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50:19
是日，博物院二楼特展室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展览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了因为雍正这位清朝皇帝始终是争议多、谜点多的人物外，更因为展出的246件文物中，有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37件。这是分藏于两岸的故宫文物相隔60年后的第一次聚首。
雍正45岁登基，在位13年，一生传闻不断。虽然关于雍正一生的书文记载或小说、影视作品极多，但以雍正王朝的文物展现其一生则是首创。雍正大展引领观众，通过不会说话的文物来“讲述”一个真实的雍正。
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期的到来，两岸故宫人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正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所说，“两岸故宫交流的新气象，是在两岸交流有了一个更好氛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现在有了好的机遇，我们当然会抓住，两岸故宫都有这个愿望，而且是直接的联系，这是难得的突破。雍正大展正是‘展览交流机制’的具体落实，必将轰动海内外。”
两岸已从全面隔绝到全面“三通”。如今，已是大陆游客的必访之地。此次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非为清代皇家私藏的团聚，而是为两岸同胞的福祉，海峡两岸民众将以故宫为起点去拥抱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是两岸文化交流中的标志性事件，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同胞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无心插柳的“文化破冰”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雍正文物大展”开幕酒会上曾幽默地说，两岸故宫博物院相隔60年后重聚首，不能不感谢“这个老头(雍正)”。
北京故宫的37件文物能够出宫赴台，起于“借展”的构想。收藏的雍正文物相当丰富，像雍正皇帝的朱批奏折就达近3万件，雍正朝弥足珍贵的珐琅彩瓷大部分典藏在。但却缺少雍正皇帝的画像，尤其是有名的紫光阁画像。这对雍正大展来说不能不是个遗憾。凡举办宫廷文物展，帝王像是必备的展品。但故宫文物迁台时，按照当时的审美观念，主要选择的是艺术价值明显的文人书画作品，而把那些端然稳坐的历代帝王像留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更具有历史价值。
去年12月在筹办雍正大展时，由于没有雍正朝服及一些相关文物，策展团队便提出向北京故宫借展的构想。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回顾说这是次“无心插柳”的结果。她说，“本院策展团队在讨论雍正大展内容时，都说如果有雍正肖像画就好了，于是我提出向北京故宫借借看。但是两岸故宫之前从未有过正式来往，我们开口就提出‘借宝’，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没想到，向北京故宫提出来，他们一口答应没问题，表示会借给我们，充分感受到北京故宫的合作诚意”。
今年2月14日，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一行抵达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院长到大陆的首次正式访问。访问团的到来，跨出了“两岸故宫”高层领导互访的第一步。一位高层工作人员表示，此行是一次“文化破冰之旅”。
访问期间，提出洽谈借展北京故宫收藏的雍正皇帝肖像及雍正时期的文物，得到大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北京故宫博物院不仅答应提供文物，还提出了联合办展的建议，赴台文物数量也有所增加，从原来的20件增为37件。
郑欣淼院长说了个小故事，北京故宫有200多幅皇帝行乐图，记录各朝皇帝生活场景。“周(功鑫)院长来访时，无意间到了延禧宫，看到正在展出的雍正行乐图，她很吃惊，雍正行乐图就有110幅，她当时就决定选了其中几幅参展。”
3月1日，郑欣淼率团访台，实现了60年来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正式互访，双方达成务实合作的9项共识，包括人员互访，展览交流、图书交换，影像授权、网站互联等方面。
对参展37件北京故宫文物的甄选，则由两岸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北京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表示，选择的这些文物参照三个原则一是有代表性，选出北京故宫最好的文物，二是与的展品形成互补，其甄选标准主要根据的要求，为“补足”展览的多样性而定；三是文物本身要“身体健康”，太“脆弱”的不能“远行”。此次向北京故宫借展的文物皆为典藏所无。
此次北京故宫借出的文物都是雍正时期的代表物，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借展文物尚未在大陆公开展出过。虽然展品数量不多，但每件都堪称“声名显赫。包括清代宫廷画师创作的反映雍正时期皇帝、后妃生活的画作以及当时的部分生活用品。其中雍正朝服像轴，雍正行乐图像册“为君难”雕螭长方石印清人画美人图册页等，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雍正时期文物的孤品。而雍正使用过的兵器葡萄面桦皮弓，银刻花嵌松石马鞍月白缎绣金龙铜钉棉甲等则有史书确切记载，是雍正帝御用之品；高32厘米的泥塑雍正像是世界上唯一一件：西洋装扮的雍正帝刺虎画像更是栩栩如生。
是巧合，也是意味深长。周功鑫院长年初来京访问，在两院故宫互送礼物时，同时选择了《清明上河图》复制品。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原本在北京，台北藏的是清代的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画了很多桥，桥起着沟通作用，两院故宫也需要桥来沟通，因为两院都秉承着共同的故宫精神。
偿还一个久欠的拥抱
文物装箱启运，这本是一个博物院最为寻常的展览程序。但是，北京故宫4箱赴台文物的装箱启运，却开创了两岸故宫文物联展的历史。
9月22日上午，在启运仪式现场，当北京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与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在中外记者的见证下，共同为即将启运台湾的文物专用箱贴上封条，故宫西南崇楼里的这一幕因为60年来的历史而凝重，37件北京故宫文物赴台的旅程在这里也有了特殊的意义。
李季动情地说，两岸的故宫人谈到“装箱启运”这个词，都会引起悲欢离合世事沧桑的无尽感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至今都保存着当年文物南迁装箱启运时那批一模一样的木箱子。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两岸故宫人一起装箱启运，是偿还一个久欠的拥抱。
自从博物院成立起，那些曾在紫禁城，养心殿朝夕相处的文物“伙伴们”，便开始了隔水相望。此刻，文物如有灵性，也会按捺不住最后的期待，焦急盼望与当初的文物“伙伴们”再次汇聚一堂……
然而，当年运送文物到台湾的人，却多已故去。健在的人，年岁最小的已经85岁了，他们所执守的人文情怀尤为感人。60年前，故宫的专家们跟着文物去台湾，没有在政治上选择，只怕文物在战火中被毁。他们有人没带家属，有
人把毕生积蓄留在大陆，自己只身前往台湾，几乎所有人在刚刚踏上台湾土地时，都以为这里和国宝南迁以来到每个地方一样，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可惜，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直到88岁逝世也没有再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前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始终保留着1933年文物南迁开始时的箱子，他的想法是，将来原箱原样运回北京；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一直盼着早点回安阳继续新的发掘。
更让人心生感叹的，还有故宫博物院图书专家梁廷炜一家：父亲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解放前都曾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1949年梁廷炜被指派护送文物到台湾，梁匡忠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没想到此别竟成了永诀，上个世纪80年代，当梁匡忠辗转得到台湾家人消息时，父母都已过世。如今，粱匡忠的二儿子梁金生继续在北京故宫负责文物管理工作，他每天上班都要从紫禁城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门口经过。而60年前，正是他的爷爷――梁廷炜，护送着《四库全书》远行去了台湾，
“我们期待着这一甲子的重逢!”摄影家庄灵夫妇话语中充满对两岸故宫的深情。庄灵是书法专家庄严的小儿子，父亲是第一批南迁国宝的押运者和负责人。1 938年出生在贵阳的庄灵，在贵州安顺与国宝一起度过五年时光。抗战胜利后，他随故宫文物转移到南京。从大陆撤离时，尚未成年的庄灵又成为这批文物的“押运员”，与60余万件文物一起抵台，庄严在去世前还在和庄灵念叨，自己终生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三希帖”能够重归一处。
庄灵先生的太太陈夏生女士在博物院工作20余年，从事器物研究工作。中华渊源流长的饰物“神结”、“双钱结”，“同心结”，即是陈女士在上世纪80年代授予统称“中国结”，并用数学的方式总结出“中国结”的编结程式。自此“中国结”一名流传两岸四地及世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象征。
神采奕奕的庄灵说，“两岸故宫同源，分隔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过去台湾有人担心两岸故宫交流时的名称，文物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两岸的和解交流加深，相信都会有圆满的解决方案。”
10月2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来自北京故宫37件文物在博物院开箱，与这里的文物实现了1949年以来首次“团聚”。
为了确保这批文物安全抵台，两岸故宫派出专业人员全程护送，不仅保证全程恒温恒湿防虫防火的“住宿”条件，而且是直航2小时抵达台北。据故宫有关专家介绍，当年文物南迁时使用的木箱，几乎谈不上恒温恒湿，在文物与箱子的空间内铺满稻草和棉花充当减震系统。而此次文物之旅，37件国宝被装进现代化的集装箱内。在复合板集装箱内壁有一层阻燃材料，箱子里铺垫了大量的海绵，泡沫塑料等减震物，每件文物还有“量身定做”的囊匣，恒湿化学药品和防虫药品小心地伺候在文物旁。
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表示，此次文物大展凝聚了两岸故宫人太多的情感与努力，而这半年多来，两岸故宫在人员互访，图书交换，影像授权，网站互联等诸多方面的合作落实速度之快，仿佛浓缩了数十年的历史。
在雍正大展新闻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借《易经》内容，表达了对两岸故宫合作前景的看好，获得包括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在内的众人赞同。
郑欣淼说，多年来，两岸故宫人都以“同仁”相称。“同仁”一词对于两岸故宫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和故宫的历史联结在一起，也意味着大家将共同面向未来。
“同仁”即“同人”。他引用《易经》说，《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三卦为“同人”，就是大家在一起，同心同德；它的上卦是“否卦”，意思是闭塞不通，但往往是物极必反不通则变“同人”的下卦是“大有”，是人多、富有，大有收获。
他说，“现在，两岸故宫的交流已经克服闭塞不通的‘否卦’阶段，达到了‘同人’的同心同德阶段，下一步就是‘大有’了，我对未来两岸故宫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穿越时空的合璧展出
10月7日，位于台北市外双溪的博物院，依旧在上午9点开门迎客，但这一次，参观的人群显然多了些兴奋，因为备受瞩目的“雍正一清世宗文物大展”正式开展。
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表示，这一刻大家期盼已久，一般大展需要2至3年的时间筹备，而雍正大展的筹备只用了7个多月，这得益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支持。
站在入口看板前，大陆旅游团的台湾导游正在告诉游客：“各位今天真是幸运，你们赶上两岸故宫博物院首次合作办展，赶上大展第一天开放。”
走进大展场地，一幅等身的雍正像迎面而立，仿佛要对每位来者开口话当年。雍正身穿皇帝参加盛大典礼时的黄色朝服，神态端庄威严又不失文人气质，给整个大展增添亮丽的色彩。
这幅来自北京故宫《雍正朝服图》是清朝分量最重的紫光阁画像，用通俗的说法，就是现在所谓的“标准像”。这种作为祖宗像，供后人传扬和祭祀的皇帝像，具有统一的规格，尺寸很大，长2.77米、宽1.43米，一般为坐像，所着服装也大同小异，紫光阁画像平常并不悬挂，一年之中，只有两次机会“展出”，即大年三十悬挂起来，来年初一由在位皇帝祭拜，再就是皇帝生日，祭拜结束即收藏起来。这些画像在皇帝死后，储存于现在北京景山公园的寿皇殿中。
雍正皇帝画像首次与藏品合璧展出，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重新聚首，更是要通过这些文物来反映雍正其人其事的完整性。正如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评价的，“北京故宫的藏品对展览的作用太大了!数量虽然不多，但可谓是展览的画龙点睛之笔，正好补充了的缺憾。”
雍正大展分为《雍正皇帝的一生》与《雍正朝的文化与艺术》两个单元展出，第一单元主要以雍正帝的个性作风，皇族与臣僚间的关系，思想信仰、政制革新，得位传闻以及死亡之谜为展览主轴，了解清世宗从雍亲王时代到称帝期间生平的重要事迹，并介绍民间流传雍正传说的渊源；第二单元是透过展品呈现雍正时期文化艺术的风尚与成就，从中可以深入了解雍正个人的艺术品味，皇室艺术作品制作的仿古与创新风格，以及作品中所反映清朝与域外国家文化交流的特色。
为了配合此次展览，拿出不少“镇院之宝”。在展出的246件文物中，就有203件，以院藏有关雍正朝留下的珍贵文献档案与精美书画、器物，重新诠释历史上雍正皇帝的本来面貌。这些顶级珍藏，包括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松花石葫芦砚，瓷胎画珐琅赭黑山水碗、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掐丝珐琅凤耳豆、铜胎画珐琅蟠龙瓶，雍正时期的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等文物精品。
从《康熙遗诏》证明雍正继位的清白，到13幅行乐图展示这位以严苛著称的皇帝大玩“变装秀”，以及青年雍正吟阁图，壮年雍正耕织图……凡此种种都令台湾
观众大饱眼福。当看到这些展品“出处”分别写着“北京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等字样，人们既为它们今日穿越时空会集一堂而欣慰，又为天各一方而感慨唏嘘。
60年后再聚首，两岸故宫文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件文物背后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借自北京故宫的藏品中，有一件《清人画美人图・博古幽思》，这幅画是当年雍正帝在圆明园堂深居内使用过的一组题书屏风画。画面上一位身着汉服仕女坐在斑竹椅上垂目沉思，身侧环绕着陈设各种器物的多宝格。美人已逝，而画中背景多宝格摆放的各种瓷器，却都能在博物院典藏的文物中一找到。
