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05:32
从精神意义上，追求过高纯度的伟大电影，或许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占据着我们银幕、屏幕和流量的，更多是裤裆藏雷的荒唐。也许在一个社交媒体解构着所有人话语方式和完整时间的年代，再刻板地坚守艺术与人性，格调有些过高的嫌疑。
然而伟大，自然高格调。受众庸俗，就应该媚俗地提供更庸俗的内容？这样的媒体内容生产逻辑，是过去十余年互联网媒体在中国获得商业成功的原因。因为低俗内容，最容易获取廉价流量，流量上升，又能很容易进行商业化转换。媒体内容，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艺术责任、社会责任，这样去思考去工作，活得太累，还往往费力不讨好。
如果说体育影视作品，和其他影视作品的一定区别，那自然存在于故事――体育的内容和逻辑。体育的故事天生存在，一场比赛，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因为在一场竞技比赛中，能在浓缩的时间内，呈现出不同人的人性多面。
伟大的故事并不难寻找，我们每周都被各种激动人心的赛事而吸引；主角和人物也不难找，太多的体育英雄，以及由于体育催生出来的英雄故事。你可以像《阿甘正传》那样，想跑就跑，而连带出一段跑步热的美国文化热潮，也能像罗伯特.德尼罗在1980年斯科塞斯导演《愤怒的公牛》那样，讲述一个拳手在拳台内外的复杂故事。
但必须要有艺术的展现力、艺术的彰显手段和符合影视作品原本规律的操作规范，才可能接近“伟大”的高度。
有人认为“中国足球太烂”，所以中国不应该申办世界杯。这是惹人发笑的混乱逻辑。中国体育仍然不够发达，所以中国拍不出伟大的体育影视作品，同样的混乱逻辑。体育影视作品的伟大，并不是体育竞技的伟大，而更应是艺术的伟大。倘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影视行业的水平，要比中国体育竞技水平，距离“伟大”更远。
我们很少有真正尊重人性，并且能真心去创造、去用高水准艺术手段讲好故事、拍好镜头、梳理好逻辑的艺术创造者。休.哈德逊能在1981年拍出《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人性，通过一个过往的真实故事，寻找宗教对运动者的影响、反歧视对运动者的影响。他更幸运地找到了范吉利斯，那段海边奔跑的画面和那段原声，至今仍是体育电影、体育音乐的登峰造极之作。
即便像《胜利大逃亡》这样的电影，或许还称不上“伟大”的艺术作品，然而轻松流畅地讲述清楚故事，让各路影星、球星，集合于一部电影当中，这是我们儿时成为球迷的福音。二十年后，《一球成名》这种片子里球星依然云集，却因为恶性商业植入而变得索然无味。
我根本不敢奢望在一个抗日神剧时代里，会有什么伟大影视作品的诞生，足球热起来了，投资者和影视制作者纷至沓来。他们真的是热爱足球和体育吗？他们热爱的是透过投资足球、拍摄影视剧，能套现换取的利益。裤裆里的雷爆炸后，足球里的雷，引爆时间也就在眼前了。从业者可以很轻蔑地说，这样的时代、低素质的受众，就只能吃垃圾――我觉得这是在推卸责任，这更是在玷污体育和艺术。
但恕我直言：有关何振梁的两个章节虽然足够震撼，却未必是这本书里最有理性价值的地方，袁伟民对于体育的认识、对于竞技体育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才是这本书里最精彩、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据我所知：虽然“合纵连横问题”、“执委竞选问题”、“审计风波问题”都是这本书里很大的卖点，但是其他的关于竞技体育的章节里、才有那个叫“远山”的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最想表达的事件。而这些内容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予以解读和分析――
“女排假球问题”、“盐湖城突破问题”、“兴奋剂问题”构成了第一个层面，是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三个案例：
从2003年世锦赛上的“女排假球问题”，可以看出袁伟民其人唯真求实的个性，她的垂范意义在于――要具有敢于战胜任何一个对手的勇气，才能真正成为王者之师，靠“算计”是拿不了世界冠军的；
2002年的“盐湖城突破问题”。堪称是运动心理学一个典范，我和这个章节中提到的那位心理学家张忠秋博士很熟悉，对于大杨扬“突破的零”的幕后故事，我听他说过很多次，至今他仍然不认为自己从专业角度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也坦承：袁伟民以他的权威、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大赛经验，对于运动员临场心理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值得体育心理学界认真地研究和总结。
2000年的“兴奋剂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否定“金牌至上”的体育观，而具有“破解神话”的意义――在新中国体育六十年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神话并且被制造了很多神话，但其中有些神话在今天看来不但不算神话，而且还隐含着浮夸、虚假甚至丑陋!
所以，《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破解神话”――
何振梁老人对中国体育的贡献当然很大，但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他被塑造成一个神话，所以李志坚和袁伟民才会先后拍案而起，去否定这个神话；
昔日被称为“马家军”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确实拿到了世界冠军，但是经过袁伟民的一番揭秘，这个神语了被破解了。
除了这两个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的神话之外，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些神话在被破解着，只是因为篇幅不长、或者语焉不详而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悉尼故事”、“雅典故事”和“足球故事”――
悉尼故事里，可以读出“梦之队”的神话：中国跳水队如果没有袁伟民在关键时刻的点拨，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雅典故事里，可以读出刘翔的神话：我们全民倾力制造了这个神话，最终使得这个神话在北京奥运会上压倒了刘翔；
足球故事里，可以读出“职业化”的神话；她显然不是拯救中国足球的唯一灵丹妙药，这就像彻底市场化并非拯救当代中国的唯一灵丹妙药那样。
因此在我看来：袁伟民这本书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面是“超体育”的，以“合纵连横问题”为代表；第二层面是“体育”的，以“兴奋剂问题”为代表；第三层面是竞技体育的，以“足球故事”为代表。
我是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女孩，我幻想将来有一天我能像嫦娥一样飞上天空，能在浩瀚的苍穹和无垠的宇宙中有一个舒适而温暖的家。
小时候，我总缠着妈妈给我讲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妈妈告诉我，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中心发射成功，从此开始了中国的航天事业，1975年11月26日，首颗返回式发射成功，1999年11月20日和2001年1月10日，“神舟号”试验飞船和“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2003年10月15日，我在电视的屏幕上看到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的又一大喜讯。2005年10月12日9时整，这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中国第二艘搭载太空人的飞船“神舟六号”再次将两名中国宇航员费俊龙和聂海胜送入太空。
通过《我的祖国》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航天的感人事迹，看完了这些事迹是我有许多的感想和启发。
第一个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是万户飞天的故事，中国有一位叫万户的科学爱好者经历过一次悲壮的飞天试验。他将两排47支的火箭筒后，巨大的反冲力将他送上高空，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随着一声巨响，第二节火箭筒在空中发生了爆炸，顷刻间，他变成了一团火球，坠落在地。万户牺牲了，万户为光荣的航天事业做出了伟大的奉献，他那勇于探索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使我不得不为他所折服，在人们的心中，会永远记住万户这个响亮的名字，全球天文学也将会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为“万户山”，而在我的心中，万户已成为了在我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一种鼓励，一种坚持，更是一种激励我进步的理想。
我还从《我的祖国》这本书上了解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小时候的故事。
在杨利伟十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到水塘边捕蜻蜓，一个小伙伴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在场的小伙伴们都不会游泳，眼看落水的小伙伴不断地往下沉，这时，杨利伟临危不乱，急中生智，他一手抱住岸边的石头，另一只手拿起捕蜻蜓的杆子给落水的伙伴，叫落水的的伙伴抓住杆子，慢慢爬到岸上来，在杨利伟的帮助下，落水的小伙伴获救了，大家都夸杨利伟了不起。
他小时候就很尊重祖国的荣誉，有一次，他的弟弟不小心摔倒了，膝盖上出了很多血，弟弟就扯下红领巾包扎住伤口，杨利伟看见了，忙帮弟弟解开后红领巾，帮弟弟清理伤口，嘴上还说着要弟弟爱护红领巾，系上红领巾是一件光荣的事。随后他又跟弟弟一起把红领巾记得干干净净。
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我竟不把红领巾当做一回事，我真是自愧不如，今后，我一定会爱护先烈们的结晶——红领巾，并且会尊重祖国的荣誉！
这两个故事只是杨利伟生活里波澜壮阔的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看完了杨利伟的事迹，我的感想是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杨利伟一样的航天员，所以我就要从小培养在危险和困难面前要临危不乱和急中生智，还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我相信我一定能的。
我爱祖国的航天事业！
说到万里长城，千百年来，中国人朝朝代代，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某种意义上说，全赖于一个悲惨凄凉，令人心灵震撼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一个悲凄的哭声，一段倾覆的长城，经过文化人的杜撰，演义出多少传奇色彩浓郁的文化现象。当你还是乳臭未蜕的孩童时，就被长辈们绘声绘色讲述哭倒长城的凄美故事所吸引，且深深地同情着这个人生悲剧。秦始皇的暴虐凶残，形象地种在纯情的心田里。至于这个传说中的故事起于何时，虽无法去考证，但它作为数罪秦始皇的载体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我想，除了中国历代有文化的人外，千百年来老百姓知道其修长城的罪魁者当属秦始皇嬴政的都起至这个故事。这不是妄言，而是事实。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哭倒长城寻夫的故事，才把修长城这件事名扬天下。它是暴政与苦难的象征物，是致罪的证据。其实，这是出于无知。
