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4:52
关键词：世界经济
新特点
发展前景
一、9·11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
9·11事件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蓄谋已久的突发事件，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惨重损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9·11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14亿美元?而长期的间接损失则会在5年内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放慢0．2个百分点。在9·11事件的影响下，美国的航空、旅游、保险、零售、餐饮、宾馆等服务行业均遭受沉重打击。2001年11月26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2001年3月陷入衰退，从而结束了创记录的整整10年的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下半期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于2000年第四季度起开始了经济增长放缓和调整时期。2001年第一季度增长 1．3％，第二季度微增0．2％，第三季度为负增长1．3％。美联储为了挽救经济衰势，2001年全年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下降到1．75％和1．25％，下降幅度达到4．75％，为40年来的最低点。在降息、减税和促进消费的强烈刺激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订后统计数据，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4％，大大高于原先公布的0．2％的增幅。2001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为1．2％，略高于原先预测的1．1％，但仍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记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gdp约占全世界gdp的30％。2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增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60％，美元坚挺和股市高涨等，使得美国经济产生了财富效应，世界各国将美元作为安全避风港。从客观上看，美国经济繁荣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周期趋同性的加强以及世界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也使世界经济潜伏着不稳定的风险。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和股市下跌导致世界经济同步衰退和全世界股市下跌。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从年初预测的3．6％下调为1．4％。通常，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5％即意味着陷入了衰退。2001年世界贸易由上年增长12％萎缩至2％，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额约8000亿美元，也比上年减少约40％。
2001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突出表现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约占世界gdp的75％)的同步衰退。在欧洲，欧元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元诞生3年来对美元持续走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自身经济改革步伐缓慢，以及欧美在新经济领域差距拉大的结果。为保持物价稳定和防止通货膨胀，欧元区央行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这也使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了限制。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一再放慢，全年增长1．3％，其中德国仅增长0．6％。
日本经济2001年负增长0．9％。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巨额财政赤字与超低利率结合在一起，其根本原因是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遗留的银行坏帐、公司重组、内需不足、民间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等，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怪圈。9·11事件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东南亚经济急剧衰退。东南亚经济的突出弱点是对美、日经济的强烈依赖。亚洲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两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以上，其中对美国的出口约占25％。由于2001年起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过剩，导致亚洲国家及地区对美国和日本电子产品出口的急剧下降。除中国和印度之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均衰退严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11月29日的调低预测，由于9·11事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年初预测的5．3％下调为3．4％。各地的经济增长率均比年初预测有大幅下调：其中，马来西亚增长0．8％；菲律宾增长2．7％；泰国增长1．5％；韩国增长2％；我国台湾地区为负2．23％；我国香港特区零增长；新加坡为负1．7％。
在世界其他地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11月15日的预测，非洲2001、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5％和3．6％；拉丁美洲为1．1％和 1．7％；印度和俄罗斯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在5％上下。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及新亮点
2001年世界经济环境明显恶化，当前对世界经济走势看好和看坏者兼而有之。本文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发展特点等作出分析和基本判断。
1．尽管9·11事件和世界经济衰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及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推动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新经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发展，2001年起由于世界范围内电子信息产品市场的供大于求而导致需求相对疲软。加上9·11事件的打击，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衰退的商业周期。由于美国政府不同寻常地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息和减税的滞后效应已从2002年起开始显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富有活力，欧元的流通使欧洲经济更加具有稳定的特征，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经济有可能保持为世界经济的亮点，因此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仍旧向好。美元在近年内仍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经济全球化仍将在曲折中发展。9·11事件在使美国经济遭受损失的同时，也有力刺激了美国军火工业的发展，与军备和反恐相关的高技术产业将应运而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世界民用高科技的发展。
2．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亮点和积极因素。可以说，2001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01年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长7．3％，外贸出口增长6．8％，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2122亿美元。特别是中国加入wt0不仅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而且给衰退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2001年中国经济尽管外部环境恶化，外贸出口锐减，但中国经济在外贸出口拉动力放缓的情况下，内需和投资日益强劲，引进外资的恢复性增长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贸出口的疲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日渐成熟，从1998年开始的以扩大内需为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加上社会稳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深化改革，使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不断释放出巨大商机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将遵守承诺，开放市场，鼓励竞争。中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到2005年将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服务领域的分阶段开放导致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纷纷进驻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未来数年内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最富有活力的地区。在外资大量流入的同时，国内企业也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跨国竞争，分享wto最惠国和国民待遇的利益。中国入世将促使中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快速上升，预计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将从2000年的3．9％上升到2005年的6．3％。尽管2001年世界贸易额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和9·1l事件由上年增长12％下降到约2％，预计2002年将增长5％。
3．在9·11事件的阴影下，apec上海会议和wto多哈会议的顺利召开，也成为2001年世界经济中的两大积极因素。10月21日，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apec领导人宣言：迎接新世纪的新挑战》、《上海共识》、《数字apec战略》和《反恐声明》等4个文件。这次会议在9·11事件阴霾沉重、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背景下，对推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加强各国经济与技术的合作，都具有创新之处。(1)强调“大家庭精神”，突出对话与合作，追求“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了平等、和睦以及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2)“上海共识”提出了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的新方法和新思路，鼓励一些成员先行一步，率先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承诺目标。(3)开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两个轮子，加强能力建设。为此中国政府率先开始实施“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促进项目”和“金融与发展合作项目”两项计划。(4)为实现《数字apec战略》，提出要培养企业家精神和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鼓励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总之，这次apec上海会议，找到了亚太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结合点，强调子大家庭精神，必将促进与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
4．于9月13日召开的wto多哈会议，经过艰难谈判，达成了《部长宣言》、《关于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问题的决定》和《关于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宣言》等3个文件。会议决定启动新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要求所有谈判应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世贸组织成员将继续就服务贸易、农业、公众健康、环境、劳工权利、投资、反倾销等议题展开谈判，以进一步消除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进展。wto的第九回合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对推动21世纪初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至关重要。由于中国加入wto，对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作用，以及参与wto规则的制定等，都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2002年世界经济走势及发展前景
