乡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教育思想、政治、经济的等多个方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教育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挽救日趋没落的中国农村，到农村建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教育实验。研究乡村教育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以下笔者就这一问题，从教育观念、政治环境、经济呼唤等方面加以探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教育实用化观念的形成。清末近代学制建立以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相违背的弊端普遍存在，人们却熟视无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欧美的各种教育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教育实用化的观点。早在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学校教育如何“实用”的问题，呼吁让教育回归其应有的功能和位置。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出发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要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乡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另外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伴随着教育实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观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了乡村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情况来考察，最早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就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可为，“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决农民的愚昧。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但是，最初专门论述乡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说过，“民国八年秋冬之际，予曾撰写《乡村教育危机》一文，根据事实，指陈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后又续撰多文，以为乡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时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及其续撰的文字，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袁观澜也在“五四”时期，从普及义务教育角度，极力提倡乡村教育。正如占棵所说:“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才正式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稍后，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也论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
二、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乡村教育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契机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把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作为通向工农劳动群众的道路之一。如邓中夏所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以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为挥汗目的的平民教育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教育，并把教育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1923年1月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海丰农民总会，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对农民施行教育，1924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了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当陶行知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时，中国共青团的团刊《中国青年》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这一积极方向发展的行动是支持的，并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来教育群众，尤其是J浑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办。挥代英曾向毛泽东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提出“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等口号。
以上都是中共重视农村教育，开展农村教育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十分重视农村教育，这也为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国民党的农村教育
为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也为了挽救破产的农村，国民党政府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发展国民党领导下的农村教育。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规定了“厉行平民识字运动”、“改良乡村教育”等关于农村教育的条文。192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限教育部于当年9月制定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的实施计划，这些规定为平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二是利用“乡村教育”理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及其观点很受国民当局的赏识，1931年蒋介石曾电召晏阳初去南京会面，后来晏阳初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30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在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的办法与手段来推行其所要施行的各项政策，并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农村运动，从而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虽然最后国民政府的企图落空了，但是其行动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农村经济的凋敝给爱国教育家发出了时代的召唤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政府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赋与田赋预征、各处田赋附加、地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湘省现有六十县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俘，—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20万人，死于疫病者，已达30万人”。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村日益破产。这种状况给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当找出一条怎样的出路?
晏阳初认为:由于外来势力的人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国家日益陷人不宁和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大的莫若农村。乡村的破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农村，因此，乡村建设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样，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陶行知等教育救国论者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当到乡村去办，并身体力行地从城市来到乡村，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伟大结合。经济决定教育，教育要为经济服务，2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客观面貌决定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乡村教育，濒临破产的农村也呼吁爱国教育家到乡村大显身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造就了扎实的国学素养。中学毕业后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并开始研究佛学。1916年，梁漱溟得到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哲学。此后，他一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乡村教育和建设的改造之中。经历了多少风雨春秋，他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思考奔波。1988年，早已过耄耋之年的梁老在北京逝世。
