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9:32
［关键词］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Balikci）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①
在英语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价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这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而影视圈内，一般把这类影片通通归于纪录片，仅仅认为它是纪录片中的一类，并没有赋予它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
当今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促使人们开展对话，让人们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唤起人类对自身深刻而积极的感受。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②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一、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
人类学纪录片是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据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美国）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瑞格纳特（Felix-louisRegnault），他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民族志电影”。
最初，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界不受重视，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附带产物，而并没有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和电影结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间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写了本题为《耐温》（1936年）的专著。米德则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他曾写过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并早已由于他的人类学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称于世。本特森和米德于1936年—1939年在一个巴厘人的小村庄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一项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他们用摄影手段来弥补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动的可视性图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丰满；再比如纪实性的纪录片可以使米德对人类行为的广泛描写更加生动和深刻，纪录片就像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描写了人们的行为，并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在纪录片的“许多地方集中表现了小孩儿之间以及小孩儿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譬如他们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厘人小孩儿的这样一种行为：用手触摸刺激婴儿，使他达到近乎兴奋最高点时，突然停止与婴儿的接触，这对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没有高兴奋点的‘稳定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动的形象表明，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③
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他们结合25000幅照片在1932年出版了两部著作。另一方面，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纪录片，于1950年发行。在本特森和米德的系列片中，他们有一部影片纵向地研究了一个叫卡贝的小男孩，从7个月开始一直到3岁，以他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儿童早期成长的几个关键发育期。本特森和米德有意识地把电影用于人类学研究，用电影来表现形象化的运动，并从整体上表现复杂的场景间各种相互关系，这种运动和关系在电影中比在纯文字中要好表现得多。这样，他们对电影的运用就成了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弥补了文字材料的不足。
本特森和米德将纪录片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为后来的人类学家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们的文字报告加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方式，也为人类学界认同，一本书再加上一部人类学纪录片成为后来人类学研究最佳的成果表述方式。
二、人类学纪录片的表现对象
人类学纪录片表现的对象同人类学一致，是人类的文化和“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④
“德国的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是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⑤，以下我们试列出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保存的德国和丹麦拍摄的部分人类学纪录片，从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摘自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电影百科档案人类学片目录和内容简介，欧洲专册》）
《在黑林山开垦地》——火烧开垦土地并平整（E496，1937，“E”为科影所存影片编号，后为年代，下同——引者注）
《在巴登外勒榨油》——300年前的水动榨油机结构（E1965，1972）
《布勒特璃的金线刺绣》（E983，1965）
《符腾堡的土法烧炭》（E651，1959）
《水力锻造作坊》（E658，1963）
《镰刀割黑麦》（E927，1951）
《农村式烤制面包》（E931，1950）
《抄网冰上捕鱼》（E930，1947）
《蓝靛染房》（E928，1948）
《纷法诺人戴头饰》（E929，1951）
……
我们统计了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40部人类学纪录片，像《符腾堡的土法烧炭》、《镰刀割黑麦》这种表现欧洲各国残存的，而现在许多已消失的传统物质生产流程内容的纪录片，占绝大多数，共有25部，占全部纪录片的60%强；其次是类似《黑林山复活节举火活动》、《圣灵降临节》这种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民间宗教节目活动，共7部；此外还有表现民间娱乐活动的纪录片4部，表现民间生活的纪录片3部；还有利用影片形式，对比研究实现伦理道德观念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
三、人类学纪录片的作用
关于人类学纪录片具体的作用，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DEBERGARD）在他的“影视人类学史”⑥中列出以下3条：
1.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也就是说，首先，当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使用常规记录方式或观察方式无法把握时，它是人类学家辅助记录的工具。
例如对于民间舞蹈和巫术等的记录。影视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意）指出：“如果没有影视记录，对舞蹈和体态变化等文化现象的分析将十分困难（并且肯定不够完善）”。
[page_break]
其次，人类学纪录片也作为抢救人类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即前边所提到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民族志纪录片”，世界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革，大量传统文化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复得的特征，人们急切地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同样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这种紧迫的形势给人类学纪录片带来了发展转机。因为形势紧迫，许多从前不关注，甚至不愿意使用影视手段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影视手段具有许多为传统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它能够在比传统的笔录方式短得多的时间内收集到比笔录多得多的原始资料，而且这样的资料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重复放映，反复观察研究。他们意识到把电影电视这种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裨益，于是，把眼光投向人类学纪录片，用影视手段来“抢救”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
对于民族志纪录片，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指出：“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⑦
