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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012年湖北黄冈中考模拟)苏俄农民彼得伊里奇斯基在日记中写道“1922年春，阳光明媚，一股幸福感深深地拥抱着我……”让他产生“幸福感”的原因可能是( )
A.政府实行实物配给制
B.可以自由支配纳税后剩余的粮食
C.加入集体农庄，走上合作化道路
D.削减农业税，促进经济加速发展
分析：本题创设了新情景来考查新经济政策中关于农业方面的内容，亮点在于新情景的创设，题目本身并不难。结合具体题意，答案为B。
其次，从工业方面考查。教材的表述是“除大型企业仍然由国家管理外，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一些中小企业”。
例2(2012年河南中考模拟)美国人哈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他23岁时到苏俄访问，为俄国购买了100万美元的小麦，列宁接见了他，并授予他在苏俄开采石棉的特许权。这一活动发生的重要历史时期是( )
A.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
B.实施“一五”计划时期
C.新经济政策时期
D.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分析：本题设计的选项比较简单，目的是通过题干中的新情景的创设，考查考生对教材中新经济政策时期实施政策的掌握程度。答案为C。
再次，从商业方面考查。教材原文“废除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恢复自由贸易”。
例3(2012年四川广安中考模拟)“新经济政策一执行，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机，市场上的商店又开始产品供应，物价也随之下降。那时党的口号是‘学会做生意”’。这里的“学会做生意”主要指( )
A.借助商品、市场的自由调节
B.宏观调控与计划相结合
C.恢复和发展私人企业
D.实行粮食税制度
分析：本题比较难，题干中“学会做生意”指的是新经济政策中商业方面的“恢复自由贸易”，但四个备选项中没有直接列出这一内容。再结合教材的正文部分内容“在列宁的领导下，1921年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综合分析，排除B、C、D，只有A项符合题意。
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综合考查“新经济政策”这一知识点。
例4(2012年河北中考模拟)列宁说：“我们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其中出现“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是( )
A.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经济封锁
B.国家内战，政权不稳
C.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水平
D.新经济政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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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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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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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
一、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
1920年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终于战胜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俄国的白卫分子，而获得了独立的生存的权利，列宁认为，这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有了发展苏维埃经济的机会。"列宁在1920年11月21日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及时地提出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位。我们要彻底的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完成两个任务：必须剥削者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建立新的经济关系。"[1]（p588）这两个任务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第二个任务，那末在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者方面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都不会有什么结果，那末回到旧制度上去就不可避免。"[2]（p378）
苏维埃政权进行经济建设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总体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俄国的经济水平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煤炭的开采量为870万吨，只比1899年稍多一点，生铁冶炼量为11.6万吨，比1862年减少1/2；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许多的铁路和桥梁被破坏，大部分的机车和约占1/4的车厢不能使用，致使运输业陷于困境。"[3]（p6-7）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府仍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进了人民的强烈不满，部分工人群众也因为物质状况的恶劣而对政府不满，他们离开工厂，走向农村，做小买卖，搞小手工业。当时苏联的生活日用品也及其的缺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苏维埃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二、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必须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
（一）在农业上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税的形式仍然以粮为主的实物税，但是粮食税低于余粮收集额的50%。每一户的税额取决于它家占有土地的数量、人口的多少、收成和财产状况。"[4]（p12）纳税后的余粮供农民自己支配，废除余粮收集制使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和买卖自由，粮食税大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在流通方面，允许自由贸易
当时，列宁认为："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5]（p347-348）当时列宁认为："合作社的商业形式比私人商业更有利。还会把资本家当作商人吸引过来，由他们推销国家的货物，收购小商品生产者的商品，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即实行商人代买代卖制。"[4]（p14）在流通方面，允许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俄国的生产力水平。