画中仕女背后的多宝格内摆放了一件淡兰色瓷器，它就是世界上仅有的汝窑“椭圆无纹水仙盆”，也是台湾文物专家选出的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存世的汝窑瓷器多有开片，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显得素雅端庄。它如青玉般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中国人对美玉的崇尚。
当年的宋徽宗对道教有一种痴迷，道家讲究朴素，不讲究花里胡哨的东西。由此，在用瓷上，宋微宗钦定了汝瓷。“椭圆无纹水仙盆”那淡淡的天青色，是一种清淡含蓄，最适合道家人的审美，也自然为痴迷道教的雍正皇帝所喜爱。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留存下来的汝瓷仅有60余件，其中20件收藏于北京故宫，而则收藏了21件，它们不但品质上乘，造型也最为丰富。这些中华的珍宝，无一不是北京紫禁城中最为精华的收藏。因为战火，它们辗转到了台湾，作为文明的使者，它们将自己所凝固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在海峡另一边继续传承着。
画中仕女前面的多宝格内摆放有明宣德红釉僧帽壶，它与青铜器、汝官窑等器物陈列一起，其珍贵可想而知。
1426年朱瞻基开始了龙椅上的岁月，年号宣德。尽管在位只有短暂的10年，明朝还是在他手里到达了最繁盛的时代，然而和历史上许多贪玩的皇帝一样，他对瓷器的烧造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
红釉代表吉祥富贵，是中国人喜爱的一种传统釉色，但烧制难度较大，传世品稀少珍贵。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铜红釉呈黯红，明永乐年间烧出了色泽鲜艳的红釉，明宣德时期的红釉更加浓重，像红宝石一样瑰丽，故称“宝石红”。明宣德红釉僧帽壶，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它是当时颜色釉的高峰作品，深受清宫帝后的喜爱，成为一直装点宫廷内院的皇家珍藏。
看到这些器物不仅增添了《美人图・博古幽思》画面的真实性，也映衬出雍正朝妃女们博古雅玩的闺中情趣。
雍正大展的招牌广告画，是借自北京故宫的雍正皇帝画像，与之匹配的大幅背景画是收藏在的郎世宁《百骏图》。
说到“文物跨国界”的话题，在中国画领域就不能不提郎世宁。早在康熙年间，开明的康熙帝拓宽与外界的联系，各国传教士们携着风尘应天命而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的异域灵感，红极一时的西方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玄烨皇帝病逝，雍正即位，画师郎世宁仍然在宫廷中作画。他始终致力于用中国的纸、绢，毛笔、颜料来表现西方的光影与造型，从而创造出一种中国画史上绝无仅有的画风。一时间，这种讲究透视，精微而又富丽堂皇的写实画风风靡开来，它的这些特点也正投合雍正皇帝的喜好。于是作于雍正元年(1 723年)的《聚瑞图》轴、雍正二年(1 724年)的《嵩献英芝图》轴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等画幅，都在向中国的雍正帝展示着欧洲绘画情调的魅力，使雍正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后来他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做了如下评语：“此样画得好!”在这段时间里，郎世宁创作了不少作品，但大多已经失传。
2009年金秋，紫禁城深宫里的《嵩献英芝图》风尘仆仆地赶赴一场久违的约会，终在雍正大展上与“兄长”《聚瑞图》实现了久别的重逢。
藏于的《聚瑞图》轴，画于雍正元年，是现存郎世宁最早的记年作品。表面上有如西洋的静物写生，其内容却显示着中国宫廷对于祥瑞的庆贺态度。《聚瑞图》遵循中国传统工笔重彩花卉技法，以颜色的深浅来体现花卉层次感和空间感。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开片瓷瓶和红木底座的真实刻画，在中国画史上还没有那位画家这样描绘过瓷瓶。郎世宁通过对光影技术的细微把握，将瓷器、木器的质感都表现得相当分明，是一幅中西结合的佳作。
藏于北京故宫的《嵩献英芝图》轴虽然有着明显欧洲画法的因素，但是其画中所含的内容却完全是中国的。中国传统的花鸟画中，并不单纯将花和鸟作为植物和动物来加以描绘，而是赋予这些自然界中的生物以某种喻意。郎世宁画中的白鹰、松树、灵芝、巨石、流水等虽是中国绘画中习见的物象，却蕴涵有歌颂，祝福的意思。画幅的名称“嵩献英芝”，其实就是松、鹰，芝的谐音，这些动植物在中国人的喻意中象征着长寿，强壮、灵敏、吉祥等。根据画上的署款，此图画于雍正二年十月，当我们得知雍正皇帝的生日在十月份时，显然，《嵩献英芝图》是一幅专门为皇帝“万寿节”而画的祝寿图。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还有一件雍正款“珐琅彩青山水碗”，它是一件孤品。而北京故宫院藏瓷器中也有一件雍正款“珐琅彩青山水碗”，碗上的青山水图案几乎相同，只是山顶部分在画面之内，但所书墨彩七言诗句为“一江绿水浮岚影，两岸青山夹翠涛。”三方胭脂彩篆书印章款式，与藏品完全一致。有趣的是，它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件孤品。
根据雍正朝档案记载，两岸故宫分别收藏的这款珐琅彩水碗，当时都生产了一对。那么，与之相配的另一件在哪儿?
2005年，英国佳士德公司在香港拍卖了一件雍正款珐琅彩青山水碗，尺寸、图案，题诗与收藏的那只青山水碗完会一致。2006年2月，北京故宫在整理陶瓷资料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第二件雍正款珐琅彩青山水碗，虽已残破，但经过破损修复，从显示出来的器形纹饰可知正是雍正朝档案所记的那一对。令人感叹的是，据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所遗存的雍正朝珐琅彩青山水碗只有这4件。
举世闻名的雍正珐琅彩，以优质的瓷胎，灵秀的造型，精妙的绘画，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开创了中国彩绘瓷器之最。据清道光《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胎陈设档》记录，从康熙朝到乾隆朝收藏的全部珐琅彩瓷器408件中，雍正朝就有201件。这些珐琅彩绝大多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只有很少一部分。
今天，坐落在紫禁城东路延禧宫里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已经很难找到珐琅彩碗的身影，延禧宫遗留的西式建筑依在，但它并不知道这些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为什么会分开。
北京故宫的那件雍正珐琅彩青山水碗，这次没能跨海赴约参展，只因为它与台北的那一只太酷似“双胞胎”了，两岸故宫同仁也只好割爱。从中可以看出，双方挑选的文物不仅是雍正时期的代表性艺术珍品，同时更加注重凸现双方藏品的互补性。
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办公室就在这里。由于平房采光不足，本刊记者走进会客室的时候，他特地把灯打开。
单霁翔说，从今年年初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走访并研究故宫的32个部处；二是准备参加全国两会的提案；三是整理他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0年来积累的万余册图书。
留下常看的书籍，其余数千册图书已经有了去处――在唐代大诗人贾岛的故乡、北京房山区石楼镇二站村建一座图书馆。“大图书馆离老百姓太远了，我希望办一个能让老百姓走进去看书的小型图书馆。”单霁翔说。
由于他的力推，故宫前院长郑欣淼、张忠培都加入了捐书行列。单霁翔告诉本刊记者，这座定名为“汲饮阁”的图书馆很快就会开张。
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的“海归”，高级建筑师兼注册规划师，清华大学博士，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区县“一把手”，先后主政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国家文物局……这是单霁翔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前的人生阅历和学识背景。
十几年前，单霁翔就与故宫结缘。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曾主持故宫筒子河保护与整治工作。这一度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整治工程。
2001年至2002年，在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期间，他主持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项目，这些项目与紫禁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8岁的单霁翔，两个月前走进宫门，成为这里的“掌门人”。
过去的一年，故宫接待游客超过1400万人次，成为世界上接待游客最多的博物馆。也是这一年，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一连“十重门”，令故宫遭遇信任危机。
“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对我的能力、学识、经验都是一个挑战。”单霁翔表示。
接任院长后，单霁翔在故宫整整“宅”了一个月，走访调研了博物院全部32个部处，逐一拜访了曾经在故宫工作过的老院长、老专家、老同事以及关心故宫的文博界专家。他对故宫的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
2月27日，正在埋头撰写两会提案的单霁翔，以20小时往返的速度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参加《故宫博物院清代新疆文物珍 藏展》开幕仪式。这是故宫文物首次远赴新疆，也是来自新疆的故宫国宝首次“回乡省亲”。
这次被工作人员形容为“奔命般的”的出差，实实在在地呼应了单霁翔对于故宫未来的文化定位――“博物馆之大，不应看它的面积和职工人数，而要看其文物价值和文化传播能力。”
这一定位，也回应了人们对故宫的期望：别只做“旅游景点”，要做“文化机构”。
2月14日，单霁翔向对他围追堵截的媒体大方“告白”，以新闻会的形式面对舆论。将目前45%的开放面积扩大至76%，整治商业点，通过“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提高安全保卫的科技含量，否定建福宫花园成为顶级会所――这些信息令公众眼前一亮。
为了使这些想法早日实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单霁翔写了3份提案，包括《关于正确应对故宫博物院观众数量持续增长的提案》、《关于制定〈故宫保护条例〉的提案》和《关于支持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的提案》。
卸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依然担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一职。这使得他有责任和义务对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加以审视与监督。
基于这一立场，在本次政协会上，他还提交了包括加快建立文物保护经费科学管理机制、加快建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实施文化遗产知识宣传普及工程、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和装备建设等提案。
“以文化战略的眼光审视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这句单霁翔常常用来“开导”文物系统人员的话，也是他本人文化情怀的外显。
故宫的收藏绝对值得骄傲
望东方周刊》：以往媒体和公众提到故宫，往往将其与相提并论。但从形态、性质上看，故宫似乎更愿意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比肩而立。在世界顶尖博物馆的坐标系内，故宫如何定位自己？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博物馆，它的文化身份极为特殊。一是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以紫禁城遗址而论，占地106公顷，有大大小小8728间房屋，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第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
二是故宫是世界上文物藏品和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以收藏的文物而论，总数有180万余件，这个数量在世界博物馆中也可以排在前列。
而且，衡量博物馆的藏品除了数量，更加注重的是品类。在这一点上，故宫的收藏绝对是值得骄傲的。它有25大类数十个小项，涵盖了书法、绘画、碑帖、古籍、档案、陶瓷、铜器、玉器、珐琅、玻璃、印章等等绝大多数的文物类别，而且重要的类别都是历史序列整齐，比如书画收藏可以举办中国书画史展览，陶瓷收藏可以涵盖中国陶瓷发展史，玉器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没有断档，这一点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可以媲美的。
三是故宫博物院是当今世界上观众来访最多的博物馆，2011年达到1420万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世界著名博物馆，这些文化身份集于一身，就要求故宫博物院不懈努力，成为既值得骄傲、又令人尊敬的文化典范。
经过87年的建设，故宫博物院已经成为特色比较鲜明的著名博物馆。但我们也认识到，在博物馆建设上差距还非常大。比如最近我所提到的在安全防护、遗产保护、社会服务、基础设施保障、藏品保护环境、科研、陈列展览内涵、文化传播功能、科学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十方面的质量提升规划，就是紧紧围绕着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愿景而来。
《望东方周刊》：有人评论说，故宫博物院是“故宫”+“博物院”；也有人说故宫有“皮”没“瓤”；还有评价说，许多人来故宫还只是逛故宫，当作博物馆来参观的人很少。而我们也看到故宫整修开放的面积不断增加，馆藏文物经过清理达到180万件，同时在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建树。故宫的“建筑”、“馆藏”、“科研”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目前资源分配比例如何？
单霁翔：故宫既是世界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样一个特殊身份就决定了它“宫院一体”的架构，也是故宫管理者所要面对的最大的课题。
古建筑群是故宫博物院最大的藏品，是不可移动文物，按照文物保护的标准，自然是不希望太多的观众干扰它，而从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弘扬文化传承的角度，又需要尽可能多的观众参观和接受教育。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保障古建筑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修缮和合理调整布局增加开放空间，缓解越来越多的观众流的压力。通过文物研究和管理研究等科研活动，把精彩的文物藏品以展览的方式、文化产品的方式呈献给观众，把优化的游览线路和服务设施提供给观众，从而削弱“宫院一体”负面矛盾，突出正面优势。
故宫的安全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望东方周刊》：你在2月中的记者会上承诺，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达到76%，这意味着在现有开放面积基础上几乎要增加一倍。目前故宫的人力、管理能力能否匹配？在馆藏展示上，新开放区域是否会给观者更多惊喜？