此外，人类学家利用人类学纪录片的直观可视形象性，将它用于横向的同时性跨文化对比，或纵向的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这是一项真正的科学性的研究过程，就像以上片目中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一片，将这4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对比研究。另外，像本特森和米德最初做的那样，他们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儿童的竞争》一片中，将巴厘人和雅特穆尔人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进行了对比。该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以影片的形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可比性。影片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两个种族内自然发生的同类事象，例如耳朵的灵敏度，经验知识或创造性才能，还有像给儿童一个玩偶以引起竞争反应等等，将巴厘人和新几内亚塞皮克流域雅特穆尔人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
四、人类学纪录片的意义
以上我们谈及了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性质、表现对象、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同文字表述方式的区别，在此我们应该对人类学纪录片进行初步的界定，下一个定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
“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定义包含3层含义：其一是目的的表述，是为了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研究是出发点，研究指导拍摄。其二是运用影视手段，影视手段是工具，是表达人类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媒体。其三是内容的表述，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是人类学研究和人类文化研究，它包括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种繁衍、组织规则、、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等。
五、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按照影视人类学家格瑞欧（Griaule）的分类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
1.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
2.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
3.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
其中第一类，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数量最大，也最珍贵。它包括只用一个镜头拍摄的一个完整过程，像制陶、打制器具、舞蹈等，也包括人类学家利用较长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记录。这些素材，可以提供给人类学家研究，更重要的是保存下来留给后来人。目前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就建立了人类学大百科全书影视卷，收集全世界各类民族的影视素材。
人类学素材片的价值在于，首先，它没有拍摄者的主观介入，没有像艺术片似的主观设计。其次，它充分保存了现场的原始状态，没有把当时拍摄者尚不理解，或用当时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信息过滤掉，完整而全面地保存客观事物的原貌，因此，后人可以从中读解到更多的信息，有利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此类人类学素材一向很受重视，具有永恒的难以估量的价值。
第二类，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一般是那种只剪去素材中冗杂的部分，经过粗编后的纪录片。有的加解说；有的则不加解说，附有文字说明。这类纪录片虽对素材经过剪辑加工，但依然保留着原始资料的性质，未提供摄制者的任何见解。“美国人类学纪录片制作者保罗·霍金斯（PaulHockings）1968年在爱尔兰农村摄制的《村庄》就属于这种类型。该片长70分钟，虽然只使用了原始素材的1／13，但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仍然是没有摄制者观点介入的当地生活实景写照。全片没有解说，只有少量字幕，用来翻译片中人物说的爱尔兰语。”⑧此外，像美国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G·Helder）摄制的《达尼人的房屋》表现了两类不同达尼人房屋的建筑过程；英国人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摄制的《昆布须·曼的仪式舞》展示了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原始的医疗仪式，也属于这类教学用的人类学纪录片。
第三类，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用的人类学教学片是供大众观看的。“这类人类学纪录片加入了制作者的观点，是制作者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对素材进行剪辑和加工而成的，剪辑得比较细致，结构较完整。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类人类学纪录片是摄制者对所拍摄的文化事象所做诠释的结构性再现，或者说是摄制者对所反映的客观文化的主观再现。在这类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中，运用相同素材，根据不同的需要，常可以成功地剪辑出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纪录片。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最后的山神》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最后的萨满》这两部纪录片，前期拍摄在一起进行，所获素材相同，后期制作是从完全相同的素材中剪辑出来的。前者按照制作者自己对鄂伦春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衰落及其残存影响的感受和理解，用影片表现了萨满教在鄂伦春族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在鄂伦春族群众心理上的历史积淀，生动真实而富人情味，在1993年亚广联年会上获奖，后者则详尽、客观地展示了萨满祭祀仪式，包括萨满所穿法衣，使用的法器，祭祀程序和活动细节等完整段落，为研究鄂伦春萨满教的现状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1994年获选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萨满教学术讨论会。”⑨
注释：
①、⑤、⑧、⑨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伊利诺伊州荧加哥阿尔丹公司，1975年
③[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美]沃尔特·戈德施莱特《民族志电影：定义和解释》，收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保罗·霍金斯教授论文集《影视人类学原理》，1975年
一、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之争
当前，学界在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进行争论的同时，又提出了同步录音录像能否替代讯问笔录作为固定口供的方式的问题。其中，持赞成与反对观点的学者各执一端。一种观点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替代讯问笔录作为固定口供的方式，其理由是讯问笔录违背了直接言词规则，具有高度的虚假可能性；讯问笔录作为证据信息不完整；讯问笔录容易造成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削弱了审判中心地位。然而，同步录音录像能够保证证据信息完整；防止刑讯逼供，发挥证据规则保障人权的功能；促使供述真实稳定，降低翻供的风险等优势。[3]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于讯问笔录而言，口供虽经录音录像固定，但其证明力没有丝毫的变化。其理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的录音、录像，仅是对言词证据的一种重复加固，从形式上看是对笔录固定的一种补强（因视听资料与笔录固定言词证据的显著区别就是直观性），但就其证明内容却没有丝毫变化。[4]因而，没有必要由同步录音录像来替代讯问笔录。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阐述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固定方式的理论优势，却忽视了同步录音录像防止刑讯逼供与翻供的程序保护价值大于固定口供的实体证明价值这一现实；第二种观点着重同步录音录像的程序价值而忽视了其实体价值，因而都不可取。笔者认为，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在理论上可行的，但是在当前的刑事诉讼配套制度不完善及司法实践阻力重重的现实条件下，又显得尤为困难。
首先，同步录音录像并非讯问笔录的补强，其替代讯问笔录具有理论优势。从理论上来说，同步录音录像在内容上与讯问笔录具有一致性，但是其记载的信息更加完整，由于其摒除了侦查人员的“加工”，直接记录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全过程，因而其证明力相比一般的讯问笔录要更强。同时，同步录音录像对刑讯、欺骗、威胁等不当讯问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证明力，从而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因而，同步录音录像在理论上具有替代讯问笔录的可能。
