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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1959年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与它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如何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由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中，它必须处理古/今、中/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大众等诸多复杂关系，本文无力也不准备详细地分析这种关系。（1）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确立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知识型，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民族化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基本上被纳入阶级论的框架。（2）
正是在这样阶级论框架中，文艺的民族性几乎成为大众性的同义语，而所谓"大众"并不一般地指"国民"，而是特指无产阶级或工农兵。它既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包括知识分子。（3）更确切地说，所谓"民族性"的话语建构遵循了一个认同、两个排除的程序。一个认同，即认同人民大众或工农兵；两个排除，首先是排除西方文化，其次是排除知识分子文化--在这
* 考虑到已有不少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讨论作了比较清晰的历史梳理，本文的分析构架主要是逻辑的。另外，鉴于诗歌研究领域已经有从本专业角度对于新诗讨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重点是阐述这个讨论中体现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1）、可以参见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章"被迫的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两难--兼论现代中国民主主义的两种取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阶级论框架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例外，但依然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3）、"大众"、"人民群众"、"老百姓"等词的准确含义及其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不易确定。但就西方的情况而言，在"民族"的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民族"的含义与"人民"（people）以及"国家"逐渐趋同，"人民"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术语，在革命民主派的理论框架中是指具有公民权的全体国民，而在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则指先天上不同于"外国人"的那些成员。（参见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25页）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阶级论框架中，"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既不是指全体国民，同时也不是先天上具有种族特征的群体。从阶级尺度看，人民是无产者（"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从文化尺度看，人民则被界定为"知识阶层"的对立面。
里，西方文化（洋腔洋调、洋八股）与知识分子文化（学生腔）又几乎被完全等同，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就是
洋八股，因此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文化脱离工农兵大众，因此等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特定的阶级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资格代表民族，这里，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背后的文化暴力已经显露。
与此同时，58、59年参加新诗问题讨论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新诗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群众，即西化（即脱离民族）与知识分子化（小资产阶级化）。因此有必要重新确立其发展方向。这个重建工程的基础就是民歌尤其是新民歌，以及古典诗歌。新民歌具有双重优势：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说，新民歌是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文化，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而这种阶级的纯洁性与政治的先进性自然赋予它以民族文化代表的合法性（这里的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不代表民族，只有劳动群众--工农兵、无产阶级，才代表民族，才是民族-国家的主人）。古典诗歌获得新民族文化建构的资源资格，则表现出一种与五四不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显然，在诗歌形式问题讨论的外表下进行的是一场重塑新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工程，这一现代性工程涉及如何重新解说民族性、如何认识传统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区别于今天所说的商业性的城市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这种重建中的地位与关系、如何认识文学形式的政治性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这个建构过程的实质则是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的文化权力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已经充分证明的：现代的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假设"，一个"方案"，一个"策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现代性的规划与建构实践。这种建构实践即使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必然涉及权力问题。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而是一种区分、分离行为的结果。霍布斯班指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民族不是什么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向相当晚近的"发明"。霍布斯班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用以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种宣传鼓动、文化符号与制度设计等。（1）盖尔纳则指出："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主主义神话。民主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2）这样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客观特性（比如共同的语言、族性、文化传统等），相反，这些特性倒是人为的建构物。如同霍尔指出的：我们正是通过用以表征英国的"民族文化"的那系符号象征系统，才知道什么是所谓
（1）、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转引自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第10页。
英国性"（englishness），知道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民族身份并不是我们生而具有的东西，而是在表征中并通过与表征的关系而塑造、形构、转化的。"（1）
由于绝大多数现代的民族国家（包括现代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种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所以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的文化认同，必须对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筛选、排除、等级排列等暴力手段，才能建构成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依据霍尔的研究，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建构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换是：在前现代时期或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中，原先被赋予一个部落、人民、宗教或地区的忠诚与认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被转移到国家的新建构的、统一的所谓"民族文化"上，地区的、人种的或其他的差异逐渐归入民族-国家的所谓"政治的屋顶"之下，并因此成为现代文化身份的一个有力的意义来源。
这就必然涉及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建构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十分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维罗里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挥只能中国家应该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上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仿效别的什么国家了。"但同时他也警告，民族主义具有二重性，"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接纳多样化（diversity）和多元化（pluralism），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对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58、59年的新诗民族性问题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鉴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文化同一性的建构是这个中国特色现代化工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建构文化同一性的过程（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的讨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没有正确处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与多样性，没有贯彻民族文化认同的民主原则，而是不恰当地使用了文化权力乃至政治权力压制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教训十分深刻。
（1）、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ited by stuart hall ,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292。相关的著述还可以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1991。
（2）、《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第177页。
民族风格与大众化
历史地看，把大众化与民族化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样一个建构文化民族性的方案并非始于1958年。至少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这一等式已经确立（其实还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期的大众化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在"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占据主流地位文化民族性建构方案是激进的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明（被等同于"先进的"文明）重建中国的民族性。但到了1938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集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被确立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性）的标准。这是一个与五四时期的精英主义立场迥然不同的大众主义立场。这个经典论述在当时的"左"派文艺阵营中占主流地位（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与1958年的讨论仍有相当大的区别）。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我们的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体验，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文艺。这
文艺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民族的，也就是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它能够被
民众看做自己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们有新的文艺，然而极缺少民族的新
文艺，我们的民族的东西，主要地是旧形式的东西。（1）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论断。首先，所谓民族性也就是大众性，只有大众接受并喜欢的形式才是民族的形式；其次，五四的新文学虽然是新的，但却不是民族的，因为它不是大众的。民族的东西依然是旧的传统文学形式。在这里，已经显露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悖离与紧张。1958年的诗歌讨论基本上依然在这两个结论基础上展开。
"大众"地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民族战争时期的群众动员。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目的以及当时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包括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民族化与旧形式利用的关系等）都是为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政治目的。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新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同样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并反过来构成对1958年的’’的配合和支持。"（2）可以说，党中央以及本人对于民歌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具有明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94页。重点号引加。
（2）、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此书对于新民歌运动以及新诗发展问题讨论的性质、缘由、前因后果以及发展线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梳理与分析，参见此书第163页以下。
显的政治动机（这种重视表现在几次在中央会议上倡导搜集民歌，《人民日报》三番五次发表社论并大量刊载新民歌作品，等等）。57、58年间的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赶美超英的紧迫感与狂热性，而其方法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式（比如理性化、市场化等），而是所熟知的唯意志论与群众运动--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1）有理由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的民族性与新民歌运动的文化民族性诉求之间存在紧密的、非偶然的联系。新民歌本身就是文艺领域的""（"放文艺卫星"），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可抑制的非理性冲动--所谓"革命浪漫主义。"这一点充分表明这种由最高权力机构直接发动的政治性群众运动表明，所谓"新民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民间自发创作），毋宁说是对于"民歌"的极大反讽。正因为这样，过分强调新民歌运动的"民间"性质并把分析构架建立在官方-知识分子-民间的三元模式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性质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借用群众运动方式建构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证明。它与国家主导的群众运动式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
动员群众或老百姓当然就要运用群众熟悉与喜欢的形式，而群众喜欢的据说恰恰是民歌、旧形式而不是新形式。五四的新诗因此受到批评，民歌（以及古典诗歌）因此受到高度评价。时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的周扬，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年道路》中，说了一段颇具权威性、为不久即将展开的诗歌讨论所广泛引用的话："新诗有很大的成绩……但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感觉许多新诗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在这些诗中感觉不出劳动群众自己的声音笑貌，更不要说表现劳动群众的风格和气魄了。群众不满意诗读起来不上口，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总之，群众讨厌洋八股。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是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发挥新的创造，这就成为新诗脱离劳动群众的重要原因。"（2）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论述方式值得重视。1、劳动群众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成为评价新诗得失的最重要的依据，这表明"为工农兵服务"已经确立为不可动摇的评价文学的标准；2、对于"西洋诗"与"中国传统诗"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本质主义视角，即所有西洋诗歌均为"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而"民族传统"则一定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尽管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同样存在"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为古典文学开的三大罪状之一就是"雕琢"、"艰涩"）。这表明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有
（1）、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长期努力中，所坚持的一直是自下而上的建国道路，以地方民众而非精英为其主要的动员资源。这是共产党与不同的建国方略。参见《中国民主与自由主义研究·提纲》，郑永年，《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
（2）、《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了明显的变化；3、五四新诗的主要缺憾是脱离群众与脱离传统（洋化）。
周扬讲话了奠定新诗歌讨论的基调，其体现的"知识分子腔/学生腔"="洋腔洋调"，"大众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逻辑与论式，在当时的其他相关文章中几乎俯拾即是。宋垒《第三种"化"》指出：脱离群众是造成洋学生腔的根本原因，所以，"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掉队，就赶上！向工农大众的方向’化’。当诗人真正与群众结合，他便会荡涤自己的洋腔洋调，用群众的感情、群众的语言说话。"（1）这里显然存在逻辑的混乱。"学生腔"与"洋腔洋调"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国外的诗歌也分为种种，一些是学生腔的，一些是大众化的。更重要的是，所谓"人民大众"是天然地代表中华民族么？知识分子天然地是崇洋么？不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所谓"崇洋"么？人民大众是否天然地反对洋腔洋调（比如长句子）？他们对于旧形式的喜欢是历史的产物还是本性使然？到底什么是"人民大众"？在民族特色=大众化，洋腔洋调=脱离大众（学生腔）此类分类框架（文化暴力）中，上述逻辑混乱都被掩盖了或忽视了。在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民族性建构所隐含的暴力性质、封闭性质与非民主性质，它排除了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民族性建构中的应有位置。更严重的是，它虽然在名义上把知识分子包含在"国民"的范畴内，但却又在"国民"中进行以阶级为依据的身份等级划分，剥夺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家中的主人公地位，从而严重地违反了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民主原则。结果，在所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民族-国家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伦为工农兵的奴隶。新民歌之所以被抬到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地位，原因正在于它是工农兵自己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而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当然代表只能是工农兵。合乎逻辑地，新民歌所代表的文化就不仅是新诗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必然是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用周扬的话说："新民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有了自豪的感觉。"（2）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谓诗歌道路的论争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与执政党的文化发展方向、与新政权的合法性机制都紧密相关。
民族-国家的文化人问题解决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也就解决了，用丁力的话说："只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同时也就为知识分子服务了。"（3）这等于是说，为皇帝服务的作品也就是为臣子服务的了，因为臣子也是为皇帝服务的。这是一种新的主人/奴隶逻辑。文化暴力的内化机制充分体现在：当时起劲地拥护这个逻辑的却也正是知识分子。
民族性问题的阶级化、党派政治化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重新分类上。窦功亚在其《民歌万岁！》把"诗"分作三种：古诗，洋诗，民歌。所谓"洋诗"，在他看来就是"自由诗"、新诗、知识分子的诗，它与民歌的区别在于："民歌
（1）、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2）、宋垒：《第三种"化"》，《诗刊》1958年第4期。
（3）、丁力：《诗风杂谈》，《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是抒发劳动人民的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的；洋诗，是抒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感情的"。用阶级的话语划分诗歌类型，尤其是中国/外国的区别，民族性问题从而被转化为了阶级性问题。知识分子的诗与外国诗因为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被划归一起并逐出文化民族性的领域。在这里，阶级的标准比之于民族的标准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外国的诗歌也可以分为民歌的/群众的与知识分子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两种。前者与中国的民族性没有矛盾，它是中国民歌的"兄弟"，都是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作品。这就是说，外国民歌由于其政治正确性，已经不是"洋腔洋调"，无产阶级的"西方"已经不再是西方，所以与民族性似乎不再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民歌运动所代表的文化民族性建构虽是非民主的，却又是现代形态的，因为它并不诉诸前现代的民族性基本要素：血缘、族性或方言。
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与重塑
自周扬的讲话以后，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脱离群众、脱离传统、洋化与脱离民族特色，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很少有人表示异议。其作为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代表的资格受到深刻的挑战。（1）五四新诗（以及它背后的那套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2）
对于五四新诗的重新评价本身就是重建文化民族性的一个内在部分与题中应有之义。大家（即使是对民歌持一定保留态度的人）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在民族化、大众化以及继承传统方面存在重大缺，导致新诗的文化民族性与大众性的丧失。天鹰说："所谓新诗歌的基本道路，我的理解是指一个国家的诗风和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从这点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就存在着相当大的缺憾，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3）沙鸥在《道路宽阔，白花争艳》中总结了新诗的三大"缺点"，在当时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1、还没有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没有很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2、对于劳动人民的语言还不熟悉，盲目学习西方，具有洋腔洋调；3、在打破旧体诗格律的同时忽视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4）第一个缺憾涉及世界观问题与内容问题，第二个涉及与西方文学形式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涉
（1）、据有的资料透露，在1958年3月22日的中央成都会议上，除了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一是民歌，一是古典"以外，还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0页注释[1]。
（2）、有人写道："现在一提起自由诗（也就是一般人所指的’五四’以来的新诗）就有人嗤之以鼻，深痛恶绝，大有不一棍子打死就不能消心头之痛的样子。"参见谷瓯：《自由诗和外国诗及其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72页。
（3）、天鹰：《新诗自由体和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7-28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3页。
及对于传统的态度问题。脱离群众、洋腔洋调、传统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扣在新
诗头上的三大罪状。其核心是政治性的："没有和劳动人民很好地结合"。
民歌就是在这个检讨与重塑新诗传统的语境中作为新诗的救星出现的，五
