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56:28
一、时政教育的形式生动活泼，多种多样，让学生人人参与，寓教育于活动之中。
我们的主要形式为：
1、一周要闻时政演讲。
内容包括国内国际，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各个领域，也可讲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要求学生事先做好卡片，要求在内容相对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这种方式较适合低年级学生。
2、专题评析时政演讲。
一周要闻时政演讲由于内容多，演讲时间有限，不太可能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专题评析时政演讲就成为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时政教育的较好形式。如朝鲜核问题，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二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发行等。由于专题评析时政演讲有一定难度，也能体现学生的能力，适合让一些成绩较好能力较强的高中学生担任评析员。
3、时事追踪评析。
国际、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件。任何事件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发的全过程，才能认清事件的本质。当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成为热点问题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周要闻演讲和专题评析，而是要按期发展的线索和趋势，作连续性的评述分析。
4、时政知识介绍演讲。
时事政策教育中，往往涉及许多时政知识。如我国的复关问题，教师就有意安排同学在时政演讲时专门介绍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时是学生主动讲的。由于经常进行时政知识介绍，并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相结合。不仅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增加了知识面。
5、办好时政小报。
每年的几个重大节日（五一、国庆、元旦）是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重要时机，办好时政小报是一种较好的形式。小报由学生自己命题、设计、编排、摘抄、撰文。有时还举行竞赛。
二、时事政策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时政教育中，学生是主体，但由于中学生往往受到年龄、知识、能力、思想方法的局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大事、社会新闻，在时政演讲的选题、评论、分析中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因此，这就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如有的学生在时政演讲中对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对有些国际问题，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彼黑问题等表决时投弃权票，感到不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加以正确引导。
又如由于时政演讲的题目、内容、形式都是学生自主选择的，这就难免出现从个人兴趣出发，使演讲的内容比较散，或者遗漏重大事件，或者认识发生偏差。
这就需要教师从总体上加以把握。
另外，时事追踪评析是时政演讲各种形式中较难的一种。一是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的发生、发展具有动态件、连续性和时效性；二是需要多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进行配合，因此，教师的主导作用更显得重要。一是要选好题目，二是要组织的学生，三是教师在过程中适当的讲评及事件结束后的小结。
三、时事政策教育必须与教材有机结合。
时事政策教育具有时效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是活的国情教育。把它和教材有机结合，可以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和抽象性。时事政策教育是教材的延伸和补充。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时，必须以教材中阐述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提高对基本原理正确理解的程度，又加深了对所结合的时政问题本质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初一年级的教材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时政教育可以把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荣事迹及新风新貌引入课堂。初二年级教材是社会主义法律常识。
论文关键词：《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
引言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概念可包涵这几个层次：一是体裁与体制，[1]古人认为“文章以体制为先”，[2]“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3]古人所说的“体制”，指每一种体裁都应有其特定的文体规范：“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4]二是语体与语式，指各种文体有其特定的语言特征与话语体系。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名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便是指不同文体的语言特征。三是风格与体貌，可分为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类别。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这个“体”便是不同的文体风格。在西方文论中，“文体”概念却有着与中国传统文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古希腊的“文体”主要指文本的语体特征《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西方现代文体学的文体概念与古希腊一脉相承，主要探讨作者在文本中表情达意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分析作者运用语言的特征。在西方文论中，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相对应的是“文类”、“风格”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文体”一词还具有与上述三义有别的“第四义”，指作品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诸形式要素的综合体。它是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等内容要素相对应的文艺学概念，主要回答文本如何构成、内容怎样得以表现的问题。本文的“文体”概念基本采用现当代文论中的“形式诸要素综合体”之义。
《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广泛吸取民间传闻、说唱故事、戏曲题材以及史传内容的成果。在数百年的版本演变过程中，经过不同创作者的改订，其文体演变的轨迹清晰可循。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它成书过程出现的体式及其具体生成过程中主体精神结构的演变，将会促进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的创作意蕴。
一、 脱胎于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在篇章体制、结构布局、叙事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各具特色的文体类型，总体上呈现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之间虽有一定的传承性，但由于它们的渊源、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古人对各文体类型分别持有不同的文体观念和认识，四种文体类型本身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特性和发展演变轨迹。
话本小说出现于 “说话”技艺发展成熟、定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相对固定的体制轨范在市井间流行，其话本才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定型的通俗文学读物样式，也就进一步成为一种书面文学文体形式。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说话”艺术高度成熟，它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内容倾向于世俗化。
《三国演义》成书在话本小说中的孕育。三国故事早就广为传诵，民间的心理积淀极为深厚。从唐代开始，三国故事就已经于民间流传。唐段成式《酉阳杂姐》、李商隐《骄儿诗》都曾提及三国故事，宋苏轼《志林》有民间讲说三国故事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霍四究，说《三分》”，罗烨《醉翁谈录》亦云“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三国故事在宋代己经成了专业说书人的专门题材。
三国故事既然已经成为说书人的科目，叙述三国故事的话本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便应运而生。《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的刊本，虽然“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但是它上图下文的格式表明，这本书并不是说话人口头说书的简单记录，而是专供市井百姓所传阅的书面读物。
二、成长于章回体小说
小说分“回”是章回小说发展到成熟时期的表征，小说研究者意识到回目的设置安排已成了章回体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体裁的标志之一。曼殊强调“凡著小说者《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5]以“章回”冠名小说更是近百年以来约定俗成的说法。一部章回小说至少必须具备这么几个特征：篇幅较为长大，行文上有分回的表现，有能概括各叙事单元内容的回目；至少有一条贯串到底的情节主线，不管小说中人物、事件的数量几何，其情节是连贯统一的；语言通俗晓畅，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以书面语为主体，并非口头说书的文字记录，但又多少保留了口头说书的痕迹。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宣告章回体小说的产生，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文人评点本的出现则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
1. 向章回体小说转变
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编撰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体例受《全相三国志平话》影响非常深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分十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一小标题，如“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等，回目的设置相对而言整齐统一，作者有意形成整体的形式美感，每个回目都是七言单句，能够较好地概括该节故事的内容。卷首有一首从“一从混浊分天地”叙至“万古流传三国志”的历代歌，各卷前均标明本卷叙事时间的起讫年限。开头无套语，少见后来章回小说常用的“却说”、“话说”之类引头语词，结尾多以简短的问句结束，较为随意，如“怎么取胜”、“性命如何”、“此人是谁”、“毕竟是谁”之类，这些特征都接近《全相三国志平话》。
蒋大器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撇开“士君子”鄙薄市井文学的偏见，确实道出了平话的根本缺陷。正是在惋惜《三国志平话》未将题材开掘好的心理支配下，罗贯中创作了《三国志演义》。
2. 文体上的改造
《三国志演义》对《全相三国志平话》的改造在文体上的表现主要有三点：
（1）扩大增饰《平话》中已有的故事情节，《平话》叙事简单，人物形象的刻画多为粗线条式的勾勒，对语言、动作、场面的描述不够细腻、深入，这些特点在《演义》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描写细腻详尽《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文采飞扬，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而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
（2）是语言由理俗趋向文雅。文人学士的审美趣味又决定了对“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理俗口语，“士君子多厌之”，必然提升语言的文化品位，由原来的“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转变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小说的文人化得以加强。要实现历史的通俗化，“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小说语言自然不能过于深奥。
（3）删节了《平话》的一些故事，或嫌其情节繁琐，或嫌其与史无征，或嫌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增加了不少史实，如孙策大战太史慈、孔明遗计救刘琦等，以及奏折诏表等历史文献与诗词歌赋。减弱了民间野史传闻的色彩，加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朝历史的通俗化叙述靠近。历史文献的大量引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感与真实性，给《三国志通俗演义》带来了“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赞誉。
康熙十八年，醉阱堂刊刻了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后来坊间通行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彻底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历程并最终确立了历史演义的文体规范。
