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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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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晓光：《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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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淑娟、王鹤：《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04）。
[25]朱艳、李闰华：《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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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淑娟：《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学术交流，2008（02）。
[31]郭文韬：《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01）。
[32]张左华：《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新亚细亚，第十卷第二期。
[33]金颖：《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10（03）。
[34]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吉林省农科院主编：《东北水稻栽培》，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于春英：《时期水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9（03）。
[37]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38]衣保中：《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古今农业，2004年（02）。
[39]季道藩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分册，棉花），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40]万连步：《棉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41]胡华：《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42]王衫：《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史学月刊，1999（06）。
[43]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02）。
[44]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01）。
[45]让慈：《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湖南大学期刊，1933（08）。
[46]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8]中央档案馆等编：《满洲农业移民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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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东岳论丛，2001（04）。
[51]高乐才：《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05）。
[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53]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1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对现代畜牧业的支撑作用，夯实了农民就近就业的企业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
1.1科技支撑作用
通过集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科研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科技协同创新与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构建成果转化基地。
1.2人才支撑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是关键的因素。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坚持两个层面开展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立足职业教育的根本，实施高职层次的畜牧人才培训计划，依托示范基地进行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畜牧人才；另一方面实施继续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计划，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对数字化资源升级再造，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质智能化资源培训包”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难以集中统一学习的问题。农民依托云教学大数据可以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随时随地完成学习活动，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受时空限制，做到全覆盖，让更多农民受益。
1.3服务支撑作用
依托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加强服务体系和服务队伍建设，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大力推广“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
2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扩大了农民就近就业的范围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畜牧业要围绕提高标准质量、提高养殖效益的目标，搞好产业规划，高层次布局。按照“以地定畜、总量控制、突出重点、种养结合”的发展思路，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是现代畜牧产业的发展方向。探索多种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合作入股等多种形式实现更多小农户与现代畜牧业的有机街接，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畜牧业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畜牧业，加快发挥畜牧业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作用。
3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产业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保障了农民就近就业的利益
农民最熟悉的生产方式就是种养殖业，农民最能依靠的资源也是种养殖业，只要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养殖模式，这无疑是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发挥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的作用，通过开展校企、校校等深度合作，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农民深度融合的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疏通就业创业渠道，与政府和企业一起积极探索“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订单养殖模式，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中的作用，拓展了农民就近就业的途径
依托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畜牧业产业链条的生产性服务组织，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同时加强职业院校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员工培训和技术服务并扶大扶强，引导其从单一养殖向服务加工、市场营销、畜牧观光旅游、全程社会化服务方面转型，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和农民就近就业的途径。同时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宣传推介产品，引导畜牧业生产进入现代畜牧业发展轨道。
