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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内忧外患。因为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其他国家及本国资产阶级的仇视和反抗，众多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其发动武装进攻，与此同时爆发了内战。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为捍卫政权，遂临时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也曾在《论粮食税》中谈及该政策，是迫于战争和经济破坏实行的临时政策。这一政策实行余粮征集制、工业国有化、取消商品流通，就是在短时期内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相应的国内一切商业活动、市场、货币进入休眠状态。不可否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予革命战争的有力支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时它却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苏俄政府也想利用这一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非但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取消，反而进一步的强化，结果引发了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尤其在192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乱和士兵叛乱。这些现象都说明，苏维埃政权受到严峻挑战，在此危机时刻，列宁作为坚定的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较为和平的社会经济时期，已不再适用，更不能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去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他及时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政策，于是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这次会议也使政府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了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自觉性。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后将苏俄基本国情与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来的。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苏俄在1920年底之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严重挫伤了社会各阶级的生产积极性，此时新经济政策提出的粮食税正好解决这一问题。
1、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想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处理好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当时农民在苏俄是一支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然而，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临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却被政府当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加强实施，让农民苦不堪言。苏俄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21年大规模的农民暴乱就是有力的证据。苏俄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严重的政权危机，无产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一旦农民发生暴乱、反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然受到冲击。所以，解决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的政治危机，从根本上还得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经济生产力。列宁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小农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动因和刺激，而粮食税就可以解决这相应的动因和刺激。所以，苏俄十大之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也就是通过征税的方式收缴农民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农民交税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或交易余粮和农副产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之后几年，使苏俄农业的规模和水平接近一战前，为苏俄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经济政策同样倡导商业的发展，鼓励市场发挥作用。
2、重视商业发展，发挥市场的作用
新经济实施之前，列宁主要的经济思想是抹杀商品经济，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权力，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要坚决反对商品经济。但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合长久使用，它只能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短暂适用。因此列宁意识到，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工业生产上，允许私人经营小企业，停止推行公有制，并将一些原本国有化了的企业返还原企业主经营。这些政策的推行大大缓解了人民的反抗情绪，推动了苏俄经济的发展。其次，商业可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商业活动促进农业之间的流转，让小农和工业形成直接的联系，农民可以和工业主相互交换自己需要的工业品和粮食，两全其美。小农与商业之间的利益变得密切相关，批发商通过商业联合小农进行联盟经营，使他们进入更高的联合甚至整合生产阶段，这样列宁就更肯定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必须牢抓这非常重要的一环。列宁甚至提出要将商品交换置于首位，使商品交换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杠杆。新经济政策视商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恢复货币在商业交换中的地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私人进行商业资本活动、自由贸易，促进了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工农业产品的流通，有效刺激了市场经济，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是新经济政策最主要的一项内容。
3、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早在1918年就对苏俄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做过分析，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比如，小商品生产者投机的主要兴趣是粮食，虽然他们的投机活动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福祸相依，这种投机也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起初列宁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应加以控制，但后来经过实践验证，他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国家能够调控和管理，有效对抗私人资本主义和减少、消灭资本主义的破坏，减少因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形成的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政权的影响。最后，列宁发现通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地保卫国家秩序，还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安排全国的生产与组织，这样就很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列宁将马克思有关经济理论同苏俄国情相结合，提出新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苏俄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注意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新经济政策提倡农民自由支配余粮和农副产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因此改善了政府同人民的紧张关系，巩固了政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只有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群众时刻放在心上，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兴盛发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迅猛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社会中出现很多的不公平现象等等，所以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不然会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团结。那么针对新经济政策中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就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它能指导我们切实解决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④另一方面是对于使用政府干预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新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趋向于完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使西方经济学界更明确地趋向于重新重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而也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米歇尔•弗罗埃（MichelDeVroey）在其纪念凯恩斯《通论》的文章“要抛弃凯恩斯吗？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近代历史”中说：“宏观经济学家真的已经摆脱凯恩斯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就概念工具而言，这一答案是肯定的（……）。……。IS—LM模型依然统领着宏观经济学界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就其他的层面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某些凯恩斯主义目标似乎总是在对立的阵营取得胜利后又再次出现（反之亦然）。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目标近年来日渐成熟，它脱离了阐述市场失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目标，而转向让市场的不完善走上前台的更温和的目标。”⑤罗伯特•W•狄蒙德、罗伯特•A•蒙代尔、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在他们合编的《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⑥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理论注意力的转变，恰恰是由于凯恩斯所期望的、其理论对于经济衰退、萧条、失业等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通论》出版77年之后，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危机的关系呢？既然人们将目光转向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那就是：1.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究竟有无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3.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实现和政策主张。首先是要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写作并出版其《通论》的背景（即“凯恩斯革命”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的长期慢性萧条以及后来更普遍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从1825年开始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后，这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便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起先经济衰退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还可以自己得到恢复。但是，到20世纪中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却迟迟不能恢复，甚至与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汇合到一起，使萧条更加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种情况表现得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解释力上的失灵和政策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迫使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当时的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不少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英国也出现了费边社社会主义的思潮。凯恩斯当然不会去赞同社会主义。凯恩斯曾经明确地说：“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边的。”
⑦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抵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进行了与《通论》有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从具体内容来说，凯恩斯主要是借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已有的关于国家干预的一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并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造。
