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51
历史概念是反映历史事件并用抽象思维高度概括之后的结晶。因此，教师在讲述历史事件与历史发展脉络时应将对概念的解读放置在历史教学中的核心地位中，以挖掘出概念的高度概括作用、概念将问题意识与时间意识相融合后的思维价值以及更高层面的探究不同历史概念之间的相互潜在的联接与变化发展的可能性。对概念的挖掘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在学习中做到超越教材又不脱离教材的学习层次。
［关键词］
历史概念；历史思维；历史框架
本文试图解决以下在历史教学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由于初中生单纯以识记的方式记忆历史知识，失去了历史原本具有的活泼与生动，褪去了历史学科原本具有的深刻的思维性及价值性。死板的学习方式造成学生经常出现“都背过了”但换一个问法就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以上问题是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所易于碰到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与具体教学案例的解读以探讨概念分析在历史教学中的核心作用。
一、概念之于历史教学的纯理论分析
概念源于历史，又对历史进行高度概括的极富思维性的内容。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理解成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我们自然不能认同黑格尔将历史处理为一个世界精神的抽象发展过程，但黑格尔的这一思路所能启发我们的地方在于，在学习探究历史之时，如何将原本相互割裂开的历史给与一种整体化的有机联系的处理，而在这一有机联系的过程中，每一个历史事件又都是这一整体论概念在历史教学中的核心作用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褚宏达之中的一个具体的环节，符合历史整体发展的逻辑趋势，从而达到历史的发展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建立起历史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思维价值。为了将零散的知识点进行系统的贯通，必须以概念的形式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主题，抓住一个历史时期的推动力及推动内部所隐含着的历史目的，此一阶段的历史发展的整体特点即可通过最简单的几个甚至一个概念得到高度的概括。
二、概念之于历史教学的具体案例解读
（一）概念的思维价值——时间线索与问题线索的融合
在学习历史之时，对于历史事件前后发展的线索的清晰性应建立在学习者对时间轴框架在头脑中的清晰为前提，而中学生往往因时间概念与时间意识的缺乏而出现头脑混乱的情况。学生往往过分拘泥于对单纯的具体时间的记忆，又将具体的时间与历史事件进行机械的配对，如此并没能真正地把握住事件及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教师在发现该问题时，应当改变策略，不再强调与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知识点的记忆，相反应重点从教材中所给定的历史发展的问题线索为突破口，将问题线索融合进时间线索之中，这样方能在帮助学生建立起一条事件发展的事件轴的同时，也能引导学生不同事件所处的不同的时间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例如，中共革命的历程由于头绪较多，其中的事件变化也较为复杂，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难点。教师从中共的诞生到中共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这一系列发展过程讲述完毕后，应从头再将中共革命历程的大线索重新给予揭示。教师在梳理线索之时，第一步应给出中共从诞生到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这一过程其所经历的四个阶段：中共诞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211924—1927）—国共十年对峙（1927—1936）—抗日战争（1937—1945）—解放战争（1946—1949）中共革命过程中的四个大的时段即是中共革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主题，每一个主题与时段也都皆用一个精辟的概念给与指出。四个时段即是中共革命途径中的四个框架，其后即可要求学生围绕这四个主题对中共革命历程的其他具体细节内容进行补充与回忆，由是在大的框架建立的基础之上加强对于中共革命过程的理解，以此可以避免学生将革命历程的各个阶段的内容相互混淆情况的出现。学生在无形之中，也通过中共革命的这一线索历程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史的时间概念与时间线索，此即将问题意识融入于时间线索的框架之中的典型体现。
（二）概念内部的可能性的挖掘——概念之间的潜在联接
抽象的概念是现实历史发展的缩影，当概念可以准确地把握住时展的脉络时，历史的发展即等同于概念的发展，客观的历史发展与抽象的概念发展二者之间也就实现了统一，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若教师可以挖掘出教材不同单元之间概念的有机联系与相通之处，即可化繁就简，帮助学生摆脱将历史割裂为若干所谓“重难点”，也摆脱对这些“重难点”机械的学习方式。而在一个概念内部所隐藏着的另一个概念出现的潜在性与可能性的挖掘，概念由前者向后者的变迁即已符合了历史发展的目的，因而符合的是“历史是处于进化发展的”这一历史观。我亦将对八年级上册教材之中的相关目录及标题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以证明此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第一次入侵即鸦片战争的爆发，此点暗示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来源于中国的内部而是在于外部，这是中国步入近代史的特殊所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观目的在于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但在客观上却是激发了中国志士仁人探索近代化之路的志向。主观上是为侵略中国，客观上却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悖论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西方的侵略给中国的近代化的探索铺设了前进的道路，此方向即中国在用对于西方的学习来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此，我们看到教材在《侵略与反抗》后一单元《近代化探索》的设定，其内部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思维，正是西方的侵略引发了我们中国对于近代化的探索，近代史的开端成为近代化探索的动力。陈旭麓指出，西方民族的侵略和扩张同时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而由于随着西方冲击中国性质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中国学习西方也就经历了由器物学习转至政治制度的模仿，最后到思想的彻底变革这一历程，此即近代化探索这一单元下放置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四板块的深刻内涵所在，而在其中蕴含着的即是第一单元的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与中国的近代化探索之间所隐含着的深刻的联系。而此联系的揭示，即可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化的联系，并且分清近代史与近代化这两个学生极容易混淆的概念。
三、总结
教师只有充分挖掘了历史概念的深刻内涵，才能真正将历史学所具有的整体有机联系给与学生，如此方能帮助学生建立起真正的历史思维，达到一定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教师对于教材中的历史概念的挖掘，既不至于超越了中学生的学情，也避免了把知识点割裂化处理的状况。因此，对概念的阐释也就成为了历史教学过程之中的重要工作，通过对概念的阐释方能实现既超越了教材，而又不脱离教材的较高层次。
参考文献：
［1］王造时．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今年以来，号召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向全党同志发出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响亮号召，激励全体党员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全国掀起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在深入学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读《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文集的基础上，本人继续深入研读《中国共产党简史》，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专题，重“走”这段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的“历史之路”，并结合工作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脉络”中感悟共产主义真理的力量、实践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由弱小到强大、由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它结出了四个历史“硕果”: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二是确立了“领导核心”。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三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四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完全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为一名老党员，站在新起点，迈向新时代，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同样作为设计与传媒系学生支部书记的角度，我要从新中国、新核心、新思想、新影响中汲取智慧，把握当今时展的主题，只有深入学习党史，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党因何而生、红色政权从哪里来、新中国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从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二、从中国共产党在“挫折中探索、探索中奋起、探索中收获”获得感悟与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都曾遭受过挫折，但我们党从来都是在挫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奋起。可以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是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正是由于我们党的大胆发现、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智慧之光”，才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辉煌之路"。
作为设计与传媒系学生支部书记，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的工作责任也更大。作为我系学生支部的“班长”，要紧密团结支部成员，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凝聚履职正能量。
三、以学习党史促工作，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通过党史学习专题教育，自己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收获很大，自己的理论学习有了更深收获，思想政治再一次受到了洗礼，对今后的工作更有动力。
一是要勇于担当新使命。作为支部书记，我将带领支部成员将履职重点与教育教学和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贴得更紧，把履职标准与“十四五”目标任务扣得更严，重点围绕深化学院教育改革、项目建设、校园环境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出谋划策、献计出力，当好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
一、点面结合，有效组织
复习的第一阶段，要把重点放在“面”上，目的是打好基础。中国近代史主要内容均在八年级上册，共5个单元，要结合考试说明纲把列入考试范围的教材内容尤其是中考的考点，包括课文的正文、注释、插图、练习、大事年表等进行认真细致的阅读。但在全面阅读时，也要突出重点。所谓重点是指：教材明确标示或我们在理解上可以认定的“历史之最”等史实；历史上具有“开始”、“开端”意义的史实；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史实，如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具有转折、决定性意义的史实；具有突出特点、特征的史实，如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教材对历史事件、现象和人物所作的结论、评价等。在复习中，同学们还要注意前后联系、中外联系，并列出知识结构。
在第二阶段要把重点放在“线”上，即进行专题知识的复习（这一问题将在第二部分作重点叙述）。
第三阶段是综合练习、查缺补漏。在这个阶段可以采用收集模拟题和中国近代史相关试题的方法，既训练自己的做题能力，掌握答题方法与技巧，又了解自己知识的欠缺之处，从中发现一些为别人所重视而自己忽视的内容。
二、专题复习，整体把握
在复习中，要重视专题复习。历史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整体。以专题为线把历史知识串起来，便于同学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知识。在复习时可以把中国近现代史分成四个专题。中国近现代史部分：专题一，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史；专题二，近代前期中国人民的抗争与探索；专题三，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专题四，中国共产党风雨历程。
专题复习的实质是对知识进行整理，依据一定标准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实践证明，专题复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三、构建系统知识网络
