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32
然而伟大，自然高格调。受众庸俗，就应该媚俗地提供更庸俗的内容？这样的媒体内容生产逻辑，是过去十余年互联网媒体在中国获得商业成功的原因。因为低俗内容，最容易获取廉价流量，流量上升，又能很容易进行商业化转换。媒体内容，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艺术责任、社会责任，这样去思考去工作，活得太累，还往往费力不讨好。
如果说体育影视作品，和其他影视作品的一定区别，那自然存在于故事――体育的内容和逻辑。体育的故事天生存在，一场比赛，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因为在一场竞技比赛中，能在浓缩的时间内，呈现出不同人的人性多面。
伟大的故事并不难寻找，我们每周都被各种激动人心的赛事而吸引；主角和人物也不难找，太多的体育英雄，以及由于体育催生出来的英雄故事。你可以像《阿甘正传》那样，想跑就跑，而连带出一段跑步热的美国文化热潮，也能像罗伯特.德尼罗在1980年斯科塞斯导演《愤怒的公牛》那样，讲述一个拳手在拳台内外的复杂故事。
但必须要有艺术的展现力、艺术的彰显手段和符合影视作品原本规律的操作规范，才可能接近“伟大”的高度。
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太烂”，所以中国不应该申办世界杯。这是惹人发笑的混乱逻辑。中国体育仍然不够发达，所以中国拍不出伟大的体育影视作品，同样的混乱逻辑。体育影视作品的伟大，并不是体育竞技的伟大，而更应是艺术的伟大。倘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影视行业的水平，要比中国体育竞技水平，距离“伟大”更远。
我们很少有真正尊重人性，并且能真心去创造、去用高水准艺术手段讲好故事、拍好镜头、梳理好逻辑的艺术创造者。休.哈德逊能在1981年拍出《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人性，通过一个过往的真实故事，寻找宗教对运动者的影响、反歧视对运动者的影响。他更幸运地找到了范吉利斯，那段海边奔跑的画面和那段原声，至今仍是体育电影、体育音乐的登峰造极之作。
但恕我直言：有关何振梁的两个章节虽然足够震撼，却未必是这本书里最有理性价值的地方，袁伟民对于体育的认识、对于竞技体育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才是这本书里最精彩、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据我所知：虽然“合纵连横问题”、“执委竞选问题”、“审计风波问题”都是这本书里很大的卖点，但是其他的关于竞技体育的章节里、才有那个叫“远山”的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最想表达的事件。而这些内容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予以解读和分析――
“女排假球问题”、“盐湖城突破问题”、“兴奋剂问题”构成了第一个层面，是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三个案例：
从2003年世锦赛上的“女排假球问题”，可以看出袁伟民其人唯真求实的个性，她的垂范意义在于――要具有敢于战胜任何一个对手的勇气，才能真正成为王者之师，靠“算计”是拿不了世界冠军的；
2002年的“盐湖城突破问题”。堪称是运动心理学一个典范，我和这个章节中提到的那位心理学家张忠秋博士很熟悉，对于大杨扬“突破的零”的幕后故事，我听他说过很多次，至今他仍然不认为自己从专业角度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也坦承：袁伟民以他的权威、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大赛经验，对于运动员临场心理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值得体育心理学界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2000年的“兴奋剂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否定“金牌至上”的体育观，而具有“破解神话”的意义――在新中国体育六十年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神话并且被制造了很多神话，但其中有些神话在今天看来不但不算神话，而且还隐含着浮夸、虚假甚至丑陋!