基于以上对世界经济中不利和有利因素的分析和国际组织的综合预测，可以作出以下基本判断：美国经济衰退并不意味着新经济的结束。美国经济经过政府的干预调节，减税和降息的滞后效应从2002年已开始产生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电子信息产业经过调整将进入稳步发展时期，传统产业将加快与高新技术的融合进入较快发展时期，9·11事件和美国对阿富汗军事打击将刺激美国军火工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并酝酿着新的科技发明与突破。如果中东和中亚地区不发生新的战争，石油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那么2002年美国经济将是复苏增长之年，并带动世界经济总体复苏。2002年的世界经济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复苏程度。2002年初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9·11事件的阴影似已褪去。美国战后历史上7次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持续 11个月，而这一次在新经济条件下尽管遭受9·11事件的打击，也可能只是一次时间较短的轻微衰退。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旧要好于欧洲和日本，但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呈现出“u”型或“w”型的走势。 2002年初，美国经济复苏的利好信息已开始带动欧洲经济与东南亚经济出现好转的信号。一是美国商务部2002年2月底将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从原先公布的0．2％上调到1．4％；二是2002年头两个月美国失业率下降了0．3个百分点，2月份全国共增加了6．6万个工作岗位，为过去7个月来的首次增加；此外，个人消费开支和收入、建筑业开工、企业定货、消费贷款等指标都呈现好转迹象。据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3月7日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这次经济复苏的速度可能是温和的。美联储预计2002年经济增长率为2．5％至3％。根据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的行情预测，从2002年2月起，德国和欧盟的经济指标均已度过衰退，开始回升。东南亚的刺激内需和出口贸易也已始见成效。另外，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商品市场走势的最新预测，2001年世界粮食作物市场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价格下趺了1％，2002年尤其是下半年，预计主要粮谷、饲料、饮料等商品价格有可能强势反弹，预计上涨幅度近12％。这对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是有利的。
主要国际组织对200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预测目前分歧较大，但共同前提2002和2003年均是世界经济复苏与调整之年。例如，据美国全美商业经济协会2002年2月的预测，200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1．5％，2003年将增长3．8％。联合国1月10日发表的2002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在上年仅增1．3％的基础上，将增长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同日发表的报告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4％，其中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下调到0．7％和1．2％。发展中国家将总体增长4．4％，其中亚洲增长5．6％，非洲增长3．6％，拉丁美洲增长1．7％。世界银行2002年3月的报告预测，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前年的3．9％大幅降至1．3％，2003年将增长至3．6％。其中美国经济2002年增长1．3％，2003年上升至3．7％；欧元区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12％。和3．3％；日本经济今年将萎缩1．5％，2003年有望复苏到1．7％。在东亚地区，根据香港汇丰银行的年初预测，2002年亚洲经济增长将超过上年。其中，韩国经济增长5％，印尼和马亚西亚增长3．5％，泰国增长3％，
我国台湾和香港增长1％，新加坡将低于1％。另外亚行预测，2002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4．5％。因此，2002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应当好于2001年。但问题在于，如果2002年日元兑美元持续贬值，将迫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跟着贬值，使东亚地区再次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严峻考验。
从较长的时期看，21世纪初期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仍在继续。一方面世界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和并购浪潮，发达国家进一步成为高新技术的策源地和研发基地，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的“制作车间”和产品扩散地。通过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创新，科学技术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商业化仍在不断开拓世界新兴市场并引发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使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经过目前的衰退、调整将进入新一轮增长长周期。
参考文献：
1．余永定：《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11—12期。
2．《2002年世界经济前瞻》，国研网2002年3月4日。
3．《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国研网2002年2月14日。
文章摘要：战略管理会计是一种以外部性和长期性为核心特征的管理会计形式，是管理会计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其理念将渗透到整个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信息，使企业获得持久的战略竟争力。
一、战略管理会计的特点
(一)战略管理会计具有明显的外向性
战略管理会计跳出了单一企业这一狭小的空间范围，将视角更多地投向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这些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形势、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具体是指一国的政治形势变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战略目标群体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影响;新的法律的出台及原有法律的变更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影响;以及整个经济市场、自然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变动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影响。因此，战略管理会计特别强调各类相对指标或比较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如相对价格、相对成本、相对现金流量以及相对市场份额等。
(二)战略管理会计更注重长期、持续的发展战略
现代企业非常重视自身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国外研究表明，以下八个因素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顾客的满意程度;制造优良;市场占有率;产品品质;可信赖程度;敏感性;技术领先地位;优良的财务业绩。
(三)战略管理会计将提供更多的与战略有关的非财务信息
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单靠优良的财务业绩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依仗众多的非财务指标，因此，战略管理会计必须提供与战略有关的财务与非财务息，具体包括五大类信息:(1)战略财务信息和经营业绩信息。其中经营业绩信息主要是指与收人、市场占有率、质量等经营活动有关的信息;与战略成本有关的数据;与生产率有关的数据;与从事战略经营业务有关的数据;与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数量和质量有关的数据;与知识开发和创新有关的指标;员工的参与和满意度;与供货方的战略关系。(2)企业管理部门对上述战略财务与经营业绩信息的评价分析。(3)前瞻性信息。具体包括揭示机会和风险;揭示管理部门的计划，包括影响成功的战略因素;实际经营业绩一与以前披露的机会和风险进行比较，以及与计划的比较。(4)背景信息。一是企业的广泛目标和战略;二是企业经营业务、企业资产的范围和内容;三是产业结构对企业的影响。(5)竞争对手信息。具体是指:竞争对手是谁;竞争对手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及其成功的可能性;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和劣势;面临外部企业的挑战，竞争对手是如何反应的。
(四)战略管理会计是一种全面性、综合性的分险管理
战略管理会计既重视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既重视生产制造，也重视其他价值链活动;既重视现有的经营范围内的活动，也重视各种可能的活动。因此，战略管理会计应高瞻远瞩地把握各种潜在的机会，回避可能的风险一包括从事多种经营而导致的风险;由于行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风险;由于资产客户、供应商等过分集中而产生的风险;由于流动性差导致的风险等等，以便从战略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与完善
(一)技术方面
首先，技术革新和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技术革新速度的提高是与其传播速度的加快密切相关的。传播速度的提高起到了类似加速器的作用，促进了技术的不断更新。这种快速变化使产品的寿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也更为激烈。这样，新技术所能拥有的超额回报期缩短了，厂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力。而创新的方向和决策的做出，要基于对客户需求和竟争对手的战略分析，这就要求管理会计系统提供更为及时的信息。
其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强调知识对企业保持其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日益重视信息的价值，这在实务中表现为对软件(人、技术)和硬件(信息工具、网络)的管理和运用的不断加强。从其对战略管理会计的影响分析:一方面，信息工具的大量使用，使信息收集、处理及传递速度和效率大大加强，传统的”维护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信息系统过于昂贵”的观点将会改变，建立并维护一个能同时提供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信息的系统，将普遍为各种规模的企业所接受。这种变化为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企业管理人员将更有机会和能力从战略角度分析企业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人和知识要素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将要求战略管理会计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使决策者确定是否对人力及技术进行投资，并评价所做出的人力及技术投资决策的投人一产出效率和效益。这些信息将要包括研究与处在同一技术革新方向的合作者或竞争对手的有关信息，并要结合分析决策前后客户需求的变化等战略信息，以判断投人是否有利于企业获取战略竞争力。
(二)经济全球化方面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经济发展；新趋势
社会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而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必须要加强研究，对于其现代化特点应当准确把握，同时明确经济发展新趋势，从而为通过经济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奠定理想基础。本文就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 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2]葛治钢.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政治经济学；发展理念；科学创新；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07-0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提出的新判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研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启了创新的空间并提供了有力支撑。正确的理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形成建设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阶段，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科学的理论要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主题和精神，是引领时展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丰富的现实背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纵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无不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先进的思想方法论精髓为积极开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过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的思维再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的抽象概括和加工修正，具有鲜明的历史感[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解和认识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其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其科学价值在于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新的理论和观点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经一百多年演变进化而经久不衰，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重要根源。面临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辩证的和整体的逻辑思维审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
