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作用探讨论文 摘要: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多边经贸规则及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影响,使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的观点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阻力。本文则认为,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多边贸易体制是一致的,故在用语上二者可互换。)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促进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相吻合,有利于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由于数量更少、地域较近、经济文化水平较为接近,因而更易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能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 3、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成员远少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各成员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进而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数量就可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通过小范围的“试验”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发挥示范效应。如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5、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重叠性,即某一国家是多个组织的成员国,这类国家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 6、区域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抗衡经贸超级大国,从而防止和避免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超级大国称霸的工具。 7、某一区域内的自由化行动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同样措施,进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如1996年11月,APEC苏比克峰会批准到2000年消除信息技术产品的所有关税,并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呼吁将信息技术协议推向全球。APEC称如果WTO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准备加入该协议,APEC将于圈内自行实施之。此举显然会导致出现新的差别待遇,于是圈外国家对此作出了正面回应,这样APEC在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推进了全球自由化。 8、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带来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加,而贸易转向则是指一体化组织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后所造成从非成员国进口转向到从成员国进口的贸易方向转移。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贸易转向,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全球的共同繁荣,并从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曼、巴拉萨、克雷宁等经济学家曾对欧共体所产生的贸易创造及其对欧洲自由贸易区造成的贸易转向,进行了数量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创造远远高于贸易转移,欧共体的一体化发展并没有对其最重要贸易伙伴———欧洲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目前存在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把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贸易转向的结果。例如,有的学者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加、墨的3边贸易增长单纯看作是对区域外贸易壁垒的结果。1987—1997年10年间,美墨贸易额增长了3.5倍,而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6.7倍,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增长了近5倍,泰国对美贸易额增长了4.3倍。此间没有证据表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造成了严重的贸易转向。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泰国、马来西亚对美贸易的大幅度下滑,而中国对美贸易则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9、区域组织间相互重叠交叉,而非相互封闭、孤立与对抗,且跨地区和重叠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使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国论文联盟-WWW.10、GATT和WTO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采取宽容态度。GATT第24条第4款写道,“通过自愿签订协定发展各国之间经济的一体化,对扩大贸易的自由化是有好处的”。类似内容也见于GATT1994年对24条的谅解之中,“考虑到自1947年GATT成立以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并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则进一步确定,此类经济一体化可能对扩大世界贸易做出贡献”。由此可见,GATT并没有完全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作是GATT的对立物,而是肯定其对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有监督管理规范,一是规定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二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运行做出了程序上的规范。首先,确立了通报制度。任何缔约方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必须向GATT缔约国全体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有:相关资料、协议的运行情况,协议的任何重大变化或发展等。其次,要求一体化制定内部壁垒减让计划和时间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在合理期间内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合理期时间一般最长为10年。如情况特殊要求超过10年,须向WTO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供完整的解释。预订的计划和进程表如要修改,必须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报。最后,建立了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审查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有关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资料提交GATT后,GATT即组成工作小组,根据第24条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并通过货物贸易理事会向有关各方提出建议。审查中如发现没有订立计划和时间表的,GATT须建议订立此类计划和时间表,如成员方不遵照执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能保留或实施。如发现虽订有时间表和计划,但GATT认为在所拟议的期间内不可能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认为所拟议的期间不够合理,GATT可向有关成员方提出修改的建议,如各方不遵照执行,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不能保留和实施。GATT的上述规定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尽可能最小化,同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发展、变更纳入GATT的管理和规范体系,以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GATT的规定相一致。 11、相对于区域内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外确实存在歧视和差别待遇,但这是一种相对的歧视和差别待遇。GATT要求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建立的目的应是便利区内贸易,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规章方面的限制,不能高于或严于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建立之前的水平,即不能对区外非成员提高贸易壁垒。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应最大可能避免对GATT其他成员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GATT一成员方因组建关税同盟计划提高约束税率,与GATT第2条冲突时,必须按第28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并进行补偿调整。因此这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只是相对于区域内的,与绝对提高对外壁垒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特点(区域组织也与区域外组织和国家有广泛往来),以及GATT、WTO谈判成果,对外歧视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在降低。并且,歧视和差别待遇导致区域外国家加入区域组织,导致区域组织扩大。 12、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贸易行政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方面趋于一致,使区域外国家贸易便利性大大加强。 13、区域行动能够为官员、政府和国家提供学习机会,从而更好地建立多边贸易体制。 区域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成员国政府、管理阶层和利益集团参与多边谈判、开辟贸易自由化新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规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区域行动能够使官员、政府和国家熟悉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自由化进程的设计和实施,从而使它们最终能更容易地转向类似的多边行动。 综上所述,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本文总的观点和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将长期并存、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 2、在承认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更多看到它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促进意义。 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途径和必要阶段。 4、区域经济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走向联合,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创新论文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管理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存在角色错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在观念、组织及文化等多方面不断创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地区间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较快发展。对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集“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等角色于一身的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地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不断创新。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要作用 1、制定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定战略规划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制定者必须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同时必须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充当“战略家”的地方政府必须深会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楠神,制定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分配各种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使其效用最大化。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权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尽力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同时还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地方政府要以服务行政为理念,倍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市场机制,营造一个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向区域内的各类群体和组织提供基于区域合作发展的政策、信息等公共服务。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必须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来投资。 4、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质 地方政府应坚持科学发展与五个统筹思想,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加强区际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利益磨擦与冲突。另外,地方政府还须在遵循宪法和上位法的基础上制定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加强法律的执行和监督力度。 二、地方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从现实情况看,地方政府管理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及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地方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管理行为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自身承担的经济职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责却做得不够。 2、地方政府存在着信用危机 作为投资软件,信用环境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因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安全和风险系数。而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无疑居于关键的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失信则被认为是最大的风险,是市场经济操作系统中最具破坏性的“病毒”。地方政府的失信不仅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会使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没有安全感,进而导致大量投资的外逃。 3、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 依法行政不规范现象普谊存在。一是执法主体过多过滥,造成多头执法,交叉执法,一事异罚,一事多罚;二是行政执法目的不明确,把执法作为创收手段,以罚款代替执法;三是执法行为不文明,态度粗暴; 四是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出示证件,罚款不提供依据,不出示处罚通知书,不开收据等;五是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标准把握不准,罚不罚,罚多少,全凭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让民众怨声载道,恶化了干群关系。 三、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观念创新 只有从观念上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指导具体行动上的创新。第一,责任理念。责任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执法犯法等状况,正急切地呼唤着必须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并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责任政府、信用政府。第二,效能理念。由于资源的短缺性,政府必须尽力使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除了要杜绝可以避免的浪费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各种资源进行台理配置。第三,廉洁意识。要求政府员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自己的职权寻求额外的“租金”。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败坏公共道德、损害社会公正。 2、组织创新 地方政府组织的创新,可以大量地借鉴企业组织好的经,例如扁平化。尽量减少政府组织的层次,可以使政府决策部门尽量接近企业和居民,直接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由市管县到省管县的转变就是减少行政层次的例子。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四个直辖市在内的22个省份进行了省管县体制改革,效果良好。另外,我国的政府事业单位也开始分类改革,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妥,提高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改革的经验总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的。不少地方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深圳市盐田区围绕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以增强政府管理水平和社区自治功能两条主线,通过制度创新,实行城市基层管理全面改革,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并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以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对于好的经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 3、文化创新 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能力,仅靠物质激励是不够的,精神激励同样需要重视。这就需要政府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造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鼓励所有社会成员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及积极性。关于创新政府文化,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在《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一书中建议采取4C战略:明确政府组织的目标;为绩效创设后果;使组织更加对顾客负责;改变控制的位置和形式。不过他们也承认,除非4C战略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否则通过4C战略所进行的变革难以持久。一线雇员与基层工作人员是创新的源泉,这是很多美国企业提供给政府的成功秘诀之一。政府应运用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和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文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研究论文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优秀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浅论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优秀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优秀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优秀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由资产证券化、疏忽的监管与盲目的全球投资者共同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允许混业经营后,新型衍生工具频频催生,信用消费门槛大幅调低以扩大市场,而巨大的市场自然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9·11”以后的2002年至2004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一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大大鼓励了商业银行纷纷放宽购房贷款标准,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前,信贷市场已经普遍采用将同质按揭贷款集中打包成新的债券(即次级债),在二级市场出售,这种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对冲信用市场日益高涨的风险。 二、欧盟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由于欧洲各国在危机爆发早期对形势判断有误,导致对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美国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后令各国措手不及。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员国各自为政应对危机。9月底开始,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应对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如9月28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宣布各自出资68亿、59亿和37亿美元,分别持有富通集团在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英国财政部将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的部分资产国有化等等。 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成员国间金融、经济联系密切,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为此,10月4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布朗、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等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但会议成果让人大失所望,与会领导人虽然达成多项原则共志,但未出台任何具体措施,“泛欧救市基金”也因德国、英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危机初期一段时间,欧盟各国救市行动各自为政,犹如一盘散沙,未能挽救市场信心,股市持续下跌,危机不断恶化,各国也因此意志到了协调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阶段是欧洲各国联手救市。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的首脑峰会成为欧洲由各自为政到联手行动的转折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首脑峰会,尚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首相布朗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出席了会议。各国一改前此前各自为政的形象,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优秀内容是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优先股和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的融资困境,稳定金融市场。会后第二天,各国便纷纷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拿出大规模救市措施,德、法、英三大国分别公布了5000亿欧元、3600亿欧元和5000亿英镑的庞大救市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当日也出台了各自的救市案。在随后15日、16日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援案,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除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外,还着眼未来,力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来防止危机重演。欧洲领导人认为,当前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但却波及世界,欧洲所受影响尤其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已“病入膏肓”,须推倒重建。在10月15-16日举行的峰会上,欧洲领导人一致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18日,萨科齐和巴罗佐还特意到美国说服布什召开全球金融峰会,以推动改革。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更深刻发展,单个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更加脆弱,从这个角度讲,区域协调与合作在将来会更多而不是更少。欧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组织需要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在面临风险的时候能够更快地协调一致行动,避免因各自行动伤害区域组织权威,以及造成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困难。而欧盟内部应抓住合作机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加快成员国经济整合的步伐,促进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始于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政策阻止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在剧烈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声音仍比较微弱,作用尚不足道。相比之下,区域合作力度上升,地区大国协调和主导作用进一步突出。欧盟作为当前世界发展较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各自应对和联合行动两个阶段,金融危机对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挑战更是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来推动国际分工来推动经济微观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运用行政手段,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挥相互比较优势来推动宏观一体化,微、宏观两种动力在发展中既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提升了区内比较优势、统一了区内游戏规则、深化了区内的市场,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投资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并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在本区直接投资以绕开各种壁垒。在论证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又论证了两者的互动和进一步融合,认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推动世界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内部经济活动障碍逐步消除,跨国公司将可能淡化其国家属性而强化其作为区域公司的属性,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各区域经济组织对区际商品、资本、要素和服务的流动具有一定保护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和资本在区际的流动,跨国(区域)公司拥有本区市场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大对其他区域的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分享各区域组织内的大市场,目前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浪潮只是这个趋势的前奏。跨国(区域)公司之间的相互投资形成一条条联系区际经济的纽带,将再会产生微观一体化对宏观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而使区际一体化成为可能。欧盟――地中海经济圈、大西洋共同体、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以及澳――新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在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基础上对区际联合和一体化的新构想。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微观一体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类似的三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不断强化各国(区)的经济比较优势,使世界各国经济间的分工由民族国家向产业间分工转移,这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二是跨国公司不断趋同和深化全球的经济活动规则(当然,WTO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对全球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但这些规则绝大部分是跨国经营活动的事后认可),从制度层面上促使全球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趋同;三是跨国公司深化了世界市场。而遍布全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以及区域的扩张和联合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区际投资促使区际进一步融合,区际融合导致更大区域范围内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的推动作用,随着两者互动频率和互动力量的增强,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便会增强。目前这个趋势已初露端倪,世界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因素增强,各种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以及世界银行、IMF和WTO等国际机构调节作用和调节能力的提高,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已在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基础上迈出了宏观一体化的步伐。作为一体化的初始阶段目标――自由贸易随着WTO的成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零关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有关投资自由化以及其他各种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等,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提供直接的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和补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后,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近来也呼声高涨,但是东亚各国之间所特有的一些状况依然对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优秀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优秀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但作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主渠道的“10+3”仍在进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部分已经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在进行,通过建立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关系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逐步转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如果各方能摈弃嫌隙,拿出合作的诚心共同协商解决困难以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那么共赢局面的到来将指日可待。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二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跨国公司对某一区域所进行的国际化生产、直接投资、贸易等活动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投资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相对于行政区域区隔化而提出来的,它在国际间、国内各城市间都得以广泛运用,加以剖析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再发展 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是指各成员国之间消除相互的各种歧视,把各自分散的国民经济纳入一个较大的经济组织中的状态或过程,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个地理区域内,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并最终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便做到相互之间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或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间建立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此来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期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能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等经济实体相制约。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各国除加入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又一选择。时下,国际间、区域间频繁交往,其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发展。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范围越来越扩大,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体化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欧洲空间局便是欧洲各国航天的一个协作体,协作的是技术经济。近十年,国际区域经济组织发展很快,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成立时,除日本、香港以外,几乎所有WTO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间、国家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障碍,有利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有利于生产要素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区域经济市场的目的,促进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增长。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中国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我国对参予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持积极态度。 1.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给我们提供了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2.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改善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通过近五十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国、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国和法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了历史恩怨,促进了经济关系发展,同理,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这样做。 3.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加强中国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财政政策。今天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应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等,从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实施了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为启动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宣布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的合作计划。主席在去年访问拉美时,还正式启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在主席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还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议,都是向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来积极地加以推进。近几年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中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世界各国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每年我们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无数次双边会议,像与美国就召开了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欧盟扩大补偿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日本、俄罗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亦日趋密切。 二、中国沿海三大区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我国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经济联合体,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并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联合,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能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的,但毕竟在推进中。随着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力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 三大经济圈人均GDP依序分别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4246.8、4652.7和1304.4万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数据来源:三大经济圈有关省市发改委地区司规划处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发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跨地区大整合正在粤港澳、闽、赣、湘、桂、琼、云、贵、川及更广泛地区展开,甚至连鄂、豫、陕、甘、宁都参与了进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签订,对香港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推进“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我们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早先,广东省政府就决定拿内部离心力最大的佛山市开刀,撤销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个县级市的建制,将它们同时并入佛山,成为佛山的四个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经过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过去那种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为此,新的佛山市从大佛山出发,对自己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新作了规划,明确提出了“倚重广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体地说,必须冲破“以己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起大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经济圈和广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广佛都市圈,与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格局接轨,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分流广州城市功能,构建优秀城市边缘聚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实力优势和所有特有的区域优势,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增强向珠三角边缘区域及广东周边地区辐射。接着,广东的惠州市、汕头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区划大调整,是新中国49年以来广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广东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在广东,这样大力度的调整不会只此一次”。 2.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区域经常召开15个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会议,正在形成一个区域内多方沟通共同发展的渠道与机制,正着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世界博览会为吸引力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经把其属下的海宁、萧山进行了整合,从而把杭州从“西湖时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钱塘江时代”。 江苏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优秀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本世纪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苏南地区就有吴县并入苏州、锡山并入无锡、武进并入常州。从形势的发展看,苏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纵连横的整合已成大势。 从大的方向上,长三角沪苏浙三地已经达成了相对一致,今后,三地的发展会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城市之间会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调,共同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圈。 3.环渤海经济圈 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真正拉开架势是近两年的事。虽然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由于环渤海它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变成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亿人。环渤海地区共有城市157个,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3个。 国家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发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其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是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海陆空交通发达便捷。环渤海地区拥有40多个港口,构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络的枢纽地带,交通、通讯联片成网,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陆海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项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渤海五省(区)二市国民经济连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态的区域经济,象沿铁路干线、沿国家公路线、大运河流域、少数名族区域、多省市交界区域等等。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及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但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引着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着不少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摘要: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从静态而言为各经济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而形成的区域集团。动态为过程即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向。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就注意在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区域金融的扩大及深入发展 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种形式。虚拟经济的扩张又主要与金融相关,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等(这些金融表现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加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连通性,推动着实体经济(制造业、采掘业、加工等工业)的发展。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曾提出过“将廉价的虚拟经济转化成实体经济”与“经济一体化”双赢的美妙构想,那么,多年之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也将有达到双赢的可能。 (二)成员国之间各行业横向分工水平程度相当,是一体化得以发展的基础 产业的国际分工,在发挥各国专业化优势的同时,又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益。以此为基础的区域集团不易破裂,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比较优势,当遭受全球性的危机时,各国承受的压力相当。同时,若成员国的产业水平较低,其遭受风险的危险就越大,相反,若产业水平较高,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稳步发展的几率也就愈大。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内部成员国总体劳动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且与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相距较小 一体化的形成通过贸易转移带来利益。若成员国形成同盟后,与同盟国的贸易往来成本高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那么,集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也就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成员国内部的供应与需求弹性要求比较高 一体化的组建,撤除了各种障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和消失,大大减低商品的价格。若成员国的昂;需求弹性较大,那么需求会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出现贸易创造,增加社会福利。同样,若生产弹性较大,生产障碍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从非成员国的进口,提高社会福利。从另一角度看,当金融危机卷入区域体中时,因起源国的本币贬值而进口商品价格降低,若需求弹性大,从国际贸易转移角度分析,其创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金融危机的是怎样传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应”为传导机制。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造成的货币危机恶化了另一个(或几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导致另一个(或几个)国家遭受投机性冲击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即一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货币贬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国内经济(国民收入减少)而减少了向其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得该国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损坏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基础;本币贬值使得贸易伙伴国向其进口的商品、劳务价格水平下降,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于是本国居民兑换外币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门),若政府期望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就可能诱发投机性冲击。另外,本币的贬值,损害了本国经济,使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对贸易伙伴国商品、劳务的进口需求减少,从而使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量下降,贸易收支恶化,诱发对它的投机性冲击。投机性冲击的诱导,导致货币危机,造成其市场流动性不足,迫使一个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在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市场上的资本大规模抽出者,在此国的大量资本的外逃,从而造成另一个市场对流动性不足,即金融资本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溢出效应”,并非仅存在于两个联系体之间,而更多的是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第三国或更多的经济体。 三、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一)从静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益的影响 1.贸易效益 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效应危机,主要在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一体化集团。以东盟国家为例,在此次危难中,身处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心的美欧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国内需求已经并将继续出现下降,甚至还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将东南亚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会产生福利效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初的几年间,墨西哥的就业率增长了17%,新增加了150万个就业职位,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了15%,新增了230万就业职位,美国就业率增长了12%,新增加了220万就业岗位。而在当下,美国顶级机构的破产,自身失业人口创历史新高。失业人口向他国流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社会福利水平受到影响。再者,各国政府积极拨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资金减少,加重了效益的负担。 3.投资效益 投资创造效应是区域集团经济效应的重要部分,其来源包括区内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增加,何区外非成员的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联合关系,也会以因资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资来源枯竭或现有资金抽逃。另一方面,为补救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扩大内需,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这将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资金,生产滞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应有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二)从动态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发展的影响 1.利于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体制出现 此次金融风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着新的经济政治体制革新。欧盟以图改造自由经济模式,推崇国家集权经济模式。这样的形式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试图改变战后至今,一直以美国为主导的局势。重病之后寻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经济体也一样。主体国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权重不同,新体制争鸣局势的出现成可能。这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各集团内部成员国宏观调控影响度加深,一体化区域的相互影响控制加强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技术不够成熟,进入监管秩序失衡,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引起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的供给的过剩,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联合经济一体化主体国家,必须扩大自身与关联方共同市场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内部成员间及与其他发达的第三经济一体化主体,也会加大合作和技术创新的吸收,力求改变实体经济受虚拟金融的强大牵制。 3.对以实体制造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也带来一些机遇 实体业的受限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其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以欧美为主的金融风暴的席卷,在其投资难度加大,各投资商必将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这就有可能对出口制造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一种“到逼机制”。这样,迫使企业升级发展,加快追进步伐,并且,从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寻找投资机会时,会避开因金融危机处于动荡中的发达经济体,而选择高增长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新目标市场。同时,对于后者而言,还有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的机遇。 4.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依欧盟为例,以解制宪危机为目的的《里本斯条约》再次公投计划,因金融危机的到来被打乱。《里斯本条约》的批准工作实际上陷于各国都无暇顾及的境地,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停滞。欧盟提出了所谓的20%的节能减排计划,不少国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上述承诺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在于“缺钱”。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是到2008年建成一个取消三国间所有商品和贸易障碍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机的诞生,目标的实现无疑加大了很多难度。 华尔街的这次金融危机,对各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影响。但综合分析,近期的经济效益会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金融危机情况的改善,也伴随着不少机遇。只要各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抓住机遇,抵住威胁,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依旧是利好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论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合作;金融信贷短缺;经济衰退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的总结,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从金融资本和经济实体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对称发展,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纷纷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盟资源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以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和全球要素资源的加快流动为特着经济全球化的的升级,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1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1.1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相互之间自由浮动且大幅波动;(2)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建立的国际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由于目前对美元发行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往往从本国经济的需要出发决定货币政策,引起国际流动性大幅波动,最终引发各种金融危机。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是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调节者,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影响国际流动性的松与紧。从历史上看,在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后,当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形。 1.2货币错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化的趋势下,放大了金融风险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的大型危机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机),都存在显著的货币错配情形。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础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提供解决货币错配的有效机制。 1.3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金融监管的不对称,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从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是采取盯住汇率制的,在危机中均被迫贬值并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且除了1982~1983年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中采取了广泛、间接的外汇管制外,其他危机中各国在汇率自由浮动前,基本上都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在从资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向资本账户开放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由于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很多小型开放经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但在拥有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都很顺畅。 2区域合作的进程 2.1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特征明显 2007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进展,是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议题成了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峰会、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这表明,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东亚地区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是东盟,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宪章》,决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提前在巧年实现。《东亚宪章》试图借鉴欧盟的经验,使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能够步入机制化的轨道。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到现在已历时10余年。总体来看,东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逐渐扩大了范围和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关税、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经济合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目前还处于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阶段。 2.2美洲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贸易、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及涉及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在自由化的时间表上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灵活做法。贸易商品将在15年内分4个阶段实现关税项目和税率减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关税税目、税种达3000多项,免税商品总计4000类。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的贸易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运行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尤其在促进美、加、墨3国的贸易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美加墨3国贸易增长,尤其墨西哥成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与美加的经贸差距。 2.3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经过5轮扩大,到2004年成员国从创始时的6个增加到25个,名称也变为欧洲联盟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欧盟承认的候选国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欧盟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世界的25%。从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强中的欧洲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00强中欧洲跨国公司份量的变化来看,现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有着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因此现在看起来,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逐渐赶超美国。 2.4非洲联盟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商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足世界投资总额的2%和仅占世界贸易总量2%的严酷现实,一些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非洲各国并没有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相比之下区域化经济才是非洲经济的最佳选择。但多年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并未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预想的积极成果,机构重叠、体系复杂、缺乏运作资金等妨碍了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如何整合这一资源,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JP2]作为非洲大陆新的地区性组织,非盟成立以来为消除地区贫困、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合作的非洲,力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经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1金融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信贷的急剧下降,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短缺。由资本短缺造成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本国贸易保护,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降低。 区域金融监管的全球协作缺失的加剧。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要实现对表外实体的有效监管,跨部门、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监管职能的差异,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区域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严格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各国政府纷纷开展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很少顾及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乱、运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同时注意将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划分开。 3.2经济衰退 成员国处在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承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贷资本和经济实体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国难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拯救活动。而其他成员国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论上的纳什均衡点,导致处在经济周期最脆弱的环节的国家的经济恶化加剧。 投资的减少,减缓区域合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更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由于国内资本的脆弱,外国投资也是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来源。随着金融巨头的崩溃和投资者的战战兢兢,世界信贷量正在迅速缩减,贷方倾向于放弃充满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把钱放到安全的投资中。虽然在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通过国际效应蔓延到整个经济合作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冲击,造成群体性的经济萎缩。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优秀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优秀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管仕廷(196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湖北武汉430022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析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开发 【摘要】红色文化形成于我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持,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 内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统一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从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红色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科学内涵 红色文化的形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前期,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红色文化中的瑰宝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延续到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又形成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标志物等实物;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制度文化是红色文化的灵魂。 作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的统一体,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要更好地发展红色文化,需要全面认识其内在深层含义。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引人民实践、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进行追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革命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红色文化。因此,红色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系列先进文化。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先后创作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红色文化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以来形成的红色文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吸收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十四大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写入党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的态度,也为红色文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指出了前进方向。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成分。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文化精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断地激励着全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展现出的顽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英雄主义为优秀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很好地体现了党和群众在革命年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人生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从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孕育在同一个母体。红色文化形成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要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 红色文化的基本内容包含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包含在红色文化之中。因为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实现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处处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后形成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因此,从形成过程和科学内涵两方面看,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承接性和一致性。前者是后者内容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之中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的内容之中,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在红色文化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如今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实质上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强化人们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就等于是抓住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主题。目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红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形成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如今学习红色文化,重新感悟历史,有利于人们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团结奋斗在共同理想旗帜下。 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不断激励、鼓舞着人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不懈的奋斗。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八荣八耻”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学习红色文化就是要让全体人民都能够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和准则,使其真正内化其为人们内在的规范,并使之成为思想行为的指针。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汇贯通,红色文化则蕴含其中,密不可分。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时代的精神鼓舞斗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因此,采取措施大力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套大学】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和内涵价值 厚重辉煌的山西革命历史,铸就了光耀千秋的山西红色文化。省委高度重视大力弘扬我省红色文化,王儒林书记指出:“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中,三晋大地无数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无私奉献。我们山西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革命老区精神,催生了壮美瑰丽的红色文化,始终激励着我们攻坚克难,一往无前。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要把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廉政文化同弘扬红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激发和凝聚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励精图治、富民强省的强大力量。” 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做好山西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让历史之光温暖人心、滋养人心、凝聚人心。本刊特载 一、从红色山西历史感知山西红色文化 山西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山西红色文化的长城,是由党领导山西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所创造的彪炳天地的业绩、所谱写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熔铸而成,一砖一石,历久弥新。 山西有着革命的传统。山西辛亥起义是山西革命斗争的起点。1911年山西辛亥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同盟会山西支部实施“南响北应”战略,策动响应武昌起义的太原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山西的统治。特别是太原起义成功后,武装力量东出娘子关,与在河北的武装力量组成燕晋联军,扼守南北交通要冲,切断了清廷与南方的联系,有力地支援了南方革命。1912年孙中山先生考察山西时说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这是对山西辛亥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辛亥革命前,1905年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山西留日学生纷纷入会,到1906年入会的竟有50多人,这在中国北方为各省之冠。同盟会山西支部成立后又有一批在山西入会。辛亥革命历史风云中,山西有许多仁人志士举起义旗,勇往直前,投入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山西是响应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山西响应迅即,有组织的山西大学等11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在太原集会游行,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影响所及,以山西青年学生为先锋及各界的积极响应,推动了山西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1921年5月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夏成立中共太原支部。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揭开了山西革命斗争历史的崭新篇章。在建党初期和国共合作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党领导山西革命斗争,组织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山西涌现出和走出了高君宇、贺昌、彭真、、薄一波等一批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革命家。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是北方地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省份之一,也是北方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的诞生地。1931年5月,山西党组织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同年7月,山西党组织发动平定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两支红军在吕梁山、太行山燃起革命武装斗争星火,成为党在北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和尝试。红二十四军是党在北方地区创建并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转战五台山,落脚太行山北段的河北阜平县,创建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这是北方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来,两支红军遭敌“围剿”,艰苦转战,余部由晋入陕,与陕北红军会合。其中,红军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部队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领导下,创建、坚持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力图“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成为“星火燎原”革命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了劳苦大众以崭新的希望,使苦难中的山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求解放的政党和军队,为后来在山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重要的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山西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通道,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把山西摆到关系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全局的重要地位。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的“落脚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大西北建立起来。同时,又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有了“落脚点”之后,如何再造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决定东征。1936年2月,、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晋西吕梁山数百里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了著名的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在发出的有关电报中多次阐明,红军首先是在山西创建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渡河东征,到5月5日全部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历时75天,转战晋西吕梁、临汾、运城等地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有8000多名山西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是红军当初进入山西时人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在山西筹款30余万银元,连同筹集物资,约合计50万元左右,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初试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红军东征为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后,在中国革命再度蓬勃兴起中,党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落脚点”,下大力“经营山西”,把山西摆到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重要地位。 (四)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首先的立足地。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驻在山西,长期坚守太行,山西成为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八年全国抗战长驻山西,具体领导党在华北的工作,山西成为实施发动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可以这样说,推动兴起全民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开端在山西。山西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也是八路军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八路军依托山西,实施三次战略展开,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四大抗日根据地。 (五)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亲自部署山西统一战线开展,多次亲笔致信山西地方当局阎锡山,安排多方以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中共与阎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专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们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运用官办的合法的组织,戴“山西帽子”,实际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爱国青年成批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中国共产党运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通过“牺盟会”培养党政军民各级干部、掌握抗日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建立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动员组织群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莅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经过谈判,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当局阎锡山在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例。“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在晋察绥战地充分发挥了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战时政权作用。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建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有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第一师,共计50个团,兵力最多时达7万人。1940年山西新军归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六)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民筑成铜墙铁壁,陷敌于人民战争大海,取得了辉煌战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国共合作进行忻口战役,八路军的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24架,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和失去了空中轰炸优势,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八路军七亘重叠设伏、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急袭战、午城井沟战役战斗等,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破坏正太、同蒲、白晋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八路军黄崖洞保卫战激战8昼夜,歼灭日军1800余人,八路军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6比1的光辉战绩。八路军洪洞韩略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及护送部队60余人,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和6名联队长,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次消灭日军军官最多的著名战斗。正因为有这件事的发生,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召回东京,受到训诫。8万余沁源军民对深入根据地腹心区的日军展开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终于赢得了胜利,被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根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西北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围困芝兰、岔口等敌据点,受到赞扬:“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据1937年7月至1947年7月的统计,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合计约38万人。仅据在山西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七)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抗战时期,山西全省有105县,总人口1147万人,日军侵晋,烧杀抢掠,围攻“扫荡”,仅制造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2起,据初步统计,造成全省伤亡共计276.18万人。另据统计,仅在册的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山西籍革命烈士为10.5万人。山西各地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60余万人。八路军由抗战全面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2万人,其中,晋察冀部队以一一五师入晋“五台分兵”留下的3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2万人,晋绥部队以一二师入晋时的8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8.5万人,晋冀鲁豫部队以一二九师入晋时的9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0万人,八路军发展壮大,与山西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参军热潮密不可分。山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供应了战争需要的粮食、被服和各种军需物资,担负了繁重的抗战勤务,踊跃支前。山西人民以无私奉献的情怀,竭尽所能提供了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到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八)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194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解放区军民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取得的第一个自卫反击战胜利,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配合了在重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也标志着从山西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各根据地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1945年9月,林枫、吕正操率领晋绥军区部队一个团,以及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太行、太岳、冀晋区党委也各抽调一批干部开赴东北,执行向东北发展的战略任务。 1947年刘邓大军出太行,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经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太行区抽调1600名干部、8万名民兵民工和太岳区抽调3000余名干部随军参战支前;陈谢集团从晋南豫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新的战略区,太行区抽调1万名民兵民工,太岳区抽调数千名干部和4万名民兵民工随军参战支前。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的普遍深入,广大翻身农民参军热情空前高涨,保证了人民军队兵源的补充和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30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并有百万民兵民工参战支前。 晋西北吕梁解放区成为党中央的战略后方。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实施战略大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将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河北省西柏坡,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组成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于1947年4月11日在晋西北临县成立,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后委机关及转移过来的有3200多人,最多时5500多人。随中央后委在临县的,一度时间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中央后委在临县,作为党中央的三个工作中心之一,在党中央与各战区协调联络、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驻扎一年,于1948年5月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会合,中央后委结束其历史使命。 1947年4月,与中央后委在临县成立同时,刘少奇、率中央工委赴河北省西柏坡路经山西。1948年3月至4月,、、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向河北省城南庄、西柏坡转移时路经山西。在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谈话。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老区及半老区掀起大规模的普遍的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本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并为党领导全国解放区创造了经验。 山西革命老区在血火战争年代锤炼、培养、成长了大批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造就了干部力量中坚,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干部输出基地,有2.5万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仅成建制南下湖南、福建、四川,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就有1.2万人。 (九)山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领袖和将帅工作战斗留下光辉足迹最多的省份之一,山西涌现出众多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左权、、、关向应、、、聂荣臻、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运筹帷幄,挥师作战,忘我工作战斗。初步统计,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全部,10位大将中的9位,1594位上将、中将、少将其中的983位,共1002位都曾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彪炳天地的丰功伟绩。 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革命热土,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众多著名英烈和英模人物。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山西革命英雄谱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射着耀亮的光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山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山西红色文化。 二、山西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传承价值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文化。山西红色文化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无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山西红色文化蕴含了一个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作出最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优秀作用形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突出主题和鲜明主线。山西革命历史表明,在人民的探索奋斗中,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有了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山西人民驱除黑暗、追求光明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路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有党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带领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点燃革命武装斗争星火,山西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希望就一直在。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尤为厚重辉煌的篇章。山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昭示人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人民解放的时代趋势下,谁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谁就能够赢得人心;谁能够切实解决人民大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谁就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谁能够正确指明和代表中国的前途,谁就能够成为未来的旗帜。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战胜利后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便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道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前进,这是历史的逻辑。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山西红色文化揭示的这个大道理教育激励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铭记党恩,坚定不移跟党走。 (二)山西红色文化充分展示了山西革命热土最为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基本内容。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实践,山西造成了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三晋大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登上了坚持抗战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舞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涌向山西,投身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和军队合作抗战,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三晋大地谱写了全民抗战的爱国主义壮丽篇章。山西近现代史表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高度弘扬,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将中华民族素有的爱国主义传统引入科学的轨道,使爱国主义升华发展,第一次发挥出战胜外敌入侵、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巨大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山西抗战中得以最生动最集中的展示,由此山西成为全国注目的地方,成为风云际会、英才汇聚的地方,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冒着战火硝烟奔赴抗日战场,施展报国之志让青春闪光的地方。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之魂,最深沉、最宝贵。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今天,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把爱国家和爱山西统一起来,铭记红色山西历史,以山西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为荣耀为自励,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励精图治,推动山西全面发展,再铸山西新的历史辉煌。 (三)山西红色文化承载着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本质内涵和优秀要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经验及其三个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党的独特优势,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如此等等,这都在党领导的山西革命斗争中、在根据地党的建设中得到具体运用和成功实践。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通过斗争实践总结丰富党的理论,具体完善党的政策,勇于开拓新路。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根据地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造成了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这里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史实: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提出贯彻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还提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给党内造成一定的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的影响,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危害。于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等。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作了口头说明,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介绍了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案和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提出“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随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为优秀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准了以为优秀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成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维护以为优秀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践证明。 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兵源补充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并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制度成果增添了新的实践内容。 因此我们说,党在山西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是山西最大的优势,并留下了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丰富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哪里环境最险恶,哪里斗争最艰苦,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冲在前头,不惜牺牲自己。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与老百姓生死相依、同甘苦共患难,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形成的共产党人精神、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主要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奋斗,为了崇高信仰甘愿奉献一切,在追求理想中实现人生价值,把理想信念作为最大力量支撑;忠实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忠诚于党,在政治上坚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铁的纪律”的观念牢扎心中;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困难面前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坚定必胜信心;艰苦奋斗,吃苦在前,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谦虚谨慎,甘当人民勤务员,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为实现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等等。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内涵极其丰富深刻,需要深入研究总结,为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性修养,提供教育激励和借鉴启迪的强大正能量。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山西弊革风清、富民强省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就是要唤醒历史记忆,把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作为今天教育党员干部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伤根”、“丢魂”,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扎根在哪里、要走向哪里,使山西光荣革命传统和山西革命热土展现的共产党人伟大精神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四)山西红色文化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工作和战斗建树的丰功伟绩,留下的崇高风范,以及革命英烈和英模辈出血染的风采。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显著特色和光辉亮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长期在山西工作战斗,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建立的卓著功绩,他们身上体现的崇高思想道德品质、高尚人格风范永留三晋大地。老一辈革命家在山西这部历史写就的大书,永载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辉煌史册,成为今天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生动教材。 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土地上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像红军东征牺牲在吕梁的刘志丹,山西抗日战场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左权,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的张友清,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等等,就是众多革命英烈的代表。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其中9个英模连队、英雄群体方队中,山西抗战诞生的英雄连队有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4个,从山西抗战走出去的英雄连队和英雄群体有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2个,共为6个。由此看出了山西抗战英雄在全国抗战中的典型代表性。“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一代一代铭记山西革命热土是用英烈英雄鲜血染红的土地,一代一代传颂英雄,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五)山西红色文化孕育了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厚重底色和铿锵旋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用鲜血与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女儿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壮歌响彻大地的吕梁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英勇顽强、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中,山西人民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人民展现了紧跟党走、奋勇拼搏,胸襟远大、竞先前行,甘作基地、支援奉献的精神情怀。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成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山西人民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山西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恒久永续的精神力量。 (六)山西红色文化传承延伸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和“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是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扬发展,突出体现了山西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艰苦创业,不懈奋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歌前进的时代风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寨精神,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西沟从抗战年代在太行山创办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到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艰苦创业,在山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被称为全国农业、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值得在今天结合新的时代实际加以传承弘扬。再从“右玉文化”来看,右玉由解放初的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经过60多年来的治理,成了现在沙丘和荒山绿化,树木成荫、生态良好。右玉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县委、县政府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功在长远久久为功,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有山西特点的时代文化,同样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山西走向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精神财富。 (七)山西红色文化留下了物质文化重要资源。山西红色文化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主要包括重要红色遗址遗迹、重要红色建筑纪念场馆与设施、重要红色历史文物、重要红色文化产品、重要红色文化史料遗存等。我省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根据革命遗址普查,全省现存的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和重大纪念设施共有3400余处,其中包括中共太原支部旧址、武乡王家峪和砖壁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国共合作忻口战役遗址、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临县中央后委所在地旧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高君宇故居、故居、刘胡兰纪念馆、平顺西沟展览馆等100余处在全国有影响的标志性遗址、建筑和设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留下了大量珍贵诗文,是红色文化瑰宝,还有山西革命热土催生的一大批红色文艺文学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有厚重丰富的文献史料遗存,非常珍贵难得。从红色资源区域分布看,形成了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太岳山和大同、太原6个红色文化圈。这笔丰厚的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需要进一步做好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使红色文化物质载体更好起到承载历史、印证历史的作用,更好发挥其精神教育价值和经济发展价值,做大做亮山西红色文化特色品牌,加快红色文化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好推动我省“六大发展”,促进转型发展,打造新的支柱产业这篇大文章。我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红色文化产业的潜在优势巨大,前景广阔。 历史与现在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凝结成的文化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它和新的时代贯通,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山西红色文化给我们增添了历史自信心和历史自豪感。我们要大力弘扬我省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以红色文化感召人、激励人、引领人,凝聚强大正能量,落实省委“五句话”总体要求,山西站在历史性新起点上,迈向弊革风清、富民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试析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内涵及特点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文化。甘肃是红色文化的圣地,红色文化资源遗迹、遗存甚多,内涵丰富,特点突出,是甘肃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探讨和弘扬红色文化的内缊、特质,对甘肃建立华夏文明创新、传承和示范区大有裨益。 [关键词]甘肃;红色文化;文化资源;历史遗存 红色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称。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成立至今所参与和领导的各种为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的所有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以及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包括遗址、遗迹、文物和其所承载的优良传统、革命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物质形态的,如历史资料、遗址遗迹等;一种是非物质形态的,即承载的精神和文化。 一、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 (一)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为优秀的早期中共党组织、党员活动红色文化资源 1925年冬,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 张一悟任支部书记, 钱清泉、宣侠父同志任支部委员, 党员有寿耀南、邱纪明等。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始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在各地的组织;同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要求民族平等、反对军阀压迫的正义斗争。中共甘肃支部成立两年就遭破坏解散,张一悟、宣侠父、王孝锡等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甘肃人民铺出了一条前进的路, 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甘肃恢复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甘肃支部在甘肃的活动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是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南梁政权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 1927年,共产党人王孝锡在庆阳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宁县支部。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庆阳先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庆阳由此成为西北红军的摇篮。1934年11月,以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 (三)以哈达铺、会宁会师和西路军为代表的红军长征红色文化资源 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足迹遍布整个甘肃省。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西路军进军河西等等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对于最后实现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四)以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为代表的抗战红色文化资源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党组织成立。中共一面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党的正确主张,为人民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而鼓呼。另一面,做甘肃省政府各部门上层人士的工作,参与制定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以兰州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遍布甘肃城乡。八办还营救了2000多名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其重返革命队伍,重新投入抗日洪流中去。八办迎送接待了许多往来于陕甘宁边区、新疆和苏联的我党领导人经甘肃境内通达四方。八办还作为中转站将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资运送各地。 (五)以甘南民变为中心的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文化资源 1945年9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恢复,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甘肃工委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中共徽县工委入手,新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组建了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以及宁县直属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地下党的活动遍布于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统区。到1949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下辖地级工委5个,县级工委17个,区工委30个,党支部1300余个,地下党员达到1万6千余人,比194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使党的力量基本上遍布全省各地,工作渗透到各阶层,为迎接甘肃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一)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① (二)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和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在西北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南梁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斗争后期存留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其优秀是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② (三)西路军革命精神 西路军革命精神有其丰富的内涵,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③ 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 (一)革命性 红色文化是在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暴力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为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形成的,因此具有明显的革命性。 (二)创新性 无论是长征在甘肃、西路军西进,还是南梁根据地建设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创新性和变革理念。正是因着这种创新性,中国革命才在危急关头发生重大转折,转危为安。 (三)民族性 红色文化既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自身的烙印。 (四)多样性 甘肃省的红色文化资源众多,目前已调查的遗址有720多处。除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如一些红色歌谣、红色戏曲、红色著作等等。 (五)大众性 红色文化始终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紧密相连的,具有非常强烈的群众意识。它来自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甘肃红色文化中还包含有众多少数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的一贯政策。 四、结语 通过对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及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到,甘肃的红色文化资源数量较大,分布较广。在开发和发掘甘肃红色文化的内涵时,应该以“陕甘宁红色资源区”为中心,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革命圣地”为主题形象。 “长征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南梁精神”这些精神具有跨越时空、撼人心魄、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是推进甘肃科学发展的历史铭鉴和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甘肃军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凝结的优良传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为实现甘肃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三是农民义务工;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二)农民负担成为"负担"的历史阶段 农民负担真正成为农民的"负担"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1994年)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农村的状况进行的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产到户(后来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手段,调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的农民负担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农民负担当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根据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决定》将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中去,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困难更大,难题更多,决非一个"承包"了得。全面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农村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决策层要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放在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上。此后农民负担逐步出现了问题。1985年我国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以及更为庞大的村组组织。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这一"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致使数万个乡镇(即块块)都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增收欲望,都有追求地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此时,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即条条),也都成为既有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 1985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早在1985年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10月下发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速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发;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发。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2.第二个历史时期(1994年--今) 农民负担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乡镇财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从2000年开始,中央在16个省市实现税费改革试点,其目的是通过将税费合一,成为正税,正税之外再无费,以刚性的正税,约束农民只交正税,同时也以刚性的正税约束政府及部门,不能在正税之外另收费。乡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乡村两级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减少了政策外财力,乡村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税费改革止住了乱收费,但是乡村财政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经费危机显现,乡村公共设施投入也捉襟见肘,如何维护农村政权的运转、农民教育的运行,都成了问题。农民负担和农村发展,陷入了困境。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取得减轻负担的后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NextPage] 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①,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NextPage] 三、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价值评估 (一)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 1.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 农村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此时的农民负担低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发展速度很快,农民负担不成为问题。从1983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9.7%。"(孙梅君,1998,P7)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1985年就开始下发《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这对农民负担增长的预防起到了效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1988年至1992年,农民负担在高位上运转,"其间,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递增16.9%,高于前期7.2个百分点;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速度只有9.5%,低于负担增速7.4个百分点。"(孙梅君,1998,P7)其原因是1984年全面推进改革后,城市改革成了中心,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逐步实施,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和工农产品比价复归,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幅回落,使得农民负担性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幅度。这一期间政府把改革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城市改革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城市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这一期间,为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农业的剪刀差,在这一期间比较大,农民的负担由此走向高峰。 1992年至1994年前后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重视农村政策的两年。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农民应该承担的负担,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1993年政府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农民三项负担额出现绝对数额的下降。这两年政府重视了农村问题,农民负担也就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但是,从1994后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农民负担反弹不可避免。1994年农民负担便以高出收入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反弹,1995年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仍在高位运行。反弹的力度越大,党中央和国务院压制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负担又回落。之后,反弹--回落--又反弹,如此反复。农民负担的增长和减轻更替进行,减轻负担的政策在不断地采取、不断地出台。虽然,这些政策对于压制农民负担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从如此频繁地出台政策措施的行为中,看不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政策出台得越频繁,政策的权威也就越下降。 2.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 自1985年以来,政府就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民负担增长的主要源头在政府自身。中共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早的一个文件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指出了,农民负担加重"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又指出:"三乱"的出现,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边各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等方面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由此可见,政府早就看清了农民负担的源头在政府本身,主要来自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就把减轻农民负担的责任交给了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责成其主要党政领导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第一把手负责,立即行动起来,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作出表率。 农民负担增是上级政府,减亦靠上级政府。在增减的博弈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的压力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于下面各个层次政府的压力也就加重,农民负担在总量上就会有所减少。而一旦压力场消失了,减少的负担迅速反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减轻农民负担靠政府自觉是何等脆弱的机制!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断地冒进,问题日益严重,就说明了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问题。在这一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受损的农民一方,处于制度的边缘,农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完成不对等,农民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又缺少利益的表达主体,因此,增负和减负的这种博弈,完成取决于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方。虽说,各级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旦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政府自利的偏好就会显现出来。 3.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 80年初开始实行的农村体制改革,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优秀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体制,当初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分配制度,保留了与相对应的统筹制度。这种统筹制度与土地产权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集体经济事实上不存在了,而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万能体制并未在农村根除,因此,与事实并不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相对应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了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正是因为政府要向乡村实现权力,因此才有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现行的农村提留统筹制度,实际上沿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方式,导致了一些过时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从运行中看,它扰乱了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与废除制度的改革现实相矛盾。它人为地增加了农村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了税、租、费分配关系的紊乱,同时为侵害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负担提供了可能,是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之一。"(马晓河,2002,P17)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分配制度改革被进一步延迟。随后,与集体经济形式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修补和延续原有分配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条例》,就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将原来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以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这一行政法规的主旨是保护农民利益,从正面确定农民的负担应该有哪些,除此以外,为不合法负担。但是,这一法规却从另一个侧面,将农民本不应该有的、适应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的负担合法化。这一条例将直接面向集体经济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堂而皇之地要求农民向集体交纳,而事实上主要向乡镇政府交纳,部分用于村委会这一自治组织的工资。"自从80年代初期,废除了制度以来,在我国大多数农村,乡村作为集体,已经不存在。因此,设立村提留、乡统筹,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超经济强制,变相地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马晓河,2002,P18) 我们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时,经常发现,在有关农民负担项目的博弈中,中央一面清理不合理的项目,一面又得照顾到部门和地方的利益,确立和承认一些项目为合法的,是可以向农民征收的。虽然,确立一些项目,否定一些项目,在短期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新确立的项目却又以非常合法的方式得以存在,当新一轮负担项目上来时,中央又和部门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新的项目又得以固化为合法的负担。如此累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增加,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增加着,重复着"黄宗羲定律"。② 4.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从90年代开始,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出台的频率是极其少见的,所使用词语的严厉程度也是极其少见的。从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就发了14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然而,一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并不以发文件的数量为标准。恰恰相反,对于同一公共事务文件越多,越是降低文件的权威性。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制订多,能全面落实的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项公共政策涉及的面太广,难度太多,远远不是某级政府在某一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二是政策制订后,缺少监管机制,如何落实政策、谁去落实政策缺少必要的组织机构去监管执行者;三是针对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民鲜有表达意见的地方,更缺少让农民监督政策落实的程序。因此,当侵农事件发生,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走并不能怎么解决问题的"上访"一途,或者采用过激的自杀手段,来引起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重视。的确,其中有些政策的确是在涉农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后采取的。但这种血的教训,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推崇的。 (二)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主要措施的评估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积极成果 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向地方政府和部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并采用极为严厉的言词要求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进行清理农民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既代表了国家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因此,每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文件都是农民反对负担增加的重要武器。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站在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后,农民最能支持。这一立足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导着农民保持社会的稳定,虽然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农民采用过激行为,冲击地方政府现象,但是全国农民在负担如此沉重的今天,仍然能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减负政策之后,也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理解。所以说,虽然农民负担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但一问题并未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正是在这种稳定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农村的稳定,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现有成果。 2000年开始在部分省市推行的税费改革,以及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再一次将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摆在农民面前。农民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行的公共政策中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从而对于负担的减轻也具有了信心。农村和农业在农民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农村成了发展最为危险的地方,但是一切都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控制的范围内顺利进行。这是当前最为难得的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好前提。离开了农民支持的一切改革都将成为泡影,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就,也会被国民经济体系的破坏所摧毁。 [NextPage] 2.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不足之处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单兵突进" 一是制订的政策在内容上单一。只顾眼前的负担,不顾与负担相关问题的解决。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两项公共政策是无法实现的,自1985年以来,我们不断减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几乎年年都在减负,而采取的政策只是针对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或部门不要越雷池,如农民劳务重了,就控制劳务;"三乱"多了,就减"三乱";教育集资多了,达标标准高了,就采取措施不准集资和搞达标。采取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应急式的,缺少全盘治本式的改革措施。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全局性宏观公共政策转变,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在第一轮承包制度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更大的制度变迁。 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仅停留在显性负担上,而对于隐性负担政策措施少。"挖农补工"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的,实行至今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的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罗文杰,2002,P53)剪刀差是一种极为隐蔽的农民负担,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了作用,而持续实行,已损害了农业的发展。这一做法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以及农村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继续实施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也与实现全面小康不相称。这一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多,自身增值和积累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农业发展能得到平均利润,在农民已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仍然大量"以工补农",给农民以大量的补助,扶持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入WTO后,我们已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已超过了发达国家,农业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存在了。如果继续采取"挖农被工"政策,损害的不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了。所以说,仅在表面对显性化的农民负担采取"单兵突进"措施,只能救一时,并不能使农业良性发展,显性负担和稳性负担同时减轻才能深入到根子上去。 三是简精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手段单一。乡镇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是一个痼疾,在社会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随着高等级阶层的人口增长,他们要就业,要取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必然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高校毕业生,我国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行业内就业,父辈们在什么行业,子女们一般也是相应的行业。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部享有最优的政治与社会待遇,所以人人想进政府部门,而进入政府设置的门槛在自己人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内部人控制,这样我国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和恶性循环就不能理解了。"(林光彬,2003,P97)乡镇机构和人员要精简绝非如中央机构精简那么容易,中央机构有着大量的下级可以分散人员,也有着巨额的财政支撑,因此,即使改革的成本很高,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减下来。但是乡镇是最基层的组织了,高等级阶层人口的增长及其就业的压力,直接导致乡村财政危机,加速"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惯性、思想惯性和路途依赖在人口增加情况下在当代延续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平等制度下低等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林光彬,2003,P97)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靠减轻负担政策中的一而再地强调,一而再地斥责下级政府的执行不力,是肯定不行的。 (2)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据实征收不可操作 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要求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达指标,不得按人、按田亩平摊。这些规定对于农民来说不应成为负担,但是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在征收过程中,如果要"据实征收"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定要据实征收,那么征收的成本也是惊人的。这是因为,我国农民生产的分散性,乡镇税务机关几乎不可能得到农民生产农业特产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准确的数据,加上乡镇税务机关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如此分散的税源数据。即使能"据实征收",税收机关的征收成本也一定特别大。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这两税以指标的方式下发,因此,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农产区,对于这两税在上面的征收压力下,只能平摊到田亩和人头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3)只给政策的减负措施基层无法持久执行 我国政府在采取减负政策时,时常采取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支持的措施,中央下发文件(乃至行政法规),地方必须执行,但由于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往往由地方政府支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还可支撑,但大多数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减轻农民负担本质上就是减少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再加上要求地方财政支付减负的成本,地方一千个不愿意。虽然中央能在一时采取强制手段,要使减负措施保持长久,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政策下达时,就是地方政府"想对策"应付,乃至欺骗中央之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拓展。"(金太军,2003,P45)当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机构难以顺利运转的时候,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并要求支付改革成本,减负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工资县级财政统管,都是如此。只给政策无资金支持,给基层财政过大的压力。1993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1998年下发《粮食收购条例》,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农业的利益,用政策法规规定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2001年乡村教育系统教师工资没有保障,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乡村教师工资由原来的乡镇财政改为县财政发放,这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工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向农民伸手的问题,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也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县财政发工资并不等于县财政出钱解决乡村教师的工资,县财政强制从乡镇财政划拨出这部分支出。其实,这部门支出还是由乡镇支付,只不过经过县财政转了一下手,成为乡镇财政一项刚性的支出而已,只是乡镇再也不能拖欠师工资了,只好进一步拖欠自己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了,乡镇财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向农民伸手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这些措施忽视了乡镇财政的支撑力,一旦上面的压力减轻了,乡镇政府再向农民伸手,成为百般无赖的选择了。 [NextPage] 四、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的建议 (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1.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源于中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城乡分割的非公共财政体制实现的。