单霁翔：坦率讲，面对一年1400万的参观人数，而且还将继续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紫禁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宫博物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已经开展了将近十年的古建修缮，不仅是对古建筑本体的保护措施，而且是按照《故宫总体保护规划大纲》的要求所进行的包含展览规划、开放规划、库房规划、办公规划等众多内容的整体保护。它所带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效果，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殿宇开放给观众参观，所以才会有全部修缮完成后，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达到76%的说法。这不是我的承诺，而是众多专家参与完成的保护规划的要求。
开放面积增加近一倍，意味着会有不少新区域开放，比如位处紫禁城西部的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午门东西雁翅楼，大高玄殿等等，通过举办展览、恢复原状或其他适宜的方式，一定会给观众很多新感受。
当然，空间的增大，面积的增加，意味着责任的扩大，无论是人力、物力都会大幅增加投入，才能与之相适应。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增加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以确保故宫古建筑、藏品和观众的安全。
《望东方周刊》：你曾说，因为地形复杂，故宫是世界上安保最难做的博物馆，目前的值班巡逻是“拼人力、拼体力”，不是长远之计。那么，故宫未来理想的安保模式是怎样的？目前有哪些改善计划和具体举措？
单霁翔：故宫不像现代建筑的博物馆那样处于封闭的楼宇环境中，而是由8728间分散的房屋组成，还有更多的室外开放空间和复杂多样的地面环境（诸如高低错落的城墙、胡同、假山、河道等等），以及占用紫禁城办公的外单位。
另外，故宫的参观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高峰日每年都在12万以上，其中最高值达到14. 8万人。所以，面临的安保任务不但重要，而且极其复杂。
故宫的安全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但需要一流的设施，更需要一流的管理。不但要加大资金投入，还要加强全体人员的素质，提升安全保卫等级，更新安全保卫理念，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安保任务。
目前正在进行的二期安防改造工程将持续到2014年全面完成，在完成前还是一期与二期并用的阶段，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过去行之有效的保卫手段，但要加强管理，定期培训，提升素质，细化制度和监管。同时，已经着手启动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安防方案的调研工作，使得未来故宫的安防工作实现科技先导、多种手段、多重保障、全面覆盖。
故宫事业发展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望东方周刊》：故宫是全额财政拨款单位，面对扩大开放面积、提高服务品质以及安保、科研等多重要求，资金压力是否很大？故宫的门票收入非常可观，这部分收入对于故宫的运行是否有很大帮助？
单霁翔：国家对故宫的保护一直非常重视，故宫博物院在近十年来快速发展。越是发展得快，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日益提高，特别是横向比较，与国内新建博物馆的硬件比，与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综合比，越是感觉需要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这些提升都需要资金支持。
去年故宫的门票收入是6. 5亿，是通过全年平均一张门票不足50元、1400万观众累积得来的，全部上缴国库，日缴日清。
故宫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依靠每年编列预算，由财政部核批后，按照收支两条线的方法执行预算。如果完成前述十个方面的提升，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幅增加资金投入才能实现。
比如世界遗产监测中心虽然成立了，但任重道远，需要很多设施投入、人员投入、技术投入，单就监测管理平台建设一项就需要软件、数据库、配套设施等数百万的资金支持，而且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日复一日连续不断的监测，需要上亿的资金投入才能支撑。
再比如安防工程，目前已经上马的二期 改造工程涉及的资金5000多万元；今年就要实施的游客流量实时监控系统约1000万元；正在调研的物联网技术安防方案如果实施，需要的资金将远远超过现在的投入。
故宫事业发展的资金压力非常大。我相信，国家会根据故宫发展的实际需要合理地增加资金投入，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我们也会充分取得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共同保护好故宫。
《望东方周刊》：故宫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并且也开通了微博。不过，外界的感觉依然是故宫不够“亲民”，更多地作为一个“到此一游”的旅游景点存在，与公众之间缺乏持续的深层次的互动，特别是在文化内涵的传播上还缺乏渠道与载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故宫如何与公众更亲近？
单霁翔：今天，我们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说话，尽快修复受损的故宫博物院良好的社会形象。故宫是大家的故宫，我们欢迎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欢迎对于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批评和指教。
事实上，舆论监督可以及时帮助我们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会主动增强故宫工作的透明性、公开性，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故宫，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理解。要积极加强与媒体、公众的良性互动，虚心听取媒体和公众对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虚心接受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以真诚、及时、准确的信息赢得公众信任、赢得媒体支持。
《望东方周刊》：你曾提到故宫的文化传播能力和社会教育功能。故宫的接待压力已经很大，要让公众有亲近感，更要提升文化传播能力，而文化创意产业应是突破口。据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商店每年的销售额与门票相当。在文化创意产业的介入方面，故宫有哪些举措？有哪些计划？
单霁翔：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故宫仍然要坚持公益性第一位的主导思想，深刻挖掘故宫藏品蕴含的文化价值，研发适合观众需要的文化产品，通过文化产品这一载体实现“把故宫文化带回家”的延伸服务理念。
《望东方周刊》：目前台湾方面正在积极进行“大故宫计划”，将对原博物院的展览面积进行扩建，并使之成为台湾重要的文创产业发展基地，与此同时，还将在台湾南部的嘉义市建设“故宫南院”。台湾方面这些举动，是否也为两岸故宫合作提供了新契机？你对未来两岸故宫交流与合作有哪些期望和规划？
展览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了因为雍正这位清朝的第三位皇帝,始终是位争议多、谜点多的人物外,更因为展出的246件文物中,有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37件宝物。这是分藏于两岸的故宫博物院文物相隔一甲子后的聚首。
站在入口看板前,导游庄先生正在告诉游客:“各位今天真是幸运,赶上两岸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合作办展,赶上大展第一天开放。”
穿越时空的合璧展出
博物院,一进大展场地,一幅等身的雍正像迎面而立,仿佛要对每位来者开口话当年。
雍正45岁登基,在位13年,一生传闻不断。虽然关于雍正一生的官书记载或小说、影视作品极多,但以雍正朝文物展现雍正皇帝一生及其艺术品位,则是首创。
现场保安相当严密。据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37件文物“出宫”,仅保险就上了3560万美元。布展也相当讲究,为保护珍品,展馆里光线偏暗,温度、湿度都需适宜。
由于历史原因,“分居”两岸的文物很多。此次大展中,雍正皇帝画像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之匹配的清朝郎世宁《百骏图》则收藏在台北;北京运来的十二美人图,按真人比例画成,秀丽典雅,美人已逝,而画中背景陈设的古董,只能在台北看到。雍正书法、朱批,木雕嵌珐琅片“戒急用忍”挂屏、康熙传位雍正的遗诏、雍正时期的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局部,以及雍正吟阁图、雍正耕织图……看到这些展品“出处”分别写着“北京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等字样,人们既为它们今日穿越时空会集一堂而欣慰,又为天各一方而感慨唏嘘。
一件文物背后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一方御用“为君难”寿山石长方印,典出《论语》子路篇“为君难,为臣不易”,颇能反映雍正在位期间的心态与感触;“铜胎画珐琅缠枝莲纹六孔瓶”,是雍正亲自指导开发出的。博物院也拿出不少“镇院之宝”,包括雍正的朱批谕旨、最爱的松花石葫芦砚、宫廷用瓷胎画珐琅赭墨山水碗等200多件文物精品。
“感谢雍正这个老头”
大展,也使博物院内外刮起了浓浓的“雍正风”。
参观的人潮中,除了旅行社组织的团体观光客外,还有身着情侣衫的年轻人、牵着孩子手的父母们。何女士带着4岁的儿子首次来博物院,就碰上“雍正大展”,让她直称“很值得”。一些外国人也慕名而来。来自美国的工程学教授史密斯不懂中文,还是在台湾朋友的陪同讲解下,饶有兴致地看下去;来自日本的一家三口,则专门请了一位会日语的义工导览,细细欣赏。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开幕酒会上曾幽默地说,两岸故宫博物院相隔60年后重聚首,不能不感谢“这个老头(雍正)”。对雍正,历史评价从来就是毁誉参半,野史传奇很多,但他更是最关切台湾的清朝皇帝之一。他曾多次面谕,治台应以“和衷”为本,他视台湾为海疆重地,他让垦荒的大陆民众携眷过台,使宝岛人丁兴旺……
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说,雍正留存后世的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他在位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有的批语达1000多字。由雍正授意创作的《行乐图》,至今扑朔迷离,更引来人们的好奇与关注。
为配合大展,博物院已经连续举办专题演讲,包括雍正官窑烧造与艺术品位、雍正朝的皇家珍玩、郎世宁《百骏图》的故事、探索传说中的雍正、雍正皇帝的父子君臣关系等等。除静态的文物展览外,还设计了互动装置、影片等,以多媒体方式让参观者从不同角度探索相关历史文物、档案文献。
大展开幕仅两天,已有过万人观展。据估计,接下来的周末,每天应会再增加两三成的参观者。
期待更多深情“拥抱”
自博物院成立起,那些曾在紫禁城、养心殿朝夕相处的文物“伙伴们”,便开始了隔水相望。
不过,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破冰”,海峡两岸的故宫文物不再寂寞。郑欣淼用“春华秋实”四字,来描述两院60年来首度联手办展览。
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回顾说,她去年5月接任后即开始规划“雍正文物大展”。策展团队提出向大陆“借宝”,得到大陆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今年2月14日,周功鑫率团访问北京;3月1日,郑欣淼率团访台,这是两岸故宫博物院高层首次正式互访,双方达成务实合作的九项共识,包括人员互访、图书交换、影像授权、网站互联等。一般大展需要2―5年筹备,而雍正大展只用了7个月。
37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甄选,则由两岸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包括清代宫廷画师创作的反映雍正时期皇帝、后妃生活的画作以及当时的部分生活用品。其中《雍正朝服像轴》、《美人图・对镜》、“为君难”的长方印等,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时期文物的代表。
9月22日,赴台“探亲”的这批文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装箱。仪式上,北京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很是动情。他说,两岸谈到“装箱启运”这个词,都会引起悲欢离合、世事沧桑的无尽感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库房里,都保存着当年文物南迁装箱启运的那批一模一样的木箱子。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两岸故宫博物院人一起装箱启运,是赶赴一场久违的约会”。
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一个甲子的政治风云,改变不了同根亦同源的文脉。两岸故宫藏品首次合璧展出,不仅是珍贵文物的重新聚首,更是两岸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深情拥抱。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团员队伍整体素质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团十六大召开的一年。团委响应团中央号召，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团的十六大精神同时，全力投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采取学习与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团员透彻理解科学发展观理论，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9月4日至5日，团委举办2010年团干部培训班，团委委员与各支部书记、副书记集中学习共青团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加强团干部对于团中央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各级团组织、团干部、团员的工作部署的理解。9月9日至12日，汪亓等三名同志参加文化部团干部培训班，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共青团十六大会议精神。
为了配合党中央、上级单位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本院党委工作部署，加强团员青年政治思想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贯彻本院共青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团委开展了“与改革共奋进”主题团日活动。全院八个团支部分别进行座谈、答卷、参观等形式完成此次主题团日活动，使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中的团员，根据自身切实感受，与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更新观念，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团委会不计名投票，文保科技部团支部获一等奖，古建部团支部获二等奖。