中考命题中涉及近现代史的最大特点是知识的综合性比较强，跨度大。这就要求教师在复习中，注意引导学生加强对知识的梳理，构建历史知识板块和网络。学生要知道每个知识点在教材中的位置，这需要对历史知识做大量的记忆，学好历史的基础就是记忆。对于历史知识的记忆，有以下方法可供参考：
顺序记忆法：就是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去记忆。
比较记忆法：将历史上有关联的、同一属性的历史事件加以对照和比较，揭示出历史事件彼此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突出它们各自的特征。
例如：对《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内容作比较，认识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知识网络法：把知识的内在联系点、线、面梳织成网。“点”是典型事件，“线”是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面”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全部内容。
“浓缩”记忆法：把一些繁杂的内容进行概括、归纳，提炼出几个要点，将要点扩展，又能呈现出历史内容的原貌。
例如：西安事变的经过可概括为――“劝蒋”“逼蒋”“扣蒋”“释蒋”。
串绂记忆若：通过串线，将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按历史发展的线索罗列出来。
例如：有关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可整理为：1.1894年建立兴中会；2.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3.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1924年创建黄埔军校。
表格记忆法：例如，列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简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重要会议简表等。这种方法早已为大家熟悉，不再赘述。
四、关注热点，聚焦周年
历史学科的命题，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注重历史的史鉴功能和人文意识。近几年的中考一般都会选一段时政材料作为切入点命制历史试题。在复习中应该关注那些与教材知识相关的热点问题，重视与社会现实联系较紧的历史知识。如：涉及“长征”知识的题目：
七十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生存和信念，被迫踏上艰险的万里征程，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七十多年后，中央电视台、北京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欲联合制作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将有另一群人沿着这条道路再次远征，他们也会面对无数的挑战和未知。
阅读上面材料，请回答：
1.七十多年前，有一群人被迫踏上艰险的万里征程（长征）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2.途中召开的生死攸关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是什么？
3.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是什么？
4.你认为七十多年后举办的“我的长征”大型电视行动有什么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振兴道路；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之，全国上下掀起了有关乡村振兴问题的热议与研究，并出现了总结、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乡村建设经验的热潮。必须承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绝对绕不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乡村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其自身的本质规定和特点，决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正因如此，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又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要进行这一探索，首先需要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本质规定及其根本特点，进而才能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践路径的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本质规定
众所周知，乡村振兴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和财富不断向城市集聚，致使乡村逐渐破败，并成为制约一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时，各国的一种必然选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化解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财富向城市集聚的困境，都不得不去探索本国的乡村振兴道路。也正因如此，各国的乡村振兴道路在其具体的实践路径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特征。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它们的乡村振兴道路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乡村振兴是受资本逻辑控制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2]。在资本自我增殖需要的驱动下，大工业迅猛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城市突显出“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3]。由此便造成了城市越来越发达、乡村越来越凋敝。然而，破败的乡村无法适应工业和城市对资源及市场的需要，必然会制约工业和城市的持续发展，而这又背离了资本增殖的逻辑，因此，资本需要振兴乡村、振兴农业来满足其持续不断地增殖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主义则解构和超越了资本逻辑，确立了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正在贯彻和实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党和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促进乡村地区与城市的平衡发展，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本质是一条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道路。
要体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始终坚持以下几条基本原则不动摇：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4]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认识、分析中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村日益破败等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找到体现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立场和原则、特别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和原则的解决路径，并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理论。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5]。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道路同样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好乡村振兴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发挥出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优势，亦才能将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汇聚到乡村振兴中来，切实保证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保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而保证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曾指出：“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1]。
第三，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6]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地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强调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
第四，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9]142。201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就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时，也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根本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不仅具有上述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而且必然因中国独特的国情、乡情现实和文化传统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这种中国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的社会主义乡村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乡村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中国特色或根本特点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实际。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国情实际表现出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报告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12，这一国情实际，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以乡村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这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也正因如此，党的报告在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明确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加以强调，这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乡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要求。
第二，关照中国乡村现实。当前，我国乡村现实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户均耕地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国的四百分之一”[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是一条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协同推进的建设之路。这是因为，人多地少的矛盾必然要求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吸收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信息化又可以发挥润滑剂的重要作用。显然，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必须配套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不仅要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的市民化待遇问题，还要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心理、思想、精神、价值和文化等的市民化认同问题。也正因如此，指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1]。二是小规模农户的大量存在。“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1]，是我国乡村的真实写照。分散、粗放的小规模农户的大量存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优质、价廉的农产品和不断扩大的乡村消费市场的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我们必须培育新兴农业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珍视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上千年农耕文明的礼仪之邦。这种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崇尚以德治国和任贤选能，重视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品德。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至今在中国的广大乡村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说：“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理应充分继承和不断发扬这些优秀文化传统，走出一条绿水青山、优美宜居的生态文明之路，一条重视德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路，一条既注重培育高尚品德、又强调弘扬仁爱礼仪的乡风文明之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践路径
