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5: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治理路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40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总体而言，东部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下，环境污染也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东部环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好。区域环境的污染出现这样的特征，一方面与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城市车辆密度也有着关系。为此，各个区域都应采取不同的环境污染治理路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环境进行大力的整治，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1 东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1.1 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东部区域的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东北三省、京津冀地区都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尤其是大气污染，严重程度领跑全国。面对着严重的污染现状，东部区域各个地方积极采取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调整产业结构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径。目前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积极地进行高污染产业的调整，有些企业被下令关闭，而传统的工业生产，一方面在进行区域搬迁，另一方面有了严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部区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可持续发展性比较强的产业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力求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走出一条治污道路。
1.2 市场机制的引入
为了促进治污工作的进行，东部区域利用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积极地引入了环境市场的机制，即在东部区域内进行发展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产业，必须要符合环境标准才能在区域内进行发展，这样的准入门槛使得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促进了企业治污工作的开展。另外，在市场的机制作用下，城市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这也为治污工作的进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环境污染的排放标准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业，这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对于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都具有积极地意义。
2 中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2.1 区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从总体而言具有自己的优势，目前，中部各个省份都在通过区域品牌的打造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而在区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纳入其中。郑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发展迅猛，郑州发展的优势主要是发达的交通网，郑州利用自身的位置优势，将铁路发展打造为自身品牌，在发展铁路交通的过程中，对环境污染进行统一化处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区域品牌打造比较突出的一个城市。合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起来的高铁线路成为了现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在大力进行高铁建设的同时，合肥统筹规划，将污染治理与品牌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处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2.2 科学城市规划
中部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除去区域品牌的打造外，对城市进行科学合理化的构建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学规划方面，中部有几个城市做的非常不错，武汉首屈一指。武汉的城市规划体现着“大武汉”的原则，即武汉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对武汉一个市的规划，还包括了孝感、咸宁等周边城市的规划，在这样统一的规划下，城市的发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统一化的对待，这对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积极作用。除去武汉，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区科学规划的理念。南昌的城区规划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带两岸，两岸齐行”的模式，在这样的规划体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西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3.1 强化工业生产污染排放的标准
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还是以控制污染排放为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导致西部地区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所以西部城市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为此西部地区加强了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标准设置，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来实现污染的减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态恶化方面，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3.2 大力进行环境建设
大力进行环境建设是西部地区进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项比较重要的治污路径。西部地区的污染主要就是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另外就是农业生产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废水和废气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专业的技术，另一方面就需要环境的自净能力来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还林还草工作都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强化环境的自净能力。
4 结束语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同导致区域内污染情况存在着差异，面对区域性的污染差异，必须要进行针对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对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径，这样才能抓住地区污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解决。区域治污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必须要走适合自身的治污路径，并且长期坚持，才会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参考文献：
[1]孙晓伟.论我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02）：225-229.
[2]刘超.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2）：96-104.
【关键词】水污染；污水治理；主要问题；对策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物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水。污染物排放造成的水体破坏不仅威害人民生活，更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求发展、生活质量求提高、社会求和谐的情境下，群众对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诉求日益强烈，国家对此也在政策层面进行大力倡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和《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先后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举措。《辽宁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省建设方面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其中的一个就是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正在并行实施两个国家级发展战略，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环渤海经济带开发战略。2009年通过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是环渤海经济带开发战略的一部分，这一发展规划立足辽宁，依托环渤海，在资源环境方面通过提倡“强化渤海环境治理和保护”来“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辽宁省内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工作，不仅是国家发展政策所提倡的，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所必需的。
一、辽宁省水资源污染现状
辽宁省河流众多，海域广阔。全省境内有大小河流390多条，其中大部分河流汇往中南部注入渤海，小部分河流注入黄海。辽宁省并不是水资源大省，但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却成为水污染①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伴随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工业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水污染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范围，出现新的趋势。因此，密切关注水污染的发展动向并探索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成为当前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水资源概况。辽宁省水资源总量341.8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820立方米，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3。