凯恩斯的《通论》主要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这包括：1.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萨伊定律”，即只要努力生产，不必考虑需求，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2.坚持金本位制对克服通货膨胀的作用。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有效调节手段。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5.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它只是蒙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这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就在于：1.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的信条；2.提出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向；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方法；4.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
具体说来，“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他强调了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来纠正这种失调。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此外，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凯恩斯主要运用了短期分析和马歇尔传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始终“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在经济萧条和危机发生时，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来拯救危机、克服萧条。凯恩斯特别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中蕴含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性财政预算政策的经济思想，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使经济达到均衡，但是，却未必可以同时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即，“通论”，“通常情况下的理论”），而新古典传统的论证充分就业均衡是常态的理论，恰恰是特殊的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恰好满足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实际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迅速地为英美等国经济学界所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1.它注意到了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
2.它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3.它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
4.它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
5.它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做出评价。凯恩斯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发生转变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比较现实和可行的途径。凯恩斯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明显地打上了凯恩斯的烙印。所以，对“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层面上的片面性缺陷，其有效性在于，在特定情况下，救治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暂时性效果。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过于明显的针对性，其一些缺陷也暴露无遗。这主要在于：
1.他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这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主要方面。
2.他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
3.他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
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4.他仅仅注意到经济总量的问题，却没有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
5.他仅仅注意了经济均衡中的价值供求平衡问题，没有注意到商品与价值的对应问题。
6.他的理论过分注重短期问题，而没有涉及长期的问题。
7.他过分注重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动态的分析。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十分推崇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麦柯德•赖特（D•M•Knight）对于凯恩斯的理论评价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来说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重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二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短期对策长期化，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成为了长期行为。凯恩斯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并在经济学界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二战后形成了以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阿尼、阿瑟•奥肯、伊弗塞•多马，马克卢普等一大批人构成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英国，战后则形成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沃斯维克等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逊、西德尼•温特劳布、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这两个学派几乎统治了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界几乎1／4个世纪之久。但双方强调的理论和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一般被认为是维持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20多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因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置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被片面理解与滥用，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后果。如廉价的货币政策与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合，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发生有无关系？有无责任呢？
从美国来说，凯恩斯主义长期盛行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并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近30年而在社会上消失。“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消费习惯和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创新产品，如信用卡的流行，对于社会上“寅吃卯粮”的消费主义习惯的维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得社会“似乎正常的”供给建立在了不够可靠的需求基础上。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廉价货币政策（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印钞）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次贷危机”就正是这种为维持和促进社会对房地产较高需求而采取的“次等的”分期付款，和对此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债务链条所导致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凯恩斯主义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困境也是负有责任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在战后盛行凯恩斯主义，大量增发美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政策行为所引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挥着作用，但它却比起之前更加不受约束。美元已经在事实上“绑架”了世界经济，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服从美国经济利益之下。每当美国感到其经济需要时，就会增发货币，或采取货币贬值，或者升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甚至成为所谓的“财政悬崖”。而这又是依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财政赤字背书的。大量的美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显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在表面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此也难逃责任。这主要是强调消费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的环境下，形成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氛围，推进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和政策，造成片面注重消费和福利，弱化了生产和供给，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至最终在带有缺陷的欧元体系条件下，发生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仍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⑨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不过，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货币流动性泛滥，仅美国就实现了四次“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真正的社会需求问题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为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欧美国家国内实际产业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流动资金分配极不平衡，而某些产业则在一段时期内产出相对过剩（如美国的房地产、军工产业）。在投资赢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过多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扩大透支性消费信贷（像个人信用卡透支额的扩大；住宅按揭贷款条件的放宽），让消费力不足的人们“寅吃卯粮”，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领域内运作，依靠互相借贷来获取收益。可见，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而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看，无非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或减税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也要求有与现实适合的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其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时候，欧美各国在长期中实行的是平衡财政的政策，因而并没有过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中也没有通货膨胀。从赤字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项目来说，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今天，美国财政赤字巨大，面临“财政悬崖”，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赤字财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困难较大。而在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来说，也很有限，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即便有些项目（如美国曾经有人考虑对全国的高速公路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修理），其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无法从本国获得。因而，凯恩斯主义所看重的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大打折扣。所以，在今天已经很难运用凯恩斯主义这方面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中总需求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来看，也是需要有些现实条件的。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负担情况如何对此会有影响。像美国政府这样赤字庞大，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债台高筑，恐怕都难以达到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的目的。如果减税是结构性的，那么，给富人减税则于事无补，给穷人减税则有名无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尽管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美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似乎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经济中的问题并非仅仅“缺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其所引起的结果上，只能是负面消极影响远大于正面积极影响，引起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元稳定性的不信任，以及国际性货币投机获得的增加。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具体体现。凯恩斯主义政策再有效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实质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交替轮回。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因此大萧条期间凯恩斯主义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需要借助侵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来向其它国家进行无限的扩张，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欲望。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逐渐显现，最终引发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面对经济低迷及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重新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直至危机爆发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出现V型、U型、L型的发展趋势现在仍需观察。但金融化的进程不会因为危机而停滞，金融的发展仍需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因此新的发展阶段的来临必将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大财团的利益，因此它不会在金融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十分赞同，因为这个观点的前提——列宁在落后农业国家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否存在，蓝图是否清晰完整，还需要深入论证。
