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8 16:21: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转变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
普京强调，目前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差3～4倍，未来必须大力提高俄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力争使关键部门的生产率达到或超过当前欧洲的中等水平。为此，要采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创新经济。核心技术是俄罗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普京认为，现代经济竞争实质是核心技术的竞争，技术的落后会导致国家在国际合作中不断遭受损失，因此俄罗斯应研发完整的产业链，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具体路径是首先加大技术引进力度，然后将其本土化，最后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俄罗斯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俄罗斯经济转型。
调整经济结构，
摆脱“原料型”经济，实现经济多元化
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政府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俄“‘原料型经济’的潜力已经枯竭”，为此，俄总统已明确提出，未来俄罗斯经济要实现多元化，俄在保持能源、航天等传统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之时，还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重点发展制药、高科技化工、非金属复合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六大行业。普京总统指出，到2020年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应占到50%，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将增加1倍。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俄罗斯还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使全国形成四通八达、完善的交通网。此外，还应将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并拓展经济区的辐射作用。
农业是俄罗斯的传统优势产业，农业安全和粮食自给是实现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为此，在加入WTO后，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对本国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普京总统强调，俄必须改变“国家控制商业活动的整个观念，大大限制这种功能”，为此，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减少国家调节经济的功能，加强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市场机制代替规章制度”。俄将推进大型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减少国家在大型垄断企业中的股份，限制国有公司在俄罗斯购买新资产，为发展私营经济创造条件。同时，还将改革国家司法权力体系，消除制度性腐败，使政府的工作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提高其透明度，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 发展 启示
引言
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历经50年发展，已经比较完善，但是面临着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美国哈佛大学Jorgenson教授和BEA局长Landefeld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在他人共同研究的基础上，于2006年建立了美国国民核算体系的新框架（NEW ARCHITECTURE FOR THE U.S.NATIONAL ACCOUNTS，本文中简称NA）。NA作为BEA的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NIPAs）2003基准化的一个调整。新框架的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现存的市场账户，并专注于提供一个整合的、完整的和一致的账户体系。Jorgenson（2009）在《收入与财富评论》杂志上对NA又进行了一次完整修订，使之更能够适应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等新的经济形势，同时也和2008SNA取得一致。美国经济分析局在2013年7月已经部分推行NA，比如把研发、电影版税等纳入GDP核算体系。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新的核算标准的国家。
NA的主要贡献
（一）旧体系的修订起因
美国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由于不需要像SNA那样考虑国际通用性，因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了一些世界上较完善的经济核算账户。这些账户被定期更新，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在美国战后快速发展，以及应对各种危机的过程中，表现良好。但是，美国国民核算账户体系是为了解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状态和维持经济的增长。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加剧，新经济、创新经济的涌现，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的陡然增加，美国的经济也不能够有效地抵抗外部和内部经济环境突变带来的冲击。与此相适应的是，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也已经从维持经济稳定到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方向进行转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研究新的理论模型，定义新概念、发展新的统计或指数方法、扩大数据采集范围、提高数据采集的质量和时效等。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很多数据使用者纷纷建议对这些账户进行修订。
（二）旧体系存在的问题
1.缺少整合。为了满足不同的政策和分析需要，这些账户的某些组成部分是独立编制的。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编制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账户；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编制生产力统计账户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编制其它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包容的。美国账户的不完整、不一致和缺口的存在降低了其用于分析的价值。尤其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矛盾更加突出。
2.范围和结构。从一开始，就有人建议扩展这些账户的范围来包括非市场活动。美国账户的创始人之一Kuznets认识到了只专注于市场活动，而把住户生产、研发、知识产权等和其它更广泛的非市场活动，以及有生产价值和产生回报的资产排除在外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理解战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广大学者开发了多种补充序列。
3.概念和方法。美国账户在核算美国经济时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更新太快，以至于与更新较慢的国家间的可比性受到了影响。同时美国的账户系统和SNA也存在很多不一致。
（三）新账户体系（NA）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设计
NA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从总体上讲，主要为了适应经济的全球化，以IT为标志的“新经济”，研发、创意和知识产权为标志的创新经济、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到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以生活水平评价的经济增长的质量五个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以期实现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最好的核算服务。
NA最重要的扩展包含对分析经济增长和生产率重要的无形资产，例如研发支出和住户生产一类的非市场活动，以及以所有权方式对国际交易或与微观账户相联系的宏观账户进行记录等。NA同时拥有现价和不变价的投入产出数据的一系列生产、收入和积累账户和高度一致的各个分行业的数据和汇总数据。
1.全球化的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对统计部门提出更多的要求，需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该国地区之间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经济的准确数据。全球化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的相互依赖，跨国公司的激增，技术的国际间转移，国内市场对国际贸易的与日俱增的依赖，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政策上的相互依赖导致对统计标准一致性的迫切要求。这些工作包括协调、规范、修订现有的国民核算账户体系（SNA）和国际收支平衡手册（BPM），国际间数据传播标准以及一系列对国际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核算等的指导手册。
NA的优势在于弥补使用传统的数据收集方法和现有的国民账户体系之间的差距，从而满足经济变化需求。比如，为了提供跨国公司对经济影响评价所需要的数据，通常要求统计部门直接对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海外活动数据调查，同时开发可供选择的核算账户体系。
NA是在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NIPAs）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直接发映在BEA的国际账户体系中。该体系包括记录进口、出口和来自国外收入交易记录等国外交易经常性账户。NA中涉及到核算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账户包括：国外交易经常账户、国外交易资本账户和美国国际状况账户。
2.新经济的适应。软件和硬件对于信息技术而言都是比较重要的，这点反映在巨额的软件支出上。NA采用BEA的核算方法，对三类软件进行区分——预装的、定制的和自主化的软件。预装软件是以标准化的形式销售或认证的，以包装的形式配送或是从互联网下载的电子文件。定制软件是按照特定用户的需要设计的，并辅之以分析，设计和编程等所需的定制服务。1998年以来，BEA对来自BLS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所有预装软件采用匹配模型价格指数。BEA采用编程人员的工资数据来核算自主化软件和定制软件的价格。定制软件和自主化软件的价格采用预装软件的价格和编程人员工资的加权平均来核算，并人为地设定编程人员工资占75%的权重，预装软件的价格占25%的权重。
NA中整合的行业数据和汇总数据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源泉核算作用明显，而且容易进一步分解分析。比如，可以揭示美国1995年后，有多少产出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来自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等IT投资品的生产效用的提升而引致的。
3.创新经济的适应。NA将研究与开发支出、创意投入等认为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将来会产生预期收益，而不是仅仅产生当期收益；而且研发等的收益可由其所有者来分配，这就使得研发支出具有经济资产的属性。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力图将研究开发视为创新、增长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并因此将研发驱动的经济称为技术驱动型经济或者创新经济。
NA对创新经济的重要扩展包括人力资本（Jorgenson，1996），研究与开发支出（Christensen和Jorgenson，1996），和自然资源（Wright，1990）。更近期的研究成果还对管理革新的价值和其它无形资本的重要性给予了关注（Corrado，2005）。所有这些资产对于增长的重要性是明确的，然而在这些资产上的投资通常是由个人或是公司使用资本完成的，这些形成的资产很少被买卖。其结果是尽管这些都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产，但是通常被作为非市场资产对待，其原因是这些资产不存在显著的第三方市场和附属的市场价格。NA如同针对耐用消费品和政府资本的处理一样，通过研究改进账户体系使其包括研发支出和其它无形资本，以改进这些账户的估价基础。在原则上，NA将未给研发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研发不归为固定资产，而是记作中间消耗。除非直接计算出研发的市场价值，否则NA就按照包括失败研发的成本在内的成本总额确定其价值。
研究与开发支出是1993SNA没能解决的问题之一。该问题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93SNA增补修订问题清单”44项议题中位列第9号，属于“非金融资产”类别。2009年12月的2008年SNA中已经将研究和开发支出归为非金融类投资。2008SNA在这点上和NA是一致的。
4.经济增长的来源。经济增长的来源对估计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投资和劳动服务，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可以估计经济增长的潜力。NA中对不变价国内收入和生产账户的基本革新是，引入用户成本公式来虚拟资本服务的租金。SNA传统上以市场租金来做此虚拟，但是市场租金的数据在范围上受到限制，不能满足一个整合的和一致的美国国民经济账户对资本服务的需求。Jorgenson（2008）通过分析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来源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解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因。
NA将GDP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产出等。为了构建GDP的数量指数，NA首先将产出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进行分配。投资品包括耐用品和建筑物，消费品包括非耐用品和服务。NA构建消费者，机构和政府的耐用品服务，以及机构和政府不动产的价格和数量指数，作为虚拟的资本服务价值的一部分。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和数量采用环比的Fisher理想指数，来构建GDP的价格和数量指数。NA将GDI定义为包括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等项目。GDI中劳动收入的数量指数构建是根据工作时间和每小时劳动报酬的数据。同样使用环比的Fisher理想数量指数构建劳动收入的价格和数量指数。核算不变价的资本收入、财产报酬、折旧和资本资产需要资本品的价格和数量数据。通过联合劳动和资本收入指数来构建GDI的价格数量指数。劳动和资本的权重是劳动和资本收入在GDI中的相应比例。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不变价GDP与不变价GDI的比率。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被解释为使用投入去生产产出的效用增加，或是生产一定数量产出所需投入成本的下降。它是预测经济增长预期的最重要指标。NA中整合的行业数据和汇总数据对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明显，而且容易在行业层面进一步分解，得到各个行业的生产率。