二、健全组织建设，通过表彰先进激励团员青年的工作热情
加强团的组织建设，是共青团工作的基础之一。基础稳固才能保证团的整体有战斗力，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重视团委、团支部的班子建设，将德才兼备的年轻人选拔为团干部，是团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必要条件。根据本院团工作的实际需要，团委增补紫禁城出版社王戈、工会祝萌为团委委员；保卫处团支部并入院直团支部，业务联合团支部、展宣联合团支部、院直团支部先后召开支部改选会，选举产生新的支部干部。
在团工作中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评优模式，在团员青年中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树立典型，发挥先进集体与个人的导向、示范作用，提高团员争优、创优的自觉性和进取心，有助于形成干实事、求实效、勇于创新的新风气。在文化部团委、文化部青联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文化部优秀（杰出）青年”评选的活动中，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汪亓获得文化部“杰出青年”光荣称号，团委副书记房小妹、资料信息中心达微佳、苏怡和展览部孙淼获得文化部“优秀青年”光荣称号。在团委组织的XX年年度评优活动中，经过各团支部评选，团委会审核认定，授予业务联合团支部、保卫处第二团支部“优秀团支部”光荣称号，祝萌等10人“优秀团干部”光荣称号，刘竹沛等15人“优秀共青团员”光荣称号、王戈等5人“青年岗位标兵”光荣称号、田新等5人“青年之友”光荣称号。（名单附后）5月5日召开的“故宫博物院五•四青年表彰会”上，院领导、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文化部团委等领导向上述先进集体、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在院办公室的支持下，6月10日的《故宫人》报“五·四青年节专刊”，刊发先进集体、个人的事迹，使团员青年学先进有样板，对照先进查找差距，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在文化部团委召开共青团工作会议暨XX年年度兼职委员述职总结会上，团委副书记房小妹进行了述职报告，并在此次评比中受到文化部通报表扬。
9月，申报文化部青年文明号。推荐资料信息中心网络管理科，并申报成功。同月，推荐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汪亓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第八届“中央国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推荐院团委为“中央国家机关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候选集体。
在日常工作中，召开团委会、团委扩大会共计17次，安排具体工作。办理齐飞等17名同志的超龄退团工作，并完成XX年年团费收缴。
三、借助文化活动，发挥引导青年的功能
在新的一年中，团委逐步深化近三年来形成的工作思路。突出创新意识，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将丰富充实的内容融入文化活动中，传播物质文化知识，引导团员青年进一步体会“故宫人精神”的深刻内涵，从而激发团员们对本职工作更高的工作热情。
5月5日，由团委、工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青年文化节”上演由本院团员青年、职工自编、自导、自演的三幕话剧——《青瓷》。剧中主要角色所凝聚的爱国护宝的真挚情感，表现出故宫人对文物、文化的敬畏心情。在结尾处，娓娓道来的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与我院院长郑欣淼相互唱和的诗词，既是对故宫曲折发展、典守国宝种种历程的回顾，更是传达出两岸故宫以及两岸同胞渴望统一的期盼，把演出推向了高潮。通过话剧的形式将蕴藏在故宫人身上的守护典藏、敬业奉献的精神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对职工们深入领会“故宫人精神”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引导作用。
此外，组织团员参观展览、聆听讲座，拓宽知识视野，提高团员青年的业务素质，增强对文物、文化的感性认识以及文博工作的责任感，对以后的工作将起到无形的推动作用。团委先后组织团员青年参观中国美术馆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中国科技馆新馆的“奇迹天工——中国古明创造文物展”，邀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扬之水研究员主讲题为《翠袖殷勤捧玉钟——宋元酒器及其饮酒方式》的讲座、文保科技部常保立先生主讲题为“从摹画到创作”专题讲座，参加文化部团委在北京皇城博物馆艺术馆举办的“博物馆之魅——博物馆对心灵的唤起与引导”讲座与参观活动。团委与宣传教育部联合举办“霓裳彩绘”活动，使团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内触摸历史、感受文化。
四、加强学习型团委的建设，服务本院中心工作
将团委建设为学习型青年团体，一直是团委的工作重点。团委今年以读书、考察、论坛为载体，围绕本院工作重点和文博交流，开展“行”“知”结合的活动，稳步推进团委建设的工作。
10月15日至18日，由团委组织部分XX年年度团委评优人员与青年之友组成青年的文博考察团，由副院长王亚民同志带领，到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永陵、福陵、昭陵、沈阳金融博物馆、赫图阿拉故城等地进行参观学习，开拓团员文博工作的视野，亲身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与博物馆界的团组织开展工作交流。在提升自身业务能力的同时，开阔工作视野，为今后工作的高效进行提供了有效保障。
8月至11月，团委开展读书活动，在团员中倡导学习、钻研的风气，组织团员研读本院研究人员的著作或研究本院文物、古建等方面的书籍，加强个人对本院的历史、学术等方面知识的了解，形成读后感、学术散记，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收到文章23篇，经团委会讨论评比，宣传教育部冯小夏获一等奖，宫廷部万秀峰、资料信息中心王莫获得二等奖，科研处陈瑞、古建部曹振伟、人事处王佳获得第三名。
12月4日—5日，团委举办第二届青年文博论坛。围绕“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展示”的主题，近30为团员、青年就撰写的论文，展开深入探讨，沟通交流。通过他们对本院工作及文博事业的思考，显示出故宫青年对文博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五、发挥本院自身优势，推广文化传播
团委与各高校团委承办的、旨在将故宫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广大大学生的“永远的故宫”系列讲座继续在北京各高校举办。同时，团委接受部分高校团委、学生会发来的邀请，陆续使“永远的故宫”系列讲座走入更多的高校。在推广文化的工作方面，利用本院文物、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为莘莘学子们了解传统文化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3月26日、4月12日，副院长、研究馆员陈丽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主讲题为“皇帝的一天”专题讲座。3月27日，古器物部研究馆员王健华在清华大学主讲题为“略谈中国古陶瓷鉴定”专题讲座。5月23日，科研处主任、研究馆员余辉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讲题为“书画鉴定中的‘古史辨派’”专题讲座。10月21日，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吕成龙在北京师范大学主讲题为“明代斗彩瓷器鉴赏”题讲座。11月7日，宫廷部副研究馆员严勇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讲题为“华彩的背后——清代宫廷服饰解读”专题讲座。12月3日，古器物部黄卫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讲题为“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专题讲座。12月14日,由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向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讲题为“康熙父子的读书生活”专题讲座。
六、深化志愿者活动，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
1、组织团员积极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强烈地震，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响应上级抗震救灾号召，团委积极行动，协助党委、工会，号召全体团员自觉投入全国抗震救灾大救援行动，积极参与灾害紧急救助活动。
截至5月29日，在文化部第一次捐款活动中，本院共有团员176名参加捐款（其中正式团员124名，临时团支部团员52名），捐款共计：13076元（正式团员11360元，临时团支部团员1716元）。在文化部第二次捐款活动中，有119名（其中正式团员107名，临时团支部团员12名）积极参与，捐款共计：13450元（正式团员13120元，临时团支部团员330元）。
在这个思考和契机之下，笔者就两个提案访谈朱乐耕。以下“问”为笔者，“答”即为艺术家朱乐耕。
问：您对公共艺术的长期研究、观察和实践，是您发声关于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之出发点吗？
答：我曾经用过很长的时间做传统陶瓷艺术的研究，尤其是做古彩也就是五彩瓷的研究，这是属于景德镇清代官窑中的一个品种，非常有特色。后来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进修，跟随祝大年教授学习，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著名陶瓷艺术家，他的特长是绘制陶瓷装饰壁画，我之所以认识他，也是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参与了他的首都国际机场大型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制作。受他的影响，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回来后，我将装饰绘画的元素融入了景德镇的传统五彩瓷中，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同时，我也开始画陶瓷壁画，如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井冈纯色”大型陶瓷壁画的制作，又为景德镇艺术瓷厂的大厅绘制了五彩陶瓷壁画“百鸟朝凤”。
我之所以重视传统，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传统中走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会了我如何在创作中去进行艺术表达，如何从自然万象中去找到自己需要表现的对象。是祝大年先生最早带领我进入了大型陶瓷壁画的创作，并将装饰语言融汇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是施于人教授让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让我从传统的陶瓷装饰中走向更大的空间表现，包括我系列的陶瓷雕塑，其巨大的气势也是来自我所考察过的敦煌壁画，云冈石窟，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大足石刻等的影响。
为了让自己的陶瓷艺术走向更大的自由空间，并能够对材料与烧成能加以研究，1997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开始进行大型的公共空间中的当代陶艺创作。当时的创作理念是，传统也应该当随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我们的艺术需要在这新的空间中生长与发展。当代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乡村，但据统计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已高达百分之五十五，超过了一半的人数。这是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的情景，如果说中国古人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田园风光中，而我们今天则大多是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中。我们艺术家面临这样的环境，应该如何去做创作？应该如何让自己的作品成为都市里的一道景观，成为建筑空间中缓解人们心中的疲乏，唤起某种来自田园的亲切情感，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城市要成为宜居的空间，不仅要生活方便，物质条件丰厚，还必须要有艺术，有诗意，有大自然的气息，我的环境陶艺作品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作的。
所以说我的提案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对传统的保护，学习和整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也是我们艺术创作可以开发的无尽的资源。所以今年我提出了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这样的提案，希望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开办，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故宫里面，对许多的国宝进行深入的学习。而我提出的《有关重视当代公共艺术参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的提案也是与我自己的研究及创作有关，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提案，是觉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但有关公共艺术的发展却还没有完全跟上来，希望能引起国家重视。
问：您今年提出的“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提案，从公共资源的分享和开发来说，这一提案的内容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文化资源的新开发是吗？
答：是的，人类很早就关注到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还是现在才开始关注到，但这种关注和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相比较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资源的一个大储存器，里面有很多的宝藏远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我有这样的想法是与我听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故宫的现状报告有关，在他的报告中，我了解到，北京故宫所藏的文物数量巨大，但北京故宫的相关专业人员逐年减少，譬如说建筑修缮，各类文物的修缮等都后继无人。在全国政协会上有京剧艺术家也提出了后继乏人的现状，而北京故宫则藏有5000多份折子戏资料。我认为两者是可以合作并进的。譬如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的基础上，故宫提供京剧艺术家公共事业性的表演场地，并以故宫现有折子戏为基础，既解决了京剧的传承问题，反过来故宫的馆藏也得到利用。如此下去，不仅可以建立一个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平台，还可以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在提案中很细致地进行了分类，包括江南制造这类创作性的类别我也认为可以设置在博物院大学中。
