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0 17:34: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近代农业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再农业化 必然性 发展理念
一、再农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古代东方传统农业长足发展和局限
古代传统农业发展中，东方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农业发展成就突出，因此率先进入古代文明。它们传统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开垦了大量农田，形成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较高的粮食生产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且使之延续和发展。传统农业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传统农业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墨守成现，而且脆弱的小农经济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保护它们，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其次，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口流动，加之中央集权制和户籍制度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这样，新的阶级很难产生。再次，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取得较高的收获量，这使得许多未成年人过早地投入农业劳动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刺激强化了农民早婚早育多育的观念，造成古代人口的阶段性高速增长。
（二）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及局限
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工业上的巨大成就，大大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典型标志就是农业工业化。十九世纪，生物学上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化学生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农业长足发展。恰恰由于农业的良种化、化学化、机械化的应用，使农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以投入大量物质和能量为标志，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将四千年的传统农业推进到近代农业，带来了20世纪农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高能耗和化学品的污染也带来了能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等严重问题，困扰着社会社会发展，于是人们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新型现代农业
21世纪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生命科学和其它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使世界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基因库的建成，遗传工程的崛起，克隆技术和生物固氮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的面貌将为之一新。在新科学技术革命中，产生了一批新的技术群，如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正不同程度地在农业中得到应用，为解决工业化农业带来的环境、能源和生态问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
正是由于传统农业局限和近代农业工业化导致农业的异化，现代新型农业则要求在深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对“再农业化”进行深刻的思考。立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需求、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进行“再农业化”，将近代农业工业化推进到现代农业生态化。
二、再农业化发展理念及特点
从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角度分析来看，再农业化具有明显的时代内涵，主要概括为：1、现代农业是高效益多功能的产业。再农业化突破了传统农业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供给和原料生产的局限性，而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不断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拓展，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生产，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都比传统农业大幅度提高。2、现代农业是高度科技依存型的产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的贡献度超过了资源依存度，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贡献度一般在70%以上。现代农业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为引领，以常规技术升级的效率革命为支撑，用现代科技及装备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3、现代农业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现代农业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现代农业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现代农业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了化学（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避免或减少了生态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4、现代农业是高投入、高保护的产业。现代农业注重集约投入生产要素，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应用现代科技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改变了农业粗放经营状况，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现代农业是国家高度保护的产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证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农业科技推广、补贴、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高保护政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关键词]气象服务 农业经济 价值研究
[中图分类号] P4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5）-3-356-1
0前言
气象为农业服务是气象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降水，风向、风级，温度等一系列气象因子对农业的栽培，种植，灌溉，收获等诸多项目的服务，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发展效益。
1气象服务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的特殊地位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民维持生计极大的依赖环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总结了诸多关于农业生产的经验，比如“二十四节气”，“春种秋收”等，这些规律都与气象因子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农业的发展与气象因子息息相关。但是由于对气象因子的认识尚未上升到理论性指导阶段，人民大多还不知道如何规避气象因子带来的自然灾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在面对洪涝，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往往显得手足无措。进入近代社会，人们开始有了规避气象灾害的意识，试图通过天气预报，温室培育农作物等一系列措施防灾增产，甚至尝试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室内环境进行农业发展。不可否认，这一系列措施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对气象知识有清楚认识，利用气象服务为农业经济服务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说，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敏感的行业，农业地域极其脆弱，一方面，土壤等内在因素受地域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极大地受到气象因子的制约。许多我们常见的现象，比如低温引起的农作物冻害，降水不足带来的农作物墒情问题，大雪，大风对农作物的破坏性作用力，大量持续降水导致的洪涝灾害对农田的冲击等现象都是气象因子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减产，颗粒无收等致命性的打击。然而，这些灾害大多可以通过气象预报。通过气象服务及早的做好农业防灾救灾工作，将损失降到最小。从这一方面来说，农业的生产和丰收、减产与天气、气候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复杂多变的气象环境条件下进行的自然改造和社会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对天气、气候条件的关注。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掌握天气、气候知识及天气、气候服务信息，气象服务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据特殊地位。在任何时候，发展农业生产都不能忽略气象因子对农业经济的作用。
2气象服务对农业经济的价值
进入近代社会，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机器生产的运用，农业经济逐渐走向集约型发展的趋势。摆脱了传统农业粗放型的局面，开始尝试通过新型农业经济模式走上农业经济创新之路。尤其是最近几年，温室大棚技术，无土栽培，生态农业等农业经济发展迅速，一日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不再是过去靠天吃饭的老样子。诸如此类新型农业经济增长模式都是对气象服务的创新，是在气象服务的基础上开展的。可以这么说，气象服务为新型农业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利用温室大棚技术，可以通过人工调节农作物生长的温度，改变农作物生长的季节性限制，利用温室这种人工气候，实现农作物快速生长，极大地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循环栽培，如反季节果蔬等，满足了市场需求，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极具潜力。
同样的，温室大棚栽培可以通过建造人工环境，充分利用太阳能光照和人造光，有效的避免了气象环境中的大风，冻雨等灾害的影响。不仅仅温室技术，气象服务中的天气预报和人工降雨等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措施也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规避气象灾害的价值。准确的天气预报，如降水预报等都可以提前预知短时期内天气的变化，及时对极端天气做好防灾准备。天气预报还包括对暴雨，冰雹，台风，沙尘暴，霜冻等恶劣天气的预测，为农业生产赢得了宝贵的降低灾害损失的时间。虽然现阶段进行气象预报的准确性还不太高，但气象预报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通过气象预报部署农业生产计划，针对区域环境和易发性气象灾害区域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品种。实现农业区域化发展。在现阶段，区域经济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顺应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利用气象服务为农业经济提供气象学上的理论支撑，采用气象服务，合理地规避区域小环境的气象限制，将有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降到最低，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附加价值。
3结语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气象服务的协调作用。只有充分利用气象知识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规避气象灾害，合理制定农业生产计划，为区域农业发展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清朝前期；商丘；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96-01
商丘位于河南省东部，是豫、鲁、苏、皖四省的交汇，中州的东部门户。它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农业历史。清代前期的农业开发，使商丘形成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本文旨在对清代前期即顺治到乾隆统治时期商丘本区农业开发做以简要概述。
一、清朝前期商丘农业开发农业开发的状况