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4]司长玉.《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研究》.2006年5月.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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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省；农民增收；收入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吉林省是农业生产的大省。2012 年吉林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接近15%，从全国角度来看，这一比例亦接近12%；从吉林省从业人员构成来看，2012年，吉林省从事农业相关生产的人员接近600万人，在总从业人数中占比接近45%，而加工业行业的从业人数不足20%，服务从业人数也不足40%，农业从业人数远超加工业及服务业。但是，近年来，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却年年下滑，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吉林省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总体来说，农民收入状况不如人意。综上所述，如何结合吉林省当地的背景和农业条件，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民收入持续下滑的现状是一个现实而关键的问题。
1 吉林省农民增收现状
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东部，拥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产粮丰富，总产粮约占全国的1/20，是我国主要产粮区之一，一些指标上拥有着其他省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在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的商品、调出量以及粮食的商品率等方面。而吉林省拥有人口接近2700万，其中接近1300万为农业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占比接近50%，这些农业人口中，又以纯种粮食的农民居多，因此通过实现吉林省接近1300万农民的增收，不仅能够实现吉林的振兴，还能够保障我国国家粮食的安全。
1.1 吉林省农民增收概况
一个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以通过农民的收入状况反映出来，收入越高，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也越低。具体农民收入包含内容丰富，有工资性的、财产性的、转移性的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经营的收入，而家庭经营收入又分为农业的和非农业的收入。吉林省农民收入中，绝大多数为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占比不到1/10。农业收入是指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吉林省农民大多数都停留在这一阶段，没有发展其他产业，换言之，吉林省农业收入水平不够高，有待提高。由图1可以看出，目前，随着吉林省农业收入的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不断增加，比起2003年，其纯收入翻了接近2.5倍，已经由不到3500元/人增加到每年人均纯收入接近7800元，年增长率超过9%。并且收入构成趋向多元化，转移性和财政性收入不断增加，相比而言家庭经营收入持续下降。根据国家农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下，人均农民纯收入要达到近万元每人，由此可见，虽然吉林省农民收入获得了增加，但是其水平还是需要提高，具体的提高方法主要有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等，通过这些方法增加农民收入，最终达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1.2 吉林省农民增收与江、浙两省比较分析
江、浙两省是我国较为发达的省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GDP，还是自然、社会资源方面来分析，吉林省与之相比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主要涉及农民纯收入、农民收入结构、自然条件等方面。
1.2.1 农民人均纯收入
分析吉林省和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民纯收入，据相关数据显示，2004～2012年，三省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三省的数据比较如图2所示。有图和表知，在农民纯收入方面，吉林省在总量和增长速度上都与浙江和江苏两省相距很大，以2012年为例，浙江省农民纯收入为14552元，江苏省为12202元，两省皆突破万元大关，而吉林省只有7509.6元。
表1 吉林、浙江、江苏2004～2012年农民纯收入比较
图2 吉林、浙江、江苏2004～2012年农民纯收入比较
1.2.2 农民收入结构
由表2、表3可以看出：农业收入一直是吉林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其占总收入的比重55.5%，占吉林省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可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非常快，从1999年的85.7%十年间下降到55.3%，平均每年下降2%，照这样的速度下降下去，不到8a的时间，2017年农民家庭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将下降到50%以下。江浙两省的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0%左右，且总量上要比吉林省高很多。工资性收入是吉林省农民收入的第二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由1992年13%增加到2012年的14. 3%，平均每年增幅为0. 2%。江浙两省农民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据主要部分，这可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总量以及贡献率看出。吉林省政策性补贴的增长幅度显著，可以看出，自2003年开始政策性补贴在持续的增长，其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由2003年的1. 9%持续增加到2012年的14. 0%。可见国家对农民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强。
表2 2012年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表
数据来源：吉林省统计年鉴（2012年）。
表3 2012年江、浙两省农民收入结构表
1.3 吉林省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1.3.1 农民收入总量不高
吉林省土地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两者皆在全国数量中占据了约1/5的比例，但是，吉林省的粮食产量更高，2012年，吉林省的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的比例超过10%，并且是第20次在全国粮食产量中位居首位。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对吉林省农民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吉林省的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其年人均纯收入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1元到如今2012年已经超过了7500元。但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收入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包括：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增长量也偏低，不能和城镇居民比。
数据显示，吉林省农民年均收入分布大多在3000～10000元，比例接近60%具体分布来说，年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在10%左右，年均收入在1000～3000元的，比例接近25%。3000～10000元的收入中，以5000为分界点，大约各占一半，而收入超过10000元的不足5%，如图3所示。而就具体的人均收入而言，吉林省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偏低，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约占30%，其中500元以下的占比接近一半，而在1000元～3000元这个范围比例又接近40%，剩下为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由此可以看出，吉林省农民人均收入总体水平偏低，更不用说和城市对比来看了，因此，吉林省迫切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及改善农民的现状，发展农村经济已经成为重要问题。
1.3.2 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
而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靠自身农业发展而获得的，更多时候是依靠于政府给予的补贴或者政府进行的政策倾斜，例如粮食价格调整保护，而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只能增长一时，而不能一直增长，没有可持续性，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彻底解决了农民收入结构的问题，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关于农民收入结构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只有的增收能力才是根本之策。实现“输血变造血”，增强自身活力。