四新诗身上的所有毛病新民歌全都没有。因此只有民歌才是新诗的发展方向。徐迟甚至要用民歌来取代新诗："我们过去写新诗，写来写去许多年，大家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忽然民歌出现了。它是新的民歌，是新时代的人民的诗歌。这是不是新诗？民歌就是新诗；新诗就是民歌"， 新的诗人（这不是指小部分的诗人）他们的新的任务就是采集民歌，学习古典诗歌，吸收它们的营养，写出新诗来。"（1）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没有这部新诗经（指新民歌），我们的新诗就不能更好的往前发展"，"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诗风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来开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的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肩。"（2）就连郭小川也认为："我们现在新诗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气太浓了，……新诗受外国的影响太大了，尤其重要的是，所受的还不是外国民间诗的影响，而是外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影响。"（3）另外，周扬、郭沫若、邵荃麟等文坛的重量级人也都纷纷认为，新民歌"显示着新诗的一个方向"（郭沫若），"新民歌开拓了我国新诗的新纪元"（周扬）、"民歌应该是诗歌中的主流"（邵荃麟）。
但是对于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毕竟，包括新诗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合法性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与五四启蒙现代性一起浮出历史地表的，它自己也一直以的领导者自居。这样，彻底否定包括新诗传统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必然意味着否定整个中国现代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合法性。何况五四新诗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如郭沫若）当时还身居高位。因此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否定新诗、以及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肯定新诗，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彻底否定新诗的代表是窦功亚、欧外鸥。在《民歌万岁》一文中，窦功亚对新诗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把新诗完全等同于"洋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诗"（4）。欧外鸥在《也谈诗风问题》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越革越糊涂"，"大多数是进口货如果不是签上中国人的姓名，几乎教人认为是翻译过来的东西"，"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就是越革越没有民族风格，越写越脱
（1）、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辑，第66页。
（2）、贺敬之：《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3）、郭小川《诗歌向何处去？》，《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93页。
（4）、《民歌万岁》，《文汇报》1959年1月15日。
离（不仅脱离而且是远离）群众。"（1）此文发表以后激起了众多的批评。这充分说明了彻底否定五四必将引发的严重合法性危机。但有趣的是，这些批评文章对五四新诗的"缺点"的认识与窦、欧完全相同。比如张汾、黄牧与窦功亚争鸣的《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一文同样认为，新诗"在整个倾向上是不健康的"，原因在于"不少诗人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脱离民族的语言习惯而一味的学习国外，他们的作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不能接受。"（2）实际上即使是为新诗辩护最力、对民歌的局限性谈得最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主流话语多远，也承认五四的新诗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承认"’新诗歌’的主要构成部分必然是从新民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因为新民歌比诸新诗更直接继承了民族传统，发扬了民族形式，且有远为广大的群众基础。"（3）因此卞之琳认为"我的看法基本上与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差不多。"这是一句大实话。实际上也不可能差得太多。
既然完全肯定与完全否定都不可能，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由于新诗受到的指责主要是脱离群众与洋化，新诗的辩护者在为新诗"辩护"的时候就要尽力分辨出两个不同的传统。这个分离的方法是证明新诗并不是完全脱离群众的，证明新诗中还是有一些非知识分子化、非洋化的、甚至民歌化的作品，比如田间、阮章竞等人作品，尤其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甚至有人把新民歌中的一些作品，如《我来了》、《大字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泥工赞歌》也归入"新诗"：劳动人民创造的"新的新诗"。这样，争论就变成了大家对于这部分所谓"新新诗"（民歌化的新诗）的争夺：它们到底是民歌还是新诗？辩者基本上没有对于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提出质疑：即使是那些知识分子化、洋化的诗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没有自己的合法性吗？新诗必须得到工农兵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吗？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民族性的塑造只有民歌与古典这两个资源么？
本来，利用西方的资源来重塑中国的民族形式与民族文化认同在五四的启蒙主义者（比如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等）那里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新民族性必须在摧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在1958年的语境中，这种观点乃至思路几近绝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方牧的《新诗是"洋诗"吗？》指出："我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虽然受了西洋诗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有别于我们的古典诗歌和民歌，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但它仍然是中国诗，极大部分仍然有它一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1）、《诗刊》1958年第10期。
（2）、参见张汾、黄牧：《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23页。相似争论的是傅东华与张锺仁、汪国?之争。参见傅东华《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1959年1月7日《文汇报》；张锺仁、汪国?《如何对待新民歌与新诗》，1959年1月19日《文汇报》。
（3）、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55页。
不是’洋诗’。"（1）这实际上是说，是否受西方诗歌影响、是否学习民歌与古典诗歌，乃至是否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都不是中国诗（以及中国文化）民族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标准。这里隐含着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对于中国认同、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其核心是把民族性与大众性、传统性加以分离。遗憾的是，方牧的文章并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而是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见解以后，转而与其他人一样把新诗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欧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以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为代表），它是"支流"、"末流"，另一个是以革命诗人郭沫若、田间、殷夫、闻捷等为代表的新诗传统，是"主流"。同时也肯定了新诗向民歌学习、与工农兵结合以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李霁野。他的《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认为："只要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是对头的，外国形式为什么就一定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服务呢？外国形式为什么不能中国化，而一定与民族形式成为不统一的矛盾呢？有生命力的民族形式是不应当怕外来形来影响的，包括形式在内。我以为在新诗的领域内也可以土洋并举，再进而土洋结合"，民族文化的创造应当"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营养。"（1）同时，李虽然承认"成功的标准是群众喜闻乐见"，但又说"不被群众欢迎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是因为不惯见。"托尔斯泰与屈原的作品都没有多少人能够欣赏，但它们依然是伟大的作品。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群众的趣味是历史地形成的（所谓"惯见"），因而也是会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大众趣味"或"民族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包含反本质主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认同建构中，革命的标准与民族传统的标准发生了微妙的错位：只要是革命的（立场观点对头），外国的文化也可以参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革命标准与民族标准的微妙紧张与错位。而近代以来的"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
在这种紧张中，占优势的是革命现代性。这决定了更常见的维护五四新诗传统的言述必然是"革命论"的。革命论言述与大众论言述有联系也有区别。（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27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2）、《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页。重点号引者加。谷瓯的观点与李霁野比较接近。他认为：新诗与群众"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由于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解放前受着剥削压迫，衣食无着，根本没有条件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和’文坛’、’诗坛’是隔绝的，他们对文人写的东西（不管内容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是极生疏的。新诗与群众隔阂的原因在这里主要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不是新诗脱离群众。"人的习惯、爱好、兴趣是变化的，发展的。在扫除了文盲、普及了教育、农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了，对个类文艺作品接受多了以后，他们就会扩大自己的兴趣，改变习惯，原来不了解、不接受的东西（摆阔诗的形式在内）就可能了解并接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76页。
五四时期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他们的出身还是他们的作品，虽非大众的或大众化、民族化的，但却是革命的。因此，通过"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叙事把新诗合法化，从革命角度把新诗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传统，并认为前者是支流，只有后者才是主流，在当时十分普遍。（1）何振邦说："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流是革命诗歌"，"这些革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重要地位。"（2）雁翼说："观察一下我们的新诗歌运动史，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股红色的主流吗？四十年来，这股红色的主流，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随着革命的发展和要求，一直在斗争中发展着。"（3）沙鸥说："新诗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四十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新诗史中，革命的新诗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它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起了鼓手的作用。革命的新诗是在与胡适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胡风派和的斗争中壮大起来。"（4）所有这些为新诗正名的办法，都是证明它是革命的，是党的好儿女，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服务得不太好）。
让我们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与五四的关系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依照中共党史的权威叙述，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前者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后者的领导者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权威叙述中，五四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微妙定位决定了对五四的基本态度只能是：问题虽然不少，成绩却也很大。五四新诗同样如此。如果不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就不能不适度地肯定新诗的进步性，甚至包括它所宣扬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如自由、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郭沫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它的成绩。如反封建、解放个性，打破束缚"，"我们应该肯定的精神，要民主，要科学。"（5）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详细分析了新诗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所以采用借鉴外国而没有继承古典或学习民歌的原因。他写道："当中国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欧洲（包括亚洲的日本）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已经走前了一步，他们不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
（1）、有的时候，论者把革命而非民歌化的作品强行纳入民歌。比如雷霆认为，郭沫若与田间等的新诗"多少都有些民歌的成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郭沫若的作品显然是非常洋化的，与李季、田间等的诗风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在批评新诗"洋化"时不拿郭沫若开刀反而把他树立为正面的典型，显然是因为郭沫若在当时依然居于高位且与私人关系紧密。参见雷霆：《踏踏实实地向民歌学习》，《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9页。
（2）、《应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5页。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3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19页。
（5）、《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刊》1959年1期，第2辑，第8-9页。
经成了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做出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时是用十分惊惶和羡慕的眼光面对西方的大哥哥的，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和盘照收，是并不奇怪的。在文学形式上也向西欧找到了在当时来说是较为适宜于表达革命情绪的样式，那在诗歌上便是自由奔放的自由体新诗，这种诗在当时摆脱束缚思想的古典诗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新诗和整个新文学一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是起过旗手作用的。"（1）这样的分析算是比较具有历史眼光的。
当然真正阻止讨论向全盘否定五四新诗方向发展的力量，还是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自我合法化需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59年发表的文章总体而言比1958年的文章在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上要公允客观一些，尤其是在1959年5月前后发表的文章。这一点通过对于当时的《诗刊》、《星星》、《长江文艺》等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做一个概览即可发现。原因是当时中央举办了纪念五四40周年的活动并有一些权威性的肯定评价。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谭洛非、谭兴国发表于《星星》1959年第5期的文章《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与革命精神》，文章的副标题就是"为纪念五四40周年而作"。可以说，这是当时对于五四新诗肯定最多的文章，而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五四的新诗传统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列举了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贡献。文章同样把新诗分为革命的与反动的两派，但是认为前者是绝对的主流，而后者则是绝对的支流。文章虽然认同五四的新诗脱离群众与欧化的观点，但是却认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在觉醒的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求与中国革命的要求、与民族的利益、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肯定新诗的策略隐藏着一种历史决定论与线形进化论的逻辑，而且按照这个逻辑，新诗的"缺点"在五四时期虽然可以"历史地"加以理解，但是在今天就不可饶恕了：
如果说，这两个缺点（指没有很好的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没
有完成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任务）在五四时期还’情有可原’
的话，那么现在却是完全不应该的了。如果说新诗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
着这些缺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形势的要求的话，那么，现在就永远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了。（2）
这就是说，今天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主流当然应该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新民歌了。
（1）、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2-23页。
（2）、谭洛非等《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和革新精神》，《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86页。
更深一层地看，以反帝反封建、追求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规划虽然因其在当时的"革命性"而免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尤其是在建国以后）依然存在微妙的矛盾。建国以后确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规划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但是它们显然不可能成为这个规划中的强音，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这种声音均逐渐淡出乃至消失。解放以后接二连三的、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艺运动充分说明，个性、自由、多元、宽容与建构一体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重新评价古典诗歌
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问题还必然涉及任何对待旧形式或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部分左翼阵营的文人除了将大众化与民族化加以等同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见是认为旧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而新形式则是洋化的。上引艾思奇的那段话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此文的另外场合，他又反复对此加以申述："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有没有产生我们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的东西呢？我们不能说没有，而要说太不够。"在他看来只有一个鲁迅。他甚至认为民族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1）
但是在对待民族旧形式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它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个经典的现代性框架中，民族旧形式毕竟是属于前现代的或所谓"封建的"形式，它与中国文艺学主潮的现代性追求具有内在的紧张。在"左"翼文艺理论框架中，对待旧形式的两难还表现为：旧形式虽然是民族的，但同时又是封建的。如果无条件地肯定旧形式，就与无产阶级文艺的现代性方向相悖。早在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就强调，既有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也有"红男绿女"、"有产有闲者"的大众文艺，后者的主体是"封建时代的遗臭"，一种落后的旧形式。（2）对于经历并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来说，把传统的旧形式当作是民族形式的代表，是无法接受的（即使它非常受大众欢迎）。这与他们的现代性追求存在根本的紧张。到了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这种紧张依然存在。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一方面批评新文学缺乏民族性，应当利用旧形式；另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4-391页。
（2）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同时可以参见史铁儿（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这种民族性应当是新的（现代的或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从来认为自己是现代的或最现代的）民族性。他指出："旧形式是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起来的东西，封建制度的保守性，经常地刻印到文艺上来。"（1）为此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既不能全盘否定旧形式，也不能走向"旧形式至上主义"；"不绝对否定旧形式，然而也不能投降旧形式。"（2）关键在于让新文学与旧形式在服务于民族的新文艺（实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文艺）的基础上"相互渗流，相互发展。"这再一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在现代性与民族旧形式关系上的两难处境。
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0年）一文对旧形式的利用更多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论述策略。他同样认为旧形式的性质是封建主义的，而且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长期性，"旧形式在人民中间曾经、现在也仍然是占有势力。"相比之下，体现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潮（现代性）的新文学由于是外来的，所以"深刻地蒙上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以至显得和中国旧有文艺形式仿佛已经没有了多少血脉相承的关系。"（3）。周扬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指出，新文艺的内容既然是先进的民主主义，是"新经济政治的反映和产物"，那么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民族性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就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认为，既然在新社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以前旧形式的巨大影响力无法被新形式（新文学）取代，那么，从当时民族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旧形式以便动员大众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奈的。何况由于抗战，大城市这个新文学的大本营已经失去，广阔的农村现在成了新文艺的新环境，所以利用旧形式就显得更加必要。这样看来，周扬实际上是看到了旧文艺的巨大工具/利用价值："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实验或探求，而毋宁更是应客观情势的要求，战斗的需要，作为一种大众宣传教育之艺术武器而起来的。大量地需要旧形式的原因就在这里"，"抗战政治宣传与大众启蒙教育需要大量的旧形式，但是由于它带有时代所加于它的缺点和限制性，所以对它就不能不采取批判地利用的态度加以改造，而且这改造比新形式的改造，那意义还更不同，因为这是以最后否定旧形式本身为目的。"（4）这样看来，利用旧形式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周扬的文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区分了"旧形式的民间形式"与"旧形式的统治阶级的形式"。周扬不但认为前者依然具有活力而后者已经死亡，而且更把五四文学革命解说为知识分子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摧毁统治阶级旧形式的努力。这种用阶级论的框架重新解说新与旧、现代与古代的策略，在58、59年的新诗讨论中得到延续。
在1958年的诗歌讨论中，由于有关新诗要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示，古典诗歌形式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资源（1）、（2）、《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7、398页。
（3）、（4）、《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2、422页。