（三）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尚未收为国有的小企业，仍归原业主经营；已经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则通过租借合同，租给私人企业资本家或合作社经营。某些国家尚难以经营开发的厂矿、企业，可以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对双方都有利的厂矿、企业、油田、森林等等，坚决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或者与外国资本家建立联合股份公司。"[4]（p14）苏维埃政府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现国家资本主义。
（四）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方面，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信贷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对国营企业实行了企业经济核算制，改变了平均实物分配制，在承认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按照工人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能力为标准的劳动报酬极差制度，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4]（p14）苏维埃政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五）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1921年随着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底的过渡，列宁提出了利用消费合作社发展工农业之间的流转。从此消费合作社向农村供销社方向上发展。1921年到1923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销售合作社、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数量由12850个发展到31137个。合作社变成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4]（p15）苏维埃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三、新经济政策对当代的启示
（一）要全面的发展经济，首先要考虑发展农业的问题
要全面的发展经济，首先要考虑发展农业的问题，"农业问题中的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就不可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电气化，就不可能维持住国家的政权，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厦。" [6]（p391）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要全面的发展经济，特别是要发展农业经济，关注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二）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国资本
"没有租让，我们就得不到完善的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帮助，不利用这种技术，我们就不能在开采石油这种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部门里正确地建立起我们的大生产的基础。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加强共和国的技术设备，提高产量，增加我国工人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的产量。这方面的任何的改善，对我们都有极大的意义。"[7]（p251-252）我国在发展经济时，应该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三）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
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及时地合乎实际需要地介绍外国的技术；为了学习，应该拥有外国最新式机器中一切最重要的机器；各大城市的图书馆要有外国最新出版的科学技术杂志和书籍。"[8]（p572）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要更好的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列宁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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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伟垣，等.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美国当地时间9月12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古巴国营机构510万雇员中有100万是多余的。第二天,古巴政府公布了到2011年初裁员50万的计划。考虑到古巴的人口总数才1100多万,其中劳动人口约567万,半年时间内让1/11的适龄劳动力下岗分流的改革力度。
这一重磅消息后,11月8日,劳尔•卡斯特罗又宣布古巴共产党将于2011年4月份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且透漏,明年的会议将讨论古巴最新的经济政策。
以上举措已发出明确信号:古巴已进入新一轮的“深水区”改革,触动各阶层利益不可避免。
后强人政治时代的选择
古巴这次改革之所以像旱地惊雷一样引来世界关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公布时机的突然性和改革力度的空前性。尽管古巴新一轮改革自2008年就已经启动,但一直不愠不火。劳尔虽然在降低政府管制、开放商品市场、鼓励农业生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这些政策自执行以来效果并不显著,也基本上没有触动强大国有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劳尔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开放、温和而有节制的改革者形象。但就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古巴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式改革的时候,劳尔的这次改革动作却如此迅猛地降临了。
古巴工人中央工会13日发表声明说,古巴大规模的裁员从即日开始,最终被裁员人数可能超过100万,其中“在明年3月底,预计全国将裁减50多万国有职工”。西班牙《国家报》对此评价到,古巴国营机构目前有职员约510万人,这一裁员计划意味着有近1/5的人不久后将会失去原有工作。
古巴政府在解释裁员的理由时声明说:“我们国家不能也不应该继续维持那些处于亏损且人员臃肿的国有企业,冗余行政编制造成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已经严重伤害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声明强调说,此次大规模裁员计划“将被迅速付诸实施且涵盖几乎所有部门”。
大规模裁员表明,劳尔已采用极易激起社会矛盾的裁员方式,把矛头直指占全国经济95%的国营部门。与以往历次小规模分流后被分流人员还享受60%的工资待遇不同,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裁员没有任何补偿措施。要知道,在510万国营部门雇员中,有300万是古巴共产党员,这意味着改革不但会在经济上起到震撼的作用,在政治上也可能对古巴政府带来巨大的风险。7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为什么甘冒这样的风险呢?