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应该具有的特质，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应然”。要将这种“应然”转化为“实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遵循以下实践路径：
第一，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说到底，就是必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新时代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学习和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要用关于美丽乡村、粮食安全、绿色发展、乡村基础设施、乡村治理、深化改革、脱贫攻坚等方面的思想武装基层党组织，不断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应对乡村建设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切实发挥好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的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独特的政治优势，确保农业和乡村的优先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早就提出过利用工业发展农业、依托城市发展乡村的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只有采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电气化)来改组全部工业，才能巩固社会主义，亦才能使城市给落后分散的乡村提供技术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
第三，依靠科技推动传统小规模农户就地现代化转型，探索多种形式的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关于如何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问题，学界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作用，在“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的模式下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这些探索都很有意义，并且在一些乡村地区也已有了比较成功的实践。不过，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小农户能否在自身现有规模上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土地的规模是恒定的，但规模恒定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却可以依托现代科技得到不断的提升。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列宁就曾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就土地面积来说仍然是小经济)变成大经济(就生产规模、畜牧业发展、使用肥料数量、采用机器增多等等来说是大经济)。”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5月15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
曾几何时，到火星去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梦想。航天作为一个国家高科技实力的代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雄厚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
我们起步虽晚，但追赶很快，通过几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如今我们已经成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正如总书记在贺电中所说：“使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个“世界先进”既来之不易，更有历史的必然。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100年风雨兼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高峡出平湖、高原铺天路，在海上架桥、把南水北调，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探海……一个个梦想变为现实。
“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这个时间节点背后，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力量。
有一种浪漫，叫“中国人给航天器取名”。我们的导航卫星叫“北斗”、科学卫星叫“悟空”、月球探测叫“嫦娥”、火星探测叫“天问”……每一个响亮的名字背后，都是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传承文化就是传承精神，而探索太空，特别强调精神的力量。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总书记在贺电中提到：“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着陆，总书记在贺电中指出：“希望你们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此次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总书记在贺电中又特别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勇于挑战、追求卓越”，无疑是中国“探火”精神的集中体现。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所谓奋斗，重在传承。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在建党百年之际，到火星这颗“红色星球”上去，这是一种科技实力的表达，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我们只能止于至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注定勇往直前。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和平利用太空是十分关心的事情。
“为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次贺电结尾处，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和平与发展，展现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气魄。
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航空航天科技发展，推动航天事业造福全人类，积极推动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
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打造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用月球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和共享平台。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社会各阶级；探索
十以来，“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迅速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同乃至成为全球的热词。2013年3月17日，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讲话再次谈到中国梦，他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因此“中国梦”并不是突兀而起、横空出世。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为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而不断追求。中国梦已超越了历史情结和民族情结，升华成一种政治理念和精神追求，深刻道出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是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而不能自保的背景下形成的，“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惊醒。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的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这些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开始实施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改革外交、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由以改革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的强军梦进而实现中国民族振兴的复兴梦，这就是我国近代史的第一次追梦——洋务运动。这场由地主阶级领导的改革由于无法触及封建制度，最终失败。但这次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古老的中国终于迈出了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一步。因此，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以后中国人追赶“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是中国近代史一次由地主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发生在甲午战争失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公车上书”不仅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行动，标志着改良主义思潮变全国政治革新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维新变法高潮的到来。“百日维新”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诏令，康有为希望实现新政后，中国将富强起来，将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也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但它充分证明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志士仁人团结奋斗的伟大的精神支柱；它充分证明睁眼看世界，寻求新思想，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之一。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是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而清王朝统治者对外卖国投降，对内腐败专制。因此，在以新型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派的发动下，通过武装斗争终于了清王朝，为中国的进步发展和民族复兴扫除了障碍。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共识。辛亥革命不仅促进了政治制度的创新，还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文化领域方面也带来了深刻影响。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
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之交的一次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次启蒙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化启蒙运动前期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把学习近代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核心。新文化启蒙运动后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由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经过工农群众波澜壮阔的实践而获得了伟大的力量。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促进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以后，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和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程中由此迈出了崭新的一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启动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车轮。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虽然遭受打击，但勇敢的中国人并没有低头、没有放弃。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奋起抗争，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成为我们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和勇于探索追求的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希望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所启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美丽中国的“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会重要讲话[R].2013，3，17.