所以，《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破解神话”――
何振梁老人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当然很大，但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他被塑造成一个神话，所以李志坚和袁伟民才会先后拍案而起，去否定这个神话；
昔日被称为“马家军”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确实拿到了世界冠军，但是经过袁伟民的一番揭秘，这个神语了被破解了。
除了这两个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的神话之外，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些神话在被破解着，只是因为篇幅不长、或者语焉不详而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悉尼故事”、“雅典故事”和“足球故事”――
悉尼故事里，可以读出“梦之队”的神话：中国跳水队如果没有袁伟民在关键时刻的点拨，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雅典故事里，可以读出刘翔的神话：我们全民倾力制造了这个神话，最终使得这个神话在北京奥运会上压倒了刘翔；
足球故事里，可以读出“职业化”的神话；她显然不是拯救中国足球的唯一灵丹妙药，这就像彻底市场化并非拯救当代中国的唯一灵丹妙药那样。
因此在我看来：袁伟民这本书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面是“超体育”的，以“合纵连横问题”为代表；第二层面是“体育”的，以“兴奋剂问题”为代表；第三层面是竞技体育的，以“足球故事”为代表。
小时候，我总缠着妈妈给我讲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妈妈告诉我，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从此开始了中国的航天事业，1975年11月26日，首颗返回式发射成功，1999年11月20日和2001年1月10日，“神舟号”试验飞船和“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2003年10月15日，我在电视的屏幕上看到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的又一大喜讯。2005年10月12日9时整，这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中国第二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神舟六号”再次将两名中国宇航员费俊龙和聂海胜送入太空。
通过《我的祖国》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航天的感人事迹，看完了这些事迹是我有许多的感想和启发。
第一个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是万户飞天的故事，中国有一位叫万户的科学爱好者经历过一次悲壮的飞天试验。他将两排47支的火箭筒后，巨大的反冲力将他送上高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随着一声巨响，第二节火箭筒在空中发生了爆炸，顷刻间，他变成了一团火球，坠落在地。万户牺牲了，万户为光荣的航天事业做出了伟大的奉献，他那勇于探索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使我不得不为他所折服，在人们的心中，会永远记住万户这个响亮的名字，全球天文学也将会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为“万户山”，而在我的心中，万户已成为了在我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一种鼓励，一种坚持，更是一种激励我进步的理想。
我还从《我的祖国》这本书上了解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小时候的故事。
在杨利伟十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到水塘边捕蜻蜓，一个小伙伴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在场的小伙伴们都不会游泳，眼看落水的小伙伴不断地往下沉，这时，杨利伟临危不乱，急中生智，他一手抱住岸边的石头，另一只手拿起捕蜻蜓的杆子给落水的伙伴，叫落水的的伙伴抓住杆子，慢慢爬到岸上来，在杨利伟的帮助下，落水的小伙伴获救了，大家都夸杨利伟了不起。
他小时候就很尊重祖国的荣誉，有一次，他的弟弟不小心摔倒了，膝盖上出了很多血，弟弟就扯下红领巾包扎住伤口，杨利伟看见了，忙帮弟弟解开后红领巾，帮弟弟清理伤口，嘴上还说着要弟弟爱护红领巾，系上红领巾是一件光荣的事。随后他又跟弟弟一起把红领巾记得干干净净。
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我竟不把红领巾当做一回事，我真是自愧不如，今后，我一定会爱护先烈们的结晶——红领巾，并且会尊重祖国的荣誉！
这两个故事只是杨利伟生活里波澜壮阔的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说到万里长城，千百年来，中国人朝朝代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某种意义上说，全赖于一个悲惨凄凉，令人心灵震撼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一个悲凄的哭声，一段倾覆的长城，经过文化人的杜撰，演义出多少传奇色彩浓郁的文化现象。当你还是乳臭未蜕的孩童时，就被长辈们绘声绘色讲述哭倒长城的凄美故事所吸引，且深深地同情着这个人生悲剧。秦始皇的暴虐凶残，形象地种在纯情的心田里。至于这个传说中的故事起于何时，虽无法去考证，但它作为数罪秦始皇的载体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我想，除了中国历代有文化的人外，千百年来老百姓知道其修长城的罪魁者当属秦始皇嬴政的都起至这个故事。这不是妄言，而是事实。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哭倒长城寻夫的故事，才把修长城这件事名扬天下。它是暴政与苦难的象征物，是致罪的证据。其实，这是出于无知。
记得在我少年时代，正是国人从黑暗的旧社会脱台出来，中国新生政权的领导者，为了致民于富，致国于强，积极改善生产条件。农业，大兴农田水利，填沟筑坝。为了只争朝夕，千百万人忍着共和国初生的艰难困苦，去奋斗，这时就有人站出来，骂兴修水利是“秦始皇磨民”，用秦时的筑长城影射之。对此，我幼小心灵留下的烙印极深，秦始皇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残暴无比，如虎狼般。后来上学读书了，方知修长城的目的是防御匈奴对中国（其实是中原地区）的侵袭，明确了修长城的善举，以及体现出来的先民智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从而使我对长城的矗立产生了景仰之情。