记得在我少年时代，正是国人从黑暗的旧社会脱台出来，中国新生政权的领导者，为了致民于富，致国于强，积极改善生产条件。农业，大兴农田水利，填沟筑坝。为了只争朝夕，千百万人忍着共和国初生的艰难困苦，去奋斗，这时就有人站出来，骂兴修水利是“秦始皇磨民”，用秦时的筑长城影射之。对此，我幼小心灵留下的烙印极深，秦始皇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残暴无比，如虎狼般。后来上学读书了，方知修长城的目的是防御匈奴对中国（其实是中原地区）的侵袭，明确了修长城的善举，以及体现出来的先民智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从而使我对长城的矗立产生了景仰之情。
五年前的一个初春，我第一次登上了长城。一种骄傲与自豪感，怦然在胸中升腾，自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那是春节刚过，我与友人去北京，在八达岭见到了长城。当我一走近长城，便有一种边塞风雨潇潇的感觉。一阵阵凛凛料峭之风，一阵阵翻卷的尘埃，加上那飞沙走石猿啼鹤唳之象，大有边塞“四面边声连角起，千章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之苍凉景象。我似乎走进了枪戟杀戮，烽烟滚滚的古战场。
登上长城，踏着坚实宽大的方砖砌成的墙顶，抚摸着那整齐巨大的条石葺成的外墙墙体，我从心里拈量出它的分量，它的岁月架构，它蕴含的曲折厚重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难怪历史赋予它那么自信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在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会想起长城那伟岸而凝聚人心力的形象，从而激发民众重新用鲜血再筑一道万里长城，以众志成城去抗击外敌入侵。
实际上，长城是一种伟大的概念，即民族精神之概念。其每块砖石只是民族肌体上的细胞，是一个个体概念。民族的伟大长城，正是由一块块砖，一块块条石砌成。个体的砖石凝聚成民族的长城。
视线离开我脚下的长城，遥岑远目，长城蜿延在沙漠上，盘旋于崇山峻岭间，它充满生机与活力，像一条巨龙，奔腾于万里山河上。我沿着长城徜徉，思绪儿像飞燕频频回旋心头。万千民众一队队一组组匍匐在山沟深谷间，冒着酷暑，冒着严寒奋力凿石烧砖。他们背负起青砖、条石在督军的皮鞭下，正亦步亦趋艰难地攀援前行。饥渴、疲劳、喘息、挣扎在山路弯弯。黎黑的肌肤，坚硬棱棱的骨骼，深陷的眼眶，烂缕的衣衫，苦难与伟大集于一身，烙在了难以留存的历史时空画卷上……人们看到的是具形的长城，而看不到已泯灭的一个一个肉体。长城的伟大，正是一个个被泯灭了的个体伟大的具象。此时，我突然记起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尽管这故事是对暴政的批判，但也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把劳动人民的苦痛用故事的形式托出，昭示于世与长城同在。
这次登上长城，正直国庆节的前夕，时序是乙亥年闰八月孟初。在慕田峪登上长城又是一种感觉。仲秋之时，秋高气清，千山万岭翠绿红叶洪托出塞外寥廓旷远的富丽景象。我站在长城的古炮台上，眺望着那苍莽的山岭，俯视那起伏蜿蜒的长城走势。我对长城的存在顿生怀古之幽思，感叹历史岁月的包容与痴情，它把体现民族伟大精神的“教科书”长城率真地遗留天地间，永绩传承！此时，千古一帝的形象；身负重累，青筋暴凸的黔首形象；那些让文人墨客在书本里，舞台上表现得淋沥尽致的艺术形象，交替在我脑海里映现。我不得不感到困惑，历史又是怎样的捉弄人。有人把秦始皇骂得体无完肤，有人把孟姜女范喜良的爱情悲剧同情得入骨三分，何也！
回歸历史的本来面貌，把失之公允的评判，从历史的误解中承释出来，正确地认识历史，还历史一个公正。就以脚下的长城而论，据史料记载，是明代修筑的，其显著之处就是以御敌为目的。大都设在关隘之处，而关隘都设几重城墙，有的多达二十重，并且在长城南北设了许多城堡，烽火台，用以瞭望敌情，传递警报。明长城距秦长城相隔近千年，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长城的描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固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从而给天下留下了一个凝固的印象，长城是秦始皇所为。历朝历代修长城的史实却被无情岁月淹没在浩渺的烟云中了。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先后有燕韩赵魏秦诸国修筑过长城，只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要建万世基业，便把各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宛延万里的长城。从此长城之名扬于天下，而秦始皇施暴政的骂名也随之起于里巷之俗。其有代表性的国骂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正是基于国人对暴政的痛恨与诅咒。据史料记载，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源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齐之大将杞梁，作战勇敢，在一次与莒国交战中，孤军深入被围，战死杀场。尸体运回齐国国门，齐庄公只让杞梁妻到郊外吊唁，从而引起杞梁妻的愤慨，遂质问道：难道杞梁战死还有罪吗？如果无罪为什么不能家祭举丧？齐庄公被质问得无言以对，答应了要求。至于齐庄公处于何种用心，但杞梁妻据理力争的大智大勇，受到史学家的公正评价，并载于“春秋左传”里了。四百年后，汉朝学者刘向在此基础，做了艺术描述又收录到他所著的《列女传》中。传曰；“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之崩。……遂赴淄水而死。”此描述一出，便为后人杜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到了四百年后，唐朝和尚贯休，为了控诉秦之暴政，便移花接木，把杞梁妻枕尸哭城的事，改编成传之不衰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从而还把杞梁改名范喜良。杞梁妻本无记载之名，而撰为孟姜女。后来经过多次文学加工，使孟姜女的故事逐渐完善凄美，从而流传天下。
秦始皇修长城之说，孟姜女哭长城之撰，同出一辙，其意旨在于讥讽暴政。司马迁《史记》对暴秦的定论，以致使汉以后正统意识日臻根深蒂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暴秦意识”的产物，是对历史歪曲的注释。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拂去抛撒在历史轨迹上的尘埃，还它一个原本面目。
逃过一劫后，老外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还得学习。”
这个“碰瓷”故事叫《奇石》。作者何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94年第一次来中国，2007年离开，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出版后红极一时，“非虚构写作”也由此升温，至今不衰。
但何伟却不说“非虚构”，他说自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这是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词汇。
这些年，他四处旅行，在三个国家安了12个家。好些故事是在旅馆里写成的。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在埃及南部旅行。那里有考古遗址和小城风情，他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享受“远离开罗的生活”。
早在18年前，他的小城之旅就开始了。
江城往事
1996年8月的一个夜晚，长江上星光闪烁。何伟和同事亚当乘船来到涪陵。他们被“和平队”派到这里，将在涪陵师专（现长江师范学院）度过两年的支教生活。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涪陵居住过。何伟和亚当一上街，就会被围观。人们还喜欢问：多少钱一个月；有没有女朋友……这些问题，何伟都会如实回答。
有一次，他在街头碰到一个藏药摊子，摊主拿起一根虎鞭，往自己身上比画，让他买下来。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不用了，我自己有。
他喜欢四处游荡，和农民、银行职员、小店主都混得很熟，甚至能在校门口的小面馆赊账。人们发现，这个老外爱聊天、爱瞎逛，有点诚实，还有点善良。不久，他就学会了“摇裤儿（内裤）”、“牙刷”之类的四川话，也习惯了辣椒。
但完全融入并不容易。一堂讨论课上，何伟说，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排外问题。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立即反驳：“中国没有！”何伟举出例子：他和亚当去市区时，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学生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认为那是糟糕的。
只有文学总能让他们达成共识。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演《哈姆雷特》。在共同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逃离了政治课，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李雪顺是何伟当年的同事，他说，当初何伟和亚当带来了新的理念和风气，却没被很好地重视，至今仍觉歉意。“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乡，他怀着真诚的热情来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直得不到好的互动，他的苦闷是很深的。而他的苦闷正源自他的真诚。”
支教结束，何伟回到美国，跟一百多个学生保持着通信。他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们更愿意拿他当朋友。一个叫D.J.的学生给他打电话，“我为学生取了英文名字。一个叫Adam（亚当），另一个叫Peter（何伟的英文名）――那个叫Peter的学生，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密苏里家中，他迫不及待地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因为记忆太深，也因为急需钱，他写得很快，四个月就写完了，这就是《江城》。2001年，《江城》在美国出版，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理解今日中国的经典读本。
他在涪陵住过的那套公寓，如今快要成为一个景点了。
从乡村到工厂
在美国呆了半年后，何伟回到中国，在北京开始了自由职业之路。他在京郊三岔村租了间房子写作，房东叫魏子淇。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成为他观察乡土中国的样本。
2003年，北京私家车激增，农家乐大发展，魏子淇借此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经常进京出差。何伟写道：“在村里，他穿军用胶鞋，抽红梅烟，是个地道的农民；进城时，他穿意大利皮鞋，抽中华烟，夹着皮包，是个企业家。”
他和魏家人结下了友谊。离别时，他们还痛哭了一场。2008年，何伟专程回中国，和魏子淇一家去看奥运会。看台上，他得知旁边坐着奥运会摔跤亚军的父亲――也是一位中国农民。“那种感觉很神奇。”
《寻路中国》出版前，何伟给了魏子淇一个副本，问问意见。魏子淇看后让他作了一些小修改。
“在美国我从未这样做过。但魏子淇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他住在一个村庄，有熟人社会的压力。”
有人问他，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如何平衡？何伟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新闻也应该有人情味。”