其次，我国当前刑事诉讼语境下，同步录音录像不属于证据，自然无法替代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代替讯问笔录在理论是有可能的，而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实行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只是将讯问笔录作为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法定形式。[5]立法者在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刑讯逼供等违反程序的行为或者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形发生。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把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侦查所有案件必须的硬性要求，除非有非法获取口供或者翻供的事实出现，否则同步录音录像难以成为法庭上质证的证据。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环境下，同步录音录像尚不能称为一种证据，何况谈及以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的问题。
最后，同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其他制度配套的实行。有学者认为，相比较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沉默权制度，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成本少、程序简单、推行阻力小，因此，也就很容易地被确立起来，并在实践中被迅速推行。[6]但是，被确立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效发挥仅仅体现在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和诬告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方面，对其发挥防止刑讯逼供及作为指证案件事实的证据之功效却不明显。通过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司法工作人员对“双录”（录音录像）工作概念认识不清，对该项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到位，片面追求录像效果和工作效率等原因，导致实践中有的侦查机关经常有选择的录像或者在技术操作上不规范或者拒绝在法庭上出示等状况。[7]实践中产生的这些结果都是阻碍同步录音录像发挥其最大功效的表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及辩护方参与制度等的配套运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侦查活动的进行完全掌控在侦查人员手中，不受任何监督，那么侦查人员完全有可能利用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机会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影响，在迫使其供认有罪后再进行录音录像。若果真如此，录音录像制度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功能将丧失殆尽。[8]与此同时，辩护方也应当有权参与到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与开启中来。讯问笔录表明其合法性的方式是真实的记录讯问人员、时间、内容及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从而体现了辩护方的参与。如果同步录音录像缺少了辩护方的参与，其自身的合法性难以保证，就更别说以之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了，那么其替代讯问笔录也无从谈起。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只有在得到严密监督、辩护方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一致，此时同步录音录像符合理论优势，以之替代讯问笔录才是可能的。
二、同步录音录像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运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9]在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只是一种侦查取证方式，目的在于遏制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并非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固定的言辞证据，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在证据规则中起到非法证据排除的作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可见，新修订的刑诉法对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采取的是无条件排除的态度。但是，同步录音录像如何发挥其排除非法言辞证据的功能？比如，由于刑诉法只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做了必须同步录音录像的硬性规定，那么在其他案件中非法言辞证据是否也必须由同步录音录像来排除？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内容不一致时，如何判断言辞证据的合法性？这些都是同步录音录像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运用难题。笔者认为，要破解以上的难题，应当认识以下两点：
1、同步录音录像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一种有效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在当前我国发生多起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冤假错案的背景下设立的，其旨在遏制重大案件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又考虑到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因而对其他案件没有做硬性的规定。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先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而存在的，并不取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有无。事实上，在辩护方处于国家公权力约束下，其举证能力是极其薄弱的，其对侦查机关非法获取言辞证据的行为只能提供线索而不可能提供有效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或提出证据为非法时，证明证据的合法性责任就转移给了公诉机关，这就是所谓的“证明责任的转移”。此时，公诉机关将同步录音录像提交法庭，由法庭来审查同步录音录像内容，确定侦查机关获取的口供真实性及合法性。当然，公诉机关也可以提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其侦查机关获取口供的合法性。只有在既没有同步录音录像，又没有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获取的合法性时，该项言辞证据才被无条件排除。
2、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不一致时，应当区别对待。我国台湾地区明确规定，“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像之内容不符者，除有前项但书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为证据”[10]显然，该地区已经是把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固定口供的一种法定方式，但是从我国刑事诉讼实施现状来看，对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不一致的处理方式应当区别对待。首先，对“不一致”的认定应该限定在与案件有关的讯问内容。讯问笔录作为一种静态的固定讯问过程的方式，不可能达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动态反映整个讯问过程的程度，其作为一种需要在法庭上质证的材料也没有必要完全记录讯问的每一句话。讯问的内容应该是围绕犯罪事实的存在来展开的，因此“不一致”应当限定为定罪方面主要涉及的犯罪主体、主观、客体、客观及量刑方面主要考察的有无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其次，“不一致”的存在不能当然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同步录音录像并非法定的固定口供的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力，更不具有证明效力，因而不能以之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最后，当“不一致”被提出后，证明讯问笔录真实性及合法性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如果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矛盾不能排除，讯问笔录因不具有可采性，当然不具有证明力。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月18日在宁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现场会，按照“分步实施、逐步推进”的原则将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分三步实施：第一步，从2006年3月1日起，普遍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院、省会首府市院和东部地区分州市院办理贿赂案件和职务犯罪要案实行全程同步录像；第二步，从2006年底开始，中西部地区分州市级院和东部地区县区级院办理贿赂案件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必须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像；第三步，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像。（参见：张红梅：《检察机关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有专家指出，新刑诉法修订增加侦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既然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而且检察机关也有能力执行，就没有理由再停下来。”（参见：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李玉鹏：《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代替笔录固定口供》，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5期。