（一）商丘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清朝前期商丘农业发展使该区耕地面积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奖励垦荒、治河、整顿赋税等各项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措施。再加上农作物新品种的增加，在永城是大豆小麦产区，在宁陵、睢州、民权是花生产区，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明代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第一次公布明初全国有户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余，在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数达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有余，这是我国人口统计史上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的数字。在商丘到清康熙四十年（1705年），商县耕地人口六万有余。像永城县，在明洪武年间，全县在册人口一千余户，到清顺治在册两万余丁，康熙年间在册近四万余丁。
（二）耕地面积扩大
商丘土地辽阔,可开发的土地很多。清康熙四十年（1705年），全县耕地54.4万亩，人口6.24万，人均耕地8.72亩。归德府境，“民卫原额地一万两千五十五公顷三十八亩三分有奇，除荒地一千一百二十八倾五十亩七分六厘，又于乾隆元年经抚院富公具题豁除临河南压柳占地三顷二十二亩九分二厘，实在清丈自首出退滩熟地八百七十六顷一亩四分四厘零。又经经雍正十二年，十三年垦复额外夹荒、老荒八顷四亩五分四厘有奇，现在行粮熟地一万一千八百一十顷八十五亩三分六厘五豪有奇。”永城境内，康熙年间开垦荒地四十三万亩，占原额地的23.94％，到雍正年间全县额地一百八十七万亩，内有公田十万亩，门军籽粒田九百一十七亩。这是归德府境内历史所未有的。
二、清朝前期商丘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农产品的商品化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商品粮食，而且也为手工业部门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原料。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 明中叶，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是从广大劳动人民最需要的棉花种植开始的，河南省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乾隆初年，河南巡抚尹会说：“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贩贩于江南”。 明清间，邢台与德州、石家庄、邯郸、商丘等棉区连成一片，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棉区。清朝一诗人曾这样描写：“秋村棉絮落纷纷，入市千堆映日曛，白比峨嵋山后雪，多于宏景岭头云。”此外，烟叶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部门，烟叶又名“淡巴菰”、“但不归”，产自外国，明中叶传入我国。清代前期，由于吸食者日众，种植面积不断加大，几乎遍布我国南北各省，当时有所谓“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 的说法，可见烟叶在清朝的种植繁多。商丘的睢州是当时生产烟叶的重要地区。另外明清时期，插花地遍及河南八府州县,在明朝虞城、宁陵、考城、睢州的侨民垦地分别高达该县总耕地的19.4%，21.4%，27.6%和34.5%，到清代仍然延续下去。
（二）生态环境的影响
但是清初商丘地区农业的发展也破坏了本区的生态环境，加重了本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初三，大风雷雨雹，县城至桥二麦俱尽。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六月，归德府境内大雨四十余日，平地成河，禾苗房舍尽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夏秋，睢州等地连降大雨60余日平地水波汹涌，水逼睢州城，百姓悲号，知州马士英等至水前，下令携土者奖以金钱，城幸免淹没。随人口递增，陷入广种薄收，越垦越穷恶性循环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本区近代农业经济的衰落。以上情况说明清代前期的滥垦是造成本区近代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不难发现清代前期商丘地区的农业，农业有经济的较大发展，但是发展农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产生了破坏。是不是经济开发一定要破坏环境、生态平衡？经济的增长是否意味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恩格斯曾经深刻地阐述过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三、结论
从总体上来说，清代前期商丘地区的农业开发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政府垦荒政策的引导下，大量荒地被垦为耕地，客观上奠定了本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也说明小区域的农业开发也必须要与当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相协调。所以在本区退耕还林，大力种草种树，特别要在多山地区发展多种农业经济使农、林、牧经营按合理的比例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本区农业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利用先进的技术，争取做到既发展经济应处理好经济开发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又保护自然环境。这才是我们今天中部崛起的真正归宿!历史已成为过去，我们不可能改变，但历史留下来的关于商丘农业开发的经验教训，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反思、借鉴。但愿今天的中部开发，能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结合起来，再建一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商丘!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简介：贺靓艳（1988- ），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参考文献：
[1]王瑞平.明清人口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81.
[2]永城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540.
[3]乾隆.归德府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09.
[4]商丘地区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93.
[关键词]农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言，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水平，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文明大多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农业并未明显落后于中国，那么，罗马帝国以后整个中世纪的千余年中欧洲农业进展缓慢，终未超出古罗马的水平，而中国农业则在商周和秦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在此后的千余年中代表着世界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世纪的欧洲，谷物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大多在1.5～4倍，即使到1800—1820年时，最先进之英国也只提升到11.1倍，法国和西班牙为6．2倍，德国、瑞士等国为5．4倍。而据《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的记载，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谷物的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8世纪。因此，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其《哲学辞典》(1764)中说：“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学生。”[2]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gues．Gernat)在其《中国社会史》中也说：“中国农业在18世纪达到了其最高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农业显得特别落后。”[3]近代生物科学19世纪才开始取得重大进展。
事实上，中国农业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欧洲著名农史学家Paul．Leser曾经指出：“欧洲之农业直到18世纪仍抱残守缺、极为落后。欧洲农业之趋于合理并能逐渐发展，基本上是东亚文化刺激的结果。”又说：“整个欧洲农业变化最重要的起点是18世纪初。究其原因，可能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受古罗马农书的影响，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促成这个变革的动因来自东亚，从而可知现代文化基础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有所借助于东亚的。”[4]
这一时期传人欧洲的中国农具有曲面犁、扇车、风车、碌碡及园艺上用的人拉辊子等。据B·H·S yon Bath考证，中国的耧车是经威尼斯——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传人英国的。后经J·Tull改进，成为通行于欧洲18世纪的条播机。这些技术的传入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圃式农法的废除。Leser进一步指出：“若无18世纪初开始之农业革命，则其后二百年中欧洲人口的增长及其相应之发展，均无可能。我们应为东亚文明提供欧洲近代文化之坚实基础心存感念。”
据Angus·Madison(1990)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5]可见在一个传统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时代，中国凭借其传统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可悲的是，自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国不仅在近代工商业方面明显落后于欧洲，作为传统优势产业的农业也逐渐落到了后面。如果说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妨碍了以节约劳力为特征的机械技术的发展，致使劳动生产率落后于欧美，那么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在节约土地的技术和提高土地生产率方面仍然落到了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并不缺乏对农产品的需求且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水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开发出更多新的提高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的技术?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分析和比较一下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
二、农业增长源泉：传统与现代的比较
18、19世纪，欧美多数国家农业生产率与中国相差无几。但今天西欧和美国的作物单产普遍较1800年时翻了5—6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1800年，美国生产2700公斤小麦需要373个工时，劳动生产率与中国相比并无大的差异，但1960年时，生产同样数量的小麦只需10个工时，是1800年时的三十七分之一。
在土地生产率方面，17世纪中期英国每公顷粮食单产为670公斤，大体相当于中国同期的水平，但19世纪后明显高于中国，1850年时达到1880公斤，较1650年时增长了2.倍。1850年，美国粮食单产只相当于同期中国的50—70％，但二战前后逐渐超过了中国的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分异呢?据美国学者帕维里斯分析，1929—1972年美国农业增长的81％、生产效率提高的71％归功于技术进步。1937—1972年，美国研究和推广中每l美元投入可获得7美元收益。可见，现代农业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中国的农业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15世纪后就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客观地说，中国农业在明清时期仍然有相当快的发展，例如多熟种植的推广与普及、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传播、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多种经营的高度发展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人口翻了6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应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明清时期的增长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进行的。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它已经将其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土地和劳动，这是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其他投入物如种子、粪肥等，大多与多劳集约有关，农家自产，很少需要外部投入。现代农业则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投入，如良种、化肥、农药、机械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农户自己所能解决，必须依赖外部供给。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在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差别。例如印度人均耕地数量是日本的6倍，土质也较日本好，但1960年时其单位面积农业产值仅为日本的八分之一。
美国所有投入中外部投入比重的变化情况
年份 1940 1960
投入比重 34 62
瑞典外部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 1860 1890 1940 1960
