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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中国(日文版)》主要栏目:特辑、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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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音乐论文: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以后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不突出,新作品虽有一定数量,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很少,总体看这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未能打开新的局面,迈上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明清两代和20世纪前期,表演艺术各门类中分量最大、创作最繁盛的是戏曲,音乐园地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戏曲音乐。昆曲的水磨调和梆子、皮黄的“板腔体”等,先后代表了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宝贵的遗产。上世纪50年代到“”时期,戏曲音乐也有显著成就,例如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也走在该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前列。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戏曲音乐却进退失据,越来越走不出“低迷”。当然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是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笔者的接触范围和认识水平都很有限,本文只能管中窥豹,就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向方家求教。 一,关于创作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过一些明显变化。其实戏曲自形成之日起,艺人就很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戏曲音乐的“传统”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和僵化。例如程砚秋1939年所作《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一文,便是与剧评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讨论唱腔的“推陈出新”问题,[1]名满戏苑的“程腔”也无疑是艺人自觉发扬创新精神的典范成果。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被派进戏曲剧团,与艺人一道从事戏曲音乐改革和创作,为戏曲音乐注入了很多新的成分。但新音乐工作者和艺人在磨合过程中,围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也出现过不小的分歧,为此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当时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中不少人都很熟悉戏曲,有些还曾投身戏曲创作实践(如田汉、马彦祥、马少波、欧阳予倩、杨绍萱、任桂林、张庚、马可等),在音乐创作上推行的指导思想也兼顾了迈出新步和保存传统两个方面。这里可看1958年在文化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戏联合观摩公演后部分音乐工作者的总结:“这次参加联合公演的剧目,在音乐上,都保持了本剧种的鲜明特色,使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具体唱腔的设计上,都是尽先考虑运用本剧种的传统唱腔,不足时再加以创作。”“要突破传统音乐在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就必须加以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又要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难就难在这里。”[2]这些意见既肯定了创新的必要,更强调了对传统的尊重:旧有唱腔要尽量沿用,不足以表现新内容时才进行创新,而且创新不能走得太远。这些言辞谨慎的话,正体现的是当时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便是“传统第一,创新第二”——摆在第一位的还是尊重和延续传统。按照这样的原则,当时的戏曲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新戏的音乐都不远离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气息,曾经出现的“冒进”倾向(如“创造新歌剧”等)也很快得到抑制。 但在60年代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为了突出表现“革命精神”,音乐出新的步子显著加大。“”时期的“革命”狂潮,更使“传统第一”的原则变成了“创新第一”。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大大突破了京剧音乐的传统,让人耳目一新。各地剧种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时为了“不走样”,更将本剧种的音乐传统大量抛弃。不过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水准很高,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未完全脱离京剧音乐的传统,应该说是对传统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和提炼升华的产物。 “”后,戏曲音乐创作重又回到“传统第一”的轨道。此期间创作的新戏音乐一般出新幅度不大,常显得半新不旧(多是包装新而内里不新),而且艺术高度远未超越60~70年代的京剧“样板戏”。又因传统戏曲的流失越来越严重,保护传统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因而在新戏创作中,往往更多强调的是“移步不换形”一类理念。然而这一时期戏曲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文艺园地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空前热闹,新奇事物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艺术爱好者(消费者)们的选择十分多样。社会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准也在节节提高,看看欧美音乐剧的舞台风貌和音乐,便可知道在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舞台艺术才能算“新”。身处这样的环境,戏曲音乐必然是不进则退。创作的“低迷”和与观众的大量流失,不能不促人反思:戏曲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否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一定调整? 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时移世易,戏曲传统与时代的距离已显著扩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60年前戏曲音乐的传统好些方面还不是太旧(习惯上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也会被算作“传统”),因此当时的创作不需要太多出新,也不会显得落伍。但时至今日,新、旧之间的距离已远远超过60年前,在同样的传统基础上的同样幅度的出新已完全说不上是“新”了。因此新戏创作要跟上时代,只能加快前进步伐。在这样的局面下,特别需要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即允许多种不同做法(包括不是“传统第一”的做法)积极尝试。常识告诉我们:创作的自由度越大,出好作品的几率越大;反之路子越窄,出好作品的希望越微渺。总体上讲传统当然不能抛弃,但每一部新戏在具体做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观众群的口味不同,不同时期的风尚不同,不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定位不同,不同剧种的传统基础不同,不同创作者的才情和理念不同……因此每一部新戏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应该有自己专设的创作目标,包括对传统有自己的取舍,在“出新”上有自己的追求。 主张创新不离传统的理由之一,是新戏应该承担保存传统的任务,这种理由其实很需要反思。传统保存需要尽可能原汁原味,新戏创作却需要大幅度出新,如果两种需要很难调和,就不妨让它们各行其是:传统的主要载体是老戏,老戏在传统就在,因此保存传统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好老戏;新戏的主要任务是走出新路,跟上 时代,因此不应该让新戏更多承担保存传统的职责。要急追时代,当然要“轻装”前进。新戏能多多延续传统再好不过,但前提是符合每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需要,不能为保存而保存。强调保存传统无疑会加大新戏创作的难度(上面引到的半个世纪前的那篇文章就已感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勉为其难把作品搞得半新不旧,看起来是一举两得,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既不能体现时代风貌,也不是真正保存传统。数十年来新戏数量已不少,但总体看不仅创新不理想,而且传统也没保存好,其中的教训很需要总结。 二,关于作品评价机制 戏曲在过去时代是靠观众为生,观众是戏曲的“上帝”。观众中数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代表市场的力量。同时昆曲一类“高雅戏曲”主要以文化精英为“知音”,他们人数少,但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不论普通民众还是文化精英,观赏戏曲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愉悦,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当然很“挑剔”,他们评价作品的原则当然是“艺术第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戏曲,一些人还热心习唱习演,甚至投身创作,因而很熟悉戏曲的“门道”。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出色的艺术必然得到赏识和鼓励,水准低下的作品也必然难以立足,这样的“上帝”当然是推动戏曲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度的巨大力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曲由政府全面管辖操办,这种体制意味着戏曲的“上帝”不再是广大观众,而是“上面”。戏曲的评价机制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一部戏的好赖主要是由“上面”判决,观众的意见无足轻重,与此相应,戏曲的存活状态也不再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评审中,艺术的位置不仅排在“第二”,而且对艺术的评审结果不一定“靠谱”,因为官员中戏曲行家(尤其戏曲音乐行家)很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某剧团的乐队工作,一次文化局长审查我团一部新排的戏,提的一条意见是主奏乐器板胡的声音不够大,因此建议用两把板胡一起拉。这样的意见剧团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在那位局长只是说说便罢,没有坚持一定要照办。近年来有关部门主持的种种评审成为戏曲新作评价的重要形式,为了体现评审的“专业性”,评审者中也会有专家,但专家是“被组织”的,他们的作用往往有限。而且专家也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观众,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是专家评价高的作品,广大观众就一定都会喜欢。 有关部门主持的评奖和资助,已成为戏曲创作重要的“导向”。对于既给奖又给钱的评审,剧团当然趋之若鹜,创作上也会有所迎合,有时还会加上“戏外的功夫”。这种以获奖和争取经费为目标的创作,自然很难将观众的欣赏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很难做到“艺术第一”,因此,有些作品缺乏艺术光彩、不受观众欢迎再正常不过。有些获奖作品很少公演,更难得看到这些作品的唱段在群众中传唱的情形,这也说明这样的创作与广大观众的艺术需求并不吻合。纵观近年来的新戏音乐创作,艺术水准不高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缺少来自观众方面的检验当然很有关系——不经过观众的认可,等于“绕过”了艺术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检验环节,撇开了试金石,如何验真金呢? 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看,观众与创作者的积极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现场反应(叫好之类)有即时校验的作用,可以让创腔者(也是演唱者)随时体察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剧场之外创作者与观众(尤其懂“门道”者)的种种交流,也会对创作者有很大促进和帮助。上面举到的当年程砚秋与徐凌霄的交流便很典型:徐是素养很高的文化人(著名记者、作家),又是能唱能演的票友,艺术识见很高,有很多论说戏曲的文字见诸报刊,并有《记“程”》、《伶工特记· 程砚秋》等文专门讨论程砚秋的创作;[3]程对徐的见解很“倾服”,特意写成那篇《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公开发表,并陈说自己在用嗓、运腔、咬字等方面的体会。显然这样的切磋和砥砺,对创作者的助益极大。没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戏曲在明清两代至20世纪前期不可能成为“艺术性”与“群众性”达到最大一致的艺术品种。这种关系在上世纪50~60年代仍有延续,当时不少新戏的唱段在观众中广为传唱(有些唱段一直唱到今天),同样是创作者高度重视观众的欣赏需求的结果。然而今天的局面已完全两样,新戏新腔普遍与观众很隔膜。不少新戏很注重形式包装甚至追求“大制作”,但艺术内涵很薄弱,唱腔缺少内在的美质和隽永的意味,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创作者并不把观众当作“上帝”,作品主要不是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创作,这样的作品如何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在 这种局面下,创作者又如何从观众方面获得积极有益的反馈,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提升?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与上一节讨论的创新问题有重要关联。上一节之所以强调创新要不拘一格,步子要迈得更大,是因为太多迁就传统,容易导致艺术上打折扣。但深一层看,新、旧成分的比例还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终因素,例如“大制作”虽然“新”,却不能征服观众,虚有其表的“新”还会惹人生厌。反过来说老戏的唱段永远有人喜爱,也不是单纯因为“老”,而是因为那些唱段有艺术魅力,能与欣赏者的内心真正“合拍”。可见只是一个“新”字,还不能保证作品在艺术上一定成功,关键还是艺术水准。缺乏艺术水准的出新是为新而新,那类作品的问题不是形式上不够新,而是艺术上不够好。 评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是评价创作者的水准,因此作品评价机制也与创作人才的激励和选拔紧密相关。过去时代的艺人主要在市场中打拼,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他们赢得观众的根本保证,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都要经过广大观众(包括行家)的严格检验,“阳春白雪”的昆曲也首先要在文化精英中经过高水平的品鉴。反过来说,只有真正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社会评价,才能催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创作人才。如果不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评价,或者无法准确鉴别艺术上的高低优劣,以致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也能名利双收,那样的评价机制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作品和激励优秀创作人才,而且贻害无穷。正像老师给学生作业打分:如果60分的水平打成90分,甚至反过来90分的水平打成60分,以后还会有多少学生朝真正的90分努力呢?目前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奇缺,队伍一年年老化,既能吃透传统,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这种状况实在堪忧。人才评价的导向对戏曲音乐的创作队伍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对戏曲音乐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之事。 从历史的情形看,官办文艺体制本来有很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真正“高精尖”的作品,以重点示范方式带动艺术发展。但这需要主事者是真正的行家,并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顶点,主持者李隆基正是著名的“知音天子”。上面说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就,也和当时戏曲事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行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官办体制容易出现“政治标准”狭隘化的问题,这又会导致艺术之外的“规律”压倒艺术规律的现象,对艺术创作很不利。这在“”时期的京剧“样板戏”中也有鲜明体现:主创者中也不乏戏曲(音乐)行家,但被推至极端的“革命精神”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明显伤害——英雄人物总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唱腔也几乎是一味的“高快硬响”。其实,“政治标准”的内涵如果是指内容的“真善美”,就不会与“艺术标准”相抵牾和冲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讲,内容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第一”,没有必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排座次”和区分孰轻孰重。古今中外哪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是把艺术放在“第二”的位置上? 戏曲音乐创作当今面临的问题,从“外”看是跟不上时代,从“内”看是艺术质量不高。要紧追时代,就要减去过多的负载,包括反思已奉行多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原则”。要提高艺术水准,就要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放到“第一”的位置,所有相关环节都要把提升艺术作为主要目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就要播种什么样的“因”,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代音乐论文: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影视片中最能渲染观众情绪的莫过于影视片中音乐的编配,电影的高潮部分往往都是靠背景音乐来烘托出影片感人至深的情感,这种音乐艺术形式是我们影视创作艺术中的一种。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加入而日趋完美。能够增强影视剧感染力及营造出影视剧所需的一种特定情感氛围功能的就是电影音乐的特效。在电影的发展历史当中,早期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没有声音的,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加以穿插字母来表达剧情的发展。所以这种电影当时称为无声电影,也称为默片。电影真正和音乐结缘是始于为默片进行现场音乐伴音,它能更好掩盖影片播放时的一些杂音的同时,也能增强影片的播放效果,后来就渐渐融入影片中来。电影和音乐的相互融合也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艺术磨合之路,例如我国著名的无声电影片《神女》就是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典型。后来有人为了弥补电影没有声音的缺点,安排配音人员在后面说话,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观众感觉不舒服。后来又有人想出将部分音乐穿入电影当中,在电影播放过程当中进行音乐伴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内容,音乐的参与也弥补了电影听觉上的缺陷,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电影画面和音乐的完全融合,这种做法就是电影音乐的雏形。真正能够推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因素还是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无声电影的终结,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电影进入到了有声音的高速发展阶段,为了电影而进行的音乐艺术创作作品迅速融入影片中来,这让人们在欣赏影片时音乐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对音乐的欣赏也成了观看影片情绪高低的导火索,这一时期的影星新老交替也见证了无声电影走向有声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当代高科技技术全面发展,电脑技术的应用,使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完全融合,使观众体会到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和震撼,那么音乐对当代电影的作用有哪些呢? 一、渲染气氛 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音乐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影片的整体上的感情基调,从而在增加视觉感受上的效果以外又能增加音乐播放过程的感染性。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功能也将电影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契机,这就说明了电影音乐是最能表达出思想感情和人们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元素,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能力为影片烘托出所需的情感氛围和诠释影片画面的。国际上著名的影视评论家明斯特贝格有句至理名言:“假如我们能够认真探究一下音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更了解电影艺术在美的世界中的真正地位。”许多的影视片中采用大量的背景音乐来渲染影片的故事情境,像许多经典的恐怖片整部都是靠着背景音乐来渲染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像国际著名的大导演希区柯克,大师拍摄的影片大都采用音乐背景来渲染烘托出悬疑恐怖的影片气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在当代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经典的形象:当心爱的人死去,这时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通过音乐让观众融入画面当中,仿佛自己就是画面中的一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在好人出场或者胜利的时刻播放欢快的音乐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是当代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二、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电影音乐由最初的只是想掩盖剧场杂音而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艺术特点充分反映在渲染影片的情绪上,正是这一电影音乐的基本功能造就了其在影片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其中电影音乐的抒情是最能够充分激起影片高潮的,能够深刻反映出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交融,电影音乐艺术的出现弥补了无声影片无法生动客观表现出影片所需的情感流入和交融,电影音乐已经是影片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起伏不定往往都是靠电影音乐来渲染和表达的,能够在影片中起到让观众跟随电影音乐的起伏不定而进入影片的情感世界从而打动观众引起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产生共鸣,比如我们在观看著名的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中,我们的民族英雄王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拼着最后的力气对着话机喊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时背景音乐适时响起曾激起了多少国人的潸然泪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电影音乐深刻地刻画出了我们民族英雄在危难之时的民族精神。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电影音乐艺术,一部好的电影,是视觉和听觉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都是电影的灵魂,其中电影音乐在对电影人物的塑造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电影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电影音乐适时介入能够给影片人物形象定型和对时代风格及影片内涵进行诠释,如我们在欣赏影片《红岩》时,江姐从容就义时背景音乐的衬托,形象刻画出英雄人物此刻的情感和完美塑造出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物形象,使得观众因为受到音乐的渲染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及心灵上的洗礼,从而随着音乐的落幕而久久难以忘怀。影视剧的情感起伏往往都是靠着影视音乐来渲染和调节。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启发。纵览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都是电影艺术最好的表达和展现,如我国著名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其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美国著名的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再如美国电影《北非谍影》的著名插曲《卡萨布兰卡》。这都无一不是证明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电影音乐和电影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当代流行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魔法石中,结尾处邓布利多为学院颁奖。随着他为格来芬多的勇敢一一加分,音乐也逐渐转入高亢。激昂的音乐烘托出哈利等人激动的喜悦,轻松地把气氛带入欢庆之中,令观众随之一同兴奋起来。而后,在踏上归途之前,哈利与海格道别,海格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利父母的相册送给了哈利。此时的哈利表情复杂,他翻开相册,看到了婴儿时代的自己与父母的合影。这时影片的精髓音乐伴之响起,每一个音符都慢慢地打在观众心头,勾起一丝心酸。悠悠动听的旋律夹带一丝不露声色的伤感,却又充盈了温情与感动,把哈利对父母的爱与对海格的友情与感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看至此,都会被深深打动。所以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电影是人物内向情感的间接体现。这也是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 三、体现并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塑造形象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当中,电影音乐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其实人物的内心变化基调和电影主题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这种关联性为塑造人物的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中,在主人公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离婚,这时的小主人公的处境非常凄凉,在这种情节发展的同时,电影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不但直接体现了当时的主人公凄凉的境地,而且通过歌曲直接表明家庭和睦的这一主题,使小主人公赢得当时观众的同情。直到今天一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思想直接体现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这部电影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观众的感情被迁移着飘动,最终指向电影的主题。这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情况下,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良好融合,也确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的影坛地位。 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电影当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电影故事由此展开,伴随悠扬婉转的音乐,体现了一种爱情的缠绵;通过紧张刺激的音乐展现电影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使电影情节高潮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在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如痴如醉的感觉。例如在当代经典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音乐,可以说将此作用体现到了极致,带给我们那不能忘怀的一幕幕。其中影片中最经典的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那一幕,杰克拉着罗丝的手,在纷繁熙攘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快速穿行。这时,欢快得如跳舞的黄鹂的音乐声明朗地响起,推动着情节越来越轻松自然。可能是在情殇中大伤元气,罗丝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如此兴奋刺激了,一种像小鸟挣脱了牢笼般地飞奔着,此时的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杰克的拉动下享受着飞的感觉,在轻快的奔跑中放肆开怀地爽朗大笑。这些情节都是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展开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很好的烘托作用。 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补充而日趋完美,电影有了音乐语言后使得影片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音乐和影片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影片审美效果,因为有了艺术上的创新使得音乐在电影中有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崭新的艺术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赋予了电影全新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使得电影艺术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竞争力。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电影音乐的突出作用,才使得有许多的当代经典影片深入人心。影视片中有了音乐艺术的加盟,给了电影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部经典的电影必定有经典的音乐为其烘托。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的突出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要学会研究电影音乐,因为是电影音乐推动了电影的高速发展。电影也给了音乐全新的艺术诠释和艺术魅力。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创新、改革成为当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主题。 传统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由此形成了教师教学以教材讲授为中心的模式。由于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一、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应进行改革、发展和提高 1.目前一些高校教师仍沿袭音乐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专业课采取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由于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过去综合院校借鉴专业院校课程设置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综合院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连年扩招,这样片面强调专业课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高师学生发展的需要。 2.高师音乐教材建设是高师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建设也应纳入改革之中,否则将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过去高师教材大多选用的是以前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特别是钢琴、声乐、管弦乐器等教材(有的直接从外国教材中选用),但目前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面向全体、全面使用已有难度。因此改革现今师范生所用的教材,建立符合时展所需求的配套教材及设施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也有一个经费问题。经费短缺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有的学校设备陈旧,教学器材落后,事实上已阻碍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是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若只有狭隘的视野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则很难胜任教学工作,难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所以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意识的教师是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研成果,将其运用于教学中,并且具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新教学方法的教师。且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各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成果,教师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有些专业不精,学历不达标的状况仍旧阻碍教育的发展。因此各高校必须逐渐加大投入培养经费,制订教师进修计划。随着校内外及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多,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和音乐教育方法还有待高校教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也要注重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学方法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教育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标来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遵循教育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知识教学观,即自由、发展。所以,新的教学方法不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5.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相互依存。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事关教学改革的成败。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探索和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才能创建出有利于创新改革的课堂环境。 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进修的目标不能单纯集中在学历的提高上,而应放在教师职业角色内涵发展上,要切实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应抓住改革时机,淘汰一些不适应教师岗位的,不合适或已经落伍的教师。 二、 高校教学改革要注重文化建设 1. 没有一流的人文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高校要从思想等各个层次上进行文化建设。传统的音乐教育往往重视技能轻视文化,这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师培养的目标不是具有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才,而是同时具有全面素质的美育实施者,音乐文化传播者,音乐才能培育者,这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音乐教师。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只有把音乐放到文化的视域中施教,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音乐教师;也只有那些具备全面深厚音乐文化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合格的高校音乐教师。总之,改变过去那些以技能传授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代之以音乐文化和音乐技能相结合的高师教育,必须从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上改变。此外,学校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大规模地宣传、讲解来营造音乐文化教育的氛围。 2.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几十年来,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业人才。可是随着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广泛的基础性教育转化。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要让培养出的学生真正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技能,更要全面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将来能在不吸收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基础上开展他们的教学工作。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教学中的合理方面又寻找并实施符合新世纪要求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文化传播者,是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完成的时代命题。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 老龄化 政府 室内公共场所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 “音乐舞蹈社会学既是促进认识的基础科学,也是社会参与的应用科学。在中国,我们面对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音乐舞蹈洪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无任何指导倾向的观察员。音乐舞蹈社会学,应当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社会音乐舞蹈生活,在此基础上,以满腔的热情引导、作用与社会音乐舞蹈生活。”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的学科职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论”特征,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音乐舞蹈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教育经历和所持的哲学观所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列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以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而辨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因此,在对待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应充分重视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的良性作用及所能取得的社会功效,以求突出音乐舞蹈社会学对社会的干预职能,同时,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的发展作出客观思考,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社会与音乐舞蹈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作用。 从目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现状来看,“传必求通、传必有应”是其传播关系上的显著特征,音乐舞蹈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毋容置疑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份量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直接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混合体形态跨越巨大的发展差距,向信息化社会跳跃式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物质文化变化快,精神文化变化慢而引起两者的脱节现象,即社会传播方式日益视觉化、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体现在: 一、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中的戏曲音乐舞蹈远远高于其它类型音乐舞蹈,缺乏艺术广泛性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直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音乐舞蹈文化类型也随之呈现出众彩纷纭的局面。但是各个地域居民之间不同的观点意识、情感和生存方式,地域社会居民的情感、情绪、意志、思维和感知生活的方式都深化为戏曲这种艺术形态通过主体的具体行为呈现在社会时空中,对地域社会发生着各种作用。 当代城市社区居民仍以戏曲音乐舞蹈型态——这种中国农业社会的艺术产生物作为其日常音乐舞蹈活动的主要体裁,主要社会原因是在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群体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里的农民的农闲时间都要多,而戏曲音乐舞蹈形态的某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这种生活节奏和劳动节奏舒缓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略有畸形趋势的音乐舞蹈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社会传统和文化原因的一种隐性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部门予以重视并给以引导解决,使当地的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以求社会音乐舞蹈生产形式体裁的全面与多样化,避免陷入一潭死水的畸形状态。 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偏于老龄化 大量的现场观察访谈记录,笔者发现参加社区活动的人群十分明显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的活动主体呈现处老龄化的隐性忧患。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其一,是整个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出现的大环境所至;其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很多家庭的青壮年人口不能与长辈共同生活在一起,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其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习俗流变造成的社会现象,城市家庭的子女成人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子女同父母的代沟原因,一般较多地选择离家独立生活,老人在子女亲情缺失后的一种精神补位,从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活动。 三、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缺乏全天候的室内公共场所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这使得很多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的场地,比如,当地的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市工会职工大楼、工人文化宫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场馆设施被他们的实际管理者作为单位完全背离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目的,使得一边是风霜雨雪中无处活动的社区群众,一边是拿社会公共设施谋取小集团利益的管理单位。这种情况似的城市居民只有到全天开放的公园、广场、绿化带或居民社区空地等露天场所进行室外活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无关大局,但遇到天气恶劣所有的活动只有搁浅,这对于露天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群体无疑是一个难以通过个人激情和主观努力能克服的客观障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者应该加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力度,为社区文化、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创造适宜的室内固定场所。 四、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度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和财政支持 城市社区社团大多是群众自发的社团,少部分有政府背景的音乐舞蹈社团,不论那种形式,他们大量的音乐舞蹈活动不仅营造了整个地域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义务奉献地为运动会、艺术节、政府会议、福利院、老年公寓,慰问部重点工地,甚至到农村社区进行表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社会作用的正面影响。但是有一段时期当地城市社区里街头户外音乐舞蹈活动却被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地干扰,城管部门说是影响城市面貌。这种可笑的悖论说明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还处在一种近似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与联动机制,不利于当地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因此,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多加扶持,毕竟,政治是文化的监护人。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环境是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多维空间环境,社区音乐舞蹈文化艺术性的提高离不开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良好的设施加之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能力人才的参与,相信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代音乐论文: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文化部举行 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 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 ,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 、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 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 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 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 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 、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四、现实题材与价值评判 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对剧中人物、情节、事件所持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尺度,艺术家通过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到底肯定和赞美了什么,批评和鞭笞了什么。显然,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本人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 当然,对于任何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价值评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但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却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由我们表现对象的当代性所决定的。在近 3o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过去时代某些被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 ,如今却成了落后意识形态;而某些遭到批判的现象,今天则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代艺术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前提下 ,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新 自己的价值观念否则 ,某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必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因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发生龃龉,引起审美心理的阻抗,降低作品的思想高度,消解其艺术感染力。 不妨举几个例子。 稍远一点的是创作演出于 20世纪 8o一9o年代之交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此剧描写个体户与歌星的生活和爱情作者的价值观显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抱有很深的偏见,对他的所作所为采取鄙夷和批判态度 ,好像穷人一但致富就必然灭失人性。这种价值观念和艺术处理,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小农心理。 最近的作品是音乐剧《三峡石》。这个剧目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某种习惯性偏斜。作者为全剧的矛盾冲突设置了两个对立着的优秀意象,其一是三峡石,象征三峡工程;其二是流星雨,象征三峡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在作者的价值评判天平中,这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兼顾的,必须以牺牲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来完成建设三峡工程的伟业。这种价值评判天平典型地体现在全剧一号人物罗磊身上——这个在 3o年前就因三峡建设而不得不冒着被妻子误解和谩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的水利专家,到了新时期依然以三峡建设为由反对自己的女儿辛恬与自己的学生程风建立恋爱关系,认为这种无望的爱情必然造成“两地分居遗患无穷”。全剧的主要情节正是围绕着这个矛盾焦点展开的。 结果,就在三峡大坝泄洪发电之时,罗磊双目失明而不能亲眼目睹这个辉煌景观,而他自己却在夫妻反目更成仇 、父女相见不相认的无尽遗憾中离开人世,终于酿成 了他个人的爱情、家庭和命运悲剧。他在临终前,曾痛彻肝肠地说: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对得起三峡! 同时对因失恋而打算离开三峡的程果说: 可以为三峡放弃爱情 ,不可以为爱情放弃三峡! 作者通过这两句话,完成了对于罗磊“三峡石”英雄形象的塑造 ,再一次点出并强化了全剧的崇高主题。然而一连串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一,3o年前,罗磊因三峡建设而被迫离开 自己的妻女,到底是什么原因?剧本除了交代是由于“两地分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剧作者为了强调罗磊对“两地分居”的极度恐惧,甚至让他说出“两地分居遗患无穷”这样的话来。罗磊反对程风与辛恬恋爱的惟一理由,也正是这个“两地分居”。“两地分居”果真这样可怕,就必然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吗?事实上,“两地分居”固然不够人道,但这种现象古今皆有,根本与三峡无关,而且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婚姻和家庭悲剧。就连剧本中也通过眼镜这个人物之口,引用宋词中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为“两地分居”辩解,说明作者自己也否定了这个剧本为罗磊家庭悲剧所设定的前提,因此作者将“两地分居”作为全剧戏剧冲突焦点的设定也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即便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但也不乏冲破这个藩篱成就美满婚姻的例子。然而本剧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磊,竟然因为自己对于“两地分居”的恐惧而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可以对 自己的学生发出不许他与辛恬恋爱这样封建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命令来;而同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程风,居然也将这个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命令当作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遵奉,甚至连半句“不”字也没说出口。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舞 台事件,并决定了此后情节和冲突的发展方向。这种封建家长制对于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粗暴干涉的情形竟然能够在今天上演,其实与三峡大坝建设毫无关联,而是剧作家为了自己的需要主观编造出来的虚假冲突,其中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观念的气味。 其三,主人公罗磊在临终前说的那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好像三峡和爱情天生就处于尖锐冲突之中而根本无法调和似的。其实,令我们无限景仰、值得当代歌剧音乐剧艺术家为之讴歌不尽的牺牲精神、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两者根本无法兼顾的特定情境中,面临非此即彼抉择的紧要关头,方显出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微及其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成色。而《三峡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国家利益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须用牺牲小家来成全大家的客观情势。此剧如果产生在 20世纪5o一60年代,这样的价值评判无可非议,但到了新世纪,再用这样的评价尺度和道德标准来写人写戏,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难怪不少观众看戏过程中总觉得在情感和心理上疙疙瘩瘩,不能融入到情节发展和情感流程之中,无法达到与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同悲喜、共呼吸的审美境界。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优秀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西方流行音乐对当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n .p 音乐 文学 论文摘要:音乐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各种类型的音乐成为了作家们表现主题的又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本文通过对吉本芭娜娜小说《n•p》中的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音乐与当代日本文学不可离分的关系。 吉本芭娜娜(1964-),日本当红小说家。《n•p》是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n•p》既是吉本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还是吉本透露给读者的一个音乐符号。 1. 音乐元素在《n•p》中的作用 1.1 《n•p》象征着精神疏离 小说标题“n•p”是“northpoint”的缩写,是一首由英国人mike oldfield创作的、悲伤的老歌。实际上,“northpoint”是个真实的地名,在那里有一所监狱,歌曲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倾诉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高濑皿男和吉本芭娜娜以此为题有着深层的隐喻,无论是歌曲中的监狱囚犯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心境都是与外界隔绝而备感压抑的,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陌生与疏离。在n•p的监狱象征着他们难以融入外界、无法与他者接触的心灵的闭锁状态。也象征着在外界看来、近亲乱伦的人是罪人。高濑以此题回首自己人生的不堪和无奈、自责自己的罪恶,吉本则借监狱那阴暗封闭的空间来表现由亲人之间的爱憎纠结而成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n•p”是受桎梏的心灵的象征,是孤独的恐惧的象征,是日本社会“精神疏离”的象征。 1.2 《n•p》也象征着自我救赎 这种空虚孤绝以至陷于荒谬的人生状态在其他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转动世界轴心的鸟》中那个下到井底苦思冥想三天三夜,每天只能见到十几秒钟阳光的“我”。《n•p》中以箕轮萃为代表的几个人物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如照片显影般显现了日本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精神疏离”状态。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箕轮萃获救于一场即将开始的正常婚姻。一如监狱中的囚犯获救于世俗的宽容。结婚对象并未在小说中出现,这个虚置的人物作为一种暗喻昭示出改变命运的真正出路在于与他者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吉本写下了“n•p”中没有唱完的超越。最后,沉重的乱伦故事终于伴随着在篝火中燃烧的高濑遗稿一起化为灰烬。正如歌词中所唱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的门打开了。 2. 日本当代文学里的西方音乐怀旧风潮 以西洋歌名为书名的风潮,似乎也与日本特有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方式不无干系,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崇拜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作家们也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国外作家的写作方式,至今这种情绪仍然蔓延在文学作品里,近年来日文小说里出现的“西方”除音乐之外,情节里的异国恋情、跨地域的情节流动,满篇的外来语等等,早已令人眼花缭乱,而以吉本和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们,除了同样有着西方情结之外,更是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有着很深的情结。 日本畅销小说的书名总和六七十年代的西洋歌曲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吉本的第一部作品《月影》的名字也来自于mike oldfield的老歌“moon light shadow”。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名也同样来自于beatles乐队的一首老歌。 六七十年代是是吉本的少年时代。西方音乐正是那时代的中心潮流。吉本和村上都曾是那“六十年代的孩子”。吉本把六十年代孩子们的安魂曲,继续唱给当代迷失的年轻人。也许这些年轻读者们,这些处于动荡期的族群们,正需要这样的老歌来作为心灵的罗盘吧。 3. 音乐带给文学的认同感 曲子的名字或者艺术家的名字,对熟悉这些音乐的人而言,单单看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认同,就好比某时代的风景或气味在一瞬间重现。而且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新奇玩意儿或文学、初恋情人的脸或睫毛,甚至当初钟爱的鞋子的颜色,也可以在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流下感动的眼泪也说不定。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在文学里找到共鸣,而喜欢文学的人听见同名的歌曲,也许一样会找到共同的心灵的震动。这是一种特别的魔力。 歌曲的标题是 “专有名词”。在这世界上是唯一单独存在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知道,音乐标题对于读者而言,深具撩拨性。艺术家死后对世人而言,他所留下来的最深的痕迹,恐怕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举世唯一的。麦克•欧非尔德、詹妮丝•乔普林、约翰•列侬,这些歌手的名字,对世人而言,其威力迄今仍隐隐约约蕴藏着。所以,与其反复用言语来阐释涵义,倒不如使用具有共通性的、已经印在意识里的音乐标题,更能显现出那个遥远年代的味道,更能激发读者的潜意识形态。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种轻巧感,正是音乐带来的,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一首曲子,已经此刻的心情很明了。 吉本的小说在欧美也受到极高的关注和喜爱,正是因为小说里,有欧美读者们熟悉的音乐,顺着熟悉的音乐的流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天堂。 4.结 语 日本的古典物语,最初都是由艺人们弹唱出来的,后来才被记载为文学样式。音乐有天籁之音,文学有神来之笔。二者都是灵感与技巧的高境界升华。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通过听觉来感染我们的情愫,打动我们的心灵,文学就仿佛涓涓细流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多元化趋向的代表 跨界音乐译自英文的“crossover”,有的翻译为“crossover music”,但在欧美直接使用“crossover”的更多一些。跨界音乐的主要形式常见的有几类:一类是用古典的方式演绎流行,一类是用流行的方式演绎古典,一类是流行与古典的串联融合,还有一类是在创作时就已经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当然在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与古典和流行的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跨界音乐。相比较传统的古典、民族和流行音乐,跨界音乐因其特有的多元化因素,使其一出现便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当今音乐舞台上最受听众喜爱的音乐种类之一。 跨界音乐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跨界音乐还仅限于流行音乐各种类之间。当时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了一些乐曲既上了迪斯科榜,又上了节奏布鲁斯榜,而流行榜(pop chart)更是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只要热门便可上榜,“crossover”便由此而广泛被接受并流行起来。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进入70年代,fusion jazz(融合爵士)的出现引发的巨大的爵士热潮,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音乐造就了爵士音乐市场的复兴,而这些新的爵士音乐被统称为“crossover jazz”,这可以说是跨界音乐的第一次热潮。 之后又出现了“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而且成为排行榜中的一类,非常热门。世界权威的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新增古典跨界专辑榜(top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s),格莱美在1998年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台湾金曲奖也自第十四届起新增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 伴随跨界音乐的不断发展,众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型跨界音乐人,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乐曲,大家所熟知的有创作了大量名誉世界的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的安德鲁洛伊韦伯、雅尼、挪威的神秘园组合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跨界音乐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像莎拉布莱曼这一类的跨界音乐巨星,将跨界音乐推向了又一次巅峰。 莎拉布莱曼因主演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而成名,被称为天籁之音,尤其是剧中《告别时刻》一曲更是被广为传唱,之后又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伽利深情对唱此曲的同名专辑畅销超过一千万片。至2008年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专辑销售已突破2500万张,成为跨界音乐的里程碑。 海莉(hayley westenra)是来自纽西兰的歌手,歌声纯净,歌曲涉及各种曲风,专辑《纯净 pure》畅销1500万张,在世界各地多种音乐奖获奖无数。日剧《白色巨塔》片尾曲便是来自于她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提名的电影《魔戒》的主题曲《may it be》的演唱者是恩雅,她仿佛仙女般虚无缥缈的嗓音,自然而甜美,给人以无限神往的想象。她追求唯美,追求灵感,多年才出一张唱片,也是跨界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 沙费纳(alessandro safina)凭借音乐剧电影《红磨坊》中背景音乐的优异表现崭露头角,首张专辑《一路上有你》销售便破百万张,经典曲目《月神》以美声演唱,配乐却是激烈的摇滚节奏,由此成为摇滚歌剧(rock- opera)的新一代形象。 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一位才二十刚出头的美国年轻歌手,却因为在古典和流行两端成功的跨界而走红欧美歌坛。有人说他是男声版的席琳•迪翁或萨拉布莱曼,也有人说他将会是安德烈•波伽利或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未来的接班人。他的声音磁性而饱满,庄严而不失浪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不能不让人着迷。2001年在影集《艾莉的异想世界》演唱的《you’re still you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该续集中客串并演唱了《to where you are》。 在跨界器乐作品里,雅尼毫无疑问是一位作品丰富且影响力巨大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200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2003年更出版了《ethnicity》,用音乐表达了世界和平的祈愿。 成立于1994年的神秘园,是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一位是在挪威音乐界享有盛誉,曾为不同的音乐家担任作曲、监制并身兼键盘师的罗尔夫,他是神秘园的灵魂;另一位则是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家雪莉,她曾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教育,曾与多位世界级音乐家及流行歌星合作,与罗尔夫相遇后,由于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包括哲学观念都很相近,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一拍即合即组成了神秘园。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1996年4月推出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再次大获成功,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之后的几张专辑《白石》、《红月亮》、《新世纪的曙光》都以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出独特、优雅、多变的“神秘园”色彩。 班得瑞乐团的首脑奥利弗•史瓦兹由于相当喜爱具印象派质感的新世纪音乐,因此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一群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家一同合组班得瑞乐团,九零年开始窜红于欧洲各地。bandari的音乐风格通常是以电子合成乐音为演奏的主体,再结合他们所采撷的大自然音效,在这两相结合之下,您可以见识到从自然而来的气息。 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属于另一类跨界,他就像一个每日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精灵,听他的音乐,如同在进行一次世界文化之旅。如果你要听到他演奏的皮亚佐拉的《soul of the tango》,你绝对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在演奏。 跨界音乐进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跨界音乐演出,戴玉强、廖昌永唱流行,刘欢、韩磊唱艺术歌曲, 十二乐坊类型的跨界音乐组合、新民歌运动等等,甚至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萨拉布莱曼的《我和你》、春晚上宋祖英和周杰伦的组合,充分说明跨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跨界音乐也会越来越形式多样,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同音乐形式的跨界,与更多不同艺术的跨界音乐会层出不穷。比如谭盾的水交响、纸交响等,就是音乐与行为艺术的跨界。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多元化的跨界音乐,我们拭目以待!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第1章 前言 长期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域经济正常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此,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在中国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需要重组是一个老话题。应该肯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业已有所调整。例如,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外贸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有所调整;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中国加入WTO,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十分复杂的话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基础工作。 第2章 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现状 2.1产业结构的现状 产业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每个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请记住我站域名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亦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它是通过产业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所谓产业优化升级,其含义一是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或在相关政府政策引导下,一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优化完善的过程,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产业个体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发展的过程,即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发展的大局和趋势,我国坚持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着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2010年国内生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2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10.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053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37亿元,增长速度为4.3%,与初步核算速度相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75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100亿元,增长速度为12.4%,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308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082亿元,增长速度为9.6%,比初步核算数提高0.1个百分点。按初步核实数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10.1%,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3.1%。 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可见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第三产业需继续大力发展。总体上目前我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逐步改变了各个产业之间的相对比重和技术关联,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优化了产业结构。 2.2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2.2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优秀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优秀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2.2.3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 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2.3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原因 2.3.1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自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同对资本、技术,以及其他新兴资源相对短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别的国家相比明显较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其庞大,向城市转移又遇到各种障碍和限制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多地采取了就地转移的方法,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化”并没有与农村的城市化相结合起来,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从而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服务业发展受到当地需求的限制,而工业生产能够从城市市场为依托,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向农村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快发展。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而工业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乡镇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为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5%,但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自第二产业的高度倾斜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 另一方面,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更加突出,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远远跟不上农村工业扩张的速度,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当缓慢。而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结构升级的进程相应受到影响。由于乡镇企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其产业结构状况越来越突出 影响到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3.2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与改革前片面强调工业化所留下的滞后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在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人口数目巨大使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52年开始工业化时我国的人均GDP只有119元人民币,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大幅推进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几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失去了联系,1978年时人均GDP只为379元人民币,明显低于钱纳里等人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化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中作为工业化起点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一年中我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94.3%,与1952年的7.6%相比上升了26.7%个百分点。这种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相分离的特殊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市场化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前进,市场化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以低于工业化率的速度继续上升。而我国在工业化起点时市场化程度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没有逐步提高,市场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状况,导致了改革初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在改革后,八十年代城市第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第三产业的状况,而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增长结构倾斜的影响下,又趋于加深。 最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在计划经济时期打下基础的,计划推动的工业化,与市场推动的工业化的不同特点,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需求结构的变动相分离。人为因素导致了片面性,并阻碍了工业化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改革前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的工业化,但只有少数的农民被有计划地安排“农转非”而到城市就业,其余的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计划之外而继续滞留在农村,结果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进展很慢,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很高,工业产值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业的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去,这种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城市化的滞后,给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主要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广阔空间。 第3章 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及演进方向 3.1国际环境的挑战 尽管我国产业结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有着质的飞跃,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内外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均已经陷入衰退,有些国家仅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世界银行等机构仍然降低了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 同时,中国对外出口有效需求下降,国外外商投资不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业务持续萎缩,尽量减少新增投资。可见经济危机也是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一些旧产业、旧技术不得不退出战场,采用新产业、新技术是必然选择,部分企业利用这一国际形势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而此时产业升级的难度与风险都大大增加。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增加以及货币快速升值等因素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欧美日等经济的衰退也给我国产品的出口蒙上了阴影,因此过度依赖外需暴露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 3.2国内环境的挑战 除了外部世界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外,中国产业的发展困境也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在经过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正逐步进入经济转型期。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虽然使得资本与劳动的比重有所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低水平生产能力的扩张,即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软实力上升速度相对滞后,部分技术将必须继续依附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提高,难以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产品,即便是企业加强研发投入,目前我们综合水平的设计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还处于较低位置;同时中国企业高层跨国人才缺乏,海外拓展人员水平较弱,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没有相应扩大。 当前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仍然是普通劳动力相对丰富而高端人才紧缺,且信息技术等资本也相对稀缺,长期依赖低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逐步丧失其竞争力,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比较优势的演化,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 密集型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济放缓双重作用,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是否能够抓住历史机遇,选择正确的升级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现今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3三大产业演进的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年之后。 一、 二、 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 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种植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 。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孙树旺 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分为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指标,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见表2),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文化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当代世界的文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向前发展,引起了各国之间新一轮的文化和经济的竞争。这一总体的态势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进步。但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制约或阻挠着这一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假如在20年前,某一县市提出以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它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首先表现为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从日本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90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韩国最近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在美国,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内新经济已为其140万“知识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NP的70%,加拿大GDP的60%。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前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15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且预计收入可达50亿美元,其中索尼公司单靠发行其一首主题歌原声带已收入2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元的国际性大企业。至于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更是来势如虹,在97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十强。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60年代以后,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坚持进行产业调整,将发展高科技高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之类的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播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甚至抵达非洲最贫困的角落。再加上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牛仔裤,美国文化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迪斯尼的主题公园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令人神往。1997年到迪斯尼乐园参观陆游的人数达到3800万,而同期到英国旅游的人数才1920万。所以英国记者迈克雷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资源”。英国也不示弱,其文化产业在80年代便已达到170美元的年产值,仅次于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传统观念中根本无法被称作产业的行当,今天已是世界顶尖级的跨国企业。娱乐产业迪斯尼,199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ABC(美国广播公司),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成了他的安慰。于是,这只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谁能想到,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迪斯尼的经营策略说起来也简单,这就是不断创造明星品牌然后授权开发,它仅靠收取版权费就已财源滚滚而来。今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已经在发掘“花木兰”的经济价值了。 NBA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而它现在已无疑是超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个每年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运动队是其小小的优秀部分,它的周围是一些更大得多的信息业。比赛是优秀企业,但周遭的信息企业则更具发散力。这些信息企业包括发放零售业执照,家庭录像和光盘,生产电视节目,出售比赛活动,出售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过去,乔丹每年从公牛队获得3500万美元的年薪,而这一令人心惊的数目竟然还远远不如他将自己的形象卖给耐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得多。易言之,作为CI的乔丹要比打球的乔丹更有价值。今天,姚明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更清晰地揭示了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这就是所谓文化心理学要替代经济学的所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推进的历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准备阶段。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这就表明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服务、消费场所。如唱片公司、歌舞厅等。这一阶段以文化流通领域的发展为标志,特别是由港台歌曲的进入带动的娱乐业从无到有,有力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文化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1992-200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其后,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的转轨或转型为标志。199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组建报业集团,先后成立的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4家报业集团,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企业向国有骨干企业延伸,从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向大的文化企业集团扩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都在增强。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并不迟缓,《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我国总体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至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以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标志,以不断加深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才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11月,党的16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党在文化产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与突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报告还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总体指导意见,明确地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和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继十六大之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又一战略部署。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而且为建立科学、系统、可行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推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紧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化)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伟大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徘徊但不断推进的发展道路。应当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不是十分雄厚,市场程度不高。但是,1.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3.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4.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也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阶梯式发展与跨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格局;5.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的确是我们最足以援用的真正的财富,5000万全世界华人及亚洲汉语文化圈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6.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同时实施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的策略。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其基本态势是积极、稳步、适时、渐进,发展势头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特别是与网络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游戏、手机增值业务等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要突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网游业、广告业、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电影业、电视业、信息内容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为创作演出和制作主体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过去在舞台演出和影视制作领域中,国有文化单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它们确定创作项目,申请国家经费,组织艺术生产,通过上演、播放推出作品。现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已经改变。一大批民营机构凭借资金、机制特别是人才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摄制的电视剧和电影在影视作品总量中的比率越来越提高,已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经济领域其它产业相媲美,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强大的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2004年,是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第一年。从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依照产业发展下游化与需求的上游化、高档化、文化化的规律,将逐步向发展型、娱乐型升级,将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推动力。 《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披露,根据2004年初的2003年的数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尽管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后,这一增长具有恢复性质,但仍能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开始提速。当然当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旅游和餐饮娱乐服务费用支出,适时调整消费结构,解决当前教育收费等问题,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也有较大改善。2003年人均收入2622元,实际增长4.3%。2004年上半年人年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多的一年。 据《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优秀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行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985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中提高高科技含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观念、形式、体制、管理到操作实践全面实施文化创新工程。文化领域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参考借鉴科技创新工程的成功经验,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生成体系,丰富、扩大和补充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内容与含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风行的经济类著述,都没有把文化产业列入研究和发展的主要范畴,知识经济所指的高新科技也仅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等硬科技,而没有把社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等软科技包括在内,它所标榜的高科技产品也主要是指物质产品等硬产品,而没有把体现“软实力”的社会产品、精神文化艺术产品等软产品包括在内。这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其经济观念无疑也是狭隘的,仍然没有超越物质经济的片面认识,没有深入到大经济和大生产力观的层次。这不仅是从事经济、科技工作的人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的人,也必须认真注意,更新观念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本文作者:胡荣涛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论文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还要能够将创新融入进去,使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体现着健康的创新气息。它还要能够在一些新产业新产品爆发出巨大经济力量的同时,凸显出文化的内涵,甚至于让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产业。另外,我们希望,将传统的一些产业也要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时代内涵以及意义。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要以信息化,生态化,知识化,自动化来改造,并且寻找合适的切入口,与主导产业链接,使之在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能让它维持作为最基础的产业的地位,让它不衰落下去,还能在这个社会获得好的发展。不过它已经获得了新的面孔,有了新的面貌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型不应该彻底抹杀以往的旧产业,旧产业应该存在,只是它存在的方式较以往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这些传统产业尚存在,尚落后为借口,去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这个必然趋势。之所以会有人否认,是因为先前的旧观念实在是太过于根深蒂固并且强大了。 二、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有着一种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所谓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指的是和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一定的继承,与我国传统工业经济粗放式的经营相匹配。仔细看就能发现,行政指令几乎是宏观调控中十分常用和十分好用的手段。缘何?因为我国这一套国民经济管理几乎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向里追溯又能发现,因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系统是带有很强的封闭性的,类似于行政登记管理系统。现在,我们站在的是现代新经济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行政惯性特征。在能够把握这个特征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的政府将服务两个字提出地很多,尤其在与经济层面,政府确定了自己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不是主导,不是上位者,它应该放权,在保留必要的法制管理,契约管理的基础上,将权力大胆地交给市场,交给企业。这样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它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比的优越性。并且,它也和西方以前鼓吹的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政府无用的论调不同,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在现代的经济管理中将行政管理彻底放弃,而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这是依法的,合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的。因而现在宏观调控的主体该明确了,只能是立法,执法,司法这三者。与之一起改变的,还有一些关系的变化。比如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它们之间,再也不是类似于行政管理的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宏观主体不会再有那种上级的权威,而微观主体将得到充分尊重,它再不是被控制的对象,它有充分的自主权,有充分的的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天地中一展手脚。因而我们能够预料,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将被或者正在被建立,这个协商谈判程序,类似于契约的形式。那么现在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宏观主体能够对微观主体产生规范的,唯有法律手段,而不是先前的行政手段——这体现出我国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法治社会更加健康发展——进而,我们能够以更加深层的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个进步是先前所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第二个进步,则是由第一个进步衍生的。因为宏观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微观主体的经营者是来自于人民,那么,现在的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有了那种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宏观主体自然要依照法律程序对微观主体进行管理和引导,而微观主体却也自然拥有监督宏观主体的权利了。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的回归(说回归而不是出现,是之前这种关系本来就存在,只是长期被淹没在旧的体制之下),将会比较有效地促进宏观主体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因为现在这个创新是来自于人民的诉求,是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的呼声。那么这样的创新则势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总之,在新的形势下要对经济管理制度做一个创新,进行一个突破,这样才能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李闯 单位:黑山县委党校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的创新重要性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 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 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 二、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思考论文 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理念思考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论文 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优秀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优秀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优秀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思考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和**区的各位领导和朋友共同学习,我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正像我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非常好一样,我们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形势和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健康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经济保持连续29年的快速增长,最近10年更是每年保持两位数字以上的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GDP恐怕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区的贡献。 对我们的快速发展,当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譬如很多人批评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什么叫粗放?粗放就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靠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知识技术的运用、现代管理的投入来取得经济增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中央政府提出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集约型的轨道上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中求快。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增长的背后付出了环境的代价、生态的代价、劳动者利益的牺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提高我们环保意识,甚至提出环保一票否决制,提出来要关注我们的民主问题,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我们国家出口的往往是高物耗的、高能耗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要改变我们国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 我们承认在我们国家经济快增长的这29年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就否定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否定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道理非常简单,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平均GDP几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要求和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能用美国的、丹麦的、瑞典的发展模式来衡量、要求中国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它们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要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北欧的国家人家要享受的是阳光、海滩、高品质的生活,而我们中国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就业问题、财政问题。也正好像我们国内,你不能简单地用深圳的、香港的、北京的发展模式来评价、衡量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是不科学的,不能简单的把好和坏对立起来,我讲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看到这29年成就是主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一度困绕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1988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8.3%,但据当时没有回归的香港公布的统计结果是40%。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抢购风、挤兑银行存款风,社会出现了不稳定。还有一次是1993到1994年,在1992年我们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阶段。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改革形势,出现了炒股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经济呈两位数字增长,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再次达到两数字,经济出现了波动。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提出来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话音还没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通货膨胀一下子达到21%,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水平,但从1995年开始通货膨胀降下来了,随着中央宏观调控利率的加强,1995年通货膨胀率为14.8%,1996年是9.8%,1997年是3.8%,从1998年开始通货膨胀出现了负增长、零增长、低增长,大致延续到了今天。2003、2004年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后通货膨胀一度有所反弹,中央于是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甚至不惜以增加银行坏帐为代价,到**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8%,2006年是1.5%,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又有所反弹,现在物价消费指数CPI开始反弹,今年上半年CPI是4.4%,七月份刚刚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5.2%。 谈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像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讲的,要防止我们的经济从偏快到过热。除了我们现在投资增幅过快、货市投放过快。经济增长过快之外还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国目前农村市场没有得到真正的启动,如果占人口57%的8、9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个什么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依靠农民本身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我们测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投入2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的GDP总量,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努力的目标。那么怎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当然不可避免的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市场的作用下农副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扬,这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短期内涨幅太快,像猪肉一样一下子上涨60%、80%可能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呈现上升的趋势。农副产品的价格上去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价格能不上去吗,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能不上升吗,其它产品的价格能不上升吗?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能源的价格居高不下,煤炭从几十块钱一吨涨到几百钱一吨,石油从15美元一桶涨到80美元一桶,所以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也提高了,这里面也包括公共服务用品:水、电、汽等都有一个价格上调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我们这届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问题,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的温总理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优秀价值观念是什么?是公平与正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学有个基本原理,叫收入不可逆、消费不可逆,就是说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它不能往下降的,只能往上升。因此全社会的总收入水平上升了,总需求上升了,物价水平能没有反弹的压力吗? 还有一个因素,经过改革开放29年的努力,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一万三千二百亿美元,世界第一。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是我们用人民币通过各种途径买来的、换来的。比如国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外国投资者用人民币的方式进行的投资。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加了,也就是说流动性加强了,需求能不上升吗,价格水平能不反弹吗。由于中国很多行业是国家垄断,私人无法投资,因此大量的资金被迫集中投入到房地产业,加上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和建筑物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对支柱产业——房地产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这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把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房地产业的产品是货真价实的实体产品,它不同于股票市场上虚拟的股票,那是虚拟资本,只是一张纸,它的实际价值和它的市价那是两回事情,那是想像中的产品,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只是个纸制的凭证。而房屋有双重功能,一个功能是自住,谁离得开房子啊;另一个功能是它具有投资功能,可以转让、出租,从中获得收益,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又长,几乎是无限的。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界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改变身份,变成城市居民,他们必然也将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这些年突飞猛进,居高不下,并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但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上升得太快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产生压力,中央看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的调控变成了“空调”,成效有限,越调控有的地区房价涨得越厉害。 当然,中央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不可避免会造成一部分资金向另外的投资领域转移,恰好从去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牛气冲天,回报丰厚,吸引了大量资本,再加上大量的新进股民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股票市场的资本被迅速扩大,股票价格迅速上扬,结果很有可能形成泡沫,造成价格偏离价值,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50~60倍了,而发达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一般只有15~20倍。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市盈率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炒股票有非常好的条件,无论是资金面、消息面、政策面,但我从来不炒股票。炒股票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心理,能够赢得起,也能够输得起,用自己10%—30%的资金在股市上寻找一种快乐,那是可以的,否则你不要去玩。中国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从总体上来讲还不是很健全。 我们刚才分析了几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是控制在4%—4.5%是没有问题的,需求固然在上升,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供需矛盾还不会尖锐到通胀大幅度反弹,4%—4.5%的通货膨胀率相对于我们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我们人均2000美元的GDP水平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没有必要惊惶失措。这一点也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在29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光就高增长低通胀而言,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曾有过,如美国、日本,但我们所取得的是在双重转轨情况下的高增长低通胀,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了不起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努力的结果。 双重转轨的第一个转轨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即发展模式的转轨,第二个转轨是指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轨。 一般来讲,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短缺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同世界经济隔离,物资供应短缺,像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向放开的、竞争的、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转轨通常是伴随着高通胀的,比如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29年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人民币的币率稳定。 谈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家的人民币存在着升值压力,这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因为存在着对人民币需求上升的压力。货币也是商品,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就是你使用货币的代价,这就是利息,利息就是货币的价格,用相对数表示就是利率,同外币发生关系就叫汇率,利息、利率、汇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当然也是人民币货币的价格。中国经济持续29年快速增长而且前景看好,因此始终存在着对人民币投资需求上升的压力、消费需求上升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始终存在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与时俱增,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第三个因素是经过29年的努力对外开放,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一万亿了,我们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下降,因此对人民币需求相对上升,而且由于在国际上美元一直在贬值,所以对人民币需求也在上升,。 还有一个原因,是从管理角度来讲的,我们确实需要主动的、自觉的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进行调整,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从中积累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从而为将来的市场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做一个事先的准备。 正因为这四个因素的存在造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当然人民币的升值有好处,好处就是使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它的弊端和局限性,最大害处就是人民币升值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它会使我国的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影响出口就意味着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占了30%—40%,甚至更高,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威胁。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可能会冲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油品市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后果还缺乏事先的、准确的、理性的判断,我们胸中无数,风险很大。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缩水,我们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的比重太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比值的不断升高,我国的外汇储备正在一步一步地缩水。 另外一种转轨我们简单地几句话就带过了,那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向工业化的国家转轨,一般地来讲,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通常都是高通胀的,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他们在80代年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奇迹,但它们也出现了三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到现在它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双重转轨下的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这场改革成功了,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对此说三道四的,动不动就对中国的改革评头论足,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这样,这是不严肃的,我们北大也有这样的教授,但只是少数,主流是健康的。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突破了吧,我们加入WTO了吧,成为了世贸组织的一员,和国际经济接轨了,这在29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代价也很大。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太高,达到了60—70%,而发达国家只有20%,所以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太高,国际市场一旦风吹草动,我们就要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问题,但短期内改变不了。 刚才讲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我们取得的成就说够、说透、说足,当然我本人对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固然很看重,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另外两外领域,这两个领域也许用同期指标不能衡量,但这是在更本质的领域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是制度性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理念的变化,它更重要。这两个领域一个是指经济基础,另一个就是指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 我们国家经过这29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不可逆转,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制度的变化,比如说所有制结构变了吧,29年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其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国有企业从当初的43万家降到了现在的不足3200家,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营经济已经在朝着“四分天下有其三”的目标在进行了。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理性成熟阶段,从过去中小资金规模、中小类型企业、中低技术含量向大规模资本、大中型企业、高尖技术含量的方向在演变,如中国鞋王奥康的老板、八宝粥的老板等都是从过去的中小规模开始发展起来的。在管理的方式上,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从过去的非常典型的带有血缘性、地缘性的家族式的古典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专业管理演进。经济基础里面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在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方式转变。流通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人们的经济观念也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还在继续发生变化。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能不变吗?上层领域更加宽广,各种领域关系更复杂,更敏感,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有些领域的变化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处在关键的时候,关键就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启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能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英名,这就要看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没有作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甚至在延安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它又怎么能够和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成为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最终成为它的障碍呢?