资源。虽然有些人仍然肯定"五四"运动对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是应当肯定的（详上），但是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五四"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一味学习西洋是错误的。与五四时期集中攻击传统文化相比，现在的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到了洋腔洋调以及"五四"新诗的洋化问题。比如贺敬之就明确指出："首先是洋八股必须废除的问题。这表现在过去有一个时期某些人中间存在过的那种脱离传统、脱离人民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文学观的反映。它对民族文学、民歌抱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不是把诗歌的发展放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而是放在知识分子个人的神经质的胡思乱想上。"（1）沙鸥说"提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新诗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新诗在五四以来在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上很不够；为了很好地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才提出要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发展的基础。"（2）张光年说："我国的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光辉的传统，至今在人民中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过去有人认为新诗只能向外国的诗歌学习，顶多可以从民歌学些东西，至于古典诗词，他们认为那是’封建形式’，没有什么生命力，不值得学习。现在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论调是多么幼稚！"（3）在这些言论里，"传统（旧）形式"、"民族"与"人民大众"是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的，传统的形式是人民大众喜欢的，因而也是民族的。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的那次讨论相比，传统旧形式与现代性、与无产阶级方向之间的紧张显然已经大大缓解。缓解的原因在于，古典形式或旧形式的合法性已经通过其与民歌以及大众的亲缘关系而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在1958年的讨论中，传统形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简约为民歌形式，而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其纯洁的阶级属性使它得以免除封建主义的指责。很多论者干脆认为古典诗歌与民歌本是一家，"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与杰出的作家，都善于学习民歌，而又加以自己的创作，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4）这种声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沙鸥更具体地分析了古典诗歌与民歌的所谓"一致性"（共有六条），并指出："民歌和古典诗歌是相互影响的两股源流"，（5）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民族的。因此他认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发展新诗，"这个’基础’的实质是必须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6）当然，旧形式与新民族形式之间的紧张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当时，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洋腔洋调。为了共同对付这个"外国势力"，传统与民歌至少暂时结成了"统一战线"，联起手来"矫正五四以来一部分新诗作者喜欢模仿外国诗的不良的偏向。"（7）
（1）、《关于民歌和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85页。
（2）、（3）、《道路宽阔 百花争艳》《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9页。
（4）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5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7页。
（6）、《道路宽阔，百花争艳》，第228页。
（7）、缪越《新诗怎样在民歌和古典诗词歌曲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6页。
形式是否具有阶级性
--"百花齐放"与民族形式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新诗歌讨论中的重点问题是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但民族文化形式的建构既然是一个人为而非自然的过程，它就必然涉及文化主导、文化排除等权力机制。如果"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只能建立在民歌（工农兵文化）的基础上，那么，新诗（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诗歌（外国文化）将被剥夺参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论争因而必然涉及"百花齐放"（文化的多元并存）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引来尖锐批评的是雁翼、何其芳、卞之琳、力扬等的文章。何其芳指出：民歌体是有限制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民歌体虽然可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成为支配的形式"，"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有一个样式，还是多样化的？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能利用旧形式，而不可能创作出新的民族形式来？新诗的形式是否只能向我国的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学习，还是同时也还可以适当地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并吸取外国诗歌的影响？"这个问题被何其芳自己称为"多样化的民族形式"问题。概括地说，他从"自然发展论"出发，认为诗歌的"支配性的形式"或"主流"应该在自然发展、"自由竞赛"的基础上产生，"新诗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只能通过’百花齐放’的道路的。"（1）应该承认，这个在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观点在当时提出却殊为不易。它的核心在于反抗（几乎是悲壮地））在文学的民族形式上定于一尊，给民歌以外的形式以自由存在与发展的余地，同时认为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即使有主流也应该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力扬也说得很明确，"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如果有人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有定于一尊的想法，无疑是不利于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想法，了解艺术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赞成的"，"我是感觉到这次关于诗歌道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点和倾向，是和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尽相符合的。"（2）
这种文化民主化、多元化的要求当然立即遭到批评。天鹰在《驳"内容论"》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不是无限制的。作为一个"国家诗歌的方向"，还是应该有"主流"有"基本风格"，自己的"国风"。在他看来，"在统一的国家风格的基调下面，让各种形式的花吐艳竞芳，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为什么要强调统一的国家风格或民族形式？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政治："用什么形式创作，这牵涉到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因
（1）、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第7期。
（2）、力扬：《诗国上的百花齐放》，《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91-292页。
此说形式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1）这已经最清楚地表明了诗歌形式的探讨与重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表明了这种建构必然也必须借用文化暴力。说它是文化暴力，是因为，首先，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风格"，它剥夺被认为是"非民族化"的或游离于统一的民族文化风格之外的其他风格的存在权利，因而所谓"百花齐放"就必然受到限制；其次，它把风格/美学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通过文化政治（建设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这一强大的权力话语来宰制美学话语。诗歌风格的讨论从而必须服务于党的重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
这样，何其芳等人的这种所谓"放任自流"论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一个绝对不能质疑的金科玉律，即使何其芳本人也不敢有微词；而一旦把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国家的文艺"法律"，实际上就已经不可能真正百花齐放了。工农兵文化水平低，喜欢民歌、顺口溜、快板书之类东西，所以要以这些形式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要排挤外国的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么？这种排除了知识分子或西方形式的"百花齐放"当然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也不是真正的自然选择。真正的"百花齐放"不但不能允许形式上的限制，而且不能允许内容上的限制，不能允许设立文艺为什么东西服务的教条。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离开文艺内容、目的、宗旨上的"百花齐放"，单单争取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中大谈什么"百花齐放"、"自然发展"本来就是十足的书生气发作。 何其芳说过，"不要勉强地用人工去造成支配性的形式"，"勉强地用人工造成的形式是不能持久的"。历史证明了何其芳的远见。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无异于主张党不要介入文艺的发展，不要指手画脚。他没有看到：文艺政策只是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何其芳在不触及这个文艺方针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想只就形式问题谈论"百花齐放"当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何其芳的发表于1959年第1期《文学评论》的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很明显。（2）何其芳反复申辩：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之下，各种形式可以并存：
民族形式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艺与中国广大人民结合的问题，因
此，凡是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民服务的，无论 它是新形式或从新形式改造过来的，无论它是旧形式或从旧形式改造过来 的，都是民族形式。只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宽的标准。形式的基础是 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那就是只有从人民生 活中去获得文学原料，并使文学又转回去服务人民。
（49）、《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34页。重点号引加。
（50）何其芳在《处女地》1958年7月号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以后，招致了许多批评，此文系对于这些批评的回应。
问题是当"人民"的含义被界定得过于狭隘、过于阶级化时，在服务"人民"这个"内容"与"目的"的大前提下很难谈得上形式的百花齐放，也很难有何其芳所反复强调的形式的"自然发展"与"自然选择"。
与"百花齐放"有限还是无限同时进行的是形式是否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的论争。有人认为文艺的形式不存在政治问题，可以"百花齐放"（被概括为"形式无关论"），而有些人则主张即使是形式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也不能百花齐放（所谓"形式要命论"）。
"形式无关论"的始作俑者是诗人雁翼。他在发表于《诗刊》58年第6期的《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中指出："’诗歌下放’，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至于形式，它只是表现思想内容的一种手段。"言下之意是：形式不存在"下放"（大众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形式可以为不同的思想内容服务，没有政治性。"形式无关论"的实质在于在形式领域（但也只是在形式领域）倡导"百花齐放"，反对在形式问题上进行政治鉴定或阶级分类。形式无关论者指出；如果"形式问题"一个政治问题，那么，除"民歌体"以外的其他形式不是被判"死刑"了么？而且即使民歌体，也没有阶级性，敌人可用民歌体写，人民也可以用民歌体写。当我们在讨论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时，是不应该轻率地牵涉到阶级立场问题上去的，因为那样做，既不利于关于这些问题的自由论争，也不利于艺术上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自由发展，即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1）
如同"百花齐放"的情形相似，此类对于文艺形式的非政治性的辩护严格停留于形式领域，几乎所有人都不反对或不敢反对内容上、文艺方向上的政治标准与阶级标准。这样一种对于形式上的多元化或百花齐放的辩护是内在矛盾的、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非大众化的形式（知识分子腔、学生腔以及洋腔洋调）并不必然在内容上是反动的（郭沫若那些仿惠特曼式的诗在形式不是非常的洋腔洋调么？但是它在内容上则是非常革命的），但是它依然不能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因而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相抵牾。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放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或者，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
实际上，从"服务工农兵"这个宗旨出发批判 "形式无关论"或"形式百花齐放论"正是当时的文章通常采用的逻辑。针对"形式无关论"，李亚群、宋垒等人提出了"形式要命论"，认为洋腔洋调只能表现资产阶级思想（例子是艾青）；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用民歌体。"一个诗人，他的创作如果仅仅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客观效果，可以认为’形式无关’。如果诗人是立志为工农兵服务，立志以诗歌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他就会自觉地
（1）、除了何其芳的文章以外，"百花齐放"的观点还集中见于唐再兴与郑乃臧的《谈形式问题》以及力扬的《诗国上的百花齐放》。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
尽毕生努力去追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形式无关’论，实际上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格格不入的！"（1）"一个革命诗人，要使自己的诗歌为工农兵服务，不得不迫切地考虑到诗歌的形式能不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2）"工农兵方向"成为作家头上的紧箍咒。针对何其芳说的新诗要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宋垒也针锋相对地说：这个"基础本身就是分裂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口语，和劳动群众的口语有很大不同。"（3）这实际上是说，即使口语也是有阶级性的。形式的选择必须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前提下进行，因此洋腔洋调或知识分子喜欢的形式（学生腔）是不能允许存在的。为工农兵服务当然就要在形式上也为工农兵考虑，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思想改造与诗人的工人阶级化
与1958年的诗歌形式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在诗歌形式与发展方向尤其是新民歌的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是与世界观问题紧密关联的。或者说，对民歌的地位"估价不足"，说民歌体"有限制"（以何其芳为代表），新诗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主流"，说到底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因而根本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思想改造的实质是消灭自我，重新做人，即所谓"脱资产阶级之胎，换知识分子之骨。"（4）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大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做社会主义的人必须从头做，参加它的建设，参加它的战斗。"（5）它首先要求知识分子灭绝"小我"，"我们绝对不要为自己写诗，绝对不要为个人主义打算写诗，这个顶重要啦！这不解决，是不行的。过去有很多人是为自己写诗的。不要为自己写诗，也不要为少数人写诗。我们要天天为人民写诗。"（6）
知识分子（"个人"，"少数人"）不属于"劳动人民"，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而在当时的语境中，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所以知识分子是"寄生虫"）。这样，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世界观与阶级立场转变的关键是体力劳动化，要"参加劳动，种地、扫街、扫院子。"（7）劳动（体力劳动，下同）就是美，就是诗："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诗歌劳动化了，劳动也诗歌化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在民歌中，谁歌颂过积（1）、宋垒：《不仅是对诗歌形式的态度》，《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48页。
（2）、（3）宋垒：《建立真正的现代格律诗》，《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56页、第158页。
（4）、骆文：《工农兵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8页。
（5）、（6）、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74页。
（7）、田间：《谈诗风》，《蜜蜂》1958年第7期。
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现在送粪进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1）这段话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主张形式上百花齐放的沙鸥在《新诗的道路问题》中也认为："诗人们深入生活，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同劳动，同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去了解和熟悉劳动群众；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是唯一的好办法。"（2）这个"好办法"概括起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化。"
邵荃麟的《门外谈诗》是论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认为，1953、1954年间的诗歌形式问题讨论"收获不大"，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个讨论和诗人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只是去讨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艺术表现方法，那确是不会有多大的收获。"（3）可见，形式问题或诗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世界观不改造，身份不改变，诗风是无法解决的；而身份改造了，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作品还能够不大众化么？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非知识分子化，才能写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邵荃麟把这个所谓"最根本的问题"精要地概括为"诗人的工人阶级化"。这就是邵荃麟对"风格即人"的新解。他指出："既然’风格即是人’，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中，你就先要做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你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诗歌中丰富多彩的风格。"因此风格多样化的真正含义是"工人阶级的风格的多样化"。（4）
思想改造、身份转变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当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诗歌的语言或诗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与阶级立场的问题，是谁是老师谁是学生的问题，是谁的思想感情健康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美学问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就会觉得工人阶级的感情是健康的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劳动人民的语言（如"让高山低头，要洪水让路"）是最有诗意的而知识分子的文人雅趣是庸俗低级的。邵荃麟说："缺乏正确的、健康的思想感情，缺乏生活的知识，是不会产生出优美的诗歌语言的"，"语言的问题是和思想感情的问题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所以喜欢用那种"沙龙式的语言"，"首先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就是沙龙式的。"（5）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指出：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似乎只有清风、明月、远山、红树这些远离尘世的东西，才是最富于诗意的。工人群众的诗歌，有力地批驳了这种极端陈腐的美学观点。"比如"你是一支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支大手笔，绘画祖国好春天"是多么的富有诗意！革命等于美、等于诗意。或者说革命高于美也高于诗意，革命是判断一切的标准，当然也是判断美和诗意的标准："在革命激情、劳动激情最热烈的地方，也就是美的诗（1）、周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
（2）、《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307页、第308页。
（3）、（4）、（5）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4期。
意最饱满、最强烈的地方。"（1）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最革命的，所以合乎逻辑地，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诗歌的真正裁判。比如，对于诗歌好坏的判断是请一个老农民来唱，能唱的即为好诗，否则为坏诗。（2）这样，新诗歌的主流问题也用不着再讨论了：凡是被群众认为好的诗歌，受群众欢迎的诗歌，就是主流。最大众化的文学才是最美的、最主流的。"所有那些在狭小的圈子里’嘲风日，弄花草’、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痴狂，不管它多么玲珑精致，不管它是灰暗的还是明亮的，拿它们和民歌相比，特别是和我们的民歌相比的话，只有被列如下品去。"（3）这个文学的标准是反智主义的，它的逻辑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文化的。正如贺敬之说的：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人的资格？诗人的最充足的条件不是他的文化修养而是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与劳动者身份。冉欲达说的："我们相信，艺术技巧不是什么少数’天才’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要掌握它，像士兵掌握自己的枪一样熟练。"（4）他举例说，"滚珠不大点儿，安在节骨眼儿。骡马多省劲儿，乐坏车老板儿"，"多么亲切、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滚珠轴承化’这个伟大的技术革命运动，这是坐在大楼里，隔着玻璃窗看生活的某些知识分子所万万想不到、写不出来的。"（5）
邵荃麟的"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广泛引用。成为（体力）劳动者、为工农兵写诗成了对于诗人的基本要求，否则要被剥夺诗人的身份与写诗的资格，或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比如在丁力看来，"坚持（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倾向的人，如果看到劳动人民看不懂，听不懂，难道不感到疚心吗？"（6）其潜台词是：吃劳动人民的饭就必须为劳动人民写诗，如果你写的作品连你的人民（主人/恩人）都看不懂，就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应当忏悔。这样，工人阶级化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审查、规训与拷问最终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自我规训与自我拷问。最典型的例子是徐迟与雁翼。徐迟在《南泉诗会发言》中沉痛地说："最近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个兰色的音符。’自己检查出来了，赶快划掉。"（引者戏言：是否应该改成"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粒
（1）、《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第2辑，第21-22页。
（2）、例子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2页。另据说有人把《人民文学》上的一首诗歌《给一条河》念给农民听，其中有这样几句："呵，我多想包起你，抱起你，紧紧的亲你，因为我们寻求你，已有多少世纪"。农民听了以后听不懂，一个妇女听懂了，说"臊死了"。这位所谓"听懂"的妇女一定联想到了男女之间床第之欢。这样的"鉴赏力"却被认为是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
（3）贺敬之语。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4）、（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页。
（6）、丁力《诗必须到群众中去》，《文艺报》1958年第7期。
可以肥田的鸟粪"？）（1）