比重 5.5 12.0 22.8 39.7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没能及时研发出这些技术和新型投入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对两种技术创新的方式作一比较分析。 三、经验型创新与实验型创新
当经验型发明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时，人口规模成为技术发明率和技术水乎的决定因素。因为人口多，尝试的机会也多，发明的机率相应增加。与经验型发明不同，实验型发明是近代和现代技术创新的典型方式。这种技术发明源于实验。与经验性发明相比，实验式发明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攻关目标、工作计划、科研项目等等)。
第二，发明活动是一种专业活动(由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机构和组织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
第三，高成本(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大多需要相当多的经费投入)。
第四，可控性与可重复性(实验可根据目标和进展情况不断修改和重复进行)。
第五，精确性(研究和实验的精确度非经验性发明所能想象)。
有了科学实验的方法，人口规模对技术发明的约束被解除了，一个发明家在实验室一年的实验可能超过几千个农民或工匠一辈子尝试的机会。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区别，现代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规模上还是在速率上都是传统经验式发明所难以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明清以来因人口激增，中国对西方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节约土地的高产技术并不缺乏需求的话，那么对于实验农学的阙如与滞后就只能从技术供给的方面去寻找原因了。
四、制度创新与农业技术的进步
如前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需要许许多多的其它社会条件配合。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学不再是为满足人类好奇心而存在，技术也不再停留在作坊中，科学与技术联姻，科技不仅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心目中不断树立其威望。因现代科技创新具有目的性、高投入、专业化和多学科集成的特点，非传统发明方式所能胜任，因此，要想在现代科技方面取得进展，不能不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以形成有利于现代科技发展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环境。
事实上，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事实已证明，有这些条件或因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就快，没有这些条件或因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因此，究其根本，广义的制度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和基本条件。中国近代在整个经济和技术方面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在制度上不断变革与创新，以促成现代实验农学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与条件的形成。这从以下一些历史事实可以得到印证。
所谓“农业教育”就是“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手段，从知识、技能和思想品德上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农业科技、管理人员和农业劳动者的活动。一般指以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教育内容的学校教育;广义上包括与农业技术推广有关的宣传，示范活动和农民教育等等”［1］(P783)。农业教育是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社会活动。社会上出现了农业生产，也就有了农业教育，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农业教育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中国农业教育历史悠久，绵延几千年。它主要以传播传统的经验农学为主，强调天人合一，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以父子或师徒口耳相传为主。传统农学曾对农业知识的传播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18世纪后，西方农学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构成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产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2］。
“实验农学”体系的确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传统农业的近代化，还创办了各种农业院校，以传播农业科技。这种以传授农业科技为主的新式农业院校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主张引进和学习。如郑观应盛赞:“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查地利，各随土性，各种所宜。”主张“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3］(P402)。薛福成也对西方农业的艺植诸法、水利之益大加赞赏。但当时引进西方农业生产之法为我所用的思想主张声音很微弱，并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和国人广泛的关注。中日，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的狂潮，这使国人大受刺激，彻底惊醒。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4］(P249)，开始重新审视美、日等国富强原因，反思西学历程，认识到欲图自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转而重视农业。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清朝的封疆大吏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倡议仿效西方发展农业教育，引进农业科技，培养农业人才。
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千余举人光绪帝，要求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建议。其中养民之法第一条即为“务农”，建议清政府设农会，译农书，督以农官，政府扶持农业生产，引进西方农业科技新成果。鼓舞用新而弃旧，这样农业自盛。张之洞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是不讲农学的缘故，主张设立农务学堂，引进西方科技知识，“中华向推为重农之国，而农功夙号艰难，农利寖形衰薄，非果地爱其宝，实由农官罢设，农学不修故也……亟应创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以开风气，以广利源”［5］(P3521)。并提出具体办法，创办了农务学堂。清甲午状元张謇也上奏朝廷:“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用，而工不用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并力陈泰西各国讲学农学之重要，“中国有志农学者颇不乏人”，建议清政府“设立学堂，讲求土谊物性”［6］(P1094)。在全国改良农业，兴办农业教育的一片呼吁声中，1897年，亟图改革的光绪帝下诏令兴办农学，命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湖北农业学堂”，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州创办“浙江蚕学馆”。
1903年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予以颁布，称为《奏定学堂章程》。该学制将学堂分为普通和实业两个系统。就实业系统又分为农、工、商等科。农科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和农科大学四个等级。初等学堂传授浅近的农业知识、使学生能够从事简易劳动，入学资格为初等小学毕业;中等学堂是传授农业必需的知识技能，使学生能从事农业工作，入学资格为高等小学;高等学堂是传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学生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或任农业学堂教员或管理员，入学资格为中等学堂毕业;农科大学是造就农业方面学术艺能人才，入学资格为高等农业学堂毕业。上述学制学堂皆为正规学校。此外，尚有“农业教员讲习养成所”和“农业补习普通学堂”两种。新式农业学堂的建立，说明中国农业教育已经开始迈向近代化的历程。
二、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各地都以此为依据兴办了一批农业学堂。如1902年直隶省于保定创设的农务学堂，两年后发展成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的正式设立等。除此之外，各地根据社会需要创办了一些讲习所，进行农业生产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到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学生2272人。到前夕，全国农业学堂总数约有250所。新式农业学堂的兴办，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根据新学制章程的规定，可以择聘外国人充之。各学堂初聘的外籍教师以欧美为主，但到1904年左右，多以日本人担任。清末所聘的外籍教师虽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但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聘用外国教习亦有诸多不便，例如，语言障碍、薪俸较高，国外教习对中国农业的情况知之甚少，教学的针对性不强，一些教习在教学中缺少实践环节等。1903年，清政府学部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要求各省务于一年内选派一二十名学生出国学习实业(含农科)各科。农科留学生的派遣国家以日本居多，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开办留美预备学后，留美农学生也随之增多。
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推广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新式农学堂、农业教员讲习所培养的毕业生，也不断的补充到农学教育中来，这些新生力量和各学堂所聘用的有一技之长，成为清末农学教育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内容，是实现其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晚清时期农业教育分科已经很具体、全面［7］。在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上，注意各类人才的培养需要，使更多的农学毕业生能直接投入到基层农业实践中。在教学环节中，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很多学堂都设有自己的种植、养殖实验基地。我国早期农业教育教师队伍主要是聘请日本和欧美籍学者担任教员。这些教员和留学生、学院毕业生都使用非本国教材，虽不太适合中国实际，但已经摆脱了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科举服务为其唯一宗旨的传统教材，这在开辟农业教育近代化、培养近代农业科技人才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上，各学堂基本上做到了岗位设置合理，运转灵活，奠定了近现代农业大学的管理模式。在制度方面，各学堂主要以欧美和日本一些大学的章则为蓝图，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实行严密的考核和计算，特别强调临时试验与定期检查并重的原则。为达到鼓励学生求学的积极性，定有奖惩施行规则，优秀者奖，违纪者罚。对教员、职员的教学态度、效果，也从经济方面加以约束。这些规章制度使教学质量得以提高，为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证。
三、清末农业教育的成效
清末农业教育的成效是明显的。
第一，清末兴起的农业教育所创办的各种类农务学堂、学校，基本是仿效西方的教学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创办起来的，是西学东渐的直接结果，也是我国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开始。虽然从高等蚕桑学堂的设立到大清帝国的灭亡，清末农业教育前后还不到二十年，就在这为期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学校性质的农业教育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其兴办成效显而易见，影响直至今天。现在我们国家有一批农、林大学等都是由此演变而来。清末的农业教育奠定了近代农业教育发展的基础［8］。
一、近代保有权制度对土地权能的扩展
14世纪末封建制度在英国衰落后，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义务发生货币折算，农民的土地权利逐渐在货币赎买下在事实上从“他主”走向“自主”。14世纪末的英国土地产权制度确认了这一事实，及时通过法律制度改革保障了这种“自主”权利，建立起以公簿持有保有权、租佃持有保有权和自由保有权三类法律关系为内容的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以此代替了曾经权能极为有限的“占有权”。保有权式的土地产权不但可以获得法律的保障，而且其权能也在制度变革中得到了扩展。近代保有权制度表面上在不突破领主所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名义下，实际地将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分配给了保有权人。这种保有权制度下，权利主体尽管仍然要承担对所有权人的定额义务(有些仍是封建性的，如入地费、继承金等)，但就其土地权利本身来说，已经具备了占有、使用、收益和有条件的处分权能，通过相对完整的土地权能事实上割断了土地权利人对领主的依附。这种权能的扩展，使得农民和领主之间建立起了更加纯粹的经济关系而非身份关系。这种权能的扩展不但促进了农民自身对土地的充分利用，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而且使得土地资源在相对的经济自由下获得了有效的优化配置。事实证明，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下，土地市场已经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保有权人有权在特定条件下流转土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被流转的每块土地上拥有了并不阻碍其利用价值的权能，其价值才能够被市场化。即使这一时期仍然处于传统的农本经济下，但是近代保有权的制度设计使得商业和市场的力量得以顺利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当中，而这对于英国农业面貌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一)近代保有权的权能首先排除了封建依附关系
