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8:58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惯性与反转现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所谓惯性现象，是指过去的赢(输)家组合持续成为赢(输)家组合，而反转现象是指过去的赢(输)家组合成为未来的输(赢)家组合。惯易策略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基础，即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而反转策略则卖出近来的强势股，买入近来的弱势股。一般认为，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股票价格对过去或公开的信息发生具有规律性反应。惯性与反转现象的发现，被视为“市场异象”。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能给投资者带来超常收益的规律性现象是对传统资本市场理论，特别是“有效市场假说”(EMH)的极大挑战，冲击着当代金融理论的基石。从投资实践的角度看，把握资产价格的这些规律性变动，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常收益，增加获利空间。关于惯性与反转现象以及相应投资策略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目前，比较成熟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国外市场发达的交易机制和成熟的投资环境基础之上。本文以中国偏股型封闭式基金和偏股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基金的投资决策是市场发展趋势的方向标；二是从1998年3月中国发行第一支基金至今，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总规模达5008.2亿元，沪深两市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共有54家，开放式基金102家，发行基金单位6551.13亿份，基金资产净值1050亿元，可见中国基金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和投资理念，发展壮大投资基金，而且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和金融体制的健全完善。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根据中国证监会1999年3月10日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应该在每个季度的公告截至日后15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整的投资组合公告，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予以公告。基金公告的内容包括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10名股票明细，即股票名称、数量、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本文将上述的前10名股票定义为“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并以其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以一个季度为间隔，时间跨度从1999年3月31日至2006年3月31日。为使样本数目尽可能达到统计检验中大样本数目的经验要求，本文选择了投资组合公告在5年以上的偏股型封闭式基金，共49支；投资组合公告在两年半以上的偏股型开放式基金，共24支，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天软数据库、深圳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和金融界网站(http：//)，采用MATLAB和MICROFIT统计软件。
(二)模型定义
本文根据GTM模型，做出如下改进：
首先，GTM模型对惯性反转现象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先对整个市场的股票按照某一标志，如超常收益率进行排序，选择高低两端的股票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并分析这两种组合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超常收益率情况。本文认为，由于资产价格对不同的信息将发生不同的反应，并且不同的资产其价格对同类信息也将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选择了24支开放式基金和49支封闭式基金为研究对象，以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为样本，基于这些股票过去一段时期相对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进行分组，分别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之所以选择上证综合指数，一是因为其作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衡量中国证券市场表现的权威统计指标，是一个包括上证180指数、上证50指数、上证综合指数、A股指数、B股指数、分类指数、债券指数、基金指数等的指数系列；二是因为基金持股的偏好受到行为、心理因素的影响，个体差异较大，以上证综合指数来构筑赢家、输家组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科学、统一的分析参照系。
其次，GTM模型并没有区分基金在买卖股票时所采用的交易策略的差异性，比如：投资组合中的某只股票的权重变化为负值，有可能是因为相对于通过持仓调整而将权重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投资策略而言，投入到该支股票的新资金所占比例较小。然而，本文希望测量的是增加的交易量本身，而不是由价格变动或由新股票进入、退出所引发的权重变化带来的惯性估计值的改变。
如图1(以股票进退投资组合和市值为研究对象)和图2(以股票进退基金投资组合的支数为研究对象)所示，中国基金进出股票相当频繁，持股仍以中短期为主。因此，本文将基金买卖股票的行为分为三类：完全退出、新进去和持仓调整。分别考虑有股票进入或退出时对基金投资组合的影响，并检验未来一段时期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和惯性反转的程度。这样一来，权重变化在有新资金进入(退出)的情况下总是正值(负值)，并且，在没有惯性(或反转)交易的零假设下，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惯性值应趋近于零。
综合以上内容，本文提出用以检测基金投资策略的衡量指标的模型为：
其中，T表示股票j在基金投资组合中出现的次数；N表示基金投资组合中所考察的股票支数，因本文以基金投资组合中前10位的重仓股为研究样本，所以N的最大取值为10；Rj,t-k为股票j在t—k期间的收益率，按照复利方式根据股票的日收益率计算出股票的季度收益率：表示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j的权重，Pjt表示t季度股票j的季末价格，Hjt表明t季度投资组合中股票j的股数
本文采用复数表示惯性估计值M，其中实部为
用来衡量基金在考察期内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当Rj,t-k>Rm,t-k时，即股票i在t—k期的收益率大于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若wj,t>wj,t-1即基金增加股票j的持有市值比例，则M>0，表明基金采取追涨的惯性策略；当Rj,t-k<Rm,t-k时，若wj,t<wj,t-1，则M>0，表明基金采取了杀跌的惯性策略。表明基金采取了卖高的反转策略；当Rj,t-k<Rm,t-k时，若wj,t<wj,t-1，则M<0表明基金采取了买低的反转策略。总之，M衡量的是基金在考察期内所采取的投资策略的综合效果，如果M>0，表明基金采取的是追涨杀跌的惯性策略；如果M<0，表明基金采取的是买低卖高的反转策略。虚部数值的变化可将基金交易行为区分为新进入、完全退出和持仓调整三类。ImM(i)>0，表明本期增持了股票j；ImM(i)<0，表明本期减持了股票j；ImM(i)=0，表明本期股票，j退出基金的投资组合；ImM(i)=∞，表明新股票i进入该基金的投资组合。1表示对基金投资组合权重变化进行检验的时间跨度，当1等于1时，是对连续季度的投资权重变化进行检验；当1等于2或4时，检验的时间间隔分别为6个月或1年。本文对1分别取1、2、4时的惯性值M进行检验。k表示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是根据本季度或前k季度的股票价格波动所做的反映。当k=O时，M值反映基金经理基于本季度股票收益率所采取的交易策略；当k=1时，M值衡量的是基金经理根据上一季度股票收益率所采取的交易策略。
三、实证结果分析
Grinblatt，Titman和Wermers(1995)用GT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采用的是t—统计检验，本文考虑到每个季度的估计值不一定独立，采用Fama-MacBeth方法，对各个季度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基金持股比例、收益率和M值的统计检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1、表2和表3。
实证结果表明，全体股票、新进入股票这两列M值，其均值和中位数，不论是t—检验还是符号检验，都大于零，表明基金投资行为的惯易倾向显著。基金在有新进入股票时的M值，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都远远大于全体股票、退出股票的相应度量值，这表明基金在买入股票时，追涨现象十分显著；在只考虑完全退出股票时，M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负，即存在反转交易行为，这表明基金在卖出股票时，高卖的现象十分显著。
表3为基金持仓调整时的M值，本文将它作为衡量基金投资综合效果的参照。从表3中可见，对于持仓调整策略而言，虽然其惯性估计值的均值和中位数都非常小，但均为正值。例如，对于一个季度(k=1，l=1)的滞后回报，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均值分别为0.2116和0.1974，中位数分别为0.2066和0.1574。以封闭式基金为例，0.2116表明机构投资者在季度末持有的股票在该季度的回报率仅比上个季度开始时持有股票的相应回报率高0.2个百分点。这和Grinblatt，Titman和Wermers(1995)0.3个百分点的惯性估计值非常接近。随着滞后期的拉长，均值的估计值上升，而中数却仍然很小。此外，所有M估计值的分布都是偏斜的，中位数比均值小。在持仓调整的情况下，所有M值的滞后平均惯性估计值都为正数，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虽然显著值非常小。可见，不论以本季度股票回报率的变动(k=0)还是以上一季度股票回报率(L=1)作为决策依据，基金明显倾向于采取追涨的惯性投资策略。
从投资的综合效果来看，当k=0时，M值的均值大多大于k=1时的均值。可见，绝大部分基金管理人倾向根据本季度股票收益率的变动同向调整持股结构，即采取追涨的惯性投资策略。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属于资金推动型的幼稚市场，当大盘开始启动后，个股存在着较大的上涨惯性；当大盘开始下跌，无论是绩优股、成长股还是垃圾股都同步下跌，基金只有采取趋势投资策略顺势、借势、甚至造势，才能赚取超额利润。二是中国基金业绩评价标准粗糙。目前，对于多种风格、不同风险收益目标的基金，各基金管理公司都采用基金净值对基金绩效进行评价。由于基金经理采用同一股票研究分析平台，又为了获取市场认同，在业绩上不输给同业，不得不采取谋求短期盈利的行为，导致选股和投资决策雷同和基金投资风格趋同。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偏股型证券投资基金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基金是否存在收益的惯性反转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在交易策略上，证券投资基金整体采用惯易策略，但倾向于买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尤其是收益率高于同期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股票；不倾向于卖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即采用高买高卖的策略。M值在考虑有新股票进退时，显著大于其他各种情况，这表明基金经理在选择新股进入投资组合时倾向追涨。并且选择股票时偏好收益率高于上证综合指数的股票。M值在考虑股票完全退出的情况下，所有的M值均为负值，说明基金在进行投资组合调整时，都倾向采用完全退出并投资新股的策略。可见在偏股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投资跟风、同质现象依旧存在。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加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数量；另一方面也应使基金的投资风格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理念，拥有成熟的投资策略，强大的研究能力等，是理性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增强市场有效性、改变东道国投资理念、提高市场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规模小、股票质量较低和本国长期投资者缺乏，加之外国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变化敏感，资金的频繁流动，可能加剧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因此，外国投资者究竟是稳定了股票市场还是加剧了波动，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被关注的首要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把资本市场开放视为一次性事件，考察事件窗内波动性的变化;二是检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三是研究外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早期的研究把资本市场开放作为一个一次性事件，检验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开放前后波动性的变化。但是，从政策变化到外国资金流入需要一个过程，另外，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开放政策，部分国家是完全开放市场，而还有部分国家是实行渐进性的开放策略，因此，一些学者转而检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
部分学者从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是否发生了变化的角度检验研究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这些研究假定资本市场开放是一次性事件，检验事件窗内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1．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运用多个国家的市场指数数据进行检验，一些学者发现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Bekaert和Harvey运用波动性对表示资本市场开放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发现17个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中大部分股票市场波动下降，有五个国家或地区显著下降。在控制其他可能导致股票波动变化的因素后，结果仍然显著［1］。Bekaert和Harvey在此基础上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收益、波动性、β值以及与国际市场相关性等的影响，得出相同的结论［2］。Kim和Singal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在开放后前两年波动性没有变化，但是在第四年和第五年波动性显著下降［3］。Kassimatis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消息反应的差异，结果发现样本国家中除菲律宾有稍微上升外，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在外国投资者进入后都降低了［4］。Richards认为出现波动性上升的误解是由于在外国投资者投资组合中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数量增加，关注度上升，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波动性要大得多［5］。台湾是最早实施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地区，相关研究也发现了外国投资者降低台湾股市波动性的证据。Kwan和Reyes研究，发现实施QFII后，台湾股票收益分布产生结构性变化，股票收益波动率下降，市场更为有效［6］。Lin等把波动区分为正常波动和非正常波动，结果发现外国投资者对台湾股票市场正常波动具有持续的影响，但是对非正常波动的影响逐步消失。在放松对QFII的限制后，外国投资者购买量持续增加(包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台湾股票市场的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改善台湾投资环境［7］。
2．外国投资者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此前的研究基本都把资本市场开放时间点视为给定，以政府放松管制或者允许投资作为分界点。但是政策的变动如果没有导致外资的大量流入，则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结构变化点与官方金融改革的时点可能不一致。Bekaert等通过构造一个带置信区间的内生于经济的资本市场结构变化点，检验该点前后波动性的变化，发现金融市场的开放使证券市场规模增大，市场流动性增强，但是同时收益波动性上升，与国际市场收益的相关性也增大［8］。
3．外国投资者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确定
DeSantis和Imrohoroglu对五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与股票波动没有明显的联系，不同的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对波动的影响不同。他们认为样本数据(IFC指数)包含的证券多样性增加、市场规模增大以及市场有效性提升等因素使得股票价格波动降低［9］。Huang和Yang和Jayasuriya研究发现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不确定，有些国家的波动性上升，有些国家的波动性下降，还有一部分国家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10］［11］。Jayasuriya在此基础上根据波动性变化把样本国家分成三组，研究发现波动性下降与良好的社会制度和市场特征有关［11］。资本市场开放前后一些其他事件也可能影响股票市场波动，使研究结果出现偏误。Eizaguirre等在剔除样本期内发生的其他事件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之后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确实带来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变化，但是变化并不一致，拉丁美洲国家的波动性下降，而亚洲国家的股票市场波动性却上升［12］。
(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关系
Bae等(2004b)认为采用虚拟变量忽视了金融市场开放渐进性的特征，因此，他们采用个股可被外资持有的程度来度量资本市场开放水平。研究发现，在控制国家、行业、公司规模和换手率等变量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的可投资性与收益波动性正相关。同时，由于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关联度增加，允许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比不可被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13］。直接采用市场指数估计波动性可能因为不同公司股票间的协变性而使估计出现偏差。为准确估计波动性，Umutlu等利用SP/IFC全球新兴市场各国指数构成公司的股票收益估计股票总波动，并把总波动分解为国际市场波动、本地市场波动和特质性波动。另外，他们还用四个连续变量度量资本市场开放水平。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与总波动负相关，金融市场开放降低本地市场波动和特质性波动，在控制规模、流动性、国别和危机冲击后结果不变［14］。Li等(2011)从公司层面研究外资高比例持股①对公司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影响。他们研究3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2－2005年数据后发现，外资高比例持股与股票收益波动负相关，这意味着外资高比例持股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稳定［15］。
(三)外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