从直接诱因看,2009年古巴1.4%的经济增长率远低于6%的预期,对劳尔政府而言确实是一个刺激。考虑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古巴赖以生存的食糖、烟草和旅游行业都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外部经济环境造成的低增长率还构不成对渐进式改革彻底否定的理由。所以,真正促使改革提速的原因还要从古巴社会内部增长的改革压力来寻找。
谈到古巴经济改革的开始,劳尔•卡斯特罗之兄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的1994年才是真正的起点。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东欧剧变,古巴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同苏联和东欧的经贸关系几乎不复存在。当时,俄罗斯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贸易关系仅限以国际市场价格用石油交换古巴的糖,而交换额也大幅度下降。俄罗斯向古巴提供的石油从1989年的1200万吨下降到600万吨左右,而古巴本国的原油产量很有限,致使古巴能源严重短缺,生产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撤销了过去民主德国同古巴签订的一切协议,古巴又失去了民主德国这个仅次于苏联的重要贸易伙伴。方方面面的原因促使古巴一下子丧失了75%的外贸总额、40%的GDP和90%的能源来源,当时的古巴经济几乎面临绝境。
危机促使古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改革措施涵盖了放宽外国投资条件,扩大投资领域,建立个体和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个人持有外币,精简政府部门,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实施财税物价改革等各大方面。就在古巴迅速走出了经济崩溃的困境、市场经济发展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改革来了个急刹车,明确宣布市场经济不在政府考虑之内,经济改革措施不过是现行体制的一种“调整”而已。
形象地说,1994年以后的古巴,窗户敞开了,门却紧闭着。古巴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魅力,但是却与那一切保持着疏离的状态。意识形态的判断决定了古巴改革政策的有限性。从1994年以后,古巴走向彻底改革的呼声曾经有过三次高潮,分别出现在1995年、2003年和2008年。古巴政府渐渐开放了国内产业、鼓励外国投资,也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严格的限制下完成的。
改革16年,古巴的私营经济仍然只占到GDP的5%左右,足以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改革仍然是以应对危机为主要目的,并没有走向市场经济的打算。但是,古巴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在16年内积累了足够广泛的改革欲望与共识,也形成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作风开放的劳尔•卡斯特罗一旦就任并明确改革意愿,被压抑已久的改革需要自然会喷薄而出,呈加速度运行。这样的大势是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以后难以避免的。
改革的未知数
梳理人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史,“破而后立”和“立而后破”代表了两种基本的改革逻辑。
“破而后立”希望迅速地打破固有体制安排,通过社会的自发调节作用和平衡作用,促使社会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调整。这样的改革迅猛、快速、彻底,但是代价巨大,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痛苦。东欧剧变和休克疗法就是其典型代表。
“立而后破”则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希望通过培育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方法来渐渐淡化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最后实现平缓的结构调整和新老交替。
古巴的大裁员改革,单就其措施本身而言是各国改革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但如果放到古巴改革的历史进程考察,裁员措施是否是在恰当阶段应该采取的恰当举措,也许要面对不少疑问。
目前的古巴,私有经济经历了16年的发展依然孱弱不堪,既无法在国有经济大调整时期为国家经济稳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也不可能分流半年大裁员带来的约50万劳动力。这时的改革一旦速度过快,很有可能造成现有社会秩序无法承受的动荡。考虑到劳尔•卡斯特罗已经79岁高龄,加上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欠佳,古巴的这次改革一旦出现纰漏,国家是否能有老将撑住阵脚,确实有让人担心的理由。
也正是考虑到大规模裁员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古巴政府宣布裁员的同时,将对古巴国内120种经济门类颁发25万张经营许可证,涉及范围包括制鞋匠、家用电器维修工、理发师、翻译等职业。但有两个因素会极大地制约保护措施效能的发挥。
首先,古巴政府开放的这些岗位,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半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古巴政府是否来得及筹措足够的资金、找到足够的培训人员、对社会需求做出准确的预测都是很大的问题。新岗位带来的致富效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长期低工资储蓄能力不强又得不到失业补偿的工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却是“即时生效”的。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古巴颁发的营业许可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与大工业生产无关。众所周知,工业才是解决社会大规模失业现象的最好选择。古巴政府16年改革虽然开放了大量国有企业,但其政策的多变使国外投资望而却步,国内私有企业萎靡不振。可以说,产业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了古巴裁员后的社会管理能力。
当然,古巴的大裁员自然有跨越式的风险,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古巴改革就一定不能成功。从各国改革的普遍经验来看,只要改革背后有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社会对无序状态的吸纳能力就有保障。因此,社会保护能力的强弱也就成为衡量改革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创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重新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其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体制建设、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起了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从苏俄具体国情出发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列宁及俄国面临一个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苏俄就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的干扰。在这样既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有面临内乱外患的环境下，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及俄共试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注意的设想中找到答案。列宁及俄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运用于苏俄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工业中加速实行普遍的国有化；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和流通；采用国家强制和军事化的领导方法。这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蓝本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在严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下被迫实施的措施，它对于苏俄战胜困难，取得战争胜利，保卫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却把这种政策看作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在国内战争后还加以推行。事实证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结果引发了工人和农民的强烈不满，使苏俄国内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要求废除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列宁开始从分析苏俄的具体国情思考为何这种社会主义尝试会遭到失败。他认为俄国的基本国情有：一是俄国是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二是俄国在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文化程度、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比西欧要落后的多。列宁认识到，这种国情决定了“纯向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列宁认识到以前政策的失误，他承认了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挫折的原因就在于所采取的政策脱离了苏俄的基本国情。同时，这也对我党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确定自由贸易原则，允许进行小工业商品以及农产品的私人贸易，来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没有收回国有的小企业，仍归业主所有，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则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简言之，以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归国家经营，中小型企业归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允许商品流通、自由贸易。这样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了多种经营方式，使得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突破和创新，指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经恢复了商品市场流通，承认市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事实证明，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体系只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才能发挥高效能的速度。