问：综合性大学中也可能会设置类似的专业，您觉得故宫如果成立博物馆大学会与综合性大学有哪些不同呢？
答：与综合性大学不同的是，故宫中的专家可以直接面对故宫的实物教学，更具有实例性，形象性，而故宫的这些珍贵的资源是任何大学都难以匹比的。而且我觉得如能建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学，还可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让古文物活起来，成为动态的活教材，而不仅仅是属于静态的死去的文物供大家观赏。为了能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我还特别提到了衍生品设计、数字博物馆的相关专业。
问：您的两个提案可以说是相通、关联的，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等方面都很关注吗？
答：我四月在深圳参加了一个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谈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城市空间”的论题。其中讨论的就是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空间艺术中得到展示。从我本人的案例来讲，我的作品看起来非常现代，但里面却包含了许多的传统因素，如我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时，就用了许多来自中国传统红绿彩的因素，我是把它放在整个建筑空间与建筑对话。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中国式的现代风格，而有悖于西方式的现代风格，艺术就是要拉开距离。一个是要有民族性，还有一个就是要有现代性。民族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要是传统的，不能是现代的，就像如果我只是将传统的陶瓷器型或釉彩放入在当代的空间中，那就毫无意义了。
问：您的提案或是主张都在您的研究和创作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吗？
讲史，不是讲故事。一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讲史不只是总结统治经验，更是教育后代、传授历史知识。也正因为如此，先生说过，“讲史，是‘炼狱’，更是责任。”对一般人而言，由研究清史、满学及北京史，转向通俗讲史，就像由一条河道转向另一条河道。但是，细细品味，先生的学术功力和讲史的水平，在讲坛现场，在这本《读史阅世五十年》中，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乃至尽显名家风范。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认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之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胡适先生提出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比如对袁崇焕的认识，以及对袁崇焕功过是非的争论，从明清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认为，袁崇焕是“吹出来的民族英雄”。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说，“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这种从人性善恶、品行高下来论证人物的做法迎合了大众的历史审美情趣，而我们传承历史却要从多元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即，需要运用多元的史观来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一如先生所言，“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性格的局限性……”但是，瑕不掩瑜，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任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胜利与悲哀，了解了先贤，景仰了英雄，传达了一种情感，用情把原本干枯的历史荒漠变成一条流淌着鲜活情愫的历史长河。
《读史阅世五十年》延续了以往作品的学术水准，营造出了“历史、正说、正能量”的氛围，这在戏说历史蔚然成风的当下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首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其次，作品的历史感非常强，在一些细节上非常精彩。对于这样高品质的作品，没有历史修养的准备、文化知识的储备以及审美情趣的提炼无法欣赏。我非常欣赏这部书里面所透视出来的历史智慧、历史哲学。在这部书中，先生将历史上重要的人物、重要事件，以及治国修身、历史镜鉴等等，分列为若干平铺开的题目，构成一个看似无梯次、无重点的大框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一个个独立的历史讲谈录，合则为一部断代史。没有篇、章、节等繁芜的层次，使讲谈更通俗易懂。
在寻访36位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故里遗迹的旅程中，美国著名汉学家、作家比尔・波特发现，很多故址是当地人也很少知道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探L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植墓时，比尔・波特更是惊讶于彼时“竟然只有我一个游客”。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另一条消息。据《北京日报》报道，曾经默默无闻的北京法海寺于2016年年底重新开放之后，头两个月，每天客流量达到300～500人之多。为保护寺内珍藏的明代壁画，法海寺大雄宝殿2017年6月起进行限流，规定每天参观人数不超过140人。 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镇寺之宝――明代壁画
为什么价值连城的国宝没人看？为什么曾经鲜为人知的法海寺不得不限流？其中另有奥秘。
“养在深闺人未识”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过去在文物古迹遍布的首都显得缺乏名气。
然而，早在1988年，法海寺就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一起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因为其大雄宝殿内藏有镇寺之宝――明代壁画。
在文保人士看来，这面明代壁画的真迹甚至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200余平方米的壁画由当时的15位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笔法细腻超乎想象，用放大镜甚至可以看见壁画中狐狸耳朵上的毛细血管。
无论从艺术水平、绘制方法、制作工艺还是历史价值来看，法海寺壁画都堪称明代壁画之最，学者舒乙曾高度评价其为“中国的西斯廷”。
可是，一位来自石景山的游客却说，自己在公众号上看到法海寺的介绍，非常震惊，“没想到身边竟然还有这么一座国宝级古寺”。
与之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始建于公元590年的西安天坛，先后有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等21位皇帝在此祭天，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帝祭天礼仪建筑，堪称天下第一坛。
然而，这座深藏于西安城南巷子里的“天下第一坛”，很多老西安都不一定知道。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曾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文物古迹之所以“养在深闺人未识”，与基层管理者的认识水平有关，与行政管理部门缺乏整体文物遗产宣传规划有关，与我们缺少跨界引进高水平文化合作机构及宣传手段有关。
“广而告之”是法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大类。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三次大的普查，2011年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如此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又有多少“养在深闺人未识”呢？
可移动文物可以通过走出库房“从沉睡中苏醒”，通过在博物馆馆际间开展借展、联展、巡展“流动起来”。比如由首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办的“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展出7个月，参观人数高达42万，创历年特展之最; “中国美术馆经典藏品西部巡展”期间，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展出40天，接待观众近6万人次。
相比而言，如此众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其“不可移动性”无法“走出去”。要让观众“走进来”，让不可移动文物“活起来”，就必须“广而告之”。
如今法海寺访客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对整体宣传规划的重视：修缮期间就不断消息，开放前大规模媒体曝光;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大力推广，其中不乏文化界人士撰文介绍;不仅注重文物历史宣传，还讲述与文物保护有关的感人故事。
于细微处见用心
如果公众不知道、不认识、不了解这些文物，文物怎么能“活起来”？更遑论对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法海寺曾闭馆三个月，利用三维矩阵技术对壁画数据作了采集，并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了整体拼接，力图让壁画“立体重现”。基于这些数据，法海寺壁画将被制成数字博物馆，内含壁画图片、文物介绍、法海寺历史沿革介绍等，游客足不出户，便可在网上观赏。
此外，法海寺还制作了宣传片、纪录片，以使公众得到更为丰富立体的认知。
即便是闻名遐迩的故宫博物院，除提升常规展览水平、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举办丰富的社会教育活动外，在深入开展文物知识普及和宣传方面仍然不遗余力。作为故宫博物院90周年献礼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甫一播出，故宫及其文物修复师就成为广大民众热议的话题。
抱着对李女士“把故宫带回家”的好奇，记者于近日来到位于前门商业区大江胡同紧邻北京台湾会馆的得意典藏前门店，采访了这位“最接近故宫的人”——步入得意典藏，就仿佛进入了故宫典藏与现代生活品味的结合体。李女士十分好客，热情陪同记者参观了她的礼品世界。从故宫典籍到藏画的复制品，从故宫风格的瓷器到字帖，从中国古代服饰到工艺品，从“清明上河图”到“富春山居图”，从“滕王阁序”到“兰亭集”，李女士如数家珍。短短的20分钟，仿佛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在就座准备开始采访的时候，记者的目光落定在李女士手中那只茶杯上。善于观察的她立刻看透了记者的好奇，于是谈话就从这只特殊的茶杯开始了。
一只穿越历史的茶杯
那杯盖与杯沿儿上分别烧制着天干与地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气、尊贵。
“很特别的茶杯。”记者不禁赞道。但李女士讲起它的来历，却是记者没有想到的。
“这茶杯的创意来源于故宫的一件藏品，即万年甲子转心笔筒。在中国，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始，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便组成了干支纪年法。而传统干支纪年循环的第一年亦称甲子年。万年甲子转心笔筒便烧制于清乾隆八年，也就是甲子年的前一年。据资料记载，笔筒制式为唐英榷陶时期的创新之作，在乾隆八年以前曾有上贡，很受乾隆皇帝的喜爱。故于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一谕旨‘照从前进过的锦上添花万年甲子笔筒再烧造几件送来’。负责此事的内务府员外郎唐英于十二月初一将此笔筒呈上。笔筒有‘循环如意，辐辏连绵’的寓义。”由此及彼，李女士手中的茶杯也有着同样美好的寓意。
接过茶杯，端详着，听着李翰莹的讲述，记者心中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得意典藏的台湾母公司——得意传播科技，由李女士的先生李作群于1988年创立，此后经历了从文化传播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变。也是在这个时候，曾任台湾公共电视台和中华电视台节目制作人的李女士加盟了这家公司。之后，得意公司投资2亿2千万元(新台币)与签约，共同研发“文物数位影像数据库系统”。故宫提供文物，得意公司负责拍摄制作。双方共享该研发成果50年的知识产权，并由得意享有50年的独家对外授权。《清明上河图》、《人在故宫》等作品在日、英、法等国出版并在国际上获奖。2000年公司在大陆设立办事处，2005年在北京成立得意典藏公司。
对待文物的三种精神
当被问及对文物的理解，“文物究竟是人还是物”时，二十几年与文物结缘的李女士品了一口茶，娓娓道出了对待文物应有的三种精神。
“首先是还原精神，这体现文物的来源依据，即文物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其次是保持客观的精神，即保留学术批评的空间。文物是供人欣赏并可以接近的，比如故宫收藏的书法作品也不一定都是好作品，也是可以从学术角度去批评的。第三是尊重的精神，就是尊重文物的公开性和文化传承性。文物应被保留在博物馆内，供更多的人欣赏并研究，以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西方过去靠掠夺而占有的东方文物应当物归原主，至少复制品应该回到它的故乡，担负起传承文化的责任。”
故宫应是每个人的故宫
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精英，说起故宫这个话题，李女士侃侃而谈。
“明永乐元年正月十三，礼部尚书李至刚提出北平应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一道圣旨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大明王朝第二个京都，而一座伟大的宫殿也将由此诞生。这就是紫禁城，而我们更习惯称它故宫。作为明清24位皇帝临朝为政和日常生活的地方，故宫有着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同时故宫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600年宫廷变迁、人世沧桑，几千年文明传承、文化积淀，故宫以其厚重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和社会与历史的宝库。故宫的定位决定它的高度。它究竟是旅游景点，还是博物馆，或是公园?导览工作是应该派给旅行社，还是文物专家?品质管控应该得到重视，因为北京故宫是崇高的，它又是中国脱离帝制的见证。故宫应该成为历史教育基地，应该成为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李女士还介绍了的经验，提出了她对北京故宫的建议。