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国家制定的、自上而下的、经过层层分解的、具有约束力的计划指标来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高度集中、而且排斥市场,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主体独立、主体分散、主体多元、利益驱动,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除非不搞市场经济,而问题的严重性和挑战性在于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模式,政治制度的改革又不能照搬西方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有模式。西方拥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模式不一定相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经济私有化的基础上政治多元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多党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的模式;也不能搞议会民主化,因为议会民主化的前提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而中国不可能采取三权分立制;我们也不能搞舆论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国家联邦化,但是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只能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产生的动力和压力来促使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一步地进行,这是渐进式的改革。要靠对外开放促进政府职能改变,靠我们党的干部群众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不断提高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靠主观、客观条件的不断成熟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渐进式的发展,这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当然不可能指望一次代表大会就取得根本突破,不能操之不急,只要我们今后不再发生像2003年的SARS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1989年的这样的全国性的动乱,依靠我们13亿人口形成的规模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市场,依靠我们勤劳勇敢、价格低廉的劳动者队伍,依靠我们对党忠诚、忠于职守的干部公务员队伍,依靠我们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依靠我们国家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我们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了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8%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我们要充分抓住这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与此相联系的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也还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它的价格也会继续上升,对此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当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如果看不到问题我们就会陷入盲目性,尤其是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至少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包括怎么看现在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三农问题,现在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三个问题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充分就业问题;第四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问题,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利益协调的问题;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腐败成本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治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当然除了这几大问题还有几个最近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民生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座大山”的问题,即房价高、医药费高、教育费用高的问题,还有新的问题就是防止经济从偏快到过热的问题,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几个问题是主要的,基本的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绝大多数来自政府垄断行业和公司。对于这个经济现象,读者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垄断行业的巨额利润,拖累国民经济的增长。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 让我从一般的道理下笔:天下所有的“利润”——不论来自什么行业、什么部门——统统构成他人的成本。这个论点不容易反对。不是吗?你在报摊上买的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市价2元,是你获得阅读满足的“成本”;这2元钱进了卖家的口袋就是“收入”,减去开支,就是报社的“利润”。很清楚,报社的利润构成读者的成本。 买报如此,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如此。燃油公司购买油轮的运输服务,所付费用当中,含有后者的利润。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燃油公司的利润因此打进航空服务的成本。电力公司的老总乘飞机出差公干,他的机票费用是电力成本的一部分。电力公司再向燃油公司卖电,顺手把电力利润又“装进”了燃油成本。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里,上述游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节日期间外出旅行度假吗?车马费用、住店开支、饮食购物等等,就是我们获得闲暇的代价。不要说休闲不是生产就谈不到成本:上班时间一到,你我要工作就不得不放弃闲暇。因此,闲暇为工作之“成本”,其中包括了旅行社、交通运输公司、饭馆商店等等机构和个人赚取的利润。 卖家利润以少为佳 如此说来,卖家的利润怎么可能是“好事”?从买家——包括为卖而买的买家——的角度看问题,最佳境界是天下卖家的利润全部为零。不但利润为零,最好他们的成本也为零,买家可以免费得到产品和服务!两年前“免费经济”大行其道,欢呼者众,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不是理想国,免费经济不能普遍而持久——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然。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卖家的成本和利润小一点、再小一点。要是你象我一样对减少卖家利润念念不忘,靠什么可助我们如愿以偿? 市场拉低利润 中外经验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卖家要谋得利润——全部经营收入比开支多一点——殊为不易。好不容易争得了利润,要保住更是难上加难。合并起来,市场竞争好象是优先保佑买家的。 先说市场竞争中卖方的利润来自不易。试想诸多卖家彼此竞争,物买价廉的供应商为胜,哪里轻易就要得一个好价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掌门人斯隆先生有言在先:在商业世界里要创造滚滚财源,首要的法门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现在大家朗朗上口的“创新”。不错,创新可能获取特别的报酬——所谓“创新利润”是也。但是商场很无情:标新立异固然不难,但在市场上要人买帐的创新就绝不容易。 让市场买单的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世人英雄惜英雄,所以总把眼光盯着商场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怎么可以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训?每一个成功的商界故事背后,有多少雄心勃勃、富有新意的商务计划泡了汤——血本无归,到哪里去谈利润?打平了算,市场给“独到”付报酬的时候,吝啬得很。 更多的情况,还是我们山西前辈商人讲的“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通过不断降低成本获取赢余。不要以为这一套很“土”,它与斯隆先生另外一个现代赢利策略——成本优势——暗合。也不要以为“不断降低成本”很容易,在保证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成本领先是大学问。无论如何,卖家争相节约成本来图利,对买家是好事。如果下周每份报纸的利润提高5毛、但成本降低1元,你不会不赞成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因为独到、还是成本优势取得赢利,市场总会把信息透露出去。由于市场是开放的,利润信息就刺激别人进入市场争利。就是说,竞争把卖家的利润不断往下拉,直到“平均利润趋近于零”。1985年前,在北京随便开一间小饭馆的毛利率总在50%以上,现在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另类“利润”拖累经济 但是,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利润在这里被打上引号,不是说它就不是经营赢余。而是说,行政垄断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的赢余,产生的根据及其变动的逻辑,自成一家。严格一点,这不是什么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实在过于拗口,我们还是叫“行政垄断利润”吧。 “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入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在位卖家的地位非常特殊——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不断节约成本,也可以将“平均利润趋向于零”的市场威胁屏蔽在经营活动之外。在这些约束下,希图卖家利润小而又小,等于与虎谋皮。市场的禁入和限入削弱了竞争的压力,行政垄断利润哪里会有“趋向于零”之理? 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这不是说行政垄断改变了市场供求规律。只要买家拒绝购买——因为买不起、或者买得起也不买——行政垄断利润是无法找消费者报帐的。几年前我在中部地区农村看到拉上了电线的村子不点电灯,知道当地农民对付高电价使的就是“不买”这一招。问题是,“不买”意味着放弃消费——进而就无法从事相应的生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 消费者也可以买替代品。广东、福建沿海的乡镇企业,家家有自用柴油发电机——高价电的替代品是也。不料许多电厂并不好惹,他们要政府发文、以环保名义禁用柴油发电机。类似的戏文——行政垄断部门“打击”替代品——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要是替代竞争的大门不能洞开,可选的替代品质过于低下,对经济还是有损害。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还有两处。其一,许多行政垄断部门在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依然不降价、不让利。典型如民航运力供大于求,管理当局还是坚持机票禁折令,好象誓与降价为敌。其二,政府垄断的行当多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上上游,现在这些部门成了“创利和资产增值”的主力,一大块硬邦邦的“利润”要下游千家万户买单,把国民经济顶得浑身难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利润拖累国民经济增长。现在论千亿人民币计的燃油、电力、通讯等国有部门的巨额利润,不是国民经济之喜,而是国民经济之忧。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弹性理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数学经济理论有非常多的分支,弹性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经济理论当做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理念。文章在探讨弹性的应用的时候,分了很多方面,包括利率弹性、税收弹性、价格弹性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国民经济的管理发展运用弹性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弹性管理;国民经济;税收弹性;贸易条件 一、前言 除了可以作为基本理论基础,还可以将经济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度量指标,来评价现代经济决策的各种活动,经济决策的很多不合理性需要用弹性管理来弥补。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一项不同于原来的崭新体系。经过优化的各个领域都应用了弹性管理。虽然弹性管理应用的时间并不早,但是弹性管理这个概念提出的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是由法国的古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可以说1838年就已经有了经济理论。 二、对于弹性的理解 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首先就是交叉需求弹性,其次是价格弹性,最后是需求弹性。在运用弹性理论之前,需要明确弹性理论的内涵,这样才能在企业实践中将弹性理念当做工具,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应用提出已经是一种新的尝试了。弹性实际上就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描述的是一种敏感程度,也可以说描述的是一种反应,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需求弹性就可以理解为,需求弹性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敏感程度的表达式就是用需求变量的百分比作为被除数,将影响需求变量的百分数作为除数,所得结果就可以表示弹性敏感程度的大小。 三、国民经济的作用 国民经济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方面就是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第二就是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第三就是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1.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其实是设立了许多目标的,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正在慢慢改变方向,所以在国民经济的管理方面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计算,全面的描述。宏^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内在联系都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管理发现规律。 2.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国民经济的系统性安排都是有预算的,对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主要有国民经济综合性生产分析,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分析,国民经济消费支出分析,国民的储蓄与投资分析。在宏观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生产的分析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牵扯到了国民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反映了经济的主要内容。收入分配主要包括结构方面和增长方面,在分析各个阶层的收入时要制作成动态的分析,国民经济核算其实只要核算主要经济体就可以,而主要经济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结构分析主要是从结果入手,然后多次考察增长的趋势。 3.国民经济核算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其实是一个变化过程,由定性到定量的变化过程,并且需要不断地精化发展的方向,数据基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了,宏观经济需要的是内在平衡、有逻辑、思维谨慎的系统。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管理有自己的模型,主要模型就是投入生产模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最优化模型。 四、弹性理论应用的三个方面 1.需求收入弹性 在需求收入弹性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到控制变量原则,前提就是假定其他的变量不变,之前提到过的弹性系数大小也就是弹性的敏感程度,需求收入又可以继续细分,主要是收入单位弹性、收入富有弹性、收入缺乏弹性、收入负弹性、收入无弹性。对于富有弹性这一类,这一类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收入弹性的商品就包括衣服等。缺乏弹性的这一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最后一种负弹性就是一种呈下降趋势的劣质产品。 2.需求价格弹性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各个百分比之间的比率,都是反应商品价格和商品需求量的互相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常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知,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商品的卖量减少,从而使需求量减少。相反,当价格降低时就会使价格产品的需求量上升,一定程度上就增加了国民经济管理。但是价格的上下浮动,并不会影响总收益的太多变化,价格高卖的少喝和价格低买的多实际对于国民经济而言都是一个意思。 3.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需求交叉就是把产品分类,文章在这里将产品分为了互补品,替代品与无关品。根据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可以知道,带动产业的影响对于国民经济来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种产品迅速收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这个产品的有关产品需求量也会随之增长。但是对于与从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产品,需求量就会大大下降。我们将互补品和替代品都看作分析国民经济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五、需求弹性在决策中的应用 弹性需求在国民经济中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给产品定价,对产品的新开发,确立主要的竞争关系都非常重要。 产品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价格定位方面,有些需求量特别大的产品,最好不要最易变动价格,尽可能维持住价格。比如有些产品缺乏弹性就应该相应的提高价格,然后是价格具有弹性变化条件。产品的开发方向非常多,所以弹性需求有助于确定一个主要方向。 六、结语 综上所述,弹性管理在国民经济中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国民经济这个抽象性的全貌被弹性管理系统而生动的描述了出来。经济运行过程的平衡与否和结构的合理性都可以通过互相比较体现出来,既可以跟国际从横向对比,也可以跟中国自身的发展进行纵向对比,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得到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核算的价值分析 摘 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调控的作用,其也是保证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宏观经济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使其稳定、快速的发展,而国民经济核算也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进行。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国民经济核算所具有作用,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分析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价值,并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核算;价值;分析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社会资源、投入产出等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总和的核算,也是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产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因此需要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宏^经济管理体系,而这离不开国民经济核算的作用,其实际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展开。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为了更好的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的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必须要首先准确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综合生产形势。众所周知的是,如果我们要评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综合生产形势的所有成果,以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状况,我们就必须要首先明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然后根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确定出一个合理的经济评估指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决定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市场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这一因素更是不能忽视的。通过对国民经济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状况。由于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进行国民经济的核算过程中,必须要注意核算的基础,即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并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永远是相同的。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平衡,目前我国对于投入产出制定出了许多相应的政策,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部分是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对经济产业的分类核算,确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所占的比例数据,利用这些信息对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中还可以对国家经济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确定,以此来对国家经济结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而在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投入产出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投入的来源和投入的使用方向。这种投入产出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所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同时,通过这一投入产出表,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准确了解各个部门经济投入的来源以及经济产出的方向。 三、国民经济价值核算对于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效益分析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宏观经济效益的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经济产业的运行情况、投入产出等进一步的了解,以此来确定宏观经济管理的走向。宏观经济效益内容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主要就是宏观经济效益中的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对比的核算,其也是进行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 当今社会,宏观经济已经成为了评价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之下,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很好的衡量一个社会的总产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这个国家相对应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也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与其它资源的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不能只注重社会经济效益的价值,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环境与资源的效益,需要综合考虑环境以及资源等其他因素,并且减去相应的成本。 四、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重要意义 1、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管理工作,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得到国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指标,其所产生的各项指标数据可以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真实的、有效的、原始的消费支出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消费支出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且通过核算数据可以分析出我国居民各部分消费占比,例如日常食品、休闲娱乐、生活通信等方面所占比例,利用消费支出的占比可以有效的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对各项产业的生产进行调控,扩大内需,从而促进消费。同时也不能一味的以发展经济为前提进行投入产出,还要提倡居民进行适当消费,形成适当的消费观念,这样才能保证消费支出的合理性,使国家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2、核算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居民在进行储蓄与投资时可以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了解对我国经济形势、资金储备量、储蓄率及固定资产等进行分析,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的各项指标及资产形成总额等进行储蓄及投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可以提供国家经济动向的各项指标,这样可以使居民对国家经济有一定的了解,在储蓄及投资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国民经济核算还可以对居民所产生的投资及储蓄情况进行统计,以此来掌握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储蓄及投资所占据的比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所得出的信息数据,可以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对货币供给及需求进行更好的控制,并通过对相关财政政策的调整,增加居民增加储蓄与投资量。储蓄与投资与税收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对居民储蓄及投资信息的确定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政策,帮助居民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国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3、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增加了收入分配的科学和合理性 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现出的一种特有性质,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来进行收入分配可以保证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呈现出更健康的发展模式。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使其可以正常的运行,其内容则是通过生产增加消费,再利用消费刺激生产。在生产及消费的过程中需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其最后部分才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享有,而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相应的数据进行收入分配,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生产活动的进行,并且还可以更好的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 结语:从经济形势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经济效益分析等方面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国民经济核算是建立国家经济分析模型及宏观经济体系的基础,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宏观经济管理的运行。宏观经济管理作为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需要有完善、高水平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此来保证国民经济核算分析在其中起到的价值,从而促使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可以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赵航澜(1994-),女,四川合江人,学生,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经济管理系财务管理1303,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会计这个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祈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不可缺少,会计行业的崛起也经历了两个高潮和低谷阶段,这对会计行业来说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会计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缺点,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应该进一步摆正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国民经济;地位;作用 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形式和内容在逐渐发展、丰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计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讲求经济效果的基础,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今天,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重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 (一)会计可以维护我国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奉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国的所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主,公有制经济下也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些国民收入又将以财政分配的形式分配到国家的各个行业,以促进国家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缴纳税收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偷税漏税或隐瞒真实收入的情况,这就要求会计行业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严格的进行会计检查,将一些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间距揭发出来。比如一些公司或者企业只顾自身的利益,使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增加自身收入,截留、挤占财政收入或者滥发奖金、补贴等。此时,国家应该在会计检查过程中对一些违法的企业进行严惩,同时制定相应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如果企业或公司违反了该条例,则会依次为准绳给予其严重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会计行业维护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重要手段的职能。 (二)会计可以加强 国家或企业的经济管理并且提高其经济效益 我们知道除了国家会设立专门的会计检查部门,各个公司或企业也会设置会计财务部门。因此,我们可知,会计除了帮助国家审查一些非法公司偷税漏税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各企业进行成本预算,经济预测,促进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等。我国的各企业先前对会计行业的重视不足,因此导致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消耗高、收益低等情况,但好在后来国家以及各企业在不断探索中了解了会计对于降低运行风险,控制成本的重要作用,开始设立会计部门,加强对其的管理。充分发挥了会计行业的加强 经济 管 理、提 高 经济效 益 的重要职能。 二、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一)会计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计划性作用 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发展和资金投入,如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就会为社会所不允许。在这种全面的计划的管理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的在发展过程中最不可能缺少的部分就是对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核算监督。这样的经济体制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列宁看来,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要做好经济的控制和安排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核算和监督控制要精确到每一件衣服,每一份产品,每一份粮食。将列宁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进行精确的核算和严格的控制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采取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计行业有了其存在的必要,会计能够对企业所拥有的资金进行仔细的预算,对企业的利润成本等指标进行计算,同时还可以对企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产量等进行调节。总的来说,会计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其的重要功能,作为企业必不可少的部分,会计部门应该得到企业的支持和管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需要会计行业进行国家审计,企业也需要会计部门对公司运营情况进行计划。 (二)会计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贯彻的重要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所有部门一直坚持着勤俭建国,勤俭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为了保证和促进我国医疗、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发展,每年话费了数以亿计的国民收入在这些方面,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国民收入都被充分的运用到了所需的地方,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的政策的执行,对国家发放的资金进行了挪用或是不正当使用,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国家设立的会计审计体系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审计,是监督各地方部门彻底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的有力手段。可以防止一切贪污、盗窃和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破坏活动。 (三)会计行业发展新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计行业不再是依靠传统的手工作业的形式来实现工作,转而会依靠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把整个企业联系成一个组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的预测和重要决策方面,如此,会计将会在企业和国家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论文:图书馆事业市场经济论文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要求图书馆进行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已经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重任。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民族素质的高低和经济发展后备力量的强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人才市场的完善,各类信息服务机构大量出现,这些为图书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对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作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工作,也必然要走入市场、面对市场,因此必然会面临大量的机遇和挑战。 1.2信息化有利于图书馆自身优势的发挥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含量大,传播速度快,但信息本身的传播渠道、方式、来源也错综复杂。从中选择所需信息,并非每个用户都能够了解和掌握,图书馆却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图书馆拥有海量信息资源、专业的员工、独特的信息处理途径,有利于对信息的筛选、组织、加工。通过数字化,可以有效推进图书馆信息化建设。1992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形成热潮。受其影响,数字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的革命性变化,它“能在网络环境下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信息,使广大读者用户像访问本地图书馆一样去联机访问网上的其他图书馆”,由此“图书馆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借助高科技的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网络化、全球化已经成为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主方向,图书馆必然将工作重点从馆藏文献的加工管理转变到数字化信息建设上来。 1.3市场经济为图书馆效益化提供了机遇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的兴起,推行图书馆效益化,必将改变图书馆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继而引发和带动图书馆结构的变革。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将图书馆列入第三类产业。由此图书馆从单纯的事业单位,过渡为拥有资本、可以实现自我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并独立发展的产业。追求效益是市场经济条件的需要,图书馆产业化有困难,也引发了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产业化的图书馆应具有社会公益职能和产业经营活动的双重身份,在产业化的初始阶段开始某些领域的“有偿服务”以验证产业化的可行性程度及弥补财政之不足,同时举办图书馆产业化实体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信息服务功能引导至平衡发展,最后发展为“股份集团”的产业化模式。 1.4国家政策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 国家相关的图书馆政策,从内容上包括文献资源、拨款、读者服务、有偿服务、技术与设备现代化、教育、人才管理、科研、国际交流、未来发展等方面,保障了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制定一部图书馆法,这是决定图书馆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一些文件、政策的出台,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1980年,图书馆事业被纳入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图书馆兴起了研究和制定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热潮。“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维度规划公共文化建设,因而图书馆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好这一发展环境。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图书馆开设政府信息查询服务。图书馆将成为获取政府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成为公共图书馆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有效切入点。电子政务环境下,图书馆应研究如何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中国图书馆学会“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全方位、系统地提出了总目标,构建服务社会、惠及全民的图书馆体系;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图书馆事业法治化进程,提升图书馆社会价值;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图书馆事业持续协调发展。 2、图书馆发展要融入市场 2.1图书馆融入市场是时代的要求 市场经济下,图书馆面临着“一馆两业”的局面:既是事业型单位,也面临着产业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对图书馆事业造成巨大冲击。此后,在各种考验面前,图书馆频繁改革。竞争机制迫使图书馆变“藏”为“用”,只有动起来,才有生存、发展的希望。图书馆历来都是依靠财政拨款而生存的公益性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很多固有的矛盾,其服务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种种困境迫使图书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各种问题,以市场供求双方的满意程度来衡量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在市场经济下,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须适应环境,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努力争取经济利益。引进适应市场需求的资源,寻找市场经济下的新型服务领域,如分级服务、举办教育活动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酬应向市场看齐,将薪酬市场化。 2.2追求效益是图书馆融入市场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较为有效的经济方式。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关于“图书馆产业化”的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产业论被现实否定了”。图书馆的公益福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将向产业经营性转变,将以市场为导向,将图书馆信息服务产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诸多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并计算其投入产出,提高图书馆投资的经济效益的一体化经营过程。[7]过去重建设、轻服务、重规模、轻效益的管理模式,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图书馆追求效益与其他生产部门明显不同,它以社会效益为主,以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以各种数量指标衡量,其表现形式较为显著;然而社会效益尚缺乏有效的评估量化体系。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投入产出比”的评估体系,是重要突破口,也是图书馆面临的一项新工程。 3、图书馆的创新之路 3.1转变管理模式,实行战备管理和制度创新 图书馆战备管理,指通过改变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人力资源配置及信息服务手段,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整体战备的宏观布局,需要业务战略的过程实现,而业务战略重点要从读者需要和服务方式方面予以分析。此外,职能战略在图书馆战略管理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好其职能将大大提升图书馆创新的效率、增进图书馆创新的质量。市场经济中的图书馆,不再固守着传统的管理模式,而是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图书馆除在信息知识经济环境下,不断开展馆际合作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外,还要在资源专业化、特色化上加大建设力度。最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应该建立一套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用户为中心的高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运作体系,唯有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封闭落后的状态。 3.2服务创新是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优秀业务。图书馆应从自身寻求读者需要和从社会寻求图书馆的服务定位。运用系统软件对读者需求进行全面评测、分析,通过软件采集、调查表、读者信箱、微博等手段,第一时间获取需求信息,据此采取相应策略。这一形式较为传统,且时间跨度大,很难形成连续性,因而更有必要坚持。如何从社会获取读者需求是个综合工程,需要大量的横向比较,需要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纵向的前瞻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始终跟在社会发展的步伐后面,这种状况尚有改进的空间。上述供给什么服务,以及需要什么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到实处,从服务内容、方式、手段角度看,就要有针对性。“图书馆的服务重心要从提供一般的纸质文献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图书馆的重心不是阵地服务,而是要学会打理和优化知识”。无论是纸质资源,抑或是电子资源,要走数字化之路;同时,整合系统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原有的单一的借阅功能,应向利用网络平台提供各种数据库、知识库及在线或离线信息服务转变。创新型图书馆,可以大胆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新的服务思想理念下,不断扩大、丰富服务的内容、服务的方式、服务的品种。 3.3将信息化放在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位置 图书馆信息加工和开发,总是围绕着信息资源的整合,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服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图书馆为解决信息量剧增、为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与图书馆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而作出的选择。通过组织本馆资源、外来资源及网络资源,建立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体系,提供大规模、分布广的知识中心;强化网络中心联合服务功能,弥补单一图书馆信息相对较少的不足。 “市场经济离不开信息,图书馆只有充分开发信息资源,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当前,信息同能源、物资一样,成为三大资源之一。整合适合不同专业、不同领域需要的信息资源,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作者:王建国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论文:高校外事工作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高校外事工作面临新形势 1.管理与教学理念的冲击。 计划经济时期,外事部门往往把本部门的职责简单地理解为安排外国专家工作,并没有真正地对外国专家进行有效管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参与了国际化合作与竞争,要在合作与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势必要在充分发扬本国传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思想,使各方面的服务和管理行为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通行惯例。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我国高校借力转型的时期。高校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利条件改善办学环境,扩大办学规模,吸收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提升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协调合作,共同提高引进外国专家的教学效益和科研效益,将会是外事部门面临的一大挑战。 2.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市场化改革中,各个公办高校的经费存在差异,如何分配使用外事经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外事工作的进程。外事工作中的留学生招生、学生跨文化交流、汉语国际推广和选拔师生出国培训都需要经费支持,并且很难短期内见到经济效益,这些工作开展的意义更重在其社会价值。如果高校对此工作投入不足,而高校外事部门又没有另外资金来源,则很难收获长远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也体现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融入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后,优秀教师和学者跨地区甚至跨国流动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发达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高校往往能为外国专家提供更好的福利和发展机遇,因而其所聘外国专家人数和学历层次相对而言更为理想。欠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国家的高校,要成功引进符合自身需要的优秀外国专家就相对有一定难度。 3.涉外需求的新变化。 以往的高校外事工作主要有引进外国专家、公派出国访问进修以及外事接待等三个方面,所引进的外国专家绝大多数是外国语言类专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校学科建设日趋完善,科研方面也积极对接国际主流,高校对非语言类专业外国专家、外国短期访问学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鼓励我国高校创设优秀学科面向世界开展交流,支持高校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合作组织、国际科学计划,支持与境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这就要求高校外事部门配合高校教学科研建设,做好与国际学术机构等组织的必要沟通联络工作,乃至组织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吸引并招收留学生、协助孔子学院等开展汉语教育的国际推广都已经成为高校外事部门日趋频繁的工作内容。 二.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外事工作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涉外性。高校外事工作不可避免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敏感的政治性。同时,高校外事工作作为学校总体工作的一个部分,其内容、对象及必须达到的目标又有其特殊性。外事工作不讲原则不行,没有一定的灵活性也不行。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应该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外事工作的原则性是由外事工作特殊的政策性和严肃性决定的。当然,坚持原则不是搞封闭政策,不是排斥外国专家、对他们加以限制。要依靠其他部门的共同协作,采取多种形式,主要是通过结合教学、科研活动,进行面对面的宣传。高校外事工作人员在引进外国专家等一系列高校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外事纪律教育。在我国任教的外国专家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执行所在高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我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外教人员可以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不允许有任何传教活动;等等。高等院校外事工作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力求灵活、机智,游刃有余。由于高校外事工作的直接对象是外国专家,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中国任教,语言不通,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也很有限,因此往往有一种孤独感、被隔离感。高校外事工作人员要主动为他们搞好协调、做好服务工作,对他们生活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尽量安排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其身心愉快,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2.优越性与不足性共存。 高校的外事工作是由基层的部门来完成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加之高校办学财、物条件有限,很难专为外事工作投入过多的财力和人力,这是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高校因为具有人才知识、图书资料的优越性,为外事工作创造了可以加大发展的好条件。只要加强组织领导,扬长避短,高校在外事工作就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高等学校是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集中了一批文化知识层次相对较高的人才。外语是高等学校必修的一门课程,外语力量相对集中,不仅为本校的外事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高校也能组织力量,为对外宣传提供可靠稳定的人才保证。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高校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高校外事工作要鼓励高校的外语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多翻译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料,通过为社会上的涉外部门提供咨询或办培训班等形式,为社会培训外语等方面的专门人才。高校的外事工作必须走入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高校外事工作存在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相对缺乏、工作任务相对繁重以及外事工作人员素质亟待提高等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各高校对外事工作应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投入更多的财力用于外事工作的硬件建设。同时,高校外事工作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外事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 3.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 高等学校的外事工作必须开阔视野,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工作。高校外事工作牵涉面广、内容繁多、任务相对较重,涉外对象包括外事服务人员、教职员工以及大量的学生等,涉及外办、保卫、教务、聘请单位、总务等部门,是学校的一个配套服务工程。高校外事工作既要根据教学要求,不断调整聘请外教的专业结构,科学合理地使用外教,又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同时,还要选派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人才出国学习,这是高校外事工作全面性的集中体现。高校外事工作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是加强对外教的教学和生活管理,我们称之为单一性。全面性与单一性相统一,是当前高校外事工作的新特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既要协助教学部门抓好外国专家的聘请,又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外教人员的生活管理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制定完善的外教人员教学、生活管理制度,规范其教学行为,切实为他们在中国生活排忧解难,使其安心执教。外事工作的全面性与单一性的统一,除了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外教人员的严格管理之外,还必须经常强化效益意识,即聘请外教人员的效益。要用有限的经费聘请我们急需的高水平的外教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我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和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管理,管理出成绩,管理出效益,这就对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把握好以上新特点,在对外国专家的管理上要坚持宏观控制、微观放手的原则;外事和教学部门要敢管、敢抓、善管、善抓,互相结合,协调一致;在教学科研上要发挥外国专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胆使用,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他们的教学、科研进行检查评比,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这样,高校的外事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者:程红英崔瑛琼单位:南昌师范学院 经济论文:农业科研下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科研单位会计工作面临的全新形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农业科研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大变革,经济活动的内容也更为的多样化。农业科研单位为了能够更好的和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谋得更好的自我发展,进行不断的改革是必然的形式,农业科研单位不断加快科技的开发研究力度,借助科技和经济的良好融合,碰撞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升自我的发展潜力。因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活动的巨大的革新,对于会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 (一)会计管理运行模式的转变 会计从业工作人员需要将事后核算的工作形式转变成用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优秀的管理型理念,重点突出效益观点、竞争观点、信息观点、资金时间价值观点以及市场观点等等。现如今会计工作单纯的是围绕着事业费、科研课题做核算,已经不能够和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未来的农业科研单位经济核算和管理工作必然会朝着多样化、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发展,科技开发经营也将成为管理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但是这方面也正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并且现在实行的会计制度之中也没有设立各项相关的科技经营会计研究项目,所以需要尽快的设计订立与科研经营特色相适应的科研会计制度,明确科研会计的各项组成要素和主要的核算内容。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研运行机制的转变而不断的强化资产经营的核算,在资产负债的双向运行模式中,会计核算需要为农业科研经营决定供应各种分析方式,对资金负债形式、损益和各个投资方分析测算资金代价做核算,对资金的运用前景做预测。 (二)会计管理职能的不断延伸 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从之前的单纯重视反映、把控,到如今已经延展到了事前预测、事中把控以及事后的考评这样一个完整的评价过程。简单的说也就是财务管理工作已经加入到经济决策的范畴之内。 (三)对会计人员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会计工作的主体也就是会计工作人员,在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业务操作能力,在做好核算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入更多的精力到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需要学会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不但的促进各种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 二、市场经济调价下农业科研单位对会计人员的要求 (一)建立和国际要求相适应的开放型会计信息体系 会计信息尤其是会计报表信息,在国际化范围之内,规范化是全球会计工作人员不断努力追寻的方向。农业科研单位和外界科研单位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各项联合生产开发、入股经营以及外资注入程度的加深,国内的资金与国外的资本流进农业科研单位的数量会不断增多,而农业科研单位本身的资金也会向外部市场不断流出、为了能够和外部利益集团以及工作人员的需求想满足。清楚的了解了解农业科研单位财务情况和实际的经营效果,有助于国家和有关单位开展切实有效的管理监督和信贷决定,投资人员同样需要开展各种联营投资计划,因此农业科研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需要依照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规范做会计的核算工作,有效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同样会计报表也需要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资金情形的变动表当成是主要的报表,组建其与国际会计要求相适应的会计信息体系,更加深入的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程。 (二)会计单位要做好本单位资金决策的帮手 现如今的农业科研单位,将研究的成果、技术转化成实体经济模式,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资金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的情况下,科研的发展速度也被严重滞后,会计单位需要积极的研究和开发科学、有效与合理的内容融资方式,为各个决策单位供应有效、多样的决策参照,充分的为农业科研单位集合各项建设资金、完善资金组成结构、有效提升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率,为农业科研单位经济的不断发展贡献好的决策意见。除此之外,会计工作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其伟内部激励方式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在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条件的遵循情况西,需要为本单位找寻利润最大化的分配方案,更加深入的落实分解各项工作,推动内部承担经济责任体制,为友好实现目标利润分配工作出谋划策。 (三)会计工作人员要有更高的素质 会计工作人员不但需要熟练的掌握记账、算账等基本的会计业务操作方式,同样还需要了解各项基础的农业科技知识、经济管理知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有充分的了解,同样需要了解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求的各项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等等,简单的说就是会计工作人员需要是一个一专多能的管理人才。 三、结束语 农业科研单位的会计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审计工作制度的建设,确保科技事业稳定有序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科研单位转变运行机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客观要求,会计工作对农业科研单位建设其一个全新的工作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若瑛单位: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经济论文:海洋经济建设道路初探 本文作者:张文亮作者单位:天津市海洋局渤海海洋监测监视管理基地筹备处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1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顺应全球海洋大开发潮流的需要 随着全球陆地资源的大量消耗,海洋在21世纪全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海洋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体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纵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历程,海洋资源粗放开发、肆意挥霍浪费现象严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海洋经济发展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做得也仍然不够[19]。因此,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经济,是一个引领新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有关研究显示,海洋不仅具有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广阔空间,而且是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资源宝库。因此,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已成为实现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必然选择,它既是对传统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矫正,又代表着新兴海洋产业低碳化发展的方向,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超大型沿海直辖市的天津,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必须站在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发挥沿海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协调好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力争尽快使天津进入海洋低碳经济强市行列。 2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的需要 当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滨海新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项目的落户投产,使能源消费正处在快速增长阶段,导致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大大增加[20]。在滨海新区的经济结构中,海洋经济占到了滨海新区国民经济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大项目好项目进入海洋产业范畴,滨海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海洋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预示着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滨海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的战略选择。如果不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特别是海洋低碳经济,滨海新区经济总量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正相关性将长期存在,必然会使滨海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因此,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走入低碳时代,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大力发展海洋低碳经济,引导沿海产业区进行低碳化改造,才能增强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变海洋优势为经济优势,确保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3发展海洋低碳经济是促进天津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目前,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仍存在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现象,相应的产生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2009年天津市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0.2∶61.6∶38.2[5],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传统产业比重较高,其中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都会增加碳排放,例如围填海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填海造地占用滩涂湿地,干扰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港口、码头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疏浚泥沙入海,港区内船舶含油废水等污染物的不适当排放,均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恶化,减弱海洋的固碳能力,使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由此加重海洋经济的高碳倾向[21]。此外,海洋物流业、海洋金融服务业等以低碳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新兴海洋服务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海域使用缺乏生态保护考虑,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的问题,沿岸有限海域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了破坏,近岸海洋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因此,面对严峻形势,发展海洋低碳经济为天津海洋经济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转型是时代的要求和未来的趋势,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海洋领域中植入低碳发展模式已迫在眉睫。只有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符合低碳理念的海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推动天津海洋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海洋经济成为天津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式 1加快海洋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新能源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优秀,因此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和保证[22-23]。众所周知,海洋中蕴藏着巨大的能源,除海洋石油、液化天然气等传统碳基能源外,还蕴涵丰富的可再生绿色能源,包括潮汐、海流、海风、海水温度差和盐度差等多种形式,因此,对海洋可再生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重点。如果能将这些可再生的海洋能源充分开发利用,提高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不但可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进而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24],还可使潜在能源资源得到开发,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达到调整优化现有高碳能源结构的目的。因此,实现海洋低碳目标首先是加速海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按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总原则,积极探索海洋风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温差能、盐差能的开发利用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一批以海洋能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外,积极推动海洋产业中各种节能技术的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此来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量和排放量[25]。 2积极发展海洋碳汇渔业 海洋拥有丰富的碳汇功能,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是由海洋生物完成的。因此,作为沿海城市,应充分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存储二氧化碳的特性,积极发展“蓝色碳汇”,全力抢占蓝色低碳经济的技术高地,力争发展现代化的海水养殖业,对于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①大力发展海洋植物养殖。最主要的是海藻养殖,由于海藻本身具有固碳、低碳性质,产值高,产量大[26],因此,对于天津沿海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在沿岸尚未开发利用的滩涂地区种植海藻,通过藻类的光合作用进行生物固碳,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海洋微藻能源,不但可以减少环境中的二氧化碳量,同时能利用其特点生产生物柴油,这也是解决能源危机的有效手段。近来研究表明,燃烧海洋微藻可以发电,且不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没有净增加,因此,大力发展经济藻以及产油的能源藻是消耗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②大力发展海水动物养殖。在天津海域,增加投放人工鱼礁的数量,积极发展生态系统养殖模式,大力开展鱼、虾、贝类等多种生物的工厂化养殖、增殖,通过增养殖达到海洋生物种类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推动海洋增养殖生物固碳、汇碳。特别是贝类,由于其特殊的滤食性,能够大量吸收、凝聚、汇聚二氧化碳,且无需人工喂养,因此拓展贝类养殖区是发展碳汇渔业的重要手段之一。 3大力发展海水综合利用 作为天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海水综合利用已在“十一五”期间崭露头角,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等朝阳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海水综合利用虽不是直接进行固碳,但能减少能耗,节约资源,达到间接固碳的目的。目前,天津海水淡化能力全国名列前茅,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与发电、制盐等关联产业进行配套,形成产业链,将用于发电的冷却海水进行淡化,生产的淡水作为城市用水的重要补充来源,同时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一步综合利用,用来制盐和提取化学物质等,不但实现了能源的梯度利用,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形成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提高了海水的综合利用效率,达到了节能减排的作用。此外,海水直接利用前景亦十分广阔,目前特别是在工业化直接利用方面成果显著,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现电厂采用海水作为冷却用水,使本来淡水资源相对紧张的天津缓解了巨大压力。因此,未来如果直接利用海水能进一步在更广阔领域和重大项目中得以顺利应用,那么将节约大量淡水资源和能源,间接达到了低碳的目的。 4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 湿地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天然宝库,构建沿岸湿地生态网络体系,对于发展低碳经济不可或缺。在发展海洋低碳经济过程中,要把构建沿岸湿地体系作为增加碳汇潜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沿海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本来自然岸线资源较少的局面更加紧张,随之而来的是滩涂资源的日益匮乏,沿岸生境的不断恶化。因此,对滩涂湿地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如此现状,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协调土地开发与湿地保护的关系,集约节约利用沿岸的湿地资源,充分发挥湿地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力,通过其特殊的生态功效保护沿岸生境,改善沿岸湿地的生态平衡,实现低碳的沿岸开发模式。同时,结合天津盐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沿海盐碱地的综合改造利用,大力引进培养本地适生、环境净化能力强的植物对盐碱地进行改良绿化,开发利用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以充分发挥其固碳能力。 天津市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1深化海洋低碳发展理念,将低碳经济纳入发展规划 作为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进入低碳发展时代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将成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南。发展海洋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项目引进、技术推广、人才战略等方面进行支持和引导,培养深化具有可持续竞争能力与发展能力的理念,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以低碳经济理念指导海洋产业的发展,开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收益为基础的海洋产业发展模式,营造在海洋领域发展低碳经济的良好氛围,将海洋低碳经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同时,将发展海洋低碳经济纳入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在规划中突出体现低碳理念,把“低碳化”作为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引天津加快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科学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确保海洋经济能够健康快速蓬勃发展。 2开展海洋低碳经济研究,大力发展海洋低碳新技术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中的体现需要科技进行支撑。为了更好地践行低碳策略,需要积极开展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海洋低碳经济方面的基础研究,充分利用科技兴海平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海洋低碳经济的新思维、新观点和新理论,研究制定海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作为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管理海洋经济事务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如何将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操纵杆。因此,充分发挥天津海洋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和涉海企业,着手开展技术攻关,突破技术瓶颈,推动海洋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从生产源头、过程中和末端全方位开发应用于不同海洋产业的无污染、低成本、高效益的低碳技术,加快对二氧化碳捕捉、储存及再利用等关键技术和优秀技术的研发,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海洋低碳技术体系,尽快形成强有力的海洋低碳技术储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投身于海洋低碳技术的研发当中,加强涉海企业与涉海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之间的合作,依托科技力量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天津海洋低碳经济产、学、研、用相结合,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海洋低碳经济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创造科技效益双飞跃的良好局面。 3构建海洋低碳产业体系,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 天津海洋产业门类较多,在海洋产业中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对于科学发展海洋经济至关重要,将成为今后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主线。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将低碳理念率先融入发展系统,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加快建立海洋低碳新型经济体系,培育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水工厂化养殖等新兴产业,但由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风险等特征,许多海洋技术产品的社会需求品种虽多,但批量小,难以使产业部门为其投入大量资金,这就需要政府在其前期孵化阶段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进行介入和扶持[27],推动新兴产业走低碳化发展道路。②转变产业发展策略,按照低碳经济标准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改变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原有经济结构,进一步提高海洋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海洋金融、海洋物流等以低碳消费为特征的现代海洋服务业,重点发展海洋商贸、海洋会展、海洋文化、海洋创意产业等新兴海洋服务业,促使未来海洋产业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28],推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优级和海洋领域的节能减排。③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出台相关政策为引擎,全力开展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海洋传统产业的低碳技术改造,同时推进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逐步改变传统产业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特点,提高传统产业新上项目的准入门槛,降低高碳产业在整个海洋经济中的比重,缓解高碳能源驱动系统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④科学发展海洋经济中的相关产业,以“低碳”为标准出台相关产业的配套政策,完善海洋相关产业体系,与海洋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例如,以中心渔港、滨海旅游区为平台,打造集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渔业文化、服务餐饮于一体的现代新型海滨休闲旅游体系;以海洋污染监测处理、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为支撑,打造集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海洋监测预警信息服务、海洋环保设备制造、海洋污染物处理等海洋环保产业体系,有力推动“蓝色碳汇”。此外,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发展新模式,在沿海经济发展带,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将关联产业进行合理搭配,形成产业集聚,为重大项目引入补链企业和辅助性企业,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实现上下游对接。同时规划建立多种类型的海洋产业园区,在园区内部、园区之间形成产业链,加强横向联系,促使企业之间互动联动,提高产品附加值。将可资源化利用的污染物在园区之间进行资源供给,提高资源集约化利用效率,搭建企业内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的废物资源化利用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园区内部消化污染物和废弃物,全力打造绿色循环低碳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经济论文:结合西方经济学发展本国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秀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经济论文:加强建设农业新科技提高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优秀,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超级秘书网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经济论文:科学发展观到人本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焦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间矛盾的思考,得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判断;并且认为,缺乏科学、合理的发展观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进而,在对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后,以之为指导,对当前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最终的结论是:建立“人本经济”、“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键字:非均衡性科学发展观投资过热人本经济 一、现实引发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其间虽然经历过93-96年的通货膨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严峻考验,但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见表-1)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见表-3)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统计指标。我国的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见表-4)并且收入不均衡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已在现实中得到了显性表现。(各种因贫富差距悬殊引发的矛盾激化事件,媒体时有报道)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大焦点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相悖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含义来考察。经济发展,不同于仅仅偏重于数量方面的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实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或人均实际产品和劳务的增加,《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P280)。它是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内涵较广的概念。比如由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P313)可见,备受国人推崇的GDP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量度指标,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程度。而以基尼系数的节节攀升为标志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则表明了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严重弊端。这无疑会影响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从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来关注这种“悖论”的表现。最直接可感的就是经济的名义增长与相当部分国民实际生活的无惠。当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时,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村的人们还看不上电视,喝不到自来水,更不必说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这种让人尴尬的现实,暴露出我国发展的成果还没有惠及到全体人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曾经长期奉行“以农养工”的产业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提供廉价原料;在城乡发展政策上也倾向于城市。这些因素长期作用,便造成了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城乡畸形发展背景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从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考察上述问题,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健康因素集中体现为“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具体讲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这体现的是城乡发展的不协调。 2、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一般概括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区分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发展差异。 3、时期发展的不均衡。即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取向上的不合理。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两高一低”的特征——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很多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GDP数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取得的。有限的资源储备注定不能长久地支持这种高投低产的增长模式。 在这些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党和国家高瞻远瞩,从战略的高度上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现实问题,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表述为“五个统筹”,即在经济建设中,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下面,我们对这五个方面逐一进行简要解读。 1、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作为资金、人才和信息的中心,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也是后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现实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城乡结构:不仅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力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观念等一系列体制、意识障碍的存在,还正在加大这种差距。要改变此种局面,必须统筹兼顾——将农村和城市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快转变二元结构,协调两者之间各种资源交互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良性互动中形成城乡一体、彼此促进的发展格局。 2、统筹区域发展。从上文中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比较(表-3)能够认识到,收入水平的差异性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负面影响之一。然而,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观(沿海~内地),到1999年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标志的区域发展政策的转变,表明决策层对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今后的工作是:要结合各地方具体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资金人力特点,充分发挥地区间的协作分工优势;在政策导向上,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予以更多的财政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为沿海省市和国外企业到内陆投资创造条件。同时,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 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却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问题。在持续高速的GDP增长下,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不健全,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国民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说明,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程度又是社会整体发展阶段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或者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为此,要努力实现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力争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进步。 4、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合理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及近枯竭和生态系统失衡。所有这些不仅将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与发展条件,而且也已经损害到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尽管我国早在90年代初就肯定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要贯彻这种发展观,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今后,要切实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把增强发展能力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结合,把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社会效益的创造相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前两年当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时,逐年扩大的出口为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当前60%的对外依存度除了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程度在加深,也提醒着我们要重视对经济发展安全性的考虑。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毁灭性冲击是要引以为诫的。因此,应该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将积极争取国际市场定位为辅助的外部动力;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始终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前提;全面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进一步扫除资源流通障碍,完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同时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各种挑战,积极扶植名牌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理念,促进自身的强大。 五个统筹,表述的是发展中的不同方面。但应该看到,这些方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它们共同体现着对矛盾原理和全面观点的运用,体现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依据。通过归纳总结,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人本、全面、协调、持续”四个原则,并且“发展”的思想贯穿始终。 四、科学发展观的运用——对当前投资过热的分析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中的很多经济现象。下面我们就把当前投资过热的问题,置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简要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已屡见报端。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以投资需求过旺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为标志的经济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已处于过热状态,目前的问题不是争论过热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政策来调整经济的问题。”(吴敬琏,2004—4)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我国终于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困境,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目前不能轻言过热,必须保护企业和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采取措施克服伴随高增长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继续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四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为局部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197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9.4%,平均物价上涨幅度是5.6%。将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与之相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物价涨幅,2003年及2004年一季度的数据都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值。 其次,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还相当严峻,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地步。 第三,消费领域刚刚有所升温。 最后,商务部对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商品却达462种,占77%。 应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8799亿元,同比增长了43%,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统计数字来看,2003年投资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部门: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长29.7%;二是汽车,投资增长87.2%;三是建材、钢铁投资增长96.5%,电解铝增长92.5%,水泥增长121.9%。(见表-6)因此,判断经济全面过热为时过早,现在需要做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局部过热、投资过热。 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导致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和油电煤运供求关系紧张。“瓶颈”制约作用的加剧,强化了居民对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预期,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显然难以持续,一旦大幅回落,很容易导致经济大落。再者,投资在即期是需求,在下期却是供给。过快增长的投资加大了未来的供给能力,很可能使未来的供给能力出现过剩,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泥坑。 最后,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消费率却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各行业发展思路上的不合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首先,部分地方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互相攀比的现象仍很严重,都把增加投资作为提高GDP的主要手段;其次,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尤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最为突出;再次,相当数 量的地方领导在政绩观上存在严重偏差,不顾人民利益而只考虑个人升迁,大搞各种形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增速过猛的趋势。 对此,吴敬琏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出现过热是投资效率太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借助于大量的投资来维持。2002年,中国全部投资占GDP总量的42%;2003年这一指标达到46%。而美国一般为10%,和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24%。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很差。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高投资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更进一步说,如何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一条既持续高速,又健康合理的轨道?我们认为,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建设“循环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人本经济”。 五、“人本经济”、“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本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这种特殊的国情和现实的矛盾,决定我国的长期发展必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依靠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的发展道路。实现科技进步,要求发展“循环经济”;依靠人力资源,要求实现“人本经济”。“人本经济”是目的,“循环经济”是手段。 应该说,人本经济、循环经济都不是科学发展观的首创。但是,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理论贡献。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人既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归宿。一切经济行为的发生,根本上讲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从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考虑出发的——不论表层的目的是买房还是购车。作为宏观经济行为体的国家,只是而且也应该是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所有经济成就的取得,最终都要以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的生存质量是否有所提高为根本判断标准。 “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循环经济则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以“减量、再用、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的。 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人本经济”定义为:以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整体生存质量的提高为根本取向,以建设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本效应”作为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理念。 要通过建设“循环经济”来实现“人本经济”的终极目标,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保证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首先,要保证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只有最基本的人权(如生存权)得到了保障,才有资格谈其他权利。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实现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建立人本、人道、宽容、民主的“绿色文明”。 其次,应保证多数人能享用基本的公共产品。例如,农村市场至今调动不起来,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过低,此外还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因素。国家应该多在这些方面努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 再次,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让拥有属于自己资产的人得到保护。当今权利受到侵害最大的是农民。至今为止,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现行的制度,只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债权关系,而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物权关系,这样就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关系,换句话说农民还不是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改革不但要使人们获得财产,而且获得的财产要得到制度的保护。 最后,要保护广大人民的知情权,健全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机制。有知情权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等。如果既没有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制,也没有一个良性的谈判与协商对话机制,人民的要求就无法顺利传达,就容易发生各种极端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走依靠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发展战略上,注重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合理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第三产业,以增加就业量。 在企业规模上,注重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占用物质资本较少,吸纳就业人员较多的优势。 在人才机制上,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 在人才流动体系上,鼓励各类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消除各种体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企业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参与分配制度,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建立“人本政绩观”。 长期以来,我们评价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水平和成绩,以及评价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是看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总是看几个主要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不少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只重视眼前和短期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后代人的利益。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关心收入、财富、经济的增长;追求经济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被放在首位。但经济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体满足程度和全面发展水平,才是社会发展与否的根本标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社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的,这就要求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需要实现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必须放弃“以GDP论英雄”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超级秘书网 第四,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政府的转型绝不仅仅是其经济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府同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涉及到执政党工作方式转变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想将科学的发展观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按照现代政府管理的理念,政府应由“人治政府”转向“法治政府”、由“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向“责任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医疗、保险、教育体系的建设,使得包括广大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要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支持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实现增长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企业要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实现清洁生产,建设“循环经济”,实现企业盈利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策略;增加科研投入和技术开发力度,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效率的转变;既重视经济效益,又关注社会效益,在促进利润增长的同时注意增加职工福利,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最后,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建设“人本经济”,还要求国民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变。 广大人民要树立自己是经济发展中心的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强化维权意识,时刻监督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经济行为,通过法律、舆论、社会仲裁组织等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同时,注意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培养对环境、资源、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促进“循环经济”、“人本经济”的实现。 经济论文:持续发展煤炭经济论文 一、实现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1.宏观调控,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 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干预煤炭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健全煤炭经济管理机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这一点呢?首先,应建立严格的煤炭经济交易准则,在规范准则的约束下有效监控煤炭经济的发展行为,竭力实现煤炭经济交易的公平、公正;其次,要着手完善福利制度,切实加强对煤炭行业各个阶层工作人员的关怀,留住人才、促进发展,实现煤炭经济内部管理的稳健运行;再次,需降低煤炭产业税率成本,实现对煤炭经济发展的全方位补贴;最后,加大对非法违规小煤窑的惩处力度,杜绝非法违规开采煤炭资源的行为,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 2.善于改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我国各类自然矿产资源的储藏量角度来看,煤炭资源居于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煤炭资源是发展社会经济支撑性能源。为了更好地利用煤炭资源、更好地发展煤炭经济,我国必须跟进时代潮流,善于改进发展方向,将未来煤炭发展方向对准现代化,冲破传统发展的瓶颈,加快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须时刻灵活调整煤炭经济发展方向,制定一套利于煤炭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策略,从而实现跨越式经济的发展。 3.革新理念,推进煤炭经济持续发展 要想有效革新煤炭经济发展理念,就必须大力倡导资源的持续利用、循环利用,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效推进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持续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利用率高、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排放量较低,这样的优势不仅可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还可以建立出煤炭与电力相结合的一体化发展产业链,这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煤炭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用价值。 4.重视基建,构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 此处的“基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缩写,发展煤炭经济之所以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对于开发地区周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都会带来一定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出生态保护完整体系。所以,政府应加大煤炭经济投资力度,大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在政策方面给予煤炭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支撑,还可以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以此鼓动各大煤炭企业进行污染物、废弃物的治理研究,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规避煤炭开发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恶劣影响。 二、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必须重视煤炭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杜绝浪费煤炭资源,极力挽回煤炭资源逐年枯竭的恶劣态势,在发展煤炭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真正实现煤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应注意的是,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绝非一朝一夕,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敢于改革和创新煤炭经济发展模式,真正为煤炭经济的发展迎来春天。 作者:安屾 单位:山西晋煤集团运销分公司信息科 经济论文:土地资源价值核算下水利工程经济论文 一、土地资源价值理论 针对土地资源价值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争论,这是由于土地资源价值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具体内容,不仅有效用价值,还有工程价值,同时还有哲学价值以及劳动价值。但是总体来讲,土地资源的本身的效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整体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量的影响,如果资源处于稀缺状态,将会使得土地资源价值急剧攀升。针对土地资源价值的具体构成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核算方式来进行明确[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无价的传统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样一来使得我国土地资源在利用以及开发过程中处于无序的状态,不仅存在强征强占的侵略性开发,同时还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面对这种情况,就必须通过量化的方式,对土地资源进行价值核对,这样才能够使得土地资源价值理论能够更加系统并完善起来。根据我国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土地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在人类的利用下产生多大的经济价值,使得人类能够进行有效利用。从整体上来讲,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性地位,土地资源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受到资源本身的稀缺性影响,同时还有社会供求关系以及是否能够进行资源替代的影响。 二、土地价值核算对水利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影响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的主导单位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并且针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能够通过水利工程相关的补偿性措施来进行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过渡或转让,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所以并不会对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我国水利工程中,多元开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这样一来项目产权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针对水电行业我国已经在政策上进行了全面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具体收购,就逐渐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体制下,通常都是通过影子价格来对土地价值进行量化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价值是针对土地资源进行评价的唯一衡量标准,但是却忽视了土地本身价值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核算将会对水利工程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果针对土地本身的资源价值进行具体全面的考虑,将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评价结论。所以在针对土地资源进行经济价值核对的过程中,要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经济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真实情况,并且更加全面系统。否则如果进行片面的土地价值核对,将会对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造成强烈的结果冲击,从而不能够对项目进行客观分析。 三、结语 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具体的价值核对,将会产生不同的具体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进行单纯的价值核对,将会影响到客观的项目经济评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考虑,将其自身价值列为经济分析的必要元素之一,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这样一来将会使得经济评价结果产生很大不同,甚至会与原有结论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将针对水利工程项母进行经济评价的方式或者系统优化。 作者:庞斌 刘俊秀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经济论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论文 一、我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的长足发展是无可厚非的,金融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然而,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部分观点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乏力是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认为我国出现了与美国一样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问题。经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成思危认为金融市场规模不应过分超过实体经济,比例应在5左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为1,最高时也不过1.5,世界平均水平是12,而美国2000年时就达到了5。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发展并未出现过度虚拟化,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达与实体经济的最佳比例。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未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未处理好协调发展、功能匹配、紧密结合的三个方面的关系,破坏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促进共生的动态平衡,制约了实体经济良好、持续发展。 (一)违背协调发展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繁荣,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阻碍和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民间融资混乱发展,企业资金断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等现象频发,出现了地区经济空心化。 (二)违背紧密结合关系 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以及工具多样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得银行业无法自发与实体经济匹配起来,需要政府运用调控手段来进行调节,然而行政手段的不灵活性,往往造成要么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要么流动性过于萎缩制约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后果。 (三)违背功能匹配关系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对于银行的需求十分迫切,但短期内银行未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诉求,例如几年来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急需资金维持经营,但我国融资方式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而商业银行恒定的信贷规模以及国企、央企、大企业的资金刚性需求,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中小企面临融资困难、难以为继的窘境。再加上部分行业发展一旦出现波动,银行纷纷采取退出策略、减少授信额度,更加大了小企业资金流动的难度。其他诉求还包括出口支持、技术改造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支持等众多方面,银行都很难一一满足。 二、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建议着重从以下方面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一)以转变经营理念为基础,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 当前银行业仍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绝对主力,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银行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银行业要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运行趋势,主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深对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的认识,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充分发挥银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优秀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银行业新发展。 (二)以促进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银行业发展规划 银行金融机构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持续改进和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别化发展,突出中小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的作用,指导银行形成各自的信贷优势行业。努力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业体系,确保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以满足实体经济要求为目标,推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加强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对接。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切实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在信贷投向上,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新产业、新动能、新力量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还要加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四)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鼓励开展改革创新 从宏观上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完成,提高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将推动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与自身发展转型有机结合,跟随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推进银行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转型。微观上,促进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科学性、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丰富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服务手段和渠道,切实改进金融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获得性和便利度。