（二）主要河流现状。辽河、浑河、太子河、大辽河、大凌河和鸭绿江是辽宁省的6条主要河流，鉴于省内河流污染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近年来，在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大，开展了以辽河流域为重点的水污染整治行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09年，辽河干流断面按化学需氧量考核已经实现全部消灭劣Ⅴ类水质。截至2010年底，42条支流河按化学需氧量考核也全部达到Ⅴ类水质标准。据《2010年辽宁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省6条主要河流中，浑河、太子河、大凌河源头已为Ⅰ类～Ⅱ类水质，鸭绿江支流干流全年保持Ⅱ类水质。2011年1至10月，在辽河的26个被监测干流断面中只有7个为劣Ⅴ类水质，超标断面同比下降34.6%；在被监测的支流断面中，48.8%的入干流河口断面为劣Ⅴ类水质，这一数量也同比下降14.0%。以辽河流域为重点的水污染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但是也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支流水污染依然严重。在2009年对辽河支流的监测中，3条支流的化学需氧量在60mg/L以上，氨氮在3.0mg/L以上；11条支流的化学需氧量在40mg/L以上，氨氮在2.0mg/L以上；27条支流的化学需氧量在30～40mg/L之间，氨氮在1.5～2.0mg/L之间。
2.河流氨氮污染总体严重。通过对省内水污染的污染成份分析得出，污染物主要有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挥发酚。除西辽河水资源区外，全流域的其他监测断面水质数据均表明，氨氮已成为导致流域水质达标率较低的重要原因。2010年我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54.16万吨，氨氮污染仍然较严重，57.7%的干流和59.5%的支流断面氨氮超Ⅴ类水质标准。
3.辽河流域水生态退化严重。据辽河干流藻类、底栖动物、鱼类多样性调查资料表明，辽河流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鱼类数量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90多种减少为现今的仅10余种，辽河水生态系统结构退化严重，生态功能衰退明显。
4.重化工业污染特征明显
据污染普查统计最新数据表明，冶金、印染、制药、石化、等行业，排污总负荷占总量（扣除造纸行业）34.62%，各自分别占3.27%、6.09%、7.73%和17.53%。
以上各项统计数据均表明，辽宁水污染治理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辽宁省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辽宁省内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已经进行多年，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具体反映在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主要河流的污染治理上。必须指出，在水污染治理工作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布局的调整，在水污染治理原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治理的领域、治理的主体和治理方式和路径等方面。
（一）在治理的领域方面，前一个阶段的努力重点在城市，即城市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以及流经城区的主要河流的治理。然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城区的地理范围不断外扩，即原本农村的地方成为郊区，原本郊区的地方成为城市外延，而且使得一些产业向城市边缘迁移。近年来国家倡导实施的主体功能区战略，生活居住区、工业发展区和环境保护区并行发展，要求“修改完善现行产业指导目录，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鼓励、限制和禁止类产业。”“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环境标准。”②在新的工业发展区内由于纺织、石油、化工、造纸类企业的运营，工业废水排放有时会避开监管漏洞，引起新的环境问题，因此新工业发展区的污水排放成为污水治理的一个新领域。此外，经济发展在带动农民生活进步的同时，也在对农村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比如农业产业中经济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业使用的化学药剂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③、农业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和治污措施不完善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等。“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的生活污水约80多亿吨，污水量还在不断增加，而80%以上的村庄没有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往往将污水随意地排入周围的水系之中，造成地表和地下水源的严重污染，农村污水已经是我国非点源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④长久以来，水污染被无意识地局限在陆地范围内，即城市、农村以及主要河流的污染，近陆海域的海水污染问题虽然日益严重，但是还没有被明确列入政府水污染的治理范围。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作出明确规定，即“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辽宁省作为环渤海大省，拥有其他省份不可比拟的环海海洋资源，但是同时也肩负着环渤海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水污染治理的艰巨任务。陆地上水污染治理的不彻底、污水随河流入海而导致的近海污染情况，加之海洋开发作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使得近海污染治理工作迫在眉睫。邻国日本的核污水泄漏入海事件以及我国的渤海湾石油漏油事件均为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水污染防治工作敲响了警钟。
（二）在治理的主体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为主导进行水污染治理工作。在全省范围内，上至省政府，下至各地市政府都有专门的环境保护专门机构，这些机构把水污染防治作为部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行政管理式上令下行的做法便于工作过程的层层纠责，但是单独依靠行政力量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在关乎民生的水污染问题面前显得势单力薄。因此，如何发掘更为广大的力量参与到水污染治理工作中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就成为全省人民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三）在治理的方式和路径上，辽宁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对水资源的保护长久以来走的都是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这一路径其实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选择，即经济发展初期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各种经济指标的提升上，而没有意识到环境代价的严重性。但时至今日，当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水污染问题突显、水资源保护重要性被广泛认同的时候，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就不再可行了，必须探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水污染治理路径。
三、辽宁省水污染治理的几点建议
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辽宁省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工作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在今后的水污染防治工作中，无论是在治理的方向、治理的主体、还是在治理的路径及方式上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和要求。
（一）在治理的领域上，继续深化城市污水治理工作的同时，分重点、分阶段地开展城郊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废水处理、农村生产和生活污水处理以及海洋水体污染特别是近海海水污染治理。在农村污水处理中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在农村推广清洁生产，将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通过资源化途径加以综合利用，这是目前治理农业污染的最佳途径。从而最大程度地使农业废弃物得到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将污染降低到最小或变废为宝。”⑤相对于河流水污染控制而言，海洋污染控制的工作相对滞后，因此，只有坚持综合治理，控制陆地水污染，加强对入海河流的综合整治，即工业点源、生活点源和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才能切实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有效解决环渤海污染问题。此外，各种近海海域作业也必须注意环境保护，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要求。
（二）在治理的主体上，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开展水污染治理工作的现状，提倡并鼓励社会团体、个人力量参与到水污染治理工作中来。鼓励包括企业在内的赢利组织和其他非赢利公益组织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支持水污染治理工作，争取在最广大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到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这一重大民生工作中来。具体措施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比如美国的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与具有资质的民间管理实体签订合同，委托其完成分散系统的规划、评估、技术咨询或培训等工作。”⑥
（三）在治理的路径和方式上，改变原有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探索预防在先的水污染预警机制。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污染治理的办法，鼓励市场机制在水污染治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探索水污染治理的产业化路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方面的大力支持，逐步完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治理方式。
此外，还要通过各种有效办法在资金和法律上提供有利的保障，使辽宁省水污染治理工作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在密切关注水污染发展最新动态的同时，调动各种积极力量参与到水环保工作中来，通过有效的治理方式来把水污染治理工作引向下一个胜利。
注释：
①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为“水污染”下了明确的定义，即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称为水污染.