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也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其创新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实践。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原因。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加，世界经济总体的持续低迷使得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削弱。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是国内经济内生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现象，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今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经济告别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启内涵式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的多元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总书记说，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处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韧性和充足的发展潜力，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具备支撑和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因素，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依然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2]；另一方面，新常态必然派生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如一些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隐性风险将伴随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而逐步显性化，创新环境的缺失和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可能导致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宏观经济调整和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新挑战，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发展瓶颈，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经济新常态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现实背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辩证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始终伴随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这突出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之中。“范式”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hu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们公认的并且共同接受的一种对事物的观点或思维的框架，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3]。理论创新“范式”既是一个世界观层面的思想、立场问题，也包含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和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新视界、新成果的客观展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具体表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实践为本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注重和坚持以实践为本，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同志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现实基础和基本立足点，不断揭示和提炼总结新常态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
理论思维源于实践，以实践为理论源泉和归宿。“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经济新常态是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描述和高度概括。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际上，这正是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在新常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继续坚持以实践为本，总结新常态下经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在有效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主要矛盾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以实践创新丰富新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将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5]。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主体论”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受到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主导和制约，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更加强调提高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质量，其内在的人学向度为人的不断创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个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基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实践，新的理论诉求呼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同时，新常态的人学向度也为在新阶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核心路径，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和归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
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的本质是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甚至理论内部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由此可见，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而获得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从而不断引导理论创新和指导新的实践[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时展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认识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时代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重要创新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除此以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不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大胆尝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明确强调，全党要树立和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8]。“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手合力”论等新的经济战略思想无不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范式，“问题范式”内含于“哲学范式”之中，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必须树立和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坚持以新常态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问题范式与理论范式创新的良性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立足新常态经济特征
思维是主体对事物表象与概念的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的认知活动。思维范式则是思维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以及在推动理论范式创新中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推动其他理论范式创新的催化剂和内生动力。辩证思维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辩证思维审视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动向和新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市场与政府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其增添了中国特质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国内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融合新常态下新问题、新实践的辩证思维使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能够科学地解答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本要求。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新常态是形態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核心问题在于提质增效，追求全面均衡、整全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速发展[9]。辩证认识和审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推动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应以经济新常态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客观依据和立足点，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维方法，科学把握新常态经济的动态性、规律性和发展性，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国化
研究基点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以研究基点创新为起点，坚持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点，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科学创新符合我国经济建设客观实际和运行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基点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整体作用的统一发挥而实现的物质转换过程。首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发展必须服从于客观逻辑的决定，并遵从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在客观实践中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升华，否则就会偏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导向。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基点，并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0]。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主义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和坚持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的前提下，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禁区，基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是遵循客观逻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时期。解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间个性与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体框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实践内容，在深刻理解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思想基础上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的具体化和多元化