有针对性地拓宽抵押品范围,有效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传统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更好地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实现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匹配发展,既是国家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又是牵扯具体金融机构的微观问题。银行监管部门更要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把控银行业整体发展方向,敦促银行在保证稳健运行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宁 黄时 经济论文: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论文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特点 (一)兼并行为导致经济体过于集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很多大型的金融企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兼并行为,这就使得全球经济体分布得过于集中,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会为金融机构中的高层管理人员追求更高薪资提供平台;另一方面,经济体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金融机构出现道德风险,很多金融机构利用规模扩大的优势,对破产风险视而不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1]。一旦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为了经济的稳定就不得不对其伸出援手,这也进一步消除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顾虑,甚至做出与自身发展目标相悖的风险经营行为。 (二)经济活动在金融经济中出现过多 因为金融经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资金上,与实体经济相比都有着很大优势,这也就导致很多经济活动都趋向于在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进而使实体经济所遭到的挤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这也使金融经济领域的交易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粹投机行为,促进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 (三)两者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均衡使得前者中大量存在的投机因素对经济指标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很大一部分的价格指数都因此很难得到真实的反应,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无法完全显示出来,这也就使得价格指数丧失了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反映作用[2]。其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受到的损害相对严重,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中流失,随之流入金融经济领域中,而金融领域中因投机行为的频繁而出现虚假繁荣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利弊分析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实体经济,这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世界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演变。这种现象有利也有弊。其有利方面在于金融经济的地位提升使得社会资源大量流入金融经济领域,在整体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对资金的流动与配置起到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配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3]。其缺陷方面在于两者之间的失衡使得金融经济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甚至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消极影响。金融经济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一旦两者分离,无论对金融经济来说,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说,其破坏性都是空前的。所以,合理把握两者之间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两者分离的原因是解决当前困境必须要走的路。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在规模、数量、地位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后者,随着这种现象的深入,两者的分离也一定会对社会的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两者分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大体上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资产增多使风险增大 在讨论金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从时间顺序与现实贡献的角度看,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经济相比更具备根本性,从发展层面看,在实体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以后,金融经济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另外,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期,金融经济想要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但是,实体经济在世界性的交易过程中需要外汇,而外汇又要依托于金融经济,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风险又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金融经济中[5]。所以,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因此增加,这对经济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导致 从技术角度看,技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创新,而经济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国际化特点,金融经济的类型也以此为基础越来越多,从而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提升金融资产的比率。从制度角度看,由于金融经济大于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很多非理性行为都与两者的分离有很大关系,这些行为因为制度因素而产生的。 (三)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 金融管制的自由化与弱化膨胀是影响两者分离的直接因素之一,弱化主要表现在国际之间解除了金融管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国家内部也会对金融管制进行弱化甚至解除,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交易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前局面的产生,而上述的三个方面起主要作用,想要阻止两者的分离,也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将两者之间的比重与相互关系协调好,从而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四、金融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任何层面上的经济发展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金融经济来源于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所以,金融经济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完成发展,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存在于金融经济领域,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实体经济,而金融经济的过快发展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下,就会形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满足以及强化的倾向加强,使得金融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甚至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干扰。由此可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机构与企业需要必要的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支撑。五、结论综上所述,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引导金融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而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也需要遵循为人民、中小企业以及科技创新服务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金融经济发展困境的主要方法,更是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 作者:徐垠 单位:徐垠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经济论文: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环境背景下高职思想教育工作的功能作用 (一)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导向性功能 人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行为价值判断的选择都会依靠自己坚持的思想价值体系来认定和评判,而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是青少年时期,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成为高职院校教学任务的重点,善于引导学生在追求奋斗目标的同时应该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具备区分是非曲直以及能够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面对社会各种经济以及权力诱惑的同时,要做到用正规渠道获取,要有良好的自控力,高职院校需要向学生开展社会不良风尚的教育课程,让学生能够从主观意识层面牢记社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一种良好的环境铺垫作用,而高职院校的教育方针和内容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的发展水平进行不断的创新和更改,要能够从根本上去引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性作用 高职院校为社会所创造的主要价值在于培养了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其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技能的操练,让学生能够更快的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技术需要。在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要层面的教学指导任务中,应该向学生推崇职业道德教育以及职业素养要求的教学任务,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观以及劳动观教育。思想决定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改变会影响其对事物的行为反应。 (三)增强学生自我赏识的主观能动性功能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以及家庭压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的学生心理落差度比较高,与普通大学的学生相比心理问题较多,其原因在于很多的学生走进高职的校门处于一种被动感,其中成绩不理想、厌学应付父母的学生占大多比重,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是处于一种享乐的状态,整体抱着混日子混时间的心态,浑浑噩噩的扎堆玩耍,这种现状也是高职院校整体学生素质教育能力的得不到较大进步的重要原因。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不足导致自卑感较强,使得在自我赏识层面处于一种低级的状态,这就会对学生进入职业生涯的人际交往活动产生十分不利的因素。对未来生活也缺乏奋斗目标。所以高职院校需要针对其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在思想教育学习中提高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学会提升自我赏识,优化心理素质,在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注重人格自我魅力的培养,能够更好的完善学生自我思想观念体系。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思想教育工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行有效的改善十分的重要,要从根本上认知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在面临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应该如何借鉴和变革,从而谋求到适合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对策,提高高职院校的整体思想文化水平,为创建优质校园文化气息而努力奋斗。 作者:胡平 刘鹏程 单位: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论文:商业文化市场经济论文 一、商业文化由商业行业向全社会扩展,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文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商业文化属于商业系统的“行业文化”,它的舞台是全国商业行业,对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商业行为发挥作用。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了。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突出,是作为生产的补充形式和辅助环节而存在,其功能受到压抑。这个时期的商业文化自然带有鲜明的行业背景和色彩,属于行业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商业更高的地位与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个行业而存在,也不再局限于充当生产的补充与辅助角色,转身成了一个社会性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这个产业链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自身,甚至把生产环节也纳入进来了。现在所讲的商人,也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流通活动的人们,而且包括一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无论生产者还是流通者均属商人。从社会分工角度上看,无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它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业活动。商业涵盖了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所有环节,集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商业文化也就必然的从原来概念下的行业文化延伸到了全社会,成为社会所共有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的社会性来自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凡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计划经济下的商业职能是分配生产部门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则是市场经济的枢纽。所谓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高速发达的商业经济。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这种经济为主流的商业社会。不仅商业活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而且商业活动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各行各业都在重视的品牌文化、促销文化、时尚文化、健康文化、休闲文化、养生文化、旅行文化、娱乐文化等,都是受商业活动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是商业文化新的元素和表现形式,延伸着现代商业文化的内涵。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创新了互联网文化,是新时代商业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它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影响。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力量。它从一个侧面有力的反映出商业文化的广泛社会性,说明商业文化已经在客观上上升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层面,起着主流文化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认识它,正视它,因势利导的培育它,扶持它,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二、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不同,它的生存土壤是整个社会,统一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性,意味着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育和建设的商业文化,是全社会、全民族共有的。尽管市场经济千姿百态,错综复杂,但商业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发展方向,基本内涵,优秀价值,以及倡导的商业精神,都是统一的,体现的是全社会和全民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追求。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宽,涉及数以百种行业,数以千种产业,数以万种市场,数以亿种商品,犹如一条奔腾的江河,浪淘不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也就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每一种不同的商业活动都反映出特色不同的商业文化,每个商业活动均是这一文化海洋的一滴滴水珠。他们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反映出多样性的一面。就拿商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来说,我们是一个饮食大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间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每一种饮食文化元素都反映着它那个民族与地域所独有的特点,众多的饮食文化汇集在一起,就如同春天里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还有近几年来随着商会经济的兴起,商会文化也伴随产生,并且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相互辉映,构成了我国现代商业文化一副灿烂的画卷。虽然商业文化是建立在各种商业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每种商业活动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任何特殊性均反映着普遍性和一般性,商业文化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反映着商业文化的共同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性。因为各种商业活动必当遵循诚信经营、文明经商的商业文化本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行走天下。商业文化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倡多样性,鼓励不同商业文化特色与风格的培育发展,更要强调统一性,要在统一性中呈现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更高层面的统一性,在“百花齐放”中繁荣我们的文化,彰显文化的魅力。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步伐加快 当前我们正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切经济活动都面向世界,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尤其处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所有商业活动已经没有什么行业界限,也打破了国界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商业文化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享走向共享,从分割走向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个趋势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提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现象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碰撞的结果,不像过去形成了对立,而是走向了融合。这种不断发生的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现象,也就推动了现代商业文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社会以来,大量的外来文化随着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涌入,不少先进的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例如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于农耕文化具有强烈的、正面的积极推动作用,带来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是外来文化的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对于本土文化的精华成分的伤害和破坏。例如,西方文化中对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深刻的揭示,当这一外来文化涌入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之时,由于长期我国农耕文明所导致的缺乏抵御这一西方文化糟粕的能力,结果,在盲目照搬照抄,甚至于全盘吸收之下,为了贪婪地追逐利润,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近几年来社会上假冒伪劣盛行,正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从文化高度反思,本质上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被稀释、被冲淡、被抛弃的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现实来看,这种碰撞与融合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正面的碰撞带来了有效的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交融的新机制,在文化基因层面由正能量的对接而互补、互生,水乳交融,由此创新和丰富了商业文化的内涵,使之赋予了时代的新特征,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第二种情况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中并没有形成新的文化元素,只是在表层上部分的结合了,遇到文化内核的排异,出现文化隔阂,甚至于缺乏融合的机制。这主要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所造成的。但不管怎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们所要做的是既要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参与融合之中,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起来,同时又要在融合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要通过融合洋为中用,而不能丧失自我,当了文化俘虏。 四、商业文化建设重点由传承转向创新 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的经济体制,最需要的是创新。近几年来人们都感受到了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活动与商业模式不断出新,商业文化也正在纳入互联网元素,吸收互联网的文化精髓,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与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文化,突出的标志就是融入“互联网思维方式”,将传统商业与移动互联网实现新的全面嫁接。互联网作为一种先进工具,绝对不可能离开其他产业,过去所讲的“颠覆思维”也许并不正确,互联网并不是一个颠覆工具,而是一个融合工具,将各个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融合起来,成为新的更加强大的产业。如今,商业文化也融入了“互联网+”这一新元素,“电商文化”就是商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标志和主要方向之一。如今不少传统商业转型困难,根源之一是在文化上出现了瓶颈,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文化这一先进的商业文化,结果在惊慌失措中找不到方向了。其实,互联网文化并不神秘,也不可怕,关键是将商业文化提升到互联网水平上,具备“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连接一切思维”这十个“互联网文化”的优秀元素,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推进传统商业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劲动力,传统的商业文化随之进入互联网商业文化这一崭新的阶段,我们要主动拥抱互联网,让商业文化注入互联网基因,丰富商业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商业文化的整体水平。 五、商业文化价值成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内核。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这个基本内容里,商业文化的价值成为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商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诚信意识、敬业精神、友善态度”,要求一切商业活动均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敬业是对所有商人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商人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更是我国千百年商业活动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是现代商业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是当今我国社会最高层面,最有中华民族底蕴的文化成果。商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全社会最优秀的商业道德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商业活动中所培育出来的优秀文化价值,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有了充分体现,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商业文化正在一步步生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王作言 吴兴杰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析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 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 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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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地方性、区域性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文章重点以陕西省为例,从话语研究的多学科视域出发,通过分析广东深圳、浙江、陕西、四川等地方自然人文地理经济优势,说明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总体思路。 关键词:讲好地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软实力建设;深度观 一、引言 目前,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人类社会站在新十字路口举步维艰。近观中国,2021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局“十四五”、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各地方政府如何积极主动创新、构建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活生动的中国地方故事,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具体地方小我的过程中,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最终在全球汇聚成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际形象,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响应具体“表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识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区各省份也积极响应,联动共振,努力通过话语构建自己的地域品牌。本研究的提出,一方面响应符合我国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国内各区域或地方对该话题的认识和建构有示范溢出作用。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及时构建系统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地方故事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宏伟目标。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2008年学术界的话语研究开始从国际传媒角度强调中国需要在媒体领域加大国际话语权。话语和话语权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一些大城市如重庆、西安等对外话语建构与形象塑造上[2][3]。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重庆、西安等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然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具有辐射和联动效应,但是只依靠个别城市的零星话语建构,其影响力不如以拥有共同地理、文化、经济特征的区域、地方或全省为单元来进行建构。虽然各地方专心建构好自己的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地域品牌,中国的整体综合话语能力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由之提高是逻辑常识,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知网中搜到的唯一的一篇以地方(新疆)为主体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构是基于系统功能学理论,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等方面进行的分析[4]。结合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5],我们认为对身处西部核心地位的陕西省、四川省等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构想研究,对于宣传国家的政治理念、建构民众心理、塑造积极开放的地方形象具有重要的区域性和全局性意义。话语和话语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广泛被社会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引用。本文的出发点是社会学。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位将话语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6]。通过陈述,符号得以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内容关联起来。因此,话语不只是包含内容或表征的符号,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6]。对福柯而言,符号构成话语,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远多于符号指称事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更为深邃,无法为语言所还原。通过符号化的陈述,话语可以将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与经济产物提炼,从中抽取出能够代表地方的元素,再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传播和生产,打造出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地方名片,这是建构以地方为主体的文化经济话语体系的根本。话语以符号为标志的特性固然重要,但要强调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不能忽略作为整体和系统的经济文化话语需要面临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制约,也就是在经济文化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以实践为导向,才能将符号和话语的效力发挥到最大。社会理论家、“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对话语的研究进行了推进。他在吸取伯明翰学派前辈学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权力、主体、差异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提出话语是方式,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同时,话语也是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由此,话语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通过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由于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人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即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指明了话语的核心是其实践性而非抽象理论,这使得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由此,话语的建构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立足于具体实践和具体知识,它关注话语的基石是否稳固,以及从何而来[7]。明确了话语的概念后,话语和话语权的区别,话语体系的理解就容易许多。前者是人们交流的媒介与工具,而后者是指人们言说的权利与权力,是由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由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建构起来的,并由话语主体(言说者、被言说对象)、话语主题(言说什么)、话语载体(用什么言说)等要素构成的体系。“话语体系”则顾名思义,为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它涵盖着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不但涉及表层的“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问题,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其中后者又自然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8]。 三、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 笔者认为,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包含该地方的经济发展、地理资源优势,地方或地域文化(地方物质、精神、历史、饮食文化)特点的挖掘研究。地方文化应含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或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文化传统,应是该地方特有的地理生态、文化传承、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地方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各地方可依次整合自己的地方/地域优势,构建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形成自己的地方或地域名片。中国东南沿海诸省份或城市大多经济发达,有自己的鲜明的发展特色,并早早地就有了建设自身发展品牌的意识。这里以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创意之都”[9]的深圳为例。深圳一年活动频频,“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无论是其农历新年正月的“新春关爱”、阳春三月的“‘一带一路’音乐季”,还是盛夏七月的“WDC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金秋十月的“深圳国际创客周”、十二月的“创意十二月”,深圳市所举办的活动个个都充满创意,引人入胜。这些都深刻反映出深圳市政府要努力摆脱人们对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传奇的偏颇认知,努力打造深圳城市名片过程的良苦用心。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繁荣,文化的发展让城市真正赢得尊重。针对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2016年初深圳“十三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10],提出了一系列在城市精神、文化品牌、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产业等领域打基础、补短板、谋长远的创新举措,为深圳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政策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积极打造都使得深圳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根基初步形成。同属东南沿海省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经凝练出成熟的“浙江精神”。浙江下属的全国最早提出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建设和发展的示范地区。多个电子商务服务功能示范区依托这些产业园,带动旅游、商贸、金融、证券、教育、医药、物流、房地产、纺织、化工、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电子商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成为杭州最主要的城市名片。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隶属中国大西北,身居华夏内陆腹地,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的陕西———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没有东南沿海省份与城市的发达经济,但是其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其核心不仅在于物质性遗产,更重要的是流传至今的一种文化特质,包括陕西文化中深刻的民族代表性和历史厚重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取向。如果从广泛的国际市场经济参与者来定义陕西省的角色,那么陕西省的话语基石可以说是建构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地位之上,建构在千年政治、文化与历史实践和当代改革开放经济实践的基础之上。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浩若烟海的各种文献和口头传说是陕西积累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的厚重底蕴,是陕西和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宝藏。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裸体彩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代表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部中心城市,位于中国的几何中心和大地原点[11]。6000多年历史的半坡遗址,自北宋建立的藏石碑3000多块、被誉为石质历史书库的碑林博物馆;文物储藏量全国之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译经之地大雁塔等文化瑰宝都汇集在西安市内。与此同时,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12]这些古代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西安附近临潼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以及华清池等,也都是世界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是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支点,是区域性物流商贸中心。它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西北工业重镇、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有“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陕西还拥有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有号称天下第一险峰、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五岳之一的华山等一大批中华文明、中华地理的自然标识和精神标识。除却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瑰宝,陕西地域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突出地位。享誉古今历时800余年的关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不但上承孔孟之志,还批判性地融合了老庄之道和域外佛学。关学的宏大使命意识和办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3]。东南沿海发达的省、市,以及中国西部的陕西构建对外经济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然成熟。那么,西南地区呢?不说直辖市重庆,仅以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为例。根据成都市政府的官网宣传可以了解到,特大城市成都是唯一一个副省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此外,成都还是我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是内陆地区领事机构最多的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都有许多部级科研机构和研发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近年来,成都先后获世界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中国十大创业城市等荣誉。所有这些特色有机整合起来就构成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在用这一套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宣传成都过程中,中国故事也会得到很好的具体的阐释。中国类似这样的有特色的省、市不胜枚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洗礼积淀,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奋发腾飞,经过2020年以来没有硝烟的抗疫和脱贫攻坚战的锤炼,都具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各省市区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提炼、挖掘自己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地方故事,以便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对外宣传自己,更好地促进自己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鲁迅1934年在其作品《致陈桥烟》中有谈论木刻何以独特的桥段。他指出:“我的主张加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是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及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给予中国之活动有利。”其中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个地方应有尽有,并散发着独特的地域光芒。凡此种种,都说明地方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整合其独特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资源,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通过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充分展示自己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优势,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树立各自的地方形象,通过讲好地方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 四、建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总体思路 (一)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应本着顶层设计、系统思维的原则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立体完备系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做好顶层设计。人文学科的细分会导致如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等一些问题。基于此,应破除学科及学术藩篱,吸纳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互有关联领域的博士、专家,形成一个维度广阔、互为交织、跨学科学术思想明显、研究视角新颖、符合时展要求的大文科智库团队。在博采众长、积极碰撞中,对该体系进行高屋建瓴的统筹规划。这与Tochon[14]、龙翔[15]等学者[16][17]提出的深度观不谋而合。深度观,不仅仅相对于浅层观而言,主张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间知识的融合,主张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反对碎片化。然而就目前情形来看,虽然各个部门,尤其是各地方新闻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着各种宣传报道,于其对外良性正面积极形象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构思和设计,各个系统仍旧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存在“自话自说”的松散现象。学界的多数学者也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兴趣,就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舆论并未形成。这样就使得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缺乏一个宏观、系统的把握,难以形成气候。因此,各省市区主要媒体应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强化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在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地方外宣旗舰媒体中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生力军。需要强调的是,在以地方或各省份为主体的整体性话语建构中,不仅要有顶层规划中设计宏观的观念和形象,也要从中观的经济文化制度、方式和路径以及微观的生产者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层面下功夫,上下联动,才能真正达到对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和地基建设的把控,瞄准话语的核心,夯实话语的基石。话语社会学理论基础决定了这一非物质形式依旧离不开物质层面的实践和操作,不能脱离现实。 (二)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上应有全局和发展的眼光,注重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应有全局观和超前意识,应注重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应围绕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设主题,对本省不同地区和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等各自经济文化发展特点、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同时在亚洲及全球搜集在地理、经济特色上相似,但经济文化发展很好的国家城市和地区,建立数据库,并按照三个维度,即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体系、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能力、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权等,将数据库中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定量、划级、分类、整理,然后与世界经济文化城市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查缺补漏,最终形成具有超级辨识度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话语权高契合度的建议。 (三)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四大重点 地方对外经济话语的理论体系构建可从图1的四个方面着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研究、对外经济话语与外语教育教学关系研究、对外经济话语特征研究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研究。在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四大重点的每一个重点都可以深度地继续向外延和向纵深拓展。如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与外语教育教学的关系就可以以高校外语教育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深入拓展开去,着力在大学生中进行语言、文化的深度教育。众所周知,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民语文。在不断改善、提高我国语言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基础功能、文化亲润功能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并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各省市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其中外语深度教育[15][16]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广大外语教育者的重视。在全球化形势下,在人们能轻易地获取各种外媒信息的大环境下,高校英语教育应该整合学科资源,在传授英语语言及其所含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中国与他国语言对比、汉语与他国语言翻译、口语转换中使高校的学生在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省市区情中增进“四个自信”,使之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能积极尝试利用外语讲好地方故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班人。在有效地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借此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能力。换言之,外语教育应侧重如何促进国际理解与讲好中国故事路径研究。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全国高校都在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建设新文科。外语学科也不甘落后,做强大外语,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在外语教育界多有呼声。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将地方或地域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融入大学外语教育中,对推进各大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提升各地区形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深度观,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可分别从叙事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语言管理学和经济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去细化研究。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可以尝试从省市区各级领导人公开场合的话语传播、政府经济文化报告的话语传播、媒体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经济文化外译传播等角度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后进行建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理论层面总体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其应秉承对地方文化内涵精神的再现以及适当发展的理念,消除地域文化偏见及文化歧视,剔除文化中的历史糟粕,推进地域文化核心精神内涵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升级。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14]值得借鉴。 (四)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实践层面应注重的问题 实践层面上,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注重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两个问题。各省市区应深挖本地古文化、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民俗文化及红色文化等,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们是中国每个省市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它们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用今天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自媒体、融媒体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打造文化名片为目的,各省市区的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节、旅游节等活动都是重构地域或地方文化话语的具象化体现。各地区地域文化的民间读本也应注意连接经典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此同时,发挥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作用,通过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广泛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在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过程中,注意运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自媒体、融媒体文化背景下,地方或地域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是多元互动,不断变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话语构建,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及价值观念等,也不是为了强化不同地域条件下的文化差异或谋求相互认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在建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地方遗产将得到保护与展示,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得以推动。 五、结语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离不开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视野。很早就有学者对社会学与语用学[18],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19]的关系做了深度剖析,但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就拿“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张地域文化名片来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对外呢?我们做过调研,结果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报告。其实这些学科之间就如同一张难以分开的大网,这也是我们本文倡导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深度观。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当前国际不确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做出了促进双循环的决策。“后疫情”时代,如何与祖国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是地方每一级政府都应该认真积极深度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社会学的话语理论渊源为基础,倡导多学科深度融合,以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必要性为题,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思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视,以期在立足自身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存量,整合自身资源,加强地方自身经济文化内循环的过程中,放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积极主动构建地方自身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共同营造和平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增强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塑造中国各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希望通过用心讲好中国区域故事,共同唱响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2]宋晓婧.西安形象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的话语建构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34(11):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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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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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扩大,西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也大量涌入我国的高校校园,冲击着学生的思想,因此,全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敏感性,树立积极向上和稳定健康的思想观念,是高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一定的形式和内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兼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二、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中外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能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科学理论或学说。尽管它们之中也有许多包含着真知灼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观念,但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遮蔽了其本来面目。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则坚持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实现了彻底的变革,从而站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经济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我国正积极地向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迈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经济发展和贡献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首先,它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保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作用,如: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其次,它可以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制度、经济道德和科技精神等,通过改变经济活动中的相关因素来参与市场的管理,推动经济的发展。再次,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直接和有效地促进精神文明转化为物质财富。政治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才提供保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和武装人民,使人们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灵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文化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跟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思想等密切相关。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特性化,实践化,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处理事情的基本方法,是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的需要。 三、高校应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中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国内矛盾明显增多,国际环境也日益复杂多样,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挑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引领学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成为新时期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其科学理论的经典文本,不学习原著,就容易对其知之不深,理解不准,产生断章取义或扭曲真理的情况。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充分地理解其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的先进性,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引领自身的行动,增强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生活及现实需求,便会影响其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以往有些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存在以某种信仰、某种观念为根本,忽视学生的实际发展和主体需要,带有强塑性,反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的愿望和积极性。因此,正视、重视和理解学生,不把其只简单地看作受教育的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启发他们的主体意识,从而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教学相长,激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结构,做到育人的主体多元化,和方式的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成立专职的队伍系统,也应要根据学生的日常具体需要建立满足其发展的兼职队伍,实现多元供给主体的优化配置,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实践需求成为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的素材和动力。如,在学生的科研实践中潜移默化地使其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思政课的学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寻求多样化。随着互联网+的时代的到来,以往的课堂集中授课模式大受冲击,而新的时代特点则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并根据不同地方和各自高校自身的实际转变方式,优化资源配给,提高教学水平。最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学生的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坚持和体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使学生提供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激励和鼓舞学生;但同时也应立足于社会现实,解决学生实际生活的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教育的说服力。比如,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和分析为什么现今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什么还存在诸多问题等,使学生在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中,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四、小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呈现出不断频繁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复杂。正如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我们也应当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国家在全面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学生成长成才的日常需求,创新发展模式,优化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简介】成有杰(1993-),硕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郑永廷等.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J].思想教育研究,2006(2):4-11. [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28. [5]严俊雄.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尝试和建议[J].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3):5.
农田水利建设路径探讨:农田水利建设路径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国在多个领域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在农田水利的建设管理模块上却没有让人满意的改进。国家已经在对出现的这些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成效是有的,但纵观目前现状,形式依旧严峻。 1体制改革使农田水利建设责任不明筹划困难 在改革开放之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决定支出多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如80年,用于农田水利的资金占到了全国财政的1.87%。分灶后,地方政府占有国家财政的大头,中央政府难以自给,将用于小型水利的事业费下包给了地方,分税制之后,中央开始占有分配大头,但却没有收回对农田水利的资金发放,农田水利建设费用仍有地方政府支出,但在此时,地方政府自身财政都入不敷出,没有足够的资金分配给农田水利,农田水利的责任究竟在哪家也就无法落实。为弥补这一状况,中央在2005年下达了一号文件,开设了小型农田水利的专项补助金,金额逐年增加,但比起过去农田水利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仍然偏少,对于农田水利的当前现状的帮助也是杯水车薪。 2社会发展使农村群众积极性降低 改革以前,农村的劳动力基本都是农民,靠种田耕地为生,这个阶段,关系到农业生产水平的农田水利得到了农民的极大重视,很多群众甚至自发大兴水利,扩建工程。但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承包制开始实行,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务农糊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进,他们给城市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动力,但相对应的,农村农业人口也在大幅减少,到了2008年,农村依然还是农业户口的比例已经降到了55%,这其实还包括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 不仅如此,农业给人们带来的收入也在不断减少。我国人多地少,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建,用于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少,每个农民可以承包的土地规模也有限。在两工制度犹存阶段,国家还可以组织农民兴建水利,但如今,制度改变,社会环境变化,再要求农民们像改革开放前,自己承担建设农田水利的劳力和财力是非常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尤其近几年国家对农村税费进行改革,农业税、村提留等税费被取消,为了维持学校、政府的运转,中央已经承担了改革所需的大部分成本,但因此带来的对农田水利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并且,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农田水利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低标准建设,就地取材了,普通农民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帮助影响越来越小。修建合格的水利工程,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也必须由专业队伍来建设,采用机械更加先进,材料更加现代。据了解,当前工程建设时,仅依靠人力完成的部分已不超过10%。即使农民想要积极参与,也存在技术和观念不足的问题。 以上问题,都使得农民对于修建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但是,农田水利对农村群众的影响降低,不代表国家不用再依赖农田水利。面对这样的状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来改善水利工程的建设。 1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管理 首先从体制入手,要尽快明确水利工程建设的责任所在,明确工程竣工后其产权所属。建议对于大中型农田水利由国家和地方共同管理,加大中央在农田水利这一块的投入,保证农田水利建设的进行;而田间小型工程由农村集体管理。对农村小农户积极引导他们参与水利建设的入股,将所有用水农户连接成一个整体,实现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体制。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村民对农田水利建设及利用的监督机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不断更改完善,保证农田水利设施能合理建设,有效使用。其次要继续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完善,水利设施建成后,全村都要共同维护,拒绝任何形式对水利设施造成破坏。提高村民们对工程的保护意识,使他们能认识到农业设施的重要性,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正常进行。 2提高农民建设水利的积极性 让农民根据自身生产需要决定水利设施需要投入的力度,让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成为他们额外的负担,使他们充分意识到,农田水利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有着很大的帮助,释放他们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如今“一事一议”的政策,发挥其优势,帮助农田水利良性进行。国家对于积极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农民要适当扶持,给予奖励。吸引来自社会的资金力量,将农田水利的建设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不仅有利于兴建水利,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 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切不可在工商产业发展繁盛的时候忘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田水利是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田产量的巨大助力,是农村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加快农村水利建设势在必行。(本文作者:程秀禄、杨秋燕 单位:孟州市水利局) 农田水利建设路径探讨:小议农田水利建设路径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我国在多个领域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但在农田水利的建设管理模块上却没有让人满意的改进。国家已经在对出现的这些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成效是有的,但纵观目前现状,形式依旧严峻。 1体制改革使农田水利建设责任不明筹划困难 在改革开放之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中央决定支出多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如80年,用于农田水利的资金占到了全国财政的1.87%。分灶后,地方政府占有国家财政的大头,中央政府难以自给,将用于小型水利的事业费下包给了地方,分税制之后,中央开始占有分配大头,但却没有收回对农田水利的资金发放,农田水利建设费用仍有地方政府支出,但在此时,地方政府自身财政都入不敷出,没有足够的资金分配给农田水利,农田水利的责任究竟在哪家也就无法落实。为弥补这一状况,中央在2005年下达了一号文件,开设了小型农田水利的专项补助金,金额逐年增加,但比起过去农田水利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仍然偏少,对于农田水利的当前现状的帮助也是杯水车薪。 2社会发展使农村群众积极性降低 改革以前,农村的劳动力基本都是农民,靠种田耕地为生,这个阶段,关系到农业生产水平的农田水利得到了农民的极大重视,很多群众甚至自发大兴水利,扩建工程。但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承包制开始实行,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务农糊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进,他们给城市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动力,但相对应的,农村农业人口也在大幅减少,到了2008年,农村依然还是农业户口的比例已经降到了55%,这其实还包括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 不仅如此,农业给人们带来的收入也在不断减少。我国人多地少,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建,用于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少,每个农民可以承包的土地规模也有限。在两工制度犹存阶段,国家还可以组织农民兴建水利,但如今,制度改变,社会环境变化,再要求农民们像改革开放前,自己承担建设农田水利的劳力和财力是非常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尤其近几年国家对农村税费进行改革,农业税、村提留等税费被取消,为了维持学校、政府的运转,中央已经承担了改革所需的大部分成本,但因此带来的对农田水利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并且,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农田水利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低标准建设,就地取材了,普通农民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帮助影响越来越小。修建合格的水利工程,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也必须由专业队伍来建设,采用机械更加先进,材料更加现代。据了解,当前工程建设时,仅依靠人力完成的部分已不超过10%。即使农民想要积极参与,也存在技术和观念不足的问题。 以上问题,都使得农民对于修建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但是,农田水利对农村群众的影响降低,不代表国家不用再依赖农田水利。面对这样的状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来改善水利工程的建设。 1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管理 首先从体制入手,要尽快明确水利工程建设的责任所在,明确工程竣工后其产权所属。建议对于大中型农田水利由国家和地方共同管理,加大中央在农田水利这一块的投入,保证农田水利建设的进行;而田间小型工程由农村集体管理。对农村小农户积极引导他们参与水利建设的入股,将所有用水农户连接成一个整体,实现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体制。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村民对农田水利建设及利用的监督机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不断更改完善,保证农田水利设施能合理建设,有效使用。其次要继续在这一方面的法律完善,水利设施建成后,全村都要共同维护,拒绝任何形式对水利设施造成破坏。提高村民们对工程的保护意识,使他们能认识到农业设施的重要性,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正常进行。 2提高农民建设水利的积极性 让农民根据自身生产需要决定水利设施需要投入的力度,让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成为他们额外的负担,使他们充分意识到,农田水利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有着很大的帮助,释放他们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如今“一事一议”的政策,发挥其优势,帮助农田水利良性进行。国家对于积极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农民要适当扶持,给予奖励。吸引来自社会的资金力量,将农田水利的建设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不仅有利于兴建水利,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 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切不可在工商产业发展繁盛的时候忘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田水利是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田产量的巨大助力,是农村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加快农村水利建设势在必行。(本文作者:程秀禄、杨秋燕 单位:孟州市水利局) 农田水利建设路径探讨:彬县农田水利建设路径研讨 建国以来,彬县人民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共建成各类灌溉工程159处,灌溉面积7.56万亩,但灌溉工程损毁严重,导致5.16万亩灌溉农田失去灌溉条件,重新变为旱地。据规划调查,主要原因是85处工程超出运行年限已报废,41处工程因高速公路及铁路建设被拆除,15处井灌工程因村镇建设等原因被填埋而报废。目前,彬县农田水利设施从总量上讲,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2008年仅有18处小型水利工程控制2.4万亩农田的灌溉,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27%,灌溉能力偏低,抗御旱灾的能力不强。彬县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县,县财政投入农业灌溉工程资金有限,同时,由于农业灌溉工程建设是一项投资回收期限长的公益性工程,社会各界投资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近年的各项工程建设主要依靠国家项目投资,虽然促进了该县农业灌溉工程建设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加快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必要性 农田水利工程在抗旱减灾、发展粮食生产、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可以消除水旱灾害,实现农业旱涝保丰收。干旱是彬县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据统计,1990年~2010年21年间,共有19年发生干旱,而且有11年都是两次旱情,每发生旱情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旱灾,其中较严重旱灾6次。不但对农业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用水以及生态环境用水造成影响,而且还会波及到生活用水,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彬县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将有力地推动县域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工程实施后,新增灌溉面积8.16万亩,恢复灌溉面积5.16万亩,按每亩年增产50kg计算,则年增产666万kg,效益显著。二是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农田水利是农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因此,加快农田水利建设,修建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是增强农业抗灾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一件大好事,是十分必要的。 工程建设规划 1规划原则 突出重点,川道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塬面以果树建设为中心,走富裕化道路。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分类指导,重点突出,稳步推进,讲求实效;坚持立足县情,立足水源,统筹规划,最大限度地发展雨水集蓄、堰坝、抽水站等小型水源工程建设,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率。以科技为先导,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坚持节能节水相结合,科学规划设计,综合工程效益,提高农田水利建设的科技含量;坚持先易后难,全面规划,分步实施,民主议事,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全面深入开展。 2规划范围和水平年 根据彬县水资源和地形及农作物的分布情况,在全县范围内对具有灌溉条件的农田进行规划,共规划工程4个项目区5类32处,其中:集雨水池3处300座,水窖3处5000个,抽水站19处,堰坝6处,移动抽水机组1处50组。 3总体布局 根据彬县农业发展规划、灌溉供水设施现状及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结合项目区农作物种植特点及地形条件,本次农田水利规划总体安排如下:在香庙乡芦村等村河道修建堰坝拦蓄水量进行灌溉;在泾河沿岸以泾河水为水源修建抽水站进行灌溉;在塬面以天然降水为水源修建集雨水池进行灌溉;在水源短缺但具有收集雨水条件的村组修建水窖作为农作物育苗和打药用水;另在取水方便的范家河等村配备移动式抽水机组进行灌溉。 4典型工程设计 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投资估算、进行效益分析,同时为同类工程建设作示范,对主要工程类型集雨水池灌溉工程、堰坝灌溉工程、抽水站灌溉工程进行了典型工程设计。选择地形地貌、取水方式及受益范围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该类型灌溉工程基本特点的工程作为典型工程;选择永乐镇军村集雨水池灌溉工程作为集雨水池工程典型设计、义门镇芦寨抽水灌溉工程作为抽水站工程典型设计、香庙乡芦村堰坝灌溉工程作为堰坝灌溉工程典型设计。 (1)永乐镇军村集雨水池灌溉工程设计 根据项目区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充分利用新村建设中修建的新村作为集雨场,根据《雨水集蓄工程技术》中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项目区集雨场是按照新村面积房屋建筑占35%,庭院占25%,公共设施和道路占40%。房屋建筑材料为机瓦,庭院材料为混凝土,道路按沥青路面考虑,设计保证率采用75%。本工程设计新建集雨水池收集天然降水,在池内安装潜水泵抽水进入管道,采用滴灌形式灌溉农作物。根据当地集雨水池运行情况,考虑已拟定的水面面积,设计集雨水池上口边长为30m×30m,下口边长为27m×27m,深度为3.2m。根据项目区工程地质情况,水池基础采用40cm厚3:7灰土,灰土上浇筑20cm厚C13砼,池壁采用30cm厚M7.5浆砌石,池顶四周设1.00m高金属护栏。在集雨水池进水口处设2m×2m×2m沉淀池1座,采用30cm厚M7.5浆砌石砌筑。集雨场集水渠道与沉淀池连接。溢水管采用DN200PVC管与村庄排水渠道连接。在集水池底部布置泵坑一处深3.0m,直径1.0m,采用20cm厚M7.5浆砌石,用于安装潜水泵。从潜水泵至田间地头闸阀井的压力管道30m,采用压力等级为0.63MPa,管径为DN110,管材为UPVC。为了便于管理,在集雨水池北侧修建砖混结构控制房1间12m2,其内安装XJ01-14型配电柜1台。控制房距新村变压器40m,敷设VV3×16+1×10电缆,从配电柜至潜水泵距离10m,采用VV3×10电缆。 (2)香庙乡芦村堰坝灌溉工程设计 该堰坝灌溉工程位于彬县县城以东约20km处的香庙乡芦村,工程设计修建堰坝拦蓄三水河水,抬高水位,从取水口引水通过渠道重力供水到田间。引水枢纽工程位于村上游沟口处,河道宽度15m,基岩裸露。引水枢纽由溢流坝、取水口组成。溢流坝高3m,坝长15m,顶宽0.6m,溢流段长12m,坝体采用M7.5浆砌石,溢流面用厚20cmC18钢筋砼护面,断面型式为梯型。坝后设5m长钢筋砼护坦。引水闸布置在坝右侧,闸孔尺寸为1.0m×1.0m。修筑浆砌石防洪墙1道,按20年一遇洪水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经计算防洪墙高度为1.5m,顶宽0.5m,底宽1.0m,采用梯形断面。在堰坝取水口处建沉沙池1座,沉沙池采用钢筋砼矩形池,长3.0m,宽为2.0m,深1.5m,设反向底坡i=1/10消能。出水端设平板闸门1道,闸门尺寸0.8m×0.8m,用于控制渠道引水。在沉砂池左侧设闸门1道,闸门尺寸0.8m×0.8m,用于排泄泥沙。从该村规划的堰坝出水池取水,在山根部布设输水干渠1道长1.42km,在垂直等高线方向布设7条支渠,支渠长度1.93km。每条支渠布设斗渠2条,共设斗渠14条,长度2.57km。垂直斗渠布设农渠28条,长度5.6km。 (3)义门镇芦寨抽水灌溉工程设计 从该村规划的抽水站出水池取水,在Ⅱ级阶地山根部布设输水干渠1道长1.9km,在Ⅰ级阶地的山根部位的Ⅱ级阶地上布设输水干渠1道,长1.2km。在垂直等高线方向布设支渠,14条支渠长度4.2km。沿等高线方向每200m间距布设斗渠1条,共设斗渠28条,长度5.6km。垂直斗渠布设农渠56条,间距100m,长度11.2km。规划该泵站建于芦寨村西北角泾河拐弯处,水流平稳,水深5m,可直接取水。人工开凿山岩修筑平台建站,浆砌石修筑防洪墙,防洪墙按20年一遇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经计算,防洪墙高度为5m,采用梯形断面,长20m,顶宽0.5m,底宽2m。防洪墙上建运行管理机房,安装控制柜,户外安装变压器,浇筑砼管坡,修建钢筋砼出水池给渠道输水。 结语 彬县水资源贫乏,水利设施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老化严重。通过因地制宜地采取集雨工程蓄水、河道堰坝引水和抽水灌溉等方式,加大农田灌溉配套设施建设,可以新增灌溉面积8.16万亩,恢复灌溉面积5.16万亩,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水利用率,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条件,为粮食生产安全提供充分保障,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重大作用。(本文作者:焦维烈 单位:彬县水利局)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分析: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研究 摘 要: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作为中部六省之首,其发展思路和速度直接影响这一战略的实施。由于河南省内各地区的政策、经济、资源、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本文通过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因子分析;经济辐射 作者简介:张晓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数理统计。 河南省作为中部六省之首提出了“中原崛起”的战略,之后,国务院2011年9月28日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原崛起”又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作为重中之重的河南省,由于内部政策、经济、资源、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全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准确的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这不仅对缩小河南省区域差距、提高全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对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经济规模和结构 根据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10年河南省实现GDP23092.36亿元,人均GDP24558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258.09亿元、13226.38亿元、6607.89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5:68.5:27,第二、三产业比重之和达到95.5%。分地市来看,18个地市中GDP超2000亿的有2个,其中,郑州市4040.89亿元,洛阳市2320.25亿元。人均GDP最高的是济源市,为50491元,最低的是周口市,仅有12944元。各地市产业结构差异也较大,第二、三产业比重之和大于90%的有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焦作市和济源市,而周口市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之和才刚达到70%,驻马店市、信阳市和商丘市该比重也才不到74%。 (二)人民生活 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显示:201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93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524元。其中,郑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18897元;济源市其次,为16481元;排在最后两位的是周口市的12678元和信阳市的13348元;最高的郑州市是最低周口市的1.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排在前两位的仍然是郑州市的9225元和济源市的7784元,末两位的是周口市和商丘市,分别为4510元和4674元,郑州市是周口市的2倍多。 (三)财政收入 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中显示:2010年河南省一般预算收入实现1381.32亿元,人均预算收入1469.02元。财政预算收入过百亿的有2个市,分别是郑州市386.8亿元和洛阳市142.02亿元,最低的是鹤壁市22.15亿元和济源市22.22亿元,最高的郑州市是最低鹤壁市的17.5倍。人均财政预算收入最高的是郑州市4466.11元,济源市位于第2,达到3284.82元,济源市总的预算收入并不高,但其人口较少,因此人均预算收入较高。 二、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做综合分析,依据科学性、合理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并力求较完善、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地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兼顾统计年鉴所能提供的统计指标,以及根据河南省的实际情况,选取以下7个指标用于描述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如下:人均粮食产量X1(万斤/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元)、人均一般预算财政收入X3(元)、每万人中的在校学生人数X4(人)、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5(个)、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X6(10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X7(100%)等7个指标。其中,选取人均粮食产量是考虑到河南为农业大省,农业在该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人均粮食产量可较好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人均 GDP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人均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状况;每万人在校生是反映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均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配置状况。另外,对数据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所选取的这7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小的相关性。因此,指标的选取比较合适。 下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数据。 (二)实证分析 根据201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过程借助SPSS19.0 统计软件完成。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排除不同量纲的影响。分析结果中KMO为0.695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概率值小于显著性水平(计算机默认0.05),表明这些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而且效果比较好。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见附表2)可知,第一个因子F1和第二个因子F2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79.541%,因此选前两个因子已经足够描述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然后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分析,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公因子F1在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每万人中的在校学生人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中的因子载荷比较大,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可以定义为经济生活水平因子。公因子F2中人均粮食产量、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的因子载荷比较大,反映了地区的产业结构方面的信息,可以定义为产业结构因子。因此,影响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为居民经济生活水平和产业结构。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生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东部的沿江沿海城市,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探讨了一些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区域经济 不平衡 原因及对策 引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然而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就必须协调区域经济,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1、地理环境的制约 我国地形复杂,东低西高,在我国东部,主要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降水充足,滨临沿海沿江地带,交通便利,与外界的联系紧密,同时东部地区水土资源优越,城市生活水平高。然在在我国西部,降水少,交通不畅,与外界的交流甚少,常年受风沙影响,水土资源匮乏,农业得不到规模性的发展,东西两地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我国东部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发展缓慢。 1.2、国家经济发展重心偏向沿海地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凭借着优越的地势条件,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目光,各大投资家纷纷在这些地区投资建厂,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国家也正是看中了东南部地域优势,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了东部及东南部的沿海沿江城市,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我国其他地域,国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我国经济出现的严重的不平衡,东部发展迅速,西部发展缓慢,从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1.3、区域经济的基础建设力度不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政策和规划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对区域经济进行规划,实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然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基础建设力度不高,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很容易出现有事无人管。一个可以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具备稳定性,所以政策的作用周期会很长,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政策的调整上缺乏主动性,大多数是在已经不适用的情况下才有多改变,现有的经济政策运转效率不高,人们经济自由的保障制度较差,竞争机制不规范。另外,人们对市场的意识、契约、法制认识等等还没有形成,整个社会缺乏激励性制度的制定,没有对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动力形成有效的制度保障。 1.4、教育水平的差距 在我国西部,大多都是山区,离市中心地区较远,人口少,再加上畜牧业使得人口流动性很大,使得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其次就是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低,许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西部地区的发展缺乏人才的引导。在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教育投资大,有许多的高校和专业技术院校,为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所以就造成了东部经济发达,西部经济缓慢。 1.5、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外界接触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竞争意识较强,勇于开拓进取。而西部地区人们大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界接触较少,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陈旧,很难接受甚至排斥新思想新观念,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竞争意识减弱,缺乏积极进取精神。 2、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有效措施 2.1、发展优势资源 针对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在地理环境上的差距,当地人民要发展当地的优势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区域经济。作为政府,应当鼓励企业不断培育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在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当地的优势资源加以利用和开发,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合理配置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优势资源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2、将重心转移到西部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东部发展快,对东部发展较为重视,而西部发展就比较缓慢,因此我国要引起十分的重视。针对发展缓慢的区域,要加强经济建设,实现全面开放,加强东西区域经济的合作。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大经济建设的投入,充分发掘区域优势,鼓励发展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吸引外来资金,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2.3、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规划经济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缺乏规范的经济发展策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带头大哥,因此,政府要合理制定经济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合理规划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我国西部,经济基础建设较差,因此国家要加大基础建设,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的优势产业,将西部区域经济带入到正规化的发展道路中,从而不断的缩小与东部经济的差距。 2.4、加大教育建设,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保证。在我国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基础设备不完善,人均收入低等方面都制约着我国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造成西部地区人才紧缺,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要加大教育事业的建设,采取优惠政策,多鼓励优秀的教师去西部支教,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作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更要发扬优势,培养更多的人才,为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做贡献。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严峻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同时,差距逐渐拉大也不利于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进而成为阻碍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不利因素。在这一现实下,我国的民族发展面临着政治、经济、资源开发、国企改革等诸多问题,及时认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 民族发展问题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然而,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启动的起点、机遇、社会环境、发展态势不同,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并逐渐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汉族聚居区)的差距。民族地区,这里主要指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中西部10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省区;东部沿海地区则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11个省市。 以经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导致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发展、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态势。 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其总和高达117010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则只有26613亿元,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40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西藏只有250亿元,东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广东省达21701亿元,两者相差21451亿元,仅为广东省的1.15%;即使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四川与广东相比,也相差14316亿元,是广东省的34.03%。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18%和14.60%。 二是从财政收入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的总和高达7458.1679亿元,其中,最高的广东省多达1418.5056亿元;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的总和却只有1567.3096亿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5890.8583亿元,仅是东部沿海地区的21.01%。 三是从高等院校数以及在校学生人数看,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731所,在校学生13334969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770所,在校学生6105952人;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312所,在校学生1962324人。东部沿海地区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44.48%和45.79%,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47倍和3.11倍。 四是从科学技术发展指标看,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1739699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7667168人,中西部民族地区有4241255人,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81倍。 五是从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2428个,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1991个;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22倍。 六是从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看,全国卫生机构共有从业人员535.3628万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30.9565万人,中西部民族地区有106.0880万人。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的43.14%,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18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只占全国的19.28%。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 民族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发展,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一般来说,民族关系体现为一种利益关系,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民族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民族利益不断分化和重组,结构由单一转为多元,以前在国家计划经济支配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再仅仅服从中央的安排,而是有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竞争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利益分化很容易产生分配上的不公平,从而引发民族矛盾,使民族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由过去民族间不平等、不团结的问题,转化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政治问题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会造成不平衡心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常的差距有利于竞争,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同时,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之际,原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也在这一过程中或取消、或名存实亡,使民族地区的一些利益在改革中受损,这些地区人民的不平衡心理由此产生。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能力,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成为阻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良性循环,进而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经济问题 首先,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民族地区自建国起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依赖性较强的补贴型经济,主要依赖外部的资金补贴和物质投资维持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在民族地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补贴型经济带来的惰性已经使这些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变弱。同时地方工业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技术、设备、管理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地方财政不足,支柱产业形成时间短等因素,都直接导致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不佳,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成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次,市场经济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建立、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不仅给民族地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更以公平、开放、自由的发展模式将民族地区的经济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给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度加大与民族地区承受力的矛盾;市场竞争激烈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起点低的矛盾;资源丰富与民族地区市场发育滞后的矛盾;沿海地区飞速发展、差距拉大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自身发展的矛盾;民族自治地方企业与国家企业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在土地、森林、矿山、草场等资源方面不同利益而引起的新的矛盾和冲突等。 再次,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产业化水平偏低。要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确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并适时地进行产业结构转换。但我国的民族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小康目标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再如,由于民族地区的工业属于重工业型结构,资金密集程度高,原材料、初级产品的深度加工不发达,使得工业企业的产业关联弱,经济带动作用不强,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和扩大当地人民就业。2004年,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579.4万人,东部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3248.6万人,其中最多的江苏省达562.1万人,是民族地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四川省188.4万人的2.98倍。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的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 中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储藏面积大,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家迫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推行“模仿或照搬汉族发展模式”的追赶战略,形成了典型的资源密集型工业体系。以“九五”计划发展思路为例,民族地区都把重点放在了实施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资源导向型战略上;与此同时,各省区也将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如甘肃是石油化工、建材,宁夏是冶金、煤化工,青海是电力、盐化石油和天然气化工。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加重了民族地区的生态负担,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更使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隐患。 (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地区国企改革的问题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视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环节。从总体上看,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中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一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差距。具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少企业已经相继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不断调整和优化了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相比较而言,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大,亏损面高,国企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由国企改革引发的银行的不良债务、社会就业与下岗问题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策略探析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开始从注重公平转向注重效率,在东部沿海地区基础好、投资效益高的情况下,实行了向东部倾斜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和新的经济增长源的形成。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区域差距的日益显现,这违背了我国和谐发展战略。本文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策略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区域经济 不平衡 策略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负面影响 1、强化了“双重错位”的区域格局。我国资源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东部资源贫乏而中西部资源相对丰富,再加上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三大地带形成了垂直型的分工格局:资源开发型产业大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资源加工型产业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种“双重错位”格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布局重心大规模向东倾斜,加剧了不平衡的矛盾。比如80年代以来,煤炭运输量占据了铁路新增运输量的一半以上,平均运距也上升了40%,这样“六五”新建的几条铁路几乎都以缓解煤炭运输紧张为目的,但由于东部地区煤炭产量急剧下降,而需求量却不断增加,西煤东运的紧张状况始终没有得到缓解。 2、致使区域产业结构趋同。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进入了剧烈的变动期,这种结构变化推动了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财政、投资、价格机制没有理顺,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引导不力,各地区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盲目追求高技术、高附加价值、高收入弹性和综合发展,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中西部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尽快改变越来越落后的状况,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特色、立足于比较优势,而是一哄而起,致使小规模、低水平的结构趋同,抑制了各地区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发挥。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突出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造成低技术生产能力过剩、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能力又十分不足;二是由于地方利益竞争的强化,为保护地方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壁垒,不仅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生产效率,而且不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竞争能力;三是阻碍了地区优势的发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持续下降。 3、破坏了生态环境。我国东部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雨量充沛,适宜人类生活居住,单位面积的土地可承受相当数量的人口,而西部地区恰恰相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这些地区的居民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此外,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的制约,西部地区的企业规模都不大,“五小工业”比较多,这往往给当地环境造成很严重的污染,都给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探析 1、布局与区位的原因。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大多为轻型或混合型的工业结构类型。另外,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先放开了消费品市场,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对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实行严格控制。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消费品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基地,于是东部向中、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中、西部则向东部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这种产业布局和区位分工决定了中、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交换,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中西部蒙受巨大损失。 2、人口素质的原因。(1)思想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上自领导、下到一般群众的思想解放程度非中西部地区可比拟。东部地区较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中西部地区人们的观念受到的禁锢要比内地和沿海多得多,极大地制约了人们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2)劳动力结构。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呈现“枣核型”结构,这种结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各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若干省区,劳动力结构是“哑铃型”结构:一方面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并不缺乏,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存在,中间层次的熟练技术人员却特别缺乏。(3)劳动力管理制度。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用人观念大不一样,东部地区较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胆任用有作为的开拓型人才,用人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并且流动性强。中西部地区则相反,种种旧的人事管理制度仍在发挥作用,论资排辈、重“德”轻才、求全责备,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3、政策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了非均衡发展目标的宏观区域经济政策。为了让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国家给予了东部地区全方位的、为中西部地区所不具有的优惠政策。毋庸讳言,这种倾斜性政策客观上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的主要因素。(1)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东部地区等开放地区计划调节特别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市场调节比重大大提高,而中西部地区仍在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这种体制的巨大惯性影响深远,导致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2)国家投资。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东部沿海地区,相应地减缓了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国家资金投入的大量东移,势必对中西部地区那些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且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省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并由此减缓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三、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思路选择 1、完善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看,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的塑造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宏观调控层的塑造。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全国生产力布局总体规划的制定,确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与战略,制定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强化并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调控全国生产力布局。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全国生产力布局规划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划、目标、战略与框架,调控本区域生产力布局。(2)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其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育,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国内区际贸易法规,如《竞争法》、《反垄断法》、《市场法》等,为市场机制在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2、注重“后发效应”。首先,应正确地、积极地对待自己和别人的长短。既要“扬长避短”,又积极“化短为长”。其次,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这是中西部地区通过塑造体制优势、加快发展的唯一出路,因为经济落后不等于改革落后。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通过率先建立新体制来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从而为加快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和机遇。要促进“西进”,关键在于加快模式转换,形成生产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并优化组合的经济机制。最后,“后来居上”的根本在人才。实践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破除禁锢着人们头脑的、错误的、陈旧的理论和观念,这一点也许在中西部地区反映更突出。解决很多新的重大问题,必须“转换思想”,尤其对需要大踏步赶上东部地区甚至争取“后来居上”的中西部地区的人们来说,“转换思想”的任务更繁重、更迫切。 总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引导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定、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跨省(区、市)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东、中、西部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国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原因分析: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分析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虽然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尚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变。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便形成了如今中国八大区域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的局面: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居八大区域之首,而地处西部的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最低。 关键词:区域经济 不平衡 发展现状 原因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1、人均GDP 如表1所示,八大经济区域的人均GDP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其中增幅最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而增幅最小的是南部沿海地区。截止2013年为止人均GDP绝对量最大的当属东部沿海地区,该值最小的则是西南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曾一度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远远高于其他经济区域,但是也于2009年左右开始回落。从图1中的各个经济区域人均GDP增长率情况综合考虑,即使起伏不定,却也呈现出了增长趋同的趋势。 2、城镇化水平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指标的实用性,本文决定选择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一指标来代表各个经济区域的城镇化水平。 