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7:58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产业转移；NEG；解释
产业转移作为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刘 易斯，1978）、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岛清，1987）、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1966）、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1977）和“雁行模式”理论（赤松，1932）等分别从产品、企 业、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原因。不过，上述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及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束缚，它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 移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地区 要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事实上，产业转移的基础不必然是“第一自然”（the first nature ）的差异，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能促进产业的集聚、扩散和转移。 以Krugman（1991）经典文献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NEG），基于集聚力和扩散 力的相互作用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并存的现实世界中产业转移现象提供了另一种发人深省的解释。［1］遗憾的是，尽 管现有综述性文献均将NEG作为解释产业转移的一种理论，［2］［3］但并没有一 篇文献全面总结NEG对产业转移现象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产业转移机制、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产业转移的 经济福利效应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主要措施及效果评价四个方面梳理NEG文献对产业转移的 解释，并希望通过这一总结对我国产业转移实践提供参考。
一、产业转移机制
在NEG文献中，与产业转移对应的概念是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①产业 扩 散（industry dispersion）、产业区位再置（industry relocation）和产业变迁（indust ry churning）。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D-S框架（或O TT框架）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奠定 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分析的微观基础。特别地，它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 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运输成本的变化，企业的 利 润结构以及个体的福利结构也随之改变，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个人依据福利最大化原 则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新的区位均衡形成，这一过程往往也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过程 ，即产业转移。本质上，这种产业的集聚和扩散过程是经济活动前后向联系的循环累积结果 ，具体表现为以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所构成的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 互作用过程。
根据产业集聚和扩散具体过程的差异，现有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 三类：区域要素迁移模型（CP、FC、FE、LFC、LFE）、产业垂直关联模型（CPVL、FCVL、FE VL）和要素累积驱动模型（CC、GS、LS）。其中，区域要素迁移模型将产业转移归结为要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所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 化。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则认为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前、后向联系，在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和工 业品需求长期增长的情形下，核心和地区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核心――边缘 结构不能维持，进而发生产业扩散。要素累积驱动模型则通过引入资本形成、资本折旧以及 知识资本溢出强度等概念，认为产业转移只不过是不同地区产业份额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 ，资本收益率高的区域、知识资本溢出强度大的区域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形成而占有更大的 生产份额。
以产业垂直关联模型［4］为例，我们简单阐释NEG对 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在一个两地区（区域1、2）两部门（农业A和工业M）两要素（劳动L 和中间产品I）的模型中，工业部门为垄断竞争部门，区域内部无运输成本，区域间存在运 输成本T，农业部门收益递减，生产函数为A(1-)=[SX(]K[SX)]([SX(]1-随着L的上升，产业集聚在某一地区（地区1）的核心――边缘结构不能维持，原因是收入 增长使得工业品需求增长更快，而工业品生产集中在地区1，从而w1和 1都增加。一方 面，w1表明地区1生产成本上升，成为促使产业扩散的因素；另一方面， 1和w1都上 升表明地区1有更多的产 业集中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地区1的支出份额相对上升，加强了后向联系，是一种集聚 力。最终，L上升所导致的净效应取决于相对工资变化和后向联系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就是说，在相对工资变化效应大于后向联系强化效应的情形下，产业将由地区1向地区2转移 。
二、 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规律
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把经济空间高度抽象为同质平面，从没有任何外生差异的 前提条件出发讨论产业空间布局的内生演化。因而，一方面，产业转移的NEG解释与以“外 生比较优势”为基石的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另一方面，撇去表面和外生 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产业转移的特征、规律及深层次影响因素。
（一）产业转移的特征
由于NEG模型大都为非线性模型，而非线性过程与新古典的平滑连续过程完全不同，因而， 在NEG文献看来，产业转移具有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下完全不同但更接近现实的特征。
1产业转移的突发性与区位粘性。突发性集聚与区位粘性是NEG的两个突出特性。其中，突 发性是指“当处于对称均衡且贸易自由度很小时，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区位，当 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集聚”；区位粘性则被称之 为“路径依赖”，即不论何种原因，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 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会被锁定在这种模式或路径上，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 付很大的成本或较强的外生冲击。［1］这两种特性在产业转移上的表现是，当影响 产业转移的因 素出现时，并不立即导致产业转移，只有当这类因素不断积累，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这类因 素的轻微变动则会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正因为某地区的产业具有区位粘性，这种引起 产业转移的因素必须大于原有产业布局的内生约束力，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才能改变原 产业区位。