外国投资者行为是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新兴市场国家股市波动性影响的另一个角度。Chiyachan-tana等运用43个国家交易前15天和交易后25天的股票价格数据样本来研究外国机构投资者决策和交易对股票波动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该研究发现:只在外国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股票波动性有轻微的上升，他们把该现象归因于外国机构投资者交易时的价格冲击;而交易完成后，股票波动与交易前相同甚至有轻微的下降。他们的结论是外国机构投资者不会导致股票市场不稳定［16］。Richards从外国投资者交易行为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外国资金流入对发达国家股票收益具有明显的正反馈效应，同时外国投资者的买入与当天的股票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Richards认为，这一发现表明外国投资者和成熟市场的行情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比早期的估计要大得多，因此，外国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不稳定性［17］。外国机构投资者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危机爆发后外国资金的大规模撤出更加深了危机。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Choe、Kim和Wei。对于危机发生前的外国投资者行为，两者都发现，韩国投资者趋向于负反馈交易而外国投资者则采取正反馈策略。但对于危机期间的外国投资者行为，结论则并不一致。Choe等发现，在1997年的最后三个月，外国投资者的正反馈交易和羊群效应减弱且不显著，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在危机期间外国投资者导致市场不稳定［18］。Kim和Wei在Choe等的基础上把样本期延伸到1998年6月，同时把外国机构投资者区分为具有本地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分支机构两类，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研究发现，危机期间不管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倾向于采取正反馈交易，且程度有所加强。此外，外国机构投资者较国内机构投资者表现出更强的羊群行为，危机期间羊群效应有增强，但是不显著［19］。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相似，我国主要从引入QFII是否改变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和QFII的投资行为特征两个角度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一)引入QFII是否改变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QFII的进入有利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孙立、林丽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QFII季度持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QFII在遵循价值投资的同时也根据中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策略调整［20］。此外，殷红和蓝发钦、陈泽慧从行业的视角考察QFII进入对基金重仓股行业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QFII的进入不会增大行业收益率的波动性，其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有利于稳定我国股市［21］［22］。另一部分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QFII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张佑辉等采用spearman系数检验和多元回归法研究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大盘波动率、每股收益后QFII持股比例与股价波动正相关，相关性大小受上述两个因素影响［23］。还有部分学者发现QFII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张雪莹、沈小炜和蓝发钦、王麟乐等通过GARCH模型设置虚拟变量考察实施QFII制度前后股市波动性。研究结果表明，QFII对A股市场收益波动性没有显著的影响［24］［25］［26］。
(二)QFII的交易行为特征
羊群行为和惯易可能导致股价过度波动，破坏市场稳定，因此，QFII交易行为成为研究QFII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另一个角度。现有研究发现，在我国股票市场中，QFII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和采取惯易策略。刘成彦等以2005年股改开始为分界点分析股改前后QFII的羊群行为。研究发现，股改前QFII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股改期间及之后，羊群行为表现明显，且小盘股表现尤甚。究其原因，积极参与股改是最重要因素，其他原因还包括投资理念相同、信息同质性、多家QFII实际控制者相同等［27］。李学峰等(2008a)得出相似的结论。其研究结果表明，QFII与开放式基金都存在羊群行为，QFII的羊群行为程度大于开放式基金，但是有趋同的趋势。同时还发现QFII的卖方羊群行为程度大大超过开放式基金，且超过其自身的买方羊群行为程度，因此，QFII在下跌行情下加大下跌的幅度而在上涨行情中则有利于稳定市场［28］。李学峰等(2008b)从交易策略视角比较国内开放式基金与QFII投资行为差异，发现两者都采取惯易策略，但QFII的程度低于国内开放式基金，对稳定市场起积极的作用，但是QFII的交易策略有向开放式基金趋同的倾向，作用有限［29］。
［关键词］股票期权 上市公司 微软 有效机制
一、股票期权激励概述
股票期权计划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股权激励模式，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正运用这一模式激励管理者，是企业高管层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的激励机制，其长期激励本质在于“未来期权”。
股票期权的激励链条是经营者为利用公司授予的期权获得收益就需努力经营公司。支持股票期权的理论很多，诸如委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相关利益者理论等。
股票期权激励能有效的解决由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问题的激励方法。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的契约组合，通过股票期权激励的方式可以使管理人员的利益与企业利益相联系，减少交易费用,可以较为有效的激励人努力工作。
二、微软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分析
微软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微软公司初期股票期权激励方式
微软公司创建于1975年，是世界个人和商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领袖。
微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期权使用者之一。公司为董事、管理人员和雇员订立了股票期权计划，该计划提供非限制股票期权和激励股票期权。
微软基本上每隔两年为员工发放一次股票期权,一个员工工作18个月后,可以行使该次认股权中的25%用以认购股票,此后每6个月可以获得其中12.5%的股票,10年内的任何时间全部兑现该次认购权。
微软是第一家用股票期权来奖励普通员工的企业。职员可拥有公司的股份，并可享受15%的优惠，公司还给任职一年的正式雇员一定的股票买卖特权。
2.微软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效应分析
微软是第一家用股票期权来奖励普通员工的企业。以前的案例中,股票认股权仅仅用来奖励高管人员和技术骨干,但微软变革性的授予全部员工以股票认股权,使员工能够更好分享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
3.微软股票期权激励转向限制性股票
微软2003年放弃了其沿用17年的股票期权，取而代之的是向员工发放限制性股票，向员工发放股票的所有权将在5年内逐步转移到微软员工手中。微软放弃股票期权的原因，一是股市的持续下滑，该阶段的股票市值低于行权价，股票期权对于员工已经失去了激励作用。相比较，限制性股票计划更稳健可测直接，更适合微软的成熟发展阶段。
这充分显示出，在行业景气出现大幅衰减时，不仅公司盈利要出现滑坡，而且公司吸引人才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股票期权的高成本问题压倒了它的激励作用问题，成为公司决策层首要考虑的问题.
这只不过是用一种股权激励工具代替另外一种股权激励工具。微软的这种转变其实是与其自身的发展周期相一致的,在经历了20年的高增长后,微软已经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期。微软对股票期权的放弃说明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本质和在企业成长中的阶段适用性,一旦股票期权无力使企业实现高速成长就成了鸡肋。
限制性股票的主要适用范围是发展成熟的企业，股票价格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其优势是受股票价格的影响不大，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可以获得股票的所有权。
三、有效进行股票期权激励的方式
通过微软的案例，在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的推广过程中，其自身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目前美国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运行规范。
科学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包括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确定，期权授予的业绩基础，期权类型选择与组合，授予方式的选择，期权价值的估计，期权对整体报酬水平的影响，期权的来源、税务处理，齐全的成本与相关会计处理方式等诸多复杂的问题，企业应据自身条件和所处不同阶段科学确定这些变量，其有效性依赖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匹配，资本市场运行与监管的有效性，税务会计制度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备等条件。
股票期权的赠予方式一般有一次性赠予、分期赠予两种。但是分期赠予在过程中，伴随着对企业员工各个时期的考核，无形中加大了股票齐全的约束作用。
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单纯的以财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会使经营者关注短期效益、操纵账面利润，这就与股权激励机制本身的作用相反，所以应建立其可以综合考虑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短期指标与长期指标的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
要正确选择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在初始期，总经理和普通技术人员是关键人员，在成长期，激励重心应转向经营管理层、技术骨干及市场营销骨干。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按照员工的负责人程度、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本着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来进行量化确定。
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是通过资本市场放大作用实现的，要适当的调整和设定员工的收入水平。
要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其改善对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建立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并完善经理人绩效考核的标准，尽快构建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职业经理人市场，适当提高股权融资门槛。
在研究西方公司的股票期权的处理中，关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和经济后果，要完善相应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管，防止以谋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严格股票期权激励的信息披露制度，为增强股权激励的信息披露制度，还可以将股票指数化，提出大盘变动度个股的影响，或者将股票期权与EVA相结合。
所以，有效的选择股票期权的激励要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有针对性的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开放式基金;波动性;线性回归分析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管理层为了促进市场理性投资，优化投资者结构，实施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我国在2001年9月推出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经过几年的发展，截至2005年12月31日，我国开放式基金已达164只，其份额规模合计3897.86亿份。但由于中国股市本身固有的制度缺陷，信息的垄断性以及基金试点阶段的不规范性等因素，开放式基金的运作与预期的功能定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尤其是在开放式基金稳定市场方面引起了管理层新闻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由于开放式基金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主体，它并没有稳定市场的义务，因而我们不能从义务和责任的角度来探讨证券投资基金稳定市场的功能，而只能从其运作特点看它是否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开放式基金的运作特点出发，就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行为对股价波动及市场稳定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深入认识开放式基金投资行为对个股股价波动的影响，为如何加快开放式基金改革，深化
开放式基金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二文献回顾
股票波动性是指股票价格围绕某一基准的双向反复振荡。一定的股价波动有利于市场活跃，但股价波动超过一定幅度则会产生负面效应。关于股价波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细化研究。其中在机构投资者成为各国证券市场主体之后，关于机构投资者与股价波动的研究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究竟对股价波动产生何种影响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delong，shleifer， summer and waldmann(1990)曾指出，由于股票市场上存在正反馈交易者，使得理性投资者无法发挥原有稳定股价的功能，并且可能造成市场更加不稳定。另外，nofsinger，john r和richard w.sias(1999)以1977到199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股票的波动性与机构投资者持有比例的关系，认为在控制公司规模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持有比例与股票价格波动存在正相关性。而有些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会使单个股票的超额需求趋近于零，对股价的波动率影响不大。在国内，施东晖(200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内投资基金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投资理念趋同，投资风格模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在我国开放式基金超常规发展的背景下，徐妍等(2003)从定性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对证券投资基金从整体上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促进了市场波动性的下降，但同时指出基金巨大的资金进出对股价波动可能产生非正面影响。王春红(2004)则对开放式基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应进行了描述性分析，阐明开放式基金延长了股市的波动周期并增大了市场弹性。耿志明(2002)在对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的制度结构及其市场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说明封闭式基金能够稳定市场，而开放式基金会增大中国股市运行周期的波动性。本文则试图从实证方面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为了实证分析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行为对我国股票市场个股波动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基金每季度公布的投资组合的统计和分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从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每季度公布十大重仓股投资组合(即投资前10名的股票)，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知道基金每季度重仓股的持有及变化情况。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基金持股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我们选取了基金每季度公布的十大重仓股为研究对象。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于2001年诞生，为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以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为研究的时间跨度，并假设这些股票的买卖都是一次性完成(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只能知道基金在固定时间所公布的投资组合，而无法详尽了解其间基金的交易详情)。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把基金通过一级市场申购新股而进入前十名的个股予以删除。
本文需要运用如下研究变量:
1.公司规模(cap)。基金投资组合中重仓股股票在每季末的流通股股本数量。
2.基金持股比重(io)。被基金重仓持有的股数占这些股票流通股股本的比例。
3.持有基金数目(in)。同时持有同一重仓股股票的基金数目。
4.股价波动(vol)。基金投资组合的重仓股在每季度中各交易日涨跌幅的方差。
(二)模型设计
价格波动是股市和整个经济中众多因素变动的集合点。股票的价格一方面反映了个股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市场条件的直接标尺。在市场条件中，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作为重要的一方面，其对股票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都会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
徐妍等(2004)在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为与股价波动的实证研究中，采用模型:
ln(volt)=α+β1ln(capt)+β2(iot)+εt
为了更好地把握证券投资基金在价格波动中的作用力度，本文在采用其模型的基础上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回归分析中，本文亦引入持有基金数目(in)作为外生变量。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发现虽然本季度基金对个股持股比例对本季度个股股价波动的解释能力较差，却能较好地解释下季度个股股价波动，这可能与基金经理能够根据上市公司的季报及其他有关信息对下季度中的股价变化做出预测有关。因此，本文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io为基金在本季度的个股持股比重， vol为与之相对应的下季度个股股价波动的大小。经过上述修正，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ln(volt+1)=α+β1 ln(capt)+β2(iot)+β3(int)+εt
另外，本文对回归模型误差项的独立性进行durbin-watsons检验，发现其d值约等于2。这表明残差与外生变量相互独立，因而对回归模型的估计与假设所做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三)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io取开放式基金十大重仓股持股比重，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β2的回归系数大部分为正，且比较显著。这说明开放式基金对个股的本期持股比重越高，该股票下期的波动越大，表明开放式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个股的股价波动。
经过上述回归分析，可以确认在样本期内开放式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个股股价的波动。下面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分析，讨论其可能的成因:
1.开放式基金起到“追涨杀跌”的作用。开放式基金有着特殊的运行机制，其发行的基金单位基金总额不封顶，投资者可以按基金的报价在规定的营业场所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当市场处于一个波段的上升时期时，往往会追加投资，基金的规模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基金管理人必须在市场上扬的过程中为追加的资金寻找新的投资品种和机会，在客观上对大盘起到助涨的作用。一旦大盘进入调整期，投资者会产生基金净值损耗的预期，要求赎回基金，使基金管理人在短时间内面临大量赎回压力，被迫卖出部分流动资产，以应对赎回行为，这样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将导致大盘加速下滑，起到助跌的作用。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没有做空机制和风险对冲机制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很难从容应付大盘的大幅波动，操作难度加大，其投资行为对市场波动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也增加。如图2，开放式基金资产配置中的持股比重与大盘走势基本同步。