表2:各年度各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 从表2可知,2005年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的地区有:东北地区、东部沿海以及南部沿海,其中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表中该值最低的是西南地区。各个地区城镇化水平尽管差别较大,但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提升,到2012年为止,人口城镇化率最高的依然是东部沿海,最低的却变为了大西北地区。注:纵轴数值表示百分数(如0.07表示0.07%); 据图2不难发现,各区域人口城镇化率在2006-2012这七年间的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大类:稳重略降:黄河中游;稳中略升:长江中游、北部沿海、东北地区;一直处于较平稳状态,在2010年大幅上升之后又大幅回落:东部沿海、大西北地区、东部沿海;大幅升降、起伏不定:南部沿海。 3、产业结构水平 各个地区的三大产业值都在逐年增多,其中增幅最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增幅最小的东北地区。虽然东部沿海地区的增幅不是最大,但是其绝对总量值在这20年里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综合以上分析,尽管我国经济整体来说发展迅速,但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速也是或快或慢,总的来看呈现了部分地区趋同、整体来说趋异的不平衡发展状态。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1、客观原因 (1)地理位置 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基本可以被划分为三大阶梯,从国际贸易以及海外投资的角度出发,由于第三阶梯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使得处于第三阶梯的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海洋贸易更加方便,也会因此更受海外投资的青睐。 (2)市场机制 在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前提之下,市场上所有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都是可以自由流通的,而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区域因为其地理优势有着较其他地处内陆的区域更多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因此各生产要素均会流向第三阶梯,从而促进该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2、主观原因:政策因素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以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思路。自此,有了经济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政府政策和优先发展的战略,东南部沿海区域开始飞速发展起来。一部分人是先富裕起来了,但是却未能够带动内地和大西部的富裕。由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经济较为活跃,外商更加愿意在沿海地区进行投资,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吸引内陆地区的人才和资源要素流动到沿海城市,从而形成了富裕地区更富,贫穷地区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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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学生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意义 近年来,课程改革的日益推进,与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使得初中道德与法治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有了一定的变化,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再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目标,在“立德树人”的号召下,如何令道德与法治课程更好、更快地实现从知识德育到生活德育的转型,逐渐成为了广大教师所共同探索的一项问题,在这一方面,“核心素养”概念的出现,给予了教师一定的启发。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具体包括政治认同感、理性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意识四项内容,是对学生在完成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后,应当形成的一系列必备素质、关键品格的概述。现阶段看来,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学生的道德与法治学习状况不容乐观,如很多学生对各类德育知识的理解都局限于理论层面,难以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利用其更好地改善生活,实现人生价值。同时很多教师也未及时结合课程改革的要求,革新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促进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转型,而是片面地沿用应试教育手段,以单一的教学方式,督促学生“死记硬背”各种道德与法治知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长此以往,学生很难知行合一地学习道德与法治知识,难以实现长远的成长发展。为解决如上问题,教师应积极学习核心素养教育观念,采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将核心素养教育观渗透至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改良传统教学弊端,提升教学成效。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素质教育背景下,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进步发展,令学生得以知行合一地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程,应得到教师的全面重视。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培育策略 (一)渗透政治认同感 1.要让学生坚定中国立场 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培养学生的政治立场,主要指的是让学生树立坚定的爱国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心。教师应做好如下几点: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从爱国主义视角出发,引导学生做合格公民,在大是大非面前,学会捍卫祖国的荣誉,同时也能找准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顺应时代形势,将个人价值实现与“中国梦”的实现结合在一起;其次,教师应培养学生正确的国际观念,引导学生在肯定中国立场的前提下,投入到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浪潮之中,为中国赢得更多的世界赞誉;最后,应引导学生形成大局意识,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关注世界的发展,时刻准备为时代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2.引导学生宣传中国正能量 为学生讲述与祖国发展历程有关的事件,为学生出示真实的爱国案例,引导学生宣传中国正能量,也是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素养的必要途径。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搜集素材,在课堂中创设真实的社会情境,引导学生将自己代入主人公视角,学习政治知识,形成稳固的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教师应多为学生出示一些体现“中国正能量”的案例,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中国的强大,形成更为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例如,在教学“改革开放”相关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为学生布置预习作业,如,可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从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等渠道中,搜集资料,了解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在课堂中,教师可为学生出示相关统计资料,让学生了解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在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学生切实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意义,形成坚定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意识。最后,教师可升华课堂主题,引导学生思索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自己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启发学生将课堂中学过的道德与法治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主动宣传中国正能量,做“中国梦”的实现者与践行者。 (二)培养理性精神 近年来,社会环境日新月异,培育学生理性精神,让学生得以在激烈变化的时代浪潮中,始终位于不败之地,显得尤为重要。为达到如上教学目标,教师具体应做好如下三方面工作: 1.展示学生的思维 所谓展示思维,主要指的是利用各种知识可视化手段,如多媒体技术,构建课堂情境,将学生带入到具体的道德与法治情境之中,引导学生产生一定的思索或疑惑,并对此展开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考。如在教学有关“集体生活”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出示如下三例填空题,让学生填空:①集体使我();②我在集体中();③()的集体让我()。通过如此简单的提问,调动学生的主动思索,启发学生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感受“融入集体”的重要性,扩宽学生思维的广度、深化学生思维的深度,促进学生理性精神的形成。 2.深化学生的思维 所谓深化学生的思维,主要指的是以问题驱动方式,引领学生进一步思索课堂知识,产生更为深刻的见解,令学生的道德与法治学习变得由表及里、由内而外,令学生的思维穿越问题的表层,到达问题的要害处,获得最为深刻的道德与法治启示。这种深层次学习,离不开教师的追问,也离不开学生本人的反思。在课堂中,教师可为学生出示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情境,学生的观点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分歧,此时教师便可指引学生从深层次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令课堂话题变得更为深入。如可提问学生如下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讨论吗?”让学生思考是否需要讨论,讨论有何意义,此时很多学生便会开始思索,在实际生活中自己遇到的相关事件,认为有必要讨论这一话题。之后教师便可继续追问:“为什么有必要讨论这一话题?”将话题引往更深处,实现层层递进、由浅入深的道德与法治教学,培育学生的理性主义精神。 3.拓展学生的思维 在围绕道德与法治知识或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求索、探讨后,学生会形成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深刻见解,经历完整的知识迁移过程,在脑海中形成系统且完善的道德与法治知识体系,获得理性精神的成长发展。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以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为目的,营造良好的课堂思考环境,给予学生扩展自身学习思维的条件,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形成真实的想法,找到问题的答案,深化、扩展自己的认识。 (三)培育法治意识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至关重要,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为其终身的成长与发展打下良好的铺垫,让学生从小学会懂法、守法、用法,坚持依法办事,在遇到问题时,也能够第一时间拿起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具备良好的法律知识储备、健全的法治思维与坚定的法治理念的新时代青少年。教师具体应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 1.正确解读教材 相较于旧版教材,初中《道德与法治》新教材极其重视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将法律意识渗透至初中各年级,以各种方式给予了学生充足的法治教育,这体现了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目标、教学思路、教学模式的变化。为提升教育成效,教师应正确看待教材变化,正确解读教材设计意图,适时革新教学理念,积极将教材内容与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核心素养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更为明确地认识法治的道德意蕴,实现“法治育人”。 2.构建法治参与环境 在结合教材内容,明确教学目标、教学方向后,教师应积极利用各类先进的教育技术,为学生构建丰富多彩的法治参与环境,如“模拟法庭”等,同时也应积极开展基于法治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深入法院、检察院了解法治实施的具体情况等,增强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知识内容的实践认识,给予学生正确的价值导向,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与发展。 (四)培养公共参与意识 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的方面,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进一步内化课堂中学过的道德与法治知识,形成使用先进理论指导生活实践,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的意识。教师具体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 1.加强教学引导,深化思想认识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面向学生做好教学引导工作,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学生的思索,让学生学会承担社会责任。鉴于初中生思想较不成熟,教师可多引导学生考虑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公共参与的作为方式,让学生学会合理、得当地践行公共参与,如教师可引导学生思索自身作为初中生在社会层面的角色担当,让学生结合自身特点,从“力所能及”的角度出发,思索对于一些社会问题,自己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让学生循序渐进地感知“社会责任”的意蕴。 2.结合实际案例,培养实践意识 教师应对学生给予“身临其境”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如可为学生出示社会案例,并引导学生思索:若我在现场(或我是当事人),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例如在教学“社会责任”相关知识内容时,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出示如下案例:某企业未经允许,私自向水渠排放污水。教师可引导学生对这一案例展开研究,如可提问学生:“你如何看待该企业的行为?”“如果你目睹了企业的排污过程,你会怎样做?”“如果你采取的行为未能有效阻止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你还知道哪些方法是可以制止企业的行为的?”让学生认识到面对此类问题,自己应当怎么做,且对“怎样做”形成一定的认识,在教师层层递进的设问下,学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参与意识,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极有利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改革日益推进、素质教育全面开展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应正确看待培养学生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培育学生的政治认同感、理性精神、法治意识与公共参与意识,增强学生对各类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解,引导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地学习道德与法治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积极践行道德与法治知识,促进学生的进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康俊林.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深度教学实践探索[J].考试周刊,2022(7):135-138. [2]朱桦.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路径研究[J].学周刊,2022(7):82-83. [3]米登宇.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道法教学策略摭谈[J].基础教育论坛,2022(2):70-71. [4]李效清.基于核心素养的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研究[A].2021教育科学网络研讨年会论文集(下)[C].2021.450-452. 作者:曹晓秋 单位:苏州市常熟市实验中学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为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文化作为自身发展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软实力。当前,我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企业文化创新对发挥公有制主体地位有着重要作用。人本意识作为国有企业职工个人话语权的体现,对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长远的指导思想,而每个人的意识形态又是千姿百态的,因此如何在国有企业文化中找到与个人意识形态的平衡点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国有企业制度形成的意识形态逻辑 国有企业制度的形成,不仅是规则的约束,也是意识形态在制度深表层次下的价值逻辑体现。国有企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组织形态,其制度变迁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调整,由国企同构的政治本位意识形态逐渐变为国企分离的多元化建构。 (一)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同构的政治本位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同质形态。在政治本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形成高度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社会类型单一,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整个社会结构是个比较封闭的状态。在建设时期,国有企业是按照政府指导进行采购、生成和分配。这也与当时国家想迅速脱离西方国家的封锁,立足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民族工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国企意识形态领导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国家对国企经济决定权、对国企管理的领导权、对国企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其中对经济的决定权表现为对国企的资金产生、分配等都是依赖于政府的统一规划。对管理的领导权表现为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国有企业分属中央或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中央管理、中央与地方共管但以中央为主、中央与地方共管但以地方为主、地方管理这四种形式。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国有企业,它们又必须隶属于本级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由其进行直接管理。对国企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表现为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相一致,体现政治本位意识形态的结构。 (二)市场经济时代:国—企分离的多元化建构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主体发生一些转换,市场经济开始进入国家经济体制,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本位意识形态,形成了国—企分离的多元建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转换,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方针,逐渐实行多元化、开放化的方针政策,在国企中表现为,国有企业逐渐放权,借鉴西方企业制度的结构形式,以承包制、股份制等优化资本结构。同时,将企业的生产权、交换权和分配权也下放给私有企业,让其依据市场的需求量来进行生产和分配,极大地增强了市场活力和体制灵活力。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实践活动为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转变也增加了说服力,特别是股份制的实行,每位职工都是企业的分红者,极大地改变了政府本位意识形态的主导。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从依赖政府变为由多元主体支持;管理体制的绝对领带也从政府变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也逐渐放宽,逐渐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的方法,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本意识文化体制。 二、国有企业文化背后的话语权转变 国有企业的成长历程也反映着国有企业文化话语权的转变。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服从到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其各种因素与规则逐渐渗入话语权的各个方面,国有企业职工的话语权也在发生改变。 (一)话语制度:从政治给定到市场决定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与行政等级是有相联系的,其管理权时政府赋予的。这种形式上的国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它所代表的只是政府指令的实行,其话语体系是政府把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是国有企业话语权的表现,就是要服从上级所做的指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话语权是由政府给定。表现为,国有企业的生产、分配等决定都是由政府决定,其职工个人是无法进行参与决定的。虽然,职工个人的话语权是集体主义的服从,但是其稳定性也是政府保障的。改革开放后的国有企业具有多元主体,其增添了许多内在影响因素,与市场经济地位的转换有着必要的联系。其话语权不再由政府给定,逐渐转换为市场决定。国家在国有企业与职工个人之间充当的就是一种权衡的手段,通过制定劳动关系法等法律形式保护职工个人的话语权的稳定性。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加入,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一些体制、科技、文化的挑战,由此造成的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职工的下岗等不稳定性结果,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话语权稳定性。同时,集体主义的广泛性也在逐渐缩减,工人阶层地位逐渐发生变化,由此引起的职工话语权也在根据市场经济进行重新构建。 (二)话语关系:从良性互动到冲突均衡 在传统体制的国有企业中,职工个人、企业集体和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其所包含着的话语体系是同质的。职工个人、企业集体与国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等级体系,所包含着的意识形态关系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在建设时期,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形成是由国家刻意为之的,宣传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国家利益的获取就是职工个人与企业集体的获得,这种三者一体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职工个人话语权与其良性互动的体现。改革时期经济体制的转变,带动了生产方式和社会阶层的变动,其职工个人、企业集体和国家的话语体系逐渐发生异质。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阶层的稳定性带来了冲击,由此造成的职工流动、职业转换也大规模发生。其三者之间的话语体系发生偏离,表现为职工个人的意识形态随着国有企业变革带来的压力,不再以集体主义为内在要求;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也随着国家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协调逐渐进行变革。但是,其话语体系的协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职工个人把话语权当作其维护利益的手段,容易陷入个人主义的漩涡,对国家社会稳定是不利因素。 (三)话语平台:从有限范围到无限空间 国有企业的优秀是厂长,其话语权是由政府进行委任,行使全权管理权。同时,其工业效益是由上级考核决定,职工个人是无法参与的。职工个人的被动性决定了其话语权的狭窄性,表现了对企业绩效的无权过问、对上级指令的决定服从等。特别在国企改制后,经营者为了追逐利益,造成职工个人的话语权又受到其他企业法人的制约,工会的监督权益难以落实,更加限制了职工话语权的有效空间。国有企业的深化变革,重视了职工个人话语权的表达,逐渐形成个人与企业的利益最大公约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个人的话语权相辅相承,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高效益直接影响着职工话语权的参与度,其话语权的提高也促进促进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之前,职工个人在表达其利益诉求时主要是依靠正式话语及工会,在深化改革后,这两个话语渠道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甚至失灵,现在职工的话语表达逐渐朝非正式渠道发展。通过网络媒体、信访等渠道逐渐发挥自己的话语权。 三、国有企业文化与个人意识形态之间协调的可能性 国有企业文化与个人意识形态之间是“内容包含、内容互补、对立统一关系”。在倡导和谐发展的今天,关注国有企业文化与个人意识形态之间协调的可能性,可为国有企业和谐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溯本求源:树立健康向上的国有企业文化 树立健康向上的国企文化是企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保证国企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作用重大。健康向上的国有企业文化就要强化党中央工作的引领和教育作用,通过培育使国有企业所有员工形成共同社会理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地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进步作贡献。实践证明,确立国有企业价值观对于培育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国企价值观的确立是对职工个人的行为树立一个参考模范,能够从基层促进国企的文化价值效益,如果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国企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难以立足。树立健康向上的国有企业文化,首先要对全体职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坚定职工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信念;其次要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对职工进行全面素质教育,提升综合素质;最后是要在国有企业里树立起公平、平等、良好竞争的氛围,抵制“裙带关系”、“走后门”等不良现象。 (二)以人为本:尊重职工个人意识形态的表达 文化本质上是人化。企业文化的建设也离不开人,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指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管理人员,还包括普通员工,无论是物质文化、体制文化、精神文化,其涵盖的主体都是人;二指人是企业文化服务的客体。马斯洛认为:“对一个较好组织中的一个较正常的人来说,工作会使他日臻完善。这就有助于发展企业,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发展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职工个人意识形态的表达,依靠企业职工推动企业文化科学发展。首先,重视职工话语权的表达。国有企业的全体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更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主体。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几项最基本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文化是企业生产实践过程中长期积淀的结果,企业文化中的物质文化、思想理论、价值取向均来自于实践,广大职工正是生产实践者,触觉最灵、感受最深,广大职工包括生产一线员工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所以,加强正式渠道工会的监督作用,重视一些非正式载体意识形态的表达,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此,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以职工为本”,发挥职工的主体地位。 (三)求同存异:平衡国有企业与职工的文化“双向认同” 职工个人作为国有企业的组织细胞,与国企的发展是同进退的双向关系,是一种良性互相依存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权衡好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话语权关系,建立文化“双向认同”的价值体系。其表现为,国企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满足职工个人的多样需求,建立与国企同进步的制度保障、良好气氛和精神追求等;职工个人也要忠于国企,把自己的价值追求融入到国企发展目标中,与国企的文化价值目标保持大致一致,使自己的话语权与国企同质。当然,也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精心设计职工成长机制。管理者应该时常关注职工个人的需求和工作满意度,对其想法有精确的了解。尊重职工个人的物质追求,引导其话语权与国企话语权相一致。提供工作培训机会,为其提供职业规划学习。其次,营造参与性沟通氛围。尊重正式职工个人的主观愿望和参与管理想法,营造广泛参与的良好沟通气氛,理性抉择,促进其参与积极性和国企的长足发展。再次,兼顾效率与公平。国企是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主根,效率是发展重本,但其职工个人是国企的组织细胞,注重公平分配是管理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刈.国企话语权———从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D].华中师范大学,2007. [2]周秀红.中国国有企业文化创新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单业才.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问题与路径[J].东岳论丛,2011(12). [4]叶军.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12. [5]鹿志超.试论当前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D].中共中央党校,2012. [6]田卫卫.国有企业职工文化研究现状及趋势———就300篇职工文化研究论文的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报学院,2015(05). [7]许保利.中国国有企业的变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作者:任双双 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实施符合我国对外开放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自1978年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的征程,但开放重点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则是“跟随者”,这也就造成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经过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连接亚洲的西部地区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这必然会让我国的对外开放方向进行重新调整,由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来引领发展与振兴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的重任。与此同时,我国东部地区通过建立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更进一步的扩大和提高对外开放的区域和水平,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次,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适应了中国经济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当时是以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现如今,在国内经济仍需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具备了生产要素输出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转移输送出去,顺应了中国要素转移的新趋势,从而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果。第三,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符合国际经济贸易机制转型的需要。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一些方面有强的实力,所以中国早期的改革对外开放主要是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任务,长期建设中剩余的优质产能需要输出,同时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经济发展缺乏资本、技术及管理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的连通,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一起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一些基础产业,甚至是高端行业,提高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就也是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经贸合作和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近些年,国际经济贸易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有着新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自贸区,大部分是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上,而自贸区的建设涉及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我国自贸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融合“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盐城的区域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江苏盐城,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处于江苏省的中东部。盐城是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地域面积最大的,市域面积1.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1万人;盐城东临黄海,南与南通接壤,西南与扬州、泰州为邻,西北与淮安相连,北隔灌河和连云港市相望,是江苏沿海地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有着诸多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1)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江苏省中盐城拥有最长的海岸线、最大的沿海滩涂、最广阔的海域面积。地理位置上与韩国和日本隔海相望,地缘优势明显。(2)交通设施完善发达。境内有开通国际航班的南洋空港,大丰、滨海等多座海港,还有联通到全国铁路大动脉的新长铁路,宁靖盐、沿海、宁徐等多条高速公路。临近欧亚大陆桥东起点的连云港,交通基础设施先进、完备、发达,物流可高效实现海陆空联运,便捷、迅速。(3)物流体系完备,内有盐城综合保税区。盐城综合保税区成立于2012年,是江苏省江北第一家综合保税区,园区紧邻大丰港、盐城南洋国际机场等物流中转站,保税区的存在成为苏北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4)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骨干、高科技支柱企业强势。盐城市辖区中拥有汽车制造(悦达起亚)、华能风电为代表的一大批骨干、高科技强势支柱企业,有向外发展,做大做强的先天优势。与此同时,面对新机遇新挑战,盐城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1)政府职能仍需转变。虽然盐城已经成立行政审批中心,在减政放权,减少审批流程、环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革,但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准确,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仍有存在。在开放型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调控多,运用市场杠杆间接调控的少,重监管、轻服务,没有很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工作重心要进行转变,为经济建设服务,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维护和保持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2)经济发展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近年来,虽然盐城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速的发展,但从整体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层次等多方面来看,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中对江苏的总体建设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2017年盐城市的GDP总量超过5050亿元,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排名8位。外商投资集中于在第二产业,主要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企业规模大、产业链长、科技含量高的特色型外资投资项目较少;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外资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外商投资的来源相对单一,主要以日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为投资主体,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投资项目比例较低。对外经济发展方面,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和实力相对来说较弱,盐城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以及对外投资总额相对来说都比较低,与盐城目前的经济发展总量和开放型经济总量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在对外贸易方面,盐城出口企业的总体规模小,出口市场较集中,出口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品牌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不强。(3)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引进来”较多,“走出去”不足。对于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来”较多,盐城企业外向型发展实力较弱,企业及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力较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不紧密。盐城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整体规模和效益都很薄弱,还不能够在扩大对外贸易、拓展招商引资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以外向型经济促进盐城整体的经济改革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科教文卫等多领域的发展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3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盐城下一步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工作思路 3.1积极推进对外贸易的便利化,打破制约贸易发展的各种限制 首先,要依靠地理优势,临海并与韩国、日本近邻,并依托铁路、公路和航空的便利,建立出入境口岸贸易服务化平台。建立一个具有通关、融通资金、检验、税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化贸易平台,实现监管、贸易、物流、场所等的信息互联和流程的实时查询。其次,要致力于发展“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贸易市场”的整体发展模式。延伸综合保税区的服务功能,使之成为连接产地与贸易市场的特殊服务区域。货物能够快速地完成通关、报检、查验、组货、装箱等手相应续后直接进入国内或国外的交易市场,实现货物快速流通。第三,要全力构建物流运输信息平台。建立国内各类商品及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信息服务平台,为各类进出口商品的跨境交易和国内商品的流通提供多种物流信息在内的多种信息服务。 3.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增强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1)制度创新为对外贸易创造了一个新的平台。一是企业经营模式的改革创新,鼓励外贸优势企业转变过去单一型的“供应———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供应链型外贸管理企业;二是企业品牌的创造创新,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自主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力度,提高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从“单一制造”向“自主创新”的转变步伐,更好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打造和打响企业自己的品牌和名牌,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完善商品贸易结构,实现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三是出口基地的建设创新,努力和加快建立国家、省、市三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并同时积极开展新的出口基地申报工作。(2)以电子商务为平台建立跨境“一带一路”新平台。目前以贸易发展的电子商务化和经济国际化为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盐城良好的产业和外贸基础,以盐城综合保税区为主体,扩大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贸易。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为主体,以基础建设设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服务贸易为重点,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信息服务化平台建设为途径,发展特色贸易的“互联网的一带一路”。 3.3坚持进出口贸易并举,努力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贸易总量 鼓励优势企业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工程,充分利用我们的技术优势,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人力成本优势,实现合作共赢。鼓励类似悦达起亚汽车、华能风电等的大型优势企业开展“跨国产业链”投资,整合沿线区域特色产业。鼓励企业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利用经贸合作的机遇,获取关键的和重要的工程建设。建议联络境外的盐城籍人士和盐城在外投资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盐城商会,设立展示盐城的平台,宣传和推广盐城。进一步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给予支持,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能走出去,能更好的组建联盟,增强自身实力后走出去。开拓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支持各大银行等金融企业对“走出去”的企业在融资上给予扶持,解决企业融资的制约和困难。 参考文献 [1]庞博.“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以宁波北仑区为例[J].中国商贸,2015,(1). [2]周新月.对外开放进入双轮驱动新阶段:“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J].商业文化,2015,(7). [3]蒋红奇.“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连云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思维[J].城市,2015,9. [4]闫超.基于SWTO分析的盐城市家居城市建设发展对策[J].智富时代,2016,(5). [5]王优玲,陈炜伟.“一带一路”点睛对外开放新格局[N].中际商报,2014-12-10. [6]宋健.“一带一路”战略蕴含的机遇[J].经界,2015,(11). 作者:张菁 单位: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小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发展新要求,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的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理论探索 一、理论领域的新气象:经济学的繁荣 新中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大体说来: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人们不只是从事于抽象的学理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讨,不少理论成果获得采纳,转化为方针政策。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针。以科学理论来推动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最富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成为时代的显学。 二、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所有制多样化,放活了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了要素市场体系,产生了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机制,出现了立足于市场力量和主体积极性和创意的活跃的竞争经济。在体制活力焕发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和财富的迅猛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如:1.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的不稳和时起时伏,2002年以后经济不断过热,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又经历了外生性经济下挫;2.在发展方式上,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发展趋势,依靠对环境、生态、资源等自然物质过度耗用的工业增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滞后等等;3.在分配上,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畸高,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凸出,等等。上述矛盾,从本质上看是转型期体制、机制缺损所造成的。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人们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要求,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全面认识市场的功能和更加自觉地利用市场的作用。市场体制拥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功能,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应该认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财富生产的形式和体制,它能有效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能依靠价格形成机制使产品适销对路;能依靠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依靠自我积累,实现自行发展。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给自足经济、政府统治经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好的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我们也应看到:1.市场机制在分配中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效应,在体制转型期,甚至会导致严重分配不公;2.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失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剧烈的运行波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3.市场经济的消极外部性和成本的向外转嫁,会引起环境、生态、资源等的过度耗用甚至破坏;4.盈利最大化的生产机制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包括公用品、福利品与公益品),从而不能满足困难群体与低收入者的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5.面向市场的竞争性生产与营销,总是激励过度消费,甚至导致浪费资源畸化的生活方式和非理性的物质文明。 完美无缺的体制从来不曾存在过,在认识和对待市场时,人们应该持有全面的观点,而在利用市场时,更要持兴利除弊的态度,关键是做好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这篇大文章,自主地驾驭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 第二,发展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防止财富占有中的私人垄断,从根本上保障分配公正;能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公有大企业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带动力量;公有制经济具有启动快速和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拉动的功能,特别是公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性质,而一个保有恰当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则能成为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体制保证。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帮扶”,必须深化改革,着眼于搞好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创新。公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还要搞好资本经营管理母公司的构建。在农村,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多样新集体经济。总之,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充分适应于市场,要通过具有产权主体性质的公有企业的构建,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活力,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由此把公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构建拥有强有力宏观调控能力的市场经济。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运行中,盲目扩张,结构失衡,发展过热或是沉滞不起等等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经济自我调适和实现宏观均衡。这就要求把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 第四,发展拥有发达的公共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立足于和依靠盈利趋动的竞争性商品生产,也就是:产品生产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受市场力量调节的“私人物品”的生产以及市场性的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存在失灵或缺陷。其一,一些物品在物质技术上具有消费和占有非排它性,依靠市场性生产会发生供给不足。其二,一些产品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需要有生产中的政府干预。其三,市场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众多穷人,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需要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获得满足。亚当·斯密因其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过度推崇和“市场乐观主义”,使他忽视市场的诸多失灵和缺陷。他向世人推荐一个只会使财富与贫困相并行的主要依靠私人物品生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发展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不再遵循斯密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向劳工和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品的当代福利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有关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等也被纳入公共物品生产的范围。因而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超出了斯密模式,成为私人物品生产与公共物品生产共存的体制。当然,西方的公共物品生产被桎梏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存在着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公共物品生产并未能根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对立。 综上所述,基于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理念、新要求,以及基于我国当前改革的现实状况及其趋势,我们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拥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具有发达公共产品生产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而对这一崭新的经济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论阐明,则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摘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在我国初步确立。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配套,尤其要求政府职能要相应的转变。目前政府职能的行使中存在着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因此必须使政府职能归位,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关键词: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 (一)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尤其是适当的经济自由、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信用体系。 (二)加强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增进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的分散性、盲目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不可能或者即使达到均衡,经济上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而有必要针对市场调节在总量均衡目标实现上的局限,引入政府调节。 (三)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因而通过制定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兼顾公平就成为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 二、我国政府职能行使中的越位和缺位 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职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职能行使中仍存在许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所谓越位是指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未能随市场的发育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政府依然在做市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所谓缺位是指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未能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政府未能真正做政府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 (一)政府没有行使其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的特殊职能。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行使其对不发育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这一特殊职能。当然,这种补充和替代是有代价、有风险的,是具有过渡性的,应把握好补充和替代的度,减小由于“政府失灵”产生的代价和风险,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逐渐退出,而不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补充和替代市场的功能已经滞后,并有向长期化、制度化发展的趋势。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非常不利的。 (二)政府对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管得过多。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诱发投资和产业重组的双重功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融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进行,并同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政府没有必要考虑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 (三)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严重缺位。近两年我国的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使法律缺少了应有的威严。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择手段,违背市场运行规则,违反法律,导致整个社会信用水平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同时,我国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能,政府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职能缺位。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深化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重要前提。任何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人的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因此,观念转变在转轨进程中是根本前提。政府必须从转变行政观念、社会观念入手,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行政管理上引入服务理念,改变过去“官”就是“管”的观念,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向间接宏观管理为主转移,政府应当以服务为宗旨,要改变一方政府只管一方事情的狭隘思想,树立大市场、大流通的观念,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握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力度。 (二)正确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并按有限政府观念与模式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要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中脱身出来,从“越位、错位、缺位”转向“归位、补位”。那么,政府权力界定的依据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理性,也就是政府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在哪些事情上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便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正确的定位应当是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努力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三)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或“非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也必须专注于重大的战略问题和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将部分职能有效的转化出去。转化的对象就是中介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介于政府和盈利性的私人企业等机构之间的第三部门。政府职能的不断市场化和社会化,使原来“政府—市场”的二维结构正逐渐被“政府—中介组织—市场”的三维结构所替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联结的纽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的功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同志做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是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三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四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把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水平 ——各界人士谈落实十八大报告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十八大报告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具体发展方向。各界人士在学习讨论中认为,这为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要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落实。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 社会各界人士认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受到内外部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中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部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将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表示,从市场体系建设来看,当前国内商品市场已经放开,但生产要素流通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不够平衡。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未来发展将更多依靠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因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各类市场要素顺畅流通,尤为重要。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铁岗说,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往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在环境、土地、能源等方面都受到制约,这就需要我们从科技创新的角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摆脱简单扩张的依赖,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经济界人士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明确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认为,这是非常清晰的表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李铁岗说,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压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正是经济转型调整的主要载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迈出新步伐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社会各界人士认为,设定这样的发展目标,表明未来中国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将明显增强。 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表示,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这对西部特别是新疆具有现实意义。今年前8个月,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历史上首次超过石油工业,石油工业“一业独大”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这跟新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福建屏南县委书记林共妙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同地区有不同选择,目标是科学发展,路径上应是因地制宜。屏南不适合搞工业,我们就专心致志把旅游业做大做强,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接待游客人次从2004年的3万人上升到现在的130多万人,直接带动了地方老百姓就业增收和城市建设发展。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委书记许冰则表示,抓好大项目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载体,是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主要抓手。例如,山东东佳集团在博山区投资10.5亿元开发硫钛联产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实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经济发展阻碍因素有待进一步消除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随着改革深入,各种矛盾问题也凸现出来,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并通过实施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这项工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重庆市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表示,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目前还有多种因素制约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孙自铎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调节的关系,二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发展实体经济要注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其中包括结构性减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等配套措施。同时要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创业,这将为我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许光建认为,金融体制及产品的创新始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前需要深化金融改革,运用好金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建议,宜加快建立省际生态补偿机制,减缓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转型中面临的压力,提高落后地区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管见 【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的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主要采取经济办法”,并对近期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也作了详尽的阐述。根据《决定》所提出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观点,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又要结合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针对性地采取恰当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和方法,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结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新兴科学,由于它的广泛性和多层性,决定了它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以及规律性都需在改革的不断实践中加以探索。对于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以下归纳和分类:按经济运行过程和所采取的管理政策不同可以分为需求、供给管理;按管理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间接管理;按层次不同可分为国家、地区、城市、乡镇宏观经济管理;其次,按管理主体的不同经济管理职能是把整个经济管理划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经济调节、经济监督等。 总之,我们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以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政府部门经济管理职能为骨架,以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取得较好宏观经济效益为优秀,将供给与需求、直接与间接、中央与地方管理之综合探索揭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规律,并结合当前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际,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失败的教训;同时,要正确对待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借鉴。我们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一定能得到充分的健全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构建 【摘 要】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地建立、完善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当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之下,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了各种市场,形成了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种经济资源由市场来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 宏观调控 经济活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运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克服市场调节的局限性、盲目性。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而且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 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做,按照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总要求,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机构,深化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同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的实际情况,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积极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职能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在国家监管与协调过程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市场上的经营者还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其权利的义务的关系大都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协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必须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观念,懂得如何依照法律从事经济活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其要求原则是在其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时候在特定的范围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要求原则的具体表现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求国家适度的干预制度,即使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最重要的是,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够早日完善,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工程中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加快、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行政体系,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第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效率公平的运行机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为重要的辅助,坚持提高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使公平和效率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以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运行的过程中要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经济权益。当消费者的合法经济权益与经营者方式冲突时,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通过与经营者协调和解,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的地位。 总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样,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够早日完善,实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运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要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经济运行,完善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划方向,是我国在新设计一项重要的发展国策,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部署的重大意义。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探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策略 摘要: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农产品供求关系逐渐趋于稳定,且一些地区农产品还出现了过剩的情况,导致农民群众收入大大减少。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导致农产品和加工品的产销矛盾日益突出,农村经济结构需要更进一步的战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基于此,针对应当如何有序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策 1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现状分析 近年来,因为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农民群众收入有了普遍降低,这不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影响,还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了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国家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下面几点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农村结构发展层次不高。影响农民群众收入的重要因素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具有发展特色,同时也没有真正形成主导性的产业。其次,农业产业化及标准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大部分都是通过初步加工就进行出口,很少有深精加工的农产品,让产品的附加值大打折扣,同时和国际上的通用标准比起来,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指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再次,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现阶段农业发展对于外资的利用,普遍存在规模小、水平低等现象,在外向型农业发挥重要作用的今天其并未真正地有效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后,农产品市场与营销渠道不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农产品营销网络不健全。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1]。 2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建议 2.1提高农产品加工质量 农产品加工能够延长农业产业链,是充分利用农产品资源的有效措施,各个加工流程都能够让农产品价值得以提升,通过加工转化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农产品加工转化的同时应当积极地引进推广现代化的贮藏保鲜技术,结合各地区不同季节的实际需求情况,借助于现代化、科技化和标准化来拉长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政府科技研究机构和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应当给予支持,将农业科研机构、乡镇企业及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推向市场前沿,让乡镇企业转变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平台,同时转化为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载体,让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实际应用,让自己成为新技术开发的主体,从而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加工质量,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2.2实施品牌组织战略 实施品牌战略能够有效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在新世纪,品牌战略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扩展其市场销售渠道,做好农产品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防止各类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从而保证农产品市场的经营秩序。应当尽快构建与我国实际国情相符合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根据质量标准及市场实际需求来生产农产品,防止出现盲目生产的情况。同时,可以选择村组联包、农村生产合作社及承包大户等有助于集约化经营的模式来塑造产业组织体系雏形,当地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组织体系持续健全的过程,借助于产业组织体系为广大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即是将农民和市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格局。 2.3推进乡镇企业发展 首先,应当推进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机制改革,确保乡镇企业实现体制创新发展。应当积极推行并在广大乡镇企业应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于大部分中小型乡镇企业可以选择联合、兼并及承包经营、出售等多种办法,对其实施产权制度与经营机制改革。其次,应当合理地引导乡镇企业组织技术创新活动,构建以企业技术开发部门、区域技术开发机构为主体的生产管理技术创新系统,让乡镇企业和周边的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展开合作交流,坚持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的原则,构建多边协同战略,发展不同形式的产学研联合。最后,应当对传统技术予以优化改造,促进乡镇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重组,利用现代化农业技术来对传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2.4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各级政府部门及经济组织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农产品市场竞争机制,让农户的产品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在对城乡各级农贸市场建设完善的同时,规划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建设各个层次、各个类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年不定期开展不同类型农产品的展销会,支持农民群众和农产品生产者参与;借助于现代营销理念来构建农产品产销直供、委托经营的现代化营销体系,从而有效减少销售成本,增加农产品的实际价值。当前,农产品市场开始朝着国际市场开放,农民群众不但要对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况有所了解,还应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将眼光放到国际市场,积极支持和参与外向型农业的发展[2]。 3结语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的发展,所以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现阶段,在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虽然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依旧存在较多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应当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结构的产业化及现代化水平,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作者:尹梅 单位:云南省华宁县宁州街道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探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建议 【文章摘要】 农村经济结构需进行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力发展中永恒存在的问题。本文就此论述了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的区域布局、调整的目标重点、调整的结构层次和调整的操作要领。 【关键词】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结构层次;策略 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力发展中永恒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必须进行适当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曾不断有所调整。近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供求关系从短缺转向总量供求平衡,且部分农产品出现过剩,价低卖难,农民增收递减。“入世”以后,随着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产销矛盾,更加突出。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到急需进行战略性调整。 1基本原则 1.1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是反映社会对各种产品需求的“睛雨表”,也是衡量不同产品价值高低的“观测器”。在农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分析研究,对比决策。决不能不顾市场情况,盲目安排。市场有国内、国际市场,有微观、宏观市场。各地的地域环境不同,商品市场情况也不一样。农村经济结构首先要根据市场情况来作出安排。市场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依据。 1.2以资源为依托发展生产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资源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水、气候、生物、矿产等;有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劳动对象、科技、信息等。资源是发展生产的依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资源,生产就寸步难行。农村究竟应发展些什么产业、产品、必须立足于当地的资源条件。各地的自然地理不同,拥有的资源也就各异。在全国、全省,有宏观上的区域分异在一乡、一村,有微观上的区域分异。放眼全球,不同的国家,又有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如何充分发挥好当地的资源优势,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开发利用好客观存的宝贵财富,以求发展好经济,取得增产增收的实效,这是考虑和决定经济结构安排的立脚点。否则,如果脱离现实条件,形成空中楼阁,必然会一事无成。 1.3以效益为中心生产的合理组合,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根本要求在于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必须以效益为中心,力求优质高产、增收节支,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致富。首先要求有好的经济效益,即费省效宏,获得尽可能高的赢利;同时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力求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略 1.4以科技为动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依靠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合理组织农村生产力的一大重要举措。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有其规律性。认识和掌握其规律并操之于实践,这就是运用科学技术。对于每项优势产业或产品的振兴,都必须有科技来保证。如农作物就要有先进适用的良种良法。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和新兴特色产业,更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不讲科技,不按科技要求办事,调整就缺乏动力。 2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中央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针对农村经济结构提出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几个策略 2.1既要坚持面向市场,又要强化政策的导向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即将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市场机制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当前,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时,一定要坚持面向市场这一原则,运用社会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机制,引导广大农民根据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合理分配农业和农村社会资源,自发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做到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避免和克服脱离国内外市场实际的盲目调整;要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创新和引进高科技农产品及其加工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附加值,满足社会对农产品多样化、多层次、优势化的需求。 2.2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又要加大行政推动的力度农民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各级政府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等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切实尊重、依法保护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利益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广大农民大胆探索,积极实践,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路子,真正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自主权交给农民。 2.3既要加快发展高科技农产品,又要不断扩大、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产业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加减的老路子,必须注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把促进高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速农产品的更新换代,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驱动力,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体系,大力开发、积极引进、加快推广农产品各项新技术,既要追踪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前沿,又要满足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又要重视技术推广;既要发展高新技术,又要重视常规技术;既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又要注重产前、产中、产后技术的集成配套,加快发展高科技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作者:晏超军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罗家屯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探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 【文章摘要】 农村经济结构需进行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力发展中永恒存在的问题。本文就此论述了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的区域布局、调整的目标重点、调整的结构层次和调整的操作要领。 【关键词】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结构层次;策略 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力发展中永恒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必须进行适当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曾不断有所调整。近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产品供求关系从短缺转向总量供求平衡,且部分农产品出现过剩,价低卖难,农民增收递减。“入世”以后,随着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产销矛盾,更加突出。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到急需进行战略性调整。 1基本原则 1.1以市场为导向市场是反映社会对各种产品需求的“睛雨表”,也是衡量不同产品价值高低的“观测器”。在农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分析研究,对比决策。决不能不顾市场情况,盲目安排。市场有国内、国际市场,有微观、宏观市场。各地的地域环境不同,商品市场情况也不一样。农村经济结构首先要根据市场情况来作出安排。市场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依据。 1.2以资源为依托发展生产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资源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水、气候、生物、矿产等;有社会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劳动对象、科技、信息等。资源是发展生产的依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资源,生产就寸步难行。农村究竟应发展些什么产业、产品、必须立足于当地的资源条件。各地的自然地理不同,拥有的资源也就各异。在全国、全省,有宏观上的区域分异在一乡、一村,有微观上的区域分异。放眼全球,不同的国家,又有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如何充分发挥好当地的资源优势,趋利避害,扬长补短,开发利用好客观存的宝贵财富,以求发展好经济,取得增产增收的实效,这是考虑和决定经济结构安排的立脚点。否则,如果脱离现实条件,形成空中楼阁,必然会一事无成。 1.3以效益为中心生产的合理组合,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根本要求在于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结构的调整必须以效益为中心,力求优质高产、增收节支,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致富。首先要求有好的经济效益,即费省效宏,获得尽可能高的赢利;同时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力求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略 1.4以科技为动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依靠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合理组织农村生产力的一大重要举措。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有其规律性。认识和掌握其规律并操之于实践,这就是运用科学技术。对于每项优势产业或产品的振兴,都必须有科技来保证。如农作物就要有先进适用的良种良法。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和新兴特色产业,更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不讲科技,不按科技要求办事,调整就缺乏动力。 2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中央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针对农村经济结构提出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几个策略 2.1既要坚持面向市场,又要强化政策的导向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即将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市场机制将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当前,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时,一定要坚持面向市场这一原则,运用社会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机制,引导广大农民根据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合理分配农业和农村社会资源,自发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做到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避免和克服脱离国内外市场实际的盲目调整;要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创新和引进高科技农产品及其加工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附加值,满足社会对农产品多样化、多层次、优势化的需求。 2.2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又要加大行政推动的力度农民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各级政府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等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切实尊重、依法保护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利益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鼓励广大农民大胆探索,积极实践,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路子,真正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自主权交给农民。 2.3既要加快发展高科技农产品,又要不断扩大、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产业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加减的老路子,必须注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把促进高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速农产品的更新换代,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驱动力,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体系,大力开发、积极引进、加快推广农产品各项新技术,既要追踪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前沿,又要满足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又要重视技术推广;既要发展高新技术,又要重视常规技术;既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又要注重产前、产中、产后技术的集成配套,加快发展高科技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作者:晏超军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罗家屯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探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探讨 一、关于该村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农业结构调整是中央根据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重要部署。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就是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抓住农业新阶段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利时机,大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把农业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与从前相比,白马村的农业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变化,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97年之前,种植业虽然是该村的主要产业,但畜牧业也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一直保持增长状态,上世纪80年代,这个村的牲畜总数达到1万多头(只),户均牲畜拥有量80头(只),但1997年以后,牲畜总数有下降趋势,畜牧业经济越来越趋于萎缩。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畜牧业的比较利益高于种植业,人们从事养殖业的积极性较高。那么白马村的畜牧业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了以下的问题。 1.随着村庄人口增加,家庭小型化速度的加快,牲畜总量随之急剧增加,出现了严重的畜草矛盾,畜牧业发展的规模受到限制。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该村户数为120户,90年展到140户,2000年以后迅速增加到180户。农户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草场为公共资源。因此,出现了“公地悲剧”效应,村庄牲畜总数急剧增加,致使草场压力加大,产草量下降,出现了严重的草荒问题,迫使农户不得不出售牛羊。一般情况下,天然草场的缺口,要用麦草来填补。但是,近10年来,该地区连年干旱,农业歉收,麦秆供量特别少,到其它农区购草不但增加成本,且由于草质硬,牲畜不喜啃食,从而加剧了草荒问题。 2.该村村民的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使发展畜牧业的机会成本增大。近几年村民外出采挖虫草中得到的收入很多,好的一年(实际为1-2月)一家有3-5万元的收入,一般的有0.5-1万元,差的也有1-2千元。相比之下,畜牧业生产投入大,收益小,得不偿失。因此,村民热衷于找门路挖虫草或外出打工,无积极性经营畜牧业,很多农户变卖牛羊作为采挖、贩卖虫草的资本。 3.畜牧业科技力量薄弱,社会化服务程度低,牲畜疫病得不到及时控制和治疗,牲畜死亡率高。该村庄仅有2个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是专业人员),无草场技术人员,无其他服务设施,畜牧业生产基本处于原始粗放状态,1997年牲畜患痢疾病,牲畜死亡率高达30%。从种植业内部来看,也有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麦种植面积增大,而青稞种植面积减少。以前由于气候、小麦品种等原因,小麦在白马村不容易成熟,因此,该村多年来主要种植青稞。随着气候的变暖和小麦新品种的引进,小麦种植面积逐步增大。据笔者调查,以前该村50%以上的耕地种植青稞,而现在,50%以上的耕地种植小麦。如某村民一家4口人,有5.6亩耕地,1997年以前种植青稞3亩,小麦1亩,油菜1亩、洋芋0.6亩,1997年以后种植小麦3.5亩、青稞1亩(主要用来做炒面)、油菜0.5亩、洋芋0.6亩。总观该村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状况,无论有什么变化都是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该村种植业目前仍处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种植业调整与市场需求变化没有任何关系。结构调整的驱动力量主要是个人的生活需求变化和气候变化以及作物品种的引进。笔者想,就单纯的种植业来讲,该村受到的客观性制约因素较多,因此在结构调整方面,不能过多的责备当地政府。然而,也不能忽视或缺失当地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从该村的情况看,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政府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改善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关系,增强农业和畜牧业的互补效应,以推动两业共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第二,转变农民的观念,以市场为导向,改变农业和畜牧业小而全的传统经营理念,突出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二、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指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向其它职业、产业和地区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暂时性人口迁移。其主要特征是:他们的流动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只是劳动力与家人的分离,家庭的召唤力是其回归的主要力量;劳动力的流动是当事人及其家人所作的决策,与政府指令性计划无关;其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比较低,所从事的职业及地位较不稳定,一般进入城市中的传统产业部门,如:餐饮、搬运、建筑、装修等服务行业;劳动力的回流具有周期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其回流的主要时间;另一方面,当劳动力所在的城市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或形势不利时可随时回流。农业富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有利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获取经济信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进入本地区的乡镇企业就地转移;二是进入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异地转移。与一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相比,白马村的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一是白马村村民同时经营着种植业和畜牧业两个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因此,限制了村民长时间的转移,村民只能进行季节性和短时间的转移;二是在白马村以及周边地区从古至今都经营农业,无任何工业经济。因此,白马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大部分只能是异地转移;三是白马村村民都是藏族,受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限制,难以适应更加广泛和异质性很强的地区。他们转移的目的地和领域只能选择在与自己同质性较多、又需要劳动力或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根据调查,白马村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如下:白马村平均一户一年中有2人外出,时间一般在4-6个月,只有个别人长年在外打工。从事的行业主要有:一是采集业,主要是采挖冬虫夏草等中药材。该村一年中有60%的劳力都投入到采集业中,其中,青年人要到本省的果洛、玉树、海北、海南等地和西藏的有些地区,其余人在本地高山区采挖。二是外出打工、经商。主要是到本省的西宁、果洛以及外省的内蒙等地区拉网围栏、买卖虫夏、修建民房、修路,这部分人比较少,约占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20%。三是僧人外出念经。寺院中80%的僧人外出念经,近的到本省的刚察县、甘肃的天祝县等地区,与这些地方建有固定的联系,远的到内蒙、辽宁等地,僧人外出念经得到的布施收入不菲,特别是到内地为一些经商老板念经做法事收入相当可观,这些僧人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而且减轻了家人和村庄的负担,寺院建设也得到了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布施得到的一部分钱贴补家用,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者。从白马村转移富余劳动力中我们可以看出: 1.劳动力转移领域狭窄并且缺乏可持续性。据笔者了解这也是同一地区的普遍现象,白马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收入主要来自于采集业,随着国家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许多资源特别是冬虫夏草将会被禁止采挖,这样白马村村民的收入和季节性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面临严重的挑战。 2.劳动力转移缺乏政府引导和组织,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没有政府引导和保护,群众转移的收入不稳定,甚至经济损失很严重。这两年白马村村民到牧区挖冬虫夏草、打工,由于信息不灵、被人欺骗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屡屡发生。根据笔者的看法,第一,像白马村这样的地区,应该从自己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出发,对外联合,培育新的产业,实现就地转移为重。第二,从长远着眼,应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特别是对25岁以下40岁以上的文盲劳动力开展实实在在的扫盲教育活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逐步开拓更加广泛的转移领域。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深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了工作力度。近几年来,我国农民收入继续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局良好。笔者在白马村的调查中发现,新农村建设在该村已经开始启动。一是对村庄建设进行了规划。村民对新房建设抱有很大希望;二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农民的参合积极性高,重新修建了乡卫生院,加强了医疗力量。三是两免一补政策得到落实,重建了乡中心小学,充实了师资力量;四是修建了村委会办公室、党员活动室。 白马村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发展无起色。我们知道,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中根本和基础是生产发展问题。白马村在生产发展方面,没有规划,没有产业,基本停留在已有水平,看不到任何生产发展方面的起色和新气象。至于社会发展也仅仅落实政策而已,没有属于本地的创新和发展。 2.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模糊,理解不准确。在调查中发现,乡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与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基本一致,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却五花八门,有的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在调查中,有的村民说:新农村建设就是国家为农民建新房子。有的村民说:新农村建设就是建塑料温棚。有的村民说:新农村建设就是修路等等。但是认识相对集中的就是建统一的整齐划一的新房子,并且许多农民说他们外出时,曾经看到过这种现象,新村庄部分在建或待建的房子已停工,外来匠人已全部撤走,有的农民表示担心能否住上新居。 建议: 1.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农村牧区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水平,正确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彻底改变农民现在的观望状态和等待状态,发挥他们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要树立以生产发展为基础、为根本的思想,让群众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发展和谋划生产发展方面。乡政府也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帮助农民生产,治穷致富上。另外,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其它要求,也要统筹兼顾,不能忽视。 2.新农村建设当中,当然也包括新村建设,但绝对不是单一的拆旧房建新房,更不是建整齐划一的新房,田园式的建筑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在白马村,有一批清朝年间修建的民居,这些房子上下两层、木质结构、风格独特,应该列为青海省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令笔者担心的是,这些会不会在新村建设当中,使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珍贵建筑文化遭到破坏。该村以及同类地区,一定要在新村建设当中保护这一批古物。同时要说服群众要正确看待新村建设。 3.从白马村以及整个该地区其他村的情况看,还要继续加强和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白马村的上学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该村孩子小学毕业后要到七八十公里之外的县城去上学,增加了上学的成本,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群众意见很大。另外,乡医院的建筑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是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缺医少药问题比较严重,远远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要,群众的意见也很大。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些问题并得到妥善解决。总之,这次对白马村的调研使笔者对当前青海农村,特别是与白马村同类地区的农村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对农村经济政策在农村中的贯彻落实和适应性问题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笔者认为,农村经济政策在农村中的贯彻落实和适应性问题,是一个各级政府应该经常调研,必须了解掌握的重要问题,应该给予重视和关注。另外,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比较重视城郊农业、平原农业、河谷农业,但对边远山区农业关注不够。虽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根据和原因。但是,青海毕竟存在着大量的山区农业和人口。因此,在建设和谐农村的过程中应给山区农业提供更多的帮助。笔者建议,在当前城郊农业、平原农业、河谷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能否把边远山区农业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和解决。 作者:鲁临琴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探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及对策探索论文 论文关键字: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增收 论文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且呈逐年下滑趋势,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精心选择主导产业;要尽快形成开放、多样、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促进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发展。 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收入获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但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却呈下滑趋势。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1997-1999年三年间,农村人均总收入平均只增长2.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最重要的原因,必须进行调整。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因地制宜,精心选择主导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近年来,由于良种良法的推广和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我国农产品总量不断提高,但由于品种单一,并且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程度不够,使农产品结构性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价格持续下跌,农业增产难增收。特别地近几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农产品成本增长较快,而成本收益率却不断下降。因此,仅靠增加农产品数量的做法,难以改变农业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第一、结构调整应以种植业区域布局,农作物结构、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为重点,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加大对科技投入力度,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以及合理、高效的种养技术,开发名、优、稀、特、新、奇产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出口农业、科技农业,增加农产品的含金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建立农业科研、教学、推广“三位一体”的新机制和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格局,要组织科技力量攻关,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要结合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建设一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积极的引导。重点支持农村种养大户、种田能手、农村专业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生产向企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要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第二、要进一步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深加工水平,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工转化是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产品增值增效的有效途径。每个加工环节都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每一次转化都是一次增收。据有关资料证明,农产品一次加工可增值5%,二次加工可增值10-20%。与此同时,应研究推广先进的储藏保鲜技术,打好季节与时间差,实现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化、产品标准化,拉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创造条件,把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研院所、农村科技大户和中介服务组织推向市场经济前沿,使龙头企业成为有为纳科技人才、转化科技成果、推广先进技术、开发高新技术的主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更好地带动农村科技水平的提高。同时,要实施品牌战略。对各地名、优、稀、特、新、奇农产品进行全面调查和资质认定,颁发证书,注册商标,并通过新闻会等形式把名牌产品打出去,推向市场。要加大对名牌产品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入WTO后,农产品结构调整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要尽快制定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使农民按照一定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 第三、要培育产业组织体系。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产业组织体系向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把农民与市场联结起来。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格局。 二、尽快形成开放、竞争、多样、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多年来,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畅一直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进一步把市场搞活,才能保证农产品价值的实现。 一是要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充分利用农村现有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要培育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建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各类农副产品的展销促销活动,努力探索连锁经营、产销直供、配送中心等新的流通方式。随着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要深入研究国外农副产品需求情况,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依靠质量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必须按照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要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不但要避免“有市无场”,还要避免“有场无市”。要放开政策,通过引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吸引企业、个人、外资等参与农产品市场建设。同时,要加强农产品市场的管理,打击欺行霸市、压级压价、恶性竞争行为,坚决制止“三乱”,保证农产品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健康地运行。各级党委、政府要转变观念,克服重生产轻销售的倾向,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从总体上把握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趋势,不断拓宽市场。 二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流通组织。国营商业,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方面的作用。要大力扶持发展农村流通合作组织,尤其是大力支持农民个体或合伙创办流通企业,引导他们加入经纪人和个体运销队伍。在管理上,应以放开搞活为主,同时加强对各种流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引导他们合法经营,加快发展,要逐步建立起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村流通体系。 三是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用准确的信息指导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出现的农产品结构性、区域性及季节性过剩问题,与销售信息不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把建立上下通达的农产品信息网络作为开拓农产品市场的大事来抓,上与国际国内市场接轨,下通千农万户,真正使农民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生产盲目性。在信息网络建设上,要充分利用农业及有关部门已经建立的农业信息网络,做好农村信息管理、收集、分析和工作。 三、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农村人口多,人均占有资源少是我加的基本国情。如果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的。据有关资料分析,从1990年到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总人数逐年增加,到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4亿多。由于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中近2/3的纯农户增收困难。因此,通过加速农村的小城镇建设步伐,带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可逾越的一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公务员之家 首先,要加快县城和中心城镇建设。要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改革和完善小城镇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形成与大中城市协调配套的小城镇群体。要在审批、户籍、迁居、收费、贷款、经营、就医、上学等方面大开绿灯,真正让农民进城兴业。 其次,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造成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农村工业化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路子,从长远看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 四、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20多年来一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乡镇企业,一是要改制搞活,解决“二国营”的问题。二是要依靠科技,开发创新,加大技改力度,优化产品、规模和布局,引导小企业走专、特、精的路子。三是各级政府要从融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人才交流、信息交流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使乡镇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是要加强生产、成本、财务、人才监管,提高乡镇企业的经营水平。 五、积极扶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和支持农民到城镇进行投资、经商活动。要消除农民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要落实现行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根据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税收、资金、水、电、土地等方员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坚决维护个体、私营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都要选择一批经营水平较高、发展前景较好的个体、私营企业,挂牌保护,促其快速发展。第二,要引导他们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推进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提高私营、集约化经营,提高效益。第三,要注意提高经营者的素质。 六、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 我国农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巨大障碍。因此,各级政府应结合新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要继续深入持久地抓好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发达地区应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要结合教育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小学、中学要加开技能课,使农村中学毕业生普遍掌握一两门致富技术。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企业要大胆使用能人,用难人带动群众提高科技素质。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下乡,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尤其要办好农村各类科技协会,办好各类夜校技校。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加快立法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摘要:我们应该加快立法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本文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如何解决当前立法中的问题两个方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行了阐述,对当前经济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立法;法律体系;规范 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指调整市场经济关系和法律法规的总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结构主要是关于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行为、宏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等。为什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呢? 1.