【列宁留下了“两个半”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摈弃市场经济。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摈弃了商品货币关系，走上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论断的道路。
由于国内战争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1920年底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民暴动席卷俄国，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1921年春，列宁为摆脱危机，转向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在农村实行粮食税，纳税后的余粮可自由交换；向小业主退还被国有化的企业；允许发展私营与合作的手工业和小工业；把国家无力开发经营的一些厂矿企业、森林、油田等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将国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租赁给合作社和公民个人经营……国内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摈弃了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个创新是勇敢伟大的。但是，它还不是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两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列宁没有说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这两个方面应怎么看和怎么办。新经济政策时期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仿佛释放出魔法，经济迅速恢复。例如在就业领域，私企提供了比国企多近一倍的劳动岗位，有着比国企高50%～90%的劳动生产率。私营业主，亦称耐普曼（俄语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字母的音译，意为“新经济政策人”）也迅速发展。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24年“工商业资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8.5%，与工人阶级的10.4%已相当接近。
私有经济和耐普曼的发展，引起了苏维埃社会十分矛盾的反响：在官方的宣传和群众意识中，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范畴，耐普曼是私有者，是资产阶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要消灭的对象。但在日常生活中，又离不开私有制经济和私营业主——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买不到的或是质量更好的商品，却可以在耐普曼的商店里买到，老百姓经常不得不和耐普曼打交道。所以，大众虽然鄙视、痛恨耐普曼，却不得不承认耐普曼的商品更好一些。一个公民骂道：“商人卑鄙下流，而他们的商品确实很好……”因此，他祈愿“让国营商业繁荣昌盛”，同时诅咒“让耐普曼陷入困境”。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态度，折射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矛盾。那么，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公式，还是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这一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三道关隘——第一，在理论方面，市场经济仅仅等于资本主义，还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 第二，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是仅允许单一公有制存在，还是允许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发展？第三，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私营业主和管理者是仅简单地等于资产阶级，党暂时利用他们然后迅速消灭之，还是他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解答这三个矛盾，需要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论断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列宁晚年曾英明地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断中已蕴含社会主义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想，但他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论断。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只有半个理论创新；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私营业主这两个问题上，列宁没有新的提法——他把两个半理论难题留给了后人。从这一意义上不得不说，列宁虽然提出运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是没有也来不及提出落后农业国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完整蓝图。
【全方位的政策收紧】
1927～1928年，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执行了六七年，经济已恢复并超过国内战争前的水平。市场经济、私有制、私商耐普曼是允许继续存在、发展，还是让它们在俄罗斯大地上烟消云散，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面前。
由于列宁没有留下完整的蓝图，由于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向后倒退。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放松中央控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却主动出击，强化中央的控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形成“打右灯，向左拐”的现象。
政治领域。斯大林认为，党的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创建和运用中央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免制度，排除领导干部中非工农出身、非共产党员的成分，使出身工农的共产党员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干部），非无产阶级的职员出身者曾占压倒优势（近70%），这个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外交委员会是92.1%。为了排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干部，党摈弃了领导干部相对任命制，创建了任免权集中于党中央的绝对任命制——到上世纪20年代末，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下降到18%。
意识形态、教育文化领域。布尔什维克党深知社会舆论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时期，党高度、密切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以密集的措施清理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教育领域，坚决清理学者、大学生队伍中的反对者。以1922年8月 “哲学船”事件为代表，将一批十月革命后不愿改变立场的非马克思主义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到国外或俄国边远地区。苏维埃政权认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于是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整个19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1922年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政策，清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以上种种措施，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1919年9月，俄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同时，录取高校学生实行阶级政策，规定严格的出身审查制度，学员必须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必须是在工厂、运输业、农业企业工作或者是劳动农民。这些措施，改变了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成分：1925～1926学年全苏高校学生中有40%毕业于工人系。
社会领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只决定社会组织问题的大政方针，留给社会组织较大的自治空间。1922年8月3日颁布的法规规定，只要是不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社会组织，就予以登记。而到了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此后至1929年底，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人，自上而下创建协助苏维埃政权型组织，排挤、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从自愿组织一统天下到帮助政权机关组织占据绝对优势：1924～1928年，前者仅增加了3倍，而后者增加了76倍。1928年2月6日，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注册，新经济政策时期绝大部分的自愿性社会组织被撤销，形成了帮助苏维埃政权型单一化社会组织体系。1928年以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根本改变：苏共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系统、全面和制度化；社会组织准入标准，从遵守苏联宪法和法律这一比较宽松的条件，收缩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苏共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标准。
经济领域。还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在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强调“国有化工业应当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的竞争方法”， 要与私商斗争“夺得决定性的统治”。在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确定了发展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夺取私人商业资本阵地，通过种种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任务。到1926年7月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1927年底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则提出，消灭城乡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从1921年至1927年，始终紧绷战胜私商耐普曼、夺取耐普曼阵地这一阶级斗争的弦，对耐普曼的态度越来越严厉。
在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之初对耐普曼就持歧视政策，限制其发展。首先是限制成立私营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国有工业亦享有优先权。此外，对私人企业贷款的还款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每年还清贷款额的16%～18%，而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只需还清8%～10%。同时，对私营企业征收高税：1923/1924年间，私商按行业的税收增长了16倍，按所得税的税收增长了5倍。
在政治和教育等方面，耐普曼一直是受歧视的阶层：没有选举权，不能在军中服役，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加入住房合作社，不能出版自己的出版物，耐普曼的子女甚至不能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舆论宣传领域。 耐普曼一直被塑造为不可容忍的敌人，在官方宣传和群众文化中，到处是反对耐普曼的主题。当时到处可见反对耐普曼的宣传画，耐普曼在无产阶级群众的重锤打击下蜷缩、匍匐；剧院中上演许多以反耐普曼为主题的戏剧，展览馆中展览的则是讽刺它的漫画。如1922年底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上展出了名为《耐普曼之死》的艺术画。
总之， 通过一系列努力，1927年底，党的领导干部以工农出身为绝对主体，知识分子中工农子弟和工农出身的日益占据主流，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帮助政权的组织，经济领域耐普曼私商的数量和影响迅速减少，而且私商遭受了舆论的谴责……党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不仅没有扩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力量，反而扩大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为终结新经济政策做好了政治、社会和舆论的准备。由于市场经济只在经济领域的商业环节孤军前进，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其遭遇夭折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结论是清楚的：
第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斯大林个人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实质，还在于列宁尚没有或来不及作出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三基点逐一突破、创新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或来不及制定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蓝图。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着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1921-1929年世界主要国家工业总产值增长表
国 家 苏联 英国 法国 德 国 美国 日本
年均增长率 24.3% 17% 9.4% 7.1% 4.3% 3%
苏俄(联)这一时期成就的取得得益于( )