2.短期投资行为较严重。我国的开放式基金的资产组合买卖频繁，如表2，从而在多方面改变了股票市场传统的波动方式。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对开放式基金的激励机制着重于相对业绩的表现，基金管理人随时面临着投资者赎回的压力，基金资产不能充分运用，尤其是不能把全部资本都用来进行长期投资，增量资金的流入容易导致股票价格趋势未经必要的调整与换手即“一步到位”，只能增加投资频率，提高短期投资额比重和缩短投资周期。
3.我国的开放式基金遭巨额赎回。2003年基金首次取得了加权平均净值增长达到20.27%的骄人业绩。但基金的好业绩，并没有使基金摆脱巨额赎回的命运，据统计，2004年1月31日，19家基金旗下的77只基金公布了第四季度的投资组合公告，开放式基金再遭巨额赎回，甚至有的基金规模已经跌破2亿的设立下限。而且，根据wind资讯2005年的统计显示，2005年第四季度开放式基金总体遭遇净赎回，所有基金总共被赎回了296.18亿份，总体赎回比例达7.17%。
目前市场中普遍存在投资者在基金净值上涨时赎回业绩好的基金，反而去购买净值较低的“便宜”基金。实际上，基金业绩差别体现了管理人的投资能力，业绩差的基金不会因为“便宜”就会有高的回报，除非它的管理人在投资能力上有所改善。这种赎回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不理性的投资行为，不但抬高了投资成本，也降低了投资收益，有悖于基金长期投资的理念。这种不理性行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股价波动。另一方面，从开放式基金发展的外部投资环境看，可供选择的优质投资对象较少，许多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低下，甚至存在会计信息造假等欺诈行为，这在客观上促使开放式基金进行短期投资并选择相同的投资对象。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开放式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股价的波动。但我们既要看到开放式基金加剧市场波动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增加股市流量资金活跃市场的一面。按照市场有效理论，在市场受到外来冲击而偏离其均衡位置时，其自平衡能力能使其逐步修复。开放式基金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只要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都可以对市场产生积极的作用。为此，对于开放式基金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运作的监管机制，加大基金的内部治理，健全基金立法，防止其操作行为对市场可能产生的巨大波动以及存在的其他负面影响，引导其活跃市场增加市场弹性的积极作用。
2.改变开放式基金的市场结构，加大市场竞争力度。政府对开放式基金的培育，不应只看重其数量和规模，更应该看重其结构质量，应在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基础之上，以均衡的市场结构来实现其市场功能的有机整和。
3.维护市场的“生物多样化”与生态平衡。加快基金的产品创新，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加快企业年金等长期投资主体的直接入市，改变广大投资者的投机心理，树立理性投资观念，提高金融市场的投资价值，使市场参与各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姚尔强.股价波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60-105.
[2]delong，j.b.，addrei shleifer，lawrence h.summersandr.j. waldmann.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 (4):703-738.
[3]nofsinger，john r.and richard w.sias.herding and feedback trading by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investors[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6):2263-2295.
[4]施东晖.证券投资基金交易行为与市场影响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2001，(10):26-31.
[5]徐妍，林捷，裘孝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对市场影响研究——深圳交易所第六届会员单位研究成果[eb/ol].info.com.cn/yjwk/yjwk.html，2004-03-04.
[6]王春红.开放式基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应分析[j].齐鲁学刊，2004，(4):88-91.
[7]耿志民.中国机构投资者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7-103.
一、会计制度改革的滞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首次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经济体制改革刚向市场经济开了一条门缝，股份制就悄悄地溜了进来。从1984年起，上海不少企业纷纷向职工集资，有的用于和乡镇企业联营，有的用于兴办第三产业，股份制的萌芽由此出现。为了规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198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制定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年8月1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办发＜1984＞58号文件）批准并颁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地方法规。到1986年年底，上海共有符合该法规要求的小型股份制企业807家。这些股份制企业都是内部集资，所发行股票不能上市流通。持股者均为本企业职工或关联企业职工。发行股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提高职工福利，且职工对本企业或关联企业的经营情况也很熟悉，因此股东对会计信息并无需求。股份制企业虽已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却未建立。当时规定只有新办集体企业才能发行股票，所以这些股份制企业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集体企业会计制度。以上事实证明：只有当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需求。为了避免制度创新的成本超过制度创新的收益，如果股东不需要利用会计信息就可以作出投资决策，那么原有非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制度就没有变革的必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指导思想也使人们忽略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的重大发展。同年11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1000股，每股面值50元，按面值发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可上市流通的股票（其中一张股票后被邓小平作为礼物赠给美国总统布什）。1985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信托部经批准办理股票转让业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布什总统访沪时曾亲自到该交易柜台将邓小平送给他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中国股票市场宣告诞生。
1988年，深圳也建立了股票交易柜台。到1990年年底，深圳已有股票交易柜台12处，上市股票5种，可流通股票的发行额为9168万元。深圳的股票交易总额1988年为400万元，1989年为2330万元，1990年为17.6亿元，股票市场发展迅猛。
到1990年年未，上海的股票交易柜台已有16处，交易点40余个，上市股票8种，可流通股票的发行额为7100万元，1990年股票交易总额约20亿元人民币。然而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制度却未有丝毫变革，依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集体企业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不按“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公式编制“资产负债表”，却按“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公式编制“资金平衡表”，股东权益无法单独列示，资本保全根本无从谈起。会计制度改革严重地滞后于股份制改革。
会计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尚在争论“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为了防止股票市场姓“资”，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较多，股票市场上仍然保留着较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例如，关于股利分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规定：按不高于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的利率计算股息（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并由董事会视公司经营情况决定红利（在企业所得税后列支），但股息与红利之和最高不得超过股票面值的15％。又如关于股票价格，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规定：股票均按面值发行，股票交易价格为股票面值加上成交时预计的股息和红利（与债券交易价格的算法类似）。
1987年以后虽然取消价格管制，但投资者仍然习惯于用债券交易价格的算法来判断股价的高低。1990年股票市场供不应求，股价暴涨，政府又恢复价格管制，限定每个交易日股价涨跌幅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1％。
在股价和股利的双重管制下，投资者只需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市价／股利比率判断股价的高低，而不必以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当时的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脱胎而来的，既然投资者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很小，而制度创新的成本却很高（要冒姓“社”还是姓“资”的政治风险），那么原来的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集体企业会计制度就没有改革的必要。1990年1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严格限制股票发行和转让的通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意识形态领域中关于股票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使得制度创新的风险极大，阻碍了会计制度改单的进程。
二、会计制度改革的尝试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当时“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争论的否定。同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投资者要求上市公司维护股东权益，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披露会计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的尝试。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仅有8家上市公司。但是，由于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尚未制定，所以这8家公司只能沿袭股份制改革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管理，分别执行6种会计制度。它们分别是：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凤凰化工、飞乐股份、真空电子）、国营商业企业会计制度（豫园商场）、集体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延中实业）、集体商业企业会计制度（飞乐音响）、合作社会计制度（爱使电子）和乡镇商业企业会计制度（申华电工）。这些适用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管理要求的会计制度，根本不适合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需要，各公司之间报表项目缺乏最起码的可比性。建立统一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势在必行。
然而制定会计制度的权限在财政部，证券交易所无权制定会计制度。1991年5月，上市公司披露1990年年度报告的法定期限已过，但统一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仍未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运用法律赋予其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权利，在不改动8家上市公司6种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委托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一种名为《经营状况说明书》的简表。在“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结构分析表”中，仅有“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其他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股东权益”7个项目。在“经营成果分析表”中，仅有“销售收入”、“销售利润”、“利润总额”、“税后利润”4个项目。上市公司各自将原资金平衡表和利润表中的相关数据调整并汇总后填制上述两表，以此作为1990年度财务报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试刊号上半公开披露（该专刊为内部刊物，不能公开发行。当时在上海街头零售，属于打“擦边球”），此时已是1991年6月7日。这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初步尝试，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虽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却反映了当时制度创新的艰难。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继续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当时共有5家上市公司（发展银行、原野实业、万科企业、金田实业、安达运输）。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试验田和中国大陆第一个经济特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因此会计制度改革也较为大胆。深圳本地的5家上市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了适合股份有限公司运作的会计制度。从深圳胶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布的1991年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其财务报表的内容及项目的排列已相当接近当时国际公认的通用格式。在资产负债表中，针对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设置了“坏账准备”项目。存贷计价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设置了“商品削价准备金”。允许对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以重置成本进行重估并调整账面价值，重估升值部分记入“资本公积”科目。在损益表中，则按行业分别列示营业收入、费用和损益，并将存货跌价损失作为营业收入的减项，列作“存货折价”。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发表重要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胜利，使会计制度创新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推动了会计制度的改革。
1992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委托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将8家上市公司按计划经济体制下6种会计制度编制的1991年年度“资金平衡表”和“利润表”中的有关指标重新分类并汇总，转换成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格式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并于1992年2月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上半公开披露（当时该刊仍未获准公开发行）。虽然这只是会计报表形式上的转换，却是会计制度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尽管如此，上海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仍然落后于深圳。深沪两地会计制度改革的差异，与两地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相关。1991年下半年，深圳证券交易所逐步取消了股价管制，股票交易十分活跃，5种挂牌股票日均成交量数千万元，最高时曾达到上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从9月6目的45.66点上升至11月14目的136.94点，上涨了约两倍。而同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从187.35点上升至237.46点，涨幅仅为27％，8种挂牌股票日均成交量仅为数百万元，最低时成交量不足百万元。原因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仍实行每个交易日股价涨跌幅不得超过前一个交易回收盘价1％的管制，股价波动较小，股票交投清淡。直到1992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才完全取消股价管制。从深沪两地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中，我们找到了股票市场发展推动会计制度改革的证据。根据会计信息对投资决策有用性的假设，我们可以推理：由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股票的价格波动较大，股票交投活跃，所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之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我们找到了股票市场发展推动会计制度改革的证据：股票市场发展导致日益增长的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数量的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改革。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计制度的改革发端于股份有限公司，而深圳建立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改革又走在全国的前列。
四、会计制度改革的扩大
1992年2月21日，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B股传供境外投资者买卖并以美元报价和结算的人民币特种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992年2月28日，深圳南方玻璃股份有限公司A股和B股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股票市场从此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同年2月，上海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证207万份；同年3月27日，同时有5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1992年5月底，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1个月以来累计成交金额突破100亿元。