2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与自我强化效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NEG的核心内容，也是产业转 移机制的持续动力。产业转移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论是包含市场接近效 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集聚力还是专指市场拥挤效应的扩散力都有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当地区 1的扩散力大于集聚力时，产业向地区2转移，而随着产业流入，地区2的市场规模增大、生 活成本指数下降，从而企业的利润和个体的福利都会提高，这将进一步吸引产业流入。显然 ，这一产业转移的加速过程就是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和自我强化效应的具体表现。
3产业转移的预期自我实现效应。存在不同结构叠加区是核心――边缘模型的重要特性之 一 ，它表明当人们的预期发生变化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任意选择对称结构或核心― ―边缘结构作为其工作和居住的区位。同样，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也受人们预期的影响，这 种预期起作用的依据是有效性原则，即每个个体都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是有效的，否则 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该区位，因此每个个体都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这样，人们的预期就 导致了产业向特定区位的转移。
4产业转移的价值链环节分离特性。Duranton 和Puga（2002）研究了城市结构从部门分工 到功能专业化分工的转变，发现这种转变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5］ 研究表明， 远程管理成本下降导致城市和产业结构均衡的变化，城市从部门专业化（总部和工厂在一起 ）到功能专业化（总部和相关的商业服务在大城市集聚，而工厂则在小城市集聚）转型。即 产业转移呈现出总部和生产环节背向转移的新特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向信息发达、对外联 系和交往密切、政府效率高、人才充裕、专业化高效服务密集的发达地区（大城市）转移， 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工资、地价、租金相对便宜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转移。
（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NEG文献不仅考虑了两地区两部门的产业转移过程，并探讨了多地区多产业的产业转移规律 。结合KFV框架③对5国7产业模型模拟分析的结论，我们将NEG关于产业转移一般规律概 括为以下方面。
1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地区转移时，一般是依次转移的，也就是说，产业会优 先 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 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
2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转移，因为密集使用劳动，所以此类产业对工资差距较为敏感，因 而 最先从核心地区转移出去。而且，后转移产业的转移速度比先转移的产业快，并且转移可能 存在不连续性，原因在于首批转移的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有助于其他产业的进入。
3消费指向的产业首先从集聚体转移。由于消费指向产业绝大部分需求来自于最终需求， 而 非厂商的中间需求，因而这类产业与最终需求市场，即人口相关，而与产业集聚地的关系不 大。
4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首先转移。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很少依赖其它厂商的供给，这些产 业 的区位选择对工资差距更敏感，没有太大必要选址于产业集聚区，因而，它能较早地转移。
总之，NEG文献认为，关联度最弱的产业最先发生转移，但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过程中甚 至出现交叉反复现象；关联度最强的产业虽然转移时间较晚，但由于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其 转移的速度也最快。
三、 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分析是建立在NEG模型基础上的，不同的模型类型其对 应的福利效应稍有差异，但大都为基准模型福利效应的拓展。从一般性偏好和功利主义的社 会福利函数出发，通过对求解所考察区域在均衡点附近产业分布的微小变动对该区域居民效 用的影响，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福利分析一般框架：④
[SX(]dV[]VE[SX)]=(p-p)dm-mdp+(p-a)dQ+Q(-ax)dx+([SX(]Vn[]VE[SX)]) dn+rdK-ds
其中，(p-p)dm-mdp部分为瓦尔拉斯效应，即忽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 。它来自于产业没有发 生区位变动时，区域间贸易数量变动和初始价格差的乘积(p-p)dm与边界价格变化和净 贸易量的乘积-mdp之和，也就是说，瓦尔拉斯效应可以分解为贸易数量效应和贸易价格 效应。
(p-a)dQ+Q(-ax)dx+([SX(]Vn[]VE[SX)])dn为生产租金、规模和区位效应，它表示的 是经济系统具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简称ICIR效应）。其中(p-a)dQ为生产 租金效应，也就是说，如果部门中存在纯利润，(p-a)＞0，那么该部门产出的增加会提高该 区域的福利水平；Q(-ax)dx是规模效应，因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平均成本随 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即-ax为正值，故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该地区的福利；第三项 ([SX(]Vn[]VE[SX)])dn则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效应，即多样化效应（[SX(]Vn[]V E[SX)]）和区位效应（dn），多样化效应是指生产种类的增加会提高国内福利，而区位效应 体现了产品生产区位变化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变化。
rdK-dS表示累积效应和转移效应。在NEG的CP、FE、FC等模型中，世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存量是固定的，故不存在储蓄，在这种情况下，rdK是生产要素转移对该地区消费支出的 影响。而在CC、LS和GS模型中，所考察区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储蓄，这种情况下，资本形成 有两个相反的福利效应，其中，rdK反映的是资本存量扩大，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支出水 平。取值为正，说明资本形成的福利效应为正向效应。但-dS表示的是，要形成资本必须降 低消费。因而，它对 目前的效用具有负效应。由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知识的增长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源 泉，故累积效应又被称为增长效应，或者动态效应。