成于思：乡村教育的文化根基
梁漱溟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执著的偏爱。因此，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有着深厚的文化理论基础。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是文化，一个民族的强弱，完全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他依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分析指出，一味仿效西方的都市化、工业化之路在中国行不通。知识分子只有把目光转向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少且受西化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复兴之路。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和建设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创造新文化，那才是乡村教育和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社会构造逐渐崩溃，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最初的破坏还没有到乡村，无论是变法维新或者是辛亥革命，都是先从上层中央政府改变起，再渐渐地间接地影响到乡村；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全国大多数人住在农村，中国的国命寄托于农业，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就是全国人的好处。因此，要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探索中华民族振兴的前途就必须进行乡村教育和建设。
在三十年代从事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时，梁漱溟极力强调他所领导的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与当时其他许多人从事的农村改造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改良工作，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作为一个生长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将目光投向下层农村社会，由抽象的文化论争发展为具体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事实上，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梁漱溟一开始也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上层政治变革，他本人早年更是倾向于英国式的。但这一理想屡屡被现实粉碎，处处是军阀争权夺利。连年的军阀混战、兵祸匪患为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的经济入侵更是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农民叫苦连天。农村问题一时成为各界共同关心的焦点，“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口号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开始了他的乡村教育和建设，并以其系统的乡村教育和建设理论、大规模的乡村教育和建设实验在当时独树一帜。
立于言：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
为了改造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现状，梁漱溟在认真思考了各种现实情况之后，提出了一些实际举措。
第一，要从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对乡村进行改造，以达到唤醒农民、指导农民、教育农民的目的。这其中包括：改善现有的小学；办理成人教育，设立补习学校；推广社会教育，设立公共教育场所；提倡卫生教育，设立农民医院或诊疗所；提倡休闲教育，组织戏剧场、庆祝会等休闲活动；提倡生计教育，举办特约农田农产品陈列所、农艺竞技团、农产品展览会等；改良农民家教观念，尊重农民信仰自由；提倡救济事业，如设立养老院、慈幼院等福利机构。
第二，要因地制宜，改进农村经济组织。针对这个问题，梁漱溟提出一些具体做法，如：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改良农具，振兴水利，修治道路；提倡由乡村学校学生发起，以一个村庄为单位，组织林业公会来造林，村民自由报名入会，订立简单公约决定，由县政府立案保护，还提倡养蜂养蚕等副业；防除农作物病虫害；研究施肥技巧和牲畜饲养；组织农民设立公共市场、农村公共商店，设立农产品积累以调节农产品价格；提倡农村信用组合、赎卖组合、购买组合和生产组合。
第三，要进行乡村政治改造，以达到加强管理、改建农村的目的。这次他提出的措施是：研究村政、县政的改革，成立村学、乡学、县政府到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的管理机构，使行政机关教育化和社会学校化；举办农村自治，联合办理各种自治事业；指导农民试行选举，举办特约模范家庭，调解农民纠纷；组织知识分子下乡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并与农民结合共同建设乡村；训练民团以治匪，规定每个乡村学校须办一个自卫训练班，每乡挑选壮丁，接受自卫训练，这样每年可以训练1500名壮丁，经费就地筹措，由比较富厚的农家负担；乡村学校组织一个乡村改进会，以改良风俗，革除不良习惯。
第四，要兴办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梁漱溟提出，全国每个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或十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自治制度设计，注重将农村中具有声望、地位和影响的乡绅纳入作为乡村自治权威机构的乡学和村学中，充任学董和学长。按照他的制度设计，各地的乡学成立前，须先组织乡学学董会，学董会由乡中有信用、有资望的领袖组成。为得到乡村领袖的同意和帮助，研究院和实验县政府通常要先派辅导员到各乡，拜访乡村有资望的人，向其说明乡学的办法，请他们出来领导大家办理地方兴革事业，然后组织学董会。学董会视乡的大小有学董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
第五，要重视成人教育。梁漱溟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改造期，没有村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什么运动也开展不起来。而教育宜注重于成人，因为社会改造时期整个社会生活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逊于方未成熟者，势非以教育不可，故而民众教育当然主要地也落实在成人教育方面。所以，梁漱溟特别主张兴办成人教育(包括妇女教育)，课程包括公民学、识字、基础知识、音乐、军事技术等。
敏于行：理论结合实践的伟大壮举
梁漱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思想上，他毅然将自己的教育理想推向了实践之中。1931年6月，山东乡村教育和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建立，梁漱溟开始全面启动他的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
陶行知批判当时中国乡村教育的弊端：“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人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是一种误国愚民的害人教育，一种“坟墓式”的教育。“他主张通过乡村教育，完成我们的使命，向全社会发表宣言书，宣告：“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然后通过这些小学校“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为中国当时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族伟大的新生命”。
一、乡村幼儿教育现状
笔者列举的现状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社会中常见的一些现状问题表述，只是体现在乡村幼儿教育上同样适用。
1.城乡保教差距大，基础设施配置不均。
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实存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我国大部分人民生活在乡村，因此乡村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的好坏。同时国家非常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颁布支教下乡的政策，给予支教一定的补助。如今各市各县都在着力进行乡村教育的发展改革，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乡村的教育和城镇的教育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更别说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相比。尤其在幼儿教育方面，在很多的乡村中，幼儿园或者充其量只能说是托儿所，就是把孩子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教室的基本设备，可能只是有屋瓦遮头，在那里孩子们做做游戏、玩玩闹闹就过了一天，根本谈不上教育的成分存在，甚至连保育成分的多少也有待观察。