[4]徐金贵、顾文虎：《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制作录音、录像的若干法律问题》，载《法治论丛》2003年第4期。
[5]《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犯罪嫌疑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也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
[6]方亦琼：《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反思》，载《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7]参见：方亦琼：《对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反思》，载《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马丽霞：《关于目前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的调研报告》，载《江西公安专科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关键词：高校；纪录片；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3-0220-02
2010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进入快车道。国家广电总局相继推出一系列促进纪录片繁荣的政策，2012年9月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上星综合频道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以上国a纪录片，2015年开始实施纪录片创作“双百”计划[1]。在此政策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率先破局，以《舌尖上的中国》、《大国工匠》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纪录片创作树立了新标杆。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相继上星播出，为纪录片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中国纪录片进入国际化、专业化新时代。相比初现生机勃勃势头的纪录片行业，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制作人才匮乏却越来越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现状
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电影专业可以追溯到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部，孙明经作为纪录片教育与创作的开拓者，在1934年至1948年间主持拍摄了百余部教育电影[2]，留下了珍贵的纪实影像。目前，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设有纪录片相关专业或者课程。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已探索发展出成熟的产学研结合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在人类学纪录片领域发展了较为成熟的教学体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重视纪录片学术体系建构及前沿理论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影像行动力训练营重视教学与一线的结合。以上几所高校在纪录片教学方面各有所长，是中国纪录片教学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在欧美等国家的一流大学中，纪录片教育是人文素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哈佛大学视觉与环境研究系，纪录片与动画教学是影视教学的两大支柱；斯坦福大学艺术学院设有纪录电影系；纽约大学提西学院将纪录片教学纳入新闻传播系。201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提西学院的中国籍学生母子健获得第87届学生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在西方，高校学生是欧美纪录片创作非常有活力的生力军。与欧美高校相比，中国高校中的纪录片教育显然缺乏自信，这与中国高校影视教育起步晚、纪录片产业化步伐启动晚、纪录片理论建构不健全、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纪录片教学课程体系尚不完善。高校纪录片教育既是影视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高校影视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板块，是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将影视艺术作为通识素质教育的高校，纪录片课程一般作为艺术鉴赏课程开设，但是，在以培养纪录片专业人才为目标的高校中，需要搭建基础扎实、课程完备的纪录片教学体系。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纪录片相关课程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纪录片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世界纪录片史论、纪录电影美学、纪录片前沿专题。实践课程：纪录片制作、纪录片案例解析、工作坊。
（2）影视基础课程。理论课程：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影视美学。实践课程：导演、编剧、剪辑、摄影、声音及音效、后期制作。
（3）人文社科课程。理论课程：人类文明史、艺术史、文艺经典导读。方法论课程：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调研、文献研究、制片管理。
在目前我国影视教育教学体系尚待完善的大背景下，多数高校的纪录片课程设置都存在仅偏重理论或者实践一端，缺少影视相关课程及相关人文社科课程支撑的问题。
2.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脱节。目前中国高校纪录片教育的两种典型模式：A.学院式：理论教学为主，实践课程为辅。这种模式下，理论与实践无法相辅相成，易造成学生眼高手低，在进入行业领域时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技能，需要从零开始。B.工坊式：师徒传授，实践教学。这种模式下，学生有机会获得实践训练，与纪录片一线人才的培养模式相仿。探索如何将纪录片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一种既能培养理论素养深厚的教学批评型人才，又能向行业输出具备美学技艺双重功底的多面人才。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摸索健全合理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
3.纪录片教材建设滞后。目前国内纪录片相关教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数量少，内容雷同；B.偏重实践操作，轻视理论素养；C.世界纪录片经典论著及理论前沿的译介工作滞后；D.最前沿的理论与实践类教材匮乏。针对上述问题，亟需结合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撰写一批高质量纪录片教材，并且翻译引介一批世界优秀的纪录片理论著作。
4.课堂较为封闭，与创作一线交流不足。目前高校纪录片教育普遍缺乏与纪录片创作一线的沟通桥梁，课堂较为封闭，教学难以切实从社会资源中受益。事实上，许多国内外纪录片制作机构及一线创作人士都非常关注高校教育环节，他们为高校纪录片教育打造了相当多的支撑平台。例如，国内各大电视节都设立了大学生竞赛单元，许多机构成立了大学生影像公益基金，国外机构如美国探索集团在中国设立“青年导演计划”等活动，都可以成为高校纪录片教育的支撑。高校教师需要探索纪录片与一线互动沟通的良性模式，充分整合可行的社会资源，打造理想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真正让学生受益。
三、发展对策
1.建立健全纪录片教学课程体系，打造理想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打通学院式与工坊式两种纪录片培养模式，建立“学院+工作坊”式的教学方法，通过工作坊模式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邀请业界名家作为工作坊团队带头人，进行专业实践教学。学生在一年级接受基本的理论及实践训练，从二年级开始进入工作坊，跟随行业大师进行学习，在工作坊创作实践中深入理解学院式培养的知识体系。工作坊将采用项目制的方式，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不同类型纪录片的完整流程。将课堂理论教学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摸索健全合理的纪录片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毕业即可进入纪录片专业化领域，成为行业亟需的国际化、专业化、多样化人才。打通纪录片专业课、影视基础课、人文社科素养课等教育体系，完善教学大纲和培养模式。将综合参考国内外优质的课程设置，完善纪录片课程体系。