这里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己发展起来，需要以国家的行政指令自上而下的推行，需要领导者提出政策，需要一些市场活动的领域并缩减计划经济的比例，也是借鉴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需要进行不断的理论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四大指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它找到了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过度到社会主义，这中间也不可避免的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抑制了通货膨胀，对苏俄经济发展以及开放政策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实践到实践。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们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违背计划经济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会滑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南巡重要讲话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阐述，而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依据具体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的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但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制度探索。”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上发生过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分别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而剧变是对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在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不去照搬新经济政策。因为：实践没有停止，发展不会止步，理论还需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四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列宁全集（第33、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摘要：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1921年俄国革命导师列宁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颁布的“新经济政策”为当时的俄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实时提出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这两场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又不尽相同，比较这两场改革，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新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邓小平；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前言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虽产生、形成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而且相差半个多世纪之远，但是两者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成功的改革典范。分析比较这两场改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理论界对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和列宁利用商品市场发展经济的理论的研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些研究是过去所不曾涉及的，同时在列宁理论研究中开拓了新的领域挖掘了新的深度。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俄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又提出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本文重在比较这两场改革，以便从中得到更有益的启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这两场革命的命运又不尽相同，通过对比与总结，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两者的相同点
（一）历史背景基本相同
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有其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无论是1921年的苏俄还是刚刚结束动乱的中国，其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两国人民都有尽早摆脱经济困境的呼声和要求，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顺应了这一要求，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21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国内战争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帝国战争和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物资消耗殆尽。农业经济濒临破产，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根据1921年春的统计，战争使苏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14%，农产品只及战前的60%，经济损失超过了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工人甚至士兵的不满，甚至事件。工农联盟岌岌可危，国内的反动政党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武装又开始蠢蠢欲动。在苏俄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列宁正确分析形势果断的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实施“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而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十年，百业凋零，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我们国家的经济同样是百业凋零，百业待兴。广大农民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维持很低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建国后我们就几乎关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苏关系破裂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门又关闭了。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集体，在粉碎“”后，果敢地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吸收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思想精华和实践成果，并从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理论，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二）改革目的相同
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明确指出：“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超越人力的紧张情况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只有随着恢复工业所取得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依赖……。”邓小平在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时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更好的发展上。”“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由此可见，列宁和邓小平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三）政策内容基本相同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措施来看，列宁和邓小平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两次改革都是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到：“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式：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邓小平在改革五年后总结到：“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列宁和邓小平都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所有制形式，使之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十月革命后，俄共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只容纳公有制一种形式，或迅速向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过渡。但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现，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列宁的指导下，到1922年，苏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已达257个，到1922年底，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8.5%，城乡个体小生产也日趋活跃。
