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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扩大,西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也大量涌入我国的高校校园,冲击着学生的思想,因此,全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敏感性,树立积极向上和稳定健康的思想观念,是高校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一定的形式和内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兼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二、为什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之前,中外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过能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科学理论或学说。尽管它们之中也有许多包含着真知灼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观念,但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总是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遮蔽了其本来面目。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则坚持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模式,实现了彻底的变革,从而站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经济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和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我国正积极地向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迈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经济发展和贡献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首先,它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保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作用,如: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其次,它可以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制度、经济道德和科技精神等,通过改变经济活动中的相关因素来参与市场的管理,推动经济的发展。再次,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直接和有效地促进精神文明转化为物质财富。政治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着强烈而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才提供保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和武装人民,使人们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灵魂,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文化上,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跟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思想等密切相关。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特性化,实践化,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处理事情的基本方法,是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的需要。 三、高校应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中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国内矛盾明显增多,国际环境也日益复杂多样,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挑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引领学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成为新时期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其科学理论的经典文本,不学习原著,就容易对其知之不深,理解不准,产生断章取义或扭曲真理的情况。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充分地理解其理论的科学性和思想的先进性,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以此引领自身的行动,增强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其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学生为本。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教育对象的实际生活及现实需求,便会影响其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以往有些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存在以某种信仰、某种观念为根本,忽视学生的实际发展和主体需要,带有强塑性,反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的愿望和积极性。因此,正视、重视和理解学生,不把其只简单地看作受教育的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启发他们的主体意识,从而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教学相长,激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动力。再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结构,做到育人的主体多元化,和方式的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成立专职的队伍系统,也应要根据学生的日常具体需要建立满足其发展的兼职队伍,实现多元供给主体的优化配置,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实践需求成为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的素材和动力。如,在学生的科研实践中潜移默化地使其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思政课的学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寻求多样化。随着互联网+的时代的到来,以往的课堂集中授课模式大受冲击,而新的时代特点则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并根据不同地方和各自高校自身的实际转变方式,优化资源配给,提高教学水平。最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学生的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坚持和体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使学生提供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激励和鼓舞学生;但同时也应立足于社会现实,解决学生实际生活的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教育的说服力。比如,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和分析为什么现今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为什么还存在诸多问题等,使学生在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中,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四、小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呈现出不断频繁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复杂。正如西方国家从来就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样,我们也应当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国家在全面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学生成长成才的日常需求,创新发展模式,优化供给结构,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简介】成有杰(1993-),硕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郑永廷等.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J].思想教育研究,2006(2):4-11. [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2-28. [5]严俊雄.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尝试和建议[J].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3):5.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不断深入,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发展。有的学者对近20年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选择较有代表性的5种教育类杂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电视大学》、《课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从每种杂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随机抽取24篇(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检索文章2160篇。结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总结经验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教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大量进行实证研究;思辨也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缺乏事实的乱发议论是科学的大忌。另一项研究是对16种教育科学优秀期刊1999年的2098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其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传统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论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论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论文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回归分析、一般函数等传统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和灰色数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至今极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还指出,计算机技术虽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计算机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输入和排版、用专用计算机软件作数据处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优秀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5)统计过程中的时差性。例如,对于大学生在校人数的统计来说,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某一时点的数据,但是,实际的统计过程的周期很长,各所学校呈报数据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又处于不停的变动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数据并不能够真正说是某一较短时间段的数据。这也对教育科学中的许多基础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对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学术界还是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识。事实上,进行量化的困难与是否量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一、内涵释义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分支,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前阶段的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中的事实,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和认识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伦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ξ’θοδ(ethos),它最初表示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指某种现象的实质或稳定的性质,最后用来表示人所有的性格、品质、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就是在人身上具备的与品质相关一系列素质及如何达到这些素质的正确行为,如果引申一点来讲,伦理就是完善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的做法。”可见,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幼儿有其自身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如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生长、心智尚未成熟、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差、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情绪冲动性大等。这些特点意味着幼儿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伤害,也意味着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更具特殊性,更应关注研究的伦理性,避免对幼儿身心造成不良影响和伤害。 二、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伦理原则。许多国际科学研究组织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中都表示:“当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时,其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涉及的人应有表示同意的法律行为能力;还应该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能受任何压迫、欺骗、强迫、欺诈等其他隐性强制因素干扰;还应对所设计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保证其作出基于理解的和正确的决定。”在教育研究中,“知情同意”一般是指在开展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过程、对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风险和益处以及受到损伤时的补偿方法等。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对研究有了一种清楚的认识之后,自愿作出决定是否参与这项研究。并且“知情同意”在研究中“需要多层次的贯彻与执行,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研究之前”。研究对象愿意参与到研究之中,并不意味其必须完成整个研究,研究对象有权利随时退出研究。但是,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幼儿的身心发展不够健全、没有足够的判断和辨别能力,这时就应该向其家长征得同意并签订书面的同意书,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有家长的监督和尊重家长要求幼儿随时退出的权利。当前,面向家长发放的问卷或将幼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向家长和幼儿告知研究的目的、意义、预期的风险和研究数据最后如何处理等信息。很多研究也没有征求家长和幼儿的同意,而是直接通过幼儿保教机构发放问卷或直接进行研究。有个别的研究即使在征求同意后,也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在大多数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没有幼儿的家长在场监督。甚至有些研究还具有一定的“软性”的强制性,让幼儿不得不参加、不得不坚持完成整个研究,或者用一些小礼品作为奖励,诱导幼儿参与和完成研究。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幼儿情绪产生波动或者研究内容给幼儿身心带来不适,也不能随意退出。个别研究甚至以隐瞒研究人员的真实身份或者研究的内容、目的等“欺骗”手段,来获得所谓的真实数据。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也严重地侵犯了家长和幼儿的知情权、自主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员与幼儿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幼儿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绝对的尊重。我们应该尊重幼儿,把幼儿看作和我们自己一样自由、独立、完整,并有其独特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 (二)关于“无害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一切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损害幼儿性格、品质的研究都是有悖伦理的,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无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幼儿的身体、心理、情感几个方面: 1.身体方面 幼儿的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在个别研究活动中,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时不顾幼儿的身体发育情况和个体差异,企图让低龄幼儿承担较重的身体负荷,或者对幼儿的运动量制定统一的标准。更有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的数据,试图测试幼儿达到其身体或某器官的最大负荷量和超出负荷量后幼儿的反应,这都会给幼儿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些问题在关于幼儿身体健康评价、体能测试等方面的研究中时有发生,个别研究甚至造成了幼儿的体力透支、韧带拉伤、器官功能损伤、大小便失禁等伤害。 2.心理方面 美国心理学家艾吉兰教授指出:“在心理上受过伤害的儿童,在其成长中所遭受的思想和心理阻滞,甚至比在肉体上受过伤害的儿童更大。”这也说明了保护幼儿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在许多研究开始前和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会无意识地对幼儿的心理造成伤害,或者所研究的内容即是对幼儿的伤害。比如在对幼儿进行分组研究时,研究人员对幼儿说:“能力强的幼儿坐到左边这一组,能力差的幼儿坐到右边这一组。”或者研究的内容是反映幼儿情绪情感变化和外部因素对幼儿心理、行为影响的一些研究,在研究中会加入一些来自外界的刺激因素,这其中就可能包含一些不当语言和行为或是对幼儿的讽刺、挖苦、嘲笑、责骂、威胁、恐吓等,这些都很容易伤害到幼儿脆弱的心灵,这样的言语无形之中也会让幼儿产生自卑、恐惧的心理,甚至影响幼儿终身。 3.情感方面 “情感是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主观体验,它对智慧的发展、德性之养成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来说,像阳光、如雨露,没有健康的情感,便没有完美的身心。”由此可见,幼儿的情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以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即使有的研究人员做了详尽的伦理分析,其中多数也都是关于防护研究对象的身心伤害,而情感方面的伤害往往被忽略。在许多研究中,研究数据的获得是基于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大量伦理含义,譬如开放的观察场所、彼此的信任、承诺和保密等。”研究人员在进行观察研究、行动研究或质的研究等过程中,以研究人员本人作为研究工具与幼儿进行接触,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亲密关系的进展情况同研究结果和数据交织在一起。有的研究人员在与幼儿的接触过程中为了获得幼儿的信任就夸大某些事实或者作出一些美好的许诺,但是在获得了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束后就断绝了一切的往来,把亲密的伙伴关系和作出的承诺一概抛之于脑后。幼儿的世界是简单的,情感是单纯的,幼儿也是极容易相信人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对幼儿的情感产生伤害,造成幼儿对社会的信任缺失。 (三)关于“保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科学研究中,保密性原则的目标和内容大致为:“保护研究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个人处境、行为习惯、怪癖和社会关系等个人隐私数据不受非授权散播。”作为自然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幼儿理所当然应该享有隐私权。幼儿的隐私应该包括幼儿身体上不愿意暴露的部位,幼儿的医疗信息、健康信息以及幼儿不愿意公开的其他信息等。当前的许多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对幼儿隐私权的保护相当薄弱,幼儿和家长的相关信息被泄露给其他研究人员或商家,给幼儿和家长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此外,在观察研究和访谈研究结束后,幼儿的图像资料、视频资料、访谈报告等信息的处理没有受到重视,也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制,这就导致这些信息在研究结束后被随意地处置或丢弃。虽然研究人员无心散播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最终也可能被其他人了解,这不但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保密性原则,情况严重者可能会触犯法律,这需要研究人员高度重视。 三、对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此,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研究和伦理的平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是达到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目标的基本保证。“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颁行各种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使得研究过程尽最大可能地尊重被研究者(被试)的权利,使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对被试的身心伤害降低到最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伦理方面的法律,有学者多年前即撰文呼吁立法以保障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提及应在法理上明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应根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低龄、弱小等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单独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考虑幼儿的特点和权益,以保障幼儿在研究中免受侵害。 (二)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 “国际社会除了通过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颁行研究原则、守则、标准等措施来规范研究行为外,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学校部门、科研单位还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审查部门对研究项目计划书进行审查,确保研究活动不会危及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我们可以在学前教育及相关领域内整合人力资源,组织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区域性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对区域内拟开展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随访和监督。如果发现在研究过程中未对研究对象做到最大保护,伦理委员会应及时提出警告和意见,对于不接受警告和改正的,伦理委员会应及时予以中止,以确保研究人员从伦理上真正关心和保护幼儿的权益。 (三)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伦理素养 “研究伦理学(ResearchEthics)试图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规范与问题给予说明和探讨,是近20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的新分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中,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对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和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国内的诸多高校和学者都认识到开设研究伦理课程是培养和提升研究人员科研素养的有效途径,但这一意识还未真正落实到课程建设中。”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展研究伦理学课程建设工作,兼顾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前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为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以提高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伦理素养,尤其是提高科学研究伦理意识和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能力,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观。 (四)保证在研究实施前进行伦理评估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机构在对以幼儿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中都规定,研究者在计划研究时必须对伦理的可行性进行认真评估,经过课题小组成员或者自发地针对这项研究临时成立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进行讨论,并且在项目或论文中要单独设立伦理风险报告。以当前在我国学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观察研究为例,某研究人员设计实施了“不同噪声强度对幼儿行为影响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会在幼儿正常游戏的环境中增加噪声,这些噪声可能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提纲的同时,应对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提纲中涉及的观察方法、观察内容、采集到的观察资料等方面进行伦理评价并形成伦理风险报告。其中应该明确:研究中会应用哪些强度的噪音;分别使用各种强度的噪音多长时间;这些噪音可能会对幼儿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次研究预期会得到哪些益处;研究人员在观察中会与幼儿有哪些接触;拟观察的内容中是否会有涉及隐私的内容;研究过程中是否设置监督人员;如何处置研究中突发的幼儿不适;观察报告中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隐私保护;研究结束后如何处理观察记录等涉及伦理的内容。然后将研究提纲和伦理风险报告提交给课题小组或临时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对此次研究进行初步的伦理评估和改进。如果通过初评,接下来再将通过初评的研究提纲和伦理评估结果提交给相关单位进行审核,并将研究内容、方法、风险等讲解给幼儿及其家长,征求他们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开始前的这一系列的伦理评估,将大大减少研究对幼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五)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应该明确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幼儿保教机构是研究进行的主要场所。幼儿保教机构应该依照《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提高保教人员、科研人员的伦理素养,在做到自律的同时也依法保护幼儿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幼儿保教机构也有权利和义务对将要面向本单位幼儿进行的科研课题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同社会和与家长进行互动,向社会和家长介绍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请多方一起参与对研究的监督。家长作为幼儿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幼儿不受侵害的权利和义务,对研究有知情和拒绝的权利,并且可以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在场监督,在研究过程中有权利随时让幼儿退出研究。只有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明确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坚持“以幼儿为本”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实施和监督研究,才能使相关研究真正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 作者:李冬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准则与特征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研究人的学习行为和教学方式的科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国与国之间教育科学研究的差距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教育的差距和研究的差距。现阶段,我们国家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而增强国家和民族在各个领域的优秀竞争力,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必须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教育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课程实践探讨 一、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高校教育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直接服务于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3]。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宜完全理论化,而要考虑实践运用。具体来说,教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了解教育科学研究及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理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术语、基本概念以及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第二,具备选题、撰写研究设计、查阅文献、撰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能力;第三,熟悉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及行动研究法,学会恰当选择研究方法;第四,学会对研究结果从定性或者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撰写研究报告;第五,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一定要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在选题以及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讲解后,让学生结合所学理论参加观察、调查、访谈等实践活动,使其克服教育研究的害怕心理,让其热爱教育科研活动。 二、课程实施:课题实训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本科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为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而课题就是联系课堂训练作业与毕业论文之间的桥梁。从可行性分析上看,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与课题的研究非常相似。因此,应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实训模式。 (一)准备阶段:问题导向,组建课题小组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准备阶段,教师通过设计一个研究情境:“假如你现在需要申报一个课题项目,你会怎么选择课题,撰写研究设计,开展你的研究过程呢?”接着,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举出具体的课题项目,通过对此课题项目的分析,引出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并向学生讲解这几个关键步骤的知识点。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鼓励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又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这样就可以将课程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去,为学生从事正式的科研活动奠定基础。 (二)实施阶段:探究导向,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同化与顺应,利用自己原有知识建构新知识。从课题的选定、研究框架的设计到课题的结题,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课题的探究性。学生在前一阶段只是对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有了一些了解,接着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进行课题可行性的论证,撰写文献综述、理清研究思路和内容,明确所用研究方法。小组成员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共同负责,合理分工,从而完成教师布置的各种课堂训练、研究设计以及课题成果的展示。教师在这一阶段,要倡导学生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合作学习,从而让学生在交流与讨论中建构起对新知识的深层次理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能力[4]。 (三)评价阶段:发展导向,多元化评价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有别于纯理论知识学习效果的考察,要侧重对学生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的考察。因此,它的评价内容包括学生的选题能力与水平、课题设计能力与水平、课题研究实践能力与水平、资料分析与数据处理能力及水平、论文写作能力与水平作为评价的重点,分析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评价方法是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实施环节确定的重要依据。如前所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而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评价方法的选择也应注重发展性评价,注重在各个实践阶段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说,选题、课题设计、文献调查、问卷或访谈调查实践、资料分析与处理、论文写作等都应纳入到评价信息收集的范畴。不但要注重行为目标的评价,而且还要注重生成目标的评价;不仅要重视实践的结果,而且还要重视实践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科研素养,逐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三、课程成效:不断反思 (一)学习方式从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任务明确多样,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论文的形成,使学生成了发现学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激发学生教育科研的兴趣,从而实现“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课程目标。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仅学习到教育科研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程序,而且还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发现教育现象和问题背后的规律,从而增强学生积极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很好胜任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学生从片面发展的人转化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和奴隶,不再是学知识的机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得到发展。师生关系不再是单向关系,而是互动交往、情感交流的关系。学生从片面接受知识的人成了多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无论是知识、情感、态度还是技能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三)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传统教学强调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强调理论知识的作用,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不强。在理论知识学习之后,并没有对其同化或者顺应,而在没有及时复习的情况下遗忘。如杜威所强调的“从做中学”一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要具有实效性,必须加强学生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所以,在上述课程实施步骤下学生能够较好掌握教育科研的一些基本原理,学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正确的选题,从而,使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上述三个转变实属不易,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教师,深知该课程要达到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作为考查课,怎样才能让学生重视该门课程的学习;如何对学生课程学习有一个客观量化的评分标准等。另外,由于高校扩招,班额过大,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都有困难。不过,笔者认为,所有的困难与问题在正确的思考与行动下都将会得到解决。 作者:张霞,张灵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探微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教学革新论述 一、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定位 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在经过两年的教育基础课程以及应用课程的学习后,应当对本专业有一定的思考。这种思考不能仅仅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这种思考应该基于科学的方法,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使理论更鲜活,也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深入地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着寻找规律。我们基于这样的思考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重新定位与整合。具体来说,“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包括:(1)建立科学研究的意识,理解科学的精神特质,为之后运用研究方法客观地进行教育现象研究奠定认识基础;(2)了解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掌握基本的教育科学研究过程;(3)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技能,包括:选题技能、研究方案设计技能、文献查阅和整理技能、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技能、专业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技能;(4)熟悉并掌握教学一线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观察研究、调查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5)逐步养成在教学实践中质疑与反思的习惯。 二、课程的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要实现课程的教学目的,需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改革。该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强调教师的教,必须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一个有效的师生互动的过程。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 我们根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内容,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即教学改革应既强调理论理解透彻,又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一基本理念贯穿于该课程教学始终。 1.结合案例,讲透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专业性及理论性很强,增强实践性的前提是讲透专业理论知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科内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选择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优秀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我们精心选择与学生专业学习、校园生活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例如,在进行问卷调查表设计的教学中,问题的设计是一大难点,不仅要求学生学会进行维度地分解,还要学会在维度分解基础上层层分解出具体问题。在该部分的教学中,我们引领学生尝试针对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设计一个调查问卷,在这个案例教学中首先需要学生们根据自己平时经验将学校食堂的卫生划分为三大维度:食品卫生、环境卫生、人员卫生,这样的引领既贴合学生的生活,同时也让学生清楚问卷调查表的问题提出不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你提一个、我提一个凑出来的,它的设计是需要有明晰的思路的。有了三大维度的划分,学生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进一步在三大维度下将食堂分为:操作间、售卖区和就餐区,直到具体问题整理出来。这样的案例引领使学生们对问卷调查表的设计有了直观的认识,对相关的理论知识也理解透彻。 2.联系专业精心选题、设计,结合见实习有效实施课题学生仅仅熟悉理论知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无法形成自觉的科研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伊始引导学生结合本专业实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点,依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步骤,精心选题、设计并逐步实施。在教学中,尽管会有丰富案例支撑理论的讲解,但这些知识对于学生来讲都只是间接经验的获得。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才能发现学生实际操作存在什么问题,教师也可有的放矢地指导、引领学生去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是从选题开始的,我们在讲解到该部分时,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点拟定课题。这个环节的实训直接暴露出学生在选题过程中不善于将课题具体化,以及表述过于笼统、不准确的问题。不少学生在实训前认为拟定研究课题“并非难事”,实训后尤其在点评阶段他们认识到课题的拟定并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主动搜集资料,还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评析;不但要提出假设,还需要对假设进行论证,并进一步对课题的关键词进行定义。通过上述直接经验的获得,学生体会到课题的拟定是要遵循相应步骤的,是有规律可循的。 研究实训并不能固步于课堂内。由于该课程的学习与学生见实习处于同一学期,我们便将学生的研究训练与见实习结合起来。首先,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优选一个课题;接下来,每组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理论确定具体研究方法,采用边学边训的方式掌握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并在实地研究前依据每种方法的具体要求设计研究工具(如观察记录表、问卷调查表、访谈提纲等);之后,各小组在见实习期间利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资料收集;最后,在教师指导下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例如,我们有一个研究小组对幼儿的阅读状态特别感兴趣。在确定研究课题后,该小组成员严格按照观察研究的要求,先到幼儿园大、中、小班分别进行了近两周的初步观察并做好记录。回校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观察工具的设计,经过多次修订成型。该组成员在实习期间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阅读状态进行观察并记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最终形成一篇质量较高的观察研究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融合在一起,真正理解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意识。 (二)注重学生自主性的课堂组织形式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体现在课堂组织形式上,就是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授课的模式,更注重学生的做,更注重团队合作完成项目,更注重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每一种研究方法的学习上就是小组作业,集体讨论,点评深化。 1.组建学习小组,依据教学内容分类训练教师将学生分组后,根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将研究训练项目分为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包括教育观察研究、教育调查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研究报告(论文)撰写。在上述训练项目中,前两项以及最后一项训练要求所有小组共同参与,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则由不同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组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分类训练的理由是,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以及研究报告(论文)撰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基础研究方法,必须训练到位。且这三项训练在学校就能实施,方便操作,因此有条件进行全面训练。而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训练需要学习小组深入一线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由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比较合理。 2.集体讨论,信息互享,点评深化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过程中,集体讨论是常态,它既有组内的讨论也有班级的讨论。小组成员从研究的选题开始就需要进行讨论与交流,最终确定本组的选题、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案等等,在讨论与碰撞中逐一完成各个研究训练项目。但是,在全面训练阶段(包括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为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研究报告(论文)撰写三项)我们强调每个小组应该将自己的成果进行班级内的集体讨论,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可以发现各小组存在的问题,如某些小组在文献综述的撰写方面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通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各小组成员对文献综述均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由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训练采取的是不同小组分项训练,这样就存在不同小组只能熟悉、实践本组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留出一定的课时,进行信息互享。在课堂上,不同的小组对本组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展示研究过程,其他同学结合课堂、课下的理论学习进行积极的讨论,最终熟悉并理解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在信息互享过程中教师应适时介入,根据小组间信息互享以及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释疑并点评,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加强学生实践过程中理实结合的能力。 (三)强调发展性的教学评价 “教育研究科学方法”课程的改革淡化书面考试,淡化对研究方法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强调过程评价,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应用。我们认为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就是对学生学习效果最好的评价与奖励。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学生的自我监督与调节。在一次次的集体讨论和信息共享中,不同小组之间也暗地里在进行比拼,比拼项目完成的质量,比拼自己对知识的理解水平以及讲解水平。因此,该课程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方式相较以往要丰富得多。 1.评价内容本次课程改革的评价内容更为注重学生对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以及能力的考察。主要涉及学生的选题与课题设计能力、文献检索与综述撰写能力、课题研究实践能力、资料整理分析能力以及论文写作能力等。在实践过程中是否自觉遵循科学精神,是否自觉应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反思与研究则是衡量学生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 2.评价方法由于教育科研意识与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研究方法的各个环节也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因此我们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也很难固于某一种方法。在选题阶段,我们要考察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知识的理解,看他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应用研究方法的选题技巧将自己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样评价既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在文献检索与综述阶段,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学生对已有研究规律的分析能力,该阶段可以通过对学生文献综述撰写的质量进行考察看出学生是否掌握相关知识;在研究方法的应用阶段,评价的方法就更丰富,不仅要考察研究方案设计的可行性,还要考察研究工具制作的规范性与有效性,这个阶段既涉及对行为目标的评价,还要涉及生成目标的评价;最后,在论文撰写阶段主要考察学生资料整理、分析与论文写作的能力,尽管最终学生是以论文的形式呈交,但是该阶段同样要注重过程的评价。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评价注重学生的实践,注重发展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才能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逐步达到本课程的培养目标。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反思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课程目标、教学基本理念以及课堂组织形式、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过程是艰难的,不仅教师要重新修订教学计划,重新适应教学方式,学生也要从过去“满堂灌”的听课状态中释放出来,不仅课堂上要听要实践,课后还要学要实践。但是,每一次集体讨论、信息共享我们都能看到学生明显的进步,在成果展示环节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成就感、荣誉感也令我们感动。这样的教学改革学生是受益者,教师同样也是受益者,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同样也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 目前,教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课堂集体讨论的课时数较少,学生们进行信息共享的时间不够,导致有些问题的探讨只能浅尝辄止。另外,学生在带着研究工具进场研究时,由于研究方法老师无法随时跟进,导致学生的实地研究只能自己摸索,走了很多弯路。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逐一解决。 作者:闵钰杨恒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式转换的思考 一、现有评价机制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教育部在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评价意见中指出,需要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这说明当前的评价机制已经严重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重视研究数量,轻视研究质量,重视人情和门户之见等不良现象都是现有评价领域的弊病。一些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研究成果只有发表在“来源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才有效。导致这些学术期刊看重的是纯理论,没有真正关注实践领域的问题,即便有的关注到这个领域也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是有限的,对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二、新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变途径分析 (一)制定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重视研究内容管理第一,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的制定,确定相应的战略目标。教育科学研究管理部门要站在宏观角度上对教育科学研究现状以及教育知识的质量等进行分析,进一步确立当前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强化对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第二,扩展渠道,增加教育知识的存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界也引进了很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但是跟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教育知识的存量仍旧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前能够很好的指导我国教育发展实践的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所以,要加快教育知识创新和转化的力度。加大教育科学知识的存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知识的质量,这是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就教育科学研究内容来说,理论研究要以实践为基础,学校的研究要以教师的发展为基础,教师的研究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这是确保研究价值实现的法宝。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不断创新教育体系,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推进我国教育公平性的实现,促进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人员与实践工作人员的合作,切实推进教学改革实践方面的研究。 (二)建立研究人员培养机制,提高研究专业化水平就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也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专业职称评审机制,但是高的学习和职称未必就有很高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所以,要针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的不同,为他们创造环境,实施针对性的激励和培养机制。一方面要健全学术规范机制,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准入机制,还要优化研究人员的行为模式。对于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要多些统筹方面的研究,减少系统思维,克服片面化的思维模式。在研究人员进入到实践领域的时候,理论思维与实践逻辑可能会产生矛盾,这就需要转化逻辑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还要对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培训,积极倡导他们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与质化的结合,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 (三)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在传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论文的发表数量。比如,在一个直辖市2012年度立项课题公报中显示,在201项获取了立项专题的课题中,其中一小部分课题跟实践相关,大部分都是“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等作为其预期的成果。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在评判研究成果的时候避免以简单的出版物跟刊物不同来定论。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大评价制度建设,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价机制。比如,进一步完善评价答辩制度、公示制度以及申诉制度等等,这样才能保证评价活动有序化进行。还要不断完善同行专家评价为主的评价机制,突出专家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优化评价的过程和方式,重视评价的实际效果,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四)强化教育科学研究管理,增加经费投入第一,重新定位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职能,不断提高这个部门对于教学科学研究资源的整合能力。第二,要不断的扩展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事实上,各级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自主力度不大,这些经费很难支撑以数据为主要基础的实证研究。所以,要不断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在政府教育支出中,要把教育科学研究经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对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建立相应的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可以提高政府等部门的委托项目经费,这样一来,教育科学研究才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鼓励社会公益机构和企业团体等力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甚至可以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大经费的审核力度,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让教育科学研究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结论 综上所述,要促进教育的理性发展,单纯的依靠扩张规模、加大资金投入等很难实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积极转变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探索教育规律,从而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马晓丽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摘 要] 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特点: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倾向性及研究主体的特定性。探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对于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科学研究 特点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对于提高全社会对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技能,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以期给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对象(在校大学生)、教育的主体(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教育的社会环境以及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它是一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科,是一个完整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结合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研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大学生心理和思维的特征、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状况、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认知和所持的态度等。将教育的主体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如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与高校其他教师相比较所享受的基本待遇,考察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以及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认知及所持的基本态度,并提出加强这支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途径和方法。将社会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情况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它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校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哪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有利条件,同时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带来了哪些不利的影响。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方式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适应大学生心理特点及思想状况,根据时代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提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研究内容的倾向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对象上,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本身,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的教育;在研究任务上,前者以揭示理论的实质、探讨理论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后者则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作为主要任务;在学科属性上,前者属于基础研究,后者则兼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性质,其中应用研究的性质更加突出。因为理论教育的研究虽然也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以此为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它更主要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为教育对象所接受,从而转化为他们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价值观念。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来说,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先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进行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搞好了,又能增强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进一步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实践中要平均用力,而是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者,即应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是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的共性,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即意识形态性。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教育的一般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一般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主体、客体、目的、内容、方法、结果等,也反映教育的一般规律。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作为施教的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活动,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有着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更要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研究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以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目标和任务。 三、研究主体的特定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除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之外,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在目前形势下,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问题。对此,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理论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教师最有发言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编写,首先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但教材内容还必须体现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和热点,这样才能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承认,教材内容的确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专家学者、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三方通力协作。需要学术界立足中国国情,开阔视野,深入探索,产生出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理论成果,而不是浮光掠影、只言片语的评说。还需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在统一的教学大纲的规范下组织编写。而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都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日常性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最了解学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最为熟悉,也有最深刻的体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有的教师本身就是专家)必须以广大教师的研究作为基础,广泛吸收教师的科研成果。教育部门的决策也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其决策的最为直接的依据,广大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而获得的科研成果,也是重要基础。 近些年来,高校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产生了排斥情绪,甚至逆反心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只有展开研究,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现实渴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 第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研究的主体力量。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就必须研究理论教学的方式、方法,改变传统的单纯说教教学方式。这就要求以教育教学研究为基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做到改革目标明确、改革思路清晰。在这一领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政策,进行倡导、鼓励和推动,并负责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的推广,而从事直接研究的主体力量必须是教师。因为,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是第一线的教学任务承担者,对改革的必要性的体会最为深刻。同时,这种研究也是提高其自身教学质量,获得学生较高评价的主要途径。因而,教师从事教学方法、方式改革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内在动力。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受到教育对象的承认和爱戴。另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比其他人更具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研究的基本条件。作为一名教师,他们较扎实地掌握了一般教育学的原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于学生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下接受教育时的认知程度、态度和情绪,有最为直接的观察、掌握和体会。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学实验员怎样做教育科学研究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理化生实验员也要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笔者对实验员角色的理解,实验员在理论上要不低于一线教师,在实验方面要高于一线教师,应该是学校理化生教学的领头羊,实验员对一线教师要起到智囊作用。实验员的工作基础有两个:一是教育技术装备标准,二是理化生学科教材。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 目前,中学的理化生实验室相对独立,各室都配备了自己的实验员,大都是本专业的教师,属于教师编制内人员。 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理化生学科教材在实验设计上的变化、教材的实验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技术装备标准与实际教学的需求等。例如,现行物理实验室装备标准与物理教材的差距,1.演示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演示温度计配备标准是1只,它本是玻璃制品易损坏,单价在30元左右,如果一所学校真的只配一只,教学中出现损坏怎么办?教师之间课时安排冲突怎么办?笔者主张对这类价值低又易损坏的器材配置标准是:任课教师人手一套外加一个备用品,或者按学校规模和教师人均带班数量综合考虑配置。2.分组实验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苏科版物理教材中实验设计以活动方式出现,教材编写组的教师说,是分组还是演示由教师根据学校教学条件而定,但教师是根据教参的教学要求特别是根据中考考试要求来安排,个别实验活动需要安排分组,但装备标准不支持。3.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物理实验员大都知道,有些器材一学年使用一次,有些器材一学年需要使用多次。例如,铅块一学年使用一次,导线、单刀开关、小灯座和灯泡等,在14个电学实验几乎都要用到,从怎样让一个灯泡亮起来的实验到串联、并联、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最后测小灯泡的功率的实验。像导线、刀开关、小灯座这样的器材使用次数多,当然损耗也会多。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 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的栏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实验材料加工技术的改进,实验创新设计及制作。例如,苏科版物理教材的实验设计与人教版相比更新颖一些也更贴近生活,但部分实验所选择的器材似乎也有一些理想化,或者说进入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并不理想。苏科版教材九年级下册中有一段文字:将手机放在金属容器(如饼干筒、茶叶盒)中,打电话呼叫金属容器中的手机。这时,手机接收信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答案是:不能接收到信号。饼干筒、茶叶盒的大小教材中没有提示,而盒的大小对能否接收到信号是有影响的。有教师反映该实验中电磁屏蔽效果不好。我国手机常用的频段主要有CDMA手机占用的CDMA1X,800MHz频段;GSM手机占用的900/1800/1900MHz频段。由波长公式计算可得知,波长是38cm,33cm,17cm,16cm。经过实验验证,当金属容器的大小三维尺寸小于16cm电磁屏蔽效果好。再如,初三杠杆平衡条件实验中,新式杠杆悬挂钩码的是环状塑料片,从形状设计上看不错,但在使用过程中杠杆稍有倾斜就会打滑,这是设计人员所没有考虑到的。新式杠杆附带有在铁架台上固定的装置,但圆孔太小与新式的铁架台铁杆不配套。制作杠杆的木质太软,穿轴孔内置的铜套容易滑脱。对于老式杠杆的固定轴存在的问题是杠杆容易滑出不如改用大号铁钉,铁钉的大头有效阻止杠杆滑出。老式杠杆的卡簧弹性好、易固定但丢失后补充有困难。有教师改用棉线绳套替代效果也不错。再如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上册P58图3至图9色光的混合,有三组色光混合。红与绿、红与蓝、绿与蓝。学校也有色光混合仪,在实验中总感觉效果不理想,于是笔者就进行反思,这是什么原因?查到一本书名叫《彩色照基础》(刘涤民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6年版)。笔者对书本中的彩色插图特别感兴趣,比如它的白光光谱分为红、橙、黄、绿、蓝青、紫6个色块,其中红最宽,绿次之,蓝青与紫相当,橙与黄最窄。最大的问题是书中的蓝色与物理教材上的蓝色根本不一样!它是青紫合并的蓝色,笔者相信摄影专家对色彩的判断。物理教材上的蓝色事实上应为青色,物理实验室提供的蓝色玻璃片及蓝色玻璃纸都存在问题,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笔者找来紫色的玻璃材料。经过实验验证专家的观点是对的。 总而言之,中学实验员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验员也要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新一论教育改革重点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培养。实践证明,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有效途径,而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的撰写是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的必经环节,也是必要条件,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操作程序。那么如何撰写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呢?笔者结合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做法,与广大同仁交流。 一、方案的形式 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可用文字、图示、表格等形式呈现,具体应随课题而定,但一般用表格来呈现比较好。 二、方案的内容 通常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课题名称:名称应尽可能简明、具体地反映出活动的内容、活动的类型、活动的对象、活动的范围、活动的任务等。 活动的形式:通常有组织兴趣小组,举办培训班等小组活动;科普讲座、板报宣传、科学报告会、演讲会、科技夏令营、参观访问和科技周等群众性活动以及学科竞赛、科技专项技能竞赛、小发明、小制作、生物百项等竞赛性活动。 活动的背景:应具体阐述组织开展该项活动的原因。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背景中这样写道:“我国正处于课程改革的时期,自2004年9月在山东等4省市率先实施新课程改革,现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广实施,并要求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而新课程重点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种调查式的科技教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主探究的精神。” 活动的目的意义:是指活动的教育性,要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反映出活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使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在思想品德、生活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有什么帮助等。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目的意义中这样写道:“通过调查研究,使学生初步学会调查和统计人类遗传病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了解某些人类遗传病的发病情况;通过分析调查结果,使学生加深对遗传病的理解,加深对遗传病危害的认识;在调查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接触社会,并从社会中直接获取资料的能力;在调查结果的交流和讨论中,提高学生的信息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成员及分工:主要反映参与活动的成员有哪些,每个成员在整个活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如:组织协调、查阅资料、材料准备、填写活动记录单、撰写活动总结(报告)等。 活动实施计划:该项内容是整个方案的优秀内容,主要包括活动的具体内容、步骤、方法、时间安排等。实施计划告诉参与者开展活动的程序,要注意科学性、过程性,并且要详细具体地列出每个阶段(步骤)的时间安排、地点、任务要求、分工情况。写得越具体,越易操作,活动越易成功。 评价标准:该项内容是活动方案内容中必须具有的,它是整个科技教育活动的导向,不同类型(或课题)的活动应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标准,但都要遵循评价标准与活动的目的意义相对应的原则。主要应从情感态度、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等方面来制定。 活动的可行性论证:是指开展活动所需的条件,包括场所、材料、仪器、经费、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以及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对策等。 活动成果的呈现:一般是论文、调查(实验)报告或总结等形式,以文字、图表、多媒体等方式表达。 调查类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方案撰写举例见表1: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摘要]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是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必要性 一、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学科基础和依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在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这一学科建设时间短,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与我们时代对该学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较为薄弱。这成为制约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入有效开展的一个瓶颈。中共中央、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建议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工作和任务,任重而道远,它涉及和涵盖了培养目标的确定、研究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的设计、教学大纲的制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和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建设、图书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数据库的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多层次、多方向的建设任务,而在这些建设任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放在该学科建设的首位。 首先,这是由该学科特殊性质决定的。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侧重点是在德育方面,主要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其中最根本的是使受教育者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受教育者的最重要的素质和灵魂。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多层次、多方向、多环节的培养工作,要以丰富而深刻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并尽可能适应受教育者的特点,采用其乐于接受的有效形式。这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研究受教育者的特点和需求,研究教育教学的手段、方法、形式等等。 其次,这是由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决定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在这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丑化”的战略图谋,各种敌对势力也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战略图谋,他们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在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形势,根据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和培养任务,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培养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使我们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固有本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 二、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转变社会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角色观念,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 一般而言,关于高校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认为高校教师不仅是教学教育承担者,也是某一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学者,高校教师确实是我国科研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但一旦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角色定位,人们就往往发生偏差。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念,即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员,是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宣传员,理论课教师,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注释工作,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则是党中央以及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也以宣传员的角色给自己定位,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科研意识薄弱、科研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强化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这一观念的明显例证就是高校毕业生(含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往往不愿进入高校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教学单位,认为这对于自己专业的发展没有好处。他们认为,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不利于其专业的发展。转变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是直接关系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树立牢固的科研意识,增强从事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研究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转变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要求广大理论课教师,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过程是教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思想的过程,是使教师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完善并趋于合理的过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方式和方法的过程,只有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砺炼,教师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家、学者。 三、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理论。首先,它有着极强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创始人之所以能够创立这一理论,来源于他们对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刻苦的钻研和深刻的理解,来源于他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的全面了解、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他们创立这一理论,耗去了他们毕生的精力。这正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必须具备的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又具有极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该理论的目的看,它是为世界无产阶级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开展的革命斗争服务的;从其社会效果和作用看,它创立以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从其社会地位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有阶级立场、有国家界线的科学体系。与之相比,自然科学则无阶级立场,无国家界线,一般社会科学虽然也具有阶级性,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其阶级性远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是统一的。学术性是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是结果,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特性,要求我们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立场、方法的灌输。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其教育有着一般科学教育的共性,必须体现它的学术性,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会被大学生看作僵化的教条而予以排拒,从而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只有开展研究,才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的透彻理解,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途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繁荣教育科学研究 促进教育改革发展 图们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在省、州教育科研部门和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施素质教育的中心任务,繁荣教育科学研究,坚持为教育决策科学化服务,坚持为提高各类学校教育质量服务,坚持为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服务,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有效促进了全市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图们市教育科研所先后被评为2004~2007年度吉林省教育科研联检先进单位、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先进集体、吉林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一、加强网络建设,发挥机构职能作用 1 提高素质,确立地位。教育科研所作为全市科研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中心,其科研工作者自身素质成为决定全市科研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多年来,科研所把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习能力,作为科研所自身发展的第一需要,始终围绕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这个主题,先学、多学、深学相关的教育理论,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一方面每年订阅《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上海教育科研》、《教育科学研究》等10多种教育报刊杂志,购进最新相关新课程以及教育科研相关书籍供研究人员学习,科研所藏书达1470多册。另一方面,安排科研所研究人员参加省州相关部门开展的培训及研讨活动,及时掌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新信息。我们注重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努力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结合课题研究学习,熟悉全市立项课题的相关理论,加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结合课程改革学习,深刻领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新理念,推动我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坚持结合教育热点问题学习,充分运用相似论的联系律、运动律和创造律,正确认识课程改革与课题研究的关系;坚持结合科研动态信息学习,学习领会“十七大报告有关教育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明确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结合教育同行交流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并注重我市教育特色,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2. 完善制度,规范管理。科研兴教(校)作为一项教育整体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制度来作保障。几年来,我们通过科学的制度与规章加以引导和规范学校教育科研行为,保障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2009年12月,在全市教育科研工作会议上,原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科研的地位作用、教育科研的组织建设与职责任务、课题研究与校本科研、教育科研的督导与表彰以及教育科研的投入等基本问题,并表彰了“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们还先后制定下发了:(1)《关于学校教科室工作职责的规定》,明确了对教科室“科研工作、学术活动、课题研究、科普培训”等方面的相关要求;(2)《关于教育专业委员会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组织原则、活动程序、学术年会”等相关内容,实现专业委员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3)《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提出了“课题的申报与立项、课题的研究与实施、课题的结题与鉴定、成果评奖与推广、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等具体要求;(4)《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方案》,提出了“评价原则、评价范围和内容,评价实施方法与步骤、评价指标体系”等要求,使教育科研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作。 3. 培训骨干,带动基层。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科研骨干,是推动我市教育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为此,我们把提高领导干部、骨干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摆到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几年来,我们每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如,“全市学校科研主任工作会议”、“全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全市中小学领导干部学习班”、“学科教研员学习会”等,举办了“学校教育科研室职能”、“发挥听课评课作用、推动课程改革深入发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教研员如何进行课题研究”等内容的培训,特别是我们根据课题研究的进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讲座,如课题立项阶段举办“如何选题”、“如何编制课题研究方案”、“如何开题”、“教育科研工作步骤”;课题研究阶段举办“科研课题研究与管理操作要点”、“科研五大类资料建设”;课题研究进入结题阶段举办“研究报告的撰写”、“结题材料整理归档”等专题讲座,并理论学习与参观交流相结合,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习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向科研要质量,靠科研上水平”的意识,提高了学校领导、科研主任和科研骨干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二、抓好教育科普,提高群众科研素质 1. 从教改需求出发,办好专题讲座。我们从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市教育科研所的信息优势,深入基层学校(园),紧密结合学校科研课题研究,努力办好专题讲座,达到以学促研的目的。五年来,我们组织的专题讲座有:(1)在家庭教育方面,举办了“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中国家庭教育的三大误区”专题讲座;(2)在学校德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的专题讲座;(3)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举办了“打造高效课堂,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等相关专题讲座;(4)在课程改革方面,举办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新课程学生评价的操作”等专题讲座;(5)在教师研修方面,举办了“校本教研的主要实践因素”、“如何写好教育案例”专题讲座;(6)在民族教育方面,举办了“小班化教育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7)在职业教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中职德育工作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等。 此外,5年来我们有计划的聘请专家来图们讲学,先后聘请上海方略集团的冯恩洪、吉林大学教授陈秉公等教授讲学,还聘请州内学者延边州教育学院刘臣院长、李天民主任、延边州科研所刘志军、俞永虎研究员分别以《关于课程改革》、《小班化―朝鲜族学校发展必由之路》、《关于学困生转化工作》、《中小学校本科研》、《实施有效教学方略》等为题举办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引领的档次和质量。 2. 从学校需要出发,做好互助对话。提高广大领导干部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以“互动对话”形式进行科普工作,积极营造教育科研的文化氛围,是我们实施“专业引领”的新探索。我们先后在10多所学校组织了“学校特色建设”、“幼儿双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学校管理工作”、“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校本研修与校本科研”等座谈讨论会,共同探索“理念、决策、管理”三大共性问题。 3. 从教学实际出发,做好专业引领。每年利用寒暑假,针对学科实际,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组织教师培训,进行专业知识和学科教学理论讲座。先后组织了《课堂教学结构设计》、《在学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开展学科探究式学习应注意的问题》、《新课程背景下有效教学策略》、《新教案的编写》、《自主参与合作学习教学模式》、《阅读教学中学生主体作用》等理论培训,培训面达到学科教师的95%以上。在学科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中,结合“教学课例”,加强先进教学理论的辅导和学科教学改革最新动态信息讲解,同时结合听课、评课,用新课程理念和理论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 三、强化过程管理,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1. 选准研究课题,确定研究方向。选好我市重点研究课题是落实“科研兴教(校)”战略的重要策略。“十一五”期间,我市确立了省学会规划课题“新课程条件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为深化研究各学科又分立了28个子课题,并做好了四方面工作:(1)充分发挥教研员作用,做好专业教学的引领。组织全市中小学学科教师,利用假期集中进行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辅导;(2)加强课例研究,做好校本研训的指导。各学科以“课例”为载体,贴近教学、贴近教师,组织“同课异构”、“小课题研究”等研讨活动,促进了学校校本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3)建立了课题研究情况调研制度,加强课题组与基层学校课题研究教师的联系,做好面对面的指导。课题组成员深入基层学校进行调研,通过听课、座谈讨论,及时解决课题研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4)组织开展观摩课研讨活动,展示、推广研究成果。各学科每年都组织课题研讨课观摩、送课下乡、现场听评课、课题研究经验交流等活动。“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课题顺利解题,多篇在各级刊物上。 我市“十一五”规划课题立项46项,其中部级子课题3项、省级课题6项、州级课题16项,主要内容有“幼儿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朝鲜族教育”等研究课题,明确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全市小学9所、初中8所、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国办幼儿园5所共计25所学校(园),课题立项的学校(园)有23所,课题立项覆盖率达92%。 2. 加大过程管理,深化课题研究。过程管理是科研管理的中心环节,需要深入基层学校,做好检查指导工作,及时总结成功经验。 首先,要强化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它为课题研究提供论证和评价依据,并为课题实施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程序。我们要求课题负责人必须写好“课题的提出与构想”、“科学依据与论证”、“课题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施步骤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案,在编制过程中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科研兴教(校)”、“科研强师”的意识。在每个“五年规划”期间都编印《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实施方案汇编》,并发到全市各校、园,以便教育工作者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其次,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管理。对课题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是课题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根据《图们市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每年分期分批组织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检查和指导。审查学校课题阶段性研究报告;检查课题研究过程性、成果性等方面研究资料;听取课题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召开座谈反馈会,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意见,以过程管理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十一五”期间,图们市科研课题数量以及质量都有新的突破,吉林省延边州科研课题结题率达到100%。 四、活跃学术研讨,积极推广研究成果 1. 组织召开各种现场研讨会。我们先后举办了各种教育教学方面的市级研讨会,推广了相关学校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全面介绍了全市各类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秀成果。 2. 按照规定开好学术年会。学术年会是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们不断探索年会的有效性,积极改革学科专业委员会年会形式,坚持年会与研讨相结合,丰富年会内容与形式,突出年会主题化,即坚持紧紧围绕主题,组织课堂观摩、评课研讨,围绕主题,交流论文、做工作报告,构建充分展示学科教学改革成果的有效年会新模式。 3. 开展课题实践课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我们先后开展了小学数学、朝鲜语文学科“自主――合作探究”课堂“同课异构”研讨、小学语文学科“自主探究教学模式”研讨、音乐学科“参与―体验”教学模式观摩研讨、小班化教学观摩研讨、物理课堂“做中学”课题研讨、化学探究性教学研讨、汉语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研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模式”教学评比、《教学案例》设计竞赛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4. 参加省州教育优秀成果评选活动。2006~2008年,我们组织全市广大教师参加省级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有321篇参评,其中获一等奖132篇、二等奖151篇、三等奖30篇、优秀奖8篇;参加省思想品德教育经验“一得谈”征文活动的教师有65名,其中12名荣获“吉林省德育教育好教师”称号。2009年,“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八届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吉林省教育科学第六届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1篇论文。2010年度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96篇论文,全国第十六届教育情报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0篇论文。2006年以来,全市广大会员有118篇论文刊登在国家、省级刊物上。 “十一五”期间,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研究报告)”刊登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上,市二高中“实施因材施教与面向全体关系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上、市职教中心“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实践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报》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吉林省教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积极组织参加省学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我市五中《重建新课程标准实施中的常规教学管理系统与制度研究》、凉水中心小学《实践体验,尽我孝道,德育切入新路径》、三小《小学生学习困难类型成因及对策研究》、一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研究》、二高中《新课程理念下高中数学合作学习实效性的研究》、二高中《高中文科综合科创新教育的研究、五中《新课程实施与师生教学活动方式转变研究》、实验小学《构建“主体参与”创新教育模式整体研究》、实验小学《优化校本教研策略的研究》、朝鲜族幼儿园《研究双语教育模式,推动民族幼儿教育》、职业教育中心《职业学校德育创新问题研究》、科研所《创新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验》等12项(全州共计18项)课题研究报告编入《吉林省基层教育学会课题研究结题报告选》(献给吉林省教育学会30华诞一书中)。 五、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教育行政决策 教育科研所以丰富的教育理论信息为优势,发挥“参谋”、“助手”、“纽带”的作用,参与决策、服务决策。我们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先后完成了《图们市“十一五”中小学布局调整及校舍建设发展规划》、《图们市教育事业“十一五”计划与2020年发展规划》、《关于加强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图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行政决策文件的起草任务。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又是“十二五”规划之年,我们积极承担并完成了《图们市‘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起草工作,完成了《图们市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调研与对策研究》等涉及图们教育未来五年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多年来,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我市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与我市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学校科研工作思路不够清晰,定位不够准确,科研和教研未能做到有机结合,影响了教科研整体效益的发挥。二是部分学校领导对科研工作重视不够,指导能力不强,限制了研究活动的有效开展。三是课题数量虽逐年增加,但研究不够深入,质量高、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多。四是科研队伍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十二五”期间,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纲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教育科研的先导性、基础性和“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坚持面向实际,突出重点,有所创新的原则,发挥其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服务的作用,在促进图们市教育的内涵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浅谈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应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教育科研的重要性,研究得出:开展教育科研是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教师行业发展之所需。所谓教育科研,是指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教育教学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方法为依托,以探素质教育规律、指导教育时间为目的的一种创性的认识活动。 关键词:教育科研;学校;教师;重要性 要科学全面地理解教育科研的深刻内涵,须理解“科学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现代教育理论;“教育问题”是指教育领域客观存在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种种矛盾和疑难;“科学方法”指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教育科研目的”是探索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科研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教育科研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而是一种脑力劳动,需要发挥教师创造性的思维,教育科研的对象是针对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目的是着眼于改进教育教学工作,途径是教师经常性的反思和总结,过程是实施有效的分享与合作。 1.开展教育科研之必要 古希腊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学校发展、教师产业成长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支点就是教育科研。“有识者重视教育科研,有志者开展教育科研,有为者得益于教育科研”。[1] 1.1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 首先,世界教育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国际呈现出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人生学习化的鲜明特征。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来临。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其次,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中国教育还面临着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两基”的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优质发展、教育和谐发展、减负增效、德育有效性、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上学难”到“上好学”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教学形式、学习方式、阅读方式、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形成了“处处是学习之地,人人是学习之人,时时是学习之时”[2]的格局。第三,学校和课堂发生了深刻变化。第四,教育的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多。由上可知:教育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其内涵更加丰富了,目的更加明确了,功能更加增强了。而教育观最大的变化是“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思想的确立。教书育人的教师,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和研究,了解世界和中国教育发展变化和形式,才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也才能做好教育教学的工作。 1.2 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 学校发展有三件法宝:一是抓风气,二是抓规矩,三是抓科研。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学校只有教育科研为先导,才能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顺应改革的潮流,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也才能可持续发展”。[3]一个课题可以成就一所学校,教育科研能给学校带来教育的春天。一所学校如果不搞教育科研,那是上不了档次的,也是办不出特色的。有人说,不搞教育科研的学校是不完善的学校,不重视教育科研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1.3 教师专业发展之所需 教师发展研究,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在的行动。教师就在教育研究的现场,教师就是最佳的研究者。教育科研是提高教师生命质量的一种手段,应该成为教师的内在需求。没有科研传统的教师,工作常常是机械和重复的。作家梁遇春曾写文章嘲弄说,很多教师就像是知识的贩卖店,一本讲义用十几年,就那么点知识贩卖了一遍又一遍。不做科研,不研究学生,每天疲于奔命,没有创新的教师确实只是知识贩卖店里面无表情、枯燥乏味的伙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工作繁重、重复、机械。毫无乐趣可言,这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是生命的异化。我们教师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怎么摆脱这种困境,对于教师来说,教育科研是一剂良药,科研可以使我们不断创新,使我们乐在其中,使我们提高生命的质量。 考察任何一位优秀教师、名师以及教育家,我们都会看到,科研在教育实践、教育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科研丰富了他们的内涵,是科研改善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是研究优化了他们的生命状态,是研究是他们不断走上了事业的高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该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研究工作对教师来说,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东西”,“教师的劳动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劳动,它是根本接近于科学研究的”。教育家鲍林也说:“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研究,那么他的教学效果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说:“人一旦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本职工作,那么无论他的工作多么平凡,都会有无穷无尽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不是生活中缺少科研内容,常常是我们自己缺乏发现科研内容的能力”。研究是生命的支柱,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我研究探索的结果。我研究教书,创立了语文课堂教学‘六步教学法’,交给学生若干种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我研究育人,构建了丰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我研究管理,创立了科学民主的学校管理、班级管理的经验;我研究人生,构建了一整套享受人生快乐的学说”。钱伟长校长也叮嘱教师:“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师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所以,有教师说,不进行教育科研的教师,不可能真正尝到当教师的乐趣,并成为真正出色的教师。教师有三项职责:教书、育人、科研。其中,教书是中心,育人是目标,科研是基础。教师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和问题,扬长避短、改进工作,实现向科研型教师的转变。 2.教育科研的力量——结束语 教育科研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教师专业成长最便捷的一条途径。教育科研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所学校要发展,首先得确立发展思路,依法治校、人才强校、质量立校、民主理校、科研兴校、特色名校、效果活校、品牌亮校、文化润校。法律法规是学校发展的基本底线,师资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民主是学校管理的一大法宝,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特色是学校发展的代名词,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强调动力,品牌是学校发展的形象代言,文化是学校发展的优秀灵魂。学校要想办好,办出品牌特色,必须重视教育科研。教育改革,科研先行;学校发展,科研引领;教师成长,科研伴随;学生成才,科研指导。教育与科研紧密相连。教学与研究是教师职业生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反思与研究是教师的一种专业的生活发式和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了教师的成长发展,才会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科研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科研是教师的成才之路,让学校教育科研亲近每个教师。(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师如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目前很流行的词:教师科研。何为教师科研?从字面上理解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教师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教师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教师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教育者必须面对的事。面对问题,能帮助我们的只有去作研究。那么,教师研究到底是什么,如何做? 一、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教师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教师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教师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教师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一线教师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教师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教师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教师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教师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教师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教师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教师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师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教师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教师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对教师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教师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教师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教师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教师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教师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教师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教师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教师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教师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工作能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教师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教师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教师。 (作者简介:范运灵,广西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桂林市优秀教师,广西高考数学命题研究专家。主要论著有《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答高考数学题》,研究方向为中学数学研究性学习及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通讯》、《考试》和《中学生数理化》(高考版)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83篇,其中26篇分别获国家、省、市级奖。自2006年以来连续6年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个人。邮编:541606;地址: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高中;电话:18978376782,15878383289;信箱)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关于聘用“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名誉院长”等的通知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港府注册32221109-002)、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组织机构代码566790750)是国际性质的专业权威机构,均各拥有一支国内外教育界专家组成的强大的科研队伍,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新思想与新方法的研究推广。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为了进一步拓展本两院与教育界同仁的联系,促进海内外教育成果的交流与合作,本两院决定在中国国内招收杰出人才。 招聘对象:中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和教科单位及相关教育机构中的专业人员或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特长或贡献者。 招聘职衔、条件、任务、待遇: 职衔 应聘条件 工作任务 聘用待遇 说明 特约研究员 2、所著论文在各类评选中曾获奖或公开发表。 (曾作过组稿编辑工作) 1、征集教育论文; 2、负责收集各类教育信息; 3、开展课题研究; 4、每年年末交总结一份(未交视为辞职) 1、颁发证书; 2、可分享各种信息、资源,优先优惠发表作品; 3、依具体工作实绩取酬。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281元(308)元。 客座教授、 名誉博士、 荣誉院士 (特约编委) 1、中级以上职称; 2、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以上; 3、县级以上先进或教学能手(以上条件具备其一即可)。 (有编辑经历) 1、做特约研究员等工作; 2、参与教育论文评改; 3、协助本院推广各项业务,如函授、招生、招聘研究员、扩大宣传等。 1、同特约研究员等;2、可参加本院举行的各项学术会议及活动。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498元(563元)。 名誉院长 (特约副主编) 1、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2、在文教科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 3、教育机构负责人或在专业方面有突出贡献或特长者。 (有编辑经验) 1、做客座教授等工作; 2、可申办本院分支机构; 3、可代表本院参与各地学术交流及评鉴。 1、同客座教授等; 2、可受委托代表本院开展工作。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8元(800元)。 另外,申聘“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条件、任务、待遇等与名誉院长相当,要求在教科文研究领域有一定建树或独到见解,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0元。 凡本两院上述职衔者,订阅本院主编的报刊书籍,参与院办各种活动,均按80%付款,每年将根据其工作成绩评优颁奖。 应聘须知:欲应聘上述各职衔之一者,请写一份申请书(或填申请表),注明申聘何院何职,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本院成员推荐的可不加盖公章),随同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及相关荣誉证明等复印件、1寸彩照两张挂号寄来,同时汇来相应款项,款及资料到后经评聘委员会评议通过即办理相关证书等(未被聘用者来款全数退还)。本通知长期有效。 两院中国西部分院通联: 530001 广西南宁明秀东路185号丰业国际城 C-2116苑汪小铃0771-5769401 http:// E-mail: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银行账号:户名: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市城北支行;银行账号:4500 1604 7590 5070 3840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 摘要: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从字面上理解是班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班主任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班主任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班主任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班主任必须面对的事。 关键词:班主任; 教育 ;科学; 研究 一、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班主任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班主任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班主任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班主任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班主任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班主任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班主任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班主任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班主任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班主任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班主任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班主任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班主任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班主任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班主任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班主任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班主任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班主任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班主任进行深入研究,对班主任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班主任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班主任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班主任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班主任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班主任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班主任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班主任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班主任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班主任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班主任的工作能给班主任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班主任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班主任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班主任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班主任。