从吉林省农业收入构成中来看，随着粮价上涨，农民的家庭收入获得了增加，与此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产品收入，但是，农产品具有低附加值、农业产品单一等缺陷，并且农产品收入对于环境天气的依赖性强，而农民通常没有很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措施，这导致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够稳定。
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均收入都有着良好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大发展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发挥的机会。具体来看，吉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构成指数分别为21.44%、42%以及36.56%，第一产业中农林牧渔的比例分别为59.07%、2.55%、36.77%以及1.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三大产业中，农业的比例超出了其应占的比例，这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偏小并且起不到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包括农民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发挥、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得不到提高以及农产品的附加值得不到提高。
表4 2012年吉林省三大产业构成
数据来源：2012年吉林省统计年鉴。
最近几年，牧业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导致了经营牧业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吉林省牧业收入显著增加。例如，在2012年，牧业产品价格涨幅巨大，这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从表5数据上来看，人均牧业收入接近1500元，相对于之前约为1000元的收入，增长明显，增长比例接近50%。
表5 2012年吉林省农产品价格结构
由上面可以看出，牧业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近年来吉林省的农业政策方面一直都是重视种植业而忽视牧业，随着经济发展，部分农民看到了牧业发展的潜力，自主自发地投入到牧业中，去发展牧业，但是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发展，为了全面促进牧业的发展，政府要做到：积极推行发展多元化农业；调整产业结构，重视牧业。
1.3.3 自然条件制约问题
吉林省地处东北平原东部，地势平坦，且我国最大的平原之一就在此地，因此吉林省发展成为了我国主要产粮区之一，主要种植作物为大田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水稻等。前文提到，其一些关于粮食产量的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在吉林省，粮食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而对于粮食的种植离不开土地，因此耕地对于吉林省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政策影响，例如“退耕还林”等措施，使得吉林省的耕地资源变得稀少，农民多、耕地少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严重威胁着吉林省的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离不开耕地，特别是吉林省作为一个国家粮食供应大省，耕地资源的较少意味着农产品产量的减少，这不仅影响了吉林省的农民收入，造成吉林省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更加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2 吉林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2.1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
对于农业投资总量的加大，要做到：增加投资力度；强化投资意识；引导农业部门的私人投资流入。具体来说，应该做到：
2.1.1 对农业投资力度方面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进行调整，通过这两方面可以确保农业以及农民收入的稳定发展和增长。
2.1.2 对于强化投资意识方面
主要在于其他行业和部门的投资意识，如工商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具体方法有：通过农业优惠政策等政策手段提高农业投资的收益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本；坚持和完善集体提留制度以及农村的集体经济功能以及准确把握公积金、公益金等的比例。
2.1.3 对私人投资方面
通过土地承包制度的继续和完善来鼓励农民的私人的、长期性的投资，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持久的土地经营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农民收入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提高农民的私人投资收益。
2.2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具体的实施措施有：除了原有的对大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外，更进一步需要加大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侧面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在农业科技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以科技带效率，以科技创收入的方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教育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要扩大教育投入。具体方式有：加大义务教育建设，通过对基础，也就是农村青少年的发展促进整个农村的发展；对于农村的现有劳动力等，加强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村的知识水平，同时这也是农业收入增加的基础。
2.3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
完善农业的科技创新，首先就要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在具体措施上要做到：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体系的建设要在吉林省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当地相关农业院校、科研单位的基础上，体系的建设还要把握重点，也就是对吉林省农业发展产生制约的关键性问题；要根据吉林省农业发展的实际，重点关注和鼓励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农业生产企业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支持方面包括财政、金融、技术等，鼓励其进行科技创新；积极探索高科技并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科技化，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积极与国际创新接轨，鼓励集成创新和再创新，提高吉林省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核心竞争力；建立多元化农业科研体系，由政府引导，社会广泛参与，从而逐步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
3 结语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关键。分析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环境下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民收入总量较低，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还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加强农业投资力度、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加快农科科技创新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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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伪满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转贴于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一、“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方向——“三位一体”的思想