使用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短短八个月，它的优势就已经显露出来：家长感受到孩子对化学亲近了；教师感到课堂更活跃；学生觉得学习化学更有趣味了。教师解放思维，大胆创新，努力创设快乐的化学课堂，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努力：
1.共享智慧果。即强化集体备课。由于要体现新理念、突出“科学探究”进行互动式教学，让学生自主学习，因此传统的备课的方式必须进行改革：一是备课突破传统习惯，只要体现探究思路的简案；二是千方百计搜集教学素材，创设学生熟悉的真实问题情境；三是强化课后记；四是提倡首次课后及时交流，让其他同事借鉴分享、修改方案。对于成功的案例，及时介绍，让更多的人受益。通过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相互启发，分享智慧果，讲求个性色彩，从而保持教学的多样化。
2.探索新策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催生新的教学方式，更给化学教学搭建了创造的舞台。教师充分认识到化学教学内容必须更贴近生活实际，注重创设适当的教学实践情境，设置有利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的学习过程。为此，我们大胆探索，初步积累了一些有效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3.聚焦小专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呼唤研究型的教师。我们将现实的具体问题聚焦成一个个小专题，或自主去探求，或小组攻关，或申请课题立项正规研究；或搜集资料尝试改进单干等。学期末，提炼的专题大致有十几个，如实验改进、分单元的专题、小组的教学、如何防止两极分化；活动的构建、训练体系、学习评价、开卷考试……事实证明，这些小专题的研究和突破，有利于促进教师了解“课改”的深刻内涵，有利于教师改革创新与新课程一起成长，有利于教研教改行为形成合力、汇聚在基础课程改革的大潮之中。
4.结合校本课。即将化学课与校本课程开发结合起来。由于“课改”化学教材留给了教师和学生更多的灵活学习知识、研究处理问题、动手操作实验的拓展思维时空，我们根据教科书“形散神聚和“弹性十足”的特点，从两个方面结合校本课程的进行开发。一是开展化学五小活动，如绝大多数学校都结合教学进度和教材内容开展小调查、小实验、小制作、小论文、小设计等实践活动。于是，我们结合教科书将一些有兴趣的或者可以拓展延伸的课题形成系列性的校本课程。二是开展综合活动，即将化学中有关社区的活动与语文、物理、生物等学科的需求结合起来，一次调查多科协同、多种收获。如关于水厂、垃圾站、煤气公司等的参观访问，就是这样。
二、评价新方式，考改新突破
随着“课改”实验的进程，教与学的评价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尤其是考试命题的导向更引人注目，需要慎重对待。为此我们重点研究探索新的评价方案，力求使化学新课程改革趋势于完善。
首先，在上学期期中考试命题中让各校自主探索。有的设计程度不同的两套题，供学生选用；有的在开放实践题上下功夫；有的在试题导语上做文章。如市五中尝试用“化学家的名言”代表题型说明等。
其次，是对新课程改革强调的质性评定要重视过程性评价、进行了探索，总结一些较有效的方式方法：包括在过程评价中，采取全程式、专题式、集体小组式来进行。在评价策略上，注重挖掘闪光点，设置创见奖，创建表现场；在评价主体上让学生、老师、家长都参与；评价工具以帮助学生建立成长袋为主，辅以教师的质性评语。
纸笔测试的考试形式在期末考试中也进行了试验。课改专家所存学校随机抽取分班级(学生情况大致相当的)进行对比，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化学评价方式中的开卷、闭卷形式的利弊，力争为中考化学采取哪种形式进行纸笔测试探索出一条路子来。测试后的分析表明开卷是可行的。
三、感悟新课改，打造代表作
对于化学新教材，大家感悟深刻。有的教师认为新课程改革化学教学要切实突破传统观念、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讲解为辅；要体现探究、关注四基，张扬个性、追求共鸣。有的化学教师认为，化学课关键要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有的教师说，要善待好生，他们是自我立身的需要；要关注潜能生，他们是教师心中的上帝，要与他们共享、共探、共鸣、同乐、同喜；要关心中间层，他们是教师投入精力追求事业成功、成长为教育家的助推器。有的教师建议，新课改给我们提供了创造的平台，在研究学习策略上要聚焦突破，打造代表作。
关键词：学习文化；健博文化；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校本建构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1A-0023-04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改革课程结构到建立新的课程标准，再到改革教学方法、强调发展性评价，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文化。新形势下的儿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学习文化，新的课程观下的学习文化，其意涵特质、校本建构以及结果样态又该如何呈现，这是我校近年来一直思考并探索的课题。
一、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校本意涵
我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校训“健博”，秉承几代璜小人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创享健康丰富的校园生活”的办学目标，已深深扎根于每一位璜小人的心底。近年来，学校坚守“让健康为生命奠基，让阅读为生命领航”的办学理念，践行“健博教育”思想，大力培植“健博文化”，着力于健博课程、健博课堂、健博教学的探索与研究，全面推进学校内涵发展，真正让健博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学校长期形成的文化特质中，学习文化是核心力量，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的儿童学习文化是根植于学校现有的文化特质与情境、与儿童教育教学生活相适应的、以学习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是学校在课堂教学生活以及一系列校本活动开展中，围绕儿童学习而形成的对待学习的情感态度、行为习惯、规范准则与效果评价，以及由此长期形成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氛围，我们称之为“健博儿童学习文化”。应该说，健博儿童学习文化观照的是文化情境中的学习的本质，聚焦的是新的课程观、儿童观下的学习方式与学习行为，其意涵丰富，颇具研究价值。
首先，源于“健博”。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是在学校健博文化浸润下的具有校本特质的一种文化。健博文化引领下的儿童自强不息、好学上进，以健康为本，以博学为根，爱学习，会学习，是“崇礼、健康、乐群、善学”的健博儿童。健博儿童学习文化观照的正是这样一种学习特质。
其次，基于“儿童”。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是新的儿童观下的学习文化，关注儿童、为了儿童是其本质观照及终极目标。构建健博儿童学习文化就是要眼中有“儿童”，心中有“儿童”，要有“每一个”儿童；就是要基于儿童的成长需求，抵达儿童的精神世界，让儿童真正在场。
再次，着眼“成长”。儿童是学习者，也是成长者，儿童的学习就是成长的过程。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着力点指向学生学习行为方式的改变，指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关注每一个学生的进步与发展，重视培养每一个学生个性、人格、智慧等全方位的“成长”。学生的“成长”，是健博儿童学习文化建构的旨归。
二、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实践创生
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是一种建构性的、情境性的、合作性的、现代新技术支撑的学习文化。具体来说，从儿童学习文化的思想理念看，知识的建构性和学习的情境性是其本质特征；从儿童学习的行为方式看，注重儿童通过参与、探究、合作、互动的方式获取知识；从技术层面看，注重运用现代新技术手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的健博儿童学习文化已经形成“自主探究学习文化、情境实践学习文化、合作共进学习文化、现代新技术学习文化”等几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学习文化，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包含、共生共长、共融共进。
1.自主探究学习文化
建构性是当代学习研究突出的核心特征。建构性的学习，意味着学习者积极去探索周围的世界和解决问题，去理解和获得新的知识。学习者不是接受一个既成的知识，而是建构自己的知识，因而这种学习是介入式的，是主动性的。建构性的学习强调所建构的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这种知识只有能有效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才是具有生存力的，因而学习过程中知识同现实世界是密切关联的，知识的生存力时时受到检验。对于儿童的学习而言，探究是建构知识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儿童经由探索解决问题、完成活动任务、获得新的知识等方式，建构对于知识及其意义的理解，习得探究的方法和能力。自主探究学习文化，强调儿童学习的建构性、参与性与探究性，注重儿童学习行为方式的改变，关注儿童的可持续发展与成长。
2.情境实践学习文化
所谓情境实践学习文化，是将知识与学习置于其发生和应用的实践情境之中，知识习得与其发生应用的情境之间有着密切而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为了有效地进行学习，学习者要有机会参与解决问题的真实实践和相应的问题情境，情境实践促进知识习得，知识习得需紧密联系情境实践。在具体实施中，需要教师将知识与其指向的现实情境、用以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知识与真实情境或者真实情境中的实际任务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参与实践共同体的真实的情境实践而学习。这样的知识探索不单单是在应用中产生意义，更是儿童作为一个探索者在真实情境中的真实探索，并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知识的一个意义过程。
3.合作共进学习文化
合作共进学习文化，是指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儿童不是独立存在着，也不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一直是实践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并在实践活动中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化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儿童处在一个合作互动的共享共建的学习共同体中，学习是儿童存在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主要方式。这种学习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将学习作为一种对话与交流活动，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围绕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与同伴对话交流、协商探究、互帮互助、共进共享，共同获取新的知识，共同获得成长体验。参与对话和交流的人员可以是教师、学生，也可以是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对话与交流存在于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存在于师生和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方方面面。
4.现代新技术学习文化
将学习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情境性的、合作性的实践与探究活动时，学习活动的展开便需要现代新技术的支撑与帮助。在学校中，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之中，尤其是多媒体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已经使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当现代信息技术和我们的教、学活动完全融合到一起，成为我们的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新的学习文化的催生剂，甚至就是这种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新技术学习文化，使课堂更情趣盎然，使学习更多彩生动，使师生的个体生命更为丰富。
三、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校本建构
我校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学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就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能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善于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通过积极思维、互动探究，能对所学内容实现意义建构，学生的独立能动性、积极主动性、主体参与性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提升。
1.校本建构的切入点：制定“健博学子”行动纲要
“以文化人”是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价值所在。健博儿童学习文化除了要“传递知识”和“学会技能”之外，还要强调学习回归生活的重要意义，激活学生自身的生命体验乃至生命成长。学校基于“健博”校训，在生生不息的教育实践探索中，探寻学生成长的原点，激发学生内在的生命动力，满足学生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制定引领学生健康发展的“健博学子”成长行动纲要。
“健博学子”成长铭言：我自信，我灿烂，我健康，我崇礼。我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潜力，相信自己能成功；我灿烂，外在的表现是“红扑扑的脸，永远绽放的笑脸”，要永远向阳，乐观开朗；我健康，即身心要健康，爱好要健康，行为要健康；我崇礼，要言行得体，正心笃志。
“健博学子”行动指南：争做“自信、灿烂、健康、崇礼”的“健博学子”。“健博学子”的基本形象是“健身小使者、礼仪小标兵、阅读小能手、交往小主人”。具体从讲礼貌、讲规范、读好书、写好字、身心好、学习好等几方面细化有关行动要求，引领学生在健康丰富的校园生活中创享快乐，收获成功，争做全面发展的“健博学子”。
“健博学子”评定方式：学校遵循全面性、导向性、多元性、客观性原则，根据评比细则，每学期组织评比“健博学子”。“健博学子”的评定以学生的日常表现为依据，通过观察、活动展示、作品呈现、检测等方法，组织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评定，综合其结果给予学生客观、公正的评定，单项优胜者授予“健身小使者、礼仪小标兵、阅读小能手、交往小主人”单项称号，综合优胜者授予“健博学子”称号。学校还设立“健博学子奖学金”，每学期给评出的“健博学子”颁发奖学金。