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采取工商业(城市)中心,工商业剥夺农业、国有(营)工商业剥夺私营工商业的方式来集中中央的财力。"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下,一旦国家选择以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它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的农业基础型财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工商业相对十分落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掌握农业生产剩余。……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也进一步从最初的流通领域而转向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这一剥夺进一步加深。"(刘志广,2003,P47) 国家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就是采用国家权力置配资源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积极性,但经过几年的工商业的汲取,特别是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发展需要汲取农业的资源,农村政策的使用达到极限,农民负担问题在1985年之后就凸现出来了。因此,就有了1985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首度出台。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乡镇企业到三资企业,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人市场(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共同从农业中汲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农民工),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如此强烈的"抽血",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机会越来越窄。控制"三乱"、稳定正税、税费改革、减轻劳务等等,都没有触及这个根本性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也就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工商业)汲取农业的能力,权力资源为城市改革所运用达到了极限,农业资源的被抽取,也就达到了极限。同时,这一改革还给地方财政,特别乡镇财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乡村财政危机。乡村组织要正常运行,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只有农民,如此一来,任何强制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 2.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公共财政着眼于公共需要,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就必须将广大的农村纳入公共需要角度上的国家财政轨道上来,因此,这就要求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的主体,工商业和农业都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都要得到重视,没有谁是中心,没有谁该为谁作出牺牲。如果说要有所牺牲的话,根据公共需要,由强势群体或强势产业向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作出牺牲。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26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已有较强大的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不再具有时代意义了。尽快将乡村纳入公共管理之中,平等地对待城乡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 长期以来,对待"三农"问题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不管从宪政,还是从人权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宪法所赋予给人的美好的权利,在"三农"问题上看不到,而且这种最大的不平等,50多年来逐步固化为一般规则,使人们日益麻木,无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有人提出归还"三农"应有的权利(权益)时,其阻力可想而知。"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98,P62)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对农民的不平等符合国家利益,但时至今日,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农民利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首先就得解决统一的公平正义的公共财政建立问题。不解决这个大的问题,一切具体的减负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二)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从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发展阶段,人们就能认识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根子在"上面",大多数的农民负担是由各种"上级"以文件方式确立,交由基层去执行的。这些文件往往以刚性的言词,配以"一票否决"的考核标准,强令基层政府去执行。基层政府以及被征收的对象--农民是没有多少发言的余地的。 各种"上级"在下发各种文件的时候,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大的理由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农民奔小康,这些都是农民所需要的,但由谁来实现呢?这就涉及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所有上级政府和部门都认为自己有这个职能,要实现这个职能就需要动用行政手段,让下级去落实,最终由乡镇政府去落实。乡镇政府也抱怨:不是乡镇要收费,是上级要收费。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村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呢?从理论上讲农民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村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提供,正如城里人交了税后,公共产品由城市政府提供一样。城市道路桥梁、学校以及政府的经费从来都没有听说向城里人再征税,因为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国家的事权在乡村是混淆不清的,国家推行的各种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国家在农村管理权的实现,这些成本都是由农民在税外提供的。甚至乡镇政府的经费都是由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本应是国家的义务,现在成了农民的义务,修建校舍都得农民自己掏钱(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下达校舍达标指标)。 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延续了多年的计划体制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权力干预农村生活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本应由国家财政掏钱解决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最终由农民掏腰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负担过重的内在原因了。国家应保障对不同地区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幼保"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国家职能在农村的实现,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要实现在农村的事务,首先就要从财力上做准备,因此,构建乡村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所必须的。应该做到不管是哪一个"上级",如果要在乡村实现管理职能,为乡村提供产品,必须有合理合法的公共财政作支撑,如果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就不应强行在乡村提供超越现实的公共产品。 (三)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1.税费制度变迁 从税费改革的过程来看,影响农民负担的税费在中央不断强制减轻中,顽固地增长着。即使最近几年在一些省市推行的备受关注的税费改革,也"只是对合法税费项目作出对当地政府和集体组织较为有利的硬性规定,不仅无根据地提高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数量,而且把国务院关于农民承担''''三提留五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按5%的上限足额收取,同时,有的地方还在合法的税费之外,加进了其他收费项目。"(中科院,2002,P151)农民税费在不断"减轻"中增长,这一悖论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但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强化,逐步形成了路径依赖,最后,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必须采取交易费用极高的变革。 税费制度的不断改革,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农民负担没有更快地增长,但是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消灭。"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思,2002,P9)推行税费改革的基层政府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农民也不能看到这种改革能带来长久的好处,因此,必须从现有的制度依赖中跳出,进行税费改革制度创新。 税费制度创新应该逐步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税费制度并轨,"世界各国都对农民施加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是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我国却是少数几个向农业征收赋税的国家,农业税费摊到每公顷耕地上,约为100-130美元,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刘志广,2003,P48)长期向农业"抽血"不仅使农业失去了国家竞争力,也使农业的发展成了难题,直接后果是农村的发展危机。因此,税费制度变迁,主要着眼于建立一种规范政府的规制,用硬性的规制确定政府在若干年内逐步实现零税费,直至给予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 2.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 农业税费逐步减少后,最直接的冲击是乡村财政危机加剧。原有的乡村债务本就越积越多,切断向农民伸手补充财政缺口后,乡村的正常运转面临问题。乡村财政危机又威胁着乡村高等级阶层的就业,高等级阶层在乡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因此,税费制度变迁首先就要遭到这一阶层的抵制,历次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公共政策来减轻农民负担都不胜而终,就是由于这一"行动集团"抵制的结果。"制度能否实现创新,便取决于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利益集体的选择。当一项制度安排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又得不到实施时,原因就在于这项制度减少了某一利益集团的收益,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程虹,2000,P154)不管什么样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都会触及这一阶层的利益,虽然制度变迁的对于社会总体来说,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旧制度,但是对于乡村高等级阶层来说,新制度的收益小于旧制度的收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超越这一阶层的新的有力量的阶层(利益集团)出现,制度创新就缺少内生变量。 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在乡村在职能定位,尽量收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万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机构之所以不断扩张并无法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加之乡村太多的国家职能,这种外在推动力,为高等级阶层就业提供了基础。如果政府在诸多方面收手,不去管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再上无管理这些事务的财政支撑,当然就不可能设置不需要的职能部门,什么"七所八站",没有管理职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造成农民的负担。粮食部门、供销社原有的职能减少后没有给农民造成多少负担就是例子。砍掉乡村不需要的部门的管理权力,机构精简和裁员才有可能。这一措施是推动高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 二是变革等级社会为公民社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实现宪政民主。"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2001,P61)财富和收入无法做到平等,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力,既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权力地位和领导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向农民开放,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当农民能够决定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时,农民集团的自有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有可能抵制高等级阶层的侵权。农民阶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是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靠政府的自觉,是难以解决政府机构精简问题的。 3.乡村自治制度变迁 "农民负担的实质,是在对农村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反映。而过重的农民负担,则反映了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对三者之间利益进行调节的各种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因此,探寻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应从制度性因素着手进行研究。"(杨军,1995,P1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惯性,强政府的职能还需要在乡村推行,国家参与农村剩余产品的分配也需要一个组织去落实,非私有的土地产权也需要附着于某一经济体上,因此,从制度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的延续也就可以探究农民负担的根源。 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的组织,特别是政府权力向村落延伸的组织,这就出现了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缺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了。而现存的体制内能体现农民经济组织体的机构,那就只有村民自治组织了。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太强的政治性--既代表国家利益,又代表村民利益--影响着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只有对村民自治组织进行制度变迁才能达到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出现。 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村民民主的基础并不太厚实的基础上,由政府提供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在设计这种制度时带有较强烈的"统治者的偏好","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林毅夫,2003,P392)所以,在执行村民组织法时,村民自治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是原有"大队"的替代,也是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替代,虽然村委会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能力。村委会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决定和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税费中许多名目,虽说是借用村委会集体的名义收取,但由于村委会永远也无法真正完成刚性的上级"计算"出来的税费,因此,以集体名义提留的有限的费用,实际上都已上交了。有限的返还,大多不够村委会成员的劳务,更不用说提供公共产品。一旦国家又以各种美好的"愿景",要求乡村发展某某时,从农民手上夺取几乎少得可怜的分配剩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新的制度安排,应该让村民实现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有限的政治(民主)上的,更应是经济上的自治。乡村公共产品应由农民自己说了算,由村民自治组织去执行。乡村公共产品大多是农民自己的事,除了国家应该付钱去办的(如教育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应由农民自己决定,也就是说乡村的发展权,应由农民把握,政府只有指导权,没有强行推行的所谓"逼民致富"的权力,因为农民并未赋予政府这种权力。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根本性的问题。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农民拥有乡村自主发展的权力,那么有了经济利益的自治就更能吸引农民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参与,这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乡村良性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经济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构建和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结合北部湾经济区高技能人才就业的特点,分析了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人事政策和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等公共政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来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部湾高技能人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2008年1月14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北部湾经济区(以下简称:“北部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北部湾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组成。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面临着来自东盟地区和国内各省份竞相发展的竞争压力。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今后8年是北部湾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加强区域人才开发与合作,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等,它缘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新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新公共管理注重“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强调绩效导向,即以经济、效率、效果三大变量来对绩效进行测量与评估。在公共服务方面倡导市场导向,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实绩为依据进行管理。 社会是政府的来源,服务社会是政府的职责和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等理念,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合理发展趋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指导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确立行政服务的理念,整合各方利益,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市场还无力全面负责公共性很强的活动,政府仍需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培养市场力量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管理,使市场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以便承担更多、更重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要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 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北部湾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政策、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二、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北部湾经济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目前北部湾的人才队伍现状和人才资源开发工作无法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加快开放开发的需要,无法适应推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需要,无法支撑起区域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北部湾在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和铝加工、粮油食品加工、海洋产业、高技术、物流和现代服务业等九大重点发展的产业对相关人才需求较大。而发展沿海工业需要的技能人才等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北部湾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随着北部湾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对外开放合作等,区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转型,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先进技术的大量应用和先进设备的大量更新,必将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以及人才的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北部湾区域内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软环境有待完善 北部湾的许多企业依然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的用人观念,企业招聘往往起点就是本科,甚至是硕士、博士,也不管是否真正需要。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盲目追求高学历造成的能级错位和人才浪费现象。而学历层次为大专及以下层次的高技能人才,依然遭受着“弱势文凭”的社会歧视,存在就业机会少和就业层次低的现状。 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对高技能人才明显不利,仍然沿用老标准,将人才的定义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而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高技能人才,却因为学历和职称这两道“硬门槛”,被摒弃在“人才队伍”之外。许多地方为管理、技术研发人才提供好的待遇,却忽视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被作为普通劳动力,劳动者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比较普遍。具体表现为;(1)试用期长,试用期工资低;(2)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或合同形式化;(3)工资增长缓慢,且存在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4)劳动时间被随意延长,加班无报酬或少报酬;(5)社会福利和保险无着落,就业不稳定。(6)违规收取就业押金等费用。这些现象虽然不是北部湾所独有,但在实际上阻碍了高技能人才的发展。 三、公共政策对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影响分析及对策 1.产业政策的影响分析 产业政策是国家从宏观角度调整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以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区域内掌握新技术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 产业结构调整蕴藏着大量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扩大广西就业的主要出路,而且广西第三产业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具有潜在优势,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促进与保障是必要的。应该利用北部湾建设和发展这一契机,把握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配套体系的完善等途径,最大程度的拓展高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 2.财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财税政策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促进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市场机制失灵并存,要求财政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合理分工,相互配合,以实现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财税政策可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保证资源最优配置,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财税政策可以做到:(1)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的协调比例,相应地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2)调整经济结构。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以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3)直接扩大就业需求。体现在:一是鼓励自主创业;二是鼓励企业雇佣人才。 3.人事政策的影响分析 通过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和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人才的权责利,可以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行单位控制和宏观管理。强化立法约束和政策引导,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和服务体系,可以为高技能人才提供配套的就业服务。 政策因素对人才作用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或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出来。人才为了追求才能的发挥和事业的成功,就必然产生向政策宽松地区流动的愿望。 4.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分析 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未能深入人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被一些企业看作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抵制。一些企业存在拖欠工资、加班不给报酬、不签劳动合同等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以经济效益差、社保负担重为借口,采取瞒、漏报甚至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上存在法律“盲区”,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有些地方全员参与招商引资,劳动执法部门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履行法定的职责,甚至以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利益为由对一些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包庇纵容,对劳动者维权的请求置之不理。 四、总结与建议——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1.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 (1)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调整。重点培育和发展兼备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增长点的行业,发掘优势产业、朝阳产业的潜力。大力开发优势资源,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关联度高、就业带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的、与东盟互补的新优势产业,努力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2)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挖掘就业潜能,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尽可能拓展新的就业领域,从这两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包括:①改造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变;②大力发展房地产等关联度大、拉动性强的行业;③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带动与旅游业相关产业;④积极发展会展服务业等新兴产业。 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 (1)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预算中设置“高技能人才就业补助”科目,从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增加财政投入,建立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种培训机构,加强劳动者就业与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2)促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支出,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区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对弱势产业实施合理保护,创造就业机会并实施积极的救助,适当调节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4)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如采用对高技能人才创办企业和企业雇佣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的方式。政府要按照促进高技能人才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为目标,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 3.改革人事制度促进高技能人才发展 (1)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高职人才的社会地位。高技能人才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树立系统的战略思想。要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要求,制定分类分层的人才评价系列、考核评价标准;评价重在业内、市场或社会认可,坚持实践检验人才,形成包括群众、专家、市场和技术等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 (2)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人才培养近期与长远目标、重点与全局发展、自主培养与吸引凝聚人才模式的关系,完善并规范企事业单位科学设岗、竞聘上岗、以岗定酬、合同管理等环节,规范公开招聘制度和辞聘解聘制度,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促进企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4.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才发展 (1)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使其真正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加强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监管,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权益。 (2)尝试建立对高技能人才就业实施特别保护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促进就业和劳动保护的立法。比如德国实施的《强迫职业实习教育法》和《工业法典》等法律,鼓励企业雇用技能人才并参与培养;《企业基本法》和《职业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对技能型劳动者的权益加以规范和保护。 (3)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单位各类高技能人才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障,依法推行人才全员参保制度,确实维护高技能人才的合法权益。 (4)建立职工凭技能、凭职业资格得到使用提升,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的待遇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在薪酬中考虑技能贡献的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与其他人才在工资福利方面享受同等待遇的做法;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由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津贴等鼓励政策。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监督分析论文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地位不高,缺乏监督权力 要监督,就必须由监督权力。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现着监督权对执行权的制约。监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主体的地位、权能。但从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监督主体由于自身的依附性而缺乏制约力度,导致监督乏力。在行政系统内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制约。虽然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对本级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但是,由于受同级政府人事、财政等的制约,在实际监督中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独立性。在行政系统外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权的各级人大实际上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突出体现在监督方面的法规不健全,力度不够;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尚未真正体现人大的监督作用。[2] (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功能不全,缺乏监督合力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监督功能。但是监督功能不全,导致它们没有有机结合、密切配合,没有能够整合监督资源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实效,体现多元监督的优势:⑴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在监督的多元主体中处于优秀地位,对广大党员同志,尤其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领导和约束的作用,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监督作用的范围和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通过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实行监督,并不能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监督。⑵立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在理论上应该是最有效地、最权威的。但实际上,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单一,程序不完善,通常仅限于执法检查、质询等。”[3]因为人大既不同于行政机关行又不同于司法机关,它既没有调查取证的权力,也无直接处理案件的权力,这样就很明显地削弱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效能,也无法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关的权威性。⑶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公共政策执行,关乎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则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监督申诉对象,因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诉讼。这样显然不利于行政诉讼的完善,不利于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⑷其他各种社会监督。在我国主要包括政协、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等。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他们享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权力,诸如举报、信访、舆论批评等。并且舆论媒体的最大优点是社会影响力大、效果显著,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改不了“民间”的性质和定位,没有“官方”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供他们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用的空间也很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效率。 综上所述,不管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在发挥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能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相互之间不能有机的融合,出现“弱监”、“虚监”则是必然表现了。 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责任最通常、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与某个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4]责任的明确是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必要前提。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则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就没有保障。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没有责任的监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反腐败是否坚决有效,与这个地区或者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态度和责任心有着很大的关系”,“少数领导干部责任观念淡薄,由于制度不完善,除了问题追究不到个人”。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免职;2004年4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亲自听取监察部关于中石油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东百商厦特大火灾3起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4月底,国务院又先后责成严查江苏“铁本”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案等,包括常州市委书记、安徽阜阳市市长等2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党纪政纪的严肃处分。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还是有着不相容的地方。作为一种监督方式,“问责制”实施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因为科学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的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而这则有待于更深入的制度改革。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对公共政策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公共政策项目,“问责制”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 (一)“问责制”中权责不清、主体缺位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监督主体不知道向谁问责,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是一种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给人的印象比较模糊,很难具体的界定这个“责任”。 “问责制”的主体是谁?结合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问责”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民行使问责权,“问责制”应该是一整套完整的责任体系,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监督关系。因为在这种问责的监督体制中,人民群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再追究各级政府中行使公共政策执行权的公务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监督互动。但是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往往是下级因失误影响了政策执行而被上级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人民群众的“问责”而辞职,造成了“问责”主体无权问责而缺位的局面。 (二)“问责制”定位不清 作为行政责任领域内的一个新术语,“问责”的定位到目前还不清楚。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问责”并不是行政处分的一种,在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它明确界定。所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式,“问责”还是模糊的,界定不清的。在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问责”的实际操作还缺乏可行性。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三是农民义务工;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二)农民负担成为"负担"的历史阶段 农民负担真正成为农民的"负担"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1994年)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农村的状况进行的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产到户(后来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手段,调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的农民负担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农民负担当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根据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决定》将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中去,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困难更大,难题更多,决非一个"承包"了得。全面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农村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决策层要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放在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上。此后农民负担逐步出现了问题。1985年我国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以及更为庞大的村组组织。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这一"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致使数万个乡镇(即块块)都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增收欲望,都有追求地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此时,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即条条),也都成为既有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 1985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早在1985年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10月下发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速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发;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发。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2.第二个历史时期(1994年--今) 农民负担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乡镇财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从2000年开始,中央在16个省市实现税费改革试点,其目的是通过将税费合一,成为正税,正税之外再无费,以刚性的正税,约束农民只交正税,同时也以刚性的正税约束政府及部门,不能在正税之外另收费。乡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乡村两级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减少了政策外财力,乡村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税费改革止住了乱收费,但是乡村财政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经费危机显现,乡村公共设施投入也捉襟见肘,如何维护农村政权的运转、农民教育的运行,都成了问题。农民负担和农村发展,陷入了困境。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取得减轻负担的后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①,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三、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价值评估 (一)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 1.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 农村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此时的农民负担低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发展速度很快,农民负担不成为问题。从1983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9.7%。"(孙梅君,1998,P7)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1985年就开始下发《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这对农民负担增长的预防起到了效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1988年至1992年,农民负担在高位上运转,"其间,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递增16.9%,高于前期7.2个百分点;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速度只有9.5%,低于负担增速7.4个百分点。"(孙梅君,1998,P7)其原因是1984年全面推进改革后,城市改革成了中心,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逐步实施,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和工农产品比价复归,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幅回落,使得农民负担性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幅度。这一期间政府把改革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城市改革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城市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这一期间,为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农业的剪刀差,在这一期间比较大,农民的负担由此走向高峰。 1992年至1994年前后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重视农村政策的两年。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农民应该承担的负担,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1993年政府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农民三项负担额出现绝对数额的下降。这两年政府重视了农村问题,农民负担也就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但是,从1994后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农民负担反弹不可避免。1994年农民负担便以高出收入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反弹,1995年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仍在高位运行。反弹的力度越大,党中央和国务院压制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负担又回落。之后,反弹--回落--又反弹,如此反复。农民负担的增长和减轻更替进行,减轻负担的政策在不断地采取、不断地出台。虽然,这些政策对于压制农民负担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从如此频繁地出台政策措施的行为中,看不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政策出台得越频繁,政策的权威也就越下降。 2.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 自1985年以来,政府就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民负担增长的主要源头在政府自身。中共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早的一个文件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指出了,农民负担加重"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又指出:"三乱"的出现,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边各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等方面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由此可见,政府早就看清了农民负担的源头在政府本身,主要来自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就把减轻农民负担的责任交给了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责成其主要党政领导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第一把手负责,立即行动起来,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作出表率。 农民负担增是上级政府,减亦靠上级政府。在增减的博弈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的压力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于下面各个层次政府的压力也就加重,农民负担在总量上就会有所减少。而一旦压力场消失了,减少的负担迅速反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减轻农民负担靠政府自觉是何等脆弱的机制!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断地冒进,问题日益严重,就说明了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问题。在这一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受损的农民一方,处于制度的边缘,农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完成不对等,农民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又缺少利益的表达主体,因此,增负和减负的这种博弈,完成取决于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方。虽说,各级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旦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政府自利的偏好就会显现出来。 3.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 80年初开始实行的农村体制改革,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优秀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体制,当初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分配制度,保留了与相对应的统筹制度。这种统筹制度与土地产权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集体经济事实上不存在了,而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万能体制并未在农村根除,因此,与事实并不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相对应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了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正是因为政府要向乡村实现权力,因此才有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现行的农村提留统筹制度,实际上沿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方式,导致了一些过时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从运行中看,它扰乱了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与废除制度的改革现实相矛盾。它人为地增加了农村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了税、租、费分配关系的紊乱,同时为侵害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负担提供了可能,是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之一。"(马晓河,2002,P17)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分配制度改革被进一步延迟。随后,与集体经济形式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修补和延续原有分配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条例》,就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将原来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以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这一行政法规的主旨是保护农民利益,从正面确定农民的负担应该有哪些,除此以外,为不合法负担。但是,这一法规却从另一个侧面,将农民本不应该有的、适应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的负担合法化。这一条例将直接面向集体经济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堂而皇之地要求农民向集体交纳,而事实上主要向乡镇政府交纳,部分用于村委会这一自治组织的工资。"自从80年代初期,废除了制度以来,在我国大多数农村,乡村作为集体,已经不存在。因此,设立村提留、乡统筹,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超经济强制,变相地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马晓河,2002,P18) 我们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时,经常发现,在有关农民负担项目的博弈中,中央一面清理不合理的项目,一面又得照顾到部门和地方的利益,确立和承认一些项目为合法的,是可以向农民征收的。虽然,确立一些项目,否定一些项目,在短期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新确立的项目却又以非常合法的方式得以存在,当新一轮负担项目上来时,中央又和部门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新的项目又得以固化为合法的负担。如此累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增加,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增加着,重复着"黄宗羲定律"。② 4.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从90年代开始,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出台的频率是极其少见的,所使用词语的严厉程度也是极其少见的。从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就发了14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然而,一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并不以发文件的数量为标准。恰恰相反,对于同一公共事务文件越多,越是降低文件的权威性。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制订多,能全面落实的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项公共政策涉及的面太广,难度太多,远远不是某级政府在某一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二是政策制订后,缺少监管机制,如何落实政策、谁去落实政策缺少必要的组织机构去监管执行者;三是针对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民鲜有表达意见的地方,更缺少让农民监督政策落实的程序。因此,当侵农事件发生,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走并不能怎么解决问题的"上访"一途,或者采用过激的自杀手段,来引起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重视。的确,其中有些政策的确是在涉农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后采取的。但这种血的教训,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推崇的。 (二)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主要措施的评估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积极成果 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向地方政府和部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并采用极为严厉的言词要求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进行清理农民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既代表了国家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因此,每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文件都是农民反对负担增加的重要武器。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站在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后,农民最能支持。这一立足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导着农民保持社会的稳定,虽然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农民采用过激行为,冲击地方政府现象,但是全国农民在负担如此沉重的今天,仍然能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减负政策之后,也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理解。所以说,虽然农民负担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但一问题并未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正是在这种稳定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农村的稳定,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现有成果。 2000年开始在部分省市推行的税费改革,以及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再一次将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摆在农民面前。农民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行的公共政策中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从而对于负担的减轻也具有了信心。农村和农业在农民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农村成了发展最为危险的地方,但是一切都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控制的范围内顺利进行。这是当前最为难得的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好前提。离开了农民支持的一切改革都将成为泡影,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就,也会被国民经济体系的破坏所摧毁。 2.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不足之处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单兵突进" 一是制订的政策在内容上单一。只顾眼前的负担,不顾与负担相关问题的解决。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两项公共政策是无法实现的,自1985年以来,我们不断减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几乎年年都在减负,而采取的政策只是针对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或部门不要越雷池,如农民劳务重了,就控制劳务;"三乱"多了,就减"三乱";教育集资多了,达标标准高了,就采取措施不准集资和搞达标。采取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应急式的,缺少全盘治本式的改革措施。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全局性宏观公共政策转变,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在第一轮承包制度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更大的制度变迁。 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仅停留在显性负担上,而对于隐性负担政策措施少。"挖农补工"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的,实行至今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的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罗文杰,2002,P53)剪刀差是一种极为隐蔽的农民负担,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了作用,而持续实行,已损害了农业的发展。这一做法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以及农村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继续实施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也与实现全面小康不相称。这一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多,自身增值和积累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农业发展能得到平均利润,在农民已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仍然大量"以工补农",给农民以大量的补助,扶持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入WTO后,我们已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已超过了发达国家,农业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存在了。如果继续采取"挖农被工"政策,损害的不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了。所以说,仅在表面对显性化的农民负担采取"单兵突进"措施,只能救一时,并不能使农业良性发展,显性负担和稳性负担同时减轻才能深入到根子上去。 三是简精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手段单一。乡镇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是一个痼疾,在社会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随着高等级阶层的人口增长,他们要就业,要取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必然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高校毕业生,我国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行业内就业,父辈们在什么行业,子女们一般也是相应的行业。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部享有最优的政治与社会待遇,所以人人想进政府部门,而进入政府设置的门槛在自己人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内部人控制,这样我国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和恶性循环就不能理解了。"(林光彬,2003,P97)乡镇机构和人员要精简绝非如中央机构精简那么容易,中央机构有着大量的下级可以分散人员,也有着巨额的财政支撑,因此,即使改革的成本很高,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减下来。但是乡镇是最基层的组织了,高等级阶层人口的增长及其就业的压力,直接导致乡村财政危机,加速"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惯性、思想惯性和路途依赖在人口增加情况下在当代延续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平等制度下低等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林光彬,2003,P97)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靠减轻负担政策中的一而再地强调,一而再地斥责下级政府的执行不力,是肯定不行的。 (2)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据实征收不可操作 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要求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达指标,不得按人、按田亩平摊。这些规定对于农民来说不应成为负担,但是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在征收过程中,如果要"据实征收"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定要据实征收,那么征收的成本也是惊人的。这是因为,我国农民生产的分散性,乡镇税务机关几乎不可能得到农民生产农业特产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准确的数据,加上乡镇税务机关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如此分散的税源数据。即使能"据实征收",税收机关的征收成本也一定特别大。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这两税以指标的方式下发,因此,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农产区,对于这两税在上面的征收压力下,只能平摊到田亩和人头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3)只给政策的减负措施基层无法持久执行 我国政府在采取减负政策时,时常采取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支持的措施,中央下发文件(乃至行政法规),地方必须执行,但由于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往往由地方政府支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还可支撑,但大多数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减轻农民负担本质上就是减少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再加上要求地方财政支付减负的成本,地方一千个不愿意。虽然中央能在一时采取强制手段,要使减负措施保持长久,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政策下达时,就是地方政府"想对策"应付,乃至欺骗中央之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拓展。"(金太军,2003,P45)当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机构难以顺利运转的时候,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并要求支付改革成本,减负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工资县级财政统管,都是如此。只给政策无资金支持,给基层财政过大的压力。1993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1998年下发《粮食收购条例》,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农业的利益,用政策法规规定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2001年乡村教育系统教师工资没有保障,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乡村教师工资由原来的乡镇财政改为县财政发放,这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工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向农民伸手的问题,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也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县财政发工资并不等于县财政出钱解决乡村教师的工资,县财政强制从乡镇财政划拨出这部分支出。其实,这部门支出还是由乡镇支付,只不过经过县财政转了一下手,成为乡镇财政一项刚性的支出而已,只是乡镇再也不能拖欠师工资了,只好进一步拖欠自己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了,乡镇财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向农民伸手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这些措施忽视了乡镇财政的支撑力,一旦上面的压力减轻了,乡镇政府再向农民伸手,成为百般无赖的选择了。 四、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的建议 (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1.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源于中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城乡分割的非公共财政体制实现的。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采取工商业(城市)中心,工商业剥夺农业、国有(营)工商业剥夺私营工商业的方式来集中中央的财力。"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下,一旦国家选择以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它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的农业基础型财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工商业相对十分落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掌握农业生产剩余。……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也进一步从最初的流通领域而转向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这一剥夺进一步加深。"(刘志广,2003,P47) 国家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就是采用国家权力置配资源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积极性,但经过几年的工商业的汲取,特别是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发展需要汲取农业的资源,农村政策的使用达到极限,农民负担问题在1985年之后就凸现出来了。因此,就有了1985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首度出台。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乡镇企业到三资企业,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人市场(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共同从农业中汲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农民工),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如此强烈的"抽血",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机会越来越窄。控制"三乱"、稳定正税、税费改革、减轻劳务等等,都没有触及这个根本性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也就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工商业)汲取农业的能力,权力资源为城市改革所运用达到了极限,农业资源的被抽取,也就达到了极限。同时,这一改革还给地方财政,特别乡镇财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乡村财政危机。乡村组织要正常运行,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只有农民,如此一来,任何强制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 2.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公共财政着眼于公共需要,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就必须将广大的农村纳入公共需要角度上的国家财政轨道上来,因此,这就要求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的主体,工商业和农业都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都要得到重视,没有谁是中心,没有谁该为谁作出牺牲。如果说要有所牺牲的话,根据公共需要,由强势群体或强势产业向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作出牺牲。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26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已有较强大的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不再具有时代意义了。尽快将乡村纳入公共管理之中,平等地对待城乡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 长期以来,对待"三农"问题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不管从宪政,还是从人权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宪法所赋予给人的美好的权利,在"三农"问题上看不到,而且这种最大的不平等,50多年来逐步固化为一般规则,使人们日益麻木,无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有人提出归还"三农"应有的权利(权益)时,其阻力可想而知。"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98,P62)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对农民的不平等符合国家利益,但时至今日,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农民利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首先就得解决统一的公平正义的公共财政建立问题。不解决这个大的问题,一切具体的减负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二)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从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发展阶段,人们就能认识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根子在"上面",大多数的农民负担是由各种"上级"以文件方式确立,交由基层去执行的。这些文件往往以刚性的言词,配以"一票否决"的考核标准,强令基层政府去执行。基层政府以及被征收的对象--农民是没有多少发言的余地的。 各种"上级"在下发各种文件的时候,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大的理由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农民奔小康,这些都是农民所需要的,但由谁来实现呢?这就涉及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所有上级政府和部门都认为自己有这个职能,要实现这个职能就需要动用行政手段,让下级去落实,最终由乡镇政府去落实。乡镇政府也抱怨:不是乡镇要收费,是上级要收费。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村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呢?从理论上讲农民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村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提供,正如城里人交了税后,公共产品由城市政府提供一样。城市道路桥梁、学校以及政府的经费从来都没有听说向城里人再征税,因为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国家的事权在乡村是混淆不清的,国家推行的各种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国家在农村管理权的实现,这些成本都是由农民在税外提供的。甚至乡镇政府的经费都是由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本应是国家的义务,现在成了农民的义务,修建校舍都得农民自己掏钱(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下达校舍达标指标)。 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延续了多年的计划体制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权力干预农村生活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本应由国家财政掏钱解决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最终由农民掏腰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负担过重的内在原因了。国家应保障对不同地区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幼保"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国家职能在农村的实现,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要实现在农村的事务,首先就要从财力上做准备,因此,构建乡村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所必须的。应该做到不管是哪一个"上级",如果要在乡村实现管理职能,为乡村提供产品,必须有合理合法的公共财政作支撑,如果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就不应强行在乡村提供超越现实的公共产品。 (三)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1.税费制度变迁 从税费改革的过程来看,影响农民负担的税费在中央不断强制减轻中,顽固地增长着。即使最近几年在一些省市推行的备受关注的税费改革,也"只是对合法税费项目作出对当地政府和集体组织较为有利的硬性规定,不仅无根据地提高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数量,而且把国务院关于农民承担''''三提留五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按5%的上限足额收取,同时,有的地方还在合法的税费之外,加进了其他收费项目。"(中科院,2002,P151)农民税费在不断"减轻"中增长,这一悖论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但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强化,逐步形成了路径依赖,最后,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必须采取交易费用极高的变革。 税费制度的不断改革,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农民负担没有更快地增长,但是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消灭。"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思,2002,P9)推行税费改革的基层政府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农民也不能看到这种改革能带来长久的好处,因此,必须从现有的制度依赖中跳出,进行税费改革制度创新。 税费制度创新应该逐步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税费制度并轨,"世界各国都对农民施加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是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我国却是少数几个向农业征收赋税的国家,农业税费摊到每公顷耕地上,约为100-130美元,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刘志广,2003,P48)长期向农业"抽血"不仅使农业失去了国家竞争力,也使农业的发展成了难题,直接后果是农村的发展危机。因此,税费制度变迁,主要着眼于建立一种规范政府的规制,用硬性的规制确定政府在若干年内逐步实现零税费,直至给予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 2.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 农业税费逐步减少后,最直接的冲击是乡村财政危机加剧。原有的乡村债务本就越积越多,切断向农民伸手补充财政缺口后,乡村的正常运转面临问题。乡村财政危机又威胁着乡村高等级阶层的就业,高等级阶层在乡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因此,税费制度变迁首先就要遭到这一阶层的抵制,历次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公共政策来减轻农民负担都不胜而终,就是由于这一"行动集团"抵制的结果。"制度能否实现创新,便取决于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利益集体的选择。当一项制度安排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又得不到实施时,原因就在于这项制度减少了某一利益集团的收益,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程虹,2000,P154)不管什么样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都会触及这一阶层的利益,虽然制度变迁的对于社会总体来说,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旧制度,但是对于乡村高等级阶层来说,新制度的收益小于旧制度的收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超越这一阶层的新的有力量的阶层(利益集团)出现,制度创新就缺少内生变量。 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在乡村在职能定位,尽量收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万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机构之所以不断扩张并无法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加之乡村太多的国家职能,这种外在推动力,为高等级阶层就业提供了基础。如果政府在诸多方面收手,不去管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再上无管理这些事务的财政支撑,当然就不可能设置不需要的职能部门,什么"七所八站",没有管理职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造成农民的负担。粮食部门、供销社原有的职能减少后没有给农民造成多少负担就是例子。砍掉乡村不需要的部门的管理权力,机构精简和裁员才有可能。这一措施是推动高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 二是变革等级社会为公民社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实现宪政民主。"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2001,P61)财富和收入无法做到平等,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力,既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权力地位和领导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向农民开放,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当农民能够决定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时,农民集团的自有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有可能抵制高等级阶层的侵权。农民阶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是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靠政府的自觉,是难以解决政府机构精简问题的。 3.乡村自治制度变迁 "农民负担的实质,是在对农村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反映。而过重的农民负担,则反映了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对三者之间利益进行调节的各种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因此,探寻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应从制度性因素着手进行研究。"(杨军,1995,P1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惯性,强政府的职能还需要在乡村推行,国家参与农村剩余产品的分配也需要一个组织去落实,非私有的土地产权也需要附着于某一经济体上,因此,从制度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的延续也就可以探究农民负担的根源。 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的组织,特别是政府权力向村落延伸的组织,这就出现了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缺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了。而现存的体制内能体现农民经济组织体的机构,那就只有村民自治组织了。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太强的政治性--既代表国家利益,又代表村民利益--影响着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只有对村民自治组织进行制度变迁才能达到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出现。 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村民民主的基础并不太厚实的基础上,由政府提供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在设计这种制度时带有较强烈的"统治者的偏好","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林毅夫,2003,P392)所以,在执行村民组织法时,村民自治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是原有"大队"的替代,也是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替代,虽然村委会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能力。村委会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决定和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税费中许多名目,虽说是借用村委会集体的名义收取,但由于村委会永远也无法真正完成刚性的上级"计算"出来的税费,因此,以集体名义提留的有限的费用,实际上都已上交了。有限的返还,大多不够村委会成员的劳务,更不用说提供公共产品。一旦国家又以各种美好的"愿景",要求乡村发展某某时,从农民手上夺取几乎少得可怜的分配剩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新的制度安排,应该让村民实现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有限的政治(民主)上的,更应是经济上的自治。乡村公共产品应由农民自己说了算,由村民自治组织去执行。乡村公共产品大多是农民自己的事,除了国家应该付钱去办的(如教育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应由农民自己决定,也就是说乡村的发展权,应由农民把握,政府只有指导权,没有强行推行的所谓"逼民致富"的权力,因为农民并未赋予政府这种权力。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根本性的问题。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农民拥有乡村自主发展的权力,那么有了经济利益的自治就更能吸引农民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参与,这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乡村良性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 注释: ①最早使用"三乱"名称的正式文献是1990年6月5日,国家教委下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成人教育治理整顿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称"乱办学、乱收费、乱发文凭"为"三乱"。农村问题的"三乱"最早出现在199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 ②"黄宗羲定律"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2000年11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论文中首先概括出的。黄宗羲研究自秦以来整个中国农村的税制变化,认为每次税改都是在农民对苛捐杂税不堪忍受的时候施行的,砍掉一些杂税并入正税,农民名义税收增加但实际税负减轻;然后在下一轮,官府觉得正税不够用了,又开始加杂税;加到一定程度又觉得农民负担太重,于是又砍掉一些杂税并入正税,如此反复。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原则论文 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 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 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公共政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成果,公共政策学是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科际整合”的产物。它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所诞生的理论产品,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技术科学日益交融的知识结晶,是当代科学丛林中的一朵绚丽奇皅。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科学性、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全新的、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的理论支撑、学科场域、知识生态、研究方法、思维范式。本文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逻辑出发,主要探讨建构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支撑与研究路径。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优秀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来。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关键词: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价值评估;公共财政;制度变迁 当前,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开始,不断采取公共政策调整农民负担,尽可能地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稳步攀升,问题越积越多,这就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成效。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从低效方面出现路径依赖,就需要对这项公共政策进行初始制度分析。 一、农民负担与农民负担成为"问题"的历史背景 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必先认识农民负担内涵及形成农民负担问题的历史背景。 (一)农民负担的内涵界定 "农民负担"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负担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为了"问题"。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三是农民义务工;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二)农民负担成为"负担"的历史阶段 农民负担真正成为农民的"负担"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1.第一个历史时期(1978--1994年) 从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农村的状况进行的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产到户(后来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手段,调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的农民负担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农民负担当然就不会成为"问题"了。 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就是在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的。根据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决定》将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中去,全面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困难更大,难题更多,决非一个"承包"了得。全面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农村改革不再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决策层要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放在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上。此后农民负担逐步出现了问题。1985年我国农村完成了"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国家建立起了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以及更为庞大的村组组织。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这一"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致使数万个乡镇(即块块)都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增收欲望,都有追求地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要求;此时,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即条条),也都成为既有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 1985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出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早在1985年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5年10月下发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速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发;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发;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发。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2.第二个历史时期(1994年--今) 农民负担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乡镇财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从2000年开始,中央在16个省市实现税费改革试点,其目的是通过将税费合一,成为正税,正税之外再无费,以刚性的正税,约束农民只交正税,同时也以刚性的正税约束政府及部门,不能在正税之外另收费。乡村税费改革一方面减少了乡村两级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另一方面减少了政策外财力,乡村财政收入迅速减少。税费改革止住了乱收费,但是乡村财政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乡村教育经费危机显现,乡村公共设施投入也捉襟见肘,如何维护农村政权的运转、农民教育的运行,都成了问题。农民负担和农村发展,陷入了困境。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减轻农民负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能否取得减轻负担的后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 1.控制"三乱" 俗话说"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 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这一《通知》的目的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①,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1990年2月3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农民合理负担的项目和使用范围,并明确规定农民负担的比例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这就为农民负担定了一个"高压线",所有的摊派、收费和集资都不得触这一"高压线"。同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首次概括出农业"三乱"这一名词,并使用了极为严厉的词语要求自觉防止和抵制"三乱"的滋生和发展。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将农民负担通过《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国务院用法规的形式正面确立了农民应该交的费用,也就从正面排除了非此收费就为"三乱"。这就给农民确定和抵制"三乱"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规定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强调有的地方"三乱"禁而不止,并且通过虚报农民收入超限额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因此要坚决把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全面控制在国家规定的限额之内,严禁面向农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涨价、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取消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达标升级活动。之后,又有中共中央1998年10月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一再提出制止"三乱"。 2000年中央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即并费入税,税外无费。全面禁止一切税外之费。再一次从正面界定该收的,其余都是不该收的。 2.稳定正税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三种主要的"正税",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定。农业税从58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94年从农业税中分离出农业特产税,并开征了农田上的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也要求据实征收。从各地政策执行情况来看,正税基本上是稳定的,农民所反映的负担不在正税上,因为正税相对来说比较轻而稳定。 (二)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出人出工的现象比较少,90年代前后乡镇对于农民的用工需要增加,诸如水利工程的维修、公路铺石、公共设施建设都要求农民出工,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农民以币代劳。在农民的劳务和积累工越来越成为负担的时候,1991年国务院下发《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发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四)财政转移支付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中央实现减轻农民负担以来,特别是部分试点实现税费改革以来,中央政财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2001年是100亿,2002年是200亿),用这些资金来解决因税费改革,带来农村税费减少而引发的财政缺口。 (五)限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收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85年《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开始要求:"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量力而行。要办实事,讲实效,绝不能摆花架子,更不能让盲目大办之风再起。"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讲减轻农民负担不合时宜,把减轻农民负担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有的部门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认为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是为农民办好事,不是增加农民负担。针对这些错误思想,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严禁一切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农村开展工作,不得违反规定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出钱出物出工,不得脱离农村实际定统一的标准、下统一的量化指标,也不得以检查验收和评比等形式搞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1998年中办和国办《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基本重复了上述规定。2000年实行的税费改革更是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限制在"一事一议",每年的公共产品供给收费不得超过15元。 三、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价值评估 (一)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 1.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 农村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的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此时的农民负担低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发展速度很快,农民负担不成为问题。从1983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增长9.7%。"(孙梅君,1998,P7)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1985年就开始下发《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这对农民负担增长的预防起到了效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 1988年至1992年,农民负担在高位上运转,"其间,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年均递增16.9%,高于前期7.2个百分点;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速度只有9.5%,低于负担增速7.4个百分点。"(孙梅君,1998,P7)其原因是1984年全面推进改革后,城市改革成了中心,城市综合配套改革的逐步实施,政策上向城市倾斜和工农产品比价复归,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大幅回落,使得农民负担性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长幅度。这一期间政府把改革的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城市改革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城市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在这一期间,为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农业的剪刀差,在这一期间比较大,农民的负担由此走向高峰。 1992年至1994年前后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这两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重新重视农村政策的两年。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农民应该承担的负担,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1993年政府对农民负担实行严格的比例控制,明令取消了中央国家机 关37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项目以及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了10种错误的收费方法。当年农民三项负担额出现绝对数额的下降。这两年政府重视了农村问题,农民负担也就止住了迅猛增长的势头。 但是,从1994后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农民负担反弹不可避免。1994年农民负担便以高出收入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反弹,1995年农民三项负担性支出仍在高位运行。反弹的力度越大,党中央和国务院压制反弹的力度也就越大。1996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后,负担又回落。之后,反弹--回落--又反弹,如此反复。农民负担的增长和减轻更替进行,减轻负担的政策在不断地采取、不断地出台。虽然,这些政策对于压制农民负担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从如此频繁地出台政策措施的行为中,看不到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政策出台得越频繁,政策的权威也就越下降。 2.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 自1985年以来,政府就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民负担增长的主要源头在政府自身。中共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早的一个文件1985年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就指出了,农民负担加重"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多数派款收费的决定,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出面主持,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并采取断然措施,切实加以解决。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中又指出:"三乱"的出现,有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过热、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缺乏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对''''三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管理不严,清理整顿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边各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等方面的许多文件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由此可见,政府早就看清了农民负担的源头在政府本身,主要来自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就把减轻农民负担的责任交给了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责成其主要党政领导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第一把手负责,立即行动起来,把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清理完毕,作出表率。 农民负担增是上级政府,减亦靠上级政府。在增减的博弈行为中,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的压力重,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对于下面各个层次政府的压力也就加重,农民负担在总量上就会有所减少。而一旦压力场消失了,减少的负担迅速反弹。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减轻农民负担靠政府自觉是何等脆弱的机制!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中,不断地冒进,问题日益严重,就说明了这一政策实施中的治理模式出了问题。在这一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到利益受损的农民一方,处于制度的边缘,农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完成不对等,农民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又缺少利益的表达主体,因此,增负和减负的这种博弈,完成取决于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方。虽说,各级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一旦政府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政府自利的偏好就会显现出来。 3.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 80年初开始实行的农村体制改革,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优秀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体制,当初极大地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分配制度,保留了与相对应的统筹制度。这种统筹制度与土地产权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集体经济事实上不存在了,而计划体制下的政府万能体制并未在农村根除,因此,与事实并不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相对应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成了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正是因为政府要向乡村实现权力,因此才有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现行的农村提留统筹制度,实际上沿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方式,导致了一些过时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从运行中看,它扰乱了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与废除制度的改革现实相矛盾。它人为地增加了农村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了税、租、费分配关系的紊乱,同时为侵害农民利益、增加农民负担提供了可能,是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之一。"(马晓河,2002,P17)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推行,农村分配制度改革被进一步延迟。随后,与集体经济形式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修补和延续原有分配制度。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条例》,就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将原来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以法律的方法固定下来。这一行政法规的主旨是保护农民利益,从正面确定农民的负担应该有哪些,除此以外,为不合法负担。但是,这一法规却从另一个侧面,将农民本不应该有的、适应并不存在的集体经济形式的负担合法化。这一条例将直接面向集体经济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堂而皇之地要求农民向集体交纳,而事实上主要向乡镇政府交纳,部分用于村委会这一自治组织的工资。"自从80年代初期,废除了制度以来,在我国大多数农村,乡村作为集体,已经不存在。因此,设立村提留、乡统筹,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超经济强制,变相地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马晓河,2002,P18) 我们在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时,经常发现,在有关农民负担项目的博弈中,中央一面清理不合理的项目,一面又得照顾到部门和地方的利益,确立和承认一些项目为合法的,是可以向农民征收的。虽然,确立一些项目,否定一些项目,在短期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新确立的项目却又以非常合法的方式得以存在,当新一轮负担项目上来时,中央又和部门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新的项目又得以固化为合法的负担。如此累积,农民负担在不断减轻中增加,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增加着,重复着"黄宗羲定律"。② 4.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从90年代开始,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出台的频率是极其少见的,所使用词语的严厉程度也是极其少见的。从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就发了14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有的甚至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然而,一项公共政策的成效并不以发文件的数量为标准。恰恰相反,对于同一公共事务文件越多,越是降低文件的权威性。 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制订多,能全面落实的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项公共政策涉及的面太广,难度太多,远远不是某级政府在某一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二是政策制订后,缺少监管机制,如何落实政策、谁去落实政策缺少必要的组织机构去监管执行者;三是针对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民鲜有表达意见的地方,更缺少让农民监督政策落实的程序。因此,当侵农事件发生,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走并不能怎么解决问题的"上访"一途,或者采用过激的自杀手段,来引起政策制订和执行者的重视。的确,其中有些政策的确是在涉农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重视后采取的。但这种血的教训,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推崇的。 (二)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主要措施的评估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 积极成果 党中央和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向地方政府和部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并采用极为严厉的言词要求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进行清理农民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既代表了国家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因此,每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中央文件都是农民反对负担增加的重要武器。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站在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后,农民最能支持。这一立足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引导着农民保持社会的稳定,虽然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农民采用过激行为,冲击地方政府现象,但是全国农民在负担如此沉重的今天,仍然能相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减负政策之后,也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和理解。所以说,虽然农民负担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但一问题并未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正是在这种稳定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农村的稳定,我们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现有成果。 2000年开始在部分省市推行的税费改革,以及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再一次将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摆在农民面前。农民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行的公共政策中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从而对于负担的减轻也具有了信心。农村和农业在农民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农村成了发展最为危险的地方,但是一切都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控制的范围内顺利进行。这是当前最为难得的农村社会发展的大好前提。离开了农民支持的一切改革都将成为泡影,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就,也会被国民经济体系的破坏所摧毁。 2.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的不足之处 (1)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措施"单兵突进" 一是制订的政策在内容上单一。只顾眼前的负担,不顾与负担相关问题的解决。减轻农民负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两项公共政策是无法实现的,自1985年以来,我们不断减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几乎年年都在减负,而采取的政策只是针对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或部门不要越雷池,如农民劳务重了,就控制劳务;"三乱"多了,就减"三乱";教育集资多了,达标标准高了,就采取措施不准集资和搞达标。采取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应急式的,缺少全盘治本式的改革措施。而减轻农民负担需要全局性宏观公共政策转变,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是在第一轮承包制度改革基础上进行的更大的制度变迁。 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仅停留在显性负担上,而对于隐性负担政策措施少。"挖农补工"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的,实行至今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的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罗文杰,2002,P53)剪刀差是一种极为隐蔽的农民负担,不可否认这一做法在一定历史时期起了作用,而持续实行,已损害了农业的发展。这一做法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以及农村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继续实施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也与实现全面小康不相称。这一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多,自身增值和积累的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农业发展能得到平均利润,在农民已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仍然大量"以工补农",给农民以大量的补助,扶持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入WTO后,我们已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已超过了发达国家,农业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存在了。如果继续采取"挖农被工"政策,损害的不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了。所以说,仅在表面对显性化的农民负担采取"单兵突进"措施,只能救一时,并不能使农业良性发展,显性负担和稳性负担同时减轻才能深入到根子上去。 三是简精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手段单一。乡镇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是一个痼疾,在社会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随着高等级阶层的人口增长,他们要就业,要取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必然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高校毕业生,我国就业的典型特征是行业内就业,父辈们在什么行业,子女们一般也是相应的行业。由于政府部门的干部享有最优的政治与社会待遇,所以人人想进政府部门,而进入政府设置的门槛在自己人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内部人控制,这样我国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和恶性循环就不能理解了。"(林光彬,2003,P97)乡镇机构和人员要精简绝非如中央机构精简那么容易,中央机构有着大量的下级可以分散人员,也有着巨额的财政支撑,因此,即使改革的成本很高,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减下来。但是乡镇是最基层的组织了,高等级阶层人口的增长及其就业的压力,直接导致乡村财政危机,加速"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惯性、思想惯性和路途依赖在人口增加情况下在当代延续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平等制度下低等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林光彬,2003,P97)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靠减轻负担政策中的一而再地强调,一而再地斥责下级政府的执行不力,是肯定不行的。 (2)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据实征收不可操作 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要求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达指标,不得按人、按田亩平摊。这些规定对于农民来说不应成为负担,但是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在征收过程中,如果要"据实征收"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定要据实征收,那么征收的成本也是惊人的。这是因为,我国农民生产的分散性,乡镇税务机关几乎不可能得到农民生产农业特产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准确的数据,加上乡镇税务机关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收集如此分散的税源数据。即使能"据实征收",税收机关的征收成本也一定特别大。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这两税以指标的方式下发,因此,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农产区,对于这两税在上面的征收压力下,只能平摊到田亩和人头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3)只给政策的减负措施基层无法持久执行 我国政府在采取减负政策时,时常采取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支持的措施,中央下发文件(乃至行政法规),地方必须执行,但由于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往往由地方政府支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还可支撑,但大多数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减轻农民负担本质上就是减少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再加上要求地方财政支付减负的成本,地方一千个不愿意。虽然中央能在一时采取强制手段,要使减负措施保持长久,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政策下达时,就是地方政府"想对策"应付,乃至欺骗中央之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担当了[ 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掌握的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的资源也得到相应拓展。"(金太军,2003,P45)当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机构难以顺利运转的时候,进一步减少地方财政的收入,并要求支付改革成本,减负的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工资县级财政统管,都是如此。只给政策无资金支持,给基层财政过大的压力。1993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制度的通知》、1998年下发《粮食收购条例》,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农业的利益,用政策法规规定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出现亏损,要由地方财政补贴;2001年乡村教育系统教师工资没有保障,严重影响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乡村教师工资由原来的乡镇财政改为县财政发放,这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工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向农民伸手的问题,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也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县财政发工资并不等于县财政出钱解决乡村教师的工资,县财政强制从乡镇财政划拨出这部分支出。其实,这部门支出还是由乡镇支付,只不过经过县财政转了一下手,成为乡镇财政一项刚性的支出而已,只是乡镇再也不能拖欠师工资了,只好进一步拖欠自己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了,乡镇财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向农民伸手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这些措施忽视了乡镇财政的支撑力,一旦上面的压力减轻了,乡镇政府再向农民伸手,成为百般无赖的选择了。 四、对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的建议 (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1.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带来的农民负担问题 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根源于中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就是通过城乡分割的非公共财政体制实现的。集权型的财政体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采取工商业(城市)中心,工商业剥夺农业、国有(营)工商业剥夺私营工商业的方式来集中中央的财力。"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下,一旦国家选择以工业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它就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控制所有的权力资源,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由于长期的农业基础型财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工商业相对十分落后,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掌握农业生产剩余。……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也进一步从最初的流通领域而转向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将这一剥夺进一步加深。"(刘志广,2003,P47) 国家采取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就是采用国家权力置配资源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民生产剩余产品的积极性,但经过几年的工商业的汲取,特别是1984年之后,城市改革发展需要汲取农业的资源,农村政策的使用达到极限,农民负担问题在1985年之后就凸现出来了。因此,就有了1985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首度出台。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从乡镇企业到三资企业,再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私人市场(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共同从农业中汲取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农民工),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抵挡如此强烈的"抽血",农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机会越来越窄。控制"三乱"、稳定正税、税费改革、减轻劳务等等,都没有触及这个根本性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的财力,也就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工商业)汲取农业的能力,权力资源为城市改革所运用达到了极限,农业资源的被抽取,也就达到了极限。同时,这一改革还给地方财政,特别乡镇财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乡村财政危机。乡村组织要正常运行,转嫁危机的对象就只有农民,如此一来,任何强制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只能救一时,不能救长久。 2.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公共财政着眼于公共需要,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就必须将广大的农村纳入公共需要角度上的国家财政轨道上来,因此,这就要求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的主体,工商业和农业都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都要得到重视,没有谁是中心,没有谁该为谁作出牺牲。如果说要有所牺牲的话,根据公共需要,由强势群体或强势产业向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作出牺牲。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26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已有较强大的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不再具有时代意义了。尽快将乡村纳入公共管理之中,平等地对待城乡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 长期以来,对待"三农"问题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不管从宪政,还是从人权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宪法所赋予给人的美好的权利,在"三农"问题上看不到,而且这种最大的不平等,50多年来逐步固化为一般规则,使人们日益麻木,无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旦有人提出归还"三农"应有的权利(权益)时,其阻力可想而知。"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1998,P62)集权型的财政体制在建国初期,对农民的不平等符合国家利益,但时至今日,既不符合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农民利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首先就得解决统一的公平正义的公共财政建立问题。不解决这个大的问题,一切具体的减负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二)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从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发展阶段,人们就能认识到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根子在"上面",大多数的农民负担是由各种"上级"以文件方式确立,交由基层去执行的。这些文件往往以刚性的言词,配以"一票否决"的考核标准,强令基层政府去执行。基层政府以及被征收的对象--农民是没有多少发言的余地的。 各种"上级"在下发各种文件的时候,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大的理由是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农民奔小康,这些都是农民所需要的,但由谁来实现呢?这就涉及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体制,所有上级政府和部门都认为自己有这个职能,要实现这个职能就需要动用行政手段,让下级去落实,最终由乡镇政府去落实。乡镇政府也抱怨:不是乡镇要收费,是上级要收费。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村发展是必需的,但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呢?从理论上讲农民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农村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提供,正如城里人交了税后,公共产品由城市政府提供一样。城市道路桥梁、学校以及政府的经费从来都没有听说向城里人再征税,因为这些都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国家的事权在乡村是混淆不清的,国家推行的各种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国家在农村管理权的实现,这些成本都是由农民在税外提供的。甚至乡镇政府的经费都是由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本应是国家的义务,现在成了农民的义务,修建校舍都得农民自己掏钱(不仅如此,政府还要下达校舍达标指标)。 国家权力对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延续了多年的计划体制后,并未有多大的改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权力干预农村生活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本应由国家财政掏钱解决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最终由农民掏腰包。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民负担过重的内在原因了。[ 国家应保障对不同地区乡村基层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五幼保"等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基层机构的财力不足,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国家职能在农村的实现,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要实现在农村的事务,首先就要从财力上做准备,因此,构建乡村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所必须的。应该做到不管是哪一个"上级",如果要在乡村实现管理职能,为乡村提供产品,必须有合理合法的公共财政作支撑,如果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就不应强行在乡村提供超越现实的公共产品。 (三)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1.税费制度变迁 从税费改革的过程来看,影响农民负担的税费在中央不断强制减轻中,顽固地增长着。即使最近几年在一些省市推行的备受关注的税费改革,也"只是对合法税费项目作出对当地政府和集体组织较为有利的硬性规定,不仅无根据地提高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数量,而且把国务院关于农民承担''''三提留五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按5%的上限足额收取,同时,有的地方还在合法的税费之外,加进了其他收费项目。"(中科院,2002,P151)农民税费在不断"减轻"中增长,这一悖论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但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强化,逐步形成了路径依赖,最后,要改变这种制度就必须采取交易费用极高的变革。 税费制度的不断改革,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农民负担没有更快地增长,但是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消灭。"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思,2002,P9)推行税费改革的基层政府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农民也不能看到这种改革能带来长久的好处,因此,必须从现有的制度依赖中跳出,进行税费改革制度创新。 税费制度创新应该逐步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税费制度并轨,"世界各国都对农民施加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是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我国却是少数几个向农业征收赋税的国家,农业税费摊到每公顷耕地上,约为100-130美元,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刘志广,2003,P48)长期向农业"抽血"不仅使农业失去了国家竞争力,也使农业的发展成了难题,直接后果是农村的发展危机。因此,税费制度变迁,主要着眼于建立一种规范政府的规制,用硬性的规制确定政府在若干年内逐步实现零税费,直至给予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 2.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 农业税费逐步减少后,最直接的冲击是乡村财政危机加剧。原有的乡村债务本就越积越多,切断向农民伸手补充财政缺口后,乡村的正常运转面临问题。乡村财政危机又威胁着乡村高等级阶层的就业,高等级阶层在乡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因此,税费制度变迁首先就要遭到这一阶层的抵制,历次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公共政策来减轻农民负担都不胜而终,就是由于这一"行动集团"抵制的结果。"制度能否实现创新,便取决于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利益集体的选择。当一项制度安排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而又得不到实施时,原因就在于这项制度减少了某一利益集团的收益,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程虹,2000,P154)不管什么样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都会触及这一阶层的利益,虽然制度变迁的对于社会总体来说,新制度的成本低于旧制度,但是对于乡村高等级阶层来说,新制度的收益小于旧制度的收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超越这一阶层的新的有力量的阶层(利益集团)出现,制度创新就缺少内生变量。 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实现制度创新。一是国家在乡村在职能定位,尽量收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万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机构之所以不断扩张并无法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加之乡村太多的国家职能,这种外在推动力,为高等级阶层就业提供了基础。如果政府在诸多方面收手,不去管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再上无管理这些事务的财政支撑,当然就不可能设置不需要的职能部门,什么"七所八站",没有管理职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会造成农民的负担。粮食部门、供销社原有的职能减少后没有给农民造成多少负担就是例子。砍掉乡村不需要的部门的管理权力,机构精简和裁员才有可能。这一措施是推动高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 二是变革等级社会为公民社会,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实现宪政民主。"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使它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2001,P61)财富和收入无法做到平等,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力,既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权力地位和领导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向农民开放,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当农民能够决定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由谁来提供时,农民集团的自有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有可能抵制高等级阶层的侵权。农民阶层自组织能力的增强,是推动高等级阶层就业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靠政府的自觉,是难以解决政府机构精简问题的。 3.乡村自治制度变迁 "农民负担的实质,是在对农村剩余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的反映。而过重的农民负担,则反映了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对三者之间利益进行调节的各种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因此,探寻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应从制度性因素着手进行研究。"(杨军,1995,P1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惯性,强政府的职能还需要在乡村推行,国家参与农村剩余产品的分配也需要一个组织去落实,非私有的土地产权也需要附着于某一经济体上,因此,从制度上分析集体经济组织的延续也就可以探究农民负担的根源。 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的组织,特别是政府权力向村落延伸的组织,这就出现了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缺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了。而现存的体制内能体现农民经济组织体的机构,那就只有村民自治组织了。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太强的政治性--既代表国家利益,又代表村民利益--影响着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只有对村民自治组织进行制度变迁才能达到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体的出现。 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村民民主的基础并不太厚实的基础上,由政府提供的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在设计这种制度时带有较强烈的"统治者的偏好","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林毅夫,2003,P392)所以,在执行村民组织法时,村民自治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是原有"大队"的替代,也是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替代,虽然村委会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能力。村委会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决定和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税费中许多名目,虽说是借用村委会集体的名义收取,但由于村委会永远也无法真正完成刚性的上级"计算"出来的税费,因此,以集体名义提留的有限的费用,实际上都已上交了。有限的返还,大多不够村委会成员的劳务,更不用说提供公共产品。一旦国家又以各种美好的"愿景",要求乡村发展某某时,从农民手上夺取几 乎少得可怜的分配剩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新的制度安排,应该让村民实现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有限的政治(民主)上的,更应是经济上的自治。乡村公共产品应由农民自己说了算,由村民自治组织去执行。乡村公共产品大多是农民自己的事,除了国家应该付钱去办的(如教育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应由农民自己决定,也就是说乡村的发展权,应由农民把握,政府只有指导权,没有强行推行的所谓"逼民致富"的权力,因为农民并未赋予政府这种权力。主权与治权的统一,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根本性的问题。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农民拥有乡村自主发展的权力,那么有了经济利益的自治就更能吸引农民参与,而不是被动地参与,这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乡村良性发展的重要组织部分。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公共政策终结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如何使各项政策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是当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答的新课题;进一步认清过时、失效政策的现状和对和谐社会造成的不和谐影响,有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从组织角度、伦理角度、团体角度等多种角度分析终结政策,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二、问题解决的分析角度 问题出现了,只要积极面对是可以缓解甚至避免产生不良后果的。当然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理性、多角度地审视问题的特征、症结及其本质等要素。 (一)伦理的视角。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种伦理关系,人与人时刻处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而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寻求一条有效的过群体生活的道路;政府一直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心,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代表。在公共生活领域,法律和道德共同作用,因为仅有法律制度而没有道德支持,法制就会僵化,在灵活具体的公共生活和行政行为中就会无所适从。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一样,对道德力量的忽视在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无道德行为的倡导。因此,所有公共领域中的一切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首先根源于道德的缺失。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产物,对其进行终结也需要公共权力的再次行使,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总使得政策终结比政策制定更显费力。 (二)组织的视角。组织视角将社会问题看作从一种组织状态到另外一种组织状态的有序进展(带有小的但暂时的危机)。组织视角重视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规则和惯例。简言之,组织本身倾向于更少的变化、更小的恐惧和更大的稳定,也即组织具有自然的维持生存的意识和保持以前状态的惯性。如果政策终结威胁到组织的生存时,它会设法延续政策终结的进程。组织机构的终结可能触犯业已确立的权力分配格局,权力的拥有者会把政策终结看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从而对政策终结产生否定态度。例如,机构的撤销、合并或降级等就要使组织机构的权力拥有者至少会部分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如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会坚决抵制政策终结。(三)政治领导者的视角。政治领导者往往是民选或委任的、具有一定领导力的精英,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多数政治领导者集智慧、勇气和判断力于一身,具有超凡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巨大。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越强,意味着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新事物新情况的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越强。英明的政治领导善于采纳谏言,体贴民情,对过时政策的弊端有敏锐的觉察力,因而越有可能促成无效政策的终结。 (四)程序的视角。“政策终结如政策制定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完备的法律政策是政策合法化的前提,同样,政策和组织机构的废止也不得妄然行事。”政策采纳以后,还必须使政策合法化,也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通过,并以公报、决定、决议等形式向全社会公布,使政策取得公认的合法的地位和人民的认可、接受和遵照执行的效力”。法定程序要求政策终结按步骤进行而不能随意更改或省略步骤;而政策终结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如在一项政策终结的时机成熟时,政策终结由于法律程序的严格性和僵硬性而延误终结的时机。 (五)团体的视角。团体的视角认为政策是不同团体利益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个团体在利益、权力、价值上的平衡。我国利益团体和国外利益团体产生时间和背景都有很大区别,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我国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执行、监控中发挥着不小作用,即在政策终结中会根据自己的自身利益作出相应选择。当某些势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或他人利益时,就会使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这样,政府就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使其成员在作利益选择时兼顾他人利益。 政策终结一旦危及到团体经济利益时,团体会产生空前的凝聚力,借助于组织的力量从各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会采取一些非法的途径如行贿以阻止政策终结。很多学者认为利益团体是理解确定决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采取相应政策的关键。然而,我们知道政治体系为大规模的、有良好组织的、富裕的、活动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官员沟通的上佳机会。同时,政治体系却很少为无组织的、贫穷的、不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沟通机会。 (六)媒体的视角。有些学者发现,公众对政府问题的大量关注从踪迹上来看是与媒体对那些问题的报道密切相关。媒体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在于新闻报刊倾向于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突出报道某一件事情,然后便转向下一件事情,进而冲淡了其报道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厌烦长时间看,一个主题,新闻媒体不得不跟随时尚,从一次危机转入下一次危机。但媒体对政策相关人来说是充当着沟通人的角色,可以使他们在各自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了解到对方的情况。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建议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J·威尔逊总结了两条能够概括社会科学在政策效用领域研究的法则。第一法则是所有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执行政策的人或他们的朋友进行的话;第二法则是没有一个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那些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来主持的话。