2.师资队伍方面，大力培养青年教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梯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高校影视教育工作者大多出身于文学阵营，相比之下，在新世纪接受专业影视教育的青年教师更具专业化优势，且有相当比例的青年教师曾留学海外，接受世界最前沿的影视专业教育。因此，高校应给予青年教师更多的发展空间，使他们在教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3.从高校纪录片教育的源头出发，设立纪录片人才标准。中国纪录片从1990年的精英化创作，到2000年之后进入大众化创作阶段，并且在2010年后产业化进程加速，整个行业对于纪录片人才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高校纪录片专业教育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将纪录片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国际化、专业化和人文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深厚人文修养的新型纪录片人才。
4.重视纪录片的社会传播及影响力。充分发挥纪录片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属性，与图书馆、影像馆、电视台、电影节等平_联合举行优秀学生纪录片作品展映活动。策划纪录片年度选题计划，设置作品观摩、主创阐述、与观众互动交流等流程，批量推出优秀学生作品，建立品牌化的高校纪录片展映平台，为学生作品创造传播渠道，打造高校品牌影响力。
5.产学研结合方面，建立协同创新的校企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成熟的社会资源，以项目制的形式引进电视台和影视制作机构团队，使之成为学生专业实习的基地，建立高校纪录片人才培养的依托平台。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平台，将纪录片人才培养纳入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实战导师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把握纪录片产业需求前沿，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纪录片是记录、反映非虚构世界的重要工具，纪录片创作需要全人类跨学科知识领域的支撑，纪录片人才的培养也离不开高校跨学科的支持。高校纪录片专业教育应重视专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建设，重视师资队伍培养以及与行业的互动沟通，为纪录片行业发展输送国际化、多样化、专业化的跨界人才。
参考文献：
[1]张同道.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6.
[2]张同道.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A Study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Documentary Education
LI Shu-ju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央视牵头成立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
国产纪录片要摆脱“小众化”、“精英化”印象，做大做强，除了学习国际先进纪录片制作经验，更要加强自身品质的提高。为此，央视纪录频道作为中国纪录片产业引擎，率先牵头，联合地方台，建立中同媒体的文化共同体，成立了中国最大的纪录片整合传播平台——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而《纪录中国》就是联盟内央视纪录频道联合全国多家省市级电视台，聚合优势资源打造的精品纪录片日播栏目，被业界称为“目前我国传播范围最广、参与电视台最多的纪录片栏目”。
据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介绍，各台纪录片部门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能搭建一个“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大平台，真正凝聚起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兄弟电视台的纪录片资源优势和创作优势，这个愿望成了央视纪录频道筹建“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的初衷和缘起。他说：“构建《纪录中国》中国纪录片联播网，开办央视纪录频道展播时段，实现新媒体延伸传播”的播出合作模式，将不断增强纪录片的传播影响力，扩大受众规模，拓展纪录片栏目播映渠道，加速市场培育，形成产业主体，鼓励纪录片行业多出精品、积极培养人才、实现多方共赢发展。”
刘文表示，央视纪录频道将为联盟内各地方台开播《纪录中国》栏目提供纪录片的优质片源，解决地方台“资金少、片源少、专业人员少”等问题。与此同时，该栏目还将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实现市场化运营，形成联盟“自我造血”功能，不断扩大纪录片的循环再生产。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谈及成立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开播《纪录中国》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著名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张同道认为，文化价值是央视纪录频道通过中国纪录片播出联盟想要实现的终极价值，“地方台没有太多资金做‘高品质’纪录片，央视纪录频道施以援手，强力注射文明、文化基因，带动大家一起改善媒体文化生态，打造媒体上的文化传承，凝聚人心。这个联盟如果能扩大到300家，那对传承文化的贡献就会做得更大。”
《纪录中国》的开播不仅意味着传播纪录片精品，还在于培养人才，建立行业标准，实现中国纪录片的健康发展。张同道教授表示：“用一个频道（央视纪录频道）打通一个行业，让各地方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学习、合作，使之也能加入到高品质纪录片的制作中，最大化地培育观众，从而形成全国行业的一个良性运转。这在全国的电视频道中是绝无仅有的。”
70家电视台同步日播《纪录中国》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文件。其中，关于优化节目结构，丰富节目类型方面，《通知》明确特别提出：按周计算，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6：00次日1：00之间，至少播出30分钟的国产纪录片。这项规定无疑将对国产纪录片的创作、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纪录中国》栏目的开播恰恰适应了总局关于重点实施“纪录中国”工程，不断拓展纪录片播映渠道，持续扩大纪录片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央视纪录频道投放优质纪录片给各台使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节目资源共享、播出平台共享”，成为全国电视台合作模式的一次重要创新。
作为一档在全国省市电视台地而频道每日播出的30分钟精品纪录片栏目，《纪录中国》的片型丰富多样，涵盖了自然类、社会类、人文类、文献类，主要以优秀国产纪录片为主，也会适当播出引进的国外经典纪录片。据了解，目前首批11月11日同步开播《纪录中同》的已有70家电视台，首批播出的优秀国产纪录片有《美丽中国》（中外联合摄制）、《舌尖上的中国》、《隐蔽战线》、《复活的军团》、《国家宝藏》、《海峡攻心战》等；首批播出海外引进的经典纪录片有《花豹女王》、《鳄鱼争霸战》等。
《纪录中国》栏目的开播不仅能促进了国产纪录片的创作，带动整个中国纪录片行业的发展，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大量优质国产纪录片通过该栏目亮出了品质和文化价值，比如首批将播的国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帝国的背影》、《野生动物摄影师》、《我是老李》、《追梦人》等，这些优秀国产纪录片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当下中国丰富而鲜活的现实，传播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
《美丽中国》领衔优秀纪录片大放送
纪录片能否被大众接受，关键在于观赏性。《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火爆全国，根源在于其故事接地气，情感淳朴真挚，激发了大众共鸣。而聚合全国最强纪录片制播资源，云集世界精英团队的《纪录中国》则将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美丽中国》、《花豹女王》、《舌尖上的中国》、《帝国的背影》、《鳄鱼争霸战》、《国家宝藏》、《我是老李》等优秀纪录片，都将以主流化的题材、接地气的故事、普世的情感为观众献上一场场视觉盛宴。
[关键词] 独立纪录片；商业模式；传播策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迈克尔・莫尔为代表的美国独立纪录片开始走出一条商业化之路，从《罗杰和我》的几百万美元票房到《华氏9・11》1.19亿美元票房，美国纪录片史上的最高票房一次次由独立纪录片创造。1999年，中国也曾出现过一次独立纪录片成功的商业尝试，一部在当时引起社会轰动的独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开创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商业化的道路。5年之后，独立纪录片《姐妹》再一次走进了主流媒介并创造了商业价值。《姐妹》以50万元的成本，创造了300多万元的资金回报，达到成本的6倍多。由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同，中美两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与发行之路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存在着某种共性，由此能够看到独立纪录片商业模式的一些必然要素。