何伟的另一个观察样本是浙江丽水。很多外省人来这里打工。他记录下了企业家的勃勃雄心和工人的苦闷迷茫。一个叫小龙的孩子，受成功学鼓舞，在工棚的墙上写下：“学不成名誓不还；开心面对每一天。”他捕捉到这些细节，不过度阐释，也不略过。
在丽水郊区，有一个画家村。一个女孩每天在这里作画，作品出口到欧洲，但她一点都不爱画画，也不觉得自己有天赋，干这一行纯粹为了吃饭。何伟熟知并理解这种生存法则：“既有很强的谦虚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
丽水开发区的流浪马戏团也让他兴味盎然。他们逐厂而栖，经常被驱赶，但很顽强，还有撒手锏：脱衣服表演。那些乡下女人的笨拙舞姿，在何伟笔下，有点滑稽，也有点沉重。
打工者、脱衣、留守儿童、工场主……他喜欢关注这些变动中的人。甚至能从他们的小指甲上觉察到生活的变化。他注意到有的成年男子留小指甲――脱离了体力劳动成为有闲阶级的标志。
他曾开着一辆捷达车穿越中国。乐于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特色的标语，尤其是各种公路标语：40码最安全；80码有危险；100码进医院。“我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显得奇怪或无序。我几乎总能理解中国人的做法，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我想向美国读者解释，让他们对中国人不那么陌生。”
2011年，何伟回了一次中国。最后一站是涪陵。
和十多年前相比，涪陵变大了，学校也从师专升成了学院。他当年教过的学生许多还在涪陵，已是中年。何伟说，涪陵给了他家的感觉。有时，他称涪陵是他在中国的“老家”――这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更多的时候，他说，“我是认真的。”
在学院报告厅，200多人听了他的中文演讲。和当年相比，许多话题已不再敏感。窗外，长江依然奔流。
会有更多中国年轻人“走弯路”
《望东方周刊》：你的新书《奇石》讲了石彬伦的故事。他放弃麦肯锡的工作，自费研究长城，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何伟：那无疑是一件奢侈的事。当然，石彬伦的例子有点极端。
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这种人。从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后，我去了涪陵。在那里，一句汉语不会说，拿1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当然，这最终催生了我的第一本书和写作生涯，但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和有前途的职业无缘了。但我还是愿意那样做，我觉得这会让生活更有趣，使我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我敢肯定，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作出这种“走弯路”的决定。但这条路很难。家庭越来越小，艰难时日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尚未远去。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压力。我敢说，如果我在这种压力下长大，我什么也做不了。
《望东方周刊》：移民、外来者、小人物、流动人口，这些人为什么吸引你？
何伟：我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地方长大，19岁离家，去普林斯顿、牛津念书，然后到了中国，后来去埃及。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外来者”在国外度过的。所以，我对离家在外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和同情。
我认为，离家的经验往往使一个人更有想法和更善于观察。他们不会自满，很灵活，对新环境有洞见，所以我喜欢与这些人在一起。我喜欢中国的一点就是：有这么多人离开家乡，到全新的环境中寻找他们的生活，这使他们更能干，更有趣。
《望东方周刊》：很多时候，你笔下的人物像一群“未开化”的人。你写他们时是怎样的心情？
何伟：那是因为我在涪陵与中国相遇。涪陵是一个偏远的小城，大多数人都有农村背景。和他们在一起，我很自在。我逐渐明白，中国发生了什么，答案的关键在他们身上。中国的故事就是农民进城的故事；没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体面人的故事；穷人致富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唯一，但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活力。
因为我不需要在《纽约客》上发表很多作品，所以能从容地去写这些故事。我觉得这是我在中国做的最有意思的工作。
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令人神往的”，你对中国很乐观，为什么？
何伟：也许我错了――有些外国记者是悲观的。但我在中国这些年，我看到人们变得更自信，更有能力，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外面的世界。这使我感到乐观，我觉得中国人都善于接受挑战。当然，仍然有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我对中国很乐观，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爱运动。除此之外，你对他们还有什么印象？
何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很难与普通人沟通；很难自在地与农民或农民工打交道；很难尊重这些人。我并不认为这不正常。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鸿沟很大。我认为埃及的知识分子在了解穷人方面可能比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障碍。
中国可喜的是，受教育阶层越来越多，有钱人也普遍尊重教育。而在美国，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在密苏里中部，我的家乡，有钱人对教育并不十分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怎样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这很傻，没有什么好处。
《望东方周刊》：普通美国人对中国是什么印象？有无变化？
何伟：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压抑贫穷的地方；然后，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于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令人惊讶的勤劳和组织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国给他们的印象是：可怕的污染，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我认为还应该问问背后的原因，但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就是这些。
同时，还有一大群人在美国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事业，所以很多美国人到中国出差或旅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美国没有去发展中国家旅行的传统。现在，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在学汉语。他们很多人怀有真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好兆头。
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
《望东方周刊》：当作家，自由旅行，随意而居，做喜欢的工作，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动摇过吗？
何伟：我想我很幸运。但20来岁时经常感到迷茫。那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但还不够好，又找不到出路。
加入和平队时我27岁了，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经验。我有很多旅行经历，读过很多书，写过一些东西，但都算不上真正的成功。所以那时我很担忧。不过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在做我想做的事。在涪陵的生活是有挑战性的，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回美国时，我29岁了，还欠着债务，没还清大学贷款。我向所有的大报发出求职申请：《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他们都拒绝了我，连面试都没有一个。
那时我住在父母家里写《江城》。 写完后，谈妥了一个出版商。稿费不多，但足以还清大学贷款。然后我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尝试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我一直很讨厌有一份正式工作的想法：去一间办公室上班，有一个老板。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我知道我不会喜欢任何工作。我也知道，做一个自由职业者不容易。第一年确实如此，但也令人难忘，我学到了很多。
直到2001年，我的书出版了，也在为《纽约客》写稿了，我才觉得，一切OK了。
《望东方周刊》：天赋、教育、家庭等方面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被告人:吕伟,男,37岁,山东省海洋县人,原系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医院检验科检验师,住南京市鸡鸣山左16号302室,1996年1月10日被逮捕。
被告人吕伟系玄武医院的检验师,无临床诊治资格,但他却以医生的名义,多次私下为他人戒毒。1995年11月13日,吕伟经人介绍在张炳兰(女,25岁)家中为张进行药物戒毒,并收取戒毒费1000元。张服药后即进入昏睡状态,次日开始发烧。吕伟认为是一般的体热和戒毒者的正常反映,没有对张进行正规检查和及时治疗,只是打了退烧针后继续给张服药。11月16日凌晨1时许,张炳兰在家中呼吸心跳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张炳兰在戒毒过程中,未能得到正规的医疗监护检查,由于服用三唑仑、氢丙嗪、氢氮平三种镇静药,致其处于睡眠状态,右肺感染未及时发现,继而发展成融合性支气管肺炎,导致心肺功能不全衰竭死亡。案发后,被告人吕伟的认罪态度较好,已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3万元。
「审判