②参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年03月17日.
③面源污染也称非点源污染，是指溶解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地点，在降水或融雪的冲刷作用下，通过径流过程而汇入受纳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和海湾等）并引起有机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或有毒有害等其他形式的污染.
④谢良林，黄翔峰.北方地区农村污水治理技术[J].建设科技，2009年第13期.
⑤王佳慧，杨立男，董玉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33期.
⑥范彬，武洁玮，刘超，严岩.美国和日本乡村污水治理的组织管理与启示[J].中国给水排水，2009年第10 期.
本文系2010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建设生态辽宁的思路与对策”（L10BJL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关键词：村务公开；基层组织；民主管理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92-02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关系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随之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任务新要求。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涉及到一些农民切身利益的利益调整、利益协调更加突出，农村社会关系复杂化、矛盾多样化，传统的矛盾疏导机制与组织效用减弱，农村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凸现出来。通过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能够有效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民主政建设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轨迹
（一）民主治理路径的初步自探阶段
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在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到户以后，农民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在此情况下，很多乡镇基层政权和村级两委会面对日益发展的农村形势，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有些地方自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而农民对民主的学习、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承担起国家所期望的民主功能。这一现状实际上告诉我们，要想使这种自发的、朴素的原生民主承担起农村民主政治的使命，完成自发性民主到制度性民主的转型，还需要国家的动员、推动，需要国家制度建构，使乡村民主进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
（二）国家关注、动员和推进阶段
促使农村自发民主进入国家关注、动员和推进阶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农村自发性民主向制度性民主转型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外，还因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政治自发演绎格局需要国家重塑与农民的关系，并在乡村重建合法性基础，以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重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尝试阶段。这种现状，需要重新思考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路。
（三）农村基层民主深入发展推进的全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村务公开制度，这是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与时俱进。
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现状与成效
以大丰镇村务公开为例，该镇辖区内现共有10个行政村，38个片区都设置了村务公开栏，由原来的单一的财务公开扩大到现在包括村务、党务三公开，通过认真组织和实施，村务公开工作正朝着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迈进。
（一）村务公开的现状
1、公开机制逐步健全
镇村务公开工作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三项机制：一是领导机制。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镇长为副组长，党政办、纪检办、社会事务办、财政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真正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民政牵头、纪委协调部门配合的工作格局。二是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和健全了从上到下的村务公开组织网络，做到上有领导小组的联络协调，指导检查具体工作小组，下有实施工作组和评议监督小组，逐步形成了镇政府为第一责任人，村两委为第一执行人，村民代表为第一监督人，村民群众为第一评价人的“四个第一”工作网络和工作机制。三是监督机制。紧紧依靠群众力量，发挥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的作用，完善其职责，进一步强化了对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2、公开意识逐渐加强
随着村务公开工作的深入，村干部的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逐步由“要我公开”向“我要公开”转变。过去，各村虽然建立起了村务公开栏，村里的财务和事务也对群众进行公开，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村干部存在“繁、怕、难”情绪，往往为应付上级检查，才不得已公开，造成公开不及时、不完整，数字较粗糙笼统。近年来，大家普遍感到村级工作既要注重经济发展，也要注重政治民主，把知事权、议事权、监督权还给群众，让村民参与到村级事务的管理中来，为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3、公开内容逐步丰富
现在村务公开的内容，除了上级规定的固定公开项目之外，各村可根据本村实际，加以充实完善。近年来，针对农村发展形势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适时调整了村务公开栏目和内容，并增设了随时公开栏目，即时公开村务动态，逐步形成了由固定栏目、固定时间向因时调整、即时公开转变。
4、公开形式逐步多样化、规范化
近年来，一些村针对农村人员居住分散，外流多、难集中等特点，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公开形式，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运用各种途径辅助公开村务，如镇集中宣传动员期间，各村创办宣传栏，编印村民宣传小册、播放村广播等形式公开和宣传，使村务公开工作向农户广泛延伸，且更能体现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公开形式逐步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群众对村务公开的监督力度，逐步形成了由随意、单向向规范、双向转变。
（二）村务公开取得的主要成效
经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并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对此港台的学者尤为自觉。早在1982年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就专门组织讨论并出版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这次讨论)。此后，学术界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学术反思。贺雪峰教授以《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再次回应了学术界所关注的这一话题。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刻反思，其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即出现了严重的主体性意识缺乏的困境。这一方面表现在强行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去切割中国的经验事实，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去验证西方的某个社会理论，而非探讨中国的问题本身及回应中国自身社会理论发展的诉求。正如方忻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和考虑的。如此，中国社会科学仅仅只能成其为西方社会理路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产生地。这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贝马斯就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三十年已去，中国知识分子却迟迟未能完成哈贝马斯的这种预期。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
中国在转型，农村更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且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也最终是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农村研究则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村研究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契机，也只有中国农村研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意义。而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则是要确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而不是纯粹的对话式的农村研究。
面对经验并不意味着排斥理论，更不是反对理论化的诉求《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研究虽然直面经验，强调经验作为研究之基本，但这并非意味着贺雪峰教授认可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应该以“朴实经验主义者”的方式来完成。只是其认为必须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判断，进而再提升出理论，并让由此产生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回到经验之中，不断地在不同的对经验的解读中形成对话。正像吴理财教授在第二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的定位那样：“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一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韦伯、涂尔干的学说，还是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只能是“工具性话语”，而非“中心性霸权话语”。学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验是先于理论的，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经验却是长青之树。当外在于经验的理论进入到经验现实之中并与之发生冲突时，必须将反思的目光指向外在的理论而非经验本身，而且应当敏锐地把握理论与经验现实不符的“契机”，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经验内部的实践逻辑，因为这便可能是孕育本土社会理论的一粒“种子”。贺雪峰教授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也正是其在直面经验、“拯救现象”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种子，并不断深究的结果。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贺雪峰教授先后提出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本土化的中层的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概念之间逻辑性的勾连将有助于推进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农村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提供的可能，当下“三农”研究成为“显学”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为本土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场域”。但农村研究者不能不明晰学者们的提醒，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标和手段太明确，本土化目标与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则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因此，学者进入研究时必须弥合目的与工具之间的紧张，处理好本土化努力与所采用工具之间的关系(张宛丽语)。
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页）。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讲话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propertyrightsoflocalgovernments）（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模式".