随着章回小说文体形式的成熟定型，回目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概括故事情节，还要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三则回目“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在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中己演变为“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形式己为七言联句，对仗工整，涵义丰富，比《三国志通俗演义》进步了许多。毛评本《三国演义》不但是《三国演义》诸多版本中最完善的章回体格式《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而且是众多历史演义中文体最为成熟的。毛评本出“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成为《三国演义》在民间最通行的版本。
结语
《三国演义》的问世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产生，完成了从作为口头讲唱文学的话本向作为案头之作的章回小说的蜕变，初步确立了章回小说文体的规范并成为后世小说模仿的对象。《三国演义》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极具诱惑力，引发了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热潮。据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组织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载，现存（包括残存）的章回小说计938种，其中演义类现存完整的作品60余种。《三国演义》开辟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新道路，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一38页。
[2]倪思语.转引自(明)吴纳《文章辨体序说?诸孺总论作文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古文十弊”，叶瑛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1页。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体明辨序》，罗根泽校点[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5].曼殊.《小说丛话》，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6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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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7、胡适.《章回小说考证》[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一、调查对象及基本情况分析
为了较为准确地了解中小学国旗下讲话的基本情况，笔者从某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县学校中随机选取了30所学校，包括小学20所，中学7所，中职学校2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访谈法，对学校2013至2014学年度进行的452个国旗下讲话的形式、主题内容和主讲人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归纳、整理。结果显示，国旗下讲话是每一次升旗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学校对这一环节的安排是比较关注和重视的；国旗下讲话的主要形式是演讲，讲话内容较为丰富；讲话者主要是学生。同时，中小学国旗下讲话也存在“高、空、远”、走过场和实效性有待提高等问题。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采用演讲这种形式进行国旗下讲话呢？我们进行了个别访谈，总结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演讲形式富有激情，具有感染力，学生比较喜欢，接受信息效果好，可以使升旗仪式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演讲这种形式对发言稿的撰写要求比较高，确保发言稿能够更加说明问题，阐述清楚观点，理论上更能提高教育的实效性，通过精心写作，把教育的内容清晰地传递给学生，达到教育的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升旗仪式涉及的教育内容与主题，不仅局限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还包括《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中提及的德育内容，也包括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注入的新内容，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在回答“国旗下讲话的主题和内容是如何确定的”这个问题时，所有学校全部回答为根据区德育科、团委工作的安排，根据学校新学期工作计划，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确定主题内容，升旗班可以根据学校拟定的主题自拟题目，选择具体内容。
二、存在的问题
1.教师、家长为学生的情况较多。
调查结果显示，每周的国旗下讲话，虽然是以学生演讲为主，看似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但实际上，你听到的却是成人化的语言，在升旗仪式上发言的学生俨然一个个“小大人”，特别是小学生，怎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当你深入追问，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你会发现其中的缘由：国旗下讲话的发言稿，特别是小学生的发言稿，都是“照稿宣科”的多，而非学生肺腑之言，因为稿子通常不是学生自己撰写，而是由教师、家长。中学生的讲话稿多数由学生起草（很多也是家长），教师修改。显然，学生在升旗仪式发言中还不是真正的主体，只能算是一个代言人。
2.生动活泼、有吸引力、真正打动学生的讲话稿比较少。
如前所述，在我们所调查的452次升旗仪式中，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涉及广泛，包括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等，但具体到每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又显得空洞，远离学生，特别是小学，情况更为明显。
3.国旗下讲话与学校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有待进一步衔接。
国旗下讲话所涉及的教育内容，仅仅是配合当天升旗仪式的主题，而没有与学校其他活动进行衔接或延伸，没有在升旗仪式后组织学生对每一次讲话的内容进行总结与反思，也没有进一步研究对学生行为的指导意义。
三、建议及思考
1.认真分析学情，确保讲话内容有针对性。
国旗下讲话是一条重要的德育途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因此，每一次国旗下讲话能否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取决于每一次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学生所需要的，是不是符合学生的兴趣和年龄特点。只有学生需要的、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讲话内容，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只有产生了兴趣，才会有学习的愿望和动机，才会自觉地去思考、把教育内容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因此，建议学校加强对本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针对性地选择每一次国旗下讲话的内容。
2.认真研读纲要、大纲，确保讲话内容成序列。
《小学德育纲要》涉及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内容有10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热爱人民的教育，热爱集体的教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努力学习、热爱科学的教育，文明礼貌、遵守纪律的教育，良好的意志品格教育，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等。《中学德育大纲》涉及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内容初中、高中各8项，初中、高中同时具有的德育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教育等。作为德育工作者要认真研读和纲要和大纲，做到“三清楚”，一是清楚国家的教育要求是什么，二是清楚自己的学生与教育要求的差距，三是清楚如何选择、设计好教育内容。
3.认真研读文件，确保内容的时效性。
《小学德育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如同德育领域的课程标准，是德育工作者的行动依据。但德育工作的行动依据不仅仅是上述内容，还包括国家颁布的各项与教育相关的方针政策，如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等，德育工作者理应自觉地学习、把握、领会并运用到学校的德育工作中，确保国旗下讲话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4.认真思考形式，确保内容有效落实。
本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国旗下讲话以演讲形式居多，显然形式过于单一。当然，就演讲这一形式，学校也在积极探索、不断变化，比如，有学生单人演讲，有学生多人演讲，有师生同台演讲等，但都是在演讲这一种形式下，变化花样。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
他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马司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被称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内容概览】
《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基本内容，通过艺术的想象和集中，概括了三国时期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说写了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全国为止的100多年的史事，其间着重描写了历时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它对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不局限于三国时期）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特征都有比较细致的描绘，生动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恶本质。
《三国演义》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理想愿望。书中所表现的德治仁政、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也符合长期战乱中人民渴望过安定生活的要求。小说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战乱中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尊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倾向，其中既包含了封建正统思想，也曲折地反映了在整个成书过程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思想。小说中也带有了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及迷信思想。
【写作借鉴】
《三国演义》善于采用人物对话描写，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例如：
许褚等人奉曹操之命请刘备到府上一聚，“玄德惊问曰：‘有甚紧事？”，这一“惊”，写出了刘备心慌，怕曹操对自己不利。见到曹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得玄德面如土色。”这一句话正刺中刘备长久以来虚伪的掩饰，因此使刘备的心悬起来了，当时吓得他面如土色。好在刘备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怒不形于色”。接着曹操解释说：“玄德学圃不易！”刘备方才放心，答曰：“无事消遣耳。”虽然是极其简单的一段对话，却是一波三折，不断地设置悬念，紧扣读者心弦。
这个段落运用语言描写，将刘备曹操进行心理战术的较量写得恰如其分，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强中更有强中手，你攻我守，你守我攻，不断地用对话逼近心灵，而且两个人的语言很符合当时人物的心理、身份和地位。
曹操兵精粮足，他的话语就显得十足的傲慢、大度，显得很有霸气，仿佛雄视天下、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刘备兵微将寡，只能暂时依附曹操。在人家的屋檐下求生存，他怎能不时时处处保持谨小慎微呢？于是他的话语就只能显示出谦逊、低调、甚至低声下气。
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中考链接】
1.（2007年常州中考试题）阅读下面的例句，注意内容和写法，请根据《三国演义》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仿写。
罗贯中领我走进三国，我看到了诸葛亮端坐中军帐，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巧借东风，火烧赤壁败曹军。
罗贯中领我走进三国，
2.（2006年海安中考试题）请根据你对名著的阅读积累，将下面尚未完成的“读书推荐卡”补充完整。
读书推荐卡
书 名 《三国演义》
作者_________
精彩情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006年河南中考试题）小华的家长反对他阅读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理由是“那都是闲书，没什么用”。请你以小华的身份说服家长。要求语言得体，有理有据。
4.（2006年资阳中考试题）班里准备举办名著《三国演义》阅读成果展示活动，请你帮助大家解决下面的问题。
①第一小组举办小报展览，请你帮他们搜集有关《三国演义》的妙语佳句及发生在官渡、赤壁和夷陵的三个弱军打败强军的故事。请选出两句妙语佳句，选择其中的一个故事用一句话写出故事情节。