5.经济增长的质量。NA中净支出的数量指数是关于社会福利的一个核算；Weitzman（1976，2003）建议，其包括当期消费的数量和未来消费的净增量。相似的，净收入的数量指数是关于经济创造的劳动和财产收入的一个核算。不变价支出与不变价收入的比率称作生活水平（Level of Living），一个产生于当期和未来消费的福利数量指数，其与劳动和资本服务的供应形式相对应。生活水平的高低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从而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四）NA的创新
NA探讨了国家汇总层面和基于市场交易的账户。针对国民经济账户的主要创新有：
1.虚拟租金价格。基于Jorgenson（1963）提出的用户成本公式，系统化地利用了资本和资产的虚拟租金价格，这是NA整合BEA的NIPAs和BLS生产率账户的关键所在。为了在投资品生产和资本收入间获得一致性，NA虚拟了住户、机构和政府的资本收入，以及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的资本收入。对于居住用房，NA采取BEA根据出租用房的租金价值来虚拟自有住房租金价值的方法来处理。这一推算是基于市场租金价格。NA根据市场价格来推算耐用消费品，以及非营利机构拥有的耐用品和不动产的价值。
NA将耐用消费品的投资从住户消费中扣除，但是将其与相应资产服务的虚拟租金价值一道纳入GDP核算。NA对于非营利机构和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采取相似的处理。由于对等地处理住户、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投资品生产和资本收入，NA中核算的GDP比NIPAs中核算的GDP高10%左右，其中美国这次的调整主要涉及研发、知识产权等，高出3%左右。
2.NA的所有账户都以现价和不变价来体现。NIPAs提供现价和不变价GDP，以及现价GDI，而国内收入和生产账户提供现价和不变价GDI，以及定义为不变价GDP和GDI比率的多要素生产率。国内收入和生产账户提供了Jorgenson（2001）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来源分析所需的数据。经济增长的来源是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以及生产率的增长。
NA还包括一个整合的收入和支出账户。收入包括要素服务销售获得的收益，加上来自国外的收支净额，以及来自国外的净税收和转移支付。支出包括以市场计价的个人和政府支出，加上来自国内资本账户的净储蓄。NA中的这一整合账户的优势是部门间的付款互相抵消了，较大程度地简化了账户结构。为了将收入分解为支出和净储蓄的数据，NA提供了现价和不变价的收入和支出账户。经济增长的使用包括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净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净储蓄来自国内资本账户和国外交易资本账户，其等于总储蓄减去折旧。NA将生活水平定义为净支出与净收入的比率。这就是当前消费和当期累积的未来消费与资本和劳动服务创造的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NA的国内资本账户中投资包括私人国内投资、政府投资，以及住户和非盈利机构购买耐用品的支出，其都以市场价来估价。国内资本账户提供财富变化的数据，其等于净储蓄和资产重估价值之和。这为反映在国内收入和生产账户以及收入和支出账户中的当期经济活动，和反映在财富账户中的财富累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内在联系。这些账户的边界在NA的整个国民经济核算模型账户中保持一致。
（五）NA的应用
NA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为了将政策从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向增强经济增长的潜力进行转变。
第一，比较明显的是NA能够对经济长期运行的趋势进行准确和一致的估计，尤其是对真实的GDP、生产率、通货膨胀，以及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的源泉。
第二，财政政策的制定高度依赖诸如潜在GDP、物价指数和生产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这些预测通常和它们近期的趋势密切相关。因此，明确这些指标的历史数据尤为重要。NA引进研发、创意、IT等时大幅提升了真实GDP的增长速度，当然也使很多研究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对生产率和潜在GDP增长的估计提高。几乎所有的财政决策流程是基于和服从于收入和产出的预测。因此，NA的改进提升了政策制定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第三，NA也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新架构中的不变价和现价数据是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等的测算基础。这直接影响到很多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判断。比如，计算机、软件和通讯设备价格快速下降使预测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但是使预测的潜在的真实GDP提高，这样就引导美国政府制定通货紧缩的政策。
第四，NA增进了对账户之间的关键关系的理解。这种关键关系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或者通过影响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这样能够产生不同的改进且更加有希望的经济政策。当然，货币、财政和日常政策的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信息，但是NA提供的更宽更深入的数据能够在制定更加精确的政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NA对中国国民核算体系修订的启示
中国于2002年《中国经济核算体系》，期间国民核算制度方法也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和发展。随着国际最新的2008SNA的，以及美国近年采取的各种核算方法的调整，中国的核算方法也需要进行修订，形成新的文本。美国的上述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如下：
首先，中国执行“人才兴国”、“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创新经济”等重大发展战略，无疑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这些战略不仅要落实在具体的政策上，更要反映在统计监测和各级政府的统计工作中。即，中国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应该相应进行调整，不仅仅要符合2008SNA的规范，也应该效仿美国的NA，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适合决策者需要的核算方法和体系。
其次，增长必须保证质量。信息技术、创意产业等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数量扩张，更在于其自身质量和对其他行业质量的提升。中国目前新产品层出不穷，产品质量没有实质性进展，这种变相的数量型扩张通常导致产能过剩，同时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现有的核算方法没能体现出这方面的数据，也无法进行预测，更谈不上为政策的调整做出提前的研判。应该效仿NA中的不变价和现价的账户结构以及分行业分质量等级的核算数据模式。
再次，研究与开发支出等进行资本化。将研究和开发支出计作固定资本形成，并鼓励各级政府开展重点工作。美国在NA的研究基础上率先采纳并践行这一举措。美国BEA已把研发支出纳入2012年投入产出表和2013年国民收入与支出账户的核算与编制工作。将研究与开发支出纳入GDP统计，尽管面临着各种技术困难，但符合当代世界经济由传统的要素投入推动增长向创新主导增长转型的趋势和实践。
参考文献
1.许宪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Corrado Carol，John Haltiwanger， and Daniel Sichel， eds. Measuring capital in the new econom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3.Jorgenson，Dale W.， Mun S. Ho， and Kevin J. Stiroh .A Retrospective Look at the U.S. Productivity Growth Resurg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22， Number 1 Winter 2008
4.Jorgenson，D. W..Empirical Studies of Depreciation.Economic Inquiry，1996，34
5.Jorgenson，D.W..The Embodiment Hypothesi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6，74
6.Jorgenson，D.W..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placement and Depreciation， in W.Sellykaerts，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Theory，1973
7.Jorgenson，D.W..A New Architecture for the U.S. National Accounts.Richard and Nancy Ruggles Memorial Lecture.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Series 55，No. 1，March 2009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由于经济的不确定，以及国内经济政策调控的两难选择，使得A股市场难以积聚明显的做多动力，也还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因此，下半年，市场仍将延续震荡寻底的过程。
欧洲债务危机仍在延续，救助机制并不能根本上解决欧洲经济面临的转型难题：财政大规模赤字与失业率高企、经济疲弱之间的矛盾。而矛盾背后实质上是欧洲“高福利、低生产”模式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经济体的调整过程可能并不会很快结束，金融市场的动荡很有可能诱发经济体“二次”探底局面的出现。下半年中国出口环境因此变得相对悲观。
在金融领域，信贷收紧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已经使得金融市场出现明显的流动性匮乏。货币供应量将继续回落，对市场资金供应并非有利影响。中期市场的重大风险还在于公司盈利水平变化，目前卖方研究机构对此并没有给予完全充分的反映。
从市场供求来看，在流动性偏紧的状态下，市场融资压力不减，而下半年A股市场还将进入限售股解禁的最后冲刺阶段，到2010年年底市场将基本实现全流通，流通市值规模将有约8万亿元的增加。
对市场有利的信息是大幅下跌后市场整体以及权重行业估值进入低位区间，如果基本面不发生重大转变，阶段市场也存在-定静态价值支撑。但经济增速下滑对估值的挑战作用仍然不可轻视。
直观上，触动市场破位的原因是房地产行业政策的加力收缩。虽然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均已受到影响，出现大幅调整，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认为调控政策对市场的压力已经得到释放。基本面上，投资带来的需求回升速度较快，使得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2004、2005年以来增长周期的高位。同时，物价指数进入快速上行阶段，通胀压力不断加大，未来2-3个月，国内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困扰仍然，难以轻易消除。物价指数维持高位运行，而经济数据中反映增长的投资、工业等主要数据下滑特征将更加明显。虽然加息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大，但政策基调仍将维持偏紧状态。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后续配套政策将继续落实，前期政策已经使房地产行业交投明显滑落，但高房价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二季度之后国内需求明显复苏，而物价指数也将逐步抬升，并进入集中释放阶段。政策调控的两难选择使得市场也难以积聚明显的做多动力。整体上，我们认为政策调控仍将维持偏紧状态，房地产市场、物价走势是决定政策走向比较关键的两大因素。
如此背景下，市场预期还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信贷紧缩与流动性控制使得资金供应预期持续受压；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难以影响行业投资开发力度，政府项目投资建设周期推进也能保证投资数据短期强势，但政策促动下的投资回落预期已经处于酝酿之中；生产资料价格进入强势上涨阶段，对传统制造行业的利润削弱作用将逐步显现，应该注意，中期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投研机构盈利预测下调风险。
从经验上来看，下半年市场有跌破前期低点、向下寻求支撑的可能性。如果经济向下风险显现，沪综指有挑战2300点的可能性。在宏观面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大幅下跌后的市场反弹可以期待，届时可关注业绩优良价值股或部分超跌周期股的反弹机会，但应注意控制进出节奏。中期视角，应继续规避与经济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公司，关注重点可以放在业绩预期稳定的品牌消费、食品饮料、商业，农业、医药类公司，但也应注意上半年涨幅较高的部分消费股出现阶段性补跌风险。我们继续看好新经济中的智能电网、高铁及配件、新能源电池、TMT及高科技产品应用，但目前建议稳健投资者等待其更好的买入机会。主题投资方面，可继续关注新疆、海南、等区域板块的波段机会。
体制的顽固性
应该说，中国金融业目前由国有银行主导。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一家资产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5%。这个格局使得银行通过向其他大型国企放贷轻松赚钱，这些国企本身又主导着能源、交通、电信和大宗商品等行业。
另外，各级政府对资源要素价格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因此能将要素价格压至均衡价格之下，并能将利率压至自然利率之下，从而改变微观的投资回报。于是，中国的财政和准财政活动具有极强的货币创生性，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讲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也就是“财政决定货币”，财政风险最后都转化为金融风险。
改革者曾经相信，使外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将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高科技和服务企业，并且有助于重塑中国经济。然而，这一做法不可能根本性地对抗体制的顽固性。2003年实施的银行业改革，希冀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开放促改革，但最后发现只建立了一个形似健全的微观治理“表”，但里子跟原来一样。过去改革者可能都有某种惯性思维――大层面的改革推不动，因为改不动，所以把门打开一点，更广一点，起到倒逼作用。然而，这种方式值得商榷。
金融体制改革的三个层次
我认为，未来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深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商业化改革；二是强化审慎监管体制和提升危机处置能力；三是汇率弹性、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要素领域的改革。