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影响试析论文 [内容提要]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公司等新经济组织,同时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网上交易成为企业的新时尚,这些都对传统的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互联网会计基础理论影响对策 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运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生产和交易,企业的经济活动由此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将对传统会计基础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本文论述了互联网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并就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1、对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在传统会计描述的会计主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位实体。而在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中,存在着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以及以信息资源为主导服务的信息中介服务公司。在会计上是否认定这些公司为一个会计主体?这将给会计主体假设产生影响。 这些形式新颖的公司是虚拟化了的,为完成一个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待项目目标完成后又立即解散。这与传统的实体公司在组织形式和业务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在网络上它又确实是一个公司,并且在经营着业务,会计行为上必定要对它经营着的业务进行质和量的反映。因此,应将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变为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来确定会计为之服务的对象。 2、对持续经营假设。上述的网络公司、网上公司、网际公司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会在短时间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公司主体,但项目目标完成后又可能会立即解散。这些公司冲破了传统企业连续经营的框架,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可以即时解散,其各项会计要素也即时终结,等到为另一个特定目标而临时成立公司时,这个公司或许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公司了。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理论已不再作用于此类公司的会计行为。 根据这类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特点,应改变持续经营假设理论为即时经营假设。在即时经营假设下,资产将不能按其使用的时间长短和用途来划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长期资产,负债将不按其偿还时间的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其资产的购进价值应在购进的时候立即摊入成本。 3、对会计分期假设。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是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而对企业持续不断的生产经营活动分割为一定的期间,据以结算帐目,编制会计报表,是人为的划分。但就虚拟化了的网上公司这类企业,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是很短暂的期间,进行着不定期的经营活动,这类公司时分时合,时间长短不一。由于不能进行持续经营,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此类企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由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内部网络集成化管理的推行,新建立的网络财务系统,将企业发生的网上交易等经济业务,可以即时生成会计信息,企业在任何时点均可提交满足不同需要的实时财务报告。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理论的目的主要是定期报送某一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需要。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期间可以划分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可以随时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随时地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实时地满足报表使用各方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对会计分期假设应加以改进,变定期为适时,划小会计期间,随时地反映会计信息,动态地掌握会计资料,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 4、对货币计量假设。传统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仅是指在企业众多计量单位中确定用货币为单位进行统一计量。货币作为会计信息的统一计量单位,有利于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用同一口径衡量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在现代网络财务中,通过货币反映的价值信息已不足以甚至于不主要是管理者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诸如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表现企业竞争力方面的指标,更能代表一个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它们不能在报表上用货币来表示。同时,随着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的商务模型,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计量、对高级专门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价值的计量、对高科技企业潜在的高额风险回报的计量、对通货膨胀的计量等方面,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对货币计量假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会计上单一货币计量的体系正在经受在计算机处理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会计上除采用货币计量外,对有些特别会计事项可考虑采用利于财务决策的某些量化指标,使财务决策的衡量指标多元化。另外,正在日益发展的在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其结算的支付手段是网上电子支付,即不需要现金、支票、汇票等纸质票据,而是直接将购货款从企业帐号或个人信用卡上支付给对方。这将预示着现金、支票、汇票等支付手段将逐步退出资金流通领域,也预示着企业间的结算将会进入高速高效和低成本的时代。 5、对会计目标。传统的会计目标是对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提供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信息,其反映的形式是以会计报表形式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的内容是传统会计六要素在经营过程中的变化和结果。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作一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创新,因此,知识资产、人力资产将在企业资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在企业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作为主要资产项目加以重点列示。反映的侧重点应由关心“创造未来有利现金流动的能力”,转向关心“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为改变原来定期报送一元化报表的形式,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集电子交易、核算处理、信息随机查询于一体的网络财务系统,实时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报表使用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多元要求,深化会计目标的要求。 6、对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传统会计的六大要素符合现行会计核算的要求,适合工业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需要。但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增加了许多新的业务内容,会计核算的对象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以各项无形资产为代表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财务资产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企业的资本中心正由货币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企业会计正向构建智力资本为中心的新会计体系,因此,必须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进行重新分类,会计要素也将随之改变。 在以计算机网络和知识为基础的新会计体系中,企业的资产要素应由财务资产、知识资产和人力资产三部分组成。财务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构成,知识资产由知识产权和专有知识组成,人力资产指人力资源资本化,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会计资产予以确认。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确立产权要素,将业主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产权化,知识和人力资源产权化,共同分享企业的劳动剩余。由此,将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重新分为资产、产权、剩余、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六个要素,以充分提示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体系的核算内容。 7、对会计职能。会计的职能是核算、监督。核算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计算机处理环境的变化和电子交易形式的出现,建立基于网络化的会计信息核算系统已是时代使然。在这个新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中,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能够自动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采集相关的会计核算资料,并汇集于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进行实时处理,由此看来,会计的核算职能事实在会谈化。 由于实现了实时和自动的核算处理,那么会计监督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监督自动处理系统的过程和结果,监督国家财经法纪和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功能强大的预策决策支持系统,让企业经营者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可随时利用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的未来财务形势作出合理的预测,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职能将显得愈来愈重要。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外国行政程序基础理论研讨论文 [内容提要]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自然正义法律优先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优秀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优秀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优秀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优秀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关系在哲学界尚未有共识,特别是还有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按照以往教科书的理论模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使一些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回避谈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来谈论二者的关系容易脱离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倾向于仅仅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对它的具体派别或哲学家的理论作个案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出色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不为广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所理解,也难以充分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双方都不能回避。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固然包含了在哲学研究上与国际接轨,掌握世界哲学发展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缺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也难以对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求实的前提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哲学界的共同课题,它对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行政法的基础理论的内涵有哪些,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反思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在行政法法的基础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哪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内涵、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做简要的方法论功能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内涵范畴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 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宪政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宪政”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优秀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 5宪政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宪政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 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 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优秀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优秀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优秀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优秀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优秀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优秀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优秀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医药学基础理论前途思索论文 藏族医药学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过去这不仅对藏族人民繁衍生息、防病健身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使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大潮前,藏族医药学面临或衰亡或发展的两种命运。现在我们应该认真思索以下几个重大新问题,是一味地顽固坚持藏族医药学的传统来迎接时展的挑战,还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走向新的道路。为未来藏族医药学的前途和命运作出科学的估量,这是时代付于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藏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危亡和发展机遇 由于西医诊疗理论在藏区普及,藏医诊疗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非凡是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的普及,使藏医的三因学和藏药学的理论受到严重冲击,故应对藏医药学进行全面探索。我以为现在应抛弃对现实存在新问题回避的心态,应抛弃满足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满足吐蕃王朝时的光荣的心态,真正面向现实存在,对藏族医药学理论和现实状况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这是将藏族医药学理论从危亡中解救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们所闻所见的不少论文中,有的作者只看到藏族医药学过去的光辉成就和无法胜数的医学典籍,宣称藏医是内容丰富的伟大宝库、是集聚了所有医学精华的甘露宝藏;有的专家学者,其专著像身处天国善见城中不惜人生时光和笔墨纸张探索奥义,对《脉经注释》、《尿经注释》进行再注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藏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也不可能被否认。假如过分的自我炫耀,只会处于汉族谚语“王婆卖瓜”的境地,不会产生任何好处。在今天信息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藏族医药学的功能和效益,如何使其和时代相适应而发展。功能和效益能否发挥的关键取决于是否符合科学。一般只据《四部医典》中有关“三因”在人体中形成、位置、度量和功能的论述,而认为“三因”是人体中真实存在的器官,这会造成和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相矛盾。“三因”是什么?三因学和解剖学,三因学和生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当前须探索的主要课题。为了全面、深入地分析三因学,首先要从传统观点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用新的思维全面地对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行阐述。 三因不是四大种之风(隆)、脏腑之胆(赤巴)、土水之培根,它是熟悉和解释外界物质的本质的一种非凡辩证熟悉方法,内外界事物的性质即本质形式各不相同,但用表示三大系统概念的词语去分析观察,三因和机体机能间的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在表示病理时并不是说隆病就是轻、糙,赤巴病就是腻、锐,培根病就是腻、柔等,而从病理和症候的本质上来说,凡具有糙、轻、寒、滑、稀、动等性相者称为隆病,凡具有腻、锐、热、臭、泻、湿等性相者称赤巴病,具有腻、凉、重、钝、柔、稳、粘的相性者称为培根病。同样有关机体构成和机能方面达布达娃坚赞说摘要:“和七种触觉功能相对应,都命名为隆、赤巴、培根名”。机体器官呼吸时几个功能活动称之为隆,感觉饥湿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赤巴,稳固机体和心神的几个功能活动称为培根。根据机体器官功能的活动而提出的三因系统学说是我们藏族医药学理论的一种非凡表述形式。传统的三因系统观点能正确地解释和反映机体器官错综复杂的活动。三因是对机体的器官的功能进行综合概括的通称。离开机体和器官功能,不存在所谓的隆、赤巴和培根三种实际存在的器官或组织。 反映机体器官机能综合性的三因系统不是孤立存在,而它们之间具有依存关系、定量关系、对立关系。 有关依存关系在《四部医典》中说摘要:“隆位于骨骼中,赤巴位于血汗内,其余各部存培根,互为依存维持情。”隆、赤巴、培根三者如亲兄弟的比喻,能形象地详释其依存关系。实际上三因的依存关系就是机体的器官组织功能间的关系。《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摄入饮食首先由拌搅培根磨碎和腐熟,其后消化赤巴消化并分解,最后平火隆来分清浊。”此概括食物消化整个过程中三因的功能的论述可理解为现代西医人体生理学中有关胃的蠕动、消化液的各种酶素、胆汁的功能及肠内膜的吸收功能的论述。概括说三因的依存关系是系统和系统间的关系,具体说是细胞和细胞间的关系。 三因之间,或者说机体器官的功能之间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外,还有定量关系。“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赤巴的定量是自身的—阴囊,培根的量是自手棒量”中所说的定量,是指和器官及组织的功能而言,故应理解为器官及组织正常的标准量。隆的定量是自身的—膀胱,是指属于隆的系统中的器官及组织的正常量而言。如心脏每分钟跳动七十五次是心脏器官跳动的正常量。《四部医典》中所说摘要:“培根依次于脑住上方,赤巴依存于肝胆住中间,隆依存于髋腰住下方”,表明了三因所处的一定位置,是指综合器官功能的三系统范围的主要功能,不应理解为隆一定位于下方、赤巴一定位于中间、培根一定位于上方。 三因的对立关系是三因的依存关系和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非凡关系。如培根属寒具有水的性质,赤巴属热具有火的性质,从培根和赤巴的本质上来讲,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培根中存在赤巴,赤巴中也含有培根。 传统的藏医三因学思想和西医人体生理学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观察人体生理机能所探究的着眼点即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三因学将由人体生理运动中所产生的共同功能表象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而西医人体生理学将器官及组织的构成和其功能活动状态作为主要探究对象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现象。如藏族医学依据呼吸运动的外表现象,认为这是维命隆的功能;西医人体生理学依据呼吸器官组成及功能活动状况,认为它取决于呼吸系统的肺和呼吸肌肉功能。这两种论点大体上来看是矛盾的,但探究的最后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藏医学将外表现象作为探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医学将产生功能运动的基础(器官和功能)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而形成的。正如论述人时,会说话,能从事各种劳动的是人;由血肉等各种细胞集聚而形成的任何具备发达头脑、非凡聪明的补特伽罗才是人,这两种论式,其最后的结论是指人一样。 藏族医药学理论是解释人体和疾病同体外所显示的症象的一种信息学,不是表述物质机体和器官功能如何形成的理论。比如只能将下泄隆理解为司理大小便和精血的排泄和控制、司理胎儿分娩等方面的机体运动共同现象,实际上不存在下泄隆这种器官或组织。 (一)藏医理论的信息学性质 我们将和藏族医药理论相关的症象称之为表象信息,将实体和症象间的关系称之为表象关系,故藏医理论可认为是统率表象信息和表象关系的一个巨大信息系统。藏族医药学理论和客观存在间是否有矛盾,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统摄的信息和实体间关系是否可信。 对统摄信息的形成从发生学说,从内成因和外成因。内成因是指对疾病诊断医疗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进行分析探究而形成的理论。它是从医疗实践范畴中产生的,故称之为内成因理论。《四部医典·论述部》中云摘要:“隆盛症象干黑喜暖和,身颤腹胀大便滞。”又云“隆衰症象力衰言微身不适,神志不清又生培根增盛状。”以三因盛衰实象为例,隆盛症状和其所属的肌肤干黑的两种症状相吻合的诊治,就是用信息学说的诊治。它是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故称之谓内成因理论。所称其为内成因理论因它是对医疗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轻易解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例如,在医疗实践时,对胸部满闷、神志不安、乱语、头晕、连连嘘气的病状,按传统藏医理论,认为是隆症心风病,对治药物应是八味沉香丸、仲孜八味沉香丸、五味石榴散。医疗实践中按传统的观点认为神志不安是隆的性相中轻和动的成分亢盛,胸部满闷、心悸过猛、乱语等症候是隆即风入侵入心和命脉,其对治法则应使其服用息隆即息风的八味沉香丸等能取得良好效果。当代西医治疗理论中,无隆即风入侵心和治疗息隆即息风的说法,但按藏医理论对隆症心风病治疗中施以息隆即息风的治法,定能取得良好疗效。按逻辑学所说存在都是合理的思想,它符合客观物质存在的规律。总之很明显藏医理论和现代西医学在治疗时严谨以据症候的理论其落脚点是一致的。 和内成因并存的外成因也是藏族医药学组成的主要部分。藏医的生理学、诊断学和药理学中都吸取和发展了外成因理论,更多的吸取和发展了五大种理论,使其和藏医学的基本理论紧密结合。由于藏医学中吸取和发展了这些理论,一方面藏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碰到的疑难新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藏医中采用了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察了人体、疾病和外界环境间的关系,并总结了经验,内成因和外成因理论浑然连为一体。 (二)藏医学诊疗理论是医疗实践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 用三因学和五大种学收集和总结了对人体和疾病症候观察中所得的经验知识,创立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医疗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对人体和外界间复杂关系和制约情况进行观察,坚持人体和外界环境是统一体的思想。藏医的统一体思想在世界医学中是特色突出的医学之一。 三因学不仅坚持和总体相关的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中机体器官组织的功能运动和病变间的统一体的思想,还坚持机体和外界环境间动态平衡的思想。按三因学的思想,认为人体生命运动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人体器官间、器官组织和人生活的外界环境间的关系能否动态平衡。如心脏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取决于心和肺、心和肝、心和肾等器官间关系的质量,甚至还取决心和外界社会环境、气候、空气等。医典中指出造成心脏病(心风病)原因是悲痛、思虑过度、生气发怒、闻听不悦之言、惊恐等,一个人想要健康正常生活,主要不仅取决于此人的所有机体器官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状况,还取决于此人的身体、思想、生活起居、社会环境等。《四部医典·论述部》中说摘要:“时季五官(器官)起居味和性,劣反盛时皆为致病源,正常之时无病健康因。”非凡是指明三因(蓄积、发作)的因素时说摘要:“春季之时轻扬并粗性,环境饮食起居皆相类,虽聚隆渐不起发,夏时雨风生寒将发病,秋季润腻温得平息。”从这个论述中可以得知三因蓄积、发作、平息和外界环境的紧密关系。将藏族医药学中有关情(人)器(外界物质环境)世间平衡(生态平衡)和整体统一的思想和当代创建的生物心理学医学模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很多共同处。1948年发表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的前言中说摘要:身体健康是指人体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都处于和谐状态。它将人身所处的自然界、心理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生物医学或称之为结构医学的论点趋向越来越走向光明,故显而易见藏医学的整体思想的应用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学论文 中国的政治学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对政治学提出新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也说明一个学科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有生命力。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当中国的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并不时地遇到很多新的难题时,政治学的发展似乎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从宏观上来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多方面,既有国际社会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也有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说,政治学发展的困境是由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自身所造成的。这要求我们在完善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不能再落后于国际社会和国内现实的发展需要了。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优秀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优秀,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这几个方面只是说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理论体系,它就摆脱不了自身的困境,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基础理论论文:实验经济学基础理论论文 直到最近,经济学尚被普遍看作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评论者发现受利己主义和理性决策所支配的“经济人”(homooeconomicus)这一普遍假设存在局限性。然而,经济学研究已经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起飞。大量和日益增多的科学工作致力于对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的经验检验和修改,特别是有关无限理性、纯粹利己主义和完全自治的假设。而且,目前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来自实验室的新的实验数据,而不是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传统的现场数据。最近的这些研究源于两个区别显著、但正趋于一致的传统:一是认知心理学中有关个人决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二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济理论预言的检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跻身于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前辈。 一、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传统上,经济学被看作一种完全依赖现场数据的非实验性科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除非我们可以进行受控制的实验,否则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将永远是有限的。仅仅根据现场数据,人们很难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失败或何时失败,并正确地指出失败的原因。在理论与受控制的实验观察两者之间的反馈渠道在经济学中基本不存在。 一种新兴的、被称作“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从根本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仿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这些实验的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并应用于市场环境,对此尚有争议。但是,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能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早年已有前辈学者从事经济学的实验研究。50多年前,张伯伦(Chamberlin,1948)试图通过实验来检验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约翰·纳什(JohnNash)——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他的同事通过设置一个实验对博弈论的预测能力进行了早期研究。 然而,毫无疑问,实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是弗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作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而且始终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培养并联合了大批从事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其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当属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1.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的意义最重大的工作涉及市场机制。他对竞争性市场所做的创新性实验 (1962)、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检验(1965,1976,1980),以及对“诱导价值法”(induced-value,1976)的设计,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第一篇实验文章的灵感来自张伯伦(1948)的课堂实验。当时,张伯伦是史密斯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他让实验参与者扮成一个虚构商品的买者和卖者,进行讨价还价。张伯伦认为实验结果证明标准新古典理论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是错误的。 史密斯意识到,如果接受实验的人被放在一个与现实市场更加相似的场景中,张伯伦的结论将更加引人注目。于是,史密斯设置了一个实验,在一个“双向口头竞价”(doubleoralauction)中参与者被分成潜在的买者或卖者两个群体。买者和卖者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为每个卖者提供一个单位将要出售的商品和一个保留价格v。卖者不允许以低于v的价格出售商品,而以p v的价格出售,卖者可以获得p—v的收益。同理,每个买者也被分配了一个保留价w,这是他们允许购买的最高价格。 史密斯(1962)就此总结到:“只要共谋被禁止,所有的出价和交易都绝对公开……竞争性的均衡就很有可能实现。……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每个时期交易量和成交价一般水平的变化。后者与竞争性价格理论的预言合理相符。” 为了检验与理论的一致是否纯属巧合,史密斯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后来做了一系列相似的实验,实验结果反复证实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此外,史密斯和普洛特(1978)的合作研究还发现:市场制度确实重要。他们比较了当买者和卖者被允许在一个交易期内不断改变价格和在整个交易期内必须出示同一价格的实验。结果发现,后一方案向理论均衡价格的集中减慢了。与收集现场数据相反,实验方法得出的这个结论不可或缺:在以一种受控制的方式改变“市场制度”(本例中关于价格调整的规则)的同时,保持“市场环境”(本例中对保留价的分配)不变是可能的。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一个假说的明确检验都需要控制接受实验的人的偏好。这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买和卖通常会受到参与者个人对收益和损失的特殊评价的影响,而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种评价。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主要是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这就是“诱导价值法”。史密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 为了说明这一方法,可以考察一个在同质商品市场中扮演买者角色的人,假设实验者想让这个人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然而,实验者不知道这个人的财富效用u(w)。史密斯的方法是:对以价格p购买q个单位商品的人,付给R(q)—pq美元的报酬,其中R是所选取的适当的报酬函数。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q将使q不断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所付出的边际成本,即R’(q)=p。如果对于任何相关价格,(R’)-1(p)=D(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不断上升且呈凹形,那么他的需求将与我们所希望的需求函数一致。 2.对拍卖理论的检验 自20世纪60年代初,拍卖理论便成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中最为成功的发展之一。史密斯用实验对其中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检验,而且,是他最先在实验室把受控制的实验作为“风洞”来检验新的拍卖形式。 随着拍卖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传统上人们把拍卖分成4种类型: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微观经济学理论还区分了具有个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在个人价值拍卖中,拍卖者的评价在统计上独立。相反,在共同价值拍卖中,买者的价值具有共同的成分。 经济学理论对个人价值拍卖作出以下3种预言:(1)就谁将获得该物品和卖主的预期收益而言,英国式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自个人理性;(2)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相同,这一结论源于对纳什均衡行为更加有限的假设;(3)如果所有买者是风险中性,4种拍卖形式相同。 为了检验这些和其他一些理论预言,史密斯做了许多实验。他发现:关于预言(1),正如理论所说,英国式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确实产生相似的结果;关于(2),与理论相反,荷兰式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关于(3),假设买者具有相同风险态度的模型应当被抛弃。此外,他还发现英国式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平均销售价格高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后者的平均销售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 在这些结果中,最意外的一点是荷兰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同。对此的两种理论解释是:在荷兰式拍卖中,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结果,而且取决于“等待的焦虑”;出价者低估了与荷兰式拍卖中的“等待”相关联的风险的上升。 3.实验室是“风洞” 为了研究人们为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供给所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史密斯和普洛特首创了把实验室作为“风洞”(一种用于检验航空器模型的实验装置)加以运用的方法。由于上述机制往往很复杂,实验方法就尤其适用。史密斯研究了为公共物品提供所设计的激励相融机制。在实验中,他检验了由经济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机制和自己所作的某些变形的有效性。 4.实验方法论 除了关于市场和拍卖的大量研究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工作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实验经济学:诱导价值理论”,为在实验室里设计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富有实践性的详细指导。近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者研究的范例。 由史密斯开发的实验方法不同于心理学中使用的实验手段。为了抵销决策成本带来的扭曲,这种方法强调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足够货币刺激的重要性。他还着重指出将实验设计成重复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接受实验的人熟悉并理解实验环境。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引进决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同时,西蒙(Simon,1956)也提出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然而,认知心理学中的研究并没有推而广之,直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96年逝世)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成果。虽然卡尼曼的研究遵循了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对经济学家也具有指导意义。在讨论卡尼曼的特殊贡献之前,下文将简要介绍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关于决策概念的某些区别。 1.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利益的刺激,经济决策主要受利己主义和理性支配。理性意味着决策者为了在一定的目标和可选择方案下作出最优决策而以一种富有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方式使用现有信息。这些决策是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作出的,充分考虑了当前决策的未来后果。 在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人通常被看作一个系统,以自觉、合理的方式编码、解释现有信息。但是,其他一些不太能意识到的因素也被认为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支配人类行为。正是这种更为复杂的观点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理论近来的发展当中。 传统上,经济学家给定决策者对可用选择的偏好,并使其保持不变,认为决策者对自然状态和自己行为的效果会形成预期,并根据统计原则处理现有信息。在既有的市场条件下(该条件决定了决策者可选择的方案组合),决策者的行为就被假定为:正确地分配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选择一个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 相比之下,认知心理学家考虑的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几个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知觉、信仰或心智模式。诸如感情、态度等内在动机也会影响一项决策。此外,对以前决策及其后果的记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认知函数。在这种复杂观点下,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局部地适应于一个既定的环境。行为具有适应性,取决于环境和瞬间的感知状态。 卡尼曼等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的事实,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至少是对复杂决策情景下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例如,现实世界中的决策者不总是依据概率法则评价不确定前景,有时,制定决策会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卡尼曼的贡献主要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 2.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和偏见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是如何系统性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发现:接受实验的人认为,不管是在小医院还是在大医院,某天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可能性都有60%以上。总之,人们似乎不会意识到随机变量样本平均数的方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赌徒的谬论”:许多人认为在随机机制下第二次抽签与第一次抽签负相关,即使每次抽签在统计上独立。 小数定律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有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这一直观推断在人的判断中是一个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1974,1982)在几个简洁的实验中举例证明了这种直观推断的功能。他们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在既定描述的基础上给人归类,比如是推销员,还是议员。如果对某个人(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描述是“关注政治,喜欢参加辩论,渴望在媒体上露面”,大多数接受实验的人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议员,即便推销员在总人数中占较高比例而使这个人为推销员的可能性更大。此后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思维的直观,为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了关于总体人群真正比例的信息。实验结果证明,这些信息几乎对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个或然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研究成果是:与陌生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从记忆当中获取,被认为更实际或更相关。仅仅在媒体上重复某一信息而不论它的准确性,会使该信息更容易获取,从而被错误地认为更准确。 这些关于人类判断的事实证明,人们的推理以系统化的方式违背了概率基本原则。因此,卡尼曼的研究对一个传统经济理论基础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3.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预期理论 现有事实表明,不仅判断,而且决策也系统化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背离了预期效用理论的预言。 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偏离首先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MauriceAllais)第一个指出,形成了“阿莱悖论”。卡尼曼提供了更广泛的关于预期效用理论偏离的事例。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在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预期理论:关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分析”中提出了另一个模型架构。预期效用理论是自明之理,而他们的预期理论则是描述性的,是从经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不是从一组逻辑公理中演绎而来。后来,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86)认为,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理性行为的特征,而预期理论则描述了实际行为。虽然预期效用理论为某些简单和透明的决策问题的现实选择提供了准确的代表,但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加丰富的行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的模型表达是:假定对财富w存在一个实际价值函数u,如果行动a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Pi,行动b使出现不同wi的概率为qi,那么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而不选择b行动: 相比之下,预期理论规定了两个函数的存在,即v和π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决策者选择a行动,不选择b行动: 可见,两个理论模型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在预期理论中,决策者感兴趣的不是财富的最终价值,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Δw。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具有两个阶段。为了给眼前的决策确定一个合适的参照点,问题首先被“编辑”,接着选择的后果被“编码”:超过参照点的视为赢利,低于的视为亏损。编辑阶段之后是评价阶段。 第二,就是关于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v(图1)。除了该函数的自变量是财富的变化之外,这个函数还呈S形。凹的部分是收益,凸的部分是损失,显示了对两种方向上的变化的敏感性的逐步降低。而且,它在0的位置上有一个拐弯,少量损失比少量收益上的函数更加陡峭。相反,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在任一点都是平滑、凹陷的。 第三,预期理论中的决策权重(DecisionWeight)函数(图2)是目标概率p和q的变形。这个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它系统性地给小概率过多的权重,给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些区别使预期理论与上文所提到的经济事实相符。既然人们在财富变化的基础上评价风险前景,关于编辑阶段的适当假定将使模型与普遍观察到的、人们根据问题的构筑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选择的现象一致。价值函数v在参照点上的拐弯意味着人们的选择与损失厌恶假设相符。对价值函数上变化的边际敏感性逐渐降低的后果是使决策者变成了面向收益的风险厌恶者和面向损失的风险偏好者。而且,决策权重函数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事实可以解释“阿莱悖论”。 总之,由卡尼曼等人所做的经验研究揭示了几个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规律,预期理论中蕴涵的思想对解释这些规律大有帮助。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扩展在更为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现已成为该领域许多应用经验研究的基础。 三、总结 丹尼尔·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中关于心理过程的深刻见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人们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卡尼曼还对行为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卡尼曼已经成为近期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背后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他的研究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弗农·史密斯是开创以实验作为经济学经验方法论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他没有以挑战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理论而开始,而是检验了关于市场表现的假说。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主要关注个人的决策,而史密斯则将实验的重点放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他还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发展了具有实践性的实验方法,建立了构筑一个良好实验的标准。基于史密斯的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室实验作为一个基本工具。 近来的一股研究热潮利用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的结合,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意义深远。尽管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他们的科学贡献联合起来已经改变了经济科学的方向。最初,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持怀疑态度。在经历了长期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之后,他们的主要思想开始在这个领域渗透。正是他们的成就使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的见解和实验方法看作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础理论论文: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高被引论文述要 [摘要] 新世纪1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前行和不断完善的10年,论著和成果颇丰。在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内涵和范畴的基础上,从10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中选取若干被引频率高、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勾勒出10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及发展脉络。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优秀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优秀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优秀,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优秀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优秀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化,受其他学科理论、技术的影响日渐深入。一方面由于研究内容本身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使得研究缺乏共同指向;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主题切换速度加快,所以在大多热点问题的研究上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最后,要总结新世纪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在坚守优良传统和拓展思路视野中继续前行。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绝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完美,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完美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优秀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完全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全面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证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第一、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权威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优秀,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证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权威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权威,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权威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权威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完全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教育哲学论文:通识教育哲学基础论文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作者:朱怀亮 单位:上海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哲学教育学论文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优秀、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教育生活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教育哲学论文:高职学生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论文 一、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更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其它校园文化不可替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同时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还要经历自我的感悟及积极的行动。引导学生理解包蕴在校园的人文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使之感动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从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熏陶,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这是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有效途径。 作者:池秋平 单位:辽宁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一、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优秀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评价必须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呼应。为了培养技术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技术人才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任何单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的只是对学生的片面判断,不利于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职业教育的评价既要注重学生的技术能力评价,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所展现出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评价。具体到技术能力评价与技术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立、反馈机制的设立、质性评价还是量化评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出进一步的解答。总之,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将不只停留于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哲学关系的浅层次分析,将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作者:徐宏伟 庞学光 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教育下哲学基础论文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渗透,已经丢失了属于中国特色的韵味,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被更替,“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应用越来越冷门,中国传统音乐知识逐渐被淡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泱泱大国,其特有的文化艺术性应该被积极弘扬而不是被抵制。现如今崇洋媚外的现象显著,学生更乐于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对于中国古代乐器所知甚少[1]。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歌民歌不被新一代的青年们接受,他们拒绝学习古老的音乐文化。因此,为了防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历史遗忘,我们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鼓励学生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继承和发扬记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传统音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四、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是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文化教育形式,中国特有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贯穿于传统音乐教育之中。研究传统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推助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好文 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一中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思想政治哲学论文 从贾谊对早期教育的论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是强调了胎教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优秀的母亲,甚至包括考察母族的家风,即所谓“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胎教》),这种注重超前教育的理念极好地反应了贾谊考虑问题之深人与周密。既然贾谊强调在婴儿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而胎教的实施者主要是孕妇,所以,他认为孕妇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儿在味觉、听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感知能力,所以,孕妇良好的言行举止确实能对胎儿产生积极的影响。贾谊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差别,在于后天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以殷周两朝的君主和秦二世所受到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殷周两朝的不少君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长大后成为治国有方的明君;而秦二世胡亥所受的教育不当,结果成为恶君。贾谊说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导之者非理故也”,认为胡亥成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是“习导之者非理故也”。 一、贾谊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贾谊之所以重视太子教育,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国家命运的未来主宰者,因此,太子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就此而言,教育必然与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贾谊的思想里,最理想的教育既能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君主,又能对普通民众进行良好的道德引导。因为,在贾谊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人民关乎着国家的安危、君王的威侮、官员的贵贱,人民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对人民进行良好的道德教化,将直接有助于政局的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注重教育太子还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贾谊都是把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谊的礼治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后世精英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礼须通过教育;对太子的礼教而言,贾谊提出了‘五学’的构想;至武帝而有太学之设。对社会的礼教而言,便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要求,在景帝时,巳有郡学的出现。由贾谊所代表的理想,也未尝不发生若干实际上的影响。”②时至今日,社会教育已广泛普及,从理论上来说,关于礼教与德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这些都将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贾谊教育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贾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民"、“教”、“政”、“道”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形成的根本。其中的“教者,政之本”,主要道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而“道者,教之本”’则让我们看到了贾谊教育思想的本体论依据,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是要达“道”,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依道而行。由此可见,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它对贾谊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领作用。政治哲学思想是定位于价值世界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可以为具体治国思想的设定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政治哲学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人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③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他构建了一个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本体论依据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基于大道的完满性,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格局——“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五美》)。应该说这个格局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包括了民本、仁爱、休战、隆礼、尚德、大一统等美好的社会愿望。“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④而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当然离不开贾谊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它将直接有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中。其形而上之“道”的本体论思想的主旨是:“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艮P“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禀“道”而生的,德以“道"为本。也就是说,“道”是本原性的东西,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道”为终极依据的。所以,在对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都必须依“道”而行;而“德”是以“道”为本,并且包含在万物之中的、与“道”密不可分的东西。 作者:冯国利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下的科学教育论文 现代科学教育忽视实践,更缺乏正确哲学思维指导之下的实践。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数,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更无论教会学生用正确哲学思维指导学生实践。“高分低能”,是对这一学生群体的称谓。长此以往,现代科学教育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可能真正推动其继续发展。总之,现代科学教育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要想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视域角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现代科学教育要紧紧与现实结合,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是要他们学会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学以致用,进而反过来推动现代科学教育的再发展。用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更加“接地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人是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哲学本身就非常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它指导现代科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科学教育的出现来源于教育者最初的实践,完善于后来教育者不断的实践,他进一步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教育者的再实践。 作者:肖颖秋 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优秀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优秀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优秀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作者:李艺 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论文 引言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 肖晓斐 汤晓文 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思想音乐教育论文 一、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 对课程的概念或定义,目前尚存在一些纷争。一般而言,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广义上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某一门学科。所在的音乐教育研究组织“五月组”确立了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七大行动理念其中包括“课程”,并指出“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地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应该说,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视野下的音乐“课程”有着更为丰富而特别的内涵: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优秀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结语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系统理论和观念为我国广泛熟悉和接受尚需时日。本文仅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就音乐教育而言,对实践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吸纳还远远不够,音乐教育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音乐教育并不只关注音乐,它还关注学生,关注老师,并关注我们希望共同构建的社会形态”。即必须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何种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设置和实施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龚永红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人生哲学与思想教育论文 一、弗洛姆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赤裸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作者:雷宏谦 潘爱军 单位:邢台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教育功能的哲学思考论文 一、教育家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代表性观点 到了20世纪,“教育万能论”演变为“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华生认为,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加以控制的,只要确定了刺激和反应(即S-R)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环境而任意地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一打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才能及父母的职业和种族怎样,我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领袖,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盗贼”。“环境决定论”否认人性的存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所受的教育和待遇的不同。此外,以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的高尔顿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部分乃至完全否认后天教育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无能论”观点。 二、对“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决定对教育功能的判断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对于“教育”,论述颇丰。儒家思想家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蒙台梭利主张,“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概括起来,中外学者对“教育”的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其次,“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培养、促进、激发”。再次,教育的优秀在于“思想、人格、精神”。其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据此,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下剖析。 1.“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活动,教育具有终身性。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对象,定位于“人”,而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青少年学生”、“孩子”。这无疑是符合“人”身心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青少年学生”、“孩子”,只能说是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充实精神、活跃思想的过程,教育具有塑造性。 中外教育学家,都主张把人格塑造、能力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三者的关系上,大多主张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人格塑造为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里“忘记的”,就是知识;“剩下的”,就是思维方法和个体人格。 3.“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由引导帮助,到自我认识、自主发展的过程,教育具有自主性。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引导和帮助,最终需要被教育者个体,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出发,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4.“教育”因其终身性、塑造性和自主性,而具有极端复杂性。 “人”,本身就是拥有复杂思维(逻辑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再加上每一个个体的“人”,遗传基因的根本不同,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生活实践的经历迥异,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因此,“教育”,体现在每一个被教育者个体身上,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结果。教育科学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科学,这绝非孤芳自赏。综上所述,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概念,得出如下结论: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由外界力量、外部环境引导、帮助、激发、影响,进而到由个体的人自我感悟、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极其复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活动过程。 三、站在哲学高度,客观看待教育功能 1.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 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是高度智能化的动物,这是近代遗传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性论点。任何种类的动物,其知识和经验的获得,都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则主要通过行为模仿来完成。著名的“印度狼孩”案例,是这一论点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毫无任何教育背景的婴儿,常年在成年母狼的呵护下成长,其学习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食生肉、饮兽血,就是狼嚎和爬行。行为学习模仿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然而,人类毕竟是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级动物。我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通过复杂的抽象逻辑思维,认清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出若干行为规范,且以此约束自身行为。抽象逻辑思维,其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文字。因此,人类获得教育的渠道,除了行为学习模仿,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一名新生婴儿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仅仅供给其生长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没有任何行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没有任何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植物”和“工具”。教育,包括行为模仿学习和语言文字学习在内的教育,对“人”的发展、“人”的塑造,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其作用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2.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矛盾。 在实现教育功能的整个过程中,有三对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一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二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主体(自我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教育者,主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引导、帮助、启迪、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客体。这一对矛盾的根本冲突,在于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矛盾,即人性本能与对人性本能约束的矛盾。相对于后两对矛盾而言,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教育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威,以及被大量教育科学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敢说是万能,至少也是有能的。在第二对矛盾中,我们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即教育主体,而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作教育客体。在第三对矛盾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同一个对象(自我教育的教育对象),我们称其为教育主体,仍然把自我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之为教育客体。第二、三对矛盾的根本冲突,既在于理性化与感性化的矛盾,也在于语言文字教育,与行为模仿学习教育的差异矛盾,即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矛盾。距今100多年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有一条著名的“思行不一规律”。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知、情、意、行,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悖的、矛盾的。因为“知、情、意”,大多是后天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字理性教育的成果;而“行”,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先天的动物本能。当“知、情、意”,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理想状态时,对“行”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并非真空的社会之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或无意,对教育客体(社会环境)现象,进行模仿学习,而这种学习,又往往与先天的动物本能有关。这个时候,感性的、本能的行为模仿学习,其作用力,就往往大于理性的、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行”,反过来对“知、情、意”,产生巨大影响。当代教育学上著名的“5+2=0”和“7+7=0”两个等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说是无能的,至少也是无奈的。 3.教育功能的实现,既有可知性,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且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教育的功效如何,是可以部分预知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家庭环境和可以感知的周边社会环境),长期接受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教育,那么,教育功能的实现,再差也有三分。然而,作为对教育功能产生重大能动作用的环境(受教育者的模仿学习对象),是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变迁的。环境的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完全可能颠覆受教育者的心智,极大地影响教育的功效。由于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教育的功效如何,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 4.受教育者的社会和生活实践,是检验教育功能的唯一标准。 当前,对受教育者的考试评价制度,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评价方法,是“无可奈何”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方面,考试,只能考出受教育者,在某一个阶段知识掌握和部分能力发展的状况,而不能“考”出受教育者整个人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状况,更不能“考”出受教育者的“人格”和“道德”。因此,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方面,以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又很难找到一个比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评判教育功效的科学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又是科学的。我们暂时做不到科学评价教育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科学态度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受教育者终身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教育功能,不是看受教育者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而是看他(她)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不是看受教育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怎么“做”,而是看长期乃至终身怎么“做”。盖棺定论,以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来定论,是理想状态下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最科学方法。 作者:孟延风 彭举鸿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民办教育视域下经济哲学论文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源已经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而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简单化的操作层面,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和创办者日益被人诟病为“逐利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作为民办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经济哲学的视角思考民办高等教育营销理论的战略价值。其主要表现为: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优秀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优秀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3.树立教育营销战略意识。 教育营销意识应该放在民办高校招生的战略层面来凝聚和推进,民办高校应该选拔专业教学人员参与招生工作,淘汰冗员,要在民办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招生工作教育营销办公机构直接与学校教学和行政部门对接,通过招生工作会议、招生工作文件、各教学单位招生工作网站等使全体教职工都全员认同教育营销且愿意为教育营销做出贡献。教育营销理论的引入对指导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功能,提高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和效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办高校作为河南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担着为河南省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大省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随着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产业中的深度发展,以教育营销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机制其优劣得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作为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教育营销理论素养,成为构建新型教育经济关系的“哨兵”。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教育营销理论的经济哲学思考十分必要,它对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学生、民办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教育经济关系,有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 胡朝阳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实践下的教育哲学论文 一、“教育哲学”辨 为了更好地辨明“何为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什么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是什么”。前者考察教育哲学的历史形态;后者考察教育哲学超历史性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主要有三种传统: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②形而上学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思辨教育哲学,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不断以“什么是”和“是什么”的方式追问诸如“正义”、“德性”、“美”等事物的定义,以便在“人事”上获得一种超越习俗、流变事物的确定性知识。在这种教育哲学中,主要表达的是教育即“灵魂的转向”③,即让灵魂从观看习俗幻象转向洞外真理之光。规范的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来源于其对哲学方式的辩护,而非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威。因此它往往与思辨的教育哲学相生相伴。规范的教育哲学主要关涉三个问题:何为人类的卓越与优秀的德性,这些德性为何是卓越的,如何培养卓越的德性。④分析教育哲学以分析作为工具,探索语言使用过程中概念间的联系,以便发现和澄清理解过程和知识话语中的混乱。⑤分析教育哲学反对从哲学原理简单地演绎到教育问题上来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由哲学强加给教育的做法。吊诡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有力批判主要来自分析教育哲学的内部。①上述三种教育哲学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教育哲学样态,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一种新哲学方法兴起之后,还会出现多种新型教育哲学形态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教育哲学历史形态都只是一种“偶在论”存在样态。对教育哲学确定性、本质性特征的考察则应该通过回答“教育哲学是什么”来进行。 (二)教育哲学是什么 教育哲学并不只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教育。它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探寻教育的真理。教育哲学相较于实践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而言,具有更长远的“目的论”的关怀。它关怀的是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整全的个人。具体而言,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1.追问教育“自然”教育哲学追问“教育是什么”,更为准确地说追问“正确的教育是什么”。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旨在揭示“教育事实是什么”。教育哲学是一种探寻教育“本性”或“自然”②的尝试。具体说,教育哲学是这样一种尝试:旨在了解教育的本性并为之辩护。之所以需要辩护,就在于其本身是一种对教育的“本体”追问,从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接地气”。它本身并不考虑教育的具体情境与特殊性,而是对纯粹的教育“自然正确”③追求。教育哲学并不关心其能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现实化与技术化操作。如何操作是个实践教育学的问题,实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教育哲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非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2.探寻教育“理性真理”教育哲学是对教育“理性真理”的承诺。所谓教育理性真理是以人的纯粹理性探寻教育的“理性事实”。理性事实只存在于人的言辞中,教育哲学需通过言说的方式去探寻。与此不同,教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即教育在现实中事实上是怎样的。它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把教育现状中的事实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鲜活地呈现,就已经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事实”。教育哲学探寻理性真理是为作出健全的判断提供评判标准。因为教育科学恰恰只是“价值中立”地不断展示事实,而无法让我们作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而教育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何谓教育真理的问题,是评判现实教育对与错、好与坏的依据问题。它寻求回答的优秀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只有符合自然或本性的教育才是绝对正确或正当的。教育自然正确是人类教育的终极价值标准。教育哲学就是在言辞中构建以美好生活为中心的符合“自然正确”的教育。3.关涉“善好生活”在理论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现实的“纯然生活”与理想的“善好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已经不可能细化到个体内在德性的考察,只要个体不违反大规则,就被认定为合格公民。在这种粗放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日益关心自己纯然生活的生存处境,变得更为“现实”。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境况。它直接扎根于教育的现实,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便满足生存之需,而实践教育学正是通过指导教育行动直接促成纯然生活的现实化。然而二者倾向于使人精神忙碌于现实而“两眼看地”,往往忽略了“头上的星空”。教育哲学正是要使人仰望星空———超越现实,追求那个高于现实的善好生活。教育哲学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善好生活”为根本主题。纯然生活与善好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自洽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教育哲学关涉的善好生活是“自然好”、“自然正确”的生活。①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都试图追问教育的本性,把教育引向“至善”。②这个至善就是教育的原型。“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③教育哲学只对“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教育”进行辩护。实践教育学可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感兴趣,或基于某种世俗立场而为之辩护,但教育哲学只对教育真理感兴趣,并不依附于当下的某种秩序,更不为其合理性辩护。教育科学以揭露事实为天职,而教育哲学试图超越事实探寻“美好生活是什么”。 二、“教育实践”辨 教育理论可以三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的关系。在论及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学)的实践性”与“教育实践”三者混为一谈。 (一)“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辨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实践性。实践是指教育主体把教育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在语法上犯了近似同义反复的错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如果尚存在一点意义的话,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操作性与技术性。若把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实践性,则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的理解涉及对教育哲学的理解。教育哲学作一门探寻教育本性的学问,本身具有实践的“意向性”。亦即教育哲学所探寻的理性真理,对教育实践本身构成了一种规范和引导。“自然正确”与“善好生活”本身就是对教育实践在方向上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想脱离教育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实践性”与“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是指二者具有指向实践的属性。前者是指教育活动内在地具有实践性,后者指教育哲学本身在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始终关怀教育的行动和现实。何为教育实践也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是什么。 (二)什么是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的理论陈述中,存在两条基本话语路径: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话语与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1.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观实践哲学并非与哲学同时诞生,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①这种三分法凸显实践的特殊性。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作为人性中最高的部分———理性的沉思活动,代表着人最为自足、完满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可以像神般沉思世界的原因,实现人最高的幸福,即沉思生活。但是人除了自足的沉思生活,还追求完美的贤人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德性的绅士。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将人的德性等同于知识的看法,因为人具有了道德知识不一定会自动成为好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得“做”好人。因此,与人的理论活动相比,实践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概念,包括伦理与政治活动。实践与理论一样,是一种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并非一种原理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并非内在演绎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外在并列关系。这种等级性是指理论高于实践。②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概念。与创制相比,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亦即一个高贵的道德行动本身就是人的目的,而人的创制活动指向的是创制之外的产品、成品。这种创制活动仅仅相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而实践活动相关于美好生活的全局。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实践的学问,并不能要求其确切性,只能是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③他试图用实践智慧来应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理论指向普遍必然性,而不能解决行为的个别性问题,因为个别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通过二分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而实践和创制解决特殊性问题。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上使用教育实践概念关键点有三:第一、把创制活动排除于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教育实践是一种自足的目的性活动。第二、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这种并列并非内在并列关系,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并列关系。第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等级次序,教育哲学高于教育实践。2.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又包括其创制概念,并且倾向于后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活动,因此是以非生产性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得到改造与贯彻。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④理解为一种人的自足的活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不是达到其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如此,马克思成功地把劳动实践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却是以生产产品为直接目的,这种产品包括物质性产品,也包括诸如诗的创作等精神性产品。马克思通过把这个创制概念糅合进他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实践概念生产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以生产性为特征的。它最大特点在于实践已经完全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成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概念。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自为性和目的性的解释,即把实践看成因其自身而存在,但它又包括创制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突破了伦理与政治活动的范围,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和目的性的同时,多次强调实践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他的实践纲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一个终极价值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生产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终极价值。 (三)教育实践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把指向目的之外的产品为目的的创制活动排除在外。教育创制活动是一种明确以实效为目的的教育生产活动。教育的优秀问题被理解为使人“活得好”与“做得好”。②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观恰恰把教育创制活动包括在内。不仅如此,它还包括教育理论生产活动在内。因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抽象化之后,从事教育理论活动依然是“劳动一般”。③劳动生产化,生产实践化,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实践观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概念,使得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出现了分离,从而在二者之间留下了鸿沟。马克思把哲学与实践理解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通过“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弥合了这条鸿沟。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代表一种古典式的实践理解方式,其形而上学基础是宇宙目的论。而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实践理解方式。它是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实践观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自足性的认识上是相通的。教育实践最终要指向人的生活本身。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对象的整体,人在实践中人所面对的是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情境,所以教育实践并不能操作对象的整体。这正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教育哲学可以通过理论理性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的本性。哲学是一种跳跃式、攀爬式的思维方式,它抽离教育具体情境,在概念上对教育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教育和人的整体性把握。而教育实践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细节,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诸如人的现实欲望和世俗立场,人所运用的只能是以一变应万变的实践知识。概而言之,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哲学所探寻的教育本性的“模仿”。这种模仿并非在最佳的状态中进行,而只能是在次等(好)的状态下完成,它不可能达到教育真理的完全复制,因为它要面对双重诱惑:政制的挤压与人性的感性欲求。在被迫权衡诸多条件的际遇中,教育实践像一只背负众多包袱的雄鹰一样,已然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梦想,平稳而安全地飞行成为其现实的目标。