研究对象是确立一门学科的规定，也是决定学科属性的根本因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11]。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不断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
其一，从理论范式创新特质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实践方面表现为一定的不可通约性。理论逻辑主线是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始终，反映和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中心路线，也是任何理论创新发展首先应明确的主要问题。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主线的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而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研究中的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始终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和一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独有特征，其所有制结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也有别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根柢；其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和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因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历史定位，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市场资源配置等纳入理论创新的研究范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具体化、多元化。
（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方法论问题是进行一切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是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发展应坚持运用科学抽象法，根据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以理性的眼光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经济关系问题，同时积极借鉴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合理性成分，推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演进
与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和演进分为两大发展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突破；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计划经济体制观念的突破（1978-1992)
第一，市场调节原则的认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描绘，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作出的科学预测。比如，针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了有计划的生产的观点。因此,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而且就计划经济而言，它并不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演。周其仁认为：“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从1952-1978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了大约26年,并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对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要渐进地改变它。于是观念的变革首当其冲。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并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这就触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痛点。到党的十二大认可市场调节的原则时，突破口已经松动了。
第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的提出。如果从改革开放思想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主导地位和作用的情况下，需要有_个过渡和缓存的环节，这就是商品经济。实际上，由于商品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特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它是与计划经济相对立的。我们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发展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受了这一新的认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由此而来。尽管这一决定还强调了计划指导、调节和行政管理的必要,邓小平还是认为，这个决定已经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0。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可以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充分展开。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突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观念以后，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成为下一个目标“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H1985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观点,认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到1990年，邓小平又提出要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是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4。但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看待。更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一时被当作‘‘姓资”受到指责。以后，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决心。至此，终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呼之欲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1992-)
第一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1992-2002)。十四大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即是要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宏观调控与过去的指令性计划不能混为一谈,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在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其次是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探索。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观点；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大胆探索,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次是培育和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最后是提出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基础上明确了我国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和任务。
第二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2002-2012)。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七大都特别强调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有：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职能；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形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在围绕发展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思想、新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
第三阶段是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2012-)。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后,到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的新阶段。如何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呢？把世界经济发展周期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针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主要思想和观点有：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符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为中国？为何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后，‘‘中西文化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今天还有学者提议要达成‘‘共同的底线”。新时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是西方所谓的现代化普世理论与中国本土理论谁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其现代化模式及其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从生产方式的选择来看，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市场经济是否必然要成为西方国家的样子？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改革开放方向和性质之争中‘‘走改旗易帜邪路”思潮所坚持的。那么，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清何为中国？为何特色？
(一)何为中国
在对“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里“中国”两字的解读中，有学者给出了三种含义:一是地缘政治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中国本土；二是历史时代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是文化范式概念视野下的中国，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与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的文化范式。该学者还认为，这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0。这样的理解聚焦于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经济学方面的表达诉求，但淡化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求索与选择过程，不易理解中国经济学为何要凸显自己的特色。比如，王亚南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与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所面对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1940年王亚南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概念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从而提出经济学的中国化表达，这与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合拍的。而21世纪初林毅夫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时候,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上述三种‘‘中国观”中的最大公约数。谈到社会主义,列宁曾在《论俄国革命》中强调过国家政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把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作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经济社会发展所依靠的重要力量。与西欧国家那种自下而上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不同，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国家或者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比如，我们的情况是先成立中国共产党，然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最后在国家的推动和保护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前提。有学者也认为,就像“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H。这种说法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实际。新中国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成和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为何特色