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规范中央和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对外开放体制,这些都需要制订有关经济法律加以引导、规范和保障。 2.基于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带来人、财、物的大流动。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就有竞争,就会伴随不正当竞争。经济越发展,市场越活跃,竞争就越激烈,同时不正当竞争关系乃至经济犯罪就会增加。如近年来经济搞活以后,经济进一步活跃,发展加快,同时假冒伪劣商品进一步增加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影响了社会安定。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充分肯定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及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和消极作用。实行市场经济后,还可能带来市场垄断、地区保护、公共消费品生产下降、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市场经济决不是无政府的自由经济,国家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发展市场经济仅仅靠“放开”、“给政策”和解除行政管理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培育良好的要素市场。这就必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总之,不以法制建设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既是缺乏竞争规则和秩序的市场,同时也将造成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合权益和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弊端,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二、对当前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行政法规在市场经济法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地方性法规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我国的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在立法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立法仍滞后于改革;有的地方立法质量还不很高;地方立法中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地方立法从大局出发不够等。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宪法的原则,以改革的精神,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战略高度,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解决: l.要加快立法,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指导思想。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系中,立法要以宪法为依据,进一步解决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一些应兴应改的事情,尽可能先立法后行动,开始粗一些,逐步完善起来,用法律引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立法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避免因无法可依造成的严重损失。 2.要加快立法,必须认真体现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在制订法律法规中,只有认真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法律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经过立法变为国家意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法律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经过立法变为国家意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连接,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3.要加快立法,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订的法律量大面广,统筹规则,突出重点,急需先立,不断完善。根据中央精神,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则,制订规范市场主体法律。其次,为了保障市场主体进行公平交易和正当竞争,应按照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订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第三,为了使宏观调控、管理和服务依法进行,保障市场正常、有效运转,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应当制订加强宏观调控和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第四,为了在开展公平竞争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安定,应当制订、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第五,为了扶持基础产业,保障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应当制订发展基础产业、改善经济环境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法律。 4.加快立法,必须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现有的法律还远远不能满足不同区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仍存在责任不清、部门扯皮,法律条文冲突和立法程序不顺等现象,造成立法效率低、周期长、进展慢。要改进这一工作现状,首先要改进地方立法方式,按照有关要求,有些法规草案,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起草:有些涉及改革和建设全局的法规草案,可以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或有关专门委员会牵头,组织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注意吸收专家、学者参加地方立法工作,实行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 同时,还要注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继续普及市场经济法律知识,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使基层组织和全体公民树立参与立法的意识,积极提措施、提建议、提意见。要提高立法质量,在制订市场经济法规中,既要使法律法规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高立法技术和水平。拟定法律法规条文,要尽可能明确、具体,具有超前意识,并且便于操作,还必须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的法律文明成果,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关于制订市场经济法律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加以吸收,为我所用。 从以上两上方面的简述可以看出,法制建设必须贯穿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依靠法律引导和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同上台阶。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探究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法律机制,现阶段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体系,以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文章以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经济发展 “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方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经验而提出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有其必然性。 1 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对相关政策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整,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来说,市场经济发展现存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法律残缺 不论是何种经济机构,经济利润都是其最终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这种单一目标的引导下,绝大多数经济机构的领导者都将精力放在了如何进一步提高经济机构的经济效益上面。[1]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机构管理体制问题频出的现状。法律制度上的残缺导致各经济机构出现非法运作资金等现象,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利益失衡 法律管理失效的现象还体现在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方面,很多企业在内部分配利益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这些现象产生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主义、极端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现象的广泛存在,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2] 1.3 资金不均衡 在我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机构的目标仍然集中在建筑行业和贸易行业等领域,导致现阶段资金分布不均衡的现象。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综合经营模式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一旦经济出现变动,这种资金不均衡的现状不仅不会得到好转,甚至还会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的局面。 1.4 观念落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多企业都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制定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这些策略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所制定的策略还难以同社会发展保持一致,难以做到与时俱进,甚至部分企业在制定策略的时候还在运用传统的经济观念,缺乏对新时期企业经营风险、经济价值的深刻认识。 2 建立经济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2.1 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想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构建相应的经济法律体系,只有建立相应的经济法律体系才能够实现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够有效规范地方和中央管理的经济权限,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2.2 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力、财力以及物力的流动率越来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商品生产以及商品交换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加剧也会导致经济犯罪的进一步增加。例如,近些年来,出现假冒伪劣商品,这些商品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竞争的不断加剧。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安定,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构建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 2.3 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市场经济既有其独有的优势,也存在一些弊端。在市场经济确立后,行业垄断、地区保护等问题频繁出现,给社会稳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可以说这是发展市场经济仅仅依靠政策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3 构建经济法律体系的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收入的高低,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正因如此,我应当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笔者认为,应当从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出发,制定和完善科学的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 3.1 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益 若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法律,可以说这是经济法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现阶段很多国家都对市场经法律的制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经济法律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各个行业的规章准则,因此,完善的经济法律系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3.2 进一步优化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经济法律则是这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依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相关部门只有充分利用法律的积极作用,全面调整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化升级。 3.3 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现阶段,不仅我国意识到了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性,其他国家也充分意识到了构建市场经济法律的重要性。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法律的全球化也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我们有必要创新经济法。 3.4 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调整相关法律政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使经济能够在法律的调整之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完善经济法律体系的策略 经济立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对经济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充分发挥现有的管理资源,将经济立法的作用发挥出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4.1 加大日常的监督管理力度 完善经济法律体系必须构建相应的监督计划,从而保障经济立法的正规化,将经济立法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立法机关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律的过程中,应当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实保障法律的可操作性。 4.2 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 随着网络水平的提高,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立法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在经济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合理运用信息技术,编撰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有效降低由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立法工作难以开展的现象发生,切实保障法律的科学性。 4.3 转变法律管理的策略 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必须以执行相应的管理法律为基础,只有法律策略得以制定,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当根据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营情况出发,及时更新经济立法策略,并严格控制内部资金的收支情况,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4.4 制定构建法律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经济立法。立法机关在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当以实现经济法律的价值为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升经济立法管理效果,从而构建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 总之,经济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策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经济法律w系的构建给予高度重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浅析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 摘要: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课题,也是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保障和依据。但是目前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看来,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法不规范等,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现状和问题,探讨依法治国背景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途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 党的十八大召开,为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做出了战略部署,加快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其中,依法治理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建立和完善其法律体系也是推行法治建设的重点。只有推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能保证我国的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一、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立法滞后和法规不规范的问题。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我国一直沿用和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在市场经济上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体系缺乏。随着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改革,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也让我国的市场门户被打开,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也纷纷立足。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贸易也随之向国外发展,这样一来,各种新旧问题矛盾重重,尤其是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更加凸显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加深,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我国目前的经济法律基本上都是沿用的旧体制,其中,行政法规所占比例最大,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公平、平等、诚信等却在现行的经济法律中没有得到体现,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缺少一定的契合度。现行的经济法也在新旧企业体制的并存中显得越来越不协调和不合理,法律执行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措施 我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有竞争就必须有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是市场竞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五大板块,包括市场主体、市场行为、秩序和宏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等。对其完善,笔者认为应逐个入手。 1.市场主体法律体系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合法资格。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因素。目前我国的《公司法》为现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另外,有关市场主体的法律还有多方面如合伙企业法、商业法、私营企业法等都为实现市场主体的科学管理提供了相关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公有制实现的方式多种多样,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新的市场形式,对其法律进行完善,能有效增强职工的地位,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进而推动社会会生产力的发展。再如破产法的调整和完善,要突破全民所有制企业主体限制,同时可以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使之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2.市场行为法律体系 行为法律是为了规范和约束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确立的,如合同法、保险法等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新的合同法,在制作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广泛吸收了国外相对成熟的法律经验,和先进的法学理论等,使得合同法的内容更加完善和具体,比如说增加了新的合同类型等,更具操作性,也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此外,我国金融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其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才能更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3.市场秩序法律体系 市场秩序相关的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而建立的。但是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不足,内容较为抽象难懂,造成了执法困难,应该适当修改,使之更加合理和实用。在反垄断法的颁布和完善上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法律,做好相关立法工作,打击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4.市场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实施宏观调控是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我国的宏观调控相关的法律有税法、物价法、国有资产法、财政法等。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相关的法规尚不健全,以国有资产法为例,在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下,多数人国家产权意识淡薄,对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造成了大量的资产流失。所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资产法的完善也是众望所归。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下,要加快宏观调控相关法律的进程,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 5.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维护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仍然相对落后,在社会救济、安抚和福利等保障方面依然缺少相关的法律,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因此,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建设,完善和发展社会保障法,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结束语 总之,实现依法治国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的客观要求。在依法治国战略的影响下,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就必须从法律体系的每一个板块入手,切实规范和完善法律体系,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化。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摘要: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规范其发展,有效的规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形成了能够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用的法律体系。那么,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其当下发展特色进行主要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 形成阶段 发展特色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市场经济更多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进行调节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的作用。那么,市场的自身调节,加上市场繁多的市场交易以及交易对象的利益的驱使非常容易给市场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如,现今违法交易、不公平竞争的现象频频出现,这些时间的出现对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阶段进行详细的分析,闹醒罢页鲂纬傻奶氐慵肮媛桑从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 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稳定市场经济发展形式,保证交易的公平、利益分配的公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遵循宪法的基础上,由民商法和经济法等共同协商组成的法律体系。我国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在1994年建立起来的,但是追溯其发展的萌芽则要从1978年开始。所以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也从1978年即改革开放的阶段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1978―1992年:这一阶段的法律体系是我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初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而这一阶段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则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十一届三种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此后我国党和政府在1998年气节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修正了宪法,其中明确的提到“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做法。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陆续出台了一些列的经济法,如经济合同法、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法律。从法律上允许外商、私营主在国家经济体系内投资经营,奠定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形成的基础。 (二)1993―2001年:中共十四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设立为我国经济建设目标之后,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应的法律体系正式形成。其中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多的决定”中指出在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能够在20世纪末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此后我国陆续的在宪法的指导下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劳动法、银行法等法律。1997年我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在1999年通过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此理念的指导下,立法机关陆续形成了证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为了规范进出口贸易,又陆续推出了对外贸易法等法律体系。 (三)2002―至今: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党和政府加紧了对市场经济立法的步伐,同时到现今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逐步形成的的阶段。其中我国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了“毫不动摇的坚持公有制经济以及毫不动摇的鼓励、引导非公有告知经济,”的两个原则。此后在2005年,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进一步指出要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法律体系。这样通过明确的政策规定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在此阶段我国陆续推出了电子签名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社会保险法等方面的法律,并在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极大的规范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容介绍 (一)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指的是进入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其具体的包括转入主体的名称、资本以及企业结构等方面的规范调查。2005年,我国公司法的退出,明确市场企业的组成主体可以减少至1人,降低了市场准入主体的资本构成要求。此外,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即破产制度的实行,并于2006年通过破产法,明确规定了破产制度适用的范围、重整和机制以及对债权人的保护等。通过转入和退出两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了市场主体的行为交易。 (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交易的秩序规范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非常重要的。现今这方面的法制度主要包括合同法、广告法、证券法等法律,进一步鬼发了市场主体公平交易、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法律原则。 三、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发展中的特色分析 (一)本土性: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在有条件的借鉴国外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从1978年的萌芽阶段到现今的形成阶段,其严格遵循本土化发展的规律即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特色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的。我国形成的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降级法律体系是遵循本土化的表现,也是区别于他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特色表现。 (二)人民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要最大化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主体。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现阶段的发展特色突出表现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力图法律体系最终保证的成果能够为人民群众所共享。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分别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形成。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其以本土化、时代性和人民性的法律特色规范了市场主体、市场交易秩序和财产保护制度,不断促进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发展。 (作者单位:大连市第十六中学)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 摘要:在针对混合所有制进行改革时,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修正,同时还应注意风险的可控性,以避免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要想使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法律得以完善,应当将平等资本观作为基本理念,并实现资本歧视的破除。本文首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进行了解释,接着提出了相关理念的革新,最后探讨了相关体系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对于当前国有资产管理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优秀问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也使国有资产的流动得到一定的促进。在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时,应当形成不同资本形态公平竞争的良性机制。 1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 混合所有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已经确定了其基本思路,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被定为重要任务。混合所有制企业比例较高,与结构优化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虽然在过去能够大范围推广混合所有制,但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无法避免,导致其改革被临时叫停。现如今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使国有资本的投资结构有进一步的调整,对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增加投资,而竞争性领域则减少持股。另外,我国的混合所有制在之前有着许多行业禁区,而改革的目的便是打破这道屏障。长期以来,我国都存在着限制或禁止非经济投资的特殊行业,而通过相关的政策以及立法可以使这些行业的具体外延更加明确。要想使改革能够得到全面深化,特殊行业中出现的国有资本高度一元化的局面必须打破。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给民营企业投资领域的扩大提供了重要方向,同时也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分析,能够得到一套助推混合所有制的三大改革框架,前提性框架、优秀性框架以及保障性框架。前提性框架即指一般竞争性行业,其非资本进入不存在制度障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中之重,国有资本还需要继续优化其投资结构。优秀性框架指一些特殊行业,其在非公有资本仍然存在进入障碍,要想为其清除障碍,需要利用法律制度的系统修正。保障性框架,即在前两类框架推动实施时,使风险的可控性得到保障,以此来避免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三大改革框架相互配合,缺一不可。要使这三大框架得以更好的进行,除了要革新市场经济法治理念,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法律制度。 2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治理念的革新 在政治方面,我国之所以构成特殊行业保持国有资本一元化局面,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然而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也明确了其组成部分包括非公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顺应了国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只是凸显了在特殊行业中非公有资本对效益的促进作用。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特殊行业对非公有资本的歧视性准入规则的政治理由,平等资本观与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相符。在经济方面,特殊行业要求国有经济要占有主体地位,这使得其有很大一部分能够产生自然垄断。通常只有经营者能够独占经营自然垄断行业,若将其交由非公有资本,则会引起民主与公平价值受到侵袭的恐惧,而这种情况却不会出现在国有经济中。平等资本观的贯彻,使得公有制与私有制能够有效糅合,同时也保证了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实现。在特殊行业中,会有涉及到公共服务于社会福利事业的部分,要想实现社会公众利益,必须保证该类行业能够使社会大众普遍获得。非公有资本获准进入部分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行当中,并与国有资本进行组合,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为政策的偏向与商业价值的中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3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 首先是要系统破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资本歧视性。要使市场经济运行能够保证有法可依,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在平等资本观的要求之下,市场准入规则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准入规则的局限性无法避免,与其他市场经济中的规定措施相比,该规则要求经营者必须获得事先审批,才能进行特定行业的经营行为。若是无法正确使用准入规则,则会对市场自由竞争造成干扰与损伤。在去除资本歧视性的法律制度进行改进时,也要注重国有资产流失防范法律制度的构建。其次是对《反垄断法》的制度改进,《反垄断法》是规定市场经济基本秩序的法律,其规范条文常作为其他市场经济立法的重要标准或原则。然而其中有一些条款的规定存在缺陷,虽然保证了特殊行业基本的市场规定制度体系,但是国有资本的一元化规制框架也被构建入了特殊行业中,进而使得非公有资本难以进入这些特殊行业。最后是行业规制立法体系的清理与修正,每一个特殊行业的相关立法,要进行清理与修正都应当循序渐进。行业规制立法具有分散性,每个特殊行业都有其单行立法,均涉及到规范文本体系。而这些行业规制立法中,非公有资本的进入使得现实和潜在的不合理壁垒被打破。除了要修正行业规制立法,我国当前的行业规制机构体系也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 4结语 对于资源配置来说,市场有着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的各行业中,有着各种不同所有制来源与经济形态的企业,其应当有着基本经营权。然而在我国特殊行业中,有着规制体系所造成的壁垒,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便是为了打破这一壁垒。将平等资本观作为法治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在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径的政治安全同时,也使其效益得到保障。 作者:宋辉 张晓燕 单位: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发展经济论文:财政税收发展经济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力度,先后推行了多种税收改革政策,如实行分税制、减免农业税、个体工商税等等。这些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各地的财政税收积极性,为区域理财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尤其是分税制的实施,更是给予了各地政府更大的财政支配空间,使其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财政税收的征收与转移支付。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税收自然也存在较大差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给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增大了难度,使得各地不断在财政税收工作中隐瞒真实财政状况,财政风险不断累积增大,使得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1、影响财政税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1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在长期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受各种问题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都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历史问题,使得财政税收工作在税制改革后依然担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轻装上阵,并且呈现积重难返的局势,仅仅依靠中央下放的一些税权是很难全面解决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的,甚至还可能会使部分地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各种挂账、欠账的包袱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1.2指导思想较为落后。在地方的财政税收发展理念中,很多领导依然沿袭采用传统落后的指导思想来指挥财政税收的发展工作。这样就造成了以计划经济理念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错位现象,注重财政税收的分配,而忽视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从而造成财政税收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 1.3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由于分税制给地方财政部门下放了一定的税收分配权力,使得税收这点“香饽饽”被政府各个部门盯上,并出现部门之间相互争夺税收分配额等不良社会现象,给政府工作的开展以及经济、财政的发展都带来极大不利。 1.4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力度较弱。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相关行政机构的结构过于臃肿,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只挂空职而无实际工作内容。这样的机构不但办事效率低下,且不利于政府机构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工作的长期持续发展。而在改革这些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或设施中,各地政府表现出改革不利的现象,改革成效较为微弱。 1.5经济体制设置不合理。受经济体制关系混乱的影响,多个地方的财政常常需要承担多种额外支出负担,给税收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1.6政策性减收增支过多,财政监督管理不力。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中,很多地方都将税收用在发展项目上,但这些项目并非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财政税收的长远发展。而对于财政税收的资金用途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措施,更是使得地方财政税收面临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 2、如何创新实现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2.1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的辩证关系:(1)必须处理好市场功能与政府财政职能关系。要重点在市场干不了和市场干不好领域发挥政府财政的独立作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必须结合政府的事权分工,明确本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职责内容,使政府财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应有的功能;(2)必须处理好经济体制与政府财政体制关系。从当前和今后发展来看,包括区域财政在内的我国各级政府财政,都必须适应体制转变需要,尽快建立起相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3)必须处理好市场运行方式与财政运行机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选择各级政府的财政调控机制,必须尊重市场的运作方式,必须有利于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区域财政分析手段、分配工具等的选择与搭配,理财方式和方法的采纳与改进,必须体现公共财政的统一性、公平性、法律性和规范性的内在要求。 2.2创新政府理财制度:(1)财政支出的创新。要以拓展范围和延伸链条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政府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采购制度;要深化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按照外溢性产业发展要求,变政府包办制度汲水财政制度;要按照国有企业有进有退,适时进退的改革要求,实现我国政府投融制度创新,重新定位政府投融资范围;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模式转换的发展需要,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要按照改进补贴方式,控制补贴范围和压缩税式支出规模的要求,推进财政补贴制度和税式支出制度创新;(2)财政收入制度创新。要按照税费归位的“费改税”制度创新要求,正确处理好税费关系;要改进税制结构,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改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将各国有资产收益和变现收入纳入政府实际可用财力,以适应政府投融资制度改革要求;(3)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要以统一政府财政为目标,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要以强化预算管理为目标,推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要以提高财政运行绩效为目标,推行业绩预算制度;要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目标,按照公共财政支出的科学顺序,推行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公债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专项管理制度。 2.3全面提高地方财政税收运行质量:(1)在正确处理地方财政税收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培养区域财源,为地方财政税收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要高度重视防范、控制和化解区域财政风险,特别是风险程度较高、风险较大的县乡财政更要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3)在正确处理财政开源与节流关系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行财政综合预算制度和精编、细编预算制度,真正将政府理财纳入统一化、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发展轨道;(4)以公共财政建设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国有资产收益纳入财政的实际可支配财力,积极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等,这是实现地方财政税收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3、结语 总之,以当前的税制改革力度而言,还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税收改革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不断的结合实际,摸索前行,优化财政税收发展模式,从而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市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论文 [论文关键词]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优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优秀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宪章、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全面落实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执政的科学理性。不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平等、自由、科学、民主这些人类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国度蔚为风气。摒除各种歧视、等第和偏见,倡导人民群众自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意识,保障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发表意见的意愿和权利,懂得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科学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去建构高度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来解决“潜规则”中滥用权力的社会问题,堵住权力寻租的漏洞,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为让政令畅通无阻,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继续探索以制度建设来化解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让特权者放弃“既得利益”,能顾全大局,让人际政治、权力无约束得到杜绝,彻底改变膨胀、扭曲和蜕变的权力。通过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让有效的决策、执政和监督互相制衡,以达到社会建设持续的良性互动。 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遏制垄断和暴利,铲除产生剥削和掠夺的不平等竞争的土壤,改变“世界大工厂”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浪费、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对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予以坚决和尽快地扭转,以改变我国的基尼系数,实现我国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把民生中的工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环保和安全问题作为GDP比重的重要指标,尽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城乡不统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协调问题,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着眼点,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为努力提高国民素养,去创造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国民终身教育的条件,营造一个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氛围,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矛盾,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论文:支持旅游业多元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适度多元体现出对业的发展要适度、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等,具体请详见。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澳门业受内地政策影响较大。2000年,澳门回归后的第一年,在特区政府的审时度势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7%,而在此之前的四年里,澳门一直处于经济负增长的状况,1998年-4.6%,1999年-2.4%。然而2003年开放自由行后,内地游客取代香港、台湾客源成为到澳门旅游的主力,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强大动力。最新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入澳境的旅客总数1913344人次,其中中国内地游客949876人次,香港游客645326人次,内地游客约占旅客总数的49.6%,超过第二位的香港游客15.9%。2008第4季的旅客人均消费1788澳门元,其中内地旅客的消费最高,达4103澳门元。很明显,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对澳门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次,澳门经济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澳门在亚洲乃至世界业界的翘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但随着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禁赌令的放开,澳门业的发展将面临竞争压力。新加坡、韩国、日本的“开赌”无疑会截留部分“赌客”,台湾地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人文旅游优势,配合的开放,也与澳门旅游业形成竞争局面。 再次,澳门业的发展受到社会道德接受度的制约。赌业在澳门长期被延续下来,但没有为澳门奠定一个坚实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而且对赌业的发展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澳门人经营赌业但自己不赌,这本身就说明发展赌业有一个社会道德的接受度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业为中心的澳门经济存在着根本和长期的风险。因此,一定要强化经济的多元化,以维持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打破赌权专营制度,给澳博、永利、银河各发一张“赌牌”。后经过拆分,形成以六大财团为背景的股权多元化的局面。除唯一具有“土生土长”澳门背景的澳博和港资背景的吕志,余下则是美资背景的永利度假村、金沙集团和威尼斯(澳门)公司。美资公司把先进的经验和竞争理念带到澳门的同时,也迅速侵占了赌业份额,扣紧了澳门经济的命门。外资在赌业经营中的迅速膨胀,不利于澳门经济的安全。此外,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国素来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美资在澳膨胀过速,甚至成为业内龙头,这成为维护澳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一大考验。因此,合理利用外资,发展适度多元化的经济,以保持自身经济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大量游客的到访,给澳门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居民和旅客对交通、通信、城建、能源等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尤为激烈:初期政府缺乏对娱乐区和居民区的科学规划致使与居民生活区混杂,给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业的兴旺还冲击着澳门年轻人的择业观。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低,但薪酬较高。很多年轻人满足于此,不愿继续深造。文化还冲击着澳门原本淳朴、知足的民风传统,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充斥其中;疯狂滋生的病态赌徒、犯罪破坏着澳门的和谐生活。过度过速的发展业,已对澳门文化生活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适度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在澳门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四)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澳门经济的飞跃。也占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大量土地用于兴建、娱乐设施;劳动力价格被抬高: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失或改变职业初衷。这使得本身就面临诸多困难的中小企业、制造业更加步履维艰,可能会使澳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澳门业相当发达,但仍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与拉斯维加斯不同。拉斯维加斯深处美国内陆,空间广阔,主要吸引美国国内游客,多元化的文艺娱乐业为其带来丰厚利润。而澳门偏于一隅,地窄人众,签证制度和客源主体受内地政策影响深远,且娱乐会展、批发零售还不能独当一面。这些差异决定了澳门不能生搬硬套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模式。 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 (一)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提出澳门适度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尊重澳门的发展历史,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爱和维护澳门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为澳人治澳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适度多元体现出对业的发展要适度一元适度多元既有凸显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龙头”的含义,也有抑制其一业独大的含义。一般认为,适度多元是一个不具有量化指标且颇具弹性的概念。但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具有衡量指标的,适度本身就是一个指标。适度在发展业的指标衡量中,体现在澳门业的发展规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发展速度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客源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等等。这意味着凸显业作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但发展要适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要适度一元,也就是适当调控业发展的速度。目前澳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既涵盖“壮大龙头”又适度多元的“协同发展”策略(封小云,2008)。业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左连村、徐久香、蔡霜,2008),因此,不能盲目地提出把业做大做强。 (三)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即“垂直”或“纵向”多元化“垂直”多元化是要借助业发展的基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在这方面,拉斯维加斯的成功做法为澳门发展纵向多元化提供了参考。1993年后,美国13个州合法化打破拉斯维加斯的独家垄断地位,但也因此促成了由以赌立业的拉斯维加斯向多元化娱乐业的转变。如今拉斯维加斯的收入,相当大部分来源于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等多元的产业活动。 (四)适度多元体现出脱离业而发展起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即“横向”多元化发展“横向”多元化是指发展与业关系不大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金融银行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环保医疗、国际贸易等。适度的横向产业发展,对分散经济风险,激发澳门经济自主能力,改变过度依赖业的现状有重大意义。 (五)适度多元体现出“横向多元”和“纵向多元”的紧密联系在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的选择中,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应该以“纵向”多元化为重点。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澳门旅游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一优势地位在中长期不会改变。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澳门实际的。然而从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本质来看,横向多元化则更能体现适度多元化的真谛。所以,适度多元意味着澳门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从纵横两个方面推进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三、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发展适度多元化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滞。受到微型经济的客观限制。比如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制,资源缺乏,人才素质整体较低,外部市场竞争等,这些都构成了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正是这些约束要素使得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进展缓慢。因此从战略对策来看,就是要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突破要素约束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推进区域合作,比如通过继续实施并强化粤港澳区域合作战略,突破地理空间狭小、市场规模受限和资源缺乏等约束条件。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为澳门拓展发展空间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区域合作,区内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互补与整合,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可得到大幅提高(李佳鸣,2009)。另外,也可以通过定向培养和引进专项人才,突破多元化发展面临的人才缺乏的约束,等等。通过突破和缓解要素约束,就会为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二)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在澳门的长期发展中,葡澳政府采取无所作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但没有真正维持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反而使澳门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澳门回归以后,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前面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区政府应更进一步强化经济管理功能,消除传统的自由放任管理理念的影响。从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合理配置社会各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支持、监督和协调作用,以推动澳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实践证明,推动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向更高层跃迁的任何行为,离开政府的支持和协调都是难以实现的。 (三)发挥优势,加快提升纵向多元化发展的规模和层次从某种意义来看,澳门的纵向多元化已经存在:比如会展、观光旅游、度假、娱乐、购物、餐饮、酒店等与业联系比较紧密的相关产业在澳门已经得到了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不能说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已经完成。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产业在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澳门的业规模相比,相关产业在澳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与国际上的同类产业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旅游业是澳门的优势产业,同时澳门拥有许多发展纵向多元化的优势。因此澳门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纵向多元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澳门经济多元化应着重于澳门的产业结构如何多元化问题。(冯邦彦、谭裕华。2007)发展与业关联不大的产业才能真正体现澳门产业的多元化,但这也正是实现澳门多元化经济的真正困难所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特别重视横向多元化发展,并从中发现新的增长点,进而培养成澳门的新的支柱和优势产业,为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持。 1继续发展加工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澳门本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由港优势的弱化,曾经对澳门经济举足轻重的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加工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面对这种形势。似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来实现多元化发展不符合澳门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澳门的加工制造业虽然转移到内地,但它仍然是澳门的制造业。同时在跨境工业区内,澳门的制造业也在正常地运作。对于澳门来说,制造业一是要坚持发展,二是要提升质量和层次,三是要通过区域合作来推动。 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在一些成功的微型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欧盟统计机构曾对芬兰、瑞典、冰岛、丹麦等成功微型经济在2005年全年科研投入在GDP所占比例进行调查,瑞典R D投入占全年GDP总额的3.86%,芬兰3.48%,冰岛2.83%,丹麦2.44%,其中政府R D财政拨款在GDP总额所占比例分别达到0.89%、1.03%、1.42%和0.71%。高投入带来了高产出,而在澳门这两个比例尚低。这说明,在澳门还未形成对科技创造、知识经济的足够重视。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澳门发展科技产业可行性很强。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科技、电子(娱乐)设备及其配套设计、能源环保技术、海洋药业与中成药、健康保健用品研发都可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方向。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应发挥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澳门文化丰富多元、绚丽多彩且协调和睦。这一氛围下的澳门从制度到思想都具有强大包容力,是学习和创新的温床。对发展自由、开放、文明的文化产业,激发民众的创造思维,焕发经济活力大有裨益。发展文化产业既符合当前国际发展潮流,也符合澳门市民的愿望,更切合澳门努力打造国际性旅游休闲中心城市的定位。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充裕的财政储备与强劲的工商界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与经营观念、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区位优势,都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淡化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城市健康形象。 4继续推动金融业、物流业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时代的到来,澳门应抓住时机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传统商贸城市,既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又有内地做广阔腹地,澳门应积极扩展物流和国际商贸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资金积累吸引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充分就业需要资金、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教育需要投入资金、公益事业需要资金、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江西投资环境不良、江西诚信程度较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江西要全面实现小康,保持江西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上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极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实是,江西本土资金外流严重,外资吸引力度大,但成效相对较小,即使数百万江西人在外地打工,每年寄回数百亿打工收入,仍然只能保持现金流量低水平平衡。本文从江西实际出发,分析江西今后的资金需求,指出江西资金形势的严峻,并着力于吸引各种资金的战略思考。 关键词:资金紧缺;吸引资金;市场经济;战略 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发展受到压抑,工业落后,已经成为经济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呈不规则浅碟型;当地就业水平极低;江西城乡差距显著;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极低,基尼系数高企;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不旺。欲改变江西落后的现状,江西必须要采取多种战略,培育资源,力求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特别是资金的积累与吸引,才能得以进行较高速度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无法回避。 一、江西发展急需要资金 从江西经济增长来看,主要靠投资(固定资产形成+存货增加)拉动。当前,资金紧缺,投资不足是制约江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充分就业需要资金 据统计,江西现有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2732.9万人,需求总量2054.8万人,供需差额达到678.1万人,其中,全省城镇从业人员502.6万人,仅占城镇劳动力资源的62.7%,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86.0万人,尚有213.4万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农村从业人员1552.2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资源的74.0%,扣除16岁以上在校学生79.6万人,尚由464.7万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未来五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每年50万人左右),江西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将必须提供就业新增岗位1000万个左右。按2001年我省资金投入带动就业能力来看,全省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量仅5人,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2、科学技术进步需要资金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产业成长的方向。目前,江西的产业结构不是十分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跟上科学技术发展,采用新装备,力促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就需要数以千亿元资金投入科研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3、基础建设需要资金 江西比较闭塞,基础设施较落后,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省在搞经营城市,大力争取国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乡之间仍然要建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要使这些基础设施全部按达到现代化要求计,这笔资金投入总额将达到数千亿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资金 江西教育欠帐不少,城市基础教育体系基本齐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基本能勉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学校的设备差,教学手段落后,基本上属于穷办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挤向一些办学条件稍微好的学校。农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学教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谓是“抗大”。职业教育欠帐更多,整个体系尚未建立,不要说建立起贴近实践的职业教育。至于现在世人关注的大学教育,也因为投入不足,近几年来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学率低,而且教育质量也较落后,基本上没有名校、名专业、名教师。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写志愿的第一选择总是外省院校。 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教育的贡献极大。江西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将要一大笔资金。 5、公益事业需要资金 从全省现状来看,公益事业我省也欠帐不少,卫生、体育、艺术、文化、科学技术……各项公益事业与国内发达地区比较,显得极为落后。江西要达到与现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资金。 6、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农民增收,农村人口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引进了较为先进的理念,经营城市搞得有声有色,城市建设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倾向较严重,城市建设中住宅多,商业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实质。江西要使城市充实起来,充分体现城市功能,还需要另外投入较大量资金。 综上所述,江西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极大,资金形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西自筹资金能力有限 江西经济落后,资金总量少,人均金融资产不及发达地区的1/2,筹集资金能力不足,资金缺口极大。从江西筹集资金的渠道来看,主要有: 1、江西财政筹款能力弱 江西经济落后,GDP总量较小,2001年地方财政总量为131.98亿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财政实力还非常弱小,无论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经济水平相当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数众多,基本上是一个“吃饭”财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连维持费用也难以满足需要。除去维持江西政府系统的日常开支和维护现有公益事业的支出,能作为投资的资金总量极小。 2、江西企业自我积累慢 据统计,江西的各种企业的赢利能力较差,27万余户企业大部分徘徊在亏损的边缘。从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分析,赢利都极为有限。就是我省工业的“老大”的江西铜业、江铃汽车等,也未能有较大的剩余利润。2001年,全省企业所得税为22.61亿元,按我国的有关税法推算,全部企业所得只有70余亿元。赢利空间有限,制约了江西企业的自我积累的速度。 3、江西民间资金汇集不易 江西对于民间分散型资金的汇集组织不力,不能形成规模投资资金。从目前的分散型资金的汇集来看,渠道较少,绝大多数的分散资金投入银行储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400.33亿元。这些宝贵的资金通过全国性的四大国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系统间调动,却给江西留下一个高达500余亿元的巨大存贷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经济建设。股票市场上,数亿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买卖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国家发行债券,又将分散的民间资金吸走了上百亿元。 4、江西争取金融市场的支持不够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轮子是金融市场。江西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不够。在货币市场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贷逆差,而且贷款质量令人担忧,优质客户认定不多,信用保证体系未能建立,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信贷紧缺,货币市场活力尽失,其结果是江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差高达700亿,约30%的居民存款通过银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场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仅占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总数的2%左右,且规模不大,吸收市场资金较少。而企业债券市场,由于个别企业的赖帐行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现在企业从债券市场吸纳资金几乎为零。总之,江西的金融资产总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江西的资金筹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渠道。 5、国家对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国以来,江西一直处于国家投资的非重点区域。江西缺少国家投入的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关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资金绝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项目,对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资金的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0年以来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3.8%、4.1%,江西仅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为26.6%、28.9%、33.7%,江西仅为24.8%。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彻底缓解江西资金紧缺的现实。 6、吸引外资不多 江西吸引外资至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鱼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资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效果差。 三、江西资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扩大投资的力度不够,特别是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不够,吸引外来投资还没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比安徽低3.1个百分点。江西急需资金,而吸引外来资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内资却外流严重。这促使我们审视江西现在的投资市场。 1、江西投资环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个规范的投资市场,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缺乏规范的市场行为,分割、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未能清除,投资和经营软环境不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不合理的审批、核准、许可繁多,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现象严重。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使内资外逃,外资躲避。近来,在新的一届省委的领导下,虽然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显得不足。 2、江西诚信程度较低 江西历称人杰地灵,但是,“南人多诈”之类常见诸于史料。江右商帮的较为短暂的辉煌和快速的没落,社会诚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契约、价格欺诈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未能规范。自从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江西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但执法水平不高,本土保护壁垒严重,使社会诚信度较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3、江西建设资金流失严重 江西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加上思想不够解放,观念转变慢,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给我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非税收费比重过高,江西全省税外收费项目繁多,各种规费有200多种,各类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己与预算内收入相当,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超过预算内收入。由于税外收费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征集单位都是手握实权与各行业关系密切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刚性更强。 江西的吃喝风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设资金被填入权贵人们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尽了各种现代化的高级服务,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贪污腐化更是建设资金流失的一个巨大的黑洞。 4、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业结构不合理且升级缓慢,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过大,仍然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规模偏小且没有形成由资金、技术为纽带、名优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业增加值532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均为20%,分别比沿海发达省份低18个和30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垄断性十分明显;全省共有规模以下企业27.42万家,占工业企业总量的98.7%;工业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14%。这些均说明,江西现代企业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资金回报率低 在江西,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企业仍然没有钱赚。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业的运输成本高,边际利润较低,机会利润难以获取。相反,企业往往由于时间的拖延,付出较沉重的代价。而江西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投资企业带来拉平效应。因此,即使江西的劳动力低廉,资金回报率也较低。 四、江西吸引资金的战略思考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就业量是怎样决定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决定就业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投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1、必须解放思想 面对资金短缺的严峻形势,江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把握导向,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和敢于跨越的观念,创新发展思路。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努力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充分注重资本的纽带作用,平等对待与融合各种资本。千方百计地健全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应是江西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营造好投资环境,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外开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以大开放促观念大转变,以大开放吸引资金大投入,以大开放促结构大调整,以大开放促经济大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国家对江西建设的投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形成京九铁路、沪瑞高速与浙赣铁路、赣粤高速、京厦高速等为主轴的“大十字”生产力布局,优化了投资硬环境,也为沿海地区密集型企业内移创造了条件。 投资软环境的建设也应加速。江西占尽了“天时”“地利”,只要优化第三配置,就能创造出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诚信的投资环境,是吸引资金进入江西的先决条件。 3、积极引进外资 江西有区位优势,又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就有可能积极、大规模引进与利用外资。国外、境外、省外“三外”并举,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吸引外资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资软环境为重点,以改进招商方式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项目为主攻方向,树立江西对外开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实现大跨越。 4、平等对待,留住内资 近两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外资身上。据统计,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业的存贷款差达到560亿元,如果加上证券投资、教育投资、民间向省外投资、省域贸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计江西的本土资金外流总量超过1500亿,约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资金外流,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江西吸引投资不但眼睛要朝外,更应该注重留住本土资金。在发达国家,一般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是最高礼遇。但是,我省现在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眼球”经济利益不错,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值得大家从长研究。江西应该审视吸引投资政策,不能偏废;应该遵守市场经济规律,平等对待内外资金,留住内资,大力吸引资金回流。 5、积极利用金融市场 我们要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利用其特有市场功能,筹集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鼓励更多企业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快速积累宝贵的资金,培育优质企业超常规发展,迅速成为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发挥银行强大的资金收集功能,把闲散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投资资金,同时更要通过全国各商业银行系统,促进资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话,因地制宜,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种企业债券来筹集资金。 6、争取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 我国实施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着投资公益事业的责任。特别是国家投资项目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或基础项目。一般而言,项目投资资金量较大,带动能力强,资金带来的影响较大且较深远。江西要不失时机,积极争取国家立项,充分发挥财政性(特别是国债项目)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经济发展环境。 7、加速企业资金积累 随着企业的升级,企业的赢利能力增强,自身积累资金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但这需要加以保护。江西应该积极培育创利源,重新审视税费等地方财政政策,清理各种过重的、不合理的规费收费项目,并显化之。利用较积极的财政政策调动企业积累资金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加速资金的“滚雪球”。冀望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五、结论 “省域贸易顺差,省域现金流量有较大正差”,是经济资源的良性循环和优化配置结果;是江西转移上千万农民,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江西外向型经济成熟的标志。依托金融市场,大力吸引外资,充分利用内资,把较封闭的省域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这正是江西“在中部崛起”,也是江西人民的福祉所在,任重而道远。 发展经济论文:人本消费发展经济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从收入方面培育、从供给方面培育、从环境方面培育、从保障方面培育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必然选择,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消费;以人为本;培育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举措。目的在于弥补外需萎缩、解决生产过剩、扭转经济下滑、避免经济危机。因此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好似为了生产、为了发展,扩大的是以物为本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福址,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1背景:外需萎缩不得不扩大内需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出口为主要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开始萎缩。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沿海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没有国际市场、国外需求不足,纷纷收缩经营,甚至关门倒闭。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特别是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工厂回到了内地农村无业可就,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不得不选择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措施,来弥补国外需求不足、消化国内生产过剩、保持国民经济增长。这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外需萎缩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方针。 2目标: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国内需求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我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政府配置资源、企业进行生产、农民进行种养,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可谓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虽然,消费需求目标、目的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没有实现目标、目的的体制动力,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可能生产、提供足够、足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在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中,计划经济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经济体制。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产品和服务逐步丰富,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变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我国在当今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条件下,总是扩大消费、增加需求,来消化生产过剩、实现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就变成了消费是为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是生产,我生产什么你就得消费什么,我生产多少你就得消费多少。现在生产多了,消费少了,就要求扩大消费。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解决了计划经济无力满足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但同时冲淡、模糊了满足以人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强化、彰显实现以物为本消费需求的目标。 消费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必须围绕消费需求来进行,消费对生产起引导作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消费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决定生产的数量、规模、档次、速度;消费能否顺畅实现,决定生产的循环能否顺利完成。可以说,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接受数量大小,决定着生产者的兴衰。所以说,宏观调控者政府、生产投资者企业、生活消费者居民三者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上,目的要协调一致,要以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为中心目标,才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3举措: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要扩大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必须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消费本是一个稳定递进甚至长期处于稳态的经济行为。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生产供给、消费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消费与投资相比,其变动率尤其是扩大性的变动理应更小,指望消费水平一夜之间“大幅扩大”,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拔苗助长。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高收入水平、调整生产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消费需求 3.1从收入方面培育: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低消费、没有收入不消费。这说明,收入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决定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 3.2从供给方面培育:优化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内部结构、大力提升服务性消费水平是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生产企业既要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积极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能力,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又要合理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积极拓展和培育消费热点,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质量。 3.3从环境方面培育:目前,我国的消费环境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消费环境问题是产业政策、消费体制和消费政策的集中表现,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的改善只是初步的,消费环境仍然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瓶颈。政府扩大居民需求政策目标与消费政策仍然不配套,城市建设和相关消费政策相对滞后,与居民消费升级要求不相适应,造成政策不衔接的断层现象。 3.4从保障方面培育:国内消费市场低弥的原因不是居民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愿望,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完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社会福利由政府统筹统包,使居民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老百姓过多的承担了这个社会改革的成本。过度市场化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负担让老百姓不得不进行积蓄。在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大大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扩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健全失业保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加强引导,使广大消费者形成更加乐观的未来预期,增强其消费意向;使居民从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找回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满足其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 3月22日至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农业部教育司原副司长、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孙翔等到我市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毛增华,省政协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副主委史小红,省农业厅副厅长郭鹏亮,市领导吴天君、李庆贵、赵胜修、杨崇林、狄美良陪同考察。 22日,周铁农一行来到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参观了史来贺同志事迹展览,察看了农户家庭、村学校、华星制药厂之后,和市、县、村领导及村民代表在刘庄大酒店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市委书记吴天君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和城市差别的问题,不是阶段性的,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项工作,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当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来谋划。要站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围绕“三个集中”,即产业向聚集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着力作好三个层次的规划:1.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空间布局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要与都市区建设规划相衔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要求,科学确定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产业聚集区和中心村的功能定位,编制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2.体现现代文明的村庄住宅社区规划,要在空间布局结构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住宅社区的要求和适应小康社会生活的标准,用城市设计规划的理念,进行群众住宅社区的规划。3.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建设规划。三、新农村建设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突出生产发展的问题。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要为农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构建载体,构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体制、政策环境。四、坚持分类指导,依靠农民为主体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过程,要避免偏差,避免一哄而起,要给地方适当的权限,创造一个宽松的探索环境,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问题。吴天君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提了四点建议。一、在认真落实中央以工补农等惠农政策的同时,更好地着眼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比如农村的电力、交通、通信、邮政、教育、医疗卫生、再就业等。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产业分工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二、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给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限制较多,农村建设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融资存在较大困难,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大对农村的贷款力度,降低门槛;农民的邮政储蓄多数用来支持城市建设,真正用在农民身上的很少,应该考虑开办邮政银行,将农民的钱真正用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农村 信用社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并适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放贷。三、着力培育农村各类新型合作组织,资金扶持,政策引导,科学规范,法律保障。四、中央以及各级财政通过拨款、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就很少,要注重效益最大化问题。如果给予农村建设更多的政策支持,要比中央给予大量资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23日,周铁农等考察了卫辉市唐庄镇代庄村的建设情况,并在唐庄镇政府与全国政协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及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周铁农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史来贺同志、吴金印同志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刘庄、代庄共同的特点是生产发展,农民比较富裕,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这样的村目前还属凤毛麟角,但它们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说明我们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次通过考察新乡市的这两个村,看到了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抓到了农民所需、所想,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衷心拥护、热烈欢迎。我们将把这次考察结果进行总结,上报给中央;也将地方上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后反映上去。 周铁农就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讲了六点意见。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优秀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很多,但重点是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在发展经济中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切事情要靠人做,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体现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人在推动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对应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主体,充分体现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农民自身得到了发展。新农村建设改变的不仅是农村,更要改变农民,要使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都得到提高;反过来,农民素质的提高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不尽源泉。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科教兴农的方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必须科学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像吴金印同志为唐庄镇的规划“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所以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因地制宜走创新之路。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建设新农村的方式也会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在大的思想的统领下,各人使各人的“招儿”。要在工作中研究新方法,形成新思路,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非一个沿袭旧路的过程。五、要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贯穿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当前我们倡导的节约型社会,不仅是珍惜资源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要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奢侈为耻,制止一些农村经济上稍宽裕些就不思进取、铺张浪费的现象。要珍惜民力、珍惜财力,珍惜物力,珍惜人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协和派要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好的思路、方法。同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派的特点和优势,使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发展经济论文:新农村发展经济需要法律保障 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积极开展为“三农服务”,__县司法局从3月1日开始,发动百名司法干警、法律服务人员,组成“送法入户”小组,深入到43个村,近万户农户家庭,开展“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经过为期一个月扎实工作,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的法律意识大为增强,实现了由尚未涉法—初步涉法—积极学法的转变,现大多数农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大农民、村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一)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二)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 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二、建立目标责任制。有了目标才有了工作方向,“送法下乡”活动的全面推行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必须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责任书的各项指标要科学量化,明确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与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荣誉挂钩。三、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法制局、普法机构的作用,搞好规划,拟定措施,建立检查、考评制度。由人大、法制局、司法局牵头组织检查,定期或不定期对各村、各单位的送法入户工作进行检查或抽查。科学地评价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__县司法局______二0__年三月三十一日 发展经济论文:张培刚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 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张五常 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1947年,作为东方第一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 《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 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 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 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 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 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 《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 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 (1) 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 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 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 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 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 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 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发展经济论文: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 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被称为“问题部门”。 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于1979年在一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注:刘易斯:《蹒跚前进中的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6个原因: 1.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2.5%,由人均需求推动的总需求增长率超过了3%,而产出增长率则远远低于3%。 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殖民时期农业研究一般只限于符合出口需求的经济作物。发展中国家虽然对玉米,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各种小麦和适应具有灌溉系统的大米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其他品种的大米、高粱和粟米以及牲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道路交通系统大大改造和巴士卡车往来奔驰从而改变了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对灌溉系统和贮藏设施的投资则很不充分。 5.虽然人们都赞同,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达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于是,有人用“一揽子”(the package of land reform)一词代替,以区别好的和不好的。 6.劣势的贸易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按理,世界经济繁荣将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增加了谷物贮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了农产品价格,部分地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可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限价以致降低了农民收入。 刘易斯从上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而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到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对工业品市场的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此后,一批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种种限制之下凭借比较优势,把轻金属、电子等产品向国外出口,并取得成功。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另一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一观点既反映了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工轻农,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1954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 不平 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应当是联系效应强的产业,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出的需求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相比之下,制造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制造业的联系效应也较强,因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而且,又由于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更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业的技术进步,按常理,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但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据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品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上述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如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计划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片面强调工业化有损于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于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入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都是与农业滞后有联系的。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2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增长了20.5%,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三农”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 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最为突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至2亿之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问题和方案》中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8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0.9%,中等收入国家为1.4%,而中国仅为0.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中国现在还有数量众多的尚未脱贫的、收入极为低下的人口,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日收 入在1美元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6%,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广东省已吸纳了1200万外来人口,其中至少80%(即大约1000万人)来自省外农村。他们为广东省的企业贡献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如日本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华南地区,各国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进入中国,其中,在邻近经济特区深圳市的东莞市,大约有4万多家企业前去投资,很多工厂实行三班倒24小时工作制,工厂的夜景很壮观。……日本一家生产眼镜框的厂家1992年在东莞市办厂,当时从业人员只有数十人,而现在已达到约2000人,产值占公司的一半。”(注:《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6日,第1版。)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泉源,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去外地打工人员每年汇回家中的款项以百亿人民币计。(注:据四川省三台县的统计,该县年劳务输出创造7.1亿元人民币,粗略地推算,四川全省年劳动输出创收至少在150-2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三台县的统计见《经济日报》2001年11月6日第10版。)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例如,四川三台县民营工商企业从业人员中,回乡创业人员占2/3,2000年达到12000余人。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在这个部门中,人们一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但生产力很低,收入微薄又不稳定,但易于进入,依靠亲友携带或不计条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为雇主接纳。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地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使他们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户口迁移以及“农转非”问题放宽了政策,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上述正面和负面影响。为了扩大正面影响和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籍管理的同时,不片面主张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在这一政策思想引导下,我国小城镇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22年中增长近10倍。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减轻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能发挥城市功能;小城镇遍地开花,破坏耕地,污染农村,离土不离乡的亦工亦农身份事实上使农民不更多关心农事,使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城镇分散,不能在一个地区形成经济、市场和信息中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又转而重视大中城市的建设。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中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2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股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作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到禁锢,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于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迁往城镇、中小城市、迁往京津沪等大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步放松,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小城市全面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被打破。一些省市改革步伐更快,如浙江省县级以下的城镇已完全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广东省的改革范围更包括大中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将以落户条件替代城市人口控制指标,石家庄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生活。看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户口问题不仅在求职、应聘、入学、医疗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待遇使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而且使我国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成员中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农村户口使人感到自卑,“农转非”成为一种光荣,进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更是广大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变态的心理,如果长期不纠正,必将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 担,预防外来风险 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如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552元,大约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湖南省全省农民收入1999年人均增加83元,2000年只增加50元。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1998年总人口中最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仅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2.4%,而最富裕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竟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30.4%。基尼系数为0.4。无疑,最贫困阶层在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城市,基尼系数达0.4,清楚地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己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 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1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10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如何经受国际大环境变动的冲击。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又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45%以上,但仅提供农业总产出7%的产出,粮食商品率还不到20%。结果,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据统计,以1998年的国际经济为基数,国内外经济比为大米101,小麦143,大豆179,玉米180。(注:《中国价格学会通讯》1999年4月15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据估计,加入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7.5%(1000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多万劳动力。(注:胡鞍钢:《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6百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看来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我特别注意到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委婉地修正了他在1954年对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转向城市工业的观点的一段话:“发展经济学家们未能清楚地认识欧洲的经验而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农村人口的减少。诚然,农村人口将减少,但这只是相对的,绝对的减少只会是在发展后期。例如,1850年左右,欧洲的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50%,而自然增长率仅为1.5%,于是,在城市人口年增长2.5%时,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如果70%的人口在农村自然增长率为2.5%,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必须以非农部门以8.3%的速度增长为前提,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农业从业人数的绝对增长与人口膨胀密切相关。绿色革命之成功,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化的农庄节约劳动型的投资应当控制。修道路、开梯田、建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注:刘易斯:《蹒珊前进的中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据媒体报道,某一个镇的领导层为了“增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面积土地改为桑田,但当时农民熟知,该地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都不适宜种桑,于是,在奉命种上桑苗的当晚用开水把苗烫死。又一个镇的领导层决定要大面积种植烟叶,结果烟叶枯萎不长,又命令所属小学停课,规定每个小学必须说服一户农家种植10亩烟苗,完不成任务要罚款。这些事件使农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许发展经济学另一位先驱人物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舒尔茨的一段话题是颇有教益的。