五年前的一个初春，我第一次登上了长城。一种骄傲与自豪感，怦然在胸中升腾，自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那是春节刚过，我与友人去北京，在八达岭见到了长城。当我一走近长城，便有一种边塞风雨潇潇的感觉。一阵阵凛凛料峭之风，一阵阵翻卷的尘埃，加上那飞沙走石猿啼鹤唳之象，大有边塞“四面边声连角起，千章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之苍凉景象。我似乎走进了枪戟杀戮，烽烟滚滚的古战场。
登上长城，踏着坚实宽大的方砖砌成的墙顶，抚摸着那整齐巨大的条石葺成的外墙墙体，我从心里拈量出它的分量，它的岁月架构，它蕴含的曲折厚重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难怪历史赋予它那么自信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在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会想起长城那伟岸而凝聚人心力的形象，从而激发民众重新用鲜血再筑一道万里长城，以众志成城去抗击外敌入侵。
实际上，长城是一种伟大的概念，即民族精神之概念。其每块砖石只是民族肌体上的细胞，是一个个体概念。民族的伟大长城，正是由一块块砖，一块块条石砌成。个体的砖石凝聚成民族的长城。
视线离开我脚下的长城，遥岑远目，长城蜿延在沙漠上，盘旋于崇山峻岭间，它充满生机与活力，像一条巨龙，奔腾于万里山河上。我沿着长城徜徉，思绪儿像飞燕频频回旋心头。万千民众一队队一组组匍匐在山沟深谷间，冒着酷暑，冒着严寒奋力凿石烧砖。他们背负起青砖、条石在督军的皮鞭下，正亦步亦趋艰难地攀援前行。饥渴、疲劳、喘息、挣扎在山路弯弯。黎黑的肌肤，坚硬棱棱的骨骼，深陷的眼眶，烂缕的衣衫，苦难与伟大集于一身，烙在了难以留存的历史时空画卷上……人们看到的是具形的长城，而看不到已泯灭的一个一个肉体。长城的伟大，正是一个个被泯灭了的个体伟大的具象。此时，我突然记起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尽管这故事是对暴政的批判，但也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把劳动人民的苦痛用故事的形式托出，昭示于世与长城同在。
这次登上长城，正直国庆节的前夕，时序是乙亥年闰八月孟初。在慕田峪登上长城又是一种感觉。仲秋之时，秋高气清，千山万岭翠绿红叶洪托出塞外寥廓旷远的富丽景象。我站在长城的古炮台上，眺望着那苍莽的山岭，俯视那起伏蜿蜒的长城走势。我对长城的存在顿生怀古之幽思，感叹历史岁月的包容与痴情，它把体现民族伟大精神的“教科书”长城率真地遗留天地间，永绩传承！此时，千古一帝的形象；身负重累，青筋暴凸的黔首形象；那些让文人墨客在书本里，舞台上表现得淋沥尽致的艺术形象，交替在我脑海里映现。我不得不感到困惑，历史又是怎样的捉弄人。有人把秦始皇骂得体无完肤，有人把孟姜女范喜良的爱情悲剧同情得入骨三分，何也！
回歸历史的本来面貌，把失之公允的评判，从历史的误解中承释出来，正确地认识历史，还历史一个公正。就以脚下的长城而论，据史料记载，是明代修筑的，其显著之处就是以御敌为目的。大都设在关隘之处，而关隘都设几重城墙，有的多达二十重，并且在长城南北设了许多城堡，烽火台，用以瞭望敌情，传递警报。明长城距秦长城相隔近千年，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长城的描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固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从而给天下留下了一个凝固的印象，长城是秦始皇所为。历朝历代修长城的史实却被无情岁月淹没在浩渺的烟云中了。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先后有燕韩赵魏秦诸国修筑过长城，只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要建万世基业，便把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宛延万里的长城。从此长城之名扬于天下，而秦始皇施暴政的骂名也随之起于里巷之俗。其有代表性的国骂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正是基于国人对暴政的痛恨与诅咒。据史料记载，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源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齐之大将杞梁，作战勇敢，在一次与莒国交战中，孤军深入被围，战死杀场。尸体运回齐国国门，齐庄公只让杞梁妻到郊外吊唁，从而引起杞梁妻的愤慨，遂质问道：难道杞梁战死还有罪吗？如果无罪为什么不能家祭举丧？齐庄公被质问得无言以对，答应了要求。至于齐庄公处于何种用心，但杞梁妻据理力争的大智大勇，受到史学家的公正评价，并载于“春秋左传”里了。四百年后，汉朝学者刘向在此基础，做了艺术描述又收录到他所著的《列女传》中。传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之崩。……遂赴淄水而死。”此描述一出，便为后人杜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到了四百年后，唐朝和尚贯休，为了控诉秦之暴政，便移花接木，把杞梁妻枕尸哭城的事，改编成传之不衰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从而还把杞梁改名范喜良。杞梁妻本无记载之名，而撰为孟姜女。后来经过多次文学加工，使孟姜女的故事逐渐完善凄美，从而流传天下。
秦始皇修长城之说，孟姜女哭长城之撰，同出一辙，其意旨在于讥讽暴政。司马迁《史记》对暴秦的定论，以致使汉以后正统意识日臻根深蒂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暴秦意识”的产物，是对历史歪曲的注释。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拂去抛撒在历史轨迹上的尘埃，还它一个原本面目。
逃过一劫后，老外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还得学习。”
这个“碰瓷”故事叫《奇石》。作者何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94年第一次来中国，2007年离开，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出版后红极一时，“非虚构写作”也由此升温，至今不衰。
但何伟却不说“非虚构”，他说自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这是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词汇。