②第二小组准备把同学们平时写的读书笔记汇编成专刊《我与〈三国演义〉》。请为这本专刊设计三个结构相同的栏目名称。（力求有创意）
栏目一_________ 栏目二_________ 栏目三_________
③第三小组组织了“我最喜爱的名著人物”评选活动。请帮他们完成下面这块展览板。请写出其中两位及简单介绍相关故事情节。
人物：_________ 出处：《三国演义》故事情节：__________________
笔者多年从事初三思想政治课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一直在尝试着运用演绎推理的思想来传授知识，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素质教育的目的。从中受益匪浅，我认为演绎推理值得一试。以下就这一探索谈谈自己的体会。
演绎推理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方法。例如：我在进行国家本质的教学时，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在阶级社会里，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一般结论的含义：
一、阶级社会是指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二、每个阶级社会都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过，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名称不同。
三、阶级统治理应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通过以上分析，便可将一般结论转化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的本质是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因此，根据这一结论，学生就可自行演绎出如下个别结论：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阶级的工具，封建制国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这样一来，学生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阶级社会中国家本质这一一般结论的含义，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三个阶级社会的各自本质。
当然，在运用演绎推理的实践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教学的盲目性，不能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而应根据演绎推理的原则和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细致的筛选和仔细地推敲。一般来说，运用演绎推理来进行教学的知识必须具备以下要素：结论性、一般性、派生性、共属性。
根据以上要素，初三政治课的全部教学内容中除前述的国家本质之外，还有以下知识的讲授也可以运用演绎推理来剖析。如根据“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可演绎出各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依据生产关系的内容可演绎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特点；基于“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可演绎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工具方面等等。
课堂教学的根本落脚点就是提高教学实效，而教学实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演绎推理尽管是一种逻辑方法，在教学中若能恰到好处地运用，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思路。因为它的运用不仅能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分析和归纳的能力，而且更能发挥主体的重要作用，适应素质教学的需要。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日益重要，如何提高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水平就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实践都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引入演讲活动、新闻活动、学习心得交流活动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等。我们要不断完善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体系，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学；语言表达能力；途径
语言表达能力是人们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多层次多领域的接触越来越多，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越来越成为高校学生必备的一种能力。
一、提高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语言表达能力是现代高校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在现代社会，好口才越来越被认为是现代人所应具有的必备能力。作为现代的大学生，不仅要有新的思想和见解，还要能在别人面前很好地表达出来；不仅要用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做贡献，还要用自己的语言去感染、说服别人。
就职业而言，现代社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口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外交家来说，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是基本的素质；商业工作者推销商品、招徕顾客，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这都需要口才。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具有口才天赋的人能把平淡的话题讲得非常吸引人，而口笨嘴拙的人就算他讲的话题内容很好，人们听起来也是索然无味。在课堂教学中许多名家都重视培养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在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说最为基本。”美国医药学会的前会长大卫、奥门博士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尽力培养出一种能力，让别人能够进入我们的脑海和心灵，能够在别人面前、在人群当中、在大众之前清晰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传递给别人。
总之，语言表达能力是高校学生提高素质、开发潜力的主要途径，是他们驾驭人生、改造生活、追求事业成功的无价之宝，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必要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应注重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说到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文学科对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增强学生的参与、交流、合作意识。”其实，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不单纯是语文教师的事，各科教师都应通力协作，共同挑起大任。然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中并未得到重视，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语言表达的训练。从教师的想法上看，认为“说得太多”会拖长时间，影响教学进度；从学生方面去看，认为“除了哑巴都会说”，“有啥说啥，想啥说啥，说还用得着练”?还有些学生认为“考试只考写，不考说，练说有什么用，浪费时间”；但也有的学生感到“说”挺重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说不好教师瞧不起，平时谈话说不好，同学嘲笑，还是不说为妙，少说为佳。久而久之，语言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
教学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重视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有利于学生的思维力、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分析力、概括和综合力、联想和想象力都有补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实践中能有计划地、细水长流地进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配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培养，是可以使学生从“笨嘴拙舌”成长到“能说会道”甚至到“能言善辩”的。
三、培养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途径
语言表达能力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局限于语法、修辞等范围，而应突破框框，扩大语言教学内涵，增强语言教学应用性，并和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学、公关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多角度探索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途径。我经过探索和研究，总结出多种训练方法，来完善高校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一)三分钟演讲活动(或称主持人节目)。这项活动放在每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讲前三分钟进行，这是个固定节目。演讲的顺序是按学生学号为序，演讲者事先可略作准备，根据具体要求确定内容，拟一个提纲，或写个演讲稿，演讲内容可根据课本内容或当前的热门话题，提出问题让大家答辩。此形式学生取名为“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我们的做法是：对学生进行演讲训练时，先对开场白、吐字、发音、语调、节奏等单项进行分解训练，然后对表情、眼神、手势等项目进行综合训练，演练时有一个人自练，也有几人一起互练，演练后对演讲的主题、观点、内容、结构、语言技巧、表情语态等方面一起评说因为凡演讲都要面对听众，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特色，有针对性、条理性和通俗性。实践证明，演讲能弥补课本内容的欠缺，使之从课堂引向课外、联系实际、与其他学科纵横延伸，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开拓了学生视野。同时，还扩大了阅读容量，多方面获取外界信息，其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再有，演讲不仅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而且能促进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积极性，演讲还能使学生的思想沟通，情感相互交流，在众多思想情感的撞击下，便于我们了解学生的思想脉搏，因势利导，帮助他们提高辨识力、分析力。总之，演讲对学生各方面的成长确有帮助。滴水可穿石，每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用三分钟演讲是做了一项利于学生的切切实实的工作，何乐而不为呢? (二)新闻活动。此项活动每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都进行，事先由学生准备，由两位同学(一位讲国内新闻，一位讲国际新闻)向全班同学近一二天内发生的国内、国际重大时事政治。学生在收集新闻时首先强调一个“新”，其次是“大”，再兼顾“地方新闻”。学生对新闻活动很感兴趣，学生们认为，新闻活动：一是开阔了视野；二是有利于养成关心时事政治的好习惯，如坚持每天早上收听“新闻广播”节目，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三是有利于培养动手、动脑、动口能力。此外，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兴趣。
(三)国情乡情教育活动。此项活动的时间不固定，可酌情选择。资料全由学生去寻找或编写，寻找资料的原则，一般是由近及远、就地取材，可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可信度强、有真实感。开展此项活动，目的不仅为了锻炼学生“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学生通过编写家乡史，抒发爱国情，不但可培养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还可逐步升华为爱国之情，付诸将来报国之行。
(四)学习心得交流活动。此项活动的时间是放在学完了某一个单元或某个章节后的正课上进行。每人上台演讲的时间约二分钟左右。一般要求演讲者脱稿上台去“说”。一个在台上“说”，台下由评分小组进行评分。评分小组成员由课代表、小组长、演讲者本人、老师组成，是自评与互评相结合，最后确定一个分数记入记分册上，学生为了夺取高分，因此许多学生演讲前在家里、宿舍里对着镜子进行试讲，研究演讲用语、考虑演讲姿势、协调演讲动作、进入演讲角色、不断提高演讲水平。
(五)口试活动。几年来，为了真正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与考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主要措施是对期中期末两次传统考试掺入口试内容，口试和笔试各半记分。事先，把列入期考的试题送入“题库”或“题签”，临考时由学生自抽其中一题为该生的口试题，学生抽出题目后，略作三、五分钟的思考，再上台面向全班同学答题，口试者的答题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这是一个规定。在评分这环节上，为了避免老师打个人感情分，因此成立了一个评分小组(其成员同上)，这样确定的分数更具有客观性，又便于操作，分数公开，如口试者认为给的分数不合理，可再共议商量，实行二次终身“裁决”制。这种做法，虽在时间上拉长了一点，但多年实验证明是受学生欢迎的。因为这确实既减轻了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又避免了“考试背条条”的“八股式”考试。这种做法，老师虽辛苦一点，但老师正是坚持了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因此，有的学生在周记中反映：“还是口试开心。”