教育实践就是在种种遗憾中,步步妥协地应对“杂多”的现实,在诸多权衡中通过运用技术化手段把教育理想降格地展开的过程。 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关系辨正 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内在推演关系,而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教育哲学的逻辑理路决定着它应该超越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理应联系教育哲学。 (一)“教育实践应联系教育哲学”的三重理由 1.教育哲学的逻辑在先性教育哲学追问的“自然正确”并非与人的教育行动无关,只是离具体指导稍远一些而已。再抽象的教育哲学也意向于“实践”,虽然它可能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并不能否定其逻辑在先性。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本质”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相”(理念)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中分有“相”的事物。教育哲学作为探寻教育的“相”的一种尝试,它所探寻的“理”当然可以先于或超越具体的教育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到近代,“本质”被理解为是从具体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解本质不再像柏拉图的“相”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性思维产物。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教育的纯粹状态的自然本性的学问,不仅仅是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它更是逻辑在先地先于教育实践,并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教育哲学要走向实践教育学,而是教育实践要联系教育哲学。不是要责怪教育哲学脱离教育实践,而更应该反思教育实践脱离教育哲学。2.哲学逻辑与现实逻辑之别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教育哲学是属于哲学逻辑,而教育实践是属于现实逻辑。哲学逻辑是规范性的,现实逻辑是操作性的。处于现实逻辑中的教育,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跳跃才能达到哲学逻辑中绝对正确的“教育的相”。正如哪怕是看尽天下所有的(有缺陷的)圆,都未必能把握几何学意义上“绝对的圆”,因为从现实之物到思想之物需要理性的“最后一跃”。这种跳跃仅仅站在实践的层面是做不到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即“灵魂的看”才能实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逻辑虽异,但二者在相互“流动”中可以相通:教育实践通过理性的跳跃“自下而上”地通达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从纯粹理论理性出发进行教育真理的探寻,“自上而下”地对实践进行规范与指导。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原型的存在,更不相信“目的论”的价值秩序。在这种际遇中,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在否定自身逻辑的同时,相互僭越。教育哲学丧失哲学的纯粹性与普遍性,而教育实践失去行动操作性与个别性、具体性。3.教育哲学的超越性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学者易于承认“事实真理”,却不关怀甚至否定“理性真理”。理性真理是一种指示性真理,它为现实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和指导。按照古典教育哲学的理解,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某种缺陷的圆,必然要趋向于完满的圆。同理,现实中的教育也是不完满的。它只是对教育的“相”或自然(本性)的摹仿。因为教育受制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离自身的“本真”和“真实”。教育的“相”是教育的逻辑开端。它的正确性的根据来自于其自身的完满性,并为现实中的教育提供了评判的标准。教育真理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而要靠人去探寻和用语言去表达才会显露出来。①教育真理是一种“存在”,只存在于言辞之中。通过“对现实的真正原型的深刻把握,从而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真理。”②简言之,教育真理是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言说、辨明或指明。由此,追求教育真理的教育哲学,会表现出超越或“脱离”教育实践之感。这种脱离感来自于教育实践的“向上看”,即站在现实立场上观看教育哲学,使人产生一种仰望的“高处不胜寒”之感。然而如果站在教育哲学的立场上“往下看”,即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观照教育实践,则并无脱离感。反而由于自身的高度而对实践有更整体更长远的指引作用。因此,教育哲学在最抽象最纯粹的意义上最高地指导着教育实践。③ (二)重申教育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有普遍才能认识。④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总纲。教育哲学所能把握的是教育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是针对情境性与个别性的教育问题。所以,那些教育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应该放在教育实践中解决。教育哲学是从教育的整全性来研究问题,它根源于教育哲学的目的,即通过整全的社会和整全的教育绽出整全的人。这种整全性标识着教育哲学的纯粹性与高贵性。被“祛魅”了的现代人,一谈及哲学的高贵性就嗤之以鼻并大加讨伐。人们往往把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等同于哲学的专制。似乎哲学的普遍性是导致二战惨绝人寰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罪魁祸首,仿佛哲学的高贵性要为二战后的全球核威胁负责。这种对哲学高贵性的拒绝心态,正是教育在全球失效、人类心智不健全的现实表现,也是现代教育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大众教育而把教育水准拉平从而使教育降格的结果。在现代所谓民主的渲染中,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舆论主导者或民主选举出来的平庸首领。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以为民主表决出来的,或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对的。人们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气氛中变得划一、平庸,不再追求高贵。哲学源于惊异,没有不断追问的理性攀爬精神根本不会有教育哲学。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真理就是高贵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教育真理的学问,它不会因为教育实践者觉得它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化,而变得妥协与脆弱。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对人的整全人生、整全幸福的探寻,它不会纠缠于现实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在这个功利的消费时代,虽然教育哲学在追问教育真理的同时,还负有为其存在合理性辩护的任务,但这无损于反而更加彰显其高贵性。 四、结语 教育不仅在于教给受教育者什么,更为重要是的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心性。一种理论或思想,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在某个方向上引起思考,成为探寻真理的“药引”。为教育哲学的纯粹性辩护,并非要贬低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的价值,更不是忽视或否认教育实践的存在。毫无疑问,教育实践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到整个教育的命运,更深层地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幸福。教育哲学有其自身独立的逻辑理路,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可以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教育哲学试图辨明除了眼前的一抹功利,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教育根本上要引导人们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并且为正确的教育、值得过的生活辩护。教育哲学从整全性出发探寻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真理,表面上看它不顾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哲学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关怀着教育实践。 作者:吴元发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①这对新时代高中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力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于高中思政课教师而言,阅读是增强自身专业素养进而提升教学品质的要件,更是建构其专业发展的基石。学科阅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普通阅读,是一种从课程性质与育人价值角度去寻找学科育人方向的读书方法,既可以有效避免学科壁垒,又可以精准把握高中学段的教育使命。学科阅读是高中思政课教师对思政学科的基础理论、典型事实、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等基于思政课程而又回归思政课程的阅读。思政课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诸多学科门类。②另一方面,从统编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结构及模块设置看,必修课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治》《哲学与文化》,选择性必修课程包括《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生活》《逻辑与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政课教师的学科阅读就是信马由缰、漫无边际,应当从课程性质和育人价值中寻找思政学科阅读的方向以上四个词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自近代以来180多年艰辛探索的成果。高中思政课,就像是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窗口,引导他们和教师一起感受180多年来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理解这四项成果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性所在。凡是有利于完成如上这个任务的阅读资料,都在高中思政课学科阅读的范围之内。 一、构建塔式阅读结构,解决如何选择专业书目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阅读书目是有效阅读的前提条件。基层教师已经脱离了高等学校的系统学习环境,各类时政新闻和党政学习材料数量很多。针对这种选择困境,应当通过塔式结构的方式,建立一个专业资料库。这里所说的塔式结构借鉴了中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系统,它既是一种图书分类方法,更是一种本质与现象、认知与表达辩证统一的阅读指南。经,明确为人治世的基本原则,重在研究规律;史,关注社会历史的演进发展,重在总结经验;子,纵览各学科门类的具体知识,重在开阔视野;集,汇总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与政治、道德相关的作品,重在示范表达。参考“经史子集”系统和高中思政课学科背景,尝试建立这样一种塔式结构(见图1)。“经”,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诸子),特别是纲领性、代表性的文献和重要的工具书。“史”,主要指叙述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等以编年、纪传、数据统计等方式呈现的历史资料。“子”,主要指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各个领域的专题论著、论文以及各类典章制度(重要文件、法律等)。“集”,主要指各类报刊、新闻节目中的专题采访类、实践典型类报道和纪实类影视资料。下面以“法治”为例,说明这一结构在阅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高中教材体系中,有关法治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如果不组织系统深入的长期阅读,单纯凭一本《民法典》或是不可能讲清楚法治问题的。那么我们如何开展有关法治的阅读学习呢?先从经入手,法律、法治,这些概念的词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有关法律的基本论述有哪些?(以法哲学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法的代表性论述是什么?(以《荀子》为代表)我党历代领导集体,对于法治的认识是怎样的?(如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再在史上用功,梳理中外法治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形成大事记、时间轴,理解主要的法治成就;然后选取一两部代表性的法律做些专门阅读,比如《宪法》《民法》(总纲、草案说明等);最后关注现实,了解代表性的法治人物、典型案例、法治评述。这种结构,能够引导我们站在中学教师的视角,形成较为完备的阅读储备。 二、畅通环式阅读路径,解决怎样实现读以致用的问题 学科阅读应当着眼于学科教学品质的提升,做到“因教而读,以读利教”。但真正建立起“教”与“读”之间的有效关联,却是存在困难的。比如,有观点认为读书确实能丰富知识储备,但也可能造成课堂教学无限的拓展,或者一味的延伸。还有些观点认为阅读就是为了给思政课的教学找些背景材料,能举出更多更有意思的例子。以上这些,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要解决读以致用的问题。对此,可以使用环式阅读路径的具体方法。所谓“环式路径”,是从课堂教学活动到学科阅读活动,再回到学科阅读活动的诸多行为构成的闭环。是什么激发了阅读的动机,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什么、改进了什么,最终又如何将其运用到课堂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对话→概念→情境→逻辑”环式路径上的四个节点(见图2)。课堂教学在本质上是对话。对话的融洽度和启发性,决定了教学的品质高低。针对教材的文本和资源,寻找师生的兴趣点、疑惑点和生长点,聚焦到某一个话题上,进而将其提炼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只有还原到一定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情境中去,才能变得清晰、立体和真切,而通过对这段社会历史活动的反思,又能形成一定的逻辑,归结为相应的理论观点、历史结论,进而转化为课堂教学生动、严谨的语言,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对话。例如,讲好马克思主义,是思政课教师的看家本领,也是统编高中教材中诸多教学内容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经典作家著述颇丰。我们在课堂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者将其提炼为一个概念———解放。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什么是解放?怎样追求解放?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带领人民求解放的?实现了哪些方面的解放?新时代,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怎样的解放?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开展相应的理论、历史和专著的学习,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这样的逻辑和观点,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一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 三、延伸梯式阅读活动,解决如何培养读书自觉的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阅读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学科阅读应当是在学科教研团队中进行的常态研习工作,并通过一定的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其逐步转化为教师的自觉行为。实际工作中,学科阅读容易被理解为教师个人的兴趣。因为日常事务性工作的繁杂,教师持续而广泛进行学科阅读的共识和习惯还未形成。针对如上问题,建议开展梯式阅读活动,在活动中营造钻研、共享、互助的阅读氛围。所谓梯式阅读活动,就是通过由浅显到深入、由个体到群体、由问题到共识的阶梯递进的一系列阅读活动的开展,引导教师认识到学科阅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将其转化为自身和团队的教研行为的有机构成。结合日常备课教研的实践,将梯式活动设定为如下四个层次(见图3)。名作导读,即根据教材中列举出的或涉及的经典篇目或著作展开阅读,安排教学骨干或在团队中分工协作,完成相关篇目的导读资料的撰写,并在学科教研会上进行阅读分享,带动更多的老师自发阅读,既能够增强教师的学科理论积淀,又能开阔教师的学术视野。个性荐读,即在名作导读的基础上,围绕教材中的核心概念、重大命题、重要事件或典型人物,基于教师个人的专业背景和擅长领域,开展个性化的涉猎并采用沙龙式的荐读活动,分享阅读资源和学习体会,这不仅能够使教师全面掌握并深刻理解教材,又能提升教师对思政学科的审视能力。整合研读,即在个性荐读的基础上,整理各类阅读资料,形成对某个问题的阅读链条,集合大家的阅读智慧和研讨成果,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而深入的认识,这有助于教师深刻提炼教材的相关问题并把握其本质,进而掌握从中传递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方法。教学讲读,即在教研团队内部,依托学科阅读的心得和成果,进行融入式的教学设计并进行研磨、共享的活动,达成对阅读成果的转换,改进课堂的教学活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阅读实践活动。例如,学习党史、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势必离不开对于毛泽东同志生平和著作的研读。教材中引用了大量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和重要论述。这都有必要在备课中一起查阅原文、做好导读,把握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毛泽东同志的传记、年谱、选集(文集、文稿)以及诗词,几乎可以视作一部鲜活生动的党史国史。我们可以通过个性阅读和整合研读,通过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探索之路,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轨迹。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故事为背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探究活动,从而使我们的四史教育,特别是哲学教学更加鲜活而深刻。 作者:刘乐 薛洪国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第一中学
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学习月观电影《天狗》有感的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适逢山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习月,我们历社学院为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及贯彻落实,特地组织了党员,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集体观看了电影《天狗》,通过观看影片,我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通过思考得到许多收获,同时更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在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我的思想变化汇报给党组织。 在娱乐媒体日益商业化,电影票房成为首要追求目标的今天,《天狗》不羁地出现,它改编自张平的作品《凶犯》,以一个普通护林员的真实故事映射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给沉醉于现状的我们狠狠地敲了警钟,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让我们意识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必要性,落实的迫切性。 电影中的村长畏首畏尾,村民愚昧无知,全村人屈居于三个地方恶霸的统治,让我只想起了一个词“丑陋的中国人”,围观的群众甚至行凶的“三龙”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缩影,电影拍得很真实也很恰到好处,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无知的村民,不能去怪他们的目光短浅与苟且生活,根症到底在哪,是贫穷。他们迫于生活,无奈地抛弃了人格与道德,乃到人性。没有谁可以容忍一个阻止他们一年多增加一些能吃饱饭的收入的李天狗的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奴性化教育,影片中的三龙兄弟给了最直接的答案,那就是贫穷的威胁,没有谁会不害怕贫穷,没有谁能苛求在那个荒芜的小山村里呆了一辈子的老百姓们能不为了钱而听从三兄弟的教唆,鲁迅先生“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农民生存状态依然没有完全改善。 李天狗是一只真正的天狗,他忠诚于天,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至高利益,固执地坚守心中的信念与职责。然而他又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他。护林员天狗被愚昧村民视为超级怪物:在天狗还送礼品时村民们甚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天狗给三龙兄弟讲当年护林时战士们的勇敢无畏时,他们无法理解;甚至同样是退役军人的孔青河为了生存也放弃了曾经对国家的诺言……一切的一切令护林英雄天狗伤心,最终他竟成为群众持棒喊打的罪人,真是可悲啊,“拯救者竟然成了被拯救者的敌人”。这样的境况令我们担忧,先觉者的意志,纯粹是为了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职责,然而他们为实现意志而作出的努力却无力被人民所接受。另外,这部影片也反映出当前的法制问题,法律法规亟待健全完善,我们要靠法律来惩恶扬善,提高国民的精神境界,净化社会。这样就可以让李天狗这样的人不必非得用自己的生命,用暴力犯罪这一无奈的举措来维持社会的正义,以暴制暴终非良策。 这部影片上映是在2006年,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已经逐步重视民生问题,强调科学发展贯彻执行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新农村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教育体制、法制建设、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也在逐步全面展开。当然,光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作为我们大学生,更不应该沉浸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日益崛起的大国这种骄傲自满中,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认清现实,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中国而奋斗。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其修远兮路漫漫,我们将坚定爱国心,爱党心,努力奋斗,上下求索。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优秀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优秀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优秀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作者简介:孙天华(1959-),男,河南南阳人,商丘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优秀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优秀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哲学思维探讨篇1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起着基础性作用。可见,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步骤和战略选择。实践中,如何理顺国家-社会-居民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课题。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正确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找到社区治理的新思路。 一、当前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工作任务繁杂,主责主业淡化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前沿,需要上接政府、下连百姓,从而更好地凝聚、服务群众,这是社区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这一属性和要求本身就决定了社区工作复杂繁重。在实际工作中,很多行政性事务普遍向基层一线倾斜,环节过多,程序复杂,角色混乱,任务繁琐,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反而成为了社区的主责主业,形成了“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局面。以凌源市为例,社区每年承担的行政性事务占社区整体事务的80%以上,在社区悬挂牌匾数量超过10个,名目繁杂的检查、验收和报表牵扯着社区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的下沉,不能很好地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淡化了社区服务群众的本质属性。 (二)工作力量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在社区特别是县区社区中,普遍存在人员力量薄弱、福利待遇较低的状况。就凌源市而言,社区正式工作人员在7人左右(“两委”成员),除“两委”成员外均为公益岗人员,一个社区工作人员大概在15人上下,而且所辖地域面积即使最小的社区也在0.3平方公里左右,所辖人口在3千到上万不等,平均一个社区工作人员至少要服务200名群众,还要承担大量的行政性事务,人员力量严重不足。而社区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却相对较低,两委成员的每月薪资不足3000元,大多数高学历人员不愿从事社区工作,导致人员结构出现断层,专业能力不足,一些复杂性、专业性工作,胜任者屈指可数,这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不相匹配。 (三)活动形式单一,创新意识不足社区虽是群众自治性组织,但在工作中,有些社区往往习惯于规定动作,乐于沿袭原有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形式较为单一,创新做的不够。如,老年党员是党组织的财富,也是社区活动参与的主体力量,但是受限于身体状况,很多活动无法参加,如何举办适合老年党员参加的活动、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以发挥其作用,这都是社区急需去思考和解决的。 (四)民众参与度不够,多元主体尚未形成合力社区治理的核心是做好群众工作,社区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群众。然而,现在许多社区恰恰在治理上存在着与群众沟通不畅、接地气不足的问题。如对国家利民政策宣讲解读不到位,甚至因为误读,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导致社区与百姓之间的沟通通道人为闭合。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面临着如何统一多元主体进行联合共建的难题。社区辖区的“两新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是社区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需要社区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利用。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社区党组织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党建的引领作用,未能通过党建联动使多元主体形成合力,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社会。 二、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缺少整体规划,职责定位不清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工作重心的下移,县市基层不同程度地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权责不明的状况。部分社区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将行政事务性工作与社区本职工作混为一谈,缺少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可行性规划,社区服务群众的本质属性未能有效彰显。 (二)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机制有待完善在选拔人才上,来源面相对固定,受众面窄,人才吸引力不足;在留住人才上,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社区工作者的薪资待遇较低,难以吸引、留住高素质人才;在人才支持上,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缺少必要的到社区交流锻炼的通道,对社区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不够。 (三)思维观念有待更新,积极性未充分调动一方面,长期以来,民众单位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有事找单位”的思维依然存在,尚未形成社区主人翁意识,这在无形中削弱了民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部分社区的思维理念却没有与时俱进,只求稳,不求新,无法满足社区民众的实际诉求,不能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四)参与机制不健全,凝聚力不够社区治理尚未形成系统、完整、有效的社区事务参与机制。如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方面,楼委会、业主委员会、小区居民代表大会等机构设置尚不健全,系统化规范化管理尚未完全形成,居民难以依法有效行使参与、监督等权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与社区的协同合作。同时,社区党组织凝聚力不够,未能对辖区居民、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社会团体等形成引领凝聚作用,多元主体合力尚未形成。 三、运用哲学思维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 (一)社区有效治理的基本思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只有实践才能决定认识,因为人类认识和把握社会的规律都来源于实践。而要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1.加强顶层设计社区就是缩小的社会,社区治理的好坏关系着千家万户,甚至影响整个地区的发展。因此,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纳入到地区治理的整体规划之中,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让社区各项工作都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此外,基层党组织也要做好本社区治理的整体发展规划,让社区治理做到心中有数。2.建立权责清单坚持从实际出发,依据社区实际情况,建立社区治理的权责清单。通过界定权力范围,厘清社区职能,明确治理任务,减轻社区行政事务负担。社区也需根据任务清单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能,做到“一站式”服务,切实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二)社区有效治理的政治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无产阶级政党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都要牢牢掌握并充分发挥领导权,做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引领者,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繁荣兴盛。同时,根据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要抓住事物的关键,要让主要力量聚焦重点环节,重点抓住了,其他方面就迎刃而解了。在社会治理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就是重点和关键,只有党的领导不动摇,社区治理才不会跑偏,这是社区治理的根本政治保障。1.强化自身建设,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坚强有力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社区党组织可以通过积分制管理,进一步细化党员考核标准,量化考核指标,让每位党员都能明确看到自身与优秀党员的差距,激发党员的内生动力,不断提升党员素质,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完善奖惩机制,最大限度激发人才潜力人人都是可塑之才,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做到人尽其才。这需要良好的奖惩机制。一方面,要让真正干事的人得奖励,“让实干者得实惠,让无为者无市场”。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为高素质、专门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公开招聘等形式,为社区储备人才力量。另一方面,要结合实际建立合理的容错纠错区间,划出容错边界,为敢于担当者提供干事创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激发更高的干事创业热情。3.加强宣传教育,让党的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第一线,本身担负着教育管理党员,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重要任务,有没有宣传,有没有沟通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政策的效果。因此,社区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让党的思想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 (三)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要素: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因此,想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创新。1.打造社区特色服务充分挖掘、整合社区现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本社区的特色项目或服务。如,本社区老年人口较多,社区活动就可以重点聚焦老年人的需求,开展养生讲堂、太极拳培训等活动。再如,可以充分发掘本社区能人、专业技术人才、工匠大师等,发展特色产业,破解社区资金紧张的困境。2.聚焦智慧社区建设智能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物联网、云计算、5G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连,社区治理也同样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一是要整合信息资源,打造网络服务平台,拓展社区工作渠道;二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网络办公;三是逐步打造安防智能化小区,更好地维护居民的安全。 (四)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选择:坚持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事物具有普遍联系性,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的链条之中,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于这个普遍联系之外。且整体又大于部分之和。党的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4]上述理论表明,社区治理要聚焦于事物发展的整体,形成多元共治的合力。1.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一方面,社区应加强与多元主体的联系,积极与“两新组织”、社会团体等开展互助共建,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找准契合点和着力点在多元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搭建社区党建服务平台,拓展非公企业、社会团体的话语权、参与权,积极调动辖区企业、团体的参与热情,推动“事务共商、家园共建、资源共享”,形成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格局。2.打造网格管理体系进一步精细化社区管理,科学设置网格划分标准,将社区所有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纳入网格之中,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体系,社区以网格为单位,开展志愿服务、扶贫帮困等活动,从而形成多元主体的有效联动。四、结语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昂首迈进,赢得未来。社区治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一环,应时刻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社区力量。 作者:于澜涛 哲学思维探讨篇2 在我国高等院校基础与通识教育的过程中,应用文写作是最基础和常见的教学组成部分,只有构建完善的应用文写作教学体系,才能保证学生的写作质量。但当前大学生在应用文写作中,由于哲学思维相对匮乏,导致写作缺乏严谨性,整体的逻辑衔接不够顺畅,这些问题大大降低了应用文的写作质量。因此,在开展应用文写作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着重培育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灵活运用哲学思维写作,体现标准化的语言,明确主旨,提高写作质量。 1应用文写作与哲学思维的特点 哲学思维形成于哲学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普通逻辑思维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哲学思维是在考证世界时引入哲学理论,继而认知事物本质,并为个体思考问题提供系统的思考方式,促进形成个体辩证思维[1]。哲学思维具有显著特点,包括严谨性、客观性、逻辑性,其中不同特点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别。哲学思维的严谨性使个体在思考问题时,并不会遵从常识,不倡导绝对的结论,而是从多个角度和方面论证,继而看待事物的本质。哲学思维的客观性使人客观地思考问题,避免被浅层表象迷惑,从客观角度深刻认知事物本质,了解事物的不足、规律和特质。哲学思维的逻辑性对个体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使个体在看待人与事物时秉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继而体现出对事物的改造能力。总而言之,哲学思维对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助力,能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 2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哲学思维的重要性 2.1有利于使应用文语言规范化应用文写作通常用于公司事物的处理,所运用的语言形式体现出直观性特点,且文笔不需要彰显文学色彩,更加不宜运用拟人、比喻等类似修辞手法。因此,在应用文写作的过程中,仅需注重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保障所传递的内容严谨且无歧义,为双方之间的沟通提供便捷条件,提高沟通交流的效率。哲学思维所体现出的严谨性特点,使得具备哲学思维的应用文写作能够规范语言表达形式[2]。在逻辑推理、论据论证的过程中,哲学思维涉及面十分广泛,对待各类资料均严谨细致,避免出现混乱和错误的现象。因此,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使其在写作中养成认真严谨的态度,借助哲学思维的严谨性规范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和应用文撰写格式。例如,在我国诸多管理条例和文件中,均运用应用文写作形式,通过逻辑清晰、语言严谨的特点,体现条例和文件内容的严肃性。在哲学思维严谨性特点的约束下,在撰写应用文文体的过程中,写作者会格外注重语言形式,避免采用夸张、修饰、虚构的语言,着重陈述事实,以此彰显应用文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2.2有助于加强应用文主旨表达应用文写作主旨十分明确,且指导目的性表达。在应用文写作过程中,表达主旨需要严格论证各类材料和文件,且保证所提供的应用文材料具有严谨性和严格性,避免出现的内容东拉西扯,与实际不符。各类材料安排时,同样需注意其层次性,继而按照层次逐步推演出主旨,最终达到应用文写作目的。哲学思维不仅具有严谨性特点,同时其逻辑性特点为人们认知事物提供了特殊的思维方式,且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逻辑性可以避免思考问题时的盲目性。在应用文写作教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够使其遵循逻辑思考问题,继而更好地在应用文写作时表达主旨,促使学生能够形成独有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应用文写作的主旨确立,到采集撰写材料,构建应用文的整体框架,形成完整的逻辑思维模式。在逻辑性的指导下,写作者通常会确立应用文写作主旨,继而以此为目标采集和整合材料,剔除其中与材料论证无关的内容,在推演过程中逐步使应用文写作主旨更加明确,实现应用文写作的目的性。由于应用文可以在不同领域运用,所以其主旨立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例如,在指导性应用文写作过程中,写作主旨在于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其中主要包括命令、批示等工作内容[3]。在哲学思维的逻辑性指导下,应用文写作能够促进写作者在明确主旨立意后,对各类材料进行正确加工处理,有效避免出现应用文内容中与指导性无关的内容,更好地呈现出应用文的指导性。 2.3有助于体现应用文的目的性目的性是应用文写作最根本的特点,指应用文写作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特点决定在应用文写作时,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情绪,而是始终围绕问题和工作。在目的性要求下,应用文写作要为受众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然而,目标受众的可能性较多,其中包含应用文写作者的同事、领导或下属,或者其他组织部门。因此,为体现应用文的实用性,必须具备客观思维判断能力,始终将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标。哲学思维的客观性与目的性,要求认知事物全面化,并基于辩证角度和思维思考,继而认清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实现解决问题的目标。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促使学生清晰认知问题本质,使学生尽可能远离外界因素干扰,实现应用文写作的目的性。由于应用文应用领域的差异性,其写作目的有较大的不同,在哲学思维的客观性指引下,学生能够更好地通过写作表达目的性。例如,在财经类应用文写作时,其中包含生产经营应用文、财税应用文等,客观性的哲学思维使学生在写作时明确经济活动本质,不受经济数据影响,实现应用文写作目标。 3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对学生哲学思维的培养策略 3.1注重写作的目的性在应用文写作中体现哲学思维,能够使语言表达更加规范化,且侧重于应用文表达的目的性。在英文写作过程中,写作者的哲学思维能力有助于增强写作能力。在日常学习与工作的过程中,应用文是较为常见且具有实用性的文体类型,应遵循清晰、准确、具体的基本原则,能够精准呈现要表达的内容,并直观体现应用文的主旨。当前,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许多学生的写作内容存在结构混乱和主旨表达不明确的现实问题,与学生缺乏哲学的思维密切相关。在应用文写作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主要采用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十分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无法真正掌握应用文写作的要点,导致自身应用文写作思维受到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相对较差。因此,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需结合应用文写作要点,转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注重渗透哲学思维理念,使学生在应用文写作过程中自觉融入并熟练运用哲学思维,提高应用文写作质量。 3.2引入应用文案例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仅为学生灌输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应用文写作案例,带领学生共同分析案例,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形成哲学思维。同时,在案例分析和讲解的过程中带领学生共同解读其思维逻辑和语言特点,使学生体会到不同类型应用文写作所传递出的哲学思维差异性,理解哲学思维内涵和特点。在共同解读和分析案例后,教师应为学生保留发表意见的时间,在课堂进行探讨交流,使学生实现知识的内化。在讲解与分析案例的过程中,针对应用文主题和细节部分的表达和呈现,教师可以采用树形思维导图,主题部分为树的根基,重要部分为树干,要求为树枝,内容则为树叶。这样一来,可以通过树形思维导图,直观、清晰地展现应用文案例中的行文逻辑和语言特点,使得各类问题更具条理性,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应用文写作思维。同时,在应用文写作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为学生讲解树形思维导图的制作方法,使学生在自身应用文写作过程中,借助树形思维导图构建应用文写作整体框架,促进学生形成哲学思维能力。在分析应用文写作案例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结合具体问题向学生提问,例如文章通知的目的、通知的内容,呈现应用文写作行文框架,增强学生主动思考与探究的意识,使其形成良好的哲学思维,并在应用文写作中灵活运用。 3.3强化阅读训练应用文写作对个体写作能力有较高要求,然而写作代表的并非仅仅是个体的写作能力,还是个体整体知识的综合呈现,写与读之间更是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对阅读训练的重视,使学生逐步认识到哲学思维对应用文写作的重要性,继而在阅读训练中逐步形成哲学思维,并将其有效应用于应用文写作。因此,在应用文写作教学时,教师应开展阅读训练,增强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在阅读应用文范本的过程中感受文章运用的写作技巧。在应用文写作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也可以为学生布置阅读优秀应用文的课后任务,并要求学生在阅读后总结应用文的基本框架和写作技巧,明确在该应用文中哲学思维所发挥的作用。带着任务阅读应用文,能够增强阅读训练的目的性,并有效训练学生阅读能力和哲学思维能力,从而通过哲学思维培养,切实增强了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 4结束语 应用文写作质量对后续应用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在应用文写作教学中,应促进学生将哲学思维、方法论融入其中,在应用文写作中完整呈现问题解决的具体流程,避免出现应用语言表达不规范、主旨不明确以及写作材料随意堆砌等问题,以此提高应用文写作质量。教师应加强对学生哲学思维培养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促进学生哲学思维的形成,体现应用文写作的价值和作用。 作者:武建秀 单位:长治职业技术学院 哲学思维探讨篇3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国内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本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为总体线索,以“激发思想活力、启迪哲理智慧、滋养浩然之气”为主要目的,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该书视角新颖,立意高远,为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带来了重要启示。 第一,该书视角新颖,思维独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了深入阐释 在第一章中,主要通过介绍马克思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道路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与其他哲学观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哲学家提出的哲学观点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有实践性,其核心是关注人类命运,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从现实出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敢于“打破自己的沉默”,直面现实问题,并发出声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新的态势。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全球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第二,该书结构清晰,逻辑缜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科学方法 第二章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批判”,论证了《资本论》的哲学智慧;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进行阐述,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智慧。作者以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成果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作出了系统的阐发和论证。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强调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强大之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这需要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通过书中罗列的重点内容,能够看出作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展开论证的过程中,重点是通过思维能力和方法来激发人们的思想活力,启迪人们的哲理智慧,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人民的自觉追求。 第三,该书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转化为理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正确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理论支撑。第六章以及第七章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为主要论证依据,分别对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以及汇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展开论证;第八章则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阐述,从而对学养、学术、学说等进行论证。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学说和学术,更重要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的学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更加贴近生活、深入群众,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支撑,形成马克思主义思维能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严峻。在新时代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支撑,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一书为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扩大马克思主义智慧的影响力,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作者:王劲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优秀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优秀,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优秀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以其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制度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能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虽遭过“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和“”),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很强的定力。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我们把中华文明、中共的红色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 始终坚持民本思想 “民为本,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中国古代许多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兴衰和国家命运。民本主义思想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即不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党定性为“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这是我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从国际社会实践看,哪个国家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哪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太平;反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管执政者在政治上多么“作秀”,都无法改变“短命政治”的结果。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失去民心,动摇了执政基础。民本思想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潮流,它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思想和经验。 二、坚持制度创新的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得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学习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不失自我,这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等方面,我们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经济方面,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结合起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把国家经营与个体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制等多种经营形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奇迹,最终形成了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在选举制度方面,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继承了解中共的红色基因,也吸纳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仅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更富有凝聚力。在理论领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三、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特殊的规律来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上不断地坚持理论创新,方向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苏联模式的民主建设的沦陷有密切的联系。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过度集中,缺少民主与法治。如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根本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实行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官僚特权制,并加深了列宁遗留下来的制、以党代政制、控制选举制、干部任命制。这十种政治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大为缺失。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 ,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就容易判断失误,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破法法制。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但我们党能在挫折中迅速而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苏联模式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无论是在党内民主,还是在社会民主,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既有形式上的创新,也有内容上的完善。民主选择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常用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有力回击。民主建设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传统的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建设永远在路上。 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严峻国际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党的建设要全方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四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良好的思想建设、组强建和作风建设便没有良好的执政能力建设,反之,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前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搞“左”的政策。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变成极端集中制,使得执政主体活力和战斗力丧失。同时缺乏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治建设不是朝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价值观都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执政党一步步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民群众。三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完全然丧失。我们也应从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详细研究处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多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党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主义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这也是我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活力,成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党的18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聚集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队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表现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上世纪初,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总结这一奋斗历程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东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它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条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证明,我们一定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坚持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途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摘 要:我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私有制是一定要灭亡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优秀和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秉承并坚持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秉承这一基本原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大力弘扬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高铁、核电等项目成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名片,这些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所有制的改变”,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没有变,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规定的。2016年3月4日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的讲话非常明确,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本身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即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讲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倘如口头上高唱社会主义赞歌,背地里却贩卖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黑货,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私有制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灭亡了。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少年时,他立志救国远赴重洋;中年时,他指点江山征战南北;壮年时,他建设祖国鞠躬尽瘁;晚年时,他托起改革改天换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必将永载邓小平的名字。 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通过对私有制和国家演进历程和发展轨迹的深层面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国家的永恒性与合理性,使《起源》成为鼓舞革命斗志,驳斥传统私有制、国家观点的理论武器。”因为,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根基,而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私有制的保护神,历代剥削阶级为了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制造了许多有关私有制和国家“合理”“永恒”的理论,为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国家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合法手段,限制甚至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者对私有制的任何抗争,用暴力强制手段维护私有制和国家制度,把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置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私有制。“之所以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认识上和讨论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和深刻,是因为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私’,封建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生产资料私有,连国家都是私有的,即家天下。”这种私有制的封建国家,到了近代更是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列强瓜分、灭亡中国的屈辱史;就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史。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呢?学界已有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由红旗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任铃著《从西方环境运动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一书指出:“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危机,这场从经济领域衍生的危机,波及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面对总体危机,单纯的文化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总体危机理论,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国外亦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做过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将逐步地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这就是马史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其讲话的精神实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以中国为个案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真理性的政治概念也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科学。历史发展至今,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已是必然,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教条,正确的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并加以实践,使这一灰色的理论变成绿色呢?本文将以中国为个案着重从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一、何谓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亦称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一必然性需要用实践来实现它,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二、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的灭亡标志自己的诞生,它建立的是社会公有制,剩余价值被挖除,危机也将随之消失。历史形态几经更迭,世界格局历经反复调整变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潮发展和低潮涌动中轮回运动,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时势如何转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人类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经历洗礼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与时俱进,汲取时代精华,不断为自身输送新鲜血液和时代养分,逐步丰富精神内涵和完善理论体系,是时代演进的弄潮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规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对加快自身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是社会转换的掌舵者。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未来世界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美好蓝图。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有几百多年的历史,在与社会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也经历了诸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今美国次贷危机等发展间歇,但这只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暂停滞,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危机过后必将是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当今世界,被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大发展的第五次科技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 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实践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要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实践证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有无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能否保持其自身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它的两个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从变化了的情况、发展着的实际中发现和汲取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新原理,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实践过程。首先是理论问题,其次是实践问题,最后是理论和实践结合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实践,目前我个人认为有三次重要的。第一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我认为以十八世纪欧文的空想和谐新村建设为代表,但是最终实践结果却是失败了。这次实践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第二次以苏联革命胜利及国家建设的实践。苏联革命胜利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就不说了,这次革命和国家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第三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这个目前争议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成功的,但是思想建设却存在问题。比如:目前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制度建设问题、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目前世界上还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有半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等,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等。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走了正确的路线,现在谁也不知道,等待实践的检验吧! 第一个过程是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传播,发展。这是对理论的认识,并为后面的实践积蓄力量,属于量变过程。第二个过程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并推翻就有的制度,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完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个过程是对已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发展。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于这个阶段,发展方向存在争议。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168年,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误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的社会理论。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的和谐共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理解与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精髓的关键。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信念,在过去近170年的历史中,历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性定义,巴黎公社、苏联与东欧、中国等实践性解读,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十月革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真理,指引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只有真正做到坚持从整体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以及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钥匙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列宁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部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总结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教科书也是基于三部分编写教材的。这些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掌握,令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性更为突出。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绝对不能在没有明确范围的前提下就下结论将二者混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的解放学说,涵盖了十多门科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简单的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狭义与广义混为一谈。 曾经由于片面孤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伤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出现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实质上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缺少对客观国情的分析。片面地唯书唯尚,革命事业以社会进步为愿景,却不自觉地违背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克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正确地认识和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由于对社会矛盾认识不清,又导致长时间地陷入了阶级斗争的魔咒。归根结底还是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事实,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适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蹈覆辙。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归宿和落脚点,其实现需要哲学的方法论,需要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更需要将三者有机地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正如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因此,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脱离实际,不从历史本真和现实国情出发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及实践的优秀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科学社会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一直不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因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因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变质导致了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刻领悟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着科学社会主义。 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优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担负起了解读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发挥了巨匠作用”;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和伪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并明确提出了一项原则“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具有“筚路褴褛”的开创之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带领全党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并给予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具体解读,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终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和风采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阔步前行”;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渐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十八大以来,强调要从世界共运史中揭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思想理论是指导我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是引领我党不断创造辉煌、为民造福的理论保障。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集中制,破除领导人终身制等建设原则以及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治党方略。只有搞好党的建设,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明确光明前途和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才有望成为现实。 三、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 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头之水,恰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化的模式,恩格斯也只是对这一理论做出了一定的科学预设。时代要求我们在解读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要进行与时代具有强烈共鸣的理论创新。 时代是变化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初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固守僵化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中国当代的发展之中,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优秀理论进行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在内容与形式中注入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现有国情有机结合而与时俱进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中注重质量、速度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等,这些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成果。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质疑与否定之声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资本主义对外意识形态的输出,将学理化逐步政治化,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专制国家”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余存,的泛滥,普世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等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过阻碍的作用。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声,给出了回应,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要发展首先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科学社会理论的正确方向,坚守是前提,创新是保障,与非科学的理论作斗争的过程就是坚守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四、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立足的根本 科学社会主义既要有具体的制度和形式,更要有明确的价值和功能。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促成人的全面自由自主、自知自觉的发展,做到人尽其能,各得其所,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和归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而又恒定的目标和价值,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包括改善民生、提高政治民主水平等就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中国历来都注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以改善民生为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追求,由个体获利而上升为群体获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每一阶段都是以人民获益为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们不相信,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是否增收”。社会主义曾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政权,人民也因此得到了实惠。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究其原因还是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当今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合作与冲突交织,富裕与贫困共存的时代,如何实现和谐共处,做到共存共生,共同繁荣,共建共享,永续发展,是考验全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今天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更加注重开放和共享,努力为人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献力进策。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规律就是方向,具有不可逆性。但是,遵循规律不是坚持本本主义,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在前进的路途中固然有曲折,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导航下,我们有坚定的目标,明确的方向,能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将愈发放射光芒! 一种科学的理论、一个为民的政党、一条鲜明的道路,使我们能正确对待过往,努力把握当下,奋勇追求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已为历史所佐证,未来向何处去还需不断探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建过程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许多的哲学家或学者对社会主义都有过想象,但由于所受条件的限制与约束,这一想象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知道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产生,才使得社会主义有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 (一)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 欧洲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这次革命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其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一场旨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运动。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但是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三)1864年的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四)1889年的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1889―1916),即“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其后伯尔尼国际成立并作为实体运作。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四场运动的产生与爆发,形成一个过程,不断凸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也由无秩序无组织向寻求统一组织演变,在此背景下,就要求相应的革命理论指明方向。这也就是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背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弊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 1.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的供需不均等,这一“剪刀差”类型的后果,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也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实质原因,因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2.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运行而言,是非常有序的,分工细化,机器化大生产,但相反,由于社会要求的市场自由化,政府无权也无能力去进行全社会性质的协调,政府只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种结果使得这一矛盾日益凸显。 3.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与矛盾斗争。在经济关系与经济地位的差距之下,阶级关系的矛盾自然而然上升到主要的矛盾,这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之上的理论性预测与分析。因此,在这一前提之下,马、恩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各种请况都尽可能考虑到了,主要分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爆发社会主义和在欠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革命两种可能。 1.关于经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马、恩根据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等的概括,从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作出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和预测。这一预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又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2.关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普遍繁荣,东方革命呈现的日益高涨形势。马克思认识到东方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特点,提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一些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头的理解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把握认知,还存在不少亟待厘清的地方。 一、要认真辨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此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它在本质层次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样创造性地付诸实践的层次上,则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是就本质层次说的,而是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而言的。形象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生出来的“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总有人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甚至对立起来,把两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两个不同的流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他们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而贬低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管用的;至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那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 第二,要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区分开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它是这个历史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完全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联系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管用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它。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逻辑是混乱的、说不通的。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混淆在一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联系中国实际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管用了,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不能不看到,确有极少数人是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那就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不讲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什么边界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子”,连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也可以塞进来,那样,就可以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就是常见的一例。对这种主张必须高度警惕。 二、要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根本依据。 第一,它说明了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矛盾,有人就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谁只要说资本主义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了共产党对待它们的态度。《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研究方法即阶级分析方法,虽然它是许多人忌讳、竭力回避的,然而却是最科学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揭露点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而是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按照的概括,就是: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更不是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根”始终没有变,因而我们搞的始终是社会主义。 第二,它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历尽艰辛和曲折,但总体上看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间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几个时间段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一棵大树上长出的繁枝茂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一个辉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承前几个阶段的成功经验、扬弃不恰当的东西,吸取教训,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创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根本。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方法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再论》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几条原则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一般性。《再论》把这几条原则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87―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它特殊性的一面。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道路也应该不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酝酿撰写《再论》时说,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在此之前,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照的思想,《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498页)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么在本国具体实现,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在本质层次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着重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为什么不能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非要批判它、从根本上否定它呢?这就涉及什么叫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的学者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却又认为它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硬把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不成了指鹿为马了吗?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四、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欠缺。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有些人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认真读马列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些人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所批评的那样:光讲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多次强调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摘要】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实行伟大变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论述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讲述了苏联领导人的治国方针,最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讲述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列宁、斯大林和等对曾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作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基金所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等。其三,突破了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量的优势,而主要强调其质的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所谓主体,并不是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全面垄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简单地划为非公有制经济。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一、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优秀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二、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优秀。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结束语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概论”课中加强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观是主体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在把握历史的同时,立足社会发展新常态,在还原历史过程、解读理论逻辑、把握历史定位的理论维度,在界定价值主体、审视价值标准、明晰价值期望的价值维度,在回归实践品性、树立实践思维、认清实践条件的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形成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动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观; 教育; 三个维度; “概论”课; 新常态 科学社会主义观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整体性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是在动态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充分整合真理与价值的历史范畴,是在内外交互活动中,主体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在理论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以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逻辑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而言,在把握历史的同时,还应立足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着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准确认知、提升价值自觉、落实科学实践。 一、理论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 在理论维度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角度准确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正确分析其与现实矛盾的关系,是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社会主义观教育的首要任务。 1.还原历史过程,探索生成根据 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探索其与物质条件的关系,回答其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引导大学生知晓、理解、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高尚的价值追求从何处来、为什么而来以及向何处去,并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眼光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可以使社会主义理想抛离美丽神话的谬论获得其真实生命。在整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为具体材料,分析每一阶段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由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等实践活动为线索,厘清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初见熹微到当前发展状态的过程环节,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具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就某些重点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回溯。在讲解理论内容之后,给学生分析其历史原因、形成过程、以及这一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效应,收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课堂实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的把握,除了解读其28字的表面含义外,还应揭示其所内隐的以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和趋势,一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选择。若以这两个客观必然性为内在尺度,回顾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从1980年到1992年的形成历程及其提出前后新中国面貌的演化轨迹,就能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本 2.解读理论逻辑,透视内在灵魂 理论逻辑探讨的是基于社会存在这一现实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的内在联系,透过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探索其内在本质,是对某一事物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相统一的逻辑,其内在灵魂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进程中的动态的历史存在。摸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的内在逻辑,抓住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内在尺度,使大学生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破除当前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模糊认识的关键一步。从横向上,在讲明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是坚定道路的根本保障,这二者又合力推动了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之后,在“概论”课教学中,还应强调这三者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相伴相生,展示出理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实践过程的现实社会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就是实践过程的总布局,而理论逻辑的终点就是实践的总任务。从纵向上,为了论证这一理论逻辑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概论”课教师须清晰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在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上传承与创新、普遍与特殊相融合的内在关系,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讲述,若要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消除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谬论带来的消极影响,则须强调,市场经济的创造与实施,是遵循了马克思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客观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设想。 3.把握历史定位,分析现实矛盾 在“概论”课教学中通过回溯历史、探索本质可以引导大学生清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历史定位。任何历史都是运动的,而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科学把握其历史定位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颇有意义。这一历史定位有三层含义:基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其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其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中国社会进程,其处于当前的时代结构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生科学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处理的自身与其他方面的几个矛盾和关系:其一,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其三,与当今历史结构的关系。其中,其与新常态下的历史结构的关系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解决这三类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如关于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新中国初期,受封建专制主义遗留的长期消极影响,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的民主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制度化、法律化和权威化,以至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发生,是第一类矛盾关系的表征。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思想更加解放,对封建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肃清,八二宪法确立了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使民主得以法律化,但尚未得以具体的制度化,这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为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给予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尤其是对立法领域的重点规划,将极大推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进程,这属于第三类矛盾运动。 二、价值维度:理性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人类历史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实现主体价值的过程,价值关系普遍地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也必然包含着价值思辨。价值思辨是主体基于知识性的了解,对自身及客观外界事物,建立价值主体意识、把握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反思判断、执行价值期望的价值意识建构过程,是主体形成科学观念、进行理性实践的中心枢纽。因此,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在“概论”课教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论证,促进价值自觉、激发价值反思,赢取价值认同、价值顺应。 1.界定价值主体,促进价值自觉 社会历史活动及其构成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结构、内容和过程。通过这一相互作用,主体在其价值意识支配下进行意向性活动并建立起最终表现为意义关系的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价值选择建立的意义关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条件的变化互为表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这一原理的诠释。为了消解部分大学生对“人民”这一概念抽象空泛的认识,首先,在“概论”课中要强调“人民”这一范畴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凝聚化与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向。它不是绝对抽象的实体,而是对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实实在在的群体和个人的统称。这一范畴以凝聚化的形式突出了个人的多样化现实,明确了每一个人的地位,保障了每一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基本权利。其次,“人民”这一概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范畴。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现实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来完成的,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关系中的客体,这决定了人是创造与享用、权利与义务、历史描述与价值立场的复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每一现实的人都以自觉的主体意识积极创造,幸福享用,充分发展。对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界定与强调,可以深化大学生对自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提升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意识,促进大学生完成从模糊认识、盲目认同到在情感上自觉信服、在实践中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2.审视价值标准,激发价值反思 主体存在与价值标准具有直接同一性。一切价值标准依赖于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价值标准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不依人的纯粹主观心态随意改变,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价值事实中的“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客观呈现出来。随着历史循序演进、主体不断发展,价值的具体标准也渐进改进,这意味着主体要有一种价值的反思和抽象逻辑思维意识,思考、理解和领悟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的本质,依据发展着的价值标准对价值选择和判断以历史的观点不断有序调整。譬如经济工作,在革命年代,“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3]。在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的价值表现为革命战争的供给力量、辅佐力量。而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处于一切任务的中心,其价值主要为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这两种价值事实表征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需求和能力的情况下,受价值标准支配的经济建设价值的不同性质和大小。在“概论”课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对价值标准把握,提升大学生对价值标准的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能动反映意识,可使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觉进行体验、理解、领悟的理性价值反思和价值思维逻辑结构活动,认识和肯定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审时度势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保持科学性、有效性,在不同时期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性,增强在共同理想追求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政策、遵守各种新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3.明晰价值期望,提升价值认同 价值期望是群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是群体按照自身的本位价值及其规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和期待,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接受和执行的价值意识和价值目标。在价值期望和执行价值期望的格局中,价值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价值期望“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提出其哲学与目标,并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个体,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归属”[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群体价值,其价值目标在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必须明确阐述这一价值期望的理论依据、概念内涵、方法原则,显示其作为中国社会共同价值的独特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这一最终价值目标沦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概论课教师还应结合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讲述现阶段贯穿终极理想精神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如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解读,“概论”课教师可以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弊端为目的的战略部署,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宗旨则在于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二者是“一破一立”的关系,同时二者又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这样,就可以使大学生实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具体走向,以立足于现实的心态,稳健地树立价值理想,践行价值目标。 三、实践维度: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性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得到感觉经验、经过价值判断和推理阶段、最终获取理性认识并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立足现实、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生命和原则。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及大学生对其的理解为基础,深刻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对其建构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有决定性作用。 1.回归实践品性,强化本质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逻辑之上建构的真实具体的价值形态,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优越性的载体在于代代相继的动态实践,在于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进行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依据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运动,这一实践过程无限的历史延伸则取决于对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实践内容的不断实现。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点,要通过讲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出现的难点问题,我们党和人民始终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源,不断解决现实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经验,提升大学生对实践品性的重视,强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实践课题。