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②新经济政策 ③斯大林体制 ④赫鲁晓夫改革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2.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第三站选择在有“革命的城市”之称的圣彼得堡(彼得格勒)举行，我们之所以称它为“革命的城市”，因为它是( )
A.十月革命的发生地 B.俄罗斯的政治中心
C.俄罗斯的经济中心 D.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前沿阵地
3.苏联工业总产值由1927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1937年的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在全球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大约2%上升到大约10%。这说明( )
①苏联执行了工业化方针
②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
③苏联由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
④苏联继续实施了新经济政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4.1920年，苏俄重工业产量比一战前减少87%，轻工业产量也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也只有一战前的一半。因此，1921年苏俄开始实施( )
A.新经济政策 B.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C.农业集体化 D.社会主义工业化
5.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的标志是 ( )
A、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B、苏联实施新经济政策
C、苏联的成立
D、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
6.1918年4月,家住莫斯科的小姑娘尼娜给在中国工作的父亲写信,她在信封的下方写的国名应是( )
A、沙皇俄国 B、苏维埃俄国(苏俄)
C、苏联 D、俄罗斯
7.下列关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
B.二月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
C.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D.二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8.美国人哈默最早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他还劝说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苏俄开办企业。后来，福特成了在苏俄经销福特汽车和拖拉机的唯一人，美国其他公司也一拥而上。该现象出现是因为苏俄
A. 全面实施新经济政策 B. 让外商经营重要工矿企业
C. 与帝国主义矛盾消除 D. 推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9.“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最先“使奇谈变为事实”的政策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罗斯福新政 D.改革开放
10.假如俄罗斯共产党要在2017年举办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庆祝活动，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
A.莫斯科 B.彼得格勒
C.基辅 D.察里津
11.一位美国记者在1936年来到苏联，他最有可能看到的场景是：
①农民在集体农庄的田间用餐 ②农民在市场里自由贸易 ③书店里有新出版发行的新宪法 ④苏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12.漫画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下图《列宁同志清扫地球》这幅漫画反映了1917年俄国某一重大事件的影响。这一事件是：
A.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
B.十月革命的胜利
C.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D.形成斯大林模式
13.《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的诞生》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在亲历十月革命之后写成的纪实作品，由于取材的严谨、立场的客观，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十月革命的经典文本。十月革命带给当时世界的最大的“震撼”是
A.推翻了沙皇政权
B.第一次尝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C.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
D.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4.下图为苏联工业化宣传画。画中人物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上一流工业强国。他是
A.斯大林 B.赫鲁晓夫 C.勃列日涅夫 D.戈尔巴乔夫
15.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主要是因为他
A、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B、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的政权
C、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D、沉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16.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指的是
A、十月革命 B、战时共产主义
C、新经济政策 D、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17.列宁是一位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领袖，下面属于他曾参与过的事件是
A、制定苏联新宪法 B、发表《共产党宣言》
C、领导十月革命 D、建立巴黎公社
18.列宁说：“在战争(指苏俄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一个被打的半死的人……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里说的俄国能“拄着拐杖走动 ”得益于
A.十月革命的胜利 B.《土地法令》的颁布
C.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D.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列宁一生所成就的“大事业”是
①领导十月革命 ②实施新经济政策 ③成立苏联 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③④
20.丘吉尔曾说过：“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的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苏联能取得如丘吉尔所说的这一重大成就，主要是因为
A.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实施新经济政策
C.实行改革开放 D.创建斯大林模式
21.我国以“五年计划”作为经济发展的短期规划是受哪个国家的影响
A. 美国 B. 苏联 C. 德国 D. 英国
22.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下列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使苏联成为强盛的工业国 ②东欧各国大都照搬这一模式
③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④极大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①②④
23.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是
A.巴黎公社革命 B.俄国二月革命
C.俄国十月革命 D.新中国成立
24.“对于苏俄农民而言，1920年的秋天阴云密布，1922年的春天阳光灿烂”。这里“阳光灿烂”的原因是
A.农奴制改革的废除 B.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C.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D.斯大林模式的推动
25.史论结合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下列史实与推论，对应不正确的是
A.《共产党宣言》——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
B.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C.俄国十月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D.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主要表现
26.前苏联有一个笑话：农夫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说：“没有油啊。”伊万说：“那就煮。”老婆说：“没锅。”伊万说：“那就烤。”老婆说：“没有柴。”伊万气坏了，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半圆，上身出水，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该笑话反映的是
A.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B.个人崇拜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C.新经济政策恢复自由贸易的后果 D.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
27.《凯歌悲壮》一书认为：苏俄(苏联)在1921～1927年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是历史上的“退却年代”。 “退却”的出现是由于
A.实行新经济政策 B.实现农业集体化
C.“斯大林模式”形成 D.戈尔巴乔夫改革
28.列宁说：“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列宁一生所成就的“大事业”是
①领导十月革命 ②实施新经济政策 ③成立苏联 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③④
29.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的某种政治经济模式，有学者认为：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说，成绩是辉煌的，但从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说，是不成功的。该“模式”是指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新经济政策
C.斯大林模式 D.罗斯福新政
30.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的历史事件是
A.巴黎公社的成立 B.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
C.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D.苏联的成立
二、填空题
31.20世纪初，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统治，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事件是十月革命。
( )错误 改为：
32.苏联曾经是历史上的大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请根据提示写出相关内容。(3分)
(1)1936年新宪法的制定标志着 的形成。
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成为二战的重要转折点的战役是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苏争霸中，一度使得美苏双方形势紧张，并差点引发核战争的事件是 。
33.1917年，俄国爆发 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 。
34.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各国家、各民 族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的革命。根据下面各题给出的条件，完成填空。(4分。写错字不得分)
(1)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是 。(1分)
(2)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是 。(1分)
(3)颁布了《人权宣言》，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的革命是 。(1分)
(4)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是 。(1分)
三、问答题
35.(11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材料二 该法规定了各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水平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
材料三 1978年12月18日的北京，白雪皑皑，空气新鲜。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的重大历史关头，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请回答：
(1)材料一中“列宁的思路”和苏联僵化的“模式”分别指什么?(2分)请写出列宁“思路”的主要内容。(1分)
(2)材料二出自罗斯福新政的哪一法令?(1分)依据材料指出美国政府颁布这个法令的目的。(1分)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1分)
(3)材料三指出的是哪次会议?(1分)为什么说这次会议使“中国实现了伟大是历史性转折”?(2分)
(4)“列宁的思路”、罗斯福新政及使“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会议的共同作用是什么?(1分)你从中获得了什么启示?(1分)
36.(12分)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949年1O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中国共产党人在1O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
——摘自(曼)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l)请写出中国在1949年1O月1日这一重要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3分)
(2)掀开1789年法国大革命序幕的事件是什么?(3分)
(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3分)
(4)结合材料，写出上述三场革命的相似之处。(3分，不得照抄材料)
参考答案