显然，NEG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考察不仅全面（远远超出了 单纯的产品生产区位变动带来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当然，上述基准福 利分析框架并非完美，但其可拓展性为未来进一步考察产业转移的产业升级效应、就业效应 和城市化效应等提供了平台。
四、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
早期的NEG文献重在解释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转移（集聚和扩散）机制，很少涉及政府的 干预措施以及相应的福利变化。但“”地区和即将沦为“”的地区并不甘心接受“ 中心――”的空间秩序，它们采取各种措施与“中心”地区竞争产业区位，同时，国家 当局为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也采取了补贴、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进行产 业和空间规划等政策措施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因而，近年来NEG文献也对影响产业转移的 政策措施及其效应进行了剖析。［6］［7］
(一)税收优惠竞争
税收优惠竞争是区域间进行产业区位争夺的古老而又盛行的手段，目前仍 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区域的竞争中。与新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税收优惠与产业转移的线性对 应关系不同，NEG认为，由于集聚租金的存在，低于某一门槛值的税收优惠并不能吸引产业 转移，但一旦超过门槛值，微小的税收优惠能使产业区位发生突发性转移。［6］［7 ］［8］而且，税收优惠竞争的效果还受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影响。此外，也有 少数学者进一步论述了税收优惠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 在特定的方式下，区域间税收竞争与地区内政治竞争的互动能够产生最优的公共品供给，进 而影响产业的区位分布。［9］
(二)公共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区域间的差距通常表 现为基础设施的差距，而且基础设施的差异通过影响企业区位分布进一步影响区域差距。因 而，为了争夺产业区位，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以及区域间基础设施改善也是常 见的措施。NEG文献分别从理论和经验［10］［11］［12］两个层面分析了公 共基 础设施改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理论分析的结论认为区域间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存在负的 外部性，基础设施质量差异则有可能吸引产业，促进本区域发展，此外，投资者需求信息是 否完全对区域公共投入竞争的效应有完全不同的影响。而欧盟结构基金（the Structural F unds）和凝聚力基金（The Cohesion Fund）的经验研究表明，跨边界基础设施改善更倾向 于增加而不是降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布不均衡，不能促进欧洲的区域收敛。日本 东部地区的经验则表明，欠发达地区要能承接产业转移则需要与重要城市、或者区域内更高 层级的城市建立良好的交通网络。
(三)区域补贴
与税收优惠竞争的分析一样，NEG认为区域补贴也存在门槛效应、非连续效应 和粘性特征。Dupont and Martin（2003）更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详细地探讨了不同地区补 贴政策对落后地区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以及福利水平的影 响。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资金来源（国家和地区层面征税）、不同的补贴方式（税收减免、利 润补贴、一次性补贴、固定成本补贴、生产和就业补贴）对产业区位、收入不平等程度（区 域间和区域内）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上述所有补贴方式对产业区位的影响 较强；当从地方层面融资时，补贴能够成功吸引产业；对贫困地区制造业的补贴改变了地 区竞争和企业规模，这可能导致贫困地区该产业就业和生产的下降；如果存在产业区位调整 成本，地区补贴则可能损害贫困地区。不过，对工人技术投资给予补贴则可以增强该地区的 集聚力，吸引产业集聚。［13］
五、结 语
虽然只有极少数NEG文献明确探讨产业扩散（转移）的机制及其相关效应，但从更广义的 角度来看，产业集聚本身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NEG文献的大 多数研究都与产业转移有关。针对目前国内产业转移研究仍以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石，对 NEG采取“提而不用”的现实，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而言，NEG关于产业转移的 解释至少具有微 观基础更坚实（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最优出发）、分析更全面（一般均衡分析）和深入（不局 限于外生比较优势）、与现实更贴近（规模报酬与不完全竞争）、解释力更强（政策效应的 非线性特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以NEG的相关解释作为产业转移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对深入理解我国产业转移现象，制定切实可行的推动产业转移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与通常所指的 由中心地区（发达地区）向边缘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方向不同而已。
② NEG中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决定产业转移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即“冰山成本”。
③KFV框架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一书的理论框架。
④详细的推导参见：安虎森等编著，《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9年，P377-379。
主要参考文献：
［1］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ZK(]叶振宇，叶素云．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研究评述［C］．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0．[ZK)]
［3］王 莹．区域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J］．特区经济，2008（2）．
［4］[ZK(]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 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ZK)]
［5］[ZK(]Gilles Duranton，Diego Puga，2002，“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Specialization”，NEBR working paper #9112.[ZK)]
［6］[ZK(]Gianmarco Ottaviano, 2003,“Regional Policy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s ights from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Studies,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 s, 37(6-7).[ZK)]
［7］[ZK(]Baldwin, Richard E. and Krugman, Paul, 2004.“Agglomeration, Integrati on and Tax Harmoniz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48(1).[ZK)]
［8］[ZK(]Devereux, Griffith and Simpson, 2007,“Firm Location Decisions, Region al Grants and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1.[ZK)]