雁翼例子或许更加典型。他曾经在《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指出新诗"有某种脱离群众的倾向"。（2）因其使用了"某种"一词而遭到猛烈的批评。之后，他终于在《红岩》杂志1959年5月号发表《对新诗歌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文章，深刻地检讨自己原先的观点是对新诗缺点的"严重估计不足"，而"造成对新诗的缺点估价不足的原因，是我较长时期离开了生活，听不进人民群众对新诗的要求与意见"，"忽视了首先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为自己"原来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吃惊！"此外，他还检讨了自己的诗"洋味很重"，认为"这是我的教训"。这种洋化的追求"反映在思想上，是忘记了叫谁看，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这不仅仅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也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这个严重的教训，我一生也不会忘记。"（3）这正可谓是通过新诗问题的争论达到成功地"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的一个十分"珍贵"的个案。
对于新民歌与新诗的评价也被提到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高度"。对于新民歌的任何保留观点（比如认为它"有限制"）就是与工农兵过不去。反过来，维护新诗就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当时争论不休的关于民歌是否具有"局限性"的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有人认为：与其说是民歌体有什么局限，还不如说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所谓"民歌的局限性不在民歌体里，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有些认为新民歌没有任何局限的人看来，说新民歌有局限性的人简直就是故意捣乱，"向民歌找岔子。"丁力不客气地说："有人借口民歌有局限，来蔑视民歌，否定民歌"比如红百灵对于民歌的"轻蔑态度"正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观点。"（4）
有人甚至认为，新诗与民歌争谁是"主流"，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争文化领导权。比如愚公在《对〈新诗的道路问题〉一文的几点浅见》中指出："五四"以来的诗坛民歌是主流，革命的新诗是支流，洋化的新诗是逆流。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新诗拿出来与民歌争主流，"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肯定只有部分知识分子才喜欢的洋化诗的成绩"，"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部分知识分子要为洋化诗争正统争领导权的问题。""在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争正统的问题，隐藏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打倒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民歌的问题。"（5）有人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诗坛，一直是被文人们所独占，民歌的解放也就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傅东华在《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一文中回顾了民歌的历史，认为民歌（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66页。
（2）、《星星诗刊》，1958年第6期。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6-99页。
（4）、《也谈新诗的道路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33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99页。
的命运是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民是奴隶，所以民歌也必然被埋没或盗用，"直要等到民歌作者的人身得到解放，民歌方才能够甩掉这种可悲的命运，而扬眉吐气起来"，新中国人民做了主人，所以民歌当然也翻身解放。由于民歌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因而对于民歌的任何保留态度就是对于人民的主人公地位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挑战，这种与人民争夺领导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傅东华看来，敢于说民歌有"局限"的知识分子"他们看见新民歌的声势浩大，生怕自己头上的桂冠要被摘掉"，这才对民歌"吹毛求疵"。这种"歪曲的理论"当然挡不住民歌的历史潮流，因为"新民歌有它的社会基础，也有它的历史基础"，"诗歌的发展道路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人民必然是社会的主人因而自然也是诗歌的主人。（1）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我者倡逆我着亡。
话说到这个份上，争论当然也就无法有效进行了。因为谁都明白，新民歌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这在当时大家给它戴的"桂冠"中体现无遗："工农兵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走向共产主义文学的道路"等等。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新民歌变成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一个工农兵当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民歌的合法性还允许置疑么？新民歌因沾了"共产主义"、""、"人民"的光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谁反对新民歌或对它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人民。
至此，从30年代开始的从知识分子的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历程终于走向了它的顶点：大众是文学艺术的绝对审判官。回顾一下，在30年代的讨论中（无论是大众化还是民族形式）虽然都指出了新文艺没有深入民间的缺点，但是其主流并没有走到认为大众就是文艺的最后裁判的地步，它没有否定新文艺的成绩，没有否定借鉴外国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坚持化大众与大众化（启蒙大众与深入大众）的结合，还没有把"大众"神化。不要说何其芳认为新文艺不够大众化的"责任不应该单独由新文学来负，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大众的文化水准的低下。"（2）就是周扬、潘梓年这样的左翼人士也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3）相反，持激进大众化与民歌化的向冰林（赵纪彬）倒显得比较孤立。（4）如果说在30年代，人们还敢于说在知识分子深入劳动群众的同时，
（1）、1959年1月7日《文汇报》。
（2）、《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
（3）、参见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7页。
（4）、他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提出大众性是民族性的核心，把维护新诗传统的人驳斥为"新国粹主义"。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葛一虹、郭沫若等批评，在1940年4月的一个座谈会上，参加者有叶以群、葛一虹、潘梓年、向冰林等，向在会上是非常孤立的。参见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笔记》等，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
劳动群众也要逐步提高文化水平；那么，到58、59年，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说大众提高文化知识的必要性，一旦有这样的言论也会立即引来批判。（1）
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看做是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改造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实践的核心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文化人格以及审美-艺术个性的全面规训，借此确立新的统一的文化-文艺规范，把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1949年以后先后发生的此类大重要的规训事件先后有：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其间还有许多小的事件。如批评作家萧也牧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51年）、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1952年）、对路翎及其作品的批判（1952）、对"丁玲、陈企霞小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秦兆阳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1956年）、典型问题的讨论（1956年）、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的批判（1957年），特别是1957年文艺届的"反运动"。这些或大或小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使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地或被迫地扼杀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与艺术个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建国后这一系列文艺届的批判事件的规训效果。经历了这些运动的作家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艺术个性，大都走向文艺思想所指示和要求的道路--工农兵化、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当1958年党发动新民歌运动，号召新诗作者向工农兵学习，走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投入到其创作中，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限制自己的艺术个性。当时关于新民歌长达两年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阐述"所号召的"工农兵化"、"向民歌学习"，所谓"争论"就是这个框架中的略有差异的"阐述"而已。很少有人彻底地质疑这个框架。
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新民歌的胜利、将政治化的"大众话语"对于五
（82）、力扬曾经指出，"我认为提高民歌的质量、扩大民歌的境界，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民歌的主人--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力扬：《关于诗歌发展的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26页）卞之琳也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58页）。对此，王永生气愤地指出，卞之琳"把所以能’合流’的原因，比较偏重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接受新诗影响的可能性加大’这一方面，……好象主要的问题不在其他方面，而在于’文化水平’问题似的"，"究竟怎样才叫’合流’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诗人们的继续深入生活，加强思想改造与锻炼，做到思想感情的彻底变化，做到与劳动人民共呼吸，同爱憎。"也就是说，要让知识分子被劳动人民"合"掉而不能相反让劳动人民被知识分子"化"掉。
四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视作"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全面断送。"（1）
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反右与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化、文艺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中断，因而也是现代性的中断。这是一个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知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得以成立的预设前提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因而对于五四的背离就是对于一般现代性的背离。但是我们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多种形态与变体的规划，而五四现代性规划只是现代性形态之一；那么，五四现代性规划的中断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本身的中断，而是意味着现代性形态或方向的转变。同样，新民歌对于五四新诗的征服以及大众话语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中断的必然标志，而是现代性形态转换的标志。我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1958年前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虽然偏离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规划，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现代性的逻辑--比如线形的时间-历史观念，对于"新"与"发展"的狂热追求（新民歌运动中反复地突出"新"、"改天换地"即是明证）。其次，新民歌运动中的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同样是一种现代现象，前现代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恰恰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何况50年代（以及期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反智主义之处在于：它是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民众动员--的文化表达（如果不是这样，它的范围之广大、力量之强大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现代现象，所以它的危害才如此巨大。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是向前现代专制主义的倒退，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名词，同时也是一个中性（在价值上）名词。他们把现代/古代的二元论对应于自由民主/专制主义的二元论。结论是：凡是专制的必然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实际上，现代性并不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前的极左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不否定结合了传统的专制主义因素），因为不但它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的，而且它的国体也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对于现代性的形态进行仔细的分辨，厘清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为什么一度走入了现代专制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是何种类型的现代性绘画，如何实现这种现代性规划。
关键词：语文 教材 古代 山水诗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品德与审美教育。山水诗作为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以描写山水风景为主，抒发作者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之情，寄寓社会理想与人生感怀。山水诗还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闪烁着智慧的诗性神韵。在苏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共有古诗近百首，其中山水诗有《咏华山》、《登鹳雀楼》、《望庐山瀑布》、《望洞庭》、《黄鹤楼》、《望岳》共六首。本文主要分析这些山水诗，研究其思想内容与写作特点，并归纳在当下探讨这类诗歌的积极意义。
一.语文教材中古代山水诗的思想内容
《论语・雍也》有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古代山水诗往往借景抒情，诗句中凝聚着诗人真挚的情感。在苏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这几首山水诗里，诗人们以其非凡的才气、优美的诗句描写出了山的雄伟、水的柔美，“山”和“水”的意象作为自身心境遭遇的投射，抒发了无限的人生感慨。
（一）描绘山水，表达喜悦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出现的第一首古诗就是《咏华山》（一年级下册），这是宋朝宰相寇准七岁时吟诵出的诗。本诗从儿童的视角去描写，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十分适合一年级的学生阅读。此诗显现了华山的高峻挺拔、高耸入云，是因景生情之作，语言质朴。
除了描写华山，还有的诗歌写出了泰山的雄伟壮阔，其中，杜甫的《望岳》（八年级上册）久负盛名。作者遥望泰山，认为大自然把所有神奇秀丽的景色都汇聚于此，他的心胸被冉冉升起的云霞涤荡得干净透明，他尽情眺望，被这壮美的山景折服，一直望到暮色四合，鸟儿归林。尾句化用孟子文中的语句，富有哲理性。全诗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描绘出泰山的壮美景象，抒发了内心的快乐喜悦之情。
“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不仅人们的生活无法离开，而且带给了诗人诸多灵感。在他们的笔下，“水”是柔美的化身，如《望洞庭》（四年级上册）：“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洞庭湖水波微泛，湖面如未磨之镜，在秋日月夜之下，折射出粼粼的波光，倒映着碧翠的君山。刘禹锡笔触清丽秀雅，描写出了山的青翠、水的澄澈，将洞庭美景展现在世人眼前，而诗人也心旷神怡，获得了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二）热爱山河，充溢豪情
山有清秀、有险峻;水有柔美、有汹涌。诗人们咏物抒怀、借景抒情，面对着壮美的山川湖泊，胸中的豪情喷薄而出。例如《望岳》（八年级上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诗人将泰山视为大自然的瑰宝，聚集着天地灵气，在同一时间内，山南山北判若昏晓。诗人通过描绘泰山高大奇崛的景象，热情赞美了泰山的巍峨耸立和其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李白的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三年级下册），从庐山香炉峰着笔，描写庐山瀑布之景。此诗题眼是一“望”字，通过“生紫烟”、“遥看”、“挂”这些字词，体现“望”之景、抒发“望”之情。紫色本是神秘、高贵的颜色，“生紫烟”这一描写给全诗笼罩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将香炉峰渲染得美丽动人，也为下面写不寻常的瀑布埋下伏笔。绝美的香炉峰上“挂”着一道瀑布，一泻千里，像是银河落入了九天一样，恢宏壮观。虽是极其夸张的描写，但饱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神奇伟力的赞颂，充满了豪迈奔放之情。
（三）志存高远，人生感喟
《望庐山瀑布》（三年级下册）、《望洞庭》（四年级上册）、《望岳》（八年级上册）这三首山水诗均写于作者失意时期，希望以传达山水之美忘怀世俗痛苦，借山水之浩大抒发理想之高远。《望庐山瀑布》创作于李白隐居庐山之时，年近半百，长安的政治活动失败，看尽了朝廷的权贵谗毁，这首七绝是其寄情山水、高蹈出尘的心灵写照。李白有“诗仙”之美誉，诗风豪放飘逸，此诗体现了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风格和横空飘逸的才气，庐山的山峰高峻雄伟，瀑布的泉水湍急浩大，“山泉意象”更契合了他高洁傲岸的人格和不与流俗的志趣。
青年时期的杜甫科举不第，借探亲之机游历了泰山，写作了《望岳》（八年级上册）。此诗见出他志向的远大，并无科举落榜后消极颓废的情绪。诗人仰望泰山之高，表露自己志存高远、建功立业的心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显示了敢攀高峰、俯视一切的英雄气概以及卓尔不群的豪情壮志。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也是如此。刘禹锡一生的仕途并不顺畅，曾有过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屡遭打击却始终桀骜不驯。在《望洞庭》（四年级上册）中，作者将主观情感与君山湖水融为一体，在基于山水自然的享受中，表现出壮阔非凡的气度和高洁清绮的雅致。而“水”也有寄托愁思、慨叹时光飞逝之意，如同崔颢的“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愁思蕴含丰富，不仅是游子凄清心境的简单坦露，更是意识到了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促，传达出关于人生真谛的思考。
二.语文教材中古代山水诗的写作特点
在山水诗中，诗人们发现与欣赏自然美，运用多样的写作手法来刻画自然美，渲染气氛、烘托情境，描绘出山水的华美与灵秀。
（一）结构特征：先景后情与起承转合
教材里的这六首山水诗中，有一首五绝、三首七绝和一首七律，都是近体诗，押韵较为严格，音律谐美，富有节奏感。另有一首古体诗，押韵自由。诗歌有相近的结构模式：先写景，再抒情。如《望岳》（八年级上册），是五言古诗，因为压的是仄声韵。先写泰山的雄伟高大，诗人所见，最后是作者抒情，表明自己锐意进取的决心，是从客观到主观的描写顺序。除了这种结构，就是律诗的四联按照起承转合来写的结构了。如《黄鹤楼》（七年级下册），崔颢首联写黄鹤楼的来历命名，是开头起始;颔联写心绪感触，为思路承接;颈联集中写景，有画面感，思绪变化，为“转”;尾联即景生情，抒发思乡感怀，而“烟波江上”为登楼所见，又是点题，为“合。”
（二）写作手法：对比衬托与动静结合
《咏华山》（一年级下册）着重使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首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以青天高来映衬华山高，“更无”二字凸显华山之高峻独秀，没有一座山能与华山比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一句又是两个比衬，意思为抬头发现太阳离自己很近，低头见到白云朵朵浮游于脚下，在举头俯首间，动态效果跃然纸上，画面感很强。本诗运用衬托和动静结合的手法，将华山与青天、白云相比衬，构成了一幅青天在上、华山高耸入云的三级层次的鲜活画面。《望岳》（八年级上册）中的“齐鲁青未了”一句也同样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以齐鲁地域的宽广来映衬泰山的高大，其苍翠葱黛连绵不绝，没有尽头，可见泰山的动人之处。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三年级下册）的第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其中的“挂”字，与“生”字产生了对立统一的效果，是动静结合的写法，赋予动态流淌的瀑布以静态之美，远远望去就好似一幅画“挂”在了山峰的前面，并且也与题目“望”字遥相呼应。“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直”字富于张力，表现出庐山的陡峭与高耸，能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那一泻千里、蔚为壮观的景象。
（三）修辞手法：运用多样，才气过人
李白的诗歌喜欢使用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望庐山瀑布》（三年级下册）中的“三千尺”属于夸张，因为香炉峰高仅三百多米，这与他第一首五言诗《望庐山瀑布》中的“挂流三百丈”，有异曲同工之妙，夸张的手法能使瀑布的雄奇在学生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疑是银河落九天”一句中用“银河”来比喻瀑布，既写出了瀑布的壮丽，又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气势磅礴，可谓大胆新颖。“银河”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多是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或是宇宙自然现象有关，而李白却独创性地将瀑布喻为银河，想象奇特丰富。杜甫《望岳》（八年级上册）也有夸张，“决眦入归鸟”的“决眦”二字生动体现了诗人在眺望泰山时的陶醉沉迷，瞪大了眼睛张望，故感到眼角都要开裂了，显然是夸张的一个妙用，如此传神的描写使泰山的壮阔美景表露无遗。
除了这两位诗人，其他人也使用了修辞手法。《望洞庭》（四年级上册）用到了比喻的修辞，“潭面无风镜未磨”，说湖面风平浪静如同未被磨拭的铜镜;“白银盘里一青螺”，又将平静的湖面比喻为洁白银盘，作者将湖中矗立的君山喻为在银盘中的一颗青螺，视线从洞庭湖水的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美丽的洞庭山水就好似银盘里端着一颗青螺，如同一件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诗句十分清新脱俗。《望岳》（八年级上册）的开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使用了设问，此诗还有一处用典：“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取《孟子》中的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黄鹤楼》（七年级下册）有对偶和叠字手法，颈联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对仗工整，叠词的运用增强了音律的和谐感，文采过人。
三.研究古代山水诗的现代意义
我国山水诗源远流长，古代的骚客文人面对着宁静和谐、壮阔博大的自然山水时抒怀吟咏，将个体生命精神与自然大道融合一体，创作出了诸多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与审美价值的诗歌，使自然山水拥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一）爱国情怀，进取心态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在山水的怀抱中排遣世俗喧嚣，得到渴望已久的逍遥与快乐。即使仕运多舛，但面对青山绿水，便能感到胸怀开阔、精神俱佳。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能领略祖国的山川美景，感悟到诗人们热爱祖国的激情，激发了心中的爱国之情。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向来是被人们称赞传颂的佳句，豪情之中又蕴含哲理，表现出诗人在登高望远中不凡的胸襟抱负，启示人们要有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启发意义。
（二）陶冶情操，塑造人格
山水诗深含闲逸、静默、淡泊的特点，如《望洞庭》诗中水光接天、山清水秀的美景，澄净空灵的境界，体现了诗人刘禹锡宁静致远的操守与高尚德馨的人格。还有崔颢的《黄鹤楼》（七年级下册）
“白云悠悠”、“芳草萋萋”，诗句都充满着意象神韵，描绘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中小学生学习山水诗有利于他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高审美能力和培养审美情趣，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对当下少数功利浮躁、看重物欲的人来说，这些诗也有静心医俗的作用。
（三）关注生态，崇尚自然
在众多诗人的山水诗中都可以读出其自身与自然融合为一的情感体验，作者们着力描绘自然山水“鲜活的”、“永恒的”生命力，在对自然的欣赏、热爱与赞美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已成为了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此时，我们更应该提倡“生态旅游”、“人文旅游”，山水诗因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价值，品味山水诗歌，能够启发人们在与自然的亲近中，做到保护环境、重视生态，既要关注自然美，又要关注人文性，应当给后世留下宝贵而美丽的山水资源与人文景观。
综上所述，古代诗词积淀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现代教育者应重视这些作品的熏陶感染作用。也许学生无法亲身去翻越每一座大山，涉过每一条河流，却可以通过教材和课外书中的古诗美文遍览名山胜水，开阔视野、开放胸襟。语文新课标中提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习山水诗能够让学生充分领略古典诗词的独有魅力，像古人一样去热爱青山绿水，学习其不畏艰难、敢于攀登的坚毅品质，以此达到“以诗育情、以诗养趣、以诗立志”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分析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山水诗，均出自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教材.
[2]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孙兰，孙振.《唐代山水诗意象解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02）.
[4]冯淑然.《从三首<望岳>看杜甫的思想发展历程》[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01）.