他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注: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对该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首树发展经济学理论大旗的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彼德·T·鲍尔(LordBauer)、科林·克拉克(ColinClark)、刘易斯(A·Lewis)、缪尔达尔(G·Myrdal)、纳克斯(R·Nurkse)、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n-Rodan)、赫尔希曼(A·O·Hirschman)、普雷维什(P·Prebisch)、汉斯·辛格(H·W·Singer)、霍利斯·B·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M·赛尔奎因(Moshe Syrquin)等人。由于结构主义方法产生较早,这些学者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在2 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颇具影响。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 [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 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 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 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 (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 ,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 ,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 ,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 ,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严格地说 ,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 ,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三)方法过于理论化。无论是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还是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其理论都需要进行量化,而许多人文因素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的。故而,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因为过于笼统而缺乏可操作性。如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草率地做出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的结论。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当前已被多重均衡分析法、发展微观分析法、现实主义制度分析法所取代,但其曾经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提供过指导作用,而且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形势下更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摘 要: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争贯穿于经济发展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优秀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社会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 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教育、科学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财政、预算、公共开支等方面的金融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 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企业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 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 right )”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政治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 、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 D.)等人认为,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出新的潜在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知识的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促进了拉坦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就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由此形成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但是现实中,政府和意识形态常常能通过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来制约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有可能使特定的经济长期锁定于(lock in )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常常强制性地推行制度变迁。所以,诺斯提出了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者还认为,以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为基石的经济体系是最有效的,微观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活力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支撑力,充分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是保证经济效率和增长支撑力的制度安排。虽然通过市场形成的微观自主性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似乎是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但是其运作的结果却是微观自主性的丧失,所以自上而推行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具有支撑力的。[7](P.8)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发展理论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像结构主义一样期待“政府万能”,像新古典主义一样期待“市场万能”都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安排,使二者都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市场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种“纯”的选择,而是一种适度的程度上的选择。 二、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原因透视 回顾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是实践的有效需求和理论的有效供给共同促成了经济发展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实践需求方面来讲,20世纪40—6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国家迅速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出现农业停滞,失业率高,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下,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经济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质量颇高。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本,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调控,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新古典的政策在以东亚为代表的国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 相似的资源禀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竟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正是较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有限投入的高经济效率。同时,良好的制度也使国内居民保持了较高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中国等国家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制度的改进以使政府与市场更恰当的契合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改善发展的绩效。 从理论的有效供给方面来讲,诞生于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20世纪40—60年代末,正是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国家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指导下的黄金时期,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关键作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丁伯根和弗里希的计量模型又为国家控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刘易斯、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等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了一套国家控制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长期执行国家干预的西方国家陷于“滞胀”。对这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已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实践上又无法提出可行的对策,受到了以理性预期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是政府的长期干预破坏了市场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当务之急是应该恢复自由放任的传统。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以拉尔、鲍尔、舒尔茨、哈伯勒、明特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市场机制是普遍适用的“单一经济学主张”,并宣告以“政府万能”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已走向死亡。 与此同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出发,认为新古典主义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市场制度的效率取决于保证市场制度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对产权界定的不合理(不力或过度)将使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和“寻租”,使资源配置陷于低效。所以,制度是重要的。政府对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由于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和管制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 三、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考察和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或政府都存在着缺陷,像结构主义或新古典主义一样基于完美的范式来期望事实上并不完美的某一方来发展经济必然很难凑效。既然如此,像新制度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思路一样,谋求二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出路。正如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所指出的,“设计出理想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而制度作为一个体系是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而进化来的,无视制度的互补性而随意地变更政策决非好事,而且也是不可能的。”[8](PP.80-81)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也能部分地实现国民收入于财富的扩大,但要想持续地实现国民收入与财富的扩大,就必须获得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能扩张性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关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与民间各种协调结为一体实现的动态资源配置效果。”[8](P.90)因此,“市场机能扩张性争持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时代都是必要的,但其内容有必要依据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8](P.94)目前,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世界银行在1991年的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也提出,“发展的优秀,也是本报告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不是干预和放任主义的问题 ——虽然这种二分法广为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不是市场或国家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9](P.1)“在确定的和保护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司法和规章制度体系以及提高社会的服务的效率和环境的保护等方面,国家构成了发展的优秀。”[9](P.4)所以,“如果市场的功能发挥正常而且可以这样做,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相应的进行谨慎的和明智的干预,那么收益会更高。如果两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像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产生比总和收益更高的收益。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9](P.1) 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再次强调,“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机构性基础中,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10](P.3)的结果。该报告在探讨政府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如何最好地做好它应作的事情时指出:应使政府的责任与能力相适应[10(P.27) , 而政府的能力可以通过重振公共机构的活力得到改善[10](P.79)。而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的组织效能的不同,政府的职能也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在各国具体的发展环境中进行动态的、有机的结合应是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没有完善的人,我们便不能期待有完美的理论。可以肯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仍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继续。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务实。 发展经济论文: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统一性;第二,假定实现了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其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因为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作者以增长理论作为框架,以东亚经验作为参照,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纲要。 【关键词】收敛理论;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学 一、引 言 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增长理论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发展问题已经过时,或对于所有已知的重大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都已经给出了理论上完满的解答。恰恰相反,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远未过时,对于现实中重大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理论解答是极贫乏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克鲁格曼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形式化分析模型发展的滞后。不过,这明显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增长理论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仍处于衰落境地。发展问题较之单纯的一般增长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论统一性;第二,给定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这两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丰富的发展问题,也可以利用东亚的经验检验和扩展我们提出的相关理论。 本文的讨论涉及以下问题: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讨论的经验背景;提出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进一步讨论理论建模的经验基础;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 二、增长与发展:若干基本的事实及问题 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发展理论关心的主题则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别的原因。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面的、显著的结构变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其后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正是这种首先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内导致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从而使得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上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变化。第一,现代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展到了大多数的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②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成了一种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现象。第二,同二战前相比,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显著的加速。③ 第三,少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任何意义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情况总结为以下5 个基本的“程式化的”(“stylized”)事实。④ 事实1:二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事实2: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其增长率超过二战前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3: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整体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发生显著的缩小。 事实4: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位于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 事实5:大多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最终都失败了。⑤ 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第一,为什么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第二,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吗?第三,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吗? 我们以上讨论的现象包含着与现代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后进国家能否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收敛”(“convergence”),那么,先前的观察说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收敛”。不过,类似的“收敛”现象确实发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集团内,那就是,若将美国作为基准,OECD 集团内大多数国家都比美国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OECD 集团内的国家具有两个显著的相似点:第一,它们均属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第二,它们彼此间均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相互开放,包括商品贸易、技术转让及资本和人员的流动等)。⑥ 这样,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生极大的差异;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后一结论构成本文其后整个讨论的基本前提。 三、重建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 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首先,发展的优秀问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正是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增长理论发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分析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将发展理论转化为一个严格的理论。本节简要地探讨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路线。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发展问题”可以形式化地归结为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相应地,理论建模可以归结为发展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型。我们先前考察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这样,理论建模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构造出一类特殊的开放增长模型,其中贸易、技术转让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下,我们扼要地阐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论思想。 一般认为,现代增长理论开始于索洛在1956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性文章。⑦ 早期增长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其优秀概念是“稳态”(常数增长状态)。当然,所谓稳态不过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动态意义上的一个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增长经济学被看做是一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学科。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出现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基本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第二,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国家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即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包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等等。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上却发生了持续的混乱。首先,人们没有严格区分专注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当人们谈论发展经济学时,人们常常明显或隐含地集中关注于发展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按照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范式,显然只能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有关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其次,人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又没有严格区分一般的?、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问题。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认为,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路线是:(1)严格地区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将后者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2)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发展的经济学科,在广义上也包含增长经济学在内;(3)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或简称为后发展经济学。 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后,显然整个发展经济学需要重建。这里,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先前定义的后发展经济学。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一人们惯用的称呼。若将“发展”限于常规的、可用数量描述的变动,则很明显地,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样,后发展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发展国家(或后进国家) 的经济增长问题。这里,增长须做广义的理解,包含常规的结构变动、资源变动等等。于是,后发展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类特殊的应用增长分析,即一般增长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样,重建发展经济学便可归结为如何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后发展这一特定场合。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虑理论建模问题。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增长理论最初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至少对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显然不能看做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了。有关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后进国家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与后者的商品贸易。这样,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后进国家的增长作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的增长问题来处理。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⑧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出一类适当的模型能够再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其中,后进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实现较发达国家更快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 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定义为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论建模上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构造这样的开放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再现上述收敛过程。我们将此方法称为“收敛”方法,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非总是处于收敛过程。收敛分析作为对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的一种理想化分析,可以为现实中处于收敛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供一个近似,同时也可以为偏离收敛的各种复杂的非收敛增长提供一个方便的参照。 我们知道,一般增长理论通常以索洛模型作为一个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一般静态贸易理论则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鬼木-宇 (Oniki 和Uzawa)⑨ 提供了结合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严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他们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这一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的考虑。笔者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修改为一个应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模型。⑩ 引入技术是公共产品的假设后,该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该模型的一些基本特点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两国将处于相同的长期增长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将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的增长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同于在封闭的条件下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小国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专业化。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模型作为收敛分析的一个方便的基准模型。原则上,在收敛分析的背景下对这一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和在一般增长理论的背景下对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可以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 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增长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敛理论则显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来建立。既然东亚提供了迄今为止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显然收敛理论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参照来建立。事实上,我们先前的讨论仅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线,具体的建模显然还需要依赖于对东亚的具体经验做深入细致的了解。 四、收敛理论的经验基础: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 我们先前的讨论建立了收敛理论建模的一般路线。当然,我们不能在脱离经验现实的条件下考虑理论建模。相反,理论建模应当与对经验现实的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为经验分析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验证、提出问题和提供素材。如我们先前指出的,二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后进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依据来考虑收敛理论建模。本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作为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的一种“程式化的”(“stylized”)表述的所谓“东亚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长理论解释和回答的有关东亚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 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及东亚模式本身,在文献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首先,Kuznets ⑾ 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省。世界银行⑿ 研究的范围则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盟3国(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度尼西亚)。本文中,我们采用Kuznets 的选择,依据的理由是:第一,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香港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其经验不具代表性。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做是东亚模式的领头者,而将中国及东盟3国看做是东亚模式的追随者。事实上,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盟3国之间,依照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通过贸易及直接投资,发展出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关系,即所谓“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⒀ 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和地区。 其次,给定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本文中,从理论建模与经验比较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将东亚模式理解为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一个系统的表述。⒁ 东亚发展的经验是极其丰富、非常复杂的。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将仅仅指出有关东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应当看做是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任何理论建模均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前提。 事实1:东亚的经济增长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着密切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东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及中间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这期间,出口在本国GDP 中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联。 事实2:东亚产出的高增长紧密地联系于高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在东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过程,直至储蓄率显著地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的国内投资主要依赖于国内储蓄。东亚产出的高增长及迅速的资本积累依次伴随着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教育的迅速发展。 事实3: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在技术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 的比重至工业化中期开始上升,其后逐渐达到或接近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事实4: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依次经历了下述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农产品出口超过农产品进口加用于农产品国内生产的资本品进口)。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出口(主要由轻工业品组成)取代农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1)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2)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3)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产品出口取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 上述三个阶段,产业与贸易的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如下: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的上升)。 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事实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实总结为几个基本的有待增长理论解答的问题:第一,贸易怎样联系于增长。传统的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完全不能解释在动态的条件下,贸易怎样能够支撑后进国家持续的增长。事实上,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是“贸易悲观论”,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利用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技术进步,怎样从完全的模仿转向创新。传统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很难直接应用于东亚的场合。东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完全新的技术,而是怎样从发达国家引进现成的技术,并加以模仿与改进。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怎样引致储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传统的储蓄理论关注的是储蓄的动机,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储蓄率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第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哪些力量推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经历由进口依赖、进口替代直到出口扩张的渐进的演变。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释上述演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如果说进口替代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出口扩张则可以说是东亚的一项独特的成就。 我们看到,迄今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模型还难以从模型内部再现上述事实,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造成了对东亚经验的解释的分歧与混乱,如,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⒂ 进口替代在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演变能否仅仅用比较利益法则来解释,⒃ 等等。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建立起适当的理论模型再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够为对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后发展分析与增长理论完全地结合起来。 五、结 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发展经济学应当也能够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将发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数量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求发展理论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严格性与精确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将发展理论完全纳入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为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发展经济论文:论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历史;流派;研究方法;发展前景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发展经济论文: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 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 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优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发展经济论文:中国水工业发展经济政策体系浅析 内容提要:文章针对市场经济向新兴的水工业提出的挑战,分析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市场刺激,以及经济核算体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水工业是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产业。水工业既然作为一项产业,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作为其发展的保障,其中水工业的经济政策就是水工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强,如何加快建设市场机制下我国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来促进水工业的发展和完善,尽快地与国际机制接轨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分析 1.1 我国的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基本状况 在我国,传统的水工业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的,其中的经济手段只是法规制度(尤其是排放标准)的辅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业经济政策本身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和完善的体系,政策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制度、综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保护收费制度及民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收费制度等。 1.2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存在问题 目前实施的排污收费制度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政策虽然对我国的水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来水水价的问题,由于自来水的水价不是按商品的价值规律制定的,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自来水的价格相当低,结果自来水公司因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或重大技术改造,导致城市缺水状况日趋严重,自来水公司多在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运营。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就存在一个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排污收费的有偿使用和贷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于我国当前合理用水水平还较低、单位取水量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有很大,所以水工业经济政策没有真正体现价值规律(如排污收费大大低于污水厂的运行成本),同时,也未引入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水资源分配机制。 ③ 现行水工业经济政策缺乏系统性,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思路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局限于在水工业管理系统的内部考虑,较少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向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转换的角度来制定水工业政策。 ④ 已行的经济政策本身需要重构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违章超标罚款制度,在标准的制定、排污费的征收、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工业经济政策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前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大潮中,应不失时机地加快建立适合市场机制运行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体系。该体系应包括价格、税收、投资信贷和微观刺激以及综合的水工业经济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业的价格政策 水工业是集产、供、销及回收于一体的行业,也是唯一对产品用过后进行回收的行业。自来水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来水的价格,就应该将“二重性”商品的特点包括进去,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这样,水价除水资源价格外,不仅要把自来水公司以及水厂等一切设施的修建经营、折旧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包括在内,同时必须把所有废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最后排放等全部设施的相应费用也应包括在内。 而且我国水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价格改革中,应逐渐把水资源直接投放市场,根据价格规律和供需关系来调整水资源价格,使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水资源成本,最终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水资源价格体系。 建议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据全成本费用确定水价格,对那些明显不利于水工业持续发展的产品征收附加税,使这些产品准确反映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水工业成本。 ②根据地区和质量差异实行差别价格政策,鼓励节约用水。 ③在国家或企业制定水资源的开发投资计划时,采用经济价格以取代低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市场价格或指令性价格; ④权衡价格调整的替代影响,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税收或使用收费)措施,以消除价格上涨对主要用户(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经济影响。 2.2 水工业的税收政策 在完善水价格体系的同时,对一切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或产生污染行为征收一种税收。目前,正值税收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工业税收体系。建议该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建立和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引导水工业的发展,近期可以在现存税种的税率基础上实行。 ②对于废水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给予一定税收优惠,在一定期限内免交全部或部分税收。 ③对于结合水源保护区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的收益,也应给予税收或减免优惠。 2.3 水工业的投资和信贷政策 保护水源有很强的社会效益性,为了持续发展水工业,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信贷体系,使更多的资金投放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建议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国家水工业基金或国家水工业投资公司,在国家政策性银行(如开发银行)中设立国家水工业专项贷款基金。 ②国家也可以通过中长期债券,筹集大型水工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应对水工业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 ③全面推行水工业投资有偿使用,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等。地方水工业投资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吸收资金,包括中长期债券、股票或利用外资等。 ④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如把水工业尽早推向市场,对水工业工程实行招标承包,推行自来水厂、污水厂的企业化经营。 2.4 基于市场的水工业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水工业经济政策之后,必须有相应的微观层次的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与其相配套,以真正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和水工业税收政策外,在我国还可以实行以下水工业经济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国家应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推出有关排污许可证交易政策或规范,在其成熟时向全国推广。该项制度需要与现行的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协调。 水工业的保险制度:条件成熟时建立水工业保险制度,解决由于无过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污染的经济责任问题。 2.5 水工业与经济核算制度 水工业经济与水资源核算对于确定真实的国民财富价格,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潜力,以及正确协调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经济增长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建议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该项制度: 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核算理论与方法体系,完善、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适当的部门和地区进行水工业经济综合核算制度的试点,把水资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损失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水工业与水资源的再生产活动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的核算体系。 3. 结论与建议 现有的水工业经济政策已很难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应抓住机遇适时制定和实施有关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水工业经济政策。而且,我国的大部分有关水的法规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计划体制或转轨时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加快市场机制下的立法、管理体制重构或创新,为实施有关水工业的经济政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家应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水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当务之急,还应尽快着手制定价格政策、水工业税收政策、投资信贷优惠政策,并对这些制定或实施水资源的政策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价,以便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实施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水工业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不断需求,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发展经济论文:如何激活江西营间发展经济的潜能 〖摘要〗激励起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要在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一定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他们的代表,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要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如果不能够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营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社会不能对国家进行制约,民间不能制约政府,市场主体不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和他的合法的代表,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一些必要的制约,不确定性就非常大,市场风险就很难预测。所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就要求约束政府的许多行为。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 一、江西民营经济的现状 激活民间发展经济的潜能,就是激活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潜能。民营经济指非政府投资的经济实体,包括集体、个体、私营、联营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工业增加值和吸纳劳动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唱起了主角。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民营经济已不仅是补充力量、生力军,而是经济发展的方面军,不久的将来还要成为主力军。 江西省的人口与浙江省相当,但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状况远远落后与浙江省。江西省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只有浙江省的24.35%,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浙江省的14.12%和17.28%。即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省也处于中下水平。 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源于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是制约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不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有关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管理落后于、甚至违反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并非主要来自省、市一级政府,而是来自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有人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上热下冷中阻梗”。 省、市地方政府大多都想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热),但江西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尽人意(下冷),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层和基层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对民营经济的阻滞(中阻梗)。江西省的GNP长期大于GDP,存在资源的净流出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省外一些地区相对优良的投资环境吸走了一部分资源和劳动力外流外,本省的“中阻梗”也挤走了不少资金。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则主要在于:很多民营企业忽视了本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培养。 二、 江西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开放产业投资领域的问题 目前,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主要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使用稀有资源的工业,以及产品会带来公害的行业。限制民营企业参与行业就更多了。另外,民营企业对外经贸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准入”开拓国际市场的只是一般国际贸易,而且实行审批制,应有进出口经营权;至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引进外资等开拓国际市场的行为还严禁民营企业“准入”。所有这些禁止和限制的规定,有的可以说是似是而非,有的则是缺乏一个明确的适用标准,导致不同时刻、不同地区、不同的部门,对于某个市场或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进入,回答常常是不一致的。 近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增幅回落,与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有限是有关系的。为促进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要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产业投资领域。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一些过去是自然垄断性的产业,如电信、电力,近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步变成了竞争性产业,它们放松了政府管制,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借鉴它们成功的做法,加快开放这些投资领域,应一视同仁对所有类型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开放。 2、融资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头等问题。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在创业之后,追加扩张投资时,民营企业继续主要依靠内部渠道,企业留存收益和主要业主的投资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1995年和1998年至少分别为52%和62%;在外部融资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所占的比例大体相当;外部股权,包括公众股权以及公众债权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大。IFC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无论是创业资本还是后续投资,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要小。江西省这方面的数据还无法得到,但相信跟全国的情况差不多。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状况的不断改善,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资金供给渠道不断拓宽的过程。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由于既没有抵押能力,又没有信用记录,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有限范围的直接融资;企业的继续成长,企业有了抵押能力和信用记录,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的透明度,这时,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当企业从中小型变成了大型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降低,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银行可以对其提供中长期信用贷款,同时在直接融资上,企业能够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 3、法律地位与法律保护问题 多年来,我省民营企业与全国一样,存在着法律地位不够和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不充分的问题。如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而对民营企业仅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见,国家对私有财产缺乏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宪法保护。又如,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而对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企业的财产,并不作为“贪污罪”处理,只能做经济纠纷处理,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法律保护不足还表现为私有财产地位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法律保护,难以根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事件发生。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所有者就缺乏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从而遏止投资积极性。 4、政府管理与服务的问题 当前,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不顺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一些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仍然象全国其地区一样,设置基本上一致的经济管理机构,如乡镇企业局管理乡镇企业、工商局管理个私企业、经(贸)委抓全面、计委主管宏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管理体制未必合理,容易形成“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市场经济”、“苦乐不均”等弊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对个私营经济的管理既有交叉、又有漏洞。首先,“一个崽、八个爹”,令企业无所适从,并且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现象,其次,管理部门及其人员众多本身就是企业的负担,管理部门就是靠向企业收费来维护生存的,再次,由于归不同部门管理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归乡镇企业局管理的企业可以优惠得批地,归民政和教办的企业则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等,这使得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起跑线上,防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企业进一步发展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而大受影响。因此,要深化民营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各地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彻底改变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来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在完善个体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方面、一些地方做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如江苏无锡市由工商、乡镇、税务、卫生、环保等部门联合建立了个私营经济“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有些省市探索建立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按企业规模进行管理的综合机构,以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统一政令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三、促进江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导向、理清管理思路。 1、 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政府导向作用。在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要明确在国家宏观决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特点,或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地区经济中来,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或是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某一行业的战略性退出。在经济形态选择方面,要明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水平,或是侧重鼓励发展劳动者与所有者结合紧密、个人投资与家庭投资结合紧密、经营者与从业人员关系紧密的个体工商户;或是鼓励发展经济应更加显著、在吸纳下岗员工再就业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效应更加突出的非公有制企业。既科学又合理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形态在本地区的分阶段发展和有行业侧重的发展。 2、在管理思路方面强调资源优选和优化配置,促进提高地区经济的整体竞争实力。政府在管理思路上要完全破除以往的所有制框架约束和地域资源约束,在资源选择和配置方面注意吸收外部优质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资源,构成不同地区优质资源在本地区内的优化配置,形成强大的资源合力;要改变以往单纯从经济效益指标出发,忽视环境保护指标和社会综合效应指标的做法,不仅鼓励发展符合自然生态指标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营活动,更要鼓励其产品、技术或服务有利于净化环境、消除污染、形成能源替代或资源再生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制定吸引外部地区优质资源进入或与本地区优质资源结合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总体实力。 (二)重视制度创新,宽松经营环境。 1、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取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注册资本额度调整、经营规模和经营负债等方面不公平的限制性约束,使非公制经济组织在依法获得行业经营资质方面、享受纳税人资格条件方面、接受外部审计方面、注册资本变更方面真正获得同等的待遇。同时,建议调整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时要求的年度商品销售额限量标准、延长商品销售额达标时限(如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确认期延长,由一年改为三至五年;将年度商品销售额标准适当调低);对处于初创阶段的各类性质的中小企业不强制性要求他们进行年度外部审计,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在企业负债经营方面统一遵从国际企业经营的惯例,不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设立歧视性规则,创造利于他们平等生存和快速成长的空间。 2、 改革现行的年检制度。在现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改变目前政府要求企业性质和政府部门的不同要求分别申报年检、接受审核的做法。采取由所有企业一次性在指定部门进行相关资料的统一备案,供各部门分别调用,政府各部门根据其关注内容的不同提取资料,完成年检的方式。各类性质的经济组织一律平等,取消为某些快速通过年检建立的“绿色通道”,堵住某些部门借年检收费的渠道,消除个别部门与个人为谋求私利而刁难非公有制企业的现象,切实减少经营者的经济负担的心理负担。在具备修改、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条件时,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减少行政干预的力度,删除目前可导致有关部门主动介入,了解企业经营事务、不断核实其注册登记内容的年检制度条款,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不法案件的查处、市场秩序的市场信用的维护上来,切实惩治有违法经营行为的企业和个人。改变目前存在的有关部门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假想敌、侧重了解其内部事务、越位监管的现状。 3、 规范行业管理行为。行业管理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经济组织一视同仁,但对处于不同经营质量水平的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个人可区别对待、在管理上有不同的侧重。如对初涉特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可坚持实行资格培训、持证上岗的要求,而对具备一定经营资历的人员则主要侧重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改变现阶段不分经营者资质水平和所提供服务水平,在持证上岗和技术培训方面一刀切,强制要求经营者或员工接受服务或培训,不必要地增加一些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个人实际费用负担和占用其经营时间的做法。 (三)设立特定园区,改善场所条件。 1、 合理安置拆迁商户,维护其合法经营权益。承诺并落实安置原有可利用资源被重新分配、原资源使用者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不再具备参与分配资格(如城镇改造、原有市场取消而失去必要经营场所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那些资源重新配置后难以承受资源使用成本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再次提供地理位置改变,但相对价格低廉的经营场地资源。 2、 引入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为吸纳外部优质资源,鼓励其与本地优质资源合作并共同发展提供场所条件,并有利于聚合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辅助性产品、为经营规模较大企业的产品经营提供配套服务的相应资源。推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其主要目标可以是那些在其家乡初期创业成功,为熟悉整体市场规则,有利于跨地域引进高素质人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并加强企业竞争实力而希望在异地成功实现二次创业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个人。 3、 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服务,壮大企业实力。政府应注意为那些已出现新的土地资源或场所条件要求,迫切需要经营上规模、产品与服务上档次、但无法在原经营所在地满足其发展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及时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配套设施方面的公平待遇与合理条件。以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耗,促进提高该经济组织在所处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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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优秀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优秀,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优秀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以其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制度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能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虽遭过“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和“”),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很强的定力。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我们把中华文明、中共的红色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 始终坚持民本思想 “民为本,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中国古代许多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兴衰和国家命运。民本主义思想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即不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党定性为“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这是我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从国际社会实践看,哪个国家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哪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太平;反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管执政者在政治上多么“作秀”,都无法改变“短命政治”的结果。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失去民心,动摇了执政基础。民本思想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潮流,它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思想和经验。 二、坚持制度创新的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得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学习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不失自我,这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等方面,我们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经济方面,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结合起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把国家经营与个体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制等多种经营形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奇迹,最终形成了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在选举制度方面,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继承了解中共的红色基因,也吸纳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仅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更富有凝聚力。在理论领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三、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特殊的规律来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上不断地坚持理论创新,方向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苏联模式的民主建设的沦陷有密切的联系。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过度集中,缺少民主与法治。如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根本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实行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官僚特权制,并加深了列宁遗留下来的制、以党代政制、控制选举制、干部任命制。这十种政治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大为缺失。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 ,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就容易判断失误,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破法法制。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但我们党能在挫折中迅速而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苏联模式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无论是在党内民主,还是在社会民主,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既有形式上的创新,也有内容上的完善。民主选择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常用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有力回击。民主建设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传统的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建设永远在路上。 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严峻国际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党的建设要全方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四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良好的思想建设、组强建和作风建设便没有良好的执政能力建设,反之,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前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搞“左”的政策。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变成极端集中制,使得执政主体活力和战斗力丧失。同时缺乏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治建设不是朝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价值观都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执政党一步步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民群众。三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完全然丧失。我们也应从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详细研究处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多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党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主义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这也是我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活力,成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党的18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聚集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队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表现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上世纪初,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总结这一奋斗历程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东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它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条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证明,我们一定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坚持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途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摘 要:我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私有制是一定要灭亡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优秀和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秉承并坚持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秉承这一基本原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大力弘扬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高铁、核电等项目成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名片,这些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所有制的改变”,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没有变,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规定的。2016年3月4日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的讲话非常明确,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本身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即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讲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倘如口头上高唱社会主义赞歌,背地里却贩卖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黑货,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私有制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灭亡了。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少年时,他立志救国远赴重洋;中年时,他指点江山征战南北;壮年时,他建设祖国鞠躬尽瘁;晚年时,他托起改革改天换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必将永载邓小平的名字。 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通过对私有制和国家演进历程和发展轨迹的深层面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国家的永恒性与合理性,使《起源》成为鼓舞革命斗志,驳斥传统私有制、国家观点的理论武器。”因为,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根基,而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私有制的保护神,历代剥削阶级为了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制造了许多有关私有制和国家“合理”“永恒”的理论,为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国家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合法手段,限制甚至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者对私有制的任何抗争,用暴力强制手段维护私有制和国家制度,把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置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私有制。“之所以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认识上和讨论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和深刻,是因为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私’,封建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生产资料私有,连国家都是私有的,即家天下。”这种私有制的封建国家,到了近代更是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列强瓜分、灭亡中国的屈辱史;就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史。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呢?学界已有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由红旗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任铃著《从西方环境运动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一书指出:“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危机,这场从经济领域衍生的危机,波及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面对总体危机,单纯的文化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总体危机理论,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国外亦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做过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将逐步地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这就是马史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其讲话的精神实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以中国为个案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真理性的政治概念也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科学。历史发展至今,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已是必然,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教条,正确的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并加以实践,使这一灰色的理论变成绿色呢?本文将以中国为个案着重从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一、何谓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亦称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一必然性需要用实践来实现它,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二、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的灭亡标志自己的诞生,它建立的是社会公有制,剩余价值被挖除,危机也将随之消失。历史形态几经更迭,世界格局历经反复调整变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潮发展和低潮涌动中轮回运动,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时势如何转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人类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经历洗礼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与时俱进,汲取时代精华,不断为自身输送新鲜血液和时代养分,逐步丰富精神内涵和完善理论体系,是时代演进的弄潮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规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对加快自身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是社会转换的掌舵者。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未来世界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美好蓝图。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有几百多年的历史,在与社会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也经历了诸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今美国次贷危机等发展间歇,但这只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暂停滞,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危机过后必将是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当今世界,被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大发展的第五次科技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 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实践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要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实践证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有无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能否保持其自身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它的两个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从变化了的情况、发展着的实际中发现和汲取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新原理,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实践过程。首先是理论问题,其次是实践问题,最后是理论和实践结合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实践,目前我个人认为有三次重要的。第一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我认为以十八世纪欧文的空想和谐新村建设为代表,但是最终实践结果却是失败了。这次实践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第二次以苏联革命胜利及国家建设的实践。苏联革命胜利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就不说了,这次革命和国家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第三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这个目前争议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成功的,但是思想建设却存在问题。比如:目前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制度建设问题、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目前世界上还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有半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等,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等。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走了正确的路线,现在谁也不知道,等待实践的检验吧! 第一个过程是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传播,发展。这是对理论的认识,并为后面的实践积蓄力量,属于量变过程。第二个过程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并推翻就有的制度,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完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个过程是对已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发展。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于这个阶段,发展方向存在争议。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168年,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误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的社会理论。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的和谐共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理解与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精髓的关键。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信念,在过去近170年的历史中,历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性定义,巴黎公社、苏联与东欧、中国等实践性解读,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十月革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真理,指引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只有真正做到坚持从整体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以及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钥匙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列宁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部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总结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教科书也是基于三部分编写教材的。这些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掌握,令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性更为突出。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绝对不能在没有明确范围的前提下就下结论将二者混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的解放学说,涵盖了十多门科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简单的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狭义与广义混为一谈。 曾经由于片面孤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伤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出现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实质上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缺少对客观国情的分析。片面地唯书唯尚,革命事业以社会进步为愿景,却不自觉地违背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克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正确地认识和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由于对社会矛盾认识不清,又导致长时间地陷入了阶级斗争的魔咒。归根结底还是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事实,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适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蹈覆辙。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归宿和落脚点,其实现需要哲学的方法论,需要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更需要将三者有机地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正如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因此,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脱离实际,不从历史本真和现实国情出发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及实践的优秀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科学社会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一直不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因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因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变质导致了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刻领悟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着科学社会主义。 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优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担负起了解读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发挥了巨匠作用”;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和伪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并明确提出了一项原则“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具有“筚路褴褛”的开创之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带领全党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并给予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具体解读,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终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和风采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阔步前行”;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渐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十八大以来,强调要从世界共运史中揭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思想理论是指导我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是引领我党不断创造辉煌、为民造福的理论保障。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集中制,破除领导人终身制等建设原则以及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治党方略。只有搞好党的建设,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明确光明前途和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才有望成为现实。 三、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 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头之水,恰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化的模式,恩格斯也只是对这一理论做出了一定的科学预设。时代要求我们在解读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要进行与时代具有强烈共鸣的理论创新。 时代是变化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初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固守僵化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中国当代的发展之中,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优秀理论进行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在内容与形式中注入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现有国情有机结合而与时俱进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中注重质量、速度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等,这些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成果。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质疑与否定之声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资本主义对外意识形态的输出,将学理化逐步政治化,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专制国家”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余存,的泛滥,普世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等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过阻碍的作用。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声,给出了回应,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要发展首先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科学社会理论的正确方向,坚守是前提,创新是保障,与非科学的理论作斗争的过程就是坚守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四、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立足的根本 科学社会主义既要有具体的制度和形式,更要有明确的价值和功能。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促成人的全面自由自主、自知自觉的发展,做到人尽其能,各得其所,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和归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而又恒定的目标和价值,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包括改善民生、提高政治民主水平等就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中国历来都注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以改善民生为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追求,由个体获利而上升为群体获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每一阶段都是以人民获益为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们不相信,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是否增收”。社会主义曾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政权,人民也因此得到了实惠。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究其原因还是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当今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合作与冲突交织,富裕与贫困共存的时代,如何实现和谐共处,做到共存共生,共同繁荣,共建共享,永续发展,是考验全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今天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更加注重开放和共享,努力为人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献力进策。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规律就是方向,具有不可逆性。但是,遵循规律不是坚持本本主义,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在前进的路途中固然有曲折,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导航下,我们有坚定的目标,明确的方向,能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将愈发放射光芒! 一种科学的理论、一个为民的政党、一条鲜明的道路,使我们能正确对待过往,努力把握当下,奋勇追求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已为历史所佐证,未来向何处去还需不断探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建过程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许多的哲学家或学者对社会主义都有过想象,但由于所受条件的限制与约束,这一想象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知道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产生,才使得社会主义有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 (一)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 欧洲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这次革命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其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一场旨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运动。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但是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三)1864年的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四)1889年的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1889―1916),即“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其后伯尔尼国际成立并作为实体运作。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四场运动的产生与爆发,形成一个过程,不断凸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也由无秩序无组织向寻求统一组织演变,在此背景下,就要求相应的革命理论指明方向。这也就是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背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弊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 1.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的供需不均等,这一“剪刀差”类型的后果,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也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实质原因,因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2.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运行而言,是非常有序的,分工细化,机器化大生产,但相反,由于社会要求的市场自由化,政府无权也无能力去进行全社会性质的协调,政府只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种结果使得这一矛盾日益凸显。 3.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与矛盾斗争。在经济关系与经济地位的差距之下,阶级关系的矛盾自然而然上升到主要的矛盾,这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之上的理论性预测与分析。因此,在这一前提之下,马、恩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各种请况都尽可能考虑到了,主要分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爆发社会主义和在欠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革命两种可能。 1.关于经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马、恩根据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等的概括,从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作出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和预测。这一预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又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2.关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普遍繁荣,东方革命呈现的日益高涨形势。马克思认识到东方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特点,提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一些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头的理解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把握认知,还存在不少亟待厘清的地方。 一、要认真辨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此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它在本质层次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样创造性地付诸实践的层次上,则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是就本质层次说的,而是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而言的。形象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生出来的“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总有人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甚至对立起来,把两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两个不同的流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他们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而贬低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管用的;至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那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 第二,要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区分开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它是这个历史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完全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联系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管用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它。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逻辑是混乱的、说不通的。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混淆在一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联系中国实际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管用了,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不能不看到,确有极少数人是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那就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不讲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什么边界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子”,连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也可以塞进来,那样,就可以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就是常见的一例。对这种主张必须高度警惕。 二、要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根本依据。 第一,它说明了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矛盾,有人就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谁只要说资本主义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了共产党对待它们的态度。《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研究方法即阶级分析方法,虽然它是许多人忌讳、竭力回避的,然而却是最科学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揭露点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而是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按照的概括,就是: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更不是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根”始终没有变,因而我们搞的始终是社会主义。 第二,它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历尽艰辛和曲折,但总体上看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间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几个时间段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一棵大树上长出的繁枝茂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一个辉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承前几个阶段的成功经验、扬弃不恰当的东西,吸取教训,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创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根本。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方法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再论》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几条原则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一般性。《再论》把这几条原则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87―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它特殊性的一面。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道路也应该不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酝酿撰写《再论》时说,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在此之前,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照的思想,《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498页)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么在本国具体实现,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在本质层次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着重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为什么不能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非要批判它、从根本上否定它呢?这就涉及什么叫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的学者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却又认为它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硬把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不成了指鹿为马了吗?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四、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欠缺。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有些人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认真读马列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些人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所批评的那样:光讲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多次强调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摘要】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实行伟大变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论述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讲述了苏联领导人的治国方针,最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讲述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列宁、斯大林和等对曾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作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基金所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等。其三,突破了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量的优势,而主要强调其质的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所谓主体,并不是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全面垄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简单地划为非公有制经济。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一、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优秀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二、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优秀。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结束语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概论”课中加强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观是主体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在把握历史的同时,立足社会发展新常态,在还原历史过程、解读理论逻辑、把握历史定位的理论维度,在界定价值主体、审视价值标准、明晰价值期望的价值维度,在回归实践品性、树立实践思维、认清实践条件的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形成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动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观; 教育; 三个维度; “概论”课; 新常态 科学社会主义观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整体性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是在动态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充分整合真理与价值的历史范畴,是在内外交互活动中,主体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在理论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以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逻辑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而言,在把握历史的同时,还应立足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着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准确认知、提升价值自觉、落实科学实践。 一、理论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 在理论维度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角度准确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正确分析其与现实矛盾的关系,是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社会主义观教育的首要任务。 1.还原历史过程,探索生成根据 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探索其与物质条件的关系,回答其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引导大学生知晓、理解、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高尚的价值追求从何处来、为什么而来以及向何处去,并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眼光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可以使社会主义理想抛离美丽神话的谬论获得其真实生命。在整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为具体材料,分析每一阶段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由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等实践活动为线索,厘清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初见熹微到当前发展状态的过程环节,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具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就某些重点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回溯。在讲解理论内容之后,给学生分析其历史原因、形成过程、以及这一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效应,收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课堂实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的把握,除了解读其28字的表面含义外,还应揭示其所内隐的以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和趋势,一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选择。若以这两个客观必然性为内在尺度,回顾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从1980年到1992年的形成历程及其提出前后新中国面貌的演化轨迹,就能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本 2.解读理论逻辑,透视内在灵魂 理论逻辑探讨的是基于社会存在这一现实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的内在联系,透过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探索其内在本质,是对某一事物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相统一的逻辑,其内在灵魂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进程中的动态的历史存在。摸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的内在逻辑,抓住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内在尺度,使大学生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破除当前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模糊认识的关键一步。从横向上,在讲明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是坚定道路的根本保障,这二者又合力推动了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之后,在“概论”课教学中,还应强调这三者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相伴相生,展示出理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实践过程的现实社会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就是实践过程的总布局,而理论逻辑的终点就是实践的总任务。从纵向上,为了论证这一理论逻辑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概论”课教师须清晰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在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上传承与创新、普遍与特殊相融合的内在关系,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讲述,若要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消除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谬论带来的消极影响,则须强调,市场经济的创造与实施,是遵循了马克思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客观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设想。 3.把握历史定位,分析现实矛盾 在“概论”课教学中通过回溯历史、探索本质可以引导大学生清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历史定位。任何历史都是运动的,而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科学把握其历史定位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颇有意义。这一历史定位有三层含义:基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其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其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中国社会进程,其处于当前的时代结构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生科学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处理的自身与其他方面的几个矛盾和关系:其一,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其三,与当今历史结构的关系。