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吕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为张炳兰进行药物戒毒,当张出现发烧等并发性症状时,自信属于戒毒过程中的正常反映,未进行正规的医疗监护和及时治疗,造成张炳兰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杀人罪,应依法惩处。考虑到吕伟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并已赔偿了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第的规定,于1996年5月10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吕伟犯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二、被告人吕伟的非法所得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吕伟表示服判,公诉机关也未抗诉。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吕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性,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身为玄武医院检验科的检验师,在为他人戒毒过程中不负责任,疏忽大意,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重大医疗事故,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在为张炳兰戒毒的过程中给张服用三种镇静药的事实,不是造成张炳兰死亡的直接原因,张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戒毒过程中右肺感染未及时发现和治疗,吕伟对此是无法预见的,其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因而属于意外事件,不应追究吕伟的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伟的行为符合过失杀人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定过失杀人罪。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
所谓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不尽职责义务,或者在职守中马虎从事,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表现必须是不尽职责义务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本案被告人虽在玄武医院工作,但他没有行医的权利,也没有从事戒毒业务的资格,戒毒更不是他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所以吕伟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之内发生的医疗事故,而属于职务之外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此外,玩忽职守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企事业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而本案中吕伟的行为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可见,吕伟的行为无论是从客观方面还是从客体方面看都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定玩忽职守罪。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被宣告死亡人首先应该是下落不明人，即失踪人。从这规定上来看，哪些人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失踪的军人能否被宣告死亡
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王伟在执行跟踪监视美机的任务中，所驾飞机被美军撞毁后跳伞落海，经多方组织搜救十余天，王伟同志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结束后，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军卫士”的称号。依《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是有关机关证明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能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呢？对此种类似情况，由于涉及军队利益，一些部队的现实做法是：军人如果是在战争、战备训练、执行军事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公务中下落不明，通常作“因公牺牲”处理；如果是因意外事件而下落不明，可能做“因公牺牲”处理，也可能作“病故”处理；如果是因患病(最典型的是精神疾病)而下落不明，则按“病故”处理。也有单位将下落不明的军人的问题长期搁置着，不予以处理。
以上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下落不明的军人的工资、津贴是否继续发放？发放给谁？下落不明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或文职干部，其原有住房如何处理？如何确定其家属的使用权？如果其家属提出财产上的要求如何处理？依据什么处理？等等。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2004年10月1日起，我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现役军人在执行上述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因公牺牲对待；现役军人非执行任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踪现象难以避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宣告死亡”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失踪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并没有把军人作为特例另行规定或排除在法律调整之外。因而只要军人失踪了，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时，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应被视为有关机关已经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
紧接着的问题是由地方法院还是由专门的军事法院来受理此种案件更为合适？我国的军事法院基本上不管辖民事案件(个别地区因当地“军民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其军事法院被授权可以管辖民事案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某些民事案件由于涉及军队利益，地方法院审理往往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案件由相关军事法院直接受理和管辖则要比地方法院受理更为适宜，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更便于司法机关的操作和执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对此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1月20日成都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就昆明陆军学院司务长培训大队退休干部吴应智的亲属申请宣告吴应智死亡一案做出了宣告判决。该案是我国军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依照民事审判程序来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打破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解放军军事法院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军内民事案件的请示。于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请示的复函中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这一请示已获批准，军事法院可以受理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并将开始全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判体制。 再有的问题是在这种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以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该程序是否要等到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后才可以提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有人提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前提是先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有关机关证明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增加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可不受两年期间的限制，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由于《民法通则》无此规定而导致在实践中有很多的争议。从本质上讲，宣告死亡主要是实体法的问题，各国民法如法国、德国民法典均从实体上对宣告死亡的要件加以规定，特别是下落不明所应持续的时间由民事实体法规定。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但在我国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关机关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像王伟这种由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而失踪人实际生存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对此问题没有另行特别规定有所不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在应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或主动出具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证明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失踪人死亡。当然对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出具此证明和哪些事件属于意外事故，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免此种权力被滥用。
（二）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能被申请宣告死亡？
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畏罪潜逃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长期潜逃在外杳无音信，达到了法定期限，其利害关系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如果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对利害关系人提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或者立案后中止审理，那么10年、20年、30年犯罪嫌疑人或
――黄伟明