如关于新常态下的民生问题,面对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等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概论”课教师可就十八大以来,针对上述民生焦点,中共中央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原则上,作出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等决定和出台的相关意见和具体规定进行讲解。这样,便可使大学生结合自身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关注和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生成的实践品性。 2.树立实践思维,促进思想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的中国国情改造现状造福于民的实践本身,这一实践品性彰显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内在尺度即实践的历史的逻辑。因此,是否贯彻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不断解放思想,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程兴衰成败的关键,正所谓“实践发展无止境,思想解放无止境”。在社会建设的新常态下,针对大学生依据生活实践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各种自发心理,“概论”课教学应把握好社会主义观教育的时效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实践的历史的思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首先,在实践的起始阶段,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依蓝图而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和标准,而是一个根据实践情境,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促进大学生把“什么是、如何建”作为一体性问题,打破先有“什么是”的蓝图再依图建设的僵化思维,做到设计者与建设者的双向合一,这是树立实践思维最为关键的一点。其次,在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因问题的动态演化所呈现的新特点新表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思维的指引下以开放的心态打破固有藩篱,以全新的眼光和思维对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进行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再次,在实践的暂时结束之时,引导大学生保持前瞻性意识,也是其树立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实践不仅仅是就问题而解决问题,还应该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客观规律,把握发展情势,在全局性和战略性高度,对下一阶段实践的可预见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3.认清实践条件,增强实践理性 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实践过程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影响着实践的成败得失。实践条件的认清,实践的理性慎思能力的掌握,是大学生能否把理性认知、价值认同转化为科学实践的决定因素,是“概论”课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过程的最后归宿之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引导大学生在调查和认清围绕自身的全部现存条件的结构、层次和运动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那如何为之?则要从主体与客体两个尺度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尺度和依“本质力量的性质”存在的主体内在尺度统一于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之中。这表明正视“两个尺度”的现实性,自觉地恰当把握自身的需要、目的性及现实能力,深刻认识和不断探寻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规律,提高“主体客体化”程度,是我们进行理性的判断、抉择与行动,实现“客体主体化”,不断提升“获得感”的前提、边界和条件。比如当下的改革大业,要想使改革主体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顺利落地,就问题而对症下药,则必须摸清深水区下的各种障碍和陷阱,并厘定结构、分清层次,人为的、非人为的,主要的、次要的,远的、近的,显性的、隐性的,等等。依据这一方式进行调查,我们很快便可摸透改革的阻碍可以分为来自上、中、下及侧面的四股势力及其瞬间凝结体:自上的“政商联手”利益集团、在中的部门本位主义、于下的消极作为和在侧的分众化盲动力量。就此,我们便可具体分析每股阻碍力量并制定具体目标、方案以各个击破。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及启示 【摘 要】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此,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并使之成为可能。文章仅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启示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是依靠生物个体的自我意志或是某种描述为依据而形成的,而是将人类的文明成果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理论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严密体系的学科,其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诸多方面。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几个世纪来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都期盼可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探索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自19世纪40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已席卷了欧洲的部分国家并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令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开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漫长的战胜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之中,在不断地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最终创造性的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从空想演变成了科学。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问世,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是了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促进社会性质朝着由资本主义必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要对社会进行全面革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够达成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所提出的“中国梦”则更进一步的诠释了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中国梦”理论提出的背景。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到了“中国梦”。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家庭美满、丰衣足食,而这些普普通通的梦想被放大数倍、提升到国家视角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固然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梦想不仅仅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寄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情怀与期盼。将历时回溯2000年――在这20个世纪中,其中有18个世纪我们泱泱华夏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天朝上国,在那1800年的时间里,四海归一、八方来朝,各个国家纷纷向中国学习,或来学习经验,或来寻求庇护。但是在19世纪之后,中国迅速衰落、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直到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才惊醒了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经验。经过洋务运动、等变革,北伐战争乃至抗日战争等斗争之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向着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的同时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最终创立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复兴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民期盼战争胜利、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人民期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那么无论是战争胜利、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所盼所图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幸福。所以说,“中国梦”最终也是每个人的梦想――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每个人每天辛勤工作、努力耕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也就是存活下去,家人存活下去,生活有保障,之后便是考虑到如何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有尊严的活下去之后,便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民生梦”、“尊严梦”和“成功梦”。最后,“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当然无法局限于中国一国范围之内,所以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所以说,“中国梦”的提出,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又迎合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8。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增相长,其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在中国历史变革中都行不通,这也证实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坎坷,又表明我们并未彻底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却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特征,坚持消灭一切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关系,结果是固守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转第000页)此举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打破以往对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束缚,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理解。 邓小平便做到了这一点,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确立了“坚持”的优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以往传统思想的桎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20世纪世界各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胜。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又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却是应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无视国情、直接套用的后果是致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上连连碰壁,这无疑会令一些人对于国力较弱的国家能否发展社会主义产生质疑。 基于以上情境,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也是我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的一项伟大创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蓝本为基础,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内政策同对外政策相y一,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相y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基于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蓬勃向上的发展,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是光明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必将不可阻挡。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指引了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斗争中寻求发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不断地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新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创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革命导师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和目标,也就是为了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探索,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更大的胜利。 三、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848年2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在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指导理论的形势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指导思想,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诠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渐渐意识到:在当时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脱离了实际,没有从本国国情的历史现实中分析,于是列宁与时俱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来发展经济,并取得可喜的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推动 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发展。最初,我们年轻的党盲目学习俄国,结果接连遭到失败。同志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开天辟地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探索怎样从新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想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理论,是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它经历了一个积水成渊、聚沙成塔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又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曲折中前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个历史性课题作了准确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它的提出和实践,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同时,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也与加强党的建设相关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当前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真落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是实践中发展的科学。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历久弥新,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它体现了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伴随下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 摘 要 儒家思想又被称作为儒学,是由孔子所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特别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一思想体系更是主流意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儒家思想,探讨了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优秀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优秀,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优秀。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适应当前国际国内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和战略。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利于为世界各国解决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 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坚持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认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是我国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大国成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正确处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要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既尊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注重人的自身价值和主体性,有利于缓和人的利益追求和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资本主义人本精神,但又与这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直接继承,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现实目标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注重民生、民利与民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实现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时代结合起来。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世界各国都在为更好地发展而奋斗,但是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妥善解决的问题。当前,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决定了必须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对发展问题进行当下的关照和思考,破解人类发展的难题。不同的国家面临着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发展问题。就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党的合法性资源来说,党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效果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的选择越来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党必须把握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民族正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但是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中国式难题”。其中很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发展理念与实践上实现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中国的优态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优秀内容和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紧密结合,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和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昭示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致力于和谐、强调共同富裕与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创新。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实现“社会和谐人人共享”。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力求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更新了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科学地评价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将对世界各国破解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从国际形势来看,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构建更加合理的发展理论,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现实条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抓住当前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加快发展。 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民生问题凸显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中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从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执政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多年来学术界有关高等院校思政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与探索,已经涵盖有效性的实质和内涵、有效要素和无效原因、科学评估、应对策略究等众多方面,可是还没有很好地把该问题科学研究与处理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范畴之中。本文拟对以前那些高等院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简述,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性基础之上,推进高等院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相关研究阐述本人的观点。 一、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相关研究 透过互联网检索,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有关思政教育有效性相关研究的文章开展了统计与分析。通过检索我们会发现,以“思政教育有效性研究”为优秀内容的文章有627篇,以“实效性研究”为优秀内容的文章有2054篇。这足以说明当前国内学术界对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问题也是相当的重视,当然也表明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效性所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急迫;与此同时那些思政教育和教育相关理论以及教育管理范畴的文章也是不少的。此三类文章搜寻到总共有2431篇,这也是本文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现状研究 1.对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有影响的因素 (1)高校思政教育师资力量的建设比较落后。首先一部分思政教育教师基本素养不高。有的思政课教师无法承担思政具体教学。思政教育专职队伍职业化水平难以适应其职责要求。其次,学校自身状况。在学校思政教育活动之中,学生作为教育优秀是思政教育多元身份的结合体。思政教育成功与否不但由教育主体努力程度决定,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由受教育者有无主观意愿来决定。再次,高校思政教育理念有偏颇。其一是对高校思政教育定位有偏差。把德育由教育机制中剥离出来,和智育、美育、劳育等分割开来,只是限于德育自身且寻求德育强化。其二是对高校思政教育作用认知有偏差。很多人只是注重思政教育社会功用,只是过分注重社会价值,不注重个人价值。最后,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一定偏差。其一是思政教育内容理想成分居多。原来的思政教育中的内容空洞化严重,现实生活基础非常薄弱,从而使思政教育更加的格式化,逐步成为无效的说教与非主动的接受。其二是稳顾性不足以及时代感不强。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变化的幅度太大,很多主要理论知识以及认知事物的方法,还没有很好融入教学内容之中,最终使思政教育内容更加碎片化,丧失科学性以及理论基础也不厚实。其三层次性较差。没有根据人的差异来划分所教授的内容,由于思政教育是分阶段开展的教育,由中小学到高校,思政教育内容重复过多、杂乱,有的时候会出现前后颠倒状况,内容之间的整体联系比较差。 2.提升思政教育有效性策略 (1)真正强化高校思政教育师资力量的建设。以学科制度指导思政教育的管理机制,将平常的思政教育和具体教学工作有机结合;着力培育专业人才,让高校思政教育队伍变成学科专业人才。(2)大力提升高校的接受主体思想意识。着力关注主体的主体性是提升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因此,要重视培育高校的主体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提升高校的主体接受观念、正常学习动机,最终引领高校开展自我教育。(3)强化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教学观念。在整体性基础上引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教学目标方面,重点提高学生品德教育;具体实施路径方面,重点放在学校引导作用和社会作用的有机结合;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学校教育资源的整体与深度发掘。(4)优化思政教育方法。思政教育唯有科学合理运用现代化方法,就能转变思政教育那种陈旧状况,从而开创全新教育感化力量以及极具现代化的教育氛围。(5)合理构建思政教育内容机制。建构思政教育内容构造和机制的过程中,切实夯实基本框架内容,以主导性内容为优秀,开拓新内容。 3.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基本含义与评价分析 著名学者王玉生教授在“优化建构高校思政教育体系研究”一文较为详细阐述了优化建构高校思政教育体系的优秀思想、相关理论知识、实践条件与具体实施状况,分析了由基础教育阶段到大学阶段思政教育的横向对比与纵向的贯通,建构新世纪我国高校思政教育体系,从而为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实效性提供理论知识依据与具体实践形式。不过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综合框架中有效解决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问题方面,其中涵盖理论知识、具体实践、制度性构建,仍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研究缺陷 1.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综合意识不足,研究的范围狭隘 (1)没有将此问题分析与解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范畴中研究,没有把此问题当做整体性系统工程来认真对待。(2)在研究高校思政教育效果不好的因素、分析提升有效性的应对策略的时候,常常有意夸大有些无关紧要问题的重要性,最终让对该问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否具有操作性以及实际应用方面相对不足。(3)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一般会陷入“定义植入”、“方式借用”等方面的误区,因此这不但无法形成有效的方式方法机制,同时有关实证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不多,无法展示出此学科较强的实践趋势。 2.关于有效性涵义的认知含糊不清,评价方式方法不科学 很多学者对“有效性”相关理论的理解基本上都局限在结果方面,且在此基础上开展对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此种直接开展的研究又常常只是对某几个问题的展开,此种研究在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范畴的研究思维定位就需要我们好好讨论了。另外,对该问题的研究同时有很多的盲点,基本上就是没有由思政教育基本规律以及人的正常品格价值观的逐步形成与演变规律角度出发,从而逐步揭示提升思政教育有效性科学机制。 四、综合性视角: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问题研究逻辑思路 思政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属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的学科理论知识以及具体实践形式的构建需要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综合框架范畴内,唯有如此,思政教育理论和思政教育具体实践才会有更加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条件。思政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人们自身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所具备的综合内涵,最终会决定思政教育具体实践机制应该具备的综合性构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这么认为,思政教育有效性实际就是思政教育此实践活动,要整体与很好的实现提升人们思想道德素养此事先设定的目标,且持续优化与提升此教育实践活动水准,推动思政教育理论和实践自身的整体性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综合性角度研究和分析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问题,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科学健康发展的优秀内容,同时也是高校思政素养整体提高的内在要求,更是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科学合理发展的必然路径。综合性视角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联系与科学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与研究现实事物。在综合性视角中仔细观察与研究分析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有关问题,实际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综合框架中,运用综合性的逻辑思维统领高校思政教育以及高校思政工作,开创高校思政教育整体有效性相关理论知识,形成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具体实践形式,构建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理论与实践模型,从而最终科学合理解决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出现的各种问题。目前,我国对思政教育有效性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展现出以下状况:(1)问题式的创新状况,提出综合思考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等问题,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的范式变换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当今最新涵义的问题,以及它的内在开展规律问题等;(2)研究方法是否规范和精细化状况,愈发多的专家学者运用具体实证研究、构建数据模型等方法。国外此方面研究尽管在有些方面比国内研究有一定领先,不过在综合掌控思想意识与具体操作方式研究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因此这也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综合视角下构建高校思政教育整体有效性理论体系,对于强化和优化高校思政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游莉 单位:河南省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与技术研究论文 摘要:回顾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都是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互动中主动生成的;通过对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优秀与价值的剖析,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原因所在,同时给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位。从新的视角设计化学课堂教学,则为课堂教学注入更新、更多、更强的生命活力,为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带来新的生机。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课堂教学 一、基于教育发展的回顾 回顾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顺着历史的轨迹,洞察教育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相互关系,但更多的是彼此分离。即使是1760年至18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被认为是“科学家与工业过程的设计这几乎没有思想的交流”的时代。 直到19世纪中叶,第二次技术革命使得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逐渐明显。以电磁理论的提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科学技术化进程使得科学与技术连成了同胞兄弟,科学和技术并称为“科技”,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1958年,赫德在《科学素养:对美国学校的意义》中将科学素养理解为“理解科学与社会的一致性”。因此,为了完成科学素养的目标,科学教育应采取更广泛的内容,除了智力,还应该包括伦理和社会价值等重要内容。从此科学教育逐渐开始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1971年,詹姆斯·卡拉格在“科学教学的广域基础”中也认为学生应如同熟悉科学知识和过程一样熟悉科学的各种社会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科学教育逐步转变到关于个人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上来。 1982年,美国国家科学教师协会(NSTA)董事会通过了“科学—技术—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教育”宣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校科学教育已不再是以往的“纯科学”教育了,而是融技术教育和注重科学技术应用于一体的“新科学”教育。 纵观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分离状态逐渐演变为相互融合(图1)。由此可见,化学(科学)教学应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 二、基于科学素养的认识 当前,将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作为化学(科学)课程的目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将科学素养作为课程目标,我国的《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将科学素养作为课程目标,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探究(过程、方法与能力)、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四方面组成(图2-A)。 笔者借助科学教育历程上的分合过程,先将科学素养分解为科学、技术、社会三个相对独立的三部分,以明晰其相对独立性(图2-B),然后将三者重新整合到一个系统中,以准确表达其相互关系(图2-C)。 笔者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的重整是基于以下认识进行的: 首先,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以下简称“科技活动”)都是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互动中主动生成的。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科技活动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偶然的个体,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个体;其二,科技活动在与其他社会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发展;其三,科技活动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的变革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科学与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 其次,现代的科学更加技术化,现代的技术更加科学化,科学和技术逐渐一体化,已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但科学与技术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因此,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的统一体。 三、基于问题解决的理解 科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们时刻都在围绕“问题”和“问题解决”而活动着。问题和问题解决早已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问题和思维不可分割,问题解决和学习活动结伴而行。因此,我们往往要对每一个事物或现象多问一个“为什么”。 如果我们对科学和技术在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对比剖析,则可以发现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表1)和重要的联系(表2)。 由此可见,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应用知识、满足社会需要的研究。因此,科学与技术在社会中形成统一的整体(图3)。 科学研究的优秀是科学探究,其一般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制定计划、搜集资料、得出结论、评价交流等多个基本要素(图4A)。而技术研究的优秀则是技术设计,其一般过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实施方案、评价方案、交流方案等(图4B)。 根据对科学探究和技术设计的过程的比较可以发现,科学探究和技术设计是针对不同问题而进行的相似过程,使得科学和技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上一切事物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因此,将科学和技术纳入社会的视野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更加明确了科学与技术对社会的价值。 四、基于课堂教学的设计 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作为化学(科学)教学的切入点(起点和终点)将会吸引更多的学生,这也是对传统机械的、学科中心的科学范式的挑战。 基于上述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基本理解,笔者通过高中化学“二氧化硫”一课进行了尝试。 教学目标:让学生在了解二氧化硫及酸雨危害的基础上(背景),围绕减轻空气中二氧化硫污染的现实问题(过程),学习宏观问题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处理(技能),通过猜测、研究(方法)并掌握二氧化硫的性质(知识),体验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情感),认识科学的两面性(态度),体会科学与技术、社会(或环境)之间的关系(价值观)以及物质的性质与组成、结构、制取、用途和危害之间的关系(知识)。 教学思路:社会中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认识物质性质研究解决技术拓展解决方法提升思想观念。 教学过程(表3): 五、基于教学实践的反思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及教学,使我们发现:一个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架起了沟通科学和技术的桥梁,它能够展示出在社会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的功能,有助于人们理解科学与技术结合的社会意义,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同将板书设计(图5)这一张“纸”制作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图6),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与技术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脱离社会的科学与技术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化学教学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关注现实生活有关问题的解决将会吸引更多的学生。我们关注的问题应该是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教学的起点应该是来源于学生日常生活、社会生产中的问题以及影响当今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能源、资源、环境、健康、材料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来拓展视野、发展思维。而不应该是简单的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和“实际”上贴标签,使教学走向形式化的“不归之路”。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化学学习和技术设计都是以问题解决为基本形式进行研究的,在问题解决中,学生通过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与问题有关的化学知识、概念和技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巩固,而且,这一过程还能够更好地说明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将有利于学生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实际问题,更深刻地理解化学学习的现实意义。 通过“二氧化硫”的设计与教学,使我们发现:通过基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使化学课程更综合,通过帮助学生把科学与技术、社会联系起来,可以同时促进学生在这三个领域的学习,使科学方法、科学过程、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图7)。因此,可以说:科学是认识并改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是改造并认识世界的技术。 教学中,或以科学探究为优秀,结合技术设计;或以技术设计为优秀,用科学原理作解释。以促进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正确认识,让学生真正理解科学与技术是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的化学学习也是基于社会大背景下的学习。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与技术研究论文 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禁区”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热点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反映了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其偶然性,何时发生,在何处发生,由何人完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总体说来,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因此我们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都需要在研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势。在时机成熟时,这一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正因为科学工作需要积累,因此把对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是十分有害的。1999年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多在六十岁以上,三位医学奖获得者全部在七十岁以上。都经过了多年的工作积累,才取得今日的成就,如果强迫这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六十岁时退休,切断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就不可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与技术论文: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文 【正文】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NextPage] 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优秀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批判地吸收世界最新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这种倾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思想体系;它从不满足现状,主张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地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兴起了许多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出现了若干交叉学科,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 其次,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建立在正确回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人类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有需要本时代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展示了它善于准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科学本色。在自由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提出了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在落后的东方大国找到了发动工农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世界形势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格局开始出现的新世纪新阶段,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理论工作者要做到与时俱进,就要有敏锐地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的能力,不能正确把握时代课题的理论则必然被淘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被抛弃,就是在一个需要建设的时代,错把“革命”当作主题的反面例证。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背离。理论工作者应该牢记这样的教训 简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论文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 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浅析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家对电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电子产品泛滥,电子信息科学应运而生。就现今各类院校常见的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不仅形式多样化,内容更是丰富且具有时代特征,大致可依据三要素:基础的厚轻、口径的宽窄以及能力轻重程度划分为学科型、专业应用能力型、技艺应用型这3种。顾名思义,三者差距就在着重点置于理论还是实践。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这门新兴学科专业的诞生,其人才培养模式离不开周遭环境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学校师资设备的充分与否。本文对这些很大程度影响电子信息科学人才培养的因素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 社会因素 实践 1 各类院校积极培养多功能、应用型人才,尽量向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靠拢,社会缺哪种人才,我们就补上哪种,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准 为了追赶时代新要求,我们通过实践教学例如:实验设置、主课程设计、整体设计实验、总结经验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此提高学生想与做的全方面素质和创新思维、并用在需要的地方。课程教学第一步就是对基础知识的获取,紧接着就是接受专业技能的训练,从各个方面培养多功能型人才,训练讲究方法,可以开展实训课程,具体到每一个分支,类似电视机组装、电子路线等等,结束相应的课程后,这时就要给学生展现成果的平台,提出基本要求,学生需通过课程实验完成系统分析,数据统计,方案设计,程序调控,电路板整装等。院校对电子信息与科学这个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并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能力,具体到细节的培养方式依据学校具体情况而定,利用课程实用的实践实训环节,对增大学生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打造本专业特色有绝对优势!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学有所用,社会是验证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是否有用的最佳“场所”。 2 优化课程教学系统,改善课堂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验的实践过程,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角色 网络资源的利用给教师更多机会以新的手段教育学生,很多经验老道的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其它的电子版教案、多媒体课件等等可利用网络资源都能为教师所借鉴利用,从中汲取适用的、与实际课程相符的部分。整个教学过程应能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讲授,课本不是最有用的,但却是最基础的理论常识,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也是残疾的;二是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授之以渔”远比“授之以鱼”的实际作用要大,因为“授之以鱼”只是短时间内的收益,只有学会方法的使用,才能获得长远利益,目光短浅不应该用来形容现代学生,他们应该而且必须掌握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也要付出一定努力,在学生消化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授课过程中,适当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新技术平台,可以是放映动画、网上制图、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多种形式做课件,展示课程内容及要点。要改进的不仅是教学技术,教学方法也得随之而动,以单元为单位确定教学方法,省去了版书等不必要环节的时间,力求少课时、内容信息量大。电子信息与科学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中加大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课程教学,也是在学习利用本专业,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教学资源的免费开放是教学现代化的一个内容,是教学进步的重要表现,使教师学生在资源利用中获利更多。 3 最佳实现与企业合作,适当调整企业用人标准应用于教学过程中,营造学生就业的优良环境 不能等到真正要就业时被拒绝才问为什么拒绝这些毕业生,可能是某识或技能还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恐怕已无力回天了。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注意到调整课程面向就业。毕业实习有在校内的,更多的是在校外。校内实习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综合运用所学练习的机会。校外实习的学生可以增长见识,学校常常与周边或熟悉的企业、单位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当做学生实习基地,企业、单位也能缓解工作压力,双方互利。实习相对来说,只是给学生一个短暂的机会了解社会、用人单位,有的知识可能用到了,还有的需要用到的可能不会,这都是一个不利于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学校挑选必修、选修课程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企业用人准则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切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作。 4 通过亲力亲为的动手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以创新思维独立完成科研。 在课余时间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作业,严抓学生专业学习质量,落实专业知识、技能,实验的实现方案通常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自己做主选自己最擅长或最习惯用的,最简便的动手完成开放性强的实验,借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发无限动手潜能,激发学生对接受的知识更深入的理解。学生在实验所需资料查阅过程中能了解到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涉及多方面知识,处处孕育着创新能力提高的苗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开放实验室是一个获益多方 的行为,学校实验器材买来就是为了用的,学生用来理解课本知识,动手有助于理解,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培养力度,培养专业特色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科学与技术论文:浅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科学 技术 创新能力 论文摘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对于人才的培养,要以“创新精神和能力”这两点为宗旨。本文简单的探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学习的专业,培养的学生没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是难以应对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的,也很难能够符合国家、社会以及岗位的发展需求。“科教兴国”战略21世纪的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将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为标志和方向,将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优秀和重点,已成为本科院校教学改革中一项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课题,更是应用型本科学院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高校计算机专业培养现状 社会对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信息时代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计算机人才。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专业人才的确培养所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具体体现在: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只会死记硬背,实践能力不强,与社会需求脱轨。一方面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为适应新形势下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新需求,我们必须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教学改革,在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是高等教育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 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创新能力培养的措施 (一)加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各个环节 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一定要注重细节的做法,贯穿到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又要注意与能力点的结合,这对于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来说很有帮助。在实验的设计上,要给学生们创造出更多的学习机会,让他们的表现力和沟通能力有机会展露出来。还要积级组织各项活动,把创新落到实处,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发,让研究创新的风气在高校内形成,让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得到提高。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考核方面,也要提出成熟的方案,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创新的兴趣。还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加强互动,如建立启发式、设问式、案例分析式、课堂讨论式的各种讨论方法,便于训练学生主动去获取知识、运用知识,而且在课后留作业的时候,也要多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让创新贯彻到每一项日常活动中来。比如可以开展学生俱乐部的创新活动、组织他们进行演讲、讨论,在考核的时候,要加强科学的引导,建立多环节,多要素的考核方式,这样才能综合全面的反映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那些富于独特见解的学生,要积极进行重点引导,让其长久保持下去。在教学风格和技巧上,也要善于变换各种教学手段,得以让学生对于课堂教学有着积极的参与性。 (二)为课外创新活动积极创造条件 由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实践性很强,要为学生的课外创新活动积极创造条件。人才是社会竞争的优秀,关注细节的发展,为学生创造创新的校园环境,提供高效的师资队伍,对于学科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控索,激发学生专业创新能力的兴趣,才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和意识。建设国内一流计算机教学环境,培养适合社会竞争发展需要的合格创新人才,创建完美的教育体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搭建一个合理的平台,才能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 (三)注重培养教育的教学艺术 在教学中,教师不必拘泥于已有的规划和既定的程序,要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教学。师生关系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随着教学的进程不断进行讨论,从而维护一种让创造力更加突出表现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要努力做到公平信任,有着足够的自由和宽容,也要有浓郁的集体气氛,对于教学过程中能力结构与能力点的结合与训练,也不能放弃。每一个学生都是教师眼中的“好学生”,关键是这个好学生如何进行引导,让其符合社会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对于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并不是阶段性的工作,要不断的深化教学改革。关于学生的学习效果,要作为教师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样才能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去芜存精,让教学水平得以提高,让教学艺术发挥得更加完美。与此同时,积极采用各种有效的增加师生感情的方法也是有必要的。 (四)为学生创造进行创新的校园环境 教育创新的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就会造成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掌握缺乏有效性,更缺少对规律的了解和运用的方式方法,甚至于只会从教师和书本那里照搬,这种教学方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采用创新模式来培养学生,需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让传统的教学功能得以创新,从而在学生创新教育过程中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对于自身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学过程中要起到对学生的感染作用,一个教育工作者创新能力的发展,将会让学生体会到什么才叫做“教育”的主体。这种主体的建立,才会为营造新的教育环境创造空间。具体来讲,在高校的教学环境中,要积极提倡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由一些相关的教育领导拟定创新的学习目标,积极进行倡导,拿出具体的措施,合理有效进行组织,这样就会在高校中形成有效的氛围,赢得广大师生的正确的评价,从而加强创新环境的塑造。在课堂的教学环境中,要形成有效的运转灵活的组织机构,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的教学环境中去,让学生在讨论中发现问题,主动进行思考,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及思维是非常有益的。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人才培养理念上,既要遵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律,又要拓宽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必须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拓全新的教学思路,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创新人才,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问题探索 【摘要】在计算机技术不断推广的情况下,受到社会环境、教育观念、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急需解决。本文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提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中问题的对策,以培养满足各行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问题;对策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但使人们的沟通方式、出行方式等变得更加便捷,还大大加快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调查和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培养目标与就业需求不相匹配 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要求来看,其主要是培养拥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的综合性人才,因此,需要加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才能真正满足各行业对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但是,很多高校设置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目标都存在与就业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过于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讲解,没有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从而影响学生创新能力、探索能力等发展,最终无法很快适应社会发展。 1.2培养目标制定覆盖的范围太广 目前,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在不断加大,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制定的培养目标覆盖范围太广,致使专业定位出现不够明确的问题,从而无法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专项技能,大大降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升没有得到高度重视,计算机硬件、软件等方面的操作水平较低,给学生未来发展造成极大不良影响。 1.3本专业特色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在制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时,没有根据学校的发展情况、学生的学习需求等确定项目,从而无法充分体现本专业的特色,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实践教学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接触的知识都差不多,从而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学生各方面能力提升带来极大阻碍。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中问题的对策 2.1重视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在加强学生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教学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是培养优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更快、更好发展有着极大作用。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按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选择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制定教学计划,是完善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以在加强学生技能水平考核、专业能力提升的情况下,为学生未来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2创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制度的情况下,创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方法,不但能满足更多学生的学习需求,还能使教学目标与就业需求更加匹配,从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进一步发展。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需要结合现代教学资源、信息技术等,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保持紧密联系,才能真正体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全面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质量的目的。例如:在进行CAI的教学时。通过设置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沟通,不但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愉悦的学习环境,还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快速提高。 2.3科学设置选修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注重选项课程的科学设置,充分体现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特色,才能在提高教学内容针对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的基础上,促进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全面发展。在实践教学中,加强教学体系的完善力度,将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培养贯穿到每个教学环境中,不但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使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效率进一步提升,最终推动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水平快速提升。 3结束语 总的来说,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各行业都有着紧密联系,需要加大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改革力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能力等,才能真正满足各行业对优秀人才的需求。 作者:余佳 沈捷 潘宇飞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科学与技术论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改革探索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进而促使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兴的热门专业逐渐被开设,其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的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更是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因此,了解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成为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的前提。本文通过简要分析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的改革措施,以期为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必要性;措施 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专业,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教育部在1998年调整后增加的新专业,经过10几年的发展,国内近百所大学已经开设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而且,目前仍有许多大学在争取开设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因此,重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地位,积极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任务。 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进行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广泛,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确保学生能够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许多高校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致使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质量不高,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高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进行课程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2]。同时,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活动中,许多教师过分强调自己的主导地位,采用传统的注入式的教学方式,传授理论知识,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得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从而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因此,高校需要通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增强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由于有些高校的教学条件有限,在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活动中,学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实验,例如测量透镜的焦距、光的偏振现象、观察透镜成像等实验,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从而降低了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应该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的改革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体系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课程建设,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以确保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的质量。高校应该根据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教学课程,以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教学的效果。在光子学基础方面,高校应该注重强调基础理论知识,重视描述方法、物理量以及概念之间的联系,开设信息光学、电动力学、激光原理、量子力学和光电子学等必修课,确保学生能够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在信息技术方面,高校应该重视电子信息技术,开设数字电路、电路理论和模拟电路等必修课,合理取舍教学内容,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光信息技术方面,高校应该合理设置课程,适当安排光通信原理、光电检测与处理、光信息存储与显示这三门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目前,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许多高校只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忽视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较差,严重降低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质量,因此,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环境下,高校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应该重视实验教学,加大资金投入,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提供必需的硬件设施,确保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学的有序开展,从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3]。 三、总结 总而言之,作为新时期的热门专业之一,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因此,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高校应该重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重要地位,加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建设,积极开展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改革,不断优化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丰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从而为社会提供专业的高素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4]。 作者:冯利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分析 摘要: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它在培养当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性技术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实践教学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对实践教学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为我国现代社会培养更出色的人才,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就必须加大创新。本文就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进行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实践教学 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里,信息产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大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人才的培养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就当前教学工作来看,一直是以理论知识的教授,忽视了实践教学,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是一门研究光信息的产生、获取、传播等过程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如果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学,势必就会影响到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汇总,就必须重视实践教学,加大实践教学创新。 1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意义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结合物理学、电子学、光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对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进行研究的新型较差学科。对于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来讲,它是与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求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加强光信息科学技术专业教学十分重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对教学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那种以理论知识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这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了。而实践教学作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重视实践教学,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专业性技术人才。 2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策略 2.1转变教学观念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教师依然是以机械式的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只重视“教”,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讲究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而单纯的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就必须积极的转变观念,在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并标准,学生的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深化,学生治愈在不断的实践中才能积极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己动手的能力[1]。 2.2加大教师队伍的建设 在光信息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专业的教师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保障,只有专业的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为提高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就必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学校必须加强现有教师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其次,要对外引进专业、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提供保障。另外,作为教师,更要认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要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重视实践教学[2]。 2.3加大投入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设备是实践教学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完善的设备,才能更好地开展时间教学。为此,学校必须加大投入,为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配备先进的设备以场所,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实践操作。 2.4推行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就是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合作的关联,通过校企合作这个平台,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校企合作不但可以学习到东西,还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历练,发现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及早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此,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就应当积极的推行校企合作,学校结合专业需求,为学生选择合适的企业进行实践,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进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3]。 2.5开展创新实践活动 创新能力作为现代社会人才所必备的一种能力,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中,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积极的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让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尝试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进而不断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不断参加实践,才有了不断的发现、发明和创新。同时,实践又能够检验和发展创新,一些重大的创新目标,往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最终确立和完善。为此,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而作为学校更要结合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创办相应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成长[4]。 3结语 加强实践教学是现代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加强实践教学,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在不断的实践练习中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进而为我国现代社会培养更多的专业性人才。 作者:孔感 单位: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 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日益广泛受到关注。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对相应学科的科学与技术提出了高要求,也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议题。2015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在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宋少先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出席开幕式的人员包括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校长ManuelVilla、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康灿华、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JoséLuisArauzLara、武汉理工大学新材料研究所所长余家国教授等,还包括武汉理工大学资环学院、理学院、化生学院、材料复合新技术国家实验室等单位百余名师生参加。研讨会主题是“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会议旨在为中墨两国合作搭建潜在的平台,为环境、材料、能源等多方领域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研讨会主题围绕环境、材料、能源、地理空间科学与技术等领域进行了交流,包括1场大会报告与4组分会场报告,双方与会代表共进行37场次报告,展示了双方各自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环境、材料与能源等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日后合作发展提供了机会。本研讨会获得了中国教育部、武汉理工大学以及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大力支持。武汉理工大学康灿华副校长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希望利用本次机会充分展示该校在环境与材料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特色,推动该校在该领域学科建设的发展并提升国际影响。ManuelVilla校长介绍了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学校历史、学科结构及对外合作项目,希望两校在科研合作与学生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为双方优秀学者和学生搭建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国教授在大会报告中介绍了用于生产太阳能燃料的石墨烯光催化材料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利用太阳能转化制备太阳能燃料目前被认为是解决未来全球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主要策略之一。其中利用光催化水产氢和还原二氧化碳制甲烷已经成为利用太阳光制备太阳能燃料的重要且有前景的方法,可以实现清洁、经济以及再生等生产。通常基于TiO2光催化产氢强烈依赖于触媒类型与数量,这是因为仅有TiO2不具备很高的光催化性能,需要添加Pt作为触媒,这样才能增强TiO2的光催化产氢性能,然而Pt更是稀有且昂贵的材料。因此,便宜且来源丰富的材料便成了触媒的另外选择。比如基于石墨烯的纳米复合材料作为光催化剂具备增强光催化产氢和二氧化碳还原的能力,能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余家国教授对在基于石墨烯的纳米复合材料在光催化产氢和二氧化碳还原方面的设计与制造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与分享。 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的MagdalenoMedi-na-Noyola教授作了题为“StructuralRelaxiationandAgingofGlassesandPhysicalGels:aNon-equilibriumStatisticalThermodynamicTheory的大会报告。有一项关于非均衡液体不可逆过程的非均衡统计热力学理论被用来表述淬火液体结构与动力学的非稳态演变,该理论提出一个方案:演变时间是一个基础的变量。该方案为类玻璃材料在高填充率下的老化行为以及低密度的类凝胶材料的形成过程,方案设计符合通用情况,也符合各系统下的分子内作用过程。比如硬体系和Lennard-Jones简单液体等具体模型体系都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预计方案。其定性定量准确度可以通过对比模拟和实验结果进行评估。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张一敏教授作了题为“VanadiumExtractionfromVanadium-bearingCarbonaceousShaleinChina”的大会报告。钒作为稀有元素之一,被广泛用于钢铁、合金和化工等行业。含钒碳质页岩是中国重要的含钒资源,总储存量达到钒储备的87%。因此钒提取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传统的高盐焙烧-滤沥技术是最早的提钒技术,对设备要求不高,所以得到很多小型工厂的使用。由于许多腐蚀性气体及超高盐废水的产生,且总钒回收的产率不高,使得该技术逐渐淘汰。虽然空白焙烧-滤沥、钙化焙烧-滤沥和直接酸滤技术比高盐焙烧技术更环保,但是各自有其缺点,并未得到大范围推广应用。低盐焙烧-循环氧化技术同样面临高成本和长周期的问题。一种最新技术———一步焙烧-酸滤技术实现了高达77%的钒回收率。而且废水经过完全处理之后可以全部回收利用,滤沥残留也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类型的建筑材料,比如土工聚合物、陶粒、高压砖等。尽管提钒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从含钒碳质页岩中的提钒工业在国内仍然没得到全面发展,要进行大范围的经济性开发,则需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A-rauzLara教授作了题为“PhysicsofConfinedColloids”的大会报告。 胶体体系在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中一直都普遍使用,如在生物流体、蛋白质溶液、细胞质、DNA溶液、颜料、化妆品及食品等方面。胶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已经被广泛研究很长时间,但只是具备某些基础了解,而对于胶体系统处于限制条件下的情况却不明确。本报告介绍了关于胶体颗粒在不同限制条件下的静态结构与动态性质的研究结果。该研究以聚苯乙烯球溶液为系统,限制在①两板之间,②接近墙面,③在球状室。在不同限制形状条件下颗粒间的静态与动态联系通过数字光学显微镜测量和定量结果分析,包括两体关联方程、位移方差和动力结构因素等。武汉理工大学化生学院蔡卫权教授作了题为“PAASAssistedHydrothermalSynthesisofMesoporousMgOCubewithStrongAdsorptionPerformancetowardsAO7fromAqueousSolutions”的报告。介孔氧化镁颗粒具备十分优良的吸附性能,尤其在吸附AO7方面。该报告介绍了通过对PAAS进行水热法和焙烧法制备成介孔氧化镁颗粒吸附剂。制备的样品通过XRD,FE-SEM,TEM,TPD,FTIR等技术表征。该颗粒吸附剂呈现立方形状与大孔分布。实验数据符合郎格缪尔吸附等温线。动力学方程显示二级模型可以更好描述AO7在样品上的吸附行为。另外氧化镁立方颗粒比不添加PASS粉末状的吸附性能更优。该吸附量最高达到3388mg/g。重要的是,该立方状颗粒可以通过简单的焙烧过程进行再生,且再生过程不影响它的吸附性能。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YuriNahmad-Moli-nari教授进行了题为“OpportunitiesinRenewableEnergiesSectorinNexico:ExamplesandProjectsinSanLuisPotosi”的演讲报告。国内电力生产可以在任何范围内通过太阳能辐射收获或者光子采矿实现。由于竞争性的矿物燃料技术带来的经济障碍需要有经济工程师通过对CO2信用点补助金以及退税鼓励或者在生产者的能源固定分配组合里设计方案,而第三世界国家公共政策十分薄弱,响应慢,甚至不存在,因此,城市、大学以及医院等可以在激发能源向再生发现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Molinari教授介绍了墨西哥在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概况。石油、钢铁、水泥、采矿、食品以及化工厂都需要由矿物燃料产生的热能和电力,而墨西哥的矿物燃料却呈现降低的趋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范围的太阳能辐射面积,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光热和光电太阳能设备的商业贸易。太阳能在再生能源生产方面的潜力需要创新和发掘,这一点已经在相应能源部门得到了支持,比如一些法律改革。报告里提到了太阳能项目的3个案例,包括:①在墨西哥圣路易斯中心医院楼顶安装太阳能热点系统;②针对师生提供的一项有关国内太阳能辐射收获的微型计划;③满足学校电力需求的光伏电站设计。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张高科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PreparationandApplica-tionofNovelEnvironmentalMaterials”的报告,介绍了B(iGe)光催化剂的合成与表征。表征手段包括XRD,FE-SEM,XPS等。报告揭示了这些光催化剂的催化特性通过降解水体或者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评估,讨论了光催化剂形貌与微观结构对催化特性的影响,另外分析了光催化反应中活性自由基及可能的光催化机理。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A.López-Valdivieso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SynthesisofSilverNanostructures”的演讲报告。银纳米结构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特性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催化剂、传感器、光学器件、杀菌化合物以及电子设备制造方面有很多应用。以氰化银为银源、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聚合物催化剂、亚硫酸根或者柠檬酸根离子作为还原剂的银纳米结构新合成方法得到了发展。这种合成方法制得的银纳米线平均直径9.7±3.8nm,长度为毫米量级。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吴浩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AssessingtheEffectsofLandUseSpatialStructureonUrbanHeatIslandsUsingHJ-1BRemoteSensingImageryinWuhan,China”的报告。城市热岛效应因其对生态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得到广泛关注。评价该区域土地使用的空间结构的影响对于提高和理解城市化生态进程非常重要。报告指出了利用半径分形维数定量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变量。通过集成HJ-1B卫星、植被指标、景观指数和分形维数获得的遥感图像,比较并分析了土地利用图形对武汉城市热效应的影响。 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FacundoRuiz教授在分组报告中作了题为“MetellicNanoparticles:LargeScaleProductionandAntibacterialProperties”的演讲报告。纳米颗粒最近的新研究使得其在某些产品中的应用显得十分显著。一旦纳米颗粒及其特性的范围可以实现,很多新产品将会出现。纳米颗粒包括制备、表征、动力学、处理及应用等领域,制备也许是其中研究最多的领域。溶液法因其操作简单且容易量化生产而倍受关注。本研究提出利用溶液介质制备金属和半导体等纳米颗粒,这些方法可以实现大范围生产,尤其银、金、氧化锌和氢氧化镁颗粒的结果显示如此。纳米颗粒制备已经应用于很多材料方面,包括塑料、陶瓷和颜料等。研究显示了金属纳米颗粒的杀菌性,特别是银纳米颗粒。研究结果还发现银纳米颗粒的大小与杀菌性存在很强的联系,并找到了银纳米颗粒对抗微生物的主要机制。2015年4月,武汉理工大学与墨西哥圣路易斯波多西自治大学签署了一项学术合作意向,鼓励和支持双方学者及学生进行交流合作。而该研讨会作为协议的第一项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今后我们还会定期举办该学术研讨会,促进和提升武汉理工大学在学科建设水平上的国际发展和影响。 作者:刘艳艳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趋势初探 摘要:如今人们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的生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是离不开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我们要把握住计算机发展的节奏,加入推进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行列。本文通过对计算机发展的背景和问题进行分析,进行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探讨 计算机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基础,计算机的开发与应用等多方领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的更新与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并且在自身飞速发展演变的同时还衍生出众多的发展方向。如今计算机已经在各个领域都涉及广泛,例如军事、政治、文化等。本文通过对计算机的发展历程分析,从而对计算机未来的趋势进行了浅析和探讨。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历史步伐 20世纪在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标志着我们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当时的计算机体积和重量庞大,运行速度也慢,成本也非常高。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许多国家机关和一些先进企业开始利用计算机来进行一些高度数据的处理,处理器也随着发展的需要而诞生,并逐渐得到广泛的利用。到了1982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这样计算机的成本得到了明显的降低,也可以更广泛的得到发展和利用。所以计算机的应用逐渐从政府机关开始延伸到中小型的公司企业,最终甚至延伸到了普通家庭中来。总体来看,计算机一直沿着积极的方向迅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也是出现了分化的趋势,首先计算机被高度利用在国防,军事和科技研发中。其次,计算机的微型领域也是得到了科学迅速的发展,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领域中。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计算机已经逐渐深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在不断更新。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得到发展的原因 2.1时展的需要 如今信息化的进程在不断的更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是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而发展。最初计算机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繁多的信息数据的处理需要,加之计算机的发展技术还不够成熟,会在利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促进计算机的诞生以及不同领域的需要促使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由于国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大量需求和利用,需要通过利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来对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对计算机各种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计算机的革新技术的速度也随着需求而加快了发展的脚步。 2.2技术的发展基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在计算机技术更新的研发中,开发者需要有活跃的设计开发理念创新,并要把这些创新理念实际应用到具体计算机技术操作当中。当然创新理念在应用中需要不断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存在利用价值,会不会对原来的操作产生更为便捷的途径。在检验计算机技术是否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失败或者错误的情况,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进行反思和修改,并促进其开发研究内容的更加丰富和实用。当某一个计算机技术成熟后会对下一次的技术革新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3.1智能化的计算机 如今各个领域对计算机的要求日益趋高,很多计算机的旧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大量数据整理的需求。所以就需要更为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来满足需求。智能化的计算机的研究利用,它在较之前的计算机有了处理速度上的提升,以及更全面的数据技术的分析和处理。节省更多的时间,大大增强了工作效率。 3.2新型的计算机 硅技术在近些年的技术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要发新的技术成为当前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人员把目光投入到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和纳米计算机等新型计算机的研究开发。而今计算机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所以新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指日可待。3.2.1光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是利用光子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采用光子硬件和光子运算方式,数据处理量大,处理的速度也快,使更为复杂的数据的处理在光子计算机的技术上得到优化。所以光子计算机会随着对计算机科学技术要求的不断提升会成为新型的计算机类型。3.2.2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是对庞大的数据量进行运算处理储存和分析处理源,它是在遵循量子力学规律原理的依据上进行大量数据的处理和运算的。与传统的计算机比较起来,量子计算机在计算速度方面也是要快许多的,主要原理是量子计算机可以通过量子来进行计算。并且量子计算机在系统的安全防护方面比传统计算机有明显的优势,这目前是很多人对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追求。3.2.3纳米计算机纳米计算机是把纳米技术运用到计算机的技术中来,通过纳米原件体积小的优势来取代传统原件,并且其导电性会比一般传统的计算机原件有明显突出的优点,相信纳米技术一定会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重要的一部分。 4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脱离,计算机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也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计算机技术也不断朝着智能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人们未来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作者:努尔兰·艾山拜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的应用 摘要:伴随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推广,计算机越来越成为现代人们生活的陪伴者、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学习中的辅导者,由此可见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基于时代的逐步向前发展,教育事业也要面向现代化,与时俱进,通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教育;应用 前言 基于计算机技术应用范围越加广泛,教育事业发展的与时俱进,在教育领域中逐渐融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下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教学活动的开展更具多样化、个性化,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教师在应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教学活动时,也为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学生在快速掌握知识点的同时,也提高了计算机操作技能,所以说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于收获良好有效的教育教学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优势 (一)对教育时间的依赖程度得以降低 计算机在教学活动中是一种重要的辅助工具,以其强大的互联性,通过联网收集到各类教学信息,以强大的储存功能,加以对类型多样的信息进行整理,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是在课堂时间,还是课余时间,只要是有计算机在任何时刻实现快速获取知识内容。例如在美术教学中,将名家字画存储到计算机网络当中,师生可以借助对字画的欣赏,加之配以文字说明,得到更加鲜明的点评。同时计算机作为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教学系统,摆脱了对于时间的限制,学生受到计算机系统的吸引,通过受到直接影响与直接利用其技术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了学习过程中的动手实践能力,体现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1]。 (二)不受制于教育空间的影响 传统教育教学的开展只是限制于教室内的教学活动,即当堂课的教学内容当堂传授,当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欲寻求教师的帮助,受到空间的限制,只能无奈等到下次课上询问教师。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不再受制于空间的影响,通过社交网络将师生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学生即可通过社交网络在任何地方联系到教师,寻求教师以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此外还可以不受空间的影响,实现对教学研究成果的共享,在任何地方通过登录资源共享网络平台,下载教育信息资料,实现在线交流,通过远程教育实现对课堂内容的深化,以获取有效的教学资源[2]。 (三)教学活动的灵活性得以真实体现 计算机科学技术以人机界面的形式,实现了人机对话,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话实现师生灵活性的合作。教学内容在计算机系统中呈现出丰富性的特点,更加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习兴趣,使其能够配合教师具体教学活动的的实施。 (四)更加体现了自由性 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师生之间无时无刻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实现教材内容的共享,实现在线交流,这其实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应用自由性的体现。学生可以通过其技术的使用结合知识点与自身学习实际情况,对学习时间自由选择,教师也可自由教学方法,更好地借助计算机技术为现代教育服务[3]。 二、现代教育中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应用 (一)在学生独立自主的自学阶段的应用 教材是学生促进学习一种无声的、物质化的良师益友,教辅材料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对于知识的理解一方面是来源于自身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一方面是来源于教材教辅材料对知识点的阐述,而教材与教辅材料由于篇幅有限,对知识点的阐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这是传统教育背景下存在的学生对于知识点理解的弊端,限制于较少的专业辅导的影响,对于学习活动缺乏目标方向性,学生很难在自学活动中约束自己,达不到理想的自学效果。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学生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平台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料,更加深度地理解知识点,还能扩充知识储备量,有针对性地查找想要了解的知识内容;教师提前设计好课件,在展示课件的内容过程中,提出在自学中学生需要注意的重点、难点,结合课件展示的内容,学生提出疑问,教师进行解答,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高了课堂效率 计算机科学技术在现代教育当中的应用实现了静态化的教学知识点与动态化的计算机呈现方式的有机结合。以计算机作为教学设计、展示的载体,将教材上的知识要点融合于计算机当中,呈现在信息系统当中,而且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方法,为学生对于应用计算机的学习方式提供了多重选择,把更多的目光关注于课件上,以丰富生动的教学呈现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创造了参与教学活动的机会,教师减轻了授课压力,有更多的时间通过计算机平台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了解到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哪些意见与建议,便于个性化、有针对性信息化的教学活动开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两个方面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中主要从四点论述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些优势使得其科学技术在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第二部分是对其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体现,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是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体现,随着其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对现代教育中注入生机勃勃的活力,为教育事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作者:柴一森 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科学与技术论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在各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中,给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据相关调查和研究发现,计算机科学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对于促进人们生活方式更加便捷有着极大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以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直到现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已经有六十多年,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满足各行业的发展需求,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状 根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其发展现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1普遍性与迅速深入发展 在各种高新技术推广和更新的情况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同样,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科技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在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多个方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迅速向着更深层次发展,给人们的生活、科技生产等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1.2综合化和专业化发展 在计算机越来越普遍使用的过程中,计算机科学变得越来越综合化和专业化,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着紧密联系。例如:家用电器的智能化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才能更加方便和实用,从而满足更多家庭、人群的需求。同时,人们对专业化、综合化方面提出的要求,大大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综合化、专业化发展,是人们提出各种要求的必然趋势。 1.3不断突破和更广发展 由于各个领域的技术要求变得越来越专业,因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提供的功能也变得更加固定,从而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不断突破,最终向着更广的范围发展。例如:电子管、晶体管和半导体管的相继运用,给计算机技术的集成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不仅推动计算机科学不断突破,更为计算机技术创新提供更光阔的资源,从而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在人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大环境下,各行业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促进社会、经济更快发展。总的来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不断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在实际应用中,计算机可以通过独特的设计结构、平行技术等,实现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各种数据、指令的合理性分析,从而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智能化发展。由于计算机有很多个处理器,可以同时处理一个问题,因此,计算机的运行速度非常快速,在处理难度较高的问题上有着一定优势。所以,智能化的高级计算机在设置有高科技元件的基础上,可以用于处理复杂性较强的任务,特别是一些难度很高的作业中,需要利用智能化计算机进行分析和计算,从而节约任务完成的时间,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根据计算机的实际应用可知,在进行比较复杂的计算时,研究人员根据人脑的情况进行智能化计算机的设计,可以使其更加人性化,从而促进计算机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 2.2高性能方向发展 目前,较多计算机都是通过采用合适的芯片来完成相关操作的,因此,对芯片技术有着极大依赖性,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动力。随着高科技人才的不断增多、高新技术的不断推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发工作变得更加有效,对于促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向着高性能方向发展有着极大作用。例如:纳米技术、量子技术等的与芯片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促进计算机内部结构、硬件更加完善,从而提升计算机开发的整体水平。根据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情况来看,通过充分利用最新型的量子物理力学原理,计算机内部的各种数据的计算与储存可以实现物理设置,从而在利用激光脉冲物理特征的基础上,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率和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与此同时,由于光的速度非常快,目前还没有任何物质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因此,光子计算是通过利用光子来进行各种数据的计算与储存的,不但可以取代传统互联网的运行程序,还能大大提高各种数据的精确性,最终降低复杂信息的处理难度,对于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有着极大作用。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实践过程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需要更多优秀人才的不懈努力。因此,在信息技术时代,人们对高新技术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上述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需要与各领域的发展相适应,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不断发展。 作者:王新阳 王奇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科学与技术论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分析 摘要:经济社会日渐发展促使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学习和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作了分析,为促进社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促使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还直接的影响到教育、生活等等。实际上,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对实际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联合体,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相互融合并且相互支撑,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数据参考和数据支撑。 1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综合对策 1.1重视安全管理以及安全控制工作 操作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直接的影响到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效果,操作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来开展各项工作,进而不断提升实际工作质量。