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四种特色与上述第三种中国观中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文化范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综合起来看，我们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与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建国后曾经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过不少教训。比如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苏联的做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针对苏联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相区别。自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中国社会性质乃至未来发展方向就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像‘‘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这样的说法、“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论断，完全用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的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特别是经济理论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比如，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还是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坚持私有制为主体的。虽然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有私有制，甚至我们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所在。
综合起来看，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能准确地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附加在中国头上的五花八门的诸多“主义”，都是从西方立场或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出发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发展大相径庭。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和中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理论看问题已经过时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材,为形成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大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属性。像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公平正义等思想和理论观点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二是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等思想和理论观点印有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三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对我们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都要围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展开。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和解决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解释现实，始终对现实发展具有指引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始终具有问题意识,解决和回答好新常态下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待贫富差距扩大,如何看待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如何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等,都需要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和理论上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遭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和挑战，美国学者福山更是据此得出了‘‘历史终结”的结论。然而同一个学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当“历史终结”论遇到中国模式时也尴尬尽显。因此，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出场讲述。总结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过程,其实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据此形成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历史起点的，毛泽东在这年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为遵循，就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以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为思想特征的。
1984 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时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
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出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的要求。 在2014年7月，在探索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中，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强调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即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大局的高度，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的重要结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半年之后，在进一步探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系列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结合为一体，就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内在根据的。
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任务。
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在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高度，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问题时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密切相联的深刻意蕴和思想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深刻阐释了这一理论主线和思想特色的内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全局上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系列论述，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聚焦点和着力点。2014年7月，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的深刻阐释。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问题阐释中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要求。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2016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上，从治国理政高度，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 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自2013 年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核心问题既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阐释、从经济改革发展上做出具体部署，也从治国理政高度做出多方面的阐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昭示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观调控的黄金平衡点问题，提出了着力推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环节改革问题。他提出：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进展。 黄金平衡点是对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论述，而抓住重要经济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保证。
在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问题做出分析，提出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观点。他提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思路阐释时，提出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从全面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探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和根本要义。在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在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谈到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以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创新发展理念阐述时指出：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对协调发展理念阐释时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在2015 年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更是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这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一个从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达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因此而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回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程时，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已经初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总结和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肯定了新发展理念所发挥着的引导引领作用。在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时，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中，不仅对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作了深入阐释，而且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先导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题，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和指导方针。
五、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正呈现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为背景和基础，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也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研究，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点在于，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二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是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天赋异禀，23岁获得博士学位，28岁成为教授。1912年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出版时，他还不到30岁。