邓小平主张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1984年他指出：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头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1992年南巡讲话时，倡导多搞三资企业，搞活中国经济。在邓小平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推行各种所有制形式合理配制、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们的做法均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形式，但实践证明这种开放的所有制形式正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
列宁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经济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符号。列宁认为商品经济是解决苏俄经济困难的有效手段。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过程中，苏俄在商品交换问题上经历由允许实物交换到允许经过市场、货币、商人的真正的交换过程。到1921年底，苏俄的经济就已经全面地走向了市场化。列宁自己也明确地宣称：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已经是“市场，商业”，他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列宁引导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化过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奉行实践优先的指导思想，使俄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指出：“说市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985 年，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看作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另外，在分配制度上，两人都打破了平均主义，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在商品货币关系上，充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以商品、货币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对外政策上，注意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两者的不同点
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一方面对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一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这无疑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延伸和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和超越性。从理论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马克思列宁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胜利，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实践上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给全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水平，而且并将继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体现在农业改革上
列宁从俄国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农贸市场，逐步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邓小平沿着列宁的思想，首先在农村推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从而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样，把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有机结合起来，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和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
（二）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
列宁认为，市场和商品经济并不是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邓小平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中要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因此，改革就是把经济搞活，把市场运用好，就是以市场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市场是一种手段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市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它不同于社会的基本制度，不体现、不代表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对其充分借鉴和利用。
（三）体现在对外政策上
列宁倡导社会主义苏联应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合作，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最早的对外开放形式——租让制。邓小平继承了列宁对外开放的思想，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时代特点，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才能持续而长久的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抄照搬。”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战略方针，指导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四）实践效果不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维埃国家逐渐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重新激发了国民经济的活力，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巩固了工农联盟，是列宁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成功尝试。但是，列宁的改革是短暂的，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实施，到1926年工业和农业集体化全面运动铺开后，新经济政策基本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模式”。邓小平吸收了列宁改革思想中的成分，借鉴了苏联改革实践中的因素，从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出发，创立了自己特有的改革理论并使之付诸实践，把列宁的改革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邓小平的改革不但使我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且使我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三、经验与启示
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俄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又提出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通过对这两场改革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位伟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突破自我，突破前人所不敢想和想不到的思想，果断实践，才拯救了各自处于危难的国家。
列宁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突破尝试。虽然突破的力度和广度不大，但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一次在马克思理论界“吃螃蟹”，他从实际生活方面把一个极端的战时共产主义的苏俄引进了市场的港湾，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探索道路上取得了非常重大的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充分显示出其把握实践的杰出敏锐性和超凡的政治能力。只可惜，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没有沿着列宁创新发展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和思路继续前进。但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可贵的启示性作用。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吸收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髓——实事求是，能够做到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断领导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以实践为基础，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从而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总之，只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市场机制就必然能够找到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契合点，社会主义建设也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正是继承了列宁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这样才出现了我们国家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局面和经济不断稳步向前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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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会议。
近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07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传递出中央经济政策的新信号，让人们看到了我国经济的新走向。