在城镇、市里的幼儿园，小朋友的保育工作做得自然是没话说，午餐加水果，上下午还有牛奶、点心等副餐，教育五大领域各个涉及，遇到节庆假日还有文娱活动、科普幼儿讲座；而在中国大部分人生活的乡村中，保育的情况基本就是注意孩子们的安全，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午餐就是些基本伙食。在教方面，经济条件还行的乡村配个电视机，小朋友课间看看动画片之类，活动形式十分单一，能配个投影仪、有个大黑板就相当不错。
2.师资力量不均衡。
在城镇幼儿园的老师有很多是公办教师，他们大多从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接受过高等师范教育，具有专业的幼儿教育知识，充满年轻与活力，还有一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等教育人才，具有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专家学者“从旁协助”，自然事半功倍。
相比，乡村幼儿园，由于公共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低、工作量大、工作环境差、医疗得不到保证等原因，导致农村新教师不能在乡村安心工作，都希望脱离贫困乡村，到城镇工作。而新毕业的农村师范毕业生又大多不愿回到乡村工作，想留在经济发达地区任教，这样留下的就都是一些老教师，大多只是受过一点教育，可能根本不具备教育的观念与知识，只是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教着，并不参加任何的培训活动和进修班。当然，笔者没有对这样的教师存在任何的偏见，相反很尊敬她们，她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付出青春，付出血汗，向她们致敬。她们为我们国家的幼儿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既不能说年轻教师为什么不愿为乡村教育发展谋福利，而要一味地往外跑？又不能责怪老教师为什么不去充电，进行自我增值？这是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3.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兴起。
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科举思想的影响，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穷落后的黄土地上，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因此，他们界定孩子有没有出息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考上大学。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进行扩招以后，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大学生一毕业就等于失业，况且培养一个大学生对于普通乡村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等于白白投入一大笔钱。
现在，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使得很多人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无形中增加了师范生就业的压力。
二、乡村幼儿教育发展策略
1.加大对乡村幼儿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加大对乡村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可以给乡村的小朋友提供更好的保育条件，增强幼儿的体质，也可以改善教室环境，创设良好的学习条件，增加幼儿学习的活动方式和种类。陶行知先生提出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六大解放”理论。这些只有在孩子们生活和学习都有保障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
2.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素质是决定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加强乡村教师继续教育，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搞好农村基础教育的关键，也是全面推进农村教育的重要保证。现在许多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不强，教师水平参差不齐，许多教师不具备专业的幼儿教育知识理论和技能。提高农村教师的综合素质，让农村教师拥有更多学习、进修的机会。加强师资培训，实现教师再教育，努力做好教育科研，提高道德文化修养，为农村教育作更大的贡献。
创设更大更好的机会吸引本地的和外地乡村师范毕业生到乡村来工作任教，以引进新的教学力量和资源。
3.结合本土资源，培养新乡村幼儿。
利用本土的乡村资源条件以创设新的乡村文化，比如可以利用当地有名的文人、历史人物建设属于自己的名人文化、名人印象，也可以利用当地有利的地理地形等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从而进行新乡村文化的创设、培养新乡村幼儿的教育思想理念，让生活在乡村的小朋友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具有建设自己家乡的愿望。还可以在幼儿园组织带领幼儿参观文化名人馆，了解当地文化，从而不仅丰富幼儿的游戏活动方式，发展新的乡村文化思想，而且很好地实行乡村教育的理念。
陶行知先生乡思想理论中的“乡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乡村教育必须“适应乡村实际生活”，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所进行的一生的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真实写照。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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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新农村建设；启示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知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所提出的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农业发展、乡村教育为中心，由此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需求。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起源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起源于我国抗战时期，其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并就我国文化衰弱问题提出了以社会为主体的理论基础。同时，作为我国20世纪儒学家的梁漱溟先生，运用儒家文化为手段，实现对社会进行改良的目标。从中国农村开始切入，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情而定，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是消极的，是没有政治可言的，是没有国家地位的，因此必须改变由上而下的国家建设之路，转而开展社会基层建设，从广大的乡村开始。
二、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
1.以农村为切入点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阐述了以农村为切入点的三大原由。首先，中国是以家的聚集形成乡村，进而以乡村的汇聚形成国家，所以乡村是开展建设的根基；其次，绝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占到全国人口的80%，而且乡村有几十万个，因此乡村具有巨大的发展基础；再次，符合当时的国情，乡村是用理性维系，而城市是靠武力维系，加之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保持的重要基础，保持着淳朴民风。所以，进行新民主义改革就必须由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提出：“没有农村的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救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来要求农村的新生命。”
2.运用教育为手段措施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根本内容，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需要在进行乡村建设过程中合二为一。梁漱溟在邹平乡村建设实践中，对乡村理事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措施，就是遇事公开讨论,以求得到多数人的了解和赞同;引导群众监督公事;接受学长的规劝;善于将县政府的意思传达于众等。同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还就乡村教育提出了两点主要任务。首先，进行乡村教育必须以乡民自愿自觉的开展，也就是要使得广大乡民充分了解乡村教育的意义，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乡村建设，是对乡村建设贡献力量，不要像过去那样稀里糊涂的混日子；其次，化解西方文化对广大乡民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为了消除这种冲突，就要充分发挥广大乡民的智慧，重新了解古人总结的道理与掌握全新的精神方向，进而逐渐找回失去的传统观念，使得传统观念成为一种观念习惯，让他们看到未来与前途，抛弃消极的生活态度，形成全民快乐发展、充满斗志。如此做法，有效的保障了乡村建设改造的顺利进行，让广大的乡民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队伍中。
3.围绕“政、教、富、卫”为核心内容