在进行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中,需要重视安全管理工作,构建更加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制度,严格遵循各项规定,提升管理工作有效性。此外,还可以利用防护墙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以及加密技术等来不断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以及安全控制工作,尽可能避免遭受不法侵害或者是黑客攻击,利用软件更新工作以及软件升级工作,更加及时有效修补漏洞,进而为设备综合性能提供有效保障。 1.2重视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效结合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创新力度以及技术攻关工作,为了能够促进技术更好发展以及更好进步,通过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效结合有利于提升综合性能,体现其发展优势,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提供更为优质服务。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具有密切联系,计算机技术为信息技术发展提供推动力,信息技术则是为计算机技术发展提供动力,对社会、科技、经济等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促使应用范围日渐扩大,目前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这就需要重视改进工作,拓宽实际应用范围,提升应用广泛性。例如,信息技术日渐发展促使通讯行业不断进步,3G、4G、5G等层出不穷,随着人们对通讯需求日渐增加促使人们对于信息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1.3有效推动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智能化发展 利用创新性结构技术,能够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重要作用,提升数据处理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有效性。利用智能化技术能够体现出人脑部分性工作,输入程序之后就能够有效开展个性操作,进而不断改进以及完善信息技术。从高端科技领域角度分析,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呈现出智能化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时间,对提升实际工作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为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存在着潜在性网络安全问题。专业化计算机技术工作人员舒朗非常多,但是利用自身专业出现的不正当行为也逐渐增多,特别是机构和机构之间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一些计算机技术工作人员对网路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需要重视网络安全修复工作,避免出现信息泄露,同时还需要做好黑客攻击危害预防工作,避免出现不可挽回损失。 1.4结合社会发展需求来更新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 经济社会日渐发展促使计算机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就使得人们对于新事物以及新技术探索欲望逐渐加重,计算机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社会生产发展特点来更新信息技术,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有效推动社会经济日渐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信息技术对国际交流以及国内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相关管理工作部门重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工作,进而为企业事业单位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结束语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具有非常密切关联,合理应用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利用综合性改进方式能够有效改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及时,提升综合性能,对人们生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者:罗婷 单位: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移民与政治经济论文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政治经济论文: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论文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证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卓越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政治经济论文:体育发展政治经济论文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政治经济论文:两岸经济关系政治经济论文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优秀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优秀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政治经济论文:合作式教学政治经济论文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美学教学下的政治经济论文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政治经济论文: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论文:奥运政治经济论文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有关我国“家电下乡”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政策 大学生就业观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变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受到主体、家庭、学校、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诸多因素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又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拟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一些宏观的梳理和初步思考。 一、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各种就业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1、计划分配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学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统包统分的政策分配人才,大学生按照国家政策,一般说来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工作,所以很少有自主选择的就业观念。毕业后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去工作的直接分配方式,让他们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服从分配的就业观点和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决定了这个时期大学生的就业观普遍有:择业倾向上不主动,择业标准上偏政治化,择业意向上重政工而轻农商的特点。政策引导下的这种“等、靠、要”的想法,与后来市场导向下的自主择业观截然不同。 2、计划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我国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开始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由“统分统包”向“双向选择”改革。具体来说,1983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家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山东海洋学院等院校作为试点,在调配工作中进行了“供需见面”相互选择的就业办法。至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标志着竞争开始引入大学生就业,实现了由“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向“自主择业”的过渡。 竞争机制被引入高校后毕业生就业方向开始趋向市场化。这十余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较之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择业倾向上走向多样、主动;择业标准上走向经济化;择业意向上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职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就业时开始主动追求个人利益,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择业做下了铺垫。 3、双向选择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大学生的具体就业岗位,而是引导大学生投身到就业市场进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关系基本确立。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认为“待遇决定职业选择”,更加注重职业收入,工作对生活的改善。在择业标准方面,行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择业意向上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就业热点;在就业认识上,意识到“创业也是就业”,勇于创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一阶段大学生自主择业就业观日渐成熟,标志着我国健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观步入了正轨。 二、现阶段政治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就业观发展的制约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体制、大学生户籍和就业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大学生就业观念不断变化。这些政策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就业观的演变与发展,充分的利用了青年力量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当下不少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约束着大学生就业观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职业取向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充分说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的择业影响很大。“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被很多诸如性别、制度、学历、户籍等因素分割成了高低不同的子市场,这其中尤以制度性因素为甚。制度性因素把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主、次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较之主要市场,大学生在次要市场要想找到工资回报率高,前途光明甚至可方便流动、合理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制度性因素划分出的主、次市场,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放弃对次要市场的就业尝试,不惜付出暂时的失业代价。 其次,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扩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面对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我国高校扩招并未很好的遵循循序渐进的做法,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3年的 212万迅速增加至669万。大学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市场需求瞬间饱和,陡然供大于求。 再加之当下高房价、高消费和低收入的矛盾,及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工作好坏衡量标准的误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观进一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三、优化制度环境,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的对策 国家政策是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具体准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国家决策调整往往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的就业,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来审视。 1、加强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流动 流动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趋势和内在要求。但许多大学生面对不同的子市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悬殊差异时。对于贫困就业地区、收入微薄行业,往往不是积极就业而是选择暂时失业。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大学生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各级政府要把引导大学生就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加大调控力度,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于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给予适当必要的编制、岗位和资金。同时也应该采取诸如:肯定其行动,精神上鼓励和表扬;物质待遇上充分补偿,重视培养和提拔等激励措施,来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状,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2、通过政策鼓励,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 政府固然要不断强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责任意识,但是,政府不可能短时间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空前的就业压力要得到有效缓解疏导,与其让大学生被动等待就业,不如通过政策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通过创业再带动就业。比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简化审批手续,若干时期内减免他们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金融部门等现有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减免税收,增强融资渠道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3、构建良好的传媒风气,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不改变,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贵贱差别的忽视。当下大学生不愿结合自身愿望、实力在社会中打拼创业,而是盲目的挤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独木桥。大学生暮气沉沉表现,正是源于社会将安逸舒适稳定与否,作为了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社会应构筑良性的传媒渠道和社会舆论,宣扬职业无贵贱的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传媒大力宣传自主创业和到西部、到艰苦行业工作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大学生认真宣传事迹、总结经验。从而形成有利于大学生转变错误的就业观念,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去建功立业。 总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个人、高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政治经济论文:分析新时代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作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基础,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中国在自力更生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造就了发展奇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依赖于全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外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切磋与学术交流,才能不断地提升我国的理论水平,拓宽我国的理论视野,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博大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应该走向国际化。 3.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改革和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归根到底,理论的发展是为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应该以应用化为理念,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等都在不断地应用于金融、贸易、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学科的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多挖掘一些能够促进实践发展的理论,将理论的应用化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标准。 政治经济论文: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政治经济论文: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 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优秀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优秀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优秀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 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 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 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 政治经济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新闻传播学的论文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政治经济论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 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世纪9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政治经济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 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 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 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 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 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各种经济成分中都存在非法经营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一个大海,所涉及的经营范围遍布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比其他所有的经济成分更难监管,所需的监管成本更高,因此违规经营的可能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不能在加强监管和规范上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只单纯地追求增长指标,那么可能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个体经济也是一个市场经济规范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不但要鼓励、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进行有效监管、规范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只要放开,只要提供优惠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完善相一致。 政治经济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理论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是以知识、科技为优秀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从市场经济共性的角度看待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力商品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优秀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艺术类论文:爱玛中反讽语言艺术论文 一、反讽语言的风格综述 “反讽”这个词语起源希腊,在古代有三类意义:第一是假装不知道;第二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就是对手处于其连续不断诘问情况下暴露的可疑之处;第三是罗马式反讽,即词组表面意思和实质含义不相符合或者是截然相反。大众概念里的反讽是在第三种类型的根基之上汇合现代反讽要素,它的关键表现在语言和含义两者间的对峙。在叙事文当中,反讽被使用得相当广泛。在当事人某一些尖锐的语言里,有时候存在着表面和内里两个声音,这是语言反讽。有的时候,当事人不动声色,只是利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展现出语言和含义的差别和对立,这是情景反讽。假如作家故意将小说的情节、架构或角色,大概与大家熟悉的某个神话历史平行,进而使每个比照都得到小说对神话的反讽,这就是结构反讽。自19世浪漫主义文论之始,反讽的含义开始延展。到20世纪新的批评派都在运用此概念,使得它的意义有了迅速扩张。虽然韦恩•布斯提出有关何以称之为反讽的问题,评论专家却一直无法作出统一的判断结论。新批评的干将人物之一克林思。布鲁克斯以为,反讽是“一类结构法则”,是一类“有机地关联、制衡着和它引导基调明显对立的各个要素的力量。总而言之,反讽能被划分成三方面:一、修辞反讽。就是利用“假装不知道”的词汇择取以及排布来得到反讽的效果;二、戏剧性反讽。就是利用人物、环境、情节等方面的冲突展现反讽;三、哲学反讽。就是利用小说当中的多元矛盾互相对峙以及融合这种形而上态势,折射出作者关于生活以及世界的了解感悟以及美学判论。反讽透过双关、模糊、过(缺)量表达、讥笑、戏仿、比较、悖谬、漫画等诸多文学手段的使用,得到预期效果。而这种效果在《爱玛》里遍处都是。反讽的基础元素就是反差与对比。而在《爱玛》遍地都是的反讽展现出它最为凸显的特色——二元对立和转化。依笔者来看,保持宽容且平衡情感以及理性之间的矛盾才是她作品的反讽基础以及特色。《爱玛》中反讽就是构建于“情感与理性”对立及统一基础之上的。 二、《爱玛》的反讽语言 《爱玛》里,主人公第一次面对的打击是她关于艾尔顿先生有了不对的评判,以及她对哈莉叶特•史密斯存在特别强烈的掌控欲。小说中,作家重点使用结构反讽的表达手段,结构反讽的重要作用是使得小说里的主角和表述者无法迅速以及有效率压制他们思想里的偏见,这些人多半坚持自己的看法,却能使读者知道实情,可以对人物表达出自身看法,而且最终读者会希冀作者可以改正小说里主角有错的地方。结构反讽重点的是阅读的人能明白作家到底为什么进行讽刺。作者在采取反讽手段之时,就是希望实行某个和读者互动的方法,因此作品里使用反讽的手段普遍情况是树立一个简单而笨拙的主角形象,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可以共享事件的真相。小说里的反讽,构建于角色个人看法和实际不能调和这个基调之上。主人公所作所为初期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是友善好意的。可因为其长期以来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试图规划其他人的生活,最终差一点毁了他人,同时也害了自己,最后意识到其实连自己都不懂。只有当艾玛从主观幻想的迷雾里跨越到外界,才能看清楚自身以及其他人。这部作品表达了奥斯汀对生活的深度了解:人有着那么执拗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得愿景和事实之间有了巨壑,阻止大家能够正确地理解自身以及生活,进行对其他人以及本身都有着很大害处。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投入到生活里,才可以从其他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地位,得到真实的幸福。不在现实里得到几次打击和挫折,就没有办法突破这种主观限制。就像特里林所言,奥斯汀的反讽“重要的不是表达成为某个语调,而是要展现成一种理解的方法”,“其不光沉浸在展现各个外在的美德,并且着重展现取得以及实际履行诸如此类美德所要付出的代价”。自大和自傲毫无疑问是致使主人公犯错的主要缘由,作家使用这类结构反讽手段展现了主人公的个性特点,由对爱玛的描述来传达假如只是依赖自身的幻想去断定人和事、毫无疑问将带来很大的危害的道理。由此事来说,读者能够感觉到爱玛自大,同时可以明白爱玛失误的地方,读者可以和作者处于相同的角度来看清爱玛的判别是如何误导别人的。在这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方式将主人公产生的幻想加以展现,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能够发现作品用反讽的视角将主人公自命不凡的劣势展现到大家面前来。作家利用对主角的思维方式作出主观性的估计,并对其实际情况里所碰见的不合心意事情进行表述,这些都表现了主角从幼稚慢慢成长,最后懂得究竟哪样才是真正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小说里主人公幻想且遭受打击的桥段一共包括三次,首先是主人公碰见艾尔顿先生的时候,产生包含偏差的解读。这时候,主人公还对哈丽埃特•史密斯有了强烈的掌控欲,总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掌控此人;其次是对弗兰克的臆想,以为弗兰克衷情于自己,甚至误解迪克森以及珍妮•菲尔法克斯两者之间的某种朦胧模糊关联;再次是其听到了弗兰克解救被其他人攻击的哈丽埃特之后,主人公立马意识到能够利用此事使得弗兰克与哈丽埃特团聚。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达到使整文里所有部分的反讽得到强调的功效。小说里反讽展现出客观以及包容之特点,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讽刺,它意图在揭露短处,它的实质就是否定。然而小说的反讽有趣地展现了矛盾的地方,超然却不作出绝对的判别,它的实质乃是相互包容。正如前文所言,《爱玛》是“有关生活在臆想以及错觉里的人们的喜剧”;作品里,近乎所有人物均暴露了理解上或者是道德上有缺失的一面,在作者理性标杆之前遭受了深浅不一的反讽。例如,埃尔顿夫妇的粗痞、哈丽特的愚昧、贝茨小姐的啰嗦、伍德豪斯的懒惰无能等。但在这里面受到反讽而冠绝众人之首恰是主人公自己,其“洋洋得意、高高在上、缺少谅解、苛刻冷漠且不断遭受嘲笑和讽刺,直到引发读者蔑视。”虽然这样,小说“还是怀有莫大的同情,相信她一定会觉醒,坚信好变化一定会落在艾玛身上。”小说的最后结局是:主人公最终察觉到究竟在哪里犯错,哈丽特抛弃掉不实际的攀附,丘吉尔恳求他人“原谅”,贝茨小姐取得主人公的怜悯,伍德豪斯不因老年而忧心……大家各取所需,作品里遭到讽刺和嘲笑最甚那一位,到结局里成了最快乐的人。作者的妙处在于虚拟构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表象,就是用使人羞愧难当之事来展现好的习俗,展现典雅情调。简•奥斯汀为了使大家重新得到对风俗的深刻体悟而经历刁难难堪的闹腾,她从里面发掘了各种有趣之事。此段文字非常精妙地揭示了作者讽刺之特点,即具备包容典雅以及内在动力。在作品的最后,艾玛真正了解了自己。这也是她作品小说里大部分女主角的发展轨迹,就是将主角们从虚无缥缈里面拉到真实情境当中。在作品里,主人公作出幻想因真实情况而被各个击溃。首先,艾尔顿突然改变求婚人选;其次,弗兰克和珍妮订婚;再次,因为哈丽叶特对奈特利的表白。上述内容和主人公的幻想发生矛盾,正因为其失误迫使她不断陷落到痛楚当中,那些事也使得主人公逐渐成熟,迫使她得到教训。而最后主人公获知生活的真谛时,这种讽刺就逐渐消失了。 三、结语 小说《爱玛》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之作,它透过描写主人公艾玛,表明作家自身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简•奥斯汀在作品里使用了很多反讽,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反讽艺术。与此间作品还展现出简•奥斯汀在语言上的天分以及驾驭的能力。这本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成长历程中多次失误,但又可以从失误里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逐渐成熟起来。《爱玛》这部作品对里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一番说教,它娓娓道来,在使人沉醉的描述与迷雾一样的桥段里,在对角色个性以及内心的分毫毕现的描绘里。读者眼前好似浮现出一卷美丽且带有浮夸气息的真实画卷。读者一点也没有遭遇说教的感受,这恰恰是作者高明的写作手段造成的效果。奥斯汀精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述手法得到了反讽的艺术功效,阅读之人在情不自禁发笑的一刻也坦然能面对这些理念。作者利用反讽达到了创作的最终目的,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客观评价。生活是纷乱繁杂的,我们每一位都不能去轻视生活本身,而应当尽可能缩小自身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看清生活的真相,从而战胜困难。 作者:刘宁宁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艺术类论文:小学语文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一、通过心灵碰撞,体现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感情,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老师的产生信任和爱。这种信任和爱会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他们探究新的领域。文学作品都是表情达意的,而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非常明确的情感和价值指向,而教师就是通过语言来传递情感、传达信息的。因为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切起伏不定的情绪,就连最微妙的情绪波动,都是由声音表达出来,因此教师只有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情感,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共鸣中不断地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如果教师的语言苍白无力,就不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甚至会使学生有厌倦情绪,从而导致教学的失败,不会利用情感表达语言的教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教师在课前要深入挖掘文章的内涵,在借助大纲及参考书的基础上,对文章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教学中要通过自己的语言,传达这种见解,尤其是一些富有情感的课文,教师富有情感的语言对学生理解课文的内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语言要处处饱含深情,情是教育的根,因此,作为教师更应该带着感情去传授知识,满怀深情去教育学生。尤其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用饱含真情的语言,用亲切的语态、深情的语气来感染学生、激励学生、陶冶学生、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愉悦与满足,从而实现教师语言的情感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声情并茂地以声传情,在设置一个又一个情境的同时,努力酝酿情绪,是自己的语言富有真挚的情感,从而敲击学生的心弦。 二、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表达情感 首先,教师要通过圆润优美的声音来表达情感,使其语言充满无穷魅力。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师生交流的主要渠道。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语音准确、清晰、响亮、圆润,并具有一定的魅力,作为一个教师,动听的语音,悦耳的语调,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书面语言没有或无法表达的,有声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由于声音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表现力,优秀教师总是很讲究吐字清晰,讲求语调抑扬顿挫,变化有致。”其次,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口语的感情色彩必须通过语调来表现。“语调是语气的外在声音形式,使教学口语声情并茂的技巧,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语调是音量的轻重强弱、语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起伏快慢、语素的停顿连续构成的一种调式。它直接作用于口语表达效果,制约着口语表达的行为。教师的教学语调是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语言的独特的符号系统,它表现细腻的感情,负载丰富的信息。”由此可知,“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是件很重要的事。”尤其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调有时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如果能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讲授,学生不仅会受到美的熏陶,同时,学生也不会对教师的语言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积极地去探究问题,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雷会斌 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艺术类论文:唯美主义语言艺术论文 一、王尔德作品中的唯美主义 在当时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终结在很多人看来是由于王尔德的被捕,由此可见,王尔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流派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而,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少有传统喜剧中经常出现的粗俗的语言,反而用词优美、语言文雅,这一特点在王尔德戏剧的人物对白中是显而易见的。王尔德的戏剧主要以上流社会的人物和生活为描写对象,因而这些人物往往都说着优雅浪漫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的内容涉及风花雪月之事,王尔德也总让他们避免用粗俗的语言去进行描述。例如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就能找到关于王尔德作品语言的唯美主义特征的痕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作于1892年,是王尔德创作的第一部喜剧作品,它主要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家庭和婚姻问题,戏剧的优秀是研究、探讨淑女和荡妇之间的区别。王尔德的观点是,淑女和荡妇往往是一念之差,对二者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划分,比如一个被人尊敬和爱戴的淑女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荡妇,同时一个臭名远扬的荡妇也不一定就坏到骨子里去。这样内容的作品,很容易陷入粗俗、卑鄙的深渊,很容易失去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对语言和对白的准确度、深刻度和讽刺的尖锐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王尔德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用唯美优雅的语言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氛围,使剧中人物形象十分立体、鲜明。比如,作品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这样说到她的丈夫:“他一刻不停地要寻死觅活来恐吓我,我才接受了他的求婚。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追求起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质地的他都追求。”这句话中的“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质地”“各种式样”都在隐晦地指代各种各样的女人,即使是同他人说到这样不堪的事情,温德米尔夫人也努力地寻找文雅的词语优雅地、隐晦地对事件进行讲述。再比如,“他很会动感情的,虽然我该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过大笔钱,在这个方面,他有高度的原则”,这句话中的“很会动感情”是一个很精确巧妙的说法,这个说法间接而明确地描述了她丈夫的好色形象,一个滥情花心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反而比直白的说法更有表达效果、对听者的影响更深刻。王尔德对语言的文雅性的重视也许是来自他天生的浪漫主义,但这样的语言却更加深刻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制造了更鲜明的反差,强调了讽刺的效果。 二、王尔德作品中的悖论语言 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悖论语言这一表达方式的运用是他的作品能流传至今仍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语境,我们能够发现有些词句的语义在表面看来完全不难加以理解,但是当我们细细推敲语句结构,却发现它们常常颠覆了常理、经不起琢磨和研究。与此同时,当我们对这些初次读来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一定深入地推敲时,往往会发现这些悖论语言中深藏着另一层意义,从而又建立出“似非而是”的语言环境。王尔德戏剧作品艺术上的特色就是由这一悖论语言表达方式构成的,研究“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悖论语言是我们对王尔德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对其艺术深度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在王尔德里程碑式的作品《认真的重要性》中,他将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有违常理的剧情结构和不同于常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整体,这部喜剧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王尔德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巅峰。通过这种奇妙的组合,王尔德对上流社会视角中的爱情、婚姻、体面、死亡等严肃圣洁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样,这部喜剧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认真的重要性》中,两位贵族姑娘都希望与品性真诚的绅士结婚,她们的想法也与常人不同———她们都希望嫁给名字是“Earnest”的人,只因为这个名字与真诚同音,这样异想天开的做法吸引了两位贵族公子,他们冒名“Earnest”试图俘获两位小姐的芳心。王尔德就抓住贵族小姐的流于表面不重事物真正内涵的空洞的行事作风,展开故事叙述,使故事向着有违常理的方向进行。流于形式的两位姑娘执着于嫁给名为“Earnest”的男人,与此同时,这两个冒名的贵族公子又希望摆脱名不副实给他们带来的困扰。王尔德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个个谈吐不凡、言语诙谐的人物,由于这部戏剧的曲折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诙谐的悖论语言,对当时的喜剧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王尔德大量采用了荒诞、夸张、反讽、颠倒逻辑、对称结构等语言形式来达到幽默的表现效果,透过剧中人物对心理活动的真实表现,人物的形象都异常生动,作品的喜剧效果也被烘托到了极致。比如,剧中格温多林和赛西丽小姐产生一些误会时的对话就是运用悖论语言表达方式的典型之处。其中提到的“callaspadeaspade”是一句英国的谚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即为实话实说,而在针锋相对中,赛西丽把它改成“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来表现自己的真诚态度,而格温多林却利用spade的本意“铲子”来做文章,一语双关,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出身高贵,一方面贬低了赛西丽。这样巧妙、机智的对话在剧中比比皆是。 三、王尔德作品中的修辞手法 对比修辞法的运用。在王尔德的戏剧中,对比句时常出现。对比句可以使语句朗朗上口,对人物形象进行明显突出,还可以深刻地揭示事件的本质。例如,在喜剧《认真的重要性》中,爱杰农对杰克说,“你创造了奇妙无穷的弟弟叫作认真,于是进了城。而我创造了无价之宝的永久病人叫梁冕仁,于是下乡去了”。这句话其实是爱杰农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王尔德在喜剧的创作中,往往利用对比句推动情节的发展,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效果。矛盾修辞格的运用。矛盾修辞格是指在戏剧创作中语言和逻辑在突然间进行改变,也叫正反句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在王尔德的笔下常被用来增强喜剧效果,存在冲突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之后,往往看似矛盾但读来却有其所以然。在《认真的重要性》中,根据布雷纳尔夫人与爱杰农谈论有关哈贝莉的内容,依常理来说,哈夫人是一位寡妇,应该期待着变老,但剧中却反之而为,让她朝着年轻的方向进行一些转变。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也许会觉得这是布夫人的怜悯,但在下半句又听出了布夫人的一丝嫉妒之情。一惊一喜,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但深入体会,却不难发现,这正是哈夫人在丧偶之后的解脱感的一种表现,王尔德用这一正反的修辞格,隐喻出上流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奥斯卡•王尔德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语言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魅力。一方面,他的文学作品提出了对传统的美学的挑战,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阴暗面。除了本文讨论的这几种王尔德常用的语言表现手法外,他在创作中还喜欢运用夸张、比喻和用典等修辞格。正是由于王尔德对作品语言的严格要求,他的作品才能温和、委婉、隐晦地表达和讽刺。因而,我们在对王尔德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着重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在他的无数剧作中探索能为我们学习的技巧和手法。 作者:吴娇娇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艺术类论文:大众化语言艺术论文 1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语言展示强烈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1.1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1.2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1.3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行动指南。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口语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2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又反映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通过演讲、报告、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2.1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以反讽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2.2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2.3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1920年,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1921年秋冬,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发现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1925年,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26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3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3.1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的加工改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人以回味和思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真面目。总之,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2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巧妙地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领。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3.3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旗帜鲜明地提出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工作时,宣传的载体———报纸、著作、标语、口号等应注重实质,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在《反对党八股》中,用“懒婆娘的裹脚布”讽刺一些长且言之无物的文章,要求文章写得短而精粹,言之有物。纵观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文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队伍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例如赞扬新四军队伍“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称赞叶挺将军“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连串四字辞格的使用,读罢令人意志坚定,昂扬向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为了表示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坚决摒弃,慷慨激昂地论述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层层递进又一针见血的排比,体现了出神入化的用语艺术,彰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魅力。进一步以对联加以讽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总而言之,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匠心独运的句式,精深巧妙的思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光彩,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所展现的民族性、群众性、通俗性正源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通俗性,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其中,语言艺术所展示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根基,目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语言艺术所体现的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旨归,最终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并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语言艺术所表现的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语言艺术民族性的展示应当以群众性为旨归,以通俗性为依托;语言艺术群众性的彰显应当以民族性为导向,以通俗性为途径;语言艺术通俗性的表现应当以群众性为目标,以民族性为指引,从而形成有机统一、三位一体的态势,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刻的价值内蕴。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看,我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汪馨兰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社会科学部 艺术类论文:主持人语用原则下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作原则减少语言的模糊性 语用学中合作原则的目标是以含意的交流为目的。在信息的交流中,语言往往不仅表达字面的意思,在一定语用环境下语言会显现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含意。而合作原则正是以含意的准确传达为目标的。这种含意在主持人语言理论中被称作内在语,张颂认为,“播音的内在语是指那些在文字语言中所不便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显露出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合作原则在主持人语言中的重要意义受到其传播形式的影响。主持人语言的传播处于一种单向的、虚拟的人际环境中,于是对于主体来讲对传播语境的把握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是一种推测的结果。格赖斯认为,合作原则是“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为了消除语言中含意的模糊性,语用学家认为需要从量、质、关系、方式这些层面对语言交流进行规范。其中量与质的层面对主持人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量的层面要求主持人语言必须具有明确的优秀,涉及的内容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逻辑性的结构中展开。 对于主持人话语量的规定,要求其语言不能超出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但是,电视受众的组成是多样而复杂的,同时单向的传播模式也致使主持人无法及时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于是主持人语言的量准则就需要把握受众需求中的一般性。对于电视新闻报道而言,这种受众需求的一般性直接地通过事实来体现。了解事实信息,是所有受众共有的基本需求,而对事实信息的主观判断与评论就未必适合所有的新闻主持人节目。简单的说,当受众希望看到某位主持人的评论时,其内心已经形成了对这个主持人的兴趣与信赖。优秀的评论节目都具有品牌型的主持人,其栏目往往以主持人冠名。例如CNN的《拉里金•现场》、国内的《老梁观世界》《杨澜访谈录》等等。这说明主持人的语言内容首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形,话语内容着眼于事实层面还是评论层面与传播主体的媒介形象密切相关。当然,主体形象是可塑的,通过对事实信息的准确把握,理性思维在评论中的应用一个主持人会逐渐赢得观众的信赖。例如,十几年前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的子栏目《孟非读报》就赢得了受众的青睐,主持人孟非通过这个节目被观众熟悉与喜爱。该栏目立足社会热点,通过有力的论证向观众表述观点,这是把握了受众在思维层面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受众可能因为立场而对结论有不同倾向,但是人们思维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把握住了这个优秀,就能成功的说服观众。总之,量准则要求主持人把话语限定在事实和逻辑思维的层面,以适应受众的需求,所有纯粹武断的、主观情绪化的信息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主持人语言内容上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 2.质的层面要求信息交流的真实性。 新闻传播的本质与职业伦理强化了这一层面的要求。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话语与事实的符合,同时,真实性也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詹姆士认为,“真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思考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就像对的东西不过是我们行为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实用主义真理观作为符合论的一种补充,对主持人语言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主持人所表述的内容不仅仅是要与事实相符合的,同时也应该是对受众有用的。受众通过主持人节目获取事实信息的目的有两点,其一是通过事实信息形成自己对社会状况的判断;另一目的是通过事实信息获得消遣娱乐以应对烦忙的生活。这两个层面适用于数量众多、类型不同的主持人节目当中。当然,前者更集中地体在新闻节目中,后者则倾向于娱乐节目。就新闻节目而言,主持人的语言通过对事实信息的选择来实践实用主义的真实性。 二、礼貌原则体现平等关系 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认为,有一些语言本质上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他们称其为“威胁面子的行为”,如命令、建议或提议等。礼貌原则在主持人节目的单向传播中被简化了,简化为主持人语言对受众的尊重。与合作原则注重内容不同,礼貌原则把焦点集中于主持人语言的形式上。首先,礼貌原则主持人与受众平等关系的要求。主持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更有力的话语权。在传统传播环境中,媒介较之受众掌握了绝对的信息优势,于是媒体对信息容易形成垄断。这些优势使主持人倾向于以一个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这在当下仍有残留的“宣讲式”新闻播音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而言,这种强势往往体现在主持人语言态度的轻率与评论的肤浅。例如,2012年2月22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扩大版》报道了邻里矛盾的新闻,主持人评论说:“做什么事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握三点:一、讲道理。二、不能损人利己。三、别太自私。如果大家都能想到这三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了。”这种评论语言不传递任何与新闻事件有关的信息,只是简单的、抽象的道德表述。受众在评论中感到自己在接受初级的教育,于是一种反感就随之呈现。这是对礼貌原则的一种触犯。其次,礼貌原则显现在具体的语用技巧之中。礼貌是语言面貌的综合显现,在语气、用词、人称方面都有不同效果的体现。主持人语言能否体现尊重与主持人语言表达使用的人称有关。新闻传播要求客观真实,主持人语言首先受到了这个职业原则的限制。于是体现客观性的第三人称,通常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主持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于是受众就不会因为对语言内容的不认同而直接对主持人产生反感。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表述,对于遵循礼貌原则来讲,都是危险的。第一人称表述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节目主持人未必是受众所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与受众的对立面上。这显然不如符合礼貌原则的要求。第二人称表述,直接以“你”为主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评论,第二人称都会对受众的面子构成威胁。例如,河南电视台《DV观察》2008年9月1日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口语评论:“……不要命啊,您就不琢磨琢磨那东西万一不是在水里炸了而是在手里炸了你这人就完了。拿电电鱼?你倒是不下水,水里头你也不看看有别人没有?你们这玩意儿,你们是为自己能吃口鲜的啊,还是打算拿他卖钱啊?啊,你这样,你要真是改不了这毛病,笑寒(主持人)给你出一主意,你也甭钓鱼,你也甭捞鱼,你也甭电鱼,你也甭炸鱼。你搬两块石头,卖把子力气,你砸(杂)鱼得了。这多好啊,又热闹……”上述评论中,主持人以嘲讽的语气对用炸药炸鱼者进行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都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表现出了极度的对抗色彩;同时第二人称表述,使这些敌对情绪被所有的观众直观的感受。尽管,电视观众不是评论的对象,却成了主持人泄私愤的对象。于是礼貌原则被严重的触犯。 三、结语 最后要总结的是,由于电视主持人节目具有模拟人际传播形式的特征,于是人际交往的语用原则对其产生了实践性的作用。在主持人节目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应用,对规范主持人语言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作者:李佳瑜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艺术类论文:中职信息技术中语言艺术论文 1中职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语言艺术的淬炼 (一)利用设置悬念的语言艺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设置悬念的方法,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主动去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探索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掌握学习的方法,在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自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开拓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不断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也能够锻炼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性。在新课讲解中,当碰到较复杂的问题时,学生表现出困解时,教师通过设置出一个合理的悬念,给学生拓展开想象的空间,为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学生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不但解决了问题,还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信息技术课程的语言规范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知识讲授中,特别是一些含义和概念的讲解中,必须保证语言描述的准确规范性,在操作方法的讲述中更应该注重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使学生对所讲述的知识点出现误区或者疑点,有效防止在原则上的理解性错误问题的出现。 (三)信息技术课程中充分和合理利用肢体语言 利用肢体语言,能够对口头语言做出相应的补充,合理的使用肢体语言,还能实现口头语言所达不到的效果,肢体语言可以反映出人的态度和内心,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进行提问时,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正视学生并且认真的倾听,对学生所回答的答案给予客观评价和适当的肯定,不能表现出嘲笑和蔑视,以此去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是学生养成积极参与教师提问的环节中去,使学生积极思考回答问题的好习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在每一堂的教学中,教师如果一味的进行机械的讲解,不能够充分调动整个课堂气氛,会逐渐使学生脱离课堂,这时如果充分结合肢体语言,表达教师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将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使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得以拉近,有效的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最终使整个教学气氛在活跃的环境中进行,有效避免了沉闷和单调的学习氛围,例如在学生周围与学生一起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计算机上机课上,在学生旁边进行走动和仔细观察,检查每一个人的操作是否有错误,并及时进行纠正和辅导,和对学生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表扬。 (四)信息技术课堂中注重语言幽默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程中有许多逻辑性较强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学生不容易理解,并且内容比较枯燥和抽象,很多学生在遇到这种类型的内容时就会选择放弃,进而也会严重影响到后面与这部分知识相关联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要选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有趣生动语言和切合实际的实例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和形象化,使学生能用最佳的状态和轻松的心情去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应该避免的误区,更好的去掌握重点知识,这种心态的学习方式也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勇于突破难题的积极性,利用幽默性的语言,也可以很好的维持课堂纪律,当学生在课堂上聊天或者做出其他有损课堂纪律的行为时,教师可以利用幽默的纠正学生们的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得到预想的效果,可见,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利用幽默的语言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教学内容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师生间的问题。 2结语 中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掌握了课堂上的这一门语言艺术能够提高教师语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和幽默,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树立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逐渐的完善和发挥自己的语言艺术,使早日实现既满足教学要求又适应学生教学的语言艺术的形成,从根本出发,尽最大力量的去调动中职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课程主动积极性和主动探索性,不断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中职信息技术的教学内容最全面、教学效果最佳的状态,也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这将对我国中职的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杨敖 廖艳 单位: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类论文:观察类社会舆论语言艺术论文 一、严格采用专业术语,展示社会系统的真实百态,确立客观性的价值认知 我们不能让这孤独的勇气被冷漠所吹散。如何去正确看待、积极帮助这群有梦的小精灵,让每个孩子的梦想伸出翅膀,舒展翱翔,是值得每一位社会成员思考与践行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彼此之间的协助,这个社会才会让人觉得更温暖,更踏实。”正是通过诸如以上专业、精准的语言的添加与衬托,令观众群体真切感知到社会发展的真实现状,也能以更为客观的认知去接触、认可其他社会群体,从而让社会舆论的形成更为客观、科学。 二、合理融入网络流行语,释放切实有益的应对理念,营造协调性的论述氛围 捕捉并呈现社会万象的更新变化,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又一特色。网络时代的到来,显著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用语习惯,继而也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话语表现,观众群体也普遍希求能够观赏到更加贴合自身生活环境、契合自身话语氛围的电视节目。为了继续保持收视优势,良性引导社会舆论,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进行了适时改良,其开始合理融入时下颇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调整节目语言的表现效果,着力去凸显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理念,继而也充分营造了协调、活跃的舆论环境。譬如凤凰卫视社会热点观察节目《总编辑时间》就在网络流行语的添加、表现上做到了水乳交融,同时也对社会舆论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灵活引导。如在对猖狂倒票的火车黄牛党进行调查报道时,就作了如下解说与点评:“这群头脑灵活的投机者确实很任性,其来往穿行于购票厅、车站广场以及工厂等人流量巨大的场所附近,乐此不疲,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貌似热情的态度,倒也真忽悠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于是将白花花的银子都揣进了自己兜里。”“任性”等网络用语的添加,不仅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自如,同时也鲜明刻画了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倒票团伙的丑恶嘴脸,提醒观众群体提高警惕。而在总结辨别黄牛党、整治黄牛党时,其语言设计对于网络流行语的添加利用则更为巧妙、自如,如“对于这些害群之马,我们要擦亮眼睛,一是要坚决到正规的售票单位购票,二是要自觉抵制低价票的诱惑,三是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信在社会大众的协同努力之下,最终留给这些黄牛的,除了寂寞空虚冷,还是寂寞空虚冷。”通过这种诙谐独特的语言引导,使观众群体不仅形成了对于不法谋利群体的理性认知,而且也掌握了防范犯罪团伙欺诈的应对技能,继而良性引导了对于游走在法制边缘的灰色人群的舆论走向。 三、灵活调度背景旁白,形成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释放人性化的话语气息 背景旁白是电视节目之中常用的语言手法,其与视觉画面相结合,共同营造了与节目主题契合一致的视听体验。在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之中,由于其表现主体多为故事结构复杂、人物个性各异的社会百态,所以也需要相对应的背景旁白来理顺脉络、凸显主题。而为了缩小与观众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创造更为温暖、和谐的观感体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都开始注重更新其背景旁白的设计,不仅加强了语调语气与词句的和缓衔接,还更多地选择了简洁、温馨的语句,这就有效形成了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使得人性化的话语气息充分萦绕开来。譬如深圳卫视的《温暖在身边》就以节目语言表述平和、真善情感传递细腻而深受观众群体的喜爱。该节目在语言统筹上多采用背景旁白与背景音乐呼应并行的表现手法,如在讲述怀揣音乐梦想的单亲少年苦学唱歌、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之时,就利用舒缓动人的背景音乐与旁白,对这群特殊群体作了动情讴歌:“每当其他孩子都在甜甜的清晨梦乡中时,他们已经悄悄来到厨房,生火做饭;每当夜幕降临,其他家庭都围坐在饭桌前说笑谈天,他们则在打工店里来回忙碌着。他们本分、踏实,遇到困难只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万不得已,绝不去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一颗煤球、一盒火柴。只为了能让心中的梦不再缥缈,让自己多唱几首喜爱的歌谣,多看几次父母的微笑,就够了。”在这种温馨、真挚的背景旁白的感染之下,观众群体会主动去感悟温暖、友爱的真情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成员群体,也会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继而形成科学的舆论氛围。 四、集中增扩激励号召语,促进不同阶层的参与互动,构筑互助化的交流平台 平台功能性是社会观察类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价值,也是颇能体现其媒体社会效益的一大环节。伴随着全民参与社会发展的浪潮涌动,电视媒体也顺应这一潮流,增加了诸多鼓励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表达意见的新式节目。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交流互动性,为了更为有效地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到节目交流中来,形成更为协调的群体舆论氛围,其普遍都在节目设计之中加入了带有励志性的号召语,以此来聚合各个社会群体加入互动平台,共同探索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譬如广东卫视于2015年全新推出的社会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就将鼓励各阶层沟通、带动全民性互助作为节目主旨,力求通过富有特色的号召激励语的添加,激发观众群体的参与热情与互助兴趣,合理引导当前社会舆论朝向科学、人性的层面拓展。如在该节目第2期中,就对活跃在社区、负责交通疏导的义务交通员群体进行了观察与记录。当主持人寻求执勤交通员帮忙指引道路、并故意试探其能否为其导向之时,交通员爽快并热情地为其带路。此时,略带夸张的艺术化词句“我要给他们点一万个赞!还在等什么,乡亲们,加入这支队伍吧!”跳跃在电视画面之上,主持人也对着镜头向观众发起号召:“还在犹豫什么,我这么懒惰的人都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想要做一回义务交通引导员,来吧!等你。让我们一起加油!”而配合愉悦的背景音乐,一大群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开始紧跟在主持人身后,争当义务交通引导员。此时,节目再次运用旁白发起号召:“别再犹豫了,小伙伴,再不加入你就out啦!”通过这种轻松欢快而极富鼓励性的号召语的点缀,互助化的交流平台得以确立,观众群体都能在节目中获取对社会发展的多样思考,并激发其主动参与、乐于奉献的意识理念,从而也促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融洽。 作者:王子彤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艺术类论文:合唱指挥肢体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唱与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 (一)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 合唱是一种音乐艺术形态,其包含着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想,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象形式。从本质上讲,合唱是艺术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意识,将各种体验性的、主观性的素材加以高度融合,形成某种独特作品艺术的表现活动。其作品是一种以词、曲为物化形式的意象表达,是一种专门供观者鉴赏和审美的艺术形象。合唱是一种集体效应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容,能够体现恢弘壮阔的艺术情境。合唱包括青年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室内和声合唱等多种形式,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及一种合作下的艺术美感。但是,合唱与其他歌唱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需要在统一的指挥下完成,具有一定的指挥情境效应,这就使合唱具有了诸如某种舞蹈的肢体语言大集合的艺术特征。 (二)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特征 合唱指挥往往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进行对合唱作品内容的表达,指挥人员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技艺形式,形成某种肢体语言对合唱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进行意象化的展示。指挥人员需要在对创作家的情感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情感的肢体表达将作品中的情境完美地展现出来,将此种情感化作一种艺术形象,给观者以视觉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合唱团每位成员的文学造诣、艺术修养以及音乐功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合唱团队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良好的合唱指挥的基础上,只有在完美的、富有艺术气息的以及具有实用效用的指挥基础上,合唱团才能够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合唱在于通过不同声部及各种不同的演唱形式达成整合的艺术效果,这就需要一定的完美的艺术指挥。在有序的指挥下,合唱团的合唱人员才能够将各自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整体效应,达成完美演出的目的。而且,对于观者而言,台上的演唱人员是相对静止的,只有通过指挥人员的肢体表演,才能够对表演进行视觉上的感知,由此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使其更加地被现场的气氛及情感所感染。合唱是一种声音的共性艺术,是一种协调性的群体艺术形式,表现了一种和谐之美,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多种合唱的声音进行协调、训练和统一,由此便产生了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合唱最大的魅力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就在于和声,通过和声使声音的音域更加地宽广、丰富了音色,使声音更加富有表现张力,这是个体及小群体演唱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基于其整体性,合唱指挥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优秀的合唱指挥能够在表演过程中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艺术情感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观者对合唱作品的共鸣与认同。一个成功的合唱指挥需要最棒的指挥技术与最为丰富激情的肢体语言之间达成高度完美的融合。合唱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指挥者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以表达。合唱指挥在表达上既要充分体现原作的情感,又要对其进行再度创作。合唱指挥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程艺术创作及合唱艺术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及艺术美学价值。指挥人员在指挥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合唱作品进行演绎,使其具有一定形象化艺术特征,创造出肢体语言的美感效应。指挥人员在表演过程中,将肢体语言艺术化,提升了合唱的听觉艺术价值和视觉的审美价值,使合唱成为具有综合特征的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经典艺术。 二、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运用的原则 指挥是合唱团艺术生命的灵魂,其不仅仅是合唱队的优秀人物、领导者与组织者,还是合唱团音乐艺术形式的再次创造者。从观者的角度看,合唱团的指挥人员更是一名表演艺术家。因此,合唱团中的指挥者不仅要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造诣,还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这样才能够使合唱在内外两个层次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协调统一,得到观者的认同。合唱指挥要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对每一位合唱队员的音乐表现进行引导,要遵循“省、准、美”的艺术原则,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第一,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适度,指挥人员通过对合唱作品思想情感及意向进行精准的把握,对其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对每一肢体语言进行设计,做到情感表达到位,情绪拿捏到位,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空的状态。省是指挥人员进行肢体语言艺术表达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两种原则的基础。在肢体语言运用上,指挥人员应从该基本原则出发,做到艺术形态的完美表达。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在一定程度具有适度性,合唱也不例外,尤其对于合唱指挥人员更是如此,合唱的艺术效果不在于个性的突出,而在群体效应。因此,指挥人员要注意对自己情绪的把控,照顾大局,点到为止,不需要做到过“满”,以致影响整体演出效果。第二,准是指指挥人员能够对合唱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向进行完美精准的再现,包括对音乐节奏的精准把握、对歌唱者换气点及呼吸点的掌握,并给予合唱人员最为精准的预示及情感眼神的交流,使合唱人员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演唱,达到完美和谐的艺术状态。第三,美讲究的是指挥人员在动作上具有艺术美感,富有协调性和舞蹈性,动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指挥人员通过艺术动作美的呈现给予观者以感官上的冲击,使观者能够通过指挥者的动作体验其内在的情感,从而达到一定的思想情感的交流,使其有所动、有所悟,完成艺术的呈现与交流。艺术不在于观赏,而在于观赏后是否能够激起观者内心的涟漪。指挥人员作为合唱队的灵魂所在,必然是传达某种情感的优秀,因此指挥人员不仅要做到外在表演上的惊艳,更要体现内在情感抒发的美学艺术价值。指挥人员要做到“省、准、美”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完美地融入到表演中,使动作富有一种灵动的和谐的魅力。 三、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的完美运用 (一)手势语言的艺术表达 合唱指挥最为丰富的语言莫过于手势,通过手势动作不仅能够对合唱团人员进行协调统一,还能充分地将合唱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出来。指挥的手势语言在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中尤为重要,任何思想情感活动都主要通过指挥人员的手腕、手指、手掌、手腕、小臂和大臂的相互协调进行语言艺术的表现与传达。在运用过程中,随着音乐的发展,手势语言应当有所变化,既要有一定的控制感应效果,又要有一定的漂浮感和灵动感。合唱成员一般通过对气息的推动进行歌唱,其在发声过程中既要对气息有一定的控制,又要连贯、强弱得当、声情合一。这就需要指挥人员运用手势语言形成一种阻力来控制音乐。 (二)面部语言的艺术表达 指挥人员需要通过一定的面部表情,根据音乐作品中的情感意象进行艺术信息的传递。面部语言是指挥人员在手势语言表达之外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指挥人员主要通过眼、嘴、眉、下巴等面部器官对音乐情感进行表达,特别是作品中较为复杂的音乐情感,直观地再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是肢体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最为生动、直接和灵敏的所在。比如,当表达恐惧、愤怒时,指挥人员会张大瞳孔,在表述哀伤时,会放大瞳孔,放空眼神。 (三)身体语言的艺术表达 这主要是对于指挥人员的身体姿势而言,在表演过程中指挥人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姿势,即或坐或站。指挥人员一般是保持一种傲然挺拔的端正站立姿势。在正式场合中坐姿较为少见,但是排练时却有所体现。指挥站姿一般要求两脚站稳、身体挺拔端正、肩放松、腿稍分开,给人一种积极兴奋、挺拔向上的沉稳之感,以此达到外形的和谐之美。合唱指挥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审美的角度看属于艺术范畴。因此,合唱指挥既要有精准到位的、娴熟的技能,又要有丰富大方的肢体语言,从而充分展现合唱的内在艺术特征,增强其美学效应。 作者:和桂莲 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类论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论文 一、新闻评论节目特质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 (1)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灵活。 电视新闻评论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有时还运用多种表意符号来传递思想。在节目中,经常会插入现场再现、嘉宾访谈、现场采访连线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形式多样。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除了具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外,还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跳出自己已备好的语言模板,用自己更加灵活的语言,去串联各方,确保节目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2)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亲和。 传统的评论总喜欢摆出一副讲大道理、教训人的姿态。而电视新闻评论则不然,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记者、事件当事人,上了镜头,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作为各方的衔接者,要使节目参与各方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节目,顺畅地传递信息,首先在语言上要做到有亲和力。 (3)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具分寸。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回归,新闻评论节目对主持人自我语言特点和人性化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持人要顾忌人性,该高要高、该低要低、该怒要怒、该喜要喜、该伤要伤,这样才能拉近受众、吸引受众。同时,在评论中要特别注意分寸,应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语气、节奏,使自己的评论能够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认可。 二、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应注意的语言禁忌 (1)不要说想当然的话。 作为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更多的职责是将新闻的信息传播好、把参与各方衔接好、尽力得到较为科学、公正的结论。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参与评论的时候,在语言上一定要留出空间和弹性,一定要谨慎。切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随意地给出结论。 (2)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很多的时候是代表政府说话,代表政府传达信息,所以信息的指导性非常强,影响非常的深远。因此,对每一句话都要真正地负起责任,说每一句话都要真正清楚、明确。特别是很多的事件,涉及多方的责任,甚至会涉及政府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不清楚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更不能说。 (3)不要说压迫性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涉及方方面面,所有的参与者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质问谁,所有参与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新闻能够更加完善,使结论能够更加科学。因此,作为主持人,尽量避免用压迫性的语言,去质问和要求参与者。 (4)不要说虚话。 新闻类节目本身特点就是真实,真实的事件就是需要真实的表达,稍加修饰和做作,就会使之失去原本的意义和特点,大大降低事件本身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虚话,哪怕一点的不实,都会使整个节目出现本质上的改变,原本真实的信息也会被受众怀疑。 (5)不要说废话。 新闻评论节目,信息量的集中储备在新闻描述、在新闻当事人、在评论嘉宾,而不是在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太多,自然会占用节目的时间,影响到节目的信息量。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废话,要使每句话说到点子上、问到点子上、评到点子上。 三、如何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修养 (1)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使语言更主流。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在剖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消息。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新闻敏感。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注重对中央和各级发展精神的学习,把握方向,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2)扩大社会知识面,使语言更丰富。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评论的事项,古今中文、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无不包括,所接触的评论嘉宾很多都是各个专业的专家和高层人士。因此,要真正使自己的语言能够驾驭好节目的开展,知识面的丰富是基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刻苦地学,不断地学,自己的学历层次、文化水平和知识积累。 (3)提升专业能力,使语言更规范。 专业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修养最基本的要求。要获得良好的声音,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声音训练。此外,还要加强口头报道、现场采访等语言能力的训练,加强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语速的训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能够在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准确规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4)做足准备功课,使语言更恰当。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录制节目前,一定要对所播报的问题,详细地搜集有关情况。一定要与编导组一道研究、分析,充分掌握整个节目的初衷、要达到的目的、整体的程序、参加的嘉宾、引导的方向和最终的结论。同时,主持人还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嘉宾,了解询问的问题,甚至要充分预想或事先询问嘉宾的回答内容。 (5)塑造良好的风格,使语言更精彩。 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其风格是否独特鲜明,分析是否深刻,决定着主持的成败。特别是在语言表达上,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富有感染力。每一个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自身的语音条件不同,自身的讲述方式不同,所主持的节目也不同,但是风格的培养是必须的,风格培养的方向就是符合节目设置、符合受众要求、符合自身实际,使节目更具人性化、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刘霖 单位:莱芜广播电视台 艺术类论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领导重视提供保障,组织周密章法有度 1.悉心指导,增添动力。 作为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的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学校领导对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在讲课比赛的每一个现场,都能看到学校领导的身影。他们静静来到比赛现场,非常认真地听了有关教师的讲授,并在赛后对参赛教师的讲课效果做了精彩的点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校领导密切关注赛事进程,多次亲临教务处进行指导。各院系的领导不仅认真组织试讲、选拔,而且都始终坚持随堂听课,给了参赛教师极大的鼓励。 2.安排合理,井然有序。 任何一项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管理。根据《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教务处对竞赛事宜做了部署安排,明确了竞赛程序和相关要求。各院(系、部)根据强化过程、重在提高的原则,认真组织、谋划和落实。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原则上采取随堂听课的方式进行。预赛阶段的比赛在各院(系、部)开展,最终选拔出了23位青年教师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参赛教师涉及到全校13个院(系、部),参赛课程涉及到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整个决赛阶段的组织有章法、有秩序。在开幕式上,不仅有上届一等奖获得者的现场示范教学,也有部级教学名师和退休教授交流教学和科研的感悟和体会,给参赛者和组织者以启迪。比赛过程严格按照比赛规程有序进行,赛前有组织、赛后有评议、评后有反馈。参与观摩的教师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撰写心得体会。教务处安排有专人负责决赛全程的组织、协调和记录,并能对整个赛程进行及时报道,保证了竞赛活动有序开展。 二、参赛教师风采纷呈,课堂演绎别样精彩 各位参赛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各领风骚、独具魅力,不仅仅体现了师道之高尚,更能使每一位参与者体会到教与学的和谐之美。 1.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富有职业心、责任心、自信心。 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课堂又是教师这一职业神圣之所在。在每次比赛现场,我们都能看到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的参赛教师,他们服饰得体,仪态端庄,举止大方。课堂教学尚未进行,其稳重的师表已经给每位学子做出了表率。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是能对学生人生道路产生影响的知识。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堂上讲授不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很有责任心地、有意识地传授知识,使学生真正领会、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表现出来的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讲课过程不仅是对授课内容的比赛,更是一场展示教师人格魅力的过程。课堂上教师的表现必须要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引发出激情,才能淋漓尽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各位参赛教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激情和自信,而且大多数教师都具有亲和力,能将感情投入授课中并充分“享受”这一过程,课堂交流融洽、自然,教学气氛活跃、和谐,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明显。 2.教学语言优美生动,表达风格化、情感化、规范化。 “披文入情,情动而辞发”,良好的教学语言可以烘托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各位参赛教师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严谨精练、生动流畅,节奏感、逻辑性强,讲课规范有序、张驰有度,极富魅力,语音准确,语调正确,语句合乎语法修辞逻辑,用词恰到好处,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与教学内容。大多数教师语言表达都极富有情感,热情洋溢,抑扬顿挫,幽默风趣,显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个性,从心理上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学过程融洽、默契,整个课堂充满情趣与活力。有如小桥流水者,轻声慢语、娓娓而至;有如大河奔腾者,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有如绘画大师者,尽情泼墨、写意渲染;有如哲理名家者,构思严谨、环环紧扣。能恰当地运用表情、眼神、手势等体态语言对教学进行有机补充,意近旨远,词浅意深,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功能策略和交际策略,对学生进行启发暗示,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3.教学设计精彩恰当,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层次性。 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对课程环节的安排设计,每位教师都独具匠心、风格各异。参赛教师在平时备课活动中,都分别在深入钻研教学大纲、精通教材内容、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针对课堂教学的目标群、知识结构、板书利用、课堂练习与作业等因素,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诸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把握课堂节奏,通过精练的回顾讲解,很流畅、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讲授内容,根据翔实的材料、清晰的条理、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从多个角度去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 4.教学内容充实丰富,体现知识性、专业性、前沿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竞赛课堂的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教师要非常优秀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依赖于平时的努力;不仅要依靠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在理论课教学上,教师尽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联系专业实际和生活实际,提出学生真正感兴趣且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增加一些带有探讨性、启发性的教学内容,通过具体实例的讲解,把学生的思维领入到实际生产中去,最大可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目的。 5.教学方式灵活多样,突出统一性、适宜性、实效性。 在竞赛课堂中教师能采用诸如启发式、激励式、记忆式、问题式、参与式、案例式、研讨式等不同的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也不是凌乱地、毫无目的地应用。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广泛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制作精良,运用娴熟、自然。课件不是为了表现多媒体这一教学手段而使用多媒体技术,也不是简单地将教材文字转化成电子文档,而是结合科研成果、工作实例,用图表、动画、视频、声音,生动形象地展示所要讲授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各位参赛教师并没有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是紧密结合课程实际,将传统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交互使用,使“多媒体课件+黑板板书+教学模具”有机地结合起来,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三、评审专家工作细致,赛后评议客观公正 在竞赛现场,有一群听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学校本科教学巡视组成员、讲课比赛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各位专家都是有着非常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授,虽然有的已白发苍苍,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们本着对学校教育事业负责、对讲课比赛负责的态度,聚精会神听讲课、专心致志做记录。在每次比赛结束后,都分别进行了两场点评,一是由教学巡视员担任的竞赛评委会的点评,二是由各院(系、部)参与听课的领导和教师的点评。各位评审专家在赛后评议中陈述已见,对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分别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点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另外,为充分体现客观公正这一原则,评审专家在赛后还采取随机听课的形式,了解参赛教师的日常授课情况,以综合表现评定参赛结果。各院(系、部)除了客观点评外,以如何更好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为出发点,院系领导亲临指导,青年教师踊跃发言,畅谈体会、感想和收获,汲取经验,思考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学校搭建交流平台,共同促进教师成长 对青年教师而言,欠缺的是教学经验的不足,即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且被学生接受和理解,这就好比要想给学生每人一杯水,教师不仅仅要有一桶水,关键是如何把一桶水有效地注入每个学生的杯中。讲好一节课容易,重要的是讲好一门课,在这方面学校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通过举办讲课竞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作者:刘芬 单位: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艺术类论文:微积分教学中语言艺术论文 1《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要形象、生动 《微积分》的知识内容往往是抽象的,要化抽象为具体就要用心揣摩怎样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语言去讲解,比方说,讲到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水来刻画,也可以用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摆桌子来比喻,这些比单纯的去讲数学证明更能让学生理解,也更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2《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可以浪漫但是不失深刻 学数学的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往往是木讷、活力不够,没有搞艺术的那么潇洒,其实并不如此,德国数学家维尔斯特拉斯说过“缺少诗人气质的数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数学家”,尽管我们高校的很多数学老师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其实一样可以在课堂上浪漫一些、洒脱一些。比方说讲中值定理,我们可以借用我们古代的一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作一个很好的总结。在给学生讲解微积分基本公式时,我们可以来一句英文:“It’sapowerful,beautifulandgalivibleformula”(galivible是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此时学生们会惊讶不已。在介绍比较复杂、冗长的泰勒展式时,尤其是几种余项的时候,比方说皮亚若余项,我们可以先讲讲皮亚若的生平、故事、思想,然后强调皮亚若说过一句话:“给学生讲授晦涩难懂的东西,是对人性的犯罪”,进而我们可以说为了不背负此罪名,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更简单更人性化的皮亚若余项。这就是一种洒脱,也更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3《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应该尽量活泼、幽默 人们常常说活泼带给我们青春,幽默带给我们快乐。讲授《微积分》也一样,课堂上不只是有证明、计算、推到,公式、定理、结论,也应该有欢笑、掌声和快乐。一次,笔者给大一新生讲连续和不连续的概念,黑板是上下拉动的,上面一块写满了要拉下来,突然卡住了怎么也拉不动,这时笔者转过身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不连续”,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还有一个学期,上午三节数学课,第二节课休息期间,很多同学都爬在桌上要睡觉,这时笔者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于是稍加改动,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现在睡觉你会做梦,现在听讲你会圆梦”,课堂里顿时掌声如鸣。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做到上面的要求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当然还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联。教师首先要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熟烂在心,信手拈来,同时还有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才能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充分发挥,驰骋千里;其次要多读些数学史,多想些比书本上更深刻的东西,结合自己的语言风格,形成自己独到的语言体系;最后跟紧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能够像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那样讲讲数学里的“段子”就更好了。 作者:刘双乾 单位:暨南大学数学系 艺术类论文:导游语言艺术论文 一、导游语言的基本原则 1、生动幽默原则 导游语言也应该具备生动形象的表达,这也是导游语言的艺术性和趣味性的具体体现。另外导游语言需要运用适当的幽默,因为导游人员在讲解过程中穿插一些相关的幽默,会使气氛融洽讲解更加生动有趣。 2、灵活性原则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导游语言应该注重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使用语言进行讲解,使特定的景点讲解适应文化素养,审美各不相同不同层次的游客。导游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游客灵活掌握讲解内容,使其适应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位游客能够享受导游语言艺术之美。 二、导游语言艺术的技巧 1、语音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包括语调、音量、语速,要善于进行语调变化,语调平淡的导游讲解会缺乏活力,所以,语调应该有高潮也有低潮,语调的变化能使语言具有节奏感,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各自特点,也可以赋予不同的音调,使其适当的以情发声,以声带情。导游人员的语调要自然优美,抑扬顿挫,发音清晰,语言要通俗易懂,而且导游人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强弱,要富有感情色彩和节奏感,在导游讲解语速上应注意节奏快慢,如果导游人员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讲解,缺乏感情色彩,会令人乏味,缺乏兴趣。所以,导游人员要根据要讲解的内容,游客的反应控制语速,讲解语言速度的快与慢是相辅相成的,在讲解过程中通常讲快了游客跟不上或听不懂,讲的太慢,游客又失去兴趣,所以导游人员应掌握好语速,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快慢结合。 2、口语化语言技巧 导游讲解过程中口语化语言是及其重要的,是导游人员必备能力之一,也是导游人员表达的方式,口语化能使导游人员和游客之间清楚明白的了解和接受对方,理解和接受是口语化的特征。当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候,游客不感兴趣,这时候导游人员应该注意语言的运用,首先应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其次在讲解内容上注意技巧性,讲解语言尽量口语化,避免使用难懂词语,用口语化语言更加贴近游客,激发游客兴趣。导游语言要尽量使用大众化,浅显易懂的词语,使导游讲解贴近游客。另外,强调导游语言的口语化,但是不能忽略导游语言的规范化。 3、语言叙述方式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运用灵活多变,生动形象的的叙述方法,以便更好地吸引游客,在导游词讲解中如果只是按照顺序方式讲解就会显得十分平淡,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讲解中倒叙和插叙显得尤为重要,如在讲解过程中设置悬念等方法活跃气氛,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致。在导游人员具体带团的过程中,导游人员除了具备基本的导游方法和技巧以外还应该具备自己的特色,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导游效果。导游艺术的重要部分有导游方法和技巧。导游人员要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激发游客的兴致就必须讲究导游的讲解方法,提高导游的语言艺术。 三、导游语言艺术的作用 1、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活动,导游人员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性格、爱好、信仰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表现出不通过的行为、习惯、性格和语言,在此过程中要使旅游团始终保持和睦融洽的气氛,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就要求导游用灵活、幽默的导游语言打破沉闷的气氛,避免尴尬的情况,用多样的导游语言提高游客的游兴;运用导游语言艺术能够激发旅游者的积极性,提高导游人员服务质量。 2、协调增进主客关系 在不同的职业中,协调能力是必备的一种工作技能,所以对于导游行业来说也不例外,旅游者初次到达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旅游者的心理总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拘谨感,导游人员的语言艺术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缩短主客之间的关系。当导游与游客之间出现隔阂的时候,艺术性的导游语言艺术能够化解双方的矛盾,是协调主客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 3、提高导游员素质 导游人员是最直接接触旅游者,导游人员的素质和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严重影响旅游业和社会声誉,也关系到旅游国家和地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在旅游过程中导游人员要以游客为中心,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身人格魅力感染游客,导游员带团过程中在游客心中确立威信,带好团队。语言艺术是导游语言的升华,对导游员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导游员在提升自己语言艺术的同时也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四、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游客和社会对于导游员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而导游的语言艺术在导游员带团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导游语言运用是否成功在导游员带团中起到极其重要,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艺术,学好语言,掌握语言,带好旅游团。 作者:扎西卓玛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地理教学中德育语言艺术论文 一、语言应自然朴实,化难为易 在地理教学中如果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是一条明线,那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是一条暗线。教师只有娴熟地运用语言技巧过好渡、铺好路,才能起到“明”“暗”双收的效果。因此,教师的语言必须朴实无华,犹如潺潺流水激起学生思想的朵朵浪花。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一节时,虽然内容抽象,但是有利于科学史教育和科学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切入正题。故事一:一位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时发现了海藻、海螺等海洋生物的化石,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直接猜测:“这里过去可能是海洋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就是海洋。”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七千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不断抬升,海水渐渐退去,海洋生物沉积形成化石。故事二:20世纪,有人在台湾海峡的海底发现古代森林遗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学生猜测说:“这里过去可能是陆地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是和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接着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一百万年前,这里森林茂密,后来由于地壳下沉成为了海峡。不过由于板块的不断运动,台湾海峡还在缓缓抬升,据预测,一万年以后台湾海峡又将成为陆地。教师朴实的语言,自然的引导,引领学生“穿梭”于古今之间,深入浅出地体会知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从而证实了“海洋和陆地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一理论。苍海桑田是大自然的规律。教师的语言自然朴实声声入耳,将知识化难为易。 二、语言应风趣幽默,语近意远 地理教学中常常涉及较为枯燥的人文地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所以教师诙谐幽默、生动风趣的语言会让知识富有情趣,使课堂充满愉悦和谐的气氛,这往往比枯燥的说教更为有效。例如在讲“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时,正好是午后第二节课。走进教室,讲台前有些狼藉,门后的水盆水桶里满是脏水……教师笑着说:“我们经常出入这样一个狼藉的空间,目睹垃圾散落的地面,粉尘飞扬的讲台,享受这浓缩了的人工‘废水’‘废气’和‘废渣’,哎!看来今后上课要必备一样东西———大口罩,你们说怎么样?”学生们听后有的偷笑,有的面面相觑,有的恍然大悟。几个学生立即对教室进行了清理。教师通过这样的“小情景”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学生懂得了保护环境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的“大道理”。信手拈来既不牵强附会,又达到了语近意远的效果。 三、语言应真实生动,饱含情感 常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地理课上所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内容,都应以科学准确且饱含激情的语言,真情流露出对祖国河山的自然情感,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情感,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树立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感。例如在讲“台湾”一节时,“钓鱼岛”就是再好不过的德育内容了。为此,教师在课上可以这样讲述: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100海里的地方,面积为43838平方千米。由钓鱼岛与其周围的赤尾屿、黄尾屿、南北小岛及附近的一些岩礁共同构成。有关钓鱼岛归属的问题一直是热点。但可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有三:第一,钓鱼岛与我国东海大陆架相连。根据《国际法》规定,海洋沿岸国家对大陆架是拥有固定的排他性主权的。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第二,早在1403年中国人杨载就首先停留在钓鱼岛,而后明朝、清朝《筹海图编》《海国记》等书中也都有关于钓鱼岛的清晰规定和标示。中国政府早在600多年前的嘉靖年间就对钓鱼岛进行了主权管理。嘉靖35年(公元1556年)总督胡宗宪奉命负责守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海防。第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抢占钓鱼岛。二战结束时,钓鱼岛连同日本本土同被美国占领。1971年美国为了对华冷战将其托管的钓鱼岛非法移交给日本。日本当局据此提出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后又觉不妥,于是日本外务省又进行了无耻捏造,说钓鱼岛是日本于1895年发现的“无主地”。如果说120年前日本强占钓鱼岛是野蛮的军事入侵,那么120年后这一幕的重演,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凭借经济强势复活军国主义的重要一举。教师这时可以引导学生说出“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强占钓鱼岛是痴心妄想”,“努力学习,建设强大祖国,实现伟大中国梦”等励志话语,激起学生对日本海上扩张的无比愤恨。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倾注情感的言语往往具有动人的魅力,具有拨动心弦的力量。正所谓“言为心声,语重心长”。 四、语言应机智巧妙,一语中的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讲解常常会产生不解、困惑或者质疑,甚至会有反感和抵触。对于学生的种种变化教师更应明察秋毫,切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可简单地呵斥,而是应该用巧妙机智的语言疏导启发,让学生心悦诚服。教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婉转闪躲的语言是教学中最为忌讳的。总之,如何在德育渗透中发挥教学语言的作用,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需要教师的教育机智。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因内容而异。只有教师不断地自觉追求,不断地加强修养、提升品位、增长学识,在实践中苦心锤炼,从而形成自己娴熟的语言技巧,才能在德育渗透中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真正地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作者:蔡学芳 单位:鹤北林业局鹤北中学 艺术类论文:教师批评语言艺术论文 一、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原则分析 1.教师批评要尊重学生 21世纪的学生大多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其生活的环境致使其自尊心较强,在学校尤其重视自身形象。因此,教师在进行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时,批评语要尽量减少和杜绝语言暴力。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批评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产生怨恨情绪,也有损教师的形象。因此,新时期的批评教育,教师应该选择人少的场所和课间、午休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和学生推心置腹,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发挥批评语言的教育实效性,从而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2.教师批评要公正合理 学生犯错,教师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是一种科学的教育途径。然而,在实际批评教育中,有些教师易受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将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快发泄在学生身上;有的教师还在批评学生时,依据个人对学生的固有印象进行判断,把对其错误的批评转变为对学生个人性格的责难,造成了不合理的批评行为,丧失了批评教育的公平合理性。因此,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将客观事实与主观因素理清,公平合理地批评学生,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 二、提高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的建议 1.保持沉默,进行“冷处理”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使用批评用语的方式提醒并引导学生改错是最为常用的教育方法。然而,部分教师却未使用亲和开导式的语言,而依靠责备的语言镇住学生,并强调其改正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一旦受到教师严厉的批评时,容易产生怨恨心理,而不会去反省自己。相反,教师如果发现学生犯了错误时,保持沉默,只需一个眼神也能足以让学生感到紧张与不安,并体会到教师的关爱,保持沉默的“冷处理”方式反而会让学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求素质教育实施的大背景下,各教育阶段的教师都应该尽量合理避免正面的批评教育,积极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教育学生。 2.注重批评场合,维护学生自尊心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的批评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批评的场合选择对于批评教育的成效则更加重要。教师在进行批评教育时要讲究场合,对于较为固执、不能及时认识错误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在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自尊心强的学生,则应该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下,例如校园花坛、操场等,以聊天的形式使其认识到错误。以学生上课迟到为例,当学生迟到较长时间,教师可以在下课后找该学生亲切地问一句:“是家里出了事呢?还是身体不舒服?导致你上课迟到。”当学生否认这些原因后,教师可以说“那你就是路上贪玩啦?”以设问诱导的语言,缓解了学生紧张害怕的情绪,既能问清迟到的原因,也能达到批评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积极改正。 3.注重含蓄幽默,触动学生心灵 教师在批评学生时,注重批评的语言艺术,较多时候都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这里的语言艺术尤其要注重语言的含蓄与幽默,达到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目的。含蓄的批评语言能让学生在接受批评时保持自尊,幽默的批评语言则能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教师应该将幽默的语言巧妙的运用在批评教育中,以此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缓解尴尬的气氛。例如,教师在检查某教室的清洁卫生工作时,当用手摸到地球仪上,发现了较多的灰尘,教师说了句“为何这里落满灰尘?原来我摸的地方正好是撒哈拉沙漠。”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以此也间接批评了当日的值日生清洁工作未落实到位。从此教室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可见,批评的语言艺术是一门大学问,更是教师应该广泛学习和培养的艺术。 4.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 教育家陶行知针对顽皮学生王友进行批评的“四块糖果”故事告诉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当学生犯错的时候,教师应能够心平气和地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这样比严厉地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的效果更明显,最强之处还在于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所以,教师要学习多样的批评教育方法,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必要时需要以表扬替代批评,让学生自我觉悟。