近年来，学校着力于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的培育与建构，努力让每一位学生在健康丰富的校园生活中得到发展。“健博学子”行动纲要是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校本建构的有效切入点，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有效抓手。如今，争做“健博学子”已成为孩子们的目标与追求，学校呈现出一种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2.校本建构的落脚点：促进学生学习力的生成
学习力就是学会学习的能力，是指个体吸收知识、运用知识以改变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能力。今天，学习已经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学习力则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具有学习力实际上就是会学习、善学习，能够智慧学习。健博儿童学习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促进学习力的生成，真正使学习成为儿童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
课堂中的学习力主要是由认知和情意两个方面的能力相互交融而成，在阅读、思考、交流、体验、操作、实践等多种学习活动中逐步生成。课堂学习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基础，以学生的主动探究为动力的。所有的课堂教学活动都是文化现象，是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下得以感化、生长、提升的过程。新的学习文化对学生学习的引领，关键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最终落实在学生学习力的生成上。
促进学生学习力的生成，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单一的接受性学习走向自主合作的探究性学习。学生是知识的探索者，是积极的学习主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是一个有独立思维的“学习个体”，又是一个善于合作的“群体分子”。 二是从实现一维学习目标的过程走向实现三维学习目标的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要掌握知识与技能，更要关注过程与方法，关注情感与体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学习，甚至学会做人。
学习力生成是一个多方面能力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复杂过程。从课堂教学文化观看，学习力的生成取决于课堂生活质量，也就是学习生活质量。我们的课堂教学评价不能是传统的“以教论学”，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学论教”，而是要进入课堂生活实践，以“学习力生成”这一评价尺度来关注学习生活质量的提高，真正实现“教”与“学”共生共长、共融共进。
3.校本建构的聚焦点：构建儿童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亦称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ers），是为完成某一具体任务，学习者与其他成员互相协作、互相交流、互相依赖与配合的一种学习方式。学习共同体有共同的愿景和信念，强调学习者之间彼此分享各自的信息与见解，鼓励学习者通过合作探究以达到对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与同伴开展包括讨论交流、协商沟通、协作探究、承担责任等多方面的互惠合作性活动。
所谓儿童学习共同体，是指儿童在学习活动过程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或解决具体的问题，与同伴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探究、交流共享的一种学习方式。它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鼓励儿童走出课堂、走出书本，与同伴协商探究、互帮互助、共进共享，以达到对学习活动的深层体验与理解。我校“健博文化”引领下的儿童学习共同体有以下特点：
体验。学习不仅要经历认知过程，更重要的是要经历情感体验的过程。学习必须依靠学习者自己去亲身实践，亲身经历，亲身体验。
践行。学习即是一种实践。所谓践行就是让儿童不唯书，不唯师，学以致用，在行动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即知即行，即行即知。
建构。学习是学习者自主建构自己精神家园的过程。儿童作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自主建构知识技能，也建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对话。这里的对话是以问题为核心，是指儿童作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与同伴、老师和合作者展开讨论、交流与思辩的过程。
共享。这里不仅是指共同占有学习资源，也指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共同体验学习的快乐，享受学习的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共享不等于共识，不等于同感，也不等于接受。
共建。是指儿童作为学习者共同合作来完成某项学习任务，围绕共同的目标和任务，通过相互合作、交流、探究的学习方式达到预期目标。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校就注重活动课程和活动教学的开发和研究，提出以“活动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以活动求发展、以活动促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活动中主动发展”的办学特色。至今，我校在学校健博文化引领下，“健博活动”精彩纷呈。比如：每年的“双节”活动，上半年校园“读书节”活动，下半年“科技艺术节”活动，是全校师生的一次精神大餐；每年的“四季”运动会，春天的趣味运动会，夏季的游泳比赛，秋季的田径运动会，冬季的毽绳比赛，校园生活生机勃勃；还有一至六年级的健博儿童成长系列活动，一年级入队礼，二年级体验活动，三年级成长礼，四年级课本剧表演，五年级感恩活动，六年级放飞理想活动，已形成体系。
“健博活动”是构建儿童学习共同体的有效依托与支撑。长期以来，我们给孩子们提供机会，架设平台，搭建舞台，让他们有意识地进入这样一种学习文化，使他们学会自己学习，学会欣赏并与人合作，学会解决一些问题。健博儿童学习共同体的价值还在于激活学生的生命体验与真实情感，健博儿童成长系列活动，让孩子们经历成长，学会感恩，学会参与，学着怎样去“爱”。
总之，健博儿童学习文化浸润下的儿童，每一个都是鲜活、灿烂的生命个体，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通过一系列健博活动，孩子们人人争做礼仪小标兵、阅读小能手、健康小使者、学习小主人，人人争做“自信、灿烂、健康、崇礼”的“健博学子”。
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近代以来,君主专制的清政府思想保守、体制腐朽、官员堕落、弊政盛行,使得国弱民穷,兵疲势微。中国失地千里、赔款亿计,丧失了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社会日益沉沦的现实,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借助各种“主义”,提出了许多救国方案。然而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不仅使中国半壁河山沦丧,而且使中国人民距离解放和幸福的目标越来越远。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道路决定命运。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是中国人民最屈辱的、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积极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在对道路问题的不懈探索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军阀专制和个人独裁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条康庄大道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历史地讲清楚,为什么中国要由共产党领导,这不是共产党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形成的。”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同志深刻阐释了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苦难,康有为的概括十分贴切:“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四万万民众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与近代中国相比,今日的中国政治清明、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社会大局稳定,国际地位举足轻重。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后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面对今夕截然不同的两个对比,面对“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探索历程、“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繁荣局面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的美好前景,中国人民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繁荣之路、复兴之路。
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近代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在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三元里群众自发的抗英斗争,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沙场的义无反顾,致远舰官兵撞沉吉野的生死抉择,杨靖宇孤胆奋战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概,朱自清仗残躯不接受美援面粉的爱国情操,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正是中国人民的前仆后继式的英勇反抗,才使得近代中国没有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加深刻地表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弘扬爱国主义、彰显民族精神,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不可或缺的强大动力。爱国主义精神即是民族之魂,鲁迅先生说得好:“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加强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通过历史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延伸,是建立在对祖国土地、人民和文化高度认同和热爱基础上自发的心理状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尽沧桑,经过不懈的探索和斗争实现了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不受压迫的历史目标。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苦难,不了解中华民族探索和斗争的艰辛历程,不了解中华民族为独立自由付出的巨大代价,就不会激发由衷的自豪感、就不会珍惜当今中国繁荣安定的发展局面,就不会在今昔对比的基础上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最终能够实现。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物质上依赖先进的生产力,精神上依赖团结奋进的心理状态,而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巩固信心和底气的基础,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的历史宣传教育,特别是近代史宣传教育,不是要引导人们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认识民族精神、民族魂,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激励人民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为面对复杂局面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加强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抵御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中国图谋的有力武器。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逐渐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列强在侵略过程中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甚至思想观念,它们的入侵起到了马克思主义所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作用。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距离近代历史的时间跨度加宽,青少年受西方文化熏陶程度日益加深,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认知缺乏的状况日益加重。相当一部分青少年通过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对西方世界着名历史人物的了解程度远胜于对近代中国民族英雄的了解程度。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国际上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能够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爱国主义情操,使之自觉抵制国际敌对势力的分化、颠覆和瓦解。