突出“三个协调”强调“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跃上世界第四的新台阶。实现“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只需保持7．5％的年均增速。但要完成节能降耗减排指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任务还很艰巨。为此。会议强调。实现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防止出现大的起落．必须稳定、完善、落实政策。做到“三个协调”：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这与过去又快又好的提法相比。表明中央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更加注重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好”在“快”前。成为明年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放在突出位置。在“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已被放在明年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指出，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现代农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着力点。现代农业是伴随农业现代化而产生的新概念，就是用现代装备、技术、理念等来改造传统农业。现代农业需要的是先进技术、一流设备和现代化农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应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此外，扩大消费增添经济发展动力，把对节能降耗减排的“约束”变成现实，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力度，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等，也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必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上新的台阶。
2019经济适用房买卖最新政策：
经适房政策1、经济适用房规定未满5年不得正式上市交易;
经适房政策2、政策规定满5年后，补交土地出让金把经适房转为商品房后就可以合法销售;
经适房政策3、目前还未满5年情况下，签署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
经适房政策一、如何出售已购买的经济适应房
经适房政策二手经济适用房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已经住满5年，另一种是尚未住满年的。住满5年是以购房家庭取得的契税完税凭证的时间或者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的发证时间为准的。可由业主提供两个证件中的任一个来确定经济适用房买卖政策的居住时间。
经适房政策1、 出售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
二手经济适用房出售方可依照市场价格出售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淡也只需按房屋成交额的10%补交综合地价款。
补交的综合地价款的计算方式：例如有一套经济适用房，面积80平方米，原购价4000元/平米，按市场价4600元/平米出售，补交的综合地价款为46008010%=36800元。
按市场价出售经济适用房买卖政策 后不能再次购买经济适用房和其他保障性质的住房。
经适房政策2、 出售未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
政策规定不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未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只能以不高于购买时的单价出售，且只能出售给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或由政府相关部门收购。以原购价出售已购经济适用房的，出售方需提供原住房买卖合同、住房转让合同等证件。
此类二手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必须符合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条件方可购买。
出售方以原价出售给有购买资格的人后，仍符合经济适用房购房条件的，还可以再次购买他处经济适用房买卖政策 。
二、 如何购买二手经济适用房
1、 购买已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
购买此类经济适用房不需要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特殊条件。购买此类二手经济适用房除正常缴纳房屋成交价1.5%的契税、5元印花税外，不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
2、 购买未住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
可按不高于原购房价格来购买此类二手经济适用房买卖政策 ，淡须满足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条件，并办理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审核手续。
一、“新经济”政策的特点
加入WTO以后,俄罗斯的行业竞争加剧。较强的科研水平和较为雄厚的生产基础,以创新科技占领全球市场;鼓励对创新领域进行投资,一方面特别要扶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俄政府拟借助税收、关税等政策杠杆,引导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创新;俄罗斯应具有完整的研发产业链,需要不断发展创新产业链;俄应加强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财政扶持力度。普京指出,俄罗斯必须在2020年前拥有数所世界级水平的高校;2018年前俄政府用于科技创新的投资将增加数倍;到2020年,高新技术行业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比目前提高50%。
二、“新经济”政策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资源型经济转型艰难。俄罗斯这十几年的能源原材料产品的大量出口,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基金、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及居民高档消费品提供了保障,对于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经济增长基本进入稳定阶段之后,俄罗斯应适时的将发展重点转入创新型经济领域,选择好创新经济的发展路径,使创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好资源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是对俄罗斯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二)创新型经济发展条件不成熟。对现有的创新经济发展思路,俄罗斯国内外观望和质疑者较多,其原因在于:该计划政府主导色彩过于浓厚,市场机制不足,转型缺乏原动力;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人才流失严重,国家创新体系受到削弱;产业结构升级缺乏梯次渐进性,没有现代制造业做支撑,高端技术难形成集聚效应;俄企业创新意识薄弱,开放意识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极易虎头蛇尾;实施现代化的资金由精英集团掌控,投资机制不透明,对私人投资的优惠政策不明确。按最乐观的估计,俄要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转型需要10~15年时间,其对经济发展的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
三、结语
普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安全与自己的政治生命密切相关,更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就如俄罗斯《专家》周刊3月12日的一期文章中说,“不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兑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强军,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因此,“新普京时代”必将成为俄罗斯变革与发展的时期。在未来的6年任期里,普京将会继续保持延续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并努力“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同时要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动政府主导下的“新经济”政策,以期实现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崛起的目标。但鉴于经济发展模式等顽疾短期内无法解决,普京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新经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abstract: the human into the new centur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ay there have been fundamental changes.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the network not only changed people’s way of life, but also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irns, including samuelson, and other traditional mainstream economics, it seems, to measure the four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 economic growth, price stabi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balance of payments can not be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n today’s fashionable new economy can not become possible. in the modern central bank to have four objectives included in the basic objectives of monetary policy. this also makes the functions of the central bank transport and the need to do to change the wa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conomy "."
key words: the new economy; monetary policy; economic 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 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 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