一、主题选择――带有争议性的社会热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问题日益加剧，民主呼声更加强烈。随之而来的一批独立电影个个切中当下美国社会的要害。纪录片《罗杰和我》的主题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大幅裁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超码的我》批判了美国流行的快餐食品对人们健康的损害；《华氏9・11》矛头直指美国总统布什，攻击了布什处理伊拉克战争及反恐战争的手法；《科伦拜恩的保龄》则揭示了美国社会中隐藏着的恐怖和暴力，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和美国政府允许公民持枪的体制。
而中国的两部独立纪录片商业化成功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主题特征。与其他独立纪录片小众化的主题不同，《我们的留学生活》和《姐妹》表现的是代表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时正是社会“留学热”盛行的时候，而《姐妹》的播出正迎合了当时社会“打工潮”中越来越凸显的底层农民工的境遇问题。
独立纪录片由于资金的限制，不可能实现豪华的视觉体验和精致的视听效果，而社会热点主题的选择让其先天带有了强劲的吸引力。
二、拍摄方式的贴近性――“行动电影”的方式
在拍摄方式上，这些商业上获得成功的独立纪录片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与拍摄内容极为“贴近”的拍摄方式，即“行动电影”的拍摄方式：拍摄者以参与者、调查者的身份进入影片，用摄影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干预，影片本身与一个行动计划相结合。例如纪录片《超码的我》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大胆地以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品进行了一场疯狂的试验。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所卖的食物，并特别找了3位医生为整个实验过程做记录，定期追踪他的健康状态。30天后，摩根・斯普尔洛克以自己身体健康的丧失证明了快餐食品对人们的危害。
中国商业化独立纪录片同样大多采用了“行动电影”的拍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相比美国“行动电影”更加温和。中国商业化的独立纪录片《姐妹》《我们的留学生活》同样采取了“行动电影”的拍摄方法。首先，纪录片的拍摄者与所拍摄的对象同属一个阶层。《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拍摄者就是日本留学生，而《姐妹》的拍摄者也是自称“流浪汉”的社会底层人。其次，拍摄者的拍摄经历与被摄者的经历融合在一起。《姐妹》和《我们的留学生活》均采用了第一人称解说，第一人称解说表达了共同经历中导演自己的感受，并表明所有的事件都是导演和被摄对象共同经历的，它传达的是一种“陪伴”。同时，第一人称解说还带出了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导演的拍摄经历。
三、故事化的叙事策略
商业化独立纪录片在叙事上均采用了故事化的策略。美国独立纪录片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而中国独立纪录片则用讲故事的方式记录人物真实的命运。
故事化的叙事策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故事化的讲述结构
麦克・摩尔的纪录片均借鉴了剧情电影的叙事结构，均打破了事件原本的发展过程，把片段重新组合。例如纪录片《罗杰和我》中，开篇就是麦克・摩尔个人的讲述，从自己的童年讲到自己的家乡，再讲到自己被公司炒鱿鱼。这个讲述过程中呈现出清晰的戏剧化的结构方式。
中国纪录片《姐妹》同样采用了这样一种故事化的讲述结构。《姐妹》作为系列纪录片，每集时长、串联方式等与电视剧非常近似，每集中会有一个中心人物和鲜明的情节线索，并且，前一集内容与后一集内容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甚至会在前一集的结尾处留下悬念，调动观众的观影期待。
（二）强化矛盾冲突
包括《华氏9・11》《海豚湾》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商业化独立电影，均会在开篇就会引出一个有着强烈争议感的社会话题，从而埋下了矛盾冲突的种子。而影片的结尾不是事件的结束，而是行动的最高潮。例如《华氏9・11》的结尾，麦克・摩尔直接面对国会议员，把尖锐而挑衅的问题直接抛向他们。《海豚湾》的结尾，导演胸前挂着一台正在放映太地町渔民屠宰海豚录像的电视，闯入国际反捕鲸协会会场，引发骚乱并与会场保安发生冲突。
中国纪录片《姐妹》在叙事中也同样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片中最具戏剧冲突的段落被放大，而平淡的过场则一带而过。即使是每一个小的叙事段落也会曲折起伏、脉络清晰。这样的过程完全按照观众的心理期待设计，一次一次地将观众带入心理高潮，而后又会适时平复。
（三）第一人称解说
麦克・摩尔的每部纪录片均以个人化、个性化的体验和解说来结构影片。解说令戏剧化的剧情结构更加清晰明朗，同时也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导演的个人观点。麦克・摩尔每部纪录片都会以自己带着棒球帽、身穿白色上衣、牛仔裤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似乎是在提醒观众导演个体行动的存在及个体意图的表达。在《罗杰和我》中，甚至以自传式的解说开场。第一人称解说成为导演推动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说服并吸引观众完全纳入自己影片的结构体系以及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
纪录片《姐妹》也同样采取了第一人称解说，并用清晰的解说串联起故事的来龙去脉。这种方式最终达到了导演李京红那个最简单的目的――希望观众在收看《姐妹》时不换台。这是纪录片最需要的，也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四）制造悬念
商业化的独立纪录片通常注重悬念的营造。这是和其“行动电影”的形式密不可分的。“行动”本身就带来了一种结果的未知，自然就会带来悬念感。“行动电影”的叙事通常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条叙事线索是事件本身，一条线索是拍摄者的行动。而事件本身是依附于拍摄者的行动之上的。事件因行动而一点点呈现，行动实现了对事件的建构甚至是改变。而拍摄者的行动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时态，更重过程的呈现。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曲折的，结果是未知的，这就使得整部纪录片成为一个动态未知的过程。
在纪录片《海豚湾》中，导演的取证过程就是影片的主体线索，而这个过程拍得就像一场紧张激烈的特工行动，悬念四伏、高超迭起，惊心动魄。而对于事件调查结果的期待让观众目不转睛地看完整部影片。
国内的商业化的独立纪录片，同样充满了悬念感，但这种悬念感的营造方式不是制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冲突，而是记录命运的起伏。纪录片《姐妹》最具魅力之处，就在于对命运的展现，进而用命运带出故事。很多观众不仅被《姐妹》的故事吸引，更是被片中人物的命运所牵动，一集不漏地看下去。发廊妹成为纪录片导演，随着母亲四处漂泊的女孩子获得了全国舞蹈大赛的冠军，这些曲折甚至离奇的命运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周围，命运所带来的悬念感比情节所带来的悬念感更加牵动人心。
四、传播策略――对社会话题的议程设置
商业化的独立纪录片真正能够实现“商业化”，就是因为其能够进入大众传播媒介，能够走进广大观众的视野，甚至能够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在传播策略上，常常通过对社会话题的议程设置，引发社会话题的全民讨论，从而实现影片的广泛传播。
在纪录片《华氏9・11》拍摄之前，200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导演迈克・摩尔在为他的获奖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领奖时，曾经发表过言辞激烈的反战演说，矛头直指布什政府，这番言辞其实就是为《华氏9・11》所做的媒体公关活动的序幕。
《姐妹》成功也同样进行了社会话题的议程设置。片子播出后，各媒体对《姐妹》的报道逐渐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话题。这些社会话题包括：底层女性独立的问题、农民工的问题、未婚妈妈的问题等等。《姐妹》在发行过程中对社会话题的成功议程设置，引导着观众们从关注纪录片中人物的命运，转向了关注由此所引发的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思考。
五、商业运作
除了采用精准的传播策略实现影片广泛的社会效益外，商业化的独立纪录片还会采用更加单纯直接的商业运作方法，直接实现商业盈利。
迈克・摩尔纪录片全部都有着严格而周密的商业运作手段。迈克・摩尔的参展影片《华氏9・11》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前，负责发行的迪斯尼公司以影片揭露布什和本・拉登家族之间的关系为由，决定为该片进行“自我封杀”。这激起了媒体和观众的极大观看欲望。影片获得金棕榈大奖后，随着迪斯尼公司取消封杀令，期待已久的美国人争相观看该片，最终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纪录片最高的票房。在后现代语境下，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解。这一点甚至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当今的美国政治是按照媒体和娱乐的样式来运作的。