关键词：诗句内容；气氛与基调；时令诗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05-01
《豳风·七月》的解释向来众说纷纭，关于其主旨问题，据焦绪霞《经学解读与历史主义解读的博弈》，认为基本有三种说法，一为“农奴悲歌说”，认为是一首农奴一年到头咏唱的劳动生活凄惨的悲歌。二为“周公陈诗说”，认为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 致王业之艰难也”。三为“西周农家乐图”。在《七月》的接受史上，第一种观点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尤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这首诗描写的当时农夫周年四季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时候。”
《七月》作为我国古代农事诗的发轫之作，其影响和地位不置可否。那么，这样一首时代久远的诗其反应的主旨到底应如何界定，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考虑：诗句中所反映的内容和整首诗的感情基调。
一、诗句中所反映的内容而言
如“女心伤悲，殆及与公子同归”许多研究者在谈到本诗反应严重阶级对立时，都引用此句。认为“妇女劳累了一天了，还避免不了被奴隶主掠夺回去，遭受蹂躏的命运”。此句同上一句“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可以称为“农奴悲歌说”论点的最具典型的两个支撑，每位“农奴悲歌说”的认同者都几乎无一例外的提到这两句诗，“女子伤悲，殆及与公子同归”依主流的观点，被解释为“姑娘心中十分悲伤，只怕被公子强行带回家去。”认为姑娘是因为怕被公子强行娶回家，被蹂躏而伤心，这种观点也被大多数的学者接受。
《诗经》形成于一个古风尚存的时代，儒家文化作为其正统的文化，强调“礼”与“仁”，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强取豪夺、掳掠民女的行径排斥于儒家文化范围之外，也是周代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形态所不容的。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代的一种“抢婚制度”，但如果这样理解本文的主旨，那“就与整首诗的气氛不协调, 这两句就有游离全诗之外的感觉”。在春天这个暧昧的季节，万物复苏，春光明媚，蚕桑女采桑看见树芽、花苞，看见大地开始孕育一切，看见万物都蠢蠢欲动，心里该是多么微妙，于是易伤感的女子便突然思起春来，而那个意中人尚未出现，当是有一些惆怅的，以致“殆及与公子同归”，期待着有一个心爱的人把自己娶回家，如同杜丽娘看见乍泄的春光时为自己伤感一样，后文中“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子炫耀自己织的红布最为艳丽，用它为心爱的人做衣裳。所以“女子伤悲，殆及与公子同归”易理解为“女子（看见春光）惆怅起来，尚没有等到心爱的人把自己娶回家。”
二、整首诗的气氛与基调
第一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农事安排，总括全篇, 从寒冷的冬天叙述到初春整理农具，一家人携子同妇一同下地耕种。第二、三章写春日之时，伴着黄莺欢快的鸣叫，女子采桑养蚕、修剪桑树、收割获苇、纺线做衣。第四章写收完庄稼、树叶纷纷陨落时的狩猎活动。第五章写天气转冷、隆冬即将来临，小动物们开始准备过冬，农夫也得准备御冬的物资以度过寒冷的冬天。第六章写“副业生产”。第七章描述筑场圃、纳禾稼，描述收获完庄稼后去公家干活。第八章写年终共同庆祝、烹羊祭祀，举杯同庆的宴饮。可以看出, 农夫是辛苦而且忙碌的，整首诗的气氛是舒缓客观的，叙述了各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和生产生活状况，没有很明显的主观色彩，称之为一首类似于“二十四节气歌”的时令诗更为恰当。
其中第七章中不少的学者认为，农夫去公家为统治者干活劳役，正体现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本质。笔者认为在当时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农夫处于社会下层地位，认为为统治阶级服务为本职所在，因此也并不会发出反抗的强烈呼号，现在农村仍存在一种现象，即在农闲时出“义务工”，即每家按人口计算，分配必须完成的公家任务，这可能也是每个时代公共劳动的范畴。
再者，本文客观性强，因为《七月》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民劳动稼穑之艰难，但这并不单指农奴，而是整个当时的古代的艰难的生活环境，这与《诗经》中因《硕鼠》《伐檀》两篇不同，这两篇用强烈的不满和明显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统治者，而《七月》整首诗的氛围是温和客观的“怨而不怒”。也正因此才会出现诗中结尾处发出的“万寿无疆”的其乐融融、共同欢庆的宴饮的场景。
所以从诗句的内容和诗基本的气氛基调而言，《七月》反应的是古代人民顺应时令，依时而作，全面的反应了周代早期豳地农业的生产状况，客观的叙述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首充满了古代农民智慧和经验的时令诗。
我是工作在***镇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普通教师，1998年7月毕业于山东省淄博第二师范学校幼师专业，并被分配到敬仲中心小学任教。
在工作的五年时间里，我勤勤恳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做好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认真完成学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虚心向各位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并注意不断阅读有关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的书籍，充实自我。在学校中，我担任的是语文教学的工作。从一开始的二年级语文教学，我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由赵美花老师指导的“小语整改”实验。在实验中，我大量阅读了各种有关书籍，并认真向学校有经验的优秀教师请教和学习，多次观看优秀教师的观摩课录象，参加学校组织和镇、区组织的听课活动。同时，赵美花老师也多次到我校进行课堂教学指导。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各位教育前辈的帮助，我班学生的语文成绩在镇统考中名列前茅，同时我也在我校开展的“教案改革”研讨会上执教了一节区级公开课，受到于会领导和老师的好评。就在这一学期和学年的结束，我被评为“镇教科研先进个人”。在以后的三年中，我继续担任这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继续实践着“小语整改”实验的优越性。在这三年中，我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一直在镇统考中名列前茅，我也连年被评为“镇教科研先进个人”“镇优秀教师”“镇教学新秀”和“镇教学能手”。
从1999年开始，我便担任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的职务，负责全校的教育科研工作，特别是诗文素养实验的研究工作。从潍坊实验小学学习回来，我便投入到该实验的紧张工作中去。搜集古代诗词，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古诗，根据难易程度编排成册，与另外几位教师一起编印了学校的实验教材《小学生诗文佳作选》共五册，并在全校进行了这项实验的推广。去年，我担任了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同时继续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职务，并负责学校诗文小组的训练工作。在这一年中，我牺牲了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研究教学，组织学校诗文小组训练。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下，我所教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在镇组织的竞赛和统考中分列第一和第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同时，在我训练的诗文小组中，所有学生都能背诵古诗词300首以上，有六个人突破了500首。在今年七月份，区里组织的“基础教育现场会”上，区委书记和市教委副主任亲自检查学生背诵古诗情况，并做出了高度评价。在济南市教委组织对我校的参观中，省统战部领导对我校的视察中，我所组织的诗文小组展示均受到各位领导和教师的好评。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我的年终考核成绩被评为“优秀”，并被学校推荐评为“区优秀教师”。
在工作中，特别是在自己取得成绩的时候，我还善于总结自己的各种经验。在教学之余，我认真撰写各种教育论文，先后有许多篇文章在各种征文中获奖。其中，《论现代语文教学与诗文素养实验的结合》《古典诗词与现代教育的结合》等多篇论文获省创造教育研究会论文三等奖和一等奖。同时，我非常重视班内学生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我所教的许多学生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如：王新培同学在二年级时写的《动物运动会》，在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看图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孟晨同学在五年级所写的《游马踏湖》获“关爱淄博”征文二等奖；去年，有五名同学在全国校园文学征文中获奖，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我是工作在***镇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普通教师，1998年7月毕业于山东省淄博第二师范学校幼师专业，并被分配到敬仲中心小学任教。
在工作的五年时间里，我勤勤恳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做好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认真完成学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虚心向各位老教师和优秀教师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并注意不断阅读有关教育教学理念和实践的书籍，充实自我。在学校中，我担任的是语文教学的工作。从一开始的二年级语文教学，我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由赵美花老师指导的“小语整改”实验。在实验中，我大量阅读了各种有关书籍，并认真向学校有经验的优秀教师请教和学习，多次观看优秀教师的观摩课录象，参加学校组织和镇、区组织的听课活动。同时，赵美花老师也多次到我校进行课堂教学指导。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各位教育前辈的帮助，我班学生的语文成绩在镇统考中名列前茅，同时我也在我校开展的“教案改革”研讨会上执教了一节区级公开课，受到于会领导和老师的好评。就在这一学期和学年的结束，我被评为“镇教科研先进个人”。在以后的三年中，我继续担任这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继续实践着“小语整改”实验的优越性。在这三年中，我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一直在镇统考中名列前茅，我也连年被评为“镇教科研先进个人”“镇优秀教师”“镇教学新秀”和“镇教学能手”。共2页,当前第1页1
从1999年开始，我便担任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的职务，负责全校的教育科研工作，特别是诗文素养实验的研究工作。从潍坊实验小学学习回来，我便投入到该实验的紧张工作中去。搜集古代诗词，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古诗，根据难易程度编排成册，与另外几位教师一起编印了学校的实验教材《小学生诗文佳作选》共五册，并在全校进行了这项实验的推广。去年，我担任了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同时继续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职务，并负责学校诗文小组的训练工作。在这一年中，我牺牲了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研究教学，组织学校诗文小组训练。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我的努力下，我所教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在镇组织的竞赛和统考中分列第一和第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同时，在我训练的诗文小组中，所有学生都能背诵古诗词300首以上，有六个人突破了500首。在今年七月份，区里组织的“基础教育现场会”上，区委书记和市教委副主任亲自检查学生背诵古诗情况，并做出了高度评价。在济南市教委组织对我校的参观中，省统战部领导对我校的视察中，我所组织的诗文小组展示均受到各位领导和教师的好评。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我的年终考核成绩被评为“优秀”，并被学校推荐评为“区优秀教
师”。
在工作中，特别是在自己取得成绩的时候，我还善于总结自己的各种经验。在教学之余，我认真撰写各种教育论文，先后有许多篇文章在各种征文中获奖。其中，《论现代语文教学与诗文素养实验的结合》《古典诗词与现代教育的结合》等多篇论文获省创造教育研究会论文三等奖和一等奖。同时，我非常重视班内学生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我所教的许多学生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如：王新培同学在二年级时写的《动物运动会》，在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看图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孟晨同学在五年级所写的《游马踏湖》获“关爱淄博”征文二等奖；去年，有五名同学在全国校园文学征文中获奖，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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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几年前就下过一个结论：现在的中国是全世界“去传统化”最厉害的国家。这是好听一点的，说难听一点，忘祖最厉害的是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好古诗课，让古诗文的经典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融入孩子的血液，成为他们的基因，对学生成长是一件很有意思、功德无量的事情。
一、关注文体，开掘“这一类”文体的教学价值
苏教版语文教材中的古诗，从小学低段就开始出现，粗粗统计了一下，低年级有6首，中年级有12首，高年级有诗12首，词3首。古诗的量从四年级开始逐渐增多，五年级开始出现词，从教科书编者看，大多是按照古诗的内容进行编排的。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都编在五年级的古诗两首中，描写的是西湖的一动一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示儿》是六年级的爱国诗篇，《石灰吟》、《墨梅》是六年级的两首借物言志诗。
在小学进行古诗这一类文体的教学价值是什么呢？第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第二，促进人的持续发展。《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总目标中这样叙述：“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小学阶段学生要求背诵古诗文160篇（首），其中课标推荐了70首古诗词。
古诗词对孩子的成长具有积淀作用，老师都很清楚，可是反思平时的课堂教学，却让我们有喜有忧。古诗到底教什么，怎么教，一直困惑着老师。于是我们在各类公开教学中经常难觅古诗的踪影，有幸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课堂：要么是让孩子不停地重复地背，背得口干舌燥，背得天昏地暗；要么是老师不停地讲，讲得支离破碎，讲得体无完肤。大量的经典古诗进入课文以后，它所遭遇的命运，非常让人同情。
很多古诗课堂往往“滑进”这样的误区，“把理解诗意作为教学的全部”、“以为有深度才有内涵”，教学千课一面。“析词――解句――入境――拓引”似乎已成低中高三个年段的模式化，年段特征不明显，教学目标设定不合理。
古诗教学价值的缺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如何根据文体特征，基于学情，挖掘诗歌类文体独有的语文教学价值，如何培养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使课堂兴趣盎然，有滋有味，摇曳多姿，展现古诗词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值得每一位语文老师思考。
语文课程课标中对不同年段的古诗教学有明确的要求。低年段“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中年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高年段“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
教什么？课标已经说得很清楚，首先是把握诗意，了解诗的内容，这部分必须扎实；其次是意境，古诗描绘的场景，怎么样让学生置身其中，这是一门艺术，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最后是体会诗人的情感。但一节课中情感体会到什么程度？教师应有所选择。古诗距今有上千年，诗的情感与诗人所处时代、环境、人生境遇都有联系，今天我们很难再现当时的情形。教学中我们坚持这样的落脚点：关注诗的内容，尊重学生的阅读感受。
二、基于学情，研设“这一首”的教学内容
以《绝句》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为例。
先看教学内容。《绝句》这首诗苏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这个单元的主题都是通过课文对学生进行美的熏陶，旨在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是苏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古诗两首》中的第二首，诗中把夏天西湖满池的荷花作为描摹对象，前两句是议论，后两句是写景，明为表达对西湖美景的赞叹与热爱，实则抒发诗人对朋友林子方的眷恋之情，是“送别诗”的佳作。而且这种整首诗写景，但写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诗作在小学阶段是第一次出现，其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手法，具有很高的教学价值，是一首“别样”的送别诗。
再看学情。《绝句》是中年级的古诗，三年级学生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古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正是孩子们喜爱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高年级的一首诗，古诗学习一般分为“读古诗”、“明诗意”、“入意境”、“悟诗情”四个环节，五年级学生根据已有的学习古诗的经验，借助注释、工具书、想象画面等多种方法解决前三个环节（“读古诗”、“明诗意”、“入意境”）。但这首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都在描绘西湖荷花，体会诗人如何寓情于景，抒发了对友人的眷恋之情，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同时希望学生能通过学好这首送别诗带动这一类古诗的学习。
最后看课堂。《绝句》可以分五步教学：激情导入“期待美”，初读古诗“节奏美”，赏读古诗“画面美”，诵读古诗“情感美”，拓展古诗“延伸美”。从教学中可以看出，作为三年级的古诗教学，老师较低年级已有了明显的年段差别，这首诗具有明显的主题。学生对基本的文字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握，只有少数生字词需要学生学习。所以，老师在中年级古诗教学中首先侧重的是学生对诗的认知，将诗意说明白，领悟“含”字的意思。其次老师引导学生透景悟情，通过想象再现诗人看到的景象，体会诗人的欢快心情。最后是引导学生对经典的阅读背诵，为将来在语文学科的发展打基础。这样的课堂教学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节中年级的古诗课。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教学可以呈现以下几个教学特点：第一，注重吟诵，让学生得其韵。读诗句时，不仅要关注读正确，读出节奏，还要注意押韵。第二，注重情境，让学生入境。如老师出示西湖十景，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不写其他景，而独写此景。诗人是如何写出这别样之美的？这样的问题不仅让学生体会景色的美，更引导学生感悟诗人的写作方法。第三，注重悟情，体会这首诗的别样之处。这是一首五年级下册的送别诗，教材中前有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平时积累有李白的《赠汪伦》，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些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作者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但这首不同，单单诵读诗句，让人感悟到的是一幅壮美的夏日荷花图，但勾连题目，浓浓送别情才浮出水面。如何在五年级初识一般送别诗的基础上拾阶而上，体会诗人表情达意的不同写法呢？老师不仅要关注诗文，还要研读诗人的经历，写作的背景，这样文中蕴含的情学生体会时就水到渠成。
这节课是高年级的古诗教学，比较中年级，我们发现诗的思想感情比中年级更进一步。作为高年级的古诗佳偶写，老师教学的侧重，已不仅仅是对诗歌的理解和赏析，还是培养学生对古诗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学形式的独特审美能力，感受古诗凝练的语言背后蕴藏的丰富内涵。
刘彩霞
本学期我代九三、九四两个班的语文，中考平均成绩为：九三班101.4分，在全局排名第九。九四班101.84分，全校语文最高成绩九三班黄倩同学119分，第二李丽117分，平均分和其他学校相比，不是十分理想，下面我就一学期来，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
一、学生情况分析
这两个班级，我都是中途接上的。九三班，八年级第二学期李正玮老师请假，学校安排我接代这个班的语文课。九四班，王校长来了之后做了调整，接替高洁老师的课。
（一）九三班存在的问题：
1.班主任变动频繁，课堂纪律较松散。学生没有紧迫感，学习自觉性较差。最大的问题是不交作业，逼急了就抄作业。在这方面我也下了不少功夫，具体如下：
（1）抓抄作业的学生。早上到校那段时间抄作业的人多，指定班长负责抓抄作业的学生，被抓到的，第二天早上站在讲台上抓其他抄作业的人，被抓到的接替前一个。执行了两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抓不到抄作业的人了。但并没有完全杜绝，只是早上到校这段时间没有了。
（2）成立语文学习小组，组长检查并收交作业，给课代表提供不交作业的名单，课代表交给老师，有老师处理，如扣德育分、课堂上点名批评、课下做思想工作等。
2.背课文慢，能按时完成背诵任务的寥寥无几。在提问检查背诵方面浪费了不少时间。
3.好学生少，差学生多。学习自觉、主动的少，女生好于男生。不学习、不交作业的多。如张涛、詹培琛、杜生贵、于腾飞等，从不交作业。后面复习时，早上到校迟，杜生贵还经常不上课。
4.字写得认不出来的多，如朱宏亮、何翔霖、詹培琛、石瑞、杜生贵、于腾飞、张涛、张晓海等，字迹潦草，奇形怪状，影响语文成绩，尤其是作文成绩。
可喜的是，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在李正玮老师代课时，一直高于同行班其他班级，我接上之后，也一直保持这一良好势头。
（二）九四班存在的问题
1.作业收不上来。全班31人，作文收的最好的时候能收上18本。练习册十来本，由于收不上，五一后再没收过作业，在抽查时多数学生没完成作业。
2.好学生少，差学生多。尽管是补习生，但学习自觉性也差，课文背诵总有部分学生完不成任务。一部分男生上课说话，不学习。
3.对语文复习不重视。由于是补习生，从接上这个班，就着手复习，先复习了九年级上下册，之后是八年级上下册，最后是七年级上下册，同时穿插复习《中考通》。《中考指导》，八套卷子全部复习完，另外还印发了中学生必备50首古诗词、2009年各省古诗词默写汇编等，作为老师，我尽心尽力了，但部分学生并不领情，有厌烦情绪。不过中考成绩还算可以。
二、复习工作
九四班是补习班，复习工作做得扎实，按九年级、八年级、七年级的顺序，复习了课本。现代文，重点复习了字词、文学常识。文言文、古诗词是复习的重点。复习课本时，同时做《语文中考通》。之后做《语文中考指导》，还给学生印了一些2009年各省中考古诗词默写。后几周又第二轮复习了九年级上下册文言文，初中六册书中的古诗词。冲刺阶段，做了几套卷子。总的感觉，九四班复习的比较扎实，按计划圆满前完成了复习任务，没有什么遗憾。
九三班，有所欠缺。由于时间不足（第一次摸底考试结束开始复习的），课本的复习，走马观花的复习了文言文、古诗词。《中考通》做完了，《中考指导》中的现代文阅读没做，8套卷子最后几天紧赶慢赶做完了。文言文、古诗词背诵默写本计划再复习第二遍，可时间不足，后面两天临近考试，学生情绪不稳定，没有心思学了，没有完成预定计划，有点遗憾。
在这世纪之交，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80年代的“朦胧诗”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析出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关键词】
朦胧诗、新诗潮、人本主义、英雄主义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所谓新诗潮，是指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中的一次英雄主义诗歌思潮，这一思潮始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80年代以后，它在诗坛乃至整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新诗潮用来定义一类诗歌作品和理论所传达的一种共同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是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而“朦胧诗”则是指属于这一思潮的一类诗歌作品，它侧重描述的是这类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因此，“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动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从
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这一运动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便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基于此，我们要想对“朦胧诗”作出合理的评价，就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人们在对“朦胧诗”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1】，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2】，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3】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4】。老诗人臧克家则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5】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6】，程代熙则认为它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脚迹【7】；与程代熙竭力贬斥“现代主义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敬亚却公开为“朦胧诗”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喝彩，他宣称：“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8】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体现了新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与“”以来的神本主义专制主义文学思潮的尖锐对立。所谓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体现的便是西方早期人本主义思想，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思想又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恩格斯在评价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时说：“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质，亦即所谓的人性，就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人因其具有理性而被定义为人，恩格斯所说的“思维着的悟性”指的便是人的理性。所谓理性，是指对某种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而所谓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理解、关怀和爱等人道主义情感需要，衡量它们的尺度就是理性的尺度。因此，人的尺度也就是理性的尺度，人本主义根据这一尺度，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反对专制、以自由反对禁锢，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教条的束缚。所谓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在对异己力量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本质属性。人本主义始终作为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而存在，它不会随时代、社会的变动而泯灭，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本主义却一直为神本主义专制主义这个异己力量所压抑，然而，能够使这种思想得以延续的，却常常是在文学作品之中。人本主义思想一旦成为文学思潮的主导思想，便形成了人本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文学思潮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因此，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真正的诗歌传统，本质上便是人本主义诗歌传统，但这一优良的诗歌传统在建国后却被“反右”和“”等运动无情地掐断。后来在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承接起五四这一优良诗歌传统的，就是“朦胧诗”。
毋庸讳言，在
六、七十年代那段“极左”的时期，人本主义思想是受到严酷压抑的，但这并不是说人本主义文学也就此消失殆尽，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朦胧诗”便是其生命的延续。不过这类诗歌作品在当时无法得到公开发表，它们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这是“朦胧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萌芽时期，谢冕先生后来曾把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喻为运行在地下的“地火”。由于当时的社会处于“极左”思潮的专制统治之下，历史条件不允许人们对“朦胧诗”的公开倡导，因而这一时期新诗潮诗歌在理论上还处于空白阶段，新诗潮诗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诞生的。这一时期“朦胧诗”的重要诗人和作品有：食指（郭路生）和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黄翔和他的《野兽》、《独唱》、《火神交响诗》，多多（栗世征）和他的《祝福》、《致太阳》、《教诲》，芒克（姜世伟）和他的《天空》、《太阳落了》、《十月的献诗》，方含和他的《在路上》，北岛（赵振开）和他的《回答》等等。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的来说，它们还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一大批诗人和他们的诗歌作品却一致传达了人本主义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侧重表达的是，诗人对“”政治神话这一异己力量的抗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专制暴行的批判和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以及对斗争哲学无限扩大化思想的否弃和对人道主义的爱的向往等方面。
“”时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的文化恐怖时期，大批的进步文化思想及其优秀成果都被当做“毒草”而加以无情地摧残和蹂躏。之所以人本主义文学思想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延续，之所以“朦胧诗”在这一时期仍然能够得以产生，其原因在于，首先，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精神现象，并不会因为某种异己力量的压抑而消失，相反，压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顽强地凸现出来，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潮诗歌就是这种压抑激化的产物；其次，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和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滋养了当时的那一批青年诗人，尽管当时绝大部分进步文学书籍都已被列为“禁书”，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黄皮书”却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阅读”热潮，当时的青年诗人从译出供“批判”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西方现代派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学到了大量崭新的表现手法，这是“朦胧诗”的艺术源泉；第三，之所以新诗潮诗歌能够实现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其直接原因在于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批知识青年的觉醒，他们对自我价值追问和对一代青年命运的关怀为新诗潮的萌芽提供了机缘，这便是80年代中期文学论争中所谓的主体性的觉醒，正是由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诗人主体性的觉醒，才使新诗潮诗歌选择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然，特定的时代也迫使诗人选择了特定的方式，诗人为了自由，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权利，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就必须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与当时的“极左”思潮决裂并对之批判，便成了新诗潮诗人的使命。这样，也就决定了新诗潮诗人只能选择英雄主义的方式，以诗歌来证明自身的力量。所谓英雄主义，是指为了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它具有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的特征。英雄主义只是为了实现人本主义理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人本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倾向，但新诗潮诗人把它带进了新诗潮诗歌，使之成为了“朦胧诗”的思想本质，所以，新诗潮又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学思潮，新诗潮诗歌也因此呈现出了鲜明的那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
诵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诵读中华经典，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1主持人女：各位老师，同学们!