2006年1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后来表述为：“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 “三位一体”的构想抓住了三农问题的要害，为农村、农业、农民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2.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驱动的思想
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一直主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他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3.关于我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思想
指出：“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坚持因地制宜、试点先行，尊重农民和基层首创精神。”历史证明，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历史长河中，农民已发明创造出许多正确可行的做法，而我们党需要做的就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善于去发现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并加以总结、深化和推广。
4.关于我国农村改革的目标——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思想
2013年11月28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同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在论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又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可见，“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 “中国梦”的“三农”诉求，更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
二、“三农”思想的基本特点
1.理论风格的求真性。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特别指出：“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讲认真”正是“三农”思想求真性的具体体现，并在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一直贯穿始终。“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2.思维方式的创新性。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我国农业经历了两个飞跃时期：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目前传统的家庭承包一家一户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与发展现代农业“大且强”的要求不相适应。创造性地提出统分结合、“三位一体”的思想，从中破解分散化、小规模、兼业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发展困境。
3.思想观点的辩证性。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目前我国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正说明了这点。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度进口”，正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是把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更明确地界定为谷物安全，同时有保有放，在谷物之外，增加了通过国际市场弥补粮食缺口的空间。
三、“三农”思想的现实意义
1.加快构建“三位一体”体系，现实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飞跃
统分结合、“三位一体”，正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构建“三位一体”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类合作组织的三位一体，为此需要促进其发展、规范与改革，加强合作、联合与整合。其次是金融、流通与科技三重合作功能的三位一体。再次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三位一体，乃至经济合作组织、群众自治团体与行政辅助机构的三位一体，为此需要稳步扩大农民和基层对于各级合作组织的参与。简单的理解就是合作的领域扩大到生产、生活各方面，要让这种新型农村经济模式真正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助推器。
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跨越
对于农业发展来讲，希望在科技，繁荣在科技，根本出路在科技。我国要坚持自主研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加快农业科技研发体系建设，确保在农业领域具备先进实用科技成果的持续供给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在农业科技创新方向上，要立足实际，遵循农业科技规律，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在农业科技创新重点方面，要大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究，着力突破农业技术瓶颈。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方面，要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
3.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迈向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台阶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深入探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解决“谁来种”、“怎么种”、“如何经营”的突出问题。从农业经营体系概念上看，既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也包括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各种经济、技术支持的服务主体。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着力点。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发展;二是切实保护农户承包土地的合法权利;三是鼓励农户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四是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4.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激发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新活力
农民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受益者和管理者。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从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写下血书自发“包产到户”，使农民成为市场的主体，到温州农民“靠一把剪刀闯天下”，使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从山东诸城农民首创“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养鸡模式，到广东南海农民首创“土地股份合作制”，都是从群众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根源于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我们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势利导，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尊重基层农民的首创精神，激发农民的创新活力，让其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加速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现代农业；投入产出；综合评价
一、仁和区农业现状
仁和区位于川滇交界，是生物类型较为丰富的地区，具有很大的农业发展潜力。近年来，仁和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资源比较优势，为农民打开致富门。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农产品增产不增收、农业增速后劲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仁和区所辖乡镇横跨攀枝花市南北部，全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享赋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科学客观地了解仁和区农业发展现状及其问题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需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分析方法对仁和区近年来农业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测算。为了准确衡量仁和区现代农业的整体水平，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对全区农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二、评价方法