为了适应股票市场的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各自发展远程通讯系统，将股市行情以最快的速度传至全国各地，吸引全国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各大证券公司也在全国大中城市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全国投资者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许多投资者既买卖深圳股票，也买卖上海股票。但深沪两地上市公司会计制度的差异，使得许多财务指标缺乏可比性，给投资者的决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股票市场的扩大要求会计制度的改革从地区扩大到全国，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更需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向国际惯例靠拢，建立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惯例接近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势在必行。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体制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财政部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登会计制度，有史以来是第一次。1992年6月25日颁布的会计制度却要求从1992年三月五日起实施，有史以来也是第一次。会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问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为会计制度、实为簿记制度的重大突破。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企业会计制度不再受到财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约束。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企业会计制度，承认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分配。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保值和增值的要求建立企业会计制度，通过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确认和计量，报告资本的存量；通过营业收入、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报告资本的增量。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二章“会计核算一般原则”中，隐含了会计个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会计假设，规定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及时性、可比性、一贯性、重要性等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以及权责发生制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稳健性原则等会计基本原则。在其余各章中，则分别规定了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以及营业收入、费用、利润等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方法。在信息披露上，要求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披露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外，还要披露财务状况变动表；除了编制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外。还要编制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合并报表。
五、会计制度改革的发展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动了股票市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1992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熔基亲自担任证券委员会主任。证券委员会下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此举标志着原先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区域性股票市场，发展为由中央政府管制的全国性股票市场。
中国证监会成立后，即着手准备推荐国内股份制试点企业赴香港联交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这是继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了适应股份制试点企业赴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需要，财政部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又于1992年11月颁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92＞财会字第58号文），于1993年4月颁布了《关于香港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何种会计制度等问题的通知》（＜93＞财会字第19号文）、《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会计报表有关项目调整意见》（＜93＞财会字第18号文）等一系列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中的会计处理方法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分述如下：
（1）企业对其他单位的投资占该单位有投票权资本总额20％以上，但少于50％并对该单位有重大影响时，或虽不足20%但有重大影响时，应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投资（原规定50%以上采用权益法）。
（2）长期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除因永久减值作出亏损准备，可以按成本计列，也可以按重估价计列（原规定只能按成本计列，不能作出亏损准备）。
（3）短期投资应在资产负债表中按历史成本与市价孰低计列（原规定只能按历史成本计列）。
（4）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较大，而对财务状况有重大实质性的影响时，应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但不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原规定要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这次发行H股是“先立法，后上市”。与数年前相比，反映了改革者日渐成熟。
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只股票。此后，又有不少公司陆续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进一步规范外资股发行和上市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1996年4月，财政部又发出《关于上市公司会计处理补充规定的通知》（＜96＞财会字第7号文），规定“在香港地区以外的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及在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其会计核算遵照在香港上市公司有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上市公司纷纷组建企业集团。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1992年度编制合并报表的上市公司不足10％，而1994年度需要编制合并报表的上市公司达到90%以上。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集团编制的是报送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汇总报表，财政部从未制定过有关合并报表的会计制度。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集团合并报表的编制，1995年2月，财政部颁布《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以及《股份制试点企业合并会计报表格式》。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规度，股票市场发展又一次推动了会计制度改革。
六、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化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重要突破：把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中国大陆，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1998年1月27日，财政部颁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取代《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序言中称：制定本制度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工作，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股票市场发展再一次推动了会计制度改革。
新制度为了维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1996年8月发生的“渤海集团”事件（股票停牌两个月），以及1997年3月发生的“海南民源”事件（至1999年3月股票仍被停牌），起因之一均是以尚未完成法律程序的资产重估的巨额增值（金额达数亿元）计入资本公积，然后以新增资本公积大量转增股本，导致注册资本虚增、投入资本不实。为了防范此类事件再度发生，《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明确规定：资本公积中的接受捐赠实物资产价值、资产评估增值以及投资准备等部分，不能转作股本。
另一个弓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对应收账款提取“坏账准备”；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并提取“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对长期投资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提取“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对存货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要求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必须执行以上规定，其他发行内资股的上市公司是否执行上述规定则由公司自行决定。这种“内外有别”的做法，一方面是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会计信息披露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会计制度改革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约。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还要求以“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状况变动表”。导致这一变更的原因之一是，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逐渐加强，需要通过现金流量表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公司的资金流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1997年下半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投资者认识到有必要通过现金流量表分析来消除利润表中可能隐藏的利润泡沫，有助于正确判断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
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意识到维护股东权益的重要性。为此，《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增设了附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共有四十个报表项目，要求上市公司详细列示股东权益各明细项目的增减变动。根据投资者的普遍要求，对公积金转增股本、公积金弥补亏损、职工住房周转金变动、购建职工住房支出、公益金的使用情况等一些容易侵犯股东权益的事项，要求公司作出充分披露。
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问题。1998年年末，财政部又颁发＜98＞财会字66号文件，就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问题作出解答。针对一些上市公司年末突击资产重组，然后将股权购买日提前到年初，把被收购企业的全年利润“装”进报表，名为资产重组、实为“报表重组”的利润操纵行为，66号文件特别强调：“公司购买其他企业，应以被购买企业对净资产和经营的控制权实际上转让给购买公司的日期作为购买日，即以被购买企业净资产和经营的控制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为标志”，并规定了确认控制权已经转移的四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
“十五大”报告允许和鼓励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契约——会计制度，其重要性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推动了会计制度的创新，继《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之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是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里程碑。
七、会计制度改革的突破
会计制度在形式上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为会计制度实为簿记制度，这种形式是有效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股票市场的发展，这种形式无法避免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对那些不能纳入会计科目体系的事项就无法作出规定。例如，关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披露，在会计制度中就难以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但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又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及时披露这方面的信息。
1996年12月，海南民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与关联公司签订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合作建房、权益转让等无效合同，虚构利润5.4亿元。公司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与大股东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联手，于1996年报公布前大量买进海南民源股票，在年报公布后乘不明真相的投资者纷纷追高买入之时，大量抛出，以牟取暴利。公司股票从1997年3月起停牌，至1999年3月尚未恢复交易，公司股东损失惨重。
1996年2月，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在乌干达承包的欧文电站工程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终止合同而面临违约诉讼，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1996年4月底公布的1995年报中，公司对如此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竟然只字不提。年报称1995年公司每股收益0.54元。在1996年8月公布的1996年中期报告中称，1996年上半年公司遭受重大损失，上半年每股亏损0.77元。中期报告公布当天股价腰斩，令市场人士震惊，许多持有该股者挥泪斩仓。
上述两起重大事件发生后，为了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财政部又制定了《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两个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从1998年1月1日起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一起实施。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是对原先会计制度一统天下的突破。
会计准则在形式上是按会计要素、按经济事项分别制定的，相对会计制度而言有显著的优越性，有可能将某项要素或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阐述得比较清楚全面，逻辑严密。而会计制度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其核心是账户设置、记录内容和借贷规则，所以不可能像会计准则那样根据特定要素或业务的需要来灵活组织其结构和内容。会计准则逐步取代会计制度，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到1999年年底，财政部已公布了九项具体会计准则，这是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八、会计制度改革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找到会计制度改革的动因。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摆脱了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指引会计制度改革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发展。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对新制度的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股票市场发展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简言之，本文的结论是：市场经济理论指引会计改革发展，股票市场需求推动会计制度创新。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预测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
（1）中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人民币迟早会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股票市场迟早会对外资完全开放。同一家公司发行并且在同一家交易所上市的A股和B股迟早会同股同价，同一家公司发行并且分别在香港联交所和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和H股一定会缩小价差。随着股票市场逐步取消“内外有别”的政策，会计制度“内外有别”的差异将逐步消除。根据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A股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都应该提取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要有可比性，这是股票市场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随着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进一步完善，“内外有别”的差异将会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消除。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将进一步推动会计制度改革。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职工的“生老病死”实行“统管统包”政策，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将职工的医疗支出列入负债类科目“应付福利费”的借方，将职工的住房支出列入负债类科目“住房周转金”的借方。由于医疗费用逐年上涨，多数公司的“应付福利费”出现了较大的赤字；由于按房改政策向职工出售住房的收入大大低于住房的账面价值，多数公司的“住房周转金”出现了更大的赤字。这些赤字“挂账”造成了对股东权益的侵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住房商品化政策的逐步推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的“应付福利费”和“住房周转金”将成为历史，股东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障。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改草案已经提交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二十年来会计改革成果的结晶，对今后深化会计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会计制度要向会计准则过渡才能担当此重任。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也要求采用会计准则这种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会计规范形式。但是会计准则不可能立刻取代会计制度，我们不得不考虑制度创新的成本。一方面会计人员长期以来习惯于依赖现成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未健全。会计制度逐步向会计准则过渡，并与会计准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双轨制”的方式同时运行。根据中国国情，这显然是制度创新成本最低的一种改革方式。