［9］[ZK(]Toshihiro Ihori, C.C.Yang,2009,“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Int rare g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Optimal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Repres ent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66(3).[ZK)]
［10］[ZK(]Diego Puga, 2002,“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in Light of Recent Loca 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4).[ZK)]
［11］[ZK(]Johannes Becker and Clemens Fuest, 2009,“EU Regional Policy and TaxCompe tition", 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Working paper no.02.[ZK )]
［12］[ZK(]Xiao-Ping Zheng,2007,“Economies of Network, Urban Agglomeration, andRegi onal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gional Studies, 41(5).[ZK)]
［13］[ZK(]Eric Toulemonde,2006,“ Acquisition of Skills, Labor Subsidies, and A gglomeration of Firm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9(3).[ZK)]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planations on IndustrialTransfer
Ding Jianjun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 eories, NEG expla in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henomen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creasing returnof scales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no necessarydifference in First Nature, when the space is even and identical, industrial re location also will occur, then, it gives some special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principl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s 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s ums up the NEG explanation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 t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mechanism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charact ers, laws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e economy and welfare influences of industria l transfer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romotion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关键词：克鲁格曼 新贸易论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通过强调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并将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区位（或称经济地理）联系起来，将其引入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将一直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论的基本理论做简要的介绍。
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0.11
[4]刘安国，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模型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1.12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一、新作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新作略可分为七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绪论。作者认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为此，他在绪论中着重阐述了开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背景、内涵与意义，国内外民族地区经济及其发展战略研究现状，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与方法，并勾勒了全书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二）基本概念。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必须奠立在核心概念的厘清之上，否则就很难与读者形成顺畅的沟通与交流。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地区经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基本概念。为此，作者在全书第一章便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观，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内涵进行了辨析；介绍了战略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及其战略理论；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实践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阶段理论。在新作第二章中，作者通过认真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历程，指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呈现出总量小、水平低、财力弱、城镇化慢、收入低、二元结构明显等特点；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将全面提速、特色产业竞争力将全面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将明显加快、开放合作将明显加强、竞争发展格局将进一步巩固；总体来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民族地区经济将全面进入持续、健康、高效的快速发展阶段。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研究回顾。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作者在第三章中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转变、四个阶段——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此相应，民族地区发展战略也先后经历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科学发展战略的转变。