例如,课间有故意使坏的学生在黑板上将教师板书的内容添加或删减文字,造成句子句意混乱,教师发现后,可以不露声色的对该学生说,“是不是以为老师弄错了,漏掉了或添加了字,所以就帮助老师完成了。”这样的话语,能让学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自觉进行改正。 三、结语 总之,教师的批评是为学生鼓气而不是泄气,其宗旨是为了育人,批评语的运用一定要讲究语言艺术,教育者应使批评成为帮助学生克服和杜绝不良行为的高效教育方法,而不是让批评转化成挫伤和打压学生自尊心的言语武器。 作者:江艳丽 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艺术类论文:护患交谈语言艺术论文 1具有情感 常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是一句话,说话满面春风、语气平静和缓、柔声细语、用商量的口气,避免冷若冰霜、语气急促、高声叫嚷、将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与患者交流、沟通时要具有情感。如在工作中与患者发生误会,解释时要注意场合,不能迁怒、训斥、伤害患者,必要时可用幽默的语言消除患者的误解,解除心理负担。 2通俗易懂 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语言要简明清晰,必须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用词通俗易懂。与护患沟通时,语速要适中,语气要温和,患者交谈离题时要善于引导回到主题,护理操作时多用正面建议,不随意说不、不能、不行等生硬语言。 3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护患关系是以护士为中心的关系,因此,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护士言谈举止要端庄大方,严肃、高尚,温柔中不失自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在护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对患者解释耐心、使之感到安慰感并给以鼓励,充分调动患者本身的积极因素,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取得协同效果。 4注意保密 护患交谈应注意保密,一般情况下,应实事求是向患者解释病情,说明检查结果,但有时直言相告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对癌症患者、疾病终末期患者及一些感情脆弱患者,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护患交谈时言语要委婉、含蓄,对患者的隐私及部分病情要注意保密,这也是护士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的内涵之一。 5正确运用日常用语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日常用语也是护患交流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礼貌、介绍、安慰、迎送等语言,这也是护理工作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语言,必须熟练自然地掌握和运用。语言是开心的钥匙。护患交谈是护患双方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加深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护理工作中,护士无论运用何种交谈方法与语言艺术,都不能模式化,要因人、因病、因事、因情境而异,要结合患者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交谈技巧与语言艺术。护士应始终围绕患者身心健康这一中心,根据护患双方的关系,采取启发、疏导方式,熟练掌握护患交谈技巧,用正确的语言为患者创造一个愉快、欢畅、可慰、可信的康复环境,这不仅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护理质量、避免医患纠纷发生,并可促进医德医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6结语 随着医学模式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医患交谈的内容将更为丰富,沟通方式方法将呈现多种多样形式。医患交谈的技巧与语言艺术是医务人员经过艺术加工,使医学术语通俗化、形象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医务人员运用语音、语调、语速和面部情感来影响患者,使医患交谈语言达到声、像、情的统一。因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态度要热情诚恳,言谈举止要亲切和蔼,充分体现同情和关怀,使患者具有可慰可信感,同时体现医患交谈的语言艺术具有规范性、情感性、道德性和保密性,以达到护患交谈语言艺术的最佳效果。 作者:朱冬红 单位: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类论文:影视作品中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塑性作用 体现于对剧情的烘托和渲染何谓对影视片“塑性”?使用这一概念旨在将影片所要传递给观众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感动概括和浓缩起来,即观看一部影视作品人们会收获什么的“感悟”,是这种被感悟到精神形象。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其形象,这种形象是影视创作人所精心打造的,也即是影视片所要表现的主旨;这种形象是观众通过视听感官所感受到的,也即是影视片对观众所能达到的审美影响。从影视创作人所打造的影视作品的形象说来,要经过若多个环节来实现,若从剧本的形成开始,这些环节如:制片方认可这个剧本,与剧本创作人达成拍摄协议,物色和确定投资人,购得剧本的拍摄权,确定导演、编剧等,组成剧组。这些环节属于影视作品创作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影视作品的形象尚停留于剧本的文字描述之中。剧组成立后,进入由编剧和导演、演员实施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一阶段即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拍摄阶段和后期制作阶段,也可以视为一个时间跨越拍摄和后期制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影视作品的镜头画面和配音配乐等音响被协调于共同塑造影视片形象的表现中。那么可见,一部影视作品艺术形象是由镜头画面和背景音乐联合组成的,仅有镜头画面的影视作品是影视创作活动的倒退,也即倒退到了无声电影创作时期唯有背景音乐成分的加入,才使得当代的影视作品的形象丰满起来,镜头画面被背景音乐包括主题歌所烘托所渲染,令观众看得见、听得到,形成视听感觉的共振共鸣。影视作品的背景音乐是怎样来塑造作品形象的呢?其前提是因为音乐具有艺术性与实用性双重属性。音乐的艺术性体现于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人们通过听觉器官的反映来接受音乐,通过对生活中声音形象的体验来感受音乐告诉给自己怎样的形象感受,继而引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鸣。音乐出现于早期人类生活之中,因之对人类生活审美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流传和发展至今,但电影制作和音乐艺术的合二而一以“电影原声音乐”出现的形式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此,电影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艺术的发展揭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电影音乐一经出现,人们就发现了其对电影剧情烘托、渲染的“塑性”的重要作用,正如电影音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的评价:银幕上的音乐能够凸显角色的内在性格,能将画面场景所要表现的场景气氛衬托到逼真,甚至于提升到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极致。电影音乐学家汉斯•艾斯勒的评价:音乐可以补充影像所缺少的生命感,带给观众以视觉上的舒适感,解除观众观赏无声影片所带来的静默压力,又可通过音乐形象让画面形象鲜活生动起来,使得观众感同身受。“音乐像一个旁白在电影中者对画面进行评论。”美学家柏拉图的评价: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人的灵魂中。乐圣贝多芬的评价: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比一切智慧甚至于哲学还要崇高的灵性和启示。哲学家叔本华的评价: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人的心灵的巨大感染力。先哲们的评价无疑是精辟的。音乐的配置可为影片所要表现的故事内容和故事情节创造出特定的气氛基调,以有限的画面来展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一个节点,让观众感受到特定的环境感、时代感、地方色彩感、民族特点感等,有了这样一些感觉做积淀,才使得审美感觉拉近与影片创作者对欣赏者的预期期望值的实现。音乐融入影片后是以旋律的整体性效应的画内音乐和画外音乐音乐将画面镜头串联起来和贯通起来的,镜头画面的跳跃性、分散性、有限性所带来的有可能影响观众审美感觉的短板问题被有效解决,正因为音乐具有这样的功能,影片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才能够充分展示。 以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来具体分析音乐对影片形象的塑性作用。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仁爱对生命的滋润、感化、助长作用。在这部影片中,写实性音乐与写意性音乐相结合,形成美妙的感染问题孩子们心灵、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叙事音乐。写实性音乐也即画内音乐,镜头画面中会看到影片的主人公马修在以钢琴伴奏的形式指挥本来都是些散漫不羁的孩子们排练合唱,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唱着:“风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飞向大海,飘向空中,孩子们在望着你呐,在那暴风雨中,你坚韧地飞翔,别忘了飞回我身旁……”这个时候的孩子们神情专注,他们的心情和面部表现都沉浸于歌曲的意境之中,他们被歌曲的意境所熏陶,音乐的神奇力量在开启他们走向健康成长的心门。写意性音乐即画外的背景音乐,如对因犯错而被体罚到“关小号”的莫杭治和佩皮诺两双凝望窗外渴求自由翱翔眼神的配乐,马修旁白时的配乐,对故事情节全过程的配乐都结合进孩子们合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将孩子们内心对热爱生活、渴望成长的快乐和幸福的感情表现出来渲染开来。影片中的音乐与剧情所要表现的主旨形象水乳交融的契合起来,充分展现出音乐对人性的熏陶作用,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需要关爱之情的投入的寓意。所以,影片《放牛班的春天》的形象当时以马修为代表的关爱孩子们,给予孩子在爱心呵护、滋润成长环境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通过影片的音乐配置真实形象地达成的。 二、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符号 作用体现于对剧情的浓缩和记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不朽生命力,因为这部影视片的音乐旋律尤其是其主题歌曲不会衰老,不会模糊和淡化观众的记忆,会在人们的不断品味和传承中常温、常新、常感动,成为永远地熏陶和洗礼人们性情的经典。以对影片《上甘岭》《我的祖国》这首主题歌曲的分析为例。《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在国人中的传唱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生活中,国人的耳边常常会想起这首歌曲的旋律,老少妇孺几乎都会唱上几口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人气儿和不老的艺术魅力才会让国人记得建国初期摄制的这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人所澎湃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力量的电影的剧情。 可以说是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赋予了影片《上甘岭》作为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因为这首主题曲凝聚和浓缩了这部影片激情豪迈、乐观幸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旨,让这部影片的剧情通过传唱主题歌曲的形式在国人中一代代的形成挥之不去的记忆。上甘岭战役是何等的残酷,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战斗在朝鲜国境的我解放军八连战士以寡敌众、以弱挡强地坚守在无名高地的坑道里,一个月的苦战,一个月的坚守,因为敌人的封锁战术,战士们的水、米补养不足,一张张嘴干裂的爆皮,但是他们仍以顽强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念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终坚持到大部队增员的到来,彻底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意义无疑是伟大的,但抗美援朝战争又是十分艰苦卓绝的,当以上甘岭战役为代表来表现我国参加这场战争的主旨,无疑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首歌曲中表达出淳朴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希望用自己的奉献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和平幸福。《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典型的A、B段曲式,A段的主歌由女高音领唱,柔润甜亮、细腻悠扬,在歌声中铺开了祖国自然美景与人的勤劳聪慧交相辉映的美好画卷,正如歌词中出现的画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B段的副歌是混声合唱,气势磅礴、自信骄傲:“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在歌声中分明表现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能够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漂亮、温馨和谐的能量。由影视片的主题歌让人们喜爱这部影视作品记住这部影视作品的例子有很多,如由歌曲《英雄赞歌》想到电影《英雄儿女》,由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想到电视剧《便衣警察》,由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想到电视剧《康熙王朝》,由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想到电视剧《三国演义》,如此等等,其实例可谓之经典影视作品所都能够彰显出的特性。 作者:王延安 单位:北华大学音乐学院表演系 艺术类论文:特长教育音乐艺术论文 (一)外在价值 素质教育要求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而音乐艺术特长培养过程,渗透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 1.培养过程中的德育 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德育,即学校德育,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在音乐课堂中老师可以充分运用德育的两种模式,使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品德。①主体性德育模式。这一种模式侧重的是道德认知。音乐教学中可以充分让学生作为德育的主体,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主体道德素质的社会主体。例如由于音乐艺术的课堂不同于普通课堂,大多在教室环境上需要重新改变,课前需要按需要重新排列椅子。这个时候让学生帮助老师排列椅子,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座位,这必定会发生选座的矛盾,会有两个或更多的同学喜欢某一个位置,这时就需要学生自己商量和思考,由此培养学生的谦让精神。②情感德育模式。这种模式侧重的是情感。首先可以让学生“学会关心”,引导学生从原始的情感提升到理性的关心。音乐艺术特长教学中,学习乐器的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乐器、学习声乐的学生也会有自己的歌谱。所以,在老师的强调下,学生不仅会爱护自己的乐器和乐谱,也会注意不损坏别人的乐器。所以这最终培养的不仅是“关心”的情感,更是一种责任感。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乐曲背景、作曲家的故事。千百年来,音乐已成为人类抒发感情、寄托思想的最佳载体。国内外都有很多乐曲充分表达了音乐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肖邦,他被誉为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肖邦悲愤欲绝,他希望祖国能够强大,不希望祖国灭亡,因此写下了《革命练习曲》,以此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和民族的期望。在对此类曲子的赏析和演奏过程中,学生会被音乐深深感染,体会到浓浓的爱国热情。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强调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且大力的提倡。孔子之所以推崇《韶》乐,就是因其“尽其美,又尽善也”。孟子主张艺术应为“善教”服务。荀子提倡以艺术借美的形式传道、扬善、授礼,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政治境界。所谓“文以载道”就是他们一致的认识和主张,音乐教育则无疑可以增强这一种文化自觉。 2.培养过程中的智育 我国的学校教育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和逻辑、语言能力的训练。正是由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学生的智力的全面发展。智力一般指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而我国的应试教育进行的是教条式的、严密的培养,对于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的形成与发展是起到阻碍作用的,而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人类发明创新最需要的动力。观察和想象是艺术的基础。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可以在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观察力。首先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少不了音乐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设备教学。例如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可以先让学生看一下多瑙河的图片或者动画,然后闭上眼睛听音乐。当序奏一开始,小提琴琴弓轻轻奏出徐缓的振音,同学们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好像飞到了多瑙河上空,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拨开了河面的薄雾,平静的河面渐渐荡出波纹。其次,识谱是一个过程,通常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教学,都需要看五线谱,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比较,找出每个音位置的不同,这个过程中必然锻炼到学生的观察力。 3.培养过程中的美育 美是抽象化的东西,大众对美的认知是主观的,也会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审美乱象。快节奏的生活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使人们赶到压抑,但是又没法找到恰当的途径来释放压力,从而以扭曲的审美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从小、从课堂中、从教育里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修养尤为重要。艺术对审美教育的作用人人皆知,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培养更是能直观的促进学生的审美。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流传下来,提出很多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标准问题。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教师不仅教学生唱歌、演奏,还要对乐理知识的讲解、作曲家的相关介绍,这样更可以提升审美能力,因为音乐作品中的节奏和旋律以感性呈现给审美者,审美者又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了解有关的形式结构,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等,以至有关的背景情况,并且能够懂得乐曲的进行过程,才会有较好的审美效果。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可以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作美的能力。所以说从政策实施方面来看,加强音乐艺术特长的教育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充分落到了实处。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虽然目前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受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但是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教育会越来越普遍。并且必须看到的是当这部分学生将来走进走入社会,必然对周围人群会产生引领作用。公共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实现的,当一群在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做出贡献,必然成为大家学习、模仿的榜样,在这样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虽然本节探讨的的是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外在价值,其实它已经对学生个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后才才由各个个体聚合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内在价值 从上文中已经看出,音乐艺术特长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个人的品德、想象力、观察力、审美能力。那么音乐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还有哪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呢? 1.自信心的建立 有些孩子出现了胆小、害羞的问题,现在的小问题可能为今后埋下隐患。因为胆小、害羞,不敢和老师交流以至于不会的问题一直没搞懂、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话以至于错失很多表现机会。自信心的培养可以完善孩子的人格。学校的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为学生的自信心的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音乐艺术特长培养一般是小班教育,所以老师可以充分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增加学生的心理满足感,让他更能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正因为是音乐艺术教育,老师可以让学生站到讲台上表演,这对其又是另一种挑战,在观察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平时站在讲台上可以自信的说话的学生,拿起乐器在大家面前表演也会产生紧张的情绪,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锻炼,才能全面充分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艺术教育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过程。 2.毅力的培养 虽然有音乐天才,但大部分人都趋于普通,所以想要诠释好一个音乐作品,无论是乐器演奏合适还是演唱都需要反复的练习。练琴、练唱这是从事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老师反复强调的。其实无论学什么肯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熟能生巧是所有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有人能走到终点而有的人只能半途而废,这跟个人的毅力有很大关系。而学习音乐艺术特长的过程也是毅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虽然教育家不鼓励被迫学习,但也不鼓励半途而废。所以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对这个乐器或声乐感兴趣,然后必须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通过反复的练习,学生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难,原来音乐那么有意思,学生自己心中也会充满成就感,会懂得坚持的可贵。那么在之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这么坚持必然得以保存和发扬。 3.情商的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的各种门类和形式。在艺术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艺术的要素贯穿于其中。即陶冶性情、愉悦身心,而这些属于情商的教育。音乐艺术特长教育更是对学生的一种最直观的影响。有艺术引发的美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不同于其他靠逻辑论证和有意识的理解、记忆的教育方式,更不同于那些约束、限制的手段。它是通过美育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情绪的调节、情感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实践证明,音乐能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情绪活动。现在有很多用音乐来舒缓、治疗心理的方式。通过音乐艺术特长培养,学生会更懂音乐,甚至自己就懂得用音乐来自愈,调节自己的情绪。 4.学业上的帮助 谈及学业上的帮助,这是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音乐艺术特长的初衷。且不论其对错,但从内在价值上看,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说,对其升学确实有帮助。全国各省市的初中,在小升初招生政策中,很多学校都对音乐艺术特长生有加分优惠或者优先录取。在取消小升初的城市,音乐艺术特长更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再论及高考,不容忽视的是艺术特长生的招考制度。艺术特长生是部分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推进学校素质教育而招收的考生。艺术特长生报考的是高校的普通类专业,但同时具有艺术专长。一般而言,艺术特长生通过省级统一测试及招生院校测试,经公示后,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2014年有53所高校面向全国招艺术特长生。其中包括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无疑,音乐艺术特长生成了学生进入名校的又一条路。 作者:杨珂晶 单位:云南大学 艺术类论文: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论文 一、从音乐人类学看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 首先,什么是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就是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包括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东方艺术音乐、以及当代口头传承音乐的学习研究,也包括对概念性课题的学习研究,例如音乐的起源、音乐的变化、音乐作品与即兴创作、作为象征物的音乐、音乐中的普遍模式、社会中的音乐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以及音乐与舞蹈的生物基础。“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和最终回归自我的过程。 二、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和共性 1、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定义 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形式、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它指代的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音乐艺术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还是不同的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2、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 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诸多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音乐文化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年代的文化潮流,还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音乐文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仅是综合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活浓缩的结晶。例如:西安的“古乐”,山西的“八大套”等,它们既有传世的古老乐谱,又有数代乐人的相互传承,从这些色彩浓重的地方音乐中,不仅折射出昔日文明的辉煌,也能反映出当今文化的灿烂。音乐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使人生产生审美感受,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手段,又不等于凡声音就都是一种音乐,如现实生活中自然物所发生的一切音响,人的一切言语声音等,就不一定能成为构成音乐语言的主要物质材料。音乐艺术还是一种无形的艺术,它可以不受空间形象构成的限制,而自由发挥创造空间。音乐艺术又是一种时间艺术,音乐在时间里展开,在时间里流动,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也需要从开端一直持续听到尾声,才能准确地感受作品整体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它是随音乐的演奏、演唱而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的。最后音乐艺术是一种表情艺术,音乐艺术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表现人的感情、意志。它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出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二胡曲《二泉映月》等。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借音乐的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某一场景或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的情志,造成一种音乐艺术特有的意境,塑造出另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等。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艺术还有一定的再现外部现实的能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外部现实,因为客观外物,只要一振动都会产生一定的声响。如风声、雨声等等,都是现实声音的表现。 3、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 首先,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上,它们都是以音乐为依托,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表达人们内心深处对世界的真情实感以及对当下社会文化精神的传承。其次,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创作的根源上,它们都是以外界事物为参考反映到作品当中的,如音乐中的“号子”就是受到集体劳动时劳动者喊出的口号的启发而产生的。最后,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还体现在你作品效果的实现途径上,它们都是通过对人们感官的刺激从而使人产生精神上愉悦或悲伤的审美体验。 三、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相通性 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总体上两者是相通的,可以说音乐文化中包含音乐艺术的元素,文化包含艺术,艺术反映文化,两者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音乐艺术是以审美文化为优秀的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引发共鸣,激发一系列的联想,浸润人的心灵,使人受到某种意识观念的熏陶渗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某种文化潮流和趋势,最终到达音乐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共性以及相通性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二者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讲,一种音乐文化必然包含着一种音乐艺术,而一种音乐艺术也必然能够表现和反映出一种音乐文化。艺术根植于文化之中,就像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承一样,文化与艺术都是其独立存在的标志,即便是不同的艺术也可以带给人们相同的感动,所以,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在整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大范围内,是密切联系,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 作者:陈瑶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本体化现代艺术论文 1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起源 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是现代艺术设计灵感来源和设计思维的基石,现代艺术设计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价值的继承和再创新。在现代艺术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绘本体化画一脉相承。在传统绘画人文精神的熏陶下,设计师将艺术审美与生活服务融合起来,实现设计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19世纪以来,一大批具有印象派色彩、立体主义的形态建构等现代艺术的艺术理念的西方传统艺术的现代艺术大师实现了设计理念在包豪斯设计学校的传播,使得设计形态逐步摆脱了简单模仿自然的样式,更加趋向主观的再创造。 1.1西方绘画艺术的引领 一方面,现代艺术的变革起源于印象主义,先后经历了印象、新印象和后印象主义的初期探索阶段,使人类对于物象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从而使艺术设计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印象主义对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现代设计的色彩语更加炫彩夺目,也是人们对于设计的审美追求有了新的理解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视觉信息传播力,使得设计内容过多地开始强调自然生态中人类自身;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艺术的视觉传达形式的两种类型之一的再造自然型,具有强烈的主观抽象的表现特点,体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面向人类自身服务的艺术设计理念。 1.2中国传统艺术的滋养 现代艺术设计的肌理技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中国传统艺术技法语言的水墨材料体现了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化精神情节。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完美的艺术意境,要求画品与人品相结合,工中带写,许多设计作品在素材选取、构成、色彩以及文字等构成元素上,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取向。 2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构建 2.1绿色设计 在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影响下,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越来越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追求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和谐统一。绿色设计理念也越来越成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在绿色设计理念的指引下,设计师应从尊重自然生态基本法则的角度出发遵循环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进行艺术设计;此外,设计师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积极通过绿色健康的设计作品来引导人们的绿色审美理念,始终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艺术设计出了要关注设计产品本身,也要更多地挂住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借助绿色设计理念和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辟新的天地。 2.2低碳设计 低碳设计旨在降低空气中碳的排放,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本化灵感。低碳设计、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生存意识的主流,从而引发设计低碳的创意趋势。设计旨在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降低对空气中碳的排放量,保护自然环境,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种艺术设计的人本性设计灵感,使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拥有最大程度的满足感。 2.3非物质设计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技术设计的理念在于更多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现代艺术设计在设计理念、设计方式和设计导向等方面更多地趋向人性化,向非物质的设计理念发展,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更为深刻的艺术设计理念中,面向人类的需求和发展,凸显艺术设计的终极追求,依托本体化设计导向,通过设计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来抚慰人们在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所产生的焦虑和不安,使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进而追求精神健康的体验。因此,现代设计艺术的非物质化是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化溯源 3.1大众化 现阶段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图像视觉信息所传达的人类认知和审美世界。也正是由于当下图像信息设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现代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大众性理念,这直接表现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思维导向和设计灵感来自大众文化,同时也致力于使现代艺术设计到达简洁、深刻、直接和精致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因此,大众性正是现代艺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称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现代艺术设计借助各种各样的设计形式传递信息知识、表现艺术审美。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多的是启迪人们的审美意识,洗涤人类的审美心灵,提升人们的审美艺术享受。 3.2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论是信息的传递容量还是信息的传递速度都在飞速地增长,使得原先的语言和文字媒介已经无法满足信息传递的需要,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传播快捷的视觉媒介应运而生。由于图像传播媒介不具有文字等的认知隔离和交流障碍,突破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成为符合人们交流习惯的交流媒介,也被大众和现代艺术设计界所广泛接受,迅速形成网状传播的设计优势。现代艺术设计通过设计图像将设计理念和图像信息以更加便捷并且覆盖全球的传播途径传递给更加广泛的受众,信息时代的图像艺术设计已经成为艺术理念和图像信息的全球性传播途径以强烈的网络覆盖力深受大众喜爱。借助这种网状非线性的方式,现代艺术设计更加便捷地服务于大众生活。因此,网络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3多感化 艺术设计审美的受众是具有多感官的审美本体,多感官途径的艺术理念传达更具有高效的艺术审美效果。因此,现代艺术设计通过多感化的设计理念,彻底打破传达媒介的低劣化应用,通过多样的感官参与体验设计信息的传达,到达了直接、真实、直观的传达效果,一起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效率风高效的特点被大众和设计师所认同,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设计传达手段。借助多感官的艺术体验和外感价值的完美统一,使得设计作品的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范围获得了质的飞跃,最大化了艺术理念的传播效果。因此,多感官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也是时代大众审美和艺术设计理念的时代诉求和历史潮流。 4结语 现代艺术设计是在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下,实现以人为本的具有大众化、多感化和网络化特点的绿色设计和低碳设计思想。现代艺术设计以实现对人的服务为目标,致力于在人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再创造,并且不断追寻本体化的终极设计追求。人本化的设计艺术理念和追求已经成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艺术设计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认同和创造,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体现艺术设计的人本化思想,实现人类社会审美的健康发展。 作者:邢博川 朱海英 单位:甘肃陇东学院 甘肃庆阳西峰职业中专 艺术类论文:民间美术图形现代艺术论文 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受“全球化语境”与“国际化语言”的影响 作为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现代视觉设计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联。其将传统美学观念打破了,还展现出创作手段、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上的独特之处;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社会价值而言,现代视觉设计不但有助于收获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好的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比较迟,然而西方现代视觉设计理念却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进而致使现代设计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对西方整个设计体系的沿袭。这样尽管使得我们在设计时可以参照借鉴,也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很多问题也由此引发出来。面对“全球化语境”和“国际化语言”背景,中国设计产业理所应当可以按照国际化设计语汇与现代审美趣味来赢得市场认同。但是,趋于全球化的设计活动并不是说就要促使视觉设计风格的趋同。实际上,每一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都会深受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形成的生活习俗、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等的形成与其他民族都是存在区别的。就拿现代主义、国际主义来说,在设计本身的发展中也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发展,并且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共生的新设计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的设计界还在探索现代视觉设计的独特面貌,其必然也需要对这一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现代设计的发展,怎样才能从西方模式的影子中走出来,使打造的设计队伍具有民族本土特色,同时对于国际性的设计话语也要兼具。所以,从设计角度来看,关注文化身份,不但是设计者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全球化的应对策略,同时也是进行民族特色视觉文化构建的责任。 二、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表现手法及其艺术特征 民间美术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密切联系着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并且具有十分广泛的分布,地域文化特色比较强。传统民间美术拥有十分繁多的品类,多样化的风格,对实用性和审美性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根据种属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绘画、刺绣染织、雕塑、家具器皿和其它的一些剪纸、服饰、编织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造型极福变化,主要是劳动群众参照自然物和社会生活,通过独特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在加工、演绎的基础上促使其成为固定化、抽象化、图案化的图形符号。这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积淀,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集体审美意识,其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都是特定的,是对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体现和文化观念的承载。整体上看来,传统图形采取的表现手法以寓意和象征为主。也就是借助某种直观形象来对其相似的概念进行喻示和象征,从而来对图形隐藏的情感和内涵进行传达,诸如“四神纹”、太极图形、“云纹”等,有着非常多的具象或抽象图形。其都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孕育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这些图形的特征就会渐渐具有易识别性和内聚性,进而逐步积淀成审美符号。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时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可传承性的特征,这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对民间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关键的传播符号。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艺术特征: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从造型和色彩上来看,不仅简洁、明快且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通常是借助复合、同构形来组合完整的“意象”图形。其蕴含着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如今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很多视觉语言又都深受西方影响。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设计思维上体现的独特之处必然会为现代视觉设计贡献创新的可能性。 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中国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善用和开新 将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促使这些图形符号成为重要的元素用来进行民族语义的表达,同样借助现代视觉作品也能很好的传播传统图形符号元素、艺术特征以及表现手法等,促进自己一种独特面貌的形成,这应该是现代视觉设计今后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积淀,当代的很多成功视觉设计作品也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意味的传统图形符号成为其灵感来源。例如中国联通的标识,就是从传统的吉祥图形“盘长”纹样中取材的,关于佛教中的“佛说回环一切通明”,其正是取义于此。线条往复联通,这样的造型有通信网络路路相通、顺畅的意蕴,还有两个相连接的心形这是对联通公司宗旨的表达,即“通信,通心,联通永远与用户心连心”。这就将传统图形赋予了新的内涵,极具时代感的同时也充满了文化气息与亲和力,两者之间是一种和谐完美的状态。总之,需要深层次的理解、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图形,最终还是要基于民族传统来进行再创造与重构。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间艺术是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和艺术传统的一种体现,其必将清新的生命活力注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在研究和运用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图形符号的表层停留,还需要深入挖掘其造型结构和精神层面的本原特质。应当以现在的视觉艺术设计现状为依据,以全球文化视角为立足点来对传统民间美术进行审视。针对西方的一些设计思潮应当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契合点,才可以将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打造出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现代设计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且又可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作者:石祥永 单位: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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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历史自信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多重论域,其本体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深刻回答“何为历史自信”的根本问题;其价值论以历史自信的价值意蕴为独特视角,深刻阐释“为何坚定历史自信”的深刻意涵;其方法论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深刻指明“何以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方法;其实践论以系统思维为基本范畴,深刻指明“如何坚定历史自信”的路径选择,进而共同构成了坚定历史自信的理论、价值、方法与实践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 关键词:历史自信;党的历史;大历史观;历史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历史自信是基于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历史史实、历史规律、历史经验的自信;是增强历史主动,厚植历史情怀,面对风高浪急重大考验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一、本体论: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 历史自信的生成并非空中楼阁、虚无缥缈,而是有其可以自信的客观实践基础,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其合乎规律的历史演进。科学认识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是对何为历史自信的理论建构,也是认识历史自信的基础和前提。 (一)唯物史观是历史自信的理论根基 唯物史观是解码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内含着正确认识历史与深入研究历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是透析历史自信的重要理论基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之一,历史自信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建构于社会存在之上,并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历史作为既定的客观存在,不可更改,历史自信也应当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依托,将其置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和把握,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认识和研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人民群众书写崭新的历史新篇,历史自信的内涵意蕴也在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中得到升华和充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把握“两个结合”,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3]19-20进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生产力发展实现突破性变革,正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前行道路上仍然存在着不安全、不稳定的发展因素。为确保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正确认识历史的原则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历史智慧,丰富历史自信精神内涵,进一步增进团结统一。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4]也充分展现了历史自信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说的理论内涵。 (二)大历史观是历史自信的历史根脉 [3]511大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时代下以整体视角和开放视野全面把握历史、正确看待历史的重要遵循。数千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依靠自身力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回望中华民族的昨天,贞观之治盛极一时,四大发明震古烁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经变迁仍璀璨夺目,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历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度遭遇曲折,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在世界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生机活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到“自我革命”,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高度的历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取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七十多年筚路蓝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穷二白、举步维艰,到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得以充分实现;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四十多年来的实践历程中闯关夺隘,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胜利。视野宏阔的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积淀的方法范式,泱泱中华文明,浩瀚如烟,只有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才能从几千年的恢宏民族史诗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从而引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三)伟大成就是历史自信的坚实基础 历史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品格,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实践,具有唤醒人民群众情感认同的强大力量。[3]7百年党史,凝结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的牺牲、奉献和热血,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突破与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创造的一切伟大成就,奠定了历史自信形成并长存的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族保卫战、人民反击战,推翻了压迫国民身心数年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得以真正摆脱剥削、侵略和奴役,中国共产党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姿态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再不任人蚕食,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消灭了毒害中国已久的封建势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刻变革了中国的现实局面,让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生根发芽,再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实现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崭新篇章,思想的解放引领了改革的突破、制度的创新,中国得以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得以继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历史性胜利、一切辉煌成就都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得以自信的理由和依据,也是历史自信的现实例证和实践支撑。 二、价值论:坚定历史自信的深刻意蕴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3]545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精神,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最大底气,是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 (一)坚定历史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举措 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历史之名,杜撰编造与史实相背离的虚假谎言,“蔑视革命史、否定党史、歪曲国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5]企图解构历史的整体性,在思想上否定大历史观,瓦解人民群众的正确历史观念,从根本上否定党和国家事业,以致阻碍社会正常运转,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以隐性姿态泛起,严重冲击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6]历史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源于正确的历史观,又体现在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中。坚定历史自信能够做到正确认识历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全面地看待历史,能够清晰辨别亵渎历史、假造事实、污蔑英雄的不正之行,自觉增强抵制错误思潮的意志和思维,做到从认知思维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坚定历史自信能够以大历史观全面认识、把握历史脉络,“从整体上全面地看待历史而不是片面地评价历史,善于贯通历史发展过程以洞察历史,而不是选取某个阶段肢解历史”,[7]在历史纵深中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做到从思想根源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坚定历史自信,是肃清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关键举措,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才能在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 (二)坚定历史自信是增强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义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8]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不畏万难开拓新路,得以夺得斗争胜利,焕发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向上向好态势的精神密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1]1是对过去党同人民所作一切努力的致敬,同时也是谱写新的奋斗历史的必然要求,启示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坚定历史自信中锻造擘画未来宏伟蓝图的精神主动。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研究历史发展大势、全面认识历史进程、把握历史规律,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全体人民相信历史、尊重历史,坚定历史自信,从而增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行的毅力和勇气,激发开创历史新篇的行动自觉。 (三)坚定历史自信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最大底气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百年仍初心不改,以人民伟力推进复兴伟业。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气来源于坚定的历史自信。中国共产党愈坚定历史自信,就愈能获得更为强大的底气和信心,紧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坚持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的历史主线,锚定目标意气风发向前行。(四)坚定历史自信是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3]545历史自信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伟大奋斗成就以及在长期奋斗中锻造出的伟大精神,同时也昭示了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重要精神动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4不管在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坚定葆有历史自信,正确分析我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主动担当伟大历史使命,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成功道路,用奋斗、牺牲、创造依靠人民开创历史伟业、不负人民重托,吹响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号角,托起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明天。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中华民族擘画了实现复兴的宏伟蓝图,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带领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昂扬斗志和坚定信心。继续坚定历史自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体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继往开来,奋力书写新时代、新篇章、新辉煌。 三、方法论: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范式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世界观能够指引人们如何认识世界,而方法论真正指出了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因此,既要认识历史自信的理论内涵,也要探究如何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范式;既要实事求是,从系统观念着眼,以辩证思维探索,也要守正创新、开拓思路。 (一)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与思想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支持、被历史所选择、开创历史伟业的根本原因。坚定历史自信,必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中华民族遭遇过迫害,也经历过曲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左”倾错误、“十年动乱”,党和国家的事业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停滞不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未想过抹杀自己的历史,而是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汲取前进的力量,不断修正已有的错误,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从而带领中华民族阔步向前,走向复兴。在百年党史历程中,涌现了三个以“历史决议”命名的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想问题、找出路的鲜明写照,并且都在各自重要历史节点统一了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从而增添了历史自信与乘风破浪的勇气。 (二)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系统观念”列入了六个“必须坚持”内容之中,充分表明了应当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重要世界观与方法论。坚定历史自信也必然遵循这一重要原则。[1]21历史具有非常宽阔宏大的视野与架构,需要用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进行整体把握。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以系统观念把握历史、总结历史、坚定历史自信的鲜明表达,要以整体化的视角正确看待历史、把握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贯穿于中华民族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之中。走在复兴之路上,我们有回头看的勇气才会有向前走的决心。五千年的历史极为宏大,且纷繁复杂,更需在历史纵深处廓清迷雾,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明确历史浪潮前进方向与最终旨归,才能以更为主动的担当精神,继续以系统、整体、发展的眼光探寻历史发展大势、担当历史使命,以坚定的历史自信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三)坚持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高度重视辩证思维的运用,强调“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10]以联系、发展的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3]19-20这也就充分表明了坚持辩证思维对于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性作用。坚定历史自信首要前提就是做到辩证地看待历史,同时,全面、贯通对待历史才能够做到一以贯之地坚定历史自信,将辩证思维落到实处、用到实处。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正确看待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千年历史,才能够真正做到固本强基,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做到筑牢历史记忆、增强历史主动,以反思性思维总结历史经验、以辩证性思维看待历史过程、以创新性思维践行历史使命,以史镜鉴来路,将历史辩证思维转化为自觉辨别错误思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定力。 (四)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标指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3]509-510将守正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重要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写进了大会的主题,将守正创新作为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当焕发的崭新精神面貌予以阐释。守正创新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承继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叙事,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新发展。”[11]坚持守正创新是坚定历史自信的重要范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中华大地上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这是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也是对自身历史的高度自信。“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12]守正是对历史的充分肯定,创新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两者熔铸在坚定历史自信的精髓要义之中,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四、实践论:增强历史自信的现实指向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13]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贯穿于其理论产生、发展全过程。认识的正确性都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并通过实践不断助推理论升华。历史自信是党和人民在团结奋斗中凝结出的重大命题. (一)增强历史认知 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3]546能不能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关乎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长盛不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全面认识历史,在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和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的有力证明,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清醒与成熟。因此,增强历史认知是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要求,首先要着力推动“五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教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要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让正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大视野、大思维全面把握历史脉络,正确认识历史经验及教训,丰富历史智慧,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历史认知能够启迪人们前进的道路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一步凝聚起最深刻最广泛的自信和决心,满怀信心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二)强化历史认同 人民对于历史的认同,表现在对历史的高度认可并有所体悟,并将其转化为开创历史新篇的实际行动和前行力量中。[14]强化历史认同,才能巩固历史自信的思想根基。应当铭记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构筑价值认同。要教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觉相信、传承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将红色基因发扬好、传承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6]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认同历史。应当厚植历史情怀,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构筑情感认同。要在形成正确历史认知的基础之上,培育情感认同,涵养历史情怀,坚定历史自信,增强葆初心、担使命的思想领悟力和行动贯彻力,汇铸起一道最广泛、最持久的情感防线,成为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动力。 (三)掌握历史主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8]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自信在实践过程中的深刻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所焕发出来的昂扬态势。掌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根本在于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中国、读懂未来的中国,举旗定向,继续勇毅前行。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同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需要依靠一代代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掌握历史主动,要时刻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才能赢得历史和时代的支持,“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走深走实,在学懂中感受真理之甜、在弄通中高擎理想之光、在做实中弘扬信仰之美”。[16]最后,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个务必”的提出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清醒与成熟,对于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意义重大,要保持斗争毅力与决心,直面风险挑战、勇立时代潮头,如此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奋楫笃行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作者:朱园萍 胡龙华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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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要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就必须从教学主体的特点出发,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解其惑、通其心、正其道、善其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过程,“理”就是要在教学内容上下功夫,体现教学的“深度”,以理服人;而“情”就是要在教育者、教学语言、教学方式与情境三个方面着力,关注教学的“温度”,以情动人。“理”与“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才能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情有义、有滋有味,从而增强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 内容是事物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发挥育人作用关键在于教学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首先指的是要“信理”,坚持教学内容的政治性与理论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引领的功能,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信念;其次是要“明理”,深入研究教学内容的理论问题,回归理论逻辑本身,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体现伟大理论的思想魅力,培养学生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终身受益;再次是要“化理”,在“讲理”和“明理”的基础上,教学还要能够回应当代世界和社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用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学生解疑释惑,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性质与任务的应有之义。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优秀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要求》清晰地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性质,即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和理论性,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首要原则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引领功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才能引导学生坚定正确的立场和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四个自信”,只有做到真信,才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贯穿融入教学,充分体现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时效性。明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增强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关键在于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学内容的高度和深度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把教学内容的基本观点和问题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不仅真信,还要真懂。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讲清楚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讲清楚为什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与理论性,有些基本原理比较抽象,如果不能很清楚地阐释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学生容易一知半解,无法真正领会和理解思想的精髓和要义,那更谈不上信服与运用了。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自身理论素养不足,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学生就会认为课程没有理论深度,与初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并无差别,这就使课程的理论性和说服力大打折扣。因此,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就必须将教学内容讲深讲透,满足学生理性思维和求知的需要。化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现实需要。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体现在能否有力回应时代问题。当前,面对国内外众多社会思潮迅速传播的影响,加之网络新媒体时代多元价值观的挑战,大学生存在着太多的疑惑,这都影响和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引领力是否强大,解释力是否到位,说服力是否过硬,这都决定了能否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获得胜利,能否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作用。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彻底地澄清学生容易产生的错误认识,用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去回答和解释学生的困惑以及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刻批驳某些社会思潮的错误本质,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和分析问题,最终拨开迷雾重现光明。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情”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达“理”,更需要通“情”,这里的“情”指的是通过加强教育者、教学语言、教学手段和方式等教育要素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渗透力,体现理论教学的“温度”,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合情合理、有情有义。教师要有情怀。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肩负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教育职责,更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和信仰者,立德树人,塑造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应拥有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心。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3]“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要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做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才能在教学中讲出真诚、讲出激情、讲出肺腑之言。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应对教学有敬畏之心。“敬”体现了教师严谨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兢兢业业,淡泊名利;“畏”是指教师能够坚持政治原则,严肃课堂纪律的操守,做到勤于修身、严于律己。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拥有对学生的仁爱之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担负着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职责,课下沟通交流表现出对学生的关爱,更能拉近课上师生之间的距离,体现教学的“暖意”。教学语言要有情致。师生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语言作为媒介和载体,教学语言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传播知识、引导思维、提高认识、交流情感和提升能力的功能。如果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比作一盘菜肴,不仅内容素材要有“营养”,装盘要“精致”,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味道”,如何让学生尝起来有味道,就要使用有一定价值且风趣生动的教学语言。饱含情感的教学语言更能吸引学生,与学生形成思想共鸣,从而产生价值共识和认同,不仅有助于彰显理论的思想魅力,更能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情怀。教学方式要有情境。“德育实践的过程,是学生选择、理解和整合德育者所传递的各种信息的过程。学生最终形成怎样的德行,跟德育发生的情境和氛围息息相关。”[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配方”先进、“工艺”精湛,也需要时尚的“包装”,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创设积极正向的教学情境,强化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实践体验,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的必然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愉悦的课堂气氛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学生情感高涨和欢欣鼓舞之时往往是知识内化和深化之时;在网络教学中线上线下的师生交流互动,能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弥补传统课堂全程参与的不足;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学生自身的参与体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情”“理”交融 教学是由教师主体、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方式与情境等多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才培养过程。一方面,教学内容是优秀,它决定和制约着其他要素的生成,要讲授怎样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师应具备怎样的素质,运用什么形式的语言,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创立怎样的教学情境。而另一方面,教育者、教学语言、教学方式与情境又影响着教学内容的呈现,发挥能动作用。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和“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只有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情”“理”交融,才能切实提升教学质量。实现信理与情怀的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很注重修身养性,追求君子型的理想人格,要求君子从求诸己做起,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更应该首先“身正为师”才能“行为世范”。如何“身正”,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加强自身理论素养,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示范”,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信理传道”中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一是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加强学习是受用终身的必修之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读和学习经典是提升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经典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原理及其发展史,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讲话和论述摘编等,要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读,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本理论以及前沿问题,增强自身的理论知识储备,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通者。二是加强科研能力,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好科学研究是提升理论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关注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发展,善于捕捉学生关心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做到心中有国家、心中有课堂、心中有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秉持科研精神研读教材,把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科研问题来突破,提高阐释理论问题的能力。三是实现师生之间教学相长,互通有无。一方面,教师个人素养的提升离不开集体的力量,要强化教研室集体备课制度,群策群力,共同进步。集体备课是研读教材的很好形式,刚入职的新教师和拥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优秀的教学能手和教学名师,以教学内容中的理论难点和热点作为研讨主题,大家集思广益、碰撞思想,互相学习借鉴,整体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沟通,通过联系辅导员、联系班级、联系学生更多地关心关注存在思想偏差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走近学生,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把握学生对教学的期待。实现明理与情致的统一。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5]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明理”,以理服人。一是讲清楚是什么。教学中应准确把握课程内容所包含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范畴,这需要对教学内容熟记于心并能保证阐释的正确性和严谨性。二是讲清楚为什么。这需要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结合学术研究,深入破解专题教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解释清楚为什么,才能以理服人。三是讲明白专题内容的逻辑脉络和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性是彰显理论魅力的关键因素,具有逻辑分析和严谨推理的学理阐释使问题之间环环相扣、层序分明,有助于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理论的阐释需要语言来表达和渲染,能否讲清楚、讲透彻,教学语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3月,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强调,要“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样需要锤炼教学语言,提升理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一是能够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做到深入浅出,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比较抽象,教师应多采用生活化、接地气的话语,将抽象的理论阐释清楚,解析理论逻辑体系,分析演绎观点,形成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二是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学会挖掘和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资源。比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可以讲好爱国英雄事迹,引导学生从英雄人物身上了解中国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三是适当地使用新媒体话语,拉近与学生的亲近感,建立情感同构的桥梁。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网络时代,作为教师应积极地了解网络经典流行语,在课堂中合理适当地运用,弥合与学生之间的代沟,使课堂气氛更为生动和有趣。实现化理与情境的统一。理论解释与回应的有效性,学生理性反思和逻辑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传统课堂中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还需要创新创设更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多元教学方式与情境,实现教学内容润物细无声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敢于尝试新生事物,网络时代带给他们巨大的信息和资源,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创造能量和活力。因此,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积极探索适合学生特点的多种教育模式,创设多样的教学情境。一是在课堂中创设学生参与教学的情境,如小组讨论、学习成果展示、学习经验交流反馈等,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学习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实现从理论认知、自我反思、反馈交流到价值认同,从而反哺理论教学。二是在课堂以外增设实践教学情境,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组织团体辅导、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志愿者服务、支教支农等,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体验情境中获得启发,产生深刻的心理体验,引发共鸣。三是不断创新网络教学情境。目前,很多高校都已开始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互补,推动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这是需要肯定的新的教学情境尝试,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方式的选择要以传授教学内容为基本遵循。 参考文献: [1]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2]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 [3]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4]芮鸿岩.高校德育亲和力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M].江苏高教,2018(1). [5]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2016年版)[N].解放军报,2016-05-25.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41. 作者:陈玲 王汐牟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哲学教学篇1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在推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哲学教育改革的深度结合理念的影响下,“哲学导论”作为高校哲学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基础课程应运而生。同时,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因此,部分高校也把“哲学导论”作为本科生的公共选修类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特别是在通识课的设置上也加入了哲学类的课程。“哲学导论”深化了当代中国哲学观念的变革,从哲学主题和哲学研究方法上实现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突破,是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 一、“哲学导论”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 “哲学导论”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一直是高校教学实践中的焦点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开设“哲学导论”课程。虽然,国内许多高校将这门课程命为不同的名称,实际上课程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家族相似”特征。国内高校开设“哲学导论”课程,对学生的哲学启蒙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例如,吉林大学的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的“哲学导论”,等等,他们的“哲学导论”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哲学导论”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前沿意识、问题意识、时代意识,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生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但是,国内各高校对“哲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等理解也存在差异,基本集中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介绍,还有一部分“哲学导论”课程是介绍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基于此,这门课程的教学仍然处于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阶段。与其他科目不同,哲学没有一套被公认的统一的基础理论,也不具备一种统一的理论规范和研究方法,甚至关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为了与其他哲学二级课程(如“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进行区分,也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体味哲学思考的乐趣、感受哲学思考的魅力,“哲学导论”课程会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问题主线展开教授与学习。具体体现在,哲学与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是“哲学性的问题”,即导论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生活基础、基本问题、主要主题、派别冲突、历史演进以及学习者所应具备的哲学修养等问题。这样看来,导论不应只是讲述重要的、面面俱到的知识点和具体思想,而是让学生对哲学有一个较为明确和清楚的概念,让学生意识到哲学问题的奇异特征,把原来朴素的心智、自发的世界观转变为真正的、系统的哲学问题。目前,大部分的“哲学导论”教学都以哲学研究主题作为讲授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以教师为中心,呈现了哲学主题知识点的传播和个人哲学体悟的表达,学生在没有任何哲学史背景和哲学概念的情况下,只能在课堂上被动接受教师讲授的内容,这种授课方式以“理论描述”为主要特征。有的高校把“哲学导论”设置为大一新生的课程,一个学期之后,学生仅仅听教师讲了几个流派,几个简单命题的通常理解,对哲学的方法、研究路径、哲学观的前后转换一无所知,极大影响了学生以后哲学史和哲学专题学习课程的开展。因此,“理论描述”性的授课方式并没有使学生体会到哲学思维的魅力,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课堂的学习给学生造成了哲学无趣、无用、艰深晦涩的印象,严重影响了学生继续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和兴趣。因此,要提高课堂效率,引导学生真正进行哲学思考,形成哲学的思维方式,需要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进行改革,真正达到课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内容上看,通过“哲学导论”课堂,要形成学生“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赋予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变革了‘教科书’所给定的哲学观念”[1]。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对应,翻转课堂使学生和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教师更多的是去理解学生的问题和引导学生去运用知识。具体来说,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课前或课外观看教师的视频讲解,自主学习,教师不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知识,课堂变成了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合作探究、完成学业等,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依据这个思路,“哲学导论”课堂教学应该以“问题导向”为主,让学生变成课堂的主角,形成主动围绕问题在课下提前预习、查找资料,课上进行讨论,课后整理论文的学习形式,加深学生对哲学研究内容来龙去脉的理解,把握正确的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路径。 二、翻转课堂:从“理论描述”到“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转换 翻转课堂对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热情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信息传递和吸收内化是学习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信息传递是通过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来完成;吸收内化通过课下学生自主复习来实现。从实际效果来看,第二个阶段由于缺少教师的支持和引导,学生经常会遇到不能消化学习内容的情况,如果未能消化的内容越来越多,学生就会有挫败感,丧失学习的动机和成就感。就“哲学导论”课程而言,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消化主要是理解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阐发,或者记住哲学史上已经生产出了哪些流派、哪些观点。但是,哲学家说过什么观点,批判过前人哪些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阐发、如何批判的。“哲学恰恰是要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哲学课堂上所学到的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们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力图去理解他们自身、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事实上,他们做得是如此之出色,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堪称我们的榜样。”[2]翻转课堂对学生学习的两个过程(信息传递和消化吸收)进行了重构。首先,课堂的翻转表现在学习两个过程的前后顺序的调整。信息传递放置在课前,学生通过各种线下线上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之后学生带着自主学习的问题进入课堂,跟随教师进行吸收内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教学活动提供了海量丰富的学习资源。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应用,多媒体课堂、慕课、网上视频课大大拓宽了学生接受知识的渠道,改变了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和教师教学的手段。课前,教师给学生提供视频,必要的时候给予线上指导。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的安排,提前把每次课堂教授内容给学生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说明。学生根据大纲和视频资源提前学习,做好问题的记录,带着问题进入到吸收内化的第二阶段。吸收内化是在课堂上通过互动来完成的,教师能够提前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在课堂上给予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辅导,生生之间的相互交流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知识的吸收内化。在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史料研读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训练,进而促进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升。其次,课堂的翻转表现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主客体角色的转换。传统的课堂教学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大部分的课堂时间,都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进行理论描述和观点介绍、比较等,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时间比较少。受每学期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安排的影响,教师尽可能要在课堂上将教学计划的内容全部讲授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一味接受教师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主体作用无从发挥,课堂主体性发展受到压抑。基于此种情形,翻转课堂尝试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独白”的方式,形成教师与学生积极互动、师生共同学习的局面,进而提高教学效果。基于“哲学导论”课程的设置特点及其课程本身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意识,翻转课堂主要以从“理论描述”到“问题导向”的转变为切入点,从而探究如何实现课堂教学的翻转。当前,国内虽然普遍开设了这样一门课程,但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内容、理念、方法和教学效果的优化,一直是教学研究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在具体的实践路径选择上,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寻求传统“哲学导论”课堂“理论描述”的特征弱化路径。首先,在教材的选择上,教师尽可能让学生多接触各种不同哲学类的概论、通论性资料和文献,可以给学生推荐一本主要的参考教材,整个教学大纲的安排和讲授内容的展开以教材为模板。教师从哲学的起源、哲学观、基本问题、思维方式、内容分类、历史演进与派别冲突、哲学革命等几个主题引导学生慢慢进入到真切的哲学思考中,突破线性的哲学流派和思想家观点介绍,以哲学基本主题和主要问题为线索,全面客观呈现中西方思想家对不同问题的思考。其次,在对这些重要的内容进行学习和理解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借助其他同类教材、文献资料就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补充完善,力图全方位地展现其理论实质,挖掘其内在逻辑,评价思想家在这些主题和问题上的理论得失,将问题与经典文本相结合,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内化,培养学生的哲学理论思维。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经过“哲学导论”课程和其他哲学史知识的学习积累,进一步接触到经典哲学原著,引发学生与伟大思想家进行心灵对话的冲动。 第二,教师在每堂课上给出一个哲学观或一个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要求学生课下搜集资料,自行整理,课上展示,最后用小论文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加深学生对哲学问题时代性、前沿性的理解。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批判性思维”训练为核心,实现学生课堂主体化的参与度。从宏观角度而言,翻转课堂教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学生为主体,注意发挥学生课上学习的主动性。从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而言,根据“哲学导论”课程大纲,可以尝试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出一个小组长。每次课前,教师通过微信群、QQ群等各种交流平台,给出下次课上的研讨主题(例如,形而上学、思维的客观性、上帝是否存在、存在先于本质等),每个小组领取一个主题。小组成员利用互联网线上资源、图书馆的哲学书籍、文章等资料,对主题进行来源分析、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当前哲学发展趋势批判等几方面的准备。小组成员可以进行再次分工,在小组长的协调下分别领取不同的准备工作。在准备期间,小组成员不定期进行研讨,组内汇报主题的准备进展和遇到的难题,并且可以随时线上与教师交流、咨询。在上课之前,发言小组要把领取的相关主题进行整理、归纳、提炼,形成PPT演示文稿,课上由学生自己演示阐发。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提供二次查找资料的范围,规范各个哲学主题的内涵界定,并对学生的展示文稿进行点评和总结。课下,每个小组就准备的主题进行论文写作,装订成册,作为期末作业。这种方式既改变了传统的考试方式(无论是开卷的,还是闭卷的),也使得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机会增多,相处更为融洽,学习氛围更为浓厚。同时,教师也可以把每次课堂的内容(包括学生演示文稿、学生提问、教师的回答点评等环节)进行视频录制,学期末时,回看每堂课的组织视频,进行对比自检,对课堂上出现的疏漏,诸如小组之间领取任务难易程度的协调问题、点评环节出现的知识点准确性欠缺等问题,及时加以总结、纠正,做好教学大纲和讲义的适当调整,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为下一轮的课程教授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哲学导论”翻转课堂实践应注意实现“哲学导论”课堂的讲授方法、方案的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从“理论描述”到“问题导向”,实现课堂主客体互转,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真正实现哲学研究过程中“前沿意识与基础意识”“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主讲方式与互动方式”等之间的良性结合和良性互动,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复杂的过程,新的授课方式、方法和手段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哲学主题的选取上,要注重哲学问题基础性、前沿性与时代性的特征,还要考虑深入主题和研究方法“契合度”,避免研究主题的泛化。过于宏观的主题容易让学生陷入海量的资料中而迷失方向;避免出现过于争议性的哲学主题,否则学生失去了思维“批判”的参照维度,容易滑入“虚无主义”。因此,课堂的翻转其实是对教师的科研理论水平和教授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具体的课堂组织过程中,会出现下列情况:学生的提问超出教师的知识范围;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照搬教材,没有就问题形成“批判意识”等。因此,面临随时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教师除了不断夯实理论基础、形成广博的知识面以外,还要有灵活多变的现场应对能力。教师也要及时从文字表达和语言表述两个层面对学生课堂的展示效果有所关注,短时期内,探索采用何种教学方法能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总之,“哲学导论”的课堂教学强调对哲学基础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理解。在国外,在关于什么是哲学的基础问题的课程教学中,不仅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哲学史脉络的梳理上,而且还把与前沿性、时代性相关的哲学观问题贯穿其中。这种将当代哲学发展的前沿性、时代性贯穿于“哲学导论”课程中的讲授方法,也凸显了“哲学导论”课程讲授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哲学应该与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从哲学教学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哲学导论”课程讲授内容时代性、前沿性的关注也使得传统的理论描述性讲授方法不合时宜,学生需要一种全新的授课方式,以学生为主导的翻转课堂就是一种积极路径的探索。理解哲学主题的时代性和前沿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哲学命题的兴趣,学生也可以较快地进入相关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为其自我思考和合作探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作者:刘振怡 单位:黑龙江大学 哲学教学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之一,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传统课堂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基于OBE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OBE教育理念的由来 OBE是英文Outcomes-based Education的缩写,意为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结果为导向的教育哲学思想。与传统教育方式不同,“OBE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反向组织、实施和评价教学活动,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1]它要求教育者必须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能力和水平有清楚的构想,然后寻求设计适宜的教育模式,来保障学生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国外对于OBE教育理念的研究,起源于美国学者罗杰斯和马斯洛等人的行为科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率先将OBE理念引入到课程教学当中,研究的内容从OBE教育理念的研究发展细化为成果导向对课程的关联和影响,主要集中于对概念的阐述、分析发展历程、实施要点、结合课程发展的相关模式等。但是国外的相关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基础内容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践应用。我国学术界于2003年开始对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进行研究,2014年李志义首次在教育部引入了成果导向教育,并尝试将其应用到教学改革的实践中。近年来随着师范专业认证的推进,对于OBE教育理念在我国的普及、应用和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目前有关研究渐趋活跃,研究成果日益丰富。OBE理念在高等人才教育培养方面广泛运用,极大提升了我国高等人才教育培养能力[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共64课时,4学分。由于课时少、教学方法陈旧、评价手段单一等原因,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学手段陈旧,教学目标难以达成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是课堂的主角,教学方法主要是讲授法,以教定学,教学活动是以教为中心来实施的,教师只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较少,课堂缺乏生机和活力。这种单调、机械的教学方法,重知识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的参与度不高,课堂气氛不活跃。 (二)教学设计结构僵化,不能因材施教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设计过程中,整个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都是围绕着教师怎么教来安排的。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中间穿插部分讨论或提问,最后布置课后作业,这样一节课的教学任务就完成了。课堂提问和课后作业,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很难提问到全班所有的学生,这样就会导致教师不能了解每一位学生的问题和困惑,不能做到因材施教,面向需求的针对性不够,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三)教学评价只重结果,忽视过程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评价环节,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来自期末考试成绩,而缺乏必要的教学过程的跟踪监测和实时评估,缺乏多元化的评价手段。由于课前、课中、课后相脱节,导致学生只重视期末考试成绩,在考试前搞临时突击,而不重视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个别学生上课玩手机、不注意听讲,甚至逃课,但是期末考试成绩并不低。因此,如何改革传统评价方法和手段,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师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基于OBE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措施 OBE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配置教育资源[3]。基于OBE理念下的课程设计需要以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为目标起点来进行设计[4]。《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改革具体做法如下: (一)制定OBE教学大纲 在OBE教学理念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改革的起点是修订课程教学大纲,主要是将现有教学大纲与OBE理念进行对比,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从课程教学目标到考核评价方式进行全面改革,使之精准对接毕业要求的指标点,从而形成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有力支撑,形成适配师范专业认证要求的“学生需求—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持续改进”的教学闭环,促进学生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水平等综合素质达到标准要求。 (二)设计OBE课程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高校立德树人的学科之一,承载着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任。为了突出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毕业要求与本课程的关联度,分析学生需求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特点,本课程教学改革团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和优化,重构了基于OBE理念的课程能力培养矩阵。与此相适应,将课程内容整合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四大模块;同时,突出学生实践能力锻炼,设计了课堂实践教学环节,使之与课程目标、课程评价等其它教学环节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运用OBE教学方法 成果导向教育模式以学习成果为出发点与归宿[5]。《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改变了传统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将小组讨论、线上视频、案例分析、自主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辩证思维能力;同时运用清华大学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平台进行教学,实现了智慧课堂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利用其提供的完整立体数据支持功能,实现考勤、调查和课堂小测的个性化报表,并据此及时调控教学过程,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四)构建OBE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包含课程评价环节、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达成途径、课程达成度与持续改进报告等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针对学生个体差异,以成果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6]。力求改变传统的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的考核方式,逐步完善了基于产出导向的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既有认知性评价,也有表现性评价,明确教学目标的各项质量评价标准、构建学习跟踪与评估方法体系,对考核过程严格管理,使考核内容和方式能有效体现产出要求。同时,还设计了多元化的过程性考核环节,主要包括读书笔记、学习反思、主题分享、课堂辩论等内容,同时制定了各个环节的考核评价标准,而且所有考核都着眼于学生最终学到了什么知识,提高了哪些能力,还欠缺什么知识或能力等,了解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据此反馈信息,形成持续改进报告,设计改进方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加以改进。 