关键词：开放式基金；股指期货；风险管理
199O年代以来，基金行业出现快速增长。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开放式基金也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截至2006年11月，我国已有开放式基金249只，远远超出了封闭式基金54只的数量，以开放式基金为主要代表的规范化的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金融创新品种，开放式基金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开放式基金在我国的深入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国际经验和中国封闭式管理基金公司运作的实践证明：基金是高风险行业，如果没有严谨、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面临很大风险。随着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的正式成立，股指期货也将推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股指期货来防范开放式基金的风险，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开放式基金的特点及风险
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发行总额不固定，基金单位总数随时增减，投资者可以按基金的报价在国家规定的营业场所申购或者赎回基金单位的一种基金，购买或赎回基金单位的价格按基金资产净值计算。
（一）开放式基金的特点
开放式基金是与封闭式基金相对的一种基金类型，其特点是相对于封闭式基金而言的。
1.基金规模的不固定性。封闭式基金有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基金份额固定不变，即使运作成功也无法扩大基金份额。开放式基金的份额是变动的，一般在基金设立三个月或半年后，投资人随时可以申购新的基金单位，也可以随时向基金管理公司赎回自己的投资。因而，管理好的开放式基金，规模会越滚越大；而业绩差的开放式基金，规模会逐渐萎缩，直到规模小于某一标准时被清盘为止。
2.基金期限的不预定性。封闭式基金通常有固定的存续期，当期满时，经基金持有人大会通过并经监管机关同意可以延长存续期。而开放式基金没有固定的存续期，如果基金的运作得到基金持有人的认可，就可以一直运作下去。
3.交易价格依基金单位资产净值而定。封闭式基金的买卖发生在证券二级市场上，其转让价格在交易市场随行就市，受股市行情、基金供求关系及其他基金价格拉动的共同影响。而开放式基金的交易价格由基金管理者依据基金单位资产净值确定，每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投资者不论申购还是赎回基金单位，都以当日公布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成交。这一价格不受证券市场波动及基金市场供求的影响。
4.交易方式的特殊性。封闭式基金一般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以柜台方式转让，交易在基金投资者之间进行，只是在基金发起接受认购时和基金封闭期满清盘时交易才在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或其人之间进行。而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则一直在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人或其人(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之间进行，基金投资者之间不发生交易行为。
5.净资产的信息披露更公开化。封闭式基金不需要按日公布资产净值，一般隔一定时间(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是每一周)公布一次，基金管理公司不直接受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而开放式基金应由基金管理公司每日公布资产净值，并按资产净值为基础确定的交易价格每日受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
（二）开放式基金的风险
开放式基金虽然有专家理财、分散风险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式基金毫无风险。开放式基金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流动性风险。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是指基金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因而不能应付可能出现的投资者赎回需求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资产流动性不足，不能及时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而导致的支付风险；二是不能按正常价格吸纳资金而导致的经营风险；三是所持资产的变现过程中由于价格的不确定性而可能遭受的损失。
2.申购、赎回价格未知的风险。开放式基金的申购数量、赎回金额以基金交易日的单位资产净值加减有关费用计算。投资人在当日进行申购、赎回基金单位时，所参考的单位资产净值是上一个基金交易日的数据，而对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在自上一交易日至交易当日所发生的变化，投资人无法预知，因此投资人在申购、赎回时无法知道会以什么价格成交，这种风险就是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未知的风险。
3.系统性风险。基金投资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但由于股票、债券市场等存在固有的风险，开放式基金也难免出现亏损。如当开放式基金投资于股市时，上市公司的股价不但受其自身业绩、所属行业的影响，更会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经济周期、利率水平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股票的价格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当基金所投资的市场出现突发事件时，无论是一般投资者还是基金管理公司，都可能面临较大的风险。
4.非系统性风险。开放式基金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包括许多方面，主要有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管理风险以及经营风险等。
5.不可抗力风险。即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发生时给基金投资人带来的风险。
二、股指期货的功能
股指期货是指在交易所进行的以某一股票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由交易双方订立的，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以约定价格进行股价指数交割结算的标准化合约的交易。股指期货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避系统性风险
股票市场的风险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组合来分散和抵消，而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则是无法用投资组合回避的。特别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系统性风险在全部风险中占的比重很高，因此迫切需要股指期货这种避险工具与持有的股票仓位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以消除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保持稳定的收益率。
（二）价格发现功能
由于股指期货合约交易频繁、市场流动性很高、交易成本低、买卖差价小，瞬时信息的价值会较快地在期货价格上得到反映。从市场整体看，股指期货比股票现货更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有效市场，股指期货价格的变化往往领先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并预示着股票价格的发展趋势。当股指期货价格与股票价格发生偏离时，或者不同期限的股指期货价格发生偏离时，投资者可以计算出错误定价的程度，在锁定价差的情况下套取低风险收益。大量的套利交易将使市场的错误定价迅速得到纠正，从而使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功能。
（三）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股指期货的双向交易机制使机构投资者无论在股价上涨还是下跌时均可进行交易，以避免资金在股价下跌时的闲置；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股指期货的高流动性，使得在股指期货市场建立相应金额的头寸要比在股票市场简单快捷得多，而且可避免由于大量资金进出引起股价大幅波动而增加交易的执行成本。
（四）进行组合投资，分散投资风险
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常常在股票、债券与期货间进行有效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股指期货常被作为基金构造指数化投资组合的重要工具。基金可以借助一个股指期货合约和国库券多头头寸的投资组合，来实现对股价指数的捆绑，取得与股价指数一致的收益率。实证分析表明在原有的股票、债券组合中加入部分期货，能在同样的期望回报率水平上有效降低风险。
三、股指期货在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股指期货交易的实质，是投资者将其对整个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预期风险转移至期货市场的过程。在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管理中,股指期货的主要作用表现如下：
（一）规避开放式基金的系统性风险
开放式基金理想的运作环境是规模大、流动性强、成熟度高、投资者理性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足20年，市场投机性强、波动频繁,给开放式基金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另外，我国的股市没有卖空机制，基金管理者无法进行反向操作，一旦进入熊市，基金将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可以作双向交易，是规避系统性风险比较有效的工具。当股市上涨到一定幅度而出现掉头向下的迹象时，或者基金管理人想暂时锁定已有的收益时，他们可以不必抛售股票，只要在股指期货市场卖出一定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股市果真下跌，其所持有的股票会有损失，但所持有的股指期货合约可以盈利。等到股市跌势比较稳定时，平掉股指期货空单，以股指期货做空的盈利抵补股票的损失；同样在股市跌势将止转向上升时，开放式基金可以先在股指期货市场建适量多仓，然后可以在股票市场稳步选股购入，这时即使购股成本会有所上升，也可以用股指期货多单的盈利来弥补，最终达到低成本建仓的目的。上述操作方法可以使开放式基金有效地规避系统性风险，保持收益的稳定性。
（二）控制流动性风险，应付兑付压力
开放式基金购赎自由的特性，要求基金资产保持充分的流动性：有足够的现金流，满足支付需要；或保证资产及时变现弥补资金之不足。但流动性和盈利性往往是对立的，如果基金管理人仅仅考虑流动性风险，保证了资金的安全，而使其收益率下降，那么开放式基金依然会面对赎回的压力。流动性与盈利性是开放式基金管理人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基金管理人偏顾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引发危机。股指期货在缓解这一矛盾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面对兑付压力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先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卖出期货合约作为股票现货的替代品，当股票现货卖出后，再将股指期货空头合约平仓。
（三）优化投资组合，提高投资收益率
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一般只局限于股票市场，投资品种单一。股指期货可以丰富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品种，从而优化资产组合，提高收益率。
（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股指期货的双向交易机制使基金无论在股价上涨还是下跌时均可进行交易，以避免资金在股价下跌时的闲置；股指期货的高流动性，可避免大资金进出对股价的冲击；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股指期货市场建立相应金额头寸的速度要比股票市场快得多。
（五）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竞争力
股指期货作为金融创新工具，在国际资本投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日益广泛，机构投资者对于套期保值工具的需求猛增，这使得近10年来股指期货的数量增长很快，己经成为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最具活力的金融工具。我国开放式基金如果能运用股指期货等各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全球衍生品市场的竞争。
参考文献：
一、会计制度改革的滞后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首次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经济体制改革刚向市场经济开了一条门缝，股份制就悄悄地溜了进来。从1984年起，上海不少企业纷纷向职工集资，有的用于和乡镇企业联营，有的用于兴办第三产业，股份制的萌芽由此出现。为了规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及其集资行为，198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制定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年8月1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沪府办发＜1984＞58号文件）批准并颁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地方法规。到1986年年底，上海共有符合该法规要求的小型股份制企业807家。这些股份制企业都是内部集资，所发行股票不能上市流通。持股者均为本企业职工或关联企业职工。发行股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提高职工福利，且职工对本企业或关联企业的经营情况也很熟悉，因此股东对会计信息并无需求。股份制企业虽已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却未建立。当时规定只有新办集体企业才能发行股票，所以这些股份制企业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集体企业会计制度。以上事实证明：只有当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需求。为了避免制度创新的成本超过制度创新的收益，如果股东不需要利用会计信息就可以作出投资决策，那么原有非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制度就没有变革的必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指导思想也使人们忽略了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的重大发展。同年11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1000股，每股面值50元，按面值发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可上市流通的股票（其中一张股票后被邓小平作为礼物赠给美国总统布什）。1985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信托部经批准办理股票转让业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布什总统访沪时曾亲自到该交易柜台将邓小平送给他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中国股票市场宣告诞生。
1988年，深圳也建立了股票交易柜台。到1990年年底，深圳已有股票交易柜台12处，上市股票5种，可流通股票的发行额为9168万元。深圳的股票交易总额1988年为400万元，1989年为2330万元，1990年为17.6亿元，股票市场发展迅猛。
到1990年年未，上海的股票交易柜台已有16处，交易点40余个，上市股票8种，可流通股票的发行额为7100万元，1990年股票交易总额约20亿元人民币。然而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制度却未有丝毫变革，依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集体企业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不按“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公式编制“资产负债表”，却按“资金运用=资金来源”的公式编制“资金平衡表”，股东权益无法单独列示，资本保全根本无从谈起。会计制度改革严重地滞后于股份制改革。
会计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尚在争论“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为了防止股票市场姓“资”，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较多，股票市场上仍然保留着较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例如，关于股利分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规定：按不高于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的利率计算股息（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并由董事会视公司经营情况决定红利（在企业所得税后列支），但股息与红利之和最高不得超过股票面值的15％。又如关于股票价格，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规定：股票均按面值发行，股票交易价格为股票面值加上成交时预计的股息和红利（与债券交易价格的算法类似）。1987年以后虽然取消价格管制，但投资者仍然习惯于用债券交易价格的算法来判断股价的高低。1990年股票市场供不应求，股价暴涨，政府又恢复价格管制，限定每个交易日股价涨跌幅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1％。
在股价和股利的双重管制下，投资者只需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市价／股利比率判断股价的高低，而不必以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当时的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脱胎而来的，既然投资者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很小，而制度创新的成本却很高（要冒姓“社”还是姓“资”的政治风险），那么原来的国有企业会计制度和集体企业会计制度就没有改革的必要。1990年1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严格限制股票发行和转让的通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意识形态领域中关于股票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使得制度创新的风险极大，阻碍了会计制度改单的进程。
二、会计制度改革的尝试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当时“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争论的否定。同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投资者要求上市公司维护股东权益，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披露会计信息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的尝试。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仅有8家上市公司。但是，由于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尚未制定，所以这8家公司只能沿袭股份制改革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管理，分别执行6种会计制度。它们分别是：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凤凰化工、飞乐股份、真空电子）、国营商业企业会计制度（豫园商场）、集体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延中实业）、集体商业企业会计制度（飞乐音响）、合作社会计制度（爱使电子）和乡镇商业企业会计制度（申华电工）。这些适用于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管理要求的会计制度，根本不适合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需要，各公司之间报表项目缺乏最起码的可比性。建立统一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势在必行。