英国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建立起了一个弹性很大的土地法律关系模式，用性质不一但权能类似的“保有权”涵盖了各类土地法律关系，容纳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如克拉潘所说，这种土地产权“已经失去了奴役制度的污点”。［4］由于有效而相对完备的权能，使得经济自由的曙光不断驱散着封建特权的阴霾。这种保有权式的产权制度，虽然仍处于封建身份之下(比如公簿保有制)，但是却已经与封建依附再无关联，人们所能运用的权能是自由并且受到保障的，产品贸易和资源流转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是近代保有权所扩展的权能让封建地产向产权地产的转变成为可能，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土地的价值得以有效的释放，使得后来的新生阶级能够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土地，带来土地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新。而相比之下，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在这方面落在了英国的后头，没有一个国家在15世纪就确立起这样一种产权制度，即在保留了封建领主的身份甚至仍然通过额外义务供养着这个阶级的基础上，却同时让产权的实际内容过渡到劳动群体的手中。
(二)近代保有权的权能在农业经济中引入了商业力量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系统，并且认为商业系统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确立于16世纪，而此时是商业系统的操作方式进入农业系统的时期。［5］商业的发展不再是与农业系统平行无关的事，而是刺激农业经济显著增长的力量。但是，商业力量要进入农业经济，必须依赖相对自由和充分的权能。土地权利人有权通过商业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土地收益，甚至直接有权将土地权利作为商品纳入市场。在近代保有权制度确立之前，作为生产者群体的农民基本是不参与市场的，农民的土地权利受限、权能不足，基本无法有生产剩余参与市场交换，农民的产出大部分都作为消费品而非商品。领主庄园的产品即使可以参与市场，这种活动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大多领主并不关心如何利用市场来创造财富，没有一个广泛的市场，农产品的利润水平也不会有多高，基本上农业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经济。但是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确立后，农民获得了占有和经营的充分权能，农民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必然会增加土地的产出，当其生产剩余被普遍地投入市场以换取货币财富时，普遍的市场交易行为刺激了商业力量对农业经济的渗透，农民作为土地权利主体对“改进”和“利润”都不再陌生，土地保有权的“自主性”使得他们完全有自由按照市场要求来经营土地，甚至可以将土地权利纳入市场当中，完成土地资源在市场上的优化配置。而这一切都为商业力量与农业经济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提供了前提。商业的主动精神是自私自利的，但又是富有生产力的，这种精神在17世纪时已经体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近代保有权制度的扩展性权能在产权结构这一层面上为英国农业经济注入了一种以市场需求主导，以商业力量带动的灵活运行机制。
二、现代私有产权制度对土地权能的绝对化和完备化
英国的现代私有产权制度来源于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17世纪骑士领有制的全面废除，在土地阶级掌握的大部分土地上建立起完备的私有产权;二是16世纪持续到19世纪的三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废除了敞田制和公地制度，以“所有权”压制了自耕小农的“保有权”，造成了地产的大变动和大转移。从这两方面看，现代产权制度的趋利是建立在对土地阶级的保护和对小农阶级的剥夺基础上的。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一过程是发生在近代保有权制度的“繁荣”之后，也就是说，最终所确立起的私有产权，是建立在土地经济已普遍发展，农民阶级已经出现明显分化的基础上，农民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上升变为“农场主”，加入了这场制度变迁，甚至推动了这一制度变迁。而其中的自耕小农虽然失去了土地，但是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已经使其能够成为依赖自由劳动力维生的雇佣阶层，或者被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所吸收。虽然，这场制度变迁中造成了不同阶层的不同命运，但是对每一块英国的土地来讲，却建立了绝对的、完整的、自由的权能。这意味着无论土地的利用者是谁，都将可以运用充分的权能使得土地价值得到最大化，从而刺激农业经济的极大发展。这场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土地流转中的规模化集中”，具备实力的领主和农场主通过圈地运动在追求私有产权的同时，也实现了农场的并购，形成了规模化的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顺利进入农业经济，也为工业化下发展的革新技术普遍运用创造了可能。土地上所确立起的绝对的、完备的现代产权权能，克服了传统制度中对土地产权的束缚，比如敞田共耕和公地共用。同时也使土地所有权正式在法律上具备了相比于“保有权”的优势，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保有权”中平行于“所有权”的权能，从而释放了所有权完整的权能。现代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对英国实现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使得英国的农村社会成为一个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自由劳动、资源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为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不但农业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得益于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确立，土地制度的变革与英国大工业的到来也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它们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因果关系。尽管乍看起来他们可能是两件来源完全不同的事，但这两件事在其各自发展过程中，却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土地私有产权确立所引起的土地规模化集中，引起了自耕农阶层的“消失”，他们的消失虽不是工业革命的后果，但工业革命却加速了他们的消失并帮助完成其消失。同时，农村人口的移动也促进了工业运动，正是这种生力军的到来才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从结果来看，英国的经济转型完成后，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在经济中，工业和服务业在重要性上取代了它，但也只有农业生产率的极大增长才使这一变化成为可能。所以，虽然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直接带来的农业改进与工业改进在技术上是平行的，但正如芒图所说，“这些改进都成为进步中的一部分，整个进步则超越了这些改进，从结果上看，它们是互相依赖的，从其原因上看也是而且尤其如此。”
作者：付夏婕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 农业经营形式 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 “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关键词]
The Significance of Korean Agriculture， Its Value and Prospective
Abstract：Korean agricultur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over 7，000 year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not only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ut on the people’s lives and culture. Kore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has provided its population with food， health and an environment-friendly way of living. While the crisis in the natio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will become worse with the opening of its rice market in 2004， the hardship in the nation began years ago with the popular trend to copy the western way of farming and ignore the tradi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What is serious is that the impact from these does not end with local farmers， as abandoning Korean agriculture is to go far beyond the industry itself in the future. The new agricultural policies adopted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WTO have caused the combined farming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paddies and dry fields to virtually disappear: Soil fertility has also fallen. While there is a surplus in rice production， the economy is dependent on imports for beans and wheat. Concer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wheat flour mixed with chemical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beans. The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s has plummeted， whereas non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s yet to be realized. Tru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n be obtained only when we evaluate the situation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 demand for a uniform adoption of western farming practices without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is far from wise. Nevertheless， the New Round negotiations scheduled to start this year attempt to think of agriculture as a quantitative product. In this regard， we must strive to restore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friendly viewpoint of Korea’s agriculture. Each unique tradition of farming must be respected as intangible assets. All those concerned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valuate what the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o the agriculture’s intrinsic values， and whether the merits of persity and safety can be maintained in the matter of agriculture.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but consideration must be also given to the biopersity in inpidual regions. In conclusion， it is crucial that the future of Korean agriculture should not be decided only b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lest we should endanger the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Key words：Korea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e， a uniform adoption of western farming practic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persity and safety .