当然,威尔逊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揭示出了由于评估方的身份差别,政策效果的评估在实践中会有很大出入。就政策终结而言,政策评估的效果是决定其必要性的先决条件;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对政策终结的正确性、可行性举足轻重。 从政策均衡论的观点来看,政策终结意味着均衡格局的打破,即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强于政策现状的维持力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了政策终结。通常情况下,当推动力强于阻力时,政策终结会实现,反之不能实现;当两种力量相当时,相互抵消,组织维持原状;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增加驱动力与销弱抑制力并举效果最好。 (一)增加政策终结驱动力。要增加政策驱动力需要清楚政策驱动力的来源,这可从政策反对者、既得利益者和改革者三方面探讨。政策反对者往往认为政策违背了某种正当、普遍的社会生活准则,比如堕胎被认为是侵犯人的生命权而遭到诸多人权卫道士的反对。既得利益者对当前政策的公平性质疑,认为重新安排政策所带来的资源的新一轮分配可以使原先的不公平政策被淘汰而使自己获得公平、公正的资源,因此政策需要终结。作为第三种政策终结驱动力的改革者从来都是现状的颠覆者,是破旧立新的先锋队,是社会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从来都是反对落后、失效政策的,要求废旧出新。 (二)减少政策终结阻力。政策终结的阻力主要来自政策制定者、政策对象利益受损者以及心理落差。政策终结的原因往往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是政策失误,这在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看来,承认政策终结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误。政策制定者一般都是一定层级的领导者,由于国家机关长期受正义感、责任感、职业道德、国家至上等价值观念作用,通过以公共事业为导向的政策教育和操作,弘扬公共利益的崇高性、正义感、奉献精神,也有益于加大推动力,抑制阻碍力。政策对象利益受损者和心理落差可以通过利益补偿和解释、说服等方法克服。政策终结的阻力还来自于人们对政策终结的目的、方法、机制和潜在结果的不完全的、模糊的、主观臆测的了解和理解方面;不正确的现实类比和历史对比也会造成阻力。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有些组织对终结的综合性影响和实时方式缺乏相关解释,容易使组织成员茫然,而有些人员虽然对政策终结有所了解,但未必理解。基于此,政策终结要顺利进行,一个重要前提是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切实有效、朴实求真地进行政策终结宣传。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采用VAR模型并结合定性分析,研究了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其中,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是由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机械化利好政策决定的;而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本课题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相对较早,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提出“技术进步起源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熊彼特[2]认为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个过程。海韦尔G ・琼斯[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生产函数移动的惟一动力,经济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组织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张东辉等[4]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林毅夫[5]指出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 196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增产也同样如此。黄祖辉等[6]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杨新铭等[7]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发展技术进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先海等[8]得出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在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论。刘进宝等[9]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弱相关性。张莉等[10]得出的结论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运用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的农业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组织、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中针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也缺少对某一省份的研究。本研究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 选取湖北省为代表,定量分析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着重考察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2.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VAR模型,以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物理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 1)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农业机械总动力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2)人均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化肥施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化肥施用量。 3)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和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1986~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去除农民消费价格指数。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运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3组序列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表1显示,LSR、LNJ和LHS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序列LSR、LNJ和LHS进行一阶差分,LHS和LSR一阶差分均平稳,LNJ一阶差分不平稳;从二阶差分来看, LHS和LSR是平稳的。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表2的迹统计量结果显示,无协整关系、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大于5%时的显著性水平,继续观察至多2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此时检验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该假设,说明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协整方程。表2中显示的极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使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各种确定滞后阶数的准则,确定VAR滞后阶数为5。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看,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每增加1%,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1.696%;人均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773%。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对变量LSR、LNJ和LH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LNJ和LSR,二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NJ到LSR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HS和LSR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SR到LHS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985~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化肥施用量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4脉冲响应分析 经过检验和调整后,通过AIC准则与SC准则的反复验证,可以建立最佳滞后期为1的VAR模型,并通过滞后结构检验,发现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此调整后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2。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见图3~4。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图1显示,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在第六年时达到最大,呈由小到大、逐步稳定的形态过程,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比较稳定,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策影响所致;图2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受到人均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直都是正向的,这也较符合人均化肥施用量的实际情况;图3显示,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趋势是一直趋于上升,是逐步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状态,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的增加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图4显示,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也是正向的并且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是较平稳的正向响应过程,这说明人均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正向响应。 4结论与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湖北省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政策决定的;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4.1增加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 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要解决农业技术的资金问题,政府需要减轻农民购买设备的经济负担,对所购买的设备给予补贴、减免等各种优惠,保证农业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2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 重点突出农业技术进步,广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农机服务组织,全面提高农机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加大对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3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 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使农民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真正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成立技能培训基地,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健全技能培训制度。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探讨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155900集贤县农业局蚕业站)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影响的理论探析 摘 要: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经济收入的助推器,因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将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推广应用;农业生产者收入影响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是指一定量的投入能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收入的助推器,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广使用往往会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影响是双面性的。 一、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关系分析 一项新的农业技术的入市每一个农业生产使用者都会认为,他们对技术的使用不会改变市场的需求关系。但是相对于其他高端的技术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不具有垄断的特性,使得随着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市场的产量必然增加进一步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产品的价格都将会发生改变。产品的价格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也必然将随之发生变化。 依据以上的价格、边际收益、需求价格弹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总收益的增加与否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当产品的需求富于弹性即ed 1时总收益(TR)就会随着销量的增加而增加。当产品缺乏弹性即ed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量的相关因素的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时候,商品的供给量都将会随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除了价格的影响因素外,商品的生产成本对商品的供给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具体的可以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初级要素产品及技术的使用价格等) 在生产过程中随着要素的投入和技术产品使用的价格的变化,其最终产品的供给量也将有很大的影响,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上涨时,为了节约生产成本生产者将会减少要素的投入,从而产量下降,这时供给曲线将向左平移,反之,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下降时,生产者将加大要素和技术的使用来增加产量,这时供给曲线平行右移。如下图所示: 总的来说农业技术的进步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源泉,但是现实的经济大环境表明,虽然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是有限的(即是缺乏弹性的),从而就产生了需求曲线基本保持不变,供给曲线不断的右移这样一种情况,继而将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阶段性影响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影响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初期其只被少数农产品生产者掌握时,掌握农业技术进步的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率提高,产出量的增加或生产成本的减少,初期将取得超额利润。由于只有少量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无影响,少部分掌握农业技术的生产者将出现收入暂时性的增加。 2.当农业技术进步扩散后,农业技术进步被大量的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市场上农产品总量增加,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产品生产者造成的损失大于产量增加所获得的收益,农产品生产者福利减少,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下降(即所谓的谷贱伤农现象)。 四、不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进步根据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经济作用的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劳动节约型技术、资源节约型技术和中性技术。 1.劳动节约型技术。主要指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来代替体力劳动的生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使得劳动力的消耗量减少的一种技术。这类技术的进步可以使节约的劳动力去相关产业部门参加工作,从而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这一技术的进步不宜在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推广应用,这会使得当地的劳动力更加的剩余,进一步地降低了农民收入。 2.资源节约型技术。指能够使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的资源使用效率明显提高的一种技术。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技术一般生产力相对较低,社会资本存量与经济实力的积累和增长较慢,容易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进一步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得不到提高。 3.中性技术。指资源节约与劳动节约两种类型的技术密切结合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创新应用需要较好的条件,尤其是经济和劳动者的素质,所以这类技术对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业生产者群体来说将是经济收入的障碍一种技术。 五、主要结论 1.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虽然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负增长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制度,在加大农业这一补贴制度的同时还应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品分别设计补贴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标准。 2.农村劳动力的农地滞留现象未得到解决。放宽农村劳动力自由的流转政策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农业劳动者应滞留农地现象而出现的机会成本,同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原来只用于自给性消费的农产品的需求量加大,进一步的也带动了产供销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最终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3.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有待提高。虽说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往往不是被农业生产者直接支配占有,但是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可以惠及整个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业技术发展的速度,从而加快国家三农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作者简介:杨钧(1979-),男,河南信阳人,讲师、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协调、低碳经济。 ①一般来说,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仅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则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等(赵芝俊和张社梅,2005)。 摘要: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农业技术水平,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总量,但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增强。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碳排放;省级数据 一、引言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农业技术工作的重视。而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生产技术改进、农业政策和制度创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升级和农业服务技术提升等多个广义农业技术进步的渠道①,农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2]。在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愈发显著的背景下,依靠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农业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国内现有碳排放的文献多集中于城市或工业碳排放,对农村、农业碳排放关注较少[3]。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全球气候状况《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农业生产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电热生产[4]。因此,研究农业碳排放极具现实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机设备、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投入,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图1显示了1997~2009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和碳排放态势。由图1可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而同期农业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也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否增加农业碳排放的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回答。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将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道路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2020年前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巨大压力。 图11997~2009年中国27个省区农业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变动图中的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含义见后文的指标说明。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较少。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农业碳排放两个方面。 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Gerlagh[5]利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通过学习效应显著降低了碳减排成本,增加了碳减排的社会收益。魏巍贤等[6]利用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进步(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下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子豪等[7]利用30个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渠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现有研究富有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中多以国家、地区层面的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少有研究涉及到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技术的衡量上也多以研发投入、专利数或者FDI水平等间接指标衡量,少有研究采用全面的技术衡量指标。 农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农业的碳排放核算。如Dyer等[8]利用经济与碳排放量模型、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模型,估算和比较了加拿大地区层面的玉米生产的碳排放量。黄祖辉等 [9]利用投入产出和生命周期法,分析了浙江农业生产过程中碳足迹,并详细核算了2008年当地农业生产的碳排放。李波等[10]利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灌溉和翻耕数据,测算了1993~2008年全国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另一类是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李国志和李宗植[11]利用LMDI因素分解,分析了1981~2007年全国农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农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因,而能源效率所表征的技术进步则是碳排放下降的主因。李波等[12]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和1991~2008年的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农业碳排放方面,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单个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分析,以各地区为研究对象较少;而且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少见。 本文以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表征农业技术,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考察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以各省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是以往国家或单个地区研究的有益扩展;研究思路上,主要考察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衡量指标和研究方法上,用农业TFP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衡量农业技术水平,动态面板分析也能更好地考察碳排放的滞后性或动态性影响。 四、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1.变量选择 农业技术的衡量方面,借鉴黄振华[2]的做法,本文用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省TFP来表示农业技术水平(tfp)。投入方面,用1996~2009年各省区的第一产业资本存量[14]、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设备总动力来表征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土地和机械投入,产出指标以各省区不变价格的农业总产值表示。 碳排放的衡量方面,借鉴黄祖辉等[9]的做法,本文测算了9种能源消耗以及化肥、农药和农膜三种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碳排放本文不再列出相应的碳源和碳排放系数,如有需要可咨询作者。 ,用以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E),碳排放强度(EI)为各地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与农业从业人口之比。根据黄祖辉等[9]的测算,碳排放占到农业全部碳排放的785%,本文认为E和EI能够较好地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情况。 其他指标方面,借鉴李国志等[11]、李波等[12]的做法,用各地区人均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y);农业经济结构(S)按照上文的思路,用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ma)则用单位农业从业人口的农业机械功率表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方面,借鉴钱雪英和张小蒂[15]的做法,根据各地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估算了各地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1997~2010年的《中国农业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农业产业的统计口径为“大农业”范畴,即“农林牧渔”的相关数据。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均采用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或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处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省区未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其中,1997年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计量回归前首先对变量进行面板平稳性检验。考虑到面板单位的单位根可能存在的差异,用LLC检验和PP-Fisher检验两种方法。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的两类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均可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所有回归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2.计量估计与分析 表2给出了因变量为碳排放总量的估计结果,第一和第二列为仅考虑技术进步tfp的估计,第三和第四列为加入人力资本(h)和机械化水平(ma)的估计,第五和第六列为加入tfp*h的估计。第一、第三和第五列中Hausman检验值表明,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是合理的,但是固定效应不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其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第二、第四和第六列是采用SYS-GMM的估计结果,AR(2)检验值接受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两种估计方法比较后发现,相比固定效应,GMM估计后多数变量的系数并无较大变化,但显著性有所提高。在分析时以GMM估计的结果为依据,FE的估计结果为参照。 表2中lnEt-1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值,说明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即本期碳排放量受到上期排放的显著制约;这是因为,各省区农业投入、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存在一定刚性,使得碳排放短期内难以有较大变动。GMM估计下,lney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为负,(lney)2的系数则至少在10%的水平为正值;且固定效应估计下,变量系数符号也无变化。说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农业碳排放总量随农业发展先下降,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则会同步上升。可能是农业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和配套政策的改进[1];但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相关因素的作用将出现瓶颈,此后的收入增长仍主要依靠生产资料的投入,从而导致农业碳排放出现相应的变化。第二、第四和第六列中,S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与李波等[12]的研究类似,说明种植业比重提升将带来农业碳排放量增加。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TFP表征技术水平,本文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为:第一,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量,但农业技术进步却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而且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有助于农业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积极作用的发挥。第二,人均农业产值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即初始的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带来碳排放的下降,但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则带来碳排放的显著增加。第三,种植业在农业比重中的增加将带来农业碳排放上升,农业机械化提高也增加了农业碳排放压力,而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则有助于农业碳排放的降低。 基于本文结论以下建议值得参考:第一,由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利用农业技术进步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技术进步通过扩大生产所带来的碳排放总量增加压力。第二,由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可知,农业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可能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降低农业碳排放,要继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突破生产中的资源和技术瓶颈,实现农业生产的低碳化发展。第三,由农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在稳定粮食供应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林、牧、渔业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农业碳排放;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通过科学农业生产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在推广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机械化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通过工程技术手段提升农业机械的能源效率。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资金困境、金融深化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 摘要:本文依据浙、滇和豫三省253个农户问卷,采用专家评估法和多元加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金融信贷服务规模,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均有助于加快农村的技术进步;而农村金融深化中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和农户个人的资金积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减缓农业技术进步中的资金约束,不能过度依赖农户自身积累的增长,另外,需要重视当前农村金融深化中引发或者诱发的风险,降低农户信贷的信息不对称性。在继续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财政支持和努力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使用农村金融深化的手段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是当前农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信贷资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 依靠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让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推动“靠天吃饭”、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依靠科技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担惊受怕”、农产品价格的“发疯癫狂”、粮食安全威胁的“阴魂不散”、生态环境恶化的“触目惊心”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起到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严重的资金约束已经制约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和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降低了各级政府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工作的效果。在一些农业科技项目中,许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市场前景看好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无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资金等外部条件,我国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仅有0.234%,远低于全国的1.12%,农业技术对经济贡献率为1.394%,远远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5.44%;资金压力下的不少农户会主动放弃价格较高的无公害农药,而选择对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较多的一般农药,这既增加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又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技术经常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进行规模化使用。鉴于此,在当前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中,增加金融深化的相关措施,以减少当前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推动农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提高金融部门的商业信贷水平和吸引农业外资四个维度都有助于缓解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 在第一个维度上,增加财政投入水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农户的可用资金数量。由于农业是准公益性产业,国内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比较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 GDP 的1/4以上①。但是,我国财政投入有限,并且对农业投入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1990年是10%,到了2000年下降到7.6%,2010年只有9.5%;而在政府对农业的支出方面,用于农业科技的投资比例更是偏低,1996年到2010年间的年平均投资比例为0.82%。另外,我国的财政支持面较窄,难以满足农业技术进步所需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针对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财政往往无能为力②。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转危为机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09YJC790108)的阶段性成果。 在第二个维度上,提高农户收入或者个人资金积累来 缓解技术投资缺口困难大、可行性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的变化总是朝向农户相对收入下降的方向变化,农户没有“闲钱”进行农业投资。在1978、1990、2000、2009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人均GDP 的比重分别为35.4%、36.3%、26.0%和20.5%。另外,由于农户收入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户必须参加更多的非农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增量。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用蜗牛速度增长的工资收入来满足现代农业的最低投资规模困难不小;另一方面,非农收入的增长还可能加剧工资性收入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背离。比如,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部门的熟悉,农户会将收入的大部分投资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中用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比例。 在第三个维度上,信贷资金也常常“嫌贫爱富”,不愿意弥补农业技术的投资短板。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的技术进步,无论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其引进模仿、推广应用和配套设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需求旺盛,但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上农户的收入低、经营风险大、可抵押物少和农业技术投资回收期长的实际情况,农户生产和创业所需资金很难得到商业金融部门的青睐。另外,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只存不贷,政策性银行只限于“粮油”金融,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在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适宜的农村金融工具严重短缺,这更加使得商业金融部门对农业技术投资的“不适用”和“无效率”。在陕西,只有23.6%的农户遇到生产性资金紧张时会选择向金融机构申请支持③;而在湖北,只有16%的创业农民获得金融支持。农户贷款难,农户技术贷款更难④。 在第四个维度上,1995年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农、林、牧、渔业就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部门之一,随后国家加大了农业吸引外资的范围和力度,致使国外流入的农业资金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发展因而出现新形势和新面貌⑤。 以2005-2009年为例,外商投资农林牧渔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9.6、19.2、25.8、36.2、29.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0%、34.4%、7.7%、40.3%,而且这些资金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目前农业外资的比例总体偏小,还无法满足农业技术投资所需。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摘 要】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显著的选择性特征。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将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和农业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将优化农业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计量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这一结论。 【关键词】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一、引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在数量上呈现递增趋势,而且转移劳动力大多是具有男性化、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2009年,中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1]劳动力的这种选择性转移[2]使得农业从业人员体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为8749.6亿瓦,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为5404.4万吨,比上年增加了3.16%。[3]这一组数据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选择的、持续的转移的情况下,农业技术进步仍然在稳步推进中。 舒尔茨曾提到,传统农业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是缺乏技术进步(1976)。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已有学者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苏静,2011; 杜江,2010 ; 李谷成,2009; 李勋来,2005),然而,中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别极大 (刘海英,2004; 杨俊和李雪松,2007)。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处于边际积累率递减阶段,人力资本“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进步推进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本飞,2011);韩宏华(2001)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彭卓(2002)认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推进关键在于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 目前尚没有学者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尝试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的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实现?第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质量改变是否相关?若二者之间互补,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第三,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在解决农业当前困境中起到显著性的作用。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 农业技术进步是指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在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把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能导致农产品产出增加或减少的要素都囊括其中。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狭义的技术进步,又叫“硬技术进步”。它主要包括良种的选育、化肥的施用等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进步,此外还包括农用机械、动力及农田基本设施等生产条件的改进与完善。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进步为狭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就是要逐步完成由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向现代农业生产函数的转变的过程,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将导致农业投入要素比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选择性转移带来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快速积累的物质资本在推动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此外,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其快速提升以满足整体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劳动力选择性结构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和平均人力资本都高于农业部门,非农就业部门对从业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和其他农村劳动力相比,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也更多。留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和更为稳定的收入吸引着更多较优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因此,和非选择性转移相比,选择性转移能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 第二,加速农业物质资本的积累。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此时,农业生产必然产生对能够替代劳动的物质资本要素的使用倾向。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物质资本使用的有利性也激发了农民对使用该类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业生产剩余会因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而提高,而人均农业剩余是形成农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其次,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导致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这为加速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物质资本的需求增加和供给改善,必然带来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的实际增长,农业生产函数也必然因此实现向资本使用偏向型转变。 第三,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同时是技能偏态型技术,那么这种转移必然会形成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瓶颈,进而对农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和投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非农部门对劳动者设置的准入标准,使农村劳动力认识到: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而这种高收入最先出现在非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实现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认识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好处之后,他们将会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更加重视对对下一代的培养。 从短期来看,选择性转移并不能为农业部门带来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当选择性转移导致的人力资本减少量大于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量时,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就会降低,人力资本存量就会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选择性转移为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村劳动力将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这将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在未来得到普遍提高;其次,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为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业部门将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也将得到广泛的运用,农业生产部门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回报率的部门,这对具备一定技能的优质劳动力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与效率研究梁平 摘要: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生产实践均表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纳尔森,200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约束十分明显,长期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这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技术进步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技术进步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赵蕾杨 等,2007)。而如何能够低成本地、快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自然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及其效率进行分析,以寻找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一、理论分析 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张培刚,2001)。而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必须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原创技术的产生来源于本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因此,科技、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建立人尽其才的制度。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是中国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从侧面可以看出科技教育也是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 图1为中国1978―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只有1.06亿元,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199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199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为5.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倍。而在随后的10年,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到了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已经到达了21.4亿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800.15亿元,“八五”时期为4124.43亿元,“九五”时期为8794.67亿元,“十五”时期为17476.55亿元。可以看出,在国家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教育财政投入都是成倍数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针对20世纪末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引擎”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认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农产品贸易不仅可以带来非农就业增长并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增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能力。Borensztein 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推断FDI对农业技术进步也有着扩散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低成本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经过30年来的发展,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额达310.3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统计显示,1985年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总额为3.71亿元,1990年为5.85亿元,2000年为122.78亿元,2006年已达到477.87亿元ZW(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7》。 其中,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EDU代表农民受教育程度ZW(用农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额,作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实质精神。ZW),RD代表农业科技投入,IT代表农业的对外贸易, FDI代表外商对农业的直接投资,ε是其他方式的技术获取。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度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通常用农业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目前,理论界测算农业生产率的方法繁多,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又存在不足。近几年,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算领域,并日渐成熟。DEA方法之所以取代传统方法,成为农业生产率测算领域的主流方法,是由于该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越性。目前,DEA方法在农业生产率测算方面的实际运用大多是引入了Malmquist指数。本文也认同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由于该方法的运用已经成熟,本文就不再做详细介绍。在生产率测算方面的优越性,并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它是根据距离函数的原理定义的,因而和法雷尔效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生产率,首先必须确定相应的农业投入变量和农业产出变量。遵循变量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的原则,借鉴顾海等(2002)的变量选取方法,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1990年的不变价格)。选择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6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相关变量的数据整理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及资料。样本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新疆等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由于重庆数据资料可得性较差,计算时没有列入。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用软件Deap2.1计算得出农业生产率。图2是1985―2006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图,可以看到,在1986年、1989年、1991年、2005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的农业生产率均大于1,在1999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1.077,在计算年份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24,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平均有2.4%的增长。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技术进步TFP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EDU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ZW(这里以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来测算,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换算成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假设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是0,小学教育是5年,初中受到的教育是8年,高中受到的教育是11年,高中以上受到的教育是13年。利用统计资料上的每百人受到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百分比为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数法,算得每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ZW);RD为农业科技投入,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表示;进出口IT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FDI用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农业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本文第三部分估计,EDU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的计算;RD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进出口IT采用了卢锋等(2001)提出的农业贸易产品HS与SITC编码统计号的对应关系,整理获取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的总额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整理。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的范围是1986―2006年。 为了缩小异方差,对EDU、RD、IT、FDI取对数,分别变为LEDU、LRD、LIT、LFDI。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部分年份为1,取对数时为0,所以不进行处理。如果时间数据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有数据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见表1。在6个变量中,TFP是平稳序列,LEDU、LRD、LIT、LFDI四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 上面方程表明,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也为弹性系数)为0.057,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良性的,发挥了应有作用。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弹性系数为0.1270,说明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方程还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对外开放还未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作用。虽然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农产品进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来自于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作用。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中国农村未来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能否实现,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靠农业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二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水平,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所以加大本国农业科研开发力度是必须的。三是要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对外开放和引进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众所周知,我国存在耕地少而且地形复杂这样一大特点。因此,我国农业在引进和利用科学技术方面必然存在一些特殊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说明这些特点的存在对农业的影响。通过了解这些特点,为我国今后在农业科学技术引进和利用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农业技术水平,我们在这里选取农业机械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选取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这两类总量的指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的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农民收入的指标方面。这里选择人均纯收入指标,即家庭总的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转化为人均的纯收入。(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信息网//www.agri.省略/sizl/baipsh/2005.htm)。 设人均纯收入为Y,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为X1,人均化肥施用量为X2,建立的模型为:“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阶段,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以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为出发点,探究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80年代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10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在农村改革、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11020元,城乡收入比为3.3:1。 (王倩) 近年来,对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已从多个角度作了积极的探索。有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市民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吴先华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市民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1);而廖毓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作用(2011)。也有部分学者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庆、管晓明认为:在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06);而应瑞瑶、马少晔、翟琼认为:劳动力流动的确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11,2010)。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王晓鸿、张俊杰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而且,城乡物质资本比值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影响程度更大(2011);谷亚光认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2005)。也有少量的学者关注到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罗序斌,胡德龙等认为:城乡科技进步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2011)。 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两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对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进行进一步剖析。本文将试图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相关?第二,若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变?第三,有哪些措施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增收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增加和非农收入的增加。其中,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它对土地、气候、资本、技术等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而非农收入的增长主要由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构成。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可以弥补农业部门生产要素的不足,改善耕作环境,实现生产函数的偏移,农业部门的增收。农业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原有的农业劳动力,这也推动力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农业家庭的非农收入。 目前,农业生产的增收主要依赖化肥的大量施用,换句话说,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没有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积极的重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物质资本积累薄弱,投入相对不足;第二,大型农业机械往往投入成本较高,这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部门负担过重;第三,受我国地形限制,大多数耕地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能够替代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的农业机械却在农业生产中受到了严重的“冷落”。然而,大量的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在现有基础上,仅仅依靠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已经很难实现农业持续增收的目的。因此,农业机械的投入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农业机械的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而且会很大程度上解放现有的生产力,这为非农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持续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反哺农业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数据和模型设置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比上年增加了3.16%。①而在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以2009年统计数据为例,我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选择性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一个以男性、青壮年、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力为主的群体。为了研究工作的简约化,我们可以将劳动力转移数量近似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数量。② 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为0.0739,以后逐年递减,在1989年达到0.0393。之后,泰尔指数又逐渐上升,在2004年达到0.0627。2005年以后,泰尔指数出现了缓慢的波动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0.0539。特别是近几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反而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③。 与其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相比,泰尔指数不仅考虑到了城乡人口比重, 而且它还对收入分布两端的变动比较敏感。此外,泰尔指数还能够描述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并对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因此,我将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为了直观地观察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将泰尔指数(I)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T和化肥施用量F)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L)设为解释变量。 计量模型为: 其中:I为泰尔指数; T为农业机械总动力; F为化肥的有效施用量; L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本文所用数据均采用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由《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农用机械总动力(T)、农业化肥施用量(F)摘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泰尔指数(I)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09》。 (二)平稳性检验 通过Eviews6.0对LnI、LnT、LnF、Ln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都是非平稳的数列。之后对各个变量的一次查分形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出各变量的一次查分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通过单位根检验知道LnI、LnT、LnF、LnL的一次查分都是平稳的,为了检验相互间是否存在平稳性,现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52.2142大于临界值47.8561且概率为0.0184,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22.3032小于临界值29.7971且概率为0.2819,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是长期平稳的。最大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结果一致。模型估计如下: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R2和分别为0.66和0.62,F统计量也比较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此外,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有效化肥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并不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之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机械总动力的投入增加并不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的结论是吻合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检验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现阶段,增加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发现对于今后的生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入手,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应该为农村剩余劳动的选择性转移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和引导机制,鼓励剩余劳动力的理性转移;(2)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强化农村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支出的大力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民掌握谋生技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加大对农业机械的扶持力度,从计量检验中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投入对于城乡收入的缩小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存在成本过高、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农业机械的投入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发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短板。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战略选择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熟悉,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治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猜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熟悉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熟悉,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 ,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把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靠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把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 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治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把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6)克服技术人员固有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运用利益机制同农业技术的使用者-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平等的、互惠互利的用户和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投入。为此,需要强调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中的利益合法性,促进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实现其角色根本转换,使之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市场的运行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与农业技术应用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而优秀是要按照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确定技术人员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逐步向农户需求主导型转变。运用市场力量整合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农业技术在促进农业产量增加的同时,以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国外农业技术进步启发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探讨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主体行为分析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优秀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优秀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问题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a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科技;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起点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 二、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体制存在障碍 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和推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难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求,其问题主要表现资源配备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我国在机构重复设置、人力财力分配失调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不能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国的科研体制衍生出大量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同类科学单位,造成了科研机制的大量重叠设置,并且这些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和体系,各自为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科研的进展,且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的成立主要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而政府官员和专家大多是缺乏实际经验,只处于理论知识,而那些真正有效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帮助,致使科研成果质量和实质性不加佳,应变能力变得十分的薄弱。 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水平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技术的推广都应该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尤其是需要建立在农民的高素质基础上。因此,在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将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让农民成为农业科技应用的内行人,结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农民对技术应用的层次性。例如,可以通过让农民参与培训讲座给他们传授农业推广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的形式实施技术教学,使用多种改革发展方式实现技术推广。其次,应该做好科学技术示范工作,农民在任何工作中都注重实际性,对于看得见成效的技术比较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应该彻底打破他们长时期观望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尝试实践创新,通过科技示范经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四、职位、责任分配不明确 某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其在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才能推广体系制度的改革。目前,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该认识到自己的4项责任,即行政执法、中介服务、营利管理、技术推广思想基本职责。然而由于基础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分配不明确、职责重复等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混乱问题。有些职责分配到许多部门综合执法,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导致在执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断,因此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又例如有些职责分配没有落实到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地负责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则会导致该项职责的缺失。 五、农业科技创新的物质不足 技术创新资金不足是各公司都有目共睹的,而在农业上资金不足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国家的科研经费不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出现资金不足等现象。出现农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农业创新的希望不够,都在看重大城市,而忽略了农业的巨大利益。这也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看好农业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农业方面的资金补贴严重不足。用在农业方面的每年有很多的财政负收入,但是后来都是以亏损而结算,渐渐的也不再重视农业的创新投入了。投入的资金不但不会创造出效应而且把投入的资金还都损失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了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了,从而使得农业进步的十分缓慢,要想在农业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一定的投资政策,以便使得农业创新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浅论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 [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农业科技 水平 因素 问题 对策 1 发展农业的科技的重要性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良好的农业发展情况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全球粮食危机后,农业发展已成为全球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我国是农业大国,有超过8亿的农业人口,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十分重要。 科技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出路,是农I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所以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尤为重要,不可马虎。 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然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整体上偏低,还处于初级水平,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贡献率低、农业科技水平的转化率较低,农业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等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2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简要概述其中几点。 2.1 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技研发力度供不应求 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加大了“三农”问题上的资金投入,但是和我国农业人口和农民的比重相比,资金投入还是严重不足,而且投入的资金中,用于农业科技研发的部分很少,导致科技研发没有充足的保障,研发缺乏后劲,阻碍了农产品品种优化改良。 2.2 农村教育水平落后,阻碍了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大力运用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和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农业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农民的综合素食也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西部山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业生产的观念十分落后,而且不善于吸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农业机械化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一方面受限于地形条件,一方面农民的素质跟不上没法进行机械化操作和农业科技运用,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2.3 农业科技体制不健全,推广水平低 农业科技运用于农业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很多地区的农业科技发展没有强有力的奖励制度、科研体系、推广规范等制度支撑。另外,农业科技的推广队伍水平也很不足,比如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推广的内容和方式有待创新和丰富,推广的地区和领域需要更深入等等,这些都限制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造成我国农业技术水平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文章只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进行分析,要想发展我国的农业科技,最根本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 3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有效措施 发展农业科技,走科技兴农之路是推动我国农业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1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新型农业创新体系 要加大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使得农业的科技研发获得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投入最大时间精力进行农业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优化农产品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促进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同时强大的资金 保障也是促进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种植的有力保障。 3.2 将科技创新与教育相结合,推动科技的运用和农业机械化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推动科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科技创新不应是单独的埋头研发,而是应和高校、优秀企业、优秀的农业生产实践人才相结合,产学研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两面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另外,教育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唯一出路,只有发展教育,改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其文化程度,才能正确认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并懂得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生产和生活,运用先进设备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反之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3 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提高农业推广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体系保障。我国应加强农业的科学研究与开发体系,鼓励全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为典型农业科技创新或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技术发明提供给予一定的奖励。建立专业的与农民科技相结合的农业推广队伍和服务体系,增强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进行推广内容、方式的创新和推广领域的推展与深化。另外,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建立农业科技信息网、信息交流平台等,促进农业科技的信息共享和成果转化。 结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 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的促进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着其中存在的问题,毕竟发展的过程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阻碍,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基础的缺憾上、农村与城镇差别巨大以及农民的收入并不客观等内容上,这些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发展最大的难题。解决了农业技术的问题就可以让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可以实现农业布局与发展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民增收;改善办法 就农业技术来说,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狭义上来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发现与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实现对生产技能方面的改进,并把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从而实现最终的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进而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就广义来说,农业技术不仅可以带动生产力,更能够让农民的劳动效率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不仅让其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更能够让其得到潜在的农业种植能力,提高自身的农业管理水平,最终可以实现采用合理的策略去管理农业发展的目的,为其无形资产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1.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面临的阻碍 1.1起点低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发展与使用的合理基础平台。 1.2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较为困难 由于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因为地域差异引起的问题,且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今的典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业资源的稀缺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最大难题,进而对技术进步的方式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主要方法 2.1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在农业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目前还是有待提高的,且在技术水平提高之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优越感。此外,引进设备是对土地的一种解脱,因为我国的土地条件可能并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购买先进的农业设备。此外,引进设备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实现对劳动力的尊重,而且能够在增产增收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改善我国的农业情况,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2为农作物施用合适的肥料 由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所以要把握好种植技术这一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较少对土地的破坏程度,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合适的肥料可以更好的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合理的肥料施用可以为节约劳动力做出保障,这种方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机械去代替人类的劳动,让资源不被浪费,并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对劳动时间的缩减去提高效率。对施用的肥料的要求不仅表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重量上,因为它是一种代替人工去管理农作物的方式,要在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农作物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农民的收入做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选择。只要技术进步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进而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农业技术研究的同时要保证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要从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在此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了解,所有在我国的农业技术都是在生物化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机械的研究与创造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我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最终要求就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农民的种植意识三方面。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替代落后的农业技术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要素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模型的结论提出建议,在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的基础上,联系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 关键词:要素相对价格;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禀赋 一、引言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丰裕度和价格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劳动力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劳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同时,蔡P、王美艳运用反设事实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已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农业技术变迁也越来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要素市场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以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丰富的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价格高昂的要素,高峰,王学真提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应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张树军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创新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农业发展起步时期依靠压低劳动要素价格、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生产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尽快完成农业机械生产对人力生产的替代,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要素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8083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约减少1千万,2008年农村人口约为70399万人,占总人口的53.01%,到了2012年,农村人口下降至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等原因导致老龄化问题,使得人口红利消失。 在土地要素方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为0.1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约7837.3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东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面积约5701.2万公顷,占42%左右。如图1所示,东北、西北、西南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耕地面积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38%,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仅占25%左右;而京津沪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7%,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占比约为21%。 在资本要素方面,为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银行相继出台实行旨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201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自2007年以来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至2011年贷款利率有所回升之外,2007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在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鉴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上不能有效反应价格的变动趋势,以及生产函数中一般将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变量,因此下面的理论分析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对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中的结论建立模型: 在方程(1)中,下标i和t(t=2005,...,2012)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μ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Y是代表农业生产中机械和劳动投入比重的指标,即每亩作物生产中机械投入和雇工数量的比值,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农业生产中机械相对劳动的投入比重越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越高。X1是代表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的指标,即工资与利率的比值,该变量表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X2是代表农民人均收入的指标,该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3是代表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X4是代表农业生产中良种投入的指标,X5是代表农业生产中化肥等化学药品投入的指标。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6~2013年)。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方程(1)进行固定效应(FE)分析,由于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可看作是弹性系数。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评估得到表1。 根据表2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将与y相关性较弱的变量C3、X5剔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对机械劳动比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耕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等地区粮食单产较高而人均耕地相对较少,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状况更为恶劣;人均耕地分布相对较多的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农作物产量较低,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机械化水平应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变化,但我国的耕地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而是应该着力发展小规模、实用型的机械技术。化肥施用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度变化、土壤板结,因此不能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然后对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在FE估计中,拟合优度R2=0.734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投入比重变动的73.41%,针对参数进行联合检验的F值表示参数总体上非常显著。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和良种投入水平与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一章的结论,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建议,在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重较大、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着重发展一定规模的多门类、多功能型农业机械技术;在经济较为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西北、西南地区,以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有机农业为主,以发展配合生物技术的小型化、实用化机械技术为辅,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工作协调发展;而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 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摘要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都有所变化。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性没有发生明显波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两者间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北京和西藏两地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高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类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要素禀赋;耦合度;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9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要素禀赋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大量农业用地;“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步消失,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入到农业领域。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呈现出土地、劳动力要素变得愈发稀缺,价格不断上升,资本要素所占比重逐步增长的变化趋势。但从区域上看,各地区间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及其变化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化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农业技术更快地发展,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不够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较低。 由此,在当前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技术创新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通过深化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认识,以期实现在合理利用要素禀赋条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1文献综述 关于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Hicks[1]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由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根据要素投入结构将技术创新的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及中性技术进步三种。Ahmad[2]应用创新可能性曲线(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IPC)这一概念,建立起了研究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创新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Hayami、Ruttan[3]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选择能够消除要素禀赋制约的技术变革途径,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希克斯的诱导性创新理论,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把技术变迁过程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技术变革的方向和速度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并进一步分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不同作用,最后采用1880-198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发展过程验证了该理论。Binswanger[4]建立的诱导模型则表明技术变革是由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引导并沿着创新可能性曲线移动。林毅夫[5]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结果。无论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还是在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交易被禁止的经济环境中,要素结构状况对技术需求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他提出并验证了即使在人为政策扭曲之下,农业技术进步仍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张月玲[6]应用反映要素投入结构对边际技术替代率变动敏感程度的替代弹性系数法分析了技术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匹配的合理性。 魏金义等: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国内学者还从未来我国农业技术方向选择的角度对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普遍认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生物化学技术。胡瑞法、黄季[7]研究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两类作物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并指出两种类型作物的生产技术都是朝着生物型技术的方向发展。高峰、王学真[8]认为我国应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李芝倩、刘洪[9]认为资源禀赋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并且决定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轨迹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并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应该走“土地节约型”的道路,即依靠化学和生物技术,而非“机械现代化”。田甜、杨钢桥[10]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市场价格会影响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行为。陈靖[11]认为资本下乡导致的规模化经营更加注重资本密集式技术的应用,新品种、机械投入的份额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表明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林毅夫[5]等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是否完全耦合?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何种变化特征?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各地区的表现是否相同?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文应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整理相关数据,从新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关系进行分析。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用于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相互影响的现象。借鉴该定义,本文将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通过各自的系统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关联关系称之为耦合。尽管有学者运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论证了农业技术进步受到要素禀赋的根本性制约,但由于技术进步同时还受到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如农业补贴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健全度等)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两者的变化趋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从而影响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契合程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于检验的假设,即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 根据不同的耦合状态,将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间的耦合关系分为正向耦合和负向耦合两种情况。正向耦合指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互动关系,即技术进步能够促进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实现;负向耦合则指两者相互制约,一方面技术进步脱离现实要素禀赋条件,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要素禀赋成为技术进步的限制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正向或负向耦合只是从大体方向上描述了两个系统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两个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要具体分析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耦合关系时,还需要借助耦合度这一概念。耦合度描述的是两个系统耦合关系的强弱程度。从经验来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还相对较弱,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造成两者间耦合度较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者间缺乏行之有效的联结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缓慢对两者的耦合关系形成阻滞。 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的耦合关系通常表现为制约和胁迫两种效应。制约效应主要是要素禀赋对技术进步的限制性,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供一个地区可以选择的技术类型是多样的,而要素禀赋是所选择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地区的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相背离或超出了要素禀赋条件的承载力,技术就会缺乏自生能力。同时,技术进步对要素禀赋具有一定的胁迫效应,即技术进步会迫使现有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不同的要素对技术进步作出不同的反应所引起的。就农业而言,一项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可能对土地、农业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农业技术进步对各要素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会使得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改变。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的农业技术本身是为了解决某种特定的要素约束而形成的,所以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较弱,甚至产生负效应;二是即使某项新技术完全是中性的,但受各要素技术弹性差异的影响,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亦会发生改变。正是由于两者间的制约和胁迫效应,以及在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内,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会有所不同,这就会使得各地区两者间耦合关系出现一定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第二个有待验证的假设为: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3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3.1研究方法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耦合关系。为了准确而全面地反映两者间的耦合度,需要借助相关实证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在探讨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时,耦合协调模型是被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12-16]。耦合协调模型通常由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函数三部分构成。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指标体系构建 由理论分析可知,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两者耦合关系的基础。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Hayami、Ruttan[3]认为劳动力拥有动力的增加可以作为采用机械创新的显示性指标。类似的,以化肥和农药为代表的化学投入品的增加则可以是生物化学技术创新的显示性指标。林毅夫[3]把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作为体现农业技术的指标。 姜劲儒[17]也将农业机械化、化肥施用量等看作是技术进步的间接反映。 彭亮[18]用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来代表农业生产中技术进步。借鉴相关研究,依据可比性、可操作性、整体对应的原则,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等作为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将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等作为反应农业要素禀赋的指标(见表2)。各指标的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出。 3.2.2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1981-2011年间上述各指标数据,其中,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余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农业生产支出和1981-1990年的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缺少直接性数据,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型,本文测算出了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3),并对我国各地区2001年、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4)。 4.1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 表3的测算结果显示,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两个序参量值μ1、μ2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具体分析可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序参量值(μ1)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要素禀赋序参量(μ2)的变化,说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序参量快速增长,说明近年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速度明显加快,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要素条件。 从耦合关系来看,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耦合度值始终介于0.40-0.50之间,且总体上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1991年逐渐下降,1992-2011年逐年上升。由此表明,在此期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间的耦合度不容乐观。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 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最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具体而言,1981-1994年间,两者的关系是低度耦合协调;1995-2005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006-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值由0.52提高至0.70。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说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是不完全耦合的。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关系仍建立在中等耦合的基础之上。 4.2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有着较大的差别,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假设。近十年来,天津、北京、山西、浙江等11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有所下降;广东、北京、天津、福建等7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略有降低;北京、天津、四川、上海4个省(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依据耦合度值的划分标准,2011年我国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北京、西藏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阶段,子系统的序参量值揭示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或农业技术的选择背离了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剩余的29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则处于颉颃阶段,但在具体程度上,各地区间还有一定区别,其中,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最大,均为0.50。 根据耦合协调度值的划分标准,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北京、天津、西藏、宁夏、海南、上海、青海属于低度耦合协调型;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其余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20个省(市)为中度耦合协调型。由此说明,当前我国多数省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层次上。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探讨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且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使得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 禀赋间存在着不完全耦合的关系,两者间的耦合性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 (2)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及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差异。由于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2011年,北京和西藏两个地方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均为0.50。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高达80.64%的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值小于耦合度值。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实施的土地流转政策、农业经营体系改革等本质上是对我国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一次提升。然而,长期存在的要素市场扭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无法得到彻底改变。在新一轮的农业改革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极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受制于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我国地域跨度大,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受其影响的技术需求结构也因地而异,只有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一致的技术类型,才能够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所以,相关部门在指导农业科技发展时不能盲目地一刀切。例如,我国在实施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对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做出判断,以明确当地真正的技术需要,再根据实际技术需求对生产资料补贴政策进行相应地调整。
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工作内容中极其重要,它也是构成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推动医院的建设即各项工作的开展。故而,医院必须跟进新时期的脚步,与当下新形势所提出的各类要求相结合,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不断创新,使其能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一、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重视经济效益 以往,医院都是依靠政府来完成建设、经营及发展等内容的。而当下,由于政府不断深化了医疗事业的改革,使其仅能借助自身能力进行经营与发展,但是大部分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者却未能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具备明确认识,以致于仍是采用以往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医院的经济效益也并未给予重视,导致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受到严重阻碍。 (二)未能明确用人制度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所拥有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于身体健康也就逐渐给予了重视,这也为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1]。然而,由于医院仍在不断进行改革,以致于医院现有的工种较多,各个工种也存在不同的用人制度、薪资待遇,这样一来时常会有部分薪资较低的职工因内容一致待遇却不同而对同事产生嫉妒甚至矛盾等,对医院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未能完善教育手段 新形势下,对于医疗工作人员而言,医院的改革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考验,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尚未作出与该改革相对于、与时代相适应的有效措施,工作人员不够充足的工作能力、不够先进完善的教育手段等因素影响了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新形势下的医院要想将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效果提升,就必须将这类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四)未能深化改革意识 不断深入的医疗改革,促使医院逐渐实施了药品及机械的分类管理,同时也采用招标的方式选择最优的采购,另外,医院在医务人员方面也逐渐实施了聘请制政策,然而,对于这一系列改革而言,仍有大部分医务人员尚未具备充分认识,并未明确改革意义,在服务患者时表现的态度较差,这些思想素质方面的问题都使思想政治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二、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几点思考 (一)创新优化思想政治工作观念 要想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便是其首要前提。若是无法将思想解放、将观念创新,就很难在迅速崛起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妥善处理医疗事业的各类新问题、新情况,就无法从传统观念的限制中脱离,这样一来正确的思路也就很难形成[2],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更是无从入手。故而,医院必须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即现代科技创新的层次对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思考及定位。工作中,应摒弃传统观念,围绕医疗卫生事业树立与之相应的新观念;要将封闭、保守的思想破除,以发展、创新为中心树立新思想。通过思想的解放,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科学理论即现代化知识,树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并能推动其发展、改革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责任意识、开放意识及进去精神,以此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有效落实。 (二)落实完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医院是否有效落实了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从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具备的能力来判断,只有当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能力提高后,才能协助医院领导者完成管理制度的落实、完善,从而与时代改革的脚步相适应,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有效规划,为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对此,管理人员就应不断对自身思想政治素质进行强化,通过自身的努力带动其他员工。同时,在挑选医护人员时就应以较高的思想觉悟、良好的职业素质为标准进行,以此为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另外,医院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确保自身将政治方面知识充分掌握的同时,还应了解医院经营及管理方面的知识,以此与医院发展需求更好地适应。 (三)创新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医疗事业在创新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时,并需将其改革、发展作为中心,在实施以理想信念教育这一优秀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应与实际相结合,对工作内容进行创新、优化。而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优化从实践而言,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点:其一,以医疗事业工作为优秀进行教育内容的深化[3]。给予患者全心全意的服务是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创新、优化的重点,在教育。引导及转化工作的实施中必须与医务人员思想实际相结合;其二,应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医院建设的过程中有效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以此对医务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进行不断提升;其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要求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医务人员的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建设工作,完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建立,促进全体人员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着重强调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宣传工作;其四,要贴近群众,为基层提供服务,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对相关于群众利益的问题给予密切关注。以患者角度出发,添加受患者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四)创新优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中所发挥的重要性是不可小觑的,医疗行业应将传统“说教式”工作方式摒弃,将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做法抛弃,将传声筒式的只讲大道理的教育方法克服,积极对现实有效的形式进行吸取、借鉴并再次创新。对此,医疗事业首先就应将思想及实际问题相结合进行解决。在将道理的同时落实到实际中,给予患者充足的关系、提供患者全心全意的服务,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至患者内心,以此对群众进行更好地教育及引导,所收获的效果也才更加有效;其次,以多方渗透取代以往单纯的灌输。历史上某段时期内,灌输式这一教育方法所取得的效果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但是由于不断深入的改革发展,人们也逐渐增强了自主意识,若还是采用传统的灌输说教形式已无法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充分发挥。故而,就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娱活动中,在突出灌输的同时也对思想渗透给予重视,以此为广大群众提供浓厚的思想教育社会氛围;最后,以多元“综合型”取代单一“教育型”。对于各类问题而言,仅靠思想教育是无法全面、有效解决的。教育及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加强、改进的基础、优秀,要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及法治与道德建设整合为一体,将行政监督、法律约束、经济杠杆等手段融入思想道德教育中,使得医院管理的各项制度中融入思想教育内容及要求,进而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各个环节。 三、结语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对其改革、创新及发展而言意义十分重要。在医院各个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内容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大部分医院所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仍有部分问题存在,如职工素质偏低、工作体制及制度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发展。故而,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通过落实完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创新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及方法,进一步落实思想政治工作,以此推动医院的长远、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万玉.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创新的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5(21). [2]弭建东.新时期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研究[J].才智,2015(14):122-124. [3]郭林枫.浅析新形势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J].山西青年,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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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论文: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不长。本文探讨了数量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及展望。 数量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数量经济学旨在通过与实际社会经济问题结合建立数学模型,来定量研究经济问题。目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正显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适性。 数量经济学内涵 数量经济学概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单纯将研究重点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脱离了理论基础和数量分析,已经无法满足指导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一定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数量经济学应运而生。数量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体系的学科,为其他经济类学科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体的方法。研究人员和政府利用数量经济学探讨和研究的量化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靠计划和政策。 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在我国,数量经济学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各界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则是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机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前提假设、具体研究方法等当面的不同。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起源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学科雏形最早于改革开放后产生。1979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召集了各学科的学者参加“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大会中提出“经济数学方法”是可以成为研究领域名称的,然而并不适合作为学科名字。座谈会随即提出了十几项名称,最后于光远拍板命名为“数量经济学”,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乌家培为组长带队赴美国访问并学习,回国后他筹建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家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就这样诞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在合肥召开第二届年会,会上决定将“全国数量经济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从此以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结合的趋势。各类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国内各大高校都开始设立数量经济学专业或数量经济学研究方向,几乎所有的经济类专业都开设了计量经济学或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尤其是在硕士生和博士生,计量经济学更是成为必修的优秀课程。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线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数量经济学在我国按照两条线路发展。一是数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二是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研究。 在理论方法研究中,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书和译著,转变为后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且大多为经济计量学的内容;第二,从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由浅入深,技术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编著的《计量经济学》、赵国庆主编的《计量经济学》,译著则首推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如克莱因(L. R. Klein)独著或合著多本计量经济学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包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关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系统分析原理的著作,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带有前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色彩,不完全属于纯西方经济计量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数量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日益向纵深向下发展,各种预测算法、组合模型理论等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经济计量方法论。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另一条发展线路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数量经济学方法刚刚传入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以计量方法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如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定量分析、钢板消费量和工业储量探讨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面临着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如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经济体制改制等。进入21世纪后,计量模型和方法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呈现出较强学术性。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特点。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还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将经济学分析的数理方法、计量工具和模拟技术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的形成及发展成为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要基础,也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增砖加瓦。 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未来,通过对资源与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理性行为、经济信息以及价值判断等实际问题进行剖析,数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将被拓宽。延伸范围包括数理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博弈模型参数的估计以及检验问题,以及模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非稳定变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将一些不具体、模糊的因素用具体的数据来表示,从而达到比较分析的目的。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的研究中将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会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趋势下,更高级数的数量经济学将会成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这一学科及领域。 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状况。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根据相关基本理论,建立和完善具体的研究工具,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从而发现新问题和新理论,进而使得这些理论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然而却已成为掌握经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方法。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发展数量经济学,达到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适合我国本土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才能实现数量经济学在我国的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摘要〕我国地方经济增长普遍存在数量与质量排名不一致现象,且不一致程度相差较大。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其数量与质量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效率差异;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则是由数量与质量的内涵差异及多种不协调机制导致。实现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条件是在完成数量积累基础上,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和科学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经济机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实现高水平下一致性增长的路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的路径则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改善民生工程,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等实现体制机制的协调。 〔关键词〕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数量;一致性;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民生工程 现实是,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期后,我国近些年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引发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在数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生态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十分严峻。对应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2010-2014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至74%,经济明显进入新常态。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标志着我国经济告别只追求数量的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升、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的新时期。实现经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增长必须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为此,本文将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做深入分析,分别从不一致性描述、不一致性解释以及实现一致性路径三大方面进行研究,以明晰地方经济增长中出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 二、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描述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方法及指标构建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增长的两种属性,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经济增长,理想的经济增长应在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一致状态下发展演进,但现实经济中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存在不一致。目前,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多集中在国家层面。事实上,除了纵向层面的不一致,横向层面上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也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且地方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承载,这种不一致表现得更为具体。 描述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需要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衡量指标入手。在质量方面,本文延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建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成果〔1〕,以6大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以及由这几个维度构建的37个基础指标共同合成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部分指标直接获取,其余指标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各指标之间因具有不可共性,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故对所涉及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变换。