-多指标综合测定法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测定法综合评价仁和区现代农业发展总体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攀枝花市农牧局网站、政府公众信息网的统计资料，得到仁和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基本原始数据。本文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3个方面选取10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
四、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它把各种因素划分为一个有序层次，将同一层次元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比较，形成一定的权重数值。在两两元素比较时，采用“1-9”级及其倒数标度法判断各要素相对重要性，采用方根法计算判断矩阵中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五、一致性检验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用随机一致性比率CR表示，当CR小于0.10时，认为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六、数据标准化
本研究采用标准值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确定了不同指标的标准值。
七、结论分析
根据指标体系的测定结果，2011-2015年仁和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均大于1，达到了发达阶段的水平，但与之不相符的是在农业投入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农业产出水平的水平在2011-2013年之间呈下降趋势，虽在2013-2015年间有所上升，但上升程度并不显著。在农业投入方面，在2011-2015年间仁和区农业投入水平逐年上升，从2011年的1.71上升到2015年的2.19。从结构上来看，农业投入要素结构不合理，劳均耕地面积这个权重较大的指标得分值很低，2015年劳均耕地面积为0.175hm2/人，达标率仅为0.58%，与农业发达地区水平不相符。农业机械化水平虽较高，但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25.39kw•h/hm2下降到了2015年的22.82kw•h/hm2。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这个指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从2011年开始达标率就达到233.24%，可以看出，仁和区化肥过度施用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条件，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在农业产出方面，仁和区在2011年的产出水平较高，为1.22，但从2011年开始到2013年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后略微上升。从二级指标来看，在2011-2014年间，粮食单产从5445万吨下降到了5175万吨。
关键词：;农业;改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17-03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支柱产业和国家收入的主要命脉，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农业视为国之根本，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民以食为天。”农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崇高而神圣，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了尚农思想，炎帝“教民稼墙”，被尊称为“神农氏”，受到朝野祭奠。所以我国古代农业曾有辉煌的过去，生产技术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并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农业技术的改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农业中的运用带来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把中国传统农业远远地抛在了后边。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大清要员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图中国自强之策时，无论是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西方：“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怎样才能发展中国农业呢？这时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引起了清朝有识之士的关注。特别是到19世纪90年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走上历史舞台，引领中国近代化思潮，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其改革的主旨是大力宣扬“君主立宪”“工商立国”思想，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此史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不过以往史学界对的研究有一种现象，重政治轻经济，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重工商轻农业，农业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呼吁君主立宪、工商立国的时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和思考，他们反对“重农抑商”，其实是在提倡“重农重商”和“商农并重”。更为可贵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农思想也能与时俱进，在欧风美雨的侵染下，他们也认识到了对传统农业思想、制度、传统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农业思想和政策，即使在失败后，其农业的改革措施也得到了持续的贯彻，大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发展。
一、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思想产生的原因
对中国传统农业缺陷的认识和反思是进行农业改良的根本原因。我国古代农业长期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成为周围边国的学习榜样。可进入近代以后，与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相比较，凸显中国农业日益没落，传统农业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对此晚清有志之士尤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排序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3]的观念，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农业生产严重脱离。农业生产技术靠的是父子相继，经验传承，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中国的农民仍“同千百年一样”，用简陋落后的工具进行劳动[4];种植的农作物也仅仅“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5];整个农业的耕作制度“沿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4]。这就造成传统经验农业在西方以自然实验为基础的近代农业面前节节败退的局面，特别是甲午一战，“天朝上国”竟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的不可思议性，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反思意见很快统一起来，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农、工、商各业发达是西方强盛之基[6]，“然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传统的农本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得到继承发展，有志之士纷纷提出发展农业的新举措。其中，对西学比较了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陈炽、严复等人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科技兴农之路。陈炽指出，西方各国“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近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昌蕃亩收十倍”[7]。所以严复也说，中国“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进，新理之日出，则断断乎莫能为也”[8]。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才能使农业兴旺发达。