关键词：三国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全相三国志平话
中图分类号：1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098-03
1 三国故事本身就体现了结构源于自然的博
大与美，但因为其过于宏伟，在追求艺术的表达时，总会遇到以口吞天、难以措置的情况。如何审视与表达这一故事，不得不依赖于人的心智与努力。陈寿的《三国志》沿袭传统体制，应该说，其编排体例并没有多少创新的空间和余地。他的以魏为正统，不过也是对历史正统观念的习惯性承认而已。民间的创作显然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以朝代沿袭、以中原为正统的死板的框架对他们并不起作用。《全相三国志平话》如果说是三国故事在小说方面的第一个成功结晶，那它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为三国故事找到了为人们认可的结构框架。《平话》建立在因果轮回概念之上的结构，不但为这个故事上溯到一个遥远的起始，也为这个故事找到一个过于滞后的结束。《平话》以司马仲相断狱开始，把“二百单五年事”，即西汉建立之初被杀戮的几位功臣作为孽缘，一一进行清算。被杀的韩信托生成了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吕后、蒯通对应伏皇后和诸葛亮，司马仲相自己却没有交代托生于谁，最后司马氏“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我们知道，三国故事流变的年代，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盛行的年代，韩信、彭越、英布报宿冤不但出现在《平话》里，在《五代史平衍・梁史卷上》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平话》的收束也比葫芦画瓢，以汉氏之甥、前赵高祖刘渊为汉王割据北方，最后刘曜攻破长安，虏晋愍帝，晋国灭亡，“刘渊兴汉巩皇图”作结。
或许是《平话》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之上的结构过于讨巧，使得一幕大剧的森严被其冲淡，到了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演义》里，就由国人所熟稔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道理作框架，以桓灵二帝时外戚宦官干政、朝纲紊乱导致天下分崩离析的“分”开始，最后一统天下，收束于晋武帝司马炎的晋朝，实现了中国王朝轮换合――分――合的政治模式。
单从结构似乎看不出两个大框架的优劣，但结构所蕴含的不同思想，却使得两个结构优劣显判。因果轮回的思想，满足了人们惩恶扬善的理想，但却陷于虚无飘渺的无稽之谈里。作为民间出现的《平话》，其沾染的因果轮回思想，最后还是为讲究实际、更重视历史真实的文人所扬弃。所以，《演义》回归了历史，但也因此而牺牲了民间充满想象的斑斓色彩。
《平话》另一个结构上的重大贡献是建立以蜀汉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假如说，前面建立在因果轮回之上的故事框架，让三国故事编织在一个巨大的冤冤相报的基础之上，满足的是民间简单朴素的善恶观念，那么，以蜀汉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不但满足了民间的需求，也使叙述的基础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三国志》作为严谨的历史著述，不能不按照传统的模式进行叙述，因此，《三国志》无论是叙述顺序，还是篇幅，都以魏为正统，以尊曹为旨归。但民间“自有公道”，《平话》开启了不以正统为中心、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观照模式。无论是《平话》还是《演义》，其主题思想都是“拥刘反曹”，这样的思想倾向，就决定了三国故事的结构必须以刘蜀为叙述中心。今天，因为三国故事的普及，人们似乎觉得这样的结构很自然，但当初，想必也是费思量的事情。纵然抛开正统思想，我们也会觉得，三国故事，其重要部分也是曹魏，但三国故事的精华是“争”，是各种力量的勾心斗角，所以，围绕着各种力量，主要是三个势力集团的角逐，让他们的活动都统摄在这样一个角逐上，就完全弥补了曹魏以外两个集团的弱势地位。所以，以曹魏为正统，就轻而易举地被以刘蜀为正统所替换，并没有显出人们意料之中的偏轾。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好人中心论”结构模式的一种体现。
2
《平话》在艺术上似乎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作品。我们知道，说话艺术可以追溯到唐代，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十分繁荣了。说话四大家里，比较为听众喜欢的两种就是小说和讲史。说三分就是讲史里比较受欢迎的内容。今天留存的关于三国的文学作品以《平话》为最早。关于《平话》与民间讲史的关系，一般认为它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呢?我以为，这个结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原因之一，是它的语言基本还是大半文言，小半白话。一些地方又失之过简，不像是民间讲史的结晶。之二则是它的结构。《平话》的结构基本是以刘备为中心的，民间既然是说三分，三条线索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而《平话》刘备以外的两家显得比较薄弱。除了可以看做楔子的司马仲达断狱、孙学究招惹出蟒蛇外，基本是以刘备集团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的。自桃园三结义起，到刘备三人到太行山落草为寇，全是围绕刘备。以后大部分内容也都落脚在刘备集团身上。下面表格是曹操与刘备出现频率比较：
这只是简单的统计，略有误差。但仅从这大概的数字就可以看出，刘备出现频率，《演义》是《平话》的3.5倍；曹操出现频率，《演义》是《平话》的8.8倍。这即是说，《演义》里关于曹操的内容比之刘备的内容，是大大地增加了，扩充了。
下面比较《演义》与《平话》中曹操集团人物出现频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演义》里面曹操身边人物，比较活跃的，如典韦、徐晃、郭嘉、苟或，在《平话》里一次也没有出现。《演义》里面的重要情节，如曹丕乘乱纳甄氏，曹植七步赋诗，曹操割发代头，曹操杀吕伯奢以及他那旬著名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还有官渡之战等等，在《平话》里都是没有的。这证明，相对于《平话》对刘备集团的充分描写，对曹操集团的描写是极不充分的。到了《演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平话》里，假如说曹操经常扮演的是陪衬的角色，到了《演义》，虽然比重还不能与刘备相比，但数量上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了。同样作为主要人物，曹操与刘备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平话》每章的名目句式三、四、五、七不等，似乎不像是民间的原来面貌，而是文人临时划分时随便找的题目。从题目上看，前面4章，从“汉帝赏春”到“孙学究得天书”，是后来的《演义》所没有的。以下部分总共69章，单从名目上看，和曹操相关的大约有8章，和孙吴相关的，只是在赤壁鏖战才有约3至4章的内容。而且，在涉及曹操、孙吴时，还基本都涉及了刘备集团。这就与《演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演义》里，曹操
的内容大大增加，孙吴的比例也有较大提高，三个集团以外的人物与事件，如董卓、袁绍、刘表等，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
《平话》的结构基本是单线的，较为扁平，刘备集团不仅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在描写的丰富性上，也远远超过了曹、吴集团。到了《演义》，才较好地体现了三分的结构布局，使得历史上三分鼎立的格局得以比较好地展示。从这也可以看出，《平话》似乎不是宋人笔记小说里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民间“说三分”的写定本，而是“说三分”故事的片面、部分的记录。《演义》似乎更体现了民间讲史的均衡，但因为后来罗贯中明显的艺术加工，我们只能说，是文人的加工才使得三国故事的框架达到均衡的、最高的艺术水平。如果说《演义》是人们所说的网状结构，那么，这个以刘备为中心，三线并述的大网，到了《演义》才完全张开。
3
《平话》在结构上的缺陷还表现在情节之间过渡的牛硬和缺乏照应上，给人的印象，它似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它缺乏口头文学应有的口语化、生动性，有的只是古文的生硬和僵化。这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作品，像冯梦龙二言里的部分小说，就是完全的白话。当然，冯梦龙的三言，有他个人的加工，而远比冯梦龙加工为早的异代的《平话》，却没有机会享有这种加工。如果是完全的民问文学作品，一定也应该在语言方面留下民间口语的痕迹。再者，如果是民间作品的实录，那就可以理解为它应该是民间演出的记录，那在情节上，一定也得有口头表演的连贯性和生动性。可《平话》里这些民间痕迹显露得并不明显。可以这样说：说《平话》是民间作品的实录，在语言风格上尚不足以充分支持；说是文人的加工，似乎比说成民间作品更为合理。当然，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的时候。文人不可能不接受民间作品的影响，因此，假如说它是文人的创作，毋宁说是在民间影响下的创作。从《平话》的阅读效果看，如果单单为了案头阅读，它明显地缺乏小说应有的可读性。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配合民间口头作品而创作的简陋的大纲本、宣传普及本。到了以后的《演义》，连缀、丰富了情节结构，语言也大为丰满了，才真正使三国故事成为一个足资阅读的案头作品。
我们可以把《平话》与《演义》都有的情节加以比较。在《平话》卷二“曹操勘吉平”章里，曹操和刘备论天下英雄的著名情节，只有下面简单几句话：“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日：‘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在《演义》里，此情节的描绘就绘声绘色了。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曹操宴请刘备的背景：“一日，关、张不在，玄德正在后园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人园中日：‘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惊问日：‘有甚紧事?’许褚曰：‘不知。只教我来相请。’玄德只得随二人人府见操。”而且情节跌宕起伏，使读者读起来也惊心动魄。比如，刘备刚进曹府，便听得曹操笑日：“在家做得好大事!”于是吓得他面如土色，以为曹操知道了他在家密谋起事。后来看到曹操和他手拉着手，直至后园，说他“学圃不易”，刘备“方才放心”，答日：“无事消遣耳。”然后，描述二人对坐、开怀畅饮的情景更是惟妙惟肖：“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操日：‘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日：‘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大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日：‘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日：‘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日：‘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这就是《演义》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有人说，《平话》仅是提纲，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同样，赤壁大战也是三国故事里的著名情节，其中关于关羽放掉曹操这一节在《平话》里是这样写的：“至晚，到一大林，曹军帐幕皆无，不能进发。后有众官，分三路军袭殿后。曹相日：‘前者两条路，一条正北，荆山大路，楚之地，名日华容路。’曹相又思：‘前者军到当阳长坂，张飞二十人拦住，使吾军不能进；此处再有诸葛使人拦住，咱军困马乏，贼人所捉。’曹公寻华容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与寿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而到《演义》里，内容则大大丰富了：从曹操三笑而三中埋伏，到关羽念旧动摇最后义释曹操，不仅情节生动曲折，而且成功地刻画了关羽重义气但缺乏政治头脑的鲜活形象。可以说，我们今天获得的关于关羽的“义”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从《演义》得来的。
关键词：声乐情感地位内容手段
情感是包括声乐艺术在内的所有音乐艺术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它是声乐艺术的生命和灵魂。要认真解读声乐艺术的情感性，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进行。
一、情感在声乐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情感在声乐艺术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居于声乐艺术的首位。也就是说，没有情感便没有声乐艺术。
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许多文艺家与音乐家，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我国汉代的《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明代魏良辅在其所著的《曲律》一书中也说：“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②其中的“字清”，讲的就是表达情感的需要。德国著名美学家黑格尔也指出：“音乐所特有的因素是单纯的内心方面的因素，即本身无形的情感。”③匈牙利著名钢琴家与作曲家李斯特同样指出：“……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感情在音乐中独立存在，放射光芒。”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数演唱艺术的实践都充分地证明，只有唱出歌曲的真情实感，才能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收到以情动情的艺术效果。战国时期韩国的女歌手韩娥，在自己的祖国被秦国所灭之后，逃亡到齐国。在路过雍门时，她没有食物充饥，便卖唱换食。她声泪俱下的演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留下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典故。战国时壮士荆轲在谋刺秦王之前，也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而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之前也发出动地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多少爱国志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奔向抗日战场。古人云，“长歌可以当哭”，正说明了声乐表达情感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二、情感在声乐艺术中的主要内容