主持人男、现场的嘉宾，朋友们!
合：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女、非常高兴大家能在这里相聚，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各位评委!
主持人男、今天我们在---举行---朗诵比赛。
主持人女、担当本次---朗诵比赛的评委分别是......
主持人男、谢谢各位评委嘉宾，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主持人女、今天我们进行--朗诵比赛的主题是-----
主持人男、是啊，朗诵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心声，对祖国的那份情，对父母的那份爱，以及对老师的那份敬仰(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写)!
主持人女、参加今天朗诵比赛的选手有......
主持人男、下面有请我们的评委---，为我们宣读朗诵比赛的顺序和规则。
主持人女、好，谢谢---评委，希望各位选手遵守规则，朗出情感，赛出好成绩!
主持人男、下面，---朗诵比赛正式开始!
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2男：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
女：亲爱的朋友们，
合：大家晚上好!
男：我是主持人范文。今晚将与朋友一起在这温馨的朗诵沙龙里度过一个喜庆的夜晚。
女：这里是朗诵沙龙“祖国颂”国庆大型朗诵晚会现场。我是主持人诗韵心音，很高兴与朋友一起在网络上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二岁生日。
男：亲爱的朋友!在这充满喜庆与收获的季节里。月饼的余香还在口中弥漫，喜庆的十月已经悄然而至，在这激-情满怀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年轻的共和国58岁华诞。
女：亲爱的朋友!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丽夜晚，让我们举杯同庆，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
男：为了纪念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的风雨历程，讴歌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祖国颂诗歌朗诵会现在开始
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3男：星河耿耿，银汉迢迢。从远古奔来的中华文明的长河，千回百转，浩浩汤汤。
女：有一种文化，它异彩流光，穿越时空，照亮了中国文学长廊，它就是滋养了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并让世界为之动容的中国古代诗文。
男：中国是文学的国度，徜徉在文学海洋里，我们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女：捧出古代诗文宝典，我们能感觉到它沉甸甸的份量。
男：含英咀华，我们也能体味到它的博大与精深。
女：今天，让我们共同举起中国诗文这樽美酒，邀明月至花前，引诗情到九霄，在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中，开启一次美的旅程。
男：今天，让我们共同吟唱最美好的篇章，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吟诵诗歌的声音在我们石竹校园回荡，展现我们石竹人的风采。
合：我宣布《朗诵点亮石竹，书香浸润人生 》诗歌朗诵比赛现在开始!
男：“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一去不返，要珍惜青年时代，发奋努力，使自己有所作为，请欣赏405班给我们带来的《劝学、惜时》，掌声有请。
女：感谢405班深情的朗诵。中国，一个响亮的名字，我们为你骄傲，我们为你自豪。我会把这个名字刻在心上，无论走的多远，我都深爱着他，祖国!请听403班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我的祖国》
男：感谢403班同学激情高昂的朗诵，让我体会到了他们对祖国的那种挚爱;他们就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滔滔长江水，洒下你愤懑的热血，兵戈铁马中展现着爱国的忠贞----岳飞。数年来被人敬仰，岁月洗不去你高尚的灵魂，风沙掩埋不住你爱国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倾听406班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满江红》掌声有请。
男：感谢406班同学的激情朗诵。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种爱,任你肆意的去索取,却从不需要报答,这种爱叫母爱,这个人叫母亲。请邻听402班给我们带来的《母亲》。
女：感谢402班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华少年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应该有黄河那样奔腾的热血，有泰山那样沉稳的心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出一首青春的赞歌。接下来，请欣赏404班给我们带了的朗诵《中华少年》掌声欢迎他们。
男：再次用掌声感谢404班的同学。每个生命都一样，但是，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自己。哪怕你没有强健的体魄，只要你有勇气，敢于面对生活，生命的价值就会大大提高。请听407班给我们带来的勇气。
女：我们如一只只快乐的白灵鸟，又如一棵棵娇嫩的幼树苗，每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成长。请听410班的《在阳光下成长》
男：感谢410班的同学。童年像一条船，装满了糖果，装满了玩具，装满了欢笑，也装满了快乐。童年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向往。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趣事常常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里。我们一起来聆听401班的《童年》
女：感谢401班充满童趣的朗诵，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奔向理想的人生征途是漫长的。但是，只要百折不挠地坚持奋斗，理想境界终将实现，掌声有请408班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在山的那一边》
男：感谢401班的同学那深情的朗诵。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长城是我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骄傲我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一个中国人!下面，一起来聆听409班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掌声欢迎。
结束语：
男：五千年华夏文明，从您的脉管里传承。
女：三百六十条道路，是您送我们远行。
男：中华文明五千载，华光四射垂青史。
女：渊远流长润沃土，博大精深无尽时。
男：让我们乘着美文的翅膀，飞向美好的未来。
女：让我们在诗歌的长河中徜徉，汲取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
男：人生因吟唱而深刻。
女：生活因而美文精彩。
男：愿琅琅的读书声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
女：愿我们石竹永远是诗歌的海洋!
合：今天的朗诵比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4女：尊敬的各位老师
男：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
女：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华夏源远流长的经典诗文，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
男：它犹如夏日的繁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它又如秋日的硕果，散发着馥郁的芳香;
女：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打造精彩人生底色。
男：马跑泉小学“翰墨书香，文化浸润”古诗词朗诵会
合：现在开始
1、一年级《弟子规》
女：首先，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次露面的一年级小朋友，好不好?
男：再好不过了!一年级的同学们伸出手臂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你们有信心超地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吗?
女：打开文化的历史长卷，穿越千古尘埃，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儒家文化，朗朗上口的旋律蕴涵着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今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一年级的同学给大家展示的是《弟子规》经典诵读。
男：请大家掌声欢迎
2、二年级《天净沙·秋思》
男：呦，小小年纪，挺有气势的嘛!一年级同学读得怎么样?是啊，摇着头，拍着手，活泼又有趣。二年级的同学们，你们可大了一岁，朗诵诗文会不会也更上一层楼呢?看起来信心十足，那就瞧瞧看吧!
女：请欣赏二年级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天净沙、秋》
3、三年级《瀑布》
女：同学们，大家见过瀑布吗?记得它的样子和声音吗?让我们一同来感受它的磅礴气势吧!请欣赏三年级全体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散文诗《瀑布》
4、四年级《怀远》
男：你曾是阳光下打开的天窗，看尽了千里风光，你曾把文明的阳光带到远方，穿越了山脉海洋;
女：这一刻，我们聆听心灵的沟通，这一刻，生命和谐永恒。
男：下面有请四年级王梦佳、杨星星、孙灿雨、徐雨涵为大家带来诗朗诵《怀远》，请大家掌声欢迎。
5、五年级《沁园春·长沙》
男：曾记否?湘江碧波浪花涌。曾记否?少年抒豪情。请欣赏五年级全体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沁园春·长沙》。
6、六年级《春夏秋冬》
女：伟大主席的词真是气势磅波，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男：是啊!听了这首词，让我对长沙心生向往，也想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女：别着急，我们的家乡地处中原，四季分明，论其美景丝毫不逊色，我们一起来听听六年级同学徐浩凯、徐世豪、张瑞琦、杨森亮为我们带来的古诗词连诵《春夏秋冬》，掌声欢迎!
7、一年级《江南》
男：我们的家乡真是毫不逊色啊!中华大地美不胜收，处处展现蓬勃生机!
女：不止这些呢!咱们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江南，是文人雅士流连的锦绣之地，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下面就让一年级的小同学们带我们一起品味江南的荷塘美景《江南》。
8、二年级《游子吟》
男：同学们，你们爱爸爸妈妈吗?你们穿过妈妈亲手缝制的衣服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二年级同学为大家吟诵古人是怎样表达对妈妈的爱。请欣赏申梦蝶、杨怡芊、徐绘琳表演《游子吟》
9、六年级《古人话离别》
女：三千年来的中华诗词中汇集着太多的游子，上演着太多的别离。现在，让我们走进那一次次情真意切的别离，领略那一位位大诗人的风采。请欣赏六年级徐璇雨、徐浩凯、张瑞琦带来的古诗词朗诵《古人话离别》。
10、三年级《醉光阴》
男：爸爸妈妈随着光阴的逝去会慢慢变老，我们也会逐渐长大离开家乡。光阴是抓不到、留不住的，倏忽而来，挂角而去。让我们在美好的时光里，享受静静的光阴给我们带来的乐趣。请欣赏三年级杨心雨等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诗朗诵《醉光阴》。
11、四年级《别董大》
女：滔滔的江水流向远方，带走了我们无限的情思，却割舍不断我们离别的情谊。请欣赏由四年级同学徐广源、杨世成给大家带来的诗朗诵《别董大》。
12、五年级《江城子·密州出猎》
男：苏轼是宋代词人，他的词气势磅礴，淋漓酣畅，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请欣赏五年级全体男生为我们吟诵苏轼的豪放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13、六年级《自相矛盾》
女：“矛”是古代一种长柄的装有金属枪头的武器，用以刺杀敌人。“盾”是用来保护自己、抵挡敌人刺杀的兵器。现用“自相矛盾”比喻语言、行动前后不一或互相抵触。请欣赏六年级全体同学表演的古言小品《自相矛盾》。
14、四年级《满江红》
男：高楼独上，栏杆拍遍，仰天长啸，岳将军一曲《满江红》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请欣赏由四年级徐东晓、徐世强、杨世成、杨康为大家带来的诗朗诵《满江红》，掌声有请。
15、五年级《蜀相》
男：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岳飞的诗，更要记住他、缅怀他、学习他，从小立下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大志，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男：诸葛亮以行动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请欣赏五年级全体-为我们带来诗圣杜甫的名作《蜀相》，掌声欢迎。
16、三年级《少年中国说》
男：看，一群活泼可爱、朝气蓬勃的中国好少年来了!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们肩负着保卫祖国的责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年级的小同学为我们带来诗朗诵《少年中国说》。
17、二年级《梅花》
女：天寒地冻，花草凋谢的严冬，有一种花凌寒傲开，香气四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请欣赏二年级宋万佳、谢宗刚、徐佳凯的诗朗诵《梅花》。
18、一年级《唐诗四首》
女：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里将成为诗歌的海洋。
男：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同学能在这个舞台上为全校的师生展示精彩国学的诵读，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和荣幸。
女：下面请欣赏一年级徐奥涵、杨凤娟等带来的《唐诗四首》，让我们一起品味这永世流芳的精神食粮。
19、四年级《长歌行》
女：时光流逝，日月如梭，人生短短几十载，不可逆转，让我们好好把握一分一秒。下面有请四年级同学宋怡瑶、张莹、孙溪涵、杨雨晴为我们带来的诗朗诵《长歌行》。
20、三年级《小学生养成教育三字歌》
男：我们的小学生活是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但是好习惯的养成也尤为重要。下面有请三年级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小学生养成教育三字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勉。
21、五年级《声律启蒙·一东》
男：高声诵读吧，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天地里心驰神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女：高声吟咏吧，让我们在国学经典的芳香中滋情养气，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
男：诵读经典，师从贤哲，播种心田，博古通今。《声律启蒙》是培养儿童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读起来琅琅上口，如唱歌一般。请欣赏五年级的集体吟诵《声律启蒙·一东》。
22、结束
女：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还在我们心头荡漾;同学们，读书创造智慧，读书激发情感，读书净化我们的心灵。
男：也许，你还不曾相信，不信“书”会有如此的百般滋味，可是今天，大家的诵读确确实实令人感动、震撼、陶醉这全是书籍带来的变化啊!
女：就让朗朗书声陪伴我们度过快乐童年，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合：马跑泉小学古诗词朗诵会到此结束!
诗词晚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5甲：敬爱的老师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下午好!