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study）理路（欧肯，1995年中文版，第5页）。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肯，同上，第106-122页）。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年，第123页）。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年，第3页）。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年，第19页）。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3].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marketconform）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publicentrepreneurship）（伯恩斯，2000年，第284-289页），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些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推动经济的发展（熊彼特，第147页）。但是，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我们认为，浙江的总体情况是符合以上这些理念的。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自组织（self-organizing）”概念作一注释。哈耶克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s）”之类的概念来源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的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源于内部或者自我生成的，有别于另一种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和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人造的秩序、人为的秩序、建构的秩序或者建构（construction）（哈耶克，2000年中文版a，第55页）。比如，最典型的自发秩序是有机体的自发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但属于人类行为的产物。他认为，人为的秩序或一种受指导的秩序可以称作一个“组织（organization）”，它来自外部，是一种“外部秩序（taxis）”，从而区别于自生自发的、源自内部整合的“内部秩序（cosmos）”（哈耶克，同上，第57-58页）。从“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反观“自组织”的定义。
有关经济的自组织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均有论述（Krugman，1996年；Herrmann-Pillath，1997年）。克氏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和相干作用，存在着各种混沌（chaos）和随机（randomness）现象，互动和相干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克氏描述了一些空间经济的自组织模型。何氏关注的是，“人们越来越把转型（包括中国的转型）感受为一个过程，该过程从长期角度看是自组织的，而非外部组织的”（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35页）[4].
“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5]、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均见新望，2000年，第32页）、干部资本主义（cadrecapitalism）模式（比较Herrmann-Pillath，1997年，第343页），“（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比较何梦笔，2000年，第1页）。我还认为，它也是一种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
如上所述，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权可以看作为一种“（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6]，这种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雷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都有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7].国有企业在进行张维迎意义上的“民营化”（包括显性和隐性私有化）[8]（张维迎，1999年，第205-224页），农村乡镇集体企业在大量改制，道理一样。
80年代，包括苏南在内的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缝隙经济”的发展有关（何梦笔，1996年，第6-7页）。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中国的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发展有着类似于“缝隙经济”的发展。所谓“缝隙经济”（nicheeconomy），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基本上处于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企业之所以可能专业化，首先是因为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由于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他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何梦笔，同上）确实，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何梦笔教授认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80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扩张和上海与江苏这样的地区间协作（何梦笔，同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作者曾经在1996年考察了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乡村的养老院，农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另一个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但是，这种“公共企业家精神”已经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业家”活动界限。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带来积极的结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加剧了苏南经济滑坡，使得人们对“苏南模式”提出疑问。
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乡镇集体企业与乡镇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地方干部干预问题严重。这些地方干部本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经济”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走向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胡必亮，1998年，第288页），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消除城乡障碍、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经济腾飞初期与市场规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经济腾飞之前和初期，市场尚不规整。许多地方倾向于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本”或“政府干预资源”（如开办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等）。但是，随着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扭曲因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这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乡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办学、修路、修养老院、补贴农业等）就意味着其负担较重。这意味着，在市场规范化之后，政府干预的功能应日渐消隐（从“越位”到“归位”），企业的产权应交还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管理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此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SirActon）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
随着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变化，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众多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些绩效较差的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得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大量经营和制度问题。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的第一次改制。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比较佐佐木信彰，1999年，第152-153页）。
4.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
苏南地区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这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新望，2000年，第34页）。其方向必须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地方化（地方行政经济和准行政经济）格局必须让位于市场化格局。这里，包括苏南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纷纷转制，正说明了经济压力促使企业作出适应性调整，改革集体产权制度，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
苏南二次改革实际上是要重新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南将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说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远，苏南地区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它未来的选择，这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路径锁定（lock-in）问题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二次改制”后苏南经济的走向似乎应与“浙江模式”趋同。苏南“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社会政策职能将需要政府承担，正如浙江省农村社会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一样。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向着浙江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苏南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会有问题。江苏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数目似乎比浙江多，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上市企业数目更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当前的结构调整幅度很大，也可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后劲。浙江经济也还在演进中，浙江的经济结构过去以“轻（工业）、小（工业）、集（体企业）、加（工业）”著称。有人把这种经济结构的特点看作是“浙江模式”的特点，把“浙江模式”概括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参见金祥荣，1998年，第122-123页），这是片面的。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上述提及的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self-organizing）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的作用。恰恰是这一实质区别于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来源于乡镇村干部的干预（如“能人经济”，其中“能人”往往是乡镇村干部）以及它和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
浙江的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许多县市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由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征“轻、小、集、加”变成了“轻、小、加”。浙江经济尚在蓬勃发展中。在其中，企业家作为行动者（actor）甚或能动者（agent），其学习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较有规模的未上市民营企业也在寻求上市。浙江经济在转型中，不会满足于“轻、小、加”。但是，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要克服该问题尚需时日。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过，浙江的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9].