情感在声乐艺术中，是丰富多彩、复杂细腻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表现爱国情
古今中外的许多声乐作品，都表现了爱国主义之情。例如法国歌曲《马赛曲》，我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中国人》，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表现热爱祖国河山之情
古今中外的许多声乐作品，都表现了热爱祖国河山之情。例如我国歌曲《黄河大合唱》《黄河泰山》《珠穆朗玛》《长城谣》《青藏高原》《东方之珠》《阿里山之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太阳岛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三）表现爱民情
古今中外的许多声乐作品，都表现了热爱人民之情。例如俄国歌曲《伏尔加河船夫曲》，我国歌曲《父老乡亲》《老房东查铺》，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四）表现同志情、友情
古今中外的许多声乐作品，都表现了同志情、友情。例如我国歌曲《同桌的你》《朋友》《怀念战友》，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五）表现柔情
古今中外的许多声乐作品，都表现了母子、母女、父子、父母、兄弟、姐妹等人间亲情。男女之间的恋情，更成为声乐作品的永恒主题。例如我国歌曲《烛光里的妈妈》《白发亲娘》《父亲》《一封家书》《常回家看看》等，都是表现亲情的代表作。而《阿莲》《情债》《用情》《相思》《爱情鸟》《杜十娘》《两只蝴蝶》《爱的光》《模范情书》《霸王别姬》《知心爱人》，等等，更是爱情歌曲中的杰作。
三、情感在声乐艺术中的表达手段
情感在声乐艺术中的表达，主要靠演唱者来完成。作为一名演唱者，首先要对自己所演唱的曲目的情感内涵进行深切的体验。在此基础上，要倾情投入地进行演唱，做到“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表达情感。
（一）通过旋律表达情感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也是表达情感的最主要手段。各种情感都蕴涵在歌曲的旋律之中。
（二）通过节奏表达情感
节奏也是表达情感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表现情感的波动起伏。
（三）通过演唱技巧表达情感
【关键词】《三国》；语文教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 这句俗话流传甚广，但究竟是何含义，民间流传的说法颇多。有种说法，是因为三国时代的权谋相争钩心斗角，对于一个历经人间酸甜苦辣、风风雨雨的老者来说会增添过多的利益比较，而减少其作为老者的豁达恬淡。还有一种说法，《三国演义》里有太多的人生沧桑和人生感叹在里面，老者读了《三国演义》回首往事，同自己的人生阅历相比较，难免会心潮澎湃，不能自抑。从“老不看《三国》”发起话题，少读《三国》好像没有什么歧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被誉为“四大才子书之首”。该书以忠义谋略取胜，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书中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很容易吸引青少年阅读。书中的许多经典故事和人物早就妇孺皆知，成为包括学生在内的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平时最喜欢阅读的名著是《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带给我太多的人生智慧，给予我很多的人生思考。从儿时的小儿书到小学阶段的拼音本，再到成年时的原著，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仍然觉得不过瘾，总想着还要再读一遍，而每一次阅读都会带给我新的收获，产生新的喜悦。激动之余，我忍不住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分享一下阅读《三国演义》带来的乐趣。
少读《三国》，可以让学生从书上大量的文言句式中体会文言文的奥妙，有利于增强学生掌握文言文的能力，为以后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某学生用文言文写就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获得满分，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时，从“致乱之由”到“分久必合”的叙述中加深学生对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三国历史的了解，从而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再则，书中人物的塑造很有特点，文章结构巧妙，叙述详略得当、语言简练，是学生写作时借鉴的文学宝库。如对典型人物的描写中，作为奸雄代表的曹操、义薄云天的关羽和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等，个个栩栩如生，使学生很容易学会抓人物特点刻画人物的写作方法，进而克服怕写作文的心理，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奠定扎实的基础。另外，从书上对一些典型事件的描述中，如关羽刮骨疗伤、曹操困境大笑等，增强学生克服困难、面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从刘备三顾茅庐、曹操的礼遇关羽中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信心和动力；从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到赵云舍命救阿斗的忠义中，学习古人的忠义良善；从“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中，学习“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从刘备的三让徐州和“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的言行中，学习刘备的仁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对《三国演义》的学习，能够让学生从这部哺育中华文明的精品中，汲取精髓，陶冶情操，增强爱国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
指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千万急不得，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身心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我在阅读实践中采取了七步指导，由浅入深、分层推进的策略，使学生尽早地系统地了解这部古典名著，受益匪浅。
一、介绍《三国演义》人物少儿故事
选择学生熟悉的重要人物故事特别是书中介绍的少年儿童故事，通过老师生动地讲解，使学生了解书中主要人物的故事。如刘备小时候桑树下立志、曹操诈倒于地欺骗父亲，还有孙亮尝蜜、曹冲称象以及孔融之子覆巢说、诸葛子瑜之驴说、钟会汗不敢出说等，这些都是学生喜欢听的智慧小故事。
二、介绍典型事件
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事件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如桃园结义、走麦城、赤壁之战、官渡之战等，这些典型的事件，学生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教师有选择地给学生讲解，学生兴趣倍增。
三、观看《三国演义》影视
指导学生通过影视媒介直观形象了解《三国演义》内容。这对学生系统了解《三国演义》大有裨益，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影评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阅读《三国演义》的积极性。
四、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入手
阅读浅易的《三国演义》图书，包括拼音注解的版本和一些连环画册，使学生初步系统地了解《三国演义》的内容，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
五、与语文教材相结合
教师可以结合语文课本，选读《三国演义》原著中的一些章节，引领学生学习《三国》片段，为学生解决阅读中的疑惑，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中涓、妇寺等词，小学生并不知道指的就是太监。
六、指导学生借助工具书系统学习原著
一开始的阅读或许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感觉，对书中有许多生僻的字词、难以理解的典故，可以粗略带过。但系统学习阶段教师要及时指导，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工具书学习，使学生学有所得。
七、组织阅读沙龙
关键词：杜威、罗素、湖南讲学、长沙《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70-05
作者简介：喻春梅（1970-），女，湖南石门人，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文化交流有两种重要途径：一种是落后国家的人到先进国家去，如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暴露无遗，有识之士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近代留学便在这种屈辱和奋进中开始了，一批批热血青年相继留学欧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种是先进国家的人到落后国家来，如欧美文化发达国家的大学者纷纷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和团体争先邀请的讲学对象，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以及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等先后应邀来中国讲学，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湖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前者有像蔡和森、萧瑜、萧三、李、向警予、蔡畅、劳君展、魏璧、张伯龄等有志青年，相继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把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寄给国内的亲友或报刊，成为国内人们了解西方文化的难得读物，他们有的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的成长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后者有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主要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
长沙《大公报》是当时湖南极有影响的一份大报，它本着引进新文化的目的，对杜威、罗素在湖南讲学，积极介绍，充当了传递新文化的重要媒介。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包括行踪、演讲等内容，并且增设副张。后来，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1]（P192），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杜威、罗素讲学
1918年秋，应日本帝国大学之聘，杜威前往日本演讲哲学。最初杜威并没有把在中国讲学列入他的东方之行的计划内。1919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博士和北京大学的陶孟和教授，欲赴欧美各国考察战后教育，途经日本，他们特意拜访杜威博士，并以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五个学术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演讲。杜威被他们的诚意打动，再加上他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写信极力邀请，杜威遂欣然允诺，于1919年4月30日，携夫人、女儿抵我国。
一年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世界大师――罗素。陪同罗素来中国的，是他的学生勃勒克小姐（1921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聘请罗素的主人为中国公学、新学社、共学社、北京大学四团体。应湖南教育会之邀，杜威、罗素分别于1920年10月25日、26日来长沙讲学。“省教育会陈君夙荒、孔君竞存等因教育改选、各县选人皆来省。拟趁此时机，开一讲演大会。邀请中外名人来会演讲。适杜威尚在北京，罗素将到上海，乃函商在北京之熊知白，在上海之李石岑。熊李等均甚赞成，各方交涉，均已得有圆满结果。”[2]两位大家首次在湖南会面。这次演讲会盛况空前,中外名家（除了杜威、罗素外,还有国内大家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张溥泉、李石岑等）集聚一堂，给湖南这个内陆省份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学术讲演至1920年11月2日结束。
声誉遍及世界的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对湖南人来说，是一次与西方文化直接对话的绝好机会。长沙《大公报》对此高度重视。当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一事还处在筹备阶段，长沙《大公报》就密切关注。早在1919年7月15日，长沙《大公报》就报道了《杜威博士来湘确息》的新闻（原定9月前后来湘，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第二年十月才来湘）。长沙《大公报》为杜威、罗素来湖南讲学营造了极为浓烈的气氛。
长沙《大公报》充分认识到这次演讲的意义，“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巨。”[3]为了及时捕捉和传递讲学内容，长沙《大公报》“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章、张、吴诸先生演辞。务期记载翔实，刊布迅速，以副阅者雅意。”[3]杜威、罗素离开湖南后，长沙《大公报》继续报道他们在别处的演讲，以飨读者。这些报道，充分显示了长沙《大公报》开放的眼光。
二、杜威、罗素在湘讲学的内容