从过去十年的金改历程看，越来越多的人深切感受到金融组织体系变革是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核心前提。金融机构基础行为不改变，利率市场化等要素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需要实质性突破金融垄断，厘清金融与政府的关系。具体而言，以下这些措施有可能逐步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如何逐步降低国有银行体系份额，可能选择一到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施民营化试点，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积极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加快推进增加市场约束、降低道德风险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等。
监管套利的发生和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监管政策和规定的不一致相关，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这需要通过完善审慎监管的框架加以解决，特别是不同的监管当局对同类业务的监管政策，应该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监管标准应该有相应的协调性。从这层意义上讲，最近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货币政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中央宏观调控工具，要求金融审慎监管与之相互协调，这样才能够发挥出预期的政策效益。
宏观金融政策框架也可能做出重大调整。由于中央银行在管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吞吐基础货币上有了较多的主动权，就可以保证整个货币信贷的供应不会超出控制的范围，这时候放弃过去僵化的、效率低下的贷款规模和存贷比的控制是有条件的。巴塞尔III核心就是约束商业银行的扩张行为，提高偿付能力，用流动性指标防范银行的支付风险。商业银行在巴塞尔III的框架下，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取消存贷比和信贷规模管制，逐步释放商业银行正常管理其资产负债表的自，可以提高宏观金融整体运营效率。
资本项目开放须谨慎
在金融开放方面，现在大家争论很多是汇率、利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次序。对内的利率、汇率改革和对外资本账户开放，究竟孰先孰后？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前提，其理论基础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不可兼得。而现实中，这个三角的三方都可能是以非完全、非绝对的状态而存在，各方推进通常处于交错状态。这使得次序的逻辑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得不到很好支持，因此争议很大。
以上分歧充分说明，次序应是个时点性的概念，不同的宏观条件，开放次序或有不同。从大的方向着眼，次序要服从宏观经济的平稳和经济软着陆；从小的方向着眼，要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为先，也就是说在“不可能三角”中，中央银行最后实际上更多是在汇率和资本项目之间做选择。
个人感觉，资本项目开放优先的宏观时间点可能过去，因为中国的宏观条件正在经历结构性拐点。人口红利窗口关闭和制度红利衰竭，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中枢下移，投资和储蓄结构或会发生深刻变化，引致过剩储蓄的消失和经常项目顺差被抹平。而美国制造业新经济因素、“服务业可贸易水平”，以及非常规能源革命的经济再平衡战略深化，将导致其经济中可能出现越来越明确的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美国1998年以来的经常项目逆差恶化的状况被大幅修正，其债务前景变得可持续。过去十年的美元周期可能将逆转。
关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教授的观点。尽管资本项目管制这个“防火墙”现在已经被各种套利冲击得千疮百孔，但至少墙在那里，能够在有形的范围隔离一定风险。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把这个墙拆掉，而是要抓紧时间整顿国内财政，要把房子打扫干净，逐步释放汇率弹性，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准备条件。从这几年实践看，在缺乏弹性的汇率下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几乎是最差的政策搭配。短期资本流动跨境套息异常繁荣将进一步累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在未来金融改革中，一定要明确开放次序的设计和安排。
刘煜辉简介
湖南长沙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新闻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在知识概念上,他能够抽象出受众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点、社会效果、记者报道能力等诸多共性问题,并知道新闻报道操作流程上各个环节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上,面对任何一次具体的报道活动,他都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向盘”,凭借思维习惯就可运用自如。
经济新闻报道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新闻思维能力。经济新闻报道一般涵盖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商贸市场、交通城建、农业农村、房地产、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新思维,从“大财经”入手,以“人本化”的视角,实现新闻的创新与,争取大传媒时代竞争的优势。
寻求“思维能力”突破
思维能力的大小是新闻从业者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维能力功底,是成就优秀记者的入门功课。
记者思维具有反应快速、探索求证、求新求异、视野开阔以及思维的整体性和选择性等特点。记者思维是根据新闻事实的特点和新闻报道的目的,运用新闻原则和规律,去发掘新闻信息,表现新闻价值的一种职业思维。它要求记者对事物本身及其相关情况的掌握要尽量详细。同时,记者思维方式不能背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思维的整体性使记者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录。从根本上来说,记者对信息的选材和处理,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因此记者有责任对掌握的素材和信息进行核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记者衡量和选择,即善于选择采访对象和选择合适的主题、题材,善于创造性地独立思考,去辨别是非和评价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新闻点,写出角度新颖的报道。
造就优秀的记者,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实现创造性思维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记者工作时间紧,自我学习往往难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组织的在职继续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记者的综合素质,可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也可与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课计划,让记者再次走进课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记者的思维培养应讲究学以致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知识支撑。除了学习掌握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可以进行包括文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培训,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思维提供源泉。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新闻学习也是创造性的,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而进
行的学习。还应注意总结经验,实现经验超越和知识提升的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新的发现和突破。
瞄准“人本化”定位
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斗员。记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新闻思维能力,就要看其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作为从事经济领域报道的党报记者,怎样从改进和创新经济报道着手,采写出让读者共鸣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呢?
毋庸讳言,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当前经济新闻报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新闻性不强、思想性不足、现代味不浓、鲜活味不够、定位不明确、重物不重人、新闻源狭隘、报道欠平衡、“抢”新闻不力和评论类“短腿”等。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努力践行“三贴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增强经济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应从“人本”的角度出发,不妨“大题小做”反映民生。经济报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重大经济题材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用平视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状况、真实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经济新闻富有人情味,体现出媒体浓浓的人文关怀。
其次,关注民生,聚焦经济生活热点难点,比如,房价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就业再就业难题如何破解?农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样享受低保?大量农民工能否实现病有所医、伤有所治?作为经济新闻记者,如果能把这些民生报道列入议事日程,尤其关注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正确引导经济发展走向,帮助人们释疑解惑,这样经济报道就会逐步确立在读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从关注人性的角度出发,又不失经济报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理应成为经济报道中的主角。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活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来。经济报道在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历史环境变迁、社会价值取向等深层的问题时,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报道思路和写作方式,尤其在深度报道中注意拓宽人文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报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灵魂。
一些人往往认为,经济报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关怀”,但事实证明,充满感情的经济报道更容易吸引受众。比如在两会的报道中,报道一件提案的通过,惯常的报道是某某次会议通过了某某提案,内容是什么。但读者更希望了解的是,这件和生活密切相关提案的前因后果,这样富有内涵话题的经济报道形式,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第四,从社会化的角度,提升经济报道的服务性和针对性。从经济角度报道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的现象,不仅能满足正日渐细分的读者的多层需求,而且对经济报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经济新闻绝不是简单的行业经济和工作报道,还应当包括社会文化生活等综合范畴。对涉及读者利益、与经济相关的教育、体育、文化、休闲等领域进行深入报道,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很好地结合起来,可起到服务百姓的积极作用。
要以经济视角关注政策措施的变化并加以解读和诠释,用经济眼光分析社会生活领域现象,使经济新闻报道手法丰富多彩。当然,经济新闻社会化的手法也对我们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学会运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识,调查、透析新闻背后的东西,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才能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和报道。
着眼“大财经”视角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公众对经济生活中诸如住房、汽车和股票等关注度不断提高。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好财经新闻报道工作,已成为省级党报等综合类媒体的一项现实课题。
要从关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让财经新闻生动化。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改变党报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还需要我们在挖掘经济信息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力求以情节化的形式提供各种经济信息,阐述各种经济关系。也就是说,财经新闻应当更多地从大众身边的经济生活入手,采用个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来讲述新闻内容,尽量拉近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任何硬性的宏观经济态势或调控措施,都可能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财政新闻的报道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人们身边的故事入手,阐释宏观的经济态势变化或调控措施产生的影响,既可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又能使问题变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要克服财经新闻“专精深”的弊端,达到通俗解读的目的。作为综合类媒体,其报道定位应当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对专业问题进行大众化解读,只有让受众“读得明白”,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综合类新闻媒体的财经报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群众不愿看等现象。比如,报道经济增长不外乎GDP增长多少,比往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提到企业发展,就是创造了多少利税,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读,忽视了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使得财经新闻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在新闻领域中,财经新闻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金融保险、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公司新闻等等。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财经事实表现得富有说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闻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为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摒弃财经新闻的生硬面孔,增强亲和力。财政新闻要摒弃教条式专业说教,或者简单罗列数字,必须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众关注财经新闻,不只是从专业性的角度,如行业发展等,更重要的是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财经新闻的报道应当更多地从读者的视角出发,从读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发展的实质。当前,各大综合性媒体纷纷增加满足普通大众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强财经新闻的服务性,就是明显例证。