然而制定会计制度的权限在财政部，证券交易所无权制定会计制度。1991年5月，上市公司披露1990年年度报告的法定期限已过，但统一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仍未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运用法律赋予其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权利，在不改动8家上市公司6种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委托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一种名为《经营状况说明书》的简表。在“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结构分析表”中，仅有“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其他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负债”、“股东权益”7个项目。在“经营成果分析表”中，仅有“销售收入”、“销售利润”、“利润总额”、“税后利润”4个项目。上市公司各自将原资金平衡表和利润表中的相关数据调整并汇总后填制上述两表，以此作为1990年度财务报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试刊号上半公开披露（该专刊为内部刊物，不能公开发行。当时在上海街头零售，属于打“擦边球”），此时已是1991年6月7日。这是会计制度改革的初步尝试，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虽是迫不得已的下策，却反映了当时制度创新的艰难。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继续
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当时共有5家上市公司（发展银行、原野实业、万科企业、金田实业、安达运输）。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试验田和中国大陆第一个经济特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因此会计制度改革也较为大胆。深圳本地的5家上市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了适合股份有限公司运作的会计制度。从深圳胶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布的1991年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其财务报表的内容及项目的排列已相当接近当时国际公认的通用格式。在资产负债表中，针对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设置了“坏账准备”项目。存贷计价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设置了“商品削价准备金”。允许对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以重置成本进行重估并调整账面价值，重估升值部分记入“资本公积”科目。在损益表中，则按行业分别列示营业收入、费用和损益，并将存货跌价损失作为营业收入的减项，列作“存货折价”。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发表重要谈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胜利，使会计制度创新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推动了会计制度的改革。
1992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委托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将8家上市公司按计划经济体制下6种会计制度编制的1991年年度“资金平衡表”和“利润表”中的有关指标重新分类并汇总，转换成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格式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并于1992年2月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上半公开披露（当时该刊仍未获准公开发行）。虽然这只是会计报表形式上的转换，却是会计制度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尽管如此，上海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仍然落后于深圳。深沪两地会计制度改革的差异，与两地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相关。1991年下半年，深圳证券交易所逐步取消了股价管制，股票交易十分活跃，5种挂牌股票日均成交量数千万元，最高时曾达到上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从9月6目的45.66点上升至11月14目的136.94点，上涨了约两倍。而同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从187.35点上升至237.46点，涨幅仅为27％，8种挂牌股票日均成交量仅为数百万元，最低时成交量不足百万元。原因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仍实行每个交易日股价涨跌幅不得超过前一个交易回收盘价1％的管制，股价波动较小，股票交投清淡。直到1992年5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才完全取消股价管制。从深沪两地股票市场发展的差异中，我们找到了股票市场发展推动会计制度改革的证据。根据会计信息对投资决策有用性的假设，我们可以推理：由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股票的价格波动较大，股票交投活跃，所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之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我们找到了股票市场发展推动会计制度改革的证据：股票市场发展导致日益增长的对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数量的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改革。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计制度的改革发端于股份有限公司，而深圳建立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改革又走在全国的前列。
四、会计制度改革的扩大
1992年2月21日，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B股传供境外投资者买卖并以美元报价和结算的人民币特种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992年2月28日，深圳南方玻璃股份有限公司A股和B股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股票市场从此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同年2月，上海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证207万份；同年3月27日，同时有5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1992年5月底，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1个月以来累计成交金额突破100亿元。
为了适应股票市场的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各自发展远程通讯系统，将股市行情以最快的速度传至全国各地，吸引全国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各大证券公司也在全国大中城市纷纷设立证券营业部，全国投资者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许多投资者既买卖深圳股票，也买卖上海股票。但深沪两地上市公司会计制度的差异，使得许多财务指标缺乏可比性，给投资者的决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股票市场的扩大要求会计制度的改革从地区扩大到全国，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更需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向国际惯例靠拢，建立全国统一的、与国际惯例接近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势在必行。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体制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财政部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登会计制度，有史以来是第一次。1992年6月25日颁布的会计制度却要求从1992年三月五日起实施，有史以来也是第一次。会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问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实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为会计制度、实为簿记制度的重大突破。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企业会计制度不再受到财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约束。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企业会计制度，承认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分配。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保值和增值的要求建立企业会计制度，通过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的确认和计量，报告资本的存量；通过营业收入、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报告资本的增量。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二章“会计核算一般原则”中，隐含了会计个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会计假设，规定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及时性、可比性、一贯性、重要性等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以及权责发生制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稳健性原则等会计基本原则。在其余各章中，则分别规定了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以及营业收入、费用、利润等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方法。在信息披露上，要求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披露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外，还要披露财务状况变动表；除了编制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外。还要编制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合并报表。
--------------------------------------------------------------------------------
五、会计制度改革的发展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动了股票市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1992年11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熔基亲自担任证券委员会主任。证券委员会下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此举标志着原先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区域性股票市场，发展为由中央政府管制的全国性股票市场。
中国证监会成立后，即着手准备推荐国内股份制试点企业赴香港联交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这是继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后，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了适应股份制试点企业赴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需要，财政部在《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又于1992年11月颁布了《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香港上市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92＞财会字第58号文），于1993年4月颁布了《关于香港上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执行何种会计制度等问题的通知》（＜93＞财会字第19号文）、《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股票香港上市会计报表有关项目调整意见》（＜93＞财会字第18号文）等一系列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中的会计处理方法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分述如下：
（1）企业对其他单位的投资占该单位有投票权资本总额20％以上，但少于50％并对该单位有重大影响时，或虽不足20%但有重大影响时，应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投资（原规定50%以上采用权益法）。
（2）长期投资在资产负债表中除因永久减值作出亏损准备，可以按成本计列，也可以按重估价计列（原规定只能按成本计列，不能作出亏损准备）。
（3）短期投资应在资产负债表中按历史成本与市价孰低计列（原规定只能按历史成本计列）。
（4）年度终了后至会计报表报出前，如发生国家外汇牌价调整幅度较大，而对财务状况有重大实质性的影响时，应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予以说明，但不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原规定要对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这次发行H股是“先立法，后上市”。与数年前相比，反映了改革者日渐成熟。
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只股票。此后，又有不少公司陆续在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进一步规范外资股发行和上市的会计信息披露行为，1996年4月，财政部又发出《关于上市公司会计处理补充规定的通知》（＜96＞财会字第7号文），规定“在香港地区以外的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以及在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其会计核算遵照在香港上市公司有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上市公司纷纷组建企业集团。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1992年度编制合并报表的上市公司不足10％，而1994年度需要编制合并报表的上市公司达到90%以上。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集团编制的是报送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汇总报表，财政部从未制定过有关合并报表的会计制度。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集团合并报表的编制，1995年2月，财政部颁布《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以及《股份制试点企业合并会计报表格式》。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规度，股票市场发展又一次推动了会计制度改革。
关键词：股利信号 传递假说盈利能力
一、引言
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股利信号传递假说的研究目前按以下两个方向展开：基于股利市场效应的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研究和基于股利与公司盈余关系的股利信息含量研究。目前关于股利信息含量的研究都是围绕股利与公司盈余的关系进行的，多数研究部分支持股利信号传递假说，亦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认为股利不具有信息含量。本文基于公司盈利能力的视角，以中小企业板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和不同数量比例的股利信息含量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截止至2010年12月31日，中小企业板336家上市公司总计实施1062次年度股利发放事件（含不分配），剔除其中上市不足一个财务年度及进行过中期分配后不分配的年度股利发放事件后，本文选取其中625个股利发放事件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取自中国证券网上证报数据平台（/dataplatform/index.do?where=dataBrowser）。将样本总体按照发放形式的不同及股利数量或比例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样本（及子样本）组，具体划分方式如下：
样本组Ⅰ为不分配样本组，由所有每股现金股利和每股股票股利均为零的股利事件组成。
样本组Ⅱ为纯现金股利样本组，由所有每股现金股利大于零、每股股票股利为零的股利事件组成。该样本组内又细分为ⅡH、ⅡM、ⅡL三个子样本组，分别为高、中等、低数量纯现金股利样本组，由样本组Ⅱ内所有每股现金股利大于、等于、小于0.1元的事件组成。
样本组Ⅲ为纯股票股利样本组，由所有每股现金股利为零、每股股票股利大于零的股利事件组成。该样本组内又细分为ⅢH、ⅢM、ⅢL三个子样本组，分别为高、中等、低比例纯股票股利样本组，由样本组Ⅲ内每股股票股利大于、等于、小于0.5股的股利事件组成。
样本组Ⅳ为混合股利样本组，由所有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股票股利均大于零的股利事件组成。该样本组内按现金股利的高低分为ⅣH、ⅣM、ⅣL三个子样本组，分别为高、中等、低数量混合股利样本组，由样本组Ⅳ内每股现金股利大于、等于、小于0.1元的股利事件组成。
选取年度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盈利能力的变量，各样本组的盈利能力指标ROE和盈利能力变化指标ROE分别为组内各公司ROE和ROE的算术平均值。
通过比较分析各样本组ROE值之间的差异，确定公司盈利能力高低对股利政策的影响。通过对各样本组ROE零假设进行t-检验并做对比分析，确定各种类型及各种数量比例的股利发放能否反映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变化。
三、股利与公司盈利能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各样本组ROE、ROE及ROE零假设t-检验结果如表一所示，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盈利能力是公司制定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ROEⅠ、ROEⅡ、ROEⅢ和ROEⅣ分别为-0.51%、10.64%、9.46%和14.46%，低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倾向于不分配、中等程度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倾向于纯现金股利或纯股票股利、高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倾向于混合股利；ROEⅡH、ROEⅡM和ROEⅡL分别为13.82%和9.38%和6.59%，在纯现金股利样本组内，高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ROEⅣH、ROEⅣM和ROEⅣL分别为17.18%、14.53%和10.68%，在混合股利样本组内，高净资产收益率公司倾向于在股票股利的基础上再发放较多数量的现金股利。
其次，盈利能力对纯股票股利公司的股利发放比例无显著影响。ROEⅢH、ROEⅢM和ROEⅢL相互之间无显著差别，影响纯股票股利公司股票股利发放比例高低的因素需要另行探寻。
第三，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含量。ROEⅡ为0.41%，与零没有显著差别，ROEⅡL为1.23%，显著大于零，纯现金股利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保持不变的信号，低数量纯现金股利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提高的信号。
第四，纯股票股利不具有信息含量。ROEⅢ为-2.49%，显著小于零；ROEⅢH和ROEⅢM分别为-3.16%和 -2.97%，均显著小于零，纯股票股利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信号，高、中等比例纯股票股利更为明显。
第五，混合股利具有信息含量，高数量混合股利具有高信息含量。ROEⅣ为0.82%，与零没有显著差别，ROEⅣH为2.1%，显著大于零，混合股利传递出公司保持原有高盈利能力的信号，高数量混合股利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信号。
四、结论
第一，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发放不同种类的股利均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净资产收益率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不同类型和数量比例的股利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含量。