甲：诗词，是文学浩空中的一轮明月，它以优雅的清辉渗入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乙：诗词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有的借景抒情，赞美山川，歌唱生活;有的寓情于事，揭露黑暗，鞭挞时弊。
甲：诗词虽然讲求音律，但画面明晰：有的清新，如淙淙的泉水欢腾跳跃;有的壮阔，如奔涌的大江狂泻不已;有的火热，如爆发的火山烧灼万物;有的晦暗，如漫天的飞沙遮天蔽日。
乙：诗词的创作风格更是精彩纷呈：有的朴实自然，不事雕饰;有的富丽浪漫，浓抹盛妆;有的深沉悲壮，直抒胸臆。
合：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诗词的世界，徜徉音乐的海洋，尽情感受其无穷的魅力吧!合肥西苑中学八年级古诗词吟诵吟唱会现在开始。
乙：首先，请欣赏八(15)班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让他们为我们打开古典文化的悠悠长卷。请八(7)班做好准备。
甲：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首优美的诗歌，一段悲戚的故事，让人不胜叹息。请欣赏八(7)同学演绎的《孔雀东南飞》。请八(13)班做准备。
乙：苏轼，一位旷古奇才，沦为迁客骚人。但他的豁达乐观，深深打动着千年之后的我们。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请欣赏八(13)班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请八(2)班做准备。
甲：《红楼梦》里说不尽的黛玉，一曲《枉凝眉》为爱咏叹。请欣赏八(2)班的《枉凝眉》。请八(3)班做准备。
乙：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请欣赏八(3)班带来的《月满西楼》。请八(6)班做准备。
甲：红豆，相思的信物;红豆，爱情的象征。请欣赏电视剧《红楼梦》的插曲——《红豆曲》，演唱者为八(6)班的刘宗源同学。请八(14)班做好准备。
乙：又是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的诗词，相信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请欣赏八(14)班的表演。请八(9)班做好准备。
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水调歌头》，把中国古典诗词的咏月情怀推向极致。请欣赏八(9)班的合唱《明月几时有》。请八(4)班做准备。
乙：听，又是同一首歌，我们收获的一定是百花齐放的芬芳。请欣赏八(4)班同学的《水调歌头》。请八(18)班做好准备。
甲：八(18)班将给我们献上一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诗情画意，情景交融，款款深情，美不胜收。请八(5)班做好准备。
乙：下面我们将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三次凝听那曲《明月几时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请欣赏八(5)班的女生合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请八(8)班做好准备。
乙：在静谧的春夜，月亮在松林升起，小舟在江面随波荡漾，花影在水畔轻轻摇曳。如此怡情美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八(17)班带来的《春江花月夜》。请八(16)班做准备。
甲：从古至尽，多少诗人望月抒怀，借月咏怀之作，世代不绝。千百年来，我们吟咏着它，在花前月下与亲朋相聚，在异地它乡思念故乡亲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下面是八(16)班男女生合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请欣赏。请八(1)班做好准备。
乙：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岳飞《满江红》，令人热情澎湃，荡气回肠。请欣赏八(1)班带来的《满江红》。请八(10)班做准备。
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请欣赏八(10)班带来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请八(11)班做准备。
乙：送别像一杯酒、一首歌，又像一道风景，悠悠流长，请欣赏八(11)班同学带来的《送别》。请八(12)班请准备。
甲：《幽兰操》只有短短的六十四个字，却韵味十足，它汲取了史诗与英雄传说的浩渺气质，带着兰花冷漠的美艳，却又说着人生的变动和永恒。最后请欣赏八(12)班呈现给大家的《幽兰操》。
结束语：
甲：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乙：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还在我们心头荡漾。
甲：诵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乙：诵读中华经典，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
甲、让我们每个人都走进古诗文的乐园，
乙、让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甲、让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中华少年的心田。
乙、让我们的校园充满朝气——
甲、让我们的心灵沐浴书香——
合：亲爱的同学老师们，我们今天的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展示，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开拓创新，传承文明，把中华古诗文发扬光大，让我们：——
(合)把经典诵读融入每一天，展翅高歌飞向未来。
关键词：张西堂；《诗经六论》 ；学术价值；历史局限
张西堂先生（1901～1960），关于《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经六论》 这部书中。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说明了《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府总集，讲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诗经》的编订、体制，还有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关于《诗经》的著作不是很多，《诗经六论》被当作进行《诗经》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目。现在随着对《诗经》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六篇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似乎已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如站在作者发表的那个时代来看，张先生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积极的创新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从我们现在研究《诗经》的角度综合来看，其研究成果也不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本文拟从这六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角度，对其加以介绍和说明。
一、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学术价值
《诗经》是中国的乐歌总集。张先生从一般诗歌的起源，诗三百篇的采删，风歌之绝非徒歌，古代歌舞的关系，古代“诗”“乐”的关系来证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并用《墨子·公孟篇》中“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来说明先秦的人认为诗三百篇全为乐歌，全都可以弦诵歌舞。此书中说《诗经》是中国先秦以前的乐府。认为其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来自各地民歌。张先生列出了其认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的四个理由，并依次做了说明：
首先，由诗三百篇的收集看来，他用孔子“反鲁正乐之时，年以六十有九，而钱此言诗，皆为三百”说明诗不是孔子所删。诗三百篇应当是经过最有关系的乐师的搜集或被以管弦或变为
乐歌。
其次，由风诗之绝非徒歌看来，张先生分了四层来说明，墨子《困学纪闻》十说中，风诗文体最近于二南，与大小雅相似，风诗的“风”只可释为声调，《论语·灵公篇》从旧曲的流传，风诗的体制和声调的意思，与所谓郑声之乱雅，都足见风诗并非
徒歌。
再次，从古代歌舞的情形来看，古代社会歌与舞是分不开的，张先生分别从古代的乐舞，歌舞，歌诗，乐器四点来说明《诗经》所录当全为乐歌。
最后，由古代“诗”“乐”关系看，古来“乐”本无经，所以乐歌就是诗。张先生认为，只要这四个理由有一个成立，都足以证明《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我们现在都认为《诗经》时代是诗乐舞一体的，这就说明诗三百的确是一部乐府总集。从春秋时期人们的用诗情况就能证明这一点。张先生关于《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经过他的论证分析，其观点更可信。张先生采用引用举例的方法对《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了解研究当时的一些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也能更加清楚《诗经》并非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作品。
针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张先生认为其理论依据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最深的根源应该出自广大群众的最底层”。 因此他着重分析风诗。张先生把《诗经》的思想内容分了四类“关于劳动生产的诗歌”、“关于恋爱婚姻的诗歌”、“关于政治讽刺的诗歌”、“史诗及其他杂诗”。立论基础是阶级性和人民性，尤其强调人民性。他认为《七月》最具有人民性，而《良耜》是毫无人民性的。在对政治讽刺诗进行分析时，张先生还提出《风》主要是来自劳动人民最底层。在提到《召南》的《甘棠》，《卫风》的《淇奥》时，张先生说“这些诗所歌颂的人物必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物，所以不管他们是封建领主或是士大夫阶级，歌颂他们的诗得以流传至今日”。可见他不仅是强调其人民性，同时对诗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可信的。张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通过微观分析来剖析《诗经》的内涵，后世许多文学史都沿用了这种抉微入里的分析方法。
在对《诗经》的艺术表现的研究中，张先生从“
的文艺理论及名额表现方法的角度来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分为八项：
一、概括的书写，
二、层叠的铺陈，
三、比拟的摹绘，
四、形象的刻画，
五、想象的虚拟，
六、生动的描写，
七、完整的结构，
八、艺术的语言。
对于一些思想性强的诗，如《七月》等诗也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分析。并引用汤姆生的《论诗歌源流》，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考虑《诗经》的层叠铺叙。在形象的刻画和想象的虚拟两部分中，引用了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说法并与唐、宋诗词做了说明及对比。关于《诗经》的篇章结构和修辞格等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引用郑玄，挚虞，孔颖达，朱熹，郑樵、姚际恒等人的说法，来说明“不应当将赋比兴也当作诗体”。他认为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写作方法，比是用另外一种事物作比拟譬喻的写作方法，兴是即兴的唱出。兴而比就是比，兴而赋就是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对赋比兴的定义基本上是与张先生一致的。在这八项艺术表现，张先生每一项都举了几首诗，都做了详细的阐释。并从修辞学，典型形象，结构特点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得的新方法。
在《诗经》的编订问题上，张先生主要讨论了采诗说和删诗说。张先生从旧说开始一一进行辨析。关于采诗说，张先生列出了古籍所载的八种说法，从《礼记王制》到《文选三都赋序》，都说有采诗之事而采诗之人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所以他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张先生认为：“采诗之官，古时固然没有，然而搜集当时诗歌的却一定另有人在，这应当就是当时的太师，其后以讹传讹，才发生了巡行采诗等等臆说。”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张先生列举了赞成删诗说和反对删诗说两种观点。张先生对这些观点加以抉择、剖析和论证。他认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朱彝尊已指出“取其可施予礼仪”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是毫无可疑的。张先生又用《桑中》等诗不可施予礼仪，却没有被删去，进一步说明《史记》的说法不可信。由此，张先生得出结论，现在流传的《诗经》，本是当时乐师采集入乐的乐歌，在孔子时，它在合乐演奏的过程中就已经编订流传，不是孔子编订的。关于孔子删诗说，张先生也持以反对意见。
对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主要讨论的南、风、雅、颂的定义和区别。张先生认为“南”应当从《风诗》中分出来。他举了六种对“南”的定义，甄别之后认为：“南”是一种曲调，是南方之乐，由一种乐器而得名。关于“风”张先生共举了十二个说法，从《毛诗序》到顾颉刚，他比较赞同“风”是一种声调。后来的学者都赞同张先生这种说法。关于“雅”张先生举了七种说法，他自己比较赞同“雅”也是一种乐器，大小雅可以从音来区别，他不赞同“诗之正变”之说。关于“颂”张先生认为《颂》之声较《风》《雅》较缓，且与一种叫做“鏞”的乐器相关，也因此得名。张先生的结论是这四者皆因音乐而得名，其体制就是以音乐为诗的形式。张先生对《诗经》体制的研究紧扣音乐二字，说明了其立足点是正确的。南、风、雅、颂是乐调，大体上也为大家所认同，当然他认为南、雅、颂为乐器，似尚可商榷。然谓“颂”即“鏞”即“钟”还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毛诗序》的一些问题，张先生赞同《释文》中取消大、小序的说法。针对《毛诗序》的作者，张先生列了十六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驳斥。为了证明《毛诗序》之谬妄，张先生将前任的说法归纳为十点：①杂取传记②叠见重复③随文生义④附经为说⑤曲解诗意⑥不合情理⑦妄生美刺⑧自相矛盾⑨附会书史⑩误解传记。张先生这些材料和观点，有力的批驳了《毛诗序》，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启发。关于《毛诗序》是否村野妄人作，还有待讨论，张先生所列材料已经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有利于后人的探索。
这六篇论文中，张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的的传统，用了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在关于孔子删诗说，诗经的体制、《毛诗序》的作者等都用了罗列比较法，先罗列历代有影响力的说法，进行梳理分析，对各家说法提出意见，最后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以诗证诗法，张先生说“以诗三百篇证诗三百篇”“以本经证本经”。在分析“南”与“风”的不同和“说雅”中都用了这种方法。从《诗经》文本中寻求解释和答案，避免了随意曲解，很值得我们学习。张先生这种朴实，严
谨。扎实的学风，是我们后代做学问应该学习的。
二、张西堂《诗经》研究的历史局限
张先生这篇论文可能是作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品尽可能的用“人民性”作为其理论武器，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张先生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来对《诗经》的作品进行分析，这是很可贵的。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理论界特别强调古代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一片文学作品的标准。把人民性作为研究《诗经的思想内容》的标准是基本没有错，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理论之中。如《良耜》、《鸱枭》，如果只用这个理论就给它们定性的话，似乎有些偏颇了。由此可见，张先生在使用新理论上还是比较生硬的。
同样还有“典型形象”的理论。对“典型形象”的理解也是过于简单的。与孙作云先生有关《诗经》的研究相比，就可以看出区别。孙先生除了用传统的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音韵学进行考证以外，也用了大家已经熟悉的原型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的方法，在用这种新方法时也不给人生硬感。
参考文献：
[1]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9月.