在对传统“农本”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是维新派对农业进行改良的思想条件。中国封建政府传统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这看起来是对农业有利，其实不然。王韬就揭露封建政府官员借农本之名，行掠农之实，因为他们“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为农之虎狼而已。”根本不知道“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9]。这样的重农实际是重收取赋税，乃是杀鸡取卵之行为。维新派在批判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立国的同时，科学理性地认识到了农工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赋予“农本”新的内涵：“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则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所以，“民以食为天”，无论工商多么发达，对于人类农业始终是本，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了。
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的传入使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尤其是早期维新派，都对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进行了思考，并强烈呼吁清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对农业进行改良。时至19世纪90年代，甲午一役的战败，国人的觉醒使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主张发生了共振，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拉开了大幕。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农业方面的改革措施却由于人们的共识而得到继续贯彻执行，从而使中国传统农业开始近代化的转型。
二、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措施
1898年6月18日，清政府在维新派的呼吁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了。是一次较为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改良农业是这次变法的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期间，农业改革的诏书措施主要有：第一，光绪下诏告示天下，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我国的农业，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号召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改良我国农业;第二，建立农业行政机构，专督农业生产，“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第三，引进西方农学，发展农学教育，“设立农务学堂”，编印“外洋农学诸书”;第四，民间要“广开农会”，以利推广农业技术[10]。令人欣慰的是上述措施并未因戊戌而中断，而是在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深化执行。特别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最为得力，他们主张，要想富农，首在修农政和兴农学，多次上书建议各省设立农务局，京师设立农务大学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农业措施，把光绪的改革诏令具体细化实施。其一是劝农学，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农业技术。学成归国者奖以官职，在各省农务局办事。其二是劝官绅，要每县设立一个劝农局，负责种植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其三是导乡愚，购置先进农具进而仿制，择地设实验场，讲究肥料，科学种田。其四是与民休息，减征缓赋，扩大种植，开垦荒地。所以，戊戌时期的农业改良得力于中央有政策，地方有贯彻，措施具体，效果显著，这就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转型。
三、戊戌时期农业生产的变化
上述百日维新期间的农业改良措施，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贯彻执行，使我国传统农业，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由手工农具向机械半机械的农具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非常缓慢，长期处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手工劳动阶段，“牛、马牲畜”成为农民的最主要帮手。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先进的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有志之士发出师夷长技的呼吁，在物质技术的层面中西开始了接触。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开展，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大促进了西方先进机器的输入。受此影响，农业生产也开始运用近代机械，1880年，天津客民第一次采用机器开荒，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戊戌思潮的兴起，中国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农业方面应用先进机械也逐渐多了起来。1897年，浙江、福建的一些地方开始用机器制茶，浙江镇海采用抽水机进行灌溉。1898年，湖南、福建部分地区也采用机器灌溉。自此以后，西方先进农具的引进渐渐成为常态，到1908年清末新政时期，西方先进的农具传到中国的有洋犁、马耙、玉蜀黍播种器、抽水机、刈麦器、刈草器、脱粒器、缫丝机、制茶机、渔轮等。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面发展，尽管此过程是如此缓慢，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
第二，农学教育出现了由父子面授的经验农学向近代农业学堂设立下的实验农学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生产，外部靠天的自然，内部靠父子相随的自然。农业生产教育靠的是祖辈积累经验的传承，“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一旦学者为优，又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进士”局面，造成从事农业的皆为“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11]。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志之士在探索富国强兵的路途中，逐渐认识到我国传统农学教育的缺陷，从而开始了农学教育近代化的步伐。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在三、四年级的功课中开设农业课程，教授学生花草学、禽兽学;1896年，清政府接连创办三所农业学堂――江宁储才学堂、高安蚕桑学堂、遵化“农算学堂”;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创办蚕学馆，聘请留法学蚕的江生金为总教习，开设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论、害虫论、桑树栽培论及各种农作物实验等19门课程，1900年获得毕业文凭的有19人，学生毕业后到各省教书并推广养蚕栽桑新法。杭州蚕学馆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办学比较规范而且影响深远的农业学校，被称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杭州蚕学馆之后，陆续又有一批农桑学堂、农艺学堂的设立。1898年4月，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10月，张之洞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增设植物学学堂，实际就是开设植物栽培学，目的是培养农业生产人才。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皇帝“拟在江宁先设农务学堂一所”。19世纪（下转88页）（上接18页）末，各地官绅请办的农务学堂还有：江苏农务学堂、苏州农务学堂、宝山县农务学堂、淮安蚕桑公院、阜阳农务学堂、南昌农务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办，加速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农业人才。在此形势下，我国农业出现了三个新变化：农业实验机构的出现、农会的建立、农报的发行。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1899年江苏淮安成立饲蚕试验场，这些试验场运用新法进行养蚕、育种、防病的各种试验。清末新政之际，1903年，清政府相继在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福建福州、辽宁沈阳等地设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北平成立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试验场的任务就是对“各直省解到物品，以及外洋各国选购种子”进行实验，涉及到谷麦、蚕桑、蔬菜、果品等诸多农事。