20世纪初，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是乡村建设改造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乡村建设改造的内容，如社会调研工作、行政管理转变、基层自主管理、教育改革、技术发展、移风易俗、鼓励合作等等，简称为“政、教、富、卫”。上述简单说来，其核心包含以下四个内容，首先是充分发挥乡村力量，促进乡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其次，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不断改善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解决衣食住行；再次，加强学习教育，全面提升乡民文化程度与文化素养；最后，就是充分运用乡村环境开展社会教育；概况的说就是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上述，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建设是解决我国问题的根本，不断大胆的探索乡村建设问题，加强民众科学知识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农业技术发展、鼓励民间合作等，是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系统的建设改造，囊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与社会方面。
1.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科学合理融入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不仅能消除农村的腐败与陋习，提升农业科技力量，引领新农风气，同时能促进组织合作，利用新农村合作社等形式，提升农村金融环境与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此类做法，有效激励了广大农民积极性，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包含了两个主要内容是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就当前，我的新农村建设，政府主导力量坚实，而农民主体尚未体现明显。因此，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提升农民主动性，实现新农村建设在广大农民中自觉进行。
2.引导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知识分子与农民是关键主体，实现新农村建设的跨越发展就是有效融合两者。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知识分子的融入，极大利与农村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素养的提升，同时积极引导与调动农民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尤其以知识分子的参与为重点。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共同建设新农村，是时展所要求，是社会成员共同进步所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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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回归；教育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209-01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我国小学、初中学龄段人口中，乡镇人口占到全国该年龄段人口的77%。农村基础教育人群的比例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关系到基础教育的全局，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然而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农村基础教育暴露出了多种不和谐现象。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现状及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为构建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农村基础教育暴露出的弊端
1、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脱离农村
陶行知先生当年曾批评中国传统乡村教育严重脱离乡村社会实际，完全以城市为价值取向。“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陶行知先生的批评是针对当时主要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而言。即便是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陶先生的话依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城市和农村本是以职业和地域划分开的，无高下之分。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以及工业给城市带来的空前繁荣。城市几乎集中了一切优势力量，城市和农村的区别逐渐拉大，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离开土地，奔赴大城市遂成为农民及其子弟们奋斗的目标。
2、农村基础教育的内容脱离农村
哲学家胡塞尔提出，教育源于生活，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现今的农村基础教育中，农村生活中的淳朴生活经验和智慧受到忽视，农村世界的价值在比照中沦为低层级的价值特性，“农村本土的优良文化传统和自然野趣在外来的主导文化冲击下被强行剥离了教育体系。”只有使教育真正地源于生活，贴近生活，使学生真正地感受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
二、农村基础教育的几点建议
我们寄希望于建设新农村的同时能够顾及到农村教育的建设和改革。它要走的不应该是单纯城市取向的道路，而应该是融合的、兼容并包的。针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弊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不能抛弃自己的特色，完全让位于城市取向，要吸取城市学校的精华，将其与自身特色融合到一起。农村教育需要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农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地域文化传统以及农村生活的一些文化元素，有着建构农村生活秩序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农村人淳朴善良、勤劳坚韧的品质，农村人团结互助的热情，农村安宁祥和的氛围，绿色环保的生态，这一切都应该是农村教育应该传递的价值观念，让学生认同这种价值观念，热爱家乡，也是农村教育应追求的培养目标。因此，农村教育要发挥传递甄别的能力，有选择地借鉴城市文化，保持和延续自身的良好习俗，书本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有机结合，城市文化的横向渗透和农村文化的纵向传承，课堂教学与自然世界的紧密融合，教育不仅成为城市文化的传递者，也成为本土文化的弘扬者，活化农村文化价值。
其次，教育管理机构应给农村学校更多的自限，在确保完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可以弱化地方课程，大力发掘乡土资源，开发乡土课程，丰富校本课程，让真实的乡村生活走入课程，让自然淳朴的生活世界走进课程，让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走进课程，让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走进课程，让农村学生能更多地去感受、发现农村的独特教育资源，真正实现教育源于生活，教育回归生活，教育为了生活，只有这样，农村教育才能凸显其优势，呈现其发展的持久生命力。
最后，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吸引优秀的教师人才，做到请得进来留得下来。因为优秀的教师人才是具有专业素养的，能够开发地方特色课程，从而改变单纯的国家课程大纲规定的课程模式。农村教师队伍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人才开发战略的实行，影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学校经费长期不足很难拥有城市学校那样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农村学生的素质养成和提高就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农村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应建立和完善相关体制，保障农村教育经费的稳定投入。
在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增加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交流与沟通机会，使城市学校的教师农村支教活动制度化，让更多的城市优秀教师定期到农村学校教书。有学者还建议优秀教师、文化人士等经常走进乡村、农村学校，“给乡村少年一个短暂的机会让他们感受不同的世界，从而给他们幽闭的生活世界一段美好的经历，也许可以在有意无意中敞开他们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有时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乡村少年一生的命运”。这样可以使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一样接受同样高质量的教育。使城市教师深入了解农村教育状况，关注农村教育，发挥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去帮助共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发现农村教育的特色。