[2]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
关键词：云南诗歌总集；地方类；范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000-00
云南古代诗歌总集的纂辑从明代开始，清代渐趋发展繁荣，至民国为止，共产生诗歌总集二百余种，在全国范围来看，也算较为突出的现象。云南诗歌总集具有多方面的探究价值，本文对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予以初步界定，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部分文献资料的重视。
一
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合收多个作家的作品，其形式可以是选集、全集、丛刻等。我国文学文献中“总集”起源很早，后成为文献分类中的一个重要部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1]（下册，P1685）这段话阐明了总集的起源及价值，因《诗经》被列入经部，《楚辞》又别为一门归入集部，故一般认为总集始于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随着时展，总集的体例不断完善，类型日益繁多，或网罗放佚、旨在求全，或删汰繁芜、旨在求精，多侧面地展示文学创作的实绩。
明清时期，地域诗歌总集的纂辑渐趋兴盛，这些文学资料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云南诗歌总集即属地域诗歌总集的范畴，对其予以界定时，诗作者的籍贯以及选诗的范围，都应该作为考察区分的要素。
对云南诗歌总集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所谓狭义，即通常意义上的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先生在《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一文中，对地方类诗歌总集这样界定：“与全国类相对，一般明确限收单个省份以下地区之作家，传统目录学通常称之为‘郡邑’之属。其中一部分可能附录有关外地作家，但明确以‘寓贤’处之，而立足点则仍在本地。”[2]（P101）上述观点客观地概括了地方类诗歌总集的实际情况。关于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的范畴，可从地域、体裁、时段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是地域。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其一，总集所收录的诗作者籍贯属于云南省①。至于云南诗歌总集兼收“寓贤”，此为地方类总集的一个通例。
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流寓”独立出来，与“方外”、“闺秀”之属集中置于卷末。如袁文典、袁文揆同辑《滇南诗略》卷四十三至四十五，收录“流寓”刘范、倪蜕、吴铭道等七家诗作；又如袁嘉谷《滇诗丛录》卷九十九，收录“流寓”支渭兴、方光琛等十八家诗作。
另外，地方类总集也收录与本地区相关的外地作家作品。部分总集有内编、外编之分，将本邑人之诗文与外属人之有关者分开编排。如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诗征》分为《内编》七卷、《外编》三卷，《文征》分为《内编》六卷、《外编》四卷。内编采录晋宁本邑人作品，外编则采录外属人有关晋宁之作品。又如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卷首《内篇》序云，“属于邑人者为内篇，与县人及县事有关者为外篇”[3]（第1a页），等等。此类总集多收录省外诗作。
又有将土著、流寓及其他相关诗人诗作混为一编，未作区分者，如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该集“于郡人著述外，凡前人诗歌、撰著与斯土有关之作，亦最录焉”[4]（第1册，P8），“凡筹边驻节、经略南徼，涉及永人、永事、永地之撰著足资稽探者，录焉”；“凡四方来官吾永，或游踪曾至吾永，或移家寓居吾永，其所载笔足备掌故者，录焉”；“凡足迹虽未至吾永，而记述、序论、投赠、遥怀有关永人、永事、永地者，录焉”[4]（第1册，P15），等等。编者并未将其纳入土著、流寓或内编、外编等门类，而是以时代先后为序，置之于“自汉、唐、宋、元、明、清以迄于民国”的框架之下[4]（第1册，P12），如《凡例》云，“凡排列先后、分类次序，一依撰人时代为断，游宦、流寓以莅永岁月为衡”[4]（第1册，P15）。该集收录极为庞杂繁富，可视为地方类总集中收录与该地区相关作品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例。
其二，总集的选诗范围立足于云南，在层级上可分为省、府、厅、州、县级，甚至乡一级等，着眼于该地域诗歌文献的辑存。例如袁文揆、袁文典同辑《滇南诗略》为云南省级诗歌总集，萧声辑《江川诗征》为江川县级诗歌总集，李启慈辑《阳温暾诗钞》为和顺乡级诗歌总集等。
但是，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还可能包括少数其他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收录外地人所作与云南相关的作品。如福建林绍年辑《滇闱唱和集》，收录监临滇闱同寅唱和之作；山东蔡振中辑《昆海联吟》，收录因委办滇铜事，先后宦滇同人酬赠之作等。尤为典型的当属方树梅辑《历代滇游诗钞》，搜采省外人仕宦、幕客、谪戍、经商以及游历滇南所作之古近体诗。该集对于考察游客与滇省文化之关系，以及编写云南文学史、云南古迹名胜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另一种情况是所收作家已经超出了一省范围，甚至遍及全国。如张维翰辑《丙子螺峰登高诗集》，参与集会的诗人不限于云南本省，其中胡道文系四川蓬溪人，周晋熙系安徽怀宁人，何孝简系四川郸县人，童振藻系江苏淮安人等。上述两类总集所收虽溢出云南一省，但以云南为明确着眼点，所以仍视之为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
二是体裁。总集收录的文体主要是诗，但有的同时兼收词、文等。例如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与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收诗、文两类；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收诗录、文录、纪载、列传四类等。对于这类诗、词或诗、词、文、赋等兼收的总集，本文仅考察其中的诗歌部分，其他则不论。
三是时段。本文考察的云南诗歌总集，系自明代以迄于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前所编定者。也有极少数总集如方树梅辑《历代滇游诗钞》与《历代滇诗选》、袁嘉谷《滇诗丛录》等，卷帙浩大，最终定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再说广义。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代表了云南诗歌总集的主体部分，但笔者以为尚不能囊括云南诗歌总集的全部。要全面地描述云南的诗歌总集编纂活动，更进一步考察云南诗坛与省外的交流互动，则云南诗人所辑全国类以及其他省之地方类诗歌总集，包括少数收录云南人外地为官时与当地士民唱和诗作之总集，理当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如李因培辑《唐诗观澜集》与释元位辑《净檀诗粹》、《音吼庵选诗》（又题《历朝名诗》）等，前者收录有唐一代应制及试帖诗作，后者收录历代方外释子及有关诗家诗作，这类总集着眼于全国，系全国类诗歌总集。将其排除在外，则云南诗歌总集纂辑的全貌得不到展现，真实水平得不到反映，相关认识也只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如果意在通盘考察云南诗歌总集纂辑的全貌，那么对其范畴当取广义的理解，即包含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以及云南人所辑其他类型诗歌总集。
据此，丁应銮辑《落花诗刻》，收录云南、江南（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诗家同题唱和之作，系清代全国唱和类总集；师范辑《雷音集》，收录望江先哲之诗文，系通代安徽地方类总集。凡此种种，云南人所编纂其他类型之诗歌总集，不论着眼于全国或云南省外其他地域，其总体数量虽不多，但从展现云南总集编纂实绩的角度出发，均当纳入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
至于部分收录云南诗作的其他全国类诗歌总集，规模较大者如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姚辑《诗源初集》、王昶辑《湖海诗传》、陶煊与张灿同辑《国朝诗的》等，规模较小者如周长森与俞敦培同辑《恬园唱和诗钞》等，虽收录云南诗人诗作若干，因所占比重很小，且并不着眼于云南，故不纳入考察范围。
二
关于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诗歌总集与别集之间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况。
一是总集中包含别集。
凡是丛刻形式的总集，以及总集内部各家单独成卷并有专名者，其各家作品都可以视为别集。如王灿辑《滇八家诗选》，该集所收八家，人各一卷，卷次相属，顺序为钱沣、黄琮、戴孙、朱、赵藩、张星柳、陈荣昌、李坤。各卷分别题“×××诗选”，均可视为别集，《中国丛书综录》即据此予以收录[5]（第1册，P882）。如赵藩辑《呈贡文氏三遗集合钞》，依次收录文祖尧《明阳山房遗诗》一卷、《遗文》一卷，文俊德《余生随咏》一卷、《醉禅草》一卷，文化远《晚春堂诗》八卷；李根源辑《天叫集脉望集残诗合刻》一卷，收录陈佐才《天叫集》、刘联声《脉望集》等，均属此类。
其他总集中附带收录别集的情况也不少见，如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仿丛书之例，收录张含、徐崇岳、赵文哲、袁文典、袁文揆等三十余家别集；尹家令辑《明朗墨集》，收录其父尹乃灏《修竹山房稿》及自著《橘庵诗文录》；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卷一收录陈表《草池遗诗》，卷二收录严天骏《仲叟诗存》，卷三收录李鸿祥《杯湖吟草》等。
二是别集中包含总集。
某些作家别集特别是内部划分小集者，其中也可能包含诗歌总集，大抵以唱和类居多。如杨绍霆《味苍雪斋诗选》十二卷，内分《南来草》、《仁湖草》、《须江草》、《菰地草》等，末卷《浔水联吟》收录孙夔、张、姜宫绶、项兆松等二十三家诗人与之唱和的诗作若干首。
又有以附录形式收录总集者，如董正官《续漱石斋诗文稿》三卷后附录所辑《兰溪唱和集》一卷，此卷所收系“宰安溪时，因案下乡，致慨所作，邑士民感而和之也”[6]（第2b页），可知乃士民唱和之作。又如谷际歧《西阿先生诗草》三卷，附录其所辑《九峰园会诗》一卷。
其次，总集内部又套有其他诗歌总集。
一是总集分为若干卷，每卷各为一种总集，类似于小型总集汇编，所收多系唱和题咏类诗歌总集。如姚文栋辑《天南同人集》四卷，卷一为《初勘缅界记弁言题词》，卷二为《亚细亚会同人图题咏》，卷三为《中秋夜滇池望月诗》，卷四为《秋夜游金沙江图题咏》；冯誉骢辑《阳关三叠》三卷，卷一为《螳川骊唱》，卷二为《后螳川骊唱》，卷三为《阳关三叠》。
二是总集内部包含其他总集。如方树梅辑《张溟洲先生祠祀录》二卷，收录各家诗作若干首之外，又于卷上收录一部山东省唱和类诗歌总集《甘棠遗爱集》，卷下收录一部全国唱和类诗歌总集《都门九友歌》及一部全国题画类诗歌总集《大海观澜图题词》。
诗歌总集附录其他总集的情况也有，如丁应銮辑《仙馆唱酬》一卷，其民国重刻本附录其曾孙丁鹤年所辑《娱庶舫拾遗》，系全国唱和诗歌总集附录家族文章总集。
要补充的是，有的家谱、族谱中也收录小型诗歌总集。如杨如轩辑《盘谷汇编》（又题《杨氏家谱》），卷一为《宾川赤石崖杨氏家谱》，卷二为《杨太夫人眉寿集》，卷三为《杨太夫人百岁歌诗文集》，卷四为《杨太夫人荣哀录》，后三种均系题咏类总集；方树梅辑《晋宁方氏族谱》，卷八附录《诵芬集》一卷，系家族类诗歌总集一卷，卷九至卷十一附录《光宠集》三卷，系方氏历世交游唱和总集；庾恩荣辑《墨江庾氏家乘》，卷一《庾园求幸福斋述德颂芬录》系题咏类总集。
再次，部分总集与诗话、诗评也有近似之处。
部分诗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文献，类似于总集。如檀萃辑《滇南诗话》，卷首钱《〈滇南草堂诗话〉序》阐明编纂之缘起：“默斋先生[檀萃，号默斋]道行于滇二十余年，滇人士从之游，门墙极盛。开草堂行诗教，与诸弟子言诗。先生话之，弟子录而编次之，曰《滇南草堂诗话》。”[7]（卷首，第1a页）
全书凡十四卷，分九类：卷一为“滇会”，“滇会者，诸先流寓滇南，为文酒之会而昌诗也”，“凡十六贤”[7]（卷一，第1a―b页），录流寓滇南者之诗会；卷二至卷五为“滇宦”，“纪宦游也”[7]（卷二，第1a页），录滇宦与之交游者；卷六为“滇客”，“滇虽万里，来游者多，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不是过矣”[7]（卷六，第1a页），录滇游与之酬唱者；卷七为“滇友”，“滇友者，友滇之贤士大夫而相与倡诗也”[7]（卷七，第1a页），录师范、袁文典、袁文揆、李合、李凤彩、陈、余淳、大可山人、水衍、刘大绅、杨元裕等相与为友者十一家；卷八至卷十为“滇徒”，“草堂谪居，无所得食，聚徒讲学，利其修脯以自给，其徒渐盛，乃遂称诗”[7]（卷八，第1a页），分上、中、下卷，录门弟子若干家；卷十一为“滇庭”，录其长子檀沐清《迎云集》，次子檀一清《侍云集》；卷十二为“滇淑”，“所纪皆寅好宾友间杂以问，而知其贤淑者，故录而著之，以扬彤管之休”[7]（卷十二，第1a页），录宾友女眷之诗；卷十三为“滇外”，录方外仙释之流；卷十四为“滇记”，“滇记者，居滇之杂记也”[7]（卷十四，第1a页），录《居蛮十三则》，《侨池十三则》。以檀萃为主线贯穿全集，录九类诗作若干首，不相涉及者不录，类似于故旧集。从上述具体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将其归之于诗歌总集的范畴。
总集与诗评诗论著作之间，也有相似者。如段永源辑《杂诗辨体》二卷，该集以辨析诗体为宗旨，取汉魏以来杂诗之各体以及杂韵诗，一一分辨体制。以诗体为纲，收录名家诗作若干首，可视为按体裁编排之诗歌总集。
最后，某些总集与方志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
在方志的撰写中，“艺文”部分不可或缺；反之，某些总集的材料，或部分或全部来源于方志。如朱光鼎辑《宣威州志诗钞》及缪果章辑《宣威县志艺文钞本》，选诗材料分别来源于《宣威州志》、《宣威县志稿》二书，上述两部总集均由方树梅署题，可视为两种半成品形态的地方类诗歌总集。
另外，部分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也是方志纂辑过程中的衍生品。如《蒙化诗文征》钞本，书封题“通志采访”；《缅宁诗文征》钞本，书封题《缅宁县征集通志稿》；《腾冲诗文征》钞本，其中《腾冲古今文钞》书眉题“通志材料”；《呈贡、禄劝、大姚、龙陵等县诗文》钞本，其中大姚县钞本书眉题“备通志之采”等。可知，上述总集资料即来源于纂辑通志时的采访所得，系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附带产品。
综上所述，在对云南诗歌总集予以界定时，应从考察云南诗歌总集纂辑活动全貌的角度出发，其范畴应当包括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以及云南人所辑其他类型之诗歌总集。在形态体制上，云南诗歌总集与别集、诗话、诗评等都有交叉近似之处。
[参考文献][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J].甘肃社会科学，2008，（1）.
[3]王灿、李鸿祥.玉溪文征[Z].民国三十七年（1948）刻本.
[4]杨文虎、陆卫先主编.永昌府文征校注[Z].云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书香为伴，诵读传承国旗下讲话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书香为伴，诵读传承".
我国著名文学家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语文的敏锐感觉。"
阅读是学生积累语言文化知识、收集处理文化信息、发展文化知识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那么"积累"从哪里来，加强背诵是一种好的方法。
纵观前人学者，都具有博闻强识的特点。钱钟书先生从幼年起，不仅背诵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就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任人从书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索，流畅通顺地背诵出来。苏步青教授曾经说，他小时候背诵《孟子》、《史记》等书，很多内容都不理解，但硬是背下来了。随着背诵的增多和年龄的增长，所背内容都一一理解了。他今天深厚的文学功底，就是那时候由背诵打下的。正因为他们头脑中存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做起学问，写起文章来才能旁征博引，成为一代大家。"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前辈们对于阅读与背诵经验十分经典的总结，告诉我们阅读与背诵的巨大作用。
我们双语小学一直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制定了诵读阅读制度，在诵读方面，我们每天要完成规定的课文背诵和古诗文背诵任务，每天都要参加过关测试，我们的目标是到小学毕业人人会背诵100首古诗文。一、二年级同学在背诵《晨读对韵》、《弟子规》的同时，老师们还加进了古诗、儿歌。三年级同学在背诵《三字经》的同时，老师加进了古诗、儿童诗。四年级的同学在背诵《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的同时，老师加入古诗学习。五年级加入了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学习，还将唐诗与宋词结合。我们还发挥互联网+教育的优势，通过网络进行诵读学习，每周三晚，一至五年级同学都要收看古诗文诵读指导课。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朗读）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吟唱），《诗经》中这首先秦时期卫国人感激齐桓公帮助复国的诗，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不但学会了怎么诵读和吟唱古诗文，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要常怀感恩之心。每周二、四早上一、二年级的同学还会上网络晨读课，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进入诗歌朗诵的世界，《早安，小松鼠》，《睡美人》，《爱读书的树叶》，我们吟诵着一首首现代诗歌，嚼出诗歌的意蕴、文字的芬芳。在阅读方面，为了养成阅读习惯，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制定了自己一学期的读书计划，每月必读两本老师指定的图书，选读两本家长和老师推荐的图书，规定每天阅读的页数，在老师的指导下写读书笔记。老师们还为我们分享阅读搭建平台，除了每周阅读课的班级内部交流外，每月还举办一次部门阅读心得分享会，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更多阅读的美。一、二年级的同学除了每天30分钟的阅读时间外，每周五晚还会在家里与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绘本阅读指导课。到小学毕业时，人人都要完成小学必读书目的阅读目标。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琅琅的阅读与背诵浸润校园，愿这种浓郁的书香引领学生踏上与书为伴的人生之路，遨游知识的海洋。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一、杜甫一生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那时正值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河山，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进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他步入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人李林甫和杨国忠，对于他的满腔报负无可实现，还得追随达官贵人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这使得他得以深入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十年困守的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才确定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
杜甫的第三个时期，是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是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他本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和焚掠，和人民一起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也是积极号召，在他的作品中，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另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名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759年底他弃官后历尽千辛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间草堂，他爱和人民往来。在漂泊的这十一年中，他的生活很苦，甚至在去世那年还挨过五天的饿，但可幸的是，无论生活上怎样艰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和人民息息相关，初中教材上选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河南河北》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他在四川飘泊了八九年。最后客死在一条破船上，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发出关怀人民疾苦的强音，自然，他的处境是萧条的。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他的经历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1.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贫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2.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比？”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
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 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
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诗人到死不瞑目。
3.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击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必若救疮痍 ，先应去 贼”正表现出他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诗人痛恨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在许我诗篇中把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和人民饿死亡加以鲜明、强烈的对比，是非爱憎，了了分明。杜甫抱着“济时爱死”的献身精神，“疾恶信如仇”对于一切危害人民、国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一样，要加以揭露和批判，这也是以前的诗人所不及的。
4.杜甫 一生始终洋溢着真挚火热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击，在生活中屡受折磨，也从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态度上出如此，对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在其吟咏自然景物、怀念亲友、咏史怀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同情八 民、翔时政的思想感情、
公元763所腊月吐蕃陷长安，大肆劫掠，诗人在蜀中见到山花早开，在其《早花》诗中流露出对京城，时局的满腹忧虑；《登楼》更是这方面的名作，对景伤时，寄恨无遥深。《月夜》和《月夜忆舍弟》是他怀念亲人的名篇。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歌写得即多又 好，其中有对李白的倾慕；有对李白的同情并为之鸣不平。鉴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的桂冠。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其诗思想内容博大深厚，题材严肃，感情深沉，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故我们称杜甫最大成就和特色，是主义，以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生活，所以他需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在此我们专谈杜甫数量最多，质量较高的叙事诗在这方面的运用。
1.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 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应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2.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审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在《石壕吏》中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二句微微露出了他的爱憎以外，便都 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主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他的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哀痛真挚。
3.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把人物写得生动，他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他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琢磨、锤炼，善于运用最少的文字，贴切而行象地表现最多的内容。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前人就曾说这十四字中含有八层的意思。“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极为形象地概括了战乱时代和诗人漂泊生涯，杜诗用字的准确往往看出诗人锤炼的工夫。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垂”字显出夜间平野的广阔，“涌”字显出月映大江，波光荡漾的景色。“群山万壑赴荆门 ”中“赴”字把静静的群山如龙蛇般飞舞。
《新婚别》中，写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与君妻，席不暖君床。幕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洛阳…..”新婚竟成生死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
4.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沉郁顿挫”是其诗的基本风格。“沉郁顿挫”是杜甫在其《进雕赋表》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的概括。博大深后的思想内容，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凝重深沉。忧郁悲壮的艺术境界，谨严的格律和铿鏘的音韵，是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
和其他伟大诗人一样，杜诗的风格多样化的。他也有部分诗篇清峻奔放，舒缓平和，意境幽静而明朗，感情轻松而闲适，如《水槛遣心》等诗都体现了这种迥异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5.杜甫采用的诗歌形式极为完备，各体兼擅，无体不工。杜甫尤精于律诗，他的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无比，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正如他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所形容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掠。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确实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他的乐府诗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于事而发”的传统，而且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形式，为后人开拓了新题乐府的创作途径。
四、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李纲赞叹杜甫的诗说：“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鸣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这四句诗的确可以概括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渊源，及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杜甫是不愧为“诗人师”的，他的诗歌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吸引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吸取精神的营养，获得艺术的借鉴。例如，白居易有意识地学习杜甫“即事篇”的新题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写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并发起了一个新乐府的诗歌运动；影响所及，直到晚清的黄遵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