1.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 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2.韩国农业的起源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 black 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 (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 也有象半用形石刀， 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 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 ，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 。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3.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和其发展过程
3-1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 Martonne， Emmanuel， 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 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 I 〉20为湿润地带，I〈 20为干旱地带，I〈 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 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3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3-2 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 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 5.韩国农业的传统及其发展方向
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的气候，由于韩国处于的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湿润气候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换的农作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
韩国的农业拥有7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由于向南北方向细长延伸的国土形状，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因此稻子所占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例如1919年，稻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当然，农作物当中最多的还是稻子，其经济地位也到了几乎能代替货币的程度了。实际上，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大豆和米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如《三国演义》中有：“种植了五谷和稻子” 的记录。[6]10）
在三国初期，农业从锄头农业发展成犁耕农业，而到了4世纪，又发展成灌溉农业了。那时的稻子农业只能采取休闲的方法，因为，高温多湿的气候下，又要防止杂草，又要防止土质下降。“休闲制”一直延续至新罗统一时代，其记录有全罗南道潭阳的“开仙寺石灯记”和高丽末期的“高城三日浦埋香碑(1309)”。但是这种“休闲制”到高丽后期就逐渐发展成每年耕作的“连作制”形式了。
现在，利用韩国最古老的农书“农事直说”来观察一下15世纪韩国农业的整个面目。[3]11）这个时代种植最为广泛的是黄米，小米，大豆和稻子；其次是麦类和人参等农作物。并且朝鲜前期的农业是以多样的作物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只能是少数人口耕作大面积土地的粗放型性质。一方面，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稻子的直接播种和连作技术。因为当时主要是采用将稻种直接播种在水田或旱田的直播法，而移秧法几乎没有。但是，到了朝鲜后期，稻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移秧法的利用使稻农业广泛地普及起来，水田的轮作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开垦壬辰倭乱造成的荒废的国土过程当中，地主制以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18世纪，移秧法不仅扩大到天水水田(只能靠雨水浇灌的稻田)，而且还利用在水田和旱田农业上了。 而且，原来的稻子的直播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直播法中，在旱田里直接种植稻子的特殊技术“干耕法”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完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畜力一贯’体系。一方面，旱田农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那时施肥法得到改善，“二年四熟”体系得到广泛普及；瓜，辣椒，烟草，土豆等新的农作物也登场了。
从这样的韩国农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农业克服“休闲制”，以发达的中耕除草技术为基础，向高级的轮作体系和连作体系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人少地广时的粗放型农业向以集约型耕种来提高土地生产性的生产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强劳动集约，深化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的复合化，成功地解决了土质的保护和防止杂草和害虫的问题。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二熟制已广泛普及，将不充足的水资源轮流灌溉水田和旱田这种‘轮水田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到梅雨季节为止，将水稻种植在旱田里栽培的“干田法”在韩半岛西北地区盛行。韩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用“集约化的道路”一词来形容，它同时也促进了韩国农业传统水旱轮换农法和复合耕种。复合耕种与当时盛行的货币经济结合起来，使多样的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变得可能，甚至使得原产地为美洲的农作物也轻而易举得变为己物。
到了17、18世纪，不顾有限的土地面积，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人口的增加进而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种农业变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且，推翻传统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农业发展带来的如此的变革，到了19世纪越来越深化，为向近代社会变迁，做着前期的准备。
18世纪以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导致了100人/平方米的极高的人口密度，它的根基主要是农业技术所实现的高水准的集约型农业。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是农业劳动质和量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还有多种富农经济，但是，在每户平均耕种规模不断在减少的当时，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仍然是在无数小农们从事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那些小农们的勤劳带来的“勤劳革命”与当时的极高的教育热结合在一起，在接受西方工业化的时候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3）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选择集约化道路的韩国农业的发展直接成为韩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推动力，并且克服肥料资源紧缺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多样的特性，进而形成优秀的‘作付体系’，韩国农业传统中所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复合耕种，就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由不均等成长论下的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滋润农民。在“低价格，低报酬”的铁链中，农民们成了新的牺牲羊。因此。韩国农业的衰落已成为定局。试图在农村解决高度成长所需的工业劳动力的财阀们，为了将传统的集约型复合农业转变为美国式的单作化农业，率先提出了韩国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而执著于韩国历史上没有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事实的人们，又凭借WTO的加入，推进着农业开放。
加入WTO以后的韩国农业，在国内方面，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专业农业人员来代替小农，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来扩大规模；在国际方面正准备着2004年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根本’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要求必将带来农民被驱出农业和农村，农业被抛弃的结果。这意味着韩国农业传统的彻底地改变。为此，巨额的农业补助金投入到了农村，传统的复合耕种完全被中断。其结果是土质在下降，杂草和害虫泛滥，进而导致杀虫剂、杀菌剂、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日益增加的农业公害；大米的大幅度增产和杂粮和大豆大幅度减产又导致了大米的减产政策和杂粮和大豆的大量进口，促使粮食自给率一年比一年大幅度下降。
最近的农业危机是由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本质，将农业转化成稻子单作化所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们认为进口美国廉价农产品更为有利。但是如何面对预计在21世纪发生的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呢？更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依从WTO的要求的所导致的。这场悲剧，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东亚的提高劳动的质和量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加入WTO以后的10年来的农业轨迹进行再检讨，并且摸索出恢复韩国传统的道路，再次向多种农作物的复合耕种转化。
6.结论
韩国农业拥有着7千年的悠久历史。它不仅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渗透到韩国的生活和文化里。尤其是大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作用，而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农业是韩国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我国的西方的化学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们现在常说的“身土不二”就说明，传统的复合耕种是又安全又十分必要的产业，因为它能给我国国民提供粮食，健康和洁净的环境。
最近的农业危机的象征就是将在2004年实施的“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可以说当我国农业的传统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它就已经暗示了我国农业的危机。完全无视和抛弃我国农业一直以来守候着的历史特性和环境特性，无条件地模仿西方农业的错误认识，其实就是招来当今的惨败的原因。不难想象，农业问题不能只归结于农民。抛弃农业往往就是对国土环境和国民健康以及民族文化的抛弃，与“穷人的夕阳产业”这种鄙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从农业的环境特性来看，农业衰落往往会影响未来的生存环境。
以水田和旱田相协调为基础的复合耕种被WTO以后的农业政策完全抹杀掉了。东亚长期以来的传统一被打破，土质下降了，杂草和害虫多了起来，化肥和农药用量增多了；结果是大米过剩，大豆，大麦全部需要进口了；一方面要对过剩的大米实施减产政策，另一方面农药麦粉和基因转变的大豆（GMO）问题困扰着人们。粮食自给率也在大大降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开放主义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却恰恰没有出现。
韩国农业果真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按照WTO的要求，选择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吗？对于韩国农业10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应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只有在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时，才能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掩盖现有环境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一味地坚持西方或欧洲的做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然而从今年开始的New Round协商正处在矛盾之中。因为忽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一片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用生态农业的视觉去寻回韩国农业的真正面貌，而这个担子并非轻松。就像以麦为主的西方农业和大米为主的东亚农业有区别一样，各个国家在各自的风土历史中形成的多样的农业文化，应作为人类的无形资产去尊重。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世界化究竟对农业的价值维护做了何种帮助，它能否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安全性共存呢？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世界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21世纪韩国农业的将来，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注解：
[1>Shridath Ramphal.. Our Country， The Planet - Forging a Partnership for Survival， Island Press， 1992.
