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摘要：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地方性、区域性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少。文章重点以陕西省为例，从话语研究的多学科视域出发，通过分析广东深圳、浙江、陕西、四川等地方自然人文地理经济优势，说明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总体思路。

关键词：讲好地方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软实力建设；深度观

一、引言

目前，世界局势是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人类社会站在新十字路口举步维艰。近观中国，2021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开局“十四五”、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各地方政府如何积极主动创新、构建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活生动的中国地方故事，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具体地方小我的过程中，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最终在全球汇聚成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国际形象，是每个有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响应具体“表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共识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各地区各省份也积极响应，联动共振，努力通过话语构建自己的地域品牌。本研究的提出，一方面响应符合我国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国内各区域或地方对该话题的认识和建构有示范溢出作用。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及时构建系统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通过讲好中国地方故事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宏伟目标。

二、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2008年学术界的话语研究开始从国际传媒角度强调中国需要在媒体领域加大国际话语权。话语和话语权的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一些大城市如重庆、西安等对外话语建构与形象塑造上[2][3]。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重庆、西安等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和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然而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大城市的发展虽然具有辐射和联动效应，但是只依靠个别城市的零星话语建构，其影响力不如以拥有共同地理、文化、经济特征的区域、地方或全省为单元来进行建构。虽然各地方专心建构好自己的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地域品牌，中国的整体综合话语能力自然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由之提高是逻辑常识，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知网中搜到的唯一的一篇以地方(新疆）为主体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构是基于系统功能学理论，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等方面进行的分析[4]。结合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5]，我们认为对身处西部核心地位的陕西省、四川省等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构想研究，对于宣传国家的政治理念、建构民众心理、塑造积极开放的地方形象具有重要的区域性和全局性意义。话语和话语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广泛被社会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引用。本文的出发点是社会学。米歇尔·福柯是第一位将话语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6]。通过陈述，符号得以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内容关联起来。因此，话语不只是包含内容或表征的符号，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6]。对福柯而言，符号构成话语，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远多于符号指称事物，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更为深邃，无法为语言所还原。通过符号化的陈述，话语可以将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文化与经济产物提炼，从中抽取出能够代表地方的元素，再进行更加大规模的传播和生产，打造出不同于其他的特色地方名片，这是建构以地方为主体的文化经济话语体系的根本。话语以符号为标志的特性固然重要，但要强调话语体系建构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不能忽略作为整体和系统的经济文化话语需要面临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制约，也就是在经济文化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立足现实，以实践为导向，才能将符号和话语的效力发挥到最大。社会理论家、“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对话语的研究进行了推进。他在吸取伯明翰学派前辈学人霍加特和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话语、权力、主体、差异等文化研究关键概念，提出话语是方式，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同时，话语也是一系列观念、形象和实践。由此，话语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通过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由于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人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即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指明了话语的核心是其实践性而非抽象理论，这使得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由此，话语的建构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立足于具体实践和具体知识，它关注话语的基石是否稳固，以及从何而来[7]。明确了话语的概念后，话语和话语权的区别，话语体系的理解就容易许多。前者是人们交流的媒介与工具，而后者是指人们言说的权利与权力，是由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由一定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建构起来的，并由话语主体（言说者、被言说对象）、话语主题（言说什么）、话语载体（用什么言说）等要素构成的体系。“话语体系”则顾名思义，为一种独立的或几种若干相关的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它涵盖着概念、术语、范畴、基本原理、叙事框架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不但涉及表层的“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问题，也承载着言说者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民族观念，其中后者又自然构成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8]。