对于逆指标,为让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力趋于同一方向,采取倒数形式;对于适度指标,选取适度指标=1/|原始值-适度值|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不同量纲量级问题,使用均值化方式完成无量纲化处理,从而避免使用初始值造成的主成分过于倚重方差或数量级较大的指标。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测度结果 合成质量指标时,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总指数中的权重,首先合成单项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指数,完成对我国30个地区西藏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失及其自身特殊性未进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选定的权重为各指标得分值序列中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在数量方面,本文采用总量GDP,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并通过比较方式描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基本情况,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我国地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同一个地方,其自身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也存在差异,表现为经济增长数量较高的地区(如广东省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而质量较高地区(如北京市等)数量则较低。 (三)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借鉴任保平、魏婕(2012)的方法〔2〕,根据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小以及实际GDP总量对各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分别进行排序,下面对比2013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差的具体情况,见表2。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地区,有吉林、青海、新疆三省份(分别为22、30、25)。吉林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的重要聚集区,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仍缺乏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总量较小。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消费、产业、城乡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青海和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依靠的是基础建设,而现代化工业和商贸等企业发展滞后。 综上,此三省虽然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一致,但属于数量与质量均表现不佳、有待提高的地区。 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排序不一致程度较小(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小于3)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陕西、山西、宁夏8个省份,但省份间数量与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具体包含三种情况:(1)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状态良好地区包括广东、江苏和浙江。地处长三角、珠三角的特殊位置使得三省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靠前,浙江近年一系列福利发展规划以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降低环境代价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经济内在质量稳步提升,排名优于数量。〔4〕而江苏和广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低质”、经济增长质量落后于数量的现象依然存在。〔5〕(2)经济规模与增长质量排序均居中的地区包括福建和安徽。两省近年来快速发展,2000-2014年福建实际GDP从373171亿元增长到1791979亿元;安徽从293746亿元增至1398551亿元,居全国前十五位。但福建的经济增长以传统产业为优秀;安徽也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尤为突出,这种依赖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使其创新投入不足,质量排序略落后于数量。(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表现均欠佳的地区,包括宁夏、山西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处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覆盖地区,“十二五”期间,政策红利逐渐消失,未能发展特色竞争优势,且创新与技术投入不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代价大。山西的经济增长属于传统要素投入型,以资源开发为优秀,煤炭产业占比大。近年来,受煤炭价格下跌、重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煤炭工业利润占比整体由70%下降到40%,经济总量降低,随之而来的经济波动、产业单一、环境恶化等拉低了质量排名。 综上,此类地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均有待提高。 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程度较为显著(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为4-9)的地区,有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辽宁11个省份,但具体表现情况分为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优于数量的地区包括云南、上海、江西、重庆。其中,上海和重庆由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直辖市存在面积、人口、资源以及经济规模限制的问题,经济总量落后于经济大省,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质量优于数量的不一致发展状况。〔6〕云南和江西经济增长规模居中,云南因为“烟草经济”的转型和新型生物资源产业的发展改善了经济发展方式单一的传统问题,且作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区,相关产业年增长超过21%,但以上新兴产业未能发展成为新的支柱型产业。江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外贸出口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度受到冲击〔7〕,近年综合改造成果颇为显著,但总量落后于质量。(2)经济增长数量排名优于质量的地区包括山东、广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四川以及辽宁。首先,山东、四川、辽宁三省处于较高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山东是工业大省,经济增长总量居全国第三,同时也是人口大省、能源消耗大省,人均GDP仅56789亿元,排名第十。四川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总量大,增长模式为高投入型,资源环境代价大且要素效率不高。辽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综合软实力与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较为落后。综上,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人均福利的背离导致了三省数量优于质量。其次,湖北、湖南、黑龙江三省经济处于中等水平状态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两湖地区依托“中部崛起”战略,经济总量显著增长〔8〕,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污染严重等问题。黑龙江亦属老工业基地覆盖区,依托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和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模式,导致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9〕,工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近年来,黑龙江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改善,但整体上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依然欠佳。最后,广西处于低水平的数量优于质量状态。经济增长依靠粗放式的资源投入,要素效率较低、经济竞争力不强、生态环境代价大等问题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4.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背离程度严重(数量与质量排序之差的绝对值大于10)的地区,有贵州、天津、北京、甘肃、海南、内蒙古、河南、河北8个省份,根据不一致性的不同表现情况分为以下两种:(1)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显著优于数量的地方包括贵州、天津、北京、甘肃以及海南。北京和天津属于质量良好的直辖市,但因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稳定性与抵御风险能力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10〕海南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发展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绿色经济,全省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90%以上的河段水质达到或优于国家III类标准,但基础设施与现代产业均较为落后,缺乏解决就业的工业企业,导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和甘肃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工业化水平较低、城镇化进程较慢,但两省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小、福利与分配方面表现平稳、经济波动较小,因此,较低水平的经济总量与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拉开了上述地区数量与质量排名的差异。(2)经济增长数量显著优于质量的省份包括内蒙古、河南以及河北。内蒙古经济增长以传统农牧业和资源开发为优秀,经济总量表现居中,但发展模式较为滞后,经济波动较大,人均收入与福利处于较低水平,导致质量排序仅居第二十九位。河南与河北属于粗放式增长,近年经济总量增速快,实际GDP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但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效率、结构、生态等问题拉低了质量排名,使其表现为显著的高数量、低质量增长状态。 综上,纵向视角下,中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普遍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传统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造成了我国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普遍不一致状态,其中,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区包括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发展状态均良好、居中和欠佳三种情况;后三类不一致程度高的地区,数量与质量均有一方面表现欠佳。未来,要实现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首先需要对现行的不一致状态做出解释。 (一)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地方独特多样的发展模式,因此,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原因也存在多样性。对前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省份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两大维度。 1. 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产业结构失衡。根据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增长数量欠佳与居中地方过去处于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阶段”,属于数量积累时期,此时经济由水泥等基础建设体系、钢铁等重型工业体系以及传统制造业综合体系主导,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活质量体系较为滞后。这种主导部门限制使得前两类地方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低、第二产业占比过大等结构问题。而第三类经济总量较大地方虽然已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但与之配套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产业结构转换落后于经济增长。根据库兹涅茨等人的产业结构理论,经济总量的扩张依赖产业结构转换,同时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即这种结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一。产业结构失衡不仅会使经济失去转换的动力,也会影响资源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已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内在质量之间的差异。(2)消费结构失衡。前两类地方早期经济增长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拉动型,这种长期依赖投资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与欠发达地区消费不足不同,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后,人类将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消费也将随之升级。此时,低产品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弊端显现,出现中低端非耐用品的过度供给与高端消费品过盛需求间的偏离,导致严重消费外溢。2014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3800亿元,是全球最大奢侈品购买国,但76%发生在海外。高涨的跨境消费热情导致本地潜在消费动力不足,进而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造成经济总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效率差异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1)投入产出效率差异。从现象上看数量增长时期省份间经济总量差距较大,经济增长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总体上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1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依靠技术创新等内在增长动力促进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因此,地方经济规模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2)要素配置效率差异。要素在我国市场中的配置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调拨与市场自发配置两种形式。依靠政府调拨要素的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效率。由于地方政府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寻租、信息滞后、决策保守等,导致行政垄断与非理性竞争,致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了索洛模型中依靠生产率的改进促进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路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偏离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综上,经济增长总量较小的地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二)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原因 后三类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包括质量高于数量与数量高于质量两种情况。数量高于质量的地区多是中西部欠发达省区或自身经济规模较小的直辖市。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质量是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经济规模的限制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背离。而数量高于质量的不一致则是由经济发展中的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主要包括: 1.供求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数量增长时期,地方政府在以GDP为优秀的考核背景下,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追求任期内的短期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凯恩斯式增长,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寻求中央投资的主导型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政策效应吸引多种投资,使资本涌向短期增长较快或收益较高的行业、产业。这种模式可在短期内达到拉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但不顾市场诉求的单方面投入行为造成了供大于求的过剩流,使得大批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市场,从而导致经济造血机制严重不足、质量无法提升。 2.市场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协调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与之配套的要素流动机制不健全,传统上创造红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地区、城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流动出现减缓迹象。根据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流动机制不顺畅阻碍由边际收益差异引发的要素从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流动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从而产生了经济规模扩大与结构扭曲、潜在动力不足的矛盾。在产品市场上,市场机制不协调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交易不规范等影响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提升。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非零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界定影响最终均衡结果,且清晰的产权界定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因此,这种由于产权不清晰以及初始权利分配不合理导致的市场机制不协调间接地造成了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3.分配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从分配结果看,由于经济、人口总量差异导致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方差距。〔12〕201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最高,达477万元,是甘肃省的23倍(甘肃为208万元)。同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69,这种地方间收入差距造成了购买力的差异。同时,地方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福利方面的差距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幸福感”差异。从分配过程来看,提高分配效率建立在“国民收入与社会经济福利同向增长”以及“分配制度公平程度与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正相关”两大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基础之上。对地方而言,经济总量差异将导致分配过程的起点不均衡,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增长成果不具有普惠性,即社会分配制度不能使经济增长为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且理性经济人在追求经济福利过程中存在负外部性,因此,现实与两大命题出现背离,经济增长产生的经济剩余无法增进总福利,进而出现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4.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地方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创新机制不协调问题:对工业企业而言,由于产权制度不健全,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创新部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地方政府由于补贴范围和力度限制未能给予完全补偿,因此,工业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对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由专利权与科研人员待遇问题导致的人力资本激励不足以及由企业、科研主体的双面创新机制不协调导致的科研成果转化力不足阻碍了创新活动。而创新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开发经济增长潜力、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终形成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 (三)省级地方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条件 根据以上对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理论解释,实现省级地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必须满足一致性增长条件,最终使经济剩余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 1.达到一定规模的数量积累。经济增长初期处于数量积累阶段,增长过程中的“量”变不足以引起“质”变,在数量领先于质量的一段时期内必然存在不一致。因此,要达到质与量的统一首先需要完成量的积累。 2.构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机制。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急速放缓客观上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造成的。〔13〕数量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不变机制上发生,依赖要素投入扩大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后,质量型增长依靠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增长机制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3.科学的经济结构。一是产业结构。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依靠结构转换刺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效应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二是消费结构。消费者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合理匹配可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这既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需求的根本途径。 4.协调的经济机制。一是供求机制。我国经济在实现“需求拉动型”高速增长后深陷滞胀泥淖,面临凯恩斯主义的失效,需要重新审视供求结构。根据供给经济学派观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刺激需求转向刺激生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市场机制。数量型增长时期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以价格为优秀的市场机制失效,因此,质量型增长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三是分配机制。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既要消除横向分配的不平等,更要解决纵向由代际间传递效应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全面实现经济增长结果的普惠性。四是激励机制。经济增长中妨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根源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这种激励机制主要来源于制度保障。制度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构建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保障。 四、实现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一致性的路径选择 在新常态背景下,过快或过慢增长均不是可持续长远发展的稳定状态。地方经济应探索高水平下的数量与质量一致性增长路径。本文针对不一致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提出一致性增长路径。 (一)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小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前文所述两类不一致程度较小的地方而言,要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应从经济增长结构与效率两方面考虑具体路径。 1.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途径是逐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地方经济在应对传统要素红利衰减过程中应创新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从环境污染型转向友好型。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地方而言,由于地方禀赋及历史遗留问题限制,转型需要时间,因此首先应该平稳度过转型期,逐步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例如依靠资源禀赋增长的陕西省在转型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原有的驱动要素仍应发挥基础作用,此外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效应建立现代物联网工程,促进以西安为中心的老工业基地再工业化,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推广,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对第一产业而言,需要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粮食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工一体提高农业生产率。对第二产业而言,要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传统产业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态势优化升级,并针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制定具体路径,如将“互联网+”“绿色+”“智能+”等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通过跨产业、跨行业的融合发展,实现由落后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同时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全面改造第二产业内部。对第三产业而言,要促进服务业向优质高效发展,例如促进旅游业由参观式向综合体验式转变,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缩小文化出口逆差,促进传统生产型产业改造为新型生产服务型产业等。 创新消费结构。质量型增长需要从传统的寻找、跟随消费转向创造、引领消费。对内消费部分,首先应在生产环节通过改善产品设计、增加专利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其次在销售环节创新销售形式,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线上线下资源打造新型消费模式;最后在售后环节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障,做到真正的负责到底,解除其消费隐患,增强其消费信心。对外消费部分,应通过关税综合改革、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措施缩小奢侈品境内外价格差;通过设立境内免税店、签订区域间国际贸易协定,以省区对省区的跨境合作方式实现针对性对接,满足消费群体对境外乳制品、肉制品等的旺盛需求,将跨境消费热情转化为对内消费动力。 2.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一是投资效率,实体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地方政府仍要充分使用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减少重复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构建新型融资方式以及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推广政企资本合作模式。二是企业效率,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自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方式增加市场竞争力,达到活跃市场的目的。例如经济规模居中且依靠传统工业的安徽省,应切实发挥“徽商”的历史优势,提高新型电子、手机、节能汽车、茶叶、旅游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三是资源配置效率,地方政府应致力于扭转资源配置中的错配、垄断现象。例如地处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资本从传统国有工业中解放出来,重视外部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抓紧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接力替代产业,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平稳过渡。 (二)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地方实现一致性的路径 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程度较高的地方而言,这种不一致是由经济规模的限制或多种不协调机制造成的,因此,要实现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增长需要坚持协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设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协调。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即由重需求管理、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14〕这种以改善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供需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第一,在产品供给端,地方政府应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通过“加减乘除”四个方面全面推进结构改革,从而与需求侧相适应。环京津等环境敏感区域应重点控制钢铁产业;西部省份应重点控制电解铝和水泥等基础建设项目;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控制平板玻璃等深加工行业。第二,在要素供给端,应打破地方保护,降低市场分隔度,加强劳动、资本、产品在各部门、地区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天津、上海等规模大且发展良好的直辖市,应加强高素质人才、国际资本的引入,使要素高效流动,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供给端,降低地区间企业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地方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2.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经济机制协调。进一步改善被扭曲的现状,放松市场管制,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一,从审批制转向注册制,简化行政许可、审批和资质资格认定,激发地方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第二,完善以市场竞争方式激励创新的现代化机制。在相对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下,利用地方竞争优势,促进区域政策对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形成市场化进入、退出机制,促进地方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创新动力。第三,深化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山东作为人口与经济大省,应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释放民营企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环渤海地区的合作发展,发挥主体功能区优势,打造高水平海洋经济改革示范带,实现创新、绿色、可持续增长。 3.通过改善民生工程实现社会福利协调。一是收入分配方面,应实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地方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做到还富于民、经济增长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面保障医疗、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深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缩小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差距。增加就业岗位,解决毕业生就业及社会再就业问题,完善地区间人才流动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福利。经济发达但福利较弱的广东省,应充分发挥高效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以及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促进全省人民福利的增进,缩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收入、福利差距。三是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应通过简政放权便利大众办事创业,简化程序,将现行的分设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一口受理”,从而提高基本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4.通过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协调。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意味着与传统增长模式相适应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将不再奏效,因此,需要建立新的适应地方发展的激励机制。第一,在企业创新方面,构建地方特色的激励机制,增强和保护地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对总量居中但创新动力不足的“两湖”地区,应在创新载体、资金及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企业全力支持,鼓励如威盛等现代化企业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型地方企业,从而产生正面辐射效应。第二,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在硬件供给、国际交流支持等主观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并且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建客观环境激励机制,各地方政府应配合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权利人维权机制。第三,在科研技术创新方面,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处于低水平状态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吉林省,应通过完善的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与高技能人才创新,破解吉林省在深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人才“瓶颈”,实现高水平下的一致性增长。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关系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文章结合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首先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分析得到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度,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最后运用灰色GM(1,1)模型来预测未来几年的国民经济总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能源消耗 一、引言 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7.9%,我国占比达93.8%。由于其本身的不可再生和有限性,以及人类对它的巨大开采量,化石能源的枯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和废气威胁全球生态,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负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相互影响的能力越来越强,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分别就我国能源消耗、经济增长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现状分析 我国化石能源的储量约7500亿吨标准煤,总量虽大,但人均能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建国初期,煤炭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 90%以上,之后虽有下降趋势,但仍以煤炭为主。煤炭消耗比重从1978年的70.7%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66.0%。然而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3.4%波动增加到2013年的9.8%。我国目前形成了“煤炭消耗为主,多元化能源共同消耗”的能源消耗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数量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按2010年价格计算)来反应,一直保持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1.95003万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0.85779万亿元,增加了约26倍,平均增长率约110.1%。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和品质属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升级,即由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转向效率驱动,这是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任务复杂而艰巨。本文采用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重)、环境约束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性、协调性、持续性。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源物资消耗,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放在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面,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在提高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依据我国1978~2013年能源消耗总量ECT和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据看出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了约6.6倍,年均增长率5.52%。 随着科技的进步,国民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近些年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合理,经济增长质量有望继续提高。 三、实证分析 (一)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利用1999-2013共15年的能源消耗总量X1(单位:亿吨标准煤)与国内生产总值X2(单位:万亿元)数据研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联性。经济增长质量(QGDP)各维度的细分类指标由于正负向不同,且存在着不同级别的数量级,因此在进行指数合成前,需要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通过适当合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进行合成并取为X3。 (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同价单整,且不适用于多变量。所以在对两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前需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对序列lnECT 、lnGDP 、QGDP的平稳性用ADF方法进行检验(序列取对数后不影响其稳定性)。 检验结果表明: lnGDP、lnECT、QGDP序列及其1、2阶差分的ADF统计量概率值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四、总结 如今能源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民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主要因为它能够为人类的生产发展提供动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提供了可能。经济的不断增长为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能源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由此可知: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的。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的支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需要以经济增长作保障。同时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又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的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数量经济论文: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及应用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有力理论武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其预测和总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学,两者的融合和应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 【关键词】统计方法 数量经济学 融合 应用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增长,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作为强有力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延伸到经济学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合理的融合和利用,对我国国民增长的每一个环节的分析和评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相关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对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相关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证明,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配合,进一步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就要先了解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白,在经济学领域中,任何的经济项目都是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然而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学领域中变化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客观了反应了经济项目的变化,对其重要的信息和数据,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收集和的分析。相关人员在对经济学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了解当前的经济情况,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并分析它的发展方向。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动态经济和静态经济。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利用动静集合的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在根据以往的数据和信息等形式,进行客观的反应,对其经济的发展进行的综合的分析和处理,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方向,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数量经济方法也是经济研究和分析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计量,对经济的投入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利用数量经济方法的变化规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中。在经济领域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投入的分析,并对经济活动的变化进行一定程度上预测,利用其规律,回归到原本的公式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融合和应用 (一)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 在传统经济GDP的分析模型中,可以对其中的经济指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统计,相关人员对其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将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一定程上的融合与应用。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应当根据统计学的原理,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GDP的模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对其经济指标也机型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应当针对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影响传统经济GDP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融合与应用,就是众多因素的一种。在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利用的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中的系数,对其经济的变化和增长趋势,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 (二)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的应用 相关人员在进行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这样两种形式对相关的经济数据和信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分析和处理。但是,在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分析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人员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初始的经济分析模型。但是在建立的过程中,相关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在建立的过程中,消除一些外界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与我国进出口的税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也给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误差。由于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因此在经济信息和数据统计的过程中,相关而对人员应当将其范围,进行不断的扩大,并且将各种因素要进行充分的考虑。这样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准确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应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分析和计算也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我国经济发展预测的过程中,对发展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搜集和分析,同时,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描述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等。充分利用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手段,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本对统计方法与数量经济的融合和应用进行简单的分析。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分析,寻找经济变化的规律,并客观的反应出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分析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及分析,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国内生产总之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本文最后还对维持两者的平稳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数量关系分析;统计预测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要想维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居民消费水平,研究居民消费水平的规律性以及预测其变化发展趋势就变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研究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理论综述 分析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其水平高低的因素也有多种,然而根据理论及经验,首要应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最主要的影响。理论上,经济增长越多,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说明 1.指标(变量)的选取。选择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X。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人均国民收入,即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用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通用的指标,故这里选择GDP作为解释变量X。 2.数据的收集与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范围的选择为1978年-2013年该36年间的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数据选择自1978年开始,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状况,改革开放前经济波动较大,所以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政策建议 1.结论。①居民消费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加0.023783元。②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购买力提高,从而消费水平增加。 2.推论及政策建议。①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两个重要因素,而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目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②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加快改造农村电网、广播电视网、邮政通讯网、信息网等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③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节后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居民教育消费,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加居民教育消费,是提高居民消费层次和质量的关键,增加居民信息消费,对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推进,信息消费渐已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之一,要加快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扩大信息产品及网络的共给,促进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④加强宣传教育,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大力倡导信用消费,建立信用消费与保险、担保相结合,分散和降低消费信贷风险。扩大消费信贷范围,加快信用消费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与信用消费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开展消费信贷清除障碍。 数量经济论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金融机构数量及管理政策探究和分析 【摘要】在分析普通金融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的和规模化,对金融部门的融资成本进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了,在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一般都是无效的,社会管理部门要对市场金融机构进行调控,控制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数量,提高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社会管理部门在对金融机构作出调整,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决定。 【关键词】经济发展 金融机构 管理政策 一、引言 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作出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控制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致癌物规模和存款规模。学术界也对此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并对大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反思。关于金融机构数量和金融机构规模的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模型的构建 (一)家庭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在家庭部门的模型构建中,选取2H个连续的家庭来作为主体,每一期都会有H个新的家庭来取代H个旧的家庭。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家庭都有标准的世代叠加结构。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年轻阶段和年老阶段。在年轻阶段中,每一各家庭没有任何的资产,但是拥有相应的劳动力。在家庭在年老阶段的时候,依靠年轻阶段的储蓄来消费。在这2H各连续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都有相应的消费偏好。在家庭的储蓄资产中,会用一部分来购买金融资产。由此可知,在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根据相关的计算得出,家庭的最优储蓄率是有折现因子来决定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最优储蓄率是不变的。 (二)生产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将生产部门视为企业组成,生产部门是由G个连续的企业构成的,G足够大,但是小于H,其生产是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的,企业在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劳动力和资本,在研究中,假设所有的资金都是完全折旧的。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也是不一致的。各个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金融市场筹集资本,在劳动力市场雇佣劳动者,完成企业的生产,企业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三)金融部门模型构建分析 本文涉及的进入部门是由Nt家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所构成的。进入机构是有市场量内生决定的,其主要作用是集中所有家庭部门的储蓄金,将家庭的储蓄金提供给企业部门进行生产。金融机构在经营的过程中,要耗费一定的成本,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金融市场。根据相关专业的分析,由于企业之间存在异同,因此,各个企业的金融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金融机构业务的种类和树立越多,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边际报酬也就会越少。由此得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越低,金融机构的生产边际就越高。 三、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有效性分析 关于市场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的问题,是业界一直以来讨论的重点。社会管理部门能否通过对市场中金融机构数量的调整,通过有效的优化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实现金融部门总产出的增加。本文从金融机构的竞争市场来分析该问题。 (一)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局部垄断 在研究中,根据相关的假设和预算可以推理出,但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在金融机构逐渐增加时,增加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减少家庭部门中每个家庭投资资金的比数,不会提高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的经济。但是金融市场新增了一定的金融机构以后,必然会增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的消耗。同理可以推算出,如果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成本。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市场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就会增加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就会节约金融部门消耗的总成本。 根据资金平衡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在家庭部门总储蓄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消耗的总成本越好,必然就会使得生产部门融得的总资金减少。因此,当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过量的;社会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数量过多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数量,通过有效的调整,可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总成本。 (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相互竞争 为了更好的分析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是否有效,把Q作为金融部门为企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固定资金和分析金融机构需要消耗的总成本来判断。在分析中,如果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可以减少金融部门所消耗的总成本,使其达到最小,那么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就是有效的。在金融市场中,如果新增一家金融机构,就会分去原有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比数,金融机构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提高,从而实现专业化的生产,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也会减小。其关系主要如下图所示: 图2-1 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变动趋势及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关系图 在图2-1中MTFC指的是金融部门消耗的可变成本,nt指的是有效金融机构的数量。根据上图的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新增的金融机构的数量,能够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消耗的资金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大于金融市场中有效的金融机构数量。当当-MTFC MTFC时,社会管理部门应该减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的数量,通过对金融机构数量的控制,可以有效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消耗的总成本,在这个阶段中,金融市场上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是小于有效金融机构数量的。当当-MTFC=MTFC时,不管社会管理部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增加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减少内生金融机构的数量,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都是有效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市场中内生金融机构数量是否有效的分析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管理部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内生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是否有效,都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数量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利益协调机制调整 摘要: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影响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的关键。从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需要进行增长路径的转型: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从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政府角色从偏重增长目标向完善公共服务转型。为实现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必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努力满足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优秀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数量型增长;质量型增长;利益格局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质是利益关系问题。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注意涉及到的各利益群体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一、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博弈 (一)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的利益博弈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会引起两者财政收支变化。总体看,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持平,但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中央财政支出。2000~2012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52.2%降低到2012年的47.9%,而其支出比重降幅明显,由2000年的34.7%降至2012年的14.9%;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增,财政支出比重增幅明显,分别由2000年的47.9%、65.2%增至2012年的52.1%和85.1%。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央财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远低于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6.34%;而地方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由2000年的60.9%增至2012年的91%,这种利益博弈格局表明地方投资冲动强劲,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见图1)。 2.城乡利益主体之问的利益关系博弈。城乡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从居民收入水平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虽然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城乡收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入差距逐步扩大,这表明初次分配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未能兼顾公平。2000~2012年,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80元增至2012年的24565元,增幅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2253元增至7917元,增幅较城镇缓慢。从恩格尔系数变动看,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同,这表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但城乡二元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见图2)。从城乡消费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消费比重远高于政府消费比重,但居民消费比重有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5%降至2012年的72.7%,政府消费比重则由25.4%增至27.2%。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6.9%增至2012年的77.9%,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由33%降至22.7%(见图3)。城乡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博弈导致城乡结构失衡,使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低,消费增长缓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改变,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利益关系博弈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1.制约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由于上述利益关系博弈,我国主要通过粗放式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在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由于我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且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逐年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由2000年的149.2亿元/万人减少至2012年的139.3亿元/万人,而单位产值能耗则由135.3吨标准煤/亿元大幅增值到338.5吨标准煤/亿元(见图4)。这说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驱动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研发经费支出与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提高,研发经费支出增幅相对稳定,近十年基本保持在24%左右。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波动上涨,2012年增速达34%。但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未能保持持续上涨。这表明,由于利益关系博弈的制约,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创新驱动环境与条件、高效科学的创新驱动过程、合理完善的创新驱动机制,因此需要通过利益关系博弈的改变来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由于利益博弈的存在,人们习惯于投资驱动,使得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虽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以及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处于低水平阶段,但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小幅攀升态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对GDP增长的拉动力均有较大波动,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与第二产业呈现相反态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与第二产业变化趋势趋同(见图5)。从就业比重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比值具有趋同趋势。第一产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逐年稳步上升,且增幅基本相同(见图6)。从各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各产业就业比重)看,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状态,无大幅变动,基本保持为0.3。第二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但自200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2.0降至2012年的1.5。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小幅降价趋势,由1.4降至1.2。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趋同态势(见图7)。 二、利益机制的构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然会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这些变化也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一)社会矛盾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使得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成为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使经济增长的社会动力基础发生变化,这一矛盾的变化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原因在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影响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碍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形成经济增长利益格局锁定效应。由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影响其获得的利益,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中的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到微观利益主体博弈能力的重新塑造,这就直接决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社会微观基础。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博弈关系主要有四大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城乡利益主体博弈和劳资利益主体博弈,这些利益主体博弈导致地方投资驱动、产业结构趋同、农村消费不振和要素投入驱动。…可见,这种利益主体博弈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路径转变。 (二)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 在数量型经济增长背景下,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晋升激励效应的存在,政府部门习惯和热衷于通过投资实现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高。从资源配置投入角度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资本、劳动力、资源、能源被过度消耗;从经济运行角度看,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经济运行中结构变化、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增长波动性,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从资源配置的产出角度看,重视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表现为通过追求规模扩张来拉动增长。这种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以GDP为优秀指标的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又由于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和赶超过程的关键是技术水平差距,其影响远大于有效劳动资本存量的差距。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需要对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源配置投入方面,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等先进要素的贡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全要素贡献率;在经济运行方面,不断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的稳定性,熨平经济短期波动。在资源配置的产出方面,重视经济增长中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本质是调整利益博弈关系,通过利益博弈关系的调整形成有效的激励结构。 (三)福利分配关系变化导致的利益关系调整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资本与劳动这些要素投入的基本利益关系的格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造成资本和劳动收益失衡,形成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的局面,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失衡使得利益关系失衡。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社会、居民和政府的利益关系。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社会居民的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同时,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需要调整垄断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在数量型增长中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掌握资源,行业平均收入水平过高,仅政府补贴方面,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获得更高补贴,企业产权性质对政府补贴存在边际影响。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为提高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必然要对这些基本利益关系格局进行调整,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制约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关系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初级阶段的目标是数量扩张,而高级阶段的增长目标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增长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创新程度、经济结构合理性,福利分配公平性、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需要进行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经济增长终极目标的调整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为提高人的生存发展水平,而人的生存发展主要包括:一是提供数量丰富的物质产品;二是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安全程度、有益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条件。数量型经济增长的依据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把物质的数量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认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物质的数量增长,只要物质数量增长各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质量型增长的依据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观,在经济增长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解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福利提高、人的权利维护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也在“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实施了数量型增长模式,通过高消耗、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和投入规模扩展的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损害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以人为本”的质量型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更加强调协同创新的作用,重视经济增长中人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中,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应转向“以人为本”。 (二)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调整 从经济学原理看,“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经济增长中都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通过资源配置解决效率问题,而且要通过分配解决公平问题,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而且也会抑制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为解决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为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能力。过去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分配问题。从反映收入分配整体变动情况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基尼系数1981~1984年较低,1985~1992年进一步提高,1993~2004年开始超过警戒水平。从反映收入分配主要变动情况的城乡泰尔指数看,1978~1984年由0.091缓慢下降到0.04,此后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到2007年已达到0.163。质量型经济增长重视增长成果的共享,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实现由少数人分享增长成果转向由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由于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受制于初次分配的市场竞争条件,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同步。所以,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福利分配关系的调整,力争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增强经济增长的分享性。 (三)经济增长利益分享机制的调整 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就是要给每个社会成员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使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机制发生变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要素投入的依赖,降低资源环境的压力。二是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促进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居民的谨慎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增加投资动机、扩大消费需求,从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经济增长分享机制的变化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分享机制发生变化将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忽视利益分享机制的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利益机制构建的路径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会引起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新的利益机制。 (一)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型 经济增长目标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由经济总量导向向国民收入导向转变。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是以国富为导向,“国富优先”的优点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但“国富优先”使财富集中于国家,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扭曲市场,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实现增长目标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首先,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要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导向要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是简单地追求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是要把提高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增长成果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再次,经济增长的原则要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做法,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追求数量增长,同时要从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福利分配共享化等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多元化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要实现从单一的投资动力转向多元动力。第一,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提高公共消费比重。数量型增长是以投资为主导和规模扩张为主体,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以扩大规模为主,需求结构单一,不仅造成环境压力,而且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型要求向消费主导转变,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使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改变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进一步提高消费率,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从工业主导走向城市化和城镇化主导。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两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不协调。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土地资源浪费、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因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第三,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过去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变,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过程中,要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经济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路径一是城市发展要素化到城镇,二是城市产业化到城镇。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从全能型政府职能向有限型政府职能转型。做好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从无所不为的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环境与竞争机会;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服务,建立安全的社会服务体系。第二,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数量型增长背景下,经济数量增长是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要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以服务全体人民、服务整个社会为基本职能,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机制。第三,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传统管理型政府过多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经济效率损失。治理型政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法律治理经济和社会,把法治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保障,同时把政府的诚信作为治理经济和社会的伦理基础。以法律约束政府的权力,以法治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第四,重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分配,有利于改善地方投资驱动,减少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低效重复投资项目。 (四)改革要从单一的市场化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第一,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在我国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中,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健全收入再分配体制,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公平正义。不断理顺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综合创新。第二,以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数量的增长,私人的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社会需求方面进一步增长,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发展不足。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要以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转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优秀,在中国经济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职能向界定和保护产权、创造经济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经济代价的同时,努力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 数量经济论文:当前经济的“质量与数量” 透视GDP 我国经济约10年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平均都是以两位数在增长,即10.4%、10.3%。2013年为7.6%,今年一季度是7.4%、三季度7.3%,整体看来经济呈下行趋势。 如果认真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做好经济转型的话,我们还有希望在这个10年里保持中高速发展,即7%-8%。但是,必须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定要消除对GDP的崇拜,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消除GDP的水分。 多年来,GDP就代表政绩,而投资最容易拉动GDP,但这种拉动长期下来是有问题的。2009年,政府给出4万亿刺激,实际上是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当年达到了9.2%的增长,却带来一大堆问题。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的积压、环境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然后是通货膨胀。到2011年,通胀最高达5.4%,最后是资产泡沫。当年住房销售增加、房价增长过快,这些问题都是由过度投资带来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抑制追求GDP、用过度投资追求GDP的冲动。过度投资造成GDP有水分,一是豆腐渣工程。二是一些项目建的时候有GDP,投产了却不能再产生GDP。三是一些项目投的时候有GDP,运行以后政府要贴钱,拿财政贴GDP。比如:几十个城市都建地铁,有些建成后不仅不起便民作用,反而成了财政包袱。 透视货币政策 现在货币发行周转存在一些问题。正常情况下,货币存量和GDP最高也就是1∶1,我们为什么这么高?有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4万亿美元要拿24-25万亿人民币收集来,多放出去24-25万亿人民币。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还不起,国务院有规定,要放债券等。实际上还不起怎么办?向银行借新贷还老债,这个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第三,很多企业和个人手里拿着现金。 因此,看起来钱挺多,但是在很多地方钱不够。所以影子银行发展很快。影子银行的利息比正常银行高,其规模之大,据最近社科院报告为27万亿。钱的问题,也是需要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 透视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房地产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到银行贷款的50%-60%。如果这两部分出问题,那么影响就很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央出了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从这几个角度讲,逐步采取主要发债,借新债还老债的办法慢慢消除,不是很短的时间能解决的。 对房地产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的过程中,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多的家庭要改善住房。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得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北京、上海,实际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对于这类地区,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另一类就是像鄂尔多斯等地区,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要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数据,消化存量大约需要20个月,现在房地产已进入了调整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它关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这种现象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30%,它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有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老百姓财富就缩水。 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均价的年增长率是8.6%,通过两年调整期,我认为要达到三个目的: 第一,供求关系比较平衡。 第二,逐步使房价不再过快增长,就是比CPI可能高一点儿。因为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价格长远来看会涨,比CPI高点儿不会高太多。 第三,在这个过程里,将会出现对开发商的淘汰。有一部分实力差的开发商将被淘汰,这样房地产业会更健康。 从银行来说,也要注意风险。我问过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占30%左右,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占25%到26%、开发商贷款5%。个人贷款是优质贷款,一般情况下,除非他失业了或者企业破产了才会断。开发商贷款占银行房地产贷款1/4左右,工行1/5。开发商资金来源大概是这样,39%是自有资金,包括买地;31%是预交款,客户购房预付款;真正向银行贷就30%。这个数字对大开发商来说,即使房价下行,也不会有伤害,对小开发商有影响。 透视新变量 中国经济最终要想保持高速增长靠什么?不能靠房地产、靠一些传统产业,要搞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信息技术必然要经历变革,金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不管是不是搞信息技术的,都离不开互联网。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要找机会,现在传统的制造业也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汽车制造业也都在讲怎么转型成为信息技术引导的公司。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你的产业生产线,另外是如何用信息技术来联结你的有关产业。互联网最大好处是连通,能够连接与你有关的产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减少信息不对称,让你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让你有更多和别人合作的机会。这种企业困难的是资金,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微企业如果有定单,或者有一定应收账款,现在有了互联金融,应收账款和定单都可以抵押贷款,这样就可以保证现金流的正常周转,这些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 数量经济论文: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 内容提要:数量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在传统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增长方式,在“增长奇迹”的背后,产生规模报酬递减、结构偏差、利益冲突、环境成本增加等问题,导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非均衡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对数量型增长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结构转化、创新驱动等方式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通过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特征、形成机制及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提出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增长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及增长动力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优秀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优秀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优秀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优秀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优秀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从中国现有的禀赋条件来看,难以继续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长期支撑,要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必须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面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从主要依靠技术的学习和模仿,转向主要依靠自主设计、研发和发明,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出效率、缓解资源约束;(2)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培育与之适应的新优势,在低成本比较优势被削弱的阶段,通过创新作用的强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3)创新驱动具有内生的经济增长动态适应机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态势的竞争格局,不断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优秀,更注重全面创新的协同作用,其实现路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建立全面的创新体系提供制度保证;以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自主创新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产业创新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竞争力;以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崇尚创新的精神追求;以协同创新实现各方面创新的协调统一。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论文: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效用对比,对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这一课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控制流乞数量的有效办法不在于救助制度,而在于提升底层居民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关键词:劳动效用;乞讨效用;数量均衡;贫富差距 一、正文 城市的经济发展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更多的乞讨“契机”,然而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却为社会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第一,越来越多的流浪乞讨者涌入城市,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市貌,交通甚至社会安定;第二,因“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入超出个人劳动收入”而进行乞讨的居民的机会成本为其所占有的劳动要素的收入,即流浪乞讨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第三,城市居民的“随手施舍”其实质是对社会收入的不合理的重新配置,降低了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滋生了其不劳而获的懒惰心理。因此有效地控制流乞数量是解决流乞问题的新方向。已有的学者把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的焦点定在救助制度上,并通过一定的调研,提出了对救助制度的看法,然而效果甚微。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流浪乞讨现象进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学角度的不足。 二、结论 正是由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与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相对大小的关系,使得某一地区流浪乞讨者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均衡之中。由此看来,控制流乞数量在于对劳动效用和乞讨效用的相对大小的控制,而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所以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即提高底层居民收入水平,保障中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稳定,最终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当有多个农村A区和城市B区时,结论依然成立。即控制流乞数量的根本不在于如何救助流乞,而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因此低保的完善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救助站的建立对国家控制流乞数量的意义。 三、政策建议 无论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中国梦的实现,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福利问题都是社会道路上应该解决的难点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救助制度,完善救助体系,即根据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低收入者的保障。流浪乞讨现象无法消除,但是需要控制,同时是可控的。政府应该充分通过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使得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在可控的均衡数量内波动。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向质量增长转型期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作为嘉宾出席论坛,并在会议期间就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中国如何创新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渊源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导报等15家新闻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张晓强对记者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互动时谈到,我们保持基本政策稳定,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后,在7、8月份,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已经出现。”针对此前外界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质疑,张晓强认为,中国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都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企业优秀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通过转方式、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随着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内需潜力会不断得到释放,这些都将支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期,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下更大的工夫。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由此也带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区域、城乡发展差距仍然比较大。这一系列问题也要求我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优秀竞争力和发展质量方面,同时也为改革留出更多空间。 “创新驱动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讲,中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关键在改革。”张晓强表示,经济体制改革,优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和取消投资项目的核准审批、经营许可资质认证等工作,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还要重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要朝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改革,增强优秀竞争力,同时也要进一步调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要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节约资源、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金融、财税领域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于城镇化在中国的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城镇化“既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也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推进这样的城镇化需要科学规划,需要体现“绿色、集约、智能、低碳”等重要内涵。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圈地和盖楼,而是以人为本、高质量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水平与亚洲国家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要达到现代化水平,还有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可以想象需求和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亮点,在于用“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主题。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5年多了,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弱复苏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经济深度调整情况下,如何找寻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非常关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创新是真正的强大动力。 “回顾中国近年来强调转变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要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造成环境负面影响,转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张晓强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既是当今世界聚焦的方向,也是中国实现中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发展动力。“此外,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总理亲自出席达沃斯,与企业家互动,并出席开幕式,做主旨演讲。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加强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高度重视。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的一大亮点。”张晓强说。 数量经济论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数量经济论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摘 要]本文以SPSS统计分析软件为工具来分析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各地区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而且,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公共服务设施;地区生产总值;城镇经济发展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基础设施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投资建厂、促进当地就业,还能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往往比例过小且增长过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造成资源过度使用;而对社会生产设施投入过多且增长更新快,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国内外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吴友人的《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例来讨论:基础性设施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胡仁科的《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融资研究》是从基础设施的融资方面来阐述如何促进小城镇经济发展的;[2]徐莹的《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是以贵州的城镇为例,从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方面入手,来分析基础设施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从生产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写其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4] 上述研究的对象多涵盖整个基础设施,很少有将研究对象定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域。在研究思路上多是从生产到投资角度入手,从增加就业、促进再生产方面揭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却忽略了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设施是由公共服务与设施两个词语构成的合成词,是这些词语含义的整合。公共设施是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有基础设施和附属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即“社会性基础设施”。而附属设施是配套设施,使得基础设施得到更好服务、发挥更大作用、实现保值和增值功能的设施。[5] 本文以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中国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建立两者的联系。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6] 一、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投资、消费、储蓄的关系 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城镇发展所需的投资、消费、储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对投资、消费的影响 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加快城镇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就是促进该城镇的投资和消费。从对于一个城镇的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方面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增多对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 首先,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投资的影响。对于商家投资建厂来说,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好的投资环境必需有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而不仅仅是政府所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桥等),因为社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面向是社区居民,这会给投资建厂的商家在服务设施上减少很多资金及时间的成本投入。因此,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商家来投资建厂,从而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社区居民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会为其解除许多后顾之忧,这样居民就会用自己手中多余的钱进行一些投资,从而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除了可以促使居民将手中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以外,也可以促进居民进行消费。一旦该地区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家能够获得利润,商家不但会加大投入力度,还会吸引更多的其他商家进行投资,这两方面的后续影响会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对储蓄的影响 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给居民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促使居民将手中的钱用于投资和消费。如果居民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增加了,在短时间内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居民所储蓄的钱就势必会减少。对于想要在此投资建厂的商家也是如此,完善和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会增大商家对此地区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商家就不会将钱存在银行,而且还很有可能从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都会大大减少银行的储蓄量。[7]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多对储蓄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 简单起见,本文只选择当地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连续两年的生产总值的增幅来分别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指标。 (一)全国各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分布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提供的数据,得到2006至2008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通过SPSS软件,[8]得到分布图,见图1,其中灰色柱、黑色柱、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单位:个)。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江苏两地在2006年至2008年间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全国排在第一位置,而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第二,上海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在2006年排在中游位置,而在2007年和2008年跃居到与浙江、江苏同一阵营。第三,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最多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北方沿海地区、首都附近和西南中部地区。最后是西北地区和东北内陆型省份。第四,北京、天津、上海作为省级市拥有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比一些省份多,尤其是上海。于是,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东南沿海城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处于全国最低水平线。 (二)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得到全国各地区城镇经济水平和其增长速度的分布与比较图,见图2,其中灰色、黑色和白色柱分别代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单位:百万)。同时对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以2007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的数据为例,见图3,其中,灰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黑色柱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灰色柱与黑色柱的单位不同,放在一起是为了分别比较各地区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从2006年到2008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几乎都是逐年增加的。第二,我们将2008年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的地区划为A区,介于1万亿与2万亿之间的划为B区,小于1万亿的划为C区。由此可以看出A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B区:河南、河北、上海、辽宁、四川、北京、福建和海南;C区:黑龙江、安徽、内蒙古、山西、广西、江西、天津、陕西、吉林、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第三,从地理区域上看,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南方省份超过北方省份,东部省份超过西部省份。从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现代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态势,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些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同时也应注意到,在人均方面,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高,一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过低。在生产总值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水平还十分低下。 (三)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与城镇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2009年颁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得到2007年中国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如图4所示。灰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黑色折线代表2007年该地区的生产总值。 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灰色折线和黑色折线的上升或下降的步调大致相同,各省市所对应的基本都是两个高点或两个低点,很少有对应一个高点一个低点的情况;地区生产总值的大小与地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在数据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和正相关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东西部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与中国中部地区相比较少。 (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前面的结论,笔者提出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我们用后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减去前一年的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来代表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速度,用后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减去前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来代表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其中,服务数差1、经济数差1分别为2007年与2006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服务数差2、经济数差2分别为2008年与2007年公共服务设施总量差值和地区生产总量差值的编码。 从SPSS输出结果(限于篇幅,不在文中体现)可以看出,经济差1与服务数差1的相关系数为0.678,经济差2与服务数差2的相关系数为0.658。这两个相关系数都接近于0.7,说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从而证实笔者的假设: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各地区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的速度具有正相关性。 三、结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各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多少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具有正相关性,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 其次,各地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的增长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增长较快的地区,其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反之亦然。 最后,我国第一类、第三类地区与第二类、第四类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镇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加强第一类地区和第三类地区的城镇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当然,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需要综合协调,在社区建设中建立一个综合协调机制,以推进我国社区服务体系健康、持续的全面发展。 数量经济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必须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这是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这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转型;粗放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 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已连续34年年均接近两位数增长。197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8%,而到2012年,中国GDP已上升到占世界GDP总量的11%左右。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超过6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的奇迹”。而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粗放扩张,使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中国经济需要转型,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包括实现两个翻番(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因此,经济转型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走势的最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转型提出的背景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1995年,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央建议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十年后要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原因主要在于,1995年我国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进展不理想,总体而言,粗放式增长格局未变,影响了经济的均衡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参加了这次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开始工作时,国家发改委等已准备了大量材料,当时看后印象最深的,一是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2004年的50%以上;二是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三是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这些都说明,资源和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瓶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并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作了更深刻和更全面的论述,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特别强调能源节约,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列为“十一五”的重要目标,还提出要着力自主创新,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扩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一变化呢?这是因为,2005年以后,经济继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而这种高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并出现了“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且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具体要求实现如下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从上述三个转变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有了新的扩展,即包括了改善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内容,增加了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内容,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要求,以及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生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综合国际国内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紧接着,2010年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时又一次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建议还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二、中国经济面临短期再平衡和中长期转型任务 1.短期任务:调结构促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短期再平衡即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这种比例失调或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2006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42%以上,2006年为43.6%,2007年为42.5%,2008年为46.9%,2009年为87.6%,2010年为52.9%,2011年为53.3%。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几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高,2005年为22.8%,2006年为16%,2007年为17.9%。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达到10.1%。与上述情况不同,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偏低,从2003~2011年,分别只有35.8%、39.5%、38.7%、40.4%、39.6%、44.1%、49.8%、43.1%和50.8%。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的内生增长,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51.93万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了1.62倍,已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本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应逐步上升,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却在这十年期间,只有小幅上升。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只比2002年的41.5%提高了3.1个百分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比世界上与我国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弹性偏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工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几大高资源投入高排放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都严重过剩。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钢铁产能利用率仅为72%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占总产量的15%左右;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电解铝氧化铝产能利用率均不到80%;多晶硅产能利用率目前只有50%左右。不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等新兴行业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 第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后,开始小步回落,但仍在高位徘徊。有研究报告指出,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贫富分化在发展。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推算2008年中国有9.3万亿元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没有统计在国民收入中,这两个数字都比2005年增加了近一倍。文章还指出,如果把隐性收入计算进去,则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23倍,扩大到65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像有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太快、公有制受到削弱,而在于分配不公、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分配秩序混乱、政府调节不力甚至逆调节等。因此,当前在收入分配环节,特别需要伸张公平正义,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近两年略有缓解,如2012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下降到2.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2011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略有缩小等。但是,经济失衡问题总的来说还比较严重,有的问题如产能过剩问题还在恶化、近期通货膨胀压力不小等,这说明中国调结构促平衡的任务还很重。同时,解决比例失调问题应尽可能快一点,不宜久拖不决,因为拖长了会加大解决的难度。 2.中长期任务: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还面临中长期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粗放扩张,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1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资源大量消耗,而我国资源特别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使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的计划指标都没有实现。 同时,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2000年才占0.9%,2008年上升为1。47%,2012年为1.97%,低于创新型国家至少占2%的要求。与此相对应,我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占50%以上。我国是世界生产汽车第一大国,但几乎所有优秀技术和品牌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没有一个世界名牌产品。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资源、环境、生态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需要指出,经济再平衡能够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而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努力,没有十年八年的攻坚克难是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近两位数的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显突出,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沿着过去粗放扩张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使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更加收紧,经济将有一天被强制硬着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摆脱上述困境,只有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转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此必须适当放缓经济增速,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需要适当放缓增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不时处于过热或偏热状态,经济从2003年起连续五年以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14.2%,使“三过”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大量透支资源和环境,过分压低劳动报酬。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当时面临的问题时也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使2008年不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调整经济也势在必行,而调整经济必然带来经济减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由于急于求成,推动经济盲目跃进后为纠正经济失衡都付出了经济减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甚至是大幅度负增长)的代价,看来这次也不会例外。 第二,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过量投放的货币加重了粗放扩张和通胀压力。我国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力度稍显过度,中央四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带动地方二十万亿元的投资热潮,近十万亿元的天量贷款,引发了又一轮的大规模粗放扩张,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负增长、其他国家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我国2009年经济增速9.2%、2010年10.4%和2011年9.3%。与此同时,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连续三年反弹,2008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1,反弹至2009年的0.57、2010年的0.58和2011年的0.76;200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58,反弹至2009年的0.78、2010年和2011年的1.27。通胀压力也不小,2009年和2010年中国商品房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3.2%和7.4%,2010年和2011年CPI则分别上涨3.3%和5.4%。这就使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刻不容缓。2012年,经济开始被迫回调,全年经济增速降至7.8%,比上年回落1.5个百分点。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8%~8.7%;2016~2020年,降至5.7%-6.6%;2021~2030年,进一步回落至5.4%~6.3%。有的经济学家也著文提出,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GDP年增长率将下降至7.2%和“十三五”时期的6.1%。看来,中国今后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经济增长了。 第三,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1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2012年人均GDP达6000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如果继续沿袭粗放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味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不认真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普遍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接着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和战略举措。 但是,知易行难。这几年转方式调结构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各方面仍把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放在首位。因此,要真正使社会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逐步进入中等增速阶段,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力图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增速现阶段以多少比较合适,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近中期即在2020年前以7%~8%为宜。这个速度一点也不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国内需求强劲,市场空间很大,经济增速不会一下子掉到7%以下。我们在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接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当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会降得太多,而在于在现有体制下,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很足,一些地方仍然大上产能已过剩的重化工项目,甚至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项目未经环评就强行上马,为的是追求GDP的短期高速增长。到今年3月止,全国已有24个省市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10%及以上,远高于全国的7.5%预期目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适当超前也可以理解,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能太超前,不能企求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在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地区就没有必要急于修高铁,否则大量的投资会造成浪费甚至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 四、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深化改革 中国现阶段要推动经济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途径,如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管理创新等,但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为我国今后加快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深化改革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主要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对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一些思考。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优秀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过去我们一直说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没有错,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仍需攻坚克难。但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碰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问题,也就是要碰到政府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当要求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时,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显得更重要。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里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要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要点正在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使政府真正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不只是限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实践,已开始把政府改革推到了改革的最前列。 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今后,要以政府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经济改革。 第一,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首脑充当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于我国长时期都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大小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政府官员实行任期制,一般五年一任期,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都全力以赴使任期内GDP增速最大化,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其恶果已于2013年春天在中国中东部大片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显现出来,整个春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雾霾天气,甚至重污染。,对此,总理在会见采访两会的记者并回答提问时说,“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我国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是,至今还有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继续发展这些产业,地方政府擅自降低电价,鼓励当地发展这些产业,使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国务院有的领导同志曾说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决抛弃政府经营城市的想法和做法,政府不再以主力运动员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再带头搞粗放扩张和不顾后果地追求GDP短期最快增速。 第二,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或贯彻中央宏观调控举措,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好的事,就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自己要削权,包括取消各种各样的行政垄断,让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平等进入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主要是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认真进行监管,不必替企业进行微观决策,不必事事审批。审批过多过滥往往扼杀创新活动,降低微观经济活动效率。总理在2013年3月27日会见记者时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减少审批会直接影响那些有审批权力的官员的利益,因此,常常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中央必须下大决心,强力推进,政府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财政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型看起来属于财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政府,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全能型财政,财政支出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自然要跟着向公共服务型转轨。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还很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为4.4%,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两项合计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多。2011年,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当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支出比重仍只占16%,仍然比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国家低一半。这说明我国财政向公共服务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坚持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改革,包括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逐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开征房产税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目的在于推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稀缺的资金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为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能促进资金配置到效率和效益最高的领域。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现代金融体系,使大中小企业、公有经济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上平等融资和开展竞争。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国作为经济增速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要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第五,政府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即使破坏了环境也不必付费,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我国不少产品之所以有竞争力,往往是尽管消耗大但成本低。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不能任意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低土地和资本的价格,同时要使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5年,在制定我国“十一五”规划时,世界银行向我国有关部门报告,根据他们对两千多个公司的调研,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一半多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这说明,要节约和高效使用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提高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至合理水平。这就需要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理顺它们的价格,用经济手段逼迫各经济主体节约集约使用各类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前,我国物价基本稳定,CPI上涨率比较低,正是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希望这次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 第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因素。由于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9%,致使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过分倚重投资和出口,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且在下降,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这几年已降到40%以下。这种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素质与技能的提高,从而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大量低收入群体不能很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影响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今后应认真贯彻十八大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各项改革外,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都属于重要领域改革,需作专门论述,本文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 德育是开启和实现人性中德性潜能的“通道”,而德性存在于人和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小学的德育应重在育好学生的“四德”,即育关爱他人之德、关爱国家之德、关爱生态之德、关爱自己之德。 