《经济发展理论》共有六章，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当然，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创新理论。
作为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熊彼特的独到见解奠定了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其主要学术成就。
笔者以为，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有四点值得细品。
其一，发展不是积累而是创新（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解释，而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发展，不是人口、财富的简单积累，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也就是“创新”。他认为，现代经济生活是在“破中求立，边破边立”中成长起来的。就这一点来看，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对国内盛行“就增长谈发展”认识的批判，又是对“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积极探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央对这一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
其二，重点在生产而非需求（对需求要素的淡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没有考虑消费者需求中的任何自发性，即假定嗜好是“给定的”。他不否认“新需求产生，继而带动生产”的供需关联的存在，但他认为，一般是生产者催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需求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这一设定使其对经济的理解偏重于“供给”，也使其与关注“需求”、倡导政府救市的“凯恩斯主义”相悖。从现实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熊彼特的设定更适应政府职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回归“生产”无疑是一个理性选择。
其三，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对创新理论的构建）。熊彼特强调创新（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创新视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和新的企业组织等五类创新。创新可以打破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合理地运用信用的企业家是关键。熊彼特的“五类创新”理论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路径借鉴，对企业家的认识为强化企业家创新功能，发掘“企业家精神”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其四，要适应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对经济周期的解释）。熊彼特认为，创新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大有小，可以用创新活动来解释经济周期。在两个繁荣期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吸收、清理和蓄势的过程。繁荣从自身创造出一种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要求，也将使繁荣和吸收出现交替。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从熊彼特的理论来看，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正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区分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和因偶然事件陷入困境的企业，让前者听任市场抉择，对后者给予支持。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观点、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发展的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四个战略阶段 过程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为基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目标、发展机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科学创新，一方面，遵循“均衡——非均衡——新的均衡”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探索出“平衡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本文是笔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战略阶段做的分析与概括，求教于同仁探讨。
一 第一个战略阶段：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整个国家处于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国家的经济比重70% 在沿海，30% 在内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充实，内地广大地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如何加快内地工业基地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捍卫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高度重视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建设，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高度重视新中国的经济布局。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论述，其一，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这个战略思想；其二，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其三，使工业布局趋于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其四，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其五，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其六，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根据“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央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建立分布均匀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上。就全国来讲，要平衡发展；就内地来讲，要重点发展。平衡是大局，平衡中又有重点。中央在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以内地为投资重点，以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工业基地为重点。1956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战略部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七个新的大型工业经济中心，使之成为七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内陆地区。我国“一五”期间将有694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的472个分布在内地。“二五”期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9%，交通投资占60%，资源投资占75.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也随之调整，决定加快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步伐。1964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重点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时期，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5%，达2000亿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建成国营企业29万个。到1975年，全国1500个大型企业中，西部占40%，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个战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基本特征是：国际战略环境，前期是苏联援助，国际形势温和，开放型发展；后期是外部封锁，国际形势险恶，全封闭型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战略思路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结合；战略特点全国一盘棋，重点在内地；战略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有力的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独立自主。
二 第二个战略阶段：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经济战略思想主张对外开放，建设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循序渐进地开放。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因此，开放发展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邓小平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讲话中指出，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因此，特区要“成为开放的基地。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又实行了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战略。
邓小平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创新就是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结合部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全国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在4个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又先后逐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放开发海南岛和浦东，开放开发沿边沿江地区，开放开发内地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渐进发展、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西部地区特色经济
近几年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东西部地区差异日益加大．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国家在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是在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情况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得到最大效益．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据此．西部地区应该依据本区域的特点．发展特色经济．以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一、特色经济的概念、理论基础和特征
有人认为特色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有人认为特色经济是效率经济；也有人认为特色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总体而言．特色经济主要是指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区域优势资源为依托．依靠科学技术和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具有规模化、异质化的特色产业群．能将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连接起来．从而带动本行业、本地区的发展．同时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终能够成为本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特色经济的提出主要是建立在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最早的优势理论是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要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宜于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如果按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各国的资源就能得到正确的分配和有效的利用。继斯密之后．李嘉图根据绝对优势理论：于1817年提出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只要成本比率在各国存在差异．各国就能够生产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通过贸易增进利益。其后．赫克歇尔和俄林又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简称H-O理论。该理论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认为各国国内商品价格比例或比较成本的不同．是由于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和生产各种商品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重不同。