四、OBE理念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的成效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建设,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契机,以OBE理念为指导,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学生中心: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落实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任课教师都转变了教学观念,坚持以生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所设计的所有教学活动都旨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将学生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课程评价的重要依据。这样,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互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民主和谐、张弛有度,学生的学习效率显著提高。 (二)产出导向:教学目标基本达成 OBE聚焦于在学生离开学校之前,将他们的学习和最终表现能力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7]。《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通过教学改革,已经把教学重点聚焦在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到了什么”和“能做什么”这一问题上,依据教材与课程教学目标和毕业要求,同时对接未来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需求,反向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环节,正向实施教学过程,也就是从教学目标和结果出发进行设计,以最终学习成果反推教学的内容、方法、评价手段等,并及时进行教学反思,通过不断的持续改进,顺利达成教学目标。面向需求从培养目标到毕业要求到课程目标,再从课程目标定向施工到毕业要求、培养目标、市场需求,这样就是聚焦学生的学习需求,即中学岗位需求。 (三)持续改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通过教学改革,更加关注学生的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每次授课后,任课教师都要对本次课程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和评价,整个学期结束后,课题组全体成员都要对本学期的全部教学活动进行详细的总结和评估。通过对课程目标、毕业要求、培养目标等三个达成的评价,及时反思问题,并据此调整和完善教学改革方案,形成“学生需求———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持续改进”的闭环,学生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增强,能力素质不断提升。总之,成果导向教育是一种以学生的学习成果(Learn-ink outcomes)为导向的教育理念[8]。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以学生的需求为依据,通过反向设计,正向施工,使课程教学目标顺利达成,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韩伟 李运昌 张旭东 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哲学教学篇3 一、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中科学精神的内涵 思想政治课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提出科学精神是指: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取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新课标所提倡的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理性批判三个基本精神。 (一)求真求实精神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是要人们要尊重客观事实并不懈追求真理。求真求实的基本原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政治课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要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客观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二)勇于创新精神 创新是在已有的思维中运用已知的知识条件,创造出新的观点的一种精神。勇于创新精神鼓励学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能进行自我独立的思考,不人云亦云。思想政治课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是要求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创新、不断提高,能更好地促进自我的身心发展。 (三)理性批判精神 科学精神所蕴含的批判性,就是在挣脱教条主义,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批判。新课标所提倡的批判精神是理性的批判,不是否定一切事物,是使学生树立责任,肩负历史的使命。 二、《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科学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科学精神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师科学精神匮乏。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扮演引路人的角色,在教学中应具有完善的知识储备。但是,在我国的教师队伍中存在着部分教师,对于科学精神这一概念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不能了解其深刻内涵。一味地知识灌输使得教师在教学中的教学目标不足以明确,教师只是把分数看作是考验学生是否接受了知识,这些都是片面的,在根本上不能真实的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从而导致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知道如何去运用科学精神,并未领悟到其真谛所在。《哲学与文化》这本教材是高中生培养科学精神的主要教材,此本教材中包含丰富的科学精神内容,教师不能完全掌握课标要求和科学精神内涵的,这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学生目前接受科学精神的主要途径就是教师的传授。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将科学精神落实到实践中去,存在严重的知行不统一现象。2.教学方法运用不当。科学精神是对科学本质的不懈追求,在培养和教学中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经历不断的尝试和研究。因此,在科学精神的培养研究中,学生要做发现知识的积极主动者,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对知识产生主动建构,而不应是教师单一地讲授灌输,应该给学生自主探索学习的机会。在科学精神教学中部分教师仍保持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设计与教学环节背道而驰,使得在《哲学与文化》中培养科学精神难以落实。科学精神本身属于哲学范畴内的知识,如果运用传统的讲授方式,学生难免会产生一些对知识乏味困倦的态度,这使得本来就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在教学中不能有效地讲解,从而增大教学难度,影响教学效果,学生也会对此产生抗拒之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3.教材内容探究不足。在我国实际的教学中,一部分教师只会根据考试大纲进行教学,然而教材的变化带来大纲的更新,教师并没有对新的知识进行探索,只是讲解考试所需内容大纲所要讲解的内容,对其他内容只是一带而过,更不探究学生科学精神的有效培养,这是中国应试教育带来的严重后果。《哲学与文化》这本教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中包含很多与哲学相关内容,由于学生对于哲学内容的掌握较少,在学习中理解就会非常困难。在这样地教学条件下培养科学精神,就需要教师不断地挖掘和探究教材中的科学精神。 (二)《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科学精神培养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应试教育制度的限制。应试教育是阻碍《哲学与文化》培养科学精神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当前,高中生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在日常后教学中存在非常严重的重教书轻育人现象,轻视素质教育重视应试教育,学生在学习中思维被固化,只是在意考试的成绩,没有对知识进行灵话运用。《哲学与文化》的课堂教学中,思政教师会忽视课程标准中的培养要求,而是以学生的成绩来强调学习效果。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只是简单地死记硬背,更不用说什么科学精神意识。这与思想政治课新课标的要求相差甚远,在对于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更是渐行渐远。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知识的灌输,为了可以拿到高分,不断地教授学生解题技巧等方法,学生在教师的长期影响下,就失去了对知识的追求。教师在课后对试卷进行评价,只是重视知识的得分点与丢分点,而不在乎中学生是如何思考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弊端严重阻碍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只有将这种制度加以改革,降低注重分数等应试因素的比例,从而减少《哲学与文化》教学中对科学精神的影响。2.教师科学精神观念滞后。首先,教师的教育观念和知识有待更新。教师一向地注重“知识本位”的观念,在教学中把握对教材的讲解分析,并没组织与科学精神有关的实践活动。教师的专业知识及专业素养储备不足。其次,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教师往往都是通过阅读新课标标准,在教学中只是停留在表面理解阶段,未领悟到科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从而难以传达良好的教学效果。部分高中教师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偏差,认为学生在学习中只要取得优异成绩就是对科学精神的掌握,忽视了新课标中对于科学精神的培养要求。有的教师由于教学任务比较繁忙,没有更多精力对科学精神进行深一步的研究。最后,科学精神的教学中不能只看中表面,要注重内涵,思考自身与《哲学与文化》的相通点,并将其渗透在教学设计中,采用现代化多元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3.高中生的身心特点。高中生特殊的身心特点会影响科学精神在《哲学与文化》中的培养效果,《哲学与文化》涉及哲学方法的内容,本就比较抽象晦涩。虽然教材中会有相对应的解释和教师的引导,但高中生没有系统接受过哲学的学习,日常生活也接触的较少,学习的基础很薄弱。思考问题以感性思维为主导,对于抽象的理论的知识耐心比较弱,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这势必会影响科学精神的培养。高中生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好奇心明显增强,思维逐渐活跃,对热点新闻及时事政治逐渐关注。由于每个人的所处的环境因素不同,从而导致对一些事物的认知发生偏差。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地进行讲解,不利于学生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于《哲学与文化》这门课既不感兴趣,也没有求知欲望,并没有什么思考的过程,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解,在学生科学精神培养方面并没有得到影响和强化。 三、《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科学精神培养的主要途径 (一)提高教师自身知识储备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同时在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培养中也扮演着主要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因此教师在科学精神教育中要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学理念,把自己融入实践当中,并做到知行统一。作为一名教师,让学习成为自己的终身职责,在教学开展中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做到教学相长。作为专业的思政教师在教学中具有绝对优势,在日常教学中应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储备。综合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意识的提高,在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需具备自身的科学精神,并顺利完成培养科学精神的教学任务。不管是在日常的教学开展中,还是在新课改中不断探索的教师需要拥有终身学习的观念,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科学精神的内涵,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 (二)明确科学精神的三维教学目标 在《哲学与文化》中,科学精神的教学目标制定明确清晰,并在教学中完美体现,才会使教学效果做到优化,因此,我们将把科学精神的三维目标进行如下分析:1.知识与技能目标。要清晰《哲学与文化》中的有关科学精神的核心知识和学科基本知识,科学精神不仅是影响学生思维的一种方式,更是学生运用创新精神,去发现世界,探索世界的能力。2.过程与方法目标。过程与方法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精神的载体,要重视起学生在《哲学与文化》中所获取知识的途径,学生对科学精神有关活动的参与度直接影响到对本课程的学习动机,进而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上受到限制等。3.情感态度价值观。在科学精神培养的过程中,要重视起教师的影响地位,教师在对《哲学与文化》的教学设计、授课过程中,要用多种方式去影响学生在科学精神方面的意义建构,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提问、奖励等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精神的思维,使学生主动学习。总之,在科学精神的三维目标教学标准制定中,把握好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三维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实施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主要是单一的灌输式教学,但是科学精神是探究活动的过程,科学精神属于情感态度的教学,要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其中学习,科学精神才能得到强化,新课标下高中政治课属于“活动型课程”,目的是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要让学生发散思维,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探索,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及效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不仅可以清晰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并能在逻辑推导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情景案例式教学,结合线上线下教育,运用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给学生渲染出一种真实的情境,让学生印象更深刻。从学生身边开始思考解决问题,情景不仅能结合教材知识点,也能使学生产生新的知识认知,在做中学,激发科学精神的不断创新。要让学生勇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从小事做起。 (四)整合多种教学资源 《哲学与文化》作为高中政治必修课程之一,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重要渠道。教师不仅要了解教材表面的知识,还要挖掘教材背后对科学精神内容的解读,并且能够把这些内容通过教学传授给学生并影响他们的行为,使教材发挥最大的作用。思想政治教材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教材内容需要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应当符合当今时代所提倡的政治思想,要与时俱进。思政教师要紧随时展以及社会的热点内容,在不断补充教材案例的同时,也要不断的提高科学精神,要符合当今网络时展,要及时与学生进行互动。将科学精神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并讲授给学生,从而引起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新课标的改革,以及高中必修四《哲学与文化》的改版,对于培养高中生科学精神有了很大发展,丰富了青少年的科学精神,为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奠定了基础,提高辩证思维能力,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展望国际视野,持续不断为我国输送社会主义接班人。在我国引导学生崇尚科学精神,用理性的思维分析问题,高中思政教师的职责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宋美丽.《哲学与文化》教学中学生科学精神培养途径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0. [2]童贵兰.基于科学精神培养的《哲学与文化》课教学设计研究[D].西南大学,2020. [3]李胜英.高中思想政治课科学精神培育困境及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20. [4]王彦琪.科学精神在《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的培育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 [5]严小莲.构建体悟教学培育科学精神———以《哲学与文化》课堂教学为例[J].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2019(02):124-125. 作者:郑文幸 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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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美德的政治哲学论文 1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定性 在柏拉图时代,正值雅典城邦由盛而衰的变革期,而且长达28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种种内忧外患,使得本来井然有序的经济受到打击,而昔日引以为豪的民主政体也日益暴露其弊端,濒于解体。各阶级、各阶层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准的混乱。人们传统所追求的处于最高价值地位的“美德”概念,如善、正义、勇敢、节制、忠诚、等等,已经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同财富、利益、荣誉相比,这些美德概念只不过是人们装点门面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地去履行。庸俗的物质生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真正的美德已经被人们抛之脑后,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思考并发现:一个人不真正去理解美德本身,他就无法成为美德之人。社会上有许多自称有“美德”的人,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美德为何物,因此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与美德背道而驰,忽略了真正让他们获得幸福的东西。他指出,假如要医治这些人所存在的毛病,唯一的良药就是让人们懂得美德本身,做到言行举止都符合美德。就这样,柏拉图不仅借老师的眼睛看清了雅典的美德现状,而且还继承了老师的智慧,找到了挽救日趋衰微的城邦的信心。可老师离世,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任重而道远。于是,为了医治导致城邦衰颓的疾患,他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改造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伦理学,而《理想国》正是对其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从他对现实的关切以及对未来的终极关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哲学是建构在道德伦理基础之上的。 2柏拉图对“美德"的现实关切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柏拉图也坚定地相信。苏格拉底把美德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注重教育,注重对灵魂的研究,因为灵魂(理智)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样,人们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显然,他尝试把从老师那里继承来的——美德即知识作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如果“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那么人就天生具备了美德的能力,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善”。因为“善”不是直接显现的,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或者掌握这种至善的美德。对此,柏拉图解释为,人们日常所看到的都只停留在直觉上,往往是意见的正义和美,缺乏对至善本身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就无法确立起对“善”稳定的理念。在这里,柏拉图对美德的认识,已经超越其老师,认为不能停留在只单纯地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美德,而认识到,寻求美德真理性知识的本身也是一种美德。这一转变,让柏拉图在他的道德政治哲学中怀揣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都有可能实现某种客观存在的“至善”的生活。对美的不懈追求,让柏拉图认识到美德这种善,具有客观存在性,是一种真理性知识。然而由于这种知识源自一个超经验、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所以也赋予了美德具有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之上的特性。因此,人们能否成为有美德之人或过上至善的生活,柏拉图认为这取决于对善本身的认识以及掌握的程度。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身”,这就是该事物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具有美德,也是因为人们分有美德这种善的理念。理念在这里,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是关于事物善的理念,即“善本身”。何谓善的理念?柏拉图是这样解释的:善的理念是指“给予知识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它是知识和认识中真理的原因”。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用“H喻”对美德与至善的关系问题作了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比喻中,有五种类型的存在:太阳、眼睛(视觉能力)、理智、意见、阳光。一般人只知道人能辨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因为人的眼睛具有视觉能力,而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自然而特别适合这一目的的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就会什么也看不见”。柏拉图认为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是它把人的视觉与可见事物连接起来的。那么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这三者问的关系就“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_,当可见事物被夜晚的微光所照时,人们只能看到它们模糊的样子,在脑海里也只能形成模糊的印象,柏拉图称这种模糊的印象为“意见”,是变动不定的;当可见事物被太阳所发出的光照耀时,这时人们不仅能清楚看到,而且还可以了解它们,形成清晰的记忆,柏拉图称之为“理智”。在这里,太阳所发出的光喻指“善”,太阳喻指“至善”,而具体的美德就像是太阳光,它虽像太阳,但不能把它就看成是太阳。在对“日喻”作形象的描绘中,柏拉图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以诠释美德理念和具体美德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之所以偏离了美德,使美德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柏拉图认为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或承认众多的、普遍的美德,而不相信真实存在的只有美德本身,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意见。而要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柏拉图认为必须让意见变为真理,并透过太阳光,直视美德理念本身,即“至善”。只有做到这一点,人们才能使自己的的行为合乎人类正义的最高要求,成为正义和美的护卫者。 3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实现的伦理路径 美德是一种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而获得美德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最幸福的。但实际上,美德与现实产生了偏差,并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使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在一个不讲道德的国家里或者在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面前,讲道德的人往往受到损失和伤害,不但不可能引起国家风气的好转,就连‘独善其身’也做不到。”E2]柏拉图彻底的反思着,单纯的个人美德为什么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和无能为力?他根据雅典民主政体的兴衰成败以及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诊治,开始慢慢地从追寻单纯的个人幸福扩大到追寻城邦和个人整体的正义。在这里,柏拉图尝试把他的政治哲学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通过对城邦和个人美德的探寻,去绘制理想国的蓝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列举了许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美德规矩,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要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朋友之间不分彼此”。,等等;并不断鼓励人们“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这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人与人之间普通的美德规矩,但对一个城邦而言,它也需要这些美德规矩来支撑和巩固。他把这些规矩概括为“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_。智慧既是美德本身又是美德的智力保证,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即知识,那么美德也就意味着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成为事理通达之人”。但这样的人却是极少数的,它存在且只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城邦只能由他们来统治。勇敢,“就是一种保持”,“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_媚,而“永远不抛弃它”。这实际上是国民对城邦的忠诚热爱,主要体现在武士阶层,“因为与野蛮的胆大妄为不同,政治的勇敢只有通过教育才为天性适宜的人所具备”,而武士就是这种天性适宜的最佳人选。另一方面,节制就是控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两部分,分别是“较好的”和“较坏的”,“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以此达到整体的和谐。与智慧、勇敢相比,节制不属于国家具体的部分,而是贯穿于国家乃至全体公民中,起到连结的作用,以实现和谐。按柏拉图的话,“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在找到国家三种美德性质之后,柏拉图开始寻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种美德,即正义。因为只有正义“才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城邦中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正义有“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之分,柏拉图以“由大及小”的方法,先探究城邦正义,然后再回到人自身,考察个人正义。正义作为最后一种美德品质,它既是存在于城邦也存在与个人身上,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一个正义的个人和一个正义的国家是毫无区别的”¨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弱,简而言之,就是“各做各事”。但在它们各自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个人正义上,柏拉图根据人的心灵结构,分为激情、欲望、理智三部分,它们“各自分立又成立一个有节制的和谐整体”他。在城邦正义上,与人的心灵结构相对应,也有3个等级的人,即统治者、武士和生意人,他们分别拥有智慧、勇敢、节制的美德。他们按各自的天性,“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各处其位、各司其职,互不相扰。而这样的国家是合乎正义的,因具备了智慧、勇敢、节制这些美德。 4法律和教育对美德的实现支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既然美德是国家政治得以实施的道德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柏拉图在实行“德治”的同时,排斥着“法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想构建他的道德王国,对法治和法律的问题是“无暇顾及”。其实,柏拉图在构建他的道德王国时,并没有完全以“德治”排斥法律,相反,他认为“德治以其更本质、更长远、更理性的优势弥补着法的缺憾,推动着法律价值的真正确立,保证着城邦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统一”_。苏格拉底曾说过:“公民必须遵守法律才是正义的。”因此在判处死刑时,他拒绝了逃跑。但这法律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看到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根据个人与城邦正义的概念——各做各事,对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分工,目的在于形成和谐、有序的正义秩序。而法律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一旦成立,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框架以限定个人或城邦的行为。同时,法律又是时代的产物,不会恒久不变的,它会根据制订人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的品质有好有坏,因此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品质坏的人制订恶的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品质好的人制订,却会因为品质坏的人使用,而被不公正地适用。如何保障善的法律公正地适用?柏拉图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即对立法者施以美德,实行“德治”,让他们具有美德四种特性: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样他们灵魂中的“理智”就会战胜“激情”的无限膨胀,从而抑制恶的要求。由这些人制订的法律就是善的、正义的。尽管法律在《理想国》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它绝不是“实现正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陪衬”。美德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正义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之后的政治实践中渐渐地认识到。他也开始反思自己苦心孤诣绘制的理想国为何不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只存在天上吗?对于此,柏拉图自己也惶惑。但当他经历了3次西西里之行的不幸遭遇后,他发现正义国家的实现,除了美德这个伦理基础外,还需要法律予以支持。因此在后来的《法律篇》中,他把法律从奴婢提升到主人的地位,把它看作是实现城邦和个人正义最可靠的保证。美德在这里已不再是简单的“各司其职”,而是意味着“最高美德是节制或自我克制,这指的是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的法定权力的精神”。只有这样,美德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这样的国家才是“第二等好的”。美德的实现,除了法律的支持和保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美德即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授的。这样,传授美德的教育体制就顺利成章地成为一个“至善”国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是优秀的内容,目的在于造就各方面完善的人,让他们各司其职。基于这种考虑,柏拉图也赋予了教育以独特的使命:教育不是直接教授美德,而是促使灵魂转向,使得“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教育的目的也正如此。但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柏拉图根据人天性的不同,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针对于城邦的护卫者,他非常重视音乐和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驰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s。而对于统治者,他注重从小培养,而最理想的人选,柏拉图认为是哲学王,因为他们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是能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他们热爱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把理想国变为现实,建立一个美德、和谐、有序的国家。通过教育,人们意识到自身之所是,并培养和发展行其所是的美德;而城邦,也会因为在合适的人的统治下,意识到它的最高的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只有当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实现—国家成为至善的国家、个人成为至善的个人时,基于美德基础的道德王国也能最终实现,这也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 作者:谢敏芳 单位:合肥学院 数学与物理系 政治哲学论文:形而上学命题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形而上学命题 霍布斯所谓的对“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概念的定义”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我们一说起笛卡儿,就会想到他的三个著名的形而上学命题:心灵的非物质性、上帝的存在以及心物的二分等。但是,如何才能断定一个自然哲学命题就一定是形而上学命题而不是其他的命题呢?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沃特金斯的判断标准。沃特金斯说,一个对世界做出真实断言但是又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命题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实断言呢?沃特金斯认为,如果一个命题不但本身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而且还与本身可经验地加以检验的另一个命题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举例来说,当霍布斯说,“一切运动对一切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会产生某种影响”时,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呢?打喷嚏能否影响到遥远的银河系,这是一个常识,因此这是可以经验地加以检验的,而霍布斯的命题显然与此相矛盾,并且它本身也不能经验地加以检验,所以霍布斯的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真实断言,因而它正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当霍布斯写下他的这个命题时,他同时代的数学家约翰•瓦里斯就写信讥讽他道,“跳蚤的一跃不会传导到印度群岛”。霍布斯随即回信反唇相讥,“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你也许狐疑满腹,却回答不出一个字来。”“删瓦里斯是在用经验命题来反驳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命题,因此是用错了武器。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常识的标准来衡量“燕山雪花大如席”,显然会觉得这句诗荒唐至极,因为根据经验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大如席的雪花。毫无疑问,瞿布斯老家的“跳蚤的一跃”,的确不能引起印度群岛那里任何可观测得到的变化,但是这却不意味着它在那里无论什么变化也没有引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短论》中的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短论》是霍布斯重要的哲学著作,里面的许多有关自然的观念为霍布斯后来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却被施特劳斯弃之不顾,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自然哲学著作,因此“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而施特劳斯所说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和开端。施特劳斯认为与他的目的有关的两个文献,一个是霍布斯为自己的译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导言”,另一个是他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其实,《短论》不仅有关于物理世界的论述,也有关于人在物理世界中之自然状况的论述。据沃特金斯说,书里的观念“除一个以外,所有其他的观念都基本上毫无改变地存续到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著作中去了。”“啪’这一例外就是霍布斯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流射论”。太阳离我们人类十万八千里,可是它还能把它的光传导给我们,霍布斯深深地被这种自然现象所迷惑。于是,它开始思考如下这个问题:一个物体(施动者,agent)如何能够作用于另一个离自己较远的物体(受动者,patient)呢?霍布斯认为,物体的相互作用必长春市委党校JOURNALOFTHEPARTYSCHOOLOFCPCCHANGCHUNMUNICIPALCOMM兀1tE须相互接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离自己很远的物体的作用,可能会以两种可能的方式实现,即要么前一个物体先向其周围的物理介质发出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经过层层传递,最后影响到后一个物体;要么前者从自身抛出许多微粒(霍布斯称其为物素,species),有些微粒于是撞击到后者。假定这种作用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就会得出平行受光面比垂直受光面更加明亮的荒谬结论来。既然这显然有悖于经验,那么前一个物体一定是以第二种方式来实现其作用的,也就是说,太阳是通过流射来传递其光芒的。然而,翟布斯后来认识到流射理论也有它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物体不停地发送出如此众多的实在的物素而本身又得不到供应,它们将何以自存?这真难以确定。”“啪”况且,如果发光体把自己的流出物永远不停地甩出去,这就要求它必须拥有内在的自我运动的能力。可是霍布斯已经说过“无物能把运动给予自身”(见前引霍布斯的手稿),更何况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结论十”中也声称“没有东西能够移动自己。有鉴于“流射论”存在的以上困难,霍布斯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理论,因此它没能存续到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中去。 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善恶标准 霍布斯在《短论》开篇写道:没有被添加也没有被减去的东西将保持原来的样子。根本没有与它物接触的东西,就既不会被添加什么,也不会被减去什么。“这两个形而上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即“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霍布斯如何看待意愿、思想和感觉等精神活动。我们知道,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从他唯一绝对确信的真理——“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导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这个“我”就是心灵,笛卡儿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心灵实体。思想(包括怀疑、意愿、想象、感觉等)就是这个精神性实体的属性。霍布斯却反对这种推论,他说,“说‘我在运思,所以我是思’,这比说‘我在散步,所以我是散步的实体’好不到哪里去,它们都不是好的推理”。 霍布斯的意思是说,假如这种推理有效的话,这就意味着有多少活动就有多少实体。霍布斯的主张是,“所有活动的主体只能以有形体的样式来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非物质的东西会完成某种活动。和笛卡儿不同,霍布斯不认为思想、意愿、想像和感觉等都是心灵的属性,“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告诉我们,这些既不是物质的东西,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们只是物质的东西当中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被其他物质的东西所推动,从而引起它们的变化。思维、感觉、想像和意愿都是某些种类的物体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这里“某些种类的物体”就指人的感官,它们之所以“被迫”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外物的撞击,而不是它们主动去撞击外物,外物对感官的撞击留在我们大脑里的东西就是观念或印象。既然意愿等都是感官被迫卷入其中的活动,当我伸手拿杯子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把物体拿到了我们这里,而实际上不如说是物体通过位移把我们吸引到它那里。”“∞‘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使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目的因实际上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动力因,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杯子是目的因,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动力因,用霍布斯自己的概念来说就是,杯子是施动者,我是受动者。由此我们看到霍布斯是如何颠倒了传统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观念。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霍布斯会否定自由意志。因为当“我想要”(wil1)某物时,“我”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施动者,它只是一个受到“某物”推动的受动者。因为我的意志是受到某物的推动的,因此我的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它是受到这物的推动而不是主动去要此物的。霍布斯说,没有东西从自身获得其发端,它是受到自身以外其他直接的施动者的作用以后而发其端的因此,起初当一个人对某物有欲望或意愿(wil1)时,(而他对此物不久之前还没有欲望和意愿),他的意愿的原因却不是意愿本身,而是其他不受他掌控的东西。霍布斯在《短论》中也说,欲望的行为是动物精气(animalspifi)朝着移动自己的事物的运动。这个事物就是动力因,或施动者。欲望是被移向这个事物的被动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们除了追求因果地(causaHy)吸引着他们的事物、此外便别无其他选择的世界上,可以被他们称作善的也正是那些事物,即善对每个事物来说,都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这里来的东西。“相应地,恶就是那个有主动能力把每个事物从自己这里排斥出去的东西。霍布斯又补充说,对一个人来说是善和他想要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未必如此吸引一个人的东西,则不一定吸引另一个人。 霍布斯甚至不忘记把善恶观念与运动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动物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生命运动(vitalmotion),一种是动物运动或意愿运动(animalmotionorvoluntarymotion)。生命运动“从出生起就开始,而且终生不问断:如血液的流通、脉搏、呼吸、消化、营养、排泄等过程便属于这类运动。”“嗡’而“生命之源则位于心脏。当意识中的运动传播到这里,必然会引起生命运动的变化或改变,即要么促进它,要么延缓它:要么协助它,要么阻碍它。当阻碍它时,这意识中的运动就是快乐;当延缓它时,它就是痛苦、麻烦、忧伤等。”“阿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称之为善,把自己讨厌的东西称之为恶:快乐是人想要的东西,因此快乐是善,痛苦是人讨厌的东西,因此痛苦是恶:有助于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快乐,那么它就是善,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既然是痛苦,它便是恶。下面一段话是霍布斯著名的善恶宣言: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成为恶:轻视的东西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因为善、恶和轻视状况等词语的用法从来就是和使用者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单独地、绝对地是这样。也不可能从对象本身的本质之中得出任何善恶的共同准则,这种准则,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则是从代表国家的人身上得出的:也可能是从争议双方同意选定,并以其裁决作为有关事物的准则的仲裁人身上得出的。正是从这里,霍布斯得出了他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重要论点,即不存在天生(或根据自然而来,bynatur~的区分善恶的共同标准。因此,如果没有共同标准,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标准:而为了使一个共同标准能够建立起来,就必须确立一个主权者,这个主权者的命令即民法(civillaw)就是共同的标准,它规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三、“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和自由 “没有推动就没有变化”所隐含的肯定含义是只有有了推动才会有变化。一旦这种推动施加给某物,它不但会运动起来,而且,只要它不受阻碍的话,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霍布斯说,无论什么东西被推动起来,只要它旁边没有它物促使它静止下来,它就会永远移动下去。既然运动对霍布斯来说是如此基本的观念(因为自然现象的原因没有不在于运动的),那么,可想而知,霍布斯的自由概念也不会离开他的运动观念。实际上霍布斯确实是以运动来定义自由的,他说,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睨由于霍布斯坚持运动只能是物体的运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物体;如果不受阻碍的运动就是自由,那么万物的运动只要不受阻碍,万物就都可以有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人,即人的自由也是“没有阻碍的状况”,因为人也是物体。可是,虽然人也是物体,但人却不仅仅是物体,因为,和单纯的物体比起来,人还多出了一个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意志。霍布斯其实并不想使用“意志”这样的词,因为这会给人错误的印象,使人们以为他也承认意志是一个东西(实体)。于是霍布斯急忙出来澄清。意志与其被称作意志,还不如被称作“意愿的行为”,它不是“意愿的能力”(theact,notthefaculty,ofwilling),而是“在斟酌之中,直接与行动或不行动相连的最后那种欲望。”意志既然是欲望,而欲望又是什么呢?霍布斯当然不会说欲望是又一个实体,他认为欲望是无法测量的极细微的身体的运动,霍布斯称这种极细微的运动为意动。由此观之,人的自由就不单单是“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了,它应当是“人的意愿(voluntary)运动不受阻碍的状况”。霍布斯对“自由人”的定义是: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愿意做的事情(todowhathehasawilltodo)的人o霍布斯甚至认为,~个在劫匪持枪逼迫之下遂主动顺从劫匪的人也是自由人,因为劫匪并没有禁止他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即他还可以避免被射杀。由人的自由,霍布斯又论到臣民的自由。既然万物的不自由都是由于受到了外物的约束,接下来,霍布斯就不得不说说外物的约束都有哪些。我们已然知道,霍布斯把物体分为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两种,那么,外物的约束也应该分为自然约束和人为约束两种。而这人为的约束在国家状态下就是民法(civillaws)o在自然状态下,人只受到物理障碍(自然物体)的限制。换句话说,这些物理障碍一旦被除去,人就会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一当人们相互立约而放弃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从而进入国家状态之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自由。然而,在进入国家状态时,他们虽然放弃了“一切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therighttoallthings),他们并不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他们是带着他们保留下来的某些权利进入国家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权利包括:民法不禁止的行动权,自我防卫权,使用食品、药品、空气以及其他为生存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霍布斯所谓的臣民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享有比任何其他政体下的人民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却认为这种学说是一派胡言,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政体中,主权者都拥有同样大的权力,因此任何政府形式下的人民所受到的约束也都是一样的。虽然路加城的城楼上写着耀眼的“自由”两个大字,那里的人具有的自由却不比其他城邦更多,他们也没能更多地免除国家的徭役。 四、生命运动和自然平等 霍布斯早期相信人的感觉一知觉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而我们从以上论述中也已经得知,快感和痛感既然也是感觉,它们也同样产生于体内运动的变化,只不过体内运动在这里是指生命运动。快感和痛感产生于生命运动,这隐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它说明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另一层含义是,它说明满足的状态不是快乐,因为这种状态并不包含任何对生命运动的促进。霍布斯说,“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而不求上进”,而在于不断加速生命的运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快乐。这说明幸福是一种动态而不是静态,“幸福是欲望不断前进的过程”,‘幸福不在于已经兴隆,而在于正在兴隆。”“∞由于人可以无止境地促进生命的运动,因此,获得幸福的进程也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不存在最大的幸福或最高的善。“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级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盯但是我们却不能无限止地延缓生命的运动,因为生命运动一旦停止,这种延缓也跟随着终止。生命运动的停止意味着死亡,因此死亡是最大的恶,最大的不幸。因此,霍布斯说,每个人都趋善避恶,而自然之恶中的首恶就是死亡。趋善避恶是人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一点也不亚于石头的自由下落。“霍布斯认为恶中之首恶就是为他人所杀,霍布斯称其为“暴死”(violentdeath),它最为人所厌恶。同时,瞿布斯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相信人类中间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生的等级。亚里士多德相信这种天生的差别是质量上的差别,霍布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既然“人共有一心,共有同样的精神能力”,“都为物质所生,为推动所动,即使有这种天生的等级,这种等级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于是,人对暴死的厌恶,再加上在自然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中人人都有可能暴死于他人之手,就产生了霍布斯公民哲学最重要的原则,即自然平等原则(naturalequality)。翟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但是,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却很不情愿承认这种平等,尤其是在他们具有优势力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表现得既傲慢又狂妄。由于人出于自负和骄狂(vaniytandpride)往往会招致生命危险,因此它们便为霍布斯的第九条自然法所禁止,即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与自己生而平等,违反这一条准则就是骄狂。至此,霍布斯为其公民哲学算是打好了地基,在此地基之上他就要着手建造他的整个政治哲学大厦了。霍布斯的思想是一副完整的图画,其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既然一个作者的所有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些观念之间一定存在着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意味着,霍布斯的某些形而上学观念蕴含了其政治哲学观念。而这种蕴含又意味着,政治哲学观念是形而上学观念的意义。 作者:王军伟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政治哲学论文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言必称希腊”就表征了希腊文明在世界思想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城邦”这一概念就是在古希腊这一文化系统中孕育生成的。当前,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研究多从单一视角进行(未见进行多维视角),且少见对自然本性和伦理政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思考和辨析。基于此,本文做出一点尝试和努力,以求教于同仁。 一、“城邦”的自然涵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这一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且使用频繁。他认为,事物依本性而自然存在,而且其发展运动的动因在事物内部,而不依于它物。“本性就是自然万物的动变渊源”。(《形而上学》)。可见,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事物的自在本性和发展根据两方面来理解和运用“自然”概念。这是一般层面的物质宇宙意义上的概念。与上述有别,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阐述城邦概念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则指涉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具有自然生发意义事物的功能。他认为,作为一种社群性的组织形式,城邦是从家庭、村坊中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出于自然本性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这样,男女的自然本性使得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而具有自然的属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自然繁殖,而使家庭人口增多,单个家庭就产生了分化。随着人们对多样性的生活自然需求增加,多个家庭联合而形成村坊(家庭组合形成的村坊具有自然性质)。最初的村坊一般是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后代(家庭)所组成。村坊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一个自足性社群型组织,即城邦。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村坊——城邦”的依次自然分化和联合就是城邦形成的一般过程。而社群组织形式发展到城邦阶段,就实现了自身的自然本性。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形成过程的设想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然目的论倾向: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社群的最终目的以及社群本性的自然显现和展开。“用海德格尔的话,‘自然’就是自身的绽开、显现与升起,是自己使自己显现的力量。简单地说,‘自然’不是指先于人的自在的物理和生物世界,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全体。”[3]这里的“自然”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城邦才得以自然生成。 二、“城邦”的政治涵义 在古希腊,城邦与政治概念关系极为密切,并由其演变而来。国内著名学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说:“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4]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雅典人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予其“邦”或“国”之意,演变为“城邦”之称。希腊城邦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城邦国家联合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是适度规模的小城邦,即疆土小,人口少。因为若城邦过大,人群过多,邦内的人们则难以互相熟悉,因此也难于维持城邦的政治秩序和管理。为了实现城邦的良好政治职能,即根据功德裁定和分配公职,亚里士多德认为,因城邦小而产生的公民间相互熟悉对方的品质极为重要。从构成上看,相对独立的古希腊“各城邦一般由为数甚众的奴隶外,自由公民社会一般可分为少数和多数两层。(一)‘上层少数’主要为‘富户’(资产阶级),另有‘贤良人士’和‘著名人士’(贵要阶级)或‘高尚人士’。(二)‘下层多数’,‘群众’,即‘平民’;平民群众内,有些是‘穷人’(贫困阶级),还有些是失产失业的‘群氓’。所谓‘高尚人士’为持平公正的人,能弥补法律的遗漏,排解社会的纷扰,也可列在这两层公民中间。”[2](144)进而,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过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自然和心理依据。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2](9),即合群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所在。进而,他又提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坚定地认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5]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也就是在关心城邦事务。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生活,而且还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行动的生活。对人而言,要想过一种良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因此,“城邦之于希腊人就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它首先为他们提供了抵制个体生命无益性的保证,它是一个使希腊人摆脱生命的无益性、专为凡人的相对长存(如果不是不朽的话)保留的空间。”[6](87)可见,为了摆脱“个体生命无益性”,城邦的政治生活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须,群体公民都要参加。而且,任何个人必须属于某个城邦(因城邦是最高的社群性组织),并融合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汉娜•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她指出,不能把“(政治的动物)”一词翻译成“(社会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使用社会性置换了政治性。“这种无意识的置换比任何精心建构的理论都更加明确地透露出,希腊人对政治的原初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当然,“并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明白或不关心人不能离群索居这个事实,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条件列为人类的独有特征。恰恰相反,这是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一个共同条件,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就不能成为人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而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这两种活动具有政治性,从而“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生活”。同样地,“在拉丁语里,这个术语zōonlogonekhon(会说话的动物)被译成anmimalrationale(理性的动物)。这个译名‘socialanmimal’(社会的动物)一样也源自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亚里士多德无意于给一般的人下一个定义,也不想指明人的最高级能力。”而“仅仅表述了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流行意见”。[6](576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城邦的真正的公民是具有政治性的动物,城邦的生活是具有政治性的生活。而这种真正的具有政治性的城邦生活的存在,才是城邦的公民走向“至善”幸福生活的可能路径。 三、“城邦”的伦理涵义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对城邦给以界定:“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3)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是以“善”为至高指向和道德理想下而结成的关系或团体。而为了实现“至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即是路径也是方法。因为城邦能为公民的善的生活提供所必需的法律、教育或善的指引。他说:“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2](143)可见,城邦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善美”生活而结成的功能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城邦,存在六大功能和三大目的。他认为,“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不能没有许多用具。第三为武备:为了镇压叛乱,维持境内秩序,同时为了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一邦的诸分子必须各备武装。第四为财产(库藏),这应有相当丰富的储存,以供平时和战争的需要。第五——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第一位——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论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2](370371)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粮食、工艺、武备、财产、祭祀、议事和司法职能为城邦所应具有的六大功能,而正因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得城邦可以满足公民不同层级的需要:生存——群居——政治,进而实现公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目的有三:“(一)单纯地为人类的生存——军事和经济生活。(二)进一步为满足人类乐于群居的自然性情——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再进一步,以政治机构协调各人的功能,导致人类的优良生活——道德生活。”[2](1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功能和目的对每个城邦来说应该必不可少,只有如此,城邦才能真正成为公民生活的必须,使城邦在生活上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也才能真正给其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教育基础以及“善美”生活的最好指引。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城邦都以某种“善”为道德目的,当然“善”的程度有别。相比家庭、村坊和部落等社群性组织,城邦所追求的“善”应该是层级最高的、至上的。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所应追求的“善”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把三种善具体化,就是使城邦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适中的财富、健强的身体和高尚的灵魂。当然,三种善不可能等量齐观,其重要性存在着差别。亚里士多德论证道:“一般都公认惟有幸福(至乐)的人生才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事物(诸善)。有些人听到蝇声掠过身边就突然惊惧,有些人偶感饥渴便饕餮纵饮,有些人为了两个铜元而不惜毁伤他平素最相好的朋友,有些人心志愚昧像小儿或迷惑像疯子:一个人要是没有丝毫勇气、丝毫节制、丝毫正义、丝毫明哲(智慧),世人决不称他为有福(快乐)的人。”[2](345)亚氏态度鲜明,认为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四种“德性”对人的幸福最为重要。 进而,他更为深入地论证了三种“善”之间的关系:灵魂诸善越多越好,而外物和躯体诸善则适可而止。人的优良的生活首先必须是有高尚的道德的生活。针对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多多益善,没有限度,而灵魂诸善适量就可”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批评道:“请注意事实,事实不难帮助你明悟而了解问题的真相,灵魂诸善的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德性,无所赖于外物。反之,外物的效益就必有赖于灵魂诸善而始显露。你也可以看到,人们虽于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都可获致幸福,两者结合起来也可获致幸福,然而凡德性不足而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才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情操)和思想(理解),其为幸福毕竟更加充实。”[2](345346)亚氏认为,与外物和躯体诸善相比,灵魂诸善是独立的、纯粹的,另两类善只有依赖灵魂诸善才得以显现。可见,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品德情操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除了以人生的经历来证明三种善的关系外,亚里士多德还从思想上进一步求解和论证。他说:“外物诸善,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实际上,一切应用的事物(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在这里情况完全相同;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至于灵魂诸善,情况就恰好相反)。灵魂的各种善德都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2](346)亚氏认为,外物和躯体诸善是工具性的存在,对其拥有应存在着量上的要求和限制,否则对物主无益。然而,灵魂诸善则多多益善,愈多其效益愈显著。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灵魂诸善较财产和躯体诸善更为珍贵、更为高尚。他论述道:“我们如果较量事物之间的优良程度,就能知道每一事物的最好情况(境界)都符合于其所以表现这个最好情况(境界)的本质。那么灵魂之为物,要是在本质上以及它在人生所表达的境界上,比我们的财产或躯体为更可珍贵,最高尚的灵魂也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驱体为更可珍贵。又(我们还要注意),所有这些外物(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2](346)既然各类善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之人应借助外物来成就灵魂,而勿使灵魂屈从于外物,而成为奴隶。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财富和健康等诸善认为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并幸运地得到,而灵魂诸善则是人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和依据。他的结论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城邦,都应具备更多的灵魂诸善及适当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形成具有善德的生活,而且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四、“城邦”三重涵义之间的关系 自然、政治与善虽同为透视亚里士多德“城邦”概念的重要维度,但三维的重要性和优先状况有别。与政治和善相比,“自然”为透视城邦概念最为重要的维度,且具有优先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而存在并渐进生成,最终实现其应然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自然是城邦得以生成的根本之维,而政治和善是依自然目的而应然生成的社会和伦理之维,是最终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和善的关系如下。第一,“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自然”概念主要在物质宇宙的意义上使用,意指自然而然、自然生发的东西。到了苏格拉底时期,“自然”的内涵发生转向,侧重于人事、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力图进行理论和现实的调和,即事物的自然性合于人的本性,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并不矛盾。以此为立论基础,在城邦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源于自然并自然生成而又超越自然的。首先,城邦源于自然。在城邦的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出发,阐释城邦的自然起源。他说,繁衍后代的本能需要使“男女”结合,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使“主奴”结合。可见,城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和实现人的本能需要。因而,城邦的产生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进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2](9)。可见,合群而成邦,并趋于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是基于人的“自然”性情;其次,城邦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是一个依内在动力而行进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从家庭和村坊等自然共同体中发展而来的。这一过程的动因不是外部的宗教力量,而是内在的人的自然合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生成过程,还有一重要原因即驳斥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城邦形成“约定论”。约定论认为,城邦依社会习俗约定而成,其无权对成员进行效忠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论动摇了城邦的权威和尊严,他的自然生成论也可视作是对城邦普世价值的一种探寻。而且,正因为城邦源于自然,而源于自然或依本性存在和发展之物是高贵的,所以,城邦才具有其它共同体不能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其生活才值得人去追求;再次,城邦是对自然需求的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城邦源于自然的需求并自然生成,但在本质层面上,城邦应对自然需求的超越。因为在低级的自然共同体中,人的本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和满足。而只有到了城邦阶段,人的自然本性才能充分地、自由地得以实现。正如文德尔班所说:质料和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贯彻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时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这里,城邦被认为是形式,而家庭、村坊等共同体则只是质料。在家庭和村坊等(即质料)没有发展到城邦(形式)这个阶段时,家庭和村坊等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的本性也就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第二,“政治和善”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城邦哲学建构的基础和起点,但由于人的合群本性,所以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而城邦的生活是一种政治的生活,这种政治性的城邦生活可以实现人的本性和价值,即“至善”。“至善”是城邦的终极理想和目的,由于其出于自然本性,又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目的和利益,因而,才有理由激起人们对城邦的“共同善”追求热情。深入分析,应然之“政治”与“善”之间也有区别和联系,“政治”是城邦成员的实现其自然本性的必经“路径”或手段,通过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城邦成员的各种需求才可以真正得以满足;而“善”则是城邦的最终理想和归宿,它可以形成对城邦成员政治生活的“引导”,即“引导”人们过优良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7)第三,自然与政治、善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张力。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中,自然本性是其城邦哲学理论建构的根基,城邦依自然本性生长、演化并得以最终生成。这与古希腊传统中的古典派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也不同于其师柏拉图的“言辞中的城邦”理念,力图走出“理念”而回到现实,建构真正意义的“现实中的城邦”。依亚里士多德相关论述可见,城邦是依“自然”而存在的,经由城邦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实践,而最终达到或实现城邦“至善”的理想和目的。具体而论,自然与政治、善之间的矛盾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下层面。首先,自然概念的矛盾张力。从“自然”这一概念看,它既是城邦哲学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更多体现在物质宇宙层面,然而,为了构建起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自然”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和价值内涵;其次,个人与城邦关系的矛盾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历史和时间维度来看,个人和家庭先于城邦。然而,从逻辑上和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在个人、家庭(质料)等阶段,事物的本性没有充分显现,只有到了城邦(形式)阶段,才实现了本性,达到了至善;再次,逻辑和历史的矛盾张力。应该说,亚里士多德从人、人的生活、人的需要出发,阐释城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整体而论,由于他坚持城邦至上主义的古希腊传统,他不得不用用城邦来论证逻辑,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就是在自然性、政治性和伦理性等多重的矛盾张力中建构起来的。 总之,城邦哲学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优秀。他既继承了古希腊政治学的理论传统,即城邦至上主义,同时,他又试图对传统政治学传统进行超越,即超越柏拉图“言辞中的城邦”理念,为政治哲学注入了经验化、世俗化的现实取向。就此而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魅力。通过多维视角透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哲学,既能洞悉古希腊政治学传统,又能探究到近代政治学的源头。客观而论,其城邦哲学虽亘古千年,但其思想中的国家观、幸福观和政治观等思想中仍因其闪烁着普遍性的真理光辉而极具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段宏利 王洪波 单位: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马基雅维里主义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马基雅维里主义果真如此的让人恐惧、憎恨、排斥么?要对其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一定要从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观察和分析,而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喜好、民族心理、阶级立场的不同片面、武断地妄加评论。细究其来,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合理性在于: 第一、马基雅维里的统治权术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故而,使马基雅维里名声远扬的权术思想并非其政治学说的最高原则和优秀问题,而是其思想的一个特色、一种选择、一份色彩,是统一意大利的辅助手段而已,不顾此而滥用权术,是对他的思想的曲解乃至侮辱和背叛,也难免在实践中误人歧途。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马基雅维里的不考虑道德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权术思想,是特指这种非道德的实际而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非道德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毒药、谋杀以成为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力的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131。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得好:“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4r-J~n果从道德观念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政治家们是把政治道德理解为什么意义的。马基雅维里毕竟能够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忘掉自己。”[41。则马基雅维里也无意教人择恶而行,他只是把君主“那些做了说不得的事情统统说出来”。“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的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的”。他只是将“政治上的不诚实,在心智上加以诚实思考”151蚵。埃尔顿也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61惦~。倾’。培根曾说:“马基雅维里等前人致力于观察人类曾做了什么,而不是强求人们应该怎么做,使后人得益匪浅”7l(似。卢梭也说:“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第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来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视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的。在古希腊,政治家研究的基点和归宿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中就宣扬这样的主题思想:如果我们想达到荣誉和光荣的目标,我们必须尽可能有道德的行动。在其第一卷中,他说,不道德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强力,或者是通过欺诈。他宣布,两者都是“兽性的”、“完全与人不相称的”。在第二卷中,西塞罗指出,许多人相信,“合乎道德的可能不是很得策的,而得策的可能是不合乎道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法,我们才能有希望达到我们意愿的目的。任何相反的现象是完全骗人的,因为“得策”政治与公共管理永远不能同道德的正面相冲突。而在中世纪,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之日,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帝的报应。在这里,一切的评判标准都赋予了上帝,研究和探讨现实政治生活和理想的政治生活都是出于宗教信仰。弗吉尼亚斯•佛姆也认为:“中世纪使一种具有宗教献身精神和道德训示的生活观念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将道德与政治分开,否则会招致恶毒的诅咒和攻击。”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在正义、美德等观点的指导下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然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从来未有人见过更没有人知道曾经哪里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到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当怎样而忘记实际怎样,那么他不但无法生存,而且会自取灭亡”[11。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生活。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境逻辑”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纯客观的方法,不妨称之为客观理解的方法,或者情境逻辑。朝向客观理解而创始的一门社会科学可以不依赖于一切主观的或心理学的观念而发展。它的方法在于充分地分析行动者的情境,以至能在没有来自心理学的任何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按照情境解释这个行动。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情境逻辑可以解释在某一种相同情境下,行动者(不考虑他个人主观的心理倾向)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模式,就好像下棋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一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就已经使用了这种完全客观的理解方法,他没有流露出他个人的丝毫一点好恶、爱憎,他不动声色、完全置身事外地叙述,他“将这些东西说成仿佛是线、面、体。他不攻击道德原则,但他发现,这些原则在思考政治生活问题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马基雅维里把政治运动看作好像是下棋游戏,他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游戏的规则,但他毫无改变或批评这些规则的意思。他的政治经验教会他,如果没有欺诈、哄骗、背叛和犯罪,游戏是从来就玩不成的。他既不责备也不举荐这些东西,他唯一关心的是找到最好的一着——在游戏中取胜的走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基雅维里实现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神学的彻底分裂。确实,自从马基雅维里以后,政治学的研究开始以政治的典型现象——权力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最终目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第三、马基雅维里主义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指出,16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马基雅维里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尊严和谈论人生高贵的超自然的目的就毫无意义。试图用自然规律或神圣法则的支配来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马基雅维里的权术思想才得以展开。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做什么。”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评价马基雅弗里主义了。另外,马基雅维里强调人在命运面前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宣扬人的上帝、命运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马基雅弗里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力量,但他说,“命运只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示他的威力”;“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ll第1’。这种以人的眼光看问题,重视人的力量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54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结论 诚然,马基雅维里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它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马基雅维里主义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了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历史、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禁锢的冲击,其叛逆性和合理性正是其耀眼的光辉所在。 作者:林峰 单位:福建省水口发电集团 政治哲学论文:基本问题之宪法政治哲学论文 近年来,以宪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成型。然而,除宪法规范外,宪法学还必须研究宪法规范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立宪法政治哲学理论。尽管宪法学界对宪法政治理论有所涉猎,但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这不利于以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哲学为组成部分,构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优秀。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这是因为,人民主权不仅是人权与主权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宪政制度和宪政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主权”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权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主权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主权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主权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主权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主权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优秀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优秀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优秀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优秀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成意 赖结 单位:华东交通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政治哲学论文 1从理论反人道主义到意识形态反人道主义 18世纪初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康德为首的启蒙哲学家公开宣扬理性、自由等“人道主义”的观点,继而帮助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从教会神权手中夺取文化领导权。此后的两个世纪,作为启蒙哲学优秀的“人道主义”,也在批判、再批判的运动中不断得到更新。从早期费希特的“共同体人道主义”,再到后来的接受启蒙哲主张的马克思早期的理论,都企图在康德“人得哲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衣钵,重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价值。而阿尔都塞由于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影响,把二者的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指出以l945——19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出现了“认识论断裂”。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虽然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但又承认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实际职能。正如他所强调:“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尽管阿尔都塞意识到“意识形态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所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而人类同世界——包括历史——的这种”体验“关系(不论参加政治活动与否)要通过意识形态而实现,甚至可以说,这种关系就是意识形态本身。” 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内部进行斗争之时,二者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本身的束缚:资产阶级把自身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他自身并不能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种功利性的或纯粹策略性的外在关系,而是陷入自己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然而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阿尔都塞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_因此当阿尔都塞在理论上面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一难题,他开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在此之中,他承认了意识形态之中包含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它作为策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他所言:“一切策略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对福柯而言,他看到装置内部,无论作为主体的是个人还是各色阶级,他们的主体地位并非自然存在,它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主体性完全是被装置建构的,是装置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这与阿尔都塞在分析意识形态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主人”的观点具有相似性。然而面对人类在现实世界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宿命的理论难题,福柯没有像阿尔都塞一样在意识形态内部寻求,他从经验回到域外,再从域外在折返到人自身,最终他发现了死亡,认为死亡是对人的绝对超越,企图把死亡至于人的身体内部来追寻一种“例外状态”,摆脱一切奴役的束缚,成为真正的主人。 2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微观权力 当阿尔都塞还沉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补充,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与镇压型国家机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认为它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并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之时,福柯则勾勒了权力——知识的图式系统,“提供了一座崭新的实践坐标。一场战争咆哮于最深沉之处,伴随其区域战术与整体战略,以接力、联合、延长,而非集中化的方法进行”。于是有别于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在理论上被赋予作为权力机器的特权的观点,以及在获取过程中导致集权领导政党的实践性概念;福柯用谱系学的方法,首先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构,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个人或团体组织(政党)所掌握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而变化。此外,在对权力重新定义的基础上,福柯提出了微观权力说,对疯癫、惩罚、性等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进而揭示这些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装置塑造人们对身体方式和身体行动方式的理解。关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与福柯微观权力说,由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马克思、葛兰西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强调不能仅靠武力和强制,而且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医院等机构来吸引、拉拢、赢得赞同。然而,种种的相似性不能掩盖二者的不同,我们也能够从权力的结构特征、位置观念辨别出。从权力的结构特征来看,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大厦比喻,他虽然承认作为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医院、监狱,它们一方面保证着生产条件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注入健康,富有活力的劳动力。然而阿尔都塞也强调“大厦这一隐喻的目的是要表述‘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的各层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们都是由基础的有效性所决定的”_6,因此现代社会中,所谓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立,都是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它本身不具有独立的有效性。然而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并不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而“权力关系并不出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的直接的生产关系角色之处。”相比于阿尔都塞把权力安放在大厦的上层,福柯把权力置于与知识相关联的一个拓扑结构之中,它表面上带有一种散射及分派的功能,它镶嵌于无处不在的力量关系之中,而并非最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如父母与小孩的口角,老师对学生的训斥等等。从位置观念来看,福柯认为:“权力位置从国王的神圣统治变成了民主制度的空位,现在权力不属于任何人。” 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位置从来没有发生空缺,从文艺复兴以前的君主、教会到现在的统治阶级。具体来说,对福柯而言,“权力的发展如下:它是一种策略而非所有物,其效果并不能被分派占有,而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巧、运作,它被运作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面对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福柯看来,人民根本不可能掌握国家政权,那些团体是通过宣称人民说话从而代表人民而掌握权力,甚至人民并不真正存在,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组织杜撰出来,用来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因而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权力,“权力在不同的团体、事件、机构和个人之间游移,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它。”然而,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赌注,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国家政权,运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为了打破一直处于的被剥削状态,企图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以避免对统治阶级的臣服。虽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使权力在阶级之间出现游移,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仍然属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位置不会空缺。 3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去政治化”的话语理论 在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他在汲取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去政治化的政治”现象进行了清晰的描述与分析。现代哲学思想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同样受到了“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的自我问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一节中,汪晖认为“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及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而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因此从阿尔都塞政治哲学中对政党,阶级,国家等概念的强调,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福柯在对权力——知识图式的分析中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立场。在汪晖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以及展开陈述的过程中,他首先强调哲学的政治化意味着哲学家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占据一定的阶级立场。如在阿尔都塞哲学中他所强调的“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政治思想家”_6,就哲学的政治自身而言,阿尔都塞强调“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将君主塑造成一个新政治主体,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坚持人民的立场。阿尔都塞的这一系列观点,都强调了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然而反观福柯,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取消“立场”的实际意义,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话语进行编织的世界,话语世界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对话语的陈述表达进行控制的网络,人在其中只能是权力关系控制的对象,不可能是其实践的主体;另一方面,所谓人民的立场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民作为一个有机群体不仅是被政治家之流创造出来的,他的自身也是生命权力的产物,并受其支配”。 因此,在福柯的理论中,阿尔都塞哲学中关于政治理论的论述逐渐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亦即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受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等人影响,汪晖在谈及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亦认为政治化的哲学理论中应强调政治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都具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强调被统治阶级如何打破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剥削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他延续了先人的这一脉络,把现代国家统治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首先要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进而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他放弃了对领导权的强调,进而开辟的一个新的领域,话语及微观权力。在话语和权力关系支配下,对疯癫、惩罚、性等命题的谱系学研究,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疯癫、惩罚等话语是如何构成和运作,以及它们与权力的关系。从阿尔都塞到福柯,我们不仅看到师徒之间的继承关系,他们对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和应用,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而且也看到一种断裂,如果说马克思前期与后期思想中存在一种断裂,那么在20世纪中期哲学发展的脉络中,阿尔都塞与福柯之间也出现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他们都在解释世界也在试图改造世界,但在手段与途径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因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研究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权力批判理论过程中,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准;同样因为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主观上的拒斥,面对主体、权力理论等基本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从而构成了阿尔都塞与福柯理论的巨大断裂。 作者:李超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哲学论文:柏拉图政治哲学论文 1.公私理论的价值指向:一种作为制度设计的正义 柏拉图致力于从公共利益这一国家整体性目标的视角来阐明正义的内涵。他说:“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个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可以看出来,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应该是与正义内在契合、关联一体的,它以正义为建立的原则,同时又是正义栖息的场所。城邦正义的最高原则就是理想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指南,同时也是理想国家为之奋斗的根本目的,正义是思辨理性下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这种共同幸福就是公共利益的所在,换句话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归宿,相应地,如何实现正义其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可以说,从柏拉图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与诠释具有了一种公共利益的内涵与意蕴,这也成为影响后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 按照思维的逻辑,柏拉图思考的重心转向了如何实现真正的城邦正义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首先是构建一种形式和谐的政治秩序,这种和谐的政治秩序体现在分工与合作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柏拉图对正义的探讨进入到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现实领域。各个阶层的人们按照各自的社会分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与职业角色,不要随意干涉和扰乱别人的分内之事,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个人的正义,也就忠实地践行了个人的正义。当全体城邦公民都遵循这个原则,并且整个城邦生活在结构划分的基础上,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机制时,那么,这个国家无疑就是正义的了,它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即公共利益。可以这样说,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分工合作成为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个人正义的总体彰显与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天然同一的。可以大胆地说,正义的城邦无时无刻无处不体现和渗透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城邦正义就是公共利益。 柏拉图摒弃了抽象地谈论国家正义的做法,而将国家正义的实现真正落实到了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上,赋予了国家正义以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也认识到虽然国家正义依赖于个人正义的彰显,但城邦中单个成员的个人正义并不是国家正义本身,因为国家正义是城邦成员不同正义内容的有机结合。因此,明确构成理想国家的三个阶层及其成员的各自正义要求,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精神,成为深化正义讨论的切入点。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城邦中最高的统治者,应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一切考量应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的旨趣,这就是正义之于这个阶层的内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知识与智慧的阶层,寄予了极高的道德要求,赋予他们比治国理政更为崇高的职责与使命。推而广之,柏拉图对于知识阶层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内涵,那就是运用好自己的才智积极为国家服务,全心投入,不为私利。柏拉图就一个城邦国家的统治而言再次重申了他关于不义的内涵,那就是那些不够优秀的人实际掌握了统治国家的权力,那样神谕的“铜铁当道,天下大乱”就会一语成谶。“我想那些有才干的人之所以去当官吏,也是出于担心没才干的人上去把国家管乱了的缘故吧。因此可以说,真正有当官吏的才干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从官员的职位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和乐趣,而是一个必须:因为他们找不到比他们能干甚至是和他们差不多能干的人去执掌政务。柏拉图关于统治者的正义的论述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提出了“治国为民”的思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管理国家的人倾其精力就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共同福利,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可以看出,柏拉图虽然致力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强调了公益,但在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上,他还是着重强调了官吏要倾其才智为国奉献,以崇高的使命感为国尽忠,这种思想穿越时空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强调了知识治国的理念。由那些真正拥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是国家沿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倘若国家沦入那些宵小之辈手中,前途势必堪忧。当然,柏拉图这里强调的智慧之人绝不是我们现代政治理论上所说的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而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简单地说,柏拉图确立了一个权力和能力相一致的理想社会,作为统治者与善之间有着稳定且坚固的内在联系,这是城邦政治生活保持正义性的根本所在。 诚然,城邦统治者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城邦的兴衰,因此,如何避免城邦统治者的腐败就成为保持城邦正义的另一关键因素。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巨大的财富悬殊和良好的政府不相容。这一共同信念的形成是希腊人通过许多世代的政治生活所获得的经验。特别是梭伦时代存在的贫富不均所导致的雅典动乱,更加强化了柏拉图的这种认识。因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统治者阶层拥有私人财产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他看来,只有废除财富本身,才能取消他们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权利,才能根治统治者的贪婪,当时的斯巴达就是这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消除财富不均的动因绝非因为财富不均对个人是不正义的,而是因为财富不均影响到了国家内部形成最高程度的协调一致。与之相同的是,废除婚姻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关系,代之以按统治者的要求进行有节制的交配,目的是获得优秀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个别人对家庭的钟爱之情会削弱其对统治者的忠诚。为儿女操心劳累是一种比渴望得到财产更隐晦而有害的自私自利,他认为家庭对儿童的训练不能很好培养国家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因此,与他在财产问题上废私存公的观点相一致,柏拉图主张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的摆布,而必须由国家提供公民成长所必需的训练与教育,使之符合国家的和谐与福利。 就护国者而言最大的正义就是充分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保卫国家。勇敢是身为护国者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对内镇压不法之徒,还是对外抗击虎狼般入侵之敌都要求他们不但善战,还要很勇敢;除此之外,以坦荡的心灵树立符合国家要求的幸福观也是身为护国者的要素。这种幸福就是坚守城邦、无私无畏、甘于清贫,金钱财宝、美女豪宅与他们无涉,正是这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才构成了护卫者最大的幸福和正义。护国者摒弃了为某一个阶级幸福奋斗的思想,立足于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这样才会在全体人民的幸福之上体验自身的幸福。倘若他们沉湎于个人的吃喝玩乐,国家的前途就势必会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柏拉图在这里强化了个体的道德选择必须符合国家伦理的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主义价值观。然而柏拉图不曾考虑的是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以自己的伦理目的肆意剥夺原本属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幸福和自由,个体自由与幸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这种理论范式传至黑格尔,演化成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人民非但不能违拗国家的伦理目的,而且“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对于生产者阶层,柏拉图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最大的正义要求是什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层及其成员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不大,只要他们遵循一个节制的原则,就可以不必像前两者一样,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一切行动以国家的公共利益为宗旨。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婚配等。在这里,节制就是他们防止走向邪恶的原则,就是他们走向城邦共同善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公共利益原则依旧是这个阶层成员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隐性规范。 2.公私同一的政治哲学理念:事实性与价值性统一的“理想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种种设计中,突出反映了城邦整体利益或公共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在他所做的安排之中,都力图消灭个人利益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成为主旋律,成为所谓个人赖以存在的阿基里斯之钟。个体的灵魂维系于社会本质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同一的。个人在城邦之中是以一种公共生活为其存在方式的。柏拉图清晰地看到了,公共生活或公共利益的恶劣与腐败,会直接导致个人美德的不复存在。所以,他在《理想国》中一直保持着对个人私利的鄙夷与不屑,它是城邦全部危险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利己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它还完全误解了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利己主义者不明白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其实是相同的;社会并不是外在于自足的个人的,相反,个人总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利己者就像一个认为只要把脚放入花盆它就会像树一样疯狂生长的疯子。柏拉图完全没有弄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另外,他坚决反对的正是后来风行于世的公私两分(或者说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柏拉图认为把个人和社会看成两个独立自足的要素是错误的,人和社会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一个人的欲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是同一的,是和谐一致的。所以,恪尽职守成为个人生存于城邦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在城邦共同善的实现之中,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权利与自由都内化在了个人追求城邦共同善(公共利益)的行动之中了。 柏拉图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胶合为一的关系上,消解了产生公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私利益关系相统一、相协调的一面。柏拉图这种对公私利益矛盾的解决模式,很难让我们定位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案还是一种终极性的理想主义解决。因为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现实的经验告诉他们公私利益矛盾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假命题。虽然他已经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但他宁愿在重归先贤文明的昭示下祛除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重铸公共利益大一统的城邦辉煌。 就柏拉图而言,这很难被仅仅定义为一种理想,正如后世许多思想家对《理想国》的评价一样。尼采就认为《理想国》并非空想而是富有实践使命的。当代一些思想家也承认尼采的这种论断不仅符合《理想国》的思想内容,也符合柏拉图的实践活动。总而言之,不管这种方案理想也罢现实也好,这都不影响其传达出的某种理念的正当性,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远远超越经验和历史的范围,它将指引人类不断地求索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作者:刘晓欣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后现代政治哲学论文 一、后现代政治哲学言说开启了当代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域 批判是哲学本性,内含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两方面重要内容。政治哲学的批判更是典范的理论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合一,同时也有相应的建构。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哲学,不管它是自然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等等,都含有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与建构,都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存的各种不同理论观照。否则,它就无法留存,更谈不上流传久远。政治哲学观照方式的差异,受到世界历史发展、民族国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与个人独特生存体验的影响与制约更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大型言说的道德理想国,突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最终准则是道德善恶。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哲学言说与批判,也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其心中的理想国也是个道德王国。中世纪西方社会将近1200年,其政治哲学真可谓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朦胧,以虚幻、神圣而宏大的上帝之城来批判引导地上王国的建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构想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然而,其解放诺言并未兑现,只是兑现了政治自由与解放的形式,人类解放理想并未实现。需要不断地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由此诞生。当代西方后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同程度地接受到古希腊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训练,也都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宏大叙事的影响,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政治哲学家更是深受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都曾经在思想上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在他们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中,首先对政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丧失了信心,展开过非理性的、叛逆的批判。