1.育关爱他人之德。雪莱曾说“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就如同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就是去关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所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得到他人的关爱是一种幸福,关爱他人更是一种幸福。助人为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有纯粹的温暖才能温暖人心,只有用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他人”。中小学德育就是要帮助学生成长为“真正的助人者,是通过帮助别人,来提升自我人格境界的真英雄”,达到“默默地奉献着自己,也渐渐地壮大着自己”的境界。 2.育关爱国家之德。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培植是中小学德育的首要任务。热爱国家是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东林志士所提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爱国主义教育正是引导中小学生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树立“推己及人,整体和谐”的人和观;“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的家和观;“以德服人”、“兼容并包”、“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平观,“万物一体”、“万物和谐”、“天人合一”的天人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诚信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 3.育关爱生态之德。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之中。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善待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合理利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就必须加强对中小学生生态道德的教育。首先,突出生态道德意识教育,使态生态道德观念逐步成为中小学生的一种内存素质和自觉要求;其次,突出生态道德规范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尊重生命、尊重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学会正确认识和处理控制人口与合理消费、适度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消除贫困与反对奢侈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突出生态道德素质教育,帮助中小学生形成保护自然和生命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知识、道德能力与道德习惯,为将来更好地履行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奠定基础。 4.育关爱自己之德。康德曾说“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思索它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道德是实现了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是实现着的道德。道德自律能力是道德他律的效用基础。众善,道德自律能力使之;众恶,道德自律能力由之。一个关爱自己的人就是不断提升道德自律能力的人。道德自律的行为养成道德自律的习惯,道德自律的习惯形成道德自律的生活,道德自律的生活化成道德建设的社会资本。因此,中小学德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育学生不懈提升道德自律能力,引导他们不断地走向更高尚、更聪明、更富有。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和谐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的德育 也就是说,在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没有了条条框框的强制性约束,不再拘泥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机器,让学生与各种规章制度和谐相处。下面说道和谐方法。我们这里提到的和谐方法,就是我们进行和谐德育教育的主要手段。而这些手段,在传统的教学的基础上,被牢牢禁锢,脱离不了课本,诸如思想品德的说教,以及英雄主义思想的灌输,变相的体罚,还有举办一些毫无特色,全国统一的课外活动。这样的生硬的教学手段,并不能够将和谐的元素带入到学生的学习当中去,同时也没有按照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德育教学,了解其真正的思想追求。而我们所说的和谐方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学生的实际需要,让学生在充分的自我体验过程中感受到道德的强大感召力,让学生在内心成长的过程中,自己缔造自己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提升自身内在。中小学德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为四有新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就是要让中小学生认识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适当的位置上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不是要求学生提早进入社会大环境,而是在自己小社会的氛围中,实现新一代国家希望应有的价值。 二、和谐是中小学德育的基础 我们对小学生的德育工作都能够正常的认识,并且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关系着我们中国的未来。而中小学德育工作并不只是学校自身的工作,它是一个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的工程体系。但是,经过笔者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对于德育教育,似乎只有学校将德育教育放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上,而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的方面对此并不重视。并且随着当今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常常把网络环境以及文化市场看做德育教育的杀手,让学生与其生活环境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是违反和谐德育建设的。而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就是依赖生活环境,将周围的社会各个层面的环境纳入一个整体,对环境加以理解以及利用,这样才是德育教育的基础。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实现和谐德育的一个基本条件。人性化的德育就是摒弃传统的所谓择差教育等等,将每一个学生平等相待。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中华大地上不是只有一簇簇的罂粟,而要引导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承认中小学生已有的思想道德基础,建立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德育,从中小学生本能的关注入手,再到对他们心理的关心,最后到他们群体的公共道德的建成,让德育内容和德育主体、德育环境和谐一致。 三、和谐是中小学德育的追求 和谐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德育教育的一个基本追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德育教育知识停留在一个书面化的教育阶段,并不能够真正在学生身上得以展现。而学生由于盲目崇尚英雄主义,不能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于误入歧途。和谐德育则不然,它以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为基础,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社会化的引导,这种引导是告诉学生哪些行为是这个年龄阶段不能做或不该做的。这样要让学生建立起基本的荣辱观,并且因人而异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基础德育与英雄德育的结合是德育内容的人本追求和文化追求。 四、总结 和谐德育摆脱了传统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导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自我参与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的反省与提升。这样便是一种体验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没有排斥心理进行受教育,到达这种程度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谐的道德教育,同时也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境地。 作者:卞逢祥张海珍单位:山东省青州市五里初级中学山东省青州市王府街道五里小学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应对措施分析论文 一、调查目的与方式方法 为了进一步考察、分析和探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的现状、特点、动向及教育对策,笔者于1993年下半年至1994年上半年,先后选取了山东省某市分布于市区、山区、矿区较有代表性的五所小学、五所中学的424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封闭式,每道题目均有几种答案供学生选择,要求每题必答并独立完成;为了使学生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地表述真实想法,提供可靠信息,问卷采用了无记名式,并在“指导语”中申明:本调查只作群体研究,不作个人分析,不把结果反馈给校方或家长。问卷回收率为100%,有效率为99%。在调查对象方面,中学阶段主要选取高中二年级学生,计199人;小学阶段主要选取五年级学生,计225人(详见表1)。在调查内容方面,问卷分别从爱国、理想、助人、自立、自制、同情心、自信心、政治观、英雄观、集体观、价值观、学习观、劳动观、职业观、荣辱观、恋爱观、审美观、法制观等方面设计了63套题目及313个选择答案。限于篇幅,本文只从中挑选了13个典型问题,运用统计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进行了量化处理与比较分析。 骨干学生包括班组干部、团队干部、小学少先队员、高中共青团员。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比较 (一)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典型问题平均水平分析及其差异比较 调查表明,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的总体平均水平,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求学精神、生活态度、思维方法、行为习惯等方面主流上是积极的、向上的、令人欣慰的,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小学生思品总体水平明显高于高中生总体水平。 上述状况的形成,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小学生在校期间受到了较多的正面教育,思想单纯,上进心强,受社会腐朽思想影响较小;而高中生思想相对复杂,接触社会较多,加之部分学校只忙于应试教育,忽视了素质教育,正面教育活动开展较少,学生本人也全力以赴于将来的升学考试,不愿参加甚至不愿过问学习之外的其它活动。很显然,高中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比小学要艰巨得多,也重要得多。 此外,在爱国思想、时政态度、自信心、英雄观方面,小学生与高中生差异不大。差异比较显著的,一是“对惩治腐败的态度”,高中生明显比小学生认识深刻、反应强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这说明高中生已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思想政治觉悟,批判性、正义感、责任心显著增强,开始用评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对各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切盼祖国繁荣昌盛,希望干部清正廉洁;二是“为别人多做些事情”,该项小学生明显比高中生态度积极、行动自觉、坚持经常助人为乐。表明高中生的关心他人、互助合作观念尚须加强。而差异非常显著的,小学生平均分高于高中生平均分的典型问题依次是:(1)对谈恋爱的态度,即中学生不得谈恋爱的观念;(2)对劳动的态度,即热爱劳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3)对怪异装扮的态度,即不穿奇装异服、衣着整洁大方的审美观念;(4)对考试作弊的态度,即遵守考纪光荣、违纪作弊可耻的荣辱观念;(5)参加班组活动,即集体主义观念;(6)为病人、灾区募捐,即扶弱、济困的同情心、爱心。而高中生平均分高于小学生平均分的典型问题则依次是:(1)有困难自已克服,即知难而进的自立自强精神;(2)对惩治腐败的态度,即对党中央“反腐倡廉”这一举措的认识与评价。 (二)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典型问题得分率分析及其差异比较 1.小学生典型问题得分率分析及其自身差异比较 小学生自身(内部)对思品典型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得分率在0.8层级的,由高至低依次是:对考试作弊的态度、对雷锋和赖宁的态度、报效祖国的志向、为病人或灾区募捐、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班级活动。二是得分率在0.7层级的,由高至低依次是:为别人多做些事情、对惩治腐败的态度、自信能取得好成绩、对劳动的态度、对谈恋爱的态度。三是得分率在0.5层级的,如“对怪异装扮的态度”,认为令人讨厌须严格禁止或从重处罚(选项1、2)约占69.6%,而说不清、无所谓或认为纯粹是个人爱好、不应禁止(选项3、4、5)的占30.4%。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崇尚奇装异服,而是因为小学生审美观尚未成熟,对“怪异装扮”的内涵缺乏准确的理解,还需在审美教育方面着力培养。四是得分率在0.2层级的,如“有困难自己克服”,这是一个小学生得分率最低、认识最模糊、最需要的加强培养、教育与训练的重要方面。 2.高中生典型问题得分率分析及其自身差异比较 高中生自身(内部)对思品典型问题的认识与态度呈多样化态势,大体可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得分率在0.8层级的,集中体现在“对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对雷锋、赖宁的态度”上。过去曾有人断言,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学生政治观念将愈益淡薄,参与意识渐趋“冷漠”甚至患上“政治冷血症”。调查结果并非如此。目前高中生仍很关心我国的政治生活,只不过关注的方式已由过去的“空谈政治”转向了对政治现实的务实关注,并愿将英雄模范人物奉为自己效法的楷模而积极进取、改过迁善。二是得分率在0.7层级的,集中体现在“关心国家大事”和“志在报效祖国”上。这说明高中生已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前途命运甚为关心,并渴望将来学有所获、报效祖国。三是得分率在0.6层级的,主要体现在“为病人、灾区募捐”、“自信能取得好成绩”和“对考试作弊的态度”上。说明高中生已具有较强的同情心、自信心和羞耻心。特别是在考试方面,认为作弊可耻并应从重处罚。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在考风考纪、学业成绩方面保持了比较理性的态度,对有悖公平竞争的作弊现象十分反感。但也有个别同学认识模糊、动机不纯、考风不正,对此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四是得分率在0.4层级的,主要有“为别人多做些事情”和“参加班级活动”。可见,高中生为了应试升学,已不愿再象小学生那样乐此不疲地踊跃参加集体活动,也不愿再为帮助他人而花费时间。对此,尚需加强助人为乐和集体观念教育。五是得分率在0.3层级的,主要是“有困难自己克服”和“对劳动的态度”。可见,高中生知难而进、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热爱劳动、参加劳动的意识还显得非常薄弱。特别是对劳动持无所谓的消极态度(选项3、4、5)的人数竟占41.7%,这是很发人深省的。六是得分率在0.2层级的,主要是“对谈恋爱的态度”和“对怪异装扮的态度。”这是高中生得分率最低、在认识与态度上最具多样化特点的两个方面,选项很不集中且呈消极态势,体现了高中生在“恋爱观”与“审美观”上的迷惘和困惑。这一方面与其生理成熟、思想活跃、好奇心盛、模仿力强、喜欢随大流赶时髦有关,一方面也与他们在扩大开放中多角度、全方位地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受到一些黄色书刊的腐蚀、诱惑、污染有很大关系。因此,学校、社会、家庭在这方面应高度重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3.小学生与高中生典型问题得分率分析及其彼此差异比较 中、小学生对十三个典型问题的认识与态度,既有相同、相近之处,又有相异、相反之点,有的甚至差异非常显著。为明晰起见,谨将中小学生思品典型问题得分率比较图示如下。 (三)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状况的家庭背景分析及其差异比较 1.小学生思想品德状况的家庭背景分析与比较 调查表明,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家庭子女,其思想政治觉悟较高、上进心较强、学习态度端正、集体观念较浓。就小学生思想品德13个典型问题的总平均分来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高居首位,工人家庭的学生位居第二,干部家庭的学生居于第三,农民家庭的学生名落第四。对此,我们分析,知识分子较为重视子女的早期思想品德教育和成才意识培养;工人虽本身文化水平较低,但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希冀子女成为“文化人”的心情甚为迫切,因而对孩子在德才方面要求严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忙于工作事务和个人发展,无暇顾及或疏于子女教育,加之“官风”影响,使子女优越感甚浓,上进心不强;而农村地区比较闭塞、单纯,对经济腐败等问题感触不深,因而得分较低,以致影响了总体分。但在个别典型问题上,这种排列又有所变化。如“关心国家大事”一项的平均分就变为:农民子女居于首位;知识分子子女居于第二;干部子女居于第三;工人子女居于第四。在“对雷锋、赖宁的态度”上,农民子女又排在第一位。可见,学生总体水平与具体问题之间也会因不同的家庭背景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具体问题上一定要作出具体分析。 2.高中生思想品德善的家庭背景分析与比较 同小学生一样,不同的家庭背景,会对高中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家庭背景的显著差异,则会带来影响的显著差异。例如,在“对劳动的态度”方面,工农子女由于受家庭的影响,要比干部子女强;但在为“病人、灾区募捐”方面,由于工农子女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等方面原因,比干部子女要差(详见表7)。 三、新时期中小学生德育对策研究 通过本次就13个典型问题对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平均水平、得分率、家庭影响几个方面的调查、分析与比较,我们发现,目前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水平总体上是积极向上、令人欣慰的,中小学生德育工作基本上也是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学生的思想品德日趋向多元、多向、多变方面发展,再加上有的学校重智、轻德、忽体、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致少数学生偏离了思想品德教育的正确轨道。因此调查后我们最突出的感受是: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事关我国跨世纪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和深化。德育工作者务必下大功夫认真研究当前的社会状况、学生特点和德育对策,使学生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启发和思考。 (一)在德育内容上,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道德教育传统的民族,如仁爱、孝悌、忠恕、克己、尊亲、敬长、利国、谦逊、勤敏、廉洁、公正、守信、和乐、助人、好学、俭朴等传统美德至今仍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我国传统美德教育特别是列宁所说的那些“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教育”,是当前德育工作的重心之一。公民教育,是指把学生培养成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习惯的好公民的教育,是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的基本教育。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公民素质养成教育。德育内容中的公民教育对实现中小学生个体社会化、把不谙世事的孩子培养成为品学兼优、积极进取的社会型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工作“切入点”不是单从很抽象的理论原则或响亮的口号入手,而是从最基本、最切身的作为国家公民所必需的常识入手,从教人如何做“好孩子”、“好学生”开始。 (二)在德育方法上,应重视对中小学生的说服教育和集体教育。德育方法是指达成德育目标、实施德育内容、培养学生思想品德的各种影响方式和手段的总和。对此,我们曾列出六种德育方法供中小学生选择。中小学生德育方法应以说服教育和集体教育为主。首先,说服教育注重以诚待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它比那种声色俱厉的训斥和严惩更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特别是对高中生而言,他们较为重视自我价值、自我评判和自我发展,对成人的依附感减弱。因此,教育者应在尊重与理解他们的基础上,以平等、商讨的方式,促其加强自我教育、矫正不良行为、完善道德品质。其次,集体教育注重培养学生集体并通过集体活动教育学生。学生集体包括学校、班级、团队及校内外各种学生组织。它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既是教育的手段,又是教育的目的。正如马卡连柯所言:“不管用什么样的劝说,也做不到一个正确组织起来的自豪的集体所能做到的一切。”在奖惩方面,高中生把“从重处罚”排在第三位、“奖励为主”排在第五位;而小学生则把“奖励为主”排在第三位、“从重处罚”排在第六位。可见,高中生比较赞同“说服教育与严格管理相结合”的德育方法,主张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对违纪者严肃处理;而小学生则希望教师以赞扬、表彰、奖赏的形式正面引导和教育。他们对那种粗暴的训斥、处分、体罚或变相体罚方法十分反感,因而将“从重处罚”列为最差的德育方法。遗憾的是,个别教师目前仍把处罚特别是体罚或变相体罚作为“教育”学生的“尚方宝剑”而屡试不止,这与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任务及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格格不入的,是学校教育应该坚决禁止的。 (三)在德育途径上,要注意对中小学生区别对待,使之渠道畅通、全面推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由表9排序可见,小学生把教师、班主任视为最重要的德育指导者,列居首位。这是因为小学生接触社会少、依赖性大、模仿力强,教师、班主任是他们心目中知识的化身、处世的楷模,享有崇高威望。因此,班主任应创造性地通过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主题班会、队会、报告会、参观、访问、游览、社会调查、义务劳动、观看影剧、阅读书刊等等,对学生进行教育,并用自己率先垂范的身教影响学生。任课教师应注意挖掘教材内在的思想性和教育性,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并以自己堪为人师的政治态度、道德情操、言谈举止、工作作风等影响学生。然而,高中生则把“同学交往”列居德育途径的首位。这是因为高中生对教师已失去了小学阶段那种圣洁般的崇拜,班主任也不再象小学阶段那样实施“包班制”,而且教师众多,班主任有时并非主课教师。加之高中生正值青春期发育阶段,具有一种闭锁心理,不愿再轻意吐露内心的“小秘密”,尤其对成年人,开始具有防范心理,言谈举止常带有掩饰、隐蔽、婉曲、内倾的特点,因而往往把同伴间的彼此真诚、坦白、亲密、互助作为友谊的宗旨,重视同伴群体关系,富有较强的小团体意识。遇到问题时,愿向同年龄、同性别、同乡或情趣相投、志同道合的“伙伴”倾吐而不肯向父母、教师透露,因而同学交往或曰“友伴群”关系成了影响高中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友伴群”作用的生动写照。因此,教育者应注意引导和指导高中生稳妥交友、谨慎择群。 还应指出,中小学生都把“观察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德育途径。小学生将其列居第二位,高中生将其列居第三位。所谓观察学习,是指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习得复杂行为的过程,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和认同。模仿是指学生对伟人、英雄、模范、标兵及身边的好人好事等榜样行为的仿效,而认同是学生把观察到的榜样行为进行内化的过程,即把榜样的思想品德、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己的品德行为。可见,中小学生观察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外化与内化、他律与自律、接受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过程。 此外,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必然结果,中小学生在下列三条德育途径的选择上排序完全一致:家长,第四位;思想政治课,第五位;团队组织,第六位。现据调查情况分别作一探究。 其一,关于家长问题。家庭是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环境。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思想意识、文化修养、职业特点、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生活作风、工作态度、睦邻关系、行为习惯等,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个性品质。由于血缘与经济关系,其教育和影响具有早期、具体、长效、深刻的特点,而且不仅直接影响其子女本人,还会通过学生影响整个班级的思想品德风貌和德育工作效力。因此,要切实搞好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与密切配合。 其二,关于思想政治课问题。该课在小学为“思想品德课”,在高中为“政治课”。按理说,这门课应该成为德育的重要途径甚或主要途径。但本次调查中中小学生均将其将排在了第五位,普遍对该课程兴趣不浓、评价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德育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形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或错位,而且德育内容松散、死板、变化性大、教条性强、逻辑性差;另一方面是部分任课教师讲授水平不高、教学方法单一、时代观念欠缺,使学生难以体会德育课程对人生追求的导航作用,未能满足学生心态复杂化、多元化倾向的需求,从而导致学生对教师认同的减弱,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此外,社会上商业文化、经济大潮对学生思想的负面冲击,也使学生与严肃行教的教师拉开了一段距离。特别是有的高中,只把政治课视为高考的“捞分课”,平时不是很好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性政治教育,只是在高考前引导学生死记硬背、猜题押题。这就丢掉了这门课的主旨和灵魂。我们说,德育即心育。思想政治课应针对学生的真实心态,捕捉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实、活地进行德育渗透。 其三,关于团队组织问题。本来,共青团之于高中生,少先队之于小学生,应该是个很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自我教育群团组织,是学校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但中小学生却将其排在了德育途径的最末一位,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究其原因,一是有的学校只顾抓教学质量、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团队组织的教育功能和组织建设;二是团队组织名不副实、纪律松懈,活动不正常,没有真正成为学生可信赖、可依赖的群众组织;三是团队干部素质不高、能力较差,缺乏号召力和感染力,导致学生没有兴趣参加团队活动。这也是一个值得引起教育者高度重视的问题。 (四)在德育环境上,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形象地说明了环境的重要作用。优化学校育人环境,即人为地有意识地创设一种有利于学生品学兼优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教育情境。它可以概括为“硬环境”与“软环境”两大方面。硬环境,是指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或称物质环境;软环境,是指学生的群体心理环境,或称精神环境。学校应注意育人环境的创设和利用,使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品德的熏陶与教育。由于学校环境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可控性和导向性,因此对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形成和发展,有着某种决定性的教育意义。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新时代中小学德育教育关系处理论文 面对国际格局的转化、国内社会的转型、基础教育的转轨,中小学德育工作将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是德育发展的有利机遇。为此,当前处理好新时期德育工作中的几个关系相当重要,特建议如下: (1)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新时期德育是一门科学。改革和管理中小学德育的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新时期德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复杂性。因此,行政出题目,科研找答案,决策作指导,将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一个新方式。自觉地发挥科研力量,是开创中小学德育新格局的长远之计。是否重视教育科研,是衡量教育行政干部由经验型向科学决策型转变的重要尺度。 (2)要处理好科学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德育的科学性,指德育的内容和方法符合客观要求、教育规律;德育的针对性,指德育的内容与方法又要与具体环境中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两者的关系,主要是要解决德育内容落后于现实,既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又脱离学生实际的问题。这就要求德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针对性,二者相结合,便能增强实效性。 (3)要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德育的特点是引导学生自我认识、自我辨析和自我塑造,把新的时代的要求化为学生自身的需要,使其成为优良品德形成的内驱力。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同时,教师也应大胆地坚持正确导向,这样才会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4)要处理好学校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改革开放成就显著,这些对青少年学生是活生生的正面教育。同时,社会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也在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德育工作者,不要怨天尤人,要相信教育的力量,绝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腐败现象就放弃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要立足学校小环境,引导学生善于历史地分析,全面的比较,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作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优化学校小环境,也会对社会大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当代道德教育问题的讨论: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道德教育的复兴”。80年代末以来,道德教育问题也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国家教委先后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善大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通知、纲要和实施办法,委托有关学术机构编辑出版了以弘扬传统美德为主题的丛书,社会上出现了诸如《新三字经》一类的道德读物,《中国公民手册》已经问世。教育理论界对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也正在深化。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继续深化对道德教育问题的理解,推进道德教育的改革,寻找提高现代和未来社会道德水平的适宜途径,由北京师范大学孙喜亭教授和成有信教授主持的“教育学博士论坛”日前就我国当代道德教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问题 对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是把握当代社会道德发展的根本方向,反思和改革整个道德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在对当代社会道德水平进行评价之前,与会者讨论了评价的标准或者说评价的参照系的问题。有人指出,目前哲学界或社会舆论中对当前社会道德水平的评价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看法,如“爬坡论”、“滑坡论”、“代价论”等,主要就是由于不同的人在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或参照系不同。如果从传统的道德立尝道德观念出发来评价当前人们的道德生活,自然会认为是“紊乱”、“无序”和“滑坡”,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果把道德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的话,更多地看到的则是道德的进步,或者说,是新道德的诞生。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对当前我国道德水平的总体评价上,我们应该采取后一种标准,即社会的、历史的标准。凡是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有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道德,就是进步的道德。这种道德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道德。相反的,就是过时的、丧失了合理性的、应该淘汰的道德。这种标准也就是道德评价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准。 遵循这样一个评价标准,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水平总的来说是进步的、上升的、“爬坡”的。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由人身依附走向人格独立,由重义轻利走向义利结合,由非主体性走向主体性,是道德进步的主旋律。这种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当代的学者们构想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孕育出来的。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尝试,必然要求并孕育生成一些新的道德准则、道德精神。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必然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此基础上,独立人格、公正、平等、自由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法则,表现在人们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人生观、幸福观、荣辱观、义利观、自然观、家庭观、职业观等等,调节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这些道德法则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因而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历史的进步性。 在看到道德发展总的历史趋势进步性的同时,与会者也强调指出,当前我国的某些道德状况确实使人忧虑,所谓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是空穴来风。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道德生活的某种程度上的“混乱”。该是不容回避的,但人们指出,对于种种不如意的地方,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能把帐都记在市场经济的头上,认为搞市场经济和提高道德水平是一个“悖论”。当前社会道德生活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市场的必然。每一种经济活动背后都有自己的道德原则,市场经济也是一样。应该说,像平等、公正、义利结合这些道德原则并不会必然地导致社会道德生活的无序,而只会使之更加有序。问题在于,由于道德本身的继承性以及道德观念生成的历史性,目前的社会主体道德还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活动内在的道德需求。与经济发展阶段相比,社会主体道德或是滞后或是超前了。这种或滞后或超前的道德体系、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合是造成目前种种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腐朽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也是造成普遍的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目前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应该被看作是“前进中的问题”,它们需要给以严肃的关注,并予以有效的克服、校正,但它们决不表征社会道德发展的历史方向,更不应该将它们归咎于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和德育总的来说是在前进着,在“爬坡”,是在从古代文明社会的道德和德育向现代社会的道德和德育前进。但在局部是在作战略退却,即作为主体的道德和德育在从超越社会经济基础的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甚至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德育退却到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道德和现代教育。之所以作战略退却,是因为我们在一段时期内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冒进了,冒进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阶段了,现在已退却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我们的道德和德育也离开自己存在的基础冒进了。只有退却到和自己存在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位上,退却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位上,才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前进。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有前进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这是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道德和德育不是先验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实的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反映。道德是调节反映相应的经济基础的人际关系的规范,这种规范是维护实实在在的利益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现代所有制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多种现代分配方式并存。它不是未来的、单一的、完全的公有制,更不是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因之,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就应该是反映这一经济基础的道德和德育,即以等量劳动交换为基础的、以平等为优秀的现代道德和德育。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以完全的社会主义为方向,但它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德育。它和古代道德和德育从本质上是矛盾和对立的,它坚决反对、批判和抵制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维护人身依附和特权关系等等的古代道德和德育。我们正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和德育。目前道德和德育中存在的某些混乱、无序、倒退,正是这种变革过程中的回流、支流、逆流,都是局部性问题。我们的道德和德育正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前进而建立、发展和前进!这是主流。 二、道德教育的本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当前教育学界有种观点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认为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的。这种观点认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统一的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超越的,是人自身对其所处环境的超越。教育,从而包括道德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也必然是超越性的。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在当前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超越现实。道德教育不是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肯定、复制和重现,而是从可能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出发,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否定、提升和启蒙。二是超越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使人的精神、人的生活从物的束缚下,从自私自利中解放出来。总之,如果没有超越性,就没有道德教育,道德的历史进步也就无法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从道德教育和智育、体育的划界出发,认为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性”。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本质,就是一种区别性的东西,是标明某一事物独特性的东西。道德教育的本质,只有在与智育、体育的区别中才能显现出来。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基础上,智育和体育是从现实出发,是对现实的一种适应,主要涉及到人类和个体活动的手段和条件问题,是讲“实然”的,在逻辑上,是一种归纳性的;而道德教育则是从未来出发,是一种道德命令,人们必须服从,主要涉及到人类和个体活动的目标和规范问题,属于“应然”的,在逻辑上是一种演绎性的。所以智育、体育和道德教育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基础上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不同就决定了学校道德教育更多地是从“应然”、从“理想”出发,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超越性的,要用一种批判性话语引导学生超越现实,追求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当前孩子们受到社会的各种影响,太现实了,所缺乏的就是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道德教育当由此努力。 对于道德教育的超越性,与会的多数人在特定含义下予以肯定,认为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确有或者说应该有其超越的一面,把应然的、可能的、理想的甚至高尚的道德生活展现在青少年的面前,引导他们走向这种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这种生活,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个体而言,道德教育要不断地提高他的道德境界、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行为等,这种不断提高的过程就表现为一种超越。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社会道德规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道德教育不是也不应该是原原本本地把复杂多样的道德规范搬到学校中来,向学生进行灌输,或依此对学生进行训练。道德教育对于它的内容,是有选择的。它要选择那些最能符合社会和个体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进行教育。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选择性也就体现了道德教育的超越性,即超越那些陈旧的、落后的乃至反动的道德规范。比如说,在当前,道德教育就应该超越人身依附,强调独立人格;超越不平等,强调平等;超越对物质主义的崇拜,强调精神生活等等。此外,道德教育的超越性还体现在摆脱人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束缚上。长期以来,道德和道德教育都局限在人类自身的事务中,局限在某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道德关系,认识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的道德规范是很不相同的。当代道德教育应致力于这种新的道德关系的阐释,致力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规范的理解。这种超越体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教育题材的拓展。 在肯定道德教育的有一定的超越性的同时,大多数与会者对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提出质疑: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否准确?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主体在自己所建构的实践活动中究竟是越来越“超越”客观呢,还是越来越“逼近”客观?即便实践的本质是超越的,能否从这种一般的、抽象的类本质推论出道德教育甚或教育的本质也是超越的?诚如此,智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是不是超越的?科学活动作为一类实践活动是不是超越的?艺术活动作为一类实践活动是不是超越的?这样一来人类的所有活动的本质都是超越的,那么又何言超越性为道德教育的“本质”呢?第二,从“应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本位出发推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质是否普遍妥当?“应然”是否在价值方向上必然地指向“未来”,指向“理想”、指向“更高的境界”?父母对孩子说:“你应该听话!”;老子说,人类社会“应该”回到“小国寡民”的初民时代;朋友对你说,“(就是)亲兄弟,(也应该)明算帐”。这些道德话语并不是,“超越”的,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认为道德教育的逻辑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那么,演绎的大前提是从哪儿来的呢?高尚纯洁的道德律令又是从何而生呢?其结果,很可能得出先验道德的结论。第四,如果认为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本质是超越的,超越现实、超越世俗,是从理想生活、可能世界出发的,是要对现实进行“否定”的,那么承担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教育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就必然导致在“芸芸众生”中划出、推出甚或造出一部分品德纯洁、高尚的人,是这部分高踞社会之上的纯洁、高尚的人用自己的纯洁、高尚的言行培育了新一代的纯洁和高尚。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道德教育新发现,因为一部中国道德教育史就是这样的。难道我们以前的道德教育还不够“超越”吗?难道我们以前的纯洁、高尚的道德偶像还少吗?难道我们以前对现实生活、实然世界“否定”的还不够吗?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道德教育中,我们不是不“超越”、不“否定”现实,而是太超越、太否定现实了,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以至于所谓理想的生活不是提升了现实生活,而是根本遗忘、摈弃和歪曲了现实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甚至出现“以理杀人”的情况。 总之,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说道德教育具有某种程度上或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是可以的,但说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是超越性,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也没能很好地反思我们道德教育的历史经验。不能把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提到本质的高度,理解为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甚至也不能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超越功利、超越物质、超越个人。从哲学的角度看,道德的生成过程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一种道德智识或经验的归纳过程,我们所要求的道德哪怕是最理想的道德,如诚实、正义,都不是先验地给定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道德教育无非就是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个体内化,就是要教会学生过现实的道德生活,而现实的道德生活就是世俗的生活,它由一些历史传承下来的、时代所认可或修正或补充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社会习俗、伦理禁忌等构成。正是这些东西奠定了我们道德生活和整个人生的基矗因此,不能否认和否定道德教育的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和道德教育应该是最现实的,比智育还现实。讲对现实的否定或超越,应该严格地局限在那些丧失了现实合理性的方面,而不能把整个现实作为否定或超越的对象。讲对功利、物质和个人的超越也应在肯定功利、物质、个人需要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在回到传统上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重集体轻个体的老路上去。当前的许多道德混乱可以说就是对传统的过于超越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反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再提倡回到老路上去,又走向一个新的极端。至于理想的、可能的道德生活,则是人们所应追求的目标。但道德教育不能把目标当成基础,把目的地当成出发点,那就会发生本末倒置的问题。 有人还提出道德教育或整个教育的“保存性”的一面,即传承优良文化传统,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面。对于教育或道德教育只讲超越不讲或少讲继承,只讲理想不讲或少讲历史,只讲促进改革发展不讲或少讲维护社会稳定都是不行的。两个方面应该得到统一。统一在哪儿?统一在现实性上。现实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的考察有两把钥匙:一是马克思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三种道德”(封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论。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个阶段,而且三种道德关系都有,哪一种也不完善。现实的道德状况是丰富的、多类型、多层次、多样式的。不能也不可能只要求一种类型、一个层次、一种样式。这种“多”是统一的,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统一在现实性上,在今天即统一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上。也就是说,今天讲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适应,是要适应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不是去适应人的依赖关系。讲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超越,主要的也不是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而是指超越人的依赖阶段。如果要说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也只能是局部超越,而不能是全局超越,只能是个别超越,不能是全体超越。 三、道德教育的功能问题 有人认为,道德教育的功能可以划分为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或者说是内在功能和外在功能。在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中,本体功能是基矗没有本体功能的充分实现,就谈不上社会功能的实现。本体功能是学校道德教育所应主要追求的,也是学校道德教育在其有限的时间中所能够追求的。我们过去德育工作中的失误和失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没能看到学校道德教育的这种时间和效果的有限性,很好地重视德育的本体功能,总是想培养从社会某一角度看来在思想品德已经完善的、完美的人,喜欢用一些外在的社会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德育活动及学生的道德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学校道德教育的一种苛求,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的。说政治是灵魂,也未尝不可,但更应强调道德品质和人生观是基矗政治要求不能代替道德规范。没有正确的人生观,没有人格,一个人在政治上要么投机,要么装糊涂,要么甘做政客。所以,就道德教育的本体功能来看,德育就是育德,就是建构一种道德境界。具体到学校道德教育来说,就是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养成他们的道德习惯,树立他们的道德信仰。育德之中,优秀的东西是发展学生的“悟性”。“悟”就是觉悟、醒悟、领悟,就是焕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怎样做才更有价值。没有这种悟性,一个人就不会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就会成为道德的奴隶,而道德也就会成为奴隶的道德,成为束缚人、压制人的手段,而不是形成人、解放人和提升人的手段。道德的起点是他律,终点是“自律”,最高境界就是“自由”。所谓自由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一种审美状态。从他律走向自律再升华到自由,都有赖于人的道德悟性的提高。如果没有悟性,学生既不会有真正的道德自律,更不会有真正的道德自由。 有人认为,道德教育具有一种“感召”、“净化”和“社会制衡”的功能。 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生活不同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其特点就是不计成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是以目标的高尚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尺度的。正如古人所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了救落水老农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道德的。如果在该履行道德义务的时候讲究条件,甚至开口要价,就不再是一种道德行为,而蜕化变质为一种政治、经济或其它什么的交易,属于一种市场行为、剧场行为。所以道德之行和道德之教有而且应该有一种召唤、净化的功能,使学生具有一种与世俗相抗衡的力量,使他们的心灵有所寄托,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实现。对于人类生活来说,这种召唤、净化直指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不同于外在约束力量的内在约束力量,以一种不同于外在约束的方式实现对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社会制衡。在当前社会道德生活许多方面失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学校的道德教育更应该发挥它的这种感召、净化与社会制衡的功能。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对学校道德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有人从道德的二元结构出发,阐述道德教育的功能。所谓道德的二元结构,是指社会道德包括基础文明和德性修养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基础文明就是健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是青少年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必须接受,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必须身体力行的东西。比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等。而德性修养则主要是反映了一种道德境界,一般地说,它是高于基础文明之上的,既包括了内心状态,更反映了外在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德性修养的人道德责任往往超越了基础文明的要求,比如说,在社会生活中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革命事业中抛头颅、洒热血等。就两者的区别来说,前者是基本的、他律的、功利的、世俗的、统一的、适应的,后者是高尚的、自律的、理想的、神圣的、多样的、超越的。就两者的联系来说,犹如一座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德性修养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基础文明是水面以下的部分。没有水面以下的部分,水面以上的部分就不会凸现出来。道德教育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着眼点应放在学生基础文明习惯的培养上,从而提高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平,而不应是放在提高学生的德性修养,造就道德圣人上。再者,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在解决一系列的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即是说,主要是在学校道德教育之外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础文明是可教的,德性修养是不可教的。学校道德教育主要不应在不可教处努力,而应在可教处努力。学校道德教育的本体功能就应该定位在传播和提高社会的基础文明上。 四、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问题 讨论到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有的人认为是低效的,有的人认为是无效的乃至负效的。究其原因,不同的人强调不同的方面。总的来看,涉及到学校道德教育内部和外部的方方面面。 第一,就目标而言,过去我们的目标定的太高、太大,甚至有不科学的东西,习惯于制造学校道德教育的“神话”,认为其无所不能。只讲理想,不讲功利;只讲超越,不讲现实;只讲方向性,不研究可能性。目标太高、太大,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道德认知水平,在学校德育活动中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达不到的东西又必须去做,就出现名义上“加强”,实际上“淡化”,名义上“落实”,实际上“落虚”的现象。等到出了问题,又反过头来批评学校德育没搞好,而不愿意静下心来科学地分析目标上的原因。对于学校德育工作者来说,这样做似乎也有些不公正。实际上,为了尽可能地接近这样的目标,他们工作非常辛苦,心理压力也很大。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德育之累”。 第二,在内容上,存在着“道德教育政治化,政治教育道德化”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经常的情况是,用政治教育来代替道德教育,只讲政治立场,不讲道德修养,只讲道德的阶级性,不讲道德的共同性。整个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经常性地跟着社会形势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有人打了个比喻,把整个学校德育比成一棵大树,那么道德教育就是这树的根和干,思想政治教育则是这树上的花和果。德育之树的根若不深、干若不强壮,那么它的花必不鲜艳,果必不丰硕。例如,“”期间,许多人政治上跟着走,道德上却是两面派,伪君子。有人还指出,在内容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到了大学才讲怎样做人,把内容的序列给颠倒了。在这方面,应该很好地汲取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些宝贵经验,如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循序渐进,推己及人等。 第三,在方法上,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区分知识学习;技能学习和道德学习三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区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知识学习强调接受、理解和创造,技能学习强调训练、熟练和应用,道德学习强调潜移默化、个体觉悟和生活践履。与之相适应,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也应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我们的道德教育方法上的问题就出在按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把道德与生活割裂开来,作为一种知识来教,作为一种技术来训练。其结果就是学生有道德之知,而少道德之行、道德之情和道德之信。在这方面,与会者还特别强调教育者自身道德素养以及道德教育的道德性的问题,认为只有有德之人和有德之教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德育活动。如果讲马列的不马列,教道德的不过德,马列之教不马列,道德之教不道德,就必然导致整个德育的危机。 第四,在教育者方面,有人提出;由于现代社会变化加速,代沟扩大,教育者的道德立场和道德观念受到他们的生活时空的限制,在许多方面确实不适合或不能帮助今天的学生顺利地解决他们的道德难题。因此教育者在进行道德教育之前,应对自己的道德立场进行批判,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正确的出发点,强制灌输。 当前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普遍的师生关系的对立(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对立,青少年群体的一些反主流社会情绪)恐怕与此有关。有些道德难题对于教育者来说也是新问题,不能依赖于过去的观念和经验,而应和学生们一道去学习,来尝试解决。在新道德的建设方面,师生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受教育者方面,有人认为,当前学生的主导性道德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注重道德身份的获得转变到注重道德尊严的确立,道德生活的主体性日益得到重视。现代道德教育应关注这种受教育者的地位和需要的变化,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方式方法,否则就会导致道德教育价值的失落。 第五,在外部环境上,当前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高,势必影响到学校本体德育功能的实现,即所谓“5+2=0”(五天的学校道德教育加上两天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教育,其效果等于零)。有人指出,由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社会主群体(指中年人,是孩子们的榜样群体)的特殊历史经验,目前大都有一种利益追逐和物质补偿心理,对精神理想持一种冷漠或嘲弄的态度,从而对学校道德教育产生消极影响。有人认为,当前的一些影视作品的不正确价值导向,大众传媒的低级趣味也对学校道德教育的作用产生消解作用。还有人追随18世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强调指出一个健全的完善的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道德教育力量,而一个不健全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对普遍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对学校道德教育起到消极的作用。 可以认为,比起学校道德教育的力量来说,社会制度的道德教化力量更为强大。要想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仅要加强和改善学校德育,更应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制度。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德育教育综述及发展分析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20年,也是学校德育工作改革发展的20年。本文试从分析德育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角度,以德育科学化和规范化问题为中心,追溯德育改革的轨迹,探索德育改革的主要线索和实践走向,以求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中小学德育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这是一个拨乱反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期,主要解决的是德育正位问题 这一阶段,在刹住十年教育动乱、恢复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了学校德育,既要重视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业务工作之中,做到又红又专;重申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学校德育的宏观管理。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复高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推荐升学制度,学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从泛化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一阶段仍普遍存在着德育方式单纯灌输、德育内容成人化等问题。 (二)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建立制度、探索规范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学校德育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摇动了学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摇撼着我国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软。宏观和微观背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学校德育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学校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倾向,德育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学校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规范,保证德育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德育序列化实验开展起来。1988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通知》,首次确立了学校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学德育大纲》和《小学德育纲要》,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内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要求,结束了建国四十年学校德育无纲少范、简单服从社会成人运动的局面。这几个文件对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整体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实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进入了构建现代学校德育体系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又进一步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内在要求基本清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强烈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学校德育在改革开放十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从宏观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了很多可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这些方方面面的经验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学校德育的学科理论、管理规范和教育内容、方法的体系。 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德育内容不系统不科学,随意性的问题,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层次性,德育活动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以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行为规范”的德育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进而通过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层次性、针对性、系统性、计划性、科学性等一系列对策和实践措施。 二、中小学德育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看,学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也可以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好的行业,学校是全社会系统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门。但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格局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中小学德育体系尚需时日。 (一)关于对德育的认识与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与学校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家庭与学校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足,没有形成综合治理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强的趋势还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致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但学校德育建设对教学工作的目的性和动力意义,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分数成绩上去了,学校的德育就无可指责。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无多少异议,但如何统一全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认识,却是国家和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学校内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学校对德育工作抓得较紧,强调德育的计划,保证德育的活动时间,明确方方面面的责任等等。这些措施对守住德育阵地、顶住逆流冲击、防止学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校长挂帅、班主任为骨干、课任老师全员参与、党团组织积极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统还不健全,党支部、团队、工会、政教处、教导处、年级组、教研组、班级德育工作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常规。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德育人人有责,实际上是班主任对方方面面负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如何把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关于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丰富的德育内容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如何整合极为广泛的内容,推进学校德育课程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同时是方法的多样灵活,民主性、实践性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现,已经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德育工作过分强调思想改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诱”去激发学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机制,经常把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和学生道德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在机制对立起来。因而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与“导”。所以,如何把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系统化、常规化,使广大教师习以为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总体上讲,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爱祖国、爱学习、有理想、守纪律、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我国中小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基本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有了更多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强烈刺激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他们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了解和参加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有强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却对学校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会和他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条件,却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生理的成熟、能力的发展先于心理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却盲目自信,认识事物只会横向比较,不会纵向分析,处理事情则自律少,规范差。这些矛盾使相当数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莫名其妙的烦躁、波动、消沉、狂热等现象经常发生。“双重效应”背景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导致了中小学生的一些普遍性弱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劳动观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正义感等等,这些缺陷已经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德育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构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新体系,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认同,成为中小学德育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1.德育组织形式社会化。前几年,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之所以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为环境的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育研究与实践告诉人们,要取得中小学德育的最佳效果,光凭学校单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方位综合治理。各行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不少学校都在尝试这条途径。上海市政府与社会积极配合,通过成立学校德育社区教育委员会,划片治理,包校到区,明确社区教育的职责、任务、目标、分工等问题,并逐级落实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烟台市芝罘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建“一主两翼”的社区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社会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为中心开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动,优化了德育的外部环境,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德育效果。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社区教育格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并付诸于实践。然而,在总体上,我国大面积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网络尚未形成,党政、工青妇、文化宣传等有关担负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职责的部门齐抓共管的德育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学校内部德育管理由党支部为优秀、团队组织活动为主发展到校长负责、团队配合,以班主任为骨干,课任教师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为主。以往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主要依靠党团组织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此种把社会模式直接移进中小学的做法不太符合学校工作特点和中小学生发展规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来,校长负责制已逐步成为中小学管理的主要制度。学校德育不论是党团为主管理还是校长负责管理,都要依靠班主任和教师落实到班级。因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主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和空间比学校的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都长,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时性、针对性,也最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级和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党、团配合的制度更为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和烟台市莱阳一中的班级教导会的经验说明,校长负责、班主任为骨干、教师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应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发展趋势 中小学德育目标从过去单一的高要求开始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建国后,伴随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标不视年级高低、年龄大小,从幼儿、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挂帅,大公无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朴实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更高要求。同年,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明确提出了小学德育目标要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础,中学德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近十年来,不少地区和学校根据目标分阶段、分层次的思想,制定了学段、学年乃至学期的具体德育目标,形成了目标系列和相应的德育评估标准。 (三)实施德育内容的发展趋势 德育内容课程化,是学校实施德育内容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学校德育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内容逐步实现全面、系统、具体。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不同的特点,它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有效的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的、区域的乃至学校的具体背景相联系。这很容易造成学校德育宽泛、无序。各个学校通常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的德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大都对提高学生德育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统性、必要性从量和质上缺乏教育的规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规定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德育课程化,使德育的目标内容、计划和方法成为广大教师自觉操作的规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以课程方式明确规定了德育的训练项目、时间和程序,这种课程与学科课程从规定上和实施上的不同特点在于,有共同的明确目标和相对统一的教育要求,但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相对的选择性。目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课程化也正是这种趋向。 (四)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从重视理论灌输、说理教育发展到强调养成和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重他律轻自律,重外显轻内化,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片面强调限制、防范和改造,忽视引导、熏陶、塑造的倾向,造成了目标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导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几年,学校德育过分突出政治功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审美功能,排斥德育促进和完善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德育阵地大大缩小,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实践告诉人们,道德素质教育只有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征及其对道德的认识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和思想道德形成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增强德育实际效果。近年来,人们在科学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德育规律,对德育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注重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强化养成,在养成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注重了使学生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在社会实践中体验、思考、认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范自己的行为。重视实践、强调养成已成为德育方法发展的重要趋向。 (五)德育途径的发展趋势 首先,几乎所有学校都把教学工作作为实施德育的主渠道,注重发挥学科的德育功能。广大教学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教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形或无形地涉及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个性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教育。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学生每天有6—8小时直接与教学相联系,如果在学科教学中不能充分发挥教学的德育功能,德育就不能真正到位。从学科教师、班主任的比例看,占教职员工3/4以上,如果教师的学科教学放弃德育,那么加强德育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近年来,广大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重视研究学科教学的教育性,探索学科德育功能的理论、途径和方式。 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建立社会性的德育基地,是完成学校德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劳动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既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德育的重要途径。1990年,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要求,“各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严格要求,重视活动实效,真正使学生通过劳动和社会实践接触实际,接触工农,认识社会,了解乡情国情,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表现,应作为操行评定的一项重要依据。”与抓好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是建立社会性的教育基地,目前,学校与企业、街道、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和名胜古迹等建立牢固的联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德育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学校德育的重要渠道。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德育教育中沟通的作用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一种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客体等因素在内的行为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日益复杂,教育对象个性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发挥和提高的必要条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良性沟通对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进行系统研究有着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见,学校德育教育中的有效沟通具有实现教育目标之功能。本文在研究了德育教育与有效沟通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实现有效沟通在中小学德育教育中之功能的几点看法。 一、教师用师生双方“互动”的沟通方式.去实现课堂教学德育教育的有效性 史学家司马光对人的德才有过精辟的论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忘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古人对“德”的重视。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德育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学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 思想品德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一直在告诉学生“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学校的各项制度、评比活动一直在告诫学生“这样做才是一个好学生”。然而,教育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如:很多学生明知故犯,“日常行为规范”背得滚瓜烂熟,自己的行为却背道而驰:还有的学生当面一套、背后~套,校内一套、校外一套。我们辛辛苦苦的教育.收获的不是学生的诚实与正直,而是他们的“虚伪”和“狡猾”。是什么导致学生在品德上的认识和行为脱节呢? 很简单.我们的教师还缺少对学生的了解。因此,学校德育教育需要的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架起一条相互了解的桥梁——有效的沟通。即让学生在与教师的沟通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素养熏陶。教师只有在平时的细节上下工夫,才能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般.将德育教育深入到学生的心灵。 课堂教学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沟通常常是通过双方“互动”而实现的.即不但教师要说话,而且学生也要说话,才能实现教学中的有效沟通。沟通的目的在于营造一种融洽的相互接纳的环境.这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只有善于理解别人,才能与对方进行有效的、愉悦的沟通。教师在教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书本知识变为易于学生接受的人生知识,实现了既教书又育人的德育功效。 二、教师用言传身教的沟通方式.抓住细节去实现德育教育时效性 德育教育的本质就是育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理解、尊重为基础。理解就是理解学生的思想实际、心理实际和生活实际。学生德育工作的开展.学生品德素养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尊重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尊重学生的人格的基础上。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如果一味的训斥、责备,只能促成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更不能用挖苦、讽刺伤学生的心。可以说.尊重学生,就是尊重教师自己。 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教师应该利用日常班级出现的小问题及时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有一个班级地面有纸,班主任马上拾起来;黑板没擦,老师就自己擦;抹布脏了,老师亲自洗??有一次.班级的值日生迟到了,班主任并没有批评值日生,相反拿起拖把和他一起拖地。班级的劳动委员见此情况也过来帮忙。聪明的班主任,就这件小事确立了召开了一个主题班会——“班级出现了问题.是谁的责任?”讨论的结果是:“地上有纸是我的责任”,“黑板没擦是我的责任”。讨论中学生增强了责任感。后来,同学们越来越有责任心了。大部分学生都能把班级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主动维护班级形象。细小的行动让学生懂得了:“细节决定成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要从小事抓起。 三、教师用情感沟通方式去启迪学生的心灵 情感教育是德育教育的前提。教师要从爱心出发,要关心爱护班级的每一个学生,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批评教育。是真心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成长.真心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成材。教师有爱心,学生也能更加爱戴老师,才能加深师生的感情.教师只有把整个身心用到对学生的关爱和关怀上,时时处处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理解学生,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和尊敬,才能为你的教育教学打好基础。《学记》中的“亲其师而信其道”就是这个道理。 四、教师用宽容与平等的沟通方式去适应学生接受德育教育的心智特点 每个学生都希望能得到老师的理解,能倾听他们的心里话。为他们排忧解难。适时的倾听,平等的交流,胜似长篇大论的劝说。老师们只有放下架子,信任学生,真诚地倾听学生的心声,才能真正实现心与心的沟通。只有宽容的教育氛围也才有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个性发展。 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孩子一时的过失,连上帝都会原谅的。”作为教师,我们为什么不多一些尊重和宽容,为什么不善待学生一时犯下的错误,并加以积极的引导呢?为什么不能倾听一下学生的看法呢。 老师宽容了学生,也许就拥有了奇迹。当然,这里的“宽容”不是“纵容”。 教育是一个艰辛、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善待学生的缺点或者是错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生也是人.而不是完美无瑕的钻石。当学生犯了错误时,不要当众点名指责,可以说事不说人,有时表扬好的可以兼收批评的效果。例如。对准时上学的学生表扬,实际上也是对迟到者批评。 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我们的教师往往是给学生立下几条规矩:“不许怎么样,否则会怎么样”,但是效果并不好,甚至不如从前。对我们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后,我们发现,学生有很强烈的逆反心理,你让我怎样,我偏不这样做。让学生讨论制定校规、班规的过程,也是学生明确认识道德行为规范的过程.这比老师指定出校规、班规要求学生不折不扣地遵守,效果要好得多者就是德育教育中的民主意识。 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的心态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要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用行为表达出来。我们应当记住:靠教师独有的权力来威压学生是靠不住的,教师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教师的宽容性,才能使学生从教师身上学到优秀的人格品质。 我们的德育要遵循教育和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决不能变成简单的知识传授活动.让原本鲜活的德育只剩下了枯燥、刻板的管束和说教。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注重加强沟通与交流.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中潜移默化。达到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效果。当我们的学生十年后想起老师,不再以一种不屑的神情发泄对老师管教的不满,而是很钦佩地谈论老师的人品时,我们的德育教育才能有真正的意义。相信到这一刻,我们的学生也一定会是优良品质的承袭者。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德育教育中小学语文教师人格魅力的作用论文 摘要:关于人格,虽然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中有广泛的使用,但却很难为之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趋向于认为,人格是指个体在适应环境时所形成并显示的独特个性。它是在个人的生理基础上,在环境、遗传、教育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心理倾向和各方面的特征。无数事实证明,优秀教师往往是学生模仿、学习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生动的榜样和道德形象。 关键词:教师人格力量;教育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没有像教师这样受到来自社会、学校、家长和学生的高期望和严要求的约束。这一方面体现了教师的职责及其这职业的角色特征,另一方面,也应归结于优秀教师所具有的人格力量的影响。 一、语文教师人格的教育价值 由于教师特定的社会角色及在受教育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其人格特点及教育方式和态度对受教育者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给予学生的人格形成上的影响,无论是在学科指导方面,还是在生活指导方面,凡是同学生有关的地方,无一不表现出来。 教师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其教学方式是可以探讨的。即通过教学使学生学到取得最优效果的途径,以及在班级教学的场所里,使学生通过同教师、同学的互相接触来发展自己的人格。教师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才能给予学生人格形成的正面影响呢?笔者觉得应注意: (一)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处于主体地位。从认知和智力开发的角度来看,学生既是认知主体,又是发展主体;从德育角度来讲,学生既是受教育的主体,又是健康成长的主体。学生是主体,就是说他们生来就蕴涵有一定的独立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要靠语文教师引导才能使学生固有的“四性”表现得当。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格力量。 (二)运用现代教学理论和技术。在教学中多用启发式、情感式、多向式、开放式。通过现代教学技术的使用,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基本原理,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引导学生人格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应注重培养学生如下能力:自学能力;搜集、整理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比较鉴别、判断是非的能力;应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创造思维的能力;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等等。提高能力也是对学生人格的正面引导,因为能力是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想办法提高学生能力应该是语文教师工作的一个重点。 (四)落实教材教学中的德育功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挖掘新教材的思想性。通过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果学生老是认为教师在严肃地教育他,而处于被动受教育的地位,就会产生压抑、拘束和受约束感,会在无形中造成心理屏障,从而教育效果就会违背初衷,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感到厌倦、冷淡、消极、不屑、不满,乃至产生对立抗拒情绪。 二、教师的人格差异及其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教师对语文教学的领导方式是不同的,从而显现的人格力量也不同。我国的钱家荣学者认为,教师的人格结构也分为三种,即父母态、成人态、儿童态(PAC)结构。 父母态(Parents):以父母态为主的教师有明显的优越感和权威感,往往凭主观印象和经验办事,在课堂上常用命令方式。学生是畏惧和被动的,会抑制他们对旧知的回忆、新知的理解和深入思考,学习达不到高效高质。 成人态(Adults):以成人态为主的教师具有客观和理智的特征,善于把握过去的经验,估计各种可能性,作出合理的决策。他们对学生既宽容、鼓励,没有框框限制,又有明确的指南和帮助,采用民主型的教育行为,因此常有理想的课堂气氛和教学效果。在这种人格态下,由于鼓励并允许学生的参与,又能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因而学生的学习是低耗高效,最大限度地达到目标。 儿童态(Children):以儿童态为主的教师像儿童那样冲动、没有主见,遇事畏缩,优柔寡断;他们的学生往往无所适从,情绪不稳,纪律松懈;在这种人格态下,由于缺少行为监控和指导,激不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果差,学生也很少有创造性。 民主型、成人态的教师是“促进”作用;而轻微型、放任性的教师,由于其人格的不良态,必然影响学生的行为和课堂心理气氛,影响学生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影响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以及人格、道德的发展。因此,每一个教师都应注意完善自己的人格,把对学生的不良影响转变为优良人格的促进作用。 三、教师人格的完善 (一)教师是普通社会群体,却应有独特、丰富的人格特点。教师在和学生的接触中,不仅用自己的人格影响着学生人格的形成,而且也是通过教育工作,体验到自己的人格深化的存在。为师者,大都有这样的共识:经过和学生几年的相处,班级的整体风格就和班主任老师的外显的人格极为相似了。 (二)教师应是传统文化的承续者,也应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实践者。教师既是社会道德权威的代表,而同时又应是学生的朋友,教师必须重视自身道德行为的涵养及对学生的濡染作用,这也迫使教师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在承续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作一个现代教育思想的实践者。 (三)教师人格特质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教师对学生具有非常高的威望,所以要时时刻刻注意完善自己的人格,作好影响源。另外,在工作中尽量多方面地把握每个学生的具体面貌,对每个学生分别提出具体要求。现实性、时代性的人格特质应是新时期教师完善人格的一个目标。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心理健康教育对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作用论文 摘要:运用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能有效达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在德育实践中,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应注意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德育工作,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有机结合,探索德育新的方法途径,从学生主体出发,树立新的德育观,注意各学科课堂教学贯穿心理健康教育,善于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内容方法结合起来,提高自身素质和教育学生的能力,使每个学生都成长为具有健康心理和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对做好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在德育工作中运用心理健康教育,能有效达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要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研究探索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德育工作的方法途径,开创德育工作新局面,培养社会和时代需要的人才。 一、认识心理健康教育对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 当前,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普遍缺乏心理学知识,不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特点,更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对德育工作的促进作用,德育方法失之武断、简单、粗暴,导致德育失效。为做好德育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需要深入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从学生主体出发,树立新的教育观念。 1、1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普遍特点和规律 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除了积极参加进修学习,接受有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培训外,还要在繁忙工作之余,主动温习教育心理学,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儿童成长发展特点和规律。同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观察、谈话、座谈及走访等形式,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分析其个性特点,采取恰当的措施方法进行教育。 1、2心理健康教育是开展德育的要求 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施加积极影响,使其形成健康思维、情感和性格的教育。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学生缓解或消除对教育的抵触情绪。目前,农村中小学德育由于单方面强调社会要求,忽视学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德育工作者纯粹说教,强制命令,导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德育工作要求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缓和师生关系,缩短师生心理距离。德育工作者能够掌握学生心理需要和思想动向,把外在要求与内在需要有效结合起来,立足于学生主体,真正实现德育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1、3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道德发展的需要 德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积极的道德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把道德认识内化为自己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心理健康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道德发展的程度密不可分,心理健康教育成效越大,学生道德发展程度越高,心理素质优秀的学生,其道德素质往往很好。很难说,一个认知能力差、意志薄弱的人,其道德水平会很高。德育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够通过学生主体自我意识、情感及性格等心理素质的有机调节,把外在的道德要求内化为学生个体的道德品质,满足学生道德发展的需要。 1、4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有效手段 德育过程中,由于心理原因会产生一些德育问题。如:有些学生对集体漠不关心、对同学冷漠、对老师不尊敬、不遵守纪律及不爱劳动等现象,通过深入了解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是由于诸如家庭教育失当、青春期困惑、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原因形成的,这些问题仅仅用德育工作的方法很难解决。运用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和疏导,可以营造轻松愉快的教育氛围,使学生自觉接受教育指导,能有效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道德品质。 二、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德育工作的方法途径 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要在具体教育实践中,有意识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有效的方法途径,以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中心,使两者形成合力,共同对学生施加积极的教育影响,帮助学生形成优良的个人品德。 2、1从学生主体出发,树立新的德育观 在德育过程中,农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习惯于灌输、说教、批评,疏于沟通、说服、指导,学生无条件接受,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被动的教育方式,激发不起学生积极的道德情感体验,容易造成学生的反感情绪,教育效果适得其反。因此,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过程中要学会换位思考,从学生自身出发,关注学生内在心理需求,树立以人为本德育观。运用心理健康教育,做学生的朋友和贴心人,指导学生健康发展。以平等、理解、尊重和信任的心态对待学生,使学生减少思想顾虑,能够敞开心扉,乐于接受教导,取得良好教育效果。 2、2注意在各学科课堂教学中贯穿心理健康教育 德育工作不仅仅是德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事情,而是学校全体教师都应肩负的职责。任课教师在德育课和其他学科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但要充分发挥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而且要贯穿心理健康教育,了解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关心每一位学生,爱护每一位学生,善于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课堂上出现的问题,营造和谐课堂心理气氛,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3善于把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内容方法结合起来 目前学校德育的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道德认知及行为规范,忽视了学生内在的道德体验和道德发展的需要;德育内容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可以通过塑造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形成优良品德。德育的方法一般以说服教育、品德评价等为主,强调的是理论灌输和外在强化,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心理健康教育则是运用谈话、心理咨询、沟通分析、行为矫正等方法,通过开展活动,让学生在具体教育情境中得到体验,激发学生要求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德育工作者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需要为基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激发学生接受教育的兴趣和要求发展的主动性。 2、4提高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和教育学生的能力 德育工作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钻研业务知识,加强自身修养,建立自我完善人格,保持乐观健康心态,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方法。德育过程中,德育工作者要以一个心理健康教育者的视角看待学生,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生出现的问题,细心、全面探究问题根源,从学生的角度分析问题原因,让学生自己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主动调适自己的行为。同时,德育工作者还要注重以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及道德情操,对学生施加积极影响,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 总之,农村德育工作者要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德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有意识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方法技巧,从学生主体出发,根据学生道德情感体验和道德发展需要,采取恰当德育方法途径,使每个学生都成长为具有健康心理和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德育教育发展溯源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20年,也是学校德育工作改革发展的20年。本文试从分析德育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角度,以德育科学化和规范化问题为中心,追溯德育改革的轨迹,探索德育改革的主要线索和实践走向,以求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中小学德育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这是一个拨乱反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期,主要解决的是德育正位问题 这一阶段,在刹住十年教育动乱、恢复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了学校德育,既要重视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业务工作之中,做到又红又专;重申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学校德育的宏观管理。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复高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推荐升学制度,学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从泛化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一阶段仍普遍存在着德育方式单纯灌输、德育内容成人化等问题。 (二)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建立制度、探索规范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学校德育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摇动了学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摇撼着我国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软。宏观和微观背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学校德育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学校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倾向,德育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学校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规范,保证德育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德育序列化实验开展起来。1988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通知》,首次确立了学校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学德育大纲》和《小学德育纲要》,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内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要求,结束了建国四十年学校德育无纲少范、简单服从社会成人运动的局面。这几个文件对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整体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实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进入了构建现代学校德育体系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又进一步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内在要求基本清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强烈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学校德育在改革开放十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从宏观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了很多可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这些方方面面的经验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学校德育的学科理论、管理规范和教育内容、方法的体系。 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德育内容不系统不科学,随意性的问题,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层次性,德育活动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以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行为规范”的德育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进而通过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层次性、针对性、系统性、计划性、科学性等一系列对策和实践措施。 二、中小学德育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看,学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也可以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好的行业,学校是全社会系统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门。但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格局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中小学德育体系尚需时日。 (一)关于对德育的认识与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与学校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家庭与学校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足,没有形成综合治理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强的趋势还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致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但学校德育建设对教学工作的目的性和动力意义,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分数成绩上去了,学校的德育就无可指责。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无多少异议,但如何统一全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认识,却是国家和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学校内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学校对德育工作抓得较紧,强调德育的计划,保证德育的活动时间,明确方方面面的责任等等。这些措施对守住德育阵地、顶住逆流冲击、防止学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校长挂帅、班主任为骨干、课任老师全员参与、党团组织积极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统还不健全,党支部、团队、工会、政教处、教导处、年级组、教研组、班级德育工作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常规。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德育人人有责,实际上是班主任对方方面面负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如何把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关于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丰富的德育内容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如何整合极为广泛的内容,推进学校德育课程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同时是方法的多样灵活,民主性、实践性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现,已经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德育工作过分强调思想改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诱”去激发学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机制,经常把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和学生道德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在机制对立起来。因而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与“导”。所以,如何把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系统化、常规化,使广大教师习以为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总体上讲,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爱祖国、爱学习、有理想、守纪律、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我国中小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基本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有了更多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强烈刺激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他们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了解和参加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有强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却对学校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会和他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条件,却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生理的成熟、能力的发展先于心理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却盲目自信,认识事物只会横向比较,不会纵向分析,处理事情则自律少,规范差。这些矛盾使相当数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莫名其妙的烦躁、波动、消沉、狂热等现象经常发生。“双重效应”背景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导致了中小学生的一些普遍性弱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劳动观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正义感等等,这些缺陷已经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德育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构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新体系,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认同,成为中小学德育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1.德育组织形式社会化。前几年,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之所以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为环境的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育研究与实践告诉人们,要取得中小学德育的最佳效果,光凭学校单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方位综合治理。各行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不少学校都在尝试这条途径。上海市政府与社会积极配合,通过成立学校德育社区教育委员会,划片治理,包校到区,明确社区教育的职责、任务、目标、分工等问题,并逐级落实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烟台市芝罘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建“一主两翼”的社区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社会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为中心开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动,优化了德育的外部环境,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德育效果。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社区教育格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并付诸于实践。然而,在总体上,我国大面积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网络尚未形成,党政、工青妇、文化宣传等有关担负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职责的部门齐抓共管的德育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学校内部德育管理由党支部为优秀、团队组织活动为主发展到校长负责、团队配合,以班主任为骨干,课任教师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为主。以往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主要依靠党团组织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此种把社会模式直接移进中小学的做法不太符合学校工作特点和中小学生发展规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来,校长负责制已逐步成为中小学管理的主要制度。学校德育不论是党团为主管理还是校长负责管理,都要依靠班主任和教师落实到班级。因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主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和空间比学校的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都长,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时性、针对性,也最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级和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党、团配合的制度更为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和烟台市莱阳一中的班级教导会的经验说明,校长负责、班主任为骨干、教师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应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发展趋势 中小学德育目标从过去单一的高要求开始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建国后,伴随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标不视年级高低、年龄大小,从幼儿、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挂帅,大公无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朴实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更高要求。同年,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明确提出了小学德育目标要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础,中学德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近十年来,不少地区和学校根据目标分阶段、分层次的思想,制定了学段、学年乃至学期的具体德育目标,形成了目标系列和相应的德育评估标准。 (三)实施德育内容的发展趋势 德育内容课程化,是学校实施德育内容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学校德育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内容逐步实现全面、系统、具体。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不同的特点,它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有效的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的、区域的乃至学校的具体背景相联系。这很容易造成学校德育宽泛、无序。各个学校通常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的德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大都对提高学生德育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统性、必要性从量和质上缺乏教育的规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规定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德育课程化,使德育的目标内容、计划和方法成为广大教师自觉操作的规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以课程方式明确规定了德育的训练项目、时间和程序,这种课程与学科课程从规定上和实施上的不同特点在于,有共同的明确目标和相对统一的教育要求,但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相对的选择性。目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课程化也正是这种趋向。 (四)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从重视理论灌输、说理教育发展到强调养成和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重他律轻自律,重外显轻内化,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片面强调限制、防范和改造,忽视引导、熏陶、塑造的倾向,造成了目标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导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几年,学校德育过分突出政治功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审美功能,排斥德育促进和完善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德育阵地大大缩小,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实践告诉人们,道德素质教育只有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征及其对道德的认识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和思想道德形成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增强德育实际效果。近年来,人们在科学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德育规律,对德育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注重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强化养成,在养成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注重了使学生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在社会实践中体验、思考、认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范自己的行为。重视实践、强调养成已成为德育方法发展的重要趋向。 (五)德育途径的发展趋势 首先,几乎所有学校都把教学工作作为实施德育的主渠道,注重发挥学科的德育功能。广大教学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教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形或无形地涉及到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个性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教育。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学生每天有6—8小时直接与教学相联系,如果在学科教学中不能充分发挥教学的德育功能,德育就不能真正到位。从学科教师、班主任的比例看,占教职员工3/4以上,如果教师的学科教学放弃德育,那么加强德育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近年来,广大教育工作者越来越重视研究学科教学的教育性,探索学科德育功能的理论、途径和方式。 加强劳动技术教育,建立社会性的德育基地,是完成学校德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劳动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既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德育的重要途径。1990年,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要求,“各学校在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严格要求,重视活动实效,真正使学生通过劳动和社会实践接触实际,接触工农,认识社会,了解乡情国情,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培养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学生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表现,应作为操行评定的一项重要依据。”与抓好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直接相关的是建立社会性的教育基地,目前,学校与企业、街道、博物馆、历史纪念馆和名胜古迹等建立牢固的联系,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德育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学校德育的重要渠道。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德育教育因素论文 关键词:音乐教学渗透德育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音乐是最能表达感情的艺术,《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之心动,物使然也”。而道德教育的关键则在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感情因素,就不可能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因此,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将德育教育渗透到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去,不仅会使得教学效果深刻而有力,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是目前,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许多音乐教师把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教授上,这偏离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有悖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初衷。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感受力和审美力,让学生从音乐课学习中感悟人生的真谛,学会如何做人,这才是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目标。 如何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音乐教材中挖掘德育因素 首先,对全册教材进行德育渗透的分析,力求吃透教材,明确渗透德育的着力点,达到音乐学科德育渗透的预期目的。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九年级)》教材内容为研究对象,确定渗透德育重点主要包括:爱祖国、爱家乡、爱学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等。然后,做好德育渗透的单元备课:依据大纲的要求,切合学生实际,设计每一个单元德育渗透的侧重点。最后,在课时备课中体现德育渗透点:每节课依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在课时备课过程中确定德育渗透点及渗透方法等都要体现出来。如在教唱《江河万古流》(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时,教师先让学生欣赏《话说长江》的音乐画面,再欣赏《长江之歌》、《黄河船夫曲》、《塔里木河》,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祖国秀美壮阔的山河之中。此时,教师再用优美的伴奏、抒情的范唱向学生介绍作品,那么学生对《江河万古流》的美的感受就不言而喻了,同时,在学唱过程中,更加激发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德育的渗透点在不知不觉中被学生接纳,并化为自醒自悟。 二、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因素 德育的实施,应该在学生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课堂活动中体现,喜欢参与的活动是学生愉悦身心的乐园、学习本领的课堂、施展才能的舞台、塑造心灵的基地。因此,教师要认真设计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使德育渗透在教学的全过程,不追求形式生硬说教,要见缝插针联系实际,要制定切实可靠的音乐常规来训练学生讲文明、有礼貌的好习惯,从学生步入音乐教室、师生问好、坐站姿势等都要养成一定的规范动作,以培养遵守纪律、举止文明、尊老敬师的良好行为,基本训练要通过发声练习、节奏训练,听音练耳等培养学生和谐统一的良好心态,新课教学要结合教材采用多种方法,使德育内容有机地渗透在教学中,课堂小结要面向全班各类学生,鼓励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通过这些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和高尚的行为。 1、在唱歌教学中净化学生的心灵 歌唱教学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歌唱最易使学生直接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同时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陶冶情操的过程。歌曲以它独特的美———乐曲的旋律美、歌词的语言美、音响的意境美、表达的情感美在学生们的心灵中扎根,从而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净化学生的心灵,美化学生的行为。 《青春舞曲》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歌曲中以“太阳”“花儿” “鸟儿”等大自然生态的变化为借喻和依托,抒发了维吾尔族青年赞美青春、珍惜青春年华的欢乐情绪。这首歌曲活泼明快,富于民族特色,歌词具有教育意义,教育人们要珍惜青春,不要虚度年华。中学生正值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首歌曲引导学生于欢乐、健康中步入青春期。《小鸟,小鸟》(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是电影《苗苗》的主题歌。歌曲描写了小鸟在蓝天阳光下,自由自在地飞翔,抒发了对小鸟的热爱,同时也暗示了人们渴望自由的心情。在这个单元里选材都与动物有关,其目的就是启发学生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教唱这首歌时,要把亲切深情的感情教进去,才能让学生体会到美好的学习环境来之不易。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学习。 2、在音乐欣赏课中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音乐欣赏教学是通过对古今中外音乐作品的欣赏,培养学生健康的情趣,开阔视野,提高鉴赏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特别是通过对我国民歌、民族音乐的欣赏,使学生热爱祖国民族音乐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如在欣赏《黄河大合唱》时,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认真聆听音乐,还要事先根据学生的各自特点,或组织学生收集有关《黄河大合唱》的音乐、文字、图片等资料,或组织学生举行不同形式的演唱会,或组织学生出版专题音乐墙报、手抄报,或组织讨论《黄河大合唱》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讨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对中国音乐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怒吼吧,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终曲,在欣赏之前,教师先为学生介绍作者的生平和歌曲的创作过程,以利于学生对歌曲的理解。在欣赏的同时,教师还可以播放有关的录像,使学生感受作品的宏大气势、黄河的汹涌澎湃,体会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的伟大形象,进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贺绿汀指出:“音乐是培养人民高尚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一首好的歌曲,常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尤其是对青少年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作用于他一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曾鼓舞了多少爱国志士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走上抗日最前线。在音乐欣赏教学中,教师可采用各种教学手段使学生较深刻地理解歌曲、乐曲的思想情感,就可使情感的正强化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引起他们感情的变化,产生心灵的震颤,从而深刻理解歌曲、乐曲的思想感情美。深入浅出地介绍伟大音乐家的生平故事和讲解音乐家的优秀作品时,会激发学生各种美好的感情,提高他们对生活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识别能力。 三、在教师自身形象中渗透德育因素 教师的人格在学生品德形成中具有参照作用,能对学生产生潜在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一个献身于音乐教育事业的教师应当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知识,认真的态度,这将会对学生起着示范作用。教师整洁大方的衣着,自然端庄的教态、形象生动的语言、富有激情的歌唱,优美动听的琴声,准确娴熟的指挥、工整认真的板书都会时刻影响着学生,使学生耳濡目染。因此教师在各方面要率先垂范,用自身的形象去感染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以情动情、以爱育爱、以德育德,有效提高德育渗透的实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师应当把德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和教学全过程中,并以自己的楷模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乐记》中也记载:“乐也者,施也。”因此,教师要重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通过音乐艺术的魅力,给学生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总之教学探索证明了在音乐教学中加强德育,不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像音乐教育家贺渌汀说过的一样:“一个人有了一定的音乐修养,不但不会妨碍他的专业,由于经常接触优美纯洁的音乐,使他的思想潜移默化,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我们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高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素质,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最实质的问题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不但使学生学到作品知识能准确的把握作品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真正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是经过无数苦难磨练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从而唤起学生正确的学习动机,使他们自觉的为了祖国的强盛而学习,为了祖国的明天而加倍努力。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浅谈农村中小学班主任如何做好德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 摘 要 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管理的“基层单位”,是学生健康成长、个性发展和成才培养的摇篮。班级管理是学校综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班级管理工作成效是否显著,直接反映学校的管理水平。而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建设者和领导者,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德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是班主任工作的关键。 关键词 农村 中小学班主任 德育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 安全教育 班级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中小学生的思想瞬息万变,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小学生,个性张扬,见多识广、思维灵活。回想近十年来的班主任工作,累并充实着,每天从早忙到晚的大事小事,给体力和精力带来很大的挑战。作为班主任如何做好德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是。下面就班主任工作中体会较深的几点略谈一二。 1全面了解学生信息,把握学生思想动态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作为班主任,要教育学生,就得先了解学生,只有了解和熟悉学生的情况,才能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学第一个月是学生习惯养成和思想教育的关键时期。每年开学伊始,我首先了解和研究本班学生的个体情况,我让学生在信息表中详细地填写个人的相关信息,包括家庭情况,如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情况、文化水平及家庭的其他成员等,全方位地了解学生的人生活信息,掌握第一手材料;其次,我还向原班主任和科任了解学生的学习、性格、纪律等情况;此外,还通过家长会议、班干部会议、小组会议等有针对性地了解学生。通过全面地了解学生的信息,给班级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可以避免盲目应对、简单处理。 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我开展了问卷调查、座谈和访谈等活动,以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思想动态。由于学生的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局限,使得他们对事物缺乏全面的了解,看问题难免会以偏概全。加上社会上一些不良思潮也会对学生的思想起到误导和腐蚀作用,使得他们看问题容易陷入误区,走向极端。对此,要求教师应善于正确引导,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还要传授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然,思想工作必须有一定的连贯性,要常抓不懈,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贯穿到班级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之中。要经常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以此为基础,有的放矢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2充分发挥班干部作用,正确引导班级的“小群体” 班干部是班级的骨干,是班主任的得力助手。学生干部作为班级的重要组成元素,在班级管理中起着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少优秀班主任认为:一个班级教育管理的好坏,往往与班干部力量的强弱、发挥作用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班委犹如整个班级的火车头,要想使整个班级跑得好而快,班主任就要注重班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建立一支具有示范作用和良好工作作风的班干部队伍,作为团结和教育全体学生的优秀力量。我通过组织全班同学设计班级板报、布置教室、开展文体活动等,从中发现并选拔那些表现突出、办事认真、有威信、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愿意为集体服务的同学加入班委。然后还要对这个“火车头”进行调试、维护和保养。我先根据他们的个性特点分配给他们不同的管理工作,以便他们人尽其才地为全班同学树立起学习的榜样,又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给予指导,还多渠道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大胆工作的能力。例如,每次班干部会议或班级活动之前,我先向他们讲清楚活动的目的和要求,让他们自主提出开展工作的各种设想,尔后,对他们考虑得不周到的地方提出补充和建议,以便培养他们的班级管理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让他们在组织活动中学习,在活动反思中受益,让他们在班级活动中真正起到带头模范作用,从而形成良好的班风,更好地带动班级工作。 3 抓好青春期教育,抚平学生“受伤的心灵”,做好心理健康教育 “早恋”可能是最容易让家长和老师神经过敏的字眼。可以说,在一些家长和老师身上存在“早恋恐慌症”,一看到两个男女单独在一起就怀疑他们“早恋”,一怀疑他们“早恋”就如临大敌。一方面把他们打入“另类”,当作“问题学生”;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控制负面影响,害怕他们在集体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使“早恋”流行蔓延。事实上“早恋”是成人世界制造的一个标签,有些人拿着这个标签到处乱贴,一旦被贴标签,这两个学生就有口难辩,而现在的中学生逆反心理较强,外界的压力可能迫使他们真的恋爱起来。 许多因与异性交往而影响学习的人,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分散了精力,而是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来自教师或家长对于异性交往的过敏反应。研究发现,一个与异性交往很成功的人,往往情绪饱满,精力充沛,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很高。当然,在与异性交往时,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遇到某些挫折,影响人的情绪,正因如此,中学生与异性交往更需要成人的关心、引导。而以此为理由反对中学生与异性交往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对中学生与异性交往应进行正确的引导。 总之,班主任工作是平凡而繁琐的工作,班级管理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只要班主任以生为本,热心耕耘,勤于管理,努力构建新型师生关系,赢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学生就会理解和支持班主任工作,班主任也就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各项班级事务,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达到预定的管理目标。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使班级管理工作更上新台阶。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浅谈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 摘要:中小学生的身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的思想还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因此中小学体育教学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特点,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采取多种有效的教学方式,积极向中小学生渗透德育思想,这样不仅能够确保中小学生掌握体育知识与技能,还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本又旨在探讨中小学体育课堂如何有效的渗透德育教育。 P键词:中小学体育;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德育教育 一、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德育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只有把德育思想在各个学科中向中小学生进行渗透才能够确保中小学生健康的发展。体育课作为中小学教育阶段的重要课程,必须要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思想,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道德品质,促进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中小学体育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体育教育要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养为目标,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不断激发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但是很多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贪玩、自私、孤僻等性格容易导致他们沾染不良习气,甚至有的中小学生走上犯罪道路。因此,中小学体育教师必须要根据中小学生的思想、个性、情感等规律,真正地将德育灌输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坚持生本教育理念,创设开放的教学情境,让中小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作用,树立健康的体育运动意识。本文将根据笔者的实际中小学体育教学经验,探讨德育教育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渗透途径,希望对中小学体育教学有所帮助。 二、促进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的措施 (一)将德育教育目标与体育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体育教师要根据中小学生的发展规律合理选择体育教学内容,按照体育教材的特点科学有序的渗透德育教育。还要充分了解体育教材,寻找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的结合点,注重中小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改变传统体育课“一言堂”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方式比较轻松,学生的参与热情也比较高,能够较好的激发中小学生的兴趣,提高中小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合作意识,促进学生主体地位的提升。体育教师还可以利用中长跑训练中小学生的耐力以及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利用各种体育器械锻炼中小学生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品质;利用篮球、足球等比赛激发中小学生的集体精神。 (二)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要结合学生实际,教学面向全体中小学生 在实际的中小学体育课堂上,很多体育教师教学脱离实际,与学生的情况不符,使中小学生对体育课堂失去兴趣,也无法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有一些体育教师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较为严重,只关注体育尖子生的成长和发展,对于体育后进生不闻不问,使中小学生的体育水平出现两极分化。我在日常体育教学中积极学习体育新课标,教学面向全体中小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感到快乐,并且我会及时观察中小学生的思想动态,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比如在跳高课上,很多中小学生都认为自己无法完成教师要求的动作和任务,在内心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有的学生直接放弃跳高训练,因此体育课的跳高训练往往都以失败告终。针对这种情况,我先进行及时的分析,学生跳高失败的原因与身体素质和体能有关,但是与学生的内心思想也有联系。所以我与学生进行充分互动,给学生讲解跳高的具体步骤和防护措施,并给学生做出详细的示范动作。 (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要具体化和灵活化,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中小学体育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选择学生日常生活的典型事例进行榜样教育,使德育教育更加具体化和灵活化。德育教育主要包括意志品质、精神文明、道德观念、行为习惯、身心健康等,体育教师既要认真完成体育教学任务,还要不失时机地渗透德育,提高中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我经常会利用国家女子排球队和国家乒乓球队的战绩去教育中小学生,让他们知道学习体育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还可以为国争光,从而激发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学生养成艰苦拼搏、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如今很多中小学生的纪律观念较差,上课散漫,态度不积极,沉迷网络等,针对这样的情况我给学生提供了许多改变和学习的机会:上体育课时要求学生准时集合;按要求站队;体育活动按规则和要求进行;定期组织学生参加体育知识讲座等,希望能够让他们明白学校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课堂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维护的。 (四)将德育教育渗透于中小学体育教学评价中,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体育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双向互动的过程,需要双方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够完成教学任务。