自从2004年零频道公司接手《姐妹》的发行后，《姐妹》的发行局面也就此打开。《姐妹》曲折离奇的拍摄历程以及“姐妹们”背后的故事，比纪录片本身更加吸引眼球，零频道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安排主创人员、被拍摄者参加各种访谈节目以及媒体活动，将他们推到了前台。观众们从关注纪录片，进而开始关注“姐妹们”的命运，进而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底层女性的关注，点燃了社会热点，引爆了社会讨论。《姐妹》已经由一部纪录片升级成了一个媒介事件。商业运作策略的实施使得纪录片《姐妹》共在60多个重点城市电视台主流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覆盖人口逾5.59亿，收视超过当期热播的很多电视剧。
六、结 语
独立纪录片因其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以及独立的思想品质而成为纪录片领域的重要分支，而长期以来，困窘的生存境遇使其无法在当今媒介商业化的时代立足。商业化独立纪录片的出现，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国外的独立纪录片商业化已经相当成熟，而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商业化之路才刚刚开始，少有的几部成功实现商业运作和取得商业成功的独立纪录片作品已经向人们显示了独立纪录片商业化的可行性。而国内外商业化独立纪录片的很多共通的做法，将为中国今后独立纪录片实现更好的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张同道.真实的风景[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Bill Nichols.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M].Bb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摘要：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和高效化，速录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有力的社会职业正悄然兴起，并如火如荼的发展着。一些高等院校看到速录行业在社会上广阔的就业前景，纷纷开始在院校的相关专业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结合速录技术作为专业技能课程开设的实际，其教学需要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本文章仅就亚伟速录技术作为在高校开设的专业技能课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简单论述。
关键词： 亚伟速录；课程；技能
0引言
提到“速录”还是要从“速记”谈起，我国的速记鼻祖是1896年蔡锡勇发表《传音快字》，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内出现了各式的速记方案，其中唐亚伟教授在1938年正式出版的《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是参照葛式速记符号体系，结合中国民族语言的特点而创制的，它采用简单的“符号”以“手写”的形式记录语言信息。直到二十世纪末 “手写符号速记法”始终占据着速记市场主导地位，为党和国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手写速记的应用和推广出现了很多方面的局限性。1994年，我国著名速记学专家唐亚伟教授领导的科研小组，将速记技术由传统的手写符号方式发展为以专用键盘速录机和计算机智能技术有机结合为特征的速录方式。[4]与此同时，亚伟中文速录机也成功的问世了，这种新型的由电子计算机对文字进行处理的方式，能迅速记录实时语音信息，其记录速度能达到甚至超过人们日常演讲、辩论所输出的信息量，真正做到了同声记录，达到了“声音毕、文稿出”的效果。亚伟中文速录机的发明，标志着我国速记历史由“手写速记”跨越“机械速记”，直接进入电脑速记阶段，突破了“速记电脑化”和“实时记录语言”的两大国际难题，同时亚伟中文速录机的诞生也填补了我国“实时听打录入”领域的空白。
近些年来，速录服务也被社会各界广泛的接受和认可，而亚伟速录作为我国首个推出同声记录的速录技术，受到广大速录爱好者的青睐。亚伟速录展现出的良好的发展势头，除了专业的亚伟速录培训机构以外，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高中等院校将亚伟速录技术作为结合专业的重要技能课程，纳入了教学体系范围。但是亚伟速录进入高等院校作为专业技能课程开设毕竟不同于专业的培训机构，其教学有自身的特点。现根据亚伟速录作为专业技能课程开设的特点及其开设中存在需予以注意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
1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是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的思想保障
以高等院校为例，亚伟速录课程主要开设在法学、公关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这些院校的学生不同于亚伟专业培训机构的学员。亚伟专业培训机构的学员大多是初、高中学历或是工作一段时间的青年，他们没有高学历文凭，想通过掌握一技之长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他们选择学习亚伟速录，主要是看到了亚伟速录的发展就业的前景，自觉主动地学习积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对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言，学习亚伟速录是学校作为专业设置所需课程的统筹安排，加之学校对亚伟速录的不清晰认识，对学生的课程设计的介绍和课程难度等设置的不妥当严重影响了学生正确学习速录课程的态度，没有充分认识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的重要性。
速录技术本身不仅仅是一门高等技能的“绝技”，更是一个文学基础扎实、知识面甚广且学无止境的行业。速录广泛应用于各类重大会议、新闻会、企业产品说明会、法院庭审、听证会、网站嘉宾聊天现场、各类体育、文艺直播现场、电视剧字幕的制作、网络直播等现场及领域，这就要求速录行业中优秀的从业人员不但要具有较高的获取、领会和理解外界信息的能力，而且要具有较高的分析、推理与判断的能力；也需要具有较高的以文字方式有效的进行表述的能力；更需要具有根据听觉与视觉信息协调心、耳、眼、脑、手，迅速、准确、协调地做出反应，运用手指完成既定的操作能力。[5]也就是说，速录师必须能够“一心多用”，要能够边听打、边记录、边整理，在记录的过程中还要做到“耳听一句、手打一句、脑记一句”。由于人体本能和后天的教育所致，绝大多数人习惯较多地使用右手等右半身，则相应的促进左半脑发达；而由于人们对左手等左半身的训练相对较少，就导致了右脑开发严重不足。亚伟速录的录入原理是“双手同时多键并击”，是两只手的十个手指同时对不同键位的操作，这种输入的方法可同时对左、右半脑开发，大脑是越用越聪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凡是运用左、右手同时进行操作的人，都能促使大脑的左、右两个半脑大幅度发展，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使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得到增强，人也会越来越聪明，这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是有益处的。因此，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是开设速录技术课程的思想保障，也是鼓励学生主动、积极学好速录技能的重要手段。
2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标准是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的制度保障
目前，很多院校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的状况是只开设一学期，学期总课时为40-60，周课时为3—4节，甚至是开设为选修课，学时仅仅是8课时左右，专业人士都清楚在这些时间内练成亚伟速录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看出，高校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并不是在课程内培养合格的速录师，而只是把亚伟速录学习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成才的重点则在于学生自己课外坚持练习，所以，制订合理的教学方法和合理的考核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教学方法是与一定教学目标和任务相关的具体操作方式或程序，它规定了教学参与者在教学任务中的角色、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角色的固体任务。[6]教育发展到今天，不同的学科都积累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其教学方法可采用不同分类。根据速录技术课程设置的特点选取适当的教学方法：讲授法、教师指导下的练习法和演示法。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口头语言，辅以板书、多媒体软件向学生讲授速录基本的理论知识，速录技术是一门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对于初学者来说，如何掌握标准的指法及正确的手形就是一大难题。手形是指学生在进行速录学习或工作时，手指的击键方式、击键力度以及形态。亚伟速录机的专用键盘分左、右两部分，各12个键，左手负责左边的键盘，右手负责右边的键盘，每个手指都有相应要负责的键位，而初学者在刚刚学习时，往往会出现手指“串位”的情况，这就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及时纠正错误的指法及手形。同时教师也要通过实践操作性的示范演示，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指法、手形的要领，及时纠正错误。否则，错误的指法和不正确的手形，在其今后的提速过程中将会极大地影响准确率和速度的提升。