农村教育办不好，中国教育就办不好。不了解农村教育就不了解中国教育，不研究农村教育的教育科学理论就不是完善的教育科学理论。西方的教育学不论及农村，是因为农村所占比例很小，城乡差异不大，而中国的城乡实际，需要专门论及农村教育。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力度和政策扶持，改革创新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才能提高广大农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让农村基础教育回归乡土，才能使其更接地气，使农村教育更加饱满充满活力，能够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反哺家乡，发展农村、农业。
参考文献：
一、时代背景
晏阳初出生于1890年，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他们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94年，在晏阳初4岁、梁漱溟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创痛。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没有丝毫减弱、消除的迹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救国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其最终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
（二）近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状态，教育改革运动声势浩大。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我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这就促使知识分子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西方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通过教育继承、传播和创新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晏阳初和梁漱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挽救中国。
（三）农村社会衰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日趋衰败，体现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村文化沙漠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自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其困扰。晏阳初和梁漱溟希望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通过乡村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稳定农村社会，进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成长环境不同，晏出生并在相对偏僻的内地――四川巴中县长大，而梁则成长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晏小时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而梁没有读四书五经；晏接受教会教育并出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而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依然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人家。他在四五岁时开始到塾馆上学，读的是传统的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诗、书诸经。幼年时的教育，使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并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哲学基础，把民本思想付诸乡村教育实践。
梁漱溟也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梁济四十入仕，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严格，力求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梁济的道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漱溟，使他做事很认真，从小就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执著地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晏阳初接受教会教育并留学美国，深受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晏阳初在1903年离家远赴保宁府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堂的校长姚明哲牧师对学生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使晏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晏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启迪了晏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
晏阳初曾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他还体验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乡村教育时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且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
2.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时代很多中国人不同，梁漱溟于六岁开始读书，学的是《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七岁，遵从父亲命令在中西小学堂上学，既念中文、又念英文。十四岁，他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外国地理等课程。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使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梁漱溟更注意依靠报纸杂志自学。他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了解不少西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罗素来华访问和讲演时期，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又了解了更多的西方理论，如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的合作主义等。
虽然梁漱溟的思想来源较复杂，但他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梁漱溟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直觉主义、绵延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创造生机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使之成为乡村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
丹麦教育也给予梁漱溟很大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丹麦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主张中国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生行谊问题，以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
（三）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晏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到内地会在保宁府开办的新学堂读书。在路上，他亲眼目睹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巴翻山越岭的艰苦，体会到劳力者的痛苦和坚忍。1918年，晏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二十万华工服务，为华工写信，开办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发明了开人矿、脑矿，懂得要发扬“苦力”的潜伏力，形成以“三发”原则为基础的苦力论，成为日后他从事乡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晏阳初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游历19个省，调查平民教育的现状，先后赴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他逐渐认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平教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梁漱溟从中学毕业后，很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他先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作新闻记者，与社会接触频繁，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他由此确定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使他“弃佛归儒”，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他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入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奠定他日后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哲学观形成以后，梁漱溟即开始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和实践。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因时局变化，梁南下广州，西入山西，走河北，赴宁汉，考察乡村工作，写就《乡治十讲》，主张从乡治入手改造社会。1931年在邹平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