在中小学体育课堂上,中小学生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动态会及时有效的表露出学生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因此体育教师要善于观察,发现学生的细微变化,详细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体育教学评价中渗透德育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评价的过程就是很好的德育机会,体育教师必须严格把握评价的方式和力度,积极改善中小学生错误的行为和思想,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比如对于同一个体育教学项目,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中小学生则表现出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够主动配合体育教师完成体育训练,并且积极探索新的体育训练方式。这时体育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去引导他们,使每个学生都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和道德素养,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总结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中小学体育教师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观念,创新体育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拓展教学资源,找到体育与德育的结合点,还需要全体中小学生提高思想意识,积极配合体育教师进行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养成爱学习、爱生活的好品质,从而在走出校门后能够尽快的适应社会,成为社会的中流低柱。 作者简介:郭继诚,男,1988.04,甘肃.白银,本科,汉族,白银市白银区小学,小教一级,中小学体育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谈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中的德育教育 摘要:信息技术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使用计算机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学生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 关键词:信息技术;德育教育;渗透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生掌握的信息技术技能日益熟练,他们从现代化信息中所接收到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术教学,能够使学生正确收集信息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技能,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获得丰富的知识,现代信息技术对小学生来说,有利于开发学生智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应用现代化的技术,使学生在获得信息、处理信息、探索研究、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提高。 一、德育教育习惯先行 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习惯是第一位的,在信息技术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注重学生的习惯养成。比如学生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习惯养成就是信息技术教育行为中需要不断渗透的德育教育行为。一线的信息技术教师都非常清楚,学生在计算机房里上课时的纪律远不如在教室里的纪律,也远远不如在其他学科课堂上的表现。为了促使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我们必须发挥信息技术课程的德育价值。 二、在信息技术课堂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现代网络技术中传播的信息不全都是有用的,甚至有些是有害的,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更容易受其中一些不良的信息所影响。因而小学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开展相应的德育教育,是必要的。让学生明确是非观念、培养正确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青少年思想教育的优秀内容和永恒主题。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具有现实的意义。在初步认识计算机和了解它的应用时,给学生讲解我国现在计算机的应用程度,并与他们一起共同展望计算机未来的应用和发展,使学生对计算机的应用和发展充满信心,以此来正确引导他们学好信息技术知识,并牢记用信息技术知识为将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学生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对社会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我国目前的信息技术与国外发达信息技术存在的差距,让学生知道我们的信息技术和民族软件的发展与一些发达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引导我们学生只有努力学习,将来为我们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让我国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通过教师的引导,使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的劲头高涨,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大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三、注重培养学生信息技术的素养。 小学生对学习信息技术知识是抱有浓厚兴趣的,但不加以正确引导,很多小学生会不辨是非,深受糟粕毒害,并沉陷其中。上网是学生很喜欢的一项学习内容。利用这一点,在上网浏览、文件下载、收发电子邮件的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为因特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要引导学生既要利用因特网进行学习,又要防止不良信息的侵害。宣传《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使之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与诚实人友好交流,不欺诈不侮辱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轻易相信传言;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做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浪潮中,各种知识参杂其中,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更容易受其中一些不良的信息所影响。大多数小学生反映出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很多学生会沉迷于电脑游戏和网络游戏之中,危害显而易见:占用时间、耽误学习、影响身体、精神恍惚等等,最终导致很多学生不爱学习甚至放弃了学习。如何引导小学生正确学习有用的信息技术知识,避免受到不良信息的毒害,就成了我的德育教育工作重点! 所以在信息技术教学中,我们一方面通过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教育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进网吧、游戏机房,上网浏览时选择适合小学生看的内容,并可以针对上网引发的各种道德问题开展讨论,设立网上咨询站;另一方面,教师上n时可以适当多投影一些精美的图片,播放一些优秀的音乐光盘,使学生能够通过正确的途径感受美,欣赏美,从而提高欣赏水准和鉴别能力,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从内心深处自觉地抵御低级、庸俗、不健康信息的侵蚀;其次,在教学中,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网站和一些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健康的聊天室,及早教给他们上网的方法和技巧,引导他们有效上网。 四、利用信息技术课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学生从小就应具备合作精神、集体观念、全局意识,学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摒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实现全而发展。在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方式既有利于课程口标的实现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作为新世纪的青少年,要学会竞争,学会合作,这样才能成功。与人合作的精神会产生一种和谐亲密的人际环境,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利用分组协作,让学生与他人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在人与人之问的交流合作、相互帮助和支持中,感受伙伴问的友谊和真情,从而愿意与他人进行交往与合作。在分组时让学生担任不同的工作,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又要协助同组人员,创作出好的作品,与其他小组竞争,选出优秀作品。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竞争和团结协作的意识。 总之,学生德育的培养还可以通过兴趣的转变来进行,如可以引导学生建构自己家庭的局域网、建设班级网站、学校道德网站等形式将学生痴迷于网络的兴趣转移到创建网络中去。这样利用信息技术课的独特优势,因势利导,进行网络环境下的德育教育新尝试。我们教师必须认清德育渗透的重要性,把握德育渗透的隐含性,注重德育渗透的实效性,在课堂教学中有机进行德育渗透,努力实现课程教学德育、智育的全面发展。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当前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现状探究 【摘 要】中小学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针对目前存在的德育问题,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分析,客观对待,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探根寻本,就会找到适合德育的方法与途径,化被动为主动,让德育工作落地生根,遍开幸福之花。 【关键词】德育教育;现状;策略;常态化 学校与教师往往忽略小学德育工作的质量,他们片面地追求学生的文化课成绩,关心的是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很少关心,从而导致德育工作开展不充分,学生出现自私、自利、思想价值观不正确等现象。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中小学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手段单一。由于对德育没有正确的认识,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德育实践、实验活动难以开展。教师往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一本书、一支粉笔”就上完了一节课,使道德教育缺乏教学特色,导致学生对于德育工作兴趣缺失,认为德育可有可无,否定德育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教师挤占德育课讲数学、语文等,以提高自己所带学科的成绩。 (2)德育工作缺少持续性。德育是抽象的教育,短时期内很难凸显效果。整日忙于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的校领导、班主任很难抽身去进行德育。有的老师起初也是信心百倍地制定德育计划,但往往难以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缺少持续性。在贯彻德育工作时,方式单一,做法粗糙,难以对孩子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3)德育缺少连贯性。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虽则学校德育工作落实并不到位,但或多或少还会对学生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但家庭教育就显得很薄弱。很多家庭教育关注的只是学生的物质需求,关注最多的是学生的成绩。尤其是农村学校,考不上高中、大学,就只能打工,回家种地,学生在此种环境下成长,就会淡化德育观念,过分看重成绩,形成一种畸形发展。 (4)德育缺乏现实性。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着“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关于爱国教育、诚信教育等都是简单的理论释,理论与现实脱钩,诸多教育很少能让学生在实际锻炼中用心去感悟,用心去探索。 二、中小学德育工作对策探究 (1)德育工作全面化。学校要在学期初制定详实,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德育工作计划,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让每位老师参与到德育管理工作中来,学校定期不定期对德育工作进行督查与反馈,将班级德育工作纳入学期考核,将德育工作作为评优选模的首要条件。 (2)德育工作常态化。面对教师德育工作半途而废,缺失信心,学校要将德育工作常态化,要让教师明白,德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仅靠三分热度就可以完成的。 (3)德育工作要立体化。德育工作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有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学校要通过召开家长座谈会主动与家长沟通交流,互享教育资源。 (4)创新教学方式。新课改提倡学习与生活相结合,将学习生活化,因此,德育要与学生的年龄特点相吻合,与他们的生活实际、学习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对德育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他们有想学、愿学的愿望和积极参与学习的激情。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尊重他人教育时,可让学生联想,在生活中,怎样的行为是尊重他人的行为,怎样的行为是对他人不尊重的行为,从而使学生了解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学生在生活中出现不尊重他人的情况。 (5)整合教学手段。德育工作与所有的中小学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德育的渗透逡径是非常广泛的,为此,教师应注重对德育教学手段的整合,教学方法应灵活多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去分析、辨别生活中的是非曲直,使他们的道德水准得以升华。例如,在进行《爱国》题材的道德教育时,教师可将语文与德育整合到一起。语文课文中的“一定要争气”,文章中不断重复“争气”二字,使学生深刻理解何为“争气”,何为勇攀高峰,何为民族气节,从而达到令学生奋发图强,为父母、为国家“争气”的目的。德育是学校各种教育之首,是学校教育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所学校德育工作开展的如何,直接映射出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准与育人水平。虽然我国早已推行素质教育,但在教育教学水平检测与评估时,或多或少受应试教育的因素影响。于是,学校总是将教育教学业绩作为衡量学校整体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导致学校德育工作形同虚设,现状很不乐观。有的老师在德育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收效甚微,并没有像教学业绩一样效果明显。笔者结合个人多年从事学校德育管理工作,浅谈一些感受与思考。 中小学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针对目前存在的德育问题,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分析,客观对待,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探根寻本,就会找到适合德育的方法与途径,化被动为主动,让德育工作落地生根,遍开幸福之花。 注:此文为甘肃省定西市“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论文,课题名称:《当前中小学道德现状的调查报告》,课题立项号:DX[2016]-1361。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 摘要: 德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主导部分,德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阶段应体现不同的层次和要求。德育教育应沿着"活动--体验--领悟--内化"的路向,实现由接受道德到体验道德、发现道德、建构道德的飞跃。为此,笔者提出在小学阶段应通过情感教育接受道德,中学阶段应通过体验教育领悟道德,大学阶段应通过践履内化构建道德的一体化德育教育模式。 0引言 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诸育构成学校教育的完整体系。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德育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主导部分,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以及心理教育的统称。德育包括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德育就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但在规格、内容、途径、方法和管理等方面则体现不同的层次和不同要求。笔者认为,道德教育是把人引向希望和幸福的教育,其本质在于锻造人格、美化生命、提升生命质量,使学生自由、和谐、文明并富有创意地生活,为他们的终生幸福奠基。因此,道德教育应沿着“活动――体验――领悟――内化”的基本路向,实现由接受道德到体验道德、发现道德、建构道德的飞跃。 1小学阶段:通过情感教育接受道德,培育好孩子 情感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实施情感教育,即在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性品质,提高其自我调控能力,促进其对自我、环境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特征。 小学阶段的学生是情感波动起伏比较大的时期,也是情感品质和能力形成的时期,特别是社会性情感,并非是自然形成的,他们有着本来的基础和源泉。如道德感的基础和源泉就是日常生活人与人交往中得到的体验,理智感的基础和源泉就是儿童天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美感的基础和源泉就是秩序感和杜威所说的“艺术的本能”。但是,这些基础是很薄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摧毁他们,这些源泉也不是常流常新的,一些杂物就可以污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帮助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第二:帮助学生宣泄不良的情感体验。第三:培养学生的社会性情感。 在小学阶段,学校可以通过创设道德情感教育情境,开设专项活动课程及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道德情感教育等途径和方法,让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一定的教育影响,促使其在情感领域发生特定方向上的变化,导致新的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原有不健康情感的消除,从而培育出好孩子。 2中学阶段:通过体验教育领悟道德,培养好公民 道德教育中的体验,对于转变道德教育理念,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体验有助于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由单一的社会取向转变为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的统一。②体验有助于道德教育的优秀由提高道德理性转变为培养道德情感。③体验有助于道德教育过程由封闭走向开放。 在中学阶段教师应通过生活体验、情感体验、认知体验等方式让学生充分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中,并对他们的学习、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生活境遇作出具体导引,让体验者感受到在书本上很难感受到的鲜活的世间乐趣,以实现学生道德境界的实质性提升,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 3大学阶段:通过践履内化构建道德,锤炼好角色 践履即美德论。其主要涵义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诚心实意地去进行践履(不是简单地去模仿某一道德行为)。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实践,实践是个体道德形成、发展的根源与动力。通过实践可以加深对道德规则的理解,为道德的真正获得提供依据。从整个社会道德来看,道德实践是道德意识产生的基础,是道德发展的直接推动因素。也是衡量社会道德状况的标准,从个人的道德品质来看,道德实践的作用表现在:它是品德形成的基础,是品德提高的动力,是品德评价的依据。社会实践对人品德的形成、修养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是品德形成、修养完善的根本途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最终使自己的品德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德育功能。在具体实践中教师要通过激活、唤醒等方式来发掘、弘扬人的潜能中积极的、善良的、美好的、建设性的因素,引导学生建构美好的精神世界,促成学生在内心深处生成对正义与光明的向往,培养高尚的道德。 学校德育的任务是通过“行――知――行”使学生从“学校人”过渡为“社会人”。“学校人”,是指在特定的教育教学环境下,受教育者通过教育者使用特定的教育教学手段、灌输特定的德育内容而被模塑成为符合某种特定德育目标的“学校角色”。而“社会人”则是指按照社会公民及其基本规范的标准来要求并能够实现某种社会期望和目标的“社会角色”。 “学校人”的德育目标和“社会人”的德育目标应该是统一的。遗憾的是,在德育的现实运作中,“学校人”的德育目标和“社会人”的德育目标存在着脱节和裂变。“学校人”的德育目标和衡量尺度是“好学生”,而“社会人”的德育目和衡量标准则是“好公民”,这两者本来也应是统一的。但是,在德育实践中,很长一段间只注重“好学生”的培养,而忽视了“好公民”教育,而事实却又往往证明,“好学生”不一定是“好公民”。因此,笔者认为,在小学阶段的德育要“教之以事”,到大学阶段的德育要“教之以理”,青少年道德品格的教育要形成体系,体现一体化,要让学生的道德品质在规范中养成,在活动中发展,在生活中体验,在参与中培养。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关于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反思与建议 摘 要:目前,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德育教育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育形式,还是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步骤。新课程改革的实施,给德育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营造和谐愉悦的教学氛围,不断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以提高德育教育效果。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中小学德育教育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反思建议,希望对德育教育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小学;德育;反思;实效性 当代中小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不断发挥作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道德素养,还在规范着学生的行为习惯,使学生养成健康的身心和饱满的学习激情。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因此,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既关系到学生个人成长,也关系到祖国和民族的发展。而中小学生正处于个性形成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教师必须要发挥引导作用,积极完善德育教育内容,培养学生辨别善恶的能力,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目前的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限制了德育工作的效果,需要引起广大教师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促进中小学生养成健康的德育观,成为了每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根据德育教育方面的教学经验及反思,提出有效的德育教育策略,以提高学校德育教育水平。 一、 当前中小学德育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 德育与各学科衔接不紧密,德育工作流于形式 德育教育应该是渗透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思想的启迪。但是,当前的中小学德育教育却并非如此,许多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只关注自己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以及对学生的德育渗透,使德育工作进展缓慢,无法发挥德育教育的真正作用,导致德育缺乏完整性。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发号施令,不顾学生的感受,使学生构建的道德底线瞬间被冲破,从而对学生造成极大的影响,也使德育工作流于形式。要想切实改变德育教育的现状,教师必须首先转变观念,能够给德育教育留出时间和空间。 (二) 对德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规定 从目前的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进展情况分析,教师和学生都存在对德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的现象,这也是导致德育教育受挫的主要原因。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一些教师错误地认为德育是可有可无的,完全靠学生自己的约束能力,即使教师苦口婆心地教导,也不见得能够发挥作用,这样错误的想法使德育陷入僵局。同时,有些学生不重视德育,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化课的学习上,认为只有取得好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就形成了“高分低能”的现象。中小学校在开展德育工作上缺乏有效的规定和指导方案,使德育工作完全被扭曲,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三) 德育方式不科学,只注重对学生的严格管理 目前,很多中小学校的德育工作都是在集体活动中进行的,因为这样便于教师管理和总结,也容易让领导和家长看到德育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给学生带来的只是表面的现象,无法真正引导学生掌握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无法在实际生活中正确地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真正的德育教育需要教师的监督和检查,需要全体学生都积极参与,也需要教师的情感感化。现在有一些学校依旧认为德育就是严格管理学生,约束学生的行为,限制学生的个性,阻碍学生的发展,这样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还容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中小学生需要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才会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二、 提高中小学德育教育水平的策略 (一)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为德育营造良好的氛围 校园文化是学校具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一所学校“活的灵魂”。在进行德育教育时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集体意识,让校园文化感染学生,从而促进学生行为健康地发展。中小学生的可塑性强,学校可以在教室、教学楼、校园等醒目的位置张贴名人名言或者道德故事等,以此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可以在学校的食堂里摆放珍惜粮食和节约用水的警示牌,告诫学生要从自身做起,珍惜身边的资源;还可以在学校的草坪上做出禁止践踏的提示,这样学生就会逐渐地养成良好的习惯。由此可见,德育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校园文化建设为德育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加强德育与各学科的联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德育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不断完善德育教育理念,加强德育与各学科的联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德育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比如在语文课堂,教师可以用“孔融让梨”“铁杵磨针”等故事教育学生重视中华传统美德,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在音乐课堂,教师可以通过音乐节奏和音符等提高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让学生学会团结友爱、尊重师长。在体育课堂,教师可以让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树立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同时,在德育教育上还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将德育情况记入学生的个人档案,用心呵护每一名学生,不放过每一名德育上的“差生”。 (三)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观念,鼓励学生发挥主体作用 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离不开实践活动,传统的德育教育方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不利于中小学生的成长。在新时期,教师要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鼓励中小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将德育与活动相结合,寓教于乐。比如,在国庆节、建军节等重要纪念日,教师可以组织中小学生到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参观学习,让学生亲身感受先烈的英勇事迹和不屈的精神。还可以号召学生到敬老院去帮忙打扫卫生,不仅能够感受到劳动的乐趣,还让学生学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通过多种课外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学生走入社会铺平道路。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中小学德育教育工作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必须不断创新和探索,增强德育的实效性,在原有的教学基础上做出调整,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将德育教育渗透于各学科教学中,通过组织各种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道德品质,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使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和生活。 中小学德育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途径探索 【摘要】本文着手于新时期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环境现状,通过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结合德育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新时期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新途径的具体方法,以此为我国今后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创新提供可行性参考。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德育教育 途径研究 农村中小学教学创新对于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的德育教育作为教学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在实践环节能够有效健全学生的人格,促使中小学人才培养在创新与优化过程中能够满足新时期社会的实际要求,更好的实现基础课程教育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施途径进行探究,以此为我国今后的农村中小学教育研究与发展提供合理化参考。 一、新时期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环境现状 农村中小学的德育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以来重要的教育模式。针对我国传统农村中小学课堂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情况,例如教学工作者在授课环节采取“照本宣科”及“灌输教育”的模式,这些固有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极大的降低了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严重者还极大地阻碍了农村中小学教育创新的发展,致使农村中小学教育长时间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当中。随着德育教育在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领域的逐步应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正在逐步被新形势的教学方法与授课模式所替代,农村中小学教育在德育教育环境的影响下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近年来,我国从事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教学工作者普遍能够感受到德育教育在农村环境中应用与开展的实际效果,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深蒂固,对我国农村整体中小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严重降低了中小学课堂教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德育教育环境在农村中小学当中的应用与普及,逐步促使农村的教学环境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多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实践环节得以应用,并且有效提高了农村中小学的整体教学质量。 二、新时期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施途径 1.建立德育教育的目标管理体系 农村中小学的德育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完善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确保不同系统工程协调有序运行的同时,还要加强各个教学系统的管理工作,建立完善化的目标管理体系,以此提升德育教育的实施质量,逐步在农村中小学教学环境当中培养出良好的德育教学环境。例如,教学工作者在建立德育教育的目标管理体系时,应当随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品德情况,确切掌握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施情况。在实践工作环节由学校、班级或者学生组织积极发挥团体作用,将个人或院校开展德育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反馈,对突出的班级或个人予以优秀奖励,对扰乱德育教育实施的班级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突出预防为主的目标管理优秀,逐步完善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整体环境。 2.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教育工作 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互联网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主要媒体工具。针对我国农村中小学传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情况,相关部门及院校管理单位理应积极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教育工作,利用网络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正确引导青少年上网,将网络文化作为与传统教育形式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整体质量。教学工作者在授课过程中可以针对性的联系院校网站维护单位建立德育网站,增设适当的德育教育栏目,例如,心理咨询、电子邮箱、热线服务等形式,在对院校青少年开展德育教育的同时,积极引导青少年利用互联网环境与同学和教师进行情感宣泄,促使互联网环境成为师生之间交友谈心的重要场所。 3.构建师生与家长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 农村中小学在办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这些留守儿童因家长外出打工,在家中长期缺乏关爱、帮助与教育,为了充分发挥家长的教育效果,学校在开展德育教育的过程中理应积极构建师生与家长相互交流沟通的平台,促使更多的学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与家长和教师进行联系与交流,通过一起沟通、一起倾诉,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逐步在农村校园环境当中培养良好的德育教育环境,并为之后的课堂教学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支持。农村院校应尽可能的加强德育教育基地的建设,创建优质化的育人环境,定期定时带领班级学生在当地敬老院、老干部之家、工厂等环境中体验生活,逐步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对于我国现阶段农村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相关部门及院校管理单位理应重点关注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施与开展情况,通过有效途径充分提升农村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实施力度,促使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关于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探讨 摘 要:旅游管理指的是旅游业的管理者为了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有质量的服务,运用管理的各种职能,对旅游业的人、财、物、部门、地区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的活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本文主要是从重要性、问题、对策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相关问题,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而为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一、我国旅游管理的理论分析 1、旅游管理的定义。旅游管理指的是旅游业的管理者为了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有质量的服务,运用管理的各种职能,对旅游业的人、财、物、部门、地区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的活动。 2、旅游管理的必要性。首先,旅游管理是是协调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国内旅游业与国外旅游机构和旅游市场的关系的需要。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同时,旅游业又是一项综合性的专业,与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旅游管理是协调旅游业内部各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关系的需要。旅游业内部各部门、各企业是从事旅游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是旅游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旅游业是综合性服务行业,需要对旅游者的餐饮、住宿、交通、游览、购物加以组合设计,制成整体的服务路线,向旅游者出售,并保证供应。再次,旅游管理是发展旅游业的需要。在我国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是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更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它从一个侧面带动了交通、民航、饭店、餐饮、保险、娱乐业的发展,同时也提供相当数量的劳动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旅游业具有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先导、服务、桥梁的功能。 二、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 1、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随着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蓬勃发展,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创办了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服务等企业,这些企业产权和人事权分别归属不同的投资部门。除了国旅、中旅、青旅三大集团以外,其余几乎每一个旅行社就属于一个系统。以致旅游业系统林立,多头建设,各自为政。尤其是在客源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彼此之间跌价竞争,行业内部矛盾导致市场混乱。而旅游管理部门既无建设项目审批权,几乎也无企业登记管理权,缺乏宏观调控的权力和手段。很难从宏观上协调、平衡和控制。 2、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旅游法律法规具有暂时性,缺乏后续法规。比如说:《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旅游投诉管理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都具有暂时性,但是后续的法律没有及时跟上,这样就造成了旅游行业法律规范约束力的减小;其次,法律法规的涉及范围不能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比如说:在酒店旅游管理的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旅游管理的条文比较少,大部分还是侧重于酒店的治安管理;再次,在旅游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旅游者人身权利保护的法律条文比较少,对旅游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 3、旅游产业结构失衡。首先,旅游商品业开发滞后。旅游商品业是旅游创汇的大头,具有成本低、效益高、劳动密集度大的优势,也可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销售的体制上,旅工贸不协调,使旅游商品长处于自发状态,产品品种老化、单调,创新不足,运输、包装等各个环节都存在问题,使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其次,旅游交通问题。旅游交通受短线制约的紧张局面,原来主要集中在国内城市交通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客源形势较好,国际航班也出现了来华游客“一票难求”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交通口岸配置和发展滞后。 三、完善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1、加强旅游行业管理体制。行业管理是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旅游业的部门管理要求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所属企业的微观活动,显然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将部门管理体制改变为行业管理体制,才能适应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行业管理是根据产品或劳务的不同特点对企业进行分类,然后由政府相应的部门进行归口管理。也就是说,无论是归属于哪个部门的旅游企业,从行业角度来说,均应统归旅游局管理。这种行业管理需要改革主管部门的职能,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 2、完善旅游企业管理体制。旅游部门协同各有关部门,先清理一批不符合开办条件的旅游企业,进而全面推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积极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形成国营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主导市场,中小企业纳入序列的格局。落实《全民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优化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创造企业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统一税赋,搞活用工条件。进一步推 行和完善旅游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进行旅游企业股份制经营试点。 3、深化旅游计划与投资管理体制。在国家旅游局的领导下,全面规划管理全国旅游基本建设工作。确定国家和地方的投资分工和投向重点。国家主要负责非盈利的重点工程的基本配套,地方负责重点项目的资金配套和一般性项目的投资;盈利性的项目将由企业按照经济规律投资经营,自负盈亏。建立旅游业有偿投资制。 作者单位: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探索 摘要:我们国家旅游业三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旅游产业发展在制度方面的动力就是对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当前我们国家的旅游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到了旅游管理体制的严重制约,亟需对现有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以推动我们国家旅游产业的服务水平以及总体素质的增强。针对我们国家旅游管理体制的产生背景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我们的具体国情、旅游产业的自身发展规律,提出了对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与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旅游产业;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至今,我们国家尝试对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的高速发展的同时,旅游业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了规范我国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亟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 当前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现状分析 一是旅游业发展中存在宏观失控、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一些旅游热点城市热衷于投资高档酒店;而一些投资比较大、收效比较慢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比如旅游交通,从而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是多头、分散的旅游产业、项目太多,使得旅游产业的市场十分混乱,旅游服务的质量难免良莠不齐,以坏充好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伤害了企业自身的形象。 三是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自成系统,浪费很多的旅游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十分严重,盲目发展旅游产业,缺乏科学规划、有序安排,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甚至阻碍了其正常运行。 四是恶性竞争。我们国家的旅行社一直沿用垂直分工的运行模式,尽管对大型旅行社形成了有效保护,避免了由于恶性竞争产生的冲击,确保了我们国家主要旅行社平稳运行,但是压缩了大多数的中小型旅行社的生存空间,他们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互相竞争,这样一种恶性竞争实质上最终受害还是中小旅行社自己。 五是旅游风景区管理十分混乱。部分旅游风景区的管理、经济以及服务工作难以跟上甚至是互相脱节现象严重。 总而言之,目前旅游业的格局对于旅游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改革旅游管理体制就显得十分迫切。 2 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对策 通过充分借鉴旅游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我们国家旅游业的具体实际,在对我们国家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2.1 重新对旅游管理体制进行定位 我们国家的旅游主管单位还是行政命令、行政干预的管理模式,片面追求单位利益,通过政府的行政帮助大型旅游企业,严重压缩了中小型旅游企业的市场空间,破坏了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将自身职能从干预转变到位旅游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并且投入到对外推介当地的旅游产品,以及关注如何更好地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2 处理好分权和集权之间的关系 我们国家目前的旅游管理体制出现了地方旅游局有过多的分权,造成国家的旅游战略无法顺利实施的问题。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表明,以政府为主导,处理好分权和集权之间的关系,即适当集权与适度分权有机结合,有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中央、地方政府各负其责,科学分工,具体做法是国家旅游局以及所属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负责旅游业的宏观决策、管理以及调控;地方政府以及所属的旅游局应当负责当地旅游发展的具体决策、管理以及调控;旅游企业自身有权负责与市场相关的具体事宜。 2.3 协调好行政管理与专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专业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和旅游业发展所要求实施的统筹安排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由于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展旅游经济的经验更加丰富,有条件更有必要将行政管理与专业管理有机结合,寻求一种新型的权力划分的科学管理模式。 2.4 协调好行业协会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行业协会是政府有效发挥其职能的一个基本条件。行业协会与相应政府机构相辅相成,行业协会不仅要维护企业的利益,同时又相对独立和公正,一些政府不好出面协商、解决的事情,此时由行业协会出面协商或者解决,推动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语 对我们国家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的意义十分重大,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抓住时机对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推动我们国家的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伴随我们国家的旅游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旅游产业的总体实力必将大大增强,从而早日实现由世界旅游大国变成世界旅游强国的目标。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新时期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摘要】本文通过总结和分析了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下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我国的旅游产业对于振兴国民经济的重要促进作用,提出了不断完善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旅游,管理,体制 1.概述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旅游产业逐步扩大,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国家和区域性的旅游经济,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对外交流,为了更好的合理规划和利用旅游资源,为了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持续不断的推动特色旅游文化的传播,急切的需要兼有人文、地理、经济知识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相应的旅游管理制度。旅游管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2.旅游管理的作用 旅游管理可以更好的组织、协调和指导旅游相关产业的经营活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制度约束和规范行业间的经营行为,可以通过好的方法管理旅游资源,可以充分推动区域文化的传播,促进区域间和行业间的交流,可以更好的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旅游管理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旅游活动的社会影响,可以帮助各地区各行业处理好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和谐统一,促进旅游产业服务更加和谐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完善。旅游管理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法律、民主的方法管理旅游产业,可以使各旅游相关产业的合理竞争、协作。旅游管理可以使利益最大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收入。 3.旅游管理对于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建立完善和科学的旅游管理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同时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我们可以利用我国丰富的海滩、地质、民俗等等旅游资源,通过合理的统筹规划,完善和科学的旅游管理,获取更多的外汇。通过合理的旅游管理,可以引导消费,更有效地回笼货币,积累资金。推动商业、餐饮服务业、旅馆业、交通运输、邮电、日用轻工业、工艺美术业、园林等的发展,并促使这些部门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设施、增加服务项目。而且由于旅游业促进了许多行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就业机会增多。建筑业、农业、园林等等诸多行业,随着旅游管理的稳定运行,而日益发展起来。 此外,旅游业是投资小见效快,低风险,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项目。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景点,开发时间很短,但很快的发展起来,接待游客迅速爆棚。合理的旅游管理尤为重要。 4.目前我国旅游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 4.1 管理机构的组织不健全。目前我国旅游管理机构不健全,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旅游产业缺乏有力的监督、管理和协调。各地区的旅游协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当地政府直接参与旅游产业的规划及管理,同时加强各院校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大力的引入民间旅游管理机构,并且充分的发挥其监督建议职能,才能更好的统筹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4.2各地旅游管理与政府的要求不协调。目前在我国个别地方的行政政策只重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或根本不重视旅游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忽视了生态效益和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过度的开发旅游资源,对长远的科学合理的区域利益不管不顾,破坏了生态环境。在旅游区域内各行业无序竞争,没有明确的管理。或者旅游管理与政府要求严重脱节,各旅游行业自成体系,自成一家,没有统筹,没有规划,没有沟通,没有约束,极大的破坏了旅游资源。政府的管理职责缺失,职能弱化,必将对当地旅游产业造成打击。 4.3缺乏旅游管理的先进理念。在一些地区过于重视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旅游规范缺乏合理科学的统筹和规划。我们缺乏先进的旅游管理经验。我们的服务意识淡薄,没有形成体系。 5. 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在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日益提高,旅游是人们放松心情,享受精神生活的理想选择,所以旅游市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须相应提高,才能实现旅游业的较快增长。服务质量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均衡提高。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通过服务质量的提高,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保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环境和旅游市场的整体服务水平一直处于一种脏乱差的状况,对旅游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我们要杜绝乱投资,大肆兴建仿古建筑和低水平的模仿,要在管理上有所创新。 我们要创新旅游管理体制,以游客为本,构建令人舒服和满意的现代服务体系,使游客在旅游区域内玩得舒心、玩得开心,留下的全是美好的回忆。通过完善的旅游管理体系,增加旅游收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政府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共享旅游产业兴旺的成果。使老百姓成为旅游产业的参与者,为外地游客提供热情良好的服务,提供优质的特色产品,提升了旅游服务的品质,充分保障了旅游客的权益,同时也实现了当地老百姓的正当利益。 政府的主导以及政策的扶持是我国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调控和扶持必须不能违背市场的原则。旅游市场的发展必须是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律调控来促进,它需要不断暴露市场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不断的完善,促进体制的不断健全,各领域充分竞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旅游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旅游管理部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包揽所有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职能,应明确旅游部门的监督、协调、管理职能。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是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员素质的不断优化以及机构设置的不断合理化。我们旅游管理部门要用于创新,敢于创新,敢于打破阻碍旅游产业发展的旧格局和旧制度,只要能和谐、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目标,我们就应当大胆探索,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勇于变革,促进旅游产业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其不断促进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例如设立旅游管理机构一体化,将旅游资源管理职能与旅游行业管理的主要职能集中于一个机构,实现一体化管理,以化解部门分割的矛盾。等等。 6.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社会就业的带动、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随着旅游规模和层次的不断发展,我国旅游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层次还能满足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游客健康欢乐的旅游基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旅游从业者必须高度重视旅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优化管理制度,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初探 旅游管理指的是旅游业的管理者为了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有质量的服务,运用管理的各种职能,对旅游业的人、财、物、部门、地区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的活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本文主要是从重要性、问题、对策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相关问题,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而为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一、我国旅游管理的理论分析 (一)旅游管理的定义。旅游管理指的是旅游业的管理者为了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提供有质量的服务,运用管理的各种职能,对旅游业的人、财、物、部门、地区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的活动。 (二)旅游管理的必要性。首先,旅游管理是是协调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国内旅游业与国外旅游机构和旅游市场的关系的需要。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同时,旅游业又是一项综合性的专业,与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旅游管理是协调旅游业内部各有关部门和企业之间关系的需要。旅游业内部各部门、各企业是从事旅游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是旅游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 二、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 (一)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随着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蓬勃发展,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创办了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服务等企业,这些企业产权和人事权分别归属不同的投资部门。除了国旅、中旅、青旅三大集团以外,其余几乎每一个旅行社就属于一个系统。以致旅游业系统林立,多头建设,各自为政。尤其是在客源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彼此之间跌价竞争,行业内部矛盾导致市场混乱。 (二)旅游产业结构失衡。首先,旅游商品业开发滞后。旅游商品业是旅游创汇的大头,具有成本低、效益高、劳动密集度大的优势,也可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销售的体制上,旅工贸不协调,使旅游商品长处于自发状态,产品品种老化、单调,创新不足,运输、包装等各个环节都存在问题,使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其次,旅游交通问题。旅游交通受短线制约的紧张局面,原来主要集中在国内城市交通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客源形势较好,国际航班也出现了来华游客“一票难求”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交通口岸配置和发展滞后。 三、完善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加强旅游行业管理体制。行业管理是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旅游业的部门管理要求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所属企业的微观活动,显然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将部门管理体制改变为行业管理体制,才能适应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行业管理是根据产品或劳务的不同特点对企业进行分类,然后由政府相应的部门进行归口管理。也就是说,无论是归属于哪个部门的旅游企业,从行业角度来说,均应统归旅游局管理。这种行业管理需要改革主管部门的职能,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 (二)完善旅游企业管理体制。旅游部门协同各有关部门,先清理一批不符合开办条件的旅游企业,进而全面推行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积极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形成国营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主导市场,中小企业纳入序列的格局。落实《全民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优化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创造企业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统一税赋,搞活用工条件。进一步推 行和完善旅游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进行旅游企业股份制经营试点。 四、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城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一)深挖特色,突出主题,强化乡村意象 乡村意象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优秀资源,是乡村旅游产品区别于其他旅游产品的根本特征。乡村意象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结构体系,包括乡村聚落、建筑空间、社会状态和文化风俗。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成为城镇人口,农村实现集中居住,改变了原有的居住格局,这本身对乡村意象就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再加上道路施工、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风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很多依靠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地区越来越不像乡村,破坏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根基。 (二)完善配套,提升档次,优化产品结构 目前大部分城市郊区乡村旅游产品仍停留在农家乐阶段,仅仅具备简单的观光、餐饮及娱乐功能。户籍制度改革为乡村旅游产品优化结构,提升档次提供了可能。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投资乡村旅游的动力和能力更强,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户籍制度改革为城市资金向乡村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助于乡村旅游投资规模的增加;乡村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为吸引更高层次的人才扎根同村提供了环境,有利于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及服务质量的提升。 (三)科学规划,注重创新,关注游客体验 乡村旅游规划是综合性规划,涉及产品设计、土地整理、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乡村旅游规划大多照搬城市规划的思路,规划思想与乡村本质存在冲突。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乡村规划,应遵循“道法自然”的基本原则,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完善乡村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以尽量少的人工雕琢实现最自然的乡村意象。同时,在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创新性,关注游客体验,按照科学、有序、合理的方法布局旅游产品,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唐山学院)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 我国旅游业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我国的旅游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目前的旅游管理制度很难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因此应当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本文对旅游管理进行了概述,详细分析了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以及我国旅游管理现状,并提出一些加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希望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起到一定帮助。 旧的旅游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多弊端,旅游管理制度很难适应现目前我国快速发展的旅游业,阻碍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旅游管理体制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经济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我国旅游业应当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保证旅游业市场的稳定,不断提高我国旅游行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旅游管理的概述 旅游管理系为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旅游管理部门采用各种管理职能对旅游业进行计划、组织、指挥、调节以及监督活动。对旅游业进行管理非常有必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旅游管理能够有效协调我国旅游市场和各个旅游部门之间的关系需要。旅游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着重要位置,紧密联系着我国许多国民经济部门,因此加强旅游管理非常有必要。②旅游管理能够有效协调旅游业和旅游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需要。旅游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旅游业的内部的各个部门,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服务业,只有有效协调旅游业的各个部门的工作才能为游客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③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管理。我国旅游已经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旅游业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带了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因此,需要加强旅游管理。 二、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我国旅游业经过30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要归功于我国着30年来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分别经历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起步、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以及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三个改革过程,下面对这三个过程进行详细介绍。 (一)我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起步 我国的旅游业1978~1985年间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把旅游业从政治接待转变为经济事业型。我国旅游机构在1978年前的主要工作任务对中央或地方的外事性工作以及政治性工作进行接待。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和外国交流的大门,随着外国游客的大量来华旅游,我国旅游业原有的外事、政治接待的管理体制已经相对落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3月批示转发了《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国务院也在1981年3月提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重要原则,拉开了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国家旅游局在1985年1月提出符合我国当时国情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转,积极调动了我国各地发展旅游事业的热情,推动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二)我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业在80年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据有关数据数据统计1984年我国的入境旅游人数达到了1300万。然而当时我国旅游业存在着很多矛盾,比如:旅游发展与旅游资源供给的矛盾,旅游业发展与集权管理的矛盾等,迫使我国旅游业进行第二次改革。1986~1992年间,我国把旅游业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之中。国家旅游局在1988年6月正式了《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也了[1988]80号文件作为我国旅游业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掀起了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轮高潮。 (三)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1992年以后,我国旅游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再次迎来了新的改革,国家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旅游业法律法规。如:国务院在1996年颁发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国家旅游局也在1997年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暂行办》。这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加强了对旅游业的管理,对旅游市场也起到了一定的整顿作用。国务院在2001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发展的通知》,使我国的旅游业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快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三、我国旅游管理现状 我国旅游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进行了不断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我国的旅游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我国旅游业缺乏有效管理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很多部门都在不断发展旅行社、饭店以及旅游交通等众多服务企业,然而这些服务企业的产权又属于不同的投资部门。使得我国的旅游业服务企业众多,且这些旅游业服务企业大多都是各自为政。在旅游淡季旅游客源不足的情况下,很多旅行社为了吸引客源,采用降价等方式的恶性竞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旅游市场的混乱,旅游部门很难旅游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二)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尽管我国旅游事业经过了30几年的发展,旅游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然而我国的旅游相关法律法规仍然不健全,只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出台的众多有关旅游法律法规都存在着暂时性,后续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导致了旅游法规的不完善,容易使一些不法商家和犯罪分子利用旅游法律法规的漏洞进行违法犯规活动,破坏旅游市场。②我国相关旅游法规的涉及范围较小,无法对现目前快速发展的旅游行业进行全面地规覆盖。比如:现目前我国的旅游法规,游客人身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在一定程度上给游客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现目前我国制订的酒店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仍然对酒店的治安管理方面过分侧重,涉及到酒店管理的相关法律条文较少,不能对酒店管理起到直接的法律威慑效应。 (三)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不平衡 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旅游行业的商品开发比较滞后。旅游商品是旅游经济的主要来源,相比于其他商品,旅游商品的主要优点是低成本、高效益以及劳动密集程度大。然而我国很多的旅游商品由于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导致很多旅游商品创新不足,无法满足旅客的新的需求,加上一些旅游商品运输和包装的不当,使得旅游商品的优势未得到全面的发挥。②旅游交通不方便。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导致我国国内旅游受到交通影响的局面比较严重,甚至也出现了很多外国来华游客在旺季到我国某些知名景区旅游存在“一票难求”现象。此外,我国有些旅游交通口岸在配置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且一些旅游交通口岸的发展也相对滞后。 四、加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尽管我国旅游业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旅游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然而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在以下方面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 (一)在旅游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应当不断进行完善 旅游部门可以和工商部门等其他行政部门对未达到开办旅游条件的企业进行依法查封,并不断推行政企分开制度,让企业成为旅游经营的主体。旅游部门还应当不断调整旅游市场的组成结构,形成以国营旅游企业和大型集团企业起主导作用并不断纳入中小型旅游企业的良好旅游市场,并对旅游赋税进行严格统一,为各个旅游企业创造良性的竞争环境,保证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二)不断完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 我国现目前旅游行业的管理体制大多数都是旅游部门对旗下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了使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我国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应当改变传统的部门管理体制,实行旅游行业管理体制。旅游行业管理体制即是不管该旅游企业属于哪个部门管理,在整个旅游行业方面来看,都属于国家旅游局管理。旅游业的行业管理实现了国家对旅游业的宏观调控,保证了旅游业市场的稳定,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束语 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经济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应当不断深化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保证我国旅游业市场的稳定,不断提高我国旅游行业的综合竞争力,不断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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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刺激研究论文 摘要: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仍然没见底,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防范金融危机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业迅速得到发展,它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在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下,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并通过各类专业杂志及相关网站获取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目前在金融危机防范上的问题和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金融危机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①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②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③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1.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外贸出口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出口商品结构颇为雷同,出口市场结构也非常相似,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产品种类均主要是电子、化纤、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市场也均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2.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1.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必然是渐进型的。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2.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3.尽快建立充分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当然,目前的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4.对外开放要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对外国开放资本市场要慎之又慎 泰国政府在1992年取消了过去几十年所采取的保护本国资本高达市场的一系列措施和做法,一下子全面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但同时国内金融政策却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继续维持原先泰株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由此造成自由开放的国内资本市场与不自由的外汇管制混为一体,助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使全球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能否经受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关键看经济是否健全,企业制度是否健全,金融制度是否稳定,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有的国家能免受危机影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加快改革。但在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更要慎之又慎。只有在已经具备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包括已经建立有效的金融政策和相应的金融监管调控机制,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宏观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开放资本市场,决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起。 5.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6.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总额连年增长,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又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针对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给工业带来不利于出口的倾向,我们已对进口许可证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大量吸引外资的现阶段,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鼓励制成品尤其是工业制成口的出口,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政策法规的研究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指出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继续强力推动改革。之后又提出经济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手段。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危机财政政策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槃,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的冲击论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学理论管理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内经济论文:民政局加强国内经济管理总结 20*年,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不寻常之年。一年来,在中共*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市政府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集中精力抓重点,全力以赴破难题,改善民生促和谐,经济社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68.16亿元,比上年增长7.8%;财政总收入46.3亿元,增长15.7%;地方财政收入23.97亿元,增长13.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79亿元,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0.13亿元,增长16.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332元,分别增长10.5%和9.5%;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11.42%,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7.4%。 (一)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生产势头良好。实现农业总产值20.8亿元,增长9.4%。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早稻最高亩产624.9公斤,创全省新高,获得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称号。开展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建设深化年活动,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建成特色农产品基地1.18万亩、钢管大棚1000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17家、农业龙头企业20家,新增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标志7只,“温郁金”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组织开展农产品展销会、推介会等活动,促进产销对接。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培训农民2万人。设立低收入农户“创业银行”,帮助635户低收入农户无息贷款1646万元。植树造林6975亩,新建生物防火林带60公里。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主要河段加深加宽,彭坑、水坑、直坑水库除险加固,整治小流域7.35公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序推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组织开展工业双月服务、“千名干部进千企、共渡难关促升级”等活动,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力促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789.12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552.88亿元,分别增长5.19%和5.9%,三大主导行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6.7%,年销售产值超亿元企业由90家增加到101家。深化建设环境专项整治,加大工业项目攻坚力度,32个项目开工建设,78个项目竣工投产,开工建设标准厂房20.2万平方米,建成34.1万平方米,完成工业性投资36.88亿元。编制完成沿海产业带实施方案,*二期、*围涂工程加快推进,8677亩建设用海项目通过审查。推进科技创新,落实科技孵化器用房1.3万平方米,建成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行业创新平台3个,13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新标准认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6.3%。加强品牌培育,新增中国驰名商标9个、浙江省名牌产品7个。支持企业整合提升,新增无区域集团7家。狠抓工业节能,对重点用能企业实行网络直报、动态监测,引导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和发展清洁生产,新增清洁生产企业28家,规模工业产值能耗下降14.8%。推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新潮集团与美国李尔公司合作,实现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零的突破。坚持科学招商,实际利用外资1735万美元、实际到位内资8.6亿元。外贸保持平稳发展,实现进出口总额20.22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17亿美元,分别增长21.1%和23.4%,14家企业被海关总署评为A级管理企业。完善政银企合作平台,开展“金融超市”活动,237个项目获得授信贷款104亿元;引进银行分支机构3家,华峰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营业。建筑业实现产值25.6亿元。现代服务业稳健发展。旅游经济不断壮大,实现旅游总收入18.27亿元。餐饮业发展态势良好,获得“中国瓯菜名城”称号。物流、商贸、保险等行业加快发展,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160.88亿元,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3.3:54.1:42.6调整为3.3:53:43.7。 (二)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城市框架逐步拉开。编制完成市域总体规划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城市组团建设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玉海文化游览区项目进入挂牌阶段,邮电南路改造工程拆迁协议签订率达45%,瑞祥新区5条主干道建成通车;*中心区、*中心区、火车站站前区、经济开发区南拓展区建设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势推进。组织开展政策处理双月攻坚、项目建设双月冲刺等活动,形成“比力度、比进度、比成效”的良好氛围,重点工程实现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20%,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加大交通道路建设力度,温福铁路*段完成铺轨,*大桥及接线工程建成通车,*江大桥改建项目开工建设,汽车中心客运站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加快供水工程建设,*水厂、*水厂净水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片二级管网完成改造。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开工建设电镀园区一期项目,实施*、环城河综合整治,*片污水收集管网二期完成主体工程,旧城区、安阳新区污水收集管网一期和经济开发区污水收集管网竣工投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由2.4万吨提高到4.2万吨。狠抓防灾减灾设施建设,滨江防洪三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超过前三年总和,其中一标段基本建成、二标段完成桩基工程、三标段开工建设,*江南岸堤防工程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下埠水闸完成主体工程。加强电网建设,220千伏东南变等5个项目开工建设,220千伏西山变等9个项目竣工投运,供电能力提高15%。强化土地供给,报批农转用指标2213亩,完成多年遗留的9196亩转而未供土地供地工作,启动老工业点改造,修订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城市管理不断加强。有效遏制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查处违法占地1500亩,拆除违法建筑100万平方米。巩固小熔炼、电镀、废塑料洗涤加工业整治成果,深化印染业污染整治,取缔小制革加工点105处,行业性污染得到有效整治。深化非法小广告、建筑垃圾、占道经营等专项治理,市容市貌进一步改善,通过省卫生城市复评。切实加强出大殡整治和管理,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三)农村环境继续改善。积极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99个村通过整治验收,新增温州市级示范村6个。完成农村危旧房现状调查,对250户农村困难群众实施住房救助,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参保率达100%。加强农村道路建设,57省道改建和老56省道改造工程开工建设,瑞枫公路改建工程桐浦至湖岭段实现通车,建成农村联网公路33.5公里,新增农村道路安全防护墩350公里。深入实施农民饮用水工程,改善102个村5.8万人的饮用水条件。推进新农村电气化建设,新增电气化乡镇2个、电气化村83个。加快生态村镇建设,新增温州市级生态乡镇4个、生态村47个。制订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计划,6个建制镇垃圾实现统一转运和处理。狠抓非法采砂、地质灾害点和青山白化整治,取缔非法采砂场(点)13处,治理地质灾害点8处,青山白化治理率达86%。 (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得到加强。新增城镇就业人员1.05万人、五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14.6万人次,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率分别达99.7%和100%。扩大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开展“彩虹行动”,向3036户农村低保家庭赠送电视机。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扩充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新增省级标准化学校18所、温州市级示范学校6所,荆谷乡通过省教育强乡验收。提高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实行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制度,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费、作业本费。积极化解学校建设债务1.02亿元,债务总额已化解77%。通过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验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市公共卫生中心投入使用,中医院迁建工程进入装修阶段,4家乡镇卫生院完成改造,建成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家、服务站4家。抓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工作,参保人数达76.56万人,参合率达96%。手足口病、急性肠道传染病及时得到有效防控,四川震区伤员救治和医疗援川工作圆满完成。深入实施“玉海文化”推进计划,组织开展迎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系列活动,加大文化阵地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力度,5个乡镇(街道)通过“金海岸文化明珠”工程验收,全面完成有线电视联网建设任务,中西部235个行政村广播收听难问题得到解决。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木活字印刷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首批向联合国申遗名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新增城乡健身路径83条,鹿木乡通过省体育强乡验收。组织开展计划生育双月攻坚、双月突击活动,强化过程管理,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统计基础建设扎实推进,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展开。老干部、人才、市志、档案、国防教育、征兵、人防工作得到加强,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等工作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事业迈出新步伐,慈善、红十字事业取得新进步,特别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市上下情系灾区、踊跃捐助,共捐赠款物7500多万元。对口支援青川县桥楼乡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社会管理全面加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三三”达标工程,开展“创平安、创满意”百日决胜战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治安乱点和“黄、赌、毒”等突出治安问题,保持对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的严打态势,成功破获一批大案要案,刑事发案总量下降4.6%。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年”活动,突出抓好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落实“拆、整、建、管”四项措施,拆除简易棚屋59.6万平方米,按照标准整改出租房3.4万户,24个民工公寓和厂区宿舍项目启动建设。狠抓危化行业、“三合一”企业、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全隐患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主要指标继续保持“零增长”。开展“十小”行业专项整治,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妥善处置“问题奶粉”事件。开展“信访矛盾化解年”活动,推行领导干部下访约访等做法,稳妥处理信访问题,实现奥运会期间“零”进京上访,全年信访总量明显下降。切实做好民间划龙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五)政府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及时向市政协通报情况,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广泛听取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建议意见,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420件、政协提案251件。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不断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入实施《行政许可法》,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工作。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扎实开展“五五”普法教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项目交易588宗。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市行政审批中心受理各类审批事项2.12万件,办结2.1万件。以“作风建设深化年”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阳光投诉”、“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等行动,集中受理解决各类问题700多个。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和审计监督,认真抓好纠风治乱和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上级党委政府和中共*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更是全市人民团结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在各行各业辛勤劳动的全市人民和外来建设者,向给予政府工作支持帮助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向驻瑞部队、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所有关心支持*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发展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较多,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年度计划目标4.2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统筹发展的任务还很繁重,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的要求、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压力仍然较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还不少,刑事发案总量仍高位运行,安全生产形势还比较严峻,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政府工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主动服务意识仍需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和行政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采取更扎实、更有效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国内经济论文:币升值影响国内经济 [摘要]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升值紧密相关。近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升值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强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及浮动弹性等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要避免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优秀,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进行必要的限制,阻止部分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部于去年下半年出台了规定,强化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属于资本项目交易,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尚不足十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都应该是个消费品市场,按照自用和实需原则进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完全开放,政府监测和限制热钱炒作房市也就名正言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暴利行为就得通过各种政策严厉制止。 但是,调控房地产市场并非一味打压价格。由于国内住房需求旺盛,而住房供应相对不足,决定了房价的上涨,关键是上涨的合理性。也就是房价的上涨相对于中低收入居民的收人上涨而言,要使他们的住房消费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而且,根据2006年12月1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季度报告,中国的房屋贷款市场达2270亿美元,规模居亚洲之首。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银行自身持有的房产抵押价值将会降低,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的信贷投放,而这将推动房地产价格更大幅度的下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因此,如何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最大程度地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实现抑制房价与防范风险的双赢,将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智慧和制度设计的艺术,也就是已经出台的调控措施是否有的放矢和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内经济论文:费用资本化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费用资本化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对国际反倾销应诉、加大我国技术创新的力度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关键词:费用资本化有利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借款费用、职工薪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费用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当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或上市融资。这样我国企业必须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编制两份财务报告,如果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过大,无形之中增加了准则转换成本,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新准则中有关费用资本化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有关内容,使得我国新准则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规定趋同,有关借款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规定趋同,有关职工薪酬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规定趋同。新准则减少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美国、欧盟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二、职工薪酬、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欧盟和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近几年呈增长趋势,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败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得不到国际认可。如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之一是“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薄”,由于我国原有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性,造成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会计核算所依据的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从而造成生产成本计算上的差别。而新准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更贴近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使得我国企业根据新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倾销调查时对我国企业采用替代国标准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固定资产和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职工薪酬准则将以前计入当期损益的五险一金、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和劳务的成本。如果在反倾销应诉中,即使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产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会有多大提升,产品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进而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甚微,这无疑对我国外贸是有利的。虽然新准则最终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产品成本挤压的空间是有限的,过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可能遭到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低价出口来争夺国际市场的营销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既允许企业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又允许开发阶段支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资本化。开发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资本化,《反倾销守则》也有同样的要求,其第2条第2款规定:“除非根据本项已在成本分摊得以反映,否则应对那些有利于当前或将来生产的非经常性支出或在调查期间支出受投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要求调整的情况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果没有列入资本项目计提折旧,需将其资本化;应在几年中分摊,却一次全部计入损益的支出,需进行调整;使当前生产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摊完毕的支出,需将其分摊到当期甚至更长时间;在当期分摊完毕却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则同样需要将其调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法的有关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虑前期支出在当期的分摊,则当期支出资本化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减少正常价值这样会降低倾销成立的可能性。 三、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加大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当前,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从而改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单一竞争模式,企业技术创新必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2月9日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到国家将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加大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税前扣除等激励政策的力度。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必然要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之所以一直处于世界低水平,企业会计旧准则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费用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研究开发费用费用化必然降低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而利润指标是一个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考核其领导层经营业绩、与领导层自身收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他们必然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性增加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开发投入见效的时间一般很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一般任职时间不长,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栽树后人乘凉,忽视企业长期利益而经营目标短期化就不足为怪了。新准则允许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改变了原准则的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的规定。这一政策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 国内经济论文:内涵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摘要国际经济法是一项能够协调世界经济交流以及各国关系的国际法律,其不仅能有效推动国际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时还对国家经济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从而能够有效抑制部分国家垄断经营的念头,进一步推动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内经济法;相关性 有关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概念最早是英国学者所提出来的。而国际经济法提出的背景是在二战之后,世界上各类型经济组织先后成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复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战后世界各国的之间贸易和经济交流变得愈加频繁。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热情不断高涨,一系列以国际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问题变得越加严重,而为保障国际贸易的繁荣,必须要有一套系统性、规范性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来为国际经济保驾护航,国际经济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国际经济法的内涵 针对国际经济法内涵的理解,世界各国学者对其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区别,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类:一类学者认为有效协调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优秀,因此其在经济管理层面上并没有过于深入的涉及;而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从一定角度来讲,在社会上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交流的过程中,各国因自身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其在进行国际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国际经济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为此,其可在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经济状况、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其制定渠道,从而促进国际国际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为更多国家的发展和经济交流带来帮助。一方面,国际形式间的经济交流需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之下规范进行;另一方面,各国家内部的经济管理也无法脱离国际经济法而独立进行,其必须借助国际经济法来对有效规范自身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持续升温,世界上部分国家为了自身一国的利益,不惜采取壁垒贸易的经济交流模式,从而造成国际间,各国关系不断发生变质。因此,为促进世界经济和谐平衡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稳定,需通过更加合理、科学的经济协调以及管理措施,来改良国际间各国的关系,在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回温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之间能够有效构建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割裂理论 有效协调国家经济管理是国际经济法优秀内容之一,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的经济法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其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目前,社会上针对这两者关系的讨论和学说较多,其中以割裂理论最为知名。而割裂理论的内容具体包含有“一元论”以及“二元论”两种理论,“一元论”的主要代表任务是美国的凯尔森教授。凯尔森教授认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别,并且其两者都应在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下进行管理。因此,对于国际以及国内经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国际经济法的管理体制能够被应用到国内经济法之中,那么就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体制,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各国所遵循的经济秩序其实都是将国际经济法作为参考模板,两者之间有着极强的因果关系。这种一元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是该学说忽略了一项关键因素,那就是国家仍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国内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区别于“一元论”学说,二元论则将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认作是两个毫不相干、相互独立,且没有任何关联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一元论”中所认为的效力差别。与“一元论”完全不同的是,“二元论”学说认定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两者之间无法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二元论”学说中,国际经济法不再是各国国内经济法参考的蓝本,并不仅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同时也无法对缔约国形成法律效力。除此以外,国际经济法应用的过程中,在很多层面都有着较大的限制,已经无法再满足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二元论”学说的片面之处,就是人为刻意强调国内经济法的地位和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这与“一元论”学说中,刻意凸显国际经济法优势和地位的做法恰恰相反。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相关性 (一)基于研究视角层面的关联 从国际法层面能够轻易发觉个人与国家两者之间的不同结构,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法类似,其中也包括国家层面以及国际层面两个视角。国际经济法是在经过世界上多个国家的不断交流和协商的背景下,制定而成的产物,因此国际经济法内的相关管理规定与世界多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有着一定关联。但是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优秀的法律制定,并无法在国际上得到有效认可,国际上更加注重能够在国际经济法中经济理念的作用。因此,如果国家在制定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只将经济利益作为优秀目标,那么其国内经济法将很难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并获取一定的国际地位。基于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研究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利益局限,在充分提高对经济理念重视度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我国相应的经济法理念和国际上广泛认可的相应理念是否保持一致,这就要求我国法学者不仅能够全面把握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立场,更要求其能够对我国所执行的战略目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从而合理协调我国与国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基于研究对象层面的关联 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国际经济法管理的重要目标,其不仅仅局限于各个国家对外界的法治进程管理,同时与世界上各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变化趋势有着紧密关联。对此,法学研究者在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时,不仅要立足于国际层面,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并避免脱离本国实际问题而进行国际法则的探讨。因此,我国法学研究者在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分析时,应在充分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国策的特色基础上,适度参考国际经济环境,从而提出更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法。除此以外,研究者还应站在国际层面,对我国国内经济法进行审视,进一步确保我国国内经济法的规范性、合理性。 (三)基于研究成果层面的关联 有效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化进行,并确保其能够对世界多个国家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研究目的和成果。而为有效提高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国内的法学研究者除了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变化形势之外,还应不断增加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研究人员应及时发表自身的见解和建议,从而有效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人员的尊重和认可。而想要进一步协调我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关联,就要确保我国研究人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以及法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社会上部分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以及学习意义。不过,在我国经济、法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想促进我国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实现更深入的协调,研究人员还应充分意识到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有待改进的地方,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最终推动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的构建。 四、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的构建 (一)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的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而与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内容相比,我国法制文化提升的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对于法制文化的发展越加重视,我国文化输出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针对法制文化的发展以及体制建设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为有效提升我国法制文化建设力度,并完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法制形象,需要法治研究人员在系统梳理我国法制文化建设过程具有哪些不足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制文化的推广和实践工作,并通过进一步结合我国法制文化与国际法制文化,以此来有效推动我国经济法制文化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二)建立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 在国际经济体制构建的过程中,虽然各国之间的持续竞争存在有一定弊端,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来,各国在不断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交流与合作,并有效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要想确保国际经济法能够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就要重点把握好国际经济法的制定环节。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通过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其所提出的议题转变为国际规则。要想扭转这种垄断局面,并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需要国内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准确判断当前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力、影响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从而有效赢得国际成员对具备我国特色的经济规则的任何。 (三)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除上述措施以外,研究人员还可通过充分借鉴和吸纳社会上较为先进的科研成果,构建独具我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同时,通过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结合,不仅能获取丰富的经济研究成果,同时还能不断提升我国国内经济法的研究进展。除此以外,相关学者在研究社会上较为先进,以及具有创新意识的理论成果时,可着重从其中归纳符合我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并合理结合国际经济法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法内的先进研究成果,以此来有效构建我国特色国际经济规则。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对世界各国形成有效约束,促进社会经济能够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局面,以此来实现对国内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而为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法能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多积极作用,就需加强我国国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不断提升我国经济法在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构建具备我国特色的国际经济规则,从而有效推动国际经济法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 作者:多琳娜 国内经济论文:绿色金融与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将“绿色”和“金融”有机结合起来能缓解因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的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同时通过绿色金融的兴起可以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快速转型升级,改善绿色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架。本文基于目前绿色金融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探析制约绿色金融在国内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的措施等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资源过度使用、气候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加强节能减排、发展碳经济、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绿色经济创新正成为人们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由此引发了对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开创绿色金融发展的新模式,在推动生态环境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上,都具有较强研究意义。 一、我国绿色金融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45亿元,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676708亿元,37年间增长了190倍,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恶化严重,工业废水、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在发展经济时忽略环境治理,近五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如图所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截止2014年政府已投入960019亿元进行环境治理。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需要加大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便由此引发了金融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编修“高风险、高环境风险名录”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推动环保行业公司快速发展。通过对环保板块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及其股市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节能环保板块规模呈增长趋势较好。根据公司市盈率,具体选取了5家排名靠前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我国环保行业发展势头较好,主营业务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从表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前五家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正常水平相比偏低,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强,但经营者在经营投资时比较谨慎,可能是对环保行业发展保持保守态度。从企业盈利能力上看,环保企业大多从事高新技术创新,虽然营业收入在增加,但营业成本也在提高,所以会出现营业利润率较低的现象。同时,也体现出政府环保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缺少对行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指引。企业内部缺少高端的优秀技术,高科技环保人才不足,公司研发能力不强。社会公众对该板块的关注不高,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较高,这些问题导致环保企业自行摸索中发展,遇到较多挫折,发展速度缓慢。表1:2016年主要环保板块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数据来自各公司年终财务报表) 二、制约其发展原因探析 1.政府缺少绿色金融发展配套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对绿色文化的缺失,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并未真正意识到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性。政府应加快相关配套政策的推出,对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2.金融机构缺少环境评估。发展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工作,中央银行、财政部、税务部、环保局等都有职责,各部门在合作上需要加强。因缺乏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破坏的信息掌握不足,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获取,在绿色信贷上的额度就很难把握,环境风险评估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如果没有来自环境主管部门的支持,金融机构难以完成。3.商业银行对绿色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绿色转型方面兴业银行发展较好,而大型国有银行排名靠后。国有银行由于规模较大,经营成本较低,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创新意识不强。国有银行应在政府引导下逐渐向绿色转型,形成与中小银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措施 1.建立健全金融业绿色转型的组织体系。首先,建立推行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各部门间合作制度,由环境主管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绿色金融规划和实施制度,实现推行绿色金融的部门间合作。其次,出台政策与法规,引导金融资源向环境保护领域集中。政府可设立创业投资绿色引导资金,以先行投资、合资、担保、技术援助等方式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投资。2.建立社会公众绿色金融监督制度。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对违法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减少政府监督的缺陷。另外,加强新闻媒体的金融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的绿色金融监督,以形成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3.加强行业管理,参与国际合作。绿色金融行业应从内部制定行业管理,接受国际制定赤道原则及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等国际准则,能够更好的与国际接轨,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满足国际经营需要。加大对绿色金融产品宣传培育绿色文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营造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政府通过建立金融业绿色转型组织体系,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并进一步有效改变对社会资源的指引。同时,加强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加大绿色金融概念的宣传,在各企业内部培育浓厚的绿色文化。其次,我国金融机构应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完善国内管理体制并加强创新意识,构建符合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金融体制,让投资者的资金流向节约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最后,在社会公众及媒体的监督下,发挥社会公众力量,以金融业促进节能减排,利用金融市场自身可持续发展,带动生态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何强华 戴欣幸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及发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都深受城乡金融发展失衡的影响,近年来,虽说有些缓解,但是仍未根本改善。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中、东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其特点是“短、小、频、急”,但是,目前,国有银行的县级区域网点和人员都在精简,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也大多是集中在城市,因此,受限于体制因素,小企业的根本很难得到满足;而对它们来说,仅凭自身力量寻求公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国正在积极实行新型农村金融,金融机构也在逐渐兴起中,但是同问题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比,其作用微乎其微。 二、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若干策略 1.促进转变生产力。为根本改善现有居民,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金融业有必要积极调动要最优秀生产力的因素,并持续优化金融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妨在现有基础上更加重视综合素质高的金融人才的引进;继续放开信贷政策,加大对创新企业以及创新人才的扶持和鼓励;持续促进金融及其相关产业升级再造,积极拓展能源、环境战略,促进国内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使各地区的特有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将知识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从而实现投资结构改善的根本目的。2.建立并完善金融宏观审慎体系。首先,在金融领域中,央行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是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保持金融稳定。为促进经济金融形势的有序发展,应对央行的这一职能加以重申和强化,并特别强调其宏观审慎作用。在加强宏观审慎方面,欧盟就比较创新地成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其成员一是金融监管机构;二是财政部。我们也不妨对此进行效仿。可由央行扮演优秀角色,下辖政、保、银等监管机构,共同推进宏观审慎体系的进程。其次,在充分选用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同时,一是加强会计标准集中清算,二是加强会计衍生品交易集中清算。最好,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强化监管优秀金融机构,从而达到以点带面,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目的。3.逐步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首先,平衡需求和供给二者之间的管理关系。未来,我国金融投入的优秀将是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而解决我国经济金融的瓶颈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转变宏观金融管理模式。因此,有必要持续加强供给管理,以供给管理带动信贷结构的优化,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宏愿。其次,提升金融资源利用率。实际上,我国货币信贷正逐渐实现宏观调控,然而,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复杂,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颇多。2013年1月,商业银行信贷额为1.04万亿元;次月即下降5100万亿元,可见信贷明显紧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步伐势在必行,其优秀应是稳定价格总水平,信贷资金应更多地投向“三农”、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中。4.缓解城乡二元金融,弱化城乡差距。首先,针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使其制度环境更适合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我国城乡金融结构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一元化,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转变战略先缓解二元金融结构,力求缩短城乡偏斜转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争取早日抹去城乡界限。为此,应给予科学发展观,着眼于长期战略并立足于客观实际,增强认识,制定不违背我国基本国情的可行性策略,脚踏实地地像城乡金融一元化迈进。切忌盲目照搬照抄,切忌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当前的发展实际。正确的做法应是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计划,认真细致地推进。其次,缓解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首要及优秀的任务是夯实经济基础。任何时候,金融的生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石,作为城市经济的有效补充,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谓不重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坚实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丰富农村金融资源必须首先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化发展必须首先壮大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条件,才能根本缓解并最终解决城乡金融发展差距,以达成经济金融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结语 纵观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可以预言,只要我们在做好前景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根本国情的战略规划,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调控管理,就能在缓解城乡经济金融差距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经济金融的飞跃发展。 作者:林辉 单位: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模式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因为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往往就会使得自身在环境保护上的意识有所忽略。当将环境保护,低碳行动提上日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我们的经济发展发展会有所局限。此时,低碳发展将成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发展。为此,逐渐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故此,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节能减排”活动,发展低碳经济,这不仅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加速经济转型发展之必须。低能耗、低碳强度”模式是最理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全球减排目标的战略选择,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乐观。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仍以中低端为主,低碳上的能源替代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融资机制匮乏。资金的有限度限制了产业的发展速度及相应的科技创新。产业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产业竞争的无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技术产业的应用推广力不够等等因素,都限制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级的入门阶段,国家和企业开始接受低碳的理论,并且打算应用于实践中,只是在实施的问题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导致实行过程受阻。而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就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国低碳经济现状就是不断摸索、试着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手段以及资金制度等方面开始变革,为低碳经济模式的真正实行做铺垫,低碳经济发展在此条件下将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决定了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不适应性。现有能源结构所带来的资源能源问题与低碳经济不符合的现象等都是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和企业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手段,才能推进我国的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全局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等,促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利用,减少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同时制定战略规划,开拓低碳经济发展新格局。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低碳经济发展平台。强调低碳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转变消费观念,推广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加强国际低碳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我国低碳发展体系。 三、结语 传统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才能缓慢前行。需要积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从各方面着手,为低碳发展的可能提供可行性的基础。即使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国所要面临的情况比较严肃,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定不移的持续进行低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任务。低碳下的经济模式适合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在各行各业共同的努力下,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也能十分完善,并且能达到稳定、持续的发展。 作者:李轶 单位: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经济论文:国外次贷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启示 一、对我国房屋抵押贷款发展的启示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至今尚未结束,世界各国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本国经济的稳定。中国也不例外的4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和国家支持的十大产业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负面效应所采取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结合国情来调整经济的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为导向经济政策,引导居民利用信贷杠杆刺激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能够规避全球经济国际化带来的风险。而研究美国次贷危机使我们对国际金融风险有更深切的认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高流动性和创新性,金融风险引发的危机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已超出我们的想象,建立相应的金融屏障保护本国金融经济不受其害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朱 木 单位: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老边支行 国内经济论文:谈国内经济平稳上涨的关键 一、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现状及其对经济的制约 相对于出口和投资来说,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关键。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目的。”消费对于生产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目前买方市场格局下,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是国内消费需求。因为,国内市场广阔,立足国内消费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大,从而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我国的消费需求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总的来说是消费率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在:一是相对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偏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而居民消费增速只有2010年(18.4%)和2011年(14.7%)高于GDP的增速,其余年份均低于GDP增速;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远高于农村居民,在1998-2008年10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在3.5∶1-3.8∶1之间;三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据权威部门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61.1%,到2008年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下降到35%左右,这个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美国的消费率为70%,印度为54.7%)[3];四是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更为明显。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体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一)制度不健全 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各经济主体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并通过公平的价格获得利益。二是对垄断性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约束及打击体系。当前,有部分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及国家政策的倾斜,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变为本行业的高收入,致使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显示,2008年,二者的年平均收入差距为4.7倍。另外,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是通过合法经营,而是通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等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成为财富金字塔中的顶层人物。这种现象严重侵害了本应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经济权利,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部分,拉大了收入差距。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等各种原因,政府对上述现象的打击力度尚有待加强。三是税收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一些应收未收现象的发生,客观上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四是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的惠及面狭窄、保障功能水平低,群众在医疗、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未能消除,加上其他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从而对未来的预期不佳,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以应对未来生活的风险。 (二)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1.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偏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10年为43%,27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4]。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过小,2000-2007年都在1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60%差距巨大[5]。2.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收入差距过大。据新华社2011年发表的文章报道:从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若再辅之以近年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6];同时,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人力资源价格远未得到合理体现。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4,之后,呈继续扩大趋势,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消费市场被收入差距扭曲[7]。3.收入分配结构呈不合理的金字塔式分布,中产阶层的人数过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作为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这样的比例显然是太小了,这也必然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规模无法真正达到稳定消费市场、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以上这些,都可能使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无法真正提高,从而使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阻力加大。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需从源头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二、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职能中掠夺性的一面,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避免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过分限制而引起的地方政府把损失强加于民众头上的行为发生;增加民生服务范围,采取措施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保证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通过发展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就业培训等社会事业,把政策的主攻方向集中到为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服务上。 (二)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让各市场主体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第二,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限制,同时降低对进入垄断性行业的管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利润的产生;第三,制定相关的法规坚决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第四,完善税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第五,建立公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惠及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实际的收入差距;第六,在全面加强对消费环境行政监管的基础上,利用法律手段帮助消费者维护合法利益,惩治不良的消费环境。 (三)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即由于生理和心理需求等因素影响,他们的消费比例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若他们的收入增加,则社会消费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现实中,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第一,提高个人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方面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维权意识及维权能力,强化工会及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功能,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纠正“劳动力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同时通过税收改革,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保证个人收入,也保证企业的收入,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得以真正体现。第二,鼓励和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劳动者有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成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技工,这不仅能提高劳动者自己的工资水平,同时也能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技工荒”。第三,完善社会救济和求助体系,通过扩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形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四)增加农民收入 除要继续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必须做到:第一,继续完善最低粮食保护价制度,继续开通保护农民利益的农产品“绿色通道”,保证农民最基本的利益;第二,重点解决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民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第三,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期权的法律制度,使农民出让土地的承包权合法化,并从土地流转中获得合法收益,再以其收益来投资或交纳社会保险费等,或者让农民以土地入股,从每年的土地收益中分红,以此获得稳定的收入。 (五)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数的比例只有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事实证明,“中产阶层”各方面的素质较高,在引领社会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因此,要“使更多的低收入者、社会底层群众,通过公平的教育机制、用人机制以及良性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而成为‘中产阶层’的新成员”[8]。第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者在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提升生活质量的机会;第二,建立公平的教育制度,让低收入者有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第三,加快城市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使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在城市有通过就业和创业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 作者:徐燕兰 单位:肇庆学院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的动力和发展综述 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 经济改革前,中国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所有部门基本都为国有,没有一点自主权,国家或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销售及各种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也相差不大,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因工作努力程度而有所变化。工人终生会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退休时,还可以拿到自己普通工资的70%左右的退休金。职工的子女也可以在企业的子弟学校上学,子女还可以顶替父母继续留在企业上班。因此,工人们只会按部就班的进行生产,管理者也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改善,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处于一个状态。社会生产效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率非常低,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气象。除了重工业、能源、通信、交通及其它决定中国经济命脉和与国计民生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外,都允许产权私有化。从此,各行各业私营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个体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给国内市场带来了活力。国有部门不思进取臃肿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开始自觉地进行改革。中国的双轨制经济开始形成。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潜在的巨大消费能力,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建厂。1979-1984年,五年间外商投资总额仅有111.48亿美元(剔除了对外借款的情况),到2006年,一年的时间来华投资总额就达1982.16亿美元。经过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私人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力军。截止2010年,全国企业单位数有651.77万个,私营企业达468.39万个,占全国企业个数的72%。非国有部门有1978年占工业总值的20%,上升到2010年的60%,其中,2010年非国营部门中仅私营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1%。社会商品零售总值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9.5%上升到2010年的90%。从就业水平来看,非国有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量由1978年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91.4%。非国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提高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国有部门生产技术的自我更新和管理改革,尤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使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和要素的利用率提高。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削弱了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担当起配置资源的重任。企业必须从市场购进原材料,并将商品交给市场出售转化成资本。不管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超过90%的产出以市场价格成交。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的背景下,非国有部门的经济比例将会越来越大。非国有部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兴的市场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大都是依靠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换得的。资源的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衰退。中国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吗?在我看来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没有对中国经济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多年来日本、韩国等国家一直实行美国式金融模式,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标志美式金融模式已行不通。许多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1989年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也将衰退,其实不然,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且处于经济过热状态。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强劲,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时期,2008、2009、2010年3年的经济增长率仍达到9%、8.7%、10.3%。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可开发的空间还很大。中共十七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近几年,中国依法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如关停小火电2100万KW、小煤矿1.12万处,淘汰落后炼铁产能4659万t、水泥产能8700万t。2010年,全国环保投入达6654.2亿元,占同期GDP的1.66%。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央政府投资支持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691个。2007年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2006年分别下降3.14%和4.66%。从中国为发展低碳经济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我们对完成经济发展向可持续性转型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激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陆续投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投资,自主创新和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我国度过危机创造了条件。另外,为了推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还斥巨资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人尤其农民具有强大的潜在消费能力,这方面一旦得到开发,对我国内需拉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2010年起,相关部门已重视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先后通过政府资助、科技贷款、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发放债券等方式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规范整顿下,以融资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得到快速发展、逐步成熟,不断探索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成功模式。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小额担保贷款业务和其他担保业务品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过程中抵押物不足和无抵押的难题。同时,作为银行融资合法合规的良性补充,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满足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农户额度较低的融资需求。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更不可忽视。这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依赖于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内陆开发不完全,甚至有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内陆省份。并且,像上海等发达的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已接近饱和。成都等长江流域的二、三线城市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这些城市,收入的增加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阶层,这里有大量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忽略其他项目的开发,仅西部县城间的高等级道路设施的完善,就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内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各类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资源、风能、水能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也相当丰富,如内蒙古盛产牛羊肉和动物皮毛,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开始注意内陆投资,新一轮的“东资西移”使企业的产业链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为内陆城市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虽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市场萎靡不振,但是我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良好势头,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9740亿美元,相比前几年都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出口总额达15777.5亿美元。这一数字表明,不仅中国经济依赖于国际市场,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开始离不开中国。 结论 1.由上文我们知道非国有部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融资,非国有部门中最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融资比较困难。这次危机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倒闭就是很好的案例。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政策,推进融资担保产品与服务创新,努力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担保机构均大有可为,融资担保机构除了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外,顺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向,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胆探索担保新领域,立足企业,不断推进担保品种、合作模式创新,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以创新发展融资担保品种为手段,有效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担保需求。根据市场的要求及企业发展的需要,加大担保品种的开发和实施,努力实现担保品种的多元化,来适应企业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的竞争力。2.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造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矛盾,但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继续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且制定更多有利于内陆开发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及沿海企业在内陆发展,同时鼓励内陆自我积极开发。3.理论上讲,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靠投资拉动,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非常大。但是仅仅依靠消费和出口,在实物资产不增加的情况下中国无法实现高速增长,消费具有饱和效应。因此,不仅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包括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民生等领域,必须保证资金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经济才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4.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而缺乏相应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尽管许多东西方的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出现停滞状态,甚至衰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区别。中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开发空间还非常大。 作者:董翔宇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释解 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与弊分析,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急迫性 从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资方面,我国主要还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容易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等问题;二是出口方面,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为了保住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高企的债务规模,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都可能会去消减自身的赤字,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会是一个减少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能将严重过剩。假如我国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导致更大的产能,导致更大的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威胁我国的金融系统,形成经济滞胀,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②从释放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形成了国内产业的规模化,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回收资本,以此为下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此种经济增长循环中,我们国家得到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计价的债务凭证,失去的是国内的土地、劳动力与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鉴于宇宙观的理解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以下几点思考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能量集结过程和能量释放过程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作一点思考:①能量集结过程,即通过资本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集结成产品的过程,其中优秀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资本配置资源的效率则成为此过程的重点。在此,主要从技术创新培育和组织结构升级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科技集约化程度。第一,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从“要素租金”增长转变为“创新租金”增长。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加大企业的科研资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坚持技术与发展并进的方针,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要发展面向市场的适用技术。第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虑国内先进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的基础,制定行业技术进步和改造规划,提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标准和实践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还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动技术改造。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备优质劳动力与科技人才。我国既要加大国民教育发展步伐,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年限,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企业培训、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加快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首先,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价格,发展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是产业结构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最后,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调节与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推进产业立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第二,培育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主导产业主要从以下三点加以培育:一是支持与振兴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二是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空间技术为技术支持的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培育为我国的新兴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②能量的释放过程,即提高消费产品的动力,为下一轮资本的集结和投入更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准备。那如何提高社会的资本集结能力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资本为国内服务是能量释放过程的重点。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居民收入过低是制约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适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二是降低政府税收,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作水平;加强区别化征收征管力度,通过开征利息税、遗产税等方式,改善分配结构。第三,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还使我国居民直接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我国的消费规模却很小,影响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引起此种高储蓄与低消费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出现各种预防性储蓄。而这种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滑时还会强化。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支付标准。二是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尽快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的社会保障。 作者:韦林 苏宁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国内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进步意义和举措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优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国内经济论文:住房保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住房保障政策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足交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2)我们应该注意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障性住房融资,这样既可以分担财政资金压力,又可以分散聚集在银行体系中的金融风险。 作者:曹勇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国内经济论文:对外出口与国内经济的关联探究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贸易额迅猛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进步背后隐藏的一些事实,而这样也能够为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依据。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也有过很多相关的文献进行过分析。有人曾经说过,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要迅速提升贸易结构。而下文将要重点探讨的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 1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分析 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一切已经说明,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准确统计: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88%,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为8.9%,位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及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也让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例如,国际间贸易相互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我国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凸显等。出现的这些现象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出口贸易的安全,这甚至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转轨能够顺利的完成。下面就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进行分析。 1.1按企业的性质将出口贸易进行分类 现如今,只要谈到某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会关注这个国家的贸易出口额。我国也不例外,我国迅猛增高的贸易出口额,成为了评价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迅猛增长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示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了。近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均在不断地引进外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外资主要分布在利润比较高的行业。先不谈外资的总数,将注意力转向不同性质企业的贸易出口情况,就会得到不尽人意的印象。在2001~2005年贸易出口的总额中,外资企业牢牢占据着我国贸易市场的半壁江山,已经占50%以上,而2005年更是上升到了5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口额却不断的在萎缩,直接从2001年的42.6%降到了2005年的22.4%。另外,私营企业逐渐在出口贸易行业苏醒过来,所占的份额达到了14.7%。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固然出口贸易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主体,而这种出口贸易实际上就是外国资本、技术、品牌、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贸易实际上体现的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的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我国资本在国际竞争力的退步。 1.2按产品类别和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分类 传统的出口贸易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哪些产品出口额高,就集中出口这些产品。我国在2001~2005年间,占出口总额比重非常大的产品主要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如果按照传统的出口贸易理论来判断,中国的优势产业就是机电产品、轻纺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就是说,我国的贸易优势就是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很显然,传统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下面,就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分类。在2001~2005年间我国的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的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非常小,在这种程度上,还有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已经由2001年的42.1%逐渐降到了2005年的41.6%。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却是十分稳定的。与一般的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典型的产品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我国加工出口的很多产品,我国企业实际上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的租金和加工缴费,其余大量的费用都是外商在出口中的收入。这样其实不难看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假象。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出口贸易的同时,我国的劳动者是外商的低成本,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却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关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很明显,出口贸易促进经济的增长。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从4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劳动投入、物质资本投入、进口、出口、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外资、政府消费支出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综合贡献作用。据调查显示,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另外,在经济开放这个角度来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大。而人口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第二,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据相关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导向作用,但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依赖于汇率波动、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国贸易条件的逐年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出口贸易带来的福利收入,所以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注重出口数量的提高,更要注重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改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平衡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虽然目前存在着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但是从人民币汇率和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要保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第三,出口贸易的技术进步具有很大的效应。主要就是表现在:出口部门的技术示范和技术外溢效应、出口的干中学效应等。出口部门只有促进市场竞争才能够带动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在积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协调出口贸易结构。第四,出口贸易的综合增长效应。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质量、价格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制成品出口以及国内投资的影响。出口贸易不仅带动了国内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还加速了国内资本积累,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提高宏观政策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留给我们的启示,下面也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出口贸易经历了很多非常曲折的过程,人们对加工贸易的认识也还不全面。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有过几次很大的调整,例如加工贸易企业设置保证金台帐制度等。我国出口贸易里面的加工贸易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我国出口贸易的收益很少,因为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获取。其次,我国出口的大多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样的话就非常不利于整体产品结构的综合调整。再次,出口贸易中也会出现一些走私的现象。加工贸易企业一般会承接外商加工合同,或者会有外资的成分。因此,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 第二,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资金,外资其实还包含很多其它的内容,例如,资金、经营管理、技术、品牌、产品、海外市场、就业创造等都是外资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外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而言,所起的作用是变化的。在以前,我国会吸收外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国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扩大出口创造收益。但是,现在外资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这样的功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体现的比较多。 我国出口贸易资本中具有很大的趋利性,而这就使得企业能够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收益。但是,外资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收益并不理想,实际上也并不有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收益。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 第三,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活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拉动的,我国的很多廉价劳动力被外需带来的经济活动所吸引。这些企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就很容易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工贸易的缺点。我国将加工贸易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 3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首先,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出口贸易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口商品决定的,只有实施出口商品多样化的战略方针,才能降低出口商品过于集中的困境。实施优秀技术自主研发战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贸易要素结构和提升出口贸易要素质量,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次,优化出口地区结构的思路。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最后,促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面,构建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降低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依赖,而且要加大对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降低我国出口贸易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在外贸发展战略方面。必须要可持续的进行出口,这样才能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在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面,基础资源寻求型和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应该投向发展中国家。另外,应该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加强我国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范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为了我国出口贸易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现状,然后更加持续的找到发展的方法。现如今,加工贸易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实际贡献远没有一般贸易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很有利。外资实际上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而这样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也很容易加剧国际贸易之间逐渐增强的摩擦。所以,必须要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只有实施“新型市场多元化战略”,才能优化出口国际地区的结构。要想加快我国落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要优化出口国内地区的结构。只有这样,我国出口贸易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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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趋势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档案学管理发展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发展以及档案管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外档案事业史等分支学科。 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体系进行的研讨,代表性的观点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三个部分: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总之,由于档案、图书、情报工作有许多共同之处,决定了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密切关系,这三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相互从对方吸取适合本学科需要的知识。 此外,研究档案学尚与其他一些学科发生密切关系,诸如采用数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利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等等。 档案学的发展已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还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当代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也正在向档案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将向现代化的档案管理方式转变。 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我国档案学发展论文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互联网+”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探索与应用 [摘 要] 十八大以来,县域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增长快、活力强、潜力深的重要地域经济发展一极。“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化传播体现形式,通过多种资源的整合和优化,对所有生产经营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县域的信息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互联网+农业”,建设新形式的农业发展网络,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一体化,推进农业资源对外新发展。此外,促进“互联网+区域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等的发展,增强对有优势、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和提升县域的城市管理水平。 [关键词] “互联网+”;信息化建设;县域经济;探索与应用 一、导言 改革开放已经近40个年头,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进入到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转型,改革出现“三期叠加”的深层矛盾: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进入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过去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形成的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调整);三是发展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前一时期反危机政策产生的“垃圾”、代价需要采取反危机政策予以消化)。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期,也就是中央经常强调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只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全面深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提档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现代信息化建设的集大成者,运用多层次的整合与配置,对生产经营要素的优化进行加总、互联与布阵,重新赋予县域经济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新职责。将“互联网+”应用于县级办公系统,对全县职能范围内涉及到的经济、行政和意识形态各种领域的融合与构建,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红利。 我国幅员辽阔、大城市集中度较高、中等城市比较少,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较大,各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各异。由于历史原因或思想观念保守导致很多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落后。随着推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黑龙江省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具有广阔县域经济的黑龙江地区。县域经济的快速是快速实现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将“互联网+”应用于县域经济,将极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信息革命。 二、“互联网+”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 1.人们的生活交往与经济活动因为“互联网+”而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原有的资源禀赋对不同地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变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对于如人力资源、自然环境、交通设施等经济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技术性变革。 信息化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始更多依靠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整合。通过互联网将技术性资源进行效地整合成云资源,实现互联网金融、网络销售、电子政务、同城快递、互联网旅游和网络传媒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量F代服务业态的出现;这些服务业态对地址选择特定要求,可以任意布局。所以,信息化技术将突破人们对传统产业优势的认识。 三、“互联网+”应用于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 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加之国有企业占比大,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县产业体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与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变革不相适应。同时,在第三次信息革命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国内的电子商务示范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互联网技术向广大县域地区推广使用势在必行。 1.建设“互联网+农业”,使地区农业网络市场全国化,推进农业种植、销售一体化和运输、物流链条化。我国自然环境的差异化造就了不同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各具特色,各地种植的农产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于此外农产品资源受当地自然因素、道路运输、市场推广等多方面影响,以至于大量水果、蔬菜烂在地里,农民丰收不增收的矛盾十分突出。“互联网+农业”的概念就是要县域政府极建立以面向农民为服务对象的信息和技术指导的网络服务和咨询系统。该系统应将本地涉农的相关信息整合,同时提供为农产品销售服务的农产品批发与零售信息平台和农业种植中的科技信息指导网络等为特色的服务网络平台。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点放在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品种、气候条件、市场占有率与病虫害等综合服务网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和生产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支持其把产品放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如黑龙江地区的五常大米互联网认证品质销售、伊春地区政府推动的山货上网等都得到了市场的充分好评。 2.建设“互联网+区域旅游、文化名城”战略,推进县域的环境保护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的中心上,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建设。2005年8月,首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要把绿水青山当作经济发展的题中之意,绿水青山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今天的中国,特别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急功近利之举,不少地区蓝天越来越少、雾霾越来越多。美丽风光成为回忆,旅游资源消耗殆尽。所以,县域政府一定要从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工作开始,首先改善环境质量;提取生态红利,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加大生态农业加周末城市生态游的推广力度。通过开发生态旅游,使当地生态环境有较大的提升,生态红利逐步显露。在青山绿水上,建设“互联网+”的区域旅游、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方有其特有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特色服务产业,县域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当地的旅游和文化资源的推广上,政府的旅游网站是当地的名片,要依靠专门的人力资源队伍把当地的生态特色、自然景观进行全面整合,并和国内有影响力的旅游网站合作。以周末短途城市周边游为主要营销特色,进而拉动全县地区的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多个行业的国计民生领域。通过和知名旅游网站合作,打造城市旅游名片,提升县域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增长和文化强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3.建设“互联网+城市公共产品”服务平台,改善县域城市公共管理水平。从经济学的概念出发,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效应,外部性有正负之分,理想的公共产品应该起到1+1 2的正外部性效应。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城市公共管理水平方面的提升,所以必须增加县域公共服务品的供应,尤其是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加大对公路、交通设施、棚户区改造以及地下管网(供水网络、供电网络、供暖管道、天然气管道以及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升级等。在当地政府已经运行的网站基础上,建设一个覆盖全县域的综合城市服务和管理网络,提高市政批复的效率,降低公共成本,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信息化支持。 “互联网+”既是一种信息化传输技术,也是一种社会重新建构的技术。在“互联网+”的新型社会运行下,县域经济拥有的所有资源都是网络中配置。县域的网络化管理、“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和“互联网+城市公共产品”等新格式、新路径将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动力。只有主动融入“互联网+”模式,县域经济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功实现县域经济的提档升级。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兰考转变林业发展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近年来,兰考林业在实现林业生态建设大发展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富民强县”这一中心,坚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积极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巩固兰考泡桐的基础地位,大力发展经济林和绿化苗圃,大力扶持壮大林产工业。不断构建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有效推动了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兰考县生态环境脆弱,一直以来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倍受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关注,风起沙飞是当年在《焦裕禄》电影里面留给人们的兰考印象。多年来,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兰考县始终把加快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全县实现有林地面积26.9万亩,林木覆盖率达26.08%,兰考县也相继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县”、“河南省林业生态县”,生态环境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如何推动林业效益的最大化,突显林业在全县“三年脱贫、七年小康”作用,需要进一步调整工作思路,切实转变林业发展方式,重塑兰考林业新形象。 1围绕林业生态县建设,实现林业以短期经济效益为主向生态与经济效益并重转变 前些年,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应。在造林过程中,速生杨受到林农的青睐,在我县发展迅猛,杨树面积由2002年的10万亩增加至2008年的19万亩,而最具兰考特色的兰考泡桐,农桐间作面积由2002年的36万亩减至2008年的10余万亩。泡桐资源的逐渐减少,不但消弱了兰考泡桐的优势地位,也给我县的泡桐加工企业造成了资源危机、成本加大的局面。杨树资源的过量增长导致价格的不断下滑,林农得不到实惠,同时也给森林病虫害的防治造成了一定难度。林业生态县建设实施以来,兰考县紧紧抓住这一机遇,适时调整资源培育方向,以林业生态县建设为起点,巩固发展农桐间作,保持泡桐在我县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打造兰考“泡桐之乡”的品牌。2009年以来,新造农桐间作面积达30万余亩,兰考一杨打天下的局面得到了转变,生态承载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兰考泡桐的产业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围绕林业种植结构调整,实现单纯木材生产向多元化发展转变 把调整林业种植结构,实现林业多元化发展,作为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来抓。 一是加快小杂果生产基地建设,提升果品产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果从奢侈性消费品演化为大众日常必需品,占大众消费品份额系数不断增加,饭后一个水果,成为一般的家庭生活必须,为经济林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扩大经济林发展面积成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是富民强县的重要举措。经过市场考察和研讨,按照“区域布局,规模发展,突出特色,打造精品”的原则,近年来,不断引导果农进行低效经济林改造,发展优质干、鲜果品生产基地,晚秋黄梨生产基地、映霜红桃生产基地、大棚桃生产基地、树莓种植基地、葡萄采摘园等一批优质果品生产基地应运而生,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二是林木种苗花卉业发展有新突破。前些年我县的林木种苗花卉业发展相对滞后,基本上以传统的分户经营为主,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底,苗木培育也以传统的乡土树种为主,市场竞争力底,经济效应不明显。近几年,我县把林木种苗花卉业作为调整林业种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新的突破。实现了由传统的乡土树种培育基地向以培育优质乡土树种和优良绿化苗木相结合的多样性发展转变,目前,全县已形成了以城关乡五爷庙、爪营乡凡寨村、张君墓胡园子村为辐射的林木种苗花卉业发展基地,专业苗木生产合作组织20余家,林木种苗花卉育苗面积5000多亩,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 3围绕加强林业队伍建设,实现由管理型向轻管理重服务的发展方式转变 近年来,林业队伍建设不断转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工作作风,狠抓林业行政机关信息化、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改进干部作风,提高行政职能,不断增加干部职工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提高为民服务本领。通过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训,组建基层林业中心服务站,不断提升林业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完善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提高林业科技转化含量。通过引进开发名优新产品,提高林产业水平,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设一批有兰考特色的林木产品加工、经济林果品加工企业,全方位提升我县林业产业发展水平,为林业种植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后续保障。通过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增加必要的投入,建立健全林业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建各类林业产业协会,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服务于林业产业的发展。 4围绕发展壮大林产工业,实现林业产业向县域经济主导产业转变 兰考木制品加工业起步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开始做风箱、二连木、电槽板、绝缘盒等到生产装饰线条和桐木拼板。随着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产品科技的不断改进升级,原始的初加工不断被淘汰和提升,兰考木制品加工业逐步走向了产业化发展之路。如今民族乐器、高档实木家具、板材加工已经形成产业集群,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具统计,全县现有木制品加工企业564家,林业经营合作组织34家,专业木材交易市场2个,林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县中原民族乐器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州牌”古筝被评为“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金奖”;兰考三环华兰实业集团成为首批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高档家具产业化集群、民族乐器产业化集群、木制品加工产业化集群正在依托生态建设形成的良好环境和自然资源不断发展壮大,为促进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摘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闽清作为山区农业县,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但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应结合闽清县发展实际,更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闽清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关键词]转变发展方式;途径;闽清县 [作者简介]黄仕宏,中共闽清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福建闽清, 350800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中央在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支点。闽清作为山区农业县,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要求,关键在于发展县域经济。因此,根据新形势新变化,结合县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就成为一个紧迫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闽清县“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概况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闽清县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各项事业取得了新成效。全县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66.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7亿元,年均增长10.6%;财政总收入从6.1亿元增加到10.47亿元,年均增长10.4%;工业总产值从89.8亿元增加到138.5亿元,年均增长14.8%;农业总产值从20.6亿元增加到32.8亿元,年均增长5%;社会固投从9.5亿增加到31亿,年均增长27.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5951元增加到9347元,年均增长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280元增加到20581元,年均增长12.26%。 二、影响和制约闽清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创新能力不足 解放思想的力度还不够,少数干部依然存在惯性思维,穿新鞋走旧路,办事亦步亦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 (二)经济基础依然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 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压力加大,城镇化水平低,缺人才、缺资金、缺重大项目等发展瓶颈问题仍未突破,主要表现为: 1.农业经济发展先天不足、规模不大 闽清县自古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模式。农副产品加工水平滞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企业规模偏小,缺乏有特色、高效益的农产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附加值和商品化程度低。 2.工业发展方式粗放、产业档次低 陶瓷曾经是闽清的支柱产业,陶瓷业曾经一度辉煌,由于一直采取粗放生产,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和规模效应,缺乏龙头企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一直在产业链的中下游,在同行业利益分配中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长期的粗放生产还造成瓷土资源的过度开采,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后续发展严重不足;长时间来能起到带动跨越发展作用的大项目不多,一些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偏慢。 3.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第三产业比重不高。目前闽清的服务业仍然以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以现代物流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教育金融、租赁商务以及居民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基础薄弱。上述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 此外,民生刚性需求很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还很繁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不少。由此看来,要实现县域经济稳步快速发展,闽清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三、实现闽清县域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途径探索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众多领域和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众多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证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量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质变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呼唤经济发展方式的质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旦发生质变,就会引领新的经济增长。 (一)更新发展理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先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首先,要从“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思维转变为以人为本谋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出“为发展而发展”的误区。 其次,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把握,赋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新的涵义。把握发展的崭新内涵,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发展思维。 再次,要主动对接福州新区开发。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对接,力争在新区建设中有闽清的分工、有闽清的利益;在产业发展上做好对接,争取成为新区产业的配套或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空间发展上做好对接,进一步加强与新区互动,千方百计紧密新区与闽清县的水陆交通联系,用好对口扶持政策,在园区共建等方面寻求突破,借势登高、借船出海。密切联系实际,并根据自身实际探索行之有效的路子,把解决影响和制约闽清县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二)抓住重点环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自主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农业发展方式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等,牵扯面广,综合性强,复杂而艰巨。 1.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闽清是个传统的农业县,要对传统的农业方式进行改革创新。要从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围绕水果、蔬菜、茶叶、食用菌、养殖业等重点农业特色产业,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例如,要充分挖掘茶叶产业潜力,新建高山无公害茶叶示范基地;拓展橄榄产业发展空间,加大优质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开发闽江两岸鲜食橄榄基地;提升食用菌产业,在东桥、桔林、下祝等乡镇建立食用菌基地,抓好桔林白木耳、下祝地栽香菇基地建设;要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近年来闽清县加强与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雄江安岭的鹿角灵芝生产及产品深加工,扶持西岸农业、福野山珍、闽华工贸、绿健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大型食用菌加工企业发展;围绕打造省会绿色食品供应基地目标,建设云龙、塔庄、下祝蔬菜基地5000亩,大力发展钢架蔬菜大棚、推广无公害栽培,确保产品安全。大力实施特色果药经济林、工业速生用材林、生态经济风景林、林下经济、林苗园艺等“五林”建设。 与此同时,要解放思想,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用大工业的组织方式发展农业,促进工农产业相互融合发展;要实行基地化生产,以大企业为龙头形成产业链;要规模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生产加工流通体系;要公司化运作,以股权为纽带建立农业公司。优先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使农业成为闽清一个亮丽的经济增长点。 2.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产业结构 (1)加快传统产业自身结构调整 长期以来闽清县传统产业采取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经营,给资源和环境造成极大困扰,发展难以为继。由此必须抓好产业整合和节能降耗等工作,主动退出一些产业层次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自身结构调整;引导民营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打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使企业实现科学管理、规范运作,提升产业竞争力。 (2)加快建立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坚持把特色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作为主攻重点,积极发展技术引领型产业,优化发展资源利用型产业,着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 首先,引导鼓励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项目与技术改造。依托白金工业区、宝新工业园、坂东工业园、东桥表业园,动员全民创业谋项目,谋划储备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强化项目对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高产企业市场竞争力。要着力引进一批龙头型、基地型的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提升承接产业转移层次和水平,培育发展后劲。按照“产业兴镇、特色强镇”的要求,努力培育一批经济强镇、特色名镇,形成错位联动、互为支撑的发展格局。 其次,着力发展优势行业。集中力量扶持一批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重点扶持培育电工电器、机械制造、工艺品、新型建材、食品加工、生物制药、钟表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及新兴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逐步形成以产业龙头企业为主导,配套企业为基础,专业化分工为纽带的产业发展体系。继续实行领导包项目责任制,加大土地、资金的协调力度,督促天裕工业、通盛酒店设备、正捷投资、百家利机械制造等项目加快前期工作,确保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再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快白金工业区、东桥产业新城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尽快提升产业承载力。积极对接引进珠三角、闽南、福州市区及沿海郊县等区域的先进产业,强化与央企、外企和民企的“三维”对接,全面推进三次产业招商。积极参加“5.18”海交会、“6.18”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9.8”投洽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多举办闽清专场招商大会,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引进“回归”工程和行业龙头企业,搞好招商项目跟踪推进和落地服务,切实提高招商项目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为新城快速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最后,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制订和实施重点行业、企业节能减排改造计划,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推广使用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生产工艺,突出抓好建材、机械制造等重点企业的节能工作。 3.突出抓好项目建设,扩大内需拉动作用 通过调研获知,闽清县2013年全年安排重点项目31项,总投资11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8亿元。其中省重点项目4项,年度投资5.5亿元;市“五大战役”项目11项,年度投资9.5亿元。在此背景下,闽清要紧紧抓住机遇,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是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全面完成天行大桥、三条城区道路改建等工程建设;完成恒晟晶都房地产、梅溪绿水工程等项目;实施梅溪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城安置区、梅溪互通口、建兴工业安置区、梅埔安置区等项目建设进度;要进一步推进金华龙饲料、泰康车厢二期、联合电工电器等工业项目建设;全力配合做好合福高铁闽清段和京台高速闽清段项目建设。 二是要加速做好重点工程的前期筹备。例如水口坝下治理工程、葫芦门水库、闽江(闽清)防洪工程、梅溪新城路网、东桥产业新城、陶瓷科技孵化器二期工程、锦江一号房地产、城镇华府房地产、梅溪路南段改造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确保各类项目尽早开工建设,不断形成新的实物工程量,发挥拉动效益。 三是要加大重点项目储备力度,不断增强投资后劲。加大项目前期工作投入,扎实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收集与包装,超前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充实完善项目储备库,切实把项目储备库建成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库。此外,还要强化部门合作机制,加强规划、土地、林业、环保、水利、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等各环节统筹和协调服务,为项目建设创造宽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4.拓展投资融资渠道,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013年,闽清县提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完成投资达到36亿元以上的目标,因此要不断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一要继续利用国家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重点领域的政策,多渠道、全方位争取中央投资资金。 二要按照国家投资方向和重点,紧紧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小企业改造以及产业振兴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策划好项目,加强项目跟踪服务,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三要有效整合政府性投资和加强银企合作。有效使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投资和各类专项建设资金,形成合力,突出重点,同时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投资,争取得到更多信贷支持。 四要深化对口协作工作,在项目、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化配置城乡资源,增强优势互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共同繁荣。 5.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目前拉动闽清县经济主要靠的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很不发达。要坚持把现代服务业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支点,重点加快文化、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层次提升。 首先,要全面提升商贸流通业,加快专业市场建设和农村消费品流通网络建设,积极培育发展现代商贸、金融、家政服务、信息服务网络、法律服务等服务产业,重点抓好物流业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已出台的扶持物流业发展优惠政策效用,加快物流业快速发展。从闽清县的区位、资源等优势出发,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物流、信息和仓储等现代服务业项目,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闽清县山水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旅游业。尽快编制《闽清旅游》宣传画册及《闽清县商贸旅游交通图》,突出温泉和乡土生态特色,拓展温泉旅游内涵,进一步打造文化旅游亮点。例如加快七叠温泉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乡村游”精品线路;完善黄楮林、大明谷景区、七叠温泉、白岩山沿线的“农家乐”活动项目以及丰达农业大观园乡村游的配套设施建设等,进一步提升省级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星级档次,积极推动精品旅游点,申请国家A级景区。 再次,发展壮大建筑房地产业。依托“建筑之乡”优势,巩固和拓展建筑市场,加快集体建筑企业改制步伐,继续实施扶持建筑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激励建筑企业增资升级、增强实力、做大规模;加强房地产市场培育,引导房地产业健康稳步发展,大力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6.要着力环境整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要突出美丽乡镇示范点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治理,结合农村危旧房改造试点政策,争取推出一批美丽村庄示范点,重点抓好省市库区移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村梅雄村和安仁溪村建设工作,以点带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综上所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原则的新发展新跨越。转变发展方式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闽清作为福州中心城市联接闽东北、赣南、浙南腹地的通道;作为福州中心城市的特色经济承载区;作为福州中心城市绿色屏障,只有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全局的角度来把握,从系统的维度来推进,才能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快速长足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案例解析 摘要: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是在中部县域,重点、难点在中部县域,必须根据中部县域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发展要素,转变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推进中部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中部县域自主创新力度,发展低碳经济,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本文试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就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一理性的梳理。 关键词:中部地区;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湖南省长沙县 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独特的示范作用。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是在中部县域,重点、难点在中部县域,必须根据中部县域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发展要素,转变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推进中部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中部县域自主创新力度,发展低碳经济,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本文试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就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一理性的梳理。 一、湖南省长沙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 1、湖南省长沙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湖南省长沙县自古为三湘“首善之区”,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生态示范县”、“最具幸福感县城”等荣誉称号。2011年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全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排名中,分别位居第18位和17位,均列中部第一。 2、湖南省长沙县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前,湖南省长沙县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典型农业县,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对外封闭,经济体制单一,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停留在温饱阶段。到1978年,地区生产总值仅2亿余元,工业总产值为6800多万元,财政收入只有1919万元,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为51:32:1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7元和143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长沙县改革开放的序幕,经济发展方式开始由粗放经营逐步向集约经营转变。 一是实现由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转变。199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0:42:18,以工业为主的二产业首次超过一产业,并在三次产业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5:73.2:20.3,工业对GDP的贡献率超过70%,约有70%的财政收入和农民新增收入来自于工业。 二是实现分散化向集约化、集群化的转变。湖南省长沙县90%的企业都集中在“一区六园”,95%的工业产值来源于“一区六园”,并逐步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及家电三大支柱产业和食品饮料、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印刷包装等主导产业。 三是经济增长逐步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转变。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建立了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51家,2011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5.3%。节能降耗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 二、湖南省长沙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 促进中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问题,湖南省长沙县根据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发展要素,转变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推进中部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加大中部县域自主创新力度,发展低碳经济,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1、建设生态文明的两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优秀理念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湖南省长沙县效率优先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业已面临资源瓶颈等诸多深层次因素的挑战,经济快速发展与土地、能源、重要原材料短缺矛盾及国家对土地利用、能源节约、二氧化碳以及污染物排放更高要求使发展压力增大,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县域经济绿色发展成为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县域绿色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关工作,包含绿色经济、生态保护、宜居环境、两型社会、低碳经济等内容,需要增强分析经济发展的成绩与代价、产出与投入和节能减排等工作能力,加强技术进步和统筹发展等工作手段。 一是注重规划,制定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城镇规划等,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主动选择污染少的合适项目,加大工业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中集聚集约效应;二是注重功能区建设,将县域划分不同功能区,统筹发展,积极推进两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拓展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三是注重城乡统筹,建设集镇污水处理工程、农村地区分散型农户及乡村学校污水处理工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及其清运系统工程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四是注重环境生态建设,加强“两河”流域林地、湿地保护力度,建设浏阳河、捞刀河风光带,加快推进绿色市政建设,创造低碳出行条件。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调整经济结构是加快转变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抓手,就是要坚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切入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县域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湖南省长沙县二产业比重过高,三产业比重偏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仍然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要打好“转换牌”,着力推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借鉴工业组织形式培育农业市场主体。推进组织创新,重点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模式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上市,提高产业化水平。二在现有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可持续节能环保建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形成“高端产业自主化,关键部位自产化,产业布局集群化”的良性发展格局。三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高铁经济、空港经济,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会展业、金融保险、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创意经济等都市型经济业态;进一步提升房地产、社区服务、农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推进商贸服务、休闲旅游、房产装修、汽车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旅游、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 3、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 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金高投入的状况和严重依赖资源高消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严重依赖引进技术,部分优秀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提高原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是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是催生县域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的支撑。湖南省长沙县要实现县域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必须在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 要进一步增强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理念,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上来,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体制和环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健全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和支持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要构建以技术为中心的集成创新体系,大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加快建设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一批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科技骨干企业。在重点支持梅花新能源汽车、远大集团、顶立科技、众兴新材、瑞翔新材料等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引资、引技、引智力度,做大优势,突出特色,树立自主创新发展的理念,着力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要促进技术要素与自然资源要素、人力资源要素、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集中力量开发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关联度高、附加值高的名牌产品,为特色产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有效支撑。 作者简介: 罗勇(1973―),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务部,主要从事县域经济研究。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刍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摘 要】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在世界经济已逐步步入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大环境下的优秀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与此同时,在2012年,湖北省继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其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成绩之下的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研究湖北省县域经济在国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之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县域经济 一、推进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适应国际环境的需要。从国际上看,在当今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GDP已经居于全球第二的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中国早已卷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此外,在当今世界逐步步入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这一历史条件下,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各国的干预之下有所减小,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居民收入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退,世界经济中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对此,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来振兴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将本国的危机向他国转嫁。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下,中国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顺势而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国际竞争。特别是我们的县域经济,只有在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今天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从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从本国来看,加快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县域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为“十二五”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为县域经济的继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我省的县域经济不抓住历史机遇仍然停留在当今固有的模式下,不去改变湖北省县域经济中的总量和规模不够大,发展不够平衡,结构不够合理,落后产能企业多等问题,湖北省的县域经济就会落后于其他省份,也会对整体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我国的宏观经济正处于回升向好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趁势而为,把握好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实现新的跨越。此外,“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改善民生,而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直接关系到解决“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城乡统筹,直接关系到县级及以下的就业、社会治理稳定等,因此必须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3.适应本省实际的需要。就本省实际来看,加快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深化区域竞争力以应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加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实现县域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需要。县域经济作为全省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应对区域竞争的重要主体,特别是我们湖北省既没有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又没有东部地区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不把湖北省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就难以使湖北省在与其他省份的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不加快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几年,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湖北省坚持县域经济发展“一主三化”的方针,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使得全省的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竞争力增强、后劲充足,你追我赶气氛良好。但是,与其他省份相比,在去年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上,我省无一县上榜,中部百强县市榜,湖北省上榜数量增加位次前移,但是也不够理想,显示出我们需要重视差距。由此看来,在世界经济发展方式重大变革的这一趋势中,我们顺应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十分急迫。 二、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问题 1.思想意识仍然有待提高。尽管当今人们思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上面,许多时候仍然注重的是规模的扩大,而没有靠发展方式的改变来带动发展。当今经济注重的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但是县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不注重环保或者引进污染落后的企业或是靠大量的消耗资源来获得发展。在这些发展方面,不管是干部还是各经济主体都存在着认识上的落后。 2.没有充分利用湖北的智力资源。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而我省县域内各经济体对科教人才优势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挥,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高,低于安徽、湖南等周边省份。而湖北作为一个高校众多的省份,拥有很多知名学者和部级省级重点试验室,他们的成果很多都被沿海企业买走了,科技成果现实生产力转化和规模化应用的不多。这些都影响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政策环境需要改善。党的十八大对扩大内需的进一步强调,中部崛起战略的进一步进行,湖北省获批全国首批低碳试点省,这一切都提供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与县域经济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正式实施,但是结合湖北目前县域实施的实际情况,还需要配套措施予以规制。此外,一些政策的执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效力也有待考验。 4.不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要求。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之后,各发达国家更加深入的意识到了自己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在加大对外出口的同时,提出了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及“再工业化”,并积极主导“绿色经济”、“碳经济”。此外,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优秀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到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如此一来,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必定向内地转移,湖北省可以抓住机会引进好的企业。再者,“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湖北经济主要面对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对湖北的县域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产生刺激。 5.各县域内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式不佳。随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小企业的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同时中小企业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省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全省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发明专利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新产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安置就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规范的企业制度、固定资产有限、人才储备不足等各种自身的问题。 三、如何促进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要实现湖北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拖后县域经济发展的观念。正确的思想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要想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做好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县域经济在“十二五”期间获得大的突破。对此,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县域经济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系,两者是统一的,绝不是对立的,转变发展方式是为了县域经济更好的发展。当前湖北的县域经济总量和规模都不够大,并且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是一个粗放型的。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既要有发展又要有转变,不要想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在扩大县域经济规模和质量的基础上,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充分利用湖北的智力资源促进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湖北省作为一个教育大省的优势,能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湖北省作为一个高校数量和质量都位居全国前列的教育大省,汇集了全国很多优秀的教授、专家、学者,湖北的论文成果、科技专利、各种重点研究课题处于前列。现在的竞争比的是技术和人才,在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下,将湖北省的教育优势和人才优势发挥在发展方面,积极引导人才下基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到企业,政府决策多参考知名专家的意见等。县域里的人才结构搞好了,智力资源利用好了,就会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更加科学更快更好的发展。 3.加强与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关的政策建设,还 要保证政策执行力。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需要政策完善合理,并且在政策出台后,在执行过程中还要加强执法力度,把政策落到实处,发挥政策应有的力度和导向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县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政策稳定和完整,才能通过好的政策环境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湖北省委省政府应当进一步组织的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学习,传达中央的精神,进一步解放干部的思想,深化对县域经济中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提高干部对此政策扶植的意识,优化发展的软环境。 4.发展县域循环经济,还要注意一、二、三产业的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整合资源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发展优秀技术,推进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要同时大力扩展,有旅游资源的县域还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三大产业的发展根据各县域实际需要在投入比例上进行调节,协调发展。 5.大力加强各县域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以中小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小企业要发展要转型资金是保障,但是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存在一个融资难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首先政府要发挥其对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导向作用,推进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构建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从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推进其成长。其次,金融部门要自觉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调节资金,尽力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此外,为中小企业量身打造金融服务,围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展金融创新,满足成长性良好的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再者,中小企业自身对资金的管理也要科学化,提高资金利用率,充分发挥管理对提高资金利用率的作用。 要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要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一方面中小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成长要提高,要让中小企业自主掌握技术,增强优秀竞争力,使之成为自主创新的企业。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合作组成技术创新联盟;支持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另一方面,在但今这个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大环境下,推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项目。把提高效率、推进技术、加强管理等要素凝聚在项目中,实现集约化发展。真正使中小企业由靠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的粗放型增长向以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探讨:论进一步加快转变我县县域经济发展方式 摘要: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经济出现了全面下滑的趋势,为此,县域经济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此为契机,淘汰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等落后生产企业,引导企业采取环境友好、科技创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增长。 关键词:主要问题;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最佳方式 我国人口多,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较大,废弃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为此中央提出节能减排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减轻环境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环境利用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 一、目前我县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县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保护的现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从2000——2012年,我县的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占GDP的90%以上。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水、大气、噪声、固废等环境管理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抓紧抓好。一是大气污染方面:我县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燃煤造成的。如魏桥铝电厂、齐星铝电电厂、西王淀粉及钢铁厂、青阳、长山的钢铁厂、三星电厂,还有铁雄、福美等焦化厂,这些钢铁、铝电电厂和焦化厂是我县大气的主要污染源。 二是水污染方面:我县在防治工业污染、加强废水处理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却大幅度增加,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还未建成,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污染环境,现在除西董、临池两镇生活用水能够自给外,其余镇办生活用水都从西董办事处鹤伴山购买。 三是固体废物方面:我县城镇化水平已达65%,超过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开发区、中心城镇的建筑及生活垃圾大量堆积,处理不及时,污染也很严重。 所以,当前我县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 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 随着县委、县政府“工业强县”战略的大力推进,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相对突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增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重要性,增强环境保护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的问题。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承载空间,环境是人口自然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公共消费品,环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资源。”这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反之,经济发展必然要坚持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把加强环境保护同步安排部署,努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但据统计,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左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5%左右。追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但会造成人类生存条件恶化,从长远上看也会极大地拖累经济发展。为此国务院十分强调节能减排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的方式和资源环境利用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将会越来越严峻。所以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但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充分顾及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保持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规模的基本平衡,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三、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转变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 从我县来看,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大了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工作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节约用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我县国民经济在保持快速增长、人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全县生态保护和建设逐步加强,全社会关心和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首先,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党的十七大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转变发展方式,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实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的观点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些重要的战略决策表明,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反复进行了研究,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当前关键是要加快实现 三个转变。 第一,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 第二,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网络化公共行政管理范式探索 [摘 要] 自韦伯创立官僚制以来,它就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深入人心,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愈发发现官僚制已逐渐落伍。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范式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与认可,事实上,任何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逐渐的表现出其滞后性,本文通过论述一种新的网络化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对其演变成一种公共行政范式可能性进行探索 [关键词] 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网络化治理 一、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落伍 1.官僚制的问题 自政治行政二分法创立以来,行政学就就因官僚制的存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行合法统治的组织形态。官僚制对于现在的组织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架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它压抑了人员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毫无生机和活力。 2.新公共管理的问题 (1)二者都植根于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韦伯认为等级森严的层级结构有助于对效率的追求和目标的掌控,而实现效率的最好的组织就形式是依靠信息的垄断和对职业全能的垄断的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所确定的行政方式也是植根于组织与结构之中,而当经济组织日益社会化时,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满足不了组织的需要,新公共管理的载体也是建立在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上,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2)新公共管理造成了道德约束力的减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由于本身的缺陷如缺乏竞争机制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存在,传统的行政模式建立了一套制度和准则对组织成员进行约束以防贪污腐败的产生。新公共管理通过引入的签约合同等私营管理部门的模式,减弱了传统行政模式的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了新的贪污腐败的问题。由此可见,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行政管理中灌输伦理标准的做法和原则,虽然强化了内在要求,但也弱化了人员的道德约束,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网络化公共行政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网络社会发展的治理方式,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与认可。 二、网络化公共行政兴起的原因 1.公共政策的受网络化特征影响 社会的治理不是按照专业来划分,而是以任务为中心的。网络化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及稳定性,使得原有的主体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更新要素,或局部调整,改进结构。在主体结构建构中,如果结构处于主体可控范围时,这种建构可以是精心设计的、有计划组织的;反之,当结构处于主体不可控范围时,建构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网络化的结构更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研究。 2.“碎片化”治理导致网络化治理的出现 “碎片化治理”是消极的,不科学的。传统的政府模式根本就不能满足这一复杂而快速变革的时代要求,命令与控制程序、刻板的工作限制以及内向的组织文化和经营模式维系起来的官僚制度,尤其不适宜处理那些常常要超越组织界限的复杂问题,网络化治理主要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如果想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就需要不同的人群和组织结构的出现,网络化治理由此应运而生。 三、网络化公共行政的概念 沃斯博格-盖利尼认为,网络化公共行政不仅以信息系统与管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运作性连结和水平为特征,而且组织间关系更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强调一种治理的关系。 1.公共服务的参与者 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中,公共服务的参与者仅是政府,政府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社会与公民没有参与的自主权,不仅造成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公共服务的提供难以让社会满意。 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由原先的政府跨界成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资源外包的方式转移公共服务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 网络治理语境下的公共服务打破了单一的治理理论,向多中心治理理论迈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完全可以由政府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合作完成。这是由社会的网络结构造成的。 2.公共行动的目标 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治理模式公共行动的目标是结果要满足顾客的要需求,它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服务提供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因此,确认顾客的需要是制定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其优秀所在。对顾客服务质量的衡量主要是评估其结果,新公共管理将各种政府服务的结果指标化,要求各政部门对这些结果负责。 3.手段:契约主义与市场力量 新的治理方式有两大原则:第一,只要有可能,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要仅限于一个:第二,只要有可能,在这些多个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要引入竞争机制。契约与合同制这一方式正好满足了两大原则,这一机制的优秀是对竞争力量的引入。 四、网络化公共行政范式的优点 网络化结构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提高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它的优秀功能可视需要连接或中断,而组织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网络结构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符合民主诉求。这种开放的无边界无中心的组织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内部边界的限制。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反应了公民对于社会生活参与的迫切需求,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网络结构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上的结构,信息可以在同一层次上共享,而不必自下而上到达决策层,再由上而下地传递到组织的其他成员。 2.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官僚制的结构形式有利于令行禁止,专业的分工能够充分实现效率的目标,而网络结构将会带来更高的效率。网络化的结构形式能够充分了解外部环境的基本信息,互相沟通与联系的方式最大限度的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同时,网络结构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快速反应,组织成员做弹性的工作,经常地变换工作岗位,持续地学习新技能。 由此可见,作为对传统市场、政府二分法的超越,网络化公共行政展现出很大的与优点。当然,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其走向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人们的不断探索与研究。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电子政务与提高公共行政管理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电子政务就是要实现政府这四大职能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是主要依靠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经济调节。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缺陷的校正和调控,必须建立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同时还必须具有现代化的调控手段。凭借电子政务业务系统,政府可以建立政府机构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便利的网络沟通及快捷的反馈机制,将极大地提高政府对市场信号变化的反应能力,从而随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实施引导和组织,来提高政府的经济调控效率和水平。电子政务的建立和发展,为政府经济调节的决策科学化提供了有力工具。电子政务通过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为决策层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 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类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一系列活动。市场监督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类市场交易中市场主体的资格认证、交易行为和秩序的规范与约束、交易权益的保护等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竞争的效率。市场监管的重点是市场交易活动中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维权。在市场监管过程中,推行电子政务实现以信息管理为优秀的监管方式是必然趋势。监管部门面对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应改革监管方式,应用信息技术,建立与之对应的多元信息系统的常规运作机制,以实现全方位的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就我国国情而言,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就是政府为推动社会进步,建立公正、安全、文明、健康的社会发展环境,针对各类社会公共事业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电子政务作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可以帮助政府构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电子政务的实施可以提高法规、政策的透明度,使居民参政议政机会大大增加。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规章、政府制定的规划方案、重大工程的酝酿决策、审判机关的判决等公众关心的信息,都能通过政府信息网络,在第一时间传送到居民手里,为居民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电子政务的实施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沟通更加方便。各种文件(如户籍、身份证、护照、驾照、婚姻证等)的办理、重要的通知(如入学通知、迁址申报与通知)、社会安全与福利、个人应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款和费用、按政府要求应该填报的各种信息和表格以及缴纳各种罚款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 电子政务对政府效能的提高集中体现在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上。电子政务建设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都将明显提高。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信息使公众迅速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和办事章程、各项政策法规,增加办事的透明度。政府服务部门和科研教育部门的各种资料、档案、数据库的上网使政府的服务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另外,政府对公众的服务还包括各公共部门如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等面向居民的服务。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与企业网站的连接,把电子政务的业务应用平台与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有机整合起来,建立支持流程的信息平台和面向流程的运作方式,不仅可实现政府对企业的快捷服务,而且可以帮助企业改善发展的软环境,利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直接帮助企业寻找在全球范围内的有利资源,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探究 摘要: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特点对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公共行政管理主要是面向公众的,应该坚持公正、对公众负责、正义等。所以,要改进公共行政管理,就应该对其中的伦理基础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 伦理基础 研究 当今时代,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上难免会出现很多不正常、不和谐的因素,这就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价值尺度进行引导。公共行政管理在其中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最终目的,实行行政管理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呼声。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只重视效率而忽视伦理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的发展。要加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重视对其伦理基础的研究。 一、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伦理 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并不只具有技术性,所有的管理过程中都蕴含着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所以公共行政管理不仅是一种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还应该体现一定的伦理结构。所谓公共伦理指的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其优秀是公共理性,公共伦理对公民的精神建设与道德取向具有决定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既属于结构的范畴,也属于道德的范畴。有学者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应该属于一种道德观念。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推动美好生活,所以其行为肯定要关注道德层面。由此可见,公共行政管理总是与“公共”二字联系在一起。在“公共”范围中,公共的利益是优秀,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时刻关注公共利益。 二、公共行政管理应坚持的伦理原则 关于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效率至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也有学者提出了优秀行政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能够处理好某些相互矛盾的道德原则,这些行政官员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素质:坚持原则,果断采取行动;果断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处理。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公共行政管理所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社会利益至上、公平公正以及勇于负责。无论如何,公共行政管理是不能够离开社会伦理基础而存在的。而行政工作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公共行政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坚持的伦理原则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代表,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政府应该坚持为民服务,把维护公共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从事公共管理的行政人员首先应该坚持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行政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决策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决策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坚持维护了公共利益,那么这一行政决策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也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必须坚持公共利益至上。行政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具有的非公共行为往往是导致行政腐败的一大原因。行政腐败后果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都是严重违背行政伦理原则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行使之时也应该坚持维护公共利益。 (二)促进社会信任 国家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与社会公民有密切联系的公共事务是其客体。所以,有必要在国家行政人员和公民间建立起一种政治信任,这样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够顺利进行。换言之,政治信任是行政权力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政治信任建立起来了,行政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没有了隔阂,那么行政管理法规等就能树立起权威性,从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管理的进行。除此之外,促进信任也有助于减少了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误会和猜疑,增进交流。 (三)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 坚持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公共行政管理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也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社会的公平竞争对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助于促进社会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创新,增强行政人员的士气;有助于促进行政机构及时对顾客需求做出反映。社会的公平竞争对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行政管理机构就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在录用新人员、进行奖励和惩罚等方面,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杜绝不正之风的产生与盛行。 三、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管理 从伦理学的视角观察,公共行政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 正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对待公众时应该坚持做到一视同仁,大公无私,而不是厚此薄彼。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情况相同的人在减免税款、领取救济金以及享受照顾时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享有同等待遇。 (二)合 法 官员在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其采取的决策与行动应该具有合法性。首先,其不能不遵守法律的规定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其次,他们的行为必须与大众价值取向相符合。 (三)正 义 公共行政管理在执法办事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义。首先,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公民;其次,政府应该对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特殊的需要进行充分考虑。 (四)对社会公众负责 从伦理视角下观察,对公众负责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其表现为:政府部门应该把自身的活动向公众作出解释,而且要按照标准对活动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让公众认识到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管理与公共伦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行政管理不可避免要关注公共利益,要受到公共伦理的制约。所以,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受到公共伦理的约束,坚持一定的公共伦理原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坚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坚持促进社会信任、坚持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只有在坚持公共伦理的基础上,行政权力才能被合理利用,公共行政管理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内涵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优秀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优秀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沟牟钜臁6杂诠讲棵啪赫裕嬖谧疟局噬系牟煌绻棵挪返牟豢煞指钚?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ê头⒄沟摹Mü怨残姓芾碇饕宓呐行苑此迹收呷衔残姓砺壑亟ㄔ谖蠢炊皇兰停枰刈⒑退伎家韵录父龇矫娴奈侍猓?/P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主义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优秀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优秀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沟牟钜臁6杂诠讲棵啪赫裕嬖谧疟局噬系牟煌绻棵挪返牟豢煞指钚?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ê头⒄沟摹Mü怨残姓芾碇饕宓呐行苑此迹收呷衔残姓砺壑亟ㄔ谖蠢炊皇兰停枰刈⒑退伎家韵录父龇矫娴奈侍猓?/P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批判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优秀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优秀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对于公私部门竞争而言,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公部门产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的。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之理论重建在未来二十一世纪,需要关注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主义反思性批判 一、导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oriented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Public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Paradigm)(Owen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优秀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优秀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选择。 四、管理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自从其产生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学者胡德认为,管理主义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quot;夸大伎俩",它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根据他的观点,管理主义对公共服务造成伤害,同时它在降低成本的中心主旨方面,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它认为管理主义"顶多瓶子是新的,但里面的观念却是旧的",并认为这是一时之狂热(CargoCult)(Hood,1991,)。而在其它人看来,管理主义代表着一种新的典范,代表着未来公共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方面。在我看来,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和其它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学说一样,均代表着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GoodGovernance)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以及社会公民对有效率的政府服务的合理期待;管理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创意不能不说是极具启发性的。但是,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典范的转移,还不如说是另一个解谜之道。对管理主义的过度迷信,也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从反思批判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管理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委托-人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以及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管理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认为(1)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2)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他人的;(3)由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然而,管理主义援引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可能产生几个盲点,首先,它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人的自利性在以下情形下可能会比较突出:无任何社会互动之原子化的个人;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严重抵触时;短期互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且是可以量化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同胞爱、互惠性、互信、容忍、体谅、利他等文化因素同样会对人的行为产生规制的;另外,许多理论同样说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受了人性走私理论假定时,就会产?quot;习焉不察"的现象,即我们失去了对自私和麻木不仁的道德敏感度,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而忽略了促进良好美德的重要,也会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因为理论不仅可以是事实的反映,也可能引导人们走到理论假设的方面上去。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的正当性的丧失管理主义看来,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teness),也就是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rationality)。然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具有追求或要求多元的,有时甚至于冲突的多元价值的特质。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行政对民主政治价值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信息与使命。行政学家邓哈特(RobertsDenhardt,1993)认为,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只会引导人们关注达成既定目标的手段,而忽略对目的本身的关切;也就是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只是斤斤计较减少行政成本,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Content)。学者佩龙和葛尔力(BelloneandGoerl,1992,131-132)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朊裰髟鹑?AutonomyVsAccountability)、个人远见与公民参与(PersonalVisionVsCitizenParticipation)、秘密性与公开性(SecrecyVsOpenness)、风险承担与公共财的监护(Risk-TakingVsStewardshipofPublicGood)之间的冲突,的确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同意泰瑞(Terry,1998)的观点,经由公共选择理论,人理论等确立的管理主义对于"民主价值"是无益而经不起深究的。现代政府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奠基于足以承担责任,并能实践民主社会的价值前提。 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管理主义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利与理性为假定,以演绎推理与计量模型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系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加上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得以罔顾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是故政府效率低下。因此主张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的职能,使政府更加小而美。然而这种市场基本教义(MarketFundamentalism)本身就是天真的、和不符合逻辑的。首先,对市场的过分崇拜忽略了市场的缺陷。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讳谈市场经济的限制,福利经济学承认市场机能的失调(MarketFailure),政府以财政政策与公共政策介入市场,设定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以挽救消费者权益,改正因市场机能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晚近的组织经济学(OrganizationalEconomics)从交易成本切入,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限制,间接展现市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契约法规权威的建立,财产权的确立,到各种管制政策,都显示市场权威建立的背后,存在政府介入的需要。其二,市场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对于公私部门竞争而言,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公部门产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政府的产出(政策或服务)是公共财、无法分割、内容上是互斥的;庞大的规模经济而产生的独断性;政府政策具有强制性;服务具有独占性;进入市场的高门槛(BarrierstoEntry);价格系统之不存在等。正是由此,公部门引进竞争机制,是存在很大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公部门引进市场机能的限制,就是市场机能本身的限制,吾人无法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其三,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out),其效用如何,仍是一个未可肯定的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私人公司通常比政府体制有效率,但仅凭此推断没有竞争也没有市场考验的私人组织会带来效率,将是不实际的想法"(Dohahue,1989,P.222)。事实上,公共部门市场化在提供希望的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错误,如公益的丧失、规避巧用、寻租、特权与贪污等。管理主义对市场的迷信,显而是不恰当的。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认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对政治的不满促进了市场基本教义,而市场基本教义的抬头又回过来使政治失灵。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补助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吾人值得深思。同如布隆克所言:"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他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布隆克,2000年中译本,P.5)。 4、向私部门学习之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之混淆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的一个主要假设在于:公共部门之管理与私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景的一般管理(GenericManagement)。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关从事管理者,都需要类似的管理知识、技能、概念与工具,以帮助同样功能(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沟通、控制)的发挥,从而长期有效地生产和提供财货与服务,在这样的理论下?quot;企业型政府"几乎成为政府再造的精神支柱,目的在于全面引进私部门的价值、文化、结构、流程、技术进行政府改造,进行自我解构(deconstruction)。吾人应该承认,公私部门之管理的确存在相似性的,管理知识、技能、工具亦可相互学习与借鉴。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本质之差异。行政学大师瓦尔多早在1948年便批判此种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之根本,即源于民主政治理念之"公共"本质(Waldo,1948:P.159-191),艾利森(Allison,1980)在其经典著作便揭示了公私两域之管理,在所有不重要层面上相同,而在所有重要的层面上不同。奥托、赫迪(Ott,Hyde,1991)也指出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之价值。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1998)亦从国家主权、公共利益、法律规则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之不同。在我看来,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宪政与市场、公益与私益、法治与契约自由、社会公义与效率利润等多方面。简单而言,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础,通过政府整合社会资源,落实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展现公共利益之过程。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混同,恰恰丧失了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中的正当角色,丧失其应有的真正意义。 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将顾客对企业的重要性比拟为人民-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强调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ied)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会促使服务者直接对顾客负责;由顾客作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依对象的不同,对民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而且亦能达成公平(OsbornandGaebler,1992:181-186)。但是,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本身乃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不当隐喻:首先,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要求政府提供服务;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合伙人或参与者,其行为亦对公共服务的绩效发生影响;公民亦是公共服务的监督者,有责任监督政府的运作;同样公民亦是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将政府服务的对象比作顾客,可能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健全、角色错乱。正如佛里克森(G.Federickson,1997)所言,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owner),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为何,更符合人民的地位;其二,虽然顾客至上的初衷是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好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必须加以解决:如难以满足多元目标,因为在开放社会下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甚至于多元目标经常出现冲突,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不可能满足每一位顾客;与顾客需求连接的困难,政府的每一规则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很难与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对接;其三,政府不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存在,而且事实上,无非公民的一切期求都是合法的,政府满足的仅是公民合法之期待。其四,政府服务的独占性或垄断性,由于缺乏竞争的压力,人民需求弹性又大,无论将其视为顾客或主人,均难以发挥顾客导向所企图的优点。的确,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关系,切忌不可单方操纵或过度消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民主之对话机制,并使各自既分享权利又履行义务。 五、公共行政重建之理论与实践之思考 应该承认公共行政之管理主义,对于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视角。无论如何,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多元视角的透视是有益的。然而,管理主义是否象有些学者所讲的,公共行政典范(paradigm)的转移,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行政学者全中燮(Jong,J1994)认为,行政学典范的效果不能以其出版的经验著作来衡量,而必须以?quot;概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和应用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否健全以判断。新典范取代旧典范,必须表现新典范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谜(PuzzleSolutions)的能力。显然,现在谈论管理主义是一种典范仍为时过早,这种先于事实(BeforetheFact)的典范支持者或许过于自信。另外,将其视为一种典范,很容易将以"市场机制"、"小而能"、"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的企业型政府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构成一个不当的"市场中心主义",而扭曲了公共行政的特质。吾人应承认,每一个时代皆有每一个时代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应随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之变迁而发展。同理,公共行政之理论和学说亦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公共行政之理论是需要不断重建和发展的。通过对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笔者认为,公共行政之理论重建在未来二十一世纪,需要关注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公共行政应更多视为一种民主国家治理的过程,而不仅仅视为一种管理过程; 2、公共行政应承认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正当性,避免过度强调市场,可造成"空洞化的国家"; 3、公共行政应关注其公共性,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4、公共行政应从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两极化之思考; 5、公共行政应跨越"左"和"右"的意识形态,发展较为中性的整体观点; 6、公共行政固然要向企业学习,但大可不必,亦没有必要走向"自我解构",甚至于反国家的道路。