作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原创者、前500集的总导演，黄伟明被誉为“喜羊羊之父”。从早期作品《宝贝女儿好妈妈》到红极一时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再到科幻新作《开心超人》，黄伟明总是给我们尤其是孩子们带来一串串惊喜。黄伟明学旅游专业出身，中专毕业后留学加拿大，当过餐厅服务员、西餐厨师、酒店文员，回国后取得一番成就后又选择自主创业。“70后”的黄伟明经常穿着浅色卡通T恤休闲装，笑容腼腆，就像大男孩。他言语不多，让人很难相信那些幽默的漫画和卡通剧就是出自他之手。然而，就是这位憨憨的“灰太狼”、热血的“开心超人”，铸就了他在动漫之路上的光荣和灿烂。
中专毕业后，学旅游的少年去加拿大学画画
1972年10月，黄伟明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西关区。黄伟明3岁时，父亲总是喜欢用圆珠笔在薄薄的白纸画画，有时画的是兔子，有时画的是大象，然后用蜡笔给它们涂上颜色。可能是“三岁定八十吧”，黄伟明就这样迷上了画画。
1988年，黄伟明在《中学生报》上发表了第一幅作品，从此坚定了画漫画的信心。黄伟明有着同代儿童的理想，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能画漫画就很开心。1989年，黄伟明参加了广州市政府举办的大、中学生漫画大赛。令老师和同学们意外的是，黄伟明的作品荣获了优秀奖！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中专――广州市旅游职业学校。由于旅游专业是当时很热门的专业，所以黄伟明读的也是这个专业。但是，黄伟明一直没有放弃画漫画的理想。
中专毕业后，黄伟明在广州市的一家酒店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了香港《文汇报》的漫画专栏向各地的作者征稿。很快，他投去了自己的漫画，顺利地被采纳了。香港报纸的漫画稿费挺不错，一幅100元。就这样，黄伟明坚持在香港报纸上画了7年漫画，开辟了越来越多的漫画专栏。
黄伟明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不少灵感。黄伟明在广州西关长大，那里的市井文化滋养了他。从最早的漫画系列《甘先生》到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不少都来自于百姓的生活。所以，许多人看了他的作品都感觉非常亲切。
1995年，黄伟明开始在广东电视台“今宵合家欢”综艺栏目担任编剧。这时，黄伟明将自己的幽默才情发挥到编剧上，每期节目的明星幽默桥段都由他编写。1996年，黄伟明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便选择到加拿大红鹿大学美术设计系学习动漫创作，并接触到互联网的动画。当时，以《大闹天宫》为代表的国产动画逐渐式微。而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狮子王》来到中国后，受到许多人的追捧；这一时期日本漫画也在中国受到关注，《灌篮高手》就连买早点的奶奶都耳熟能详。黄伟明认为，画好漫画，要先能画好画。跟一些留学生一样，黄伟明一边做兼职，一边上课。他干过很多粗活，如洗碗、倒垃圾，他觉得，这十分有利于心态的磨练，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应付。他还帮石油公司设计年历、在农庄市场帮人画国画，甚至帮电视台画过法院的新闻现场……黄伟明深知，这也是一个体验生活的过程，坚定了动画和漫画才是一辈子耕耘的工作的信心。黄伟明学的是油画和木刻，也会在街头画人像。加拿大的生活给黄伟明的感觉很平实，让他在封闭的环境下创作了不少作品。在国外的几年，黄伟明系统学习了美术知识，得到了扎实的训练。
2000年夏天，国产动画《宝莲灯》上映。这一年，黄伟明回国，加盟原创动力公司。当时，很多公司都在为海外动画公司做加工的动画片，黄伟明却坚持做原创动画。2002年，他带着一个动画片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影视节，几千个公司只有两家选送了原创动画片。
他的第一部动画片是《宝贝女儿好妈妈》，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同事。黄伟明经常听到她说起家里的琐事，就她某一天的故事写了第一集剧情。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以陈大迪与母亲吴贤惠之间发生的趣事为主要内容。2004年，《宝贝女儿好妈妈》上映。该动画片延续了黄伟明一贯爆笑的风格，不仅小朋友喜欢，还受到白领青睐。2005年，黄伟明在杭州动漫节进行《宝贝女儿好妈妈》的宣传时，一个小朋友走过来对他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玩，我很喜欢宝贝和妈妈。”听到这里，黄伟明感到很满足、很感动，心里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欣慰感。
事业辉煌，“灰太狼”却选择了独自创业
2006年，黄伟明吸引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投资方的兴趣。黄伟明创作第二部卡通片时，事先并没有模板，想回到最原始、最简单的世界。起初，他画羊的时候起的名字叫“懒羊羊”，后来制作团队觉得取名“喜羊羊”更正面些，便取名《喜羊羊与灰太狼》。该故事以羊和狼两大族群间妙趣横生的争斗为主线，加入令人捧腹大笑的情节与对白。40集的电视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在很多电视台播放。但是，它的转播费用并不高，投资人长期没有得到回报。虽然投资人很着急，但是并没有把压力传递给黄伟明，而是给了他宽松的创作环境，让他专心地制作动画片的内容。
2009年1月16日，黄伟明制作的电影版《喜羊羊与灰太郎之牛气冲天》上映后，票房成为国产动画票房冠军。之后，发行方将该电影全国统一票价降为5元，以期让更多的小朋友观看到这部影片。因为电影的热映，电视版《喜羊羊与灰太狼》开始热播起来。黄伟明趁热打铁，连续为它制作了500多集。
它播放后所产生的反响，是黄伟明做梦都想不到的。他本来只打算放给小朋友观看，谁知还引起了白领的追捧。他们看到其中的一只鸭子歌星叫“扁嘴伦”，有个球星身穿7号球衣，还叫“贝克汉狼”，令人捧腹大笑。有人还在网上总结出“嫁人要嫁灰太狼”这样的段子，黄伟明知道之后十分开心。
有朋友认为，毫不夸张地说，《喜羊羊与灰太狼》播出500多集后，在国内学龄前儿童心目中，剧中的形象已经超越了米老鼠和维尼熊。然而，在事业辉煌的时候，黄伟明却离开了老东家。他不但以自己的名字在广州市开办了黄伟明动画设计有限公司，还在东莞市成立了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在黄伟明心里，他深深觉得一个人不能守着一个成功作品到老，“喜羊羊”创作团队已经成型，他可以放心地离开，去做一些新的尝试。《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曾经创造了《泰坦尼克号》的辉煌，大家都认为这个顶峰很难超越，但他还是要做更新的作品。黄伟明也觉得，对创意人来而言，不断创新、挑战自我才是最重要的。
黄伟明最大的愿望，是让小朋友能够开开心心地成长。他和团队要为中国的儿童创造更多的动画明星。在这种初衷下，《开心超人》正是他的起跑之作。《开心超人》是一部原创长篇动画，主要描述在宇宙中，开心超人、甜心超人、花心超人和粗心超人4个伙伴的历险故事。相比《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童话式风格，《开心超人》以科幻为卖点，以解压开心为主。同时，《开心超人》主角的造型、颜色更为丰富，内容更为有趣。
黄伟明觉得，假如只是进行创作，而不走市场，人才就会很难聚集，动漫产业很难长久发展。因此，他的公司一部分进行原创，另外一部分与产业对接。《开心超人》同《喜羊羊与灰太狼》一样，也播出 500多集，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更多的新款玩具相继面世。
有朋友说，黄伟明坚持了20年，除了“灰太狼”的精神外，还在于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天分。一次，朋友发现，黄伟明笔下的卡通人物跟他有几分相像。甘先生、大迪、灰太狼，都被黄伟明画成眼睛下垂状，而不是帅哥型。黄伟明画“灰太狼”时，故意把它的眼睛画成下垂状，同事在配音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怎么这么像？”一天，黄伟明笑着对朋友说：“哈哈，没有错，‘灰太狼’就是我的化身。”黄伟明有张牵着“灰太狼”的自画像，他笑着说：“不知道是‘灰太狼’牵着我，还是我牵着‘灰太狼’，说不定我就是‘灰太狼’的宠物。”
低调处世，“宅博士”是爱家的“开心人”
每天，黄伟明都会想出许多冷笑话，源源不断地融入到动漫作品里。2009年夏天的一天，同事们在讨论男女朋友争执的情形，认为男朋友如果犯错，流行的办法是女朋友让他跪榴莲、顶菠萝。黄伟明听了同事们的讨论，插了一句：“那还不如罚他带皮吃榴莲、吃菠萝!”一句话让同事们笑得前俯后仰。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笑话，让黄伟明的一个个动漫故事有了奔放的释放力。在《喜羊羊与灰太狼》中，黄伟明把“超级女声”现象加进去，让刁蛮任性的“红太郎”参加唱歌比赛出丑。正是这些突发奇想的冷笑话，让看似平凡的动画剧情有了无尽的幽默。
2010年年初，中国国际影视动漫贸易博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黄伟明携带《开心超人》亮相。在《开心超人》里，黄伟明设计了一个“宅博士”的角色，与几个小超人发生了许多“无厘头”的闹剧。这个“宅博士”富有爱心，但生活非常“宅”。他每天对着电脑聊天、工作、购物，足不出户，生活有点枯燥，这与生活中的黄伟明有些相似。
9月5日，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的灵动创想秋季新品会上，传来阵阵爆笑声。原来，来自全国200余位经销商以及玩具、动漫业界人士正聚精会神地看《开心超人》片段。他们觉得，《开心超人》是一部可以让他们“一口气看完6集而且笑得前俯后仰”的动漫作品。
9月29日，《开心超人》更名为《开心宝贝》，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开始播出。
平凡人的生活最贴近观众，也最容易打动人。黄伟明觉得，自己的作品基本没有靓仔靓女，而关注更多的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少说话，多做事，是同事对黄伟明的评价。黄伟明不喜欢应酬，每天的时间几乎都给了工作，发着呆，天马行空般地创作，凌晨12时～3时拿笔画画草稿。在他那间小小的工作间里，随处可见许多模型公仔，墙壁上几乎也是《开心超人》的海报。他整天就被这些形象充斥着，埋头在自己这个创作天地中。
有时，为了赶制作进度，黄伟明就跟同事们一起加班。到了深夜，他铺上几张报纸，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有些同事就跟黄伟明开玩笑，拿些报纸盖住他，再拿薯条放在他的脸上，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创作都讲究灵感，黄伟明自然不放过一丝的机会。连去医院排队检查身体的时候，他都会在本子上画上两个公仔。他的床边，总放上一个本子，一有灵感便会立刻写下来。
黄伟明工作时像“猛超人”，而回到家还是“灰太狼”。黄伟明许多动画片的第一位观众就是妻子，每次给她看样片时，妻子像他的一个伙伴。有时，她会提很尖锐的问题，比如直接说“这个不好看”之类的意见，这时她有点“红太狼”的味道。而当黄伟明说“意见还不错”，继续探讨时，她又会像班长“软绵绵”一样。
如今，女儿1岁了，电视播出《开心宝贝》时，一响起主题歌，她就拍手、跳舞。妈妈问她：“爸爸做的动画片在哪里呀？”她就会用手指着电视：“呃呃！”一有时间，黄伟明就教女儿画画，但并不是希望女儿以后也画画。他觉得喜不喜欢画画，等她自己长大了再决定。
2011年1月7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等共同主办的“光华龙腾奖―第六届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黄伟明等人榜上有名。对于自己获得的这些荣誉，黄伟明总是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同样的一件事，有人看到悲伤、有人看到喜悦，黄伟明却总有独特的幽默视角。5月6日，一位记者采访他的短暂间隙，黄伟明的冷幽默本色不改：“刚才看到一个送水的小伙子，我还把他错以为是你，差点跟他聊起来!”这就是黄伟明。小时候只知道“一休”“叮当猫”“圣斗士”，如今却迎来无限光荣的黄伟明。他回首往事，酸甜苦辣不过是漫漫之路上一丝丝美好的记忆。