为了推广近代农业技术，晚清民间自行组织了有关机构――农会。1897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务农会”，主要从事“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的工作，随后各地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到1907年全国各地的农会组织有29个，说明近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1897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农业技术的报纸――《农学报》创刊了，《农学报》办刊十年，翻译171种西方近代农业技术著作，翻译775篇西方近代农业文章，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各论、土壤、肥料、气象、农具、水利、蚕桑、畜牧、家禽、林业、园艺、植保、兽医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西方农学在我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业经营上出现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趋势。二千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己种自己吃，过着“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到清末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公司建立了，根据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而且是合股经营，不单挑独斗。1897年，浙江镇海自来水灌田公司、江苏淮扬种树公司、福州制茶公司先后成立，到20世纪初，全国成立的各种农业生产公司有90多个，经营涉及种植、蚕桑、渔业、茶叶、畜牧、烟草等类型。这些公司经营专业化、市场化，与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的民族危机和的改革措施，推动着中国有志之士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关注的焦点不是农业，但百日维新的政策却有许多农业改良的内容，这对开通社会风气，传播西方农业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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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远县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安远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紧紧围绕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目标，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重点，以农业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为保障，努力推动安远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稳步发展。
二、安远县现代农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农业管理和农技服务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现代农业发展上缺乏优惠、扶持政策。据调查发现，近几年安远县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投入，但远远不能满足于实际需要，对发展农业上应有的优惠扶持政策只停留在文件材料上，没有真正的把农业资金用于发展现代农业方面，没有发挥其最大效应。如今我县现行的农业管理服务体制致使全县农口各部门各自为政，各涉农部门之间工作沟通少，农业信息不流畅，导致部门之间在工作上难以统筹协调。一是现行的农口系统技术指导人员出现了人才断层、知识老化的现象，技术服务指导跟不上现今的农业发展，致使农技干部作用发挥不充分，全县各乡镇农技人员大多数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乡镇中心工作，无心也无力地开展农技推广工作;二是农业干部和农技人员不善于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管理知识，满足于现状，对农业发展的思考不多，农技服务水平不高;三是全县农业专项资金整合度较低，发挥效益不够，政府对现代农业的认识不够深，重视不够，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种种养大户的支持不够，使企业、合作社、种养农户在发展、扩大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效益不明显，带动性不强。据了解，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方面上存在着思想不够解放，经营管理服务观念比较落后。目前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和农业产业项目不多，规模不大，档次不高，深加工企业少，经济效益不大，知名品牌较少。新型经济组织带动能力弱、投入资金有限、经营范围小、财务管理基础薄弱、扶持政策较少且滞后等方面抑制了发展。全县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市场没有建立完善，运行机制不到位，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发销售的状态。产、供、销一体化链条不紧，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销售体系。
(四)农业投资渠道不宽，本级投入不足，农业发展资金使用效益还不高。近年来，安远县在农业项目建设的投入上投资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市级农业项目资金，县级财政投入未达到中央关于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的要求。在农业项目建设的投入上渠道不宽，对争取的农业项目资金也没有很好的统筹协调，资金使用效率低。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等、靠、要的思想严重。
三、几点建议
(一)加快农业科技转化，转变增长方式，合力推进效益农业。一是要增强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科技带头作用，致力于改良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新方法，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二是大力推广现代农业发展技术，提高适用技术的转化效率。充分发挥农业示范基地的带动作用，抓好大面积生产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重点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赣州市十大农业技术、简易贮藏技术、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开展农业科技示范户建设，增强科技入户能力。三是加强与农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校的科技合作，积极转化、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各涉农部门应加强与上海农科院、江西省农科院、华中农大、江西农大等科研院校联系。四是加强农技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农技人员的服务指导能力，增强农技推广活力，提升技术服务水平，抓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将现行分散的各乡镇农技推广资源整合，建立乡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同时要加快农技人员知识更新的步伐，使他们走出传统农业技术指导与推广的局限，掌握适合农业结构调整的新技术，强化农技推广的有效性，吸收农业学院的大学生充实到农技推广队伍中来，提升农技推广技术指导素质。
(二)依托销售网络，加快优势产业开发，大力构建品牌农业。一是积极打造农产品品牌。要充分利用已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国内大中城市建立的销售网络，打响三百山脐橙知名度。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促进农业与加工业的整合。通过招商引资或引导地方能人开办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加强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农副产品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提高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延长农副产品销售链，进一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