当然,财经新闻的软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实不等于媚俗。在报道财经事件和经济政策时,除了从平民的视角着眼,也应当提供业内专家的阐释和意见,补充相关的资料链接,这样更能充分发挥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关键词：俄罗斯；投资环境；WTO
中图分类号：F1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1-0003-02
一、 新形势下俄罗斯的投资需求与机会
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加入了世贸组织，2012年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在这种新形势下，俄罗斯的投资需求与投资机会显著增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入WTO后，俄罗斯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
尽管俄罗斯加入WTO的历程看来历经重重困难，但是2012年8月俄罗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世界上第156个正式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俄罗斯经济开始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不仅对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也将为世界经贸合作加快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加入WTO俄罗斯将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关税壁垒，开放国内市场以及降低对于战略行业的控制保护。尽管俄罗斯的入市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计划体制和思维模式束缚， 但俄罗斯加入WTO，的确为外国商品与服务的进入创造了新的机会，使俄罗斯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国际投资场所。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发的投资需求
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最东部的经济区和联邦区。自1999年普京政府执政后，远东地区的规模式开发成为俄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并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改善投资环境的有力措施。普京新任期内，通过发展远东，带动东部地区的发展，将成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俄罗斯正在实施东部大开发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向远东地区投资，现阶段，远东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经济结构的改造，以及老化设备的更新等都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如果远东地区没有得到持续大规模的投资来保证大型项目的实施，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陷入停滞状态。 此外，远东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得到很好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远东丰富的自然资源引起了众多发达国家的投资关注
（三）俄罗斯经济的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创新型的投资需求
俄罗斯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大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俄经济的发展过度地依赖于资源，二是生产效率较低。为解决这些问题，普京政府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俄罗斯当前的最佳选择，认为俄罗斯必须发展创新经济，让其经济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在 2008 年，俄罗斯政府了《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该战略的主要思想是俄罗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俄罗斯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很显然，俄罗斯应该为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经济的成功转型创造出充分的条件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然而从长期来看，2006 至 2010 年间，俄罗斯公民收入增长的平均速率达到通货膨胀率增速的 1.5 倍。[1]可见，俄罗斯国内的资金供给情况并不乐观。这也给俄罗斯发展创新型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也同样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市场。
（四）俄罗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
作为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之一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目前俄罗斯政府首要目标之一。 目前基础设施在俄罗斯的城市和地方性区域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在绝大多数的地方性区域，道路建设和维修发展缓慢，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区域对于外资的吸引力。首先，俄政府拟向交通领域注入巨资，拟全面提升现有铁路、公路和航空的运营条件，加快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步伐。这意味着巨大的国外投资需求。[2]其次，俄互联网产业近些年一直处在持续增长阶段，但总体数量较少致使俄公民上网成本高，网络的不发达给企业的工作效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俄未来互联网发展需求和潜力以及后续的配套服务对于外资而言极具吸引力。再次，目前俄罗斯的电产量相对较多，但是由于俄国内在电力节能技术方面发展的不是很成熟，致使大量的电能源的浪费，对于相应的科技及设备型外资引入而言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五）俄罗斯油气资源、林业资源和农业资源开发的投资需求
近年来，外资投入最多的领域仍然是自然资源领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工业、森林开采和木材加工等。目前，世界能源资源日益紧张，油气工业是最具投资吸引力的领域，俄罗斯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剧增，燃料工业也就自然成为外资进入最多的行业。其次，俄罗斯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 这为其发展木材加工业提供了前提条件。森林开采和初级加工是目前该领域的外资主要集中所在，相对而言其深加工领域外商投资较少，长期而言存在吸引外资对木材原料进行深加工的发展空间。再次，俄罗斯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能力较为低下是俄罗斯经济结构特点的突出表现，急需外部资金和技术注入。然而，外资对这一领域的投资与其需求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随着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农业领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
二、对俄罗斯投资环境的基本评价
总体看，今后一段时期俄罗斯的投资机会非常可观，但要对俄投资，就需要了解俄罗斯的投资环境。新形势下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概述如下。
（一）加入WTO以后俄罗斯市场开放度将进一步放宽
俄罗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履行其成员国义务而进一步降低关税壁垒，开放国内市场以及降低对于相关产业保护等等。自2012年俄罗斯成功加入WTO开始，俄罗斯的平均关税降低至9.5%。到2013年底将降至7.4%，2014年底其关税有望达到6.9%，到2015年底的基本值为6.0%。近11000个品名中的1000个商品涉及降低关税。进口方面还有近25%的商品关税到2015年开始逐步降低，得益于实质性关税减让的部门包括民用飞机及零件、医疗和科研设备、农业发电和建筑设备、信息技术和化学品。[3]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尽管市场开放程度以及相关行业的进入和保护政策调整尚未明确，但大幅降低的关税已显出明显的吸引力。当境外投资者向俄罗斯投资建立实体，其生产的产品从俄境内进行出口时，由于出口关税的降低将会降低其出口成本，当进口相关原料时也将会降低其进口成本。
（二）基于俄罗斯对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注重而进一步优惠的投资政策
1999以后颁布的相对完善的《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标志着俄罗斯为改变吸引外资乏力的不良现象并完善引资政策而做出努力，俄罗斯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与本国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大量的优惠政策，并提供一系列法律保障。[4]为了进一步降低外资进入门槛，简化一些行业的手续，2011年俄罗斯修改《外国投资法》，在一些行业和地区上实施积极的外资鼓励政策，鼓励外商投资者对传统产业进行投资，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例如外商投资开发地方工业、交通、建设工程和农业项目时，政府则减征利润税，并免征财产税。同时，在俄各地区制定地方法律、法规，对外国投资者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和减免等。例如当地政府对外商免征财产税、水利工程使用费和土地税。此外，俄一些联邦主体还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措施，对一些鼓励发展行业的投资项目，实施通过地方预算返还境外投资者上交的部分税款等优惠。
（三）俄罗斯政府对于相关部门的腐败治理及制约将减少投资障碍并提升其效率
普京政府执政后的经济政策调整特点之一就是特别惩治政府相关部门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续任的梅德韦杰夫政府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法》。仅2011年上半年，因腐败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就高达2800人，两届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促使俄罗斯长期处于投资萧条的状况出现了一定复苏。[5]除了采取措施高调反腐。俄罗斯联邦政府为发展创新经济，吸引外商投资，针对俄法律法规目前仍不完善，地方政府出台的法规与联邦政府出台的法规存在较多矛盾和脱节，法律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变动较为频繁等现状，积极制定并出台很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制度，有效地拓宽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俄罗斯行业的经营渠道，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会在相关投资项目的土地使用上、经营管理、征税等方面放宽限制。
（四）俄罗斯融资环境的较大改善
俄罗斯金融信贷机构经过几年的整顿巩固，实力已有很大提高。一些投机性且无实力的银行退出舞台，目前金融市场变得比较坚实稳固，投机性减少，证卷交易市场、融资平台以及金融咨询等方面正在发展完善。近年来俄罗斯同意让外资银行、券商和投资公司拥有高达100%的股权并对新增银行和保险业保留一定条件下的设限权，其条件是外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超过50%。[6]海外投资公司和银行登陆俄罗斯将发挥重要的牵头引线作用。此外，《俄联邦海关法》、《俄联邦税务法》和俄罗斯地方联邦主体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于一些重要外资项目和优先发展项目，地方财政可以利用本级预算收入或预算外资金向外资企业提供融资、风险担保和补偿。此类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进一步改善俄罗斯融资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俄罗斯基础设施环境的显著改善
基础设施因素是外商在东道国投资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外商的生产成本，它作为投资的“硬环境”，是目前投资环境的决定因素之一。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俄罗斯较大型城市经过一系列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梅德韦杰夫政府在其执政期间着重加强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建设电站和输变电设施使电力输送的根本得以保障，铁路、航空等方面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提升俄罗斯交通的便利性和运载力。 外国投资者对俄罗斯这一方面评价较高。此外，俄罗斯通讯基础设施包括固定宽带互联网和电话线路近年来得以发展，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降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的运营成本。尽管目前俄罗斯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型城市外，基础设施陈旧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三、对俄罗斯投资环境的风险评估
（一）经济形势和市场形势的不容乐观