[2>崔梦龙 .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A]，“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C].1988.
[3]李镐澈.朝鲜前期的农业经济史[M].1986.
[4] 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M]. NHK Books 226， 1980。
[5] 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M].1991.
[6]三国志·魏志·弁辰傅[M].
参考文献：
1）金宗炫，“英国产业革命研究”，汉城大经济研究所，1977。
2）李春宁，‘关于韩国农耕起源的报告—特别是研究的问题点’，“民族文化研究”7，1973。
4）李镐澈，“朝鲜前期的水稻农作法报告”，“东洋文化研究”第11号，1984。
5）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1991。
6）李镐澈，‘地方化时代的农家经济和农民意识—以庆北农村地区为例’，“省谷论总”第22集，省谷学术文化财团，1991。
7）李镐澈，“悬崖上的韩国农业，如何解救”， 1992。
8）崔梦龙 外，“韩国绅士时代的饮食文化”，“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总”第一集，1988。
9）菲里斯丁，“英国的产业革命”，罗京洙，李廷雨编，民音社，1987。
10）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东亚传统农法和西欧近代农法”，御茶水书房，1970。
11）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pp.25~29，NHK Books no.226， 1980。
12) Francesca Bray， The Rice Economics -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3) Francesca Bray， Population，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Economic Diversity ; the Case of Asian Rice Economies， Human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Change， Univ. of Goteborg， 1991.
14) Hochol Lee， Rice Culture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Korea， c. 1429-1918，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Rice Producing Societies， A. Hayami & Y. Tsubouchi ed. 1989.
17) Masanobu Fukuoka， The Road to Nature - Regainig the Paradise Lost， Published by Japan Publication， Inc. Tokyo & New York， 1989.
18) Shridath Ramphal， Our Country， The Planet - Forging a Partnership for Survival， Island Press， 1992.
19) UNDP， Benefits of Diversity - An Incentive Towar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ew York 1992.
[1] 崔梦龙， 推测青铜时代的上限是BC15世纪， 2001。
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着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着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关键词: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改革对策
水利工程是负责调动地区水源，是保证地方安全，避免洪水侵害的重要防线，对于社会发展以及民众生产生活来说，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特别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灌溉及防洪方面更需要依靠优秀的水利工程作为基础，才能保证农业发展不受阻碍，币并维护各个地区的安全。虽然在水利方面，由古至今已经积累了许多优秀经理可作为借鉴，但当前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更重视对水利工程建设改革的思考，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安全管理，才能保证施工质量，确保工程的稳定运行。
1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分析
我国并不缺乏水资源，但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泛，所以即便是维持着28124亿平方米的降水量，但由于水源分配无法平均，且人口基数大，所以水源管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水利工程发展极早的主要原因。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有着很充分的历史基础。从上古时代开始，我国的劳动人民便已经开始万众一心致力于建立水利设施，确保对洪灾及旱灾的防御，并为农业发展供给充足的水源。在水利研究与发展历程当中，我国逐渐建起了都江堰、大运河、灵渠等多项优秀的水资源管理工程，这样的建设在洪灾旱灾防御以及水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19世纪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引发的常年战争，近代水利发展则整体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30年左右我国才又开始着手建立近代水利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我国民众更是集合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得水资源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农田灌溉、防洪抗旱、城乡给水、水力发电以及水路航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推进，水利施工的风险要素也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高，所以安全性也更难以保证。为此企业应当更重视对于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改善，才能保证水利工程的建设更符合当前的时代需求，做到维护员工的安全以及工程的质量。为此应当更深入的进行分析与思考，作为后续的改革参考［1］。
2水利工程安全管理现状分析
2．1管理规章需完善
管理规章是最基础的管理依据，如果没有管理规章做支撑，任何工作的落实都只会毫无章法，如同一团乱麻。所以如果要保证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落实到位，管理规章的完善很重要。但由于水利工程隶属地区或国家政府管理，所以规章普遍是较为固定的，更倾向整体性，所以对于安全管理相关内容的叙述也很难随社会趋势以及施工实际需求而得到改变。这样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才能保证工程建设的整体安全性。
2．2安全监管技术需改革
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实时注意、实时监测、实时获取相关参数与信息，并及时上报给管理端，才能在任何隐患出现时都保证能第一时间采取处理措施。但是技术的引进、培训、升级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作为改革的代价，所以从更注重成本控制的企业视角来看，这样的技术改革是并不列于首位的。所以安全管理技术质量也始终很难得到切实提升。
2．3人员队伍质量需提升
人员队伍的质量，是施工质量的基本保障，对于水利工程来说亦是如此，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基层施工人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以及职业意识，才能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这是每个行业的共识，但也是每个领域都在回避的问题，对于水利工程领域来说更是如此。企业需要保证人员素养，才能确保施工安全性及规范性，但多数施工企业的重视显然不足［2］。
3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改革措施
3．1完善管控规章
水利工程施工是十分细致的、涉及许多要点的过程，要保证施工的安全性与效率，就必须要首先对管理规章进行完善，并随时根据施工需要以及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补全。特别是对安全规章的完善，十分重要。针对施工过程当中安全护具的佩戴、现场的施工操作、安全问题的应对，都应当进行独立的思考，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规章条文，区分开来，才能体现出每一条规章要求的重要性，并保证各个部门的权责更加明确。以现场材料管理为例，为避免支出材料库存空间的建设成本，许多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所要用到的材料，普遍都堆放在施工现场，但无论是哪一种材料，都有对于外部环境的要求，如果做不到合理管控，材料在长期受到外界水分、空气等要素的影响后，必然会逐渐产生变质或裂缝的问题。所以只有先去了解各类材料贮存所需环境，并且合理投入成本建设贮存空间，才能保证建材不出现变质、裂缝等问题，并保证工程的。所以这样的内容必须要纳入到管理规章当中，才能真正保证工程材料不会出现坠落伤人问题，保证工程安全性不会因材料质量而受到影响。
3．2持续完优化安全管理技术
安全管理工作的相关技术应用，决定着水利施工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外观及功能要求，所以企业应当更加注重BIM建模技术、多角度监控技术以及物联网感应技术的应用，利用感应技术保证施工现场的湿度、温度等信息以及现场施工设备的运作信息都能够及时传达到管理端，利用建模技术能够确切提升施工设计的准确性，利用监管技术则能够进一步提升现场施工的规范性。这样的技术改革十分必要，只有以这样的技术作为支撑，现场施工才会更加安全。
3．3积极提升人员队伍素养
安全知识培训、严格的奖惩措施以及安全理念的灌输，是保证内部管理与施工人员队伍素养提升，确保施工安全的必要因素。为此企业应当更加重视各阶层人员的筛选、培训与管理，包括管理层。在工程建设开始前，对于各个阶层人员企业都应当更重视对于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安全管理，涉及相关员工的生命安全，更应认真对待，才能够真正确保安全。
参考文献
［1］徐朝辉．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风险管理的信息化研究与实践［D］．浙江工业大学，2014．
［2］张少勇．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探讨［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2(16):122－123．
1．世界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农业阶段集中解决丰衣足食问题,以社会效益为核心;工业化农业阶段以发财至富为优先目标,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后工业化农业阶段十分重视蓝天碧水和食物安全,以生态效益为核心。
农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挑战。农业的经济效益表现在农民通过最原始的农产品物与物交换的方式获得自己所需物品。刀耕火种的长时间轮歇和林相的恢复就与农业的生态平衡有关。然而,人类脱离渔猎时代转入传统农耕方式的最重要目的是在以人力、畜力为主,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农业实现工业化也只有半个世纪左右。以美国为例,1910年统计的拖拉机总数不过50万匹马力,主要农业动力仍然是马、骡和牛。1930年拖拉机总数2200万匹马力,1955年后才达到较稳定的4000万匹马力以上的水平,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化学肥料生产方面,1913年才获得从空气中固定氮的技术突破。全世界1938年仅生产900万吨以纯N、P、K算的化肥,1979年化肥生产达1亿吨。在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武装下,农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生产的主要目标就逐步转移到经济效益上来了。这一阶段的农业特点是大量投入以化肥、农药、机械和动力为代表的能物资源,生产者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自身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销售,为了获利。农业生产的思维方式和工业化方式类似,以直线的和局部的为主。例如,只研究DDT的直接杀虫效应,而不考虑其残留与转化;只研究氮肥的增产效应,而不考虑其循环与流动。这种思维方式容易产生一种盲目乐观情绪。