（五）中外对比。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学习借鉴沿海及内地的先进经验，还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作者在第四章中分析认为，从发展历程来看，发达国家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这些国家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其做法及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在综合分析、深入比较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促进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良好环境是前提，国家主导是关键，健全法制是保障，环境保护是根本。
（六）战略选择。在新作第五至九章中，作者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国情研究功力，科学总结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以及制定实施发展战略的基本步骤，根据民族地区的民族特征、区情特征、发展特点，创造性提出了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新理念、新观点，必须实施的重要战略，必须采取的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理论体系。
（七）个案研究。为了运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发展、服务社会的特殊功能，作者对广西“两区一带”发展战略，梧州、扶绥融入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百色、大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恭城、巴马特色现代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广西充分利用区位、资源、生态、政策等优势，大力实施“两区一带”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健康、快速、高效发展。“两区一带”总体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践，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新作的主要突破
新作约28万字，算不上煌煌巨著，但它成熟的思想、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视角、严谨的理论和大胆的创新，十分引人入胜，笔者相信它将成为引领中国21世纪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新作取得的重要突破可从五个方面概括：
（一）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新突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一门边缘的分支科学，它因“高、深、难”的特点而成为我国经济研究领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薄弱环节。然而，作者却能站在经济发展理论基石上，把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区情和民族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采用文献检索与阅读、实证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理念、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科学性，这是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学科建设的新突破、新贡献。
（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反映了中央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都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坚持以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根本标准的价值取向；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本国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不同时期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辩证地处理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新诠释，这是对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的新阐述。
（三）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理论研究新突破。按照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尚处在更落后的初级发展阶段。但是，巩固边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面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鉴于民族地区具有后发性技术优势和制度性后发优势，作者认为，民族地区通过引人发达地区新技术，在技术领域形成“复制效应”，实现技术复制；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科研成果，在生产领域形成“跨越效应”，实现生产跨越；通过引入发达地区最新管理机制，在管理领域形成“递增效应”，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跨越。发挥复制、跨越、递增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理论的最新诠释。
（四）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比研究新突破。作者认为，探索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借鉴德国区域政策、法国中心向外辐射、意大利政府投资主导、美国资源市场并驱、日本综合开发计划、巴西增长极、韩国特定地区开发、印度农村整体发展计划等手段，在整合部门资源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步骤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从而系统提出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法与途径，这是中外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五）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战略理论新突破。作者认为，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经济所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结合鲜明的民族特征、区域特色，立足独特的比较优势、明显的后发优势，确立和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努力向先进生产力靠拢，同域化发展，利用和创造区位资源优势，后发展高起点，人才是第一资源，特色发展等七大科学理念，通过立足特色、培育特色、发展特色，走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发展之路。这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系统阐述和最新成果，表现了作者成熟的研究思想。
三、新作的理论启示
通读全书，笔者觉得新作有如下四点理论启示：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民族经济学科建设的高度，才能有新的建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既有应用性研究性质，又有基础性研究性质。作为应用性研究，它的目的是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因而需要提出对策建议、完善体制机制；而作为基础性研究，它的目的是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之成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科学方法和理论武器。作者提出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指导民族地区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的科学理论，因而成为了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学科理论建设的最新成果。