中国近代史宣传教育提醒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奋才能自强。落后就要挨打是近代中国史带给国人的一条重要经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在探索摆脱落后挨打面貌,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发展道路。国人首先将希望寄托在武器装备和民用工业上,喊出了强兵和富民的口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搞一点工业、买一点军火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谋求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甚至完全共和政体来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和实践证明,服从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和思想观念不变,任何变法变政、护法护国都是妄言。技术落后、制度落后,根源在于思想观念落后、治国理念落后。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且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之后,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改观。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已经面世。从2007年春季开始，全国普通高校开始在2006级本科学生中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并使用这本教材。为此，中国史学会、教育部社科中心、《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邀请相关人员于2007年2月13日召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讨会”。本刊摘编金冲及同志的发言，以帮助读者了解这部教材，正确地学习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我仔细看过几遍，总的感觉是写得相当好。
首先，编写这样的教材，意义非常大。
这本教材要面对的是几百万大学生。而我们平时写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读者群。青年是祖国的希望。说过：谁有青年，谁就有未来。大学生又处于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的时期，有很大的可塑性。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样的教材，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在一百多年里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无疑也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其次，教材写得好不好，首先要看它能不能把握住历史的主线。
本书在“开篇的话”里讲：“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这里既是提出这本教材的主题，也是指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指明它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教材如实地向读者表明，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中国人如何把自己的国家从苦难深重、濒临死亡的境地下拯救出来，不但站立了起来，而且经过顽强探索和艰苦奋斗，今天正走向繁荣富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这本教材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年轻人对许多事情没有经历过，往往不知道旧中国是什么状况，不知道这个探索过程是多么艰难，不知道先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发展作过哪些努力，就容易产生一些未必正确的认识。在有些书刊和文章中，给人造成的印象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无非就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又整一批，却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这条主线。年轻人容易从中受到消极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文章中所讲的有些是错的，有些具体事实也是存在的，但其中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就是要看清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什么，主流是什么，否则就会本末倒置。这本教材所讲近现代历史的“三个选择”，不是讲空道理，而是从事实的叙述中得出来的，说明历史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实践检验的结果，这就比较有说服力。
再次，本书的断限，从鸦片战争讲到2006年，这样的书还没有过。
过去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有的只讲到1949年，有的讲到1956年，有的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本书这样的写法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中国人当年曾经遭受那么多苦难，沦落到那么一个地步；为了把祖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中国人经历了多么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一路下来到今天，还在继续探索。历史发展的脉络，在这本教材里的表述是比较完整的。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第四，本书很有针对性。对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给予了回答。
现在有的人讲香港如果不割给英国人就不会有今天的香港，上海没有租界就不会有今天的上海，东北如不被日本人占领也不会有后来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用一系列数据作为论据。这就涉及怎么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本来一家人住在一起，虽然房子破旧些，但这是自己的家。某日忽然闯进一群强盗，把家中的兄弟姐妹杀了，把主人赶到地窖里给他做奴隶。他霸占了房子，把房子装修一新，空调啊什么都弄好了，当然是想由他一直住下去。主人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终于把强盗赶走，这个房子当然归还主人了。难道这时主人还得返过来感谢这批强盗，使他能住进新房子吗?这本教材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集中起来讲，就会使人对当年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说得比较清楚。另外，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循着清末新政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可能更快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历史进程却被革命搞乱了，以致出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推迟了现代化。有的人甚至说以往的政治教育，都是用狼奶喂人，只讲“斗争”。这本教材通过史实告诉人们，历史上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只要不反对革命，他们的努力都是有益的，但光靠那样做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孙中山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这话是对的。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在中国近代的实际国情下，革命正是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孙中山讲过：要建高楼大厦，就要打好地基，先把底下的陈土挖掉。不先做这一步，高楼大厦是建立不起来的，建起来也会很快塌掉。再如，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本书讲得也很好。有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1953年不该丢掉新民主主义，搞社会主义。本书对这一点作了很多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公开宣布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是过渡性质的阶段。教材还就为什么在1953年会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还有对“”、“”等问题，我很赞成本书的处理方法，即把它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认为它们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探索中前进时犯过的错误，同时也指出这方面留给我们的痛心的教训。这些不易处理的问题，本书都处理得比较好。在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时，本书不是去辩论和驳斥，而是正面地通过事实来说话，从事实中作出些理论性的概括和说明。这样的效果比较好。
（摘编自《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3期）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4-04
审视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步学者也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这些学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党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构成坚实的学理基础。而这一“学术中国化”①的具体表现如何？发展脉络怎样？目前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试作初步的考察。
一、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酝酿与萌芽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大道。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新的道路和方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也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一种全新的可以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除旧布新、改变国人陈旧意识的有力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传入，就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方法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1922年陈独秀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148 1923年初，时任《新青年》主编的瞿秋白在办刊宗旨中指出，《新青年》“当尽其所以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2]5这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26年他又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3]可见早期的理论家们已经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国化意识”。
事实上，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中国化的尝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在1920年所作的《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反映》中，最早以唯物史观探索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起源。这一时期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1924年5月，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史学要论》出版。在书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体系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其他一些理论家，如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也尝试了以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村落等问题。而他的另一作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及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失为对史学中国化的一种新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1921年1月20日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与社会》的演讲，对当时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批判，指出“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1]120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也要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情形，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4]而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原因》、《土地与农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以及另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学文所作的《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中国经济现状概观》等文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理论家们还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如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李达的名著《现代社会学》等，对于清理与改造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学思潮，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在7年之间重印了14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要推动者大都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是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是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糅合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学科知识于一文中，对中国实际情形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横跨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实际上并没有太严格的学科界限。同时，由于他们的旨向并非是某一学科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还没有达到深入的专业学理探讨和实践阶段。所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来看仍是初步的、模糊的、零星的。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独特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依存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学术中国化探索也遭受重创，几乎陷于停滞。