1.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新经济政策的意义。1921年，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根据新经济政策，农民在向国家交了粮食税以后，余粮归自己支配。这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的余粮收集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到1927年，国家经济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位，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由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工业国，与此同时，也加快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故选B。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A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圣彼得堡是“革命的城市”。故选A。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3.A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的是斯大林两个五年计划的相关史实。从题干中信息，1927年到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根据课本所学知识可判断出，是斯大林实行的两个五年计划。下面从中选择与此相关的内容。此题选择答案A。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4.A.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题干中的时间，1920年工业、轻工业、粮食产量下降，根据课本所学，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选择答案A。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5.D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形成。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标志着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故选D。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 下册•动荡与变革•苏联的崛起•斯大林模式
6.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内容。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苏联是1922年成立的，故选B。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十月革命
7.D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月革命造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故选D。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二月革命
8.A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相关知识，通过所学知识，我们知道美国其他公司一拥而上的原因是苏俄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所以答案是A。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9.B
【解析】
试题分析：注意题目中的“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结合所学，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社会主义同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故选B项。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上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0.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解。结合所学可知，1917年，列宁领导起义，迅速占领彼得格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故选B项。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上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11.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1936年苏联历史的准确认识，解题时紧扣关键信息“1936年”，联系苏联历史可知1936年处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因此集体农庄与新宪法均能看到，而当时是计划经济，不可能出现自由贸易，另外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1928年至1932年，与题意不合，故选C。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上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斯大林模式
12.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俄国十月革命相关史实的准确认识，解题时紧扣关键信息“1917年俄国”，依据已学知识可知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题干漫画旨在说明十月革命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促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诞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故选B。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13.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十月革命的相关知识，通过所学知识，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带 给当时世界的最大的“震撼”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所以答案是C。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14.A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知识，通过所学，我们知道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实施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成为世界上一流工业强国，所以答案是A。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5.C
【解析】
试题分析：本小题考查的是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战后期，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二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与二月革命中建立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存在。临时政府掌握主要权力，继续执行反人民的对外政策，进行世界大战，并力图扑灭国内的革命焰火，终于引发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类从此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 下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俄国十月革命
16.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新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指的是1921年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把社会主义同市场、商品货币关 系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故选C。
考点： 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新经济政策
17.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列宁参与的历史事件。列宁是一位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领袖，他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定苏联新宪法的是斯大林，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巴黎公社的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列宁没有参与，故选C。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十月革命
18.D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新经济政策相关内容。题干：“苏俄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结束”后，俄国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得到好转;故选D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苏联崛起。
19.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列宁一生所成就的“大事业”。分析四个选项，筛选出是与列宁相关的内容即可。分析“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因与斯大林相关，可排除。这样，①②③选项与列宁相关的内容。故选B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苏联崛起。
20.D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斯大林模式的相关知识点。阅读题文材料，通过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可以看出斯大林模式所起的作用，据题意要求选出苏联取得丘吉尔缩缩成就的原因的选项，选项中D符合题意，故选D。
考点：人教版九年级下•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
21.B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苏联经济模式对中国的影响。阅读题文，要球选出我国以“五年计划”作为经济发展的短期规划所受影响的国家的选项，根据所学知识可知B符合题意，故选B.。
考点：人教版九年级下•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
22.A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为组合型选择题，考查苏联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相关知识点。题文要求选出有关斯大林模式选项的说法正确的选项。备选项中①②③说法正确，选项中A符合题意，故选A。
考点：人教版九年级下•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
23.C
【解析】
试题分析：此题考查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知识点。题文要求选出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的选项，根据所学知识，选项中C符合题意，故选C。
考点：人教版九年级下•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俄国十月革命
24.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新经济政策的意义。1921年，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根据新经济政策，农民在向国家交了粮食税以后，余粮归自己支配。这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的余粮收集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故选C。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5.D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历史事件与史实相对应的关系。四个选项中历史事件与史实相对应的关系进行分析，A项、B项、C项是正确的;D项“新经济政策”应该改为“斯大林模式”。故选D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上册•近代社会的确立与动荡;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苏联的崛起。
26.D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与斯大林相关内容。依据材料分析， 这则前苏联的笑话反映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就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故选D
考点：北师大版九 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苏联的崛起。
27.A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内容。因为1921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故选A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苏联的崛起。
28.B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有关列宁的功绩。四个选项①领导十月革命、 ②实施新经济政策、 ③成立苏联、 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依据历史史实分析： “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斯大林领导的，可排除故选B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俄国向何处去、苏联的崛起。
29.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结合所学可知，斯大林模式使得苏联工业生产迅速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其高度集中的体制，使得苏联发展长期畸形，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故选C项。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30.C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结合所学可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巴黎公社是其第一次尝试，而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胜利的革命，它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变为现实。故选C项。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31.( 对 )错误： 改正：
【解析】
试题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的是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统治，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十月革命
32.(1)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2)斯大林格勒战役 (3)古巴导弹危机
【解析】
试题分析：(1)本题考查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形成。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制定，标志着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2)本题考查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二战的重要转折点。
(3)本题考查的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冷战时期在美国、苏联与古巴之间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这一事件一度使得美苏双方形势紧张，并差点引发核战争。
考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动荡与变革•苏联的崛起•斯大林模式;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全球战火再起•正义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两极下的竞争•冷战和热战•美苏争霸
33.二月革命;人民委员会
【解析】
试题分析：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此后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
考点：人教版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
34.