其中,其与新常态下的历史结构的关系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解决这三类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如关于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新中国初期,受封建专制主义遗留的长期消极影响,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的民主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制度化、法律化和权威化,以至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发生,是第一类矛盾关系的表征。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思想更加解放,对封建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肃清,八二宪法确立了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使民主得以法律化,但尚未得以具体的制度化,这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为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给予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尤其是对立法领域的重点规划,将极大推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进程,这属于第三类矛盾运动。 二、价值维度:理性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人类历史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实现主体价值的过程,价值关系普遍地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也必然包含着价值思辨。价值思辨是主体基于知识性的了解,对自身及客观外界事物,建立价值主体意识、把握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反思判断、执行价值期望的价值意识建构过程,是主体形成科学观念、进行理性实践的中心枢纽。因此,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在“概论”课教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论证,促进价值自觉、激发价值反思,赢取价值认同、价值顺应。 1.界定价值主体,促进价值自觉 社会历史活动及其构成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结构、内容和过程。通过这一相互作用,主体在其价值意识支配下进行意向性活动并建立起最终表现为意义关系的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价值选择建立的意义关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条件的变化互为表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这一原理的诠释。为了消解部分大学生对“人民”这一概念抽象空泛的认识,首先,在“概论”课中要强调“人民”这一范畴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凝聚化与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向。它不是绝对抽象的实体,而是对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实实在在的群体和个人的统称。这一范畴以凝聚化的形式突出了个人的多样化现实,明确了每一个人的地位,保障了每一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基本权利。其次,“人民”这一概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范畴。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现实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来完成的,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关系中的客体,这决定了人是创造与享用、权利与义务、历史描述与价值立场的复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每一现实的人都以自觉的主体意识积极创造,幸福享用,充分发展。对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界定与强调,可以深化大学生对自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提升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意识,促进大学生完成从模糊认识、盲目认同到在情感上自觉信服、在实践中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2.审视价值标准,激发价值反思 主体存在与价值标准具有直接同一性。一切价值标准依赖于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价值标准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不依人的纯粹主观心态随意改变,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价值事实中的“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客观呈现出来。随着历史循序演进、主体不断发展,价值的具体标准也渐进改进,这意味着主体要有一种价值的反思和抽象逻辑思维意识,思考、理解和领悟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的本质,依据发展着的价值标准对价值选择和判断以历史的观点不断有序调整。譬如经济工作,在革命年代,“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3]。在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的价值表现为革命战争的供给力量、辅佐力量。而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处于一切任务的中心,其价值主要为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这两种价值事实表征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需求和能力的情况下,受价值标准支配的经济建设价值的不同性质和大小。在“概论”课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对价值标准把握,提升大学生对价值标准的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能动反映意识,可使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觉进行体验、理解、领悟的理性价值反思和价值思维逻辑结构活动,认识和肯定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审时度势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保持科学性、有效性,在不同时期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性,增强在共同理想追求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政策、遵守各种新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3.明晰价值期望,提升价值认同 价值期望是群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是群体按照自身的本位价值及其规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和期待,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接受和执行的价值意识和价值目标。在价值期望和执行价值期望的格局中,价值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价值期望“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提出其哲学与目标,并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个体,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归属”[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群体价值,其价值目标在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必须明确阐述这一价值期望的理论依据、概念内涵、方法原则,显示其作为中国社会共同价值的独特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这一最终价值目标沦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概论课教师还应结合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讲述现阶段贯穿终极理想精神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如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解读,“概论”课教师可以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弊端为目的的战略部署,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宗旨则在于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二者是“一破一立”的关系,同时二者又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这样,就可以使大学生实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具体走向,以立足于现实的心态,稳健地树立价值理想,践行价值目标。 三、实践维度: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性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得到感觉经验、经过价值判断和推理阶段、最终获取理性认识并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立足现实、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生命和原则。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及大学生对其的理解为基础,深刻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对其建构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有决定性作用。 1.回归实践品性,强化本质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逻辑之上建构的真实具体的价值形态,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优越性的载体在于代代相继的动态实践,在于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进行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依据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运动,这一实践过程无限的历史延伸则取决于对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实践内容的不断实现。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点,要通过讲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出现的难点问题,我们党和人民始终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源,不断解决现实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经验,提升大学生对实践品性的重视,强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实践课题。如关于新常态下的民生问题,面对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等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概论”课教师可就十八大以来,针对上述民生焦点,中共中央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原则上,作出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等决定和出台的相关意见和具体规定进行讲解。这样,便可使大学生结合自身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关注和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生成的实践品性。 2.树立实践思维,促进思想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的中国国情改造现状造福于民的实践本身,这一实践品性彰显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内在尺度即实践的历史的逻辑。因此,是否贯彻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不断解放思想,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程兴衰成败的关键,正所谓“实践发展无止境,思想解放无止境”。在社会建设的新常态下,针对大学生依据生活实践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各种自发心理,“概论”课教学应把握好社会主义观教育的时效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实践的历史的思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首先,在实践的起始阶段,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依蓝图而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和标准,而是一个根据实践情境,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促进大学生把“什么是、如何建”作为一体性问题,打破先有“什么是”的蓝图再依图建设的僵化思维,做到设计者与建设者的双向合一,这是树立实践思维最为关键的一点。其次,在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因问题的动态演化所呈现的新特点新表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思维的指引下以开放的心态打破固有藩篱,以全新的眼光和思维对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进行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再次,在实践的暂时结束之时,引导大学生保持前瞻性意识,也是其树立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实践不仅仅是就问题而解决问题,还应该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客观规律,把握发展情势,在全局性和战略性高度,对下一阶段实践的可预见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3.认清实践条件,增强实践理性 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实践过程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影响着实践的成败得失。实践条件的认清,实践的理性慎思能力的掌握,是大学生能否把理性认知、价值认同转化为科学实践的决定因素,是“概论”课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过程的最后归宿之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引导大学生在调查和认清围绕自身的全部现存条件的结构、层次和运动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那如何为之?则要从主体与客体两个尺度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尺度和依“本质力量的性质”存在的主体内在尺度统一于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之中。这表明正视“两个尺度”的现实性,自觉地恰当把握自身的需要、目的性及现实能力,深刻认识和不断探寻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规律,提高“主体客体化”程度,是我们进行理性的判断、抉择与行动,实现“客体主体化”,不断提升“获得感”的前提、边界和条件。比如当下的改革大业,要想使改革主体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顺利落地,就问题而对症下药,则必须摸清深水区下的各种障碍和陷阱,并厘定结构、分清层次,人为的、非人为的,主要的、次要的,远的、近的,显性的、隐性的,等等。依据这一方式进行调查,我们很快便可摸透改革的阻碍可以分为来自上、中、下及侧面的四股势力及其瞬间凝结体:自上的“政商联手”利益集团、在中的部门本位主义、于下的消极作为和在侧的分众化盲动力量。就此,我们便可具体分析每股阻碍力量并制定具体目标、方案以各个击破。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及启示 【摘 要】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此,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并使之成为可能。文章仅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启示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是依靠生物个体的自我意志或是某种描述为依据而形成的,而是将人类的文明成果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理论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严密体系的学科,其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诸多方面。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几个世纪来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都期盼可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探索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自19世纪40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已席卷了欧洲的部分国家并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令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开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漫长的战胜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之中,在不断地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最终创造性的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从空想演变成了科学。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问世,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是了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促进社会性质朝着由资本主义必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要对社会进行全面革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够达成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所提出的“中国梦”则更进一步的诠释了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中国梦”理论提出的背景。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到了“中国梦”。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家庭美满、丰衣足食,而这些普普通通的梦想被放大数倍、提升到国家视角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固然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梦想不仅仅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寄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情怀与期盼。将历时回溯2000年――在这20个世纪中,其中有18个世纪我们泱泱华夏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天朝上国,在那1800年的时间里,四海归一、八方来朝,各个国家纷纷向中国学习,或来学习经验,或来寻求庇护。但是在19世纪之后,中国迅速衰落、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直到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才惊醒了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经验。经过洋务运动、等变革,北伐战争乃至抗日战争等斗争之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向着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的同时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最终创立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复兴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民期盼战争胜利、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人民期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那么无论是战争胜利、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所盼所图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幸福。所以说,“中国梦”最终也是每个人的梦想――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每个人每天辛勤工作、努力耕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也就是存活下去,家人存活下去,生活有保障,之后便是考虑到如何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有尊严的活下去之后,便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民生梦”、“尊严梦”和“成功梦”。最后,“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当然无法局限于中国一国范围之内,所以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所以说,“中国梦”的提出,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又迎合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8。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增相长,其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在中国历史变革中都行不通,这也证实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坎坷,又表明我们并未彻底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却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特征,坚持消灭一切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关系,结果是固守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转第000页)此举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打破以往对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束缚,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理解。 邓小平便做到了这一点,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确立了“坚持”的优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以往传统思想的桎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20世纪世界各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胜。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又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却是应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无视国情、直接套用的后果是致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上连连碰壁,这无疑会令一些人对于国力较弱的国家能否发展社会主义产生质疑。 基于以上情境,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也是我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的一项伟大创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蓝本为基础,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内政策同对外政策相y一,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相y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基于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蓬勃向上的发展,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是光明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必将不可阻挡。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指引了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斗争中寻求发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不断地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新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创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革命导师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和目标,也就是为了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探索,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更大的胜利。 三、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848年2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在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指导理论的形势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指导思想,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诠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渐渐意识到:在当时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脱离了实际,没有从本国国情的历史现实中分析,于是列宁与时俱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来发展经济,并取得可喜的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推动 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发展。最初,我们年轻的党盲目学习俄国,结果接连遭到失败。同志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开天辟地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探索怎样从新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想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理论,是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它经历了一个积水成渊、聚沙成塔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又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曲折中前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个历史性课题作了准确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它的提出和实践,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同时,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也与加强党的建设相关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当前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真落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是实践中发展的科学。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历久弥新,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它体现了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伴随下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 摘 要 儒家思想又被称作为儒学,是由孔子所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特别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一思想体系更是主流意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儒家思想,探讨了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优秀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优秀,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优秀。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适应当前国际国内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和战略。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利于为世界各国解决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 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坚持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认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是我国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大国成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正确处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要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既尊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注重人的自身价值和主体性,有利于缓和人的利益追求和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资本主义人本精神,但又与这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直接继承,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现实目标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注重民生、民利与民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实现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时代结合起来。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世界各国都在为更好地发展而奋斗,但是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妥善解决的问题。当前,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决定了必须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对发展问题进行当下的关照和思考,破解人类发展的难题。不同的国家面临着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发展问题。就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党的合法性资源来说,党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效果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的选择越来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党必须把握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民族正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但是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中国式难题”。其中很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发展理念与实践上实现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中国的优态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优秀内容和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紧密结合,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和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昭示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致力于和谐、强调共同富裕与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创新。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实现“社会和谐人人共享”。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力求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更新了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科学地评价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将对世界各国破解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从国际形势来看,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构建更加合理的发展理论,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现实条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抓住当前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加快发展。 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民生问题凸显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中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从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执政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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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稳定和繁荣。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城乡一体化建设、农地流转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农业经济取得了极大进展,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从总体上,我国农业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之路,并未走出传统农业发展范畴,农村经济基础仍然脆弱,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传统要素驱动乏力,新的驱动力量孕育不足,新的矛盾、问题不断出现。在新时期,怎样推动农村新旧动能转换,是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试图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视角检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问题之解决提出建议。 1新旧动能转换的提出及意涵 1.1新旧动能转换的提出 新旧动能转换的首次提出,是在2015年10月总理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总理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2017年1月国办印发《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对我国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作出专门部署。2017年人代会期间,总理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对山东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继续打头阵工作进行了部署。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新时期政府工作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随着新旧动能转换频繁出现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讲话和文件中,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解读、相关议题的研究和论述也逐渐丰富。 1.2农村新旧动能转换的意涵 所谓新旧动能转换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新经济的培育;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换。其中关键在于培育新经济的新动能对传统经济所赖以存在的旧动能的取代和替换。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依赖推动生产力迸发的优秀动力与支撑能量。经济历史的演进就是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优秀动力与支撑力量的不断萌生、替换的过程和必然结果。我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三十多年,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巨大变化,外需极度萎缩,投资的收益递减效应凸显,以投资、外贸拉动的传统经济发展之路难以为继,同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为经济发展孕育了新的增长点。旧动能与新动能并存,但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困难重重。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是新技术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迈向全球经济链中高端的前提。农村新旧动能转换作为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一环,其重要性在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关系到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整体实现。 2新旧动能转换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2.1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能 农业发展史表明,劳动者知识技能的积累提升、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但在不同发展阶段,这些推动力量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同时它们自身也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传统农业的发展动能主要是劳动的密集投入以及极为有限的技术上的进步,资本投入在传统农业发展中基本不起作用。如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业技术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徘徊,农业的进步主要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工投入的增加。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农业人力资本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育种技术的进步、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等技术,资本投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农业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量导向的粗放型发展之路。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传统要素驱动乏力,新的驱动力量孕育不足的突出问题。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发展动能。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精密装备制造、生物化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成为农业经济发展重要的依赖力量。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要重视人的因素,要实现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变;要素层面新旧动能转换要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因此,笔者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主要来源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新科技;有效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保障。此外,不断升级的城乡居民新的消费需求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来源。 2.2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三农问题发端于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社会区别政策,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各级政府持续推进户籍改革、农地流转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措施,但迄今,尽管从纵向维度看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但从城乡比较的角度看,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农问题更趋严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农村地区人才大量流失,严重空心化。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二元化格局,信息发达、经济繁荣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定居。据统计,从2006—2016年的8年间,全国农民工数量由22978万增加到28171万人,也就是以平均每年600万人的速度实现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直接结果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逐渐空心化,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老龄化、素质较低,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最根本的因素。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影响着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其他要素作用的发挥起着决定性影响。农村留守人员以老弱病残妇幼为主,素质普遍较低,严重制约了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组织方式的选择,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孕育;也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新管理模式的引进起到了抑制和阻碍作用。再次,农村劳动力的现状使农村经济发展难以对不断升级的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作出及时反应,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使种植畜牧业难以形成产业延伸,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发展缓慢,难以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合力。最后,制度供给不足阻碍了外部刺激力量的介入,农业资本投资不足。尽管政府在财政支农、金融支农、户籍改革、农地流转等方面进行了很大投入和尝试,但基于基础性制度供给不足,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融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社会资本对农村市场仍然心怀疑虑。 3新旧动能转换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与建议 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可以厘分为器物、技术、产业、制度、观念等五个依次展开并渐趋深入的层次。器物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终端成果,不管是物质性还是服务性的,都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直接表现。技术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优秀动力,决定着器物成果。技术层新旧动能成功转换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要依赖于产业体系的支持;二要依赖于产权制度激励与保障。观念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最深层力量,对其他层面力量发生作用具有深层次的影响。结合前面对农业发展基本推动力量的描述,笔者认为破解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实现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需要紧紧把握劳动者知识技能的积累提升、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这三个农业发展的驱动要素,从器物、技术、产业、制度、观念五个方面着手,系统规划,稳步推进,逐层突破。(1)在器物层次,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回应市场需求,满足不断升级的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要提高原有农产品的质量,引进开发新的绿色有机产品,强化特色意识、品牌意识;要不断提高产品加工能力,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品;要充分利用农业环境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消费和服务要求。(2)在技术创新方面,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的持续推动。要重视现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业机械、生物化学等领域的科技进步促进了现代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降低农业信息成本、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大有可为。要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创新农业科技服务方式,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和激励机制。(3)在产业方面,要培育新型的农业产业主体,如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组织、各类农业创客、农业企业等,这些新的农业产业主体促进了各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孕育和发展;要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农村地区形成各产业协调发展的统一市场,发挥产业的集聚、规模效应,促进农村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产业的互补和良性互动。(4)在制度方面,强化制度创新,发挥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保障作用。要突破现有基本制度的局限,探索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激发农民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三农;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和农业保险,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本化;要完善农村财政税收制度,加强农村转移支付,降低农村农业的税收负担。(5)在观念层面,要改善农村教育,培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要优化农业从业者知识结构,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改革开放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市场意识、诚信意识、资本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制意识,培养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杨蕙馨,焦勇.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7). [2]余东华.以“创”促“转”: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新旧动能转换[J].天津社会科学,2018(1). [3]张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7(12). [4]樊祥成,徐晓梅.关于我国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思考[J].农村金融研究,2018(5). [5]王兴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与政策研究[J].东岳论坛,2016(2). 作者:李新花 单位:寿光市古城街道财政经管统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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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浅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 摘要: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2013 年,欧债危机影响持续渗透,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在此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在运行中累积了诸多风险。 关键词:宏观经济 运行 潜在风险 一、美国确定退出QE引发的外部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发达经济体先后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自国际金融危机迄今,欧美发达国家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所企及的政策宽松底线。一方面,美欧日等主要央行从2008年开始连续降息,近几年来政策利率基本维持在近零水平,比上世纪90年代初平均低了三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美欧日等央行接连推出QE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资产规模相比危机前大幅扩张了2倍以上。如美国,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至目前的3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伴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上限等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向屡有波动,但近几年来整体保持了资本流入。尤其是2012年下半年之后,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入明显加速。 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流入中国达10亿美元,占比近一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增至近去年底的7万亿美元左右,占比已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中国有近3.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为追逐人民币利差和和汇差的双重利益,金融市场上套利活动频繁,推高了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今年一季度新增外汇占款已超过1.2万亿,4月当月新增外汇占款2943.54亿元,维持高位。特别是今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已逼近6.1,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国内巨量的资金加上外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会导致境内资产的价格不断上涨,从而越来越远离基本面,这种资产价格短期内的大幅上扬,毫无疑问是无法持续的。 6月20日,伯南克在美联储例行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稍晚放缓资产购买,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QE)。这一表态立刻成为市场最大利空,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均大幅度下挫。QE结束让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变得比较明确。如果我们控制不力的话,将有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被兑换成外币,到海外寻求预期的高回报。这种资金从大量涌入到迅速流出所带来的巨幅刺激,恰恰是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反复面临的来自于国际金融界的巨大冲击。美元的强势政策让全球资产面临重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会带来整个市场的波动。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部风险 (一)经济面临减速风险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这个基调也明确了中央要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决心,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大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加入WTO的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红利所带来的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阶段。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有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今年5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9.6%创下七个月新低,内需走弱,外需疲弱等因素拉低PMI数据,总体来说,当前实体经济偏弱,会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偏低,复苏疲软。2012 年以来,CPI 和PPI 一路下行。CPI差不多每个季度跌一个百分点,全年CPI 仅增长2.6%,远低于年初确定4% 的调控目标。今年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2.4%,升幅高于3月份的2.1%,通货膨胀数据相对温和,但需求依然疲软。PPI增长的波动更大,自2012年3 月份开始,连续9 个月负增长,而且跌幅较大。今年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4月份PPI同比下降2.6%,低于之前下降2.2%的市场预期;同时,这一数据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至此,我国PPI同比涨幅已连续六个季度低迷,加上大宗商品持续暴跌、PMI数据反季节下跌,越来越多的分析机构已开始警示制造业带来的通缩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突出,这对PPI 和CPI 都构成巨大的向下压力。 各大投资机构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瑞银把中国GDP增速预测下调至7.7%,摩根大通将增长预期下调至7.6%,汇丰下调至8.2%,渣打下调至7.7%。由此可见,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是趋势性的,我国经济这种惯性回落态势已经形成,这使得今年我国经济增速的不确定性增强,经济调整压力加大,给完成7.5%左右目标带来较大挑战。 (二)中国制造业风险 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内忧外患。在国内,制造业面临三大压力。第一,综合成本上升压力,随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人力资本近二十年来的贡献率较80年代水平有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扩大使出口企业难以判断汇率走势,使得结算方式更复杂、风险更大,增加企业换汇成本。中国企业的税务负担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大概排在第31位,重复课税占利润的84%。在生产综合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又难以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的恶性循环倾向。第二,产能过剩压力,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很突出,日前,产能过剩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钢铁和水泥等传统行业尤为明显,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了名为《中国产能过剩研究》的报告,中国六大产能过剩优秀产业集中于钢铁、铝、水泥、化工、炼油、风电设备制造。随着PPI的趋势性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关键优秀技术,被发达国家竭力固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优秀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 然而在国外,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价格等要素成本优势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形成“同质竞争”。同时欧美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转而提出“重回制造业时代”。美国政府2009年提出“再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则提出“未来工厂项目”,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其“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美国的页岩油开发技术和3D打印技术都会对新兴市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这些充分表明,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抢占并控制高端制造业的十年,并由此堵截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政府债务引发的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0年间,中国总体杠杆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上一轮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国家审计署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约为当年中国GDP的四分之一,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惠誉国际评级继今年1月30日发出警告并调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至AA-后,4月9日又下调了中国本币长期债务评级到A+。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关注,并且开始拉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抬高中国未来的国际融资成本。 中国政府债务扩张背后的投资高度依赖是中国式债务风险的根本逻辑。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9%的增长率,其中有60%左右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率。可以说,高投资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4.6%,比2011年同比加快8.1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4%,投资驱动增长的趋势越发明显。2013年1月份前后,各地制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陆续公布。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等省市都不约而同的调低了收入增长目标,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并未有所减退,又宣布了大手笔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引发了外界对地方政府债务或再度膨胀的担忧。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短期内难见效益,导致短期内很难偿还本息,只有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债务循环,“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四)中国金融机构风险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银行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大幅增长,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2009年至2010年期间,随着政府大幅增加通过银行融资的投资支出,中国经历了急速的信贷扩张,信贷/GDP比重2009年迅速攀升到了24%,而M2/GDP更是达到180%,居全球之冠。这种对银行信贷过份依赖的融资体制使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无疑将进一步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等尾部风险。 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巨额信贷多半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多数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了信贷风险。然而,在政府主导银行信贷的趋势下,一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这也使得“影子银行”声名鹊起。包括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规避了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监控。这三种“影子银行”的信贷规模简单相加,到2012年末就达到约20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规模的一半。影子银行的存在,易导致“金融脱媒”即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金融脱媒造成了总体流动性宽松情景下的银行业结构性货币短缺,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 另外,房地产业占据巨额的信贷资金,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从2012年5月份后,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出台了稳增长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放松,但是,实体经济获得的支撑有限,房地产业却提供了显著的支持。去年1-6 月累计,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仅增长5.8%,远低于去年同期20% 以上的高增长,资金供给明显不足,但三季度后的形势明显改观。7 月份流入房地产的资金明显恢复,增长9.3%,8-10月连续三个月增幅高达20% 以上,多增的货币大部分仍然是流入房地产行业。以银行贷款为例,前11个月新增3960 亿元,其中流入房地产使房地产新增银行贷款资金1832 亿元,即近一半是流入房地产行业。随着1―5月份全球流动性增强,人民币不切实际的升值,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巨幅上扬。进入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加强,美国结束QE的时间表逼近,逐利的国际资金外流,中国的房地产、证券等资产价格短期内会有迅速下降的风险,泡沫破裂。由此会造成包括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家庭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极其巨大。 三、小结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培育的“换档期”,暴露了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和挣扎。这一时期尽显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的压力,迫切需要政府调整思路,在经济下行之际,从长期着手调控经济变量,消解资产泡沫中隐含的经济风险。 作者简介:沙咏梅,女,1978年5月生,硕士,讲师,长期从事农牧业经济、产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转轨中宏观经济运行方式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及其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 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 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2.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力量。如上所述,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一路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市场长期疲软,社会需求低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障碍引起的经济发展内在活力的不足。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使经济主体(主要指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机制。然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无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使之进一步加剧。首先,它强化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各种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从而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其次,它把大量经济资源投入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此外,它还使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迅速扩大,从而使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巨大的风险。总之,扩张性财政政策因其“挤出效应”日渐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隐患和风险则日趋严重,因此,它应在政策调整中逐步淡出。至于货币领域,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适宜的,因而应慎防转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免导致通货膨胀。 3.推动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遭遇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注: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提供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只有407美元,而美国为24794美元, 日本为18404美元;中国的个人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1.64%、日本的2.2%、瑞士的2.0%、英国的2.6%。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5%。)面对如此低下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扭转市场疲软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在我国新、旧体制因素依然并存,制度因素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制度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关于我国当前的制度创新问题,应另文详加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仅提出若干要点。(1)建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的产权制度。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创业。我国当前市场低迷,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国内资本收益不足,资本形成机制乏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即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等领域,仍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外,原则上国有资本应从所有适于商业经营的部门和领域退出。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领域,并真正消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促进其正常的发展。(2)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金融服务起着优秀的作用。因此,加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当前具有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除了应允许民间银行的发展外,还应促进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3)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机构的改革。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的监管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此,政府应尽量减少乃至取消配置资源的权力,让市场来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只有如此,经济才能有活力。因此,政府应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并相应进行机构改革,以实现精简、效能的目标。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同时,本文在对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研究程式进行观察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对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做了点滴探讨和归纳。本文认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前提假设 逻辑推理 宏观经济运行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化的历史时期,在该时期内,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即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对此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证分析的缺憾,极有可能导致规范判断的随意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是对既往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怎样做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呢?可称得上方法的方法有若干种。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逻辑方面是严谨的,在应用方面是可操作的。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体会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前提假设——逻辑推理——检验结论。如同数学史和化学史必须用数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研究,音乐史和美术史必须用音乐理论和美术理论研究一样。我们觉得,只有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过程之中,才可能对既往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一些经济史家排斥使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种种理由都是不合逻辑的。 任何一种对某一特定时空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只接受两种支持或批判——逻辑的和经验的。本文将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初步分析,希冀得出与经济发展历程贴近的解释。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较短的时段,是因为受到已知经验(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所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实属大词小用,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时段,推广开来恐有问题。 一、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前提假设,也就是对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种抽象。换言之,就是要首先分析清楚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受到何种经济条件的制约或何种经济条件可资利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时应该首先考察的。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假设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史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在分析特定时空的经济问题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贴近事实,我们必须先来考察其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例如。微观经济学一开篇就先做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两项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如果稀缺性假设不成立,即各种有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即公众对自己的利益、效用均漠不关心,那么,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几乎都消失了。 又如,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教授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建立于这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麦金农博士的欠发达国家货币需求理论无疑是一个楷模。麦金农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做了不同凡响的抽象:1.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差异较大、要素价格不一、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使之趋于一致;2.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齐一的市场利率;3.货币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投资以内源融资为主;4.在一个时段内,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我们将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一下便可知,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几乎处处相反。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麦金农博士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1)式中,I/Y为投资率,d-I&*为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且实际货币需求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大于0。 麦金农博士详细阐述了前提假设与理论函数各变量之间的经济学逻辑。① 从对凯恩斯和麦金农的思路比较中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前提,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前提不存在,结论自然就消失了。这和数学理论中某一定理与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说明的是,“假设”是我们抽象出的是主要情况,排除了次要的和极端的社会现象,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框定了区域。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指绝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排除了类似于传教士的经济学非理性人。前提假设对于一项经济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对近代中国商品巾场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无非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过程的描述。我们首先做下列假定:1.近代中国经济属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总需求。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供给方面问题不大。在正常范围内,有多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呼唤出多大产量。2.近代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3.对于全国经济来说,投资的内源融资方式占主要地位。由于中国金融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投资者必须首先是储蓄者。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利率对投资的意义不大。 在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做几个假定:1.货币供给是不可控外生变量。直至1935年11月,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同时又不是产银国。因此,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银价决定的白银净流入量,在此基础上形成派生货币。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供给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局控制。2.社会公众的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需求(包括企业的营业需求)和贮藏需求(包括企业的投资需求),前者用狭义货币M1代表,后者用准货币(Mq=M2-M1)代表。3.就全国而言,有价证券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尚不占主要地位,有价证券收益率对货币需求无显著影响①。因此,不考虑有价证券与货币需求的替代及相应的市场利率问题。 二、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过程更像一个数学过程,即用数学语言表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在逻辑推理环节上犯错误——这显然是经济学的低级错误。因为,逻辑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建立理论函数的分析过程,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诚然,经济分析工具不全是数学的,数学也不等同于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是数量问题或与数量有关的问题,因此,数学无疑是制造经济学分析工具最好的原料之一。以数学逻辑进行的推导比语言的描述要来得清楚、准确。 如果某种现象、因素与经济数量无关,那么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徒耗精力的。例如,对某一种新产品该不该征税?这个问题的起因便是它影响了分配或再分配的数量,接下来似乎是规范的,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旦确定了应当征税,最后的问题就是税率是多少这种数量概念的确定。研究数量问题最好的工具显然应该是数学。应当说明的是,经济分析过程中,有许多人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因素在其中干扰,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绝非是对数学方法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人提出了掌握更高深的数学知识的要求。聪明的数学家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析出了一整套数学规律,需要聪明的经济学家把属于经济领域的规律还原回去,从而描述出与现实极为贴近的经济运行过程。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分析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假设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对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做一简略的经济学描述。显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总投资应等于国内储蓄加外国净投资,即 I=S+FI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拙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2)式中,I表示总投资,S表示国内储蓄,FI表示外国投资。我们所言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学的大储蓄概念,即除消费以外的国民收入:S=Y-C。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应该是收入的增函数,即 在近代中国,投资的融资方式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攒。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储蓄者。同时,在总投资额中,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银钱业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微弱的。那么,近代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哪个经济因素关系较大呢?我们认为,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应该是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供给曲线效应”,即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厂商的投人品价格与产出品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各自的变动幅度是怎样的。由于近代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我们只好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年代所作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替代全国指数做一点分析。我们用批发价格指数代表厂商的投入成本变动情况,用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产出品价格指数。从表1所列数据来看,除1931年外,两套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物价上升时,零售价格的升幅大于批发价格的升幅;物价下降时,零售价格的降幅大于批发价格的降幅。对于厂商来说,赢利是最主要的生产目的,于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便是他们扩大或缩减生产规模的最佳参照系。 既然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于是,投资也是价格的增函数。对于以外源融资方式为主的企业而言(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不大),在利率一定时,价格上升则降低了融资的实际利率,降低了成本,同样刺激投资积极性。另外,投资具有连续性,当年的投资发生额应与上年投资有关。最后,在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下,外资流入虽与银汇价有关,但由于银汇价直接影响价格,二者是函数关系,所以舍弃汇率变量。综上,中国总投资的理论函数应为: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我们用解析几何图形对中国商品市场做一描述: 在图1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总投资,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储蓄加外国投资,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二象限为总投资函数,曲线在横轴上的截距为上年投资的某种比例βIt-1。当βIt-1一定时,总投资是价格的增函数。但是,投资并非永远随价格的升高而增长。当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价格升至某一点时(如a点),投资额不再上升。第四象限为储蓄函数与外国投资之和,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外国投资FI。当 FI一定时,S+FI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上是一条自原点射出的45°线,曲线上的各点都满足I=S+FI。 当给定价格P1时,过P1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1;当给定价格P2时,过P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2;当给定价格时P3,过P3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3。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Y点。但是,由于总投资不能随价格无限增长,于是,国民收入到达与P3对应的水平时,也将不再增长。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为简单起见,将所有曲线均划成了直线,实际上不然),就得到了IS曲线。应该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IS曲线的斜率相反,这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IS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I=S+FI,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商品市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IS曲线到达b点时,将竖直向上,即国民收入将不再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IS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即 (二)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分析 在分析商品市场时,我们把价格暂定为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价格,就有一个对应的国民收入。那么,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现在,我们将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将被动地去适应货币供给,最后,在价格和国民收入的纠正下,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达到事后相等。对此问题,我们做逐个层次的剥离分析。如果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国民收入,每个社会公众便有了一个可支配收入。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近代中国,人们普遍有一种节俭习惯。从节俭的习惯出发,人们将货币化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贮藏(包括企业准备扩大投资),另部分做日常交易(包括企业的营业周转)。人们只要有货币收入,则首先安排可能的储蓄,甚至节衣缩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安排日常消费。 在图2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交易货币需求,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贮藏货币需求,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四象限的曲线为贮藏货币需求函数Mq=f(Y),显然,贮藏货币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的曲线表示交易货币需求与贮藏货币需求之和,即Ms=Md=M1+Mq。当贮藏货币需求为0时,全部货币需求均为交易货币需求;当交易货币需求为0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货币需求均为贮藏货币需求。显然,该曲线具有等腰三角形底边的性质。在任何时点上,货币供给量都是一定的,全部货币供给必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事后是恒等的。因此,该曲线也表示货币供给量。第二象限上的是价格曲线,当国民收入外生给定时,贮藏货币需求量一定,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购买力则被决定了。于是,总供给一定时,价格是交易货币需求的函数,且二者正相关。 当给定国民收入Y1时,过Y1点沿虚线经四、三、二象限,可得价格P1;当给定价格Y2时,过Y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价格P2。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P点。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就得到了LM曲线。与IS曲线一样,近代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LM曲线的斜率相反,也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LM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Ms=Md,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市场均衡。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IS-LM曲线分析 商品市场运行的结构说明,在一定幅度内,价格决定收入;货币市场运行的结构又说明,交易货币量一定时,收入决定价格。当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决定了,即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收入被决定。要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须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的方程求解:同置于一个几何平面内。IS信与LMo相交于Eo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o、Yo。如果由于国际市场银价、贸易差额或货币制度的因素变动,导致货币量增加,则LMo移动到LM1,受价格上升的影响和国外投资等因素的变动,导致总投资增加,则ISo移动到IS1。于是,LM1与IS1相交于E1点,均衡的价格和国民收入为P1、Y1。由于IS曲线比LM曲线移动的幅度小,所以,价格上升、经济增长。我们以货币量和投资同时增长为例,如果IS曲线比 LM曲线移动的幅度大,则价格下降、经济增长。如果两条曲线移动的幅度相等,则应是价格不变、经济增长。从1927—193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基本上是IS曲线小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价格上升、经济增长,即货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抑制作用占主要地位。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分析 论文摘要:“美国消费”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带来“中国制造”外需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加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中国目前经济刺激计划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各个地方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据媒体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汇总,投资总额超过了18万亿元。在外需萎缩、消费难起的情况下,数万亿投资将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这些投资计划的效益如何?是否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启动中国内需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会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政府主导的救市,未能如愿启动经济,而是使经济步入了“流动性陷阱”?这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 如果单纯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庞大的投资就是“强心剂”,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保持短期经济增长不垮,市场信心不失,社会不要因经济危机而失控。然而,中国不是美国,不能通过多印美元、多发美债让全世界来为其救市买单。中央和地方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其资金成本最终都会由全体国民承担。有学者认为,政府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和救市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代替市场,挤占经济资源,所以政府“托市”只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效率,最终令市场畸形发展,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也许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但在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并得以实施之后,宏观经济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救市计划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会带来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一、加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政府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财政只出1.18万亿,剩下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信贷、地方财政、社会资金或其他方式融资。可以肯定的是,商业银行信贷将是融资“大户”。随着“保增长”成为政治任务,在中央、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全力推动下,商业银行信贷在2008年11月、12月出现普遍高速增长,并在今年1月份得到延续。有研究机构估计,今年1月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可能高达1.4万亿—1.6万亿元,这一增速十分惊人。 面对如此快速、巨额的新增贷款额度,有市场人士质疑:中国的商业银行是怎样来审核信贷资金质量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在“保增长”压倒一切的时候,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增加信贷也成为政治任务的一部分。对于国内银行而言,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亏损的背景下,兼顾贷款增长和减少坏账是一个极难做到的平衡。现在银行唯一能祈祷的是:这些项目都是有中央或地方财政支持的“好项目”,千万不要出现坏账风险。总体而言,银监会是在暗示通过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控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新政策的优秀。因此政策上的松口子,很可能为今后的中国银行业带来新的坏账风险。 二、传统产业环保问题恶化 作为保增长、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振兴计划所涉及产业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建筑业等。这些产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较大,但同时也都是典型的非环保产业。从已出台的钢铁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国家出台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挽救钢材市场,避免钢企遭受更大损失,因此产业规模拉动国内钢材市场消费的特色十分明显。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基本目标也是要扩大市场的总体消费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典型的传统行业进入振兴发展时,对生态和环保的威胁也将会随之扩张。在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之中,对于传统行业产业的升级和环保要求,在强调节能降耗的总目标之下,应该说都有一些进步。但现在对钢铁和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大规模刺激,可能会在环保问题上走回头路。当然,在已出台的两大产业振兴规划中,也都有一些环保的内容,如钢铁行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汽车产业未来3年将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来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等。但这些涉及环保的规定都显得过于原则、过于象征性、过于表面化,是对传统产业刺激计划的一种“装饰性”的内容。因此,随着产业振兴计划的推进,企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融资环境的两极分化将助推“国进民退”现象 2009年中国企业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拥有资源、现金和政策优势的企业将会是经济风暴过后的“幸存者”和“赢家”。在股市低迷、债市发展滞后、地方财力捉襟见肘、民间投资限制重重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抛出的庞大投资计划将更加依赖银行贷款满足其融资需要。而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抢占优质项目资源,信贷重点已经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基建和政府引导项目上。以建行为例,其2009年新增信贷规模将达到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13%-15%左右,其中一半左右将投向基建领域。此外建行还与铁道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政策规定的最优惠的方式为铁道部及其下属单位以及2008-2010年期间铁道部重点铁路项目意向性提供3580亿元的综合授信服务。可见,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是地方抛出的动辄以万亿计的投资大单,所涉及的领域均以政府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主。在这一轮投资之后,民营企业因无法分享投资“盛宴”的主要部分,地位会更加边缘化。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的投资,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一部分民间资本的参与,但整体来看,民营资本参与大型基建投资的并不多。发改委资料显示,从项目涉及的行业和企业来看,民营企业只占有大约10%的份额。因此对于一直受信贷歧视的民营经济来讲,2009年市场的融资环境将更加恶化。 四、经济运行进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加大 在全球央行一致大幅降息的情况下,如果各国的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么全球的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如“金砖四国”),就存在着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一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有以下三点表现:一是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二是利率已达最低水平,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下调已经不能启动经济复苏,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摆脱经济的萧条。三是货币需求利率弹性趋向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就长时间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如果中国经济在强大政府支出的刺激之下未能实现预期效果,而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危机之火并不会像乐观预测的那样会在09年下半年趋向缓和,而是可能延烧更长的时间,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药方”并不一定适用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也许可以利用庞大基建来刺激内需,由庞大的“政府支出”来代替外需市场,但国际市场的疲软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逆转的。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国有经济规模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经济结构和政策长期以来“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等等,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在缺乏更多结构调整措施的配合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结构是继续扭曲得更为严重,还是得以在疲软过程中自主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和完善?恐怕还是未知数。在诸多强心剂的刺激下,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目前很可能是在透支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探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去年我国经济经受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内突发多起严重自然灾害等困难局势下,通过灵活和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但也面临着外部需求大幅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等严峻挑战。 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 一、经济运行进入调整期 2008年,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政府灵活准确的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从“两个防止”调控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取得了良好成效,国民经济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 (一)GDP增幅逐季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12.7%后,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08年二季度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回落到10.1%,接近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2008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我国经济去年四季度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迅速恶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困难明显增加。 中央迅速对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做出调整,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开始取得一定成效。初步核算,200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00670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07年大幅回落4个百分点,达到七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去年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仅增长6.8%,逐季回落趋势明显。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4000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增加值146183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120487亿元,增长9.5%。 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总产和单产双双创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受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去年下半年我国工业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生产增长放缓,出口明显下滑,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随着中央及时采取了扩内需、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12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小幅回升,经济运行显现出一些回暖迹象。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9%,增速同比回落5.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2%,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四季度增长6.4%。分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1%;集体企业增长8.1%;股份制企业增长15.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9.9%。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速回落慢于重工业,全年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3%和13.2%,增速比上年回落4个和6.4个百分点。产销衔接基本正常,工业产品销售率97.7%,同比降低0.4个百分点。全国27个省份生产增速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回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1.6%、15.8%和15%,增速比上年分别回落6.2个、5个和4.6个百分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汽车、化工、钢铁、电力等为代表的部分重工业行业产量出现负增长。 (二)价格增速波动较大 2008年,价格走势总体特征表现为前高后低、大起大落,各月价格水平同比涨幅波动幅度为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年。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初级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经济过热的苗头,物价上涨较快。2008年2月CPI最高增长达到8.7%(十年最高值)。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供给、调控需求、搞活流通、对中低收入者增加补贴的措施。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调控政策效果显现、翘尾因素回落、国内需求收缩,CPI 逐月回调,去年9~12月分别为4.6%、4%、2.4%、1.2%。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9%,涨幅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5.6%,农村上涨6.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4.3%,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4.65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5.5%,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82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 受国际石油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2008年1~8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上涨,去年7、8月份达到最高水平10%左右,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紧张。此后PPI急剧回落,去年12月转为下降1.2,四个月内骤然下降10百分点。PPI的快速下跌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收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作用于市场供给,使产品生产缩减,对于工业生产的增长无疑雪上加霜。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6.9%,涨幅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5%,涨幅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在住房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加快、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在2004~2007年出现大幅度提升。自2008年8月份开始,住房价格开始高位回落。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5%, 涨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00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111%;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500 万人的10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43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万的14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初步显现。2008年第三季度末,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第四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减少,去年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86万人,比去年三季度末增加56万人。与前三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0%相比,四季度末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四)外汇储备5年来首度下降 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全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178亿美元,同比少增441亿美元,在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汇储备增速终于出现放缓迹象。其中,去年10月份外储减少近259亿美元,出现5年来首度下降的局面。外资流入平稳增长、国际收支顺差由快速增长转为趋于平稳是外储变化主要原因。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步伐呈前快后缓之势,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6.5%,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市场运行态势显著改善,双边市场特征不断显现,对美元汇率升值仅为0.34%,全年升值6.87%;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10.35%;对日元汇率贬值15.32%。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达21.11%,对欧元汇率升值3.39%,对日元汇率贬值3.33%。 二、三大需求有所放缓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三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降温。一是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严峻;二是投资增速下滑,投资后劲不足;三是消费热点降温,短期内很难有其他消费热点可以替代。 (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投资与消费渐趋协调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同比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加快4.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73735亿元,增长22.1%,加快4.9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增长20.7%,加快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消费品零售额91199亿元,增长21.5%;住宿和餐饮业消费品零售额15404亿元,增长24.7%。随着消费的提速,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的差距,由2007年的9个百分点下降到2008年的4.5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投资与消费的运行渐趋协调,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迈出重要步伐。但必须注意的是,消费领域消费热点降温、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200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呈现负增长,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降幅比年初扩大15.5个百分点;全国累计生产汽车932.36 万辆,销售汽车936.33万辆,产销增长率分别为5.05%、6.56%,增幅同比回落了16.87个百分点和15.21个百分点,成为自1999年后首次跌破10%的年份。 (二)投资增长有所趋缓,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世界各国的投资信心,导致2008年9月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去年12月降至22.3%,较年内高点下降了7.3个百分点。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政府在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亿元,对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幅低于上年水平。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8167亿元,增长26.1%,加快0.3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24124亿元,增长21.5%。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4.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8.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1.3%、33.5%和26.7%。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12.9个百分点, 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三)进出口规模出现萎缩,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2008年前9个月,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5.2%。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国内经济增长减速,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去年第4季度外贸进出口增长明显萎缩,尽管国家几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但外贸形势仍相当严峻,去年11、12月份进出口出现多年来首次单月量价齐跌。去年11月进出口总额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12月份跌幅则进一步加深到11.1%,其中出口下降2.8%,进口下降21.3%。2008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增幅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上年回落8.5个百分点;进口11330.8亿美元,增长18.5%,比上年回落2.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目前我国进出口占GDP比重达69%, 出口急剧下降直接影响外向型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三、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幅回落 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前高后低、逐月快速下降。全年财政收入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低于2007年32.4%的增速水平。其中去年10、11个月财政收入出现多年少见的负增长。去年前11个月,我国实现了1.224 万亿元的盈余,并且2007年也有财政盈余。但为了刺激经济,2008年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去年12月当月全国财政支出16601.69亿元,同比增长30.8%,全年全国财政支出62427.03亿元,同比增长25.4%,导致全年出现1110.13亿元的财政赤字。 企业效益水平下滑,亏损面扩大。去年前11个月,全国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亿元,同比增长4.9%,增幅同比下降31.8个百分点。分月度看,去年1~2月增长16.5%,去年3~5月增长23.1%,去年6~8月增长17.3%,去年9~11月下降26.2%。在39个工业大类中,31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实现利润最多的5个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4879亿元,同比增长1.8倍;企业亏损面达到18%,同比扩大3.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放缓。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比上年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比上年回落3.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比上年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5353亿元。 四、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加快,贷款增加较多 与经济运行态势相对应,去年上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持续从紧,货币供应增长相对平稳,M2增速持续低于M1增速;下半年金融调控适度放松,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降息,公开市场操作缩短央票发行期限,减小发行力度,信贷总量控制松动。 去年12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幅在连续6个月回落之后强劲反弹,比上年11月份增幅高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终止了连续七个月的回落态势,12月末增长速度比上年11 月末增长速度加快2.3个百分点;去年12月当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7718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开始显现积极的效果。2008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7.5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加快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6.6 万亿元,增长9.1%,回落12.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03468亿元,比年初增加49114亿元,比上年多增1279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66203亿元,比年初增加76863亿元,比上年多增22985亿元。全年货币净投放3844亿元,比上年多投放541亿元。 2008年,股票市场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2008年末,上证指数收于1820.81点,比2007年底下跌3440.75点,跌幅达65.39%。股票市场总值、流通市值均较2007年缩水50%以上。股票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以上证A股市场为例,全年累计成交18.03万亿元,日均交易量732.94亿元,较2007年分别下降41.48%和42.43%。为了保持股市平稳健康发展,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股票市场短暂反弹后仍然呈现下跌走势。23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下跌的态势,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汽车汽配三个行业跌幅均在65%以上,电气设备、医药保健、农林牧渔业跌幅相对较小。(本刊资料组提供)