杜威在长沙停留9天时间，所讲内容围绕教育问题展开（详见附表）。杜威把教育分为三大部分：（一）社会，即教育的目的；（二）学校和学科，就是中间一条过渡的桥，即教育的工具；（三）学生，即教育的基础。学校是学生和社会中间的桥梁。如果拿工厂比诸学校，学生就好比原料，那么，学校造就学生使社会有用，就像工厂用原料造成物件使社会有用一样。教师是制造者，是指导者，要知道学生的特点，包括弱点，要知道学生未入校以前已有的本能和经验，对学生要因材施教，然后学生能得完善的生长与结果。好比“工厂人的眼光，必定首先观察原料是何种物件，何种性质，同时又要知道原料有何用处，买原料的时候就观察所买的原料将来造成何物应用到社会上去，又要晓得社会上要应用的是什么。”[4]教育的大方针，当以学生的性质为中心点，其余都是次等。杜威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致用，学校就是造就社会的人才，因此学校的变化，应当同社会一致，然后造就的人才，方可有用。因为昨天所学的，与今天、明天社会所要的不同。杜威批评现在一般学校的通弊，过于守旧，过于稳健，社会上有了变化，而学校却根据习惯，总是一成不变，如此造出的人才对社会是无用的。杜威提倡平民教育，指出应打破教育是为少数人的装饰品、奢侈品的观念，要打破贵族教育，因为贵族教育不公平，人人必须有求学的机会，才算得是教育，才能适用于社会。平民教育是治国的利器。近五十年来，能成一强有力国家的，必靠一般平民都受教育，如德国、日本、美国等。中国现在最要注意的是多办学校、扩充教育的范围，尤其小孩受教育是最不可少。中国现在想要进行实业、政治种种的整顿和一切应当进行的地方，只要注重国民的教育，等到国民教育略略普及，那么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
杜威在湖南所做的关于教育哲学的演讲可概括为四个原理。他总结说，“前几次我所讲的，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原理，并且是民治教育的原理。总共有三个线索，把他贯成一气的。（一）普及教育的必要，使人人皆有求学的机会；（二）教育的目的，是发达人的本能与学识，使人人自己能在社会上有立脚点，因为教育要与个人相联络，只要运用他的活动，就可与他相联；（三）教育要与社会相联，所教的人才，要供那时地的需要，换言之，就是社会要有实际，把他作原料，要可以制成社会的幸福。”[5]他在湖南演讲的“第四个原理：就是说教育的本身，须引起社会的兴趣。”[5]教育应该与社会的需要互相联络，否则不能收教育的效果。
罗素于1920年5、6月间在苏俄考察五星期，对于苏俄政治的判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湖南演讲的专题即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详见附表）。罗素因舟车劳顿，急需赴京休养，因此在湖南不能久留，仅停留两天。罗素自称信仰共产主义，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他称赞苏俄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对苏俄目前政治体制中的专制。罗素提出苏联共产党的目的是共产主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他所赞成的，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而要以专制为手段，使自由丧尽，是他所不赞成的。罗素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到了穷途末路时，顺应潮流而产生的，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平等、消除战争、铲除商业主义、人人自食其力。他在演讲中衷心地希望共产主义成功,认为资本主义总有灭绝的一日。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他指出要想共产主义成功，第一要件即要工业自给与粮食自给，如果一国中粮食不能自给，必需品也不能自给，这国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罗素预言按照俄国现时的情形，共产主义一定在俄国失败。世界上有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有美国，因为美国粮食很充足、工业很发达，但实行共产主义，必有倡这主义的人，而美国倡此主义者极少，因此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五十年内没有实行的希望。如想成功，必须美国变成共产主义，或美国不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还是幼稚时代，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罗素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教育是根本问题，没有教育，则人人不肯牺牲自己为共产主义做事。共产主义的主要弊病是对外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采用强硬手段压制人民，因而，实现共产主义最好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俄国没有实行科学的共产主义，所以归于失败。什么叫做科学的共产主义？就是说这种主义能使人人享幸福，人人都快乐。这样做去，共产主义就可望成功。罗素的观点反映了一战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三、杜威、罗素在湘讲学的影响
杜威、罗素的湖南之行，受到了湘中官绅暨各团体的热烈欢迎，湖南省长谭延也亲自出面宴请杜威、罗素及其他在湖南讲学的国内名人。他们的演讲不仅引起了湖南各界的极大关注，就连当时远在万里之外的湘籍留法学生也都知道这次演讲，并且憧憬着演讲会在湖南产生深远的影响，“湖南听说请了中外的名人大开讲演，那种‘德谟克纳西’的主义，想必要一天高似一天，将来等我回国的时候，就不见今日的湖南，只看见东方的瑞士。”[6]
在检视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西方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无疑受到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在湖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得到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直接聆听，再加上长沙《大公报》等报刊的详细报道，他的学说得以传播开来，广为知识界知晓。“九年十月杜威、罗素、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湘讲演，学界俱为倾服，尤以杜威之教育学说收效最大。”[7]（P79）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威在教育中贯彻他的民主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按照杜威的观点，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在使人人皆有求学的机会。平民教育是把教育事业为全人类着想，为组织社会个个份子着想，使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
可以说杜威的演讲主要是影响了教育界，而罗素的演讲主要是影响了那些特别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人士，这与杜威、罗素当时在湖南演讲的内容有关。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的年轻人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迷惘的年轻人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人们彷徨、苦闷之余，开始把目光转向一战中诞生的俄国新生政权。“以欧为师”亦或“以俄为师”？在湖南，1920年地方自治运动呼声正高，运动是否可行？该怎样进行下去？面对一系列问题，人们渴望这些博学多识的学者指点迷津，提供改造中国与湖南的方案。在社会、思想发生剧变的年代，更多的人想从他们身上寻求的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改造社会的实际建议。青年是这次演讲的记录者之一，罗素的演讲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曾与新民学会会员就此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且与正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也谈到这次演讲，“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P103）。认为：“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9]（P28）很显然，对罗素的观点进行过深入辩证的思考，既有认同的地方，也有不赞成的地方。具体来说，赞同罗素主张共产主义的观点，但不赞成他用教育的、改良的方法改造社会，主张用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若干年后，在延安时期仍将罗素的著作置于案前，随手翻读。193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深情地回忆到：“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10]（P57） 所谓“湘城讲座”指的即是这次演讲。
象谭延这类手中握有权力的政客及持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在现行的社会里，进行一些改良，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讨教良方。1920年11月1日下午四时，湖南报界联合会假座长沙总商会，欢迎杜威及章太炎、蔡元培、张溥泉、吴稚晖、李石岑、杨端六诸名人，并邀请省长谭延、商会会长左益斋、教育会长陈夙芳等作陪。会上提出讨论的问题有三：“（一）中国现非采用联邦制不足以止乱。德美两国联邦制度，行之已久，利弊若何？欧战以后，有无变迁？（二）中国实行联邦制，以湖南为首倡。湖南宪法内容，应如何制定，才算完善，方可被其他省取法？（三）湖南宪法应用如何方法产生？”[11]杜威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既欲制省宪，又欲制国宪，而现在各城镇乡自治机关尚多未能成立，且当战乱之后元气凋丧，先要注重教育实业，与民休养，不可因制宪问题再起纠纷。可以先制定一临时宪法，暂行若干年，再正式制定。
罗素在湖南的演讲还引发了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在湖南听了罗素的演讲之后，感慨良多，1920年11月6号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实业，社会主义应该缓谈。[12]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可谓如火如荼。很多人是把罗素作为社会主义者来崇拜，把社会主义当作是拯救中国的药方，因此当张东荪介绍说罗素认为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增加实力、发展实业，而不是主张社会主义后，很多人纷纷质疑张东荪，认为张东荪曲解了罗素的本意。于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拉开帷幕。通过论战，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湖南，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等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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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s Given by Dewey and Russell in Hunan and Their Impact in Light of Changsha “Ta Kung Pao”
YU Chun-mei
(Teach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ies,Hunan Police Academy,Changsha,Hunan 410138,China)
关键词：形象宣传；漫画；歌曲；展览；
抗美援朝运动是指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在中国国内发起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直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性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而对于普通民众，接受抗美援朝的决策更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新解放区的川西地区，在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动员之前，“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冷淡漠然的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川西各界民众当中。抗美援朝运动要在川西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需要对川西民众进行广泛有效地宣传与动员，来确立群众的认同感和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
在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的过程中，宣传的形式与方法将直接决定着宣传的作用和效果。宣传方式按照宣传学的划分方法，一般可分为文字宣传、语音宣传和形象宣传三种基本方式。形象宣传，也被称之为直观宣传，是文字宣传、语音宣传形象化的发展，它是借助于情绪感染力，尤其是通过激发视觉感知来实现的宣传影响，其目的是使观众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其最大特点就是宣传内容是通过视觉或听觉器官进入人的意识，从而形成一定具有明显情绪感染力的情绪背景。这一宣传形式是语音、文字宣传的形象化发展，具有人、物、事的直观性，实际上是形象、语音、文字的综合形式。”①形象宣传包含了许多类型，如漫画、歌曲、电影、戏剧、图片、照片、展览等等，在宣传活动中对宣传对象的宣传独具特点，特别引人瞩目，宣传效果十分明显。在川西区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动员中，形象宣传得到大量有效的运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川西区抗美援朝形象宣传的工作中贡献最大的是川西区文联，他们通过文艺创作和组织演出，把川西区抗美援朝的形象宣传搞的有声有色，宣传效果十分明显。川西区文联的形象宣传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高潮：②
第一个高潮是抗美援朝运动在川西区开战之初。1950年11月初，在全国文联的号召下，川西区文联组织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追查谣言和抗美援朝的创作活动，结果创作了九种通俗小册子，共印行了三万九千册，至于其他关于反封建的二十种小册子还不包括在内。这九种抗美援朝的通俗作品大半都再版，还有如《打疯狗》，《剥虎皮》，《抗美援朝西洋镜》等已经三版，相当受群众欢迎。此外，还编印了抗美援朝的招贴画三种，与抗美援朝紧密联系的反封建的招贴画三种，以及时事宣传画十张。
第二个高潮是1951年的春节宣传。在春节宣传中，川西区文联主要做了如下五件事情：一、选印了一批老区的文艺作品，计有关于抗美援朝短剧七种，关于镇压反革命、反封建拥军爱民以及发展生产的鼓词六种，还有农村秧歌剧三种，每种印行一万三千册。二，本地创作的，计有《夫妻定计划》，《新事新办》，《两口子过年》，以及《新铺缸》等联系抗美援朝的作品，合编为歌剧选辑共印一万三千份。三、编印了本地创作的文娱资料四集，内容是《买公牛进门》，《买年画》，《狼狈为奸》，《戏中戏》，《原子弹不可怕》，《推小车》。此外，还编印以春节为内容的快板剧、快板、小调、歌词等七种。四、举行一次春节美展，内容有美帝国主义侵华简史，反美的漫画和招贴画等，观众约有一万余人。五、组织了春节演唱活动：川西文工团演出了四个短剧，川西京剧院演出了八个新剧，春节宣传的秧歌队演出十二场，露天曲艺演出若干次及秧歌队分区表演和观摩表演。这一切演出，观众共达二十五万四千人。