但他们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事件等具体因素影响下,最后也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走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甚至严重背离马克思,乃至批判马克思人类解放为虚幻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哲学家心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与政治解放的宏大理想破灭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也破灭了。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都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与普遍性,都是虚幻的整体性与主体性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哲学的结果;一切解放的诺言,都无法在实践上得到兑现,只不过是以新枷锁代替旧枷锁而已,都无法走出人类囚徒的困境。抛弃大写的哲学、抽象的哲学,就像终结形而上学那样终结宏大解放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发出的共同性声音。深入挖掘尼采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先锋派文学的思想言说方式,结合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他们相应展开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言说。以知识考古、疯癫考察、谱系学批判、监控社会政治分析、解构、幽灵学、精神分析、小写哲学等政治哲学新概念话语方式,他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话语方式展开了碎片式的、游击式的批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微观、细小领域展开了批判。这是他们对哲学批判的创新,由此引出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思潮。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政治哲学批判的新视野,即注意力不要只集中在宏观批判上,还要批判微观领域,感受具体而微的现代性社会政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型权力结构之下,还有各类微小的权力控制机制与组织。 二、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1843-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创立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他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世界依然是畅销书、必读书目,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各种语言版本,简直成了“世界文学”;他花了40余年撰写的《资本论》,每到经济危机时期都成为畅销书目,依然是“世界文学”。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是现实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统一,其对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构想,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类解放运动,至今方兴未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即对现代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以雄辩的逻辑和巨大的正义感召力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影响包括后现代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遇,进入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野,更加彰显了它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批判,为后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养料。这也是后现代政治哲学肯定马克思理论价值最多、最明显的方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论》对后现代学者的影响最大。福柯在马克思现代性整体批判精神影响下,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监狱、性等微观领域的批判,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他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看成是“革命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设想了一种对大写历史的彻底改变来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德里达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强势话语反对马克思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以其《马克思的幽灵》的解构策略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德勒兹对俄狄浦斯的批判模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加塔利说:“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眼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的经历。”利奥塔欣赏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其《利比多经济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样,批判资本主义对欲望的压制。明确反马克思主义的罗蒂,在其作品中也再三赞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对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还有法国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生产之镜》都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如波斯特就认为,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基本上仍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进行的。对此,张一兵教授说:“鲍德里亚思想路径的深处,还是存在一种形似历史现象学的他性镜像,事实上,他一直无意识地在模仿马克思。”至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批判性的一个镜像,他们的批判性概念是对马克思的模仿,或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的替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建构,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他们多数不赞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不同程度地赞赏马克思政治哲学理想性维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希望。福柯的后现代生存美学闪耀着人类解放的微光,德里达的友爱政治传递着人类解放的某些精神,德勒兹的解域替换着马克思的解放,利奥塔的未来大单子是渺茫的人类解放,罗蒂的希望折射着对人类解放的赞叹。从后现代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超越马克思政治哲学这座理论的高山。然而,他们的理论重叙计划都没实现,最终都回到了政治解放的怀抱,也就是回到了被马克思超越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怀抱。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不可逾越的理论视界,也是不可被超越的对象。而且,马克思政治哲学象燧石一样,在后现代的敲打中不断闪耀着光辉。 三、后现代政治哲学建构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差异与多样发展 从传统社会政治向现代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两大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模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革命道路与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促进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问题。欧洲资产阶级通过“双元革命”走上政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在北美洲的土地上通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而走上现代政治解放的发展道路,美国是典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确立了形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分权制衡的国体与政体。但是,政治解放并没有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部解放,也没有实现人的差异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从宏观到微观的同质化、秩序化宰制着个性、差异、少数的自由与权力。生活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哲学家,通过个人对政治权力、自由、民主微观运行的切身体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创建各有特色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整体、宏观自由与解放是乌托邦梦想,未来遥遥无期、希望有但很渺茫,那属于形而上学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依靠不确定性去偶然实现。因此,在现实层面上,就要对企业、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领域展开对权力的批判,把自己哲学的任务看成是在与权力展开谈判。进而,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使命看成是批评、限制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独一性权利、少数权利的侵犯与宰制,让自由与权利在微观的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同时,试图再启蒙教育民众放弃宏大乌托邦梦想,关注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警惕权力的微观暴力,并与之斗争。从微观层面上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言说对我们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与发展模式以前苏联和中国为典型。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又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政治解放直接进展到人类解放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后,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过渡,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实现政治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整体上获得了主人翁地位。但是,我们也存在着重整体轻个人、重宏观轻微观、重同一轻差异、重多数轻少数,甚至存在着以集体名义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精神的,违背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义,也不符合人的需要与个性发展多样性的实际。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整体上、基本上是优越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充分尊重个性、差异、少数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让每一个人都更加体面有尊严地生活,更加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后现代的,也是现代的,还是马克思的,更是当代中国的。 作者:李福岩 崔晓庚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论文 一、马克思:异化的劳动与异化的政治知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中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是马克思力求从中性的角度来表述“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表征。总体上说,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会产生出与其地位相应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倒的意识”时,他们是从异化的劳动势必会导致异化的政治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的,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有着一致性。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出于建立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马克思逐渐将“意识形态”概念向中性发展,使其作为与经济形态、物质条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总体说来,正是通过深入分析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政治知识概念。“意识形态”概念势必是与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二、舍勒:知识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权力内驱力 舍勒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舍勒指出:“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就其可能具有的所有方面而言———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由此可见,对于舍勒来说,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就在于揭示决定知识的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与马克思强调劳动异化决定知识异化不同,舍勒主张,知识的内在结构是由人的本能—内驱力所决定的。他认为,“如果不存在追求权力的内驱力,那么,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所规定的法律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由此他得出结论:“关于人的精神的理论是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而关于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则是关于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他的逻辑思路是,所有知识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而对于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结构加以研究的社会学则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的理论作为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所以,所有知识都是以人的本能—内驱力作为预设前提的,关于知识内在结构的研究应该到人的本能—内驱力理论中去寻求根据。在舍勒看来,知识本身就是透视社会及其特有结构的窗口。舍勒认为知识的结构与知识的从事者自己的状况有着极大关联。 例如,在对形而上学知识进行分析时,他指出:“对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来说,形而上学家们所从属的各种社会等级和阶级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此外,舍勒还强调了知识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形而上学体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民族虽然也通过各种精确科学的方法论表述它们的本性,但是,它们却是通过形而上学把它们的本性更明确、更直接地展示出来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建立一种能够把哲学理论史上的诸阶段与产生这些哲学理论的各种群体类型联系起来的理论,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事业。”舍勒针对与宗教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实证科学知识关联的社会及其特有结构所做的分析是极其深入的。他还进一步说明了知识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着力强调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竞争对于知识发展的重大贡献。他说道:“对于不断把比较小的、分散程度较高的群体合并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国家群集来说,对于不断加强———一般说来可以使知识的发展从其中获益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的形成过程来说,存在于一个政治时代的政治权力的扩张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政治对于知识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舍勒的分析则更多地强调了政治对于知识的正面影响。在舍勒那里,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之外,他还强调了阶级斗争对于知识发展的正面影响。他说:“如果人的精神内部不存在能够使自身超越所有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超越这些意识形态之以透视法表现的利益的任何领域,那么,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对真理的认识都必然会成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认识就都将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功能。” 三、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曼海姆也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的理解清晰而明确地固定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意识形态这种政治知识形式的特性进一步明朗化。此外,曼海姆还论证了乌托邦也是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在曼海姆看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从对意识形态的揭露中剥离出来。因此,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历史观的一部分,但仍没有完全成熟。曼海姆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将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出现。当然,也正是从曼海姆对“集体无意识”的阐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集体无意识”概念并不是强调存在着意识真空状态,而是强调人们的思想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控制之后会出现一种新的层面上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从词源的角度看,“意识形态”一词的意思是“观念的科学”。后来,经过马克思的阐释,“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意识”的内涵。客观地说,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虚假意识”思想的影响,他刻意将这种因有限的认知视角而产生的扭曲知识,称为“意识形态”,在词义上相当于强调“阶级的意识”。当然,也正是在阐释“意识形态”内涵的过程中,曼海姆看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鉴于他们自诩的独立自主性和各种各样的来历,不仅被要求在一个意识形态所扭曲的政治实践中扮演公正的集体批判角色,而且还应是建立在非相对性的、客观真理之上的科学政治的推动者”。曼海姆认为:“能够使这两种角色的扮演切实可行的工具,就是知识社会学:对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定的优越地位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的揭露。”由此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入分析,不仅帮助曼海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与政治本质,而且也催生了区别于舍勒的新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深入分析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了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首先,通过强调“政治—历史知识总是局部性的,是仅从某种视角观察事物的”,曼海姆明确指出,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势必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有些人倾向于否认达到真理和领悟的可能性”。其次,在曼海姆看来,倘若人们已根据上述的第一种情形来检验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那就产生了另一种探索的可能性:“它在于试图把发现和分析存在于每个历史—政治观点中的‘社会平衡’的任务分配给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解释道:“这意味着,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清具体存在的一点‘知识’和估价性的、利益约束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作为错误的根源加以剔除,以达到‘客观上’有效的真理的‘非估价性的’、‘超社会的’、‘超历史的’领域的目的。”最后,曼海姆还指出,这里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在本来的政治起始点上,评价性因素不容易被分离出来,至少不像是在形式的社会学思维中和其他种类的纯形式化的知识中以同样程度地可能被分离出来”。曼海姆之所以强调这种选择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正是在这种选择中,知识社会学包容意识形态成为可能。曼海姆之所以将乌托邦也解释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就在于他充分地认识到,乌托邦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与意识形态概念所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识相反,乌托邦体现了受压迫群体在理智上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愿望。更确切地说,乌托邦是关于摧毁与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意识的总和。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问样也存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①。曼海姆还提出了“知识的政治”概念。很显然,“知识的政治”概念的提出极具创新性,它通过进一步阐明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凸显了知识社会学的政治哲学意义。在这里,曼海姆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是,政治的发展是受制于知识的,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状态。例如,官僚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模式带来的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把所有政治问题掩盖在行政这个帷幕之下的企图,可以用官员的活动领域只存在于已经被阐明的法律界限内来解释”。 四、福柯:权力与知识 弄清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是福柯关注的焦点所在,也是福柯的重要贡献所在。将知识权力化其意义就在于,使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明朗化,这也是福柯思想的最为直观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当代学者贝斯特曾经高度评价说:“福柯不会呼唤‘社会学的终结’,却会呼唤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社会学实践,这种实践将与现论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和整体化的假定断然决裂。”福柯并未像马克思与曼海姆那样只是通过细分知识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细分知识与政治而走向承认知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的道路。福柯不仅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而且还建立了权力系谱学。通过将政治具体化为权力,在明确知识与权力之间联系的基础上,福柯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一目了然。福柯曾经明确说:“权力与知识是直接地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正因为权力常常会被作为政治的代名词来加以理解,因此,从福柯的话中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一方面,福柯所说的“知识”是指关于人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知识”又往往可以同“理性”、“科学”或“真理”等说法互换。福柯的“知识”概念所强调的是人们在社会的所谓“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中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包含有人们想成为(关于自身的)知识的主体的意志。福柯的“真理意志”概念无疑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衍生出来的,但二者的具体含义显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另一方面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因此,总体上说,福柯实际上是通过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而走上知识权力化的道路的。由此,福柯的知识权力化的深层次贡献就在于,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包含关系。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话语”与权力是分离的。而按照福柯的分析,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在福柯那里,“话语”与“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权力的任何一种方法的掌握,都是对“话语”的一种方法的掌握。以“说话”为例,所谓“说话”首先就是掌握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的施展,一方面不断创造知识(“话语”)的新对象和新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也会导致和加固某种权力。这样看来,不仅“话语”不是消极、被动的,而且权力也不是镇压、压制等的代名词,而是同“话语”一样,是社会文化构架中必要的、充满活力的积极因素。由此,正是通过深入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才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消极性的,而是在此获得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福柯不仅严格区别了“特殊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他的方法中,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功能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批判理论家或系谱学家,后者的任务不是为了知识自身而制造知识,而是为了对政治抵抗活动有所贡献。福柯认为,系谱学家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他抛弃了任何自命为代表一切被压迫群体的虚夸态度,承担着一种更谦逊的局部斗争形式的顾问的角色。同时,与那种“普遍的知识分子”不同,特殊的知识分子并不企图强加一些封闭的整体化方案和行动计划,用来把局部的斗争统一成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正因为福柯只是希望利用知识去颠覆当代的统治形式,最终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头批判者。安东尼奥曾深刻指出:“虽然福柯对统治和反抗的辩证法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批判的微观政治学,但他关于权力与知识相互渗透的更广泛的论点却提出,统治实际上是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每一个小生境中涌流出来的。控制的系统是如此地铁板一块和不可抗拒,以致很难想象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部发生。”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看来,在一个像我们的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那些表面看来中立和独立的制度的运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它们———也就是要撕掉总是通过它们而被含混地运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人们可以与它们做斗争。” 五、结语 综上可见,知识社会学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尽管这些意义都是潜在的,甚至是需要加以仔细挖掘的,但它们的存在却也为人们从中寻求知识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属于政治知识的只有意识形态;但是在曼海姆那里,不仅意识形态是政治知识形式,而且乌托邦也是政治知识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说,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日益认清知识的政治属性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将知识泛政治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福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之后,知识的泛政治化现象更加明显。在福柯那里,权力现象无处不在,因而基本上所有的知识都会在与权力相关联中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成为政治化的知识。从福柯的分析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与权力无关的知识,知识政治化已是社会的常态。 第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强调“知识影响政治”到主张“政治影响知识”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曼海姆曾经提出“知识的政治”概念,其力求强调的是政治受制于知识,特别是受制于意识形态。但是经过福柯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是政治影响知识,特别是权力影响知识。尽管福柯一直强调权力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不应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但是,他对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关系的极力推崇,表明了在他那里不仅知识是深受政治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甚至是伴随知识发展始末的。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 从福柯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发展中只存在着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政治更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权力。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权力的范围,它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国家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此,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政治到福柯的权力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将政治的内涵狭义化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政治的理解主要经历了国家政治、权力政治与价值政治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这三种关于政治的理解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界域。由国家政治论发展到权力政治论,由权力来统领政治的内涵,其优越性在于避免了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对政治进行解释,但其局限性在于使政治的内涵走向狭义化,将对政治的关注引向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权力范围。沃尔特也指出:“最有用的权力概念既不会在它的领域内排除说服和强制,也不会认为权威或暴力何者更为重要,更具有终极性。”因此,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进行紧密联系之后,严重后果就是势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限制在关注说服与强制,以及权力和暴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很难有终极性结论的。 作者:欧阳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家哲学思想与民粹主义关联 作者:邹志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问题症结之所在 对于民粹主义的概念,除了知道“民粹主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5]外,其本质为何,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思维观念,是一种社会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形态?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其理论的缺陷、历史的局限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至今所有参与讨论“与民粹主义”问题的学者中,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民粹主义”进行随意地使用。很多学者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仅仅是从个人只言片语的语言风格来任意揣摩、猜度个人的思想特点,主观偏执地认定天生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后来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不必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而已[6]。这种主观想象的做法,显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例如: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就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个人的思维特点和感情倾向,他在《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就指出:“在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他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7]。不难看出,在莫里斯心中,的民粹主义问题,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心态情结而已。而在国内的其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却成了另一种东西。李泽厚就将民粹主义理解成为了一种“大锅饭”模式的分配制度,胡绳则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说:“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8],他认为凡是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就一定是“民粹主义”。正因为对于基本定义的解释有所不同,就使得对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这一问题的争论,诸多学者根本就没在同一个问题上展开争论,而仅仅是从个人身上的各个碎片来解释对于个人的印象。理论与实践的二元选择国内的许多学者指责是民粹主义者,其主要的事实依据就是,在建国后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本人对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早在建国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9]323。基于此,国内的不少学者(如胡绳等)就认定,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但胡绳对的意思显然是一种歪曲地解释,他们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二者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直接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而工业化则是生产方式的一种类型,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确实达到统一,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后发国家要完成国家工业化道路都必须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机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无疑是构成胡绳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关于中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践的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因此,在讨论关于在建国后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问题,首先应当立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实践出发考察在建国后是否为民粹主义者,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中国从原有的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型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得到解放。而对于这些问题,胡绳等人根本避而不谈。也许在他们头脑中想象的世界里,根本就不懂经济,而在时代,中国的经济根本就是糟糕得不得了,一无是处。例如,李泽厚就认为:“《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很不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11]。毫无疑问,这种盲人摸象的视角、断章取义的解释以及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演,使坚信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客观地对待和的经济哲学思想。因此,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在建国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过早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却根本不关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也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2]。其实,稍有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到去世时,已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连自行车和手表都不能生产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客观事实表明,认为不懂经济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不走工业化道路,是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是民粹主义者的莫里斯先生,在谈到关于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其观点却与胡绳、李泽厚等人截然相反,他认为:“无论人们对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事实上“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4]。历史观的二元选择国家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即是坚持人民群众为本位的唯物史观,还是英雄主义的唯心史观?而具体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其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还是少数精英资本家?而坚持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他们认为只有少数的精英资本家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胡绳在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主义很大一部分跑到国外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15]。而李慎之则更是赤裸裸地宣称:“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那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16]。从这些猥琐、龌龊的言语中不难看出,胡绳、李慎之等人对于资本家离开中国大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恐惧、焦虑的心态和对做奴才的渴望,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资本的顶礼膜拜,更是对人民群众的鄙夷与不信任,认为只有资本家(少数精英)才能发展国家的经济,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至此,以胡绳等人为代表的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无疑已经在自觉不自觉的时候,将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也退化为唯心史观,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实践的经济哲学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所提到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它和民粹主义者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这涉及到理论研究的学风问题:绝对不能将同志在具体环境下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无限地扩大解释,“把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19]。同志所讲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绝不是指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吃人的黑暗的社会剥削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建立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20],而不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9]207。只有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制的。“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1]。由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国家(除苏联外)清一色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往往也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混为一谈,经常进行相互替代的使用,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在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时还要刻意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22]88。也就是说,所说的必须经历的资本主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且它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少数资本家,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绝不能将资本主义所有的构成要素当作充分必要条件作为衡量是否为“民粹主义”的标准,只有忽视工业化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作用的理论才是“民粹主义”。2.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选择“民粹主义者”这顶帽子,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唯一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因为“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将化为泡影。这不是哪一个人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日夜夜苦思焦虑的,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都是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而寻求答案[23]。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人民肩负着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在建国以后,面对着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洗劫和饱受数十年战争蹂躏后的、且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会入侵的生存危机时,党和国家在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22]89。而如何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了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的历史课题。事实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并立志要在中国搞工业化。他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24]。而在建国后的具体历史环境下,中国要想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用私人的力量完成工业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利用国家的力量完成国家建设的工业化。从理论上讲,如果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国家的发展完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27]。因此,主观上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从客观上说,当时中国也不具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对外国垄断资本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于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企图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等来求得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所以,如果搞资本主义,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28]。因此,无论是主观的良好愿望,还是客观的实际需要,中国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选择是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一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29],虽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当时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30]。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绝不是为了马上进入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并不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社会主义信念,而是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要出发的”[31],最根本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对“工业化”的定义同样需要界定清楚。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32]。而按照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和建设勇气,也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任务。所以,“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但他从来没有像民粹主义那样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以为首的党中央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33]。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共同做出的合目的性(消灭剥削)和合规律性(发展工业化)相统一的历史性选择,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的问题。3.实践主体的再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即国家完成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调动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共同完成。但同时,“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是不同的”[34]。因此,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首先需要认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5],即谁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样也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利用私人(即少数精英资本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撇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本国人民的血泪史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殖民史不说,仅就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言,也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资本逐步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就使中国资本主义较早地走进了死胡同,丧失了促进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6]。既然资产阶级无法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就天然地落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了。而事实上,推动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精英资本家。但坚持认为是民粹主义者的学者却无视这一社会现实,偏执地认为只能由作为历史英雄人物象征的资本家们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而人民群众对此则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反倒是和一直被他们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民粹派把群众视为一群盲目的、无所作为的‘群氓’,比作一连串的零,说只有把英雄人物这个实数加在这些零的前面,才能构成有效数字”[37],不过这也是持唯心史观者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所以,他们才会对1949年官僚资本跑到国外去的这一事实表现得无比恐惧,而对于人民的作用却又充满了不信任,“不信鸡毛能上天”成了这些人的普遍心态。事实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38],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即使是被无数资产阶级学者所顶礼膜拜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作为最终的推动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39]。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探索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当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意志、要求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他们要求统治者改弦更张”[40],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改革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历史推动作用,只有当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彻底地革命时,才能完成生产关系向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方向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1]因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2]。 结束语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并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前提下完成的,而现代化发展也必须遵守“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人民的阶级基础。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经济哲学思想的科学指导,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政治哲学论文:哲学意见对政治建设的启发探索 作者:黎永红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人类的认识活动从问题的发现到个体意见的提出再到群体共识的形成直至真理的临现过程中,意见是重要的一环。意见作为认识,其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仅驳倒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从而克服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不足,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意见引入认识论,是对认识运动过程的精准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这双重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客体化来改造客体以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通过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提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提升主体的本质力量。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历史的变化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意见是主体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能力和形式,引导主体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正确的真理。意见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必须经过“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对话者提出意见来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非界限不明,谁是真理、谁是谬误要通过争论才能明晰。如果某对话者利用强权、狡辩或话语霸权把一己之见当作真理、把其余不同意见视为谬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把真理和谬误的界限说成是泾渭分明的,那就陷入了独断论,其个人的看法也只是一孔之见,与他人的意见相比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质上都是真假未定的主观性认识。对话参与者所能做的,与其自以为是地掌握真理,不如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对话者彼此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错的(承认有可能出错),最终也可能获得真理。意见对于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就是在克服意见之际展示自身,从而赢得所有的对话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5]独断论倾向在先秦哲学孔孟法家中有所表现,他们创制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独断论导致了理性专制主义,甚至“以理杀人”。而庄子反对“蔽于一曲”,反对把意见当作真理的独断论,却走向了相对主义。庄子认为种种意见的是非之争都根源于“成心”,区分了主体在认识真理性和价值性上的三种不同取向。“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贵贱是由超主体的力量诸如天神上帝、人间君主皇帝、金钱来决定,主体被取消了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世俗的一般看法;“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即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比如儒墨法都以自己的学说为终极真理,将其余学派的意见斥为谬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即从道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一切皆平等,就能克服一切偏见和束缚。[6]庄子主张以道来克服“成心”,反对主观片面性有积极意义,但在《齐物论》中主张“齐是非”,取消万事万物的差别,走向相对主义。面对“蔽于一曲”的老子、墨子、惠子、庄子,荀子提出“以道观尽”的“解蔽”学说,主张解除人们心灵的束缚,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再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辩论,通过辩论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一致”又要分化,成为“百虑”。正所谓《易传》所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反映了思维辩证运动的规律。正是在思维矛盾运动中,对话者展开意见的争论,做到自尊也尊重别人,思想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反思哲学意见范畴,为长期受“权威”压制的“意见”正名。把哲学意见范畴引进政治学,把意见范畴与民主范畴联系起来,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支持。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发展出了一种认识能力即“意见力”,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除了以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外,还有通过意见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意见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确证了认识主体的本质力量,即主体通过“意见力”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意见的表达表明立场、角度和观点不同的主体都渴望了解事物的真相,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因而,哲学意见范畴具有多元性、真假未定性、独立自主性、批判性的理论品格。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拓展党民主政治建设道路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适应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要求。民主与专制、独裁相对立,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多数人的统治。首先,实行民主的政府必须保证主体的独立思考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伏尔泰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是在私人空间,更是在公共空间以新闻、出版、集会、游行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实现基层百姓普遍议政,是民主建设的一条途径。民主立法就是民众通过意见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表达其利益、意志、愿望。一般说来,如果民众能够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意志、愿望和要求表达得愈完整、明确和充分,法律就愈能够在民主建设目标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民众也就越愿意选择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而不是诉诸其他非法的方式来寻求自己利益需要的满足。立法机关与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立法主体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彼此之间要寻求相互妥协的方案,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确立立法、民主与和谐的观念。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离公平正义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立法的各项制度。哲学意见范畴的理论品格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必须要进一步推行党内民主决策,除了领导班子内部决策外,更重要的是普通党员要参与决策,并且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哲学意见范畴表明认识不同的主体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然权利,是符合人类本性要求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所保护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见的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的体现。在党内民主决策中,保障普通党员的参与权,发表个人的意见,同时获悉其他主体的意见,全面了解决策的情况,以便表决时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当下,意见和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党内组织成份出现复杂化趋势,多元化和复杂化需要整合,而整合就是对社会群体中不同意见利益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使社会组织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满足。有效整合需要党员充分参与,把自己的意见集中到公共平台上,暴露在阳光的监督下,才是成功的整合。当然,基于民主决策基础上经妥协形成的共识不等于基于科学决策基础上形成的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民主决策形成的共识反映的主要是共同利益关系,其结果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就是对的。肯定“百虑”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不过,虽然达成“一致”,但是还不等于就是真理,事实上,许多被公认的意见不一定是真理。诚然,某个论断如果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意见,就转化为真理,它的真理性将被得到证实,最终被大家认可接受。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反对的决策不宜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主体多元利益格局下,需要普通党员群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最大限度地平衡所有人的利益关系。实行党务公开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前提保障。党和政府的权力只有公开接受监督,普通党员才有机会介入党组织的权力运作过程,其参与决策权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第一,党务公开必须确保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规定各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从国家层面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利的主体,从党组织内部说党员是党内权利的主体,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尤其是保证普通党员权利的行使。如果决策只是领导干部之间进行,向普通党员隐瞒,那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开制度。第二,党务公开必须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决策结果的公开透明。决策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取决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要依法保证普通党员包括民意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将整个决策过程公开。如果决策结果形成后再公开,公开就变成所谓的“通报”,决策机构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决策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从准备、开始到结束,全程向媒体开放,接受舆论的监督。决策开放的程度、频度和力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所有决策者的主要社会关系背景和个人财产公开透明。因为决策者手握国家公器,行使的是公权力,事关公共利益,要防止其以公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因此决策者的“隐私权”应有所“透明”,权力越大其“透明度”越高。决策者的财产公示和社会关系公开是保证决策的公信力的屏障,这在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同时并存的当下,对于决策的社会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的决策者应该依法依规公开自己的社会关系背景,自觉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保证招聘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哲学意见范畴为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怀疑的批判精神武器意见从对事物的疑问而来,尤其是对自己行动的理论预设前提保持怀疑(一般人是不去怀疑的),凡事多问,怀疑产生问题,尤其是对问题的预设前提的怀疑——反思,对认识的再认识,往往就是踏入科学发现的门槛。怀疑性是科学的重要品质,它是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或绝对的怀疑论。 怀疑的批判精神不是科学没落的象征,而是科学进步的保证。康德认为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引导其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从追求客观世界确定不变知识的本体论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研究的认识论,通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第一次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怀疑批判前辈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上诞生的,也是在经受怀疑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也没有自诩自己的学说是绝对真理,认为仅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坚持怀疑的批判精神既是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青春活力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谦虚品格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哲学意见范畴表明主体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通过不同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判断,展开对其他异见者的批判,在互相批判中或求同存异或坚持己见,推动对话的进行,尝试着接近真理,求得问题的破解。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一种批判思维的精神,科学真理就是在怀疑的批判中发现的。英国学者克拉克是牛顿的朋友,1715年代表牛顿与莱布尼茨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19世纪奥地利科学家马赫与牛顿学派进行关于时空本性的批判性对话;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与马赫的批判性对话催生相对论。这些学术上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也是在批判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国人民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总而言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意见流通的机制上保证人人都享有表达自己真实意见的权利,通过上传下达、四通八达的网状渠道汇集成智慧的海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用人机制上确保发表不同意见者不会因言获罪;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奖惩机制上鼓励主体提出不同意见,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只有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卢梭思想透析 作者:周师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笔者认为,完整的人的生活领域内在地包含着私域和公域两个部分。私域(又称“私人生活领域”)是指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个人确保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反,从上述有关公域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域(又称“公共生活领域”)指的是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成员实现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领域。公域是区别于私域并且与其一起构成完整的人的生活的领域,它是特定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处理公开的公共事务并且实现共存和共享的领域。它也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集体存在方式。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意志的表达,公意便产生于这一领域。这意味着,一方面,公域是公意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公域便不可能存在公意;另一方面,公意又必须在公域的范围和界限内存在和发挥作用,公域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对象和范围。第一,公域中主体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意的主体必须是“公共人”。“公共人”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公共空间中的共同体成员,是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共同体的人,是在共同体中有统一性的共同的“普遍自我”,正如卢梭强调的那样:“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4]他往往只着眼于公共利益。格罗夫曼和费尔德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理论假设为前提,最后演绎并推导出了“公意即公共物品”的结论。这当然是对公意内涵的一种误解,因为很显然他们的大前提是错误的,[5]“经济人”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原子式个人”,他往往只着眼于私人利益,是具有特殊偏好和偏见的个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私域(家庭、谋生等领域)而不属于公域中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志又怎会是公意?有学者便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批判。①第二,公域中事务的普遍性决定了公意的对象必须是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指的是超越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具有整体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事务。卢梭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意是绝不针对个别的对象考虑问题的,无论这个个别的对象是在国家之内还是在国家之外。……由于作出规定的行为者是公意,它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带普遍性的”。[6]这种事务与一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都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所有成员形成公共意志。相反,如果事务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那么处理这种事务的意志就不是公意。比如,雅典城邦公民判决了苏格拉底死刑,有人认为是公意杀死了苏格拉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杀死他的不是公意,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人并不具有公共事务性,判决不具有公共性的人死刑怎么也不可能是公意所为。第三,对公域的不同解读决定了公意的内容必然具有差异。就是说,不同的人对公意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有两种表现。一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比如,在当代功利主义者内部,一些人把公域理解为实现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领域,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每个人平等权利的问题,重心是平等;但另一些人却把公域当作通过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创造更多财富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他们头脑中的公意就是如何实现和保障最大程度的自由的问题,重心是自由。正如威尔•金里卡所说的那样:“虽然一些功利主义者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就会使效用最大化;但另一些功利主义者却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认为它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7]二是不同学派之间有不同理解。比如,自由主义学派把公域当作实现和维护个人权利的领域来理解,相应地,在他们眼中,公意的内容便是围绕着如何确保个人权利而展开的。社群主义学派则不同,他们把公域理解为一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相应地,在他们看来,怎样实现并且维护公共利益就成为公意的优秀内容。总之,公域是公意立论的客观基础。公意的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域,同时公意的内容也只能被公域所决定。 公共需要是公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动力 “要如何才能既实现人们的共同协作又不会因此而丧失自由”是卢梭思考社会契约论并进而提出公意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要求人们共同协作?是人们的公共需要。一切社会及其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必须满足人的衣、食、住、用、行等各种需要之后才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8]就人的需要来说,它完整地内含着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个部分。个人需要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感到私人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个人满足的心理驱动力,相反,公共需要指的是共同体所有成员感到共同利益的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共同满足的心理驱动力。公共需要区别于个人需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有整体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驱动力,是人们应对公域中的公共事务(如战争还是和平、秩序还是混乱、自由还是奴役、维持自然生活状态还是进入社会生活状态等)而激发出来的,是人们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和共享公共利益的道德动力和基础,也是驱使人们达成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并且进而形成公意的原动力。霍茵菲尔德•尼布尔也认为,人除了自私的自然冲动以外还有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冲动不仅促使人超越自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性,而且也促使人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9]公共需要具有客观存在性。它的对象中包含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如各种公共事务;它的基础是公域,而公域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领域;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外部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由是观之,之所以人们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因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遭遇了普遍性的共同障碍,而且它的力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个体维系其生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如果不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生存模式,人类将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走向灭亡。正是“共同生存”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公共需要激发了人们“协作共生”的公意的产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论社会公约”部分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思想,他说:“除了把大家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在一个动机的推动下,一致行动,才能战胜阻力,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10]这里的“动机”一词其实已经暗含了公共需要的意蕴,只不过他用了主观性的“动机”表达了客观的公共需要而已。公共需要不仅是公意产生的道德动力,而且也是公意发展的道德动力。人们的公共事务是随着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新的公共事务又会引发人们形成新的公共需要,因此人们稍低层次的公共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需要。比如,当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相应地产生并提出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高层次的需要。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要是由低向高逐步发展的思想不谋而合。公共需要推动公意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意的主体范围在逐渐扩大。古希腊时期,只有公民才有表达公意的权利和资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是除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妇女、儿童、奴隶、俘虏和外邦人之外的有财产、有智慧、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的成年男人。可见,有资格表达公意的公民范围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后来,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者的据理力争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手工业者、农民、奴隶、妇女等人群也享受到了表达公意的公民资格。卢梭凭借着天赋人权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对格劳秀斯关于剥夺奴隶公民权利的合理性观点给予了严厉地批判,说“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11]可见,表达公意的主体范围确实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二,公意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伊始,公意主要是表达对和平、秩序、安全等内容的公共需求,随后,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福利为内容的公意要求逐渐增多。比如,霍布斯更加强调秩序和安全,洛克更加强调自由,卢梭则更加强调平等。又比如,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保护生态环境为内容的公意表达现在变得越来越趋于一致,须知,前工业时期此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 实现公共利益同时保障个人权利是公意的旨归 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学术界对此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其依据在于卢梭的表述,如“公意……永远以公共的福祉为宗旨”、“只有公意才能按照国家成立的目的即共同的福祉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在于……共同的利益”等。然而,有不少人把它当作公意的唯一宗旨而不承认甚至否认公意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的宗旨,笔者认为,这是对卢梭公意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区分开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了。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毕竟是有所区别的。个人权利是法律赋予个人的要求他人或组织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资格,是属于公域范围之内的,是国家给予保障并且可以共享的权利,对于个人来讲,他享受也好不享受也好,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程度之别、多少之分。反之,个人利益则是个人或家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需要自己努力积极争取的东西,是每个人自身生存的条件,是属于私域范围之内的,其实现有多少之分、程度之别,这种分别又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天然禀赋、家庭出身、努力程度、受教育水平、因缘机遇等等很多因素,具有非共享性。可见,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个人权利既然属于公域,公意又是公域的最高指导,那么公意保障个人权利也就是正当的了。前述那些对此观点产生误解的人就是混淆了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的之间界限导致的。在他们看来,公意只代表公共利益,不可能代表个人利益,相应地也就不可能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卢梭始终认为公意也是要保障个人权利的。他在探讨人类处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的得失问题时曾指出,在公意指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所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12]这里的财产权难道不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显然是。不少人认为这种财产权已经改变了其个人所有的性质成为共有财产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他在“论财产权”一章中明确指出:“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刹那间便把他当时所有的一切———他本人和他所有的力量(他的财产是其中的一部分)———都交给共同体了。不过,这并不是说,由于这一行为,在转手的时候所有权便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了”,[13]进而又说:“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14]很明显,这里的财产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一部分,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在他看来,个人财产权利也只有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才能够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脆弱”性,才为社会状态下的人所尊重而更有保障。言外之意,公意是个人财产权利的强有力的保障者,而非个人财产权利的对立面甚至剥夺者。另外,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一章中也明确指出了公意以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侵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宗旨,“主权者绝对不能对臣民施加对共同体没有用处的约束,它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理性的法则,没有理由的事,就不能做;按照自然的法则,同样是不能做的”。[15]主权者是什么?主权者是公意的表达。因此,上述观点也就转换成了公意不得侵犯那些“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权利。综上所述,公意意味着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统一,其宗旨不仅仅在于实现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因为不同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它也是属于公域的,保障个人权利不是保障个人利益。我们必须清醒看到个人权利与个人利益的区别,否则难以真正把握卢梭公意思想的实质。 “话语”讨论是公意产生的共识基础 卢梭在论述“原始的约定”的重要性时曾指出,人们的“结合”是有条件的,这种“结合”内含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讨论两个方面,否则,就不是“结合”而是“聚合”。“聚合”是指彼此之间没有意见交流的分散的人们像麻袋中的土豆一样被外在强力集合在一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人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利益,没有公共的“话语”,因此不可能产生公意存在的共识基础。反之,“结合”就是缔结契约,契约本身就意味着签约人之间就公共事务进行陈述、交流、沟通甚至是辩谈的过程。“结合”是平等自由的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而有着共同的“话语”,通过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意志才是公意。无独有偶,他在“论公意是否会出错误”一章中也明确指出,“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时,……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的”。[16]显然,卢梭认为公意产生的条件是“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私意中内含着公意,然而,从前者升华为后者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私意往往是彼此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这为公意的产生仅仅提供了一种“必需”,但只有这些私意“求同存异”并从中找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意志来,公意才可能产生。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进行公开的讨论。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作“实践问题用话语来处理”,他说:“经过话语形成的意志,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原因在于,话语与讨论状况的形式特点足以保证,共识只会通过被适当解释的普遍利益而产生。”[17]由上述卢梭的两段论述不难看出,公意得以产生的共识基础是“话语”讨论,即是说,它需要通过人们在公域中讨论、沟通和辩谈来达成。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们在公域中会公开辩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内涵及其边界,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公域的范围、公域内应有的规则、公域内应该合理给予定位的公共价值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等进行公开地讨论甚至辩谈,通过“话语”途径,“求同存异”,最终形成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公意。总之,公意不是自发生成的,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公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且与每一个其他的成员进行讨论、沟通和辩谈,通过“话语”的方式来达成共同的认识和意志。 政治哲学论文:创建政治哲学的迫切性综述 作者:闵长虹 单位:浙江大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迫切性 从传统社会崇尚的整体德性正义观到近现代社会追求的外在规则正义观,再到当代社会提倡的德性与规范相协调的正义观,西方政治哲学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辩证法。这启发我们,正义既不是古代落后生产力背景下的先哲们的直觉感悟,也不是近代个体被强迫遵循的行为规范、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无奈选择,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当代的自觉追求。这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相耦合。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的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解体,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在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穿、温情脉脉的封建面纱被揭开之后,存在于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被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所取代。伴随个体权利的成功伸张和有力扩张,维护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私有利益成为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个体权利本位及其诉求的正义制度为自由划定了上限,对自由似乎不能再有更高的奢望。马克思要超越的正是这种哲学,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接地将自己的哲学与他要超越的哲学的差别表述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个新的立脚点超越了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及其要求的伦理原则,超越了仅以个人权利为基本原则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阈。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的全新的政治哲学观。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非常有限,资产阶级没有实现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后这些诺言纷纷破产。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为背景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为自由划定了上限,使人陷入自私自利的樊笼而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与人类解放的宗旨相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P.106)然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围绕正义、权利、民主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几乎垄断了话语权。似乎只要论及正义、权利、民主等问题就只能求助于自由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失语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仅仅被诠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产生忽视民主形式及相关制度建设的误解,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维度的被遮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肯定维护个体权利的正义原则及相关政治制度,而在于是否承认其只是过渡性的正义原则和政治制度。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尝试着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制度,其建制形式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以完善阶级、国家仍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自由主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学界,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与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自由主义对其的反批判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么被看做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要么被当做是自由主义缺陷的补充,其自身逻辑从未得到清晰呈现。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我们洞察西方政治哲学历史变迁的真实意向,分析西方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的利弊得失,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尽量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生之年把全部精力聚焦于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对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系统、精深的正义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仅仅依此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性旨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根据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唯物史观是依据科学事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任务是向人们揭示客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是怎样”的,因而它只是关于客观事实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规范性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使以规范性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面对自由主义话语的失语状态。在唯物史观中,事实与价值、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考察一切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只有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够得到合理说明。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个人自由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波普、伯林还是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力图将马克思的方法归于机械决定论,批判其以历史规律宰制个人,否定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在回应这一批判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和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事实与价值内在于唯物史观”的精辟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分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只满足本学科的研究,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阈日趋狭窄和片面,最终引起“回到整体马克思”的呼吁。“回到整体马克思”需要我们洞察唯物史观的真谛,立足唯物史观的旨趣,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以规范方式考察问题的视阈。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迁,实然地揭示了客观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通过诉诸应然的价值准则指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努力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与资本主义正义的片面。唯物史观的精髓在于: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再过渡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维度,双重批判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历史基础上逐级展开。因此,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先批判资本主义后批判封建主义,超前批判资本主义容易掩盖封建主义的更大罪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把准确阐释唯物史观作为切入点,既扬弃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坚决抵制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国外以列奥•斯特劳斯及其后学为代表,提出了古代的善(整体美德)高于近现代的个体权利之命题,他们虽然敏锐地洞察了现代性的消极面,却也拿不出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存在开历史倒车的嫌疑与危险。与国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呼应,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思潮大肆渲染儒学复兴中国,鼓吹儒学拯救人类文明危机。儒学博大精深的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无疑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儒学也有其“糟粕”性的一面,思想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使和谐思想、大同理想、仁爱理念更多地停留在观念层面。真正的和谐不是观念上的自我陶醉,而是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创造;不是封建宗法关系笼罩下的温情脉脉,而是经济独立之后个体的精神觉醒。当代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又要借鉴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既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用体制正义带动以人为本的国内科学发展,又要着眼自由主义泛滥的世情,用人类正义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借鉴西方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宪政民主的有益经验,又要着眼未来阐释用人类正义取代资本正义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碎片化、价值虚无化、意义空洞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一理论构建显得愈加迫切。 政治哲学论文:被误解的波普尔政治哲学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文 摘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动的反思,建立在人们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在生活世界的实践语境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和反思。在肯定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哲学相遇的可能性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思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坚持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即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哲学范式;人学范式;社会价值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一个哲学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能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在于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意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学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深化了对其本质的认识,但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活动的现象,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与集体活动中的辩证关系也需要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去解释。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现实的总体性把握[1],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需要社会哲学范式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和需要的必然性与普遍性问题反思,这与认为“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把社会政治的需要看作其出发点和归宿”[2]的观点不同。基于社会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在生活实践中如何体现的,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才能正确体现其本质。 1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样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许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界定是从一定统治阶级、阶级意识形态来界定的,“意识形态性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它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属性”[3]。意识形态性的优秀是政治性和阶级性,是指的是观念上层的建筑,是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众的,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意识形态说发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功能传播,在这一社会关系中显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实质是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渗透”[4]。政治是对公共事务的安排和治理,它自始至终都有公共性的向度[5]。政治性只是人的群体归属需要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在原始人群内实际上是存在着为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从根本上看,在阶级蒙昧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政治是一个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强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即政治同化了道德和宗教,因此,政治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做概括是不能覆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范围和全部现象,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被需要的体现,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活动,在现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一个前提性承诺,具有确定的价值取向和导向的,尽管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及其不同人群、各个阶层和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然而对于其历史正当性、社会价值取向和作为人类需要的一项活动是共通的。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相同的现象,即能够用一种关注社会活动的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根本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本源性探究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去追问其为何存在。基于这样的路径去寻求它的本质,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人的一项活动,发端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思想活动。简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是原始社会人进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群居生活,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把这种原始形态的德性称之为“生活式的德育”,尽管这种生活式德育及其原始,但它已经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传递和驯化人的德性职能。[6]基于这样的生活式德育所形成的习惯,维护着人际平等与聚集,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群内存在大家较为认同的活动准则和行为标准,体现在集体狩猎和采集活动当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结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原始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集体的、公共的、社会性的活动,也还没有从其他的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在社会思想领域表现为对某种神秘力量的一致崇拜和信仰[7]。人与人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结成的这种自然共同体当中,表现的是对氏族部落认同的原始宗教式的精神控制,是群体性的。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阶级控制和阶级教育活动的出现。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不存在着思想体系的明显分化,政治社会中只存在着一套较为完备的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得到一定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转向政治教化。中世纪时期宗教利用教义将人们的思想观念禁锢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当中,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主人”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那一系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和教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宣称教育是为了对公民进行智、体、道德教育以及宗教教育,培养民主、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教育实践中大肆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的教育,并且在公民教育中体现了一种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社会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建构的各自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多元的以理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而非从阶级出发的论证和阐发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所应实施的方案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是以培养民众对国家(国族)和社会自觉认同的理性精神为主旨的教育和引导。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在不断的自我实现、解放,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质有了一个基本指向,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示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实践性和目的性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指向,社会哲学反观人的生活总体。 3用社会哲学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社会哲学在我国80年代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王南湜教授提出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基于这样的方法,王南湜教授给社会哲学的定义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性把握[8]。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从其发展历程看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目的性和实践性理解和把握需要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来把握,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则指的是以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给予总体把握或反思,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重新做思考。本质不是变化的,是最普遍、最稳定的根本性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也是各个阶段体现最为普遍、稳定的最根本性质。基于这一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发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性和实践性体现出发。3.1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首先,从其出发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进行。社会哲学是以一种总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那么生活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体现。从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开展教育,分析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嬗变等,而这些是无法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使人们形成好的思想,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而这种思想政治素质则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一个在不断创造活动中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去提升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涉人这一本性,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内在契合,才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体现也须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预期效果,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是否有效。[10]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相应的关照这一点。通过交往,圈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生活产生影响,不管是显性的影响还是隐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性。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目的性。3.2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方面。人的存在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可避免的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有一定的关系,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11]。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需要得到认同,也需要去认同群体其他成员。在认同确证的过程中,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影响和相互教育。但是,在这种社会圈中不一定都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有些群体思想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消极影响。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自发性,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相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专门人员、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育,体现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不同的,它根据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预设的。在关照这一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人的主体选择,把人在发展中符合社会目标的思想政治强化、形成理想信念,使之与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使人与社会在互动中发展。3.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指向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立足于现实,而且关照未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的解决人们现实思想问题、实际问题,而且把人的思想长处、积极方面引导,并且发挥预防作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基本观点,是关于现实的人对全部生活实践所产生的意义的一种评价、判断和取舍标准的思想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只包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还是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美学价值观等教育。“价值观教育对人们进行启发和引导,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价值观教育是一个规范性层面上的教育,它不可避免地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渗透到教育过程中,以此促使人们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13]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在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个体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个体价值观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在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进行价值体系引导。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观教育,它是一定阶级、政党或集团用社会价值观体系对社会成员施加一定影响,促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社会价值体系要求的个体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作者:张应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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