依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区域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获得比较利益．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特色经济是比较而言的．特色经济也是可以转化的。今天视为特色的．明天就不一定有特色；这方面有特色．其他方面就不一定有特色；这一层次上或范围内有特色．在另一层次上或范围中就不一定有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讲．特色经济又是不断开拓进取、创新的经济。特色经济具有开放性、优势性、规模性、连带性和动态性等基本特征。它是扬优成势的经济．也是追求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益、高水平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才能把优势凝聚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贫困人口多．生态环境脆弱。虽然资源丰富．但在很大程度上尚不能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现实的生产力。西部地区应冲破原区际分工中的角色，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按照梯度理论的理念，发展自有特色，创造自有技术。特色经济无疑是西部地区的必然选择。
西部地区虽属落后地区，但同样要面临国际化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西部地区同样面临着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各种新技术并不因其已在生产中获得应用而放慢速度，而是在生产和开发两个方面迅速推进，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西部地区要适应国际化的这种竞争，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适用技术，开发特色产品，以“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特”的特色经济为方式。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9，3％，林木蓄积量占41，9％；草场面积占全国的89，6％；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52，3％；煤炭约占60％；石油、天然气储量可观，金属矿产种类繁多，储量巨大。西北西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黑金属和有色金属基地。同时，西部集中了我国5大天然牧场，是重要的畜牧业区。这种优势不仅规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于开发和利用资源，而且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能源动力保证。西部地区若要化资源优势为市场优势，就必须选择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资源优势明显，建设条件有利，技术起点高，具有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整个经济发展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产业群，逐步形成本区域的特色经济。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往往愈是贫困地区的生育观念愈陈旧、落后，在“多子多福”的观念支配下，西部地区的生育率居高不下。同时，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协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全国2003年平均水平为49．1％．西部地区都高于这一水平．最高的云南为72．7％。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从第一产业中分化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必然趋势。这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选择容纳劳动力很多的特色经济和特色产业。
三、特色经济发展中必须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特色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精。所以区域选择某一产业作为特色经济的主导特色产业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本地区的特色资源为基础
以本地区的特色资源为依托，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内在要求。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资金、人才、技术缺乏，盲目追风，发展高技术产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应紧抓资源优势型产业，通过逐步加深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加相关产品的附加值来逐步增加区域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加快区域经济腾飞。区域的资源禀赋情况是发展特色经济的基础。
(二)以市场为导向
特色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市场的作用就不会是特色经济，而且没有市场前景的产业是无法长久生存的。因而，选择主导特色产业时，一定要关注它是否具有市场前景，是否能快速占领市场，是否能快速将产品转化为利润。
(三)注重产业关联度
西部地区在发展特色经济时应大力培植关联度大的特色产业，并将其作为本区域的主导特色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其链条一般很长，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较大，因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著。同时由于环节较多，还可以达到产业持续发展目的。反之则会使经济发展空间受限，导致经济发展不能持久。所以特色经济中主导特色产业是否具有较大的关联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注重产业的潜在发展规模
选择主导特色产业时，应首先预测其潜在发展规模。只有可以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产业才能不断获得规模效益，有可能不断发展适用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品牌，有较大的带动效益，带动整个区域经
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应结合市场的需求情况，预测产业的发展规模，着力培植具有较大规模趋势的产业。
(五)注重环境保护
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一定要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不能走牺牲环境促进发展的老路。从全国生态系统脆弱程度排序来看，西部地区除广西为中度脆弱省份外，云南(0．5925)、内蒙古(0．8045)、四川(0．6285)为强度脆弱省份；新疆(0．6537)、陕西(0．6613)、贵州(0．7153)、甘肃(0．7821)、青海(0．8045)、(0．8329)、宁夏(O．8353)为极强脆弱省份。西部地区在特色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环保节能技术的应用，要注重循环经济理念的贯穿，防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增加环境成本，从而限制区域的后续发展空间。
(六)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地区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不断增强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又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方面。西部地区若想使本地区真正形成特色经济，就要在利用资源特色优势的同时，有意识地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不断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还要注重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使特色经济永葆活力。
(七)重视发展产业的动态调整
关键词 创新人才 培养 经济学 特色专业 建设方案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Based on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WANG Lei， LI F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Abstract Based on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with taking example of Shihezi University. From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alent， this paper propose the goals， ideas and schem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Key words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economics；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construction scheme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以石河子大学为例，探讨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石河子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国家西部重点建设高校，现由国家教育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建。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区）招生，现有在校生34651人，学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目前石河子大学正朝着建设“西部先进，中亚一流，国际知名的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目标迈进。
石河子大学经济学特色专业着眼于时代性、应用性、区域性，以教学为核心、科研为着力点，以构建前沿的经济学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运行机制、打造强势师资队伍为主，对经济学特色专业进行全面的系统建设，为新疆（兵团）培养应用能力较强的创新型人才。
1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必要性
新疆与周边八个国家接壤，具有多民族、多文化、多体制、多生态特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突出。既有丰富的矿产、旅游、特色农业等资源，又有制约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交通、能源、人才瓶颈。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形成我国西部发展新的增长极。目前，就全国水平而言，新疆处于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由于相对滞后，因此，发展潜力和空间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更大。经济水平决定教育水平，受区域、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新疆经济学人才队伍建设缓慢，与内地发达省份相比较为紧缺。对于新疆经济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来说，起步相对较晚，发展水平一般，因此，发展的空间更为广阔，对于新疆高校来说，应当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在国家积极实施对口援疆的背景下，结合新疆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推进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力争为广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2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目标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应当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全面推进教学团队、培养模式、课程建设等内容的全面提升。短期来看，深化教学改革、建设专兼结合专业教学团队、开发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以及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加快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构建的步伐，出台毕业生就业跟踪反馈制度，推动校企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推广订单式培养方式，实现学生就业率在90%以上；推动经济学专业基本的实践教学场所、社会服务中心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中心建设，带动新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中长期来看，到2020年，经济学专业拥有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技能强、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经济学专业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显著提高，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新疆未来发展需要的层次结构合理的经济学专业人才，经济学专业教育服务自治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能力全面增强。
3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思路