5.历史卡片：晚清传统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一方面把工业投资分散在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周明生，2000年，第5页）。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5%（同上，第6页）。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宽，浙江的自组织机制就会运转。“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浙江成为一片政府无意的自组织市场试验场。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推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实际上，两个地区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邱成利等，2000年，第51页）。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州地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有着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这种“瓯越文化”有别于重义轻利、崇本抑末和重工轻农的传统儒家文化（张仁寿等，1990年，第26-27页）。早在万历、乾隆年间，就有这样的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万历《温州府志》卷5）、“人习机巧”、“民以力胜”（乾隆《温州府志》卷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从而不难理解问什么温州人喜欢当小老板、搞个私企业。
我国晚清时期曾出现过一场颇具规模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发举办地方自治阶段，包括两种类型，其一由地方绅商公举倡办地方自治团体，以1905年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为代表，其二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地方自治团体，以1906年成立的天津自治局为代表。后一阶段始于1909年1月，当时清政府正式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法章程》，该阶段的特点是，在清政府的统筹规划与督导下，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全面推行地方自治（梁景和，1999年，第157页）。在第一阶段末，有人统计地方绅商自发成立的自治研究会约有五六十个（沈怀玉，第317页），已自发筹办和试办地方自治的组织机构约有六十余个（不计各省奉旨设立的自治总局）（江景和，同上，第158页）。这些自治组织和研究会中，与我们所描述地区直接有关的至少有12个（转引自梁景和，1999年，第157-160页）[10].在第一阶段，此外还有一些由地方官员督导推行的地方自治团体。这表明，当时的绅商阶层的参政意识已经不是个别省市的特殊现象。清末后一阶段，各省区大部分都已成立了各级自治机构。由于清政府的介入，使得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是在政府的框定下进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许多绅商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清政府把地方自治设为上下两个级别：城镇乡为下级地方自治，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到1911年，江苏建立了40个城自治公所，210个镇、乡自治公所，浙江建立了54个城自治公所、30个镇自治公所、403个乡自治公所（同上，第172-174页）。
晚清时候也是许多政治与非政治会社（包括经济性会社）层出不穷的时候。著名的就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较为著名的会社还包括兴汉会、保皇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还有一些早期留日学生社团等等。
此外，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后，各地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兴盛，如行会、商会、教育会、农会。许多秘密会社公开活动，类型也由单一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当时人们对我国的国民性批判热烈。清末先识者注重小学教育和普及教育，为国民意识的文化启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会社还开展调查，创办实业（桑兵，1995年）。
对于这些地方自治活动和会社活动的重要性，国外学者早已关注，许多文献里均有涉略，但我国经济学界则少有人关注。德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就认为，19世纪末中国城市文化日趋活跃，本来可以为公民们建立形式多样的、在“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意义上的自发组织提供契机，但这些契机随着帝制和其后的政党纷争和军阀混战而被扼杀殆尽。何还认为，从那时起，中国实际上谋求实现基本上是一些集权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方案和一种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指出，中国目前出现的、被许多人称作为“社团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城镇自助组织，可以被理解为早已被人遗忘的晚期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趋势的复兴（何梦笔，2000年，第391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沿着晚清传统文化发展轨迹本来是能够实现现代化的，这一现代化进路被30年代日本的全面爆发、此后的战乱以及战后计划经济化所打断（陈建军语）。
我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市民社会”或者哈贝马斯所言的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99年中文版）的实践和文化传统，上述晚清文化传统就说明了这一点。浙江模式的发展进路似乎是捡起了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线索，似乎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大多数中国学者在谈到我国的城乡能否建立市民社会时，都纷纷摇头。他们没有看到当前浙江的发展趋势，没有看到各地改制向着“浙江模式”趋同的普遍趋势。人们易于看到政府的力量，即“看得见的手”（visiblehand）：它们在禁止农村合作基金会，在禁止“乱集资”，在粮食流通环节搞“计划化”，诸如此类。但是人们不容易看到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
晚清文化中的地方自治和自发社团活动，是与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的发展进路兼容的。它还体现了国家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自下而上的“分工”理路。欧盟和德国实行的辅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实际上就对应于这种分工理路，我们在此申述如下：（1）凡是个人/市场/社会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政府任由个人/市场/社会来承担。如果个人/市场/社会无法独立承担，则由国家提供辅助；（2）凡是下级政府能够独立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任由其自行来承担，如果下级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则或由下级政府联合承担或由上级政府提供辅助；（3）国家对个人或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辅助不得替代个人或地方政府的自助；（4）国家在承担一项事务时需考虑其正当性，比如在市场失灵时考虑政府纠正市场失灵问题是否会造成政府失灵，而且考虑政府失灵问题是否比市场失灵问题更加严重（比较冯兴元，1999年，第208页）。可能有人对此原则表示担忧，但是这一原则隐含的适用前提是认同国家的统一性和一体性，而这种认同在我国是存在的。