这种乐观是不能持久的,卡孙1962年写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1970年写的《增长的极限》,代表了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经济活动能力的巨大增长和近代科技的进步,人们终于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也认识到地球生态平衡的精巧与脆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并成为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主调。联合国粮农组织1991年在荷兰登博滋会议上发表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登博滋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农业发展要达到保障社会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三大目标。目前,各国的农业正向着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效益这一方向发展。农业投入逐步从能物集约型转向以生物工程和信息工程为代表的智能与知识集约型。系统观、全局观和辩证发展观更多地影响到今天的农业实践。
2．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尽管我国还有少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但总体来说,由于解放后50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12亿人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业在继续巩固保障供给的前提下,正向着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方向发展。目前,农业的化肥、农药、薄膜、农机和动力投入仍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例如1996年与1993年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221%,农村用电增长375%,化肥用量增长216%。中国的农业显然还处在工业化初期。然而,中国的人均资源特别紧张,人均农田只有世界平均的296%,人均草地只有世界平均的579%,人均林地是世界平均的147%,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的719%,人均化石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67%。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吃饱吃好的要求使得对粮食的总需求增长很快。据研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期,人均年收入每上升100美元,对粮食的消耗增长30～50公斤。由于对农业实物产出需求和资金产出需求的增加,有限农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到处可见。在江河上游,森林砍伐过度。在西北草原牧区,草地过载,土地沙化、退化和碱化面积达三分之一。在南方丘陵区,不适当的耕作方法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在北方农区,地下水超采,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在城郊和富裕地区,过多的化肥和畜粪造成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沿海渔类资源过捕,污染引起的赤潮越来越频繁。湖区和湿地的开垦影响了对洪水的缓冲。黄河断流和长江洪水不但和气候变化有关,也与流域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活动有关。显然,中国的农业已经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先实现农业工业化,再走农业生态化的道路。中国的现阶段农业发展必须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走一条独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3．中国的生态农业思想
要农业提高产出,一条途径是增加投入,另一条途径是提高效率。按目前中国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和资源状况,继续适时适度地和有选择地增加投入是必要的。但投入量应当与资源供应量相平衡,与环境承受力相平衡。有些区域的化肥和农药投入已经过量,应当减少。我国农业的发展应更强调第二条途径,即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克服资源制约,协调农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使之同步提高的唯一方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改善生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如通过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育种,培育农业生物的新品种乃至新物种;另一类是调整生物的外部关系,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如增加新的生产项目,建立新的食物链。这就涉及到生态学原理在农业的应用。
凡是把生态效益列入发展目标,并且自觉地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生产之中的农业,都可以称为生态农业。
发达国家的农民在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曾经尝试过取代工业化农业或石油农业的多种替代农业形式,如带有反朴归真色彩的自然农业,带有哲学色彩的生物动力学农业,注重土壤基础作用的有机农业,开展新物种引进的再生农业等。生态农业也是替代农业中的一种,但是偏重于小型个体农业,且投入主要靠内部独立循环。中国的生态农业概念是八十年代初期,由科学家们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阶段,人们对中国生态农业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在农业中引入生态效益目标和在农业实践中自觉运用生态学原理方面却是一致的。中国学者倡导的生态农业与国外的生态农业概念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国的生态农业概念不限定农业规模,而且对化肥和农药等投入并不全盘反对。
我国当前提倡的“两高一优”农业、农业企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等,都是围绕农业的经济目标提出来的。生态农业也注重农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实践中也可以同时实现这些提法,而且由于注意运用事半功倍的生态学原理,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对经济效益的持续推动,通常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外部投入低的传统农业阶段,农民有很多自然生态方面的智慧与经验累积,如地力常新技术和轮间套作技术等。这些经验就象传统的地方品种资源一样宝贵。生态农业十分注重对优良农业传统的继承与吸收。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倒退。正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协调三大效益。生态农业也十分重视对高新科技的吸纳,如节水农业技术、控释肥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综合病虫防治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农业废物资源化技术等。农业的生态合理化方向要求逐步用低物耗高科技含量的技术替代高物耗低科技含量的技术。
4．生态农业模式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地位
生态农业是农业实践从局部、直线的主导思想向全面、系统、辨证方向发展的产物,因此选择一个在经济上和生态上都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单元来指导农业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上有意义的一个完整单元通常是一个农户、一个企业和一个村等经济单元或行政单元。在生态上有意义的则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景观区和一个小流域等。在生态农业建设中,能兼顾考虑经济和生态的、农业实践中较稳定的和可操作性强的一个系统或单元,可称一个农业模式。能兼顾农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农业模式,可称生态农业模式。农业发展的生态合理化方向会深刻地影响到农业的方方面面。例如:在育种方向方面,培育抗性好、资源利用率高的作物品种有利于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在植保技术方面,更多利用生物防治方法和生物农药进行综合防治;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整治江河和农田排灌系统,减少水患;在环境建设方面,减少工业和城镇排放物对农业的污染等等。然而,发现、评估、设计、推广和建设生态农业模式才是生态农业的核心所在。
在中国,由于人口密度高和资源紧缺,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关系,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关系都很密切,农民在长期的实践中要解决诸如农林牧副渔的资源分配、耕地无休闲的轮间套作与培肥、秸杆和动物粪便在肥料、燃料、饲料利用间的冲突等问题的过程中,巧妙的协调各种相互关系,形成了具有较稳定结构与功能的、采用适用配套技术体系的和适合各地特点的农业模式。农业模式按其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方向,可分为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模式、资源高效利用模式和绿色食品生产的模式。
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模式要解决水土流失、草地沙化、耕地盐碱化和台风危害等生态环境问题。在南方红黄壤区,有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小流域治理模式。在黄淮海盐碱区,有建立引黄与井灌结合、林果粮立体配套和种养结合的治理模式。在内蒙草原退化区,有控制放牧强度和加大水肥投入的草库伦模式。
资源高效利用模式要解决光、温、水、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副产品和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等问题。珠江三角洲传统的基塘模式和高畦深沟模式是对高水位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模式。西北的集水农业模式对水的利用效率高。华北的庭院农业模式利用了通常被忽略的庭院资源。近年在北方推广的大棚、猪、沼、菜“四位一体”模式和南方推广的“猪、沼、果”模式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很高。
绿色食品生产的模式是指生产不含污染物的健康食品的农业模式。在国外称之为生态食品、自然食品和有机食品等,国内也有称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尽管标准有所不同,但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其中以绿色食品发展较早、较快。绿色食品生产不仅涉及少施或不施化肥、农药的技术改进,也涉及生态系统的合理构建。广东徐闻的海鸥农场生产符合绿色食品标准的茶叶。他们能多年不施农药、少用化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用了“一头牛、两头猪、三亩茶、六亩蔗”加防护林网的系统模式。
5．农业模式的评价与生态农业模式设计
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农民通过世代的农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近年的发展中也有很多新的创造。通过对农民实践的各种农业模式的广泛调查与考察,可以获得很多启示与例证。然而,也有不少失败的、短视的模式。只有通过评价才能筛选出值得推广的模式,并且对模式的改进提出建议。
农业模式的评价与环境评价很不一样。基于人体健康为基础的环境评价有一套成熟的、通用的标准。然而,建立生态农业模式通用评价标准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是由农业生产目标的多样性和生产结构的可塑性决定的。因此,评价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建立是否属于生态农业模式的否决标准和衡量生态农业模式水平的相对标准。所谓否决标准是通过对农业模式的评价,只要不满足社会基本供求平衡、经济最低收支平衡和生态环境平衡不恶化的最低要求,即表明模式不可持续,可被否决。所谓相对标准是农业模式的好坏只能与条件相同的相邻模式或系统自身以前的模式进行对比评价。