经济学专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遵循自治区科教兴新和人才强区战略，按照统筹规划、资源共享、理论升华、引领前沿、服务至上的方针，以经济学专业建设为核心，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布局结构，坚持分类指导、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推进经济学专业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为实现自治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培养大批具有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相结合，实际工作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4 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方案
4.1 构建“三位一体”的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在充分了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外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分析原有经济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经济学专业本科培养模式创新的方向、重点和难点，在此基础上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校内课堂教学与校外专家讲座相结合、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出了融开启经济学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4.2 建设一支结构优化、梯队合理、高素质、富有特色的教学团队
加强师资培养。采用校外培养与自主培养相结合、外出进修与校际互访相结合、团队自身建设与兼职聘用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师资培养力度。鼓励青年教师积极报考博士研究生，争取3～5年内使40岁以下的教师博士化，并实现教学团队从教学型向科研教学型转变；每年选派2～3名教师赴内地名校进行进修、访学和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聘任校外客座教授并每年来校讲学1～2次，以提高团队教师的学历层次和教学科研水平。
构建完善的团队管理机制。强化团队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教学、科研奖励的力度，调动团队教师进行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同时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团队教师的日常教学管理，按照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合理调配教师，并按教学管理规范要求完备、完善各种教学文件。形成团队教研活动制度化、经常化，并做到教研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展开。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以老带新，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强化团队的信息化管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以经济学兵团精品课程、经济学重点学科专业建设为重点，依托经济与管理学院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立经济学课程与专业学习网站，实现教学与管理的信息化。团队教师的相关信息和科研成果、主要课程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教案、习题、案例分析、参考文献、授课录像等教学文件全部上网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建立网上咨询、答疑、讨论、测试系统，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4.3 构建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课程体系
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教学团队不断探索，建立起了包括本科生专业课程、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高校教师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和博士生专业课程等多层次的课程体系。这些方案和措施的实施，使经济学特色专业有效克服了以往教学与科研脱节、教学方法和形式单一的不足，形成了经济学特色专业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课程支撑。
从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出发，建立四个层次的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即突出素质教育的公共课、强化方法和技能的基础课、精而坚实的学科基础课、宽而实用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课，使得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在坚持经济学课程体系科学性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创新能力与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将理论研究成果和科学研究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充分体现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时代性。此外，针对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把理论教学与新疆、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增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区域性，建立起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教学内容，丰富和深化了教学内容。
4.4 深化理论研究，强调以研促教
以经济学教学团队人员承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依托，积极关注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加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和突破，开拓实证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科研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及时将最新的理论创新和科研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之中，使学生及时掌握现实中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最新科研成果，获得理论与实践中的前沿性知识，从而使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能紧跟时展和学科发展的步伐。
4.5 形成特色鲜明的实践教学形式与内容
经济学专业要培养新型专业人才，实践教学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践教学要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形成以分阶段、分重点为主线，以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互动，增加综合性实验和课程设计，以校地容、校企结合为特色支持的实践教学体系。课堂中的实践教学主要体现在课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和专题讨论；课堂外的实践教学主要有组织学生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或到实习单位实习、鼓励学生参与SRP项目的申请和研究、吸纳部分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项目的研究等。此外，加强实训环节，让学生以不同的角色模拟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全面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注：本论文受石河子大学《产业经济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支持
参考文献
[1] 谭建.产业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科教导刊，2012（11）.
[2] 李芳.对西部高校经济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思考[J].科教导刊，2012（2）.
[3] 王璞.高校教学参考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3）.
[4] 王璐.经济学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以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为例[J].中国报业，2011（2）.
[5] 卢玲，巴山.培育特色专业 实现持续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12（6）.
论文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高度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部分。所谓基础性，就是说这一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搭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这些重大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所谓开创性，就是说这一思想面向新世纪，着眼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顺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经济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既积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展潮流，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新的科学揭示；既继承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社会主义蓝图，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唯一可学习、借鉴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当时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以学习苏联为主。无论是改变生产关系，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明显打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烙印，具有一定照搬的倾向。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纷纷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进行反思。他提出不能照搬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开始一边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一边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然而，时隔不久就出现了严重失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搞什么“一大二公”，严重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他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回答新问题，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同时，又坚决维护和继承已经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分析当达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和态势，果断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姓“社”、姓“资”的争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判断得失成败，明确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还科学谋划我国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以江泽民为领导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经济理论大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诠释之上，而是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新概括，赋予了公有制经济新的含义。他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由“补充论”提高到“共建论”的地位和高度；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理论。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新形势，抓住时展新机遇，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宝库添加了新财富。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继毛泽东经济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毛泽东经济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如果说毛泽东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取得的经济理论成果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毛泽东当时“以苏为鉴”提出了怎样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则是与时俱进，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理论，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付诸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