(1)辛亥革命(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3)法国大革命(4)十月革命
【解析】本题考查的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1)考查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2)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3)是法国的大革命这一事件(4)考查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难度不大。
35.(1)思路：实行新经济政策;(1分)模式：斯大林模式。(1分)
内容：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分)
(2)法令：《国家工业复兴法》;(1分)目的：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或缓和经济危机，恢复发展经济);(1分)特点：进入新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1分)
(3)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分)
转折原因：会议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或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2分)
(4)共同作用：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分)启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家政策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答对其中任意一点即给1分，其它符合题意，言之有理，也可给分)
【解析】
试题分析：(1)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一中“列宁的思路”是指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内容是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苏联僵化的“模式”是指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2)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二中的法令对工业进行了种种规定，体现国家对工业的干预，由此可见，它出自罗斯福新政期间颁布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或缓和经济危机，恢复发展经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的特点是进入新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
(3)本题主要考查阅读分析能力。材料三中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召开的会议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这次会议使“中国实现了伟大是历史性转折”是因为这次会议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或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4)本题主要考查比较分析能力。“列宁的思路”、罗斯福新政及使“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会议的共同作用是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们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家政策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答对其中任意一点即给1分，其它符合题意，言之有理，也可给分)
考点：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人教新课标九年级下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人教新课标八年级下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的历史转折
36.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分)
(2)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3分)
(3)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写出一点，3分)
(4)都摧毁了旧政权;都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等。(写出一点，答案符合题意即可，3分)
【解析】
试题分析：
第(1)问，主要考查学生对新中国成立的准确识记，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准确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材料中“1949年10月1日”是关键词，这一天所有的国人都铭记在心，因为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第(2)问，主要考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相关史实，结合所学知识可以知道，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了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掀开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第(3)问，主要考查学生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的准确理解与认识，依据已学知识可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 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 frey ）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 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 ）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 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 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 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 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 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 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 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 ）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 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 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 ）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 ）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 ronbini ）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 ）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 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 ）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右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垮台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 a. "credibility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two-party system with rational voters. "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88, vol. 78, pp79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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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351-371.
③alesina,a.and r.perotti, "fiscal discipline and the budget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vol.86, pp401-407.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小农经济；商品率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53-07
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在我国已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而不分析具体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分析当时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困难，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本文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共产党围绕如何对待小农经济进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进行分析，从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
一、小农愿望：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前提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的决议。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苏共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余粮征集制，也包括着忽视农村条件和农民愿望，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共“承认农村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满足农村的基本需要”，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的社会政策。［1］22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列宁所说的农民，主要是农村的小生产者。因此，当苏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其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小农的愿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2］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村社)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3］236。
苏联共产党选择在农村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案，而拒绝了建立大型农场主经济的方案，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令人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斯托雷平改革都证明，大农场主经济将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商品化的农产品。而且这一方案也与列宁一贯的思想相矛盾，正是列宁曾经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实际上，苏共选择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它别无选择。
俄国农村在历史上形成了村社土地共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障碍。在沙皇俄国存在的最后十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了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革。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率。在1913年，俄国地主的单位粮食产量是中农和贫农的2到3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改革前提高了50%，而且，这些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4］32但是，斯托雷平改革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的破产，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并为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主要力量。虽然1917年革命的“政治中心舞台在彼得格勒，但其背景却是由俄国农村提供的。正是俄国乡村的形势发展，决定了彼得格勒政治精英行动的条件”［5］64。这个条件就是，那些破产以后“背井离乡的贫农，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参军成为士兵。1917年革命的主力军――工人与士兵，斯托雷平改革都创造出来了”［6］265。
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列宁进行过认真研究。列宁在斯托雷平改革开始时就指出：“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209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8］78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9］187-188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10］苏联共产党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土地纲领就是根据列宁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和俄国农民的愿望分析制定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7］对斯托雷平改革后果十分清楚的列宁，只能选择顺应小农愿望的方案。