五问黄伟明
问：你在创作的动漫人物身上，寄托了怎样的理想诉求？
黄伟明：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就好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出发点。现在，大家的工作压力挺大的，希望大家看了我的动画片能开心，从中能悟到一点点道理就好，不要说教式的。
问：那你面临压力时，怎样释放压力？
黄伟明：我会看一些好莱坞大片。看片子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看完再说。比如，《盗梦空间》拍得很好，我就去琢磨，为什么导演能把这么复杂的故事说得这么好。
问：你最理想的事业状态是什么？是成功的创作人，还是动漫产业中的的企业领袖？
黄伟明：还是成功的制作人比较符合我的个性。我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品能够成功，观众能够喜欢。当有能力创作的时候，自己能控制制作资金，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
问：能不能把你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五样东西概括出来？
黄伟明：制作动漫应该是我一生的工作吧。很多人觉得做动漫很有压力，很辛苦。不过，我觉得很有趣，辛苦之后把成品做出来是十分值得的一件事。作为创作人，都很想别人喜欢自己的作品，而自己能做喜欢的工作也很开心。人生不可缺少的如果只有五样，那对于我而言就是动漫、家庭、电影、热情、支持。
孙中山
每一个中华儿女一定都认识他的名字，他就是革命先行者国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香山县南?镇翠亨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香山县就改名为中山县，后来升级改为中山市，是所有中山人民引以为荣的伟人。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奋斗了终生。 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青少年时代他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曾在美国、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他组织发动了几次革命，最后领导人民进行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国家，随后建立中华民国和创办军校，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三民主义”，他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开创的伟大的事业、建树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许多大城市的道路、公园上都以“中山”这个伟大的名字命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就可见一斑。现在翠亨村的孙中山先生故居和博物馆、石岐的中山纪念公园和孙文公园都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前去参观。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他的革命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作为为人故里的中山人时刻继承和发扬着伟人的革命的精神，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充分体现出中山人博爱、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创造出和谐、繁荣的社会。
身为伟人故里的一分子，我感到万分的骄傲，深知更应该时刻铭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用中山精神激励自己的一生，想伟人学习，将来要为家乡建设作出最大的贡献，为家乡发光发热，添砖加瓦。
【关键词】李后主；黄保仪；小周后；人物形象
《秣陵春》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文人吴伟业的唯一一部传奇作品，也是清初戏曲史上重要的戏曲作品。一般认为，吴伟业在作品中抒发了故国之思、兴亡之感，但并无详细论述。现在，我们通过对《秣陵春》中李后主、黄保仪（小周后）等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看吴伟业是如何通过人物形象设置来抒发感情的。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灌隐主人、鹿樵生，明清之际伟大的诗人、戏曲家、书画家。他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师从复社领袖张溥，中崇祯四年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其试文被崇祯帝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糜”，并亲赐吴回乡归娶。他在明代历官翰林院编修、东宫侍讲、左中云、左谕德、南京国子监司业、弘光朝少詹事。明亡后归家隐居，誓不出仕。但迫于清政府的高压和双亲的敦促，于顺治十年违心仕于清廷，为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十月，嗣母去世，上书请假奔嗣母丧，顺治十四年初抵家，此后未再出仕。其事见于《清史・贰臣传》、《清史稿・文苑传》、嘉庆《太仓州志・人物列传》二、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明亡后，吴伟业坚持做明遗民，并对自己未能追随崇祯皇帝而去心怀耿耿。因此，在作于清初的《秣陵春》中，吴伟业抒发了自己对明王朝、崇祯帝的怀念之情。
首先来看一下李后主这一人物形象设置。
李后主在陆游《南唐书》、马令《南唐书》中均有传。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后主喜爱音律词画、书籍古玩，耽于与大、小周后的情感，疏于治国，最终为赵宋王朝所灭，不仅不能保南唐半壁江山，反而被俘虏北上，在赵宋皇帝的眼皮底下过了几年屈辱凄凉的日子，其后期创作的《虞美人》等词满眼沧桑之感、故国之思，与前期反映宫廷香艳生活的词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据马令《南唐书》记载，后主“妙于音律，旧曲有《念家山》，王亲演为《念家山破》，其声焦杀，而其名不详，乃败征也”。《秣陵春》第六出《赏音》中曹善才上场诗《西江月》云：“忆昔华清供奉，琵琶弟子征歌。宫声不返羽声多，演念家山入破。”剧中所言与史书记载基本一致，并可相互印证。《南唐书》所言《念家山》演为《念家山破》，实为剧中所言“演念家山入破”，其意指将旧曲《念家山》增加破曲。破，即破曲，为唐代大曲中的概念。但“破曲”的“破”与“破碎”的“破”为同一字，附会者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念家山破》名字不详，预示着南唐国祚不长久。“宫声不返羽声多”用隋炀帝杨广的典故：隋炀帝杨广欲游览江南，王令言听宫中所奏之曲，认为“宫声不返”，“宫声”代表隋炀帝，即此次江南之行会让杨广死在途中。“羽声”噍杀凄厉，用在帝王身上不是好兆头。
后主曾建造澄心堂，专门收藏字画古玩。南唐还专门研制了供奉宫中的纸张，称为“澄心堂纸”，十分珍贵。宋代梅尧臣专门有诗咏澄心堂纸：“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苏轼也有诗云：“诗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后主收藏的字画上均有“澄心堂”小印，显示着字画的所属。第五出《揽镜》中黄展娘赏玩其父教与收藏的澄心堂法帖后言：“看好个晋、唐真迹，前面‘澄心堂’小印，是李主与保仪姑娘鉴赏。”待到南唐国灭，澄心堂不复旧日风光，正如曹善才《仙祠》一出中所唱“澄心堂堆马草”。入宋之后，著名的澄心堂纸也沦为废纸，无人识得，“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
后主北上后，生活于赵宋皇帝的眼皮下，处处不如意，有言传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追封吴王，以王礼葬洛京之北邙山”。这与剧中所言也基本一致。第十一出《庙市》言徐适来到李王庙门前，感叹“嘎！就是后主，死葬汴梁，遗庙在此”。第十三出《决婿》中后主自己也说“南国风流，北邙萧瑟”，可见死后葬于洛阳北邙山。
但吴伟业也为后主安排了一点与史实不同的地方，即后主的生日。剧中两次提到，后主生日为三月三日。一为第十一出《庙市》，丑扮演的道人上场时言：“自家李王庙庙祝。常年三月三日，是李王菩萨生辰。”此处“李王菩萨”即指后主。二为第四十一出《仙祠》，展娘对丈夫徐适言：“官人，今日是三月三日，怎么不到李皇庙去？”曹善才欲在摄山寺出家，巧遇徐适夫妇，徐适对曹善才言：“只是老丈服侍李皇最久，今日是他生日，把前情旧事与俺细说一番，却不是好。”
陆游《南唐书》和马令《南唐书》均对后主生日有记载，言后主生于年七月七日。马令《南唐书》还记载了后主临死之前的一段小故事：后主被赵宋王朝封“违命侯”，十分屈辱，名义上为侯，实则囚禁于邸中，受人监视。宋太宗听说后主邸中经常唱歌跳舞，十分热闹，派徐铉去看。徐铉见到自己的旧主子，不敢落座，被后主再三劝说后方坐下。君臣相对，十分沉默，后主突然说，“吾悔杀潘佑、李平也”。徐铉不敢隐瞒，回去后立刻向宋太宗作了汇报。宋太宗十分生气，认为李后主有不臣之心，在七月七日后主生日当天，派人在其酒中投入牵机药，后主饮酒后，痛苦地死去，享年四十二岁。
从《秣陵春》来看，吴伟业对南唐史料当十分熟悉，不可能单单对后主生日记忆错误。且三月三日一般是清明前后，正是赏春踏青的时节，旧时十分重视这个日子。直到现在，中原地区也有将三月三日当成节日来过的。那么，吴伟业是否故意将后主生日安排在三月三日呢？如果是这样，是否有什么用意？
我们知道，吴伟业会试时一甲第二名，里面或许有父亲朋友帮衬的因素。但崇祯皇帝亲批其实卷“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在朝臣面前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亲赐其归家娶妻，这对封建社会的臣子可是莫大的荣幸。因此，吴伟业终其一生，都对崇祯皇帝心怀感恩。崇祯皇帝自缢后，消息传到太仓，他欲自杀追随崇祯而去，幸被家人发觉后解救下来。正是因为没有死成，他始终对崇祯帝抱愧在心。而崇祯帝正是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缢的。结合崇祯帝的死期来看，吴伟业将后主的生日安排在三月三日，实在是有深意的：剧中的李后主处处带着崇祯帝的影子，吴伟业是在以这种方式纪念崇祯帝。
那么，吴伟业为什么不直接将李后主的生日安排在三月十九日呢？我们知道，《秣陵春》大约创作于顺治三四年间，此时已是清王朝的天下，清兵的铁蹄已踏破江南。如果吴伟业直接将后主生日安排在三月十九日，无疑等于与清王朝明目张胆地对着干，对于要保全一家老小的他来说，无疑是不划算的。三月三日与崇祯帝死期相距不远，同在三月，且三月三日在清明前后，正是祭奠亡人的时间。吴伟业借此隐晦地表达了对于崇祯帝的怀念之情。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冒襄在与友朋观演《秣陵春》时，会相互抱头痛哭。且直到去世，他的家伶一直在演出《秣陵春》。作为明遗民，吴伟业、冒襄对明王朝，对崇祯皇帝，有着同样的感念之情，国破家亡之后，这种感情愈加纯粹和抽象化。
其次，看一下黄保仪与小周后两个人物形象设置。
陆游和马令的《南唐书》均对黄保仪有记载。陆游《南唐书》卷十六云：
后主保仪黄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马氏为偏裨。边镐入长沙，得黄氏，纳后宫。后主见其美，选为保仪。以工书札，使专掌宫中书籍。二周后相继专房，故保仪虽见赏识，终不得数御幸也。
马令《南唐书》卷六《女宪传》云：保仪“服勤降体以事小周后，故同时美女率多遇害，而黄氏独不遭谴。”