近年来，俄罗斯国内的 GDP、通货膨胀率、CPI 指数、人均 GDP 收入等指标，一致表明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环境欠佳。 此外，俄政府连年的财政赤字，宏观经济环境恶化，持续低迷，GDP增长缓慢，市场需求萎缩，贫困人口比重增加等等是俄罗斯有效吸引境外资金和投资商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其次，俄罗斯银行体系不健全，市场体系完善程度不够也是进一步扩大引资的障碍。目前，应该说俄罗斯己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无论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制度，俄罗斯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俄罗斯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WTO的规则要求商品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受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俄罗斯要建立起市场经济不是一天、一年甚至十年能够完成的。
（二）政府对于战略性行业开放的严格控制
俄罗斯政府出台许多鼓励外商投资政策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外资的政策，主要有：限制外资进入俄罗斯的战略性行业，如飞机制造、航天、军工生产、原子能和专用技术。由普京签署《有关外资进入对国防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行业程序》联邦法明确限制外资进入的 42 个战略性行业、所涉及的交易类型。规定私人和外国投资者对相关行业企业的控股不能超过50%，以国家身份出现的外国投资者则不能超过 25%。而且，对于俄罗斯战略性企业外资并购过程极为复杂和严格，并购所涉及许可及程序需俄政府专门委员会批准，通常耗时以年为单位。此外，俄罗斯政府对外国企业在某些战略领域的具体项目投资总额设定最高额限制。而且对外资进入某些行业领域进行苛刻的审查。这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进入。
（三）俄罗斯对于其投资优惠承诺的兑现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俄罗斯对本国的立法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际惯例，尽量符合WTO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求，尽量体现出其对于外资尤其是直接投资的优厚承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目前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基本按照WTO规则的要求行事，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其法律法规的实际执行及其程序设置上兑现其投资优惠的承诺。被纳入到俄罗斯法律中的WTO法律和规则在多数情况下未反映到受法律约束的文件中，因此不会有实际具体的措施。[7]此外，俄罗斯法律条文难以准确识别，特别是俄地区政府还不能保证所有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公开性。对境外投资者而言，投资承诺的透明度原则是必要的，否则入世后俄罗斯的投资优惠政策一定意义上讲更具有表面性质。
（四）俄罗斯政策多变性使投资的风险度提升
目前俄罗斯的外资政策特点之一可归纳为经常变动，缺乏相应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俄罗斯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至今仍不够健全和完善，联邦法律与地方法规有些地方脱节，不同领域的经济法律在同一类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而且这些法律变动较频繁，缺乏稳定性。外资政策执行缺乏附加保障体系且执行不透明，因此境外投资者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很难互相信任，从而致使俄罗斯每年都要有大量的外资因此而流失。[8] 而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外商投资管理上各有分工，其审批程序繁琐，在外资流入过程中容易造成管理多头，无序管理。此外，俄罗斯的外资立法仅仅从表面上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显性风险，事实上俄罗斯外资法的隐性风险例如无约束地国有化或没收财产，国家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等等更容易造成境外投资的失败。
（五）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和社会治安的实质改善面临关注
现任总理普京在其第二次总统选举前承认，[9]俄罗斯对长期投资者吸引力不大，这与“系统性腐败”密切相关。虽然俄罗斯一直都在努力反腐，然而，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和国有大公司的垄断依然是俄罗斯高发的主要诱因。虽然俄方一直都在努力完善法律法规，积极争取外商投资，但是截至目前，俄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尽管一些司法改革的措施已经获得通过，然而整个体系依然效率低下，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此外，俄罗斯社会治安问题十分恶劣，一直以来俄罗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外国投资者在俄人身安全存在隐患。俄罗斯境内极端主义组织的犯罪活动猖獗。大批外国投资商都受到不法分子的袭击，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社会治安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六）俄罗斯政府对于其市场和国内产业较浓的保护意识引发投资障碍
在总统普京的直接干预下，俄罗斯重拾已经废弃多年的构建经济特区思想，以示对外开放的决心，并希望以入世和政策法规调整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然而对于外资而言俄罗斯政府始终无法放弃外资进入可能会排挤和控制民族产业、可能致使国家利益流失。这种情绪在俄政策层面中反映在对于一些敏感行业如军工航天领域，政府在环境、技术等方面设置许多壁垒，阻碍外资的进入。此外，一些敏感性产业诸如能源产业等在引入外资或涉及海外并购时往往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例如股权比例限制和产品分割协议。值得提出的是，即使一家外国公司获得了投资及运营许可。一旦与当地本土产业集团或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特别和当地的大型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指望受到公平的待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系列相关限制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外资对俄投资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网站：economy.gov.ru.
[2] 董玉玲.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投资发展阶段实证分析[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3] 俄罗斯国家统计署网站：gks.ru.
[4] 李传勋.俄罗斯投资环境与对俄投资策略研究[J]. 东北亚论坛，2004（4）.
[5] 曹志宏.俄罗斯投资环境及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问题研究[J].西伯利亚研究，2011（10）.
[6] 孙晓谦.对俄投资合作的风险及防范[J].西伯利亚研究，2010（8）.
[7] 安兆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对俄投资[J].西伯利亚研究，2008（2）.
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行政权力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1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我国是一个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果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备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律制度体系，都将严重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但转轨中的经济体制依然制约和扭曲了自然资源的配置。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被无偿甚至廉价使用，这不仅导致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也助长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的在于打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地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对法律法规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与生态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为指引，以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生态立法的基础，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将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以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考虑，构建一个标本兼治的环境立法体系，借助法律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贯彻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超前立法、加快立法。建立和完善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法律体系。在各种经济立法中要突出生态文明的内涵，使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经济法律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对现有法律法规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在全面梳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彻底清理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规定。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立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现在特别缺乏一种能使“三个目标”（生态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三种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法律制度安排。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根据时代法制要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生态目标优先、生态效益优先的铁的原则，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使制度安排得到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备的符合生态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能的司法体系。建立和加强生态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根据时代法制要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生态目标优先、生态效益优先的铁的原则，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同时要使法律制度得到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备的符合生态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司法体系。没有这样一种司法保证，生态市场经济社会的生态效益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环保管理机构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权力。加快制定部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修订和终止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经济政策法规，创建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政策法规。加快制定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核安全、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专门法律法规。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对现有的环境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进行修订，使环境标准与环境保护目标能够做到相互衔接、协调和配合，减少和尽量避免相互矛盾。对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经济政策法规重新修订，创建有利于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经济政策法规。
作者：高红贵汪成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当前两大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困难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
自从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有两大问题日渐突出：一是负债额日益增多，二是财政赤字日益加大。
经过连续数年增发国债，这些年国债余额已达到6480亿元，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加两个百分点左右。如此巨额负债势必形成严重的后遗症。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6年的1％上升到2000年的2.9％,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2001年的财政赤字是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7年的4.2倍。
我国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显性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比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帐、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事实上，如果采用合并财政赤字和合并债务负担作为判断标准，我国赤字率指标可能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2个百分点左右，债务负担率也可能逼近45％～60％的国际警戒线。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共同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实际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