“故宫应该与百姓发生关系，这点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做得比较好。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吸引市民接近文物。比如晚上开放，在餐馆的菜品中增加‘翡翠白菜’等。北京故宫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要更好地规划空间和人流，如采用预约制和路线规划，避免游人拥挤在文物附近，让资深导览员有讲解的空间，让小朋友有听故事的地方。其次，要体现人文关怀，方便游人如厕、饮水、进食、购物，避免过分的商业色彩。第三，尝试取消以高门票价格来控制人流，而采用乐捐的方式并配合参观预约制。第四，在出版物方面，讲故事的方式应该多元化。第五，部级的博物馆不应是一座空房子，要改变本位思维，把故宫建成全世界的博物馆，坚持用多元和人本的理念来传播中华文化，打破紫禁城的禁忌，积极与社会融合，鼓励全民参与，使故宫真正成为每个人的故宫。”
在展览开幕前的10月8N晚上，刚刚参加完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中国驻欧盟大使宋哲等在百忙之中专程莅临参观指导了正在布展中的“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10月13日上午1_点，大展新闻会在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展厅现场举行由该馆馆长迈克尔・德格特(Miche Draguet)主持。欧罗巴利亚国际协会总经理克里斯蒂・穆尔德(Kristine De Mulder)，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法国学者柯柏(Andre Kneib)等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展览情况。10月13日晚上7点，200余位来自欧洲和中国，美国等地的嘉宾观众亲历了别具一格的展览开幕式。嘉宾们首先在典雅堂皇的中央大厅观看了动人心魄的现场书法演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王冬龄当场书写一幅高4.4米，宽5.8米的草书巨制，赢得了人们的热烈掌声。开幕式嘉宾致辞特意安排在在个精心营造的“兰亭情境”空间举行，让人们恍如置身千年前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兰亭雅集的场景。开幕式致辞由迈克尔・德格特馆长主持，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张援远，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克莱尔・吉尔尚(Claire Kirschen)、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纪天斌等出席。2009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中，比双方总协调人董俊新局长、吉尔尚前大使分别致辞，高度评价了此次大展，并对展览开幕表示祝贺。董俊新说，这是中国在境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精品最多，展品创作年代跨度最大的书法展览。“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感受兰亭雅集的风雅淡泊，还可以体会曲水流觞的闲情逸致，从而了解书法折射出的中国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随后观众自由参观展览，并出席酒会，整个活动持续至晚9时许结束。配合此展，还出版了精美的法文版、荷兰文版同名学术画册。来自中国，比利时，法国，美国的12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专文，从不同角度介绍和阐释中国书法文化。展览期间，馆方还组织了系列公共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增进欧洲社会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为精心策划组织此次大展，中国美术馆专门组建了学术阵容可观的国际策展班子。中方策展人为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朱青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傅红展(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主任)，杨应时(中国美术馆国际事务部馆员)。比方策展人为：柯遁柏(Andre Kneib，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第四大学副教授)、史蒙年(Jean-Marie Simonet，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展人)。在展览从创意到实施的两个年头里，笔者有幸作为项目协调人和策展委员会成员之一，与诸位领导，老师一起工作，亲历了展览策划的全过程。以下对大展的策展理念，展览内容，工作方式、文化意义等作简要综述。
策展理念
“向西方观众讲述中国书法文化的千年故事”可以说是此次展览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也是最主要的策展理念。策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第一，这个展览的目标受众主要定位在来自比利时和欧洲各地的西方普通观众，而不是对中国书法更为熟悉的西方汉学家和华人社会。因此，展览应具有相当的普及教育性，充分考虑到在西方社会传播中国书法的特殊性，包括观众的知识，文化、语言背景等因素。第二，这个展览的展示内容定位在中国书法文化，是一个“书法文化展”，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见的“书法艺术展”或“书法历史展”。展览将从当代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对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全新的解读，探讨中国书法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书法的当下发展及价值所在，探索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理解，沟通、对话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第三，基于以上的考虑，展览将别开生面地采取“讲故事”的方式，从一个中国社会几乎家喻户晓的兰亭故事说起，由点及面，发散开去，通过精心遴选组织的书法、绘画和当代艺术作品，呈现和探究中国书法所反映的中国人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所折射的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
“再序兰亭”这一别致的展览主题，无疑也是此次大展策划中的点睛之笔。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大书法家王羲之与朋友们雅集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在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清流激湍之畔，大家饮酒赋诗，极尽欢愉。乘带着酒性，书法家王羲之当场挥毫为众人所赋之诗作序，抒写对自然人生的感怀。被中国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的经典名篇《兰亭序》由是诞生。《兰亭序》以其“清风出袖，明月如怀”的高雅气格，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名，成为中国书法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王羲之也因此被世人尊为书圣，成为一盏高高照引中国书法道路的长明灯。千百年来，后世文人书家在兰亭精神熏染滋养之下，继承创新，孜孜以求，不断续写着书法文化的熠熠篇章。从这样一个兰亭的故事讲起，展示中国书法的创造奥秘和丰富传统，是此次展览在策划上的独特思路。用范迪安馆长的话说，“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在《兰亭序》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书法在不同的时代文化条件下，通过对传统的继承、转换与超越，形成了书法内涵和风格不断延展的长河。从中国书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古代到今天延绵不断的奥秘。这个展览题目‘再序兰亭’中的‘再序’二字，蕴含着1000多年来书法不断的‘再生’与‘再创造’的意义。”当然，兰亭雅集这1000多年前的文化活动，也有其特别的当下国际文化意义在。荟萃古今中国书法精品力作的此次大展在“欧洲的心脏”举办，主要面向西方普通观众，不仅是一次千年中国书法在当代情境下的雅集，更是一次东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盛会。
在内容结构上，“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的策展理念也颇具匠心。与常见的书法展览不同，整个展览围绕“再序兰亭”这一主题，结合纵向(历史时序)和横向(文化命题)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展览以时间顺序系统地呈现中国书法的起源，成熟与完善传统书法 在历代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当代书法在传承基础上的演变与创新。另一方面，展览从社会文化角度重点展示和探讨书法与正统书法与政治书法与宗教书法与文学书法与绘画书法与线条、书法与观念等七个方面的文化关联。从当代文化研究(特别是跨领域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主要围绕不同的文化命题组织展览内容，这样的策展理念显示出一种“打破边界，贯通古今”的宽广文化胸怀。
展览内容
通过中外策展人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国美术馆展览设计师韦枫)的精心努力，“再序兰亭：中国书法大展”的策展理念得到了十分有效的呈现展览内容精彩纷呈别具创意。展览作品、展示布陈背景材料诸方面相辅相成浑然契合，营造出良好的欣赏氛围。约1500平方米的半地下展览空间高低锚落，曲折环回，开合有致，给观众以不断的意外和惊喜。
进入正式展区之前，观众们首先要穿过一道具有传统中国园林特色的月亮门。从门洞走进去，是条长长的狭窄通道，左手壁上贴着传统书法工具的精美大图片：笔、墨、纸，砚，印。每一样用具旁边，是相应的英文单词：“Brush”、“lnk”、“Paper”，“lnk Stone”、“Seal”。《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马戎戎在参观后如此评价：“出乎观众意料的是，这些单词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墨迹特有的灵活与酣畅，带来印刷体无法体现的生动和温柔，中西的小碰撞，就这样有了一个趣味性的开始。”从月亮门口，远远就可看到一面有醒目的集王羲之行书字体“再序兰亭”四字的深红色展览主题墙。主题墙旁边的投影，放映着介绍中国书法文化的录像。为了方便欧洲观众欣赏，此次展览的主题墙，前言和段首语使用中，法，荷，英四种语言，所有作品说明则采用法文和荷兰文双语。
展览的引子部分是“书法与汉字”展区，主要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碑帖拓片等材料简要介绍汉字书体的历史演变。在右侧的墙面上依次贴着五种字体的大“书”字，每字约一人高，原字分别选自秦李斯《峄山碑》(篆书)，汉《张迁碑》(隶书)、晋王羲之《孔侍中帖》(行书)，唐柳公权《神策军碑》(楷书)，唐怀素《自叙帖》(草书)。左侧一排展柜中则陈列着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到篆、隶，楷，行，草诸体有代表性的碑帖拓本或实物。与“书法与汉字”狭长展区平行的下方是一处豁然开阔的公共空间――“兰亭情境”展区。正面的背景墙是三张绍兴兰亭实地景观的巨幅图片，中间为绿荫掩映下静静的兰亭，两侧是缓缓流淌的溪流，生动地再现了古人兰亭雅集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场景。空间中央搭建的平台上是以北京故宫乾隆花园流杯亭曲水流觞场景图片制作的大型投影装置，既抽象又直观，潺潺的流水声若隐若现，影像四围铺着来自中国的青灰石板，可供观众休憩静思。空间里还陈列着与兰亭雅集相关的书法绘画和资料，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褚遂良《模王羲之兰亭帖》，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傅抱石《兰亭图》等传世珍品。这一切，都让人们神往千年以前“群贤毕至、少长成集”的兰亭雅集。
在以上历史和文化铺垫的基础上，展览随即进入七个围绕不同文化命题的专题展区。“书法与正统”部分和“书法与政治”部分合占一个比较独立的展览空间。事实上，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上也有着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书法与正统”部分的展品，主要展示书法的正统和正统的书法两个方面。书法的正统主要是指与王羲之《兰亭序》一脉相承的中国书法经典传统，正统的书法则主要是指以唐楷为代表的“尚法”传统及其与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取仕制度的历史渊源。“书法与正统”部分的展品以拓本为主，主要包括唐虞世南《摹兰亭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经典拓本，以及明清“台阁体”，“馆阁体”书家如沈度，姜立纲，张照等人原作。书法与政治部分主要展示历代的帝王书法，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明崇祯帝、清雍正，乾隆等人书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精品是宋微宗赵佶的“瘦金体”《闰中秋月帖》和明崇祯的行书《松风水月》真迹等。“书法与宗教”部分展示的是历代的宗教题材书法作品以及部分僧人书法。展厅中的一面主墙上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巨幅场景图片和自上而下竖排的“佛说金刚经”五个大字的拓片。另一面整墙则是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图片，旁边展柜里陈列着《龙门二十品》造像拓本。这―展区里还展示了元代赵孟\的名帖《帝师胆巴碑》长卷真迹，南北朝的道教石刻《瘗鹤铭》拓本、智永《千字文》以及隋唐以来的写经书法原作。近人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信札六件，为其致学生刘质平的书信，也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书法与文学”部分展示的是历代文学家的书迹以及与部分书写传统诗词名句的当代书法家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献之李白、杜牧、黄庭坚，翁方纲于右任，启功，陆维钊、欧阳中石等人作品。其中北宋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草书《杜甫寄贺兰诗帖》真迹尤为精致。为了进一步营造优雅的氛围，让西方观众体会中国传统文人生活，在这部分展区还专门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楠书房”，陈列着金丝楠木家具以及文房四宝等摆设。