从这两条史料看，黄保仪虽为后主嫔妃，但与大、小周后相比，并不得宠幸，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迹，所以记载较少。但《秣陵春》却将黄保仪当作比较重要的人物来安排，徐适、黄展娘的婚事因保仪而起，全剧也以后主和保仪仙灵的驾临而终。史料中记载的黄保仪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书札，掌管着后主宫中的书籍；二是其才识虽见赏于后主，但因为有大、小周后专房，所以不能多次得到帝王临幸；三是侍奉小周后十分殷勤，在小周后面前从来不摆架子，所以在其他美女遇害的同时，保全了自己。吴伟业也是根据这三点塑造保仪这一人物的。
保仪在全剧中出现五次，分别为第十三出《决婿》、第十八出《见姑》、第二十二出《仙婚》、第二十六出《宫饯》、第四十一出《仙祠》。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第三出《闺授》已通过展娘之父黄济与其妻的对话道出保仪其人，言黄济梦见保仪说要为展娘择婿，让其等待一年后姻缘到来，这就第一次道出了全剧故事的起点。第八出《仙媒》通过花蕊夫人之口，道出保仪交待女冠耿先生为展娘择婿的请求，为徐适与展娘的结合作了铺垫。第三十五出《诘病》写展娘向母亲叙述魂灵被摄后的情形，多次提到保仪，正是因为有了保仪，才使母亲相信了展娘的叙述，为展娘与徐适在人间顺利成婚打下来基础。综合这八出来看，保仪虽戏份不多，但在全剧中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保仪每出现一次，故事情节就向前发展一步，徐适与展娘的婚姻也向前进展一步。因此，保仪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实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保仪在剧中的形象也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爱女心切，充满亲情。即使已经死去，仍旧惦念侄女的婚事，并托梦给哥哥，亲自嘱托，并别请耿先生为展娘寻找良婿。二是知书识礼，温柔敦厚。第八出《仙媒》中，耿先生与花蕊夫人、小周后、保仪约好相见，但小周后、保仪迟迟不到，原因是“周后与李主寻闹，保仪不好独自前来”，这就显示出保仪温柔明理的特点。这都是吴伟业根据史书记载进行的合理想像。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按照常理，小周后为李后主的正宫夫人，与后主成双出入的应为小周后，为何吴伟业在剧中将小周后一笔带过，没有为其安排任何戏份，独独彰显位分次于小周后的黄保仪呢？
据《南唐书》记载，后主原娶司徒周宗长女娥皇为妻，娥皇温柔貌美，能歌善舞，与后主感情十分深厚，后因病去世，谥号“昭惠”。小周后为周宗的小女儿，娥皇的妹妹，也十分美貌。姐姐去世后，小周后与后主成婚。据说小周后在娥皇去世之前即与后主有染，后主曾有词：“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但小周后善妒，后主的其他妃嫔大都遇害。南唐国灭，后主及妃嫔被迫北上，境况十分凄凉。
据说宋太宗觊觎小周后的美貌，常令小周后进宫，数日方许离开。民间还有题名为“太宗强幸小周后”的图画，至今仍存于世，想来不是虚构。小周后回去后即向后主哭诉，后主苦于无可奈何，只好躲避出去。后主去世后，小周后郁郁寡欢，没几个月也撒手人寰，与后主同葬北邙山。
《秣陵春》中虽然没有小周后的戏份，但却提到了小周后。第八出《仙媒》中花蕊夫人听说后主与小周后吵闹，不禁问耿先生：“你家小周后与李主频频抄闹，却是为何？”耿先生以感叹的口气道：“说起来可怜人也。”后接一支[油葫芦]，讲述小周后的可怜之处：
[油葫芦]他在昭惠宫中恰破瓜，步香阶添话靶。大唐天子阿姨家，汴梁宫班立在夫人下，陇西公苦受他归来骂。君王私涕泪，儿女口波查，只得牵衣外走装聋哑，说不出今日怎由咱。
第一句讲的是小周后与后主有染，被宫中的人说三道四。“大唐天子阿姨家”用的是唐玄宗的典故，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有染，用以比喻后主与小周后。“汴梁宫班立在夫人下”是指小周后及其他朝臣的夫人被宣召入宫，暗指小周后被宋太宗强幸之事。“陇西公苦受他归来骂”是指小周后回来后，向后主哭诉，责骂后主。最后一句指的是后主对小周后之事无可奈何，只得躲避出去，装聋作哑。
吴伟业应该不难了解到小周后的故事。吴梅先生曾有《秣陵春》“独彰保仪”之说，“独”应该是相对于小周后而说的，即为何独独彰显黄保仪，而不彰显小周后？综合史料和《秣陵春》提到的细节，原因似乎有二：一是保仪此前被小周后压制，吴伟业欲借传奇作品为受压制者翻身。南唐后主宫中所传之人本就不多，而保仪工书善画，温柔娴雅，具有文人气息，符合作为士大夫的吴伟业对于女性的想像。二是欲为尊者讳。全剧讲述的是徐适与黄展娘在后主与保仪撮合下终成眷属的故事，展示的是后主重人情的一面，并不欲显示后主治国的无能。因此，作者对于后主所持的是肯定的态度，必然不能展示后主不光彩的一面。而且吴伟业暗中是将崇祯帝比附成后主的，崇祯帝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当然更需要为尊者讳。即便对小周后而言，作者展示的也是小周后可怜的一面，并未写到她的善妒、迫害宫女。
幼年痛失双臂 足球之梦止于10万伏高压
如果没有14年前的那场事故，或许如今的刘伟早已是绿茵场上一名纵情驰骋的健将。但“如果”二字仅仅只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臆想，对于这场事故，刘伟用乐观的方式表达了他所有的苦难：“至少我还有两条完美的腿。”
那是1998年2月12日，刘伟10岁，新春的年味还没有散尽，作为大院里的孩子王，刘伟在领着一群同龄小孩玩捉迷藏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砖头，当他再扒着那块砖往上爬时，砖头竟脱落了下来，他整个人顿时失去支撑向后仰去，双臂无意中触碰到变压器的裸线，就在变压器爆炸的一瞬间，他的双臂被10万伏的高压电烧焦了。
刘伟在医院里昏迷了6天，度过45天的危险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放到了没有双臂的断点上。这10万伏高压不仅击断了他的双臂，同时也击碎了他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10岁的刘伟，在没出变故前，已经是绿茵俱乐部二线队的队长，司职中场，哥伦比亚的“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是他崇拜的偶像。尽管失去了双臂，足球之梦无奈破灭，但刘伟没有放弃，更没有绝望，而是重新审视自己，展开了另一段人生。
残酷青春 梦想再次止步泳池
失去双臂后，刘伟在北京马家堡康复中心待了两年，他每天练习用双脚代替手来刷牙、洗脸、写字、吃饭……学习如何生活自理，“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来适应。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待遇，就连重要考试，我用的时间也和正常学生一样。”两年之后，刘伟通过自学，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刘伟仍然拿到了全班前三名的好成绩。
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在马家堡康复中心有一项水上康复训练，由于平日训练出色，刘伟被推荐到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学习游泳，而此前刘伟根本不会游泳。由于他的伤残程度属于最严重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级，尽管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但别人能游100米的时候他只能游50米。为了赶超这段距离，刘伟除了完成正常的训练，还额外下了很多功夫。每天晚上，刘伟都通过跑步、捆沙袋、扎马步锻炼大腿力量，坚持蛙跳练习小腿力量，有时候，双腿练得都抬不起来了。
疯狂的练习让刘伟的成绩越来越好，仅仅在两年后的2002年，刘伟就获得了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的资格。这一次，刘伟一举夺得两金一银，此后又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项目的冠军。那时，刘伟对母亲许下承诺：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回来。
就在刘伟为残奥会努力做准备时，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导致他免疫力下降，不幸患上过敏性紫癜。医生告诉刘伟的母亲，高压电对刘伟身体细胞有过严重的伤害，不排除以后患上红斑狼疮或白血病的可能，刘伟必须放弃训练，否则将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只能第二次与自己的梦想说再见。
第三次起飞 天籁琴音在足下生辉
两次梦想在现实中夭折，但不肯向命运服输的刘伟并没有因此而沉沦。高中的时候，刘伟喜欢上了音乐，并自学了各种乐理书籍。此时高考已临近，刘伟的内心却平静不下来，关于到底要不要上大学，他思考了许久，尽管家人反对他走音乐这条路，但刘伟执意认为：“人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所以我最终选择了音乐。”
经过整整一个假期的深思熟虑，2006年6月，成绩优秀的刘伟最终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向亲戚朋友借钱凑足13000元买了一架钢琴，从此开始了一段难以想象的练琴之路。
用脚弹琴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指法和趾法相差太大，正常人用手指可以达到8个度，而脚趾能实现的却只有5个度，老师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教他。
于是，刘伟只能靠自学去练习，为了寻找合适的趾法，基本上除去吃饭、睡觉和上厕所的时间，刘伟从早到晚都坐在钢琴前尝试。由于钢琴比较高，脚没有支撑点，双腿完全是在半空中悬着，长时间的练习使他的脚趾经常被磨破，严重时甚至会腿脚抽筋，到最后腿都抬不起来了。
在一次次的坚持中，刘伟逐渐摸索出了如何用脚和琴键相处的办法。通过长久不懈的练习和超人的悟性，刘伟一年内就达到了正常人业余钢琴7级的水平。2008年4月30日，刘伟参加北京电视台《唱响奥运》节目，演奏钢琴曲《梦中的婚礼》，又为刘德华伴奏《天意》，并为其创作歌曲《美丽的回忆》。
此后，刘伟学琴的故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8年8月29日，中央电视台《讲述》节目特别播出了刘伟的故事《断臂琴缘》。2010年8月8日，刘伟在“中国达人秀”舞台上第一次公开亮相，凭借无可挑剔的实力和优美动人的钢琴弹唱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最终在总决赛上夺得“中国达人秀”桂冠。2010年11月，刘伟首赴美国迈阿密，在皇家加勒比游轮“海洋魅力号”上举办小型演奏会，为全球观众现场表演《梦中的婚礼》《神秘园》及自创钢琴曲《希望》。2010年12月，在2011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刘伟与王力宏合奏并演唱歌曲《手牵手》。2011年1月，刘伟代表中国，赴奥地利参加“庆祝中奥建交40周年维也纳金色大厅音乐盛典暨2011年中国年开幕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这一世界级音乐殿堂里演奏了一曲《梁祝》，把一个中国青年热爱音乐、追求梦想的心声传递给全世界。
“我明白只要坚信梦想，一次不行我还可以再来一次，没什么好怕的。至于带给大家的感动，我相信那不是我，而是不分阶级、年龄、种族的音乐，是音乐背后人类共通的情感。” 刘伟淡定地说。
脚下精彩无限 有梦之人梦无止境
由于对音乐有着狂热的追求，刘伟在20岁生日的第20天，和两个朋友合伙在五道口城铁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哥特”的音乐酒吧。2012年2月8日，刘伟发行了个人首张EP《伟所欲为》。
除了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之外，刘伟的其他才艺也丝毫不逊色。2009年12月3日，他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双上肢障碍者书画及才能展示活动；2010年3月，刘伟远赴意大利，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创造一分钟用脚打251个英文字母的世界纪录；2011年6月至8月，刘伟参演青春励志剧《我的灿烂人生》；2011年9月至10月，刘伟本色出演个人首部励志电影《最长的拥抱》。对于这些，刘伟并没有因此而冲昏头脑，他说：“今天赢得了辉煌，这只能代表过去，明天的天空就可能暗淡下来，所以还是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