2002年1月～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6488.12亿元，增幅12.4％。这是近年来财政增收的最低速度。而财政支出却在大幅度上升，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财政赤字将突破年初制定的3098亿元的预算规模，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较大。引起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与股市下跌有关的原因是，印花税的减少和国有股减持收入的减少分别导致财政收入下降1～2.5个百分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强大的税收作后盾，但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收入增幅却又不能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条件下，税收的增长率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低于GDP名义增长率，但在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收入以高于经济增长2倍～3倍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虽然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但却以税收负担不断提高为代价，这样将会妨碍经济的增长，操之过急会引发经济出现紧缩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不可能长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后必将逐步淡出。
稳健的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却持续下降，通货紧缩现象反而有所抬头，货币政策效用减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一般只考虑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货币需求。股市作为虚拟经济范畴，规模日益扩大，其产生的货币需求不容忽视，因而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导致过去一直延用的传统货币政策效用递减。
其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使金融“脱媒”现象愈来愈突出。一些优良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股市解决而不再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银行的优良客户减少，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成为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是股市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长。在股市行情火爆的情况下，公众对证券投资收益预期与固定资产投资收益预期的非一致性，使公众缺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动力，而对证券投资则有着极高的参与热情，新增货币大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股市，使固定资产投资在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却呈疲软之势。
其三是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乘数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股市的发展，使这些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储蓄利率时，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储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漏出银行流入股市。在现行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资行为会使一部分广义货币转化为狭义货币，同时，企业申购新股或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时产生的客户保证金问题，又会使一部分狭义货币转化为广义货币。
积极的股市政策的传导途径
通过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消费和投资进行传导
积极的股市政策可以充分发挥股市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其一是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来剌激消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居民的消费倾向是个常量，消费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收入预期。股市价格上扬使股市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虽然不计入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这一指标（居民收入主要是指现期劳动所得，不包括诸如租金、利润这样的收入），但它事实上构成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对居民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同时居民收入预期的变化将改变既有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在可支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预期的提高也会促使居民扩大消费支出。股市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持续的“牛市”状态配合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必然增强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居民的收入预期(包括固定收入和资本利得)也因此得以提高，从而扩大投资和消费的支出。
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可以认为，在一定的股市规则下，如按T＋1日的交割制度，其货币流通速度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在此条件下，股市交易和股指上涨对货币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从长期趋势分析，如果股市保持长期稳定的上涨态势，股票市值的增量就形成新创造的价值，股市交易就极易产生正和游戏，这部分新增价值对货币产生增量需求。另一方面，从短期趋势分析，如果不考虑分红派息、税收和手续费等因素的影响，股市短期交易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一种零和游戏。在此期间货币只是简单地、频繁地被周转使用，所以在此过程中，货币需求量也是一个刚性的实际需求。
由于股民保证金数额随着新股发行和股市升降，特别是开放式基金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在存款账户和保证金账户之间大幅快速流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理论来预期分析，随着股市火爆，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向股市转移，使M2减少，M1增加；当股市冷清，可能出现股市资金向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回流，使M1减少，M2增加。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2001年7月1日开始，将客户保证金计入M2，由此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央行已从货币总量上开始关注股市资产价格了。
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股价上涨可能通过较多渠道来增加财政税收。近年来，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股市上涨带来的政府税收增加部分很可能会抵消个人储蓄的降低部分，从而继续保持个人消费率的增长速度，继续发挥股市财富效应。股市上涨带动财政税收增加，所以有助于减少财政预算赤字，进而可能对财政政策产生影响。
由于我国没有开征股票交易所得税，目前最直接的渠道是通过提高股市交易量来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税。股市上涨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交易量大增，由于印花税是以交易额为基数的，所以导致印花税大幅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税收最多时的2000年，我国证券公司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和印花税分别达到40.46亿元、64.88亿元和486亿元。而美国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收益变现来增加联邦所得税。
股价上涨影响税收的其他渠道很难量化。我国以业务收入为基数的流转税是一个重要渠道，因为股市上涨使交易佣金收入和承销手续费收入大增，引起以营业税为主要形式的流转税大幅度增长。在美国，当有延期纳税优惠的退休储蓄计划中的股票资产价值较大时，从其中提款要纳的税也会较多。由于股价上升会提高应纳税不动产的价值，因此联邦不动产税收也有可能增加。由于公司的退休公益金计划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因此当这些股票资产增值时，公司的利润也会相应增加，因而对政府税收也有影响。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带来财政税收的进一步增长。
通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进行传导
股市政策的传导过程，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一方面，支持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增长，没有上市公司的优秀业绩，虚拟经济难免昙花一现，财富效应也就难以为继。但是，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可以带动实体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维持长达10年的长期牛市，道指冲过万点大关，屡创新高，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经济在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反过来又成为促进美国新经济奇迹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形成股市政策与经济增长互动的良性循环。
我国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
股市政策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策目标分析，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一致性。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致使股价上涨，而股价上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实现目标保持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剌激消费，即通过股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带来增量消费，同时通过股市财富的重新集中和重新分配导致消费结构的改善。其二是剌激投资，即通过托宾Q值理论带来增量投资。股价上升使股市的筹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企业从市场获得资金后投入到新的领域并取得新的投资收益，这也是货币政策努力的结果。其三是增加税收，即股价上升使政府税收大幅增加。如股市上涨导致成交活跃，交易印花税大增，证券经营机构收入和利润上升带来流转税和所得税同步增长。总之，股市资金供给的增加必然引起股价上升，股价上升又将带动消费、投资以及税收的增加。这无异于相应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最终刺激经济的增长。
因此，当货币政策失效时，股市政策应成为货币政策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于我国央行来说，尽快建立股市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机制，对于提高货币政策体系的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货币政策决定股市政策，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因为货币政策既作用于货币市场，又作用于资本市场，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影响股市资金面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股市政策取向。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结果，使股市资金的存量和流量发生变化，对股市资金面的影响程度日渐加深，因而对股市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同时，股市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货币供应量带来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引起股市财富效应，其过程影响了银行存款结构，其结果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首先，在实行了银证转账的前提下，资金在股市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流动十分快捷，对货币供应量层次产生较大影响，资金的这种流动改变了银行存款结构。其次，资金在银行与股市之间频繁流动，收益率起决定作用，在银行存款利率调得过低的同时，股市投机收益却较高，必然导致更多资金从银行流向股市，股市价格的上涨对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通过财富效应传导机制剌激消费，通过托宾的Q值理论传导机制扩大投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改变了社会资金总量。
如何理解股市政策的反作用
股市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影响货币供应量、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但无法决定和改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格局和方式。不仅如此，股市政策对上述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要受到具体的政策种类、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和限制。
股市政策的影响作用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在经济政策体系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最高层面的政策，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不取决于股市运行状况和股市政策。因此，股市政策只能影响具体政策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个局部，不可能决定整个政策体系的方向，也不可能决定经济运行的方向。