根据教学的目标及内容的要求，合理的制定考核标准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考核的标准要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课时量的实际情况，千万不要期望过高，以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的压抑，导致产生逆反的心理。其次，教师为了能够完全掌握学生学习亚伟速录的实际情况，每节课都可以有一次听打小测验，这种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可以让学生能够清楚的认识到是否掌握了本节课的内容，同时也能够找出自身的不足，及时加以改正。二是把测验作为平时的成绩记录在册，作为学期期末总评成绩的一部分，以此来督促学生认真练习。最后，由于高校的课时量有限，在学期的课程结束之后，针对有兴趣继续学习的学生，教师要依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因人施教，采用个别化教学方法，也就是针对不同学生的基础和接受能力，根据学生练习的时间和掌握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标准，其考核标准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增强其学习的信心，从而达到激励的作用。
3完善必备的实训条件是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的物质保障
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常常关系到所采用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能否奏效，是实施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的不可忽视的前提。丰富的学习资源是指可以提供给学生使用的，能够帮助和促进他们进行学习的各类信息和环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学习资源也在不断的变化，无论是从种类还是使用方式、作用和效果都为优化学习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7]亚伟速录需要大量的练习，因而学校最好能够建立专门的亚伟速录机房，并保证每一台电脑配备一台速录机。为了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开放速录机房，保证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进行高效的练习。学生速录技能的培养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的训练，要把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教师在做好课堂教学工作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实训的训练，对于部分熟练掌握速录技能的学生应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为学生今后有效地就业打下夯实的基础。
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采用“工学结合”，利用校企合作的模式，为学生创造锻炼与实习的机会，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利用校内的有效资源。一是法学院有模拟法庭实验室，通过模拟演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来获得经验，锻炼各种法律职业能力。也就是说教师事先提供案件事实情景，并预定模拟演练目标，由学生通过不同角色的分配，将法律技能运用于某案件事实，解决相应法律问题，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8]在进行模拟训练时，教师分配相应角色的时候，可以添加“速录员”这一角色，进行庭审记录人员工作情景的模仿，通过这种体验式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掌握庭审速录技能的录入方法和技巧；二是院校也可以和法院合作，安排学生去实景实习，参加现场的庭审记录，因为在真实的案件事实的发展中具有不确定性，学生要有能够随时接受和应对不可预知的挑战和困难，这种实习相对于“模仿”来说更能够激发学生的活力和兴趣；三是各大高校为了使学生了解学术前沿及当今社会发展的动态，拓宽学生的思路，定期或者不定期都会邀请相关的教授、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或者讲座，像这种讲座都可以安排学生进行现场记录，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速录；四是院校内部的校务会议也可以安排学生进行记录，通过这些机会的锻炼，从整体上提升了学生的速录水平。
第二，建立校企合作的模式。院校通过与速录公司合作，实现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会务公司在需要进行现场同声记录的时候，教师可以安排速录能力较高的学生为其服务，之后学生也会得到一定的薪酬。薪酬不仅仅是劳动所得，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自身工作的认同，更能激励学生努力掌握好速录技术。
通过相关的工作任务和能力训练项目的实践教学与实训相结合，很好地将课堂教学与校内模拟情景教学以及校外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基础知识学习——提速训练——模拟训练——工作任务项目实训”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掌握庭审记录的基本技巧和要领，学生通过商务会议等现场记录积累会议实战经验，提升其速录实际操作能力，也能使学生对今后的工作环境有感性的认知，能够更适应将来的职业生涯。
4明确职业能力认知是开设亚伟速录课程的动力保障
知识不如技术，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已经不是大学生就业“通用”的敲门砖，职业技能教育更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生“回炉”的现象逐渐呈现，这也是高校把速录技术纳入到课程体系范围内的原因之一。三亚学院把“走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作为办学理念，而人才培养计划的“311工程”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速录技术这一职业技能就是“311工程”中后面的一个“1”，围绕一个岗位或职业而设计的专业课程体系，速录人员的培养实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随着速录行业的蓬勃发展，2003年8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速录师国家职业标准，将速录师正式纳入了国家职业体系。这在古老的“三百六十行”中催生了“第三百六十一行”的新兴职业——速录师。学生如果能够掌握速录技术这一职业技能，并获得速录师的资格认证，成为拥有学历证和资格证的“双证型”的大学毕业生，其就业前景是美好的。
据业内人士调查，目前，速录行业市场出现了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特别是英语水平在四级或六级以上的本科学历的高级速录师几乎是个空白，高等院校的学生如果能够掌握速录这一技能，无疑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就业前景是广阔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然而，速录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还是有很多学生不认知的，甚至把速录师的工作与计算机文字录入员的工作划等号，他们认为只是简单的打字操作，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实际上，计算机录入员的工作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把现成的文字材料进行原版复制，而速录师则主要是把语音信息转化成文字信息，在对语音信息进行实时记录的同时，不能一一对应地机械性的照搬，要对其进行分析、过滤、整理，最终形成电子文档，这是对语义的再创造，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4]因此，要让学生充分的认识到，速录师的工作不能等同于计算机文字录入员的工作。从事速录的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因为速录师的工作涉及面甚广，这就要求速录人员要有尽可能的、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要具有多种的能力，更要具备过硬的职业技能，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在实践中综合运用知识以促成知识向能力转化。
在与学生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在没有学习速录技术这门课程之前对速录并不了解，对于速录的就业情况更是一无所知。无论从其技术含量和技能形成过程上讲，还是从对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素质要求上看，速录师这个职业的衡定性是比较强的，它在各种社会工作中的地位也是不易被代替的。从发展上看，这个职业的需求前景越来越广阔，它将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逐渐形成一支特殊的专业队伍。在亚伟速录教学中，教师应注意挖掘有天赋和认学的学生，为其提供各种条件，帮助其提高甚至就业，树立优秀的学习典型。通过学术交流得知，一旦先进的典型树立，就会形成高度的影响力，相互感染、竞相学习，让学生深刻的体会到“以技能促就业”带来的优势。
综上所述，高等院校开设亚伟速录技术课程尚处于起步阶段，截至目前没有太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相信随着亚伟速录课程在高等院校的不断开设和不断的磨合调整，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1]范立荣.手写速记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唐亚伟.亚伟中文速录机培训教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陶虹，刘红.速录技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唐亚伟，关保昌.速录师（基础知识）[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5]唐亚伟，刁淑华.速录师（初级 中级 高级）[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6]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陈晓慧.现代教育技术[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