同时，苏共能够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根据当时俄国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符合大多数小农要求的土地政策。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一般都是通过农村公社进行的），“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11］113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大经济已被消灭，农村公社夺回土地以后，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这造就了由家庭农户经济构成的苏联农村经济，也恢复了村社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据1919年的统计，当时俄国农村将近97%的土地掌握在家庭农户手中，约有3%的土地由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耕种。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共选择在农村建立大农场主经济，即实行新的斯托雷平式改革，将失去俄国农民对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一度对小农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列宁后来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指出：“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12］46
而且，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是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13］26。苏共决定顺应小农愿望，满足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发展必须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列宁又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4］6当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选择时，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小农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主经济）。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颁布土地法前，预先颁布了土地协作社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3］235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小农经济演变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俄国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也有巨大影响。虽然斯托雷平改革下了极大的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但实际成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那些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本人到这些地方视察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15］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是鼓励村社发挥作用，只不过规定它的作用应该与苏维埃一致。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农民欢迎这样的制度安排。到1927年，在俄罗斯联邦，91%的耕地属于村社所有。以至于有俄罗斯学者得出结论：“只要历史一给俄国农民短暂的喘息之机，他们就明确地选择了村社类型的生活方式。”［15］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应小农的要求进行政策选择。这一选择不论当时看来多么合理，后来苏联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却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政策的反向激励与小农经济的困局
按照恰亚诺夫的方案，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所有农村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护贫农和中农，帮助农村无产阶级，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持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租赁和使用雇工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行为，苏维埃政权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6］222
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2］这说明，苏联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符合苏联共产党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6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7年，有7%的农民（人数约为270万）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有2700万农民完全没有马和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贫农，其人数大约占35%。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53%-55%，但他们的生产工具依然非常原始，在中部黑土区有92.5%的农户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6年，在农村只有5%左右的农民成功地使自己富裕起来，这就是被称为富农的那些农民。大约有3.8%的富农使用雇佣农业工人或者出租农业生产工具。［17］9，25-26对于当时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占29.4%（其中包括7%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占67.5%，富农仅占3.1%。［18］209不管哪一种估计更准确，都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确顺应了小农的愿望，达到了保护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限制富农的目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禁止买卖，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受到限制，大农户的部分利润由国家通过高额课税的办法加以征收，富农获取土地耕作资料也受到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革命前时期的富农概念。在1920年代，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活力、拥有一定的财富，在革命前属于中农范畴的人。”［4］679-680新富农的出现，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1925年苏共政策变化的结果。当时苏共向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发财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19］并正式允许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新富农阶层并不是革命前的富农，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尽管如此，富农仍然在经济活动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一度放松以后，又不断加强。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限制了富农的发展，在苏联农村形成了一个以中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农村社会结构，正是苏共在政治上所希望的，也是小农所希望的。中农和贫农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13］88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有大量可以作为商品销售的剩余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销售除了种子和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有时甚至连口粮都不能保证充分留足。贫农和中农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以便减少对富农的依赖，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虽然有少数中农有逐步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但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却使这些中农不愿进行积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俄国的农业经济。
“如果要使农民努力工作，或者至少使他合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物质激励就是必须的。”［20］51而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化农产品的农业发展起到的却是反向的激励作用。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为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起到的是降低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无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对于苏联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苏共的农业税政策，对于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民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沉重。苏联实行的农业税是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4］679那些能够更多耕作土地，生产更多粮食的农民，税收负担就更沉重。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苏共实行的农业税政策固然发挥了限制富农的作用，却使苏联农村出现了大量未得到耕作的土地。［13］102其后果就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以后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1］82收入低下的农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
限制富农的政策也影响到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代，富农的比例极其微小，按最高估计不超过5%，多数估计为3%多一点。苏联农村的富农有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是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些中农上升为富农，但人数并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这不是因为中农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富农的能力、机会和资源，而是因为苏共限制富农的政策，使这些有可能成为富农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在经济上进一步富裕从而跻身于富农的行列。为了限制富农，苏共不仅实行对富农的高额累进农业税，而且在政治上取消了富农的选举权。对于这些措施，即使被认为是富农利益代言人的布哈林也认为是必需的。这使得一些农民主要是中农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发展生产，因为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而且，农民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22］550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这些政策在保证苏联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
贫农由于收入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他们不得不向富农租用生产工具，为了还债，他们又不得不给富农干活，或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富农。富农因为拥有生产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影响不断扩大，“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3］。这显然是苏共不希望发生的。为了削弱富农在农村正在扩大的影响，1926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改变课税等级，加大课税的累进率，完全免除力量薄弱的农民的赋税，加重对富裕农民和富农的课税。这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反向激励，农业生产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农业已没有发展的潜力。但苏联已经形成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家庭农户经济和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显然无法释放这些生产潜力。
三、粮食商品率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当时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经不具备在粮食产量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突破的可能。而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提出了对农产品的巨大要求。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城市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这就使得城市人民的生活遇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产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不能满足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农村青年的需要，甚至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4］。
经济困难使党内争论重新激化，也促使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对于新经济政策，苏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激烈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意见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党员和工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25］15。1927年，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反对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当时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抑制了富农的发展，但联合反对派却在其纲领中认为：“2500万小农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源，从这些小农中产生的富农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指责苏共领导，“低估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分化，掩饰富农日益增长的作用”，认为“富农正使中农和贫农在政治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以反对无产阶级”。［26］因而要求党在农村展开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替代原有政策的政策主张。［27］农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要求。反对派的纲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要求实际上说明，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调整。