至于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平等交换关系，生产者之间是一种横向的分工网络关系。
晚清的文化传统不仅在浙江有，在江苏有，在上海也有。晚清文化传统中重工重商重教因素非常类似于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有助于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如果说浙江模式是我国的晚清文化传统的重续，苏南乡镇企业朝着政企分开方向发展的“二次改制”又是趋向“浙江模式”，那么苏南经济的发展进路也是向着晚清国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回归。
反过来说，我们认为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它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我国其他地区。这种扩展虽非一朝一夕之事，却是一种长期趋势。
这里，我们隐约看到了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力量和对我国经济发展诸模式的整合力量。
6.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
哈耶克最后一部巨著《致命的自负》是围绕人类发展的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展开其论述的（哈耶克，b，2000年中文版）。晚清时期文化发展进路和浙江模式的内在理念就是符合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逻辑的。扩展秩序秩序的涵义主要是：（1）这个秩序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但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融入了无数个体的分散知识，哈耶克在书中接着李约瑟的研究指出过，中国古代停滞发展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最终扼杀了市场的生命。（2）这个秩序是可以不断扩展的（比较汪丁丁，1996年，第50页）。哈耶克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即“自发秩序”的概念。后来可能强调此种秩序的扩展性，因而改用了扩展秩序概念（汪丁定语）。但是，据我个人的感觉，国外学者基本上还是主要引用和分析“自发秩序”概念、而不是“扩展秩序”概念。我们也没有发现两者有何其他区别。哈耶克之所以强调“扩展秩序”或者“自发秩序”，是因为他认为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是“理性的狂妄”和“知识的狂妄”，没有任何一位计划者能够充分掌握和利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此，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的逻辑理路。
为了便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扩展秩序”和“自发秩序”，我们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哈耶克对“自成法”制度（Nomos）、“人成法”制度（Thesis）以及两者与“自发秩序”的联系的理解。德国何梦笔教授对此作了非常明晰的归纳，具有指导意义。哈耶克认为，自成法是指历史的、自发地生成的秩序（即自发秩序），人成法是根据人的理性构建的秩序（转引自何梦笔，1996年，第118页起）。国民经济学理论特别趋向于把基本的法律框架纳入人成法范畴，而把无关紧要的边缘法权（如自发生成的经济权利）纳入自成法范畴。在宪法的契约理论中，这一观点特别明显。这种观点认为，正是基本的法律规范，应该根据所有当事人一致同意的理性决定来确定（即一致原则）。何教授认为，哈耶克对自成法和人成法的区别却完全与此相反。对于哈耶克，法律秩序的基本方面，只可能看作是自成的，即作为长期历史进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法律的基本方面，不可能是由一个理性的决策所确定，也不可能自行决定的。理性构建主义的决定也许只是与自成法的逐步改变有关（冯注：等同于哈耶克同意波普尔可以通过“零星社会工程即piecemealsocialengineering”零星构建的观点），所以总的规律秩序最终只能作为自成法。它在实施中，逐步加入了人成法的要素。但是，自成法应该始终是协调人成法的理性构建的原则。何教授认为，经济整合的自发秩序，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现象。中国目前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自发秩序”。何教授进一步认为，“应该像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正确理解自成法。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正式的法律中的一项条文，而是应该理解为一个大范围的总体秩序。它不仅仅包括正式法规，而且本质上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我们从何教授对哈耶克观点的洞见可以理会到，自发秩序和自成法是一脉相承的，是总体秩序的真正主要的来源。回头观察我国当前的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浙江模式”似乎符合哈耶克扩展秩序、自发秩序，似乎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自发自生的、自组织的、可扩展的“扩展秩序”模式或“自发秩序”模式。“浙江模式”中的自发、自组织的（市场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是横向的，基于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而政府干预的扩展则是扰动性的、扭曲性的、反自由的、等级性的。政府干预往往与计划化相关联。计划化的逻辑就是只要计划者制定了一个方案，为了执行该项计划方案，计划者就必须把计划扩展到全部个体的全部生活领域，从而使得计划者的偏好替代所有个体的不同偏好，最终导致干预、强制、不自由和反人性。在“苏南模式”中，与集体产权制度相关联的人为安排和计划构建的秩序成分较多，存在着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内生自组织力量的必要性。赵伟先生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称隐约发现成熟后的“温州模式”与欧洲古典市场经济早期发展有些相像，从而认为似乎可以把“温州模式”称为“中国式新古典工业化模式”（赵伟，1999年，第3版）。他的判断有其较为充分的理由。在本文的语境里，我们不想牵扯如永无完结的“新古典”、“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之类的无尽纠葛。“新古典”理论是有别于我们在此采用的演化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分析理路的。“新古典”理论强调信息的完备性和个体的原子化，而我们强调“竞争作为（知识和信息）的发现程序”（哈耶克，1969年德文版）、个体的能动性以及介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或“市民社会”的力量。我们还想在思想层面更深度爬梳作为“温州模式”之更新和扩展模式的“浙江模式”，根据以上的比较分析，我基本上认为“浙江模式”符合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自发秩序模式的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我在此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供读者进一步论证：“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但是，要实现这一模式的扩展，需要回归和重续晚清时期已经出现的文化传统：即“市民社会”、“地方自治民主”、类似于韦伯“新教伦理”的伦理观等等。这一命题很可能是革命性的，也可能是大错特错的。