这些年，他四处旅行，在三个国家安了12个家。好些故事是在旅馆里写成的。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埃及南部旅行。那里有考古遗址和小城风情，他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享受“远离开罗的生活”。
早在18年前，他的小城之旅就开始了。
江城往事
1996年8月的一个夜晚，长江上星光闪烁。何伟和同事亚当乘船来到涪陵。他们被“和平队”派到这里，将在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度过两年的支教生活。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和亚当一上街，就会被围观。人们还喜欢问：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问题，何伟都会如实回答。
有一次，他在街头碰到一个藏药摊子，摊主拿起一根虎鞭，往自己身上比画，让他买下来。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不用了，我自己有。
他喜欢四处游荡，和农民、银行职员、小店主都混得很熟，甚至能在校门口的小面馆赊账。人们发现，这个老外爱聊天、爱瞎逛，有点诚实，还有点善良。不久，他就学会了“摇裤儿（内裤）”、“牙刷”之类的四川话，也习惯了辣椒。
但完全融入并不容易。一堂讨论课上，何伟说，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排外问题。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立即反驳：“中国没有！”何伟举出例子：他和亚当去市区时，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学生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认为那是糟糕的。
只有文学总能让他们达成共识。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演《哈姆雷特》。在共同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逃离了政治课，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李雪顺是何伟当年的同事，他说，当初何伟和亚当带来了新的理念和风气，却没被很好地重视，至今仍觉歉意。“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乡，他怀着真诚的热情来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直得不到好的互动，他的苦闷是很深的。而他的苦闷正源自他的真诚。”
支教结束，何伟回到美国，跟一百多个学生保持着通信。他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们更愿意拿他当朋友。一个叫D.J.的学生给他打电话，“我为学生取了英文名字。一个叫Adam（亚当），另一个叫Peter（何伟的英文名）――那个叫Peter的学生，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密苏里家中，他迫不及待地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因为记忆太深，也因为急需钱，他写得很快，四个月就写完了，这就是《江城》。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理解今日中国的经典读本。
他在涪陵住过的那套公寓，如今快要成为一个景点了。
从乡村到工厂
在美国呆了半年后，何伟回到中国，在北京开始了自由职业之路。他在京郊三岔村租了间房子写作，房东叫魏子淇。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成为他观察乡土中国的样本。
2003年，北京私家车激增，农家乐大发展，魏子淇借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经常进京出差。何伟写道：“在村里，他穿军用胶鞋，抽红梅烟，是个地道的农民；进城时，他穿意大利皮鞋，抽中华烟，夹着皮包，是个企业家。”
他和魏家人结下了友谊。离别时，他们还痛哭了一场。2008年，何伟专程回中国，和魏子淇一家去看奥运会。看台上，他得知旁边坐着奥运会摔跤亚军的父亲――也是一位中国农民。“那种感觉很神奇。”
《寻路中国》出版前，何伟给了魏子淇一个副本，问问意见。魏子淇看后让他作了一些小修改。
“在美国我从未这样做过。但魏子淇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他住在一个村庄，有熟人社会的压力。”
有人问他，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如何平衡？何伟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新闻也应该有人情味。”
何伟的另一个观察样本是浙江丽水。很多外省人来这里打工。他记录下了企业家的勃勃雄心和工人的苦闷迷茫。一个叫小龙的孩子，受成功学鼓舞，在工棚的墙上写下：“学不成名誓不还；开心面对每一天。”他捕捉到这些细节，不过度阐释，也不略过。
在丽水郊区，有一个画家村。一个女孩每天在这里作画，作品出口到欧洲，但她一点都不爱画画，也不觉得自己有天赋，干这一行纯粹为了吃饭。何伟熟知并理解这种生存法则：“既有很强的谦虚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
丽水开发区的流浪马戏团也让他兴味盎然。他们逐厂而栖，经常被驱赶，但很顽强，还有撒手锏：脱衣服表演。那些乡下女人的笨拙舞姿，在何伟笔下，有点滑稽，也有点沉重。
打工者、脱衣、留守儿童、工场主……他喜欢关注这些变动中的人。甚至能从他们的小指甲上觉察到生活的变化。他注意到有的成年男子留小指甲――脱离了体力劳动成为有闲阶级的标志。
他曾开着一辆捷达车穿越中国。乐于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特色的标语，尤其是各种公路标语：40码最安全；80码有危险；100码进医院。“我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显得奇怪或无序。我几乎总能理解中国人的做法，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我想向美国读者解释，让他们对中国人不那么陌生。”
2011年，何伟回了一次中国。最后一站是涪陵。
和十多年前相比，涪陵变大了，学校也从师专升成了学院。他当年教过的学生许多还在涪陵，已是中年。何伟说，涪陵给了他家的感觉。有时，他称涪陵是他在中国的“老家”――这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认真的。”
在学院报告厅，200多人听了他的中文演讲。和当年相比，许多话题已不再敏感。窗外，长江依然奔流。
会有更多中国年轻人“走弯路”