三、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

笔者认为，审查地方建设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否成熟的条件包含该地方的经济发展、地理资源优势，地方或地域文化（地方物质、精神、历史、饮食文化）特点的挖掘研究。地方文化应含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或带有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文化传统，应是该地方特有的地理生态、文化传承、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地方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各地方可依次整合自己的地方/地域优势，构建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中国和世界舞台上形成自己的地方或地域名片。中国东南沿海诸省份或城市大多经济发达，有自己的鲜明的发展特色，并早早地就有了建设自身发展品牌的意识。这里以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创意之都”[9]的深圳为例。深圳一年活动频频，“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无论是其农历新年正月的“新春关爱”、阳春三月的“‘一带一路’音乐季”，还是盛夏七月的“WDC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金秋十月的“深圳国际创客周”、十二月的“创意十二月”，深圳市所举办的活动个个都充满创意，引人入胜。这些都深刻反映出深圳市政府要努力摆脱人们对深圳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传奇的偏颇认知，努力打造深圳城市名片过程的良苦用心。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繁荣，文化的发展让城市真正赢得尊重。针对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2016年初深圳“十三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10]，提出了一系列在城市精神、文化品牌、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产业等领域打基础、补短板、谋长远的创新举措，为深圳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政策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积极打造都使得深圳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根基初步形成。同属东南沿海省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经凝练出成熟的“浙江精神”。浙江下属的全国最早提出打造“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杭州，是中国电子商务建设和发展的示范地区。多个电子商务服务功能示范区依托这些产业园，带动旅游、商贸、金融、证券、教育、医药、物流、房地产、纺织、化工、汽车电子等行业的电子商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成为杭州最主要的城市名片。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隶属中国大西北，身居华夏内陆腹地，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位置的陕西———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没有东南沿海省份与城市的发达经济，但是其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其核心不仅在于物质性遗产，更重要的是流传至今的一种文化特质，包括陕西文化中深刻的民族代表性和历史厚重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潜力和发展取向。如果从广泛的国际市场经济参与者来定义陕西省的角色，那么陕西省的话语基石可以说是建构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经济地位之上，建构在千年政治、文化与历史实践和当代改革开放经济实践的基础之上。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国都史，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浩若烟海的各种文献和口头传说是陕西积累起来的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的厚重底蕴，是陕西和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宝藏。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裸体彩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代表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部中心城市，位于中国的几何中心和大地原点[11]。6000多年历史的半坡遗址，自北宋建立的藏石碑3000多块、被誉为石质历史书库的碑林博物馆；文物储藏量全国之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译经之地大雁塔等文化瑰宝都汇集在西安市内。与此同时，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12]这些古代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西安附近临潼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以及华清池等，也都是世界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是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的重要支点，是区域性物流商贸中心。它古称陈仓，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西北工业重镇、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有“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和“佛骨圣地”的美誉。陕西还拥有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有号称天下第一险峰、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五岳之一的华山等一大批中华文明、中华地理的自然标识和精神标识。除却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瑰宝，陕西地域文化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突出地位。享誉古今历时800余年的关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不但上承孔孟之志，还批判性地融合了老庄之道和域外佛学。关学的宏大使命意识和办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3]。东南沿海发达的省、市，以及中国西部的陕西构建对外经济文化的话语体系的条件已然成熟。那么，西南地区呢？不说直辖市重庆，仅以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成都为例。根据成都市政府的官网宣传可以了解到，特大城市成都是唯一一个副省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此外，成都还是我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是内陆地区领事机构最多的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都有许多部级科研机构和研发平台，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近年来，成都先后获世界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中国十大创业城市等荣誉。所有这些特色有机整合起来就构成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在用这一套独一无二的成都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宣传成都过程中，中国故事也会得到很好的具体的阐释。中国类似这样的有特色的省、市不胜枚举。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洗礼积淀，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奋发腾飞，经过2020年以来没有硝烟的抗疫和脱贫攻坚战的锤炼，都具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各省市区新形势下需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提炼、挖掘自己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地方故事，以便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对外宣传自己，更好地促进自己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鲁迅1934年在其作品《致陈桥烟》中有谈论木刻何以独特的桥段。他指出：“我的主张加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是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及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给予中国之活动有利。”其中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个地方应有尽有，并散发着独特的地域光芒。凡此种种，都说明地方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系统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整合其独特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资源，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通过构建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充分展示自己丰富的历史民族文化优势，在世界舞台上积极树立各自的地方形象，通过讲好地方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
四、建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总体思路

（一）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应本着顶层设计、系统思维的原则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立体完备系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做好顶层设计。人文学科的细分会导致如支离破碎、晦涩难懂等一些问题。基于此，应破除学科及学术藩篱，吸纳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互有关联领域的博士、专家，形成一个维度广阔、互为交织、跨学科学术思想明显、研究视角新颖、符合时展要求的大文科智库团队。在博采众长、积极碰撞中，对该体系进行高屋建瓴的统筹规划。这与Tochon[14]、龙翔[15]等学者[16][17]提出的深度观不谋而合。深度观，不仅仅相对于浅层观而言，主张学科、跨学科、超学科间知识的融合，主张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反对碎片化。然而就目前情形来看，虽然各个部门，尤其是各地方新闻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着各种宣传报道，于其对外良性正面积极形象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构思和设计，各个系统仍旧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合力，存在“自话自说”的松散现象。学界的多数学者也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兴趣，就某个领域的某个方面展开研究。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舆论并未形成。这样就使得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缺乏一个宏观、系统的把握，难以形成气候。因此，各省市区主要媒体应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强化驻外机构对外传播职能，在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地方外宣旗舰媒体中成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生力军。需要强调的是，在以地方或各省份为主体的整体性话语建构中，不仅要有顶层规划中设计宏观的观念和形象，也要从中观的经济文化制度、方式和路径以及微观的生产者消费者的供给和需求层面下功夫，上下联动，才能真正达到对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核心和地基建设的把控，瞄准话语的核心，夯实话语的基石。话语社会学理论基础决定了这一非物质形式依旧离不开物质层面的实践和操作，不能脱离现实。