(三)创新农业管理和农技服务体制，加大农业发展资源的整合力度，充分发挥农业发展资金的使用效益。要紧紧抓住安远县面临的各种发展机遇，结合实际，尽快对全县农口单位进行整合，强化农口系统的统筹和协调，同时要利用我县在果业、生猪等方面的优势，成立农业特色园区，以农业科技园区为载体;要整合上级农业专项资金，要加大对规模农业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把农业发展资金与现代农业项目紧密结合起来，把上级支农资金用好用活，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机制，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结合安远县传统农业的优势和特色，创新农业发展机制，为全县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是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办法，要从政策上支持农村土地向大户集中，实行集约化经营，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在现代农业中的基础作用。二是农业项目建设要紧密结合龙头企业和种养殖大户的发展，避免重复投资，充分发挥农业资金效益。三是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扶持龙头企业和种养殖大户进行集约化和产业经营。四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制定积极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到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上。五是要把龙头企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积极支持安圣达公司、天华现代公司、双孢胎有公司等龙头企业和种养殖大户扩规上档，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对农业产业项目的组织、策划、生产管理，充分发挥其带动示范作用。
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和，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对策
一、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湖南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湖南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环境，但也面临不少不少问题及制约因素
（一）农业的外向程度不高制约着湖南农业的市场空间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外向拉动特征，发展外向型农业，积极推进农业国际化，是农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入世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客观要求。而湖南农副产品创汇能力仅为5.2%，其分值为10.4，非常低。这说明湖南农业的国际参与度很小，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外汇贡献己趋于负值、传统的粮猪型农业结构，不具有比较优势。
（二）农业科技人员不足制约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软实力
农业科技人才是现代农业发展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农业科研人员不仅担负着农业研究的工作还担负着农业科技的推广重任。湖南农业科研人员相对数值仅为2，不到发达国家的1/10。由于现阶段湖南农业科技人员福利待遇不高，住房条件差，工作条件艰苦，因此年轻的科技人员出国、转行的现象十分突出，甚至有的农村出来的农业科技人员想方设法通过考研、留职停薪再次跳出“农门”。据统计，近10年来，流失的农业科技人员约占科技人员总数的近20%，并且大多是中青年科研骨干。特别是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农技推广机构受到大冲击，由于被撤并、“断奶”，造成人员流失，严重影响了农技推广队伍的稳定，也严重着湖南现代农业发展的软实力。
（三）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的人力资本质量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国民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施行和高等院校的扩招，大大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但近年来随着接受教育成本的增加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广大农村有所抬头。农民的孩子考学难、上学难、找工作更难的现象较为普遍。不少农村的孩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更多的中青年民工因在外打工而把孩子留在家乡让老人看护，“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成为当前农村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农村教育出现危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难以提高的现实应当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据统计，湖南的文盲、半文盲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力素质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流失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教育质量低下，教育结构不能完全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子女受教育成本的提高不同步，教育费用在农民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加之农民对子女受教育后的预期收益缺乏信心，这些直接影响了农民子女素质的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偏低使他们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转变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导致农业经济与现代农业建设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湖南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发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拓展现代农业发展空间
发展现代农业，湖南应该实现农产品由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转变过程中，更加注重国际市场；在农产品生产由数量效益型为主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过程中，更加注重国际农业标准化；在农业资本构成由以国内融资为主向国内外融资转变过程中，更加突出利用外资；在农业科技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变过程中，更加注重运用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通过利用国外的各种直接和间接投资，弥补湖南农业投入的不足：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弥补湖南农业技术的不足；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来弥补湖南土地资源不足，拓展农业发展的空间。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的人员的保障体系
农业科技的人员的保障体系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工程，我省应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
（三）迅速构建农村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网络，是推动我省农科教结合的战略决策。
以远程教育为主线，建设包括农业院校、电大、农广校、各地（市）农校、县、乡（镇）成教中心（文技校）在内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网络。加大我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力度，不仅从观念上，而且从实际操作运行机制上变"应试教育"为全面的"素质教育"，努力探索农业院校、电大、农广校各地（市）农校与农村成教系统（农职中、职专、文技校）相互之间协作的最佳结合部，彻底改变相互之间各自为政，甚至无休止地大打生源竞争战而造成的内耗局面及产生种种弊端，引导各类学校在农村这个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的大教育网络中，找准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位置，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这种与当地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结合的多功能综合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网络，必将推进我省农科教结合与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增强教育为农村经济发展及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整体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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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传武.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困境和途径[J].经济纵横20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