二、1927――1938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提出与发展
1927年后，全国笼罩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总结反省大革命失败教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革命群众指明出路成了必须面对的严峻任务。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文化工作的要求。在此形势下，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短暂的沉寂后再次开始起步。尽管大革命后，学术中国化探讨的主体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失，、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因各种原因终止了探索。然而，如郭沫若、艾思奇、沈志远等一批年轻又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理论队伍逐渐开始聚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路。以他们为主力，1930年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立了致力于中国新型社会科学运动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社联”成立的纲领中明确将“（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殷……（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25作为其主要的工作任务。这一倡导表明中共文化理论界已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任务有了初步的认同。以“社联”和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学者先后展开了关于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式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大幕。
这一时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突出，不仅很早就明确了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成果丰硕。1932年署名王彬的作者，在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社会科学的任务》中写道：“应用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史的唯物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件事，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上，实有万分必要。”[5]95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作为社会科学家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提出。而第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结合史料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此书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带动下，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青年史学家加入了研究中，使得史学中国化开始向纵深发展。如1938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创了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吴泽的《中国古代社会形势发展之鸟瞰》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而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以及1933年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论著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有益尝试。
由于强烈的现实关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继史学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国化研究领域。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出了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李达指出“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6]15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由外国输入进来的经济理论的武器无有解剖分析中国经济的作用”,[7]因此他们主张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6]24从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中国化也从各个方面得以展开。在“三次大论战”中，为了更明晰地说明中国社会与历史，经济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往往是被同时运用的。而一些史学家同时或者曾经也是经济学家，因此，如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侯外庐的《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既对史学、也对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力作。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研究方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被看作“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沈志远的《新经济新大纲》，以及王学文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等，都对当时的经济进行辩证的分析以得出自己的观点和解答，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文艺界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为主要内容。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哲学家创作了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识和因素也在不断凸显。如在哲学大众化作品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通俗语言被使用，所采用的材料和实例也大都来自中国百姓生活和政治现实，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中国化。同时在内容上，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者也不乏其例，如艾思奇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想》，陈唯实的《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等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尝试。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战声浪也逐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要求理论实际化、民族化、中国化以服务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哲学中国化问题也愈益突出。1935年9月艾思奇在《通俗文化》杂志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通俗文的真义》一文，在谈到对通俗化的认识时，他指出不能将通俗化理解为只有解释理论的作用，而是要“软化理论”，就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8]随后，在1936年陈唯实的哲学大众化作品《通俗辩证法讲话中》，出现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提法。而1937年后，“中国化”一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哲学文化论述中，如1937年11月从贤提出“要使文化运动中国化”,[9]李初梨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10]的任务。1938年4月作为当时哲学界的领军者的艾思奇发出“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号召”,[11]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升为有意识、有组织的学术运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得到了深入发展。一是学科分化更加清晰，而且专业学者的加入使得中国化探索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也更强，如史学已经开始涉及到古代史、近代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显示出中国化已逐渐在各学科呈体系性、整体性的发展态势。二是中国化探索由自发转为自觉，由模糊转为清晰。中国化问题被明确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初具规模的思想潮流和趋向。这种中国化的共识和潮流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发展产生了影响。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一段广为人知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其提供了学理逻辑的支撑及话语借鉴。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的丰硕成果及重大时代意义。
三、1938――1949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繁荣与深化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问题。这对于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探索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在“政治之力”帮助下，理论工作者的中国化运动更自觉而热烈地开展起来。1939年理论界发起了旨在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这是一次明确以“中国化”为旗帜和任务的理论运动。潘梓年、艾思奇、柳等一批理论家，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纷纷撰文参与到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
在学术中国化的内涵、途径、意义等学理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化的内涵，学者们廓清了其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盛行一时的本位文化论的区别，指出学术中国化就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12]这里的“最新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学术的中国化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吸收的问题，这也表明这一运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不同的学者虽有不同看法，但在两个方面上是一致的：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现有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13]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和吸收，因为“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14]634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中，还详细地将传统文化分成了四类，并逐一分析了应如何对待。此外，学者们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术中国化的途径，如柳在《读书月报》一卷三期发表的《论中国化》一文中，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化工作进行了阐述。对于学术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研究者也多有思考。1939年4月发行于上海的《新知半月刊》杂志社举行了关于学术中国化的集体讨论，围绕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指出中国化的任务有：承担起对理论进行通俗化和深化、肃清错误思想，团结思想界、反对教条主义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责任，而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归结到服务于抗战建国这一时代中心主题上。[15]用的话来说，中国化就是“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14] 606