为了激励更多处于人生低潮的朋友，刘伟用双脚敲打键盘写出了首本自白录《活着已值得庆祝》，该书已于2011年11月19日在全国上市。除此之外，刘伟还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对拥抱有着常人没有的理解和感动，刘伟在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倡导成立了“刘伟拥抱基金”，向全社会传递“学会拥抱，学会认识自己”的公益理念，通过全国高校公益巡讲的方式，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带领迷失方向的人们走出困境。刘伟认为：“人应该热烈地拥抱这个世界，很好地活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做完美，这就是很精彩的生活。”
刘伟用他积极向上的激情将一种坚毅的力量润物无声地倾入人心，变不可能为可能，创造了独特的人生奇迹。他的成长故事轰动全世界，在各国广泛流传。2011年10月，刘伟受邀前往英国，得到前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的亲切会面，同年，刘伟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12年2月3日晚，在“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上，刘伟成为“2011感动中国人物”，荣获“隐形翅膀”的称号。
在河南 ，有人开着旧车到处“碰瓷”，还有徒弟跟着“学艺”，5个月“碰瓷”6次收入7.2万元。3月7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碰瓷者”有期徒刑5年，并赔偿经济损失。
对以往类似的案例，多以敲诈勒索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定罪判刑。河南省这起首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碰瓷者”刑事责任的案件，也引起了专家的争议。
“碰瓷”专业户露出马脚
2007年5月25日中午，在郑州市北环路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郑州客运总公司18分公司司机王新驾驶着宇通客车在逆行时，被车牌号为津AF6756的一辆奔驰轿车迎面相撞，奔驰轿车损失惨重。王新认为奔驰车司机可疑，遂拨打110。交警接到报警后，将两辆事故车和司机带到大队处理。
与此同时，郑州交运集团公司保险部（以下简称保险部）也接到报案。经现场查勘，宇通车前面板损坏，前挡风玻璃破碎。奔驰车前部面目全非，基本报废，司机孙伟峰头部受伤。
由于宇通客车逆向行驶，交警现场认定宇通客车应负全部责任。经物价部门定损，宇通客车需赔偿奔驰车36万元。
但是，保险部查勘人员陆和龙却提出了疑问，宇通客车有明显的刹车痕迹，而奔驰车为什么不踩刹车而直撞过去？另外，奔驰车是外地牌照而司机却是河南口音。这是不是“碰瓷”？
于是郑州交运集团公司立即向交警支队提出异议，希望延缓下达责任认定书。
保险部经实地测量，路面宽度为9.5米，事故地点为道路转弯处，双方车速都不高，路上又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奔驰车司机稍微向右打一下方向，完全可以避让。
孙伟峰好像也听到了风声，传出话来：“不要36万了，赔30万元就算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典型的“碰瓷”案件。
保险部认为，要想找到证据，要到天津先查清奔驰车的来龙去脉。
事实上，孙伟峰因频繁出车祸，已引起郑州市交警五大队事故民警的注意。民警发现，孙伟峰1个月内3次驾驶轿车在同一路段发生事故，并且每次事故对方驾驶员均称：事发时，孙伟峰未采取制动措施，有故意造成事故的嫌疑。
6月19日，郑州市交警五大队两名干警和保险部的陆和龙一行3人来到天津。
6起“碰瓷”收入7.2万元
根据奔驰车行车证上的信息，他们首先找到原车主苗振元。
苗振元看了行车证复印件后，惊讶地说，这台奔驰车早在6年前就卖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过户？
经查，此车已被倒卖4次，由于已到报废年限，所以过不了户。
据调查，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07年5月19日，由机动车旧货市场的二道贩子王鹏卖给了郑州的孙伟峰。
从王鹏提供的购买合同显示，交易价格是2.45万元，而孙伟峰事故后说他的车是用40万元账款抵来的；5月19日买的车，几天后就在郑州“肇事”，说明了“碰瓷”敲诈是有预谋的。案情终于有了重大转机。
在天津警方的配合下，还得知了一些关键信息，孙伟峰一年内在天津购买的旧高档轿车就有3辆。
交警部门认为孙伟峰涉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获得赔偿，其行为已构成犯罪，遂将此案件移交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立案调查。
金水区公安分局根据这些重要线索成立了专案组，经过4个月的侦破，案情终于水落石出。
今年23岁的孙伟峰是郑州市沟赵乡师新庄村人。据他供述，去年1月20日，他以2万元的价格从朋友手中买了一辆旧的红色皇冠轿车。他本想转手赚钱。但他把车开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后，买主才给他出4000元钱。于是孙伟峰决定碰瓷儿，把亏的钱赚回来。
一天中午，孙伟峰开着皇冠轿车沿着郑州市花园路向北行驶，当走到花园路与北环路交叉口辅道时，见一辆银灰色福特车逆向行驶，于是就向福特轿车撞去。孙伟峰下车后打了110。因为福特轿车违章行驶，后经估价，对方赔了孙伟峰2.5万元钱。
吃到甜头的孙伟峰一发而不可收拾。
去年三月初一凌晨，孙伟峰驾车驶到郑州市东风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时，看见一辆垃圾车违章逆行，就撞了过去。后对方赔了孙伟峰1万元。过了两天，孙伟峰以2000元的价格把车卖给了汽车报废厂。
去年4月底，孙伟峰又到天津二手车交易市场，花3万元买了一辆黑色皇冠轿车。
一天晚上10时许，孙伟峰将黑色皇冠轿车开到中州大道与北环立交叉口辅道，看见一辆别克车逆行，孙伟峰又撞了上去。交警划分责任时认定别克车负全责，后来对方赔了孙伟峰2.2万元，孙伟峰随后以1.5万元的价格将皇冠车卖掉。
经查，从去年1月份起，孙伟峰6次“碰瓷”，非法收入7.2万元，孙伟峰对此供认不讳。
师傅被判5年，徒弟也被劳教
孙伟峰制造的事故中，选择的碰撞对象都是逆向行驶的车辆。他这么做，目的很明显，交警在划分事故责任时，逆向行驶车辆司机肯定要负全责。
孙伟峰不仅自己“碰瓷”，还专门带了一名徒弟（已被劳教）。
据主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去年2月初，孙伟峰用对讲机指挥亢某学习“碰瓷”。孙伟峰拿着对讲机在路边四处观察，看见有逆行的车辆，就指挥亢某向对方撞过去。由于亢某太紧张，交警赶到现场后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去年5月25日，孙伟峰又故伎重演，终于东窗事发。
2007年9月29日，孙伟峰被刑拘。10月24日，孙伟峰被逮捕。
金水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孙伟峰多次以驾车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也是河南省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碰瓷者”刑事责任的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孙伟峰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城市交通要道上故意制造多起交通事故，骗取钱财7万余元，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能如实交代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今年3月7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孙伟峰有期徒刑5年。
罪名引发专家热议
在以往案例中，“碰瓷”行为多被定性为敲诈勒索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但这起案件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刑，法律界人士对此则观点不一。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刑较重，最少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而“敲诈勒索罪”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最高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科的检察官认为，河南首次以新罪名“碰瓷者”，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对减少、杜绝“碰瓷”事件起到积极的作用。
金水区人民法院认为有判例在先，2006年9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跃等31人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被判处8年半至12年不等有期徒刑。这是我国首例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碰瓷者”的案件。
河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保山认为，“碰瓷”带来的不仅是财产上的损失，还有对生命健康的威胁，甚至危及公共交通运输的安全，因此，可以对一些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碰瓷”行为，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但他认为，对驾车“碰瓷”一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欠妥。比如，在车流量小、行人稀少的情况下，仅仅是非关键部位的碰撞，不见得就危害公共安全。
也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以这个罪名不恰当。
河南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利军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它与其他类罪的本质区别在于这种行为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安全。
驾车“碰瓷”案件中，行为人通过车辆与他人车辆发生轻微碰撞而向车辆驾乘人员索要钱财，其危害的是特定人员的财产安全，侵害的是特定人员的财产所有权。
孙伟峰的辩护律师说，孙伟峰即使在“碰瓷”中造成严重碰撞，也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在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敲诈勒索罪两个罪名中选择适用，而不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
遇到“碰瓷”，不能私了
郑州市交警五大队事故科的交警张小林说，有时交警在现场很难判断是否属于“碰瓷”，而“碰瓷”又属于治安案件，须由派出所民警协同交警部门一起，根据其是否频发同类事故来断定是否“碰瓷”，认定较难。
他说，“碰瓷者”能屡屡得逞，主要是抓住了司机怕把事情闹大的心理，因为一般司机很难辨别“碰瓷”，认为自己也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花钱消灾，这就给“碰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