第三个高潮是1951年的“五一”宣传。这是抗美援朝宣传的普及和深入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抗美援朝已经成为、镇压反革命和生产运动的动力，五一文艺宣传活动，完全是为深入抗美援朝而组织的。临近“五一”时，川西区文联印制了五一示威游行大会的歌曲共有五万份，并通过电台和想有组织的群众教歌，使绝大部分市民在游行时唱会了五种规定的歌曲。此外，还编印了五一大会的通俗传单五种：《坚决镇压反革命》、《反对武装日本》、《春耕生产》、《加速实行》、《拥护和平签名》，共印四十万分。我们又编印招贴画七种，举行红五月美展一次，展览时间半个月，观众在八千人以上。音乐演奏会也开了四次，演奏内容也都是结合抗美援朝任务的，听众五千多人。从五一起，川西文联联合成都市各文工团，举行了抗美援朝的戏剧演出周，演出了九个晚场的戏剧，前后观众在一万人左右。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漫画是体现形象宣传特点和优点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川西区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动员中得到了大量广泛的运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在成都市展开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美术工作者在街头、在电影院、在刊物上连续的制作了大量的宣传漫画，并印发了一些配合文字的图画宣传品，取得了很好的宣传动员效果。在成都的街头上，设置摆放了大量的大幅宣传漫画，吸引了许多来往观众的目光。特别是摆放在在盐市口与春熙路上的两幅漫画，经常都有很多观众围着观看。放在盐市口的那一幅漫画，主要内容是向民众宣传：“美帝国主义在走这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老路，而美国之音就是被美帝的骗子手艾奇逊所操纵的造谣机构，是用来欺骗和麻痹世界人民的。”从而向民众揭示美国的侵略本质。春西路上的漫画《在病床旁》，主要内容是宣传：“现在的美国所组织的及其仆从国家所忙碌的，只不过是为了医治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将要命终的腐朽了的资本主义而已。”要在民众中树立“美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是垂死的，是必定失败的”这样一种观念和认识。③这两幅漫画内容丰富，形象明确，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宣传效果十分明显。
《川西日报》等报纸也经常刊登一些非常容易理解的与抗美援朝密切相关的漫画，如《同志，提高警惕》、《这是为战争铺路的条约！》、《全亚洲人民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两个大耳光》、《源源送上前线》、《吐出来！》、《在病床旁》、《看！美帝侵华百年血史》、《粉碎美帝阴谋》、《时事洋片》、《新年在美国家庭里，新年在朝鲜美军阵地上》、《美国人民反对朝鲜战争》、《杜鲁门守岁》、《最后的梦》、《坚决赶侵略者下海》、等作品，④内容有涉及抗美援朝必要性的，揭露美国侵华历史和罪恶本质的，还有关于时事局势方面宣传的以及表现中国人民必胜的和美国必败的，等等。这些漫画的主题都非常鲜明，并且都是根据抗美援朝的内容来画的，“尖锐地从现象中揭发本质，激励和启发群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动员与组织群众投入抗美援朝的神圣斗争”，⑤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当时的漫画正是通过鲜明的形象塑造，体现着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目标与内容。
川西区比较重要的形象宣传形式还包括歌曲、歌剧、说唱词等艺术形式，是以声音、表演等为载体的形象宣传形式，在群众游行大会上，在群众集会上，嘹亮的歌声，吸引主义的艺术表演等，结合抗美援朝的内容和目标进行宣传，起到了很好地宣传效果。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曲》唱道：“勇敢前进，全亚洲的人民！勇敢前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翻越长白山，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兄弟，保卫祖国的边疆。让人民军的坦克飞机大炮，瞄准那美国法西斯强盗一起开放！要让敌人的鲜血偿还血债，要把美国侵略者埋葬在海洋！不让他强占我们的台湾！不让他轰炸我们的村庄！不让他屠杀我们的同胞！不让他侵略我们的邻邦。勇敢前进，中国人民志愿军！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支援朝鲜；捍卫祖国的边疆。保卫世界的和平，粉碎美帝侵略亚洲的罪恶梦想。看！亚洲人民勇敢的站立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土地上。”⑥还有像《反对武装日本》这样的歌曲，激昂有力的节奏和歌词，同样具有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快板《控诉美帝罪状》则以朗朗上口的唱词，宣传效果极佳：“今年是一九五一年，过新年全国同胞都喜欢，花鼓秧歌多热闹，我也凑个节目把美帝表一番。美帝是我国死对头，垂死挣扎它心不甘。提起她的罪恶多，我只把目前的谈一谈。美国侵略我国罪状，听我简单的拜一番：一大罪把我台湾占，就在去年六月间；它想把台湾当跳板，进攻的箭头指华南；配合蒋匪的残兵败将，一心想向我大陆来进犯。二大罪发动侵略朝鲜，它领头过了三八线，奸淫烧杀样样干，滔天罪恶难计算。侵略朝鲜心不满，又向我边境来捣蛋，妄想渡过鸭绿江，把我东北来霸占……”⑦
秧歌队、腰鼓队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阶级立场进行不同的化妆和表演。秧歌队伍中的主力是工农战士劳动妇女等，反动角色“日本鬼子、美帝鬼子、汉奸、地主、反动派”等，是丑恶反面角色。他们的表演除了秧歌队或腰鼓集体舞蹈表演外，每个秧歌队都另有一定的短小节目，这些节目多半是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而编写的。所以能给群众有所教育，为群众所欢迎。这些宣传形式，内容上也是紧扣抗美援朝的目标与内容，有的说明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有的是对美帝本质的揭露和斥责，还有的是表现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并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广大群众具有很强的宣传和动员作用。⑧
另外，图片展览、实物展览等形象宣传形式在川西区抗美援朝的宣传中也有大量的运用。川西区、成都市抗美援朝分会与川西区、成都市中苏友好协会，在1951年7月16日起至22日，每日午前十点至午后五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主办“中朝人民胜利图片展览”。展出图片共计125幅。这些图片，一方面展示出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把朝鲜青年活埋，把朝鲜妇女奸杀、割掉，将朝鲜美丽地区变为废墟，被杀死了父母的孤儿有四万三千二百名。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中朝人民军在冰天雪地中，英勇无比的去消减美国侵略军，达到十九万四千五百九十二人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坚定了川西人民打垮美国侵略军的信心，还说明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一定能够胜利完成。⑨
川西区通过上述丰富多彩的形象宣传，使川西区的广大群众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去，为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作者单位：四川博物院）
注解：
① 向在仁主编：《宣传学概论》，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② 《一年来抗美援朝的文艺宣传》，川西文联，《川西日报》，1951年10月30日，第3版。
③ 《在深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中将美术宣传工作提高一步》，郭生，《川西日报》，1951年1月25日，第3版。
④ 上述漫画均参见1950年、1951年的《川西日报》。
⑤ 《关于时事漫画》，王朝闻，《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第7版。
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曲》，《川西日报》，1950年11月23日第3版。
⑦ 《控诉美帝罪状》，王远法，《川西日报》，1951年1月21日第3版。
关键词：岳飞故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精忠录》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09-05
明代是岳飞故事作品的繁荣时期。以数量而论，产生了戏曲《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精忠旗》、《续精忠》等，短篇小说《续东窗事犯》、《游酆都胡毋迪吟诗》等，长篇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精忠传》、《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存目戏曲《关岳交待》、《救精忠》、《后岳记》、《阴抉记》、《金牌记》等，数目之多，约占岳飞作品故事一半。以质量而论，《精忠旗》当之无愧占据岳飞戏曲首位，并以其精湛文艺、深厚内蕴而入选中国古典戏曲十大悲剧。熊大木所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史为纲，兼采野史传闻，创建“熊大木模式”，昭示一个以书商为中心的小说时代的到来。上述二作，不管是在岳飞故事系统中，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品数量之众多、质量之提升皆说明在明代岳飞故事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
一、《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题署熊大木撰。熊氏名福镇，字大木，号钟谷，福建建阳人。此书现存最早刊本为明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白堂刊本，首有熊氏自序，末附李春芳编辑“精忠录”后集三卷。正文共八卷八十四则。此书版本众多，有万历问周氏万卷楼刊本，万历间余氏双峰堂刊本，万历间余氏三台馆刊本，万历间仁寿堂刊本，明内府抄本，明天德堂精刊本，吴门萃锦堂刊本，清初映秀堂刊本等，名称亦不一，实为一书。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初刊本：“卷一第一行题： 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其余七卷俱作：‘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问周氏万卷楼本之影印本，诸卷端皆题：“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第一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双峰堂刊行”，第二卷卷端题署：“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万卷楼刊行”，第七卷同二卷，其余各卷同一卷。孙楷第先生认为：“此书自余氏双峰堂本出。”共八卷八十则，其中卷一第四则“许翰请用种师道”、第五则“师中大战杀熊岭”、卷二第十则“宗泽大捷兀术兵”、卷七第九则“周三畏鞫勘岳飞”则目列于目录，正文中却未单列，而是与前则相联，实际正文七十六则。卷末附“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卷之九”、“之十”二卷，题署“赐进士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编辑”、“书林余氏双峰堂刊行”。卷九为各种“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墓志、庙记、碑记、序言、古今赋咏（古风、绝句、词、歌行）”，卷十为“律诗”共计一百五十七首。从内容可见，李氏所编之《精忠录》为宋以来至明初的有关岳飞题咏的资料汇编。书末附序言“叙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题署“正德五年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赐进士巡按浙江清戎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谨序”。
至于熊大木序言中所提及清白堂主人杨子素带来的“浙之刊本”《武穆王精忠录》小说，究竟是什么，学界有不同意见。研究者或认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后所附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后集即是，但《精忠录》后集的资料汇编性质实在与“小说”相去甚远。或认为石昌渝先生近年于日本发现的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较近似。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共五卷，其中也仅有二卷为叙事性文字，其余三卷“武穆著述”、“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为相关的资料汇编。并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附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极相似。笔者未见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但据石昌渝先生的介绍文字，推测李春芳重编《精忠录》后集与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二者所依据的本子应为同一底本，即有弘治十四年陈诠序、赵宽后序，依据旧本翻刻的重刊本《精忠录》。只不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既署“后”集，只收录了五卷中后二卷。今存朝鲜古铜活字《精忠录》题署“会纂宋岳武穆王精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李氏重编本题署“附会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二者名称的相似也证明，二书似由一书改编翻刻而来。而熊氏所见之“浙之刊本”，根据其序言中讲述的既为“小说”，又“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的特征，应不是仅仅有“古今褒典”、“古今论述”、“古今赋咏”之类赋赞内容的李氏重编二卷本《精忠录》“后”集，而是包括“宋史本传”、“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等叙事内容的五卷本《精忠录》，或为弘治本，或为弘治本之其它翻刻本。但也不应该排除另一种可能，即熊氏所依之“浙之刊本”即海阳李春芳重编之《精忠录》，该本亦为包括叙事内容的五卷本，而熊氏在刊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时，为了避免《精忠录》的事实叙述与自己正文内容重复，故只采纳五卷中二卷诗文赋咏部分作为附录，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文后所附《精忠录》“后”集。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编写原则，如熊氏自序所言：“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熊氏以史书为纲，采取史书编年的体例架构作品。第一卷卷首题：“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之后每卷卷首皆类似，明显模仿《通鉴纲目》的体例。既以史书为据，且以史书为模仿对象，《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处处显现“崇实”的痕迹。书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有史书来历。