更重要者,在学习企业的同时,应考虑情景之特殊性; 7、公共行政不应淡化对公务伦理的要求,因为这是实现良好治理之必需; 8、公共行政既要重视公共系络,亦要重视管理的知能与策略;9、公共行政之研究,要采科际整合的途径,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盲点。二千余年前,中国先哲大圣老子曾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quot;。并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有功,不自矜故长"。对公共行政之理论与实务而言,可谓是至理名言。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公共性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现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过这些概念来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当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对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鼓励行政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加强责任感之中来表现公共性。 关键词:公共性,公共行政;公共利益;合法性;代表性 在我国,80年代中期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行政管理学的名义下来进行学科规划和理论建构的。近些年来,由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引入,关于公共性的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是有理论意义的,而且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因为,它关系到对行政的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如何认识和界定行政的性质又对政府目标的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体制和程序的设计,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出发点和原则。在行政发展史上,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公共行政这一行政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才有公共性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往往使我们在考察行政管理历史的时候误用公共行政的概念。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是惊人的,人们甚至谈论所谓奴隶社会的公共行政封建社会的公共行政。在这些社会历史阶段中,有行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时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的(显然应当作出否定的问答。同样,人们对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也不加区分.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行政,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管理.这实际上是在横向的维度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加以混淆了,而在纵向的维度上则把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性混淆了.如果我们在这些概念上经常出现误用或乱用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理论是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说明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是混乱的,说明我们提出的行政改革方案在目标上是不明确的或有着错误导向的可见,需要对“公共性”的概念进行讨论。 一、公共性问题的由来 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中对公共性的生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证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在公共性问题的早期存在中,只能到咖啡馆、信息栏、俱乐部小报中去发现公共性的雏形至于人们对公共性问题的认识则更晚得多就“公共”(Public)这个词语来看,在英国,大致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虽然英国这个时候使用了。公共。这个词语,却往往是在。世界。或者。人类。这个意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也就是说,它尚不具有现代语汇中“公共”一词的内涵在法语中,“公共”(lepublic)一词最早是用来指称“公众”,这与现代语汇中的。公共。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的相近性,考虑到“公共”一词与“公众”一词在现代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应当说,法国人是较早开始觉知到有着公共性问题的存在的大约17世纪末,法语中的。Publicity。被借用到英语里,变成了。Publicity。在德语中,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个词当这个词被移植到德语中的时候,主要是从属于批判的目的,大概是指“公众典论”。这也就像当代中国有人使用“善治”这个词来达到批判目的,即批判某种治理是“恶治”一样至于法语中的。公众典论。(opinionpublique)和德语中的“公众典论”(ffentlicheMeinung)一词,则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才被造出来。 哈贝马斯的书是一部哲学著作,他的目的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公共领域的生成及其转型所以,它在这里所作出的考证还是属于对公共领域中公共性生成的考古学发掘在哲学的意义上,公共性只能是一种形态或属性,即公共领域的属性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学科来说,公共性就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来加以把握考虑到公共行政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实体性的构成部分,那么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可以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生成的历史中来加以把握。但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的创造,是在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起初,它所表明的是行政的’价值中立”和工具性。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公共行政”这个概念开始向早期的“公共”一词回归,有了广泛而充分的“代表性”的涵义,即充分地反映公众意志、积极地回应公众要求、以一切特殊利益背后的社会普通利益为目标取向等内容。这样一来,“公共”一词所指称的就是行政的性质,即具有公共性的行政,它即不同于“政党分肥制”条件下的服务于阶级或阶层利益的行政,也不同于‘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下的工具性行政,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行政所以,公共行政这个概念的出现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看作为公共行政的转型期,在此之前的公共行政与在此之后的公共行政是有着不同内容的也就是说,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公共行政才进入了自觉建构公共性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虽然包含着公共性内容和有着公共性的问题,但一直处在一个不自觉的状态这也就是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简而言之,第二代行为主义者与其先驱相比,不太偏重于‘一般的’,而较偏重于‘公共的’;不太偏重于‘描述的’,而较偏重于‘顾客影响导向的’;不太偏重于‘中立的’,而较偏重于‘规范的’并且按照人们的愿望,它并非是不太科学的。. 正如哈贝马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回溯到14世纪一样,对公共行政的考察也可以回溯到近代政府的出现,即回溯到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计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府。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家与政府并没有得到分化,而是合为一体的,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政府的概念或在政府的意义上使用国家的概念或者,人们为了把国家和政府区别开来而把国家称作为广义的政府,而把实现了与国家分化的政府称作为狭义的政府其实,国家与政府未分化状态下的政府是近代社会出现以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形式,对于这种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我们己经没有必要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来加以严格区分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作为建构对象的学术探讨价值但是,对于这种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进行定位却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以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也有益于我们需要致力于建构的走向未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 根据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理论,国家、政府及其行政是在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而且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意味着阶级不l{益的出现,而不同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则是阶级斗争的总根源,为了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出现了国家、政府及其行政表面看来,国家、政府及其行政出于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目的而控制阶级斗争,拥有了公共性的内容;实质上,这种类型的国家、政府及其行政是出于统治阶级利益实现的目的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在其利益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会表现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动性,而一旦其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实现时,总会首先破坏秩序对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它的行政目标完全是从属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的,行政就是阶级的行政,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根本不具有“公共”性质,也不存在所谓公共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种行政称作为“统治行政”。对于这种行政,是决不可以使用公共行政为一概念来加以指称的。 近代社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国家与政府开始分化政府对公共事务关注的程度也在逐步地得以提高。但是,在西方刚刚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首要日的是巩固新生的政权,资产阶级政府需要在两个战场上强化暴力职能,一方面,它需要防止旧势力的复辟;另一方面,又需要应对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挑战所以,其重点就放在阶级镇压和政治统治上,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就相应地显得薄弱和有限毕竟,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在启蒙思想家们的设计原则下来进行建构的,特别是国家的权力制衡原则决定了。这种政府包含着统治职能弱化和管理职能强化的可能性。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性加强,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了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政治统治职能的进程。虽然这个时候的政府行政还不能被看作为公共行政,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当然,由于“政党分肥”等政治操作上的原因,阻碍了行政公共化的进程,但行政管理化的历史趋势必将要求结束“政党分肥制”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等国开始了政治与行政分化的历程,最终出现了不同于“统治行政”的“管理行政”模式。 管理行政就是公共行政,但是,还只是工具性意义上的公共行政,这种行政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却是形式上的公共性,而实质上的公共性,则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公共行政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就必然是形式上的公共性与实质上的公共性相统一的。公共行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在其深层动力上,可以看作是公共性的踩动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公共行政形式上的公共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需求,人们也不再满足了公共行政只在形式上拥有公共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行政改革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独特的路径选择,彼得斯在《政府的未来治理模式》一书中就概括出了四种行政改革模式但是,在如何根据走向实质公共性的要求来建构公共行政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公共性问题上完成的理论自觉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各国行政改革下一步的目标必然会朝向更加逼近实质公共性的获得,自觉地去围绕着如何增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走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它的行政改革就必然是走了弯路甚至歧路。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价值 吴琼恩认为,由于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坚持价值中立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一次行政典范变迁,实现了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到公共行政的历史性转换,公共行政开始强调“公共性”结果,行政不再以服务于阶级统治和党派政治为宗旨,而是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积极地考虑。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就是行政的效率主义化或管理化,从而突出了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出于合理性的目的,行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若离开了效率,则行政学亦将无法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了。然而,仅仅关注效率的合理性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实现了与合法性的整合才是公共行政所具有的特征。不论是否向国家意志负责与否,只要是肩负公共目的责任的组织,皆是公共行政关注的对象然而是否存在有一种责任机制或者是否有能够达成公共同意的方法,来决定这些组织的功效(fficacp)与合法性(Legitimacp),这才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所隐含的意义。界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必要向度,正是这两个向度的统一,才赋予了公共行政以公共性的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性的涵义应该超越管理的技术层面,更加关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概念意指某个政权及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未自由有关规范所规范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讨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某一社区或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根据这种解释,公共行政的合理性是包含于合法性之中的,是作为合法性的一项指标而存在的。然而,合法性又是在很好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满足环境的需要中获得的可见,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公共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为前提、基础和手段,只有三个方面实现了统一,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的整体所以,对公共行政公共性概念的认识,需要同时在合理性和合法性概念的探讨中进行,如果离开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概念,公共性的概念也就成了空洞的抽象,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也就无从把握。 但是,公共性并不是关于公共行政的解释性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需要有着规范性的视角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为适应社会治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途径,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为它确定了总的目标,它从属于这个目标,担负起主要的社会治理责任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行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团体、不同的利益阶层等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发现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又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公共性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利益是它的目标,公共性是它的实质,其他方面则都是手段,即作为工具体系的手段目标决定性质,性质则规范着手段所以,公共性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及其行为主体,都有着规范的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公共行政的制度、体制和行为模式,都有着终极性的规范意义。公共行政既是实现公共性的行政也是公共的行政。 如果追踪溯源的话,就会发现,公共利益还只是一个抽象,它必须在两个方面与人联系在一起考虑,才会有着现实意义:其一,公共利益并不是无主体的利益,它虽然是存在于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普通性的利益,是超越来任何个人、集体、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却又是与人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联系到人来考虑公共利益,也会把行政目标导向误区其二,公共利益需要通过人来加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行政人员来把公共行政的公共利益追求变为现实,行政人员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的大多数问题是围绕着人来考虑的,因此,公共行政研究本质上是对处在具体环境中表现出某种行为,以及预计或预测会表现出某种行为的人研究艾进一步地说,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内涵,行政组织以及行政人员能否有着以人为本的观念和行为意向,也决定着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能否得到实现在此,作为公共行政性质的公共性就转化成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行为目标,而以人为本则是通向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这一点也决定了行政学研究的学术方向,如果行政学的研究忽视了人而在组织结构、行政体制、行政程序上谋求公共行政运行的科学化技术化解决方案的话,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学术方向,而行政学研究现状却向我们展示:恰恰是这种错误的学术方向得到了鼓励和倡导。 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公共行政,除了公共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外,就在公共性的题旨下引入了“以人为本”的向度,而且,这一向度的引入,从根本上解决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有可能流了形式的问题,即赋予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实质性的内容。也由于“以人为本”向度的引入,公共性的概念变得更加具体和更加丰满了,具有了更加明确的内涵落实在公共行政的职能上,则会实现从以政府运行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根本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实现为中心,从权力支配的行为模式向服务的行为模式的转变。至于谈到行政人员,他应当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特别是在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井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才能得以实现共性的问题,也不认为古代政府的行政具有实质性的表现公共性的方式。 近代社会,在三权分立和制衡学说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下所做出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为政府表现公共性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框架。因为,根据“代议制”的原则,人民选举议员,组成议会,议会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公开出米,迫使它对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为并且,如果政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履行责任的方式同公共典论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并任命新的继承人此外,议会还有一项职能,即表达民众的意见,并根据这种意见向政府行为提出要求这种政体。实际上对政府作出了这样的要求:(l)公共行政应当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需要有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感,需要执行公众意志和表达公众意愿(2)公共行政应当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从行政组织到行政人员,在政策和行为上应当公开,能够在构成和行为动机上公平地反映社会的主要人口类别(3)公共行政应当具有充分的开放性,不仅对代议机构开放,而且应当对全体民众开放,防止行政人员独占与公务有关的信息,杜绝行政人员可能以机密或欺骗的手法损害民众的利益(4)公共行政应当接受民众的广泛参与这四个方面,是近代政府表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基本途径,在威尔逊和韦伯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共行政模式就是近代行政的典型形态在这种公共行政表现公共性的各种途径中,“代表性“是又是最为重要的途径,特别是在行政人员这里,如果能够有着充分的代表性,也就意味着公共行政拥有了公共性。因为,这行政人员这个层面上看,如果行政人员缺乏代表性,比如说只有代表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其所执行的政策与方案,可能会对工人阶级带有偏见这样以来,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就会显得不足甚至丧失。 从本质上说,当代公共行政与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政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它在公共性的表现途径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传统公共行政的表现途径;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有所改进概括地说,当代公共行政在公共性问题上的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1)从抽象的公共利益到公民的实际要求传统公共行政,即在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和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基础上建立起来公共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都定位在强化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因而,要求公务员不能结党营私,必须确立官僚成员维护公共利益的诚实形象,并且致力于提供各种公共产品,诸如改善教育及卫生保健等方面工作,以求凸显政府追求“效率”的天职,但是“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依此概念为前提而制定的各种计划方案,一旦交由各机关来执行,就会造成政策变形的结果因为官僚成员无法感受到计划方案与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有可能会只重视自己的需要和前途而同顾民意所以,当代公共行政强调政府机关及其成员以实现公民的价值为行动的指导原则,致力于对公众的具体需求作出回应,同时,重视公共资源的投入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以求能够达致顾客所期望的结果。 (2)从片面而狭隘的效率观到对公共服务品质的考虑。传统公共行政是一种效率主导型的公共行政,它所持有的是片面而且狭隘的效率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社会“投入一产出”相对应的“制造业”模式在公共行政中的反映,因而,它的全部精力就放在组织层级结构的合理性和系统运行的高效率方面来了,然而,却造成了周期性的机构膨胀、职能交叉和权责混乱的局面结果,效率目标不能得到实现,而公共性也丧失了当代公共行政接受了这一教训,甲慎地重新界定公共服务的品质和价值,强调依公民的需要来量体裁衣和对症下药。而且,当代公共行政特别强调可以具体评估和促进绩效的公共服务行为,要求行政行为及其绩效能够接受评估,其基本标准就是公众的满意度当代公共行政还努力塑造开放公众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的流程,使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具有回应力。 (3)从严密控制下的被动性到自觉遵守规范的主动性传统公共行政把严密的控制作为效率的保证,其实,官僚制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控制体系,把整个政府变成了一架严密的机器,把行政人员变成了行政执行的工具。事实上,严密的控制不仅未能实现高效率,反而会经常性地引发机关成员的消极抵抗,特别是从根本上抑制了行政人员任何提高服务品质的创造性思考能力,使行政人员失去了创新追求的被动的行政执行工具对于当代公共行政而言,遵守法规章程是不容置疑的,但需要通过工作流程不断的改善来提高和强化服务品质。在这方面,当代公共行政为了鼓励行政人员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而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比如:在行政过程中,以阐明任务的意义来替代死守规章,在大的原则下阐明机关的规范,借以激励机关成员创造性地开展活动;在人事管理中,把奖励同工作中的积极表现联系起来,以激励那些原来只会照章行事的人员去勇于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在组织定位上,强调服务取向 (4)从强制履行职责到树立行政伦理精神根据传统官僚制的概念,所谓管理者,主要是指扮演所要求履行的职责的角色。这种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管理手段,只会造成机关充斥形式主义组织文化的现象当代公共行政要求,应让公务人员具有主动性和责任感,认为公共行政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树立公务人员的责任感来激发其积极的工作态度,即让行政人员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服务取向和顾客导向的原则下,扩大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给予行政人员更大的发挥个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至于自由裁量行为扩大所造成的偏差,则通过经常性的评估来加以控制。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看到,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甚至,公共行政这一社会治理途径的发现,就是在追求公共性的引领下完成的公共性的问题有一个从潜在存在到显性化和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随着公共行政这一社会治理途径的出现,公共性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化的具体体现近代社会的行政,特别是近100多年来的公共行政,在公共性的实现问题上作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成果,我们需要加以吸收和借鉴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因而成了公共行政发展的永恒目标,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行的步骤根据这一认识,可以说,公共行政自觉建构的每一项举措,也都必须是有益于公共性实现的。比如,行政改革如果不是有益于公共性的实现,而是出于某个(些)矛l{益集团的要求,那么,就不是有着正确方向的行政改革因此,对于公共行政来说,认识公共性问题,实现公共性自觉,是根源于把握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进步的要求的。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分析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提升的方法 【摘要】当前,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普遍偏低,尽管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经过了多次的变革,却仍旧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存在一定的问题所造成的。因此,这就需要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本文主要讲述了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当前的现状分析,并找出导致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低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出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提升的方法,使行政管理得到更有效的提升。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提升 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其实就是央浼人们要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并充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除此之外也要把社会与环境因素归入到考虑的范围中,从而很好的发挥人们的自身能力将公共行政管理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也作出了较多的变革,其效果仍旧不随人愿。所以,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是O其重要的,是当前行政管理活动最主要的目标。人们只有科学的进行管理,才能使管理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促进其发展。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应当充分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要与时俱进更要与实际情况有效切合,这样才能使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公共行政管理属于国家其中的一种职能,其职能是对行政管理内容的反映,并且对国家、企业的经济有着一定的影响关系。行政管理的效率直接影响了公共管理活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只有科学、合理的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才能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一、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现状分析 (一)公共行政机构繁琐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机关实行了多次的变革,仍旧是无法摆脱复杂化,机构行政职能穿插、重复。就好比除了建立有委、办、厅、局以外还建立了二三级相关单位。此外,这些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也特别多,其中有很多都是一些虚职,没有进行实际工作,只是建立一个职位摆在这里做做样子罢了,这对于公共管理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部门间缺乏协同 虽说公共行政管理部门间的分工都不尽相同,可总会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这时就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门一齐进行管理活动。但是,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之间都是各不打扰,各自部门干各自部门的事,这一现象说明管理部门之间严重缺乏协同性,这就导致当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出现时难以及时处理。 (三)审批程序繁杂,办事磨蹭 提高管理效率与审批程序的简化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的审批程序太过复杂化,这也是行政管理效率无法提升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已多次提出,但是由于部分领导在职权内对这个事件不放在心上,也不尽自己的职责解决问题,才使得多年来仍旧处于审批程序繁杂现象。由于审批程序的相关手续过于繁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现提出申请报告,然后才能一级一级的向上陈述,这个过程下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在基层办点事情通常都需要好几个章甚至更多才行,不然事情很难进行下去。 二、造成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低的原因 公共行政管理经过了多次的改善后固然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就是阻碍了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 (一)管理观念受到传统化的影响 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思想比较传统,传统的思想使得人的观念比较封建。封建思想主要表现在小农思想、私有观念,这就使得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深深地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大大阻碍了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发展。中国在传统封建的时期国家最高代表人就创办了一套与封建时期切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套体系的建立是为国家最高代表人而服务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导致行政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受到旧官僚主义的牵制,故步自封,行事效率不高。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人民为主的新体制就此成立,然而,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引起了彼此抵制的现象,这就使得行政管理的效率相比转型前更低。 (二)法律制度尚未完善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共行政管理的新体制执行至今尽管进行了多次变革,但是,该体系仍旧不够完善,这便是阻碍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不高的主要因素。公共行政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其中部分法律法规固然存在却没有执行,或者执行的力度尚缺。 (三)缺乏监督管理 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部门都建立有相应的监督部门,但是部门的监督体系不够完善,这就使得监督力度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行政管理效率也因此得不到提升。监督管理存在的缺陷都是源于法制不够完善,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缺乏谨慎性、自觉性。没有建立监督反馈的途径,上级在监督下级的相关工作时,下级没有及时向上级反馈相关工作的效果。 (四)相关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广泛较低,特别是一些地方、乡镇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过低。部分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素质低,无法给普通工作人员起带头作用,不能树立一个良好的行为典范,将会直接影响了行政管理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部分工作人员缺乏与行政管理相关的专业能力,在执行工作时随波逐流,朝三暮四,无法达到实际的效果。 三、提升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举措 公共行政管理效率是权衡行政管理的重要指标,只有管理效率高才能使管理活动能够科学有效的进行。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仍然有公共行政机构繁琐、部门间缺乏协同以及审批程序繁杂,办事磨蹭的现象存在。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观念过于传统化、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监督力度尚缺和相关工作人员素质低,不尽心尽职等。所以,要想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得到充分的提升就应当综合权衡,全面改善。 (一)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使得社会的脚步也得到了加快,就连人们的思维观念、言行举止也因此而改变了,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紧跟时代的脚步,有效采取新的观念,淘汰传统思想观念,全面将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作为当前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此外,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牢记行政管理效率不仅仅是用来权衡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更是和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稳定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要想改变传统的观念就要提升自身的效率意识,正确树立服务人民的思想观念,全面挣脱所谓的官僚主义形式,并且有效摆脱当前所存在的行政私有观念,以及树立正确的时间观和全局观。 (二)全面完善相关的法律与制度 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将制度完善好才能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并且充分保证各个部门在进行工作期间能够有效贯穿,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只有将行政管理制度全面完善好,这样才能使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科学、合理的进行。公共行政管理只有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进行管理的活动,才能使制度得到有效的完善,这也是建立法制国家最主要的优秀。此外,全面完善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必须要按照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实行,充分建立与新时代有效切合的新机制。 (三)提升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 因为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便会导致在工作期间显得懒散化,从而也使得管理效率不高,因此,提升公共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员工上岗前对其进行相关的培训,从而有效提高工作人T的专业能力。还应建立一个激励员工效率的机制,从而全面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培养他们养成积极参与工作的良好状态。此外,还应当对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不仅上级对下级要进行评估,下级也应当对上级进行评估,并且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应当接受其评估,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工作人员的自我提高,全面提升自我修养,提升公共行政管理效率。 (四)加强公共行政管理的监督 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全面加强监督,根据法律制度严格执行工作,而且只有充分加强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才能正确掌握哪些变革对提升效率有效,哪些决策对提升效率无效。除了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内部监督外,还需对社会采取有效的监督,因为社会监督能够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起到束缚的作用,从而充分促进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提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是我国当前极其重要的目标,所以,这就需要行政管理部门全面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全面完善相关的法律与制度,加强公共行政管理的监督,以及提升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才能有效提升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此外,加强公共行政管理效率还需根据当前时代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切合,才能更加充分、有效促进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 作者简介: 彭鹏(1990-),男,汉族,甘肃甘谷人,硕士在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政治学(公共行政管理方向)。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浅谈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 摘 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形势下,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适应,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经过深入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公共事业的行政管理落后,只有落实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提高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质量,才能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制度;职能;法规 一、引言 公共事业是构成国民经济整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也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因此加强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是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只有把这项任务做好才能够真正地为社会谋福利。 二、公共行政管理的含义 公共行政管理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规则,运用行政权力,控制社会成员,约束、强迫其行为的公共管理活动。 这里的公共行政管理的含义涉及了谁管理,管什么和怎样管的问题。 “谁管理”指的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问题。这里的行政主体普遍来说是指政府,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者,为公共行政管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管什么”是公共行政管理的客体。这里的客体主要包括公共事业中的人民群。“怎样管”主要是指行政管理部门运用什么根据,应用什么程序对公共事业进行行政管理。 三、公共行政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制度是不健全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合理的,管理水平也是比较低下的。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缺乏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是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的,一些责任追究制的权力监督力度也是比较小的,很难保证群众的利益。其中,以权谋私,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也是比较多的,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是,行政办事的透明力度不够,影响了群众知情权的实行。再加上政府部门的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缺乏真正的问责制,使一些政府官员在进行管理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在这样的公共行政管理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的,公共事业也是很难发展的。 (二)政府职能转变欠缺 在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中,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没有得到落实。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死板,强制,控制,落后,没有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在管理中过多的干涉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市场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都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的欠缺,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部门管理权责不明确 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权力上收,责任下划的问题。例如,上级部门听命于其的主管部门或者以其部门为工作的中心,强调其的职能及权力等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发生。部门管理权责的不明确,使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很难保证工作效率。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发展公共事业,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部门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大力发展当地的经济。 四、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策略 (一)完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 完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工作是加强行政监督。这里的监督主要是指权力机关,或者政协以及群众的外部监督,以及运用舆论的监督力量,采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增加对行政的监督力度。通过这种外部监督,减少公共行政管理部门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现象,使公共行政管理环境变得民主,廉洁。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在工作中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及时发现管理中的问题,然后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外部监督,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系列问题,使公共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法可依,从而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成功开展。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能够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能够推动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例如,一些政府开设的投诉信箱,就能直观体现服务型政府的优越性。服务型的政府在进行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才能真正地为群众谋福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企业的经济发展。 (三)加强公共行政法规的建设 统一公共行政程序制度的法律化,约束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解决当前行政管理办事拖拉,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建立一套明确的公共行政管理法律责任规定,使各部门的法律责任的明确划分,让执法者在执法活动中,能遵守法律,严格按照规定办事。通过对公共行政法规建设,改善当前公共行政管理中的问题,从而提高执法质量。 五、结语 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只有履行好这个职能,才能真正地成为服务型政府。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完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不断探索,相信公共行政管理工作通过不断改变管理方式,会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繁荣,从而促进公共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新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民主行政价值以及社会公平等内涵可以为我国在行政管理改革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本文就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新公共行政理论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我国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且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构建我国政府未来的行政改革模式。 一、绪论 公共行政是现今所有国家在政府管理方面一个重要的内容,行政改革也就是任何国家在对政府的合法性和国家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应的过程。我国在行政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选择一种更为适合的理论,任何一种公共行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社会背景为基础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后,我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决策、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行政方式的改变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表现的越来越多元化。新公共行政理论对于社会公平、民主行政以及适应性变革的内容和我国行政改革的现状相吻合,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实践发展方向。 二、新公共行政理论视角下我国行政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的时候。“重视效率,忽略公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大开放以及对经济生产积极性的调动,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处环境所决定的。同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是对效率的追求。不过,我国现在已经从原来的过渡阶段走向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传统形式下的效率优先原则已经不能够完全对我国变革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解决。基于这一点,同时结合新公共行政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的政策、组织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存在下列问题: (一)政策制定中,效率和社会公平不能兼顾 我国在政策的制定和设计当中,对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的调和以及兼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理解错误。传统价值观众只是把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单一的方面寻求协调,但是且忽略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相辅相成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社会性效率只能在超越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转而采取社会性效率的价值体系后,才可能对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有所实现。 其次,我国对于与公民联系紧密的政策法规缺乏社会公平。在这一点上,笔者举一个例子,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求对效率和公平同时兼顾,效率具体指的是社会保障基金如何使用才能使其实现最优的利用,公平指的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制定上,要体现社会公平。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保障的建立意图所在。不过,在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障的基金不但可以用于贷款和投资等活动。并且,其覆盖的范围也不是很大,投保资金的水平也具有相当大的差别。社保基金的过度流动和使用就会使得部分低投保资金水平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受到损害,这么做也就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二)公共行政组织制度阻碍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协调统一 我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先后提出了“突出效率,淡化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效率中公平,公平下效率”的转变。这些转变是对于我国政府对社会转型期国家在各个领域的适应能力的突出,不过以行政组织制度的自身稳定性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组织制度改革并不能与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相互协调。比如说传统的科层制度以及严格的行政命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具有很大的保障,不过对于行政效率的过度看重就会让很多的公职人员把注意力过度关注在行政目标的完成上,对公民提供的最好服务以及按照公民的诉求积极地进行回应等有所忽略。公共行政过程在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中被强制规定成为一种流程,并不是服务。传统的绩效考核制度用牺牲社会公平和浪费社会资源作为代价来建设政绩。这些行为都与社会效率的价值观相悖,并且这些问题不但存在于政府机关中,在医院、学校等和公民利益相关的组织中也大量存在。公共行政组织制度的改革是我国对于效率和社会公平关系相互协调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公共行政改革深化的优秀。 (三)公共权力分配过度市场化损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 公共权力分配市场化指的是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在提供的公共服务上所签订的契约。但是目前我国公共权力分配过度的市场化,这就造成了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遭到了一定的损害。 首先,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多元化对于政府公共权力掌控能力和政府的责任进行了削减,导致很多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后果并不能对其进行调控和补偿。原因在于公共权力分配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入公共资源,那么它也就会遵守市场规律,并不是原来的政府单一主体分配方式中公共服务所认定的公民权利,并且更加坏的结果在于一些公共行政部门把他们并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作为理由来对责任进行逃避。例如,我国的房价调控,我国的房价一直在涨,并且已经对公民社会的基本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政府的很多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笔者分析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所提供的商品房并不属于公共资源,但是经过政府审批的土地又属于公共资源。这就导致政府在给予房地产开发商公共资源的同时,也给予了房地产开发商相应的权利,房地产开发商就可以在购买的土地上建立起属于自身的价值,对民生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不必进行考虑。不过这么做并不代表着政府也同样拥有权利不去考虑社会公平和民生的问题,政府有责任在土地的竞拍的过程中应该把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那些能够对社会公平和公民生活提供保证的企业,建立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以及保障性住房,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进行保证。 其次,公共权力分配过度市场化有可能助长权力腐败。公共服务外包的过程中,很多政府的官员和人之间构建了一种灰色的合同,政府官员从这些灰色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在灰色收入中对公共服务应该具有的资金投入进行了变相的占用,那么这就会使得公共服务的质量不能够做到更好,对公民基础设施服务权力的享受造成了损害。比如说我国的公路和桥梁的建设,很多公路和桥梁在建成之后并不能达到应有的建设标准,原因在于有部分的官员对工程款进行私吞和灰色交易的存在。 三、基于新公共行政理论下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对策 (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我国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最能体现效率和公平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这也就给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提出了一项重要的要求。也就是说在行政体制的设计和制定上要对分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并不完全的否定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而决定的。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先富带动后富,这首先要求政府不但要对生产力进行解放,同时要利用积极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对先富人群的社会责任进行规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好的支付。现今的交互性社会并不能让不同收入水平的公民群体之间达到价值观之一,仅仅靠着公民社会的内部协调,比如说救助或者慈善活动并不能对弱势群体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就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只能在政策调控保障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才能够对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提供应有的保障,并且社会公平也能够实现。 (二)社会公共行政组织体制改革 在这一点上,主要内容包含对传统科层制度下过于集中的权利进行分散以及对传统的绩效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在这里应该明确一点,对集中的权利进行分散并不代表着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能力进行削减,重点在于减少和杜绝公共行政过程中权力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这种分散包含行政组织的内部分散和外部分散两种,内部分散主要寻找一种制度设计,对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的价值目标进行鼓励,使其并不是对行政任务单纯的进行完成,更多的是对公民实际服务诉求和社会公平进行关注和实现。外部分散指的是政务公开和市民热线等可以让公民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安排的过程。传统的绩效考核并不是把尽职尽责等同于职责形式化。因为任期制度的存在,会让更多的在职官员产生政绩形式化的想法,往往把这些作为自己升迁的筹码,这样一来就会对社会公平和社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和这种行为相比较来说,我们应当制定一种长期的,以社会公平和公民权益的保障为目标的政绩考核标准,对传统的政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并且加强权力组织内外分散的关系,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也是公共行政组织内权力进行分散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原因在于政绩考核标准往往会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 (三)社会保障性组织的制度改革 和公民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性组织,比如说医院和学校等,这些组织和机构对于公民最基本的权益提供着保障,政府应该对这些社会保障性组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利用政策法规和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对社会保障性组织进行规范,使其能够杜绝一些不良的现象,比如说不同成绩的学生差距性缴费的现象。同时,国家财政应该对公益性社会保障组织的运行和建设提供应有的支持,比如说农村社区医疗以及国家贫困生基金等等。这些对于社会性保障组织制度的改革和财政的支持能够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平得到最为直接有效的保证,同时也是公民对政府合法性态度的最为直接的认可,意义相当深远。 (四)提升政府职能,统一公共权力行使主体 新公共行政理论对社会公平是十分看中的,强调公民参与和了解公民社会的实际需求,并且对政府职能的加强非常的关注。对于公共权力分配过度的市场化,笔者认为应该对政府的职能进一步的提升,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进行统一。公共资源作为特殊的社会资源,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公务人员的腐败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来自于公共资源的强垄断性,而且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多元化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解决,那么只是把其寄托于市场化手段是不能够有效解决的,应该对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执行能力进一步的增强。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社会公平和民主参与,那么就要求政府在为公共服务提供保障的前提下,也要关注公民权益的表达,并不是公共服务人的利益。对公共权力行使主体进行统一的意思在于,我们并不能对公共权力市场化完全的否认,不过对于多元权利的行使主体,政府应该是公共权力的分配者,由政府提供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监控过程对多元化主体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公平性提供保障。强制力可以作为政府在公共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权力资源,这是一种积极的权力资源,可以对政府智能的提升和解决公共权力的垄断,优秀在于怎么样利用德育和法制来使强制力成为社会公平和公民权益保障的有力武器。 (五)加强公职人员价值观的培养 我国目前正在由权治转向法治,那么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力量可以在公共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对公职人员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间接导致公共权力的分配方式和结果受到一定影响。笔者认为,这种价值观应该建立于人格的基础上,公职人员应该具有保证社会公平的行政价值观,应该对政府内部的公职人员进行价值观的培养和监督活动。这是一项长久的任务,应该在培养的阶段增加憎恶公开和公民参与的内容,并且提升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 (作者单位为浙江省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逐步推进与深化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机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公共行政管理已经开始由权力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而这一改变无疑是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并非完善无瑕,事实上,它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中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该文分析了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并就如何创新公共行政管理方法提出了几点对策。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剧烈的变化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同时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究其矛盾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社会行政管理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们有必要积极探索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公共行政管理是我国政府或公共行政组织对国家或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是我国行政管理的表现形式,要想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与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要从创新公共行政管理着手。下面笔者来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 1.公共行政管理概述 公共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均得到应用。而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之后,逐步表现出了与国家发展路径整体上的相协调、部分中存矛盾的稳定形态[1]。在这种态势下,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公共生活等方面均得到一定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面的成就的获得与公共行政管理的几个特点有莫大的关联。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全面性。所谓的全面性是指它在国家资源调配与事务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掌控权。公共行政管理对国家资源的调配不仅是指物质资源的调配,同时也包括对精神层面的人力或思维资源的调配,而这两种调配形式几乎将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它的全面性的特点得到了体现。第二,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公平性的特点。公平公正是我国政府推崇的治国原则,而实际上公平性也在我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对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中的人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尽管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平性受到公共行政单位和相关法律条文的约束,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公平性处在科学的领导与合理的约束范围中,所以受权势的影响较小,公平性受到保护。第三,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强制性是我国政府部门依法实施监管手段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特点。就公共行政管理的监管对象而言,政府部门所监管的对象都要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并且这种制约是强制性的,如果没有得到执行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公共行政管理的监管制度来看,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在内容方面落实了强制性的基本原则;而从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建设方面来看,资源调配与人员调控都强化了强制性的原则。第四,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宏观性的特点。宏观性就是不仅要考虑局部,更要考虑全局。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机构,对宏观性这一特点的表现比较明显,政策扶持和制度管理等都属于公共行政宏观性管理[3]。在这些工作中,政府不仅要研究历史文献资料,而且还要对现阶段的工作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从中找出问题,最后再从宏观性的角度制定解决对策并付诸实施。 2.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社会转型期这一客观性的历史背景使得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根据相关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以下几点。 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新理念与传统观念同时存在。新理念和传统观念的同时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国家开始重视与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贸易相关的新观念,于是中央和地方性的培训班开办起来,地方政府官员及基层工作人员普遍接受了培训班的教育,而这些新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传播[4]。然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并不代表它能够迅速在管理工作中得到体现,换言之,新观念与管理工作之间还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就现状而言,新观念的应用还不够深入,而与此相反的是,传统的管理观念在政府管理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法律、规章制度等的操作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新旧交杂的情况下,政府的角色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它仍然是行政命令发出的主体,是权力的中心。以招商引资为例,企业的招商引资仍然需要政府发挥牵头的作用,而投资者也对政府所引导的投资项目比较放心。这就说明,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的管理模式与方法需要建立起来。 我国的服务行政与命令行政并存。命令行政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行政管理就面临着从命令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服务行政尚处于建设当中,而命令行政也同时存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中,形式简单、只体现长官的意志[5]。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计划经济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它的产物的命令行政也没有理由在新的发展时期继续推行。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共行政管理虽然克服了一定的命令性管理,但是命令行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存在基础:一方面,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设定管理目标,下达管理任务,对没有完成任务的政府官员给予免职处理等,使得命令行政具有了执行的动力。另一方面,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为了取得工作业绩,也需要使用命令行政。因为命令行政的实施比服务行政更为简便、快捷,能够迅速突出工作成绩,而这一点是许多从政人员获得晋升的必备条件。 我国的制度行政和非制度行政同时存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法制建设尚没有完善,并且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专制传统比较多,而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才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作为依法治国的实现形式,制度行政在我国政府管理中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改进的过程。但是就其实际的实施效果来看,法制缺失的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法制的建设总是落后一步。所以,当前的形势是制度行政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持,比如在行政的决策、管理、监督等方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作为保障,而只具有笼统的规定。在这种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非制度行政就有了生长的土壤,在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中发生作用。归根结底,非制度行政是行政立法缓慢以及有法不依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而现阶段制度行政与非制度行政的并存既表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3.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 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 转变行政管理观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的角色应该从以前的权力主体转变成服务者,在市场活动中发挥引导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成全企业的独立的经济权力主体地位,并且让社会权力回归社会。我国企业一贯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国有企业,生产计划、销售计划等几乎都由政府包揽,而如果这种情况还不改变,那么企业就无法成为独立的经济权力主体。企业没有掌握经济权,就无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期生存。对此,作为公共行政管理机构,政府部门要转变行政管理观念,以服务于企业建设代替主导企业建设,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与规划。除此之外,让社会权力回归社会也是创新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共行政管理的对象是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而当今的情况是社会团体、社会组织逐渐增多,并且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对此,政府应该顺应这一发展形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的发展,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改为让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担当重要角色[6]。通过这种方式,使社会权力终究回归到社会中。 创新行政制度。行政制度是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要想创新公共行政管理,就要从创新行政制度开始。首先,建立听证制度。听证制度在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中已经建立起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更加说明它的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听证制度,人民群众能够对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而政府部门也能够从中找到工作的不足之处。其次,建立公共质询制度。公共质询制度是建立在公民有知情权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提高行政的透明度,政府就要对公民及社会组织等就行政管理问题做详细的解释,使公民和社会组织等对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最后,建立行政公决制度。行政公决制度是实现行政民主化的重要形式,确切地说是发展直接民主的方式。因为它是通过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行政公决制度在我国的实施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建设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善于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来实施监督。新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得到普及应用,而且它在政府监督中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体现。而创新公共行政管理不仅仅是要使用新媒体,同时还要在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这种媒体监督的方式。首先,新媒体的不透明现象要得到整治,只有这样,监督才有意义,新媒体才能够发挥实际的监督作用。其次,与新媒体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建立起来,填补法律空缺,让新媒体监督具有法律作支撑,而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最后,新媒体也要努力完善自身的内部机制建设,从根本上提高新媒体在监督公共行政管理上的能力。 提高办事效率。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着办事效率低的情况,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在创新公共行政管理的方法上,必须针对这一点做出改进,而改进工作要以提高办事效率为优秀,以“精兵简政”作为改革的实施方向。对此,“一站式”办公、“现场办公”等新的制度就可以在其中得到应用。以“一站式”办公为例,政府在办公过程中既控制了资源配置权,又控制了各种审批权,在这种办公模式下,于是资源配置与审批工作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完成,这就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形式要在政府职能彻底转变为服务型、引导型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公共行政管理的创新是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做出的要求,对国家及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的创新,需要回归到现实问题中,从公共行政管理的现状中找到突破口,据此对现行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展开探索,找到创新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都必须秉持一个原则,即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切创新都是为了让政府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只有这样,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创新才是有意义的创新。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刘佳佳(1985―),女,山西省晋城市人,工作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职务:学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提升国内公共行政管理效率问题的措施 摘要:现今,国内公共的行政管理效率低下,远不能达到要求。然而行政部门的管理效率问题却是制约着不仅企业甚至国家的发展和效益。连年的探究和改进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然而仍然不尽人意。本文对当下的影响公共行政管理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效率 因素 措施 所谓的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就是指要求人们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将提升工作效率作为目的,同时将社会以及环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完全的发挥人的能力和作用以此来达到和实现最好效果的管理。然而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一直以来较为低下从而不能达到要求,尽管经历了多年的整改,其效果也是不尽人意。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公共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影响因素 1.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国一直使用的管理方式和体制是由苏联的管理体制而借鉴来的,在建国初得到完善而建立。在建国初各种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富有特色的改造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却是有其适应阶段的,在现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便暴露出了其缺点和缺陷。例如官僚体制而引发的官僚主义和现象,尸位素餐、空余职位闲多、兵多而官少。又如部门繁多、机构复杂、结构臃肿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存在于管理体制中进而影响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2.行政管理的人员问题 行政管理人员问题,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方面。行政人员的素质是否够高,是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行政管理人员本身的素养达不到要求。不论是政治思想素养还是道德知识要求以及业务办公能力都不能达到标准,因此而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就是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问题,现在的管理制度以及体制使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新型的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 3.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问题 首先,便是在法律方面的意识问题。公共行政管理的行政工作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效益的工作,因此就必须严格的遵守和履行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要求,对于法律制度观念的缺乏,是现今行政工作的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其次,就是行政工作的效率观念方面的问题。缺乏新型的效率观念,会导致结构臃肿繁杂、不利于办公,在行政管理工作当中要抛弃低下的效率,提升管理效率。 4.行政管理的技术问题 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是提高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和保障其高速运行的必备条件。然而这方面也存在其问题,首先便是受个人的因素影响。仅凭个人智慧是无法实现高效率的,必须全面的综合结合各门科学从而保障公共行政管理的运行。其次,就是我国现在的科技水平还不能够满足以现代化手段来改造公共行政管理。 二、提升国内公共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措施 1.合理化行政管理体制,提升公共行政管理效率 第一,要对行政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严格的划分职权,避免尸位素餐,建立多层次的管理制度,切实的落实责任制度。第二,以合理的根据和依据建立行政机构体制,精简职位,提高效能,取消多余或重叠的职位,简化行政机构。第三,合理设置管理机构的比例,健全结构分类,改善现今机构庞杂却监督力低下的状况。与此同时,也要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合理的设置管理部门。为了巩固和落实精简的原则和结果,还要采取一系列的适合措施以避免上述状况的出现和发生。 2.提升公共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确保公共行政管理效率 第一,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各方面素养要有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强化行政管理人员的知识培育和专业训练,使其能够有充足的理论知识来适应工作的需求。力求达到专业化以及职业化的要求,以充足的专业知识提升较好的工作处理能力。第二,应该因地制宜,根据能力的不同合理的安排人员的岗位,做到人员能力与工作岗位需求相适应。例如初级的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最基础的业务能力,能够解决各类问题而高级行政人员应当具有领导和决策的能力。第三,就是要求作为领导的行政人员要能够以正确无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领导,积极的调动人员的热情和创造能力。 3.行政管理方式的新型化与现代化,保证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 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手段要求以科学的手段进行管理,同时这也是高效管理的物质保障。其设计的方面很广而工作量极大,就必须要借助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行政工作的处理。第一,要对行政工作进行明确的区分以确定现代化的应用,例如对于连续而常规的行政工作要采取编制程序借助计算机的方式处理,而非连续性的工作依然要依靠行政人员的专业技能来处理。第二,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工作中不仅仅要借助现代化的机器如计算机,也要借助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如信息论等来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 三、结语 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不断的提升工作效率也是管理学积极研究的问题。如何科学有效的提升工作效率,应作为积极改革和研究的方向而不断的提出有关措施从根本上提升国内的公共行政管理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的改进与优化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以及现实需要的不断改变,当代公共行政管理不管是实践还是课堂教学都发生了巨大了变化。本文结合公共行政管理课堂教学的过程和特点,结合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对公共行政管理的教学方法提出改进与优化,力求能够给实践带来实际作用。 关键词:行政管理 教学方法 改进 优化 公共行政管理课堂教学的宗旨是提高学生的行政理论素质和行政实践能力。在当前的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中,一方面由于以往的片面灌输式教学方法,学生很难完全掌握公共行政知识;另一方面伴随着公共行政实践运动的发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扩展,我们对于公共行政管理课堂教学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在这种双重形势下,改进和优化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笔者在本文主要从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的理念优化和实践优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理念上的改进和优化 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主要是采用灌输的方法,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将大量知识直接传输于学生,并没有关注学生在此过程中有没有接受消化知识。所以,从理念上进行公共行政教学方法的改进和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转变教学主体,学生为主 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课堂教学中,我们要改变以往的教师主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一方面,让学生成为课堂主角色,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让学生自由提问,教师进行问题提示;另一方面,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教师主要对学生的学习疑问进行引导式回答,培养学生的探索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 2.教学过程与结果并重 首先在公共行政管理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引入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情况,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运用能力,要和实践相结合。其次,注重公共行政管理教学的结果,对于课堂教学结果进行考核和检查,评估实际教学结果是否真的让学生学到了知识以及知识学习的程度,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否满足学生学习要求等。 3.教学方法整体优化理念 公共行政管理是一个整体,公共行政管理的教学方法也是一个整体,它是由无数教学系统要素所组成,所以我们必须树立公共行政教学方法改进和优化的整体思想观念。一方面,我们要对公共行政管理教学的各个具体方法进行改进和优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进行顶层设计,将各种具有特色的和优势的教学方法进行合理优化组合,促使它们发挥综合性优势。 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实践过程的改进和优化 在公共行政管理教学实践中,进行优化教学的方法有很多。为此,笔者结合公共行政管理实践需要,总结出以下几种公共行政管理的教学方法。 1.个案教学法 在公共行政管理的教学中,我们要多对以往公共行政的实践案例进行汇编、分析和总结,用具体的案例向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在实际事务中学习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运用。首先由教师在课堂中提供典型的公共行政案例,并且针对案例,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培养学生的自主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 2.模拟教学法 模拟教学方法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一定的公共行政教学情境,学生和教师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比如学生分别担任公民和官员,教师担任法官等,模拟实际公共行政事件,让学生在实际经历中习得知识、锻炼能力。 3.专题讨论法 专题讨论方法主要是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知识分成不同的专题,比如公共行政主体、公共行政财政等,分别对每一个专题,在一个时间段内进行集中讨论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大学生文化水平高、接受能力强的特点,按照几个专题来讲。通过这样的专题学习讨论,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容易掌握公共行政管理的优秀内容。 4.多媒体技术运用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我们在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公共行政的理论知识、视频讲座和图片等集合于一体,丰富公共行政教学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在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中,教学方法至关重要。一方面,教学方法影响到实际的公共行政管理知识能否真实和正确的传达,另一方面,教学方法影响学生学习公共行政管理知识的效率和效果。所以,优化和改进公共行政管理的教学方法,是目前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本文针对公共行政管理教学方法所提出的改进和优化之路,希望对于公共行政管理教学实践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公共行政心理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探究 摘 要:行政管理是针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采用科学有效合理的管理方式,尽量的减少人力资源、物力、资金以及时间的浪费和消耗,更好的增强行政效果。想要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就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行政人员的办事能力,因此,行政管理的主要措施就是进行人才的管理。只有进一步的提升行政人员的办事能力,才可以更好的提升行政水平。那么怎样更好的提升行政人员的行政能力呢?主要在于提升行政人员的心理素质,让行政人员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可以更好的促进行政管理的进行。 关键词:公共行政心理;行政管理;解决措施 0 引言 那么行政心理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就是指在行政中的人员所存在感觉、情感、态度以及性格的总称,还是对行政关系和行政活动的主动的感性反应模式。行政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实施行政管理的人和承受行政管理的人,也就是行政的主客体。那么行政心理的关键就是人员对于社会行政、经济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的主观反映,也是属于社会精神现象的主要成分,并且利用行政行为更好的反映到政治体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 1 公共行政心理在实际管理中的效用 1.1 公共行政心理是行政理论的主要动力 行政理论是对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实质反映,其中的过程也是慢慢的深入,由低到高,从量变引起质变的漫长发展,从而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但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前人的经验和理论,而且行政心理是一种感性的反映,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也为行政理论提供了具有实质性和感性的信息,也是行政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公共行政心理对于理论人员也产生了影响,根据原有的阶级心理、民族心理以及政治心理,对于一些感性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区分好坏,并且采用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心理情况融合到研究的结果中去。 1.2 公共行政心理促进了行政理论的发展和改变 行政理论的进步与广大的人民和众多的行政人员的心理要求分不开,也是阶级和社会的心理需求。公共行政心理不但能够更好的促进行政理论的进步,还对行政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行政理论发展的社会元素就是阶级、社会、行政人员以及众多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健康的行政心理,可以帮助人们从实际上去解决问题,让行政理论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然而消极的心理因素,为更好的完善行政理论提供了经验,指明了方向。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的发展,主要是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认同和爱戴。相反的,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赞同,也就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 相应的,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进行进一步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与人们的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人们对于社会事物的热衷程度,最先反映出来的是在人的心理上面,正是因为这种心理情况又让人们对于所热衷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发展,并且进一步的推动理论的发展和演变。[1] 1.3 公共行政心理对于行政理论的传递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迹象表明,如果一个理论能够很好的被人们或是行政者心理所接受,就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相反,那种不被人们接受或讨厌的理论,就很难进一步发展。对于行政理论的传播,公共行政心理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能够正确的适应和满足人们心理要求的行政理论,才能得到广泛的发展和推广,被人们和行政者所接受,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这么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理论包含了革命阶级中众多人的心理特征。行政传播具有这样的效用,具有告知效用、教育效用以及导向效用,这三个功能组合在一起,并且继续向前发展。然而接受者的注意、感觉、联想、认知、兴趣和接受等一些心理原因和效用,对于行政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 1.4 公共行政心理对于团结行政内部的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行政组织是由行政人员构成,尤其体现在人们心理状态的发展。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从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来看待行政组织,行政组织就是其中的工作人员对于债权的观念意识、情感沟通以及思想上面的交流等形成的一种集体化的意识。这种集体具有很强的组织意识,在每个员工间的团结力、思想层面上的配合性都比较强,使得该组织具有很好的精神面貌。第一,从细微的角度来看,行政人员是行政组织的主要成分,其中的心理情况对于行政组织有直接的影响。行政人员的心理状况主要体现在动机、价值层面以及感情等方面,只有该组织团结一心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第二,从组织的层面来看,要充分的发挥行政组织的作用,以便在行政内部形成一种团结的力量,让行政人员之间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彼此进行心理上的相容。所谓心理相容就是指行政组织和人员之间、人员与人员之间在内心上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理解和接受。心理相容是增强行政组织团结力的主要方针,一个行政组织想要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充满生机和力量。 1.5 公共行政心理对于行政领导具有促进作用 公共行政心理对于行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进行行政管理的时候,人始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如果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得行政组织瘫痪。好的领导人都很在乎人际间的交往,重视内部人员的人格和价值,让成员得到更好的发展。领导的构成主要是由领导人员和被领导人员,所以领导的好坏与领导人员的心理和被领导人员的心理有很重要的关系。首先要求领导者具有勇敢、坚持不懈以及广阔的胸怀等健康的心理状态,从而树立好个人形象,树立威信,让内部人员所尊敬。再者就是被领导人员要有组织的意识,认真服从领导的安排,接受任务后认真完成,敢于说实话,行动敏捷等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促使行政管理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良好的行政心理状态,进一步的提升人员的心理,促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事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 2 关于培养行政人员健康心理的措施 根据上面的描述,在综合行政理论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于如何培养行政人员的良好行政心理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和创新趋势 [摘要]深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建立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是当代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在这种目标下,政府必然由全能型向有限型、由管制型向服务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由自利型向公利型改革发展。 [关键词]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深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了六次比较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上已形成基本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①近年来,党和政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成效明显,为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以及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也应当看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的现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如政府职能转变还未完全到位,政府职能定位尚需进一步厘清,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仍然存在,组织结构不合理、职责权限不清晰、权力责任不对等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政府的协调运转,降低了行政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成效。②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其中,深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尤为重要和紧迫。要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使政府职能从追求短期GDP最大化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让政府真正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只有建立起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健全政府职责体系,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显然,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就是当前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和发展趋势。 一、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 (一)规范有序,其优秀是依法行政 行政管理体制,既是政府公共行政权力配置的模式,也是政府公共行政权力配置的过程。无论是相对静态的模式还是相对动态的过程,政府都是通过其行为作用于社会,因此,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对政府行为全过程进行规范。政府行为规范包括制定行为规范的依据要规范、执行规范的行为要规范、监督规范的司法要规范三个方面。 1.制定规范的依据要规范 制定规范的依据的规范,既是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也是行为规范的前提。它要求做到制定规范的主体要合法,规范的内容对象要合法,规范的程序要合法,规范的结果要合法。规范的主体合法,是指明确规范哪些政府(部门)或哪级政府(部门)有权制定规范,除此之外无权制定规范,否则就是违法。规范的内容对象要合法,是指有权制定规范的政府和部门,制定规范的内容和对象是否合法,是不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规范程序要合法,是指在制定规范时,是否按照既定的规则如提出提案、听证论证、集体表决等进行制定,如果是个别人动议而少数人决定的,那么在程序上就不合法。上述三个方面是规范制定的结果合法的前提,但这些前提并不一定导致结果合法。因为有人可能利用前面合法的前提,产生符合自己意愿但不符合公共目的的不合法的结果。现行做法是只要是政府部门,不管哪一级,不管有没有对外权,都在制定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而且存在想制定什么规范就制定什么规范、在制定程序上由个别人或少数人决定的不合法现象。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一定要改革。我国已经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2.执行规范的行为要规范 规范合法是执行合法的前提,有了合法依据,还要强调必须按照合法依据执法。其次,执法主体要合法。一般来说,合法的法律依据中规定了执法的主体,因此,只有这一主体才是合法的执法主体。显然,没有该项事务执法权的主体,即使这个主体拥有法律地位和权力也不能成为该项事务的执法主体。其三,执法程序要合法。执法程序的合法是执法合法的重要保障之一。行政程序法,对执法的程序过程、时效效率等执法环节进行规范,既保障了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又保障了执法的可操作性。其四,执法手段要合法。有合法的目的和意图,也要用合法的手段去执行,目的和手段要一致。在执法过程中只能用法律规定或允许的方式手段进行执法,超出规定不仅是手段违法而且会导致结果违法。在法治社会,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那种只要达到目的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包括非法手段的做法,是不允许存在的。 3.监督规范的司法要规范 政府行为缺乏监督,不仅容易导致不规范,而且容易导致违法。因此,加强政府行为的监督是行为规范的必要环节。同时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也要规范。为此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包括监督机构体系,监督法律体系,监督程序体系,监督仲裁体系。在这些体系的建设中,一方面,要树立监督的权威,实行机构和人员的垂直领导;要避免内部循环即自己监督自己;要与司法监督密切配合,实行行政性监督与司法性监督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对监督者进行监督,实行权力相互制约。对监督者进行监督,既要广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实行群众性监督,更要建立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权力制约体制,实行法律性监督。把群众性监督与法律性监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监督目的。 (二)运转协调,其优秀是和谐协调 如果说行为规范是强调结构架构、条条框框,那么运转协调则是强调分工合作,支持配合。要达到运转协调,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1.健全协调体制 首先,要从法律规范的制定开始,也就是说法律规范本身要协调而不能自相矛盾,否则,从一开始不可能协调。其次,使协调运行有权利体制作保障。协调制度的基础是政府公共行政职权的统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的统一,不能政出多门。协调制度的前提是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一致,同一事务同一政策,同一事务不能有多种不同的政策,导致前提紊乱。协调制度的条件是协调机制健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协调是建立新型行政协调制度的原则要求。当前我国深圳市等城市实行决策、执行、监督相对适度分离的“行政三分制”试点,是建立这种协调制度的可喜探索。 2.完善协调机制 协调体制为协调机制提供权力的框架结构,而大量的协调过程是由协调机制驱动的。完善协调机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政府大综合体制原则和政府内协调外统一原则。政府大综合体制,是指政府按照行业大类设置综合部门,统一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分工越细,包括横向和纵向分工特别是平行分工,使协调的任务越多,造成协调越困难。政府内协调外统一原则,是指政府内部因为分工造成的协调问题由政府内部自我解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一对外服务。如由于分工产生了不同的部门并且在一个部门内部产生不同的处室,但对公民来说都是政府,当公民需要政府提供服务时,公民无论找到那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都应受理,并按照工作分工流程进行服务。政府(部门)不能以不属于自己的分工范围而推诿,也不能把政府内部的分工流程所应该经过的过程交由公民自己办理,使公民办一件事要跑几个或几十个部门,甚至在一个部门内部跑几个处室。同时,更不应该把政府内部的矛盾直接交给公民,使公民左右为难。为了提高政府内部的协调性,在职位设置上,减少分管副职,增设协办助理,协办助理直接对首长负责,提高效率。 3.有效调解仲裁 政府与外部之间、政府内部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必须建立矛盾调解仲裁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应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司法仲裁系统,它是解决政府与外部、政府内部之间的违法问题。二是行政仲裁系统,它是解决政府与外部、政府内部之间的矛盾纠纷、争议分歧等问题。三是技术仲裁系统,它是由社会中介组织以第三方面的身份解决政府与外部、政府内部之间的技术性问题。在这三种类型的仲裁中,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否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发生矛盾分歧的主体都应该是平等的,都有申辩的权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矛盾,和谐—致。 (三)公开透明,其优秀是公正公平 政府的公开透明包含两个方面,即政府的公正和透明。政府的公正是政府所追求的目的,而政府的透明则是政府的手段。 1.公正公平是政府追求的目标 作为公共组织政府应以追求公正公平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政府对待社会各个主体包括政府自身都要一视同仁,切实做到非歧视性。在政府追求的公正目标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平等,二是公平。平等与公平既有区别又紧密相关,评价的出发点不同,判断的依据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平等是强调人和自然的基本权利的非歧视性,如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自然的平衡权和协调权等,这些都应该是平等的。公平是强调人的贡献和权利的对等性。如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人与人因贡献不一样,所得到的报酬也就不一样,这才是公平的。政府既要保障人和自然的平等又要保证人的公平,在平等与公平之间,以平等优先。 相对而言,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因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效率由市场解决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为了追求效率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单位利益主义、主体自主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主体贡献与权利不对等、不公平,如有的地方为了本地区利益,强行限制人才和资源的外流;有的单位为了本单位利益,即使不使用、闲置人才,也不让其外流;还有的单位老板单方面过度低压高级人才的工资、福利、待遇,使人才的贡献与其权利不对等,最终影响全社会的效率,因此政府必须解决由于市场为了效率而导致的不公平等问题。 2.追求平等公平的有效途径就是实行政务公开 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实现平等、公平、公正的有效办法是公开透明。当前政府公开透明的制度是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包括政务公开的主体(主要指政府,还包括与公共利益事务和群众利益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客体(相关群众或对此政务关心的群众、服务对象和有关单位)、内容(除作为例外需要保密的事项、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项、群众关心的事项、腐败问题等)、程序(行使权力的程序和具体操作程序)、方式(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会议文件、宣传材料、互联网络、公示栏、触摸屏)、制度(主管制度、实施制度、监督制度)、法律(政务公开法、信息公开法、保密法、新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等。在实施政务公开制度过程中,既要有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又要有关键突破口。为了保障政务公开的真正实施,必须建立保障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法律制度和操作机制。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法律制度和操作机制,比政务公开制度更为公开透明、更具民主政治意义。 (四)便民高效,其优秀是勤政高效 1.勤政廉洁是政府的本质要求 作为公共服务的政府,只有勤政廉洁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其一,政府的勤政必须做到职业化、专业化、竞争化、严监督。无论是政府机构部门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应该职业化,即按照工作岗位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进行专门服务,服务人员在法律的规定内实行常任制,没有违法违纪不能被免职,改变当前政府干部随意被“分流”、“下岗”等无法律保障的现象。同时,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专业化、专任制,没有特殊需要不能调岗、转岗或轮岗,改变当前我国政府工作人员“万金油”型干部为专家型干部。在政府内部,实行广泛的竞争,促进部门与部门竞争,优奖劣罚;工作人员与工作人员竞争,优升劣汰。政府整个过程和环节,都必须接受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与评议。其二,政府的廉洁必须做到政府部门和个人利益公开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是为了正常地或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职能而应该支出的或应该获得的。政府的利益是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支出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利益就是政府为公共服务所支出的成本。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是政府工作人员从事本职工作所应得的工资、福利等报酬,如同一个工人在工厂工作所应得的报酬一样。因此,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应用其公共权力为自己或部门获得超出本身应得利益之外的利益。做到这点政府就是廉洁的。没有必要要求政府以及工作人员以低于成本或放弃应得的利益去完成工作任务和职能。为此,政府利益就应该公开透明。 2.高质高效是追求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社会对政府的必然要求 高质量与高效率有统一的一面,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质量高不一定效率高,同样,效率高并不一定质量高。我们所追求的是高质高效的有机统一。其一,政府的高效率,要求政府工作成本低,服务多;职责明,办事快;实现电子政务。实现电子政务,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包括结构扁平式,服务分散式,方式一站式(一个服务窗口),手段技术化,标准一致化,交易便捷化(无时空限制)。其二,政府的高质量,要求政府职权法制化,政策科学化,行为规范化,公民满意率高。现代社会表明,政府法治化程度越高,表明政府质量越高;政府政策越科学,表明政府水平越高;政府行为越规范,表明政府越文明,由此最终构成群众对政府满意。 二、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趋势 (一)由全能型向有限型改革发展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万能主义必须根除。应该树立正确的政府观,即有限政府观。 有限政府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政府应该放权于社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民众。政府的权力限制在社会、市场、民众解决不了的、不愿意解决的方面,凡是社会、市场和民众能够做到的或愿意做到的,政府都不要干预,政府的任务就是提高公共社会利益、公共经济利益和公共政治利益的水平。 (二)由管制型向服务型改革发展 与全能政府或有限政府相关,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管制型或服务型的选择问题。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服务型选择是明确的,但在实践上,管制思路、管制模式随处可见。表现之一,某些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屡见不鲜,把服务的对象当作管制对象,颠倒了主仆关系。表现之二,有权有利就抓住不放,无权无利就推诿,谁也不管。表现之三,社会发展过程一旦出现了新兴事物,政府就要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名义上是加强“管理”,实际上多数情况是为了安置有关系的人员包括亲朋好友,还有的是为了收费,让自己或部门福利待遇高些。表现之四,在管理过程中,态度恶劣,行为粗暴,动用武力,损毁财物,这种现象时有所闻。表现之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思想教育、学习、开会,或宣传媒体控制等,使社会民众思想和行为与政府保持一致(至少表面上是一致的)。显然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矛盾冲突不断;社会投资低迷,“三乱”现象普遍等等,都是管制模式的必然表现。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服务型与管制型是完全不同的模式。首先,主体关系不同,服务模式确立政府及其公务员是仆人,民众是主人,管制模式反之。其次,出发点不同,管制模式是有事特别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就要管,服务模式是对自己无利而对民众有利且需要服务的就要提供服务。其三,行为方式不同,服务模式是积极主动、热情友好、高效简洁、勤政廉政,管制模式是一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的衙门作风。其四,目的不同,服务模式是充分发挥民众的各种积极性,政府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管制模式则把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控制在自己需要的范围内,为其所用。因此,当代中国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型模式是必然选择。 (三)由人治型向法治型改革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某一个时期,是以人治为基础还是以法治为基础,是判断人治或法治的标准。在法治社会,即使有合理合法的“人治”,也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人治”,这种“人治”是法治的具体体现,是人在执行活动中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表现。我们所要反对的是违反法律规范的“人治”。③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人治”现象比比皆是,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是一种集权体制,权力向上级集中、向领导集中,许多事务都是上级按计划下达的,这样助长了人治现象的泛滥。另一方面,因为人治比较简单,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效率也相对较高,因此要高效地完成上级任务或达到个人的不正当目的,选择“人治”是必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人治”必然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法治。即使有一些的“人治”,也是合理合法的极其有限的“人治”,因此法治成为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石。 (四)由自利型向公利型改革发展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追求者,是在私人事务之间矛盾的协调者。从政府作为一个群体、“集团”来说,它是没有自己的利益的,政府“自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但作为政府公务员个人来说可以有自己的利益,这是作为公民的权利,但是不作为公务员的权利,公务员是一个职业,公民因为从事公务员这种职业而获得利益,而不因为公务员的身份而获得利益。我国当前政府一些部门公开或不公开地追求自己的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包括制定政策、法规、条例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谋取部门利益,还包括卡、扣、压、拖、要等非法的“寻租”行为谋取部门利益,这是十分严重的自利行为。 政府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政府的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之外,即“私人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发生的关系、产生的联系,形成的利益。比如,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成员与成员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当然,政府并不是对所有的“公共利益”都要进行管理。一方面,因为政府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能够不管的就尽量不管,不必要管的坚决不要管。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等“社会中介”的自我管理,变“公共利益”为“私人利益”。总的来说,政府当定位在对没有人和组织管理或它们管理不了的“公共利益”的管理上,这是政府本质的回归。④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探析 摘 要 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公众对政府能力丧失了信心,“政府失败”的呼声此起彼伏。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主张政府大胆地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毕竟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存在着重大差异,所以在引用时要慎重。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如此。“政府官员实行年薪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年薪制”本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概念,但引入到政府部门来却不合适。 关键词 新公共行政管理 企业管理 年薪制 一、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困难重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与巨额财政赤字可以说是不期而至,严重困扰着各国政府,这迫使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寻求与公共行政范式迥然相异的公共行政管理新模式,探索公共服务专业化和商业化发展的新道路,以期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并降低成本。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变革”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而迫切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彻底改革运动,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拉开了帷幕。这场来自政府内部的行政改革运动,即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各市场经济国家因历史文化传统和政府干预模式不同,其改革的路径和治理模式也各异。但是,总体而言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探索建立“企业型”政府;广泛推动合同制,实现政府管理的市场化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分散政府管理职能,实施分权化改革;推动公共行政管理信息化改革,逐步建立电子政府等。 二、公共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大量采用企业管理方法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排斥企业的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行政管理强调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成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这些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放松传统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严格的行政规则。 新公共行政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和个人的具体目标。 (二)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 新公共行政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政府理所当然应以顾客为导向。 (三)编制战略计划和加强战略管理。 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政府必须引入战略管理这一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政府确定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目标,并为政府的发展方向,所处环境和采取的策略提供一整套系统的手段与方法。 (四)提高服务质量。 学习企业精神,树立服务理念是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企业家式的政府既然视公民为顾客,就应该像企业一样顾客满意做为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的目标导向,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五)引入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它同时也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真正现实的基础。新公共行政管理主张利用管理信息系统来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管理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并使政府行为更透明化。 政府大胆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探索建立“企业型”政府,这对政府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提高政府的管理绩效,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等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三、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间存在的差异,对企业管理方法应慎重引入 采有企业管理的某些管理方法和技术,地改革政府部门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相通的地方,但这些相通的地方只停留在技术的层次上,如果把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等量齐观,盲目套用企业管理的方法的话,那只能适得其反。 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在目标上有重大差异。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要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企业管理则不同,通过生产和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任何一个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目的。 (二)政府的决策是强制性的,而企业至少在其合法的活动中,不存在强制性因素。 政府可以强制公民遵守其决策、纳税等,并且要求公民服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派生出的法令,虽然并非所有的公共活动都具有强制性,但是政府在执行这些活动时要比企业更严谨;相对来说,企业的随意性比较大,比如说可以向不同的公民收取不同的费用,能拒绝与顾客做买卖,能够不理睬正规的程序等。 (三)政府有不同于企业的责任形式。 政府管理人员要向政治领导人、公众及司法系统等各部门负责,而企业管理部门只需对股东负责。虽然两者都存在责任问题,但在政府管理的运行过程中,责任是不太确定和不太稳定的。 (四)政府在测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方面存在着困难。 政府缺少像企业那样的绩效测量标准,企业可以毫无疑问地将利润和效率放在首位,但政府不能,作为非赢利性组织,政府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也不可能一味地去追求效率,所以其绩效测量非常困难。 因此,政府部门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和技术时,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政府部门而言更是如此,政府官员不要为了追赶时髦,而不加以严格论证地套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这样非但不能取得成效,反而会弄巧成拙。 所谓年薪制就是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的基本报酬,并视其经营成果浮动发放风险收入的工资分配制度。它把一年的总收划分为基本薪金和风险收入两大部分,基本薪金按月发放,而风险收入则要在年终视绩效情况来结算,如果没有达标,这部分收入就不能给。它把资本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统一起来。 因此,实行年薪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1)有利于激励经营者的积极性。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调动经营者积极性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经营者的个人经济目标与企业经济目标一致,使个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同起同落,在与企业目标实现程度的同向发展中利益与共,风险与共;(2)有利于培养和造就现代企业家队伍。经营者收入与其经营绩效挂钩,这就充分肯定了经营者的社会价值,使经营企业成为一种高收入,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职业,从而可把大量优秀的人才引入到企业里;(3)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收益分配。经营者年薪制通过制度将经营者的收益分配纳入规范化轨道,对经营者收益标准的确定,经营状况和成果考核都进行规范管理,提高了经营者收益分配的透明度。 年薪制的这些优点,使得其在国外企业已经实行的相当普遍了,但在国内企业里并未得到推广,还属于试行阶段。纠正原因,年薪制在我国实施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存在若干问题,比如,如何确定年薪制的对象?考核的标准是否科学?年薪制该如何发放?实行年薪制,除了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外,还应如何对其进行约束?等等。因此,一种在企业界尚未完全成熟的管理方式,如果被照搬到政府部门来的话,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政府官员是不适宜实行年薪制的: 首先,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游戏的参与者。 在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中,美国学者奥斯本曾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十条原则,其中一条是说政府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新的管理理念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一个有效的政府,其职能不是具体的分钱管物,而是提供指导和服务;政府如果将精力集中于“划桨”,那么就意味着政府舍本逐末,最终也划不好桨;只有政府将精力放在“掌舵”上,才能保证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最终为社会掌好舵。 在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扮演了“无限政府”“全能政府”的角色,它不仅参与政策的制定,更参与政策的执行,做了许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嵊州市对旅游局局长实行年薪制,无疑是想通过用年薪制来激发他完成旅游区开发,旅游收入增长等经营性项目。这样,旅游局长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不仅要制定与旅游相关的规则,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要完成“经营项目”,成为游戏的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很容易使他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确保他在“竞争”中获胜。比如,他可以制定一些歧视性的部门规章,把那些妨碍自己实现“经营目标”的企业排除在外,这样会严重束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不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首要目标。 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高质量的非赢利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即使在某些方面公共行政管理机构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并不会改变其非赢利的性质。而对企业来讲,实现利润最大化毫无疑问地成为其首要目标。作为一个旅游局的局长,他首先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首长,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其任务首先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检查和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制定相关部门规章来规范旅游市场等。他只有在做好这一切的前提下,才能去考虑完成增加收入,开发旅游相关产业等经营性目标。但这两个目标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当两者发生冲突,而政府官员又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时,他很可能因年薪制的“激励”而使他通过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最后,政府官员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须通过高额年薪来激励。 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不同,经营者为企业创造了利润,在取得相应价值的报酬后,给予其更高额的薪金(比如实行年薪制等)来激励其创造更多的利润,是很在必要的。而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如果他仅仅是扮演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的角色,那么做的好是他分内之事,当然,对工作有突出表现,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官员可以采取给予适当数量的奖金,晋升或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来进行激励,但是无须通过巨额年薪来激励,否则这对纳税人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作者:武汉大学保卫部,本科,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新公共行政学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摘 要】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无疑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新公共行政学主要强调对公正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认为实现正义和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结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现在正在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理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现实价值,对我国政府管理的改革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学;社会公平与正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飞速发展的经济与我国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近年来接连不断的经济,社会安全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体现。目前,改革的呼声在国内政府和学术界已经日益高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向前推进。”改革主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两大主要方面,行政体制改革隶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但在今天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在深层次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中脱离出来,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末,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变。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公平和正义作为行政学的目标和基础,倡导民主行政的模式,扩大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范围。今天,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结合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困境和现状,借鉴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为价值优秀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公共行政学的兴起及主要观点 1.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六七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逐渐衰退,尤其是经过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陷入“滞胀”状态,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在美国,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贫困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斗争浪潮日益高涨。此时,以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和官僚制为理论基础的,以效率为中心目标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已不适应解决时代问题的需要。故以倡导社会公平为中心目标的新公共行政学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新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也可以说它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音。 2.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主张与价值追求 ①主张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新公共行政学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注重效率、经济目的和管理行为的协调性或许并没有错,这种协调性经常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恰恰是公共行政的目的,他们认为公共行政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更应该强调把社会的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点以及与传统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差别。因此,有必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行政原理和政府目标的一部分,并作为政府基本的价值标准之一。 ②主张民主行政,倡导社会性效率。新公共行政学的观点认为,民主行政的优秀价值观在于尊重人民主权和意愿,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反对滥用权力和行政无能。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实用的或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试图找出下列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1)我们怎样才能够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务(效率)?(2)我们怎样才能够花费更少的资金保持服务水平(经济)?新公共行政学则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这就意味着行政管理人员不能是价值中立的,他们应该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建立规范价值,关注人民需要,提高社会性效率,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行政管理工作的最终目标。 ③突破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局限。新公共行政学指出,由于传统行政学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观念使得行政学的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内,尤其把研究焦点放在行政机关预算、认识、组织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性”的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致使公共行政游离于社会政治现实之外,远远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好社会危机的需要。他们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只是一种理论虚构,而在现实的政治与行政运行中,行政体系游离于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是根本不存在的。行政人员既从事行政执行,也从事政策制定,“行政管理者不是中性的。应责成他们承担责任,把出色的管理和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准则、需要完成的事情或者基本原理。” 二、新公共行政学的思想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1.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说法,早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了,目的在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系统主要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时期,现在所强调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希望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政治——行政”二分的色彩,而且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只是涉及浅层次的机构的变动和人员的裁剪,并没有涉及到根本制度性的转变,因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只能是“外延型”而非“内涵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必然难以深入,就如同目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一样。 另外一方面,我国目前采取的双轨制渐进性的改革,在新旧体制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靠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牟取暴利的严重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制定了“效率优先”这样价值偏好的公共政策,加上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优胜劣汰的特性,必然导致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2.在改革中推进社会公平和民主行政 在我国市场经济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又同时是改革的客体。因此,政府必然要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要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与政府所指定的各项制度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起到相互支撑的作用,即价值观规范着制度的基本模式和运行,而制度的运行又强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所以制度与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密切联系的,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制定政策的主体,要秉承公平正义的精神,建立和完善社会的各项制度。在近些年出现的社会问题中,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诚信、公平所造成的。这与目前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权威地位的降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公平、公正、诚信政府的建立对于确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新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社会性效率”一样,政府不仅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还担负着建立规范价值、关注人民需要、提高社会效率、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人民幸福的社会责任。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更要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进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另外要通过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改革使得权力能与市场相分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让政府真正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者。 民主行政是公共行政管理的基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以往我们所提及到的民主主要是涉及政治领域的民主,主要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而没有提到行政民主。新公共行政学中的行政民主并不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进入国家机关,而是作为行政主体的少数人所从事的管理,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在人民的统一和委托、监督和制约下,代表公众的利益行使管理权。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集传统型、魅力型和官僚型三者混合的一种行政管理体系转变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优秀主体,其维护社会公正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体系,以制度的强制性和约束作用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各项社会体制和制度是当务之急。首先,健全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在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一个大国持续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公共服务体制僵化、投入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公等问题,使得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位。2004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次,建立法治、透明、可问责的行政体系,以政府管理行为的公正推进社会公正。”政府管理行为的公正,较之于企业、个人的行为而言,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往往对社会产生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重要影响。为此,政府应规范自身管理行为,以政府管理行为的公正推进社会公正。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增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确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3.新公共行政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在追求两个价值。一是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追求建立高效、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理性官僚体制,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特性所决定的。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另外一个价值取向是追求注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性关系,让人民真正有机会公平平等的参与国家的各项政治生活,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在中国,目前所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缺少了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文化环境。我们说行政管理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传达人民的需求与愿望,并保证这些需求与愿望通过国家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若想要行政管理体制对以人为本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话,行政管理就必须适应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和传统,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最深刻的领域乃是社会——文化领域,同样,从社会——文化视角分析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也应是全面和深刻的。历史已经明证,公共行政管理中任何忽视人类社会——文化的做法都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从当今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西方新公共行政学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完整的官僚制体系,这与韦伯所提出的理性官僚体制是相一致的。但这样的体制经过西方近百年的发展和完善,其弊端和问题已经日渐明显。由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理性官僚体制所形成的完全理性忽略人情的价值观念逐渐使得人们的内心感到冷漠、危机和失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民生活的幸福等价值观念的新公共行政学应运而生。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道路来看,在中国社会层面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的确给我国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中国的经济走上了腾飞之路,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同样转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必然导致由人所组成的各类社会组织的价值观的转变,包括很多政府组织,它们不再以政治信念和信仰而作为政治行为的动机,而是一味的重视经济的发展,把所有的资源用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这种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理念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传统关系,尤其是中国目前官僚制并非韦伯所说的完全理性标准一样,而是掺杂很多非理性因素的行政管理体系,这就导致了当前不仅是个人,包括政府组织,社会中介机构都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局面。但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正加快市场化的步伐,行政体制改革为配合市场化的进程,着力于行政工作的规范化、效率化。这样的转变正是向着西方目前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的理性官僚体制发展的。另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理念让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日渐降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问题日渐凸显。近年来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本质基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这一切促使人们去努力争取“人情味的社会”,民众渴望或者习惯于人情味和非组织的、实地的“人与人”的交流,他们从心底呼唤真情、亲情,并把生活中的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放在一个“金钱也不能与此等价”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现在能否让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适应社会——文化性的环境状况,补偿由市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影响,建立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园,在这一方面,新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我们应对在西方社会发展历史上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寻找缩小社会差距的方法,寻找出一种市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能共存共生的途径,从而更好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