（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才能有新的突破。作者把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重点考察民族地区在国家宏观战略指导下如何实施和实现跨越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考察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奋斗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从而构建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战略理论体系，在民族经济研究领域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1.党校经济管理学。经济管理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很强，想要学好经济管理学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实操技能，目前来说经济管理学也是一门热门学科，这主要是受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体系所影响。应当根据党校的运行状况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依照中央各部委机关的运行状况和当前社会的经济形势，逐渐深化并提高党校管理教学的能力，融入现代化的培训理念。从理念、方法和技术等不同角度加强对研究式学习的认识和实践，对以前的党校经济管理学教学进行总结，借助教学研讨会的渠道，针对研究式学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项研讨。
2.党校经济管理学教学的现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党校经济管理学教学要跟上国家发展的脚步，这是目前党校运行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如何促进党校经济管理教学改革创新，已成为备受大众关注的热议话题，如何探索和发掘良好的教学方式，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了解并掌握与经济管理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能恰当运用经济学管理手段。
3.了解党校经济管理教学课程设置。对于我国党校经济管理教学来说，因为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现象，再加上教学设施设备、教学资料还不完备，所以很难达到理想化的教学水平，这同样也是经济管理教学工作难以突破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党校学员从事的工作千差万别，层次和领域都不相同。所以首先需要解决客观条件困难并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将从事的工作内容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因材施教，创造全新的经济管理教学模式。
例如，党校可以开设公共课程，让党员干部接受带有共性的经济学知识，传授一般性的经济管理原理、手段和职能范围，促使各行业的党政干部都可以了解基本的经济管理知识。
党校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开设《微观经济管理学》《中观经济管理学》和《宏观经济管理学》等课程，主要是因为这三类课程涵盖了各种层次的经济形势。一般情况下，针对中央、省部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着重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学》的教学，高层领导干部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宏观形势后，才能更好地安排地方经济发展。对于地市级的党政干部来说，应侧重《中观经济学》的教学，对县级等基层干部侧重《微观经济学》的教学。
二、根据县级党校的实际情况，开创全新的培训方式
众所周知，县级党校是党校体系的基层组织，肩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基层干部和党员的职责。根据中央下发的《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和县级党校运营的实际情况，开辟出适应党和人民的新要求的培训方式，以培养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为目标，推进县级党校经济管理教学改革发展和创新转型。
1.经济管理教学一课堂讲授。在党校的传统经济管理教学过程中，课堂讲授无疑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甚至在许多地区成为了唯一的教学方式。在新形势下的经济管理教学中，课堂讲授依旧存在，但是它绝不是唯一的教学方式，而是要与其他教学形式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式教学模式。
例如，笔者在讲授《微观经济学》中等总产量曲线与等成本曲线时，首先让同学了解等产量曲线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产量曲线的不同组合轨迹代表了什么含义，每一种组合比例所能生产的产量是否相同。然后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让学生自行分组，进行实地数据考察，根据数据绘制出调研企业的产量曲线并进行讲解。起初学员并不主动，所以笔者通过自身来带动他们，引导了两次调查，在此过程中变填鸭式教育为启发式教育，不断为设置问题，让学员们主动思考并回答问题，不仅巩固了理论知识，也锻炼了实操能力。
党校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要进修学习。笔者认为教师的魅力可以直接影响学生，所以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广大党校经济管理教学的教师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素质，将理论知识生活化，尽可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2.建设横、纵向培训网络。开创全新的培训方式并不等于完全抛弃党校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进行探索与研究。在新形势下县级党校要抓住机遇，可以结合“转型一创新一跨越”的发展方向，从横向与纵向建立培训网络。
例如，笔者曾接手过一个案例，当地的县委领导不够重视经济管理教学，认为党校只要做好《哲学》《党建》《科学社会主义》这类课程，就算完成了党校的教学职责。所以笔者首先创建横向培训网络，争取得到县委领导的重视，让领导了解新形势下党校职责的变化，了解经济管理教学对于培养新时期县级党员干部的重要性。最后由组织部门牵头，从当地县政府的经费、设备、师资、基地等培训资源中抽出一部分给党校经济管理教学工作，并调动基层党员干部积极加人经济管理教学的培训工作中来。
只有横向培训网络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笔者又着手创建纵向培训网络，纵向建立了由“县委党校经济管理教学一乡镇党校经济管理教学一经济管理教学专业协会课堂一经济管理教学走进党员示范户”四个部分组成的培训网。
3.全面推进研究式教学。县级党校经济管理教学可以从专题调研、党政论坛和调查报告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式教学，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人本地元素。例如，笔者在广州省韶山市某县级党校从事经济管理教学工作时，采用了拓展培训学习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直销行业，笔者将它引人到县级党校经济管理教学中来，主要通过场景模拟，培养基层党员干部的团队合作意识，让他们了解在现今的经济形势下，团队合作是企业避免出现经济问题的途径之一。让学员们学会如何激励团队队员，磨练学员的意志力、自信心和创造力，并且在后期着重培养学员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效率，告诉他们现在的经济与效率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培训对于他们今后的岗位工作有很大的辅助作用，自身的管理能力相对提高了，更适应新形势下对党政干部的要求。