（二）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上应有全局和发展的眼光，注重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应有全局观和超前意识，应注重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应围绕对外经济文化话语建设主题，对本省不同地区和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等各自经济文化发展特点、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一个彻底的梳理，同时在亚洲及全球搜集在地理、经济特色上相似，但经济文化发展很好的国家城市和地区，建立数据库，并按照三个维度，即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体系、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能力、该城市或地区对外开放文化话语权等，将数据库中的城市和地区进行定量、划级、分类、整理，然后与世界经济文化城市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查缺补漏，最终形成具有超级辨识度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能力话语权高契合度的建议。

（三）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四大重点

地方对外经济话语的理论体系构建可从图１的四个方面着手：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研究、对外经济话语与外语教育教学关系研究、对外经济话语特征研究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研究。在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四大重点的每一个重点都可以深度地继续向外延和向纵深拓展。如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与外语教育教学的关系就可以以高校外语教育的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深入拓展开去，着力在大学生中进行语言、文化的深度教育。众所周知，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全民语文。在不断改善、提高我国语言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语言的基础功能、文化亲润功能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并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各省市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其中外语深度教育[15][16]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广大外语教育者的重视。在全球化形势下，在人们能轻易地获取各种外媒信息的大环境下，高校英语教育应该整合学科资源，在传授英语语言及其所含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中国与他国语言对比、汉语与他国语言翻译、口语转换中使高校的学生在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省市区情中增进“四个自信”，使之拥有国际视野的同时，能积极尝试利用外语讲好地方故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班人。在有效地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的同时，也借此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能力。换言之，外语教育应侧重如何促进国际理解与讲好中国故事路径研究。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全国高校都在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建设新文科。外语学科也不甘落后，做强大外语，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在外语教育界多有呼声。要培养一流外语人才，确切地说，应该是培养懂外语的一流人才。将地方或地域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融入大学外语教育中，对推进各大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和建设，提升各地区形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深度观，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理论可分别从叙事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语言管理学和经济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去细化研究。而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传播可以尝试从省市区各级领导人公开场合的话语传播、政府经济文化报告的话语传播、媒体经济文化话语传播、经济文化外译传播等角度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后进行建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理论层面总体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其应秉承对地方文化内涵精神的再现以及适当发展的理念，消除地域文化偏见及文化歧视，剔除文化中的历史糟粕，推进地域文化核心精神内涵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升级。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14]值得借鉴。

（四）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构建实践层面应注重的问题

实践层面上，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要注重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两个问题。各省市区应深挖本地古文化、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民俗文化及红色文化等，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们是中国每个省市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它们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用今天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自媒体、融媒体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以打造文化名片为目的，各省市区的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节、旅游节等活动都是重构地域或地方文化话语的具象化体现。各地区地域文化的民间读本也应注意连接经典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此同时，发挥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作用，通过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广泛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在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过程中，注意运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自媒体、融媒体文化背景下，地方或地域经济文化话语的构建是多元互动，不断变化的过程。地方文化的话语构建，并非只是为了保护各个地域的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及价值观念等，也不是为了强化不同地域条件下的文化差异或谋求相互认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来达成共识。在建构各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地方遗产将得到保护与展示，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得以推动。

五、结语

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离不开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视野。很早就有学者对社会学与语用学[18]，以及语言学与经济学[19]的关系做了深度剖析，但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和社会的足够关注。就拿“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张地域文化名片来讲，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对外呢？我们做过调研，结果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报告。其实这些学科之间就如同一张难以分开的大网，这也是我们本文倡导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深度观。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当前国际不确定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做出了促进双循环的决策。“后疫情”时代，如何与祖国一起共克时艰，砥砺前行，是地方每一级政府都应该认真积极深度思考的问题。本研究以社会学的话语理论渊源为基础，倡导多学科深度融合，以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必要性为题，并对如何构建地方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给出了思路。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视,以期在立足自身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存量，整合自身资源，加强地方自身经济文化内循环的过程中，放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积极主动构建地方自身的对外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共同营造和平环境和良好外部条件，增强自身话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塑造中国各区域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希望通过用心讲好中国区域故事，共同唱响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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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梅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