对学术中国化的认识随着讨论的进行而越发清晰和深入，而中国化的学术实践也在这些理性认识指导下更加自觉和卓有成效。哲学上，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道德的工作更加深入，陈伯达对古代思想家的“正名”、“中庸”、“知行”等重要哲学范畴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研究。艾思奇在对文人谬论进行批驳的同时，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以之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此外，张如心、和培元等还在《在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中，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研究。
在前期中国化开展的较为成熟的史学领域，学术中国化更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拥护。金灿然在194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中指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16]具体研究成果上，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得到扩展，如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开展。二是原有的领域继续深化，如古代史上，1943年出版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2年郭沫若的《殷商奴隶制度考》、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等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则深化了对与中国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近代史、革命史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中国化研究也日渐成熟和深入。王亚南明确提出了“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17]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他在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等代表作就体现了他这一思想和原则。4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解放区以及未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如何进行，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问题。王亚南、王思华、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者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阐发和研究，为实际经济建设献策献力。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涉及的学科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政治学、文艺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等都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学科知识、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思潮。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蓬勃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也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夺取并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
四、余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仍然是初步的，并存在一些不足，如公式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 （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较重，对历史人物和史事评价不够客观等局限。但整体看来，这一过程仍是成果丰硕而意义重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之路上跋涉、探索，如何使中国化意识从模糊到清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从无到有，再到繁荣昌盛的。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仅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有力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更长久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化探讨和实践不仅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大发展，更对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这里的学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产生发展历程，应与1939-1940年中共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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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强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中国近代民主的探索及启示：（1）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2）民主体制的探索；（3）民主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人民民主集中制；民主文化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对民主建设越来越重视。在中国，加强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之一。加强对中国近代民主研究，对当前中国的民主建设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民主一词来源古希腊语，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这里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强调平等的直接参与。作为人类民主的雏形，它后来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而民主一词在中国是舶来品。1840年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中国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中，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主思想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了中国。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民主思想被赋予了中国化的理解和诠释。
中国民主思想萌芽产生与清末民初，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开始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第二次鸦片战争，王韬早期的改良派开始更过的较多的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主体制，中国的民主思想开始萌芽。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 ，使民主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得到了宣传。《辛丑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三民主义” ，发动了辛亥革命。民主思想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二、中国近代民主体制的探索
近代的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国政治制度不断的探索，先后在当时的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但最终都成了泡影。
（一）君主立宪制设想。
清朝末年，中国的有识之士，结合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认为西方某些国家的“君民共主”的制度，当时的中国可以借鉴。但对如何把引入，却不知怎么实施。
1898年，代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得到光绪皇帝大力支持，进行戊戌变法。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责任内阁”成立。而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挽救腐朽的清王朝，1911年，君主立宪昙花一现，最终破产。
（二）民主共和设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速度。《马关条约》签订后，大量外资流入。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民间资本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的春天。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逐步得以高涨。
1905年，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后来的“民族” 、“民权” 、“民生”三民主义。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在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目标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成立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1912年颁布《临时约法》。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两面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好景不长，南京临时政府最终夭折。
两种民主制在中国都行不通。因为在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的。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折中妥协，君主以虚君形式存在。而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使中国君主不可能让渡手中的权利。中国又不可能借助宗教把民主观念注入人心。
三、民主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形式。即“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形式，在我国称为民主集中制。表现在根本制度上，即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相适应，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它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从根本上体现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有力补充，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但其历时仅几十年，还不成熟。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中国更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改革势在必行。 转贴于
改革开放，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成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经济的发展不等同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其中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对民主建设都启重要作用。当今的中国民主建设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建设不相适应，中国民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重视文化和制度建设，从文化建设入手，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养成民主习惯，进而增强民主心理。
四、结语
引进民主制度是奔向稳定的民主体系道路的关键一步，但它不足以培养出强有力支撑民主的政治文化。林达在《如彗星划过夜空》中说：“民主作为一种文明的成果是在有阶层中生长出来的，因为它是不可能在街头市井的吵架中诞生的。规则虽小，背后却是漫长积累的文明。”民主是一个渐进而艰难的过程，民主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短，中国全民的民主意识还不强，现代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中国的民主完善道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论民主》，[美]罗伯特达尔，商务印书馆，1999。
[2]《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美]霍华德维亚尔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科斯选集》第二卷。
[4]《如彗星划过夜空》，林达，新知三联书店，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