接下来的几个专题展区，高潮迭起。在“书法与绘画”部分，20多件历代书画大师经典之作，演绎着中国传统文人画“书”与“画”的独特关联。从北宋米芾的《珊瑚帖》、《复官帖》真迹到南宋马远《水图》真迹，从元代赵孟\《秀石疏林图》到明清的文征明《横塘图》金农《自画像》徐渭《莲舟观音图》、朱耷《花卉》册页，再到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书法与线条”展区作品虽不多，但探讨了中国书法作为线条艺术的特质，恰好作为“书法与绘画”和“书法与观念”之间的自然过渡，引人探究中国书法作为视觉艺术的特点及其与西方艺术的异同。这部分的展品有唐代张旭怀素的草书拓本，明代傅山的草书，清代邓石如的篆书，以及康有为林散之、沙孟海谢云等以线条见长的书家作品。最后一个展区“书法与观念”部分，展示的是“变书法”、“反书法”、“用书法”等当代新走向。其中既有当代名家如沈鹏张海，孙伯翔、王铺，马世晓、陈振濂等人基于传统书法的创新力作，也有一部分从书法出发的“现代书法”和实验艺术作品，包括黄苗子、曾佑和、古干、王冬龄、谷文达、邱振中、徐冰、魏立刚、王南溟刘彦湖，邵岩陈光武邱志杰等的作品。曾佑和的《笔虫少》，古干的《五千年》，谷文达的《简词系列》、陈光武的《无题》邱志杰的《重复书写兰亭序一千遍》、王南溟的《字球组合》、徐冰的《沁园春-长沙》等当代艺术作品尤其吸引观众瞩目，让人们深思书法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意义。
工作方式
此次展览在工作方式上也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做法。略述三点。
第一，国际化的学术班子。此次展览外 方策展人柯遁柏和史蒙年都是欧洲重要的书法学者和汉学家，早年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系统学习和研究书法。他们都十分热爱中国书法，是在欧洲热心传播中国书法的朋友。中方策展人中，范迪安、傅红展是富有国际展览策划与博物馆工作经验的专家学者，朱青生、杨应时则曾分别在德国和美国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对中国书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除了以上六位策展人，还有几位中外书法学者也参与了此次展览画册的学术撰稿工作，包括法国学者Francols Bottero、美国学者白铃安(Nancy Berlfner)，中国学者王元军任平、李洁冰等。这样国际化的学术班子在一起工作，虽然增加了项目协调的难度，但更能全面充分地考虑到西方观众的兴趣和需求，同时保证展览的国际学术水准。由于语言的优势，两位外方策展人在向欧洲观众和媒体推介此次展览方面出力尤多。
第二，探索历史文物类博物馆与现当代美术馆合作策展的有效模式。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首次携手故宫博物院策划组织大型出境展览。由于展品中有大量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品就有十多件文物的出境展出条件和保护措施就成为国家文物局审批时的焦点。这当中，文化部和故宫博物院均作了大量积极的沟通协调工作，而中国美术馆与故宫博物院及比方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协商，采取相应的措施。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欧洲观众的需求和比方场馆的要求，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及相关单位经过认真协商讨论，最后决定展览中的11件故宫博物院藏国家一级文物在比展出两个月后，以复制品换下展出。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的协议以及中国美术馆与比方的协议中，均对比方场馆展厅的温湿，光感等技术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展品的陈列设计上，中比双方都尊重了文物的保护及历次出展的惯例。从故宫借出的文物，布展与撤展均由故宫派出的专家进行操作，以避免由于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文物损伤。这些，都为今后中国美术馆策划举办类似展览积累了经验。除了故宫博物院，浙江省的李叔同纪念馆和陆维钊书画院也慷慨地出借了部分文物展品，并提供了图片，文字资料。
第三，开拓性地利用和开发相关社会资源。展览的书房场景装置中，所有珍贵的金丝楠木家具和相关摆设物件均借自北京后海旁的高级会所“楠书房”，该机构负责人高辉珍为展览提供了热情的支持。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胡周祥绍兴当地摄影家董建成等也为落实展览相关图片提供了无私帮助。此外，展览工作小组还与我馆事业发展部协作开发了精美的“再序兰亭”系列衍生纪念品(包括齐白石对联木制镇纸，纪念毛笔，书法系列明信片，邱振中作品体恤衫，邵岩作品鼠标垫等)，为今后涉外展览的相关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化意义
关键词 纪录片 文字 媒介 历史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很多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活跃于荧屏，可见纪录片作为一种展现历史的影视媒介，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本身的影像记录功能，也为历史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那么，既然影视媒介信息可以作为史料来用，那它必然与传统的史料形式在传播方式上存在不同；而历史观的不同，也会对纪录片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图像学视域下的“文本图像”与“图像文本”
人类历史的文字和影像的叙述和再现无外乎是语言和视觉的联合，根据美国图像学理论家米歇尔的解释，对于语言和视觉的联合。是视觉再现的领域的两种方式：一是“文本图像”，视觉形象作为语言内部差异的场所，具体体现为文字和印刷的物质性，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的诗歌样式。以及描述在叙事中的奇异作用；二是“图像文本”，语言在视觉领域的再现和压抑。
作为保存历史信息的史料，自然与传播媒介密不可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文献，包括档案、报刊、图书等文字记录的史料，档案、报刊、图书都是书写媒介和印刷媒介，此外，中国古代还将甲骨、竹简、绢帛等当作书写媒介；二是口述历史所基于的口碑材料，古代史学家就曾深入调查、采访，运用“口耳相传”的史料，这些依靠文字记录保存下来，到了近代出现了声音存储技术，才有了录音方式，这就是广播媒介的功用了；三是反映历史进程的遗迹、文物、战场、壁画等视觉史料，虽然遗迹、文物等无法一下归人具体的哪一种传播媒介，但作为视觉呈现的史料，影视媒介，即电影或电视完全能以视觉化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可以说，每一次传播媒介的变革，都决定着历史记录的方式，因此形成了以史书文献为主的“文本图像”和以影视为主的“图像文本”。
二、历史文献纪录片和史书对于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保证
同属于传播媒介的影视媒介和书写媒介，各自对应于历史信息记录载体中的纪录片与历史著作，在记录与再现历史事件上有什么不同呢?下面通过分析纪录片《故宫》和历史著述《史记》来探讨这一问题。
历史之首要在于真实，当代电视传播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真实性也是其要求之一，这一点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尤为重要。《故宫》影片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文物的展现，《故宫书画》、《故宫藏玉》、《故宫藏瓷》基本都是展现文物。《故宫》在宣传中，就将众多文物的第一次亮相作为一大“卖点”，这么多文物的拍摄，除了展现文物本身的精美之外，还要牵涉出背后深藏的历史，文物作为史料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使得影片所说的历史确有“出处”。
史料的三大形式在《故宫》中都有体现，文献引用在第二集《盛世的屋脊》中就可见一斑，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燮平在镜头前，讲述李自成是否放火烧紫禁城时。引用了《日下旧闻考》原书原文一段“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这一行字在片中用技术特别加亮，以显示出处。可以作为影片文献引用形式的一个代表。
口述史料在影片中也被多次使用，比如在第十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有关190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放的情形，就让93岁的北京居民刘曾富和启功先生讲述当时自己的见闻。为了能让人物口述和历史相互印证，影片在讲述的同时还穿插历史图片和文物。
历史遗迹、绘画、照片等视觉材料在影片中的运用就更多了，如第一集中的南京明故宫遗址、《燕京八景图》等，以及第十集中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的紫禁城老照片；此外，还有影像资料，这是作为视觉史料出现的，如克林顿-西蒙斯在1903年拍下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
如果说影视媒介通过呈现具体实物使得历史真实可信，传统的文字记录则主要通过材料甄别了。例如司马迁著《史记》，主要从两方面来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其一是文字史料。其二是实地考证。对于文字史料，司马迁选择从数量庞大的资料中，考订、筛选出他认为的可信的资料。作者在《伯夷列传》一章中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证之后认为，六艺是可信的文字资料。其二，进行实地考察，获得很多见闻也是一大资料来源，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和《屈原世家》等章节的时候，就曾亲往孔子和屈原的家乡去探访古迹，采集民间传说。文献资料、口述史料和对于遗迹的考察，在文字记录的传统中依然可以看见基本的史料形式。
三、文献纪录片的影像叙事与史书的文本叙事
媒介在传播历史信息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叙述方式的问题。因为历史是由零散的一个个事件构成，只有通过叙事技巧，才能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这其间涉及的其实是传播技巧，而影视媒介和书写媒介在这方面，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故宫》影像叙事依靠的是蒙太奇手法，这本身也是影视媒介自身的语言，比如在第一集中配合永乐皇帝诏书解说的镜头，就是一轮巨大的红日冉冉升起，这是带有隐喻性的蒙太奇。象征故宫诞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故宫》在结构编排上也是别有匠心的，各集虽然各有主题，独立成篇。但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从讲述故宫营造始末的《肇建紫禁城》这一集开始，先后讲述故宫建筑(《盛世的屋脊》)、宫廷政治(《家国之间》)、宫廷礼仪(《礼仪天下》)、宫廷藏品(书画、藏玉、藏瓷、西洋物品)及博物院建立始末(《从皇宫到博物院》)，最后谈及了文物流迁历史(《国宝大流迁》)和故宫大修(《永远的故宫》)，从时序性上来说，基本上是顺着故宫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的。
再者。文献纪录片还有一个元素是解说词，保留了文字叙述的传统，在纪录片中配合画面进行画外解说。由于是历史文献纪录片，解说词需要保证学术性，但受到电视传播的自身特点和广大受众群的制约，又不能过于学术，因而各集在叙述过程中，很注重“故事”的讲述方式。
相对于影像，文字记录历史的传统便十分悠久了，而且也有自己的形式与方法。梁启超在《史学导论》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传统历史的写作有详尽的叙述。他认为历史写作是有体裁的，体裁的区分主要在于对于历史“还原”的程度。中国传统的历史体裁大体包括传记、编年、记传本末体等。纪传体是将历史的核心归结到人，编年主要是利用时间跨度全面记述。西方历史记述在体裁上没有中国如此清晰，大都注重就某个历史时期、地区等进行研究，发展到现在才扩展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管是东方或西方，文字叙述历史都是为了再现历史，历史学家的一大任务原本即是“复原”过去。不过同为“再现”，书写媒介和影视媒介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主要体现在直观与想象的区别。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便认为：“历史记述据称是历史过程的确定片断的言辞模式或者标记。但是。只所以需要
这些模式。是因为文献纪录片并没有就它们所涉及事件的结构，描绘出一种清晰的影像”。因此，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再按照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结构成历史。这种结构后来又被史学家自己“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记述历史存在“再现”，因为有史学家个人“想象”的部分。
说到文献纪录片对于历史的“再现”问题，海登・怀特为此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就是通过视觉材料与影片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媒介凭借不断进步的多媒体技术，图像化直观展现历史的形式，使之与原先文字书写的方式大为不同，由于图像化带来的历史真实性质疑，使得新兴的影像“重现”方式饱受争议。影像方式能呈现历史，源于影像方式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一种“复制”，历史是可以被真实地“复制”出来的，这也就是历史影片创作的一大卖点。这些年的一些电影，诸如《特洛伊》、《亚历山大大帝》等，片中竭力去“再现”古代的历史事件，其服装、建筑、武器、战船等等都尽可能地和历史上的“同期”样式接近，不过影视史学中的文本与客观存在的历史，永远是两条渐进线。
由此可见，影视媒介叙述历史是通过直观呈现、大跨度的蒙太奇叙事，兼有视听娱乐的功能，借助于多媒体技术进行逼真地历史“再现”；而文字记述则必须通过严谨地体例记载、材料甄别，来确保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并凭借一定的想象符合历史的因果。从目前的大众传播手段看，影视媒介是主流，因而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在传播历史信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中西不同史学传统下的文献纪录片叙事比较
文献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历史观也会使得相同题材的纪录片呈现完全不同的叙事结构。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观就有着明显的不同。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而西方史家则长于评析，这是由长期的书写记录传统形成的。中国史家往往把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融于史实叙述中，要么在后面的论赞中发挥，与叙事分开；西方史家则侧重与分析历史事件前后的因果关系。海登・怀特在《历史的诗学》中，说西方史学界有这样的叙事传统：将编年史中挑选出的事件编成故事产生了各种问题，史学家在建构其叙事的过程中必须预料到并加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类有：“这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最终会是怎样?”这说明西方史家的思维是因果关系式的，与中国传统单纯书写事件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故宫》和《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中分析这一问题。