熊氏作为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书坊主和通俗文学编纂者，在写作方式上最大的特点是模仿。编纂体例模仿《通鉴纲目》，写作方法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宋元话本，他模仿《三国演义》收录诏旨、奏章、书信等历史文献，模仿《水浒传》运用成段韵语作形容渲染，模仿宋元话本二句韵语运用。不管模仿的结果是否成功，但模仿在使小说快速成篇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氏另一编纂成书的快捷法宝是广泛杂录他书文字。《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一第二则“李纲措置御金人”的后半部至第六则“宋康王泥马渡江”之间的长篇文字，几乎完全抄录自《大宋宣和遗事》。而最后两则“效颦集东窗事犯”、“阴司中报应秦桧”则基本抄录自明宣德年间赵弼《效颦集》中卷之《续东窗事犯传》。书中另有许多情节来源于史书，如关于岳飞出生与少年时学射周同事，岳飞破杨么事，岳飞孝亲事，岳飞婉拒美人事，岳飞责子事，高宗御赐“精忠”旗事，岳飞对高宗“良马对”事，以及大小诸次征战，皆据《宋史・岳飞传》加以铺叙繁衍而成。该书初版本序言题署“《武穆王演义》”，实际上岳飞事迹只占全书二分之一多，书中夹杂大量南渡初期其它将领，如韩世忠、杨沂中、刘、李世辅、王德、吴玢、刘子羽等人的征战事迹，其内容基本以《宋史》各人本传为基础，稍加铺叙而成。而熊氏既以《精忠录》为改编底本，自然《精忠录》辑录的大量有关岳飞的文献资料――奏章、题记、檄文、书信、诗词也被作者收录进作品。作品中的一些断语抄录自《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些情节如岳飞访道月长老、周三畏挂冠来源于戏曲《东窗记》、《精忠记》，东窗事犯、疯僧扫秦来源于此前的笔记、小说、戏曲。总之，只要是相关的材料，不管是史书文字，还是小道轶闻，熊氏都将其收为己用。在以史实为基础的原则下，旁收许多野史传闻。全如其序言所称：“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经过这样的综合杂糅，整部作品显得情节松散、枝蔓杂芜，加之以史实为主，趣味性、文学性都较弱，情节平淡寡味，难以引人入胜。然而，经过这样的大综合，有关岳飞的情节事迹基本被网罗殆尽，《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也成了第一部以岳飞为主、情节完备、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
二、《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于华玉撰，七卷二十八则。现存明末友益斋刻本，封面题“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版心题“尽忠报国传”。卷首有金世俊序言，及于华玉“凡例”六则，首卷卷端题：“卧治轩评。”从序言和凡例得知，“卧治轩”即于华玉的号，于华玉为书之实际编纂者。于氏字辉山，金坛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崇祯十五年任义乌知县。本书当为其义乌县任内所刻。
于华玉此书，实为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改编之作。熊氏之书，内容已基本近实，而于华玉仍嫌其“俗裁支语，无当大体，间于正史，多戾繇来，几以稗家畜之”，而进行“特正厥体制，芟其繁芜”的工作，以期达到“与正史相符”的效果。在此编写原则下，于氏大加删改。熊氏原著共八卷，每卷十则。第八卷主要为岳飞死后的一系列传说故事，包括何立寻道月长老、疯僧扫秦、秦桧冥报、胡迪骂阎游历地狱等情节。于氏认为这些都属齐东野语、鄙俚不堪，而加以删节。所以于氏所编本为七卷。且每卷被压缩为四则。基本上熊氏本每十则在于氏本中节略为四则，具体的办法通常是两、三则合并为一则，如卷三之“苗傅作乱立新君”、“张浚传檄讨苗傅”、“韩世忠大破苗傅”三则合并为一则“张韩剿讨苗傅”，卷五之“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么”、“牛皋大战洞庭湖”三则合并为一则“岳飞计破杨么”，卷六“金熙宗废谪刘豫”、“议求和王伦使金”二则合并为一则“秦桧主和误国”，等等。而一些则目和情节，如卷一“金粘罕邀求誓书”、“宋徽钦北狩沙漠”等可能被作者认为是枝蔓之节而直接删除。
大的章节如此，细部改编办法则主要是删除细节描写。小说与史传的一个重要分别，即是细节描写、夸饰语言的增多。于氏为了突出自己的“雅驯”，于“正史”有征，故将熊氏本中稍具文饰的细节与语言删除殆尽，只留下叙述事实的情节枝干。试举简单一例说明。熊氏本卷二“宗泽定计破兀术”一则，有兀术与宋将刘衍对阵描写，于氏本同卷“宗泽任用岳飞”一则亦有此情节。试将二本文字比较如下：
言未毕，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旌旗展卷，枪刀密布。为首一员大将，口方面圆，金盔银甲，乃东京有名将家刘衍是也。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中华，今日先将这匹夫试吾利刀。”兀术靠定阵脚，手持长枪，跃骏骑而出。大叫：“今日早早献了东京城池，驻吾人马，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吾，讲和则休。若不允，教尔中华寸草难留。”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忽滑州路口一彪军马，乃东京名将刘衍。大骂：“逆天臊奴，不识时势，屡次侵扰。今来决一死战。”兀术持枪跃骑而出。大叫：“令尔大朝皇帝尊我金国为主，割地与我讲和。”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可以看出，后文较之前文，情节丝毫不少，可字数少了一半。有关军队仪仗、将领外貌的描写被删去，人物语言有所节略。如此硬性删除，使人物语言显得残缺不全，词不达意，文气不通。环境之鲜明，气焰之热烈，已大打折扣。总体来说，后文简单，干瘪枯燥，大不如前文气韵生动。同卷还有关于梁山好汉“大刀关胜”的故事情节。熊编本写此，铺垫既多。情节又细，写关胜无辜被奸贼刘豫杀害。悲壮慷慨，令人动容。而于氏改编本东截两删，连情节的介绍也未完备，读者甚至不明白事情原委，更不要说感人至深了。于氏类似的改编贯穿全文，可见其所谓的“驯雅”是多么枯燥无味。
熊氏模仿《三国演义》写法，文中夹杂大量历史文献和诗赞，于氏亦嫌其“赘琐”，或简言概括，或一一删除。如卷二“李纲奏陈开国计”中引用李纲奏陈札子，洋洋洒洒近千言，于氏只择要摘取，总共用了四十字。卷三“胡寅前后陈七策”引录胡寅疏谏七策，篇幅巨大，近三千言，于氏亦用几十字概括。卷三“张浚传檄讨苗傅”，引录苗傅伪诏一、檄文一、张浚檄文一，皆被删掉，同则引用吕颐浩书一、张浚书二，被简言概括。另有少量历史文献，如宗泽上书请车驾北征的表疏，岳飞给周三畏出具的招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烘托作品感人气氛，而被存留下来。可见于氏对于插入文献的处理，还是有着自己的考虑，是经过了一番比较和梳理的。诗赞类文字也多被芟除。如李纲谏车驾南行，被罢相位，“后人有诗叹云”；宗泽出师未捷身先死，“刘后村《咏史》诗云”；关胜无辜被戮。“后人有诗赞云”等处，插入的诗赞文字于氏本一律不录。其中关于宗泽和关胜的诗极能烘托其悲壮惨烈气氛，被删去未免可惜。
熊氏本中，亦有模仿《水浒传》使用渲染性韵语的文字。如卷二“岳飞计画河北策”一则，有岳飞越职言事被罢职回家事，叙岳飞归家途中景色：“时值秋天光景，车碾尘高，马衔衰草，丝鞭袅袅。穿红叶之孤林；骏马迟迟，越野桥之碧水。”忙中闲笔，颇有韵致，这样的语言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本不多见，于氏本却一字未留。而于氏对自己做法的解释则为：“旧传沿习俗编，惟求通畅。句复而长，字俚而赘。……兹痛为剪剔，务期简雅。”熊氏本则目为较整齐的七字句，于氏本改为六字、七字不等，也与其自诩的“简雅”相去甚远。
于氏之所以选择岳飞小说加以改编，有其明确目的：
国朝于忠肃公有传，止称御虏之略。正德中平寇有传，亦惟弭盗之书。独兹传，御虏弭盗兼载成谋。而武穆以一身百战，虏破寇平，尤冠绝于从来诸将之上，可谓凌孙轹吴，极古今之罕俪者矣。《传》中李忠定公纲有曰：“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乃敢乘间势。非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韪哉斯言，今日时事之龟鉴也。有志于御外靖内者，尚有意于斯编。
――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凡例”
于氏进士出身，身为朝廷命官，又生逢明末乱世，内有李白成之流反叛，“盗贼”乱起；外有异族满清觊觎中原，挑衅边关。内忧外患交加，国势日衰。而历史上兼御外靖内二功于一身者，莫过于岳飞。于氏此编，即是以岳飞事迹为例，为“有志于御外靖内者”编一谋略教科书，一鼓舞士气书。
既以教科书自居，于氏在正文叙述事实的间隙，插入大量评语，以更好地贯彻“以史为鉴”的原则。在“岳飞计画河北策”情节后，于氏评日：“硕言至计，可勒金石。且鉴往卜来，昭烛无余。合前表疏，皆绝大文字。”强调岳飞的胆识谋略，可为后来者学习；“李纲罢相”情节后，于氏评曰：“昔朱夫子谓：‘李纲人来，方成朝廷。’然则李纲出去，不成国家矣。南北之分，不在用兵，而在用人。君子于此，叹否泰之交云。”总结历史经验，议论国家强盛之本。议论虽有高下之分，而于氏之用心良苦历历可见。评语的加入。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即作者自谓：“旧传每目数事缀连，累牍难竞，读者遑遑厌去。兹一事自为一，起讫以评语间之。”以议论性评语插入正文，以评语为标志，以分段落结构，不失为一种创新。然议论性评语强插于叙事文字之间，对于小说作品来说，则有损文字通畅与情节趣味。
经过于氏“缮较凡七易丹墨”的一番苦心改造，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呈现于人前的是一个剔除血肉、仅存主干的于瘪躯体。郑振铎先生论此极精辟：
虽改旧观，却失去了活的精神，传奇的面目，他使《岳传》离开了民间通俗读物而逼近于正史传记的复述了，……其实他的“简雅”，较旧传的鄙俚尤为使人不快。传奇的著作是与其枯燥而无趣，不如鄙俚而生动。尽管于氏认为自己对于作品有“脱胎换骨之功”，但《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承载了于氏本人的历史观念与救世理想。其在国势衰颓时所进发的政治理想、济世抱负，令人钦佩，然而就其作品来说，却并非成功的文学实践。
三、《岳武穆精忠传》
《岳武穆精忠传》，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六卷六十八回。有明天启七年宝旭斋刻本，乾隆三十六年宝仁堂刊本，乾隆四十一年文光堂刊本，大文堂刊本，题署“玉茗堂原本”刊本，清初刊本。郑振铎、孙楷第均认为，此书实为明代无名氏所编，署名“邹元标”者，乃伪托。
题署“玉茗堂原本”本，卷首有“岳武穆王精忠传”序，题署“吉水邹元标”撰。目录下题署“吉水邹元标编订”。每卷回数不等，卷一为十回，卷二、卷五各十一回，卷三、卷四、卷六各十二回。此本亦当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归并、改编而成。熊本每则则目为七字单句，邹本改为每回七字偶句。熊本为八十则，邹本为六十八回。比之熊本的则目，邹本在回目中，或根据文中内容凭空增加一句，如熊本卷一“斡离不举兵南寇”，邹本作“斡离不举兵南寇宋徽宗让位太子”，熊本“宋徽钦北狩沙漠”，邹本作“宋徽钦北狩沙漠宋皇后自经驿中”，卷三熊本“洪皓持节使金国”，邹本作“洪皓奉旨使金国崔纵持节卒冷山”，卷八“秦桧矫诏杀岳飞”，邹本作“王氏画宇教秦桧秦桧矫诏杀岳飞”，熊本“效颦集东窗事犯”，邹本作“读经书小轩独酌效颦集东窗事犯”等等。或者邹本将熊本的两则合并为一回，如熊本“宋康王泥马渡江”、“岳鹏举辞家应募”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统制楚州解围”、“刘子羽议守四川”两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熊本“岳飞访道月长老”、“下岳飞大理寺狱”并附属“周三畏鞫勘岳飞”共三则在邹本中为一回等等。经过如此改编，原本的八十则并为六十八回。
邹本基本沿袭熊编原本的情节内容，惟字句有些出入。像秦桧遇疯魔行者、何立访道月长老、秦桧冥报、胡迪游历地狱等情节，于华玉编《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尽行删除，邹本却一一保留。与前述于本相比，邹本与熊本更接近。甚至可以说。邹本与熊本实为一本。邹本对熊本最大的改动为章节回目的调整。而前文说过，熊本在流传过程中，曾出现过诸多不同版本，各版本间亦有回数不一的情况。邹本明显脱胎于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甚至名字《岳武穆精忠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期版本――天德堂本《岳武穆王精忠传》、萃锦堂本《武穆精忠传》、映秀堂本《岳鄂武穆王精忠传》的名字类似，相比起来，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与熊本的任何名字相去较远。从另一角度讲，邹本也可被视为单独一书。一来，邹本章节回目的调整幅度较大；二来，邹氏重新撰写序言，对岳飞之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说明编纂此书有其主导思路在内。二者都体现了编订者付出了精力和智慧，进行了再次创作。因此，将邹本《岳武穆精忠传》单列为一书，亦有一定合理性。
明代另有岳飞故事短篇文言小说《续东窗事犯传》，分别被赵弼《效颦集》、《国色天香》收录，二本文字稍有出入。该文讲述士人胡迪不满秦桧享禄、岳飞冤死史实，指责阎王不公，后亲历地狱，眼见秦桧之流受尽阴惩、果报不爽事。此文后被熊大木收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并被邹元标《岳武穆精忠传》袭用。明末冯梦龙《古今小说》所录短篇白话小说《游酆都胡毋迪吟诗》演述同一题材。胡迪故事明代成型，为民众喜爱，后来成为说唱作品的热门题材。
四、余论
明前期深痛的“土木堡之变”和于谦身死败亡的政治局势与南宋初年时局颇为相似。于谦命运、性格与岳飞相似，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最相似的还是二人功高名重、无故被戮的事实。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成化间，于谦冤案。弘治二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日旌功，有司岁时致祭。辑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本已有“旧板行”，弘治十四年又由镇守浙江的太监麦公重新刊刻，考虑到第一部演述岳飞生平的长篇传奇《东窗记》同样产生于弘治年间，时间之相近，应不完全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