7.结语
本文论证了“浙江模式”的自组织经济模式本质和可扩展性、“苏南模式”的过渡性、晚清文化传统的近代化因素对我国经济诸模式的整合意义。我们还认为随着市场规范化，政府的职能需要转换（从“管理经济”到“促进经济”，从“越位”到“归位”）。我们还论述了市场秩序是可扩展的，是建立在效率、自由和平等原则基础上，而计划秩序或者干预则是扰动性的、反人性和反自由的。本文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命题：“浙江模式”很可能就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本文也从侧面论证了我国经济领域的“地方化”必须让位于“市场化”，论证了随着竞争的引入和加剧，企业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将使得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更易淘汰出局或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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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文的主要写作思路源于作者与《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作者陈建军博士最近在浙江大学探讨的结果。特此感谢陈博士的支持和帮助。
[2]乡镇集体企业定义在此并不特别确切，但由于本文主要从产权和制度角度观察工业化模式，该定义已经足够明晰。
[3]我们在此愿意向许多仍然动辄就以"经济管理"为题大写特写的同仁提出批评。凯恩斯创造了“需求管理”（demandmanagement）一词，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误导。诚然，需求管理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各国经济提供了反周期操作和稳定经济运作的手段，但这并不能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可以替代市场的作用。政府的“需求管理”作用仍应以促进市场和竞争的运作为其限度。德国人把"demandmanagement"译为"Nachfragesteuerung“，即”需求调控“，这一译法更为贴切，更少计划或者干预色彩。如果我国教科书采用”需求调控“译法的话，政策效果可能少一些扰动性和干预性。实际上，凯恩斯本人虽则在30年代就提出其干预主义理论，但到了其晚年，他却又重新皈依自由主义。
[4]何梦笔教授是这样解释的：（1）从直觉看，转型的制度条件（不管是初始条件还是框架条件）将被认作制度变迁的独立根源，而不是简约为个体的利益和政治决策。（2）从形式看，转型可以作为一种动态系统来分析，在其中，除了外生变量（政策变量、资本配备、世界经济框架条件等）之外，还有转型的初始条件（比如计划经济的正式制度）以及各转型状态（系观察者为便于分析而分断）的特定顺序决定了当前系统的状态；（3）从分析角度看，这可能意味着，除了个体的决策和利益格局之外，还要把制度层面看作为转型过程中因果因素的独立类型；这产生自这样一种状况：制度虽然是受利益引导的个体行为的产物，但往往是往往难以躲过的约束。出于这一原因，制度无一例外地成为体制变迁的因子之一（Herrmann-Pillath，同上，第336-337页）。
[5]严格地讲，村一级管理机关不能称作为地方政府。
[6]陈建军博士最近认为，乡镇企业包括集体企业似乎更是一种民间经济力量，称之为市场资源的外在表象，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利用民间的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地方住民福利最大化的比较合适的形式，当然这里有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妥协甚至是迎合的一面，包括利用政府资源的一面。但乡镇企业包括集体乡镇企业从主流讲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资源的产物。在这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陈倾向于把乡镇村的干部更多的定位于"民"而非"官"，其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是，这些人来自于当地住民，他们和当地住民的信息沟通程度要远大于他们和中央政府的，他们的经济利益主要依赖于他们所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当地住民福利的增加，而非国家的工资。陈指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自组织学习过程会导致其在寻找更加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方面获得成功，人们用不着过分敏感于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起伏。
[7]樊纲博士对笔者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地方干部虽然控制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种乡镇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后者属于无人真正负责，前者有人负责，即有地方干部负责，而且受到监督的程度比较大。他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社区职能至少在过渡时期非常重要。本文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必须在今后政企分开后移交出去，因此就有关社会政策职能和社区职能的长远安排来看，两个观点并不矛盾。
[8]如果仔细推敲，张维迎教授在《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一文中的“民营化”提法非常不妥，在他的模型中，一位经理通过承包合同管理地方国企实际上就是“民营化”，而他只把地方国企的最终产权（包括支配权和转让权）的出让叫做“民营化”。
1循环经济理论概述
“循环经济”这一概念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提出的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流动型经济形式。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以指导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行［2］。循环经济理论把社会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应运用生态学规律来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活动必须在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开展和运行，要求物质和能源要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得以充分合理地利用，要求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减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实现物质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
2休闲农业旅游生态环境管理的循环经济模式