BBC制作的文献片《辉煌的古代文明》，体现了典型的西方评析性的历史思维。从结构上说，它是按照文明地区来分集的，诸如：《埃及一不熄的生命》、《罗马一终极帝国》、《中国一力量的王朝》等。而在每一集的叙事中，突出的又是评析文明现象，笔者在这里选取一集《希腊一黄金时代》加以分析说明。由于是失落的古代文明，影片一开始就用一场发生于1687年的战争，来宣告这种文明的毁坏，其中有大量的古迹被毁。接着选取了希腊文明有代表性的建筑、雕塑、思想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在简单叙述完一个方面的背景资料后，再由专家进行分析。这成为了影片最为重要的叙述方式，画外解说只是一种辅助。
从叙事学上分析，这样的评析是符合因果性的。《故宫》虽然也有建筑、礼仪、政治等分集，但基本都是由文物或者历史事件去牵出背后的历史故事，专门的评析不是很多，基本集中在明代的政治制度、马戛尔尼访华和明清两代宫廷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比如在《礼仪天下》这一集中。谈及英使马戛尔尼来访，并以他的视角看当时的中国，议论中国近代的落后，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为广大民众熟知，显得很新颖。不过，这样的议论在影片中所占的分量不是很多，往往在一集的最后，作为画龙点睛式地总结性陈述。全片基本上是以画外音叙述历史事件作为主题。而《故宫》中的专家叙述，基本上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叙述者出现的，成为主体叙述的一种穿插、融合，与西方做法不同。相比BBC的《辉煌的古代文明》，《故宫》专家论述部分显得很少。
一、博物馆建筑之园林艺术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中国古建筑保护入门》中着重从南方古代建筑的特点、概况、内涵、保护等角度，摆事实讲道理地深入浅出的进行的讲解。南北方建筑差别因气候、生产生活习惯等差异而有各有特点一样。建筑特点各有不同。博物馆不仅是“藏宝阁”更是“鉴宝馆”、“赏宝院”。是文物的家是，文化的家。博物馆的外貌应该是首先吸引观众眼球的“艺术品”。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担纲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位于苏州古城北部历史保护街区，建筑群设计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风格，成为展示传统苏州和现代苏州文化的标志性建筑。苏州博物馆坐落在苏州东北街上,是传统建筑的提炼版,是现代和传统完璧的结合.在新馆的设计上,贝老所贯彻的原则是:中而新,苏而新,不高不大不突出。博物馆大门为玻璃重檐两面坡式金属梁架结构,既有传统建筑文化中大门的造型元素,又以现代材料赋予其崭新的风格。贝老说:大门的处理很重要,大门要有气派,但又得有邀人入内的感觉。高低错落的新馆建筑中，用颜色更为均匀的深灰色石材做屋面和墙体边饰，与白墙相配，清新雅洁。“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氏的名言。玻璃顶棚肆无忌惮地让室内充满阳光，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光线丰富的语汇和对空间的影响力。贝老设计的玻璃屋顶保留了传统的形制,然而,过去的木梁和木椽构架已经被现代的开放式钢结构的顶棚系统所取代.在西部主展厅区,贝老设计了水幕墙和荷花池.贝老说:「水是用来听的.按照他的设计,水从高处顺着暗槽往下流,游客远远就能听到「淙淙的水声却不知水在何方,直至走近了,一池荷花方才映入眼帘.相当一部分的博物馆功能空间安排在地下室。游人可以通过室内荷花池上方的悬臂楼梯到达地下室金属遮阳片和怀旧的木作构架在玻璃屋顶之下被广泛使用,以便控制和过滤进入展区的太阳光.大厅顶部的米字形钢结构没有任何支撑,它在风格上和整体建筑非常协调,但是这不仅是出于美学考虑,而是结构的原因.通过精密计算之后,只有这样的几何形体变化才能进行力的转换,在这样一个既定空间中承载负荷。贝老一再强调说内部陈列与外部建筑、家具的风格、甚至包括服务人员的服装,都要与建筑及陈列的风格相协调.乃至这小小的灯饰也不马虎.连灯具也是由简单的几何体组成。强烈的现代结构一点也不削减传统园林的精致意味。就连走廊墙上的窗,将窗外的景色引入室内,也是单调白墙上最生动的装饰.博物馆内竹影摇窗，令人忘俗，或可静待“竹露滴清响”，意境自高。中国园林传统的“借景”技巧在贝聿铭晚期作品中频频出现。以墙为纸，以石为墨，从米芾的山水画中得到灵感,用片石营造出写意山水的意境.一架紫藤、一条丝带象征文脉延续。这一株贝老亲自挑选的,这株紫藤嫁接着从文征明当年手植的紫藤上剪下的枝蔓,以延续苏州人文的气息和血脉。紫藤园，方形的花架与蜿蜒曲折的紫藤枝叶犹如一枝无形的画笔，在墙上、地面上尽情挥洒。光影无疑是成就空间意境的魔术师。在主庭园中，贝先生“亭”的设计也是现代的形式——钢结构、双层、亭顶为玻璃并覆盖木饰贴面格栅、结构柱上放置照明灯具、亭中部为洗漱台。现代结构的凉亭似而不似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池中的八角凉亭,师古而不泥古.凉亭的八角形与中央大厅及西路两个主展厅的大八角形成呼应。
二、博物馆建筑之美学艺术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胡江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博物馆与认知美学》。作为一名美术专业的学生，不得不惭愧的说，我曾经割裂的去看待艺术，去拜读和学习过美学。从未与历史、科学甚至哲学等领域相关联着去探求过美学。而在胡江副馆长看来改变世界艺术的三种力量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现今对博物馆建设纵观全球我们的重视度非常高。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地利，他讲到了巴黎卢浮宫馆长讲的一句话：“全世界的时尚在巴黎；巴黎的时尚在卢浮宫”可见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土壤。记得初到吉博，自己曾在微信中说过“找对了土壤”。人和，胡馆长引用主席的“人定胜天”，特别是现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国人重视艺术及艺术收藏，并用数据佐证了——“艺术家长寿说”。胡馆长还幽默的鼓励我们说“思想要走在行为前面，行为若在思想前面那就是神经病了”引得全场哗然。每家博物馆都有其代表自身特点的收藏。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无疑是上海博物馆的代表性收藏。上海博物馆的建筑外型，你靠近它就会被大克鼎的建筑外形所吸引。象征“天圆地方”的圆顶方体基座构成了新馆不同凡响的视觉效果，整个建筑把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的收藏特点，又达到了博物馆建筑的艺术感和设计感。在世界博物馆之林独树一帜。从远处眺望，圆形屋顶加拱门的上部弧线，整座建筑宛如一尊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三、博物馆建筑之古韵艺术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谭玉峰在《上海地区古建筑介绍》就上海市辖区内古建筑的保护经验来谈文物建筑的界定、特点、分类、风格、保护等方面一一阐述。我们知道我国现在有许多“遗址型博物馆”正在服务与观众，或者即将布展开馆。如“故宫博物院”当每一名游客踏入“午门”，进入“太和门”，来到“太和殿”......一路走来，身临其境。犹如自己导演里一出“清宫大剧”。“故宫博物院”对“原清皇宫”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均被悉心保护了下来。这便是建筑的古韵艺术。是其它展览形式无法替代的。
作者:许敏 单位:吉林省博物院
空竹声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声音之一。会抖空竹的人听得懂空竹转动时那欢快的声音，用两根杆把没有生命的“竹疙瘩”变成空中飞舞的“精灵”。空竹在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日子里，给几代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由来
一拐进报国寺西侧的小星胡同，一个静谧而又充满了浓郁京味的四合院出现在眼前。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儿里，随着一位老者手臂的抖动，绳上的空竹上下翻飞，发出悦耳的声音。提拉，抖抛，一会儿高过头顶，一会儿穿梭腿间，各种花样让参观者眼花缭乱，止不住地喝彩。这个小院儿，就是京城最小的博物馆――北京空竹博物馆，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米。这位老者，则是部级非遗抖空竹技艺的传承人李连元。
2005年，广内街道找到了李连元，商量把地区广为流传的抖空竹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连元马上着手收集有关空竹的资料。从报上看到空竹制作家张国良要到大栅栏做活动，李连元不请自来，俩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相约携手把空竹技艺发扬光大。2006年申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北京抖空竹”成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李连元和张国良也分别被授予部级非遗空竹技艺传承人和制作传承人。
为了兑现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做的承诺，广内街道作为该项目的申报、保护和传承单位，特别与北京博物馆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合作，在街道辖区内利用居委会办公用房改建成一座以空竹为主题的博物馆，2009年5月18日，北京首家空竹博物馆开馆。
简介
推开小院儿金字黑匾下的大红木门，迎面是精致的砖雕影壁，影壁上一个儿童玩空竹的图案栩栩如生。李连元的徒弟赵师傅介绍说，这个图案的原形是雕刻在明永乐剔红婴戏漆盘上的。
大门东边的墙壁上还有一幅精美的壁画。据介绍，这幅壁画原本不在展陈名单中，是一位研究空竹的专家在山西晋祠游览时无意中发现那里有一幅表现儿童抖空竹的壁画，于是他用手机拍下后传回博物馆，“克隆”后的晋祠壁画成为博物馆的“编外”藏品。
绕过影壁，是三个展厅。上房（北房）是综合展览大厅，分历史、工艺、技法三大方面展示空竹的发展演变历程、制作空竹技艺的流变及抖空竹的各种花样。博物馆专门邀请李连元带领广内街道空竹队的志愿者组成博物馆解说阵容，保证上午和下午各有两人为观众专职讲解。
四合院的西厢房是传承与保护展厅，这座展厅完整记录了广内街道办事处从建主题广场、出典籍、进校园到荣耀地参加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垫场演出，在传承与保护空竹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与努力。
四合院的东厢房是现场演示和互动展厅，博物馆特意将制作空竹所需的小车床、工具、台案等设备搬进展厅，以便让观众更好地了解空竹制作的全过程。
故事
北京空竹博物馆共收藏空竹400余件，由于空竹属于玩具，极易遗失或损毁，因此收集藏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博物馆的众多的空竹藏品中，有两件一大一小的空竹看着虽然有些破旧，但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原来它们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有两件空竹的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从未对外展出过。空竹博物馆收藏的这对是经过故宫授权的复制品。“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故宫有一对末代皇帝玩过的空竹，马上与故宫联系希望将这对空竹进行复制。”赵师傅介绍说，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故宫方面的消息，就在博物馆开馆前两周，大伙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故宫有了回应，表示同意授权空竹博物馆进行仿制。根据故宫提供的照片和资料，空竹大师张国良先生复制的这对空竹几乎以假乱真，让京城百姓第一次见到末代皇帝的玩具。
北京空竹博物馆收集藏品时，得到了许多玩家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将珍藏多年的空竹借给博物馆展示，或者干脆将空竹捐赠给了博物馆。博物馆所有藏品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有关空竹的故事。
博物馆印证空竹出现年代的最早的藏品是一件仿制的明代永乐年间剔红婴戏漆盘。当初，工作人员听说存在这样一件雕有孩童抖空竹场景的明代永乐年间漆盘，便四处寻找其下落，查阅了很多书籍，但没有找到一点信息。后来得知，这件古董现藏于美国洛杉矶博物馆，而在国内能一览其庐山真面目的方式就是台湾某博物馆馆长所著的一本收藏专著，那里面有漆盘的具体介绍和图片。后来在潘家园旧书市场意外找到了这本书，里面有漆盘的详细资料和照片。根据这些资料，工作人员找到工艺制作大师重新仿制了这件漆盘，使得观众可以在北京空竹博物馆欣赏到如此珍贵的空竹见证物。并找工匠把漆盘上的图案放大雕刻在了博物馆刚进门的影壁上。
老北京的呼声
空竹，以竹木为材料制成，因中空而得名，在一个类似盘子样的圆木盘上，有一个光滑的轴。人们用两根棍儿拴上一根绳，绕在那光滑的轴上用力将其抖起。随着抖的频率加快，空竹会发出阵阵的响声。空竹分为单轮（木轴一端为圆盘）和双轮（木轴两端各有一圆盘）两种。圆盘四周有哨口，以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若干小哨口为高音孔，分为双响、四响、六响，直至三十六响。拽拉抖动空竹时，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表。
空竹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其文化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三国时期，一句“精灵盘丝任翻飞”，把古时宫廷女子玩耍空竹的姿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曹植就曾作过一首《空竹赋》，如果这算是有关空竹最早的记录，那么它的历史至少也有1700年了。宋朝时期，宋江写过一首七言四句诗：“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宵，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漫徒劳。”明代《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就有空竹玩法和制作方法记述，明定陵亦有出土的文物为证，可见抖空竹在民间流行的历史非常悠久。
到了清代，抖空竹已发展成为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伴奏音乐融为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抖空竹以北京、天津所产最为著名。空竹早年为宫廷，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空竹已被当作一种健身娱乐项目广泛流传开来。
北京抖空竹历史悠久，群众基础稳定，技术技巧成熟完备，是抖空竹这一民间体育活动发展传承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民国时期，建于明代的宣武区广安门内下斜街的都土地庙（今宣武医院院址），每月逢初三、十三和二十三日就有庙会，特别是春节和二月二龙抬头时，庙会上表演和出售空竹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受其影响，广安门内地区历史上就有许多以“抖空竹”为重要游艺活动的居民，其中不乏世家传人。
所以，抖空竹在宣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了群众最为喜爱和玩者众多的一项文体活动。广内街道成立的空竹艺术团，作为中国文化使者，曾出访澳大利亚，参加“北京风情舞动悉尼”等活动；广内空竹协会还在北京十八区县建立空竹健身活动站40个；宣武区还开展空竹进校园活动，全区13所中小学普及空竹文化课程，激发了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