除了上述教学方式外，笔者还使用过案例研究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自身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要从中外经济发展进程中找出优秀的案例，并且这些案例要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符，所以这种教学方式的备课时间较长，课后学生消化知识的时间也相对加长。笔者使用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为了培养学员勇于提出自己的观念与看法，希望他们能够将这种好习惯带到工作岗位上，作为今后工作的催化剂。
网：
11月23日，由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并组织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活动正式揭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88票高票获奖。
这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全国14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11个参选经济理论进行表决，通过两轮评审专家投票，组委会公开计票后得出来的结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看法。有媒体评论说，这次评选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盘点。
除了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之外，本次评选活动梳理和盘点出来的代表性经济理论还有：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如果单纯站在中国经济学范围内来看，这些经济理论思想和顾准最早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一样，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创新，而且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杜润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远见和勇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理论先河，其贡献无论如何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实践或理论的评价，仅仅囿于中国范围之内，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审视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首次确立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流派纷繁复杂、蔚为大观。从古典革命到边际革命；从凯恩斯革命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抬头，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纳入施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比比皆是。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应用、发展并取得全球影响的经济理论流派也如过江之鲫，从德国学派到瑞典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与全球经济理论创新群星相比的话，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同样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样比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变，从而触发英国的兴起，到18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才导致了《国富论》出版一样。自此以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心，一直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小的经济流派的创新，也随着不同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产生。这样，在伴随英国革命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产生了德国学派，在奥地利产生了奥地利学派。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心也随之到了美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巴西、墨西哥、埃及等发展中国崛起而兴起的发展经济家理论创新。一句话，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而诞生的，经济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改革开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更多的还是处于学习和借鉴阶段。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更多地处于引进和消化阶段，与中国经济相辅相成。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应当感到可喜，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理论必将产生世界级影响的新的创新，正如我们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践必将取得的更大成绩一样。
可以相信，在中国将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国经济的能量在未来30年内得到更多释放的时候，世界经济理论创新中心应该也应当会发生新的转移。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贴于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转贴于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转贴于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5
［2］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7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原著第一版序言”，12
［9］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216
［10］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14］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16］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9
［17］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导言”，8
［19］ 宋培林 试析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20］ 武建奇 经济理论与人性假设［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1）
［21］ 张华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的几点思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2］ 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 聂文军 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8
［4］ 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5
［5］ 郭咸纲 西方管理学说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3
［7］ 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255
［8］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