《望东方周刊》：你的新书《奇石》讲了石彬伦的故事。他放弃麦肯锡的工作，自费研究长城，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何伟：那无疑是一件奢侈的事。当然，石彬伦的例子有点极端。
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这种人。从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后，我去了涪陵。在那里，一句汉语不会说，拿1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当然，这最终催生了我的第一本书和写作生涯，但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和有前途的职业无缘了。但我还是愿意那样做，我觉得这会让生活更有趣，使我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我敢肯定，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作出这种“走弯路”的决定。但这条路很难。家庭越来越小，艰难时日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尚未远去。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压力。我敢说，如果我在这种压力下长大，我什么也做不了。
《望东方周刊》：移民、外来者、小人物、流动人口，这些人为什么吸引你？
何伟：我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地方长大，19岁离家，去普林斯顿、牛津念书，然后到了中国，后来去埃及。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外来者”在国外度过的。所以，我对离家在外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和同情。
我认为，离家的经验往往使一个人更有想法和更善于观察。他们不会自满，很灵活，对新环境有洞见，所以我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我喜欢中国的一点就是：有这么多人离开家乡，到全新的环境中寻找他们的生活，这使他们更能干，更有趣。
《望东方周刊》：很多时候，你笔下的人物像一群“未开化”的人。你写他们时是怎样的心情？
何伟：那是因为我在涪陵与中国相遇。涪陵是一个偏远的小城，大多数人都有农村背景。和他们在一起，我很自在。我逐渐明白，中国发生了什么，答案的关键在他们身上。中国的故事就是农民进城的故事；没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体面人的故事；穷人致富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唯一，但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活力。
因为我不需要在《纽约客》上发表很多作品，所以能从容地去写这些故事。我觉得这是我在中国做的最有意思的工作。
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令人神往的”，你对中国很乐观，为什么？
何伟：也许我错了――有些外国记者是悲观的。但我在中国这些年，我看到人们变得更自信，更有能力，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外面的世界。这使我感到乐观，我觉得中国人都善于接受挑战。当然，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我对中国很乐观，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爱运动。除此之外，你对他们还有什么印象？
何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很难与普通人沟通；很难自在地与农民或农民工打交道；很难尊重这些人。我并不认为这不正常。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很大。我认为埃及的知识分子在了解穷人方面可能比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障碍。
中国可喜的是，受教育阶层越来越多，有钱人也普遍尊重教育。而在美国，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在密苏里中部，我的家乡，有钱人对教育并不十分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怎样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这很傻，没有什么好处。
《望东方周刊》：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是什么印象？有无变化？
何伟：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压抑贫穷的地方；然后，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于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令人惊讶的勤劳和组织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国给他们的印象是：可怕的污染，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我认为还应该问问背后的原因，但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就是这些。
同时，还有一大群人在美国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事业，所以很多美国人到中国出差或旅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没有去发展中国家旅行的传统。现在，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学汉语。他们很多人怀有真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好兆头。
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
《望东方周刊》：当作家，自由旅行，随意而居，做喜欢的工作，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动摇过吗？
何伟：我想我很幸运。但20来岁时经常感到迷茫。那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但还不够好，又找不到出路。