第二，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含量。无论是纯现金股利还是混合股利样本组，现金股利均传递出公司整体上将保持原有盈利能力的信号。高数量混合股利还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在其原有较高水平上继续提高的信号，表明中小企业板市场的机制和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大量的上市公司通过发放现金股利传递公司保持或提高盈利能力的信号。
第三，股票股利不具有信息含量。纯股票股利传递出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信号，混合股利具有信息含量并不是股票股利在起作用，而是通过股本扩张来强化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作用。在我国目前会计制度下，纯股票股利更多的体现了不发放现金股利条件下的股本扩张，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能力不足，传递出来的只能是未来盈利能力下降的信号；混合股利即股本扩张的同时发放现金股利，传递出公司股本扩张具有可持续性的信号。
第四，应重视从股本扩张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的送、转股行为，而不应单纯从盈利分配的角度出发。相关政策规定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应将送、转股与盈利分配即现金股利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监管措施和信息披露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行为。
参考文献：
①何涛，陈小悦．中国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行为动机初探[J].金融研究，2003(9):44—56
②孔小文,于笑．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6):114—153
③李卓，宋玉．股利政策、盈余持续性与信号显示[J]．南开管理评论，2007（1）：70—80
④吕长江，许静静．基于股利变更公告的股利信号效应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2）：90—96
⑤魏刚．股利的信息含量——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宣讲论文，1998年．
关键词：股利政策；有效性；贵州茅台
一、股利理论
（1）股利无关论。投资者对公司股利的分配不关心，其对股利或者资本利得无偏。股利支付比率大小不影响公司价值。（2）税差理论。投资者普遍认为，股利的税收负担比资本利得的税收负担要重。（3）客户效应理论。富有的投资者偏好低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偏好少分现金股利、多留存。反之，则喜欢高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股票。（4）“一鸟在手”理论。股东偏向于现金股利，高公司股利支付率会使权益价值上升。其他股利理论还有理论以及信号理论等。
二、股利支付方式
（1）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支付形式最普遍，以现金支付给投资者，要求企业拥有累计盈余以及足够的现金。（2）股票股利。股利以股票的形式发放，股东持有股票数量增加，而持股比例、股票市场价值总额不变。（3）股票分割。把面额相对高的股票换成几股面额低的股票，可以帮助公司进行兼并、合并的实施。（4）股票回购。股份公司出资向投资者购回自己的股票，可作为一种现金股利的替代方式。
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贵州茅台酒公司是我国白酒行业的标杆性企业，茅台酒的悠久历史及其业内口碑使其拥有独特竞争力，一直处在我国高端白酒前列。贵州茅台集团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近20家企业构成，茅台集团所涉猎产业领域广泛，白酒、证券、保险等行业均有其足迹。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演变而来，1997年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正式成立。
2001年7月31日，贵州茅台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普通股7150万股，累计达25000万股，2001年8月份上市。自从上市以来，贵州茅台股价一路攀升，现金股利分红的绝对值也相当可观，连续赢得“最牛现金分红股”称号。
四、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利政策
从2001年开始，贵州茅台现金分红未间断，并且其采取的是积极的分红股利政策。现金股利逐年递增，其每股盈余也在不断增长。
从上表可以看出，贵州茅台自2001年上市以来持续13年分配现金股利，从不间断，从市场上贵州茅台的股价表现，体现出市场对公司的大力认可。贵州茅台的股利支付一直处于增长水平，从2005年每10股派发3元至2012年每10股派发64.14元，一直处于增长阶段，2013年每10股派发43.74元，同样处于高水平。随着股价增长，派发股利金额也逐年上升。贵州茅台的股利支付率和每股现金股利都比较高，每股现金股利高出同行业水平的数倍。2011年贵州茅台股利支付率为47.35%，每股收益为8.44元。同样作为白酒行业的龙头企业，五粮液集团2011年股利支付率为30.82%，每股收益为1.62元，远远低于贵州茅台集团。
五、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股利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贵州茅台拥有其不可撼动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在高端白酒市场需求量大，近几年几次提高白酒价格，净利润也是水涨船高，据统计，其净利润2001年为3.28亿元，2013年上升为118.44亿元，因此，茅台集团具有充足的资金来源支撑其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给投资者传递着企业稳定发展的利好信息，持续贵州茅台的高股价，稳定企业的价值。持续稳定的高额现金股利给企业在整个资本市场上的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吸引那些不单单注重资本利得、更加注重企业红利的长期投资者，避免因短线投机带来股价异常波动，给市场投资者带来足够信心，增加企业价值。另外，从贵州茅台自身的长期发展来看，仍然处在上升期。2003年公司产能突破1万吨，预计于2015年实现产能15万吨，以五年为一期，2020年实现产能20万吨。但是，其投资项目所需的资金远远小于公司实现的利润。通过向股东分配股利，消化公司的闲置资金，想外界传递公司发展劲儿头足的良好信息，提升公司的形象。
贵州茅台发放大额现金股利，同时也要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防止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发放现金股利，减少职业经理人可以动用的盈余，避免经理人滥用股东财富，协调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矛盾。
贵州茅台在2003年至2009年之间仅仅派发现金股利，在2010年与2013年增加了每10股配送1股的内容。发放股票股利，会使流通在外的股票总数增加，稀释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发放股票股利向外界传递利好信息：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看好。同时，市场表现也证明了贵州茅台的高增长，说明公司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发放股票股利会使每股市价下降，股票的上升空间加大，贵州茅台的股票流通性增强，可以吸引或者留住更多的投资者。高额派发现金股利外加配送一定比例股票可以实在地回报投资者，给投资者带来信心。
六、结论
股利是上市公司回馈投资者的直接体现，稳定、持续的股利政策在提升公司形象的同时，更有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股利政策的制定是全面、系统的工程，会引起企业的投融资状况、股票回购等的连锁反应，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同时要平衡企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积极的股利政策会给公司及股东同时带来良好回报。作为“国酒”生产者，贵州茅台在国内外均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丰厚的现金股利，又为其打响名声，增强了公司声誉，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作为股东，可以取得现金分红，在股价上升过程中也可以取得资本利得，稳定、持续的现金股利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安排其投入支出。
对于不同企业来讲，并非股利支付率越高越好。适合于企业的股利政策才是企业应该追求的，企业应该将股利政策与企业的发展、股东的报酬相结合，才能使企业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如今，国家限制三公消费，禁酒令随之出现，另外粮食成本上升使得白酒行业成本不断上升，对于白酒行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贵州茅台集团在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的同时如何保持稳定、持续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应该慎重考虑的。（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股权分置 股利政策 股改
到2006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完成，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已经改变，相应的股利政策也会有所变化，以往的文章只是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对股利作研究或者是对股权结构所作的研究，本文主要是针对股权分置改革后是否对股利政策有影响进行研究。
一、股权分置产生的原因
股权分置是由于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上市公司内部形成流通股（社会公众股）和非流通股（国有股和法人股）两部分，从而导致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和同股不同利的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当时的中国股市是作为政府主导的一种安排，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股市一度作为一种为国有企业筹资的一种工具。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这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主要出发点是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在股市上筹集资金。这时就出现了国有股能否在交易所流通的问题，当时国家出于保持国有经济控股地位的原因，规定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在证券交易所直接流通。这种股权制度的安排，造成了今日中国股市结构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特殊现象，即股票市场上的股权分置问题。这种政策安排虽然在特定时期发挥过它的作用，但造成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弊端，使得我国股利的发放与传统理论有不同的地方，形成我国股市的独特性，影响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股市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股权不能流通，我国的证券市场流通股仅占全部股份的大约1/3 的比例。正是因为大部分股票不能流通，造成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东利益追求目标的差异。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非流通股的特定情况，使得非流通股股东就会形成自己的利益追求目标，由此也就形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利益目标的背离，正是这种股权结构使得上市公司对股利的发放产生差异。
二、股权分置下的股利政策
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股利政策，对此西方学者提出各种理论进行解释，主要有MM理论、信号理论、成本理论、在手之鸟理论等。经过近50年的发展演进，股利理论已经得到了拓展。但是，国外学者提出的理论所涉及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并不具备，在中国有独特的股利政策，这主要是由于股权分置下的股权结构造成的。
股权分置导致出现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现象，持有非流通股的股东一般为国有大股东，取得股权的成本较低，是为了控制而持有股份，而持有流通股的股东一般是中小投资者，通常是按市价在市场上取得，对公司没有控制权，一般是为了获得分红或资本利得。这就使得在新股发行时，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暂不流通”，极大得提高了拥有流动性的社会公众股的认股成本，流通股的高溢价发行使的非流通股股东获得了巨额无风险溢价发行收益。而且在我国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国有股股东，是第一大股东，如果考虑第一大股东的持有比例使的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处于一种其他任何股东无法与之抗衡的地位，这些股东之间由于投资方式、在公司的权利存在较大差别，导致了不同股东的利益冲突，占有利地位的股东就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因此正是由于这种股权结构使的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发放与传统理论有可能相悖。
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并不会直接增加股东财富，不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同样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只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因此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只是起到股本扩张的作用。从我国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早期发放股票股利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都属于高额发放。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出于对公司控制权和保持每股收益稳定增长，一般多采用现金股利而非股票股利，但在我国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使得上市公司不用担心控制权的问题，只是关注如何实现股本扩张，以便为将来再筹资创造条件。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由于一些上市公司能为大股东甚至地方政府获得好处、套取现金，使得大股东实际上是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圈钱来代替现金分红，使得国有股控股比例大的上市公司倾向股票股利，而且这样股票价格下降会吸引新的投资者。对流通股股东而言，虽然上市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回报，但是长期却是不利的，因为利润的不断下降会引起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这样损失的还是流通股股东。
我国上市公司最初受上市额度限制，规模较小，都希望股本扩张，但发行新股的条件严格，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上市公司不多，因此上市公司纷纷选择股票股利这一能达到股本扩张的政策，同时又可避免条文的限制。只要股东和公司愿意就可随时发放股票股利。同时发放股票股利也是迎合了大多数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如果公司的股票在涨升期内股价大幅飙升，股东就会得到较高的市场差价收益。过多的偏好股票股利可能会使得流通股的股东被套牢，打击其积极性。
现金股利以现金形式发放，是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形式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在一个承受理性的资本市场里，现金股利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国外的大多数上市公司中都选择现金股利作为利润的一种分配方式。发放现金股利能增强投资者的信息，持续稳定的现金股利使得公司能够保持良好的形象，同时也说明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观念在增强。但发放现金股利需要有充足的现金流，而且由于现金流量的减少使得留存收益减少，可能会使公司在以后的投资中要依赖外部融资，增加公司的资本成本。
近几年股票市场出现的情况，例如ST猴王，猴王集团利用与上市公司的“三不分”，通过合伙炒股、资产套现、往来挂账、借款担保乃至直接盗用上市公司名义向银行借款等手段，累计从猴王手中套走约10亿巨资。实际上就是把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筹资的工具，让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所得的大量现金又被母公司侵占、挪用，使得上市公司成为一个空壳，给中小股东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证券市场刚成立之初，上市公司都倾向于股票股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股改之前我国非流通股股东偏好于现金股利。这是因为由于其所持股份不能流通，股东不能够在股票价格上涨时通过股票二级市场卖出股票而获利，故股票股利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从而在股利分配政策上，偏爱现金股利。甚至出现超能力派现的情况，超能力派现指上市公司每股派现金额高于每股实际的收益或经营现金流量，甚至每股实际的现金流量为负时仍继续派现，例如用友就利用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分裂的制度缺陷，用高分红来实现大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大股东个人利用股权分置的缺陷合法拿走了巨额现金；而当初以高价购买用友软件股票的投资者，却只能收回当初投资的零头。
而对于流通股股东来说，其以资本利得为自己主要的获利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股利政策的特殊偏好。如果上市公司进行分红派现，一方面会被流通股股东认为是公司前景不佳，找不到新的投资项目和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流通股股东会怀疑是非流通股大股东在利用上市公司进行套现圈钱，从而可能导致股票遭到抛售、股价下跌。而流通股东想要尝到派现的甜头，还得靠二级市场上的资本利得来实现，在下跌的市场中等于没有回报。因此对于流通股东来说，他们不喜欢现金股利却对股票股利情有独钟。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不论是股票股利还是现金股利，主要都是为了大股东服务的，因为大股东有控制权，所制定的股利政策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少考虑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三、股权分置改革的原因
由于股权分置导致的种种弊端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的不完善，国务院于2004年1月31日发表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份的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稳步解决目前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从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关注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即强调稳步解决上市公司非流通股问题。虽然在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已经有“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的提法，但三者含义不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一个改革的概念，其本质是要把不可流通的股份变为可流通的股份，真正实现同股同权，这是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上可见，从“国有股减持”到“全流通”再到现在的股权分置，名称和内涵上的变化体现了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股权分割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其核心就在于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之间的“同股不同权”。
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为我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制度改革，其所涉及的利益群体众多，资产数额巨大，其中隐含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方方面面的有利条件作为支撑，因此必然对上市公司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其中由于受我国这种特殊的股权现象影响的股利分配制度也会有所变化，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会趋于合理。
四、股改后股利政策变化的分析