通过大量农业模式的评价、筛选,可以寻找到丰富多样的生态农业模式及其雏型。初步的研究表明,生态农业模式的构建,随气候温湿梯度、流域地形梯度、城乡经济梯度、人口密度梯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揭示这些模式的组建规律和收集整理模式的组建参数是生态农业建设从经验阶段走向理性阶段的重要工作,也是生态农业设计的基础。目前,生态农业建设基本上还是处于经验阶段,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过去,我国也尝试过生态农业模式设计,但模式过于复杂的倾向较为普遍,另外模式过渡问题也常被忽略。有些为农户设计的模式加了很长的食物链与加工链,种养项目多达二十种以上,生态上象是合理,但实际上却行不通,经济上也不合算。农业模式从传统模式转换为生态农业模式通常要三到五年的转换期。转换期中,系统要建立新的土壤肥力平衡、害虫天敌平衡和经济收支平衡等,有时还可能由于旧的平衡已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确立,出现短期的不利效果,如产量低、害虫多和收入少等现象。认识转换期规律,有利于全面评价模式,并有利于制定适当措施,克服转换期的困难。
6．加速中国农业发展中生态合理化的实现过程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农业总体上刚越过求温饱的阶段,群众和基层干部都比较自觉、比较热切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容易忽视农业的生态环境效益。要加速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合理化,避免重大生态问题的产生,就必须有远见卓识、不随波逐流、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强化自上而下的配套立法与行政措施。这包括加强宣传教育、严格立法执法、合理收费收税和建立奖惩制度等。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宣传,特别是象黄河断流、长江洪水这类生态灾害的报道,大大强化了全民的生态环境意识,然而在普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原理,让更多人能自觉应用有关协调、平衡、循环、再生原理主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家近年来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法规,如农业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水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今后在进一步完善有关法规和制定配套地方法规方面仍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最迫切的是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如何制定实施方案、强化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国家在投资造林、开展水利建设、投资节水农业和农村能源项目方面力度很大,但通过计算经济的外部性来调整税率的措施还可加强。例如,把一般农药污染危害的外部性通过增税方式内部化,制约其生产,相反,可通过降低税率,鼓励生态无害的生物农药发展。
国家已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和财政部等八个部委在“九五”期间在全国开展51个生态农业试点县,直接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总书记于1997年8月5日为“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作批示,要求长期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1999年1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把生态农业建设作为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方面列出。目前,全国已经有2000多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市、乡、,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左右,达1亿多亩。
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合理化,生态农业建设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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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
哲学科学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根本任务。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研究内容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积淀、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及诸多成就，这也是哲学的诸多成分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哲学具有方法论功能。因此，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物质性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了方向；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学)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其内涵的发展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认识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穷尽该领域的真知；认识过程中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学中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种理性认识是一种理性原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
现代科学是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证明，它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有以下的突出表现。
1.2.1 自然科学发展的高度综合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人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再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更大的课题越来越困难了，综合性学科和横断性学科也应运而生。
1.2.2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更强
较之于19世纪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间题，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论思想。
1.2.3 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宏观地认识主体，在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复杂间题，如宇观、宏观、微观3个世界的规律性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宇观和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如何认识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知识的真理性等。对于这些间题的哲学回答，直接影响着有关科学的发展。
1.2.4 宏观的自然科学发展也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随着分子生物学、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发展，科学界对复杂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随机性等思想日益重视，近代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可逆性、精确性、单义决定性的纲领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学基本信息、基本原则因此而产生变革，从而引发一场思想革命。现今，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的新发展。
1.3 自然科学中的农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主要是石油农业，我国农业主要依靠石化产品支撑。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大量(或过量)施用化学产品(生长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速度。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虽然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但一些间题。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土壤污染间题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占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接近20%。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其农田的污染间题突出，例如，广东省清洁土壤只占11%的比例，轻度污染农田、重度污染农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7%,12%。土壤污染常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污染土地约2333.33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1.3.2 农田土壤质量退化间题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产行为所引起的土壤间题，已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下降明显,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约为3%，而发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0.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华北地区主要作物耕作层平均厚度减少到17cm。
1.3.3 粮食安全间题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施用化肥、农药来增加产量，粮食质量安全间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国大豆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达1700美元/hm2，远远高于美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国的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堪忧。据调查，安徽省芜湖市鸿江区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达1.59mg/kg，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mg/kg的限值，每年生产受污染的稻谷高达470t。
2 用科学方法解答农业中基本问题的具体途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也愈发突出和完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要求每名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以科学回答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间题，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2.1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统一于农业生产这个大命题。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粮食安全间题的罪魁祸首。
2.2 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农业中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来源、土壤污染的程度、发生面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粮食增产与土壤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化肥农药合理施用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