加入和平队时我27岁了，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经验。我有很多旅行经历，读过很多书，写过一些东西，但都算不上真正的成功。所以那时我很担忧。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在做我想做的事。在涪陵的生活是有挑战性的，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回美国时，我29岁了，还欠着债务，没还清大学贷款。我向所有的大报发出求职申请：《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他们都拒绝了我，连面试都没有一个。
那时我住在父母家里写《江城》。 写完后，谈妥了一个出版商。稿费不多，但足以还清大学贷款。然后我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尝试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一直很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去一间办公室上班，有一个老板。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我知道我不会喜欢任何工作。我也知道，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容易。第一年确实如此，但也令人难忘，我学到了很多。
直到2001年，我的书出版了，也在为《纽约客》写稿了，我才觉得，一切OK了。
《望东方周刊》：天赋、教育、家庭等方面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被告人:吕伟,男,37岁,山东省海洋县人,原系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医院检验科检验师,住南京市鸡鸣山左16号302室,1996年1月10日被逮捕。
被告人吕伟系玄武医院的检验师,无临床诊治资格,但他却以医生的名义,多次私下为他人戒毒。1995年11月13日,吕伟经人介绍在张炳兰(女,25岁)家中为张进行药物戒毒,并收取戒毒费1000元。张服药后即进入昏睡状态,次日开始发烧。吕伟认为是一般的体热和戒毒者的正常反映,没有对张进行正规检查和及时治疗,只是打了退烧针后继续给张服药。11月16日凌晨1时许,张炳兰在家中呼吸心跳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张炳兰在戒毒过程中,未能得到正规的医疗监护检查,由于服用三唑仑、氢丙嗪、氢氮平三种镇静药,致其处于睡眠状态,右肺感染未及时发现,继而发展成融合性支气管肺炎,导致心肺功能不全衰竭死亡。案发后,被告人吕伟的认罪态度较好,已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3万元。
「审判
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吕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为张炳兰进行药物戒毒,当张出现发烧等并发性症状时,自信属于戒毒过程中的正常反映,未进行正规的医疗监护和及时治疗,造成张炳兰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杀人罪,应依法惩处。考虑到吕伟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并已赔偿了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第的规定,于1996年5月10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吕伟犯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二、被告人吕伟的非法所得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吕伟表示服判,公诉机关也未抗诉。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吕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性,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身为玄武医院检验科的检验师,在为他人戒毒过程中不负责任,疏忽大意,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重大医疗事故,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在为张炳兰戒毒的过程中给张服用三种镇静药的事实,不是造成张炳兰死亡的直接原因,张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戒毒过程中右肺感染未及时发现和治疗,吕伟对此是无法预见的,其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而属于意外事件,不应追究吕伟的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的行为符合过失杀人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定过失杀人罪。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
所谓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不尽职责义务,或者在职守中马虎从事,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表现必须是不尽职责义务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本案被告人虽在玄武医院工作,但他没有行医的权利,也没有从事戒毒业务的资格,戒毒更不是他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所以吕伟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之内发生的医疗事故,而属于职务之外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此外,玩忽职守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企事业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而本案中吕伟的行为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可见,吕伟的行为无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客体方面看都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定玩忽职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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