股市政策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对股市产生影响作用，其作用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短暂的和间断的，而且大多发生在股市行情连续单边上扬或连续大幅下挫的时候。比如，当股市长期稳定上涨时，股市政策才有可能形成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力度可能是不均匀的；当股市连续大幅下挫时，股市政策对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十分明显，其作用力可能呈加速状态。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为使统治者获取租金最大化而确立的产权结构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发生着必然的冲突，导致整个社会不可能持续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在国家制定、界定并维持了产权结构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制度结构，出现某些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既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差异，也会引起社会公众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精神上的制约。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暂不论其不足，诺思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由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发展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这一发展深刻说明了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作用，当诺思把制度研究引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之后，又使经济增长理论由研究经济的短期增长转向了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与经济发展同一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逐步趋于融合。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归纳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来自于新技术，一国的经济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者是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在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把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把资本和投资的短缺看作是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资本形成实现经济增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的确是很严重的。在战后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增长第一”的发展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同一指标的4.9%的水平，也说明了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却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事实，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两极分化、失业加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引进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机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
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施“增长第一”发展政策带来的困惑，推动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内部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道路。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福利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正当权益等具体目标的确定，已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亚西·萨克斯在《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一文中指出：“模拟增长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坏，使非正常发展正在蔓延。”模拟增长“被认为是在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快速前进的唯一方式，而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概念。的确，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城市中的消费结构和杰出人物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却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在保证全体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时对之加以供应的生产结构”。“为了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看来需要考虑它们国情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们照搬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问题，甚至不可能，它们还需要吸取工业国家走进死胡同的一切教训，以便寻求有本质不同的内源发展模式”[3](P49)。所谓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指国内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以及国内民众创造能量的释放和自觉程度的提高。这一模式正是对“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强调。
第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变量的分析转入内生变量的分析，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融合态势。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源头，可以说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明确划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对象。经济增长理论被明确地规定为“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论”[4](P1)；而经济发展理论则被明确地规定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这两大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别，因而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在当时来说，严格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发展的目标放在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上；但是，混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增长理论过于注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而忽视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实效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理论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1973年6月，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6](P57)显然，这一表述从先进技术的利用、制度的调整方面说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开始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论的结合，使它能够把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这样，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广泛性，涉及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理论经过战后近30年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沉闷的停滞时期。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理论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思路、研究问题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外在分析存在缺陷有关，也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处于困境有关。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调整，经济有所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奇迹”，从而给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再加上，经济增长理论也由对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分析进入了内生变量的分析，由对经济的短期增长进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分析，由对某一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进入了综合因素、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其理论内容、分析方法更加实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感对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框架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态势。
三、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经济上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凋敝、生产方式落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结构片面畸形，即产业结构低度化、出口结构低层次化，发展为制造业比重上升而农业和采掘业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出口能力低弱、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发展为出口能力明显增强，并使出口结构得到局部的改善。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往来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资本流动量也在增长，技术转让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还比较低，非生产性领域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通货膨胀、债务负担、开发能力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既有强劲的基础、新的起点，同样也有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一，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安排上推动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这一分析工具的应用意味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但是，制度的安排合理与否，则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持续程度。纵观经济发展史，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通过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运用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获得经济增长。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迈进，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本剥削劳动获得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资本的增长大于劳动的增长，因而资本只有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来获得经济增长。显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获得经济增长，实质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安排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中，当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安排特性，是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法律职业能力
[作者简介]谭正航，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68―03
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错位与重新定位
《经济法学》是法学本科14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它对培养法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大多数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却越来越脱离职业培养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经济法教学大纲定位不明确，教学内容与法律职业要求不太符合，专业针对性不强。教学大纲是经济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质量的高低。现在，大多数高校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大纲主要是关于知识点的讲授，而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能力培训的内容。
2.经济法教材缺乏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内容安排。传统的经济法教材倚重对形式上经济法理论的阐述，缺乏与经济法实践作经常性的衔接，从而陷入“填鸭式”教育的窠臼，在这种指导方针下，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可能会出现学生只接受抽象的书本知识，却无法真正理解经济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蕴含在经济法律、法规背后经济法治精髓的结果。
3.课程教学方法单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往往是老师讲、学生听，采取满堂灌、一言堂、填鸭式的形式。知识的传授往往是在讲台上完成的，学生仅略知其中的理论，缺乏司法实践和应用能力。这种完全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这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注重于书本知识的记忆，不可能对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有多少帮助。
4.课程教学内容过于注重专业理论知识和经济法律条规，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述的主要是围绕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论述这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津津乐道于经济法学知识的传授。对经济法学课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数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缺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理论研究和保障机制的探索。