休闲农业旅游生态环境管理需建立起一定的循环经济体系，以实现休闲农业资源与能源的多级利用。本研究以休闲农业所涉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为基础，以沼气池为纽带，按照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产业间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构建休闲农业旅游生态环境管理的循环经济模式，模型图如图1所示。在该模式中，种植业是整个生态链条的生产者，它既为养殖业供应饲料，为农副产品加工业提供原料，也为休闲旅游业提供旅游产品；养殖业是生态链条中的初级消费者，它与种植业共同为农副产品加工业提供原料，共同为休闲旅游业提供旅游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业为生态链条中的次级消费者，它的加工废弃物可反哺于养殖业，为其提供饲料来源，也可直接为休闲旅游业提供旅游产品；沼气池作为生态链条中的纽带，通过对种植业提供的枝叶、秸秆、养殖业提供的禽畜粪便、农副产品加工业提供的固体废弃物、休闲旅游业提供的人粪便及其他固体废弃物等进行加工处理可发酵成为沼气［3］。沼气可为农副产品加工业及休闲旅游业供应能源，而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液及沼渣经过技术处理可形成绿色肥料为种植业提供肥料来源。
3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休闲农业旅游生态环境管理路径
3.1理顺休闲农业环境管理体制，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管理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在休闲农业旅游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善休闲农业环境管理体制，从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政策扶持、规划协调等方面引导休闲农业旅游往可持续方向发展。其一，国家相关立法部门则应尽快制定旅游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权利、义务，制定休闲农业环境保护的奖惩措施，健全休闲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4］。其二，完善休闲农业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休闲农业项目审批、环评等问题的监管，将对生态环境有不良影响的休闲农业项目遏制在摇篮中。其三，给予休闲农业经营组织一定的政策扶持，积极鼓励其保护休闲农业生态环境，营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良好氛围。其四，制定休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休闲农业项目建设之前要开展深入的旅游资源及客源市场调查，在对休闲农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品牌特色、环境容量、环境影响等内容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休闲农业本土化与特色化的规划开发。
3.2实行绿色生态经营，注重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休闲农业经营过程中应坚持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注重原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已产生环境污染的休闲农业园区应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对于未产生环境污染的休闲农业园区也应以绿色经营方式防范于未然。如合理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及畜禽的养殖规模，严格控制休闲农业园区周边的工业项目建设；对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提高废弃物的再生价值；推广可重复使用的电子门票，使用可循环利用的绿色旅游印刷品［6］；严格禁止开山取石、损毁林地等生态破坏行为，杜绝销售野生动植物制品；坚持本土化开发，多引进本土特色物种，销售本土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具有本土气息的民俗文化；保护原有乡村建筑的聚落形态，所建的配套设施应符合当地文化特色，并与村落的整体风格相互协调、相互辉映。
3.3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升环境保护意识
要更好地维持与保护休闲农业生态环境，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引导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由被动变为主动。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可采取不同的环境教育方式以提升其环境保护意识。诸如，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必须转变唯GDP而上的思想观念，树立休闲农业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意识，为休闲农业经营组织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创造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休闲农业经营组织要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积极迎合游客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市场需求，自觉维护休闲农业生态环境；对于社区居民的环境教育，可由当地政府部门指派相关专家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要让他们意识到保护休闲农业生态环境对于他们的好处和可能得到的收益，另一方面要让他们懂得如何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尽可能地减小对休闲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游客的教育，可在休闲农业旅游地通过设置具有环境教育功能的基础设施、增加具有环境保护意义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强化其环境保护意识，也可通过环保宣传牌、宣传册、导游讲解等环境解说系统加强宣传教育。
3.4注重环境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环境管理的技术水平
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休闲农业生态环境管理中，有助于更好地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循环经济，更有效地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当地政府部门及休闲农业经营组织可根据现实情况加强休闲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资金投入，可以是引入现有较为成熟的环境技术，也可以是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共同研发新型的环境保护技术。例如，利用“3S”技术可加强休闲农业生态环境监测，完善休闲农业环境信息网络，建立休闲农业生态环境预警机制，科学调节休闲农业旅游生态容量，以免游客过多对休闲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7］；使用绿色能源与绿色材料并依托清洁生产技术逐步建立休闲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循环经济模式，提高休闲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油烟净化技术、汽车尾气净化控制技术等的研发与推广运用，加强绿色能源与环保节能交通工具的使用，优化休闲农业旅游地的大气环境质量。
3.5培养专业人才，建立环境管理智囊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