虽然面临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还是明确拒绝了这些指责和要求，但反对派纲领中提出的替代政策，将对斯大林重新进行政策选择构成限制。1927年，斯大林就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调整。但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仍然明确地支持继续新经济政策甚至扩大新经济政策”［28］22。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即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
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对苏联农业发展看法不同，但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农户经济达到纵向集体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农村中的上层（富农）比例很小，目前仍应以农户经济为主，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29］484-534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1月批判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但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见解仍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的粮食商品率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革命后形成的以家庭农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所生产的粮食，成为商品被出售的只有11.7%，而革命前的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却高达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30］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在商品率问题上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见解一致，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要解决苏联的农业发展问题，新的政策选择应是建立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大农业经济。
于是可供苏共选择的就有这样一些方案：A.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B.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就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已经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C.实行集体化，建立一种大农业经济；D.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以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同时采纳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从而形成了苏共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几个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不但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的，而且远远高于富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这不仅因为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因为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仍然是斯大林这一代人清晰的历史记忆。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他能选择的，只能是另一种当时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苏共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这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小农经济是否能够具有大农业所具有的商品率，对斯大林而言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斯大林在1928年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道路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31］，不能简单认为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最初的设想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自愿的计划，没有任何粗暴的强制特点。”［28］后来它为什么变成了充满强制的灾难，已经不是本文能够说明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斯大林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大农业经济能够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而农业集体化被他认为是建立大农业经济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32］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也开启了势力强大的传统主义的闸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但生活本身却迫使苏共对可能与愿望进行严肃的重新估价。苏共对要反对什么比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认识上要清楚得多。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目标，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11年后，斯大林在苏共18大的报告中说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33］又过了几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说，实行集体化政策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几万个贵族和大地主，只有几百万小农，几千万小农。斯大林抬抬手说：为了避免不时发生的饥荒，俄国必须使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4］705斯大林多年后的这些言论无非再次说明了他的追求，也说明苏共在1921选择的顺应小农愿望的农村经济政策，最终成了新经济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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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 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 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 ，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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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挂金钩就是人在腾空状态下头朝下脚朝上将球踢入球门过去巴西队的里瓦尔多最能玩这个动作。显然，这是足球场上一种非常规性的射门方式，并不是经常可以看到，与常规进球方式不同，任何一个倒钩进球无疑都是想象力与爆发力完美融合的结晶。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常规的思维定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些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方法论极端，生产力是自变量，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后面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因变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的典型套路，经济利益驱使政治行为，从而决定最终的政策结果、然而，一旦要把逻辑顺序完全颠倒过来，那就是倒挂金钩――观念决定制度或行为，再由此决定相关的政策结果、这非常规的思路，力图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政策变迁，解释逻辑自然有难度，需要研究者发挥里瓦尔多那样的想象力和爆发力。
意识形态是理念(idea)层面的变量，而理念只有通过人(actor)才能对政策发挥作用显然，理念影响政策最方便的作用途径便是影响作为政治决策层的政治家，在非民主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这个解释途径最好不过了：如果社会遭到国家(state)的压制，缺乏表达意见的能力，那么政策的决定权更多地在国家这一方，那么，国家政治决策层的理念无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政治家的理念就成为此类解释的关键所在。
倒挂金钩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在追求创新的学术界，这样想做里瓦尔多的人还的确不少。例如高柏所写《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一书，在解释变量上便想要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政策变迁。
在理论上，高博士凭借的是经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强调制度、国家等变量，拒绝经济学与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理性人假设。然而，熟悉西方文献的高博士知道这种理论方法的优势、劣势，所以也并不企图在方法论上有大的创新，他也深知意识形态在界定上的难度，所以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界定日本从二战以来逐渐发展出的经济意识形态――发展主义。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日本发展出了独特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发展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体主义，具有强烈的生产导向，强调战略干预的经济观、防止过度竞争原则、反利润原则。
那么，思想观念如何通过政治力量对政策发挥影响呢?高博士把重点落在了关键经济学家与主要政治家的牢固联系之上，同时他也提及外部威胁感知之下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起到的辅助作用。
其中，以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精一为首的实践派经济学家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来不同时期的政策范式，包括1930年代初期到1949年的管制经济、1950年底占统治地位的促进出口、以及1960年代的高增长与自由化政策，高书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在这些不同时期对其政策范式的具体影响。高书对于从理念到政策的因果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细致地展现了日本这段时期政策演变中话语传播的详尽过程。有了针对话语传播的剖析，从经济学家的思想到政治家的理念、再到政策结果的逻辑才得以建立起来。
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倒挂金钩的难度仍然存在：尽管高书对意识形态的解读较为详细，但他却难以区分理念与制度孰先孰后的次序问题；一旦他要用意识形态去解释经济政策变化，就会跟政商关系等制度因素沾在一起，难以分离，加之又缺乏比较案例，高书只能停留在单方面把故事讲清楚的地步，却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比较论证。
其实，在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领域，有许多以理念为基础的成熟研究。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可以参考彼得・霍尔针对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其系列研究强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七八十年代经济政策改变的基础是从凯恩斯主义理念到货币主义理念的转变。与之前两位作者不同，霍尔明确地提出理念的影响力是通过制度来实现的，在研究中也更多地使用了比较的方法来隔离理念变量之于政策变迁的独立影响。
话说回来，倒挂金钧是个危险的射门动作，玩不好就成了杂耍，非但进不了球，还会惹来一身骚。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在政策变迁中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程度范围与因果机制却很难明确界定。从意识形态到政策结果，整个倒挂金钧的逻辑链条是：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为政治家接受而成为政治理念，进而通过话语传播成为决策共同体共享、甚至是国家与社会共享的制度性理念，从而最终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影响。这样的大胆假设需要小心、严谨的求证，其实证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准确的解读去界定什么才是内在一致的“主流观念”，如何根据历史重构去剖析从思想到政策结果的话语传播过程，如何通过严谨的案例比较去挖掘意识形态独立于经济利益而对政策变迁所发挥的“偏”影响。
在此，高柏博士做出了倒挂金钧的动作，精神可嘉，可惜离进球得分还差得很远。
关键词 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中图分类号F091.3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24－05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
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 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 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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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Trend
――Based 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LinKe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