5.课程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欲望。传统经济法的教学手段是“一张嘴，一支粉笔”走天下，没有更新的教学手段来刺激学生的听觉和视觉，唤起学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课程教学成绩考核方法侧重于经济法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不能全面检测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反映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经济法考试大多采取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大多死记硬背，结果造成学生高分低能；忽视或轻视学生综合技能的训练和掌握的检验与考核，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可见，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授而轻能力的培养。它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有针对性地训练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而提高其职业能力，从而减弱了其职业适应能力，影响人生理想的实现。可见，对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迫在眉睫。随着大学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法学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向，许多学者提出法学教育应定位于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化教育。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根本对立，职业教育过程也就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把法学教育定位于素质教育，就会相对轻视学生职业能力的重点训练，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实践教学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影响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难问题。法学教育应定位于以素质教育为终极目标、专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经济法教学也应主要定位于培养法律本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实现法学教育职业化。职业化的法学教育要求法科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具备必要的实务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客观需求。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培养大批法律职业人才，实现司法队伍的职业化。而培养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推动和加快了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进程。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也应该顺应法学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强化法律职业化培养与训练，把实现职业能力培养与提高作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经济法课程法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在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学生的职业素养，而且要使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质的飞跃。这些目标主要有：
1.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经济法律信仰。法治意识是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水平以及基于这种认知所形成的对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态度、信任和依赖程度。法律的功能发挥更来源于对法律的信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体现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的程度如何。对法律产生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终极标志。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法律信仰的培植。作为法治社会重要主体的法律专业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和实现程度。经济法是调整和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国家依法管理与调节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它是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经济法治意识和经济法律信仰的基本专业课程。在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方面，经济法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2.培养与形成经济法律思维。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有一个法律职业群体，称为法律共同体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律师、法学教师、企业法律顾问等主体。这些法律人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法官裁判案件、律师案件和法学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个思维模式，即法律思维。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和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律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整个思维过程是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以及是怎样规定的来进行的，换言之，这个思维过程是紧扣着法律规范进行的。这就是法律
人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规范性。经济法课程对于培养与训练法科学生经济法律思维作用很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活动紧密相关。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市场竞争规范化、宏观调控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法律思维方式。
3.培养与形成操作经济法律的能力。法律职业化训练的核心和关键主要在于法律学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实践和养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学生胜任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检验标准。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法庭与辩护表达能力、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养成既需要课堂内的训练，也离不开课堂外实践教学的针对性训练。经济法课程主要训练经济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对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国有资产保护案件、财政支付案件、税收征纳案件、社会保障案件等的处理能力。这些经济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处理方法的运用，也具有经济法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律。比如反垄断案件的处理，不仅要依据《反垄断法》规范，同时还要考虑一国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结果可能截然有别。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对反垄断坚持严厉的政策取向，自19世纪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纪60年代，严厉的反垄断立法使许多大企业，如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公司等，都受到反垄断法的严厉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对反垄断的立场发生了从严厉转向宽容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从“格林奈尔公司案”和“通用电力公司案”可见一斑。
4.培养与形成拟定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职业者不仅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备起草与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内容之一，其要求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法律规范性文件的主要结构、拟定的基本程序、规范性文件条款设计的方法等技能。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国家利用经济法规范文件管理与干预市场的行为越来越多，为使法科学生适应职业发展的新要求，对其进行针对性训练就非常必要。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的训练也包括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与拟制方面的技能，以适应社会经济规范化发展的需要。
三、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的实现路径
把经济法教学模式定位于职业能力培养是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径。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该围绕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目标，强化学生法律操作能力训练、加强实践教学，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适应能力。具体来说，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去进行：
1.修订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大纲，适当缩减理论讲授的时间，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堂教学方面，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在经济法大纲中规定理论讲授要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法律思维为基本取向，注意联系实际法律问题和强化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外，经济法教学大纲应规定相应的职业训练时间与环节，主要包括经济审判庭审观摩、专业辩论、企业调查、模拟审判等实践环节，并对实践教学环节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体规定。
2.对现有教材创造性地加以改进。如在讲授经济法基础理论时，可紧扣经济法的“回应性”特性，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经济法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思考，借此教给与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思维。比如讲授国家调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功效与方法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措施来分析。结合教学内容，编写经济法学案例教学参考资料和经济法历年司法考试试题汇编及模拟考试资料，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训练。
3.强化和组织好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通过给学生提供一种认识与解决法律问题的模拟临战的机会，使其法律职业的思维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训练，是对传统法学教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也是目前公认的解决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课堂案例讨论、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观摩审判案例教学、电教化案例教学和探索问题案例教学等方式。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导演”角色，精心组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创造自由探讨气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以达到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
4.革新经济法课程教学手段。引人多媒体技术，把对教学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教学；利用多媒体设备，演示一些录于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电视节目的案例来丰富课程教学内容。经济法的多媒体案例教学改变了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师现实了从“灌输者”向学习活动导演者的角色转换，教师通过多媒体组织和指导学习获取法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的效率。
5.改革经济法课程考试制度。传统的书面答卷形式的单一考核方式，只是单纯的检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很难测试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应改革学生经济法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推行理论考试与实践能力操作考试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学设计实践操作能力考试的内容和评价标准，使其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励学生更加重视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应实行笔试与口试、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结合的考试形式。对于笔试可通过期末测试、经济法律规范的起草、学期论文等形式进行；而口试与实践操作能力可以通过课堂提问，案例分析、立题辩论、法律文书制作、模拟审判等形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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