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可能影响， 实质是分析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独大”的国有股， 在股权分置改革而降低其股权比例之后， 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将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从国外的的情况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倾向似乎会因股权分置改革而上升。
因为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国家，其股份公司的分红倾向普遍高于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国家的股份公司，如美国与日本。日本由于其大银行、株式会社之间相互持股普遍，被公认是股权结构集中、中小股东影响力低的典型，同时也是股份公司积累比例高、分红比例低的典型。而美国传统上是股份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化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公司普遍给予股东稳定而持续的分红。另外，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股份公司其分红倾向高于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股份公司是因为前者中小投资者的影响力相对较高。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国有股，国有股权是由政府代表全体公民所有。政府委托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投资公司等管理国有股股权，而这些组织又委托政府代表(国有股股权代表)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以行使国有股股权。政府代表并非真正的所有者，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国有股权的复杂的多级委托关系，导致国有股股东实际对公司及公司经理的控制力很弱。现金股利由此可能被作为一种约束公司管理层的手段。
虽然如此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色彩迄今十分明显、股价操纵监管尚未成熟，使得我国流通股东普遍倾向于关注“资本利得”的短期化操作、轻视股票的“红利收益”具有某种必然性。另外，由于在以往的投资实践中“资本利得”相对于“红利收益”在获取中小投资者重视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股权比例先天低下的流通股东当然缺乏对红利发放的需求和股利政策影响力。所以可能导致原来的中小流通股股东仍重视资本利得，而对现金红利的没有明显的偏好。
虽然理论上大股东尚可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金，以获取控制权收益，但由于公司规模较大时容易受到监管部门或市场参与者的关注，会受到监管力量的强力约束，限制了利用该交易进行现金转移的能力，监管当局对关联交易的监管力度越大，利用关联交易转移现金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会采取现金股利。而现金股利是通用财务分配方式，只要不违反有关股利分配的法律，即使对其他股东产生不利的影响，法律也无法干预或者惩罚。所以现金股利可能成为大股东转移资金的方试。
虽然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2001年就已经有“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的改革方案，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并且还造成了股市的低迷的负面影响。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是在2005年提出的，到2006年底才改革完成，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股权分置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具体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对其的分析只是在根据理论的基础对股利政策的变化作了预测。
[参考文献]
[1]王咏梅．股利分配政策相关因素与市场反应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3，(12)．
[2]武晓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经济问题，2003，(4)．
[3]何君光．股权分置改革刍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11)．
论文关键词：联动效应，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在信息技术的革新和金融创新的共同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国际间资本管制的放松，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国股市间的联动效应金融论文，即不同国家或地区股票市场指数的共同运动趋势。中国股票市场近些年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QFII和QDII制度的实施，使中国股市与其他市场股票价格的联系更加紧密。香港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其成熟的股票市场体制吸引了大批内地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论文网站。截至2009年2月底，在香港证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市值总额已经占到香港主板总市值的54.18%，成交量所占比重更是高达68.64%；同时150家H股公司中已有57家也在内地交易所发行A股，实现“A+H”双重上市。因此境外股市对内地市场的影响，可以通过同股同权的香港H股比价传递到内地股市。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最直接反映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美国股市，是最能影响全球股市运行的市场之一。本文选择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进行协整关系研究金融论文，以此来研究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系。
2、文献回顾
全球股票市场的联动效应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之间。Hilliard（1979）研究了十个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每日收盘价的同期相关性和滞后相关性。Eun和Shim（1989）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分析1980-1985年间九个成熟股票市场的日收益情况来研究股市波动的国际传导机制。Kasa（1992）第一次运用多元协整方法考察了世界五个主要股票市场，证实了五个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相关性论文网站。Karolyi和Stulz（1996）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跨国股市收益相关性的基本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有增强的趋势，特别是在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股市的联动效应会更加明显，也即所谓的市场传染（King & Wadhwani，1990）。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学者就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市场以及全球股市间联动性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论文，新兴股票市场与成熟股票市场间不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如Masih等（1999）对1992-1997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泰国股市间长期相关性的研究。Leong和Felmingham（2003）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1990年1月8日~2000年7月6日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股市的日股指进行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与韩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以及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之间股票指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俞世典等（2001）根据1998-2000年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日经指数与上证指数，得出这四个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对中国股市影响甚微的结论。陈守东等（2003）应用协整分析，并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对沪、深两市指数和世界主要股市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指数的收益率序列具有相异的短期波动，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存在长期共同趋势。韩非、肖辉（2005）对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表明金融论文，两者的相关性很弱，中国股市收盘对美国股市的开盘有影响，但美国股市收盘对中国股市的开盘几乎没有影响论文网站。
3、研究内容及方法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Cointegration）揭示了变量之间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跨国股市间长期共同趋势的研究。1980年，Sims在改进了联立方程组模型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研究多个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而此后Johansen将协整检验运用于VAR模型中，不仅丰富了协整理论，也建立了VAR模型的发展形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该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系统内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
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截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各指数的日收盘数据金融论文，通过对指数序列处理后得到收益率序列，结合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三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被视为次贷危机的肇始。因此本文将指数序列分为两个时间段：2005年4月8日-2007年3月30日为第一阶段，2007年4月2日-2009年3月15日为第二阶段，对不同时间段进行三地股市协整关系的具体研究。
二、股市间长期协整关系研究
1、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的沪深300指数（HS300）、恒生指数（HSI）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证券市场网站（http://biz.cn.yahoo.com/stock.html）。三地股市的交易时间和所在时区不同，我国内地市场交易时间为9:30~15:00，香港股市交易开始时间比内地晚半个小时，结束于16:00金融论文，两个市场的交易时间基本重合；而美国纽约股市交易时间是在美国东部时间的9:30~16:00，即中国当天晚上22:30到第二天凌晨5:00，故美国股市的开放时间在北京时间深夜，美国股市闭市四个半小时后我国内地股市开市，两者没有重叠的交易时间论文网站。在同一天内，我国内地股市首先开放，其次是香港股市，美国股市在香港股市闭市后六个半小时开放。
由于三地股市有不同的节假日，因此将三者不重合的交易日的股票指数去掉后共得到900个原始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金融论文，将这些原始数据取对数转化为对数指数序列，分别记为：lnHS300、lnHSI、lnSP500，其收益率序列定义为对数指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即：rt=lnPt- ln Pt-1，其中Pt代表各股票指数的日收盘价。
2、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三地股指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检验三个对数指数序列的非平稳性，采用ADF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不平稳，而将其转化成一阶差分形式后的收益率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金融论文，因此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为I(1)过程。
表1 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检验结果
lnHS300
(0,0,4)
0.790041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不平稳
(c,0,4)
-1.048756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4)
-0.006735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300
(0,0,3)
-13.32430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平稳
(c,0,3)
-13.35034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3)
-13.43464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I
(0,0,10)
0.655774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不平稳
(c,0,10)
-0.58928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10)
-0.008722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HSI
(0,0,9)
-9.815097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平稳
(c,0,9)
-9.80094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9)
-9.950599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SP500
(0,0,16)
-0.340660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不平稳
(c,0,16)
0.133100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6)
0.308199
-3.978266
-3.419686
-3.132458
lnSP500
(0,0,15)
-5.344227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平稳
(c,0,15)
-5.322417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5)
-5.570883
-3.978266
公司同意不另行通知即召开首届董事会的决定
我们（以下署名者）均为加利福尼亚州公司董事，在此决定不另行通知即召开公司首届董事会，会议日期为，地点，并同意在董事会上不受任何限制讨论决定任何事项，包括通过章程、选举高级管理官员、选择公司的会计期间、选定公司本部地址、选择公司帐户的建立地点、以及批准发行和销售公司首批股票。
日期：（董事签名）
董事会会议记录
公司首届董事会会议记录
公司董事会于年月日在地召开了公司首届董事大会。
下列凡在“出席”一栏内作有记号的董事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达到法定人数：
（董事姓名）出席缺席
经提议和一致投票，当选为临时主席并主持会议。当选为会议临
时书记。
主席宣布本会议是根据全体董事签署的同意不另行通知即召开会议的决定而举行的。经正式提议，附议，一致投票，同意将不另行通知即召开会议的决定作为本会议记录的一部分并收入公司的会议记录册内。
公司章程
主席宣布公司章程已于日交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注册。之后主席向会议出示了经核准的章程副本以证明确已注册登记，并指示书记将该副本收入公司会议记录册内。
章程细则
然后章程细则草案提交会议通过。草案经斟酌讨论后，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一致决定，同意将提交给本会议的细则草案作为本公司的章程细则。
此外还决定，由本公司书记制作一份细则通过证明书，并将业经证明的细则收入公司会议记录册内，且保证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司本部存放一份同样经证明的细则副本。
选举高级管理官员之后，主席宣布下一个议题是选举高级管理官员。应提议，下列人员一致应选为下列机构的官员，其在会上所决定的年薪如下所示：
总经理：（姓名）年薪：
副经理：（姓名）年薪：
书记：（姓名）年薪：
财务主管：（姓名）年薪：
（主管财政的官员）
出席会议的官员全都接受了他或她的任职。之后，总经理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公司书记则行使会议书记的职务。
法人印章
书记提交会议通过拟定作为法人印章的一个样品。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会议决定将提交会议审定的法人印章样品接受作为本公司的法人印章，公司书记应在本决议以下空白处留一印章印记。
（供法人印章留印用）
股权证
之后，书记提交会议通过拟定的作为股权证的样本。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会议决定。
本公司将采纳提交给会议通过的股权证形式，公司书记应将股权证副本存放在本次会议记录中。
会计期间
主席通知董事会，下一个议题是决定公司的会计期间。经讨论和正式提议并附议，会议决定。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将于每年的月日结束。
公司本部
就公司本部具体地址进行讨论后，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会议决定本公司的本部将设在。
银行帐户
主席建议公司在银行开设帐户。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会议决定将公司的基金储存在上述银行和分行。
此外，还决定在此授权本公司的财务主管在上述银行开立一帐户，并将公司的基金储存在该帐户内。
此外，在此还授权任何机构、雇员、或本公司人可在支票、汇票、或其它用于偿付本公司债务的文据上背书，但所付款项只能储存于本帐户。
此外，所有公司付的支票、汇票、和文据均得由以下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代表公司予以签字：（人员姓名略）
此外，在此授权上述银行承兑和支付由以上人员所签署的本公司的任何支票和汇票。
此外，如未经本公司董事会撤销，且上述银行未收到书面撤销通知，本决议的授权将保持有效。
此外，在此授权本公司的秘书就上述决议的效力，就被授权代表公司签字的人员，以及就采用上述银行标准决议格式予以证明，只要该格式与上述决议的条款无重大差异。
支付和扣减公司创办费
董事会接着讨论了公司组建所发生的费用问题。经提议，附议一致赞成，
决定授权本公司总经理和财务主管负责支付与公司组建有关的一切合理和正当的开支，除其它以外，包括注册费、许可费、律师和会计费用、以及用于偿付任何人为公司而支付的开销。
此外还决定授权财务主管根据1986年《国内税收法典》修正本第248条规定的范畴，从公司交纳联邦所得税第一份报表开始扣除上述开销，比率按60个月期限，从公司开始业务的第一个月起予以计算。有关联邦税收S章公司税收待遇的规定
董事会接下讨论了按1986年《国内税收法典》修正本第S章规定纳税的好处。经讨论，正式提议和附议，一致决定本公司应根据1986年《国内税收法典》修正本第S章的规定，选择按小型企业待遇交纳联邦所得税。
此外，本公司官员应采取一切必要和正当措施实施上述决议，除其它事项外，包括从公司股东处获得必要的认可和按法律规定的期限将必要文件交国内税收署注册存档。
按1244条规定认定股票资格
董事会接着讨论了如何使本公司股票否符合1986年《国内税收法典》修正本第1244条所规定的股票资格，以及如何组织和管理公司，使之成为法典所规定的“小型企业”。经提议和附议，董事会一致决定。
根据联邦、加利福尼亚州和其它任何适用的证券法规，授权公司有关高级管理官员发行和出售股票，收回一笔作为资本和缴纳盈余的款额和其它财产，其总额不得超过1，000，000美元。
此外，股票的发行和销售必须按1244条规定进行，由此让公司及其股民能受到该条规定的保护。
此外，公司有关官员应按1244条规定作好必要的记录，从而使得因转让公司股票而受损失的股民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能决定他或她自己是否有资格得到通常的损失扣减待遇。
股票发行的批准
董事会下一个议题为发行和出售股票为公司筹措资金。经正式提议和附议，一致决定公司将对下列人员发行和出售下列编号的业经授权的普通股票每股份值如下。
董事会在此还决定股票每股份值（而非货币）对公司的公平价值如下所列：
姓名股票号码每股份值公平价值
＿＿＿＿＿＿＿＿＿＿＿＿＿＿＿＿＿＿＿＿＿＿＿＿＿＿＿＿￥＿＿＿＿
＿＿＿＿＿＿＿＿＿＿＿＿＿＿＿＿＿＿＿＿＿＿＿＿＿＿＿＿￥＿＿＿＿
此外，公司应严格按照《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典》第25102条第5款所规
定免予股票限制的条款发行和出售这些股票。
此外，在此授权和命令本公司有关官员为股票的发行和销售采取必要或恰当的行动和签署必要或恰当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