三、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比较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尽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相同之处。
1.主张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晏阳初认为中国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教育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梁漱溟也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前”[2]。教育不仅能传播文化，还可以改造社会，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使社会不至于扰攘纷乱。
2.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
晏阳初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式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溟把新教育的问题概括为：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没有实现教育人的任务；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具体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律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情谊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农村，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开展乡村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有进步，才能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靠农民自身，又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才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在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僻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溟也主张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都市知识分子过剩、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为乡村“扩增耳目”、“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作用[3]。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之处。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的四大问题是愚、穷、弱、私，为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认为应采用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完成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是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构造崩溃。解决中国问题之路在于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1.目的。促进小学体育教学的发展，促进民俗与人文结合，丰富学生的精神成长，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播。
2.意义。（1）乡村儿童游戏对于小学体育教学具有促进作用。对盐城乡村游戏的梳理与挖掘，并引入到体育课堂教学中，在实践与实验中得出它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让学生喜欢乡村游戏，让乡村游戏成为体育课堂的主要学习组成，辅助或者帮助对其他体育项目的学习，让多数学生喜欢体育，并对体育产生兴趣，做到人人会游戏，人人爱游戏，形成一种良好的游戏氛围。（2）充分体现盐城乡村儿童游戏的育人作用。如今的体育教学提倡对学生的兴趣的培养，不但让学生的身体得到锻炼，还要让学生的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真正实现体育“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而乡村游戏正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基本之上的教学，让学生之间合作、探究，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实现体育教学的目标打下基础。所以，乡村儿童游戏正是有非常厚重的育人作用，不但形成健康的体魄，还要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品质的人，这正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为学生的发展，为学校文化发展注入了生机。（3）把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寻找一个实现体育教学的突破口。让儿童游戏真正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同时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为游戏的进入找到合理的方法。实现游戏与体育教学的有机结合。通过游戏与体育教学的整合研究，形成一定固定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的体育学习构建一种良好的学习形式，既体现游戏性，又体现体育课的特有本质。
二、乡村游戏研究的背景与现状
1.研究背景。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在学习内容，教学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要根据地方的实际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内容，开发当地教学资源。盐城是一个滨海之地，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农村民间游戏是在盐城帮古老的城市已经存在，但是这些民间游戏却随着现代生活的变化悄悄消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此游戏在当时给儿童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把传统的民间游戏在学校体育教学得以传承是体育人的使命。
2.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的现状。乡村游戏与体育教学整合的课题研究少之又少。国内乡村研究多数涉及的内容：第一，游戏的产生原因及年代是什么，即游戏产生的背景；第二，游戏的内容有哪些；第三，游戏消失的原因；第四如何传承游戏。
3.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1）实践意义。它是课程资源开发的表现，也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之一，而且乡村游戏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动手、动脑的习惯，能养成与同伴一起活动的习惯，也是终身体育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理论价值。把游戏引入课堂，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找出操作的困难与不足，找出实施这一教学任务的可行之路，对于进一步研究乡村游戏具有很好的理论支撑意义，也有助于为研究这一历史遗产提供理论支持。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重点
1.研究内容。（1）盐城乡村儿童游戏的种类与内容。（2）盐城乡村儿童游戏产生的背景。（3）盐城的发展对乡村儿童游戏的影响。（4）儿童游戏引入课堂的实践研究。（5）儿童游戏引入课堂的评价研究。
2.研究重点。把乡村儿童游戏与小学体育教学相结合，实现乡村游戏的规范化，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资源。如何把乡村游戏引入课堂，并进行实验研究是本研究的重点，并找出对策，使乡村游戏逐步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研究的目标与创新之处
1.研究目标。挖掘盐城民间乡村游戏，作为体育教学的一个课程资源来开发，找出把游戏引入课堂教学的切入点，研究出把乡村游戏引入课堂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使乡村游戏为体育教学服务，并且在游戏的实施过程中，让这些古老的游戏得以继续发扬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