一、新疆开放式经济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1978年,新疆经济生产总值为39.07亿元,1990年,新疆经济生产总值达261.44亿元,而到了2000年,新疆经济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大关;但是,相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现代化谋篇布局,缓解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缩小城乡化差距,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同时,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新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呈良好态势发展,至2010年,新疆经济生产总值突破5400亿元大关。2013年9月至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该倡议后来被称为“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论是对于地处战略沿线上国家与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还是中国开放式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全球化经济发展而言,“一带一路”战略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2014年,受全球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新疆贸易伙伴所在地区或国家经济动荡,导致货币流通总量下降,致使2014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1700.1亿元,同比下降0.5%。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各国经济回温,进出口价格的上升,外加“一带一路”政策继续发力使得新疆对外贸易需求增加,至2017年,国际经济形势趋于于稳定状态。2017年,新疆对外贸易第一季度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33.5亿元人民币,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75.7%。其中,出口283.9亿元,增长74.7%;进口49.6亿元,增长82%;贸易顺差234.3亿元,扩大60%;2017年,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长4.5%;第二产业实现增长10.5%;第三产业实现增长7.5%。这些数据表明了“一带一路”政策对新疆地区的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两大国家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经济贸易的发展,但是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新疆开放式经济的发展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一带一路”下新疆发展开放式经济的机遇 “一带一路”构想极大地提高了新疆贸易水平和竞争力,加快了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多投资、快合作理念的发展。在贸易水平方面,“丝路”的提出为新疆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周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与新疆开展经贸合作关系,实现双方贸易水平上的互惠共赢,有效地提升了新疆的经济效益,对新疆对外开放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在竞争力方面,“丝路”的提出为新疆提供了良好的外贸环境,使新疆外贸环境不断扩大,吸引国内外企业来新疆投资附加值高的产业,使新疆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边疆贸易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外贸竞争力指数不断提升;在投资合作方面,“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吸引了来自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企业来新疆投资与开发,让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利用,有效地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从第四届亚欧博览会上各方投资者对新疆高达2875.23亿元的签约金额来看,已经为新疆带来了经贸合作的全新机遇;在多元化发展方面,新疆取消了投资者资助要求等限制措施,“丝路”的建设进一步扩大自贸区的文化、金融、贸易、社会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促进各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优化各行各业的产业形态与结构,使得双边更加多样化地发展。 三、新疆开放式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基础设施不完善 新疆与许多中亚国家接壤,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其大大降低了在中亚市场中的运输成本,极大地推动了新疆外贸的发展;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缓慢和不完善成为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最显著的问题。新疆省山多的地势原因让新疆省交通过于阻塞,经济过于封闭,经济发展较落后。 (二)技术人才缺乏 随着“一带一路”策略调度的逐步操演,外贸技术人才的短缺成为新疆一个关键性问题。目前这种不能满足需求在客观上会对人才需求方面造成无形压力,从而刺激国家和政府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三)产品品牌效应低下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传播文化的中枢地域,已成为我国拓展中亚产品市场的根据地。新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新疆特色产品远近闻名,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等等让人听了就会想起新疆这个“瓜果之乡”。但是新疆特产名望虽大,但贫乏辨识度,龙蛇混杂; 四、推动新疆开放式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需要我们从交通枢纽和网络通信两个方面去着手。一方面,加速新疆与内地和周边国家交通枢纽多元化体系的构建是推动新疆经济贸易发展的催化剂,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民航、管道等交通运送方式,都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去建设、建成以及稳固,只有交通真正便利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才会大量地涌入新疆,使新疆更好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线数字电视、电脑、智能手机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加快对数字播送、电视的建设与演变,提升无线网点、手机营业网点的普及率和覆盖率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网络信息技术真正发达了,信息流才能像泵一样输送信息,才能更好地、更积极地同内地以及周边国家交流与协作,迎来机遇。 (二)吸引、培育创造性人才,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培养创造性人才,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人才培养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因素都限制了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比如家庭条件、学校的师资力量、人才的自身发展状况。针对这些因素,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加大扶贫力度,特别是加大优秀贫困生的补助;吸引外部人才,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需要高质量人才作为源头来带动企业生产或人才培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注重人才知识技能培养的同时,给与人才心理上或者社会上的人文关怀。 (三)打造龙头产业链,提升品牌效应 为了使这些特色农产品变得更有区分度,更加知名,唯有打造一条从农产品源头到消费者手中完整的龙头产业链。之所以要打造这样一条龙头产业链,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一是为了形成规模经济,从而使各方面成本降低;二是能够使整个新疆特色农产品行业规范化,降低风险。三是能够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强品牌效应。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一是为了使消费者对不同种类的特色农产品更易区分,然后选择性购买;二是为了能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的产品。如果将“新疆特产”比喻成许许多多不同品种的“千里马”,那么龙头产业链势必会成为发现这些“千里马”的“伯乐”。因此,打造一条属于新疆特色农产品的龙头产业链,才更有可能有效地将新疆的特产推广出去,提升其品牌效应。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地区到如今的“一带一路”经济优秀地带,无一不凸显着国家对新疆的重要政策推动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一带一路”给新疆带来的机缘及其挑战进行领会,对关联政策进行充分的支配和把握,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融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 参考文献: [1]颜少君.2016-2017年我国外贸形势分析与展望[J].中国经贸导刊,2017(05):25-30 [2]戴翔,徐柳.我国外贸增速变化的多角度考察[J].经济纵横,2017,(06):57-67 作者简介:杨芮(1996-),女,新疆塔城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校本科生;刘会红(1988-),女,湖南岳阳市,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采用VAR模型并结合定性分析,研究了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其中,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是由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机械化利好政策决定的;而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本课题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相对较早,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提出“技术进步起源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熊彼特[2]认为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个过程。海韦尔G ・琼斯[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生产函数移动的惟一动力,经济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组织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张东辉等[4]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林毅夫[5]指出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 196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增产也同样如此。黄祖辉等[6]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杨新铭等[7]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发展技术进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先海等[8]得出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在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论。刘进宝等[9]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弱相关性。张莉等[10]得出的结论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运用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的农业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组织、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中针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也缺少对某一省份的研究。本研究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 选取湖北省为代表,定量分析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着重考察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2.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VAR模型,以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物理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 1)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农业机械总动力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2)人均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化肥施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化肥施用量。 3)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和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1986~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去除农民消费价格指数。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运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3组序列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表1显示,LSR、LNJ和LHS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序列LSR、LNJ和LHS进行一阶差分,LHS和LSR一阶差分均平稳,LNJ一阶差分不平稳;从二阶差分来看, LHS和LSR是平稳的。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表2的迹统计量结果显示,无协整关系、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大于5%时的显著性水平,继续观察至多2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此时检验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该假设,说明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协整方程。表2中显示的极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使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各种确定滞后阶数的准则,确定VAR滞后阶数为5。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看,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每增加1%,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1.696%;人均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773%。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对变量LSR、LNJ和LH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LNJ和LSR,二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NJ到LSR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HS和LSR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SR到LHS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985~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化肥施用量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4脉冲响应分析 经过检验和调整后,通过AIC准则与SC准则的反复验证,可以建立最佳滞后期为1的VAR模型,并通过滞后结构检验,发现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此调整后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2。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见图3~4。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图1显示,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在第六年时达到最大,呈由小到大、逐步稳定的形态过程,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比较稳定,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策影响所致;图2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受到人均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直都是正向的,这也较符合人均化肥施用量的实际情况;图3显示,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趋势是一直趋于上升,是逐步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状态,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的增加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图4显示,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也是正向的并且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是较平稳的正向响应过程,这说明人均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正向响应。 4结论与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湖北省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政策决定的;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4.1增加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 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要解决农业技术的资金问题,政府需要减轻农民购买设备的经济负担,对所购买的设备给予补贴、减免等各种优惠,保证农业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2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 重点突出农业技术进步,广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农机服务组织,全面提高农机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加大对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3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 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使农民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真正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成立技能培训基地,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健全技能培训制度。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探讨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155900集贤县农业局蚕业站)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影响的理论探析 摘 要: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经济收入的助推器,因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将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推广应用;农业生产者收入影响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是指一定量的投入能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收入的助推器,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广使用往往会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影响是双面性的。 一、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关系分析 一项新的农业技术的入市每一个农业生产使用者都会认为,他们对技术的使用不会改变市场的需求关系。但是相对于其他高端的技术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不具有垄断的特性,使得随着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市场的产量必然增加进一步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产品的价格都将会发生改变。产品的价格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也必然将随之发生变化。 依据以上的价格、边际收益、需求价格弹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总收益的增加与否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当产品的需求富于弹性即ed 1时总收益(TR)就会随着销量的增加而增加。当产品缺乏弹性即ed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量的相关因素的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时候,商品的供给量都将会随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除了价格的影响因素外,商品的生产成本对商品的供给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具体的可以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初级要素产品及技术的使用价格等) 在生产过程中随着要素的投入和技术产品使用的价格的变化,其最终产品的供给量也将有很大的影响,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上涨时,为了节约生产成本生产者将会减少要素的投入,从而产量下降,这时供给曲线将向左平移,反之,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下降时,生产者将加大要素和技术的使用来增加产量,这时供给曲线平行右移。如下图所示: 总的来说农业技术的进步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源泉,但是现实的经济大环境表明,虽然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是有限的(即是缺乏弹性的),从而就产生了需求曲线基本保持不变,供给曲线不断的右移这样一种情况,继而将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阶段性影响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影响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初期其只被少数农产品生产者掌握时,掌握农业技术进步的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率提高,产出量的增加或生产成本的减少,初期将取得超额利润。由于只有少量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无影响,少部分掌握农业技术的生产者将出现收入暂时性的增加。 2.当农业技术进步扩散后,农业技术进步被大量的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市场上农产品总量增加,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产品生产者造成的损失大于产量增加所获得的收益,农产品生产者福利减少,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下降(即所谓的谷贱伤农现象)。 四、不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进步根据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经济作用的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劳动节约型技术、资源节约型技术和中性技术。 1.劳动节约型技术。主要指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来代替体力劳动的生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使得劳动力的消耗量减少的一种技术。这类技术的进步可以使节约的劳动力去相关产业部门参加工作,从而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这一技术的进步不宜在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推广应用,这会使得当地的劳动力更加的剩余,进一步地降低了农民收入。 2.资源节约型技术。指能够使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的资源使用效率明显提高的一种技术。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技术一般生产力相对较低,社会资本存量与经济实力的积累和增长较慢,容易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进一步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得不到提高。 3.中性技术。指资源节约与劳动节约两种类型的技术密切结合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创新应用需要较好的条件,尤其是经济和劳动者的素质,所以这类技术对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业生产者群体来说将是经济收入的障碍一种技术。 五、主要结论 1.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虽然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负增长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制度,在加大农业这一补贴制度的同时还应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品分别设计补贴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标准。 2.农村劳动力的农地滞留现象未得到解决。放宽农村劳动力自由的流转政策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农业劳动者应滞留农地现象而出现的机会成本,同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原来只用于自给性消费的农产品的需求量加大,进一步的也带动了产供销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最终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3.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有待提高。虽说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往往不是被农业生产者直接支配占有,但是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可以惠及整个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业技术发展的速度,从而加快国家三农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作者简介:杨钧(1979-),男,河南信阳人,讲师、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协调、低碳经济。 ①一般来说,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仅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则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等(赵芝俊和张社梅,2005)。 摘要: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农业技术水平,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总量,但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增强。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碳排放;省级数据 一、引言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农业技术工作的重视。而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生产技术改进、农业政策和制度创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升级和农业服务技术提升等多个广义农业技术进步的渠道①,农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2]。在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愈发显著的背景下,依靠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农业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国内现有碳排放的文献多集中于城市或工业碳排放,对农村、农业碳排放关注较少[3]。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全球气候状况《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农业生产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电热生产[4]。因此,研究农业碳排放极具现实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机设备、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投入,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图1显示了1997~2009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和碳排放态势。由图1可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而同期农业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也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否增加农业碳排放的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回答。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将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道路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2020年前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巨大压力。 图11997~2009年中国27个省区农业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变动图中的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含义见后文的指标说明。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较少。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农业碳排放两个方面。 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Gerlagh[5]利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通过学习效应显著降低了碳减排成本,增加了碳减排的社会收益。魏巍贤等[6]利用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进步(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下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子豪等[7]利用30个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渠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现有研究富有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中多以国家、地区层面的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少有研究涉及到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技术的衡量上也多以研发投入、专利数或者FDI水平等间接指标衡量,少有研究采用全面的技术衡量指标。 农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农业的碳排放核算。如Dyer等[8]利用经济与碳排放量模型、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模型,估算和比较了加拿大地区层面的玉米生产的碳排放量。黄祖辉等 [9]利用投入产出和生命周期法,分析了浙江农业生产过程中碳足迹,并详细核算了2008年当地农业生产的碳排放。李波等[10]利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灌溉和翻耕数据,测算了1993~2008年全国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另一类是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李国志和李宗植[11]利用LMDI因素分解,分析了1981~2007年全国农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农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因,而能源效率所表征的技术进步则是碳排放下降的主因。李波等[12]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和1991~2008年的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农业碳排放方面,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单个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分析,以各地区为研究对象较少;而且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少见。 本文以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表征农业技术,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考察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以各省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是以往国家或单个地区研究的有益扩展;研究思路上,主要考察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衡量指标和研究方法上,用农业TFP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衡量农业技术水平,动态面板分析也能更好地考察碳排放的滞后性或动态性影响。 四、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1.变量选择 农业技术的衡量方面,借鉴黄振华[2]的做法,本文用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省TFP来表示农业技术水平(tfp)。投入方面,用1996~2009年各省区的第一产业资本存量[14]、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设备总动力来表征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土地和机械投入,产出指标以各省区不变价格的农业总产值表示。 碳排放的衡量方面,借鉴黄祖辉等[9]的做法,本文测算了9种能源消耗以及化肥、农药和农膜三种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碳排放本文不再列出相应的碳源和碳排放系数,如有需要可咨询作者。 ,用以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E),碳排放强度(EI)为各地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与农业从业人口之比。根据黄祖辉等[9]的测算,碳排放占到农业全部碳排放的785%,本文认为E和EI能够较好地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情况。 其他指标方面,借鉴李国志等[11]、李波等[12]的做法,用各地区人均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y);农业经济结构(S)按照上文的思路,用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ma)则用单位农业从业人口的农业机械功率表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方面,借鉴钱雪英和张小蒂[15]的做法,根据各地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估算了各地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1997~2010年的《中国农业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农业产业的统计口径为“大农业”范畴,即“农林牧渔”的相关数据。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均采用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或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处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省区未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其中,1997年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计量回归前首先对变量进行面板平稳性检验。考虑到面板单位的单位根可能存在的差异,用LLC检验和PP-Fisher检验两种方法。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的两类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均可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所有回归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2.计量估计与分析 表2给出了因变量为碳排放总量的估计结果,第一和第二列为仅考虑技术进步tfp的估计,第三和第四列为加入人力资本(h)和机械化水平(ma)的估计,第五和第六列为加入tfp*h的估计。第一、第三和第五列中Hausman检验值表明,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是合理的,但是固定效应不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其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第二、第四和第六列是采用SYS-GMM的估计结果,AR(2)检验值接受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两种估计方法比较后发现,相比固定效应,GMM估计后多数变量的系数并无较大变化,但显著性有所提高。在分析时以GMM估计的结果为依据,FE的估计结果为参照。 表2中lnEt-1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值,说明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即本期碳排放量受到上期排放的显著制约;这是因为,各省区农业投入、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存在一定刚性,使得碳排放短期内难以有较大变动。GMM估计下,lney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为负,(lney)2的系数则至少在10%的水平为正值;且固定效应估计下,变量系数符号也无变化。说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农业碳排放总量随农业发展先下降,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则会同步上升。可能是农业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和配套政策的改进[1];但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相关因素的作用将出现瓶颈,此后的收入增长仍主要依靠生产资料的投入,从而导致农业碳排放出现相应的变化。第二、第四和第六列中,S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与李波等[12]的研究类似,说明种植业比重提升将带来农业碳排放量增加。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TFP表征技术水平,本文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为:第一,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量,但农业技术进步却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而且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有助于农业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积极作用的发挥。第二,人均农业产值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即初始的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带来碳排放的下降,但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则带来碳排放的显著增加。第三,种植业在农业比重中的增加将带来农业碳排放上升,农业机械化提高也增加了农业碳排放压力,而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则有助于农业碳排放的降低。 基于本文结论以下建议值得参考:第一,由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利用农业技术进步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技术进步通过扩大生产所带来的碳排放总量增加压力。第二,由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可知,农业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可能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降低农业碳排放,要继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突破生产中的资源和技术瓶颈,实现农业生产的低碳化发展。第三,由农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在稳定粮食供应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林、牧、渔业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农业碳排放;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通过科学农业生产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在推广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机械化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通过工程技术手段提升农业机械的能源效率。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资金困境、金融深化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 摘要:本文依据浙、滇和豫三省253个农户问卷,采用专家评估法和多元加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金融信贷服务规模,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均有助于加快农村的技术进步;而农村金融深化中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和农户个人的资金积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减缓农业技术进步中的资金约束,不能过度依赖农户自身积累的增长,另外,需要重视当前农村金融深化中引发或者诱发的风险,降低农户信贷的信息不对称性。在继续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财政支持和努力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使用农村金融深化的手段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是当前农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信贷资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 依靠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让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推动“靠天吃饭”、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依靠科技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担惊受怕”、农产品价格的“发疯癫狂”、粮食安全威胁的“阴魂不散”、生态环境恶化的“触目惊心”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起到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严重的资金约束已经制约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和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降低了各级政府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工作的效果。在一些农业科技项目中,许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市场前景看好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无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资金等外部条件,我国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仅有0.234%,远低于全国的1.12%,农业技术对经济贡献率为1.394%,远远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5.44%;资金压力下的不少农户会主动放弃价格较高的无公害农药,而选择对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较多的一般农药,这既增加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又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技术经常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进行规模化使用。鉴于此,在当前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中,增加金融深化的相关措施,以减少当前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推动农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提高金融部门的商业信贷水平和吸引农业外资四个维度都有助于缓解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 在第一个维度上,增加财政投入水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农户的可用资金数量。由于农业是准公益性产业,国内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比较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 GDP 的1/4以上①。但是,我国财政投入有限,并且对农业投入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1990年是10%,到了2000年下降到7.6%,2010年只有9.5%;而在政府对农业的支出方面,用于农业科技的投资比例更是偏低,1996年到2010年间的年平均投资比例为0.82%。另外,我国的财政支持面较窄,难以满足农业技术进步所需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针对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财政往往无能为力②。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转危为机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09YJC790108)的阶段性成果。 在第二个维度上,提高农户收入或者个人资金积累来 缓解技术投资缺口困难大、可行性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的变化总是朝向农户相对收入下降的方向变化,农户没有“闲钱”进行农业投资。在1978、1990、2000、2009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人均GDP 的比重分别为35.4%、36.3%、26.0%和20.5%。另外,由于农户收入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户必须参加更多的非农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增量。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用蜗牛速度增长的工资收入来满足现代农业的最低投资规模困难不小;另一方面,非农收入的增长还可能加剧工资性收入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背离。比如,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部门的熟悉,农户会将收入的大部分投资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中用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比例。 在第三个维度上,信贷资金也常常“嫌贫爱富”,不愿意弥补农业技术的投资短板。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的技术进步,无论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其引进模仿、推广应用和配套设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需求旺盛,但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上农户的收入低、经营风险大、可抵押物少和农业技术投资回收期长的实际情况,农户生产和创业所需资金很难得到商业金融部门的青睐。另外,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只存不贷,政策性银行只限于“粮油”金融,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在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适宜的农村金融工具严重短缺,这更加使得商业金融部门对农业技术投资的“不适用”和“无效率”。在陕西,只有23.6%的农户遇到生产性资金紧张时会选择向金融机构申请支持③;而在湖北,只有16%的创业农民获得金融支持。农户贷款难,农户技术贷款更难④。 在第四个维度上,1995年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农、林、牧、渔业就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部门之一,随后国家加大了农业吸引外资的范围和力度,致使国外流入的农业资金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发展因而出现新形势和新面貌⑤。 以2005-2009年为例,外商投资农林牧渔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9.6、19.2、25.8、36.2、29.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0%、34.4%、7.7%、40.3%,而且这些资金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目前农业外资的比例总体偏小,还无法满足农业技术投资所需。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摘 要】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显著的选择性特征。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将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和农业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将优化农业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计量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这一结论。 【关键词】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一、引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在数量上呈现递增趋势,而且转移劳动力大多是具有男性化、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2009年,中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1]劳动力的这种选择性转移[2]使得农业从业人员体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为8749.6亿瓦,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为5404.4万吨,比上年增加了3.16%。[3]这一组数据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选择的、持续的转移的情况下,农业技术进步仍然在稳步推进中。 舒尔茨曾提到,传统农业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是缺乏技术进步(1976)。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已有学者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苏静,2011; 杜江,2010 ; 李谷成,2009; 李勋来,2005),然而,中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别极大 (刘海英,2004; 杨俊和李雪松,2007)。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处于边际积累率递减阶段,人力资本“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进步推进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本飞,2011);韩宏华(2001)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彭卓(2002)认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推进关键在于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 目前尚没有学者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尝试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的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实现?第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质量改变是否相关?若二者之间互补,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第三,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在解决农业当前困境中起到显著性的作用。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 农业技术进步是指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在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把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能导致农产品产出增加或减少的要素都囊括其中。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狭义的技术进步,又叫“硬技术进步”。它主要包括良种的选育、化肥的施用等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进步,此外还包括农用机械、动力及农田基本设施等生产条件的改进与完善。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进步为狭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就是要逐步完成由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向现代农业生产函数的转变的过程,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将导致农业投入要素比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选择性转移带来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快速积累的物质资本在推动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此外,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其快速提升以满足整体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劳动力选择性结构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和平均人力资本都高于农业部门,非农就业部门对从业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和其他农村劳动力相比,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也更多。留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和更为稳定的收入吸引着更多较优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因此,和非选择性转移相比,选择性转移能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 第二,加速农业物质资本的积累。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此时,农业生产必然产生对能够替代劳动的物质资本要素的使用倾向。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物质资本使用的有利性也激发了农民对使用该类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业生产剩余会因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而提高,而人均农业剩余是形成农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其次,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导致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这为加速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物质资本的需求增加和供给改善,必然带来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的实际增长,农业生产函数也必然因此实现向资本使用偏向型转变。 第三,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同时是技能偏态型技术,那么这种转移必然会形成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瓶颈,进而对农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和投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非农部门对劳动者设置的准入标准,使农村劳动力认识到: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而这种高收入最先出现在非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实现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认识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好处之后,他们将会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更加重视对对下一代的培养。 从短期来看,选择性转移并不能为农业部门带来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当选择性转移导致的人力资本减少量大于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量时,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就会降低,人力资本存量就会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选择性转移为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村劳动力将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这将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在未来得到普遍提高;其次,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为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业部门将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也将得到广泛的运用,农业生产部门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回报率的部门,这对具备一定技能的优质劳动力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与效率研究梁平 摘要: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生产实践均表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纳尔森,200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约束十分明显,长期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这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技术进步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技术进步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赵蕾杨 等,2007)。而如何能够低成本地、快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自然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及其效率进行分析,以寻找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一、理论分析 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张培刚,2001)。而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必须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原创技术的产生来源于本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因此,科技、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建立人尽其才的制度。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是中国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从侧面可以看出科技教育也是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 图1为中国1978―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只有1.06亿元,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199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199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为5.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倍。而在随后的10年,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到了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已经到达了21.4亿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800.15亿元,“八五”时期为4124.43亿元,“九五”时期为8794.67亿元,“十五”时期为17476.55亿元。可以看出,在国家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教育财政投入都是成倍数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针对20世纪末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引擎”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认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农产品贸易不仅可以带来非农就业增长并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增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能力。Borensztein 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推断FDI对农业技术进步也有着扩散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低成本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经过30年来的发展,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额达310.3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统计显示,1985年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总额为3.71亿元,1990年为5.85亿元,2000年为122.78亿元,2006年已达到477.87亿元ZW(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7》。 其中,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EDU代表农民受教育程度ZW(用农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额,作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实质精神。ZW),RD代表农业科技投入,IT代表农业的对外贸易, FDI代表外商对农业的直接投资,ε是其他方式的技术获取。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度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通常用农业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目前,理论界测算农业生产率的方法繁多,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又存在不足。近几年,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算领域,并日渐成熟。DEA方法之所以取代传统方法,成为农业生产率测算领域的主流方法,是由于该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越性。目前,DEA方法在农业生产率测算方面的实际运用大多是引入了Malmquist指数。本文也认同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由于该方法的运用已经成熟,本文就不再做详细介绍。在生产率测算方面的优越性,并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它是根据距离函数的原理定义的,因而和法雷尔效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生产率,首先必须确定相应的农业投入变量和农业产出变量。遵循变量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的原则,借鉴顾海等(2002)的变量选取方法,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1990年的不变价格)。选择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6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相关变量的数据整理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及资料。样本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新疆等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由于重庆数据资料可得性较差,计算时没有列入。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用软件Deap2.1计算得出农业生产率。图2是1985―2006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图,可以看到,在1986年、1989年、1991年、2005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的农业生产率均大于1,在1999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1.077,在计算年份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24,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平均有2.4%的增长。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技术进步TFP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EDU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ZW(这里以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来测算,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换算成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假设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是0,小学教育是5年,初中受到的教育是8年,高中受到的教育是11年,高中以上受到的教育是13年。利用统计资料上的每百人受到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百分比为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数法,算得每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ZW);RD为农业科技投入,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表示;进出口IT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FDI用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农业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本文第三部分估计,EDU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的计算;RD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进出口IT采用了卢锋等(2001)提出的农业贸易产品HS与SITC编码统计号的对应关系,整理获取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的总额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整理。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的范围是1986―2006年。 为了缩小异方差,对EDU、RD、IT、FDI取对数,分别变为LEDU、LRD、LIT、LFDI。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部分年份为1,取对数时为0,所以不进行处理。如果时间数据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有数据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见表1。在6个变量中,TFP是平稳序列,LEDU、LRD、LIT、LFDI四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 上面方程表明,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也为弹性系数)为0.057,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良性的,发挥了应有作用。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弹性系数为0.1270,说明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方程还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对外开放还未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作用。虽然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农产品进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来自于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作用。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中国农村未来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能否实现,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靠农业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二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水平,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所以加大本国农业科研开发力度是必须的。三是要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对外开放和引进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众所周知,我国存在耕地少而且地形复杂这样一大特点。因此,我国农业在引进和利用科学技术方面必然存在一些特殊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说明这些特点的存在对农业的影响。通过了解这些特点,为我国今后在农业科学技术引进和利用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农业技术水平,我们在这里选取农业机械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选取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这两类总量的指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的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农民收入的指标方面。这里选择人均纯收入指标,即家庭总的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转化为人均的纯收入。(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信息网//www.agri.省略/sizl/baipsh/2005.htm)。 设人均纯收入为Y,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为X1,人均化肥施用量为X2,建立的模型为:“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阶段,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以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为出发点,探究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80年代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10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在农村改革、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11020元,城乡收入比为3.3:1。 (王倩) 近年来,对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已从多个角度作了积极的探索。有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市民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吴先华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市民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1);而廖毓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作用(2011)。也有部分学者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庆、管晓明认为:在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06);而应瑞瑶、马少晔、翟琼认为:劳动力流动的确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11,2010)。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王晓鸿、张俊杰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而且,城乡物质资本比值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影响程度更大(2011);谷亚光认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2005)。也有少量的学者关注到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罗序斌,胡德龙等认为:城乡科技进步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2011)。 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两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对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进行进一步剖析。本文将试图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相关?第二,若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变?第三,有哪些措施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增收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增加和非农收入的增加。其中,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它对土地、气候、资本、技术等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而非农收入的增长主要由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构成。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可以弥补农业部门生产要素的不足,改善耕作环境,实现生产函数的偏移,农业部门的增收。农业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原有的农业劳动力,这也推动力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农业家庭的非农收入。 目前,农业生产的增收主要依赖化肥的大量施用,换句话说,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没有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积极的重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物质资本积累薄弱,投入相对不足;第二,大型农业机械往往投入成本较高,这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部门负担过重;第三,受我国地形限制,大多数耕地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能够替代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的农业机械却在农业生产中受到了严重的“冷落”。然而,大量的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在现有基础上,仅仅依靠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已经很难实现农业持续增收的目的。因此,农业机械的投入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农业机械的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而且会很大程度上解放现有的生产力,这为非农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持续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反哺农业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数据和模型设置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比上年增加了3.16%。①而在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以2009年统计数据为例,我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选择性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一个以男性、青壮年、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力为主的群体。为了研究工作的简约化,我们可以将劳动力转移数量近似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数量。② 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为0.0739,以后逐年递减,在1989年达到0.0393。之后,泰尔指数又逐渐上升,在2004年达到0.0627。2005年以后,泰尔指数出现了缓慢的波动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0.0539。特别是近几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反而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③。 与其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相比,泰尔指数不仅考虑到了城乡人口比重, 而且它还对收入分布两端的变动比较敏感。此外,泰尔指数还能够描述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并对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因此,我将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为了直观地观察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将泰尔指数(I)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T和化肥施用量F)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L)设为解释变量。 计量模型为: 其中:I为泰尔指数; T为农业机械总动力; F为化肥的有效施用量; L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本文所用数据均采用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由《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农用机械总动力(T)、农业化肥施用量(F)摘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泰尔指数(I)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09》。 (二)平稳性检验 通过Eviews6.0对LnI、LnT、LnF、Ln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都是非平稳的数列。之后对各个变量的一次查分形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出各变量的一次查分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通过单位根检验知道LnI、LnT、LnF、LnL的一次查分都是平稳的,为了检验相互间是否存在平稳性,现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52.2142大于临界值47.8561且概率为0.0184,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22.3032小于临界值29.7971且概率为0.2819,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是长期平稳的。最大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结果一致。模型估计如下: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R2和分别为0.66和0.62,F统计量也比较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此外,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有效化肥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并不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之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机械总动力的投入增加并不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的结论是吻合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检验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现阶段,增加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发现对于今后的生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入手,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应该为农村剩余劳动的选择性转移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和引导机制,鼓励剩余劳动力的理性转移;(2)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强化农村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支出的大力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民掌握谋生技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加大对农业机械的扶持力度,从计量检验中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投入对于城乡收入的缩小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存在成本过高、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农业机械的投入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发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短板。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熟悉,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治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猜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熟悉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熟悉,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 ,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把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靠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把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 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治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把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6)克服技术人员固有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运用利益机制同农业技术的使用者-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平等的、互惠互利的用户和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投入。为此,需要强调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中的利益合法性,促进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实现其角色根本转换,使之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市场的运行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与农业技术应用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而优秀是要按照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确定技术人员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逐步向农户需求主导型转变。运用市场力量整合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农业技术在促进农业产量增加的同时,以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国外农业技术进步启发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主体行为分析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优秀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优秀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问题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a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科技;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起点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 二、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体制存在障碍 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和推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难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求,其问题主要表现资源配备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我国在机构重复设置、人力财力分配失调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不能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国的科研体制衍生出大量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同类科学单位,造成了科研机制的大量重叠设置,并且这些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和体系,各自为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科研的进展,且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的成立主要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而政府官员和专家大多是缺乏实际经验,只处于理论知识,而那些真正有效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帮助,致使科研成果质量和实质性不加佳,应变能力变得十分的薄弱。 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水平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技术的推广都应该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尤其是需要建立在农民的高素质基础上。因此,在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将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让农民成为农业科技应用的内行人,结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农民对技术应用的层次性。例如,可以通过让农民参与培训讲座给他们传授农业推广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的形式实施技术教学,使用多种改革发展方式实现技术推广。其次,应该做好科学技术示范工作,农民在任何工作中都注重实际性,对于看得见成效的技术比较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应该彻底打破他们长时期观望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尝试实践创新,通过科技示范经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四、职位、责任分配不明确 某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其在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才能推广体系制度的改革。目前,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该认识到自己的4项责任,即行政执法、中介服务、营利管理、技术推广思想基本职责。然而由于基础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分配不明确、职责重复等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混乱问题。有些职责分配到许多部门综合执法,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导致在执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断,因此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又例如有些职责分配没有落实到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地负责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则会导致该项职责的缺失。 五、农业科技创新的物质不足 技术创新资金不足是各公司都有目共睹的,而在农业上资金不足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国家的科研经费不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出现资金不足等现象。出现农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农业创新的希望不够,都在看重大城市,而忽略了农业的巨大利益。这也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看好农业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农业方面的资金补贴严重不足。用在农业方面的每年有很多的财政负收入,但是后来都是以亏损而结算,渐渐的也不再重视农业的创新投入了。投入的资金不但不会创造出效应而且把投入的资金还都损失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了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了,从而使得农业进步的十分缓慢,要想在农业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一定的投资政策,以便使得农业创新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 [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农业科技 水平 因素 问题 对策 1 发展农业的科技的重要性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良好的农业发展情况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全球粮食危机后,农业发展已成为全球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我国是农业大国,有超过8亿的农业人口,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十分重要。 科技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出路,是农I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所以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尤为重要,不可马虎。 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然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整体上偏低,还处于初级水平,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贡献率低、农业科技水平的转化率较低,农业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等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2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简要概述其中几点。 2.1 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技研发力度供不应求 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加大了“三农”问题上的资金投入,但是和我国农业人口和农民的比重相比,资金投入还是严重不足,而且投入的资金中,用于农业科技研发的部分很少,导致科技研发没有充足的保障,研发缺乏后劲,阻碍了农产品品种优化改良。 2.2 农村教育水平落后,阻碍了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大力运用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和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农业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农民的综合素食也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西部山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业生产的观念十分落后,而且不善于吸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农业机械化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一方面受限于地形条件,一方面农民的素质跟不上没法进行机械化操作和农业科技运用,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2.3 农业科技体制不健全,推广水平低 农业科技运用于农业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很多地区的农业科技发展没有强有力的奖励制度、科研体系、推广规范等制度支撑。另外,农业科技的推广队伍水平也很不足,比如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推广的内容和方式有待创新和丰富,推广的地区和领域需要更深入等等,这些都限制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造成我国农业技术水平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文章只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进行分析,要想发展我国的农业科技,最根本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 3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有效措施 发展农业科技,走科技兴农之路是推动我国农业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1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新型农业创新体系 要加大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使得农业的科技研发获得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投入最大时间精力进行农业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优化农产品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促进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同时强大的资金 保障也是促进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种植的有力保障。 3.2 将科技创新与教育相结合,推动科技的运用和农业机械化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推动科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科技创新不应是单独的埋头研发,而是应和高校、优秀企业、优秀的农业生产实践人才相结合,产学研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两面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另外,教育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唯一出路,只有发展教育,改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其文化程度,才能正确认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并懂得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生产和生活,运用先进设备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反之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3 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提高农业推广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体系保障。我国应加强农业的科学研究与开发体系,鼓励全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为典型农业科技创新或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技术发明提供给予一定的奖励。建立专业的与农民科技相结合的农业推广队伍和服务体系,增强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进行推广内容、方式的创新和推广领域的推展与深化。另外,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建立农业科技信息网、信息交流平台等,促进农业科技的信息共享和成果转化。 结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的促进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着其中存在的问题,毕竟发展的过程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阻碍,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基础的缺憾上、农村与城镇差别巨大以及农民的收入并不客观等内容上,这些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发展最大的难题。解决了农业技术的问题就可以让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可以实现农业布局与发展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民增收;改善办法 就农业技术来说,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狭义上来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发现与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实现对生产技能方面的改进,并把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从而实现最终的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进而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就广义来说,农业技术不仅可以带动生产力,更能够让农民的劳动效率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不仅让其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更能够让其得到潜在的农业种植能力,提高自身的农业管理水平,最终可以实现采用合理的策略去管理农业发展的目的,为其无形资产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1.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面临的阻碍 1.1起点低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发展与使用的合理基础平台。 1.2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较为困难 由于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因为地域差异引起的问题,且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今的典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业资源的稀缺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最大难题,进而对技术进步的方式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主要方法 2.1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在农业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目前还是有待提高的,且在技术水平提高之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优越感。此外,引进设备是对土地的一种解脱,因为我国的土地条件可能并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购买先进的农业设备。此外,引进设备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实现对劳动力的尊重,而且能够在增产增收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改善我国的农业情况,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2为农作物施用合适的肥料 由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所以要把握好种植技术这一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较少对土地的破坏程度,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合适的肥料可以更好的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合理的肥料施用可以为节约劳动力做出保障,这种方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机械去代替人类的劳动,让资源不被浪费,并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对劳动时间的缩减去提高效率。对施用的肥料的要求不仅表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重量上,因为它是一种代替人工去管理农作物的方式,要在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农作物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农民的收入做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选择。只要技术进步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进而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农业技术研究的同时要保证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要从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在此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了解,所有在我国的农业技术都是在生物化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机械的研究与创造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我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最终要求就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农民的种植意识三方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替代落后的农业技术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要素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模型的结论提出建议,在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的基础上,联系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 关键词:要素相对价格;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禀赋 一、引言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丰裕度和价格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劳动力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劳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同时,蔡P、王美艳运用反设事实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已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农业技术变迁也越来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要素市场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以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丰富的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价格高昂的要素,高峰,王学真提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应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张树军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创新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农业发展起步时期依靠压低劳动要素价格、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生产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尽快完成农业机械生产对人力生产的替代,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要素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8083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约减少1千万,2008年农村人口约为70399万人,占总人口的53.01%,到了2012年,农村人口下降至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等原因导致老龄化问题,使得人口红利消失。 在土地要素方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为0.1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约7837.3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东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面积约5701.2万公顷,占42%左右。如图1所示,东北、西北、西南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耕地面积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38%,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仅占25%左右;而京津沪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7%,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占比约为21%。 在资本要素方面,为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银行相继出台实行旨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201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自2007年以来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至2011年贷款利率有所回升之外,2007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在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鉴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上不能有效反应价格的变动趋势,以及生产函数中一般将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变量,因此下面的理论分析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对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中的结论建立模型: 在方程(1)中,下标i和t(t=2005,...,2012)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μ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Y是代表农业生产中机械和劳动投入比重的指标,即每亩作物生产中机械投入和雇工数量的比值,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农业生产中机械相对劳动的投入比重越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越高。X1是代表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的指标,即工资与利率的比值,该变量表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X2是代表农民人均收入的指标,该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3是代表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X4是代表农业生产中良种投入的指标,X5是代表农业生产中化肥等化学药品投入的指标。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6~2013年)。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方程(1)进行固定效应(FE)分析,由于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可看作是弹性系数。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评估得到表1。 根据表2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将与y相关性较弱的变量C3、X5剔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对机械劳动比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耕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等地区粮食单产较高而人均耕地相对较少,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状况更为恶劣;人均耕地分布相对较多的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农作物产量较低,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机械化水平应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变化,但我国的耕地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而是应该着力发展小规模、实用型的机械技术。化肥施用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度变化、土壤板结,因此不能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然后对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在FE估计中,拟合优度R2=0.734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投入比重变动的73.41%,针对参数进行联合检验的F值表示参数总体上非常显著。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和良种投入水平与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一章的结论,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建议,在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重较大、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着重发展一定规模的多门类、多功能型农业机械技术;在经济较为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西北、西南地区,以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有机农业为主,以发展配合生物技术的小型化、实用化机械技术为辅,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工作协调发展;而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摘要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都有所变化。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性没有发生明显波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两者间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北京和西藏两地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高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类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要素禀赋;耦合度;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9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要素禀赋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大量农业用地;“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步消失,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入到农业领域。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呈现出土地、劳动力要素变得愈发稀缺,价格不断上升,资本要素所占比重逐步增长的变化趋势。但从区域上看,各地区间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及其变化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化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农业技术更快地发展,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不够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较低。 由此,在当前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技术创新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通过深化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认识,以期实现在合理利用要素禀赋条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1文献综述 关于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Hicks[1]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由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根据要素投入结构将技术创新的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及中性技术进步三种。Ahmad[2]应用创新可能性曲线(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IPC)这一概念,建立起了研究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创新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Hayami、Ruttan[3]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选择能够消除要素禀赋制约的技术变革途径,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希克斯的诱导性创新理论,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把技术变迁过程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技术变革的方向和速度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并进一步分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不同作用,最后采用1880-198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发展过程验证了该理论。Binswanger[4]建立的诱导模型则表明技术变革是由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引导并沿着创新可能性曲线移动。林毅夫[5]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结果。无论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还是在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交易被禁止的经济环境中,要素结构状况对技术需求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他提出并验证了即使在人为政策扭曲之下,农业技术进步仍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张月玲[6]应用反映要素投入结构对边际技术替代率变动敏感程度的替代弹性系数法分析了技术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匹配的合理性。 魏金义等: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国内学者还从未来我国农业技术方向选择的角度对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普遍认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生物化学技术。胡瑞法、黄季[7]研究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两类作物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并指出两种类型作物的生产技术都是朝着生物型技术的方向发展。高峰、王学真[8]认为我国应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李芝倩、刘洪[9]认为资源禀赋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并且决定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轨迹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并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应该走“土地节约型”的道路,即依靠化学和生物技术,而非“机械现代化”。田甜、杨钢桥[10]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市场价格会影响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行为。陈靖[11]认为资本下乡导致的规模化经营更加注重资本密集式技术的应用,新品种、机械投入的份额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表明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林毅夫[5]等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是否完全耦合?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何种变化特征?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各地区的表现是否相同?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文应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整理相关数据,从新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关系进行分析。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用于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相互影响的现象。借鉴该定义,本文将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通过各自的系统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关联关系称之为耦合。尽管有学者运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论证了农业技术进步受到要素禀赋的根本性制约,但由于技术进步同时还受到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如农业补贴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健全度等)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两者的变化趋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从而影响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契合程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于检验的假设,即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 根据不同的耦合状态,将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间的耦合关系分为正向耦合和负向耦合两种情况。正向耦合指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互动关系,即技术进步能够促进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实现;负向耦合则指两者相互制约,一方面技术进步脱离现实要素禀赋条件,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要素禀赋成为技术进步的限制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正向或负向耦合只是从大体方向上描述了两个系统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两个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要具体分析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耦合关系时,还需要借助耦合度这一概念。耦合度描述的是两个系统耦合关系的强弱程度。从经验来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还相对较弱,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造成两者间耦合度较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者间缺乏行之有效的联结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缓慢对两者的耦合关系形成阻滞。 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的耦合关系通常表现为制约和胁迫两种效应。制约效应主要是要素禀赋对技术进步的限制性,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供一个地区可以选择的技术类型是多样的,而要素禀赋是所选择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地区的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相背离或超出了要素禀赋条件的承载力,技术就会缺乏自生能力。同时,技术进步对要素禀赋具有一定的胁迫效应,即技术进步会迫使现有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不同的要素对技术进步作出不同的反应所引起的。就农业而言,一项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可能对土地、农业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农业技术进步对各要素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会使得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改变。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的农业技术本身是为了解决某种特定的要素约束而形成的,所以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较弱,甚至产生负效应;二是即使某项新技术完全是中性的,但受各要素技术弹性差异的影响,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亦会发生改变。正是由于两者间的制约和胁迫效应,以及在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内,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会有所不同,这就会使得各地区两者间耦合关系出现一定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第二个有待验证的假设为: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3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3.1研究方法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耦合关系。为了准确而全面地反映两者间的耦合度,需要借助相关实证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在探讨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时,耦合协调模型是被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12-16]。耦合协调模型通常由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函数三部分构成。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指标体系构建 由理论分析可知,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两者耦合关系的基础。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Hayami、Ruttan[3]认为劳动力拥有动力的增加可以作为采用机械创新的显示性指标。类似的,以化肥和农药为代表的化学投入品的增加则可以是生物化学技术创新的显示性指标。林毅夫[3]把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作为体现农业技术的指标。 姜劲儒[17]也将农业机械化、化肥施用量等看作是技术进步的间接反映。 彭亮[18]用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来代表农业生产中技术进步。借鉴相关研究,依据可比性、可操作性、整体对应的原则,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等作为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将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等作为反应农业要素禀赋的指标(见表2)。各指标的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出。 3.2.2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1981-2011年间上述各指标数据,其中,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余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农业生产支出和1981-1990年的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缺少直接性数据,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型,本文测算出了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3),并对我国各地区2001年、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4)。 4.1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 表3的测算结果显示,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两个序参量值μ1、μ2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具体分析可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序参量值(μ1)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要素禀赋序参量(μ2)的变化,说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序参量快速增长,说明近年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速度明显加快,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要素条件。 从耦合关系来看,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耦合度值始终介于0.40-0.50之间,且总体上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1991年逐渐下降,1992-2011年逐年上升。由此表明,在此期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间的耦合度不容乐观。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 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最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具体而言,1981-1994年间,两者的关系是低度耦合协调;1995-2005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006-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值由0.52提高至0.70。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说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是不完全耦合的。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关系仍建立在中等耦合的基础之上。 4.2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有着较大的差别,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假设。近十年来,天津、北京、山西、浙江等11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有所下降;广东、北京、天津、福建等7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略有降低;北京、天津、四川、上海4个省(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依据耦合度值的划分标准,2011年我国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北京、西藏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阶段,子系统的序参量值揭示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或农业技术的选择背离了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剩余的29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则处于颉颃阶段,但在具体程度上,各地区间还有一定区别,其中,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最大,均为0.50。 根据耦合协调度值的划分标准,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北京、天津、西藏、宁夏、海南、上海、青海属于低度耦合协调型;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其余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20个省(市)为中度耦合协调型。由此说明,当前我国多数省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层次上。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探讨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且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使得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 禀赋间存在着不完全耦合的关系,两者间的耦合性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 (2)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及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差异。由于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2011年,北京和西藏两个地方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均为0.50。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高达80.64%的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值小于耦合度值。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实施的土地流转政策、农业经营体系改革等本质上是对我国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一次提升。然而,长期存在的要素市场扭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无法得到彻底改变。在新一轮的农业改革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极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受制于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我国地域跨度大,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受其影响的技术需求结构也因地而异,只有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一致的技术类型,才能够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所以,相关部门在指导农业科技发展时不能盲目地一刀切。例如,我国在实施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对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做出判断